转口贸易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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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口贸易论文篇1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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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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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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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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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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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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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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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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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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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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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转口贸易论文篇2
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视域下的有关区域市场整合的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可以被部分运用于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研究。借助关税同盟理论和Balassa模型，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进行描述，并对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检验，实证结论揭示：港澳与大陆间的区域市场整合对彼此的影响不尽相同，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一方面在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的同时，会获得净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袁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等效应。 论文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 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11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 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11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11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 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关税同盟理论，对港澳和大陆这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历程进行了现象描述，利用2002—2007年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数据，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了经验检验。本文的分析在于谈论以下两个问题：(1)我们研究区域市场整合问题，要不要跳出主流经济学所囿于的相邻国家的空间纬度，如何运用其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来对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分析；(2)借助Bal-assa模型对港澳和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的实证检验是不是一种能说明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这种分析；(3)针对港澳与大陆间区域市场整合彼此影响不尽相同的情况，即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会获得净贸易创造的情景，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形成净贸易创造；(4)关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的事实，我们的相关研究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深。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拓宽分析和研究，无疑会给政府制定港澳和大陆一体化政策提供依据。
转口贸易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 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 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 而言, 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 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20.4
16.9
15.4
10.8
17.6
14.7
印尼
13.8
23.4
—
10.2
16.3
—
马来西亚
20.2
13.3
13.6
16.0
19.2
12.9
菲律宾
28.7
14.1
17.9
15.5
19.2
9.2
新加坡
17.3
—
—
14.8
21.2
—
泰国
21.2
14.8
—
10.7
转口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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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任勤.WTO 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朱钟棣，郭羽诞，兰宜生.国际贸易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刘伟丽.战略性贸易理论理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5.
转口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外贸结构 外贸依存度 政策调整 多元化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贸易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
高外贸依存度是一柄双刃剑。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交换和分工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诸多外贸依存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从而甚至影响我国的经济决策能力。根据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贸易分工虽然提高了双方的社会福利，但是也固化了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单一地集中于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需求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以及特保案，针对我国劳动力和环境的蓝色和绿色贸易壁垒，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额，造成出口为主的产业纷纷转向内销，使国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扭曲，并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由于战略资源的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国家安全收到威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对于许多战略资源的需求也逐年升高，当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对于资源的进口也逐年增加。1993年，我国从原油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支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发展的资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国，还威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国际需求，从而改变国内的就业格局。生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上升，企业也不能第一时间雇佣到合适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外贸实现了由小变大的转变，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外贸是大而不强，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整体利益比较少。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政策来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程。
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 ,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最大限度利用国内资源，并协调地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吴汉嵩.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经贸论坛》2009；7
[2]黄晖.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我国外贸结构的转换 2009
[3]肖海霞.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的利弊之所在
转口贸易论文篇6
有关加工贸易毕业论文范文一：发展加工贸易促进贸易平衡研究
[摘要]后危机时代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出口急剧萎缩，然而加工贸易确是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文章对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应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通过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完善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利用出口转内销政策，将加工贸易内销和外销都作为政策的导向;利用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促成加工贸易发展趋于平衡。
[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平衡;出口转内销;弹性调节机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出口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升值及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加工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不敢接单或无单可接，为了缓解出口压力，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如何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本文提出笔者的思考。
一、加工贸易失衡的数据分析
一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遭受他国的贸易报复。从一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来看，贸易平衡应该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我国目前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尽量减少顺差，规避他国的报复行为，减少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我们主要从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005--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2005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长期贸易顺差的态势，且贸易顺差的额度都较大。其中，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来源之一(2009年除外)，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的贸易顺差呈递增态势。
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应该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表-2数据可知，2005--2007年，加工贸易确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但2008--2009年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2009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在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比为48.2%，加工贸易占比为41.2%。
从直接数据来看，这种进出口主要贸易方式的转变和贸易顺差的来源是相悖的。因为，一方面，贸易顺差一直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呈递增态势;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确呈递减态势。这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告诉我们，虽然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促使贸易趋于平衡，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因此，处理好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适当地将加工贸易外销的部分份额转向国内市场，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减少贸易顺差，实现长期贸易平衡的关键。否则，虽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预期，但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依旧，会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既然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为什么一般贸易不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只有认清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
(一)从加工贸易内涵的角度
对加工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加工贸易理解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反映的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关系;另一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国家对进口料件加工采取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是政府部门操作层面上的保税监管加工贸易。本文所称加工贸易为第二种解释，加工贸易俗称两头在外贸易，即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辅助材料等全部或部分从境外进口，在境内加工装配后，成品销往境外的贸易。
从海关监管层面上看，加工贸易主要表现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又称为保税加工，加工贸易货物通常称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又不完全等同于加工贸易货物，加工贸易货物只有经过海关批准备案才能保税进口，经海关批准准予保税进口的加工贸易货物才是保税加工货物。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合同项下所进口的货物不全是保税的，只有海关批准才给予保税待遇。由于海关给予暂时免纳关税的待遇，减轻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加工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加工贸易呈现顺差。
(二)从加工贸易实质的角度
加工贸易顺差的直接表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从表-3数据可知，2005--2009年间，每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都大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且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增速。
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实质角度加以解释。传统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在境内保税加工后返销境外。由于在境内加工生产，加工生产过程必然凝聚了物化劳动，导致加工成品出口价格必然高于加工料件进口价格。另外，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递增，导致加工贸易进口总值增加，进口总值增加又必然造成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加。于是，规模的扩大和成品价格高于料件价格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考，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1 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之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丧失，以工资来衡量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比如鞋业、玩具业等。从近几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政府也出台了对于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鼓励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影响下，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主要为资源性商品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的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于加工贸易进口产品附加值，于是造成加工贸易顺差。
2 产业链条延伸因素。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传统的两头在外要么出口创汇少、生产工艺简单，要么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来料加工，在只赚取加工劳务费的同时，反而招致大量的贸易摩擦。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本土企业参与较少，但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允许企业开展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在外发加工税收优惠上给予支持。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这些举措，增加了国产料件的加工投人，减少了进口料件的数量，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总值，提高了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加了加工贸易出口总值。
(四)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角度
从2005年7月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升值态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初级产品成本降低，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而这些初级产品以料件的形式用于加工生产，转化为成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过多影响成品出口，因为进口的料件作为贸易性投人品投入加工生产，人民币升值已经自动反映在成品的生产成本上。但是，投入生产的国产原料由于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表示的成品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贸易性产品的出口，也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促进贸易平衡
通过对加工贸易顺差原因的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适当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才能有助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发展。由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长期大规模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因此，我们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研究重点放在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上。
(一)适时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
通过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一方面，将以往部分允许类商品纳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将以往部分限制类商品纳入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通过该目录的调整，将那些大量出口，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又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发展的产业纳入该目录之中，从而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目录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这样，通过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方式，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二)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制度是为鼓励出口创汇、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而产生的，在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对加工出口产品从国内采购的料件给予退税，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应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和退税比例。
(三)调整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
通过台账的实转、半实转、空转、不转，结合区域差别待遇、企业类别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调整，可以灵活地控制加工贸易企业交纳的税款保证金，增加或减轻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调整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
(四)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政策
现行加工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超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改革开放增加外汇储备的产物，优惠政策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增大。在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措施，真正体现国民待遇，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五)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阶段保护论告诉我们，当一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发展潜力时，政府应当予以保护，当该产业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或达到一定保护期限时，政府就应当减少或放弃对该产业的保护。借用阶段保护论的观点，我国应该将加工贸易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贸易形式，在当前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出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目的，对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该结束或减少对其让利幅度;对那些依然需要政策呵护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继续实施保护，以提高加工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向贸易平衡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加工贸易的产业退出机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从而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实质是基于一定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直至取消优惠，引导加丁贸易的转型升级，适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的行为机制。
1 建立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实施机制。现行国家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的规定，将加工贸易产业(商品)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商品的税目进行细分，适时动态调整相关目录，明确哪些是鼓励发展的产业，哪些是限制发展的产业，哪些是禁止发展的产业。但相关政策调整后，企业往往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该政策，有时对相关政策理解也存在着偏差，这就要求政策调整应配套相应的调整实施机制，明确谁通知、谁解释、谁服务，让企业能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发展方向，调整企业生产。
2 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除了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细分评价外，还要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对我国外贸政策和外贸环境进行评价。运用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后，找出该加工贸易产业退出的临界点，当达到并超过该临界点时，表示该产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转为一般贸易。
3 参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予加工贸易产业一定的过渡期。当该产业达到临界点后，给相应企业预留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考虑如何将该产业与企业自身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相结合，给企业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提供足够的时间，顺利实现产业退出。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基础上，我们还 要考虑，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以期对相关加工贸易产业的退出提供实践经验。
(六)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政策的调整
为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压力，将部分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调低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而达到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目的，在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不变或正常波动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
具体而言，政府要将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作为政策大力宣传，改变企业长期固有的外销思维;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简化内销手续，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税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积极探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奖励机制，对创立内销品牌按规定给予奖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收款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打造企业内销的核心竞争力。
四、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
通过出口转内销，将外销的一部分转到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是一种最直接的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加工贸易外销和内销都作为加工贸易政策的导向。为应对加工贸易失衡，可以建立一种弹性调节机制，在加工贸易顺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于内销，适当增大内销优惠，增加内销数量和比例;当加工贸易逆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向于外销，减少内销优惠政策和比例。通过这种内外销政策的弹性调整，使加工贸易内外销协调发展，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将加工贸易内销作为一种政策导向，需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特点、不同消费群体，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内销与外销的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外销产品内销要考虑产品结构、国内营销渠道、自主品牌建设、售后服务和研发，这些对于长期关注国外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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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工贸易毕业论文范文二：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
[摘要] 加工贸易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保税制度、出口退(免)税制度和征税制度。加工贸易保税制度有全额保税、定额保税和不予保税之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方法虽然因具体贸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与一般贸易相比更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工贸易征税制度则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来源料件、区内区外企业实行了区别的征税待遇。
[关键词] 加工贸易 保税 出口退税 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由此可知，加工贸易出口应税商品或不予退(免)税商品的征税制度对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以及国产料件、保税进口料件区别对待，没有一视同仁，这显然不利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值率。其次，虽然加工贸易料件与制成品内销制度中规定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但未明示该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制成品，从而使得企业可能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国家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国内销售该类产品。最后，根据规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内销的制成品，其补税时的完税价格按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审定;而区外企业内销制成品时，则按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或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定。一般情况下，制成品的成交价格要高于料件的成交价格，而且根据关税升级理论，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要高于料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因此，这种差异显然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利。
总之，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其税收管理涉及税务与海关等多个部门，从而导致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在引导我国加工贸易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下，我国各相关部门应协调统一加工贸易税收制度，在尽可能保持税收中性的基础上，合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而确保我国加工贸易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转口贸易论文篇7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跨越式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优势转化功能的理论考察，结合中国当前对外贸易的总体特征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 论文关键词：跨越式发展战略；优势转化；中国对外贸易 通过经济发展战略，改善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 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及诸多经济学家都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不少发展战略的“良方”，可是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却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经济发展战略成为经济学界敏感而谨慎的话题。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只会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经济将会更加“市场化”，中国也将更深层次的融入到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中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多的与外部发生密切联系，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冲击和波动的影响。因此，审视以往中国的对外贸易经验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显得尤其重要和关键。 一、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理论考察 （一）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提出 跨越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各个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的跨越发展成为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发展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是西方化的标准，而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能完全依赖移植西方文明发展自己的文明，后进工业国的发展不能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能借鉴其经验进行自我创新，否则将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历史悲剧。后进工业国要想摆脱现有的落后局面，就要采取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理论和战略应运而生。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最大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转换，在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生非自然演进，导致制造业内部的历次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更替，其转换强度和转换条件的孕育过程相对于自然演进要强烈得多。二是后进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产业激进发展的重要参与人，通常以调控者的身份致力于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后进工业化国家大多采取了宏观的产业结构政策以及为促进所谓的新兴产业而配套的国家融资、税收优惠、进口限额等相关政策，使工业化进程在政府这一强制性组织的干预下大为缩短。因而，在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变成了跨越式发展的集中表现形式。 （二）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优势转化功能 产业结构基础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基于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是跨越式发展的集中表现形式，产业结构的构建和转换要依据本国的要素禀赋状况。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在比较优势的多方面来源中，最常见的仍然是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从一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出发而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是该国产业构建的重要依据和贸易的主要基础。 根据赫-俄理论，一国应根据其要素禀赋选择其产业结构，而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取决于其自然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发展初期，资本通常是稀缺要素，因此该国就会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表现出优势，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土地和森林等资源将会越发稀缺，比较优势将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随着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资本将会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也将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要素禀赋的差异引致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不同产品供给能力的差异。所以，采取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由此，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下，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比较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构建自己产业结构的基础，但由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需要发展中国家具备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而且该战略过分强调一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的不变性和各国间的资源、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的静态特征，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当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将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不是一个能够自发完成的过程， 要依靠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两者的转换。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就是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跨越式发展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动态体系，在相当程度的市场竞争状况下，通过微观产业组织政策和宏观产业结构政策，优化资源配置，转换产业结构。在优化和选择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得到积累和提高，产业结构得到转换和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目前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依赖的完全市场竞争状况，对于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各国经济，该前提显得过于苛刻，对于企图依据资源禀赋来构建和转换产业结构以至于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后进国家的跨越发展远远不够，更何况发达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曾依赖了政府的力量。依据日本的跨越发展经验，日本政府在日本战前发展、战后恢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大幅度转换的过程中的干预作用，强力支撑了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实现。依据经济背景的变化，现代西方贸易理论也适时修改了赫-俄理论严格的前提假设，以使其更加符合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其理论框架中加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因素，而且对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给予更多的关注，提出政府的干预作用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或激励，改变或鼓励企业既定的战略行为，发展本国产品的出口和相应产业的竞争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发展要依赖政府的力量，只不过其干预的方向和方式要区别于发达国家。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特征 从总量上看，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80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20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200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提高到8512.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达11547.4亿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这一系列数据的变化标志着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由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1995年至今，又实现了以纺织服装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关键转变，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竞争力不断下降，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在数量大增的情况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结构提升缓慢，在国际上单纯依赖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面临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更强化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趋势。而同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这与长期依赖成本优势、不重视科技开发和结构升级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与相对更加依赖劳动力低廉国家的竞争有关。这种来自于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如果不尽快转化为竞争优胜，可能将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低级层次和价值链的最低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较滞后，与商品贸易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2005年我国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信息服务、咨询、广告、金融、专利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 中国在向世界市场进军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尤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经济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看，1979～2011年期间，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来看，美欧依然是最多的两个地区和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直追而上，在10个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占了6个。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实施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严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额，打击我国相关出口地区和企业的发展，容易引发国际经济摩擦连锁反应，增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风险。这与执行出口至上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尽管中外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诱发中外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政策含义 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制定，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积累状况来考虑长期性的目标指向，体现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战略意图，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不是单纯的计划制定，而应当让利益集团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中， 展望各自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促使企业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利好项目大胆投资。因此，中国实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以产业结构提升为目标的积极而可行的贸易政策，提高对外贸易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和投融资环境，采取灵活安排的汇率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发展。 采取适合本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是中国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成败的关键，遵循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加速稀缺生产要素的人均占有，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大幅度优化升级。在此过程当中，政府在利用比较优势对新兴产业进行选择、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可以起到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适合本国对外贸易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是出口创汇战略和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并重的两个部分，出口至上战略中除了继续实施商品出口战略，还应当考虑资本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战略，利用进口促进发展战略应当包括进口产品战略和进口安全战略。 以上战略的政策含义在于：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发展；利用外资政策要为产业政策服务，通过引进外资首先着重引进技术，利用引进的技术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转换。
转口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科技创新；优化升级；珠三角地区；区域外贸；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085-02
1.引言
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是当今国内外经济学领域的热点，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不仅仅是创新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学和区域经济研究的交叉课题。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互动关系而且非常紧密。区域对外贸易现状的变化决定着该地区外贸的转型与升级，而地区外贸的转型与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的协调发展对一个区域贸易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重大的实际意义。在后危机时代，我国许多沿海地区外贸面临“衰退式”增长，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外贸要塞地区，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因此，本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外贸为例，结合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大背景，研究科技创新驱动与区域对外贸易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实证分析，探索珠三角地区外贸“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凸显科技创新驱动这一要素的作用，对于促进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升级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为珠三角地区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建议与对策。
2.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者主要是从Value chain整合和升级视角出发对区域外贸升级进行研究。Grossman（2012）通过建立相似区域间的模型证明区域外贸转型升级与Value chain攀升相关。Mayer（2014）进一步指出，Value chain攀升的潜力将影响区域外贸转型与结构优化的速度。Koopman（2014）通过研究全球Value chain分工对贸易成本的放大效应，指出Value chain整合是区域外贸转型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加快区域技术创新。另外也有学者如Ranjan（2014）；Costinot（2014）；Berkowitz （2015）；Levchenko（2016）等从动力、创新和支撑等角度研究构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的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初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著名论断。之后学界与政府展开大量研究与实践。Rosmailis（2014）进一步将供给因素归纳为两类：第一，质量好的产品往往运输的距离更长；第二，需求增加也可能会使新产品种类进入出口市场，从而导致出口增加。近几年也有学者基于异质性理论研究，如Mayer （2014）； Melitz（2014）； Ottaviano（2015）等指出，贸易顺差不仅仅反映产品质量，所以应该剔除广度边际的影响。
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区域外贸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对策做了大量研究。薛荣久（2012）认为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巨大冲击，提出外贸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孙亚平（2015）研究区域外贸转型升级的措施，提出外贸在加大技术投入实现转型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等政策建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外的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国内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大量结合我国实际的研究。贾康（2013）；滕泰（2015）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有学者从宏观政策角度进行研究，厉以宁（2016）指出供给调控是产业技术政策调整，供给侧发力是增加供而不是抑制供给。也有学者从外贸供给侧改革角度进行研究。张二震（2016））指出区域外贸亟待转型发展，加快推进外贸供给侧改革，是促进转型的有效途径。薛荣久（2015）指出服务外包产业是外贸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撑。尤聪（2016）指出区域外贸必须持续强化政策供给，推进外贸供给侧改革，增强中间端政策扶持，推动外贸增长。
2.3 评述
区域外贸转型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外贸转型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内容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从供给侧改革这一角度研究区域外贸转型目前还比较少学者研究。本项目尝试运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来探寻对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优化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珠三角地区2011-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珠三角地区出口量，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客观实证分析，通过采用VAR模型构建和JOHANSEN-GRANGER检验等研究方法，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可以弥补相关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3.实证研究
3.1 变量
本研究构建3个变量：珠三角地区外贸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基于此3个变量构成回归模型。数据主要来自来源于《珠三角地区统计年鉴》2011-2016年间，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和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分别设为X1、X2，出口总值设为Y。这与前面对外贸易状况及三次产业Y构变迁的阶段划分一致，数据主要。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设定2010年为基年，对数据进行“滤化” 和“Log-Transfer”从而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3.2 ADF检验
本研究采用ADF方法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相应的检验。研究发现，这3个变量的 ADF 值分别为：lnX1=-1.529822， lnX2=-1.55963，lnY=2.692123分别小于各自的临界值-2.98565，-1.786632，-2.523102。这证明该 3 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具有显著的平稳性。
3.3 模型构建和JOHANSEN-格兰杰检验
本研究构建1个 VAR 模型由 ln X1、ln X2 、ln Y 组成。为了进一步确定这3个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是否稳定，我们接着进行了JOHANSEN协整性检验 ，把JOHANSEN作为研究检验这3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协整关系的主要判断依据，结果如表1所示。
如表1结果所示，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和迹特征根统计量检验都在0.05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证明了这3个变量ln X1、ln X2 、ln Y之间呈现出线性协整性关系，同时表明了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与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科技创新驱动）之间不仅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并且存在长期稳健的高度相关性。基于以上发现，我们对HORIZONTAL下的 VAR 模型进行3个变量ln X1、ln X2 、ln 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得知，在ln Y、ln X1、ln X2的关系中，滞后1到3期5%的显著性水平上，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科技创新驱动）均是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的格兰杰-CAUSE。这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与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科技创新驱动）存在线性的单方向格兰杰-CAUSE关系，也就是说，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科技创新驱动）的增加能对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发展起到正驱动力作用。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新经济学、供给理论、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等理论，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优化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探索，以我国外贸要塞地区和开发前沿的珠三角地区2011-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和数据来源，对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和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客观实证分析，具体通过采用VAR模型构建和JOHANSEN-格兰杰检验等Qualitative & Quantitative研究方法，得出相关结论。JOHANSEN结果显示，短时期内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对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具有十分显著的驱动和促进作用。立足长远来看，珠三角地区政府应分步骤扩大和深化其对广东外贸实体企业特别是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与支持力度，在实行珠三角地区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凸显科技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在外贸升级优化的带动下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提高整个外贸结构的升级优化乃至整个华南区域经济升级优化、引领全国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着重大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性意义。格兰杰-Cause检验结果显示，目前广东乃至华南区域，特别是珠三角一带的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变化是促进科技创新驱动进而促进珠三角地区出口量（区域贸易升级）的 格兰杰-Cause，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迅速推动加速了科技创新驱动的加速度，从而激励了大批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蓬勃兴起和大量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且专利制度对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发展有着稳健持续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政策推动下，科技创新驱动通过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外贸企业专利这两者形成一个“合力”作用于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优化，最终形成一个科技创新驱动与区域对外贸易升级的互相作用的机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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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广东外贸“供给侧改革”驱动发展路径分析，项目编号GD16XYJ30）、广州工商学院2016年课题（广东对外贸易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A201602）、广州工商学院2016年本科“质量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在线MOOC示范课程，项目编号ZL20161226）、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共建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的广州外贸企业资源配置和创新驱动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007762）的资助。
作者简介：
转口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路径依赖；贸易主体；贸易方式
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由于外生的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触发和内生的各种正反馈机制的强化作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对其初始路径产生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David 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此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讨。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并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随后，研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Grabher在1993年、Garud和Rappa在1994年、Bebchuk和Roe在1999年、North在2005年分别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是不足的，一方面未能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值得指出的是，傅沂提出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东莞更是遭受剧烈冲击。对此，国内学者争相提出和论证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索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力争为东莞的贸易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用1995年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下文涉及的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进出口数据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再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计CPI将以人民币计量的名义进出口数据换算成其实际值。接下来，本文将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东莞市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一）对外贸易主体的变迁
以企业的经济类型为标准，对外贸易主体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
本文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国有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1995年仅为350.60亿元，随后逐渐上升，在200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即827.89亿元；随后先下降后上升，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即980.83亿元；之后再次下降并在2011年跌至375.03亿元。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1995年最高，达到55.30%；2002年跌破50%，为49.73%；2011年降至最低点，即12.71%。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2000年保持为零，这是由于政策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2001年开始破冰，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为200万元，此时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0014%；2002～2003年，民营企业实际进口获得井喷式的发展，2002年达到5.29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16倍，2003年达到196.6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6倍，直至2007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逆转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负增长9.75%；随后两年因金融危机缓解而恢复增长，其中2010年强劲反弹，增长了36.80%。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至2000年保持为零，随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突破了10%，2011年突破了20%。关于历年的其他企业实际进口额，不论是其绝对数值，还是其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非常小，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与前述三种贸易主体相比，历年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很大，而且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1995年就已达到43.35%；2003年突破50%，达到54.30%，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资企业逐渐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了64.17%的新高度。
接下来再看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四种贸易主体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不过仍有一点值得强调，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相比，在这17年间，国有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高达60.82%，到2011年已跌破10%；与此相对应，三资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更大：1995年仅占39.12%，到2011年已接近70%。因而从2003年开始，实际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由三资企业决定。
（二）对外贸易方式的变迁
在国际贸易学中，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三类。结合《东莞统计年鉴2012》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加工贸易界定为仅含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类，其他的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划分到其他贸易方式中。考虑到除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之外的其他加工贸易方式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非常小，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既是方便的也是合理的。
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一般贸易实际进口额和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势头强劲，但这个比重始终未超过20%——1995年最低，仅为0.71%；2011年最高，达到17.37%；平均为6.45%。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进口额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波动比较大——2003年最低，为7.32%；1996年最高，达到18.82%；平均为10.02%。而且，这个比重也始终未超过20%。与前两种贸易方式相比，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1998年，这一比重高达90.64%；2011年，其最小值也达到了71.29%；平均为83.53%。因而，从图2上看，历年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年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然后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三种贸易方式下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但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95～2005年这一比重不到0.1%，虽然从2006年开始上升，但离5%尚有差距。第二，与其他贸易方式相反，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95～2005年这一比重连续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1996～2002年更是维持在98%以上；虽然从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
三、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判定
在上一节中，本文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这两个角度对东莞市1995～2011年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接下来，本文将1995～2011年东莞对外贸易主体中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和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汇总到一起，如图3所示。
结合图3中的趋势线和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的三资企业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为41.21%，2011年已达到67.14%，平均值为52.47%。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1998年的最高峰达到95.19%，即便是2011年的最低位也达到76.94%，平均值为89.70%。
综合以上分析，从1995～2011年，上述两个比重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目前无法观测和描述更长的时间段）。据此，本文认为，东莞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锁定效应”，即东莞对外贸易的变迁在贸易主体方面对三资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在贸易方式方面对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
四、结语与展望
除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壁垒此起彼伏等外生阻力之外，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东莞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型升级施加着强效的内生阻力。在研究贸易转型的文献中，很少有学者论证这种内生阻力，而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判定对外贸易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学者就更少了。事实上，这种内生阻力甚至比前述外生阻力的作用更强，更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更具有研究价值。
因此，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下一步拟深入探究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从而为之后提出打破这路径依赖的对策奠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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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2006.
转口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创新驱动；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转型升级；实证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广东外贸供给侧改革驱动发展路径分析”（项目编号：GD16XYJ30）；广州工商学院2016年度科研项目：“广东对外贸易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A201602）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22日
一、引言
广东省2016年外贸发展面临多种困难和挑战带来的下行压力，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16年上半年外贸小幅下降，广东省外贸进出口2.8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贸总值的25.2%，比2015年同期下降0.9%，其中，出口1.78万亿元，增长0.5%，进口1.03万亿元，下降3.1%。2017年广东省外贸的总体态势不仅面临一定的机会，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十分严峻。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支撑，因此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背景下，牢牢抓住创新驱动的契机实现对外贸易领域转型升级则是提升广东省对外贸易领域效能的一个高效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创新驱动的概念研究。“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这一独特概念的提倡者是US Professor.Michael E.Porter，他在著作《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第一次定义了“创新驱动”这一独特概念，Michael E.Porter认为国家竞争力基于四个主要发展关键阶段，其中的“创新驱动”（ID）是国家、地区和微观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最关键的驱动力。
（二）创新驱动的必要性研究。刘志彪（2011）通过研究指出，在后危机时代，创新驱动是一个国家、某一地区和特定微观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发挥枢纽性作用。马克（2013）通过研究指出，创新驱动是一个经济体获得成长的一个源源不断的新驱动力。洪银兴（2011）通过研究指出，创新驱动在当前市场经济过程中可以不断挖掘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新活力，因此，创新驱动对于当前中国是必要的。张来武（2013）通过研究指出，创新驱动的必要性体现在其通过主导活力、完善企业结构从而大大推动区域竞争优势获得的作用机理，因此创新驱动对于当前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是必要的。
（三）实施对外贸易科技发展路径研究。易露霞（2012）从低碳经济视角出发，研究广东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指出完善全面的创新驱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的宏观环境，得出结论：国际贸易中的创新必须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立足绿色环保创新，最终实现创新生态链和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促进广东对外贸易发展升级。
三、基于核心竞争力视角的创新驱动对外贸转型升级发展的作用机理
从长远来看，传统的“要素驱动”获得核心竞争力发展模式最终将使广东省丧失对外贸易领域发展优势，甚至导致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因此需m时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创新、外贸制度变革等获得核心竞争力，推动对外贸易领域的转型和持续发展。
（一）创新与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就是将生产活动与知识信息相结合，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驱动力，其在外贸效益产出增长方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首先，技术进步可以转变对外贸易领域产出增长方式自身效益。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同时对外贸企业的原料成本、出口商品质量等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可以相应得以提升，因此通过“软要素”，促进外贸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推动对外贸易领域产出的增长；其次，技术进步可以改善对外贸易领域市场结构和商品结构，促进行业结构的重构和升级，从整体上提升对外贸易领域产出结构。技术进步对外贸领域市场结构和商品结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QLI创新机理。Alblas（2012）通过研究荷兰经济模型，提出QLI（Quality Layer Innovation）理论模型，该模型凸显了微观层面的创新作用，特别强调企业特别是异质性对于科技，质量的驱动力，得出结论：一个经济体的外贸相对优势获得来源于具备异质性的技术和质量层面。从事外贸的企业实际上就是QLI模型中的主导。因此，尤聪（2016）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验证QLI理论模型机理在于异质性创新、异质性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并驱动了一个外贸企业的竞争力。根据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技术创新最终体现在相关产品的创新上，高端创新技术的在一国或地区出口占比多少是衡量QLI创新率的一个关键指标。此外，贸易方式的创新也折射出外贸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程度。在当今电子商务时代，尤其是广东省是跨境电子商务的重点发展地区，E-commerce，特别是Cross-border e-biz）与旧的贸易模式的比率指标可以被用来作为外贸企业的贸易方式创新程度的一个指标。
四、广东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水平和创新能力衡量指标
出口商品构成可以反映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水平，另一方面，外贸企业的创新能力水平通过贸易模式的创新程度作为研究地区外贸微观企业的国际贸易模式创新能力。
基于此，本文借助广东外贸出口商品构成和广东外贸出口模式构成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广东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水平。
（一）外贸出口商品构成指标。外贸商品构成比例（Composition Proportion of Foreign Trade Commodity）可以用来衡量外贸发展中商品构成优化度高低的指标，本文使用高新技术产品（High Technology Products）构成比例来反映广东省外贸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水平。具体计算公式是：
外贸商品构成创新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外贸总出口额
p=HTP/E
其中，p表示外贸商品构成创新度；E表示外贸出口额；HTP=High Technology Products表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p的变动反映了外贸商品构成创新度，它指的是广东省外贸出口商品构成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变动对外贸出口商品构成变动的情况。该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出技术创新水平对出口商品构成升级的作用，从而体现其对推动广东省外贸转型升级的影响。
（二）外贸出口模式构成比例。外贸出口模式构成比例（Composition Proportion of Foreign Trade Export Mode）可以用来衡量广东省外贸构成变动情况。进入Internet时代，电子商务（E-commerce）利用自身内置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特点，为广东省外贸企业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机会。特别是2014年后，随着跨境电子商务模式在广东省推广，传统贸易模式所占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E-commerce特别是近年来的跨境类E-commerce的比例呈现迅猛上升态势。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16年上半年比2015年同期V东跨境电商增长一倍。
本研究使用GT模式出口在广东省外贸出口额中的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出口市场构成的好坏程度。
Q=GT/E
其中，Q表示外贸模式构成比例；E表示外贸出口额；GT表示一般贸易出口额。
五、广东外贸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实证研究――基于2010～2015年数据分析
本部分对广东外贸进行基于2010～2015年数据的定量测度，试图揭示出广东外贸发展中具有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说明。对于外贸商品构成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构成比例、外贸出口模式构成比例等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5年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个别数据来源于广东当年的统计公报。
（二）定量测度发现。基于定量测度数据，通过对各具体指标体系分析，得出相关数据如以下各图所示，并进行相关分析。
从图1和图2的数据及趋势中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品在广东的外贸出口商品出口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753.39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720.23亿美元，其中2014年略有下降，从这六年的整体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在广东的外贸出口商品出口额总体攀升。从广东的外贸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占广东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来看，这个指标从2010年的38.7%到2012年的38.50%这3年平均值都稳定在38%左右，其中2011年下降到37.1%，而后在2013年实现突破达到目前最高值40.2%，在2014年又再次下跌到35.7%，2015年恢复上升趋势，上升到了38.9%，基本和2010年至2012年的平均值持平。由以上数据实证分析可知，广东外贸出口商品的构成在不断地优化中，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不断扩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从其中的两个下跌来看（即高新产品出口比例在2011年下降到37.1%，2014年下跌到35.7%），以及2014年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额再现下降这几个事实再次印证了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对广东外贸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的评论。（图1、图2，数据来源于2010～2015年的《广东统计年鉴》，下同）
从图3与图4出口模式构成比例指标的来看，一般贸易模式出口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总体趋势，从2010年的1，492.16亿美元，一路攀升到了2015年的2，523.35亿美元，可见，一般贸易出口模式对于广东2010～2015年的外贸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从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走势来看，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其中在2012年出现小的回落，但很快在2013年迅速恢复到33.7%，之后两年间保持38.6%～39.84%较高的增速。可见，一般贸易模式在这六年来占逐渐重要地位的趋势十分明显。（图3、图4）
从图5与图6的数据及趋势中可以看出，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在2010～2015年这六年期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发展特征，2010～2012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特别是2011年迅速从2010年的2，755.75亿美元上升到3，115.15亿美元，第二阶段是2013～2015年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呈现放缓趋势，从2013年的3，234.2亿美元到2015年的3，199.56亿美元，出现滞涨和下滑趋势。另一方面，从图表4-6的数据及趋势中可以看出，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整个广东出口额2010～2015年的六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60.8%下降到2015年的48.15%。可见，近几年来，珠三角加工贸易处于GVC*（Global Value Chain）的微笑曲线底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市场需求急剧萎缩，这一类的比较优势正在微笑曲线的变化中消失，从数据上看，以2010年为分界点，广东加工贸易模式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形成新的模式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图5、图6）
六、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数据实证分析，广东省外贸必须推进创新驱动促使外贸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本文从广东外贸出口商品构成和广东外贸出口模式构成这两个实证指标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异质性竞争优势获得的创新驱动。广东地区的外贸企业必须在外贸市场中的保持异质性竞争优势获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同时不断调整创新驱动战术。广东地区的外贸企业必须实行创新驱动智能管理，公司通过OLI五个阶段，持续十年或更长时间进行异质性创新，促使异质性技术创新在最大程度上作用并驱动广东地区外贸企业的异质性竞争优势获得。虽然创新驱动方向一致性很重要，外贸企业的战术灵活性更为重大。
（二）内部技术创新驱动。广东的外贸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生产企业必须通过确保“学习优于外资投资”的理念，使得民营生产企业最高管理层的创新战略焦点聚焦于可持续性项目的投资上，并通过挖掘内部的系统技术创新理解、执行可持续性项目。广东的外贸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生产企业可以从小微开始，利用民营生产企业学习速度快、规模快速的优势，通过三个内部创新阶段：实验和试行、汇报、学习和缩放等，最终通过自主创新超越模仿，从而实现最佳创新实践。
（三）政府宏^制度协作创新。政府与广东的外贸出口企业建立协作创新能力构架。保证创建新产品系列遵守法规，借鉴当今世界公司与其他企业和政府的协作创新经验。政府成功地主导外贸出口企业管理人员创新能力的评估，开发产品，分发产品和分享收入的机制。在这个政府宏观制度协作创新过程中政府要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特别是要扶强扶优。进一步研究促进用汇和增加进口的办法。
七、结论
本文基于核心竞争力视角，从2010～2015年数据的分析对广东外贸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路径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目前，广东省外贸发展尽管面临进出口增速有所下降的问题，但构成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外贸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的势头在2017年1月得以延续。外贸企业通过增强创新意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加快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通过贸易模式创新驱动、政府宏观制度创新驱动、内部技术创新驱动和国际核心竞争力创新驱动，共同把广东外贸创新型建设提高到新的高度与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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