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范文10篇

重构范文篇1

（1）就影像艺术而言,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关注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政治意识形态在影像叙事中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即抽象的政治理念和鲜活的银幕形象是否或何以实现最优化和最富感染力的缝合。在中国电影的形态版图中(即所谓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的形态格局),最能正面传播和集中体现“国家形象”的电影当然是主旋律电影,就题材而言,这类影片通常包括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展示主流英雄人物,即“革命片”和“传记片”两种类型。前者如《开国大典》、《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这些影片常以恢宏的历史背景和浩大的战争场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集中刻画,在民族兴亡、家国存废的史诗画卷和宏大叙述中以最正面和崇高的文本塑造“国家形象”,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如《的故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梅兰芳》等,这类影片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多为革命领袖或基层领导)为叙述对象,以赞颂和弘扬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操、伟大人格、奉献及牺牲精神为最终旨归,凭借人物形象所投射的民族情怀达到对“国家形象”的集体认同。这些主旋律影片通常都具有鲜明而单一的意识形态特点,尤其强调“国家形象”的社会政治内涵。毋庸置疑,近几年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实践在主题呈现、表述策略乃至制作方式上都有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探索态势:如《集结号》、《云水谣》不复表现时代洪流中的英雄壮士,而是将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追寻与国家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交融汇合,使作品的审美视角更加多维和深邃;《梅兰芳》虽然着力颂扬了梅兰芳的抗日举动所表征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志,但与单纯表现革命领袖或政治干部的传记片相比,《梅兰芳》同时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的历史命运和梅兰芳个人的情感浮沉,在人文内涵和美学趣味上都更丰富和饱满。《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演员团队全部使用偶像明星,也可以认为是主旋律影片企图向商业电影靠拢的一种尝试策略;同时影片中对所谓政治“反派”人物的刻画也一改既往的刻板和平面,历史在细节中更加真实动人,富有感染力。以上这些影片都既叫好又叫座,在弘扬主旋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2012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所刊李舫先生的文章《“中国梦”开启银幕传奇》中披露: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联合在北京25个中小学发放“电影对未成年人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陆未成年人对当前中国电影中表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率在33%左右,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国家形象认同率则高达73%”,这结果让人惊讶并且沮丧,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

（2）我们不妨将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做个比较,来分析二者的差异:与美国电影中以“美国梦”为重要表征的美国“国家形象”相比,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强调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理念,突出表现为影片中意识形态总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出场,并从根本上支配着影片的叙事策略。换言之,美国电影通过传达和鼓吹某种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奋斗、英雄行为、自由主义等)来达到对“美国形象”的想象和认同,在“美国梦”中国家意志和政治理念以象征和隐蔽的方式存在,附着于其强大的叙事逻辑所生产出的个人化的道德、情感或精神诉求中;而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则是直接的政治理念和影像叙事的结合,在意识形态属性和主题意义极其鲜明的宏大叙事中达成对社会大众的询唤。意识形态的直接彰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及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当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问题性。首先,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形象”常常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以严肃、威仪、崇高的美学形态出现,在受众心中产生的是敬畏和膜拜的心理情感,这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伦理价值判断会有一定的疏离和隔阂,即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层面的文化心理启发和情感认同是有限的,而“美国梦”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更充分的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因此更容易内化于普通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之中。如《乱世佳人》、《阿甘正传》等风靡全球的美国影片,将美国历史和时代的变迁推为背景,突出表现普通人的奋斗和成功,为小人物提供了个体欲望的情感和梦幻满足。再者,我们对“国家形象”的思考和呼唤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国际性背景之下展开的,“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是对内增强民众的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舞台上释放文化影响力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国家形象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合理认知和认可,甚至有不断被误读和妖魔化的现象。“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的不明确,国内和国际评价的巨大反差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

（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功能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解释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电影中,我们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主要是在为国内观众树立“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获得的传播和认可度则极其有限。仅立足于本国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不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和可分享性,即不具有“美国梦”那样能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也较难获得西方社会的广泛理解,其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当然不佳。由于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信守和尊重,美国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能将商业性和艺术性兼容,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影片就是经典范例。而中国电影中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由于缺乏这样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介入,导致三种形态的影片各自为营,无法整合于终极的价值领域,这也相应损害了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传达和建构的艺术品格和文化影响力。

（4）以上表明中国电影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以张扬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为主题诉求的“国家形象”的建构范式(当然并非中国电影表达“国家形象”的唯一范式),在传播效果和情感认同上都存在一定的限度。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该充实对“国家形象”概念内涵的建设,即“国家形象”不仅是民族主义和国家意志的彰显,也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构和传播,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应是民族精神在道德、哲学、审美、政治、社会关系等各领域的集中展现,并内化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精神情感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不仅是中国特有的,也应是世界的,应像“美国梦”一样具有向世界输出的正向性和影响力,能够作为世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补充和丰富。只有抱持这样的“国家形象”的建构理想,才能形成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中国电影中“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并不明确和成熟,仍在动态而开放的形成过程之中。对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应立足本民族传统而又与置身于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现实相结合。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挖掘与尊重是建立“核心价值观”和重塑“国家形象”的基本立足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根植于家国土壤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如倪震所说“当我们提起伯格曼时,我们就联想到了瑞典;当我们说起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东方特色的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或三船敏郎,绝不是偶然。除了艺术家个人的天赋、才华、出众的气质之外,一定是和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有深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5）也唯其如此,艺术家的创作只有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萌生,才能凸显出在世界文化和艺术版图中的价值。以日本富有“世界电影大师”盛名的导演小津安二郎为例,这位公认的日本导演中最具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小津具有真正的‘日本风味’,只要日本人仍然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日本性,这种‘日本风味’就比‘美国方式’或‘法国格调’具有更加明确的含义”。

（6）这位最富日本风味的电影导演,终其一生致力于以独特的富有东方美感的镜头语言,来表达“精微奥妙”的普通家庭的日常伦理,尽力传达日本文化中的物哀、节制、压抑、温和、沉静等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然而这位“最日本”的导演也是“最世界”的,全球范围内对小津电影的评论和研究文字逾数百万字,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久负盛名的《小津和电影诗学》一书厚达四百多页,半世纪以来无数人对小津电影呈现的日本伦理、生活情趣和独特的东方手法痴迷不已。小津安二郎电影创作中的本土情怀和对日本文化迷人的表达实在值得我族电影创作者研究和借鉴。而对于那些以迎合和谄媚西方虚假想象的中国,塑造不实且负面国家形象以赢取西方认同的电影创作尤其值得反思,这是否投射出了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不自信乃至自卑心理?小津电影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在电影中对国家形象或民族核心价值的传达,不仅体现于题材内容,艺术手法也同样可具有这样的功能和力量,小津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影像风格是最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比如大量的静止镜头、低机位镜头、空镜头、绘画结构等等,这些电影手法完全不同于经典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传达出浓郁的东方美学的趣味,与影片内容传达的日本文化中的克制、谦卑、物哀、沉静等文化品格相互呼应。小津研究专家里奇认为,“小津的电影手法,非常接近于日本的水墨画大师,以及俳句大师与和歌大师”。

（7）小津电影的艺术手法以美学手段呈现日本文化和价值理念,也因为呈现了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技法和旨趣,而对世界格局的电影艺术的丰富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国大陆立足于本民族艺术和美学精神对电影手法的探索似乎较为缺失,唯20世纪40年代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可说是在此领域探索的一部成功典范,《小城之春》中融合了中国诗歌、中国画及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和美学风貌,并鲜明呈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意境”这一美学范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写意和抒情的传统做出了精妙的表达。但这种探索在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中似乎后继乏人。相反地,近年来我们的电影导演总致力于对好莱坞奇观式的电影手法和宏大场景做心安理得且亦步亦趋的效仿,对民族艺术和传统美学在电影技法中的贯彻探索完全弃守了吗?当然,我们说重构“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念需要挖掘和立足于本国传统,这并不意味着是从故纸堆中翻出传统立刻放上银幕,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瓶盛旧酒,而是一种将传统与仍在开放发展着的中国现实和国际化的视野相结合的“建构”过程,这就是说首先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直接可以拿来使用的,同时,这个建构的过程是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国家形象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该永远保持着一种能动的文化自省和自觉。再以日本电影为例,大卫•波德维尔在其《电影诗学》中阐述了日本电影在明治时代经历“日本精神之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电影从价值观念的传达到电影的生产制片方式都完全照搬西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文化界出现“回到日本”的趋势,这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谷崎润一郎等人对其时日本现状的反思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执守,企图在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之下“相对地重新定义日本传统”,在电影领域则开始思考“如何避免简单地成为一个西方拷贝?如何将一种日本精神的感觉注入现代电影之中?”而创作实践则体现为一方面广泛接受西方电影的经典惯例,但同时又注入一些日本风格对这些惯例进行变形,“根据当代的观念,可以使这些日本电影具有明显的日本特征”,从而“取得独特的美感和社会目的”。而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是在影像的制作者已经知道了其他的制作方法之后”。

（8）以上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国际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建构,并非是对旧有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固守,对其他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必须懂得吸纳、分享和对话,美国康斯威辛大学教授大卫•波德维尔也曾说:“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

重构范文篇2

近几年来，国际贸易的不断改革和深化，国外很多大型企业开始入驻中国，这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企业给予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在市场竞争逐渐加剧的背景下，企业会计的正常运行和顺利发展都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必须在企业财务管理中不断探索，充分发挥会计文化在企业的系统化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在当前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会计文化的重要性，以此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经济利益的提高。在日后的财务管理中我们要做到及时完善会计规章制度，实施监督管理工作，为企业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

二、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内容

1.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

重构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可以更好地把企业会计文化与企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进行有机结合，对会计文化进行重构可以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在企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会计文化进行重构可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让企业人员可以清楚的了解企业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可以理解企业的发展目的，使员工团结起来使企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2.提高财会部门的工作效率

企业的财会部门是维持企业有序发展的重要部门，对企业会计文化进行重构可以有效提高财会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财会人员的职业修养，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实力，能够脱颖而出，谋得发展道路.

3.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对企业会计文化进行重构可以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加深企业人员对企业会计文化的认识，让员工可以知晓企业文化历史的情况，促使企业员工可以理解并且执行企业的管理机制，共同努力为企业的发展尽自己的能力，维持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也可以提高工作环境的质量，促进企业人员的工作的积极性。

三、会计文化重构策略

1.多元化方式

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单靠企业会计人员的改变是不足以完成整个重构的过程的，因此进行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需要企业领导的大量支持，同时还需要上级对会计文化重构投入资金的支持。在接着重构之前要根据会计人员存在的工作效率不高、知识水平不足以及责任感不高等问题，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会计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还要进行模拟操作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另一方面，可以邀请会计行业的专家对公司的会计工作进行探究，寻找会计工作人员的问题和会计工作的不足，然后根据存在的问题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要管理企业的会计人员进行主动学习，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从而有效提高会计人员会计文化素养。

2.动态化模式

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在动态的模式下把企业会计文化与企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进行有机结合，其中重要的是对企业会计文化进行重构要以企业的发展战略为基础，在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对企业文化进行重构，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文化的更新。由于企业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处于不同的阶段设置的企业目标是不同的，会计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会因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对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进行改变，同时也要保持适应变动的动态化模式，促进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完善。

3.文化的融合

对企业会计文化进行重构不仅要提高本企业会计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会计技能，也要把同行业的优异的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凝聚力融入到企业会计文化重构当中。将其他企业的优秀文化与企业本身的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进行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从而创造出具有实用性和独特性的企业会计文化。

4.职业道德的融合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会计职业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体现。企业会计文化重构应重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培养。一个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应当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提高专业胜任能力，这是会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道德。会计人员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才能及时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倡导会计职业道德，引导会计职业者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提高专业胜任能力，促进企业会计文化多元化发展。另外，应增强会计人员的自律性，通过会计人员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调节来实现对会计行为的规范，通过法律制度的他律和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相结合形成稳固的会计行为规范体系，防止法律制度刚性约束不足而出现的会计行业败德、失信行为。

5.渗透融合

由于我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为了促进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可以将本公司的会计文化融合传统的文化，同时会计人员也可以把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添加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也可以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添加到实际操作之中，这样会让企业的会计文化更加丰富。但是要在融合传统文化时，要选择优秀的文化放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同时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对文化进行有限调整，最重要的是要将优秀的文化应用导入到会计工作之中，促进企业会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企业文化重构途径

1.规划重构方案

为了促进企业文化重构的顺利进行，企业要制定正确的重构方案。在方案中要把会计专业知识、会计实际运作以及会计职业素质当做重构的关键点。同时为了完善企业会计文化，要在其中与精神文化进行结合，让企业会计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功能性。在另一方面，也要为会计人员提供一个具有活力的工作环境。最后为了让企业会计文化方案得到更好地实施，要让所有的企业领导和员工都积极投身于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运作当中，让企业会计文化与实际工作进行。

2.锻造企业会计文化价值取向

在企业的工作当中开展企业会计文化重构是为了让企业人员可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企业会计文化重构要坚持以员工的实际需求为主，在进行重构工作时要在促进会计人员能力的提升为主旨为进行各项重构工作。其具体方法为加强会计人员的会计专业知识、会计实际运作以及会计职业素质等方面的改革，让会计人员可以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同时在提高专业能力的情况下，也要遵守会计工作的规章制度。因为会计工作具有较高的保密性，因此在工作当中要以企业的利益为重，保护企业秘密。在另一方面会计部门是企业的机要部门，因此要在企业会计文化重构中重点锻造企业会计文化价值取向，维护企业的利益，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五、结束语

重构范文篇3

竞逐经济利益，是编辑主体意识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以来，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打乱了传统媒体的发展轨迹。互联互通、免费、共享等现象的产生，一系列智能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致诸多新老读者读屏，甚至借助声频听读的习惯广为流行，阅读介质的丰富，使传统的书报刊纸质阅读不再是阅读的唯一方式。新闻出版业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时代。有学者阐述，“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冲击，纸媒应该对自身的优势与弱势进行重新审视，并且正视自身的短板，用积极向上的形态迎接新媒体时代，实现互动经营，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双赢的目标”。［1］与势头正旺的新媒体相比，很多传统期刊不但发展遇到瓶颈，甚至因亏损面临停刊的窘境。日渐式微的局面，让人感叹往日不再。更关键的是，传统媒体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直接影响了一些从业人员对书报刊等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把关意识。一些人（包括新媒体）片面追求眼球效应，追求短平快，打破原则，不仅纸质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出现问题，新媒体的内容质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许多新媒体甚至连最基本的文字编校程序都省略或忽视了。2019年5月，有新媒体在网上刊出一则信息，题目是《伊朗被美国全面封锁第4天，真有国家敢力挺他吗？现实惊人的残酷》。文章不但题目出现错误，“现实惊人的残酷”中的“的”，应为“地”字，而且文章中这样一段文字也十分雷人：“伊朗是中东石油大国，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石油生产能力世界第四，石油出口量第二，2015年时石油产业纯利润就超过2500元。”如果编辑稍细心一下就会看出其中的谬误：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年产石油纯利润只有2500元？如果说纯利润有2500亿美元，或许还说得过去。《仅仅17分钟!俄国和伊朗就彻底明白》也是这家媒体刊登的信息。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其实也和我国一个优势有关，就是东亚人在手速，反应等两个方面的基因优势。人口众多，选材面比较大，还有高训练强度都有关系。”笔者认真琢磨了半天，也没看出这段话到底要表达什么。编辑是什么？关于对编辑工作的认识，迄今仍有不少人觉得编辑就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剪刀加糨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实践早已证明，今天的“编辑工作并非简单地修修改改、补补贴贴，而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对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再创造’的过程”［2］。错误的思想认识严重影响了编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其实，编辑工作从来都是高尚而神圣的，它不只是稿件材料的“收集与诠释”，更不是简单地裁剪与拼贴，它承接文化，承接历史，编辑这个职业是有文化品性的，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应该是有情怀、有品性的。市场经济时代，编辑无须避讳追求经济效益，但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也不能让利益至上原则玷污了编辑的情怀和境界。“面对潮起潮落、不断变化的出版业态，面对虽无枪炮声却见狼烟起、竞争惨烈的出版市场，编辑能否坚守文化追求，保持职业尊严，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世界文明掬一份心力，这在当下，是一个十分现实而重要的话题。”［3］全媒体时代，无论是新媒体编辑还是传统媒体编辑，都要把握好自己，不断学习，充分了解新技术在各种媒体上的广泛应用，依据读者群体阅读习惯的变化和细分，坚持，坚守，深耕，苦练内功，强化编辑的主体意识，强化出版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更好地服务于具有不同需要的读者。

二、编辑主体意识重构之责任感

从孔子的“韦编三绝”，到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列传•刘苞传》中“编辑”一词的出现，再到今天，编辑工作似乎着实如人所讲是舞文弄墨、专注于文字工作的案头工作。殊不知，当社会进入信息产生价值的信息时代，传统的编辑已成为“媒体传播产品的把关者，社会精神产品的提供者，人们精神食粮的选择者”。“编辑要有强烈的政治意志、阵地意识、责任意识，准确地分辨出各种理论主旨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保证出版物在政治上与208编辑出版党和国家的利益高度一致，符合政治性标准和出版原则。”［4］现在的编辑工作已不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它关系着我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走向，关系着社会的安宁与稳定。编辑肩负着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来不得半点虚伪。从事编辑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到编辑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每一个入职编辑行业的人的基本工作准则和要求。近几年，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再加上新媒体迅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编辑的思想和认识受到了巨大冲击。关注度的高低、获得经济效益的速度成为目前一些新媒体评价读者用户接受度和认可度的市场衡量标准。不错，新媒体能通过虚拟共享网络联结读者、聚集人气，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其用户和人气值一日间就可能超越传统媒体几十年的积累，这确实令人惊叹于新媒体的发展。但编辑必须充分认识到，作为新闻出版工作者，要坚定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成为社会主义公民爱国、爱家、爱他人的良好风尚的传播者，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和弘扬者，要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阵地，坚持正确的思想，坚持宣传科学的理论知识，坚持宣传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弘扬正能量。新时代的编辑要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肃的政治态度、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时代变革的大潮当中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新闻出版工作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把新闻出版工作的责任承担起来，做好服务导向工作。这是每一位媒体工作者的自觉行为，是编辑政治灵魂的反映，也是媒体工作者的第一责任和义务。当今社会，阅读方式呈现出广泛性、普及性的特征，阅读方式变得快捷化、碎片化，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iPad以及手提电脑得到普及和大量应用，新的精神文化形态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面对一日千里的社会变化，编辑一定要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担起责任和义务，坚定信念不动摇。

三、编辑主体意识重构之引领意识

随着互联互享共通免费模式的风行，转变思维模式，在更新发展的基础上培养互联网思维，始终坚持服务读者原则，以重新获得新老读者和用户的认可，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了现在很多传统媒体的迫切任务。重视市场要求，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坚持两手抓，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从来就是媒体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出版商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职责，讲求服务意识，保证编辑工作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发挥正确舆论的导向作用，提高图书的学术水准，坚持科技成果转化，把作者或发明创造者的成果变为社会的成果，使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技的进步服务。”［5］事实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获得双丰收的例子不胜枚举，关键是能不能在浮躁的社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住初心，以更加勤奋和踏实的奋斗精神，遵循市场规律，认真调研，精心策划，精心编排，甚至积极参与宣传和发行等工作，踏踏实实地投入。不论外部大环境怎样变化，只有坚持初心，不受干扰，不慕繁华，思考落实，勤而奋进，才能把最优秀的作品呈现出来，才能做到为读者服务，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市场需要的，市面上流行的，读者喜欢的，一定是好的、对的。这种理解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要有读者、有订户，才能获得经济效益，获得经营资本。但满足市场需要，保障经济效益，始终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遵纪守法为前提，为读者、为市场提供优秀合格的精神产品，引领读者，服务读者，甚至提高读者，满足读者的需求，满足读者的探索欲望，反过来促使编辑不断扬弃，不断从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转移，两者并不矛盾。央视频道曾经热播的《人民的名义》电视剧，虽说题材严肃，充满正义感，但整部剧立足人间正道，弘扬正气，剧目精彩，导演与演员倾力配合，尽心协作，精心处理每一句台词，认真演好每一个角色，整部电视剧为观众奉献出了一幕幕精彩片段和发人深省的情节，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不乱蹭热点，不随波逐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主旋律，有能力，有水平，有境界，勤于思考，精心策划和编排，认真努力打造精品，即使是严肃题材，仍能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邃的思想价值，获得读者和观众的认可。

四、编辑主体意识重构之质量意识

重视编校质量是编辑主体意识重构的另一重要内容。现代，诸多新媒体往往以流量、在线人数以及点击率确认用户和市场的需要程度。这确实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却不应该作为唯一的指标。以传统书刊报或视频文学等作品来说，其精彩度，不仅在于情节的生动，演员演绎的有神，声光影电高科技的完美结合，还在于语言文字的简洁凝练、精致准确，以及铺排叙述的有致，在于其中蕴含的意蕴及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假如一则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但是错字别字频出，甚至逻辑不顺，前言不搭后语，那精彩的情节也会大打折扣。某新媒体曾在网上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信息《中国的“天眼”如今锈迹斑斑，真的要沦落为巨型垃圾场了吗》。读者充满不安地读下去却发现，文章说的快要沦落为巨型垃圾场的，不是中国的“天眼”，而是美国的阿西雷博射电望远镜。这则信息看似时效性特强，却闹出大乌龙，不但贻笑大方，更令读者质疑此家新媒体编辑的素质，也对此新媒体的科学管理能力产生怀疑。文责自负虽然是作者长期以来自律的范式，但是，“稿件主旨是否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稿件内容是否有学术和艺术价值，其表现形式是否符合读者口味，对稿件内容质量进行把关并作出评价，是审稿工作最为基本的内容，无论是何种稿件，都应从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独创性等方面对稿件的内容质量加以衡量和评估。不能被稿件所标榜的‘新’‘异’或‘卖点’‘畅销’之类的特点所迷惑而网开一面”［6］。“对稿件进行加工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按照作者的思想，按照原作的风格特色等进行加工，切忌强加于人，无论是观点性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修改都应征得作者同意，有错必改的地方一定要改好、改彻底，不能敷衍塞责。”［7］编辑应该尊重作者的权利，但编辑也有责任、有义务为每一件作品把关。“从宏观上看，一切有价值的出版物，都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综合反映。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工作代表整个社会文化文明的传承。这就要求编辑在工作中不草率从事，而必须有高标准的质量责任意识。”［8］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作为媒体把关人的编辑为了所谓的热点、卖点，为了一点儿经济利益，就忽视了本该坚守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所有的做法都失去了它的意义。2019年5月，某新媒体刊载的一则信息让人读起来哭笑不得：“当中国的五代战机，歼20服役的时候，国际上很多国家都还没能反应得过来，中国已经能够造出代家（什么是代家？分明是五代机）了，要知道，在中国五代机问世之前，国际商业旧主拥有美国的两款五代吉……”仅仅百八十个字的信息，错字迭出，逻辑混乱，令人摸不着头脑。文责自负，作者自律，这都不是编辑放弃自己把关责任的借口。很多行业都遵奉这样一句话：质量就是生命。对媒体行业来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证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同样是生存发展的底线。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但快捷不等于粗制滥造。质而无文其行不远，粗制滥造的内容和工厂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一样都是废品。市场竞争的目的是优中选优，而不是粗制滥造；抓热点、抢占发展制高点不等于可以毫无顾忌。作为一名编辑，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意识、细节意识、问题意识和精品意识，在书稿编辑过程中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提高图书质量，就编辑而言，责任意识是前提，细节意识是辅助，精品意识是保障。只有强化这些意识，才能切实提高图书质量”［9］。不论新媒体编辑还是传统媒体编辑，如果忽视了编校质量，就主动放弃了自己本该坚守的思想阵地、舆论阵地和文化阵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值守。编辑只有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坚持值守，保证出版物的质量，以专业素质、以专业水平服务读者、引领读者，重构编辑主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开拓创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五、编辑主体意识重构之合作意识今天，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成熟，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依靠个体力量很难实现更大的作为。例如期刊社一本期刊的出版，首先要做前期选题策划，对选题涉及的社会状况进行调研，然后反馈给编辑部汇总分析；选题进入编辑阶段后，文稿内容需要与作者联系沟通增删修改；排版时需要与美术编辑沟通商量版式设计，甚至与发行部、广告部的人员联系，强调推广宣传的亮点重点在哪里。可以说，期刊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存在比图书编辑出版更多的环节和相关要素，涉及更多的部门和人员调配等集体合作因素。期刊作为一个集合体，需要目标一致，也需要步调一致，散而不乱，散而有致，围绕出版宗旨各司其职，最后完成印刷出版，将内容丰富生动、画面精美的不同开本的杂志奉献给读者。多而琐碎的编辑出版工作流程，有哪一项不是为人之道，有哪一项离得开人与人的配合？我国古代著名兵法家孙武早就说过：“上下同欲者胜。”合作，分工，再合作，统筹安排，精细打造，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模式下显著的行业特征。有学者谈及合作关系时说，在合作过程中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合作双方都是赢的。合作才能双赢，可谓一语中的。如今，传统意义上的编辑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应该相信，不论技术革新到了什么程度，也不论人工智能、虚拟场景技术为人们能带来何种体验，编辑的主体性是不会发生位移的。有思想，有情感，会主动思考，作为编辑，其属性不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人们始终离不开以真实的自我与社会上真实的他和她，与一个个形形色色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共事、打交道，不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不论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放眼世界也是如此，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都处于互利互惠的合作发展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无论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政治目的，广泛联系，互通有无已成为常态。虽然网络上的虚拟交往已成为一部分人的交往方式，但是现实世界中人的真实交往，仍是社会交往乃至世界交往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意识到“人组成团体或某种联合，这既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也是人类优良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对于联合的需要不仅仅是出于生活上的相互依赖，还因为人类的自然性情和生活旨趣也依托于人类的联合。由此，人与生俱来是为社会而生的”［10］。诚如前所说，期刊编辑出版工作涉及有形和无形的因素，牵涉各种物件的使用，涉及与不同人的交往和联系，涉及人的情感交流，唯有尊重他人的差异，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秉持合作精神，才能达到共赢。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作为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传播者，秉持文明理念，坚持合作发展理念，是编辑的责任，也是编辑的义务。六、编辑主体意识重构之创新意识1921年，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于创新的理念。而后，罗伯特和史蒂芬在《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一书中，又从经济角度为创新制定了准确的测度指标。为了振兴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罗伯特和史蒂芬关于创新的理论引起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的关注，而基于经济学领域的创新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编辑出版领域。我们认为，全媒体时代的编辑创新概念，广义上讲，不仅是编辑个体为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思想观念束缚、应对社会新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反应，也包含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个体编辑而言，着重强调的则是如何触发新思维、新思想，建构全媒体时代的编辑出版新理念，以自己的一系列编辑活动和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手段，实现编辑个体自我的生长和平行扩散，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即结合时代变化，架构于时展的基础，组合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和发展理念。可以说，“创新是编辑出版人的职业之魂”［11］。例如，依靠大数据平台，谋求选题策划的精准定位，谋求市场需求的精准定位，创办符合时代要求的特色栏目，吸引读者，摸索新的出版模式，进而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往，编辑选题策划大多依靠经验积累、读者反馈、个人或集体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探讨，以及有目的的社会调研等活动，以确定选题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这种传统方式远不如依靠大数据优势，结合线下的实践活动，整合信息、择取信息更加有利和精准。再如，利用虚拟技术场景实现文本之间的切换，利用声影光电技术，将影像和文字相搭配，与图示相结合，使静态的语言文字跃动起来，改变以往常规静态的读文看图模式，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满足读者的要求，使传统的图文并茂模式变为图文影声光俱在的模式，给读者带来舒适的感受。重构编辑创新意识，必须结合时代的要求，结合市场和读者的需要，强化编辑的主体性，使“期刊编辑作为信息制造者，其观念从传统的关注事实转变为关注价值，进而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策划符合读者需求的选题，并依照需求对象的特点，根据一定的顺序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与加工，借助新媒体技术，凭借自身的创新能力将其构建成有市场价值的数字期刊作品，以实现最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12］。时展要求编辑勇立发展的潮头，不负文化传承人引领人的要求。编辑要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做学术杂家，做复合型人才，做出版新技术领域内的行家。

重构范文篇4

【关键词】羌族建筑；建筑文化重构；复杂适应性

羌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从炎黄到夏禹，以及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羌人与汉、藏、彝、哈尼、傈僳、纳西、景颇、白、普米、拉祜等中国西南藏语族群有密切的族源关系。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重灾区就在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都江堰一直到汶川、北川直至松藩、平武等地，都有着非常丰饶的人文资源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然而，在这次地震中羌族地区民居几乎毁坏殆尽，这对羌族这支古老的民族文化来说是一次大的转折点和挑战。在近十几年的灾后重建中，政府、专家、民间对羌族地区生活和生产的恢复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许多民族村寨由原来的自然村转变成了现在的“民族文化村落”（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也有所分歧，笔者比较赞同“露天博物馆”这一说法），新的羌族城镇和村落被快速地建立起来，建筑师们借鉴传统羌族民居的视点多着眼于建筑外观和民族特性的符号化运用上，鲜有关注民族建筑空间的文化内涵案例，而内部空间的布局直接关系到羌族人的生活起居、宗教信仰、习俗的延续等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与羌族建筑相关的文化元素以及这些文化的再生与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简单地叠加符号元素来获得。因此，融合Holland教授的CAS理论中对复杂系统的创新理念来指导汶川县龙溪乡的民居建筑文化构建与传承的研究。汶川县龙溪乡地貌多样，具有河谷、山川、高山民居建筑村落，既有灾后重建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的东门口寨，也有保存较完好拥有100多座土坯住宅、地处半山的垮坡村，还有目前仍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处高山的阿尔村。可以说，该乡较为立体地展现了羌族生活方式和民居住宅形式，对研究羌族民居建筑具有活标本的意义。同时，通过对该乡的民居建筑文化重构，可以研究为羌族地区建立更可行和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规划及建筑设计对策。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简称CAS），也称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Holland教授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大类系统，它是由一系列具有适应性的个体组成，他把这类系统叫作复杂适应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思想是：个体（元素）被称为主体（Agent），其自身具有目的性与主动性，是有活力（Active）和适应性的个体。主体可以在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通过学到的“经验”去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演变或进化的动力从本质上来看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促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其研究思路着重于系统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采取“自下而上”的演进路线；其最大特点是：个体具有智能性、适应性、主动性。基于CAS的组织理论范式与当前尚居主体地位的稳定平衡范式相比，可称得上是一次范式革命。在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构成因素中的人、环境、物资、宗教活动等无疑都吻合了复杂适应性理论的特征，用以解析羌族建筑文化的建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文化本来具有其稳定性和变异性，不能单纯强调其稳定性而忽略了变异性，限制了建筑文化的发展。

一、目前国内外已有传统古建筑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的三种方式

（一）修旧如旧这种做法一般用在寺庙和名人的故居等。（二）新旧并置强调修缮后的时代痕迹，使修缮的部位与原有部分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方式在欧洲的古建筑修缮中比比皆是。如法国的卢浮宫改建工程、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三）用现代的空间艺术语言与已存在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这种方式在古建筑扩建、改建的过程中使用得较为广泛，已被普遍接受。用现代的空间艺术语言与已存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不是一味地迁就旧建筑，变得畏首畏脚，不敢对原本的旧建筑动手，也不是新元素与旧元素的简单叠加。它是通过传统元素的重构与融合，把新元素与生俱来的新鲜气息融入到旧建筑中，使这个新生体具有新的活力和自由，达到共生的目的。在古村落改造中，新生建筑必须能够融合进原有的村落大环境中。传统建筑语言与现代空间语言的对话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建筑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极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矛盾难以取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在过去和现在中有所偏颇，而是追求一种平衡，让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下去。如浙江金华浦江县的不舍，野马岭改造项目。在对灾后重建的羌族聚居地建筑现状调研中发现，现代羌族建筑重建方式主要有五种：修旧如旧型、生态型、传统风貌型、现代碉房型、川西民居型。这几种灾后重建建筑形式，除第一种符合历史性建筑修缮方式外，其余四种都没有对羌族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建筑文化的分解与重构，进而创造出新的羌族建筑文化语言，而更多的是从某一种已有建筑风格和形式上予以模仿，有急功近利之嫌。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不仅大部分中国城市的特质已基本丢失，本来充满文化活力和地方文化韵味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也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趋于同质化，丢掉了其传承了几千年的地域传统和村落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民居建设，简单地将民族文化归结为符号的堆积，极大地摧毁了少数民族居住方式，民居建筑逐渐丧失了它的传统，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穿着羌族图形符号外衣由钢筋水泥砌筑的假民居，羌族民居的多样性和地域性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在城市建设中严重存在的同质化现象蔓延到新建的羌族民居建筑中，使山地羌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是经过筛选的历史遗产，继承传统就是要找到历史遗产同当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的结合点。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原有规划思想体现更多的是线性思维，它不具备足够的适应性以应对复杂的山地空间系统。例如：东门口村的建筑规划，主体是建筑外观而忽略了内在空间的文化因素，许多村民连传统建筑中的中柱神和火塘都已废弃，真正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过程中丢失。这一行为主体是政府或者规划者而不是村民，是造成该村建筑缺乏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沟内的阿尔村，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和规划者，但由于参与较少，建筑限定也较少，使建筑建造主体（村民）和动因复杂化，阿尔村的建筑环境更为生态和自然而有活力。这种相对自下而上的建造行为，与复杂适应性理论有谋合之处，才显现出村落较为生动的景象。

二、汶川县龙溪乡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传承的重点和策略

（一）确定适应性主体的地位及动因。适应性主体即民居建筑使用者，因此，民居建筑改造主体应该是村民。他们既是羌族文化的携带者也是羌族文化的传承者。根据CAS理论体系的指导，个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与其他个体进行交互式学习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这种自发的协作和竞争正是自然界生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根源。充分尊重主体，梳理其动因，是制定控制线的基础。（二）根据适应性主体动因制定控制线。根据笔者的多次走访和调研发现，该地区羌族人对本民族传统信仰中的释比文化和地位认同是非常坚定的，由该文化引申的传统庆典、生活习俗是稳固该地区文化的重要因素。设计者需要从空间设计上予以尊重和保留；另一方面，传统的羌族建筑设施及材料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羌人的生活起居要求，这部分可以结合现代住宅的生活起居基础设施标准予以改进，以提升羌人的生活质量。（三）政策扶持重点要理清角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过程，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常追求短、平、快的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将文化定义为固化外观符号和表演式的庆典活动，由于缺少正确的引导，导致人民群众功利地理解传统文化，缺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对于传统文化无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坚定的基本立场。部分人群忽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出于各种目的将有些古典文化篡改得面目全非；部分人群盲目跟风和追求偶像崇拜，误将一些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所谓的信仰和潮流，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个人素养的提升。控制线是在认同和尊重羌族居民及其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于单体民居建筑的形态设计的基本策略：新旧并置，在保留一部分传统材料及工艺的基础上，政府提供多个吻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新材料样本、新技术样本分造价层级提供给村民选择，个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传统建筑技术的基础上予以改进和结合。在遵从复杂适应性理论的原则下，政府应该调整角色，由原来的规划者的主体地位，转变为辅助者、技术支持者，而当地村民才是行为主体。这样才能主动地将自身携带的文化融入到生活空间中，羌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的得以发展。物质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羌人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朝着现代化汉人的生活方式迈进，如果要保持羌人的民族文化以及建筑特色，就一味地让他们远离当代文化，并不能真正保留延续羌文化，这只是简单的线性思维。不论物质形式怎样改变，羌人对大山的依恋和敬畏，才是最值得尊重和延续的。所以，建筑并不在于对原有形式的模仿而应该配合时代的进程(物质水平)，才能真正留下羌人生生不息的与大山共存，保持他们对大山的依恋和敬畏。

参考文献：

[1]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宋绍南，2000.

[2]王中德.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重构范文篇5

自有报道经皮冠状动脉内成形术(PTCA)以来，对冠心病的治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冠心病事件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使该类患者院内救治成功率从67%增至88%。由于积极地使用解痉药、抗凝药、溶栓和新的机械装置，使PTCA的急性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从而使术后再狭窄新问题变得显著起来，由于所依据的再狭窄的判定标准不同，目前统计的再狭窄率约30%～50%[1，严重阻碍了PTCA术的进一步发展。

1再狭窄的病理学过程

pTCA术后即刻由于内皮下成分暴露，迅速出现血小板沉积、聚集，数小时内在损伤局部表面形成微小血栓[2。在此后的数天内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及T细胞渗入损伤区域导致炎症反应，术中的机械刺激可使动脉中层静止平滑肌细胞的癌基因被激活，循环血中及损伤局部的血小板、炎性细胞产生的血管活性物质及生长因子使中层静止平滑肌细胞发生由收缩表型向合成表型的转换，向内膜迁移、增殖并分泌基质形成过度增殖的新生内膜，此时局部组织中的金属蛋白酶亦被激活而加速了平滑肌细胞的迁移[3。4周后，新生内膜中的平滑肌细胞的增殖逐渐停止，凋亡频率增高，新生内膜中以基质为主而细胞成分减少并可出现钙化[4，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再狭窄的主要病理过程。近年来的探究结果，使一些学者开始重新熟悉和评价再狭窄的病理学机制。假如损伤后肌性内膜过度增生是再狭窄的主要因素，和原发粥样硬化病变相比，再狭窄部位应可见大而柔软的斑块，但血管内超声常显示相反的表现，再狭窄病变斑块通常是较小的非顺应性组织成分（钙化和纤维化）增加[5。Waller等[6对再狭窄尸检标本的探究发现，尽管许多标本存在内膜增生，但40%的标本为致密纤维化斑块而无内膜增生。有学者用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对人冠脉旋切标本作免疫组化标记，结果显示冠脉原发病变及再狭窄病变中PCNA阳性率无显著差异，甚至在支架损伤后的再狭窄标本中亦无PCNA。Wilensky等[7在探究血管损伤程度和再狭窄的关系时发现，损伤程度和内膜增生程度呈正相关，但不同程度损伤组间后期内弹力层（IEL）内面积或外弹力层（EEL）内面积并无显著差异。因此，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再狭窄的过程是一个血管损伤反应的新生内膜增生和血管重构的过程。一些人血管内超声探究表明摘要：PTCA术后动脉后期内径30%和新生内膜增生相关，而70%则和血管重构有关。

2动脉成形术后的血管重构

2.1血管重构的定义

血管重构主要指血管内径的慢性改变或动脉壁结构改变。由于再狭窄受管径的改变影响最大，因此，动脉成形术后的血管重构主要是指几何性重构，或者称之为适应性重构。包括代偿性扩张及慢性缩窄，对于再狭窄代偿性扩张是有益的，而慢性缩窄则是不利的[8。

2.2血管重构的证据

currier等[9对高胆固醇兔模型血管成形术后即刻及4周后的相同节段标本做定量组织学分析发现有再狭窄发生，其IEL内面积在血管成形术后即刻至4周增加20%，这种代偿性扩张能容纳新生内膜面积的60%而限制管腔狭窄。将术后4周的动物分为再狭窄及非再狭窄组，结果发现两组新生内膜面积无显著差异，两组间管腔面积的差异是由于非再狭窄组IEL内面积显著增大。在再狭窄及非再狭窄血管，IEL内面积和内膜面积高度相关，再狭窄动脉IEL内面积和内膜面积之比＜1，因此随着内膜面积增加，IEL内面积的增加减少，即再狭窄动脉对内膜增生缺乏足够的代偿性扩张。而非再狭窄动脉这种之比＞1，IEL内面积随内膜面积增加而增加，从而维持了管腔面积。可见血管重构可限制内膜增生对后期管径的影响。换言之，该模型中再狭窄是由于血管重构的差异而非内膜增生的差异。Post[10探究表明，正常兔股动脉初次球囊损伤后，内膜增生仅和造影显示的血管内径丧失的23%有关。正常或高胆固醇的Yucatan小猪经球囊去内膜诱生髂动脉病变，再次球囊成形术后发现内膜增生仅分别占后期管腔内径丧失的11%及49%，而主要由于慢性缩窄造成后期管腔内径丧失。其他在猪、猴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模型的探究中所获得的结果和上述结果相似。

3血管重构对管径的影响

血管重构对管腔内径的影响极大，这是由于血管直径或面积较小的变化可导致管腔内径较大的变化。Currier等[9假定血管为一圆形内腔，以公式的方式表明无代偿性扩张的动脉半径(rNc)和代偿性扩张的动脉半径(rc)的关系。假如血管无代偿性扩张，其管腔面积为лr2Nc,斑块面积为内面积减去管腔面积(лr2Nc-лr2Nc)，假如从动物实验推断该结果，从动脉成形术后即刻再狭窄，预计IEL内面积增加20%，半径增加10%，因此，在代偿性扩张动脉斑块面积将为л(1.1rIEL)2-лr2c；假如代偿性扩张动脉和无代偿性扩张动脉发生等量的内膜增生，则лr2IEL-лr2Nc=л(1.1rIEL)2-лr2Nc，代偿性扩张动脉管腔半径为r=/лr2Nc+0.21r2IEL。假如该方程用于参照内径为3mm的人冠状动脉，该参照节段无内膜斑块，则管腔面积和IEL内面积相等，rIEL=1.5mm；假如病变部位有75%狭窄，而随访的无代偿性扩张动脉参照节段无改变，rNc=0.375mm。据前面方程的结果，有同样程度损伤并有代偿性扩张的动脉半径为rc=0.78mm，因此，病变外IEL内半径代偿性增大10%，最终管径增加108%，同样的计算亦可用于表示血管缩窄对最终管径的影响。这种血管重构的巨大影响仅在显著狭窄的动脉才明显。

4动脉成形术后的血管重构机制

血管重构在再狭窄发生过程中的功能越来越受到探究者的重视，目前的探究认为一些因素参和了血管重构的发生。

4.1力学机制

许多学者认为血流对血管壁的剪切力和张力是血管重构，尤其是代偿性扩张的关键因素。剪切力和血流速度、血液粘度呈正比，和管腔半径的立方成反比[11。动脉成形术后的急性弹性回缩和内膜增生使管腔狭窄，导致该节段的血流加速，功能于血管壁的剪切力增加，血管发生扩张直至剪切力降至正常。假如血流速度的增加不足以产生使血管壁发生足够的代偿性扩张的剪切力，则血管内径将减小，出现再狭窄。而剪切力增加可导致ATP及P物质释放，刺激EDRF释放；亦可导致前列环素及内皮源性超极化因子释放[12;还可抑制内皮素-1的释放[13。血管舒张物质释放增加及缩血管物质释放减少，导致了血管扩张。

4.2细胞外基质和血管重构

虽然目前提及血管重构主要是强调血管在几何意义上的重构，但是并不能忽视动脉壁结构成分的改变，即细胞外基质的重构。一些学者认为，血管损伤后，初期发生非特异性炎症反应，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活性增加，导致原有的基质发生特异性降解，细胞外纤维连接蛋白沉积，被激活细胞侵入病变区，Ⅰ型胶原及Ⅲ型胶原沉积增加，最后出现典型的胶原纤维交互联结，在这种原有基质降解和新的基质成分沉积增加的过程中发生血管重构。和胶原降解有关的MMPs中以MMP-1及MMP-2最为重要。探究发现胶原含量和MMP-2含量呈负相关，表明胶原含量减少并非由于胶原产生减少而是由于降解增加。Coats等[14探究表明，在动脉粥样硬化兔模型血管形成术后，和非再狭窄组比较，再狭窄组损伤节段胶原含量明显减少且排列异常，认为非再狭窄组血管胶原含量增加和维持管腔面积有关。

4.3外膜和血管重构

外膜在再狭窄发病机制中的功能一直被忽视。近年来，一些探究结果使人们对外膜在再狭窄发病过程中的功能变得逐渐重视起来，而且认为外膜的功能主要和血管重构有关。Currier等[9用带金属链的过大球囊损伤猪冠状动脉造成外膜损伤，单核炎性细胞浸润，新生外膜形成，外膜纤维化，新生外膜不仅限制了血管的代偿性扩张，而且可造成损伤节段的挛缩。Wilcox等[15在探究血管内β射线对猪血管成形术后病变功能及Staab等[16在猪冠状动脉热球囊损伤和铜支架损伤模型的探究中亦观察到类似的结果，表明外膜在再狭窄和血管重构中的重要功能。新生外膜对管腔内径的影响发生在血管成形术3周后，说明其主要是后期管径丧失。新生外膜增殖及纤维化的程度和损伤部位的炎性反应的程度及持续时间呈正相关。

4.4血管重构的细胞及分子机制

目前的一些探究强调了基质降解、重排和细胞死亡的重要性，认为除了基质合成和细胞增殖外，在血管重构时，一些基质的降解和细胞死亡可能起着更为重要的功能。动脉成形术4周后，细胞凋亡频率增高，加重损伤局部的炎性反应、基质重构和外膜纤维化，加之损伤局部的细胞成分减少可使损伤部位的组织发生皱缩[15。最近的探究表明，干扰素诱导蛋白-10和osteopontin在血管重构中发挥活跃的和独特的功能[17,18。血流压力和剪切力增加可使一些力敏感基因表达增加，导致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的增殖；血流压力和剪切力增加、内皮素-1、PDGF-BB可使平滑肌细胞Ets-1转录因子表达增加，激活基质降解蛋白酶Ⅰ型，collagnase、stromegsin的表达使Ⅰ型胶原及弹性纤维降解增加[19；血流压力和剪切力增加亦可上调P53、ras的表达，通过P53、ras途径诱导平滑肌细胞的凋亡[20；组织重构中JNK和ERK依靠的信号通路参和了MMP-9（一种92kD的Ⅳ型胶原酶）活性调节[21，但是在动脉损伤后的血管重构中的功能还不清楚。

5干预血管重构的临床策略

临床上寻找对血管重构的干预策略应包括促进代偿性扩张及抑制慢性缩窄两个方面。从现有探究结果推测，改变基质的代谢及组成是一个可能促进代偿性扩张的途径。由于胶原含量是影响损伤部位后期管径的一个重要因素，再狭窄节段动脉壁的胶原含量显著减少，而在动脉成形术后MMPs活性增高，因此，有一些探究通过抑制MMPs的活性来促进代偿性扩张。结果表明，MMP抑制剂可降低胶原的降解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迁移，还可抑制胶原合成，总的功能是减少胶原的总量，纠正胶原成分的组成异常。

动物实验发现，一些血管平滑肌细胞运动抑制剂亦可通过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迁移，减少其合成胶原及其他基质蛋白，降低血管运动张力而影响血管重构。Colchcine是一种血管平滑肌细胞运动抑制剂，探究表明其确实可以促进损伤动脉的代偿性扩张[22。肌动蛋白交联阻断剂Cytochalasin-B可抑制平滑肌细胞收缩，目前正在进行安慰剂对照的随机临床试验。

虽然对血管重构的干预为再狭窄的防治开辟了新的领域，但目前仍认为再狭窄是新生内膜增生和血管重构共同功能的结果，重视血管重构在再狭窄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并不能否认新生内膜增生对再狭窄的影响。

参考消息

1gruntzigARetal.NEnglJMed,1987;316摘要:1127

2wilentzJRetal.Circulation,1987;75摘要:636

3zempoNetal.JVascSurg,1994;20摘要:209

4cowanDBetal.CurrOpinLipidol,1996;7摘要:94

5mintzGSetal.JAmCollCardiol,1993;22摘要:A118

6wallerBFetal.JAmCollCardiol,1991;17摘要:B58

7wilenskyRLetal.Circulation,1995;92摘要:2995

8faxonDPetal.ProgCardiovascDis,1997;40摘要:129

9currierJWetal.JAmCollCardiol,1995;25;516～520

10postMetal.Circulation,1994;89摘要:2816

11landzbergBRetal.ProgCardiovascDis,1997;39摘要:361

12cookeJPetal.AmJPhysiol,1990;259(28)摘要:H804

13dullROetal.JVascRes,1992;29摘要:410

14coatsWDetal.Circulation,1997;95摘要:1293

15wilcoxJNetal.IntJRadiatOncolBiolPhys,1996;36摘要:789

16staabMEetal.IntJCardiol,1997;58摘要:31

17wangXetal.JBiolChem,1996;271摘要:24286

18giachelliCMetal.AnnNYAcadSci,1995;760摘要:109

19naitoSetal.AmJPhysiol,1998;274摘要:C472

nArteryDis,1997;8摘要:623

重构范文篇6

一、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内容与重要性

（一）内容。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内容具体如下：一是创设良好的文化氛围。重构企业的会计文化，可以创设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加深人员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了解企业的管理机制与文化历史情况，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提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环境的质量。二是提高工作效率。重构企业会计文化能够促进财会人员职业修养以及财会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增强人员的责任感；同时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使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谋得发展之路。三是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可以有效结合企业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丰富企业文化，引导企业的发展，让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发展目的和文化精神具有清晰的了解，团结起来推动企业的向前发展。

（二）重要性。当前企业的会计文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在形式等方面尚有不足，需要企业加快会计文化的建设，使其与整体文化进行有效融合，创设特定的企业文化环境。许多现代企业开展积极汇集内部文化，不断创新会计文化，以此实现自身整体文化的长足发展[2]。会计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对其重构是丰富和发展企业文化的必然要求，对会计人员工作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总之，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企业高度重视会计文化重构工作，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工作。

二、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策略及路径

（一）策略

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的策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①渗透融合策略。对于企业会计文化而言，其主要是以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为基础，充分吸收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在会计实践和理论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同时企业会计文化对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国外民族文化加以吸收，然后在实际建设中进行融合及消化，形成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会计企业文化。此外，会计人员应不断丰富和拓宽自身的知识面，在会计实践中创造性应用系统学、政治和科技等研究成果，推动企业会计文化的繁荣发展。②动态化发展策略。随着现代化企业的快速发展，会计文化也有所提高，而企业文化需要经历沉淀发展、更新重构的循环过程，因此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具有动态性特征。从企业角度来说，每一阶段会计目标的执行需与该阶段发展相符合，以企业规划目标的时效性为依据，使企业会计目标具有动态发展的特质[3]。从企业会计人员角度来说，会计人员的职业素养、工作态度、工作经验、学历等各不相同，使得会计的发展也不平衡，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出现了一定的改动，导致会计人员在动态发展中出现各种不平衡现象。③多元化发展策略。目前企业会计文化重构尚未完全形成，要想重构企业会计文化，必须要从多种渠道方式来获取文化资源，获得会计协会机构、会计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等专业机构的支持，从而为企业会计文化的建设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企业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来进行演讲，或者是为企业员工提供参观学习的机会；而企业会计人员则可利用自主学习或互联网来丰富自身的会计知识，开阔视野，活跃思维。

（二）路径

1、科学规划会计文化重构方案。企业会计文化作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要求企业将会计文化纳入到企业文化的总体发展规划中，使会计文化与企业文化具有一致性和匹配性。当然在会计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企业可以结合会计精神、会计意识形态、会计职业道德等方面，有机融合企业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会计文化，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重构方案，有效展现企业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使会计文化的重构工作逐渐成为企业日常工作。

2、凝聚价值取向。对企业会计文化进行重构，可以提高企业财会工作的效率以及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因此在重构过程中需要结合人员的实际需求，以人员能力提升为主来开展工作。首先，从会计人员的会计职业素质、会计实际运作、会计专业知识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革，使会计人员的能力得以提升[4]。其次，由于会计工作的保密性要求较高，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以企业利益为重，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作业，保护企业机密。最后，企业机要部门需要重点锻造与凝聚会计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企业利益加以维护，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3、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企业打造特色文化的前提与基础就是企业会计文化活动，这也是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方式。企业可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座谈会、专家讲座、研讨活动等，形成全新的文化理念，使全体员工都能参与企业，以此加快企业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可以通过宣传和娱乐的方式来创设轻松的工作环境，使员工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和会计知识；也可以采用报告与纪录片的形式来弘扬正气，让全体人员全面了解会计文化，形成正确的理财新理念。

4、加强制度支撑与物质保障。企业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有效性、动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原则，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刻领会，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可行的会计制度体系，将其管理效能加以有效发挥。同时企业应该完善反馈考评和监督控制机制，增强制度的权威性与执行力，使会计文化管理更为科学化、人本化和制度化[5]。此外，企业会计文化的物质文化包括人文环境和物质条件，其中前者可以让人处于轻松愉悦的环境，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员的智慧与能力，有效实现会计目标；后者涉及一系列的物质设置，主要是指会计新手段、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会计信息的网络化。总之，加强会计文化物质保障，有利于满足人员的实际需求，丰富业务文化生活，促进企业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增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会计文化的重构作为一项持续和系统的过程，需要企业严格遵循渗透融合原则、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原则，科学规划会计文化重构方案，凝聚会计文化的价值取向，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加强制度支撑与物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会计文化，强化企业人员的综合素养，增强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企业文化的和谐繁荣发展。

作者:舒振山 单位:仙桃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建军.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策略与路径探索[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2,07:59-60.

[2]刘芳.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策略与路径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02:207-208.

[3]代玉东.信息化管理平台下企业会计文化重构策略的探索[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4,Z1:86-87.

重构范文篇7

【关键词】乡村形象；传播；重构

一、中国乡村形象研究

乡村形象隶属于区域形象研究范畴，指的是乡村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呈现给人们的关于对乡村印象、观念、思想及情感的活动。有学者指出，乡村形象是一种“富于人性与温情的家园性召唤结构”[1]，它凝聚着情感，承载着意义，暗含着对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包含着种种复杂的权力话语，折射出了深层次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整体来看，目前关于中国乡村形象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多数是从国内现当代文学史和影视文学作品的视角出发，探讨乡村形象的建构与变迁。就建构路径而言，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一种是“启蒙”形象。该研究路径带有较重的启蒙主义“批判”色彩，其所描述的乡村往往是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或宗教）迷信思想、愚昧落后风俗、麻木自私魂灵的“妖魔化”形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持久的“妖魔化”中国乡村形象的启蒙主潮；另一种是“审美”形象。这一研究路径旨在建构田园牧歌的“合理人性”世界，从庄稼和劳作、辛勤和劳苦、田园和丰收中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寻找中华民族之“根”。[2]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中国乡村的美学价值不断凸显，并日益成为学界研讨“社会主义新农村”话语体系建设的主旋律。而从传播学视角看，针对中国乡村形象的研究大致是沿袭“审美”路径进行的。比如陈文秀（2019）等学者从传播符号学视角，围绕乡情、乡民和乡景三个方面阐释塑造符号化的价值传播体系、健全符号化的传播渠道对于乡村形象建构的重要性。[3]刘娜（2019）等学者则以再现理论为基础，借助视觉符号形式和模式化叙事方式，探讨了因扶贫工作推动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乡村形象。[4]这些研究虽视角各异，但都强调了传播对于乡村形象建构的重要价值，这为本议题的探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新时代新疆乡村形象的重塑与定位

近年来，随着惠民帮扶政策的不断落地与持续深入，新疆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显著改观，其现实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新疆乡村自身的美学价值不断凸显，而乡景、乡民和乡风作为新疆乡村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发生着积极的转变。

（一）旖旎动人的新疆乡景形象

乡村景观是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流露着乡民的质朴与景色的唯美，生动反映出乡村风貌和历史人文。新疆位于亚洲大陆腹地，是典型的干旱区和多民族聚居区，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要道，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又是一个乡村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地方。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与当地浓郁的民风民俗交织在一起，为新疆乡村形象的传播与重构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伴随新疆交通及通信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了新疆乡村与城市的阻隔。新疆乡村的路平了，网络信号也强了，这使得新疆乡村美丽的地理景观和祥和的人文景观得到充分展现，由此在进一步拉近人与人地理距离的同时，也使得心与心的距离更加靠近。这一旖旎动人的乡村景观已成为当前新疆乡村形象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有待于在媒介的积极助推下进行广泛有效的传播。

（二）坚韧自强的新疆乡民形象

长久以来，“辛勤”和“劳苦”往往成为乡村居民形象的指代符号。新疆自古草原辽阔，适宜牧业发展，同时也开垦了大片农田。由此，新疆乡村最终形成了以农业种植为主、以畜牧养殖业为补充的共有式经济生产形式。不过受自然条件制约，耕田种地往往无法有效解决乡民的生计问题。近年来，伴随土地的纷纷流转和外包，乡民们在获得稳定基本收入的同时，不少人开始摆脱对土地的过度依赖而寻求新的谋生办法。比如在扶贫小组、访惠聚专干以及当地乡村干部带领指导下，一些乡民精英因地制宜地开办起养殖场、加工厂，发展起以自然观光、果蔬采摘、休闲娱乐等为内容的乡村旅游产业。而其他普通乡民也通过自学和培训，纷纷转行外出务工、开办农家乐或从事牛羊等家禽牲畜养殖等，从中彰显出当前新疆乡民主动从土地里挣脱出来进行致富探索的坚韧和理性实践。

（三）团结创新的新疆乡风形象

乡风是乡村的文化伦理与风土人情，其内涵不只体现在衣食住行的表意上，更附着在乡土生活和文化伦理中。受环境、地理等条件制约，新疆乡村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文化程度等多方面较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偏低一些。加之过去一段历史时期，新疆乡村地区受宗教迷信思想影响严重，落后的风俗盛行。一时间，“落后”“愚昧”等成为了外界形容新疆乡村的惯用名词。近年来，随着“访惠聚”“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富村惠民政策的持续深入，新疆的乡村之风已为之一振，各族乡民在处事交往中往往既能坦诚相对、真诚相待又能携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由此形成了当前新疆乡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新风，这一崭新形象是保护和信奉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有力促进了新疆乡村精神文化的正面性挖掘和塑造。

三、传播新疆乡村形象的媒介层次设计

当前，随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我们进入一个智能互联、融合共享的“全媒体”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人人即媒体的“自媒体”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与运用传播媒介，已成为提升新疆乡村形象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策略。

（一）以大众媒介为主渠道进行系统化传播

大众媒介与新媒介相对，是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形式，具有权威、严谨、可信度高等特点。近年来，在媒介融合趋势下，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渠道、模式、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播效力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新疆乡村形象传播需要极力发挥大众媒介的主渠道作用，以“国家话语”主导下的媒介视角，提供更多精细化、数字化、多方式、多业态的大众媒介内容。比如，利用广播媒介制作有关新疆乡村题材的广播节目和情景剧；利用平面媒介采写有关新疆乡村民风、民情的新闻，开设讲述乡村故事的专栏或进行系列报道；运用影视媒介拍摄记忆性或观光型的大型纪录片、微纪录片、综艺节目，拍摄乡村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等。总之，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主渠道作用，以连续性、周期性或间断性的传播方式传播新疆乡村的多样化形象，以系统化传播路径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

（二）充分发挥新媒介碎片化传播优势

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新媒介以方便、快捷、互动性强的优势深深嵌入到大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其获知新闻信息，进行所需传播、交流和互动所依赖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尤其在当前人人即媒体的“自媒体”时代，微信、抖音、快手等移动短视频直播平台以及喜马拉雅、懒人等有声书已越发为大众所喜爱，成为其记录并展示个人生活点滴的新媒介形式。在这一趋势和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挥个体在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优势，鼓励和动员一切参与者、体验者和观看者结合跨屏、多屏的自媒介传播路径，将新疆乡村符号以简短、碎片化的内容进行鲜活、有趣的传播，从而以贴近的视角为新疆乡村形象的塑造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具优势的是，传播内容还会以评论或转发的形式实现“二次”或“多次”传播，还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大众对新疆乡村形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进而助推其实现形象价值的最大实现。

四、提升新疆乡村形象的传播策略思考

乡村形象是一个抽象概念，其传播需要依托乡风（包括生活和文化）、乡民和乡景等具象内容进行。在传播的总体架构上，应结合新疆现实区情，尤其兼顾“国家话语主导”及“人文关怀视角”在传播策略应对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进行统筹和设计。具体而言，这一传播策略应紧密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注重新疆乡村景观形象的视觉化传播

乡村景观是构建新疆乡村形象的重要部分，而破解新疆乡村形象传播困局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从景观上向人们提供“眼见为实”的视觉化视角，即通过视觉传播挖掘新疆乡村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图形影像，如实再现某些历史体验和记忆经验，并通过视听引导来实现对他者情感和经验的感知与认同。在视觉传播体系建构上，可以借鉴影像民族志中的“再现”、“重构”与“阐释”的思路：首先，借助视觉媒介所建构的话语体系突破隔阂实现跨文化传播，将新疆乡村景观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记忆生动地“再现”出来；其次，在视觉信息传递过程中依照既定的观看方式和解读方法“重构”新疆乡村在人们心中的视觉秩序；最后，通过调动感官和情绪体验完成对新疆乡景的叙事性“阐释”活动。这一传播过程以自然主义和故事片风格构图和表述新疆乡村的自然风貌及人文景观，在运动的叙述情节中充分展现和诠释新疆乡景的美好形象。

（二）深化新疆乡村农牧民形象的写真式传播

与全国相比，新疆乡村农牧民总体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这是区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着重刻画和凸显各族乡民的贫困或原生态生活情景，而在于通过展现各族乡民们坚韧自强的形象，赋予新疆乡村浓浓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比如通过聚焦返乡创业成功的青年榜样、从贫困户“逆袭”的脱贫楷模，拓展经济发展新路径的先进代表等人物，深入刻画他们在脱贫致富路上的突出贡献与感人生活细节，从而传播和建构出新疆农牧民面对困境坚韧自信、勤劳致富、有理想信念、有精神追求的崭新形象。这样长此以往的形象传播必定会改变外界对于新疆农牧民形象认知的媒介环境，进而形成对新疆农牧民最客观、公正、真实的认识，有助于获得外界的理解、支持与认同。而反过来，这也将带给新疆农牧民巨大的鼓舞，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使他们更努力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当中来。

（三）拓展新疆乡村生活形象的叙事性传播

有学者指出，叙事不是对象而是一种“修辞行为”。[5]通过叙事的修辞作用，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更容易地被承认、理解和接纳，进而间接地指导人们的行为与生活。对新疆乡村而言，可以通过温情脉脉的叙事传播方式聚焦乡民们的人际交流互动，在家常对话中还原新疆乡村生活的韵味，从而呈现出各族乡民坦诚相对、真诚相待、团结进取、和谐稳定的乡村生活形象。在叙事对象的互动交往中构成展现新疆乡村现代生活脉络的记忆素材库，同时转化成被外界广泛认知和一致认同的美好记忆。比如2016年央视纪录片《消除贫困——中国人权在行动》片段中，通过对新疆皮里村大桥顺利竣工通车的叙事性讲述，向观众传递出了新疆偏远封闭的地理屏障被彻底打破，乡民们迎来一个走向开放、拥抱变化的新时代乡村意向。可以说，这一传播路径能够满足受众对新疆乡村多民族生活的想象和向往，进而营造出新疆乡村现代的生活景象。

（四）重构新疆乡村文化形象的仪式化传播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指出，文化是在共同场域内进行创造、修改和转变的仪式传播过程。[6]而以追念先祖、巩固伦常、维系道德为核心内涵的新疆乡村文化，正与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所体现的传播实质相契合。新疆乡村的文化仪式繁杂且多样，不过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的引入与冲击，传统文化背后所赋予的文化内涵被不同程度地消解，新疆乡村文化仪式活动也随之逐渐萎缩、变异。当前，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不断深入民心，这在进一步丰富和创新新疆乡村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为新疆乡村文化形象的仪式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积极发挥仪式作为留存、延续和传播新疆乡村文化形象载体的重要作用，集中展演和传播当前新疆乡村文化的崭新形象，使规则化仪式中所呈现出的特定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公众的感知与体验中不断得到一致性认同的描述与强化。

参考文献：

[1]陶玉霞.论乡村旅游形象的结构生成及其历时性建构[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5):64-72.

[2]曹小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形象[J].小说评论,2011(4):93-96.

[3]陈文秀,张菊兰.传播符号学视阈下乡村形象建构探析[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4):109-113.

[4]刘娜,陈晓莉.基于再现理论的乡村形象研究——以脱贫攻坚题材纪录片为例[J].当代传播,2019(6):43-46.

[5]尚必武.理论的争鸣与批评的对话：再论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J].江西社会科学,2015(6):160-168.

重构范文篇8

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经营管理层视其“不存在”，而监事会也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应考虑借鉴英美公司法的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独立监事，并对监事会的权力进行重构，以加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监督。

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一直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监督董事会的责任，导致上市公司严重缺乏监督，像红光实业、琼民源、大庆联谊等触目惊心的案子频频发生。为了加强上市公司的内部监督，我国有关部门开始关注英美公司法上的独立董事制度，如中国证监会在《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中就要求到境外上市的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以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的监督。但在我国现行公司监督框架下，是否有必要再引入另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如果确有必要，这两种监督的权限应如何划分，人员配置、选任又如何，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否则，很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管，却没人管”的现象。因此，本文拟就外部董事(主要是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制度作一评价，以寻求在我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

英美公司法的独立董事制度分析

基于不同的法律理念，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公司监督机制。英美公司一般是单层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制度下，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股东会选任公司董事，全体公司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负责公司业务的执行。在公司制度确立之初，英美公司法一直强调股东会的监督，20世纪以来，现代公司的巨型化导致股权的高度分散化，股东高度流动而缺乏固有密切联系，股东或股东会无法真正做到对公司业务经营实施统一有效的控制。现代商事交易的迅速性、确定性，也客观上要求公司的经营决策必须面对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市场，迅速、灵活地作出反应，这也使股东的监督动机和行为常常处于激励或约束的两难境地。这种客观现实使英美公司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过渡到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的权力日益扩张，为了对董事会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以保护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英美公司法逐渐形成了一种董事会内部的监督机制，即独立董事(OutsideDirectors)的监督。

一、独立董事的作用

英美国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结构一般有内部董事(InsideDirectors)和外部董事(OutsideDirectors)之分。内部董事是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董事，而外部董事则是指公司董事中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董事。内部董事是经营管理人员，是受监督的，而与内部董事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外部董事有可能存有偏见，故只有那些具有独立地位的无利害关系的外部董事才真正能在董事会上担负起监督职责。这类董事实际上是我们所称的独立董事。对于独立董事的含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法学所将其界定为与公司没有“主要关系”(SignificantRelationship)的董事，同时对“重要关系”作了相应的界定。

在美国，公司法主要依靠外部董事对管理层的谨慎进行公正审查，虽然成文法并不要求董事会应有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参加，也并没有要求外部董事监督公司经营行为，但是公司法和判例鼓励董事会有外部董事参加。法律通常认为一项利益冲突合法的途径就是将利益冲突交易信息公开给董事会，并得到大多数无利益董事的批准，即使这样的董事不足法定人数也有效。因而，目前许多公司董事会均有一定数量的外部董事参加，如英特尔公司董事治理重大事项指引中明确认为，独立董事应占据董事会的多数。通用汽车公司(GM)的董事局认为GM董事局成员大部分应当是独立董事，并下设审计委员会、股市委员会、董事事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奖励和报酬委员会和公共政策委员会，除财政委员会外其他委员会都由独立董事组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在日本公司治理论坛报告摘要中指出，董事的一半应来自管理层外部。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多家上市公司也聘请了独立董事，如白云山、创智科技、小天鹅等。

二、对英美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评价

由于英美公司机构中不存在独立的监督机构，因而公司的内部监督主要是靠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来完成。首先独立董事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建议，对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能够为公司提供知识、信息，因而可提高公司的社会形象；其次，独立董事由于具有独立性，能客观地监督公司的业务，对公司的管理可以不顾情面地提出问题和尖锐的批评，从而也避免了内部董事“自已为自己的考卷打分”的现象。另外，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促使独立董事在更换管理人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无能的管理人员是一种威慑。

尽管独立董事制度在英美公司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公司董事会负有监督和管理双重职责的现象也争议不断，对董事会内部监督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外部董事的选任多为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好友。因此，一般公司的董事会，为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所控制，要公司董事会能适时反对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所提出的不良公司策略，几无可能；其次，由于公司的经理人员执行的日常管理业务，公司董事会中的董事大多靠其提供的信息，况且独立董事参与公司的时间有限，因而独立董事(也包括内部董事)往往信息不充分，难以作出独立且最佳的判断，不能实施有效监督。有学者也指出由于实践中对外部董事的选任存在问题，以及对外部董事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其进行监督的措施，外部董事并不能有效地扮演公司监督的角色，实际的公司监督系于各个外在监督机制，如股东衍生诉讼，股东证券诉讼、强制信息公开制度、公司购并、机构投资者等。

鉴于以上缺陷，英美公司法也开始不断在单层制框架下改革董事会制度，其目标均集中在如何加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充分体现投资者最大利益上。如在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注释中认为，“在指导公司战略的同时，董事会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公司业绩，使股东得到足够的回报，同时也防止利益冲突，平衡对公司的各种要求。”可见，英美公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努力建立一套独立而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大陆法系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评析

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机关采用双层制，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执掌意思决定权、业务执行权及监督权。其监控架构基本是股东大会、股东个体及监事大会(或监察人、审计员)三层内部监控。股东大会或股东个人在发挥所有者功效时，可对董事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或行使违法救济权。但是由于股东大会是非常设机构，股东个体势单力薄且个体监控董事或董事会耗费成本太大，搭便车者亦难免存在，尤其是集团诉讼或代表诉讼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股东大会及股东个体对董事、董事会的制衡、监控力量的功效甚微，难以直接与董事会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具备的其他优势相匹敌。于是股东大会或股东个体就让渡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专门的内部监督机制——监事和监事会制度。

大陆法系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法律没有对大股东控制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可能性作出反映。其次是对监事会成员的资格要求不严格，不十分强调成员的独立性。对监事和董事间存在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亲属或姻亲关系没有规制(澳门除外)。再者是没有一个评估监事业绩的机制。最后，多数国家(地区)公司法对交叉任职的监事未作规定。另外，监事的任职须依赖董事的现实也阻碍了监事行使监督权。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国(地区)公司的内部监督的有效性，在我国尤为明显。因此，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理论界和实践界极为关注。这种完善多集中在强化监事独立性和强化监督权方面。如台湾学者刘连煜主张设立监察人会，而由监察人会负责选任及解聘公司董事宜。日本则设立外部监察人制度。有的则借鉴英美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如中国大陆证监会则鼓励上市公司董事会有独立董事参加。台湾学者余雪明也主张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与大陆法系国家相似，英美国家也一直试图加强公司监督机构或人员的独立性，并进而强化监督权。如对董事“独立性”的严格界定和特殊权力的授予，以及提出引入“二层制”公司机关构造的主张，都反映了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不谋而合之处。这说明两种监督机制之间已经开始了相互观察，相互借鉴，双方都试图吸收对方的优点，以改革自已的制度。这种思路无疑值得我国公司法参考和循行。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现状及重构思路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经营管理层视其“不存在”。而监事会也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许多本能够防止的事情却频频发生，如红光、琼民源、大庆联谊案件，暴露了上市公司缺乏监督的严重问题。具体而言，导致监督不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的主要出资者仍为国家或国有法人企业，股东选出的监事多为国有资产或国有法人资产的代表，而这些监事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效益缺乏一种内在的深切关注。在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命上，行政干预严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仍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决策、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等仍由上级直接干预，或者出现“无所有人控制”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即企业内部的国有股代表仅是形式，或干脆由原厂长经理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集于一身，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合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另外，旧体制下的“旧三会”(职代会、工会、党委会)和新体制下的“新三会”(董事会、股东会、党委会)并存，二者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很好的协调，或者“新三会”在“旧三会”的影响下，无法发挥现代公司制度下的职能。

二是监事会和监事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首先是监事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大多来自同一单位，仍残存一种上下级关系，如职工监事，党委书记监事等，大胆的监督仅可能使其失去监事资格，还会使其在原单位的利益遭受损害。其次是实践中监事会成员的选任依赖于董事，得不到董事支持的人员很难当选监事。再次是监事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在我国，监事会有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股东和职工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股东要求公司利益，而职工大多关心自身利益，这种冲突使监事会较难发挥其职能。最后是监事会在组织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监事的任职均为兼职，无自己的常设办事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监督职能根本无法正常发挥，监事会不得不听命于董事会或董事长的安排。经常会出现董事会或经理责成监事会抓紧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的怪现象。总之，监事会行使监察权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在实践中受制于经营管理人员，这也严重影响了董事行使职权的独立性。

三是监事会或监事职权不全。我国的监事制度实际上是一个“跛脚鸭子”制度。法律只给了监事会和监事“说”的权力，而没告诉其怎么“行动”。如监事会可以对董事、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请求纠正，也有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权，但是有关人员拒不纠正，拒不召开怎么办？这样的权力残缺可以举出很多。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制裁的法律规范永远不会发挥作用。

四是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实践中，公司的经营信息掌握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监事会完全依靠经营管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监督。另外监事会成员的自身素质也影响其信息的获得，监事身分一般为股东、职工、党委成员，大多无经营管理经验，也无法律、财务等知识，能力的欠缺会导致信息获得的欠缺。

五是监事会成员缺乏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措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缺乏一种对监事业绩的评估体系，更没有一种对监事监督权的激励措施。“监”与“不监”并无多大区别。另外，监事在观念上也缺乏一种监督的概念。

二、内部监督机制的重构思路

对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改革，目前最为集中的意见是引入英美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引入这样一种制度，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是公司法理念不同，英美公司法在基本理念上强调股东自治，公司管理人员的权力制约，均由股东或股东会基于私权自治来考虑，无须法律强行规定，因而英美成文法实际上也并没要求董事会必须有独立董事参加。而大陆法系公司则接受了三权分立的理念，试图从法定权力的分配上来解决权力的制衡问题，并且公司法理念上对资本和劳力同等视之，一般都强调员工的参与。故设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实际要比英美的单层制下的监督要有力，之所以我国的公司内部监督不力，不在于公司机关设置的错误，而在于我们没严格依照专门监管机构的理念去界定其具体制度，也没严格去行使监督权。不改变这种现状和观念，再好的制度也不会起作用。二是英美公司法不存在独立的内部监督机构，但公司经营管理层仍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其主要原因其实并不完全在于“独立董事”的存在，而在于其完善而发达的外部监督机制，如强制的信息公开制度、股东衍生诉讼、股东证券诉讼、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公司并购、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股东诉讼极为有利的风险诉讼机制等等。而这些在我国都极为欠缺，因而有必要维持“双层制”下的专门的内部监督机构。三是重新引入一种监督机制，还存在着公司监督权力资源如何分配，如何协调的问题。这在实践上理论上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否则，根据我国大量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再导致多人监督，实际上等于无人监督的现象或者多人监督，而阻碍公司经营管理层决策效率的问题。因此，在法律上引入英美独立董事制度并非明智之举，也无太大必要。公司董事会是否有独立董事参与，由公司和股东自己决定，惟有在我国现行监事会制度框架下，吸收独立董事制度的优点才是正确的思路。这样可避免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监督效率。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构重构思路无疑应是在现有框架下的完善。其目标是增强监督制度的独立性和加强监督力度。在依据目标设计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时必须考虑一些基本的原则或指导思想，即无论怎么变革，均须维护这些原则。根据公司法的基本理论，并参考OECD《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是以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目标。股东是最终的所有者，上市公司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因此，在监督中应体现股东的利益，并且保证所有股东都能得到平等对待。由于公司与股东利益并非始终一致，所以监督制度应能对这两者的利益冲突作出协调。其次是监督制度应激励和约束并重。我们不能在重构监督制度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缺乏约束走向严格约束，使经济管理层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最终影响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的重构

对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的重构，应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整体考虑，可以对股东会、董事会的权力重新划分，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事会成员人数

监事会人数应保持一定数量，这是监督机制发挥效力的前提，我国仍可延用现行法规的规定，即其成员不得于三人。同时可借鉴德国公司法的做法，即以公司规模大小来决定监事会成员的人数，以保证监事会有必要的人力去实行监督。

二、监事会成员组成

由于我国的现实情况，股东和职工代表参与监事会的现实无法改变。但是我国可以吸收独立董事制度的思想，即在法律上建立独立监事制度。这点在日本和(外部监察人)澳门特区行政区(独立监事)已有了成功的经验。为加强监事会的有效监督，独立监事在监事会的比例应占半数以上。另外，为了贯彻股东待遇平等的原则，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应有少数股东代表参加，以平衡各方利益。

三、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的职工代表仍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的选举可以借鉴日本、台湾地区的方法，即采用累积投票制，以保证少数派股东有机会参与监事会。关于监事的资格问题，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可予以维持，但应对独立监事的资格作出明确的界定。独立监事的资格可参考美国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以及台湾、澳门的有关做法。具体而言，独立监事不能与公司董事、经理有“重要关系”。即其一不应是公司的雇员或前雇员，亦不得为公司股东；其二不应是上述人员配偶、三代以内的血亲或姻亲；其三不应与公司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交易关系(这个数额可由公司章程规定)；其四不应是为公司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的职员；其五独立监事应有至少三年从事商事、法律或财务的工作经验。

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独立监事必须由股东会选举，不得由董事会任命。为保证独立监事的监督，独立监事应占监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独立监事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满三年后，独立监事可以继续作为监事留任，但失去其独立监事资格。为防止监事与董事相处日久，感情日厚，致使监督不力，我国也可考虑监事任期短于董事或长于董事。

独立监事除享有普通监事的职权外，还应有独立的特殊权力，这些权力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董事会必须有独立监事列席。且独立监事有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以及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建议或发表意见，董事会必须如实记入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如不同意，则需说明理由并应在会议记录中载明，但独立监事不享有董事会会议的表决权。二是公司的利益冲突交易必须向监事会公开，并得到多数独立监事的批准。三是董事、经理的报酬应当由独立监事来决定。四是独立监事有权批准对董事因遭到指控而付出的费用给予补偿。五是独立监事可单独行使监事会的职权，但召集临时股东须有至少两个独立监事同意。

四、监事会职权的改革

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但这些规定过于泛泛，也有点残缺不全，也就是说告诉了监事会可以行使的职权，但没告诉监事会怎么用。在职权的重构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扩大检查公司财务的权力，即监事会可以随时检查或调查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查核帐簿文件，并可以要求董事会、经理提出报告。(2)赋予通知纠正权，对于董事、经理执行职务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或者其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监事会和监事有权制止，并要求予以改正。监事会有义务向董事会、股东会作出书面情况说明。(3)赋予监事会的股东大会特别召集权，监事会有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必须立即召开，不得延迟。董事会怠于召开时，监事会可以行使特别召集权，并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人)担任会议主席。(4)赋予监事会核对权，监事会对董事会提交给股东的各种表册，应进行核对，并将调查情况向股东大会报告。(5)赋予监事会对董事的任免权。鉴于股东大会对董事的任免机制无法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现代公司中有效行使，股东大会可以将此权力让渡给监事会，以加强对董事的监督。即监事会有权对董事进行任免，但必须向股东大会提出报告。(6)增加监事会设置下设委员会的权力，即监事会可以根据监督情况设置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任命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但委员会成员大多数应为独立监事。各类委员会成员也可以是临时聘任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其发生的费用由公司负担。(7)延长监事会监督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上市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的违规现象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问题相当严重。如红光实业、大庆联谊等上市公司，无不是在设立时便出现了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因而有必要将公司成立后设置的监事会的监督权，延伸至公司设立整个过程。如规定监事会可以在公司成立之后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公司设立过程进行专门监督，并有义务向股东会提出报告，说明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8)赋予公司代表权，上市公司原应由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但在特定情况下，监事会亦应有权代表公司，如公司与董事间的诉讼，除股东大会有权另选公司诉讼代表人或法律另有规定外，可由监事会代表公司起诉或应诉。另外，监事会也可代表公司委托律师、会计师，也可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涉；参酌我国台湾地区的作法，也可应少数股东权股东的请求为公司对董事的诉讼。

五、完善监事的义务和责任

重构范文篇9

关键词：物料清单；模块化物料清单；虚项；重构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

BillofMaterialsReconstructiononMRPⅡ/ERPofTobaccoCorporation

MAShihua,ZHOUXiaoandYOUZhi

(Collegeofmanagementof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necessityoftobaccocorporationtoreconstructtheBOMintermsoftheapplicationsituationofMRPⅡ/ERP,fromtheanalysisofthecharacteroftobaccoproductionandcigarettemarket,thenpointsoutthemethodandapproachtoreconstructionofBOM,aimingforthedefectoftheBOMoftobaccocorporation.ThismethodincludesestablishingvirtualmaterialitemsanddesigningmodularizationBOM.

Keywords：BillofMaterials；modularizationBOM；virtualmaterialitem；reconstruction

1引言

为了迎接国内外的挑战，我国许多烟草企业都已经应用了计算机管理软件。现在，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烟草行业一个举足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由于卷烟制造的特殊性，再加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理论做支撑，使得烟草企业和软件商到目前为止仍未能开发出适应烟草特色的MRPⅡ/ERP商品软件。虽然许多软件开发商尝试了烟草企业MRPⅡ/ERP软件的开发，甚至许多国外的ERP公司也开始进入烟草行业推广成型的ERP软件，但是，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的软件，针对卷烟生产的计划系统似乎都是还未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计划系统执行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烟草制造的物料清单的设计难度大。

本文从烟草行业的生产管理特点和物料特征入手，分析了物料清单重构的必要性，并采用设置模块化物料清单和物料清单虚项的技术解决重构适应卷烟生产的物料清单的问题。

2烟草企业的生产特点

烟草行业实施ERP要受到许多行业自身特点所约束，物料清单的重构更是必须符合卷烟的生产制造特点。所以，首先要针对卷烟企业的生产特征，分析与其适应的行业解决方案，才能设计好物料清单项目和关键的业务流程。

卷烟生产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战略重点

我国卷烟市场在“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政策中管理和控制，卷烟制造企业生产总量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控制，企业无权对总产量自行调整，更不能自行增加产量。所以，企业不能实施通常的“产量速度效益型”战略，而应以“质量、品种、结构效益型”战略为主，注重加强品牌培育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主动适应市场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生产组织形式

烟草行业是混合型生产的企业。卷烟生产的制丝阶段属于流程制造型生产方式，通过设计烟叶配方、香精香料配方和生产工艺流程，进行烟丝加工；而卷接包阶段则具有离散型装配的特征，针对离散过程的装配要求进行选择主要材料和规格等级，以及采用流水型组织方式按工序调度和生产。在检测过程方面，对于以流程生产为主的制丝生产阶段主要采用过程参数检测，而对于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流水制造为主的卷接包生产阶段一般只检验半成品和产成品。所以，在计划、组织、调度和控制方面要对这两方面特征综合考虑[1]。

3、市场特征

对烟草企业来说，不论是供应市场，还是需求市场，都与其他行业有显著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企业在进行有关上下游企业的管理上不能采用传统MRPⅡ/ERP的解决方法。首先，卷烟的烟叶属于农作物，采购的品种结构、采购时间、采购提前期、签订采购合同的程序对企业来说都不是能够主动选择的。而由于“专卖专营”的政策，卷烟的下游市场的开拓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烟草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逐渐饱和的市场，销售渠道也相对稳定。

4、生产管理的重点

由于卷烟生产属于成批的面向库存方式的混合生产，订单通常与生产无直接联系。企业只有合理利用设备满负荷地均衡产出，做好销售预测和计划的平衡，才能体现效益，将成本降下来，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生产计划中，销售预测和年度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年度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决定着企业的物料平衡，即物料采购计划[2]。如果企业经营规划、销售预测和主生产计划做得好，就可以避免生产计划的频繁变更以及配方的频繁更改。一般情况下，企业每日、每周生产计划的物料平衡依靠烟叶和辅料库存来保证和调节。

3烟草企业进行物料清单重构的必要性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烟草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步骤之一。就目前实施情况来看，烟草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不一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但从总体来说，企业的信息系统都存在以下的问题：

1)计划功能的实施效果不好，没有真正实现销售计划、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能力计划、采购计划和车间调度计划的集成。企业生成的计划不能真正解决均衡生产和优化调度，并使产品产出与销售相符合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企业实际上还处于手工编制计划的阶段。究其原因，BOM表没有设计成适合烟草MRPⅡ/ERP综合计划所需的物料主文件就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2)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管理信息化，没有运用适用的先进管理理论和优化方法。主要表现在制定销售计划、生产计划和辅料采购计划和设备能力与负荷分析以及烟叶的库存控制和采购管理中，没有建立相应的计划优化模型，解决计划、物料控制和能力负荷测度的问题；

3)管理很大程度只限在操作层的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录入、统计、查询和少量的数据分析，对于中上层的管理和决策支持方面的功能薄弱，预测和综合分析不足。作为产品最终项目和最初物料的联系，物料清单没有成为销售预测以及销售与生产计划直至物料采购和库存控制的有效依据，也不能为库存数量结构分析、物料采购预算提供条件；

4)系统设计上没有体现对业务流程的管理思想，只限于单个操作和业务管理。要从整个业务流程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如：辅料采购清单和车间作业任务都是直接由MRP生成的，库存结构分析也是以营销计划通过物料清单进行物料平衡测算为依据。而实际解决问题往往是各个业务相互独立，车间管理人员要根据生产计划凭借经验进行生产调度，库存结构分析也只是对历史数据进行对比，没有实现分析预测为控制做准备的目的；

5)对于基础数据的管理不规范，对最重要的基础数据如：BOM表、工艺流程等，没有进行统一管理，数据的管理和维护责任也是一个难题。烟草企业中，BOM表涉及到企业的技术机密，没有科研技术人员的参与和维护是不行的，但由于使用BOM的真正受益者是计划、生产、采购和仓储部门人员，科研技术人员就有可能把责任推卸下去；

6)物料的批量跟踪功能是流程制造和混合制造企业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没有合理适用的物料清单，就不可能有效实现这一功能。所以，现有烟草企业信息系统各处理模块之间的衔接和集成不紧密，如：车间管理、成本管理与总账的衔接不好，成本的批量跟踪的功能也不令人满意。

现有烟草企业信息系统这六个方面的问题，都反映出与MRPⅡ/ERP中物料清单的重要关系，也对重构烟草物料清单提出了要求。

4物料清单重构的方法和步骤

4.1烟草物料清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在离散型制造企业中，物料清单不只是所有元件的清单，而且还反映了产品的结构层次以及制成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的先后顺序，同时它还指明了各层组件的需求数量。由于烟草行业是混合型生产的企业，既有流程式生产，又有加工装配式的生产，因此它的BOM表与离散制造业的BOM有些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按离散型制造业的要求，零件的层次应划分到最低层，而且需要标明需求数量，这对烟草企业来说不太切合实际，因为1支烟的消耗数量很少，很难取得精确的数据；

2)烟厂从制丝到卷接包都是流水线生产，每个牌号的卷烟的生产从烟叶投料到产成品入库时间不到一周，因此像烟丝、烟支、盒烟等在制品的生产提前期就很难确定，如果都给一周时间，那么就提前了采购和制造时间，对库存资金和在制品的控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3)叶组配方、香精香料的配方属于烟草企业的核心技术，不宜公开，且同种牌号卷烟的烟叶配方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它由技术人员根据烟叶原有的配方和可用库存进行调整。所以，在BOM表中很难反映最终的烟叶配方和香精香料配方。

4.2物料清单重构的解决方案

烟草企业属于面向库存生产的企业，产品是确定的，MRPⅡ/ERP系统要求在主生产计划层次对最终项目进行预测，而BOM表中的最终项目就是最终产品，即箱烟。所以，物料清单不必为产品预测进行重构，但由于卷烟生产的特殊性，必须对BOM表进行局部的设计并为物料项目的预测进行重构。

根据烟草企业的特殊性，按以下的方法来构造适合烟草企业的BOM表。

1)以箱烟为单位，以同种类型牌号的卷烟为BOM表中的最终项目；

2)提前期以实际提前期为基础，单位可以细化到日或者小时；

3)设计模块化物料清单，解决叶组配方调整和烟叶的预测需求的问题；

4)将叶组配方的组合用BOM表中的虚项表示，同时物料虚项也解决了对于卷烟成分中共用的相对稳定的物料的需求预测问题。

物料清单中，虚项的方法应用于物料项目具有多个可选特征或者许多物料具有相似特征的情况下。往往把和某种具体的可选特征相关的零部件划分成一组，分配一个物料代码，即使它们根本不可能装配在一起[3]。对于卷烟生产的BOM表，也可把烟叶和香精香料配方的组合设计成为一个虚项。在这个虚项中，对于不同卷烟牌号设计不同的物料代码。它虽然是一个可变项——随着每一生产批量设计配方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由于制丝和储丝过程的生产提前期以及每箱烟消耗烟叶的数量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对这个虚项，只要能确定提前期和耗用数量，并在MRP运行之前，把专业技术人员确定的在计划展望期内不同牌号卷烟相应的烟叶和香精香料最终的配方代替BOM表中的虚项，就可以进行车间生产的排产和调度了。

当产品或物料项目有多种特征选择时，运用模块化物料清单可使产品的物料清单易于维护，并方便产品和物料的预测。当客户对产品和物料不同的特征有许多选择项时，能及时把这种特定需求转换为生产指令和物料需求。烟草企业的物料的叶组配方属于可变项，但是对于按等级分组的卷烟，在同级卷烟中，各等级烟叶的比例也是相差无几的，不同的是，特征选项是同级的或可替换烟叶品种，而且特征项目选项的改变不是外部需求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技术人员根据预测进行主动的调整。

4.3物料清单重构的步骤

进行物料清单重构的具体步骤如以下5点：

1、划分作为烟叶成分的种类。

在卷烟生产中，卷烟消耗的不同烟叶一般分为上等烟叶、中等烟叶和下等烟叶，它的区分是按不同的产地和烟叶最终检验结果判定的。另外，作为烟丝成分的还有薄片和叶梗。

2、列出不同种类的可选项[3]。

设计结果就是按各特征可选项进行分组。每一个分组也就是一个模块化的物料清单项目。图1表示了某种牌号卷烟的叶组选项进行模块化的结果：

上等烟叶

A11

G08

E10

中等烟叶

下等烟叶

薄片

烟梗

R02

K19

F27

B21

S25

L33

C12

D17

G04

V36

T65

P43

N54

I39

J38

图1物料项目模块化结果

3、生成主物料清单。

当烟叶按相同特征把相关的可选项目划分成组时，就可以为每一类烟叶组合分配一个物料代码，即生成一个虚项。例如，对上等烟叶赋予一个物料代码A001，把它作为一个虚项，虽然它并不代表一个零部件或是一个具体的产品组成部分。

然后为每一类牌号卷烟生成一份主物料清单，其中包括所有的虚项和所有的组成项目。具体形式如图2所示。

主物料清单是关于卷烟的数据库，当确定生产卷烟的牌号后就可以越过虚项得到整个产品最终项目的物料清单。再由技术人员确定后，就确定了具体的各项物料清单。

4、生成计划物料清单。

计划物料清单不是一份完全不同的物料清单结构。计划物料清单是从主物料清单导出的，其目的在于帮助预测需求，控制物料库存，其中的物料包括对每种类型烟叶以及共用物料项目的需求。通过对主物料清单进行组合和设置虚项的处理，把物料项目作了重新安排，设计成计划物料清单。计划物料清单的方式易于把对具体物料的预测和实际需求转化成对属于相似的、可替换类型物料项目或者共用的物料项目的需求和预测。

计划物料清单中包括来自主物料清单的虚项和其他各项物料，但它以易于预测和计划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卷烟BOM中，有很多物料项目是共用的，不仅数量比例相对稳定，而且提前期也极为相近。例如锡箔纸、胶带纸、卷纸、金拉线、透明纸等共同项目，作为产品最终项目的箱烟往往由固定单位的共用项目构成，在同类型卷烟中，共用项目的具体物料都相同。所以，在预测需求时，按主物料清单进行预测显然很繁琐，而且不必要。计划物料清单可以把这些共用物料项目按一个单位数量设置为一个虚项，包含相同物料项目的共用项目设置相同的物料代码。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

LT＝2天

箱烟

烟箱（1）

透明纸（）

商标盒（）

商标纸（）

锡箔纸（）

卷纸（）

水松纸（）

烟丝（43）

胶带纸（）

金拉线（）

丙纤（）

胶（）

嘴棒（）

成型纸（）

烟梗（）

薄片（）

上等（）

中等（）

下等（）

香精香料（）

包装阶段

卷接阶段

制丝阶段

0层

1层

2层

图2主物料清单

图注：

1、图中省略了各个物料项目构成父项目的数量和提前期，其中括号中填入具体的数量，LT后加上各个项目的采购或生产提前期；

2、为了清楚表示BOM表，各物料项目是按实际名称表示，但在实际企业的制造BOM中，用物料代码代替实际物料名称。

与生产制造不同，在烟叶预测中，薄片、叶梗不是独立的物料项目，它们是由把烟加工得到的协产品，而且它们也不是烟叶需求预测的重点，而只是组成了生产制造的物料成分。在采购和库存管理中，主要的难点是对烟叶的管理，对烟叶数量、结构的预测和库存管理。在高、中、低档卷烟产品中，处于同档次的卷烟所含的上、中、下等烟叶的比例一般是相差无几的。计划物料清单只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取一个百分值代替各种烟叶的数量，表示烟丝总量中含各类烟叶的比例。

这种把烟叶成分进行综合考虑，再用百分比表示烟叶各虚项的数量，并根据物料需求特征合并了共用物料项目的物料清单就是一个计划物料清单。这样，企业在进行了销售预测，确定了卷烟高、中、低档卷烟的营销计划以后，通过计划物料清单，就可以确定烟叶和其他各种物料的需求数量和比例结构。通过物料清单的模块化处理，烟叶的预测和库存控制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

5、生成最终产品的物料清单。

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制定的月销售计划制定了主生产计划后，就确定了具体的卷烟生产种类和数量。这时，就需要生成指定产品的物料清单。这项任务是在每次烟叶和香精香料配方更改以后实现的。

一般，企业主生产计划都有半年到一年的展望期[3]，每进行一次主生产计划展望，都按原有的生产物料配方进行物料需求预测，对照现有的烟叶库存，可以得出烟叶库存比例是否满足生产。如果不满足，科研技术人员就应及时更改烟叶配方和香精香料配方来满足生产需求。一旦原物料清单保证烟叶库存满足生产或科研部门更改了具体牌号卷烟的烟叶配方和香精香料配方以后，这份物料清单就暂时确定了。在月生产计划制定之前，各预测的产品项目配方就已经是固定了的或经过更改暂时确定的，这就生成了最终产品的物料清单。在计划展望时区内运行的主生产计划，都按这个已确定的相对稳定的物料清单运行物料需求计划，并下达车间调度计划。而在计划展望期以外，这份物料清单处于活动状态，直到下一次主生产计划展望。

4.4采用模块化和虚项设计物料清单的优点

运用模块化技术和虚项设计卷烟BOM表的好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保护了烟草企业关于烟叶和香精香料配方的技术机密，保证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可以了解和更改这一物料项目，同时也体现了烟叶和香精香料配方可更改的这一特点。

2)简化预测、优化库存。由于计划物料清单是按主物料清单以易于预测和计划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在预测需求时，计划物料清单可以简化共用物料项目和各等级烟叶的需求预测。还可以通过计划物料清单，确定烟叶和其他各种物料的需求数量以及比例结构。通过物料清单的模块化，预测和控制烟叶库存问题就变得简单了。这样不仅减少了烟叶库存的维持数量、优化了烟叶库存结构，减少烟叶配方更改的频率。

3)降低成本。这样的物料清单易于维护，从而降低了维护成本。降低库存维持数量和优化库存结构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5结束语

本文从分析卷烟生产和市场的特点入手，讨论了企业进行物料清单重构的必要性；然后就烟草企业物料清单的问题所在，提出了物料清单重构的方法和步骤。这些方法和技术包括设置物料项目虚项和设计模块化的物料清单技术。使得烟草企业MRPⅡ/ERP得到优化，并实现有效的物料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和控制以及基础数据的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李秀、张旭旭、刘文煌、乐同、徐哲学，卷烟业CIMS工程的设计与实施，北京：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第七卷，第三期，2001年3月.

[2]崔亚军，流程企业资源计划，计算机世界，1998年11月，第45期.

[3]刘伯莹、周玉清、刘伯钧，MRPⅡ/ERP原理与实施[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6，76，107-113.

重构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艺术；数字化；重构

数字技术改变了公共艺术的传统表现方式、表现空间和表现路径，但是在琳琅满目的数字公共艺术作品面前，在夺人眼球的新媒体、虚拟现实、声光电刺激之余，我们也会思考其背后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既然改变已然发生，那么这种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字化对公共艺术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重构，本文将从审美、交互、技术、材料四个角度阐述公共艺术与数字化重构的表现。

一、数字化公共艺术数字化

公共艺术是指在作品创作和展示的过程中使用数字化技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随着超级互联、数字化浪潮席卷现代社会，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渗透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在智能交互、新媒体传播、传感与定位、3D打印、虚拟混合现实等多个新兴领域都有创新的表达，通过数字化技术精确控制诸如水、光、声音乃至气味等，或采用影像、多媒体装置、互动感应装置、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从表现形式上充分体现了艺术发展的创新要求。这也说明了城市公共艺术是以城市居民集体审美与需求为指导的特殊艺术作品，因其公共性和开放性等特质，成为数字化艺术表达的急先锋，未来可期。

二、公共艺术与数字化的重构

（一）交互的重构广义来说传统公共艺术也具有交互性，这种交互往往是隐含的、非确定性的、非主动性的，一般体现在情感和心理层面。交互性并不是传统公共艺术的核心本质，但数字化公共艺术对于交互性的重构是颠覆性的。如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地铁站公共艺术，不但结合了传统的公共艺术手法，而且还采用了数字化的技术手段，通过变换的抽象影像，让观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看待周围的世界。随着交互性公共艺术形式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它将逐渐从二维拓展到三维，从平面延伸到立体空间，给乘客提供更大的接触面，实现数字能量的转化。数字公共艺术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侧重交互性的表现，且因为技术手段的多元化，表现交互的形式非常丰富，注重真实的心理和情感交互。例如台北地铁南港线的某一站，艺术家创作了触摸型公共艺术作品———《旋》，其构思来自童年的美好回忆———旋转木马，主体是由玻璃和不锈钢制作而成的皮影戏造型，内部设置了红外线触发装置和马达、发声器等，当观者靠近作品，触发装置，木马就会随着音乐动起来。观者受到视觉和听觉的触动，引发相关的情感回忆，这种触动是由观者主动开启的，但其引导内容是由作品创作者设定的，因此，这种交互体验是自发的，也是主动的。又如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地铁站的公共艺术，很有趣的是，它将传统公共艺术手法和数字化技术同时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穿越感让观者耳目一新。不断变换的抽象影像是用数字化技术呈现的动态视觉效果，这种视觉效果通过地面和墙壁包裹式地环绕观者，沉浸感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静止的抽象雕塑仍然以最传统的方式进行呈现，这种设置绝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元素的呼应，更多的是希望观者在动静之间获得感官刺激，激发心灵和审美的交互共鸣。由上述内容可以发现，数字化公共艺术对于交互的重构，多体现在方式和路径上，其激发受众情感和审美共鸣的核心并没有发生改变。（二）审美的重构数字化公共艺术中蕴含的美学范式较之传统范式有所拓展，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以形态样式为核心的美学内涵，另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其在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视知觉等方面的一系列表现。从普通观众的角度也许不能直观地思考美与科学之间的哲学关系，但是数字化技术对体验感精准的刺激、人的感官和意识更加直观地将这种杂揉了各种知觉和感触的审美倾向与科技融合在一起，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更深层次的感知和潜意识对此类公共艺术作品开放。简而言之，数字化技术强烈的刺激性使得受众对美的感知更加直接、全面、开放，这种变化影响着人们欣赏艺术的方式、路径和心理，审美的倾向也会发生剧烈的改变。2015年，由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创作的互动城市雕塑《鄱湖日出》在江西上饶市创业文化园落成。该雕塑在设计上是一个抽象的椭圆球体，与非常具象的云雾造型类似，造型本身具有当代性。除此之外，雕塑结合数字技术，呈现出美轮美奂的云雾效果，让观者沉浸在如梦似幻的场景之中。作品通过这种包裹式的交互感来引导观者欣赏作品，理解作品的内涵，使雕塑的审美意义超越了旧的语言范式，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数字化动态的浸染使想象和实际融为一体，拉近了传统审美中知觉与心理反馈的距离。诚然，这种重构不一定是完全正面的，对于传统艺术的发展也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但既然数字化的浪潮无可回避，那么更好地适应它或者与之共存，才是公共艺术的创作者们应有的态度。（三）技术的重构人类历史中对于艺术的表述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技术因素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公共艺术是艺术门类中较为特殊的存在，它长期处于艺术与工匠重合的范畴，对于个人艺术创作而言，公共艺术本身往往也是一种工程类项目，它的最终落成常常是由艺术家的设计和工匠们的施工共同完成的。就其本身特质而言，公共艺术是非常重视施工技术的，数字化公共艺术使得施工技术更复杂、门类更丰富。在传统公共艺术的表现中，艺术家的设计和工匠的施工之间往往是半脱离的状态，尤其在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当中。例如传统锻铜浮雕，设计师或艺术家只需要准备符合行业要求的设计稿，锻铜和安装的部分则完全由施工方完成，长期的合作经验使得设计者可以了解什么样的设计符合施工标准，而施工方也完全可以依据图纸和经验完美呈现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效果。然而这种情况在数字化公共艺术的产业链构成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艺术家或者设计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由于目前技术的局限性，作品的设计者不太可能凭借概念设计稿或者创意说明就无缝对接后续的施工，往往设计者或设计团队要完成数字化设计的所有内容，其本身既是创造者又是创作者。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所涉及的领域也从传统制造业向科技、媒体、机械等行业不断延伸，行业种类更加丰富，分工也更加明确了。未来，数字化公共艺术产业对于技术的分工要求也会更加集约化、专业化。（四）材料的重构材料是艺术造型的实体表达，特别是在雕塑、公共艺术等领域尤为突出。传统的公共艺术在材料选择上也是非常注重开拓与创新的，除了常见的石膏、玻璃钢、金属铸件、各类石材等，生态材料、尼龙丝织、树脂和回收材料等都是创作者们发挥创意的可用之材。随着数字化公共艺术的兴起，传统公共艺术行业的材料清单也在悄然扩充，从这个方面来看，艺术本身永恒的内核无法脱离材料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公共艺术中广泛使用的声光电等媒体技术使得过去一些比较小众的材料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2016年在日本德岛完成的公共艺术作品《靛蓝瀑布》可以算得上比较典型的例子。主体结构由灯光光纤组成，安装在一座桥梁的两侧，夜晚，参数化控制的靛蓝色的灯光如同瀑布一般溅入河水，这一刻，现代工业产品与大自然艺术化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艺术内涵都令人折服。这种通过数字化控制灯光光效的手法非常广泛地运用于多个著名的现代公共艺术作品，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互动性艺术装置Loop、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洋生物信息亭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灯光与光纤在传统公共艺术中往往作为比较小众的装饰材料使用，而在数字化公共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参数化和电脑控制使得光的表现力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使得小众的装饰材料一跃成为表现的主题与中心。另外，数字化使得科技产品或材料本身的特质被开发和拓展。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竹亭装置设计，看似使用了纯天然材质竹子进行主体创作，似乎没有数字化的痕迹，实际上这个将近四层楼高、覆盖面积约350平方米的大跨度弯曲主导网架结构正是数字化的杰作。竹亭本身的形状独特、复杂，结构性非常强，建造团队研发并结合了精确的参数化设计，充分利用自然材质的弯曲度和强度特点完成了这个设计，将科技与自然效果融合得了无痕迹，相信这是许多艺术家追求的目标。

三、结语

数字技术是手段，也是方法，它可以夺人眼球，亦可以引人深思。虽然在交互方式、审美倾向、技术手段、材料使用上，数字化公共艺术较之传统公共艺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其公共性和艺术性的核心没有变。艺术家们在技术新时代的浪潮中既要勇于创新，也不能偏离艺术对于人的意义，在重构中前进，在前进中再生。

参考文献：

[1]李剑.数字时代,公共艺术何为:评《艺术与数字重构》[J].创意与设计,2017(5).

[2]刘庆慧.徐州地铁空间环境中的公共艺术应用研究[J].大众文艺,2016(24).

[3]舒悦.交互性地铁公共艺术的设计策略探究[J].包装工程,2016(12).

[4]王峰,胡军.公共艺术与数字化重构:城市公共艺术的创新研究[J].装饰,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