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范文10篇

中产阶级范文篇1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中产阶级范文篇2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转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转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中产阶级范文篇3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4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中产阶级范文篇4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4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中产阶级范文篇5

2004年因政府雇员制引发媒体关注的对象并不止颜兵一人。9月8日，有媒体报道说，曾任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会秘书的邹琦，有幸成了深圳实行政府雇员制后的“第一条鲶鱼”，邹琦没有像颜兵一样公开自己的年薪，但他承认自己的薪金要比普通政高出不少。

政府是不是需要以如此高薪从外部聘用特殊公务员？政府雇员制度是否变相为公务员加薪？新增的政府雇员能否能真的带来“鲶鱼效应”？自2002年年末吉林省率先试行政府雇员制给予首批政府雇员最高年薪19.8万元待遇以来，上海、苏州、长沙、成都、深圳、珠海、广州、佛山等地竞相效仿，关于政府雇员制利弊以及公务员改革的话题也一直持续并被热烈讨论着。

被贴上中产标签的群体

政府有关部门把雇员制和公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一同解释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对于准公务员身份的新增政府雇员，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一方面是他们普遍较高的薪金待遇，另一方面则是——尽管人数有限而且目前还在试行阶段，但雇员制的推行实际上为其他职业人士“一只脚跨进公务员门槛”开辟了另一条通道。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04年8月26日是佛山市禅城区环卫局公布公开招考办事员结果的日子，三个不享受公务员编制的办事员名额，却吸引了40多人参加笔试，“这是跨入公务员门槛的一个捷径。”一位考生解释说，一旦被录取了，“一只脚就跨进公务员门槛了”。——《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报道被冠以“佛山催生‘中产’公务员”的标题。无独有偶，12月25日前后，人民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公务员记者步入中产阶级警惕老百姓丧失话语权》的网友评论文章，遗憾的是，这篇被新浪等网站广为转载、署名为徐斐的文章并没有以明确论据证明公务员何以步入中产阶级。

公务员已经步入中产？——事实上，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仍旧被广泛地质疑着，而公务员是否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现阶段则是一个不可度量的命题。在经历了1990年代下海经商热潮背景下公务员社会地位的短暂下滑之后，公务员再次成为香饽饽。

无论公务员是否已经群体性步入中产，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它仍旧是我们社会最受民众青睐的工作之一。

公务员的刚性流动体制

虽然政府雇员制为其他职业人士“一只脚跨进公务员门槛”开辟了一条通道，但目前为止除军队干部转业之外，公务员招聘考试仍旧是我国政府吸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

2004年末，关于公务员另一个热点话题是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4万，其中31万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高达37.3∶1。公务员考试的火热和民众对于政府雇员制的普遍关心意味着公务员目前仍旧是我们社会民众最愿意从事的职业之一。

与此相对照的是：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不到2500人。如果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每年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加上3万多主动辞去公务员职位的人，粗略估算，公务员的流动率在1.25%左右。而企业人才流动率达10%。公务员阶层是一个稳定的群体。

事实上，公务员群体流动缓慢，工人、农民等阶层上升进入公务员群体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一书中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公务员则分布在其中的两个阶层中。一部分公务员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管理权的领导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阶层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另一部分公务员则被划分到“办事员阶层”，主要是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

2004年7月面世并引起巨大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陆学艺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自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和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尽管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则存在代际继承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明显增强。

除此之外，虽然公务员存在的另一阶层——办事人员阶层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进一步上升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经济改革以来，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办事人员阶层的几率有所提高，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这一阶层中的几率有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在产业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高级别公务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同时，他们成为普通公务员的几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实行公务员制度十年来只有5000个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个数字不能说很多。

不能否认，公务员队伍的大中专毕业生有不少实际上来自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阶层家庭。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招考制度，使得各种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且这种预期变得可能和稳定，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选人用人机制。普通工人尤其是农民子弟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公务员考试而进入公务员阶层，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然而因为制度因素，目前我国客观上存在着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便是不公平的来源。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面前，工人和农民子弟难以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与干部或私营主的子弟们凭分数公平竞争——这样的情况导致的问题是，不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普通公务员，他们的子弟在进入公务员阶层时，要比干部和私营主子弟付出更多更大的成本，事实上，这从另一个层面限制了公务员的代际流动。

社会资源向上集中的趋势

学者们认为：以上这种现象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公务员与社会弱势群体关系的隔膜，优势阶层对于弱势阶层的排斥性增强。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此阶层的利益倾向以及工人和农民等弱势阶层之间的关系。

“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地位低下的群体和阶层存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地位低下的群体或阶层的存在，而在于地位低下的群体和阶层有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他专栏文章中写道，“目前我国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正在定型化。”譬如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社会经济组织内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也减少。这种现象表明，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阶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阶层定型开始的同时，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只拥有其中一类或者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三种资源。作为我们国家社会阶层的第一级，获得干部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岗位，就意味着获得了国家富裕的岗位支配权，即通过管理国家赋予该岗位的业务而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仍由国家所控制，越接近国家组织系统的核心部位，越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地位。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这样写到：“公务员这种职业地位的吸引力是否一直很大，如果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幅度大于其他职业的增长幅度，如果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其支付所造成的货币刚性一直大于其他职业，如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现象能够存在且被追究的风险较小，那么现在身为公务员的这些人，仍然会较多地影响其子女的就业选择，并为自己的子女主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公务员的行列，第二，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都存在，那么身为干部但子女仍然没有进入公务员的渠道且其他职业地位低于公务员的那些人，就会通过自己的全力资本的运作，持续不断地帮助自己的子女进入公务员渠道。”——这种情况实际上造就了“精英再生”——是指干部群体可以利用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之中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在新兴市场体制中寻求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并继续保持其“精英地位”。

精英群体影响公共政策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危害最大的，正是这些掌握着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部门的信任危机。”孙立平这样认为。重建公信力，必然涉及诸多的方面，但首先是那些掌握着许多社会资源，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的部门，比如，政府司法等等，因为这些部门社会赋予它权威，它们也是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的载体。

一方面社会对于公务员职务表现的评价不高，但另一方面它仍旧是我们最想从事的职业。正所谓法不责众，一件本来引发大家非议的行为，由于由很多人作并且愿意作，而且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本来引发非议的行为慢慢便会具有某种正当性，这也就是我们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的缘由之一。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报告，自19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型，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如前所述，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不断向上层集聚，原来只拥有组织资源的公务员则也拥有了文化和经济资源。

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显然越来越大，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向富人倾斜，而不是向穷人倾斜。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人民代表中干部和知识分子便占大多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干部占到32.44%，知识分子占到21.14%，而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分别是10%和8.4%。在某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干部比例占到96.3%，而农民代表竟然只有1%。事实上，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整个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协调者，这就要求国家在面对社会各种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正如孙立平等社会学家所担心的，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19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

公务员还原为中产阶级

在《当代中国十大阶层》一书中，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把公务员存在的办事员阶层命名为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中间阶层虽然并不是“中产阶级”的概念，但从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看，针对公务员的屡次加薪，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取向日益明确。

2004年是“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政府工作人员一度被期待为“人民公仆”。在另外一段时间这一群体又普遍被称作为“官儿”，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的人员流动和日益明显的再生趋势正在把公务员群体还原为作为社会精英的中产阶级。

在2004年12月末召开的北大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提出“让大部分中国农民成为中产者”。目前看来，农民成为中产者的步伐显然要比公务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步伐缓慢得多，而这也许是更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精英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人所面临的情况将更为严重。而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于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有不小的影响，这往往引起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之《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学者辛鸣在谈到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现状时，引用了这样的调查结果。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腐败问题的比例”这一问题，选择5%以下的竟然有43%，选择5%～10%的为32%，选择10%以上的竟然只有5%，有10%的人没有回答。这一调查是在2004年3月到10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包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和曾经在党校学习现已回到工作岗位的，还包括在中央和国家其他一些培训部门学习的领导干部等)进行的，有效样本228个。

辛鸣写道：“我们承认，这个判断与我们公开的数据是比较吻合，但与社会民众的感受、甚至与领导干部日常私下的交谈相比，其差距也是较大的。”但在另一些问题上，领导干部和社会普遍看法保持一致：“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接近78%，认为存在一些干部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干工作干事业上，而是用在跑官要官上，用在通路、搭关系、要领导赏识等方面；同样有近80%的人认为，有些干部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捞取好处、牟取私利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侵夺国有资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52%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多年的传统体制的影响，现在相当多的政府仍然基本上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号召部署工作，靠检查推进落实，实际上仍然沿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而并非实施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

中产阶级范文篇6

关键词：新奢侈品中产阶级消费动机

新奢侈品的内涵

相对于处在消费类产品金字塔塔尖、用来炫耀的传统奢侈品来说，新奢侈品是一类质优、价高、能够批量生产、工艺上乘的商品。这类产品强调内涵与技术，工业设计及工艺细节处理上都彰显品牌的高品质与高品位；产品诉求基于情感需求之上，并对时尚和潮流具有高度的敏感；价格不菲，介于普通消费品与传统奢侈品之间，给消费者一种超值和溢价的感觉。

《奢华，正在流行：新奢侈品时代的制胜理念》一书指出，新奢侈品相对于普通消费品的优势，体现在工艺、功能、情感上，且这三种优势是层层递进的。首先，产品必须在工艺层次取得成功，在材料、做工或者工艺上有所不同，使其真正具有竞争能力。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工艺层面上，体现着产品的内在质量，即该产品在质量上没有任何瑕疵。其次，在工艺上有与众不同之处，使其有助于产品达到更卓越的运转性能。如果这个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改进，只是看上去有所不同，或者只是进行了使其显得有所变化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最后，产品在工艺和功能上的优势必须结合符号性象征因素，如品牌标准、公司精神等，使其与消费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新奢侈品的三大优势迎合了中产阶层高层次的符号性消费需求（即中产阶级追求社会身份认同及心理满足的需求），成为塑造中产阶级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群体性特征

中国目前中产阶层的群体构成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单纯的“白领”阶层，包含老式中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我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及小业主等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新兴中产阶级是随着我国体制转轨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在职业结构呈现高级化趋向下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具有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

中产阶级非常看重社会声望，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前卫性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中产阶层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的追求生活品位和格调的趋势。

综合来说，中产阶级成员有着某些一致性的特征：首先，他们大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其次，他们是非体力劳动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再次，中产阶级成员在经济收入上应该保持在中等或中上等水平，并有一定的固定资产；第四，他们独特的价值品位、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中产阶级的文化，这也是中产阶级最为标志性的特征；第五，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中产阶级成员主观上认为自己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属于中层或中上层。

中产阶级新奢侈品消费动机分析

中产阶级对新奢侈品的消费动机表现出多元性特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的理论，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表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体现。

中产阶级在自我意识的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在消费新奢侈品的过程中体现出主我与客我影响因素的二重性：社会导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费动机为：炫耀动机、领先动机、从众动机、社交动机；个人导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费动机为：表现内在自我动机、自我享乐动机。（一）炫耀动机

美国社会学家Veblen提出“夸耀性消费”，并认为“社会有闲阶级”用其生活方式为自己博取名望，这些成员相信“要提高消费者的美誉，必须进行非必需品的消费，追求名望，就必须浪费，除非与衣食无着的赤贫者相比，否则，徒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带不来声誉的”。新奢侈品以其高昂的价格及精致的工艺细节处理，处处彰显着品牌的高品质与高品位。中产阶级进行新奢侈品消费过程中，通过展示自己的财富、地位或权力，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以满足其炫耀目的而进行的冲动性消费。

（二）领先动机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新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符号操作行为。奇美尔的“追赶和追逐”模式提出，大众有一种热衷于模仿的倾向，而精英阶层则有一种热衷于区分的特别倾向与爱好。精英阶层为了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必须不断的接受新奇的时尚和消费新奇的商品。而新奢侈品对时尚和潮流具备的高度敏感，使中产阶级在进行新奢侈品的消费过程中获得优越感，并采用消费新奢侈品的方式来维持与社会模仿者之间的距离。

（三）从众动机

每个个体都不断地在他们自己和“他们喜欢将自身归入的那类人”之间做嫉妒性的比较，这就要求个体通过夸示性的和浪费性的消费，以金钱力量的形式展现财富。从众动机使中产阶级产生跟进的压力，渴望像富豪阶层一样拥有奢侈品。然而，又因传统型奢侈品价格高昂，从而产生对新奢侈品的购买需求。

（四）社交动机

以赠予他人以加强社会交往纽带为目的的消费动机，是奢侈品消费动机中的社交动机。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日常消费，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新奢侈品作为一种符号象征，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塑造，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奢侈品作为礼物赠送来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消费动机，是新奢侈品消费的社交动机。

（五）表现内在自我动机

消费者购买某种奢侈品，是因为他认为其品牌形象与内在自我（即自己的个性）相一致，这样的消费动机称为表现内在自我。如前文所述，一个人有两个方面的自我，一个是外在自我，一个是内在自我。外在自我指他人眼中的个人，内在自我指个人眼中的自己，两个自我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消费者会更可能购买品牌形象与自己内在自我相一致的奢侈品。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在他们心中更希望能够宣泄内在自我，在公众意识中使本身就社会立场、社会阶层定位而言获得关注，成为拥有一种个性化色彩、具有某一特色的中产阶级群体成员。因此，通过购买某一特定品牌形象的新奢侈品表达自己的个性、表现内在自我，成为中产阶级在进行新奢侈品消费时不可忽视的消费动机。

（六）自我享乐动机

自我享乐动机是以要让自己感受到产品所带来的乐趣为目的的消费需求，更多地强调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使用获得心理上的满足。Csikszentmihaly和Snell提出了自我导向享乐的动机，即个人有形成自己享乐经验的动机，这种动机自然而强烈，且由自己决定。研究表明，高附加价值商品——新奢侈品，具有超过本身实用功能的情感价值。因此，新奢侈品的消费具有让消费主体情感受益的无形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在分析新奢侈品优势及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中产阶级是新奢侈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并将其新奢侈消费动机归纳为社会导向和个人导向两个维度下的六种消费动机，以期为新奢侈品品牌营销计划的制订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中产阶级范文篇7

[摘要]随着“中产阶级”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却之不去的话题,中产趣味作为一种消费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模式也为众多人竞相追逐、当今广告呈现出浓厚的中产趣味,世俗化的内容、概念化的诉求、娱乐化的风格、虚幻化的理想是其主要特征,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和消费的示范作用、传媒的推波助澜及广告传统的影响是其存在的根源。

[关键词]广告;中产趣味;中产阶级

一

当代美国文化批评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中产趣味”有过经典的解释、他说:中产趣味“这个词本身反映出文化批评的新模式、实际上,正如大量中产阶级杂志认为的那样,文化不再是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而是被组织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在他描述的一系列中产趣味特征中,包含了诸如“时髦的娱乐”、“高中低混合”、“视文化为商品”、“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等方面内容、表现在广告里,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一是世俗化的内容、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于实实在在的、具体可见的物质改善和情感寄托的渴求、这种情境,就像《印刷者墨汁》的一位撰稿人论述的那样“描绘真人真事、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图片拥有最强烈的魅力”[1],世俗生活、物质崇拜、符号消费等构成广告中中产趣味的世俗图景、广告在推销商品的糖衣外套里,充分强调了现实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了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生活享受的直接可能性、在这些广告中,普通人的世俗化生活得到了尽情的展现,人们缺乏宏大的生活目标和坚毅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实现人际生活中的那份脉脉温情的渴望、满足生活基本享受的热情、无论是国内以南方黑芝麻糊广告为代表的那种叫卖“芝麻糊”的悠长情韵,还是国外如雀巢咖啡广告“味道好极了”所指涉的幸福生活,世俗化的人文关爱已经成为广告的主导情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成为广告诱导大众消费的基本说辞、而与此相适应,物化的倾向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赤裸裸的物欲主义在广告的煽动下迅速蔓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品牌消费、偶像消费逐渐主宰消费领域、利用广告制造偶像、塑造品牌的宣传方式也一跃成为广告劝服的主要方式,各式各样的世俗明星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成为广告的主角、广告通过这些集财富和美丽于一体的世俗时代最辉煌、最耀眼的人物,使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风流、潇洒等广告宣传的全部欲望内容得到了最人格化的表现、

二是概念化的诉求、“时下,我们面临着太多的新概念———概念车、概念股(股票)、概念盘(楼盘)、新概念英语……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简直怀疑自己是生活在概念之中”[2]、以致有人抱怨说,我们每天接受数不胜数的广告信息,而这些信息给我们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概念轰炸、“从欧美到中国,广告作品中将产品‘概念化’是一个历史潮流,也是广告作品对产品诠释的极为有效的诉求方式,正越来越广泛地受到广告主和广告制作人员的重视和偏好”[3]、纵观当下的广告,“概念化”在广告诉求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中“家”的概念,到“雕牌洗衣粉”里亲情无价的概念;从“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的民族品牌概念,到脑白金“送礼就送脑白金”的送礼概念……概念化的诉求作为一种广告观念和策略形式,得到迅猛发展、有人指出,所有的品牌推广都是一场秀,此说不无道理、北京现代城提出的一个“SOHO”概念,改写了楼盘广告诉求规则;“商务通”在人们对“PDA”是什么还很模糊时,率先打出“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王牌概念,行业通吃;“脑白金”打破了中国保健品市场寿命的宿命,其原因还是概念、广告诉求中概念的交替变换,既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的体现,也是在注意力释缺时代,对消费者心理的深刻洞察、因此,有人直言不讳地断定“概念玩活市场”、

三是娱乐化的风格、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5]、这一巧妙的方式便是娱乐、在美国娱乐业顾问、经济学家沃尔夫称之为“乐趣导向消费”的趋势促使下,作为一种文化的广告越来越需要通过娱乐大众来保障其有效性、而对于受众而言,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广告更多的是要承载一种娱乐的功能、“娱乐至上”已经成为广告的主导风格、“广告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让人娱乐的,而且采用了所有的娱乐手段,包括各种各样的引人发笑和游戏、……在娱乐上,广告促进和激发了各种游戏,甚至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广告游戏”[6]、越来越多的广告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还以显著的煽情性、刺激性的内容或形象为他们提供消费、娱乐体验、“在城市中,户外广告客户的策略在人们眼中和娱乐活动几乎完全相同”[7],就连一贯以突出体现创新技术和领先地位的英特尔品牌广告也转型突出娱乐化,在推广三代迅弛技术和针对PC的无线应用方面时,英特尔广告积极倡导其娱乐功能、这一趋势在网络广告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易观国际的研究表明,早在2005年,4A广告公司就已经开始把广告公司的专业水准和娱乐结合起来,通过对娱乐的探索纷纷向媒体公司转型[8]、娱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娱乐化元素进入广告,不但拉近了广告与受众的距离,也间接为现代人的归属找到了依托、“在大众文化影像中,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9]、趣味性、互动性、创新性、生动性的娱乐方式构成了广告娱乐化的宏大景观、

四是虚幻化的理想、“广告为刺激消费,总是描绘一种‘美好的生活’来诱服消费者”[10]、广告的这一传统源于万宝路牛仔形象广告,牛仔这一从美国历史中挖掘出来的神话般的人物一经出现,“立即在美国消费者的心中唤起了无穷的联想与迷醉,激起他们对广告描绘的世界的热烈向往”[11]、自此,“美好的生活”开始与广告结缘,广告中描绘的“美好的生活”逐渐渗透到大众的现实生活中、像广告中描绘的那样去生活,已经是人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但对消费者来说,这种“美好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广告是幸福生活的空幻许诺,是社会矛盾与个人生存困境的虚幻解决”[12],广告中的生活与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广告中商品组成的世界与人们生活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被文化批评家理查德·西蒙称为“广告乌托邦”的地方,就像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中所描绘的那样:汽车象征着社会地位,腋下除味剂实现了革命抱负,复印机促进了上帝的劳作,乘飞机也成了狂欢经历;妇女的身体被贬损,健康的价值观遭到败坏,无辜的儿童成了贪婪的受害者、“广告史上的经典案例大多是成功的造梦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广告都有一个同样的手段:制造梦幻;广告好比另一个好莱坞,一个更大的‘梦工场’”[13],这个“梦工场”永无休止地霸占着人们的视觉空间,染指公共领域,从喧嚣的都市到广袤的乡村,这些“丰腴的寓言”,“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去购物,也是某种幸福生活的象征,同时还可以推广某种生活方式”,它将“文字与图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些灿烂夺目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动人故事不但能够激发出无尽的幻想,有效地宣扬道德观,而且还将古人所憧憬的富庶之梦重新解析,并使其融入到当今的商品世界中”

二广告的中产趣味何以在当下中国成为一种时尚呢、它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连,有其生存的土壤、

一是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中产阶级是与中国目前许多方面密切相关的一个群体、尽管人们对这一语汇的确切提法不一,态度也褒贬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群体正在迅速崛起,发展势头极其迅猛,不断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事情,并成为人们竞相跻身其间的追求、早在2002年,陆学艺主持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已经显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2005年,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根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预测,2025年,中国中产阶层将达5.2亿、中产阶级有中等以上的经济收入和财产储蓄,消费观念前卫,追求时尚和新潮,对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地位极为重视和敏感,相对于消费大多已达极限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和满足生存、解决温饱的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的消费面广、消费量大,是整个消费市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其消费行为对社会整体消费状况的影响最大、广告活动是大众传播活动,它离不开消费大众,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具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主流消费群体,广告自然不会对他们熟视无睹、中产阶级渐次成为许多广告的诉求对象,正是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为广告中的中产趣味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具有示范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的一个方面便是“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16]、从经济方面看,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身上有着极强的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的色彩,中国现代社会的时尚消费浪潮正是从这一群体喷薄而出,“它已经开始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文化消费趋势的走向起到了一种主导的作用,而这一趋势的显著特征即是其功利性与娱乐性”[17]、从传播方面看,中产阶级看重社会声望,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在社会结构变迁和消费两个层面上,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时髦的主体符号已经引起了媒体、商家、社会民众的广泛注意、“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1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正逢消费主义席卷全球之际,这就为注重以消费为起点确立自身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身手的绝好舞台、也正因为这样,中产趣味才日益为广告所侧目、这样的广告,在高度满足中产阶级的自我需要的同时,也同样刺激、挑拨着努力要成为中产的非中产人群的消费欲望、

三是传媒的推波助澜、现代大众传媒和中产趣味是双生双栖的、中产阶级引发广泛的社会注意,中产趣味成为广告如影随形的追求,不能不归功于现代大众传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在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培养着中产阶级的胃口,更新着中产阶级的物质梦想和精神幻觉、以期刊为例,自《新周刊》于2001年11月第118期以“忽然中产”作为封面专题,开始它的“中产”之旅以来,众多刊物相继仿效,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热衷于“喂养”与“建构”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这些媒介不仅以其自身充当着“中产趣味”的标识,而且还体贴入微地教化人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成员,使自己的“包装”吻合于自己的阶级身份、中产阶级渐成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尽管这些媒介对中产的描述大都是基于生活品味方面的,但其中仍然掩饰不住对财富的极力推崇与津津乐道、媒介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优雅、智慧、收入丰厚;他们着眼未来、创造财富;因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他们追求文化品味和生活品质,物质生活上即使不是异常阔绰,也是生活优裕、为此,媒介还就住房、装修、酒吧夜生活、餐饮、医疗、报纸阅读等诸多方面为中国中产阶级制定了标准、尽管这种标准相对于大多数正处在脱贫状况中的中国人来说,显得有些奢侈,但在长期以来的物质困乏得以解禁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终于不再那么虚无缥缈了、

四是广告传统的影响、中国广告中的中产趣味并非今日独有,事实上早有成例,它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商业广告出现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告中的中产趣味在一度中断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重续前缘,并大放异彩、近代中国商业广告发端于上海,最初大量刊登在当时影响最大、办刊历史最长的《申报》上,并逐渐蔓延到街头巷尾、交通工具,以至火柴盒子、它最初的出现只是作为西方资本在中国倾销商品的一种商业手段、承受着欧美风雨,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中国早期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已经站在了时尚之颠、在日常生活领域,“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侵淫特别是洋娱乐的流入,各种时髦、洋气的生活现象在老上海逐步流行起来”[19];在文化生活领域,“属于中产阶级的《良友》在全体市民群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以致于沈从文对这一中产阶级趣味极浓的刊物导向表示了不满,认为它充满了礼拜六派的气味,完全是吊“上海人胃口”[21]、广告是现代性和商业化的表现,作为老上海主流消费群体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广告再明显不过的接受者、李康化在对当时《申报》商业广告和月份牌广告进行考察后指出:“最初广告商业化的受众应该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商业味浓烈的广告其内容本身也具有鲜明的中产阶级特色”,“现代上海的商业广告从内容上来讲似乎一直青睐于中产阶级生活”,“以时装摩登女性为主体的月份牌具备了中产阶级的特质”[22]、描述中产阶级的生活、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为中产阶级营造想象的空间、引导他们大量消耗商品,是近代中国商业广告的全部内容、以《申报》广告和月份牌广告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广告,“以文化为载体,诠释了其所具有的全部中产阶级特性”

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产趣味中也包含了社会大众对美好未来的幸福憧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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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互联网广告逐步娱乐化IMC趋势明显[EB/OL].

中产阶级范文篇8

一、瑞典和德国是中产阶级队伍相当庞大的国家

1，瑞典的中产阶级

瑞典现有人口887.8万(截至20*年7月)，人口增长率为0.01%，几乎是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65.0%，有570万人，其中450万为就业人口，120万为不在业人口.雇员每周工作5天，全年累计工作1.5万小时；每年享受5周的法定有薪假期，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大家纷纷到国内外去旅游。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平均每个家庭有1.8个孩子。20*年瑞典人均GDP为2.54万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显然，瑞典是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很高的国家。

瑞典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因此并未受战火破坏，这是瑞典的鲜明个性。这种“中庸之道”的文化个性与其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不无关系，目前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高达80%），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素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农业较发达，以畜牧业为主，其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9％，仅有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瑞典工业高度发达。森林、铁矿和水力是瑞典的三大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不断加大研发（R&D）的投入力度，高科技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在世界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目前，拥有爱立信电讯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工业总产值中，机械占45％、林业加工占21％、化工占11％、食品占10％、矿产占7％、其它占6％。这些构成了瑞典庞大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20*年，瑞典妇女平均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下同)，男性平均年收入为30.5万克朗，妇女为男人收入的77%，原因是一些妇女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85%的家庭拥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别墅，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普通瑞典市民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拥有全日制工作)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瑞典雇主税的税率是33%，这是支撑瑞典福利水平的重要财源。

总之，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至于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

2，德国的中产阶级

德国目前有人口8240万（截至20*年底），其中有750万外籍人，占人口总数的9％。20*年，德国失业人口为400万；城市化率为80%。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为欧洲魁首。德国34%的就业人员从事出口行业的工作。政府奉行整顿国家财政、减少预算赤字、进行税制改革、刺激个人投资、进一步实行非国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政策，使德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调整经济结构。德国中小企业众多，工业结构布局均衡；农业发达；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繁荣。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中产阶级大约占50%(主观认同率为75%)，富人占10%，穷人40%。德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育与政党运动有关。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有：社会、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的共产党、共和党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德国促进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措施.德国的教育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负责，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教育规划和职业教育，并通过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协调全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进修方面，主要立法和行政管理权归属于各州。大、中、小学和职业教育发达，实行12年制的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教科书等学习用品部分减免。小学学制4-6年，中学学制5-9年。高等学校享有一定自主权，原则上实行自由入学，对部分学科采取名额限制。职业教育实行“双元制”，即职业学校书本知识学习和企业中的实践相结合，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普及。教师为终身公职人员，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目前德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为55%。

二，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

1，有培育中产阶级的思想。从历史上来看，德国哲学团体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这个群体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他们倾向于集中精力构造社会的思想体系。在德国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的好处充满信心，并能与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社会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普遍，很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的德国政府。德国中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是世界中产阶级产生的火种。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社会人受这种哲学思想的启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他们把这条道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点，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其实，“第三条道路”也有一套缜密的思想体系，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等诸方面。在这套缜密的思想体系中，的确有一些新颖、有趣的东西，看起来非左非右，实际上是左右逢源。后来，“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这样一些当今社会新规则，力求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新的平衡。它还提出要为新时代再造政府，要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社区、私人、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要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对于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瑞典社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建立起了令世人称羡的福利国家，成为社民党走“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成功样板。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是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思想基础。

2，有扩大中产阶级的运动。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光有思想还不够，还得有相应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特别是白领的运动，向雇主索取部分剩余价值，使得分配相对合理。其次，是政党运动.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不同的政党都会部分地采取工人运动的某些主张，瑞典和德国的工人运动是有效和温和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他们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工人运动才开始进入低潮。“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核心就是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一个更加融洽的社会。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欧洲社会党是一支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是目前能与右翼政党抗衡的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代表。**年，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成为领导或参与执政的情形，目前则有6个社会党成为领导或参与执政。**年以来，瑞典社民党通过的现行纲领主张“革新”民主社会主义，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变革。实现民主自治管理，反对中央过度集权。实行议会制民主，为发展经济愿意同中间党派进行合作。该党主张消除经济权力集中，通过资本积累实行部分集体所有制，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和个别企业归社会所有或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由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决定权和分配权。瑞典搞了个人投资基金，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资本家每一年的利润必须拿出一块交到工人集体的基金会，工人集体的基金会拿这个钱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假如资本家每年有利润，那么工人集体的这个基金会的钱就越来越多，那么购买的股份也就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年限工人集体拥有本企业的股份就会超过第一大资本家，届时工人就可以选一个代表来当董事长，因为这个企业已经是工人集体控股了，这个就叫基金社会主义。现阶段，瑞典加强税收手段，增加国家财政，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价值平等，每个公民有权民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

3，有铸造中产阶级的制度。首先，“第三条道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便是它实行的“截富济贫”的福利制度。近年来，对颇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头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也是“折衷”的。他们接受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他们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第三部门的作用。社会福利开支也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目前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属于中产阶级，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提供了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失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需要。其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

4、中产阶级有教养。“教育，教育，再教育”。瑞典和德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和培训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德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技术、最好的教育体系以及最有成效的经济体系。二战结束以后，进入大学的德国青年人数成长了三倍，而德国的商学院和技术学校则是全球顶尖。瑞典和德国通过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因而，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是非常有教养的，没有那些富而不贵的现象和毛病。

三，当前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

1、能人反映税负太重。据瑞典中间党派人士介绍，瑞典很有可能减免财产税，礼品税和继承税，以便鼓励富有居民将存在国外的资金调回瑞典银行。瑞典首相佩尔松表示，政府会在20*年4月春天的预算中，考虑是否废除这些税收。报告显示瑞典目前滞留在国外的流动资金大约有5000亿瑞典克朗，合560亿欧元，占瑞典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百出，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随便翻开一份德国报纸，对各类危机的报道充斥版面，除了失业问题、国家债台高筑问题之外，还有教育水平问题、企业破产问题，以及公务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不少德国人又重新动起移民美、加的旧念。

2、奢侈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进一步降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瑞典和德国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们深感自己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制度破坏自由、影响生产和社会效率，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义并日益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德国施罗德目前准备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改革，被视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革。当局已经批准了几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建房补贴、提高对领取养老金者的要求和向医生增收商业税等。在这场改革中，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但社会福利享受者(低收入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某些福利反而增加了。在德国，如果承担养家责任者每月的纯收入低于300欧元，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福利救济。这个数字也根据家庭的规模等因素而变化，对单身母亲和残疾者设置的门槛要低一点。如果救济申请得到批准，申请者还得证明自己已经用光积蓄并且卖掉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比如汽车），然后，政府就会负责你的全部房租、部分电话费以及大部分交通费。目前德国人的救济品仍然包括：所租房子的重新装修费，新游泳裤，慢跑服，避孕套，结婚戒指，每年一件新胸罩，熨斗，橡胶鞋，避孕药，洗衣机，新手表，凉鞋，电视机，足球鞋，睡衣，组织孩子生日聚会的费用，有音乐天才的孩子使用的乐器，拖鞋……甚至还有“伟哥”。即使从这些救济品来看，德国的穷人仍然可以过着浪漫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就可想而知。

3，缓解高失业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目前，德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失业队伍扩大的负面此，人们现在还是把缓解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总理施罗德20*年年初召集的一个“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方案》上。这一方案的核心任务是把联邦劳工署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服务性机构。该方案指出，联邦劳工署的战略任务是使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在各个地区实现有效的结合。劳工署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和持续性地使劳动者重新找到工作并预防失业。当前的三项核心任务是协助劳动者寻找工作、为此提供支持、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保障。《哈茨方案》是在从原则上承认无法改变目前“劳工贵”、“劳工质量低”现实的前提下，通过改善联邦劳工署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克服“雇工难”的一种努力。《哈茨方案》的主要内容从20*年1月起得到正式实施。究竟这一方案是否能像最乐观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样降低失业人数200万之多，目前朝野各界仍多持怀疑态度。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哈茨委员会强烈号召“全国各界的专业人士”联合行动起来，共同为克服失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挽救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开始缩小的颓势。

四，给我们的启示

党的***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特别是通过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我们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相应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讲的，它是国内的相对水平，而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目前，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

2，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

3，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不是主要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

4，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5，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

中产阶级范文篇9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中庸政体中产阶级共和调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一，国家是基于自然的生长、演化和创造。即从为满足一切日常的需要起见所设立的家庭，到由多数家庭集合而成的村落，再到被亚氏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后的阶段的国家。其二，国家的目标，绝不单单是生殖与生存，而在于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当然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所以，在亚氏看来，国家是有其高尚的伦理目的的。他所谓的国家，不是单单希图共存的团体，而是向着美善精进的那种社会生活。质言之，自然的本性的衍生和强烈的伦理目的，构成了亚氏审视国家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政治学的两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亚氏的政治学并非一种独立的科学，而是为完成其伦理学起见的辅助科学。[1]

诚然，为完成这一学科构想目的，单单只是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学内部进行构想与慎思。亚氏思虑的是，为完成其伦理目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政体如何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是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如何维系？其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亚氏在构思其政治思想与政体理论中所必须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亚氏对后世政治学的影响何在？其要义何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构成了本文的运思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庸的政治思想。

一、中庸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多处阐述了其中庸政治思想。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来源于其伦理学巨著《尼格马科伦理学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一切行家都要避免过度和不及，而寻求和选择中间——相对于我们而言，而不是相对事物而言的中间……事物美好到一点不能再增加，也一点不能再减少。因为‘恰到好处’会因过度和不及遭破坏，通过中道而保全。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好的木匠再工作时，总是要看准中线。而德性如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术更精确，更优美，那么当然要以中道为准则……过度、不及、中道就发生在这些情感和行为之中，在恐惧、鲁莽、欲望、愤怒、怜悯等情感中，以及在一般的快乐和痛苦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过度或不及，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对象、适当的关系、适当的目的、适当的方式，则是中道和至善，为德性之所有。同样，对于行为来说，也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

“德性与情感和行为相联系。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因为恶属于无限，正如毕达戈拉斯派所断定的那样，而善属于有限），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德性就在两个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德性就在于发现和选择中间，而邪恶则是在情感和行为中超过或不及所应得的。所以，就其本质以及它是什么的原理而言，德性就是中道。”正如福库利德斯（Phokulides）所祈祷的：“那些处于中间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但愿中道存在于我们的恶城邦吧。”[2]

这一基本观点可以概述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过无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说要过上善德善行的生活就必须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学科建构和知识创见的话，那么，从中庸政治思想到政体观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就是其必然逻辑与当然之举。如果说前者是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跨越与学理构思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学这一学科内部的体系搭建与逻辑推演。因而，接下来我们自然要讨论其中庸的政体思想。

二、中庸政体观

1、中产阶级当政

亚氏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中庸的政体观。就政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必须以中产阶级主导。因为城邦虽由不同的阶级组成，中产阶级是所有阶级中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理想的。“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3]城邦应该扩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阶级队伍。简言之，亚氏主张把统治权赋予中产阶级，由此组成的政体，也就是中产政体。

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相比富人和穷人来说，中产阶级趋于理性。“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4]其次，“他们很少野心”。过多善业和过富过贵的人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缺乏善业和过贱过穷的人又太卑贱而甘于自暴自弃。前者只能治人而不能治于人，后者谨守服从而不堪为政。不利于形成阶级之间的友爱的情谊。“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城邦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5]

再次，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比较稳定，也利于政治安定。“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6]这一点还可以寻求现实的素材予以佐证。“有这样的证据清楚表明，那些最优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说就是轮一位中等公民（这在他的诗文中说得很清楚），卢库尔格斯（Lukourgos）并非出身于王族，卡隆达斯（Kharondas）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7]其实质含义在于，相比其他两种（贫者和富者）而言，中产阶级具有人数多，力量强的优势，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在这样的城邦，立宪政体得到良好的发挥”[8]。

总之，就一个城邦的组建或者政体的创设来说，应该以中产阶级作为基础。“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9]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亚氏力主最优良的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也就不易发生这种蜕变。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政体还可以避免党争、内讧和纠纷。“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10]

2、共和政体思想

此外，就政体的性质而言，“凡是和最好政体愈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最恶劣的政体就最不容易防护。”“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总之还不失其为可以施行的政体。但两者如果各把自己的偏颇主张尽量过度推进，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渐发生畸形的变化而终于完全不成其为一个政体。”[11]

共和政体就是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中间型式或者说是中间体系。“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而其两端均可从这一中间体去追寻其渊源和痕迹。“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不应凭借外力支持，而要依赖内在均势来求其稳定；至于就内在力量而言，有大多数人维护这种制度还是不够的，一个不良的政体也是可能得到多数人拥护的，只有全邦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存在着改变现制的意愿，这才算是稳定。”[12]

亚氏列举了三种混合政体的组建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较好地体现了亚氏的中和平衡、不走极端的中庸政治思想。参见下表：

共和政体组建原则和方法：

方法举例

1、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以法庭中的陪审席位为例，在寡头政体中，富人倘若不出席作陪审员就要受罚，穷人如果出席则并无津贴。繁殖，在平民政体中，则穷人出席可以取得津贴而富人缺席并不受罚。

2、把两类法规折衷而加以平均。譬如，一种政体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或者仅仅订立极低的财产数额作为出席的资格，另一种政体则订立了高额财产资格。于是我们可以将其加以平均而订立一个折衷数额。

3、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譬如，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订有财产资格的为属于寡头性质，平民性质的官员就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共和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各取它的一部分，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财产资格的限制。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0－201页。

对于具体的城邦和社会而言，应该选择何种政体，应该有一些法则可以遵循。这就是亚氏所谓的一条公理，三条成例。适用于一切政体选择的公理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组成每一城邦的部分都有质和量这两个要素。城邦的质（自由身份、财富、文化、门望）和量（人数的多少）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由此可以得出三条推论：1、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其在量的优势超过了另一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宜于建立平民政体。2、如果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偿自己在量方面的劣势，势必产生寡头政体。3、如果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人和穷人），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13]

就政体的维持和延续而言，同样必须贯彻这种中庸思想。这被视为“绝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14]。政体选择的公理同样适应于政体保全的方法，即保全的重要方法在于保证一邦之内愿意维持现有政体的人数超过不愿意的人数。这就是中庸（执中）之道有利于保持政体平衡的妙处所在。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自有其不同的维持方法：为维持平民政体，平民们应“随时出而为富户辩护”；为维持寡头政体，“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易言之，在贫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人的利益；在寡头政体中，应该注意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15]

基于此，共和政体的维持就必须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种政体同样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质言之，“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6]并且要尽力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一言以蔽之，政体必须保持平衡。政体的不平衡如果经由量变之后跟着质变，就会发生政体的变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17]

要维持政体正常运转，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教育问题。这一点在现实城邦中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的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18]因为公民的情操必须历经习俗和教化的陶冶才能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和宗旨。由于音乐具有陶冶性情、憩息愉悦、操修心灵、养成善德等功效，因此它理当成为儿童的必修课之一。在众多乐调之中，杜里调独特的魅力在于其能使人神凝气和，被认为是诸调间的中调，同时它也被公认为“最为庄重，特别适合于表现勇毅的性情”。[19]因此其可以被视为儿童音乐教育的主要乐调。这就是所谓的音乐教育的中庸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亚氏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

三、中庸政体思想的影响

亚氏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后世政治学研究的诸多基础。政体思想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亚氏意义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对后世政治学研究影响深远自不待言。首先，“混合政体”的概念由此诞生。这一概念的提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正如列奥·斯特劳斯等政治史家所评述的：

“亚里士多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混合政体’这一概念的创始人，而这一概念对直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常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概念放在其论述他所谓特殊政体（polity）的那一部分中加以讨论。然而，一般说来，《政治学》中的混合政体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政体类型，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反映着亚里士多德有关一般政体的创建和保持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自己规定的中心实践任务，不如说是消除也是弱化穷人和富人的政治冲突。特殊政体，亚里士多德起初将其描述为‘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为这一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亚里士多德也试验了在这样的寡头政体或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况且，他不仅将特殊政体而且将非典型意义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美德受到尊重，绅士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与富人和人民分享政权——视为混合政体的一种形式。”[20]

其次，幸福的生活需要理想的政治生活，美善的政治生活有赖理想政体的选择。亚氏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尽可能选择理想的政体，从而才可能过上美善的政治生活。“对这种最好的政体的实用性问题的最基本的回答在于，提出最好的政体不过是试图阐明据以改革任何现存政体的设想和选择，最好的政体假定了各种情势的罕见的结合（或就此而言可能从未现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它尊重人类状况中的那些固有的局限性。如此理解的最好政体确实没有为现存政体的合法性提供判断标准，但却提供了所有政治变革的模式或目标。”[21]时至今日，这一模式中的“中庸”精神已被广为使用。

再次，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实则内在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他又必须做哪些事情？如上所述，政治学家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什么是理想的政体，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体。他也应该知道，相对而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最坏的政体？在已知的条件下，什么政体可以取得成功，什么政体必定失败？政治学家必须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此外，政治学家必须具备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统治样式与政治设计的纠偏能力。

由此，政治家掌握政体的知识，灵活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要求就非常高。“政治学家依靠这种知识应当能够判断出什么统治形式最适合于大多数国家，而且这种统治形式是无须超乎人们通常具有的道德和才智可以达到的。运用这种知识，他能够提出很有可能纠正现有各种政体存在的缺点的措施。换言之，政治家必须以其完备的技巧如实地对待各种政体，并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使之得到可能最充分的发挥。”退一步来说，“政治家运用意志和理解力并不能创造国家，但能很好地使它充分地显示出它固有的可能性。”换言之，“政治家不能凭自己的选择去做任何事情，但是他明智地选择那些至少是有助于使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向着更好的和更可取的结果发展的路线。”[22]这就是说，政治家的慎思、分析、判断、甄别与抉择或许不能构建一个良善的政体，却完全可能影响一个政体的发展路向。

此外，亚氏就政体思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先河。这就是在延续希腊传统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学界已经公认，在哲学思想的独创性与理想国的开创性方面，与柏拉图相比，亚氏根本无法与其相媲美。然而，其治学方法也有其特色，政治史家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萨拜因指出，“就推理的组织能力而言，特别是就从浩瀚而繁复的大量细节中抓住典型和趋向的能力而言，他不仅胜过柏拉图，而且可以和以后学术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亚里士多德在多少摆脱了柏拉图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独创性规划出自己的思想方式之后，他在社会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对上述这种能力的运用表明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正是由于他朝着这个方向发作，他撇开了规划理想的国家的那个并非出自他本人的目的，转而采取的第一步是从事宪法史的调查研究，第二步是根据观察和史实去探求关于国家的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这种治学方法的创始人，总的看来，他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方法一直是最健全而最有成效的方法。”[23]

综上所述，时至今日，亚氏关于政体分类的思想被视为古典政体思想。18世纪依赖的近代政体分类思想便来源于亚氏的这一古典思想的传统。其典型成就便是，美国1775－1783年独立战争所确立的宪政共和主义，法国1789年大革命点燃的民主激进主义，以及英国光荣革命后所形成的议会制政府。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不同于亚氏从制度结构和宪政安排的角度划分政体，而是依据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第二世界的共产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末以来，现代世界的政体仍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较典型的有五种类型：西方多头制，新民主制，东亚政体，伊斯兰政体与军事政体（军人政权）。

可以预见的是，政体分类的思想远未完结。不管政体类型如何划分，其至少可以服务于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它使比较成为可能，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发现其相似点与差异性，从而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质；一是帮助我们评估不同政治体系的效能和成败。[24]不管政体分类如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在追寻着亚氏的理想，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回答亚氏的问题：如何找到最合适的政体？如何才能过上善德善行的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理想政体的追求而言，我们都在路上。“如果把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精华，平衡就会恢复。按这种看法，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25]由此可见，亚氏的政治才智正在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将古代政体与当下政体紧密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最终确立其中庸政体思想，从而奠定（混合）政体思想研究的不朽篇章。

参考文献：

[1]此处主要参考范寿康.亚里士多德[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70－72。

[2][7][8]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67－568，584、584。

[3][4][5][6][9][10][11][12][13][14][15][16][17][18][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5、205、206、206、206、207、209、327、274、199、202、210－211、273、274、88、239、275、422－423、433。

[20][21][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M]（下卷）.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52－153、156。

[22][23][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上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9、155－156、156－157。

中产阶级范文篇10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中庸政体中产阶级共和调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一，国家是基于自然的生长、演化和创造。即从为满足一切日常的需要起见所设立的家庭，到由多数家庭集合而成的村落，再到被亚氏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后的阶段的国家。其二，国家的目标，绝不单单是生殖与生存，而在于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当然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所以，在亚氏看来，国家是有其高尚的伦理目的的。他所谓的国家，不是单单希图共存的团体，而是向着美善精进的那种社会生活。质言之，自然的本性的衍生和强烈的伦理目的，构成了亚氏审视国家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政治学的两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亚氏的政治学并非一种独立的科学，而是为完成其伦理学起见的辅助科学。[1]

诚然，为完成这一学科构想目的，单单只是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学内部进行构想与慎思。亚氏思虑的是，为完成其伦理目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政体如何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是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如何维系？其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亚氏在构思其政治思想与政体理论中所必须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亚氏对后世政治学的影响何在？其要义何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构成了本文的运思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庸的政治思想。

一、中庸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多处阐述了其中庸政治思想。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来源于其伦理学巨著《尼格马科伦理学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一切行家都要避免过度和不及，而寻求和选择中间——相对于我们而言，而不是相对事物而言的中间……事物美好到一点不能再增加，也一点不能再减少。因为‘恰到好处’会因过度和不及遭破坏，通过中道而保全。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好的木匠再工作时，总是要看准中线。而德性如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术更精确，更优美，那么当然要以中道为准则……过度、不及、中道就发生在这些情感和行为之中，在恐惧、鲁莽、欲望、愤怒、怜悯等情感中，以及在一般的快乐和痛苦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过度或不及，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对象、适当的关系、适当的目的、适当的方式，则是中道和至善，为德性之所有。同样，对于行为来说，也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

“德性与情感和行为相联系。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因为恶属于无限，正如毕达戈拉斯派所断定的那样，而善属于有限），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德性就在两个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德性就在于发现和选择中间，而邪恶则是在情感和行为中超过或不及所应得的。所以，就其本质以及它是什么的原理而言，德性就是中道。”正如福库利德斯（Phokulides）所祈祷的：“那些处于中间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但愿中道存在于我们的恶城邦吧。”[2]

这一基本观点可以概述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过无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说要过上善德善行的生活就必须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学科建构和知识创见的话，那么，从中庸政治思想到政体观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就是其必然逻辑与当然之举。如果说前者是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跨越与学理构思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学这一学科内部的体系搭建与逻辑推演。因而，接下来我们自然要讨论其中庸的政体思想。

二、中庸政体观

1、中产阶级当政

亚氏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中庸的政体观。就政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必须以中产阶级主导。因为城邦虽由不同的阶级组成，中产阶级是所有阶级中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理想的。“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3]城邦应该扩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阶级队伍。简言之，亚氏主张把统治权赋予中产阶级，由此组成的政体，也就是中产政体。

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相比富人和穷人来说，中产阶级趋于理性。“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4]其次，“他们很少野心”。过多善业和过富过贵的人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缺乏善业和过贱过穷的人又太卑贱而甘于自暴自弃。前者只能治人而不能治于人，后者谨守服从而不堪为政。不利于形成阶级之间的友爱的情谊。“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城邦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5]

再次，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比较稳定，也利于政治安定。“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6]这一点还可以寻求现实的素材予以佐证。“有这样的证据清楚表明，那些最优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说就是轮一位中等公民（这在他的诗文中说得很清楚），卢库尔格斯（Lukourgos）并非出身于王族，卡隆达斯（Kharondas）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7]其实质含义在于，相比其他两种（贫者和富者）而言，中产阶级具有人数多，力量强的优势，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在这样的城邦，立宪政体得到良好的发挥”[8]。

总之，就一个城邦的组建或者政体的创设来说，应该以中产阶级作为基础。“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9]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亚氏力主最优良的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也就不易发生这种蜕变。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政体还可以避免党争、内讧和纠纷。“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10]

2、共和政体思想

此外，就政体的性质而言，“凡是和最好政体愈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最恶劣的政体就最不容易防护。”“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总之还不失其为可以施行的政体。但两者如果各把自己的偏颇主张尽量过度推进，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渐发生畸形的变化而终于完全不成其为一个政体。”[11]

共和政体就是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中间型式或者说是中间体系。“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而其两端均可从这一中间体去追寻其渊源和痕迹。“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不应凭借外力支持，而要依赖内在均势来求其稳定；至于就内在力量而言，有大多数人维护这种制度还是不够的，一个不良的政体也是可能得到多数人拥护的，只有全邦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存在着改变现制的意愿，这才算是稳定。”[12]

亚氏列举了三种混合政体的组建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较好地体现了亚氏的中和平衡、不走极端的中庸政治思想。参见下表：

共和政体组建原则和方法：

方法举例

1、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以法庭中的陪审席位为例，在寡头政体中，富人倘若不出席作陪审员就要受罚，穷人如果出席则并无津贴。繁殖，在平民政体中，则穷人出席可以取得津贴而富人缺席并不受罚。

2、把两类法规折衷而加以平均。譬如，一种政体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或者仅仅订立极低的财产数额作为出席的资格，另一种政体则订立了高额财产资格。于是我们可以将其加以平均而订立一个折衷数额。

3、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譬如，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订有财产资格的为属于寡头性质，平民性质的官员就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共和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各取它的一部分，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财产资格的限制。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0－201页。

对于具体的城邦和社会而言，应该选择何种政体，应该有一些法则可以遵循。这就是亚氏所谓的一条公理，三条成例。适用于一切政体选择的公理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组成每一城邦的部分都有质和量这两个要素。城邦的质（自由身份、财富、文化、门望）和量（人数的多少）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由此可以得出三条推论：1、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其在量的优势超过了另一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宜于建立平民政体。2、如果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偿自己在量方面的劣势，势必产生寡头政体。3、如果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人和穷人），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13]

就政体的维持和延续而言，同样必须贯彻这种中庸思想。这被视为“绝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14]。政体选择的公理同样适应于政体保全的方法，即保全的重要方法在于保证一邦之内愿意维持现有政体的人数超过不愿意的人数。这就是中庸（执中）之道有利于保持政体平衡的妙处所在。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自有其不同的维持方法：为维持平民政体，平民们应“随时出而为富户辩护”；为维持寡头政体，“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易言之，在贫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人的利益；在寡头政体中，应该注意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15]

基于此，共和政体的维持就必须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种政体同样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质言之，“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6]并且要尽力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一言以蔽之，政体必须保持平衡。政体的不平衡如果经由量变之后跟着质变，就会发生政体的变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17]

要维持政体正常运转，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教育问题。这一点在现实城邦中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的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18]因为公民的情操必须历经习俗和教化的陶冶才能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和宗旨。由于音乐具有陶冶性情、憩息愉悦、操修心灵、养成善德等功效，因此它理当成为儿童的必修课之一。在众多乐调之中，杜里调独特的魅力在于其能使人神凝气和，被认为是诸调间的中调，同时它也被公认为“最为庄重，特别适合于表现勇毅的性情”。[19]因此其可以被视为儿童音乐教育的主要乐调。这就是所谓的音乐教育的中庸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亚氏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

三、中庸政体思想的影响

亚氏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后世政治学研究的诸多基础。政体思想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亚氏意义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对后世政治学研究影响深远自不待言。首先，“混合政体”的概念由此诞生。这一概念的提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正如列奥·斯特劳斯等政治史家所评述的：

“亚里士多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混合政体’这一概念的创始人，而这一概念对直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常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概念放在其论述他所谓特殊政体（polity）的那一部分中加以讨论。然而，一般说来，《政治学》中的混合政体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政体类型，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反映着亚里士多德有关一般政体的创建和保持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自己规定的中心实践任务，不如说是消除也是弱化穷人和富人的政治冲突。特殊政体，亚里士多德起初将其描述为‘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为这一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亚里士多德也试验了在这样的寡头政体或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况且，他不仅将特殊政体而且将非典型意义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美德受到尊重，绅士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与富人和人民分享政权——视为混合政体的一种形式。”[20]

其次，幸福的生活需要理想的政治生活，美善的政治生活有赖理想政体的选择。亚氏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尽可能选择理想的政体，从而才可能过上美善的政治生活。“对这种最好的政体的实用性问题的最基本的回答在于，提出最好的政体不过是试图阐明据以改革任何现存政体的设想和选择，最好的政体假定了各种情势的罕见的结合（或就此而言可能从未现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它尊重人类状况中的那些固有的局限性。如此理解的最好政体确实没有为现存政体的合法性提供判断标准，但却提供了所有政治变革的模式或目标。”[21]时至今日，这一模式中的“中庸”精神已被广为使用。

再次，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实则内在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他又必须做哪些事情？如上所述，政治学家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什么是理想的政体，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体。他也应该知道，相对而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最坏的政体？在已知的条件下，什么政体可以取得成功，什么政体必定失败？政治学家必须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此外，政治学家必须具备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统治样式与政治设计的纠偏能力。

由此，政治家掌握政体的知识，灵活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要求就非常高。“政治学家依靠这种知识应当能够判断出什么统治形式最适合于大多数国家，而且这种统治形式是无须超乎人们通常具有的道德和才智可以达到的。运用这种知识，他能够提出很有可能纠正现有各种政体存在的缺点的措施。换言之，政治家必须以其完备的技巧如实地对待各种政体，并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使之得到可能最充分的发挥。”退一步来说，“政治家运用意志和理解力并不能创造国家，但能很好地使它充分地显示出它固有的可能性。”换言之，“政治家不能凭自己的选择去做任何事情，但是他明智地选择那些至少是有助于使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向着更好的和更可取的结果发展的路线。”[22]这就是说，政治家的慎思、分析、判断、甄别与抉择或许不能构建一个良善的政体，却完全可能影响一个政体的发展路向。

此外，亚氏就政体思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先河。这就是在延续希腊传统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学界已经公认，在哲学思想的独创性与理想国的开创性方面，与柏拉图相比，亚氏根本无法与其相媲美。然而，其治学方法也有其特色，政治史家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萨拜因指出，“就推理的组织能力而言，特别是就从浩瀚而繁复的大量细节中抓住典型和趋向的能力而言，他不仅胜过柏拉图，而且可以和以后学术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亚里士多德在多少摆脱了柏拉图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独创性规划出自己的思想方式之后，他在社会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对上述这种能力的运用表明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正是由于他朝着这个方向发作，他撇开了规划理想的国家的那个并非出自他本人的目的，转而采取的第一步是从事宪法史的调查研究，第二步是根据观察和史实去探求关于国家的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这种治学方法的创始人，总的看来，他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方法一直是最健全而最有成效的方法。”[23]

综上所述，时至今日，亚氏关于政体分类的思想被视为古典政体思想。18世纪依赖的近代政体分类思想便来源于亚氏的这一古典思想的传统。其典型成就便是，美国1775－1783年独立战争所确立的宪政共和主义，法国1789年大革命点燃的民主激进主义，以及英国光荣革命后所形成的议会制政府。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不同于亚氏从制度结构和宪政安排的角度划分政体，而是依据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第二世界的共产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末以来，现代世界的政体仍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较典型的有五种类型：西方多头制，新民主制，东亚政体，伊斯兰政体与军事政体（军人政权）。

可以预见的是，政体分类的思想远未完结。不管政体类型如何划分，其至少可以服务于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它使比较成为可能，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发现其相似点与差异性，从而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质；一是帮助我们评估不同政治体系的效能和成败。[24]不管政体分类如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在追寻着亚氏的理想，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回答亚氏的问题：如何找到最合适的政体？如何才能过上善德善行的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理想政体的追求而言，我们都在路上。“如果把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精华，平衡就会恢复。按这种看法，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25]由此可见，亚氏的政治才智正在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将古代政体与当下政体紧密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最终确立其中庸政体思想，从而奠定（混合）政体思想研究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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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此处主要参考范寿康.亚里士多德[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70－72。

[2][7][8]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67－568，584、584。

[3][4][5][6][9][10][11][12][13][14][15][16][17][18][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5、205、206、206、206、207、209、327、274、199、202、210－211、273、274、88、239、275、422－423、433。

[20][21][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M]（下卷）.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52－153、156。

[22][23][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上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9、155－156、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