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范文10篇

争论范文篇1

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开始进军同盟研究。它们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规范、认同层面来解释同盟，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可以弥补现实主义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论综合仍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为基础。

【关键词】国际政治/同盟/同盟理论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注：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词。）。自多国体系存在以来，国家之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便贯穿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合纵连横和同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而大国间的结盟状况又常常对各个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的塑造和嬗变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或许因为同盟与国际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增加了将其作为单独对象来分离、界定并进行系统研究的难度。但近十几年来这一状况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的系谱中，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有关同盟论述的基础上，学术界围绕同盟的起源、分类、结构、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伦·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对“制衡”（balancing）与“看风使舵”（bandwagoning）两种同盟类型的比较分析，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对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战前“推卸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这两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词笔者在国内尚未见到有人使用，本文暂按字面译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同盟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学术界在同盟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形成的各种同盟（最突出的当数北约）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对这类同盟的命运大多抱悲观和怀疑态度，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论及冷战后北约的前途时，他说，“从历史和势力均衡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的发展似乎与沃尔兹等人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冷战后的北约不仅没有因对手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却走上了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的道路。东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R.Holstietal.,UnityandDis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Alliances(NewYork:JohnWiley&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ArnoldWolfers,Alliances,inDavidL.S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注：GlennH.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44,No.1(Spring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12.）。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Osgood）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注：RobertOsgood,Alliance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Theory:ANeorealistFirst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HansJ.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inArnoldWolfersed.,AlliancePolicyintheColdWar(Baltimore,MD: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p.184-212.）。他认为，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种选择：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237页。）。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SeeWolfers,Alliances,p.270;andOsgood,op.cit.p.18,25.）。

关于同盟的功能和作用，奥斯古德认为一般可以分为4个并不互相排斥的方面，即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家秩序的影响。其中第一项是同盟最基本、最显而易见的功能；第二项功能对小国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超过第一项，因为同盟对其政权的稳定性往往会产生很大影响；第三项功能的突出性仅次于第一项。同盟可用来约束和控制盟国的行动，特别是防止盟国间采取损害彼此利益和安全的行动；维持国际秩序是同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功能，拿破仑战争后的英俄奥普四国同盟曾发挥过这种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形式便是集体安全（注：SeeOsgood,ibid.,pp.21-22.）。沃尔弗斯则清醒地指出，“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同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费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任何将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结盟带来的最显著的好处是，一旦需要，一国可以指望获得盟国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在冲突到来之前便给敌人以威慑；不利之处则主要在于，一国有义务在一场冲突中援助其盟国，即使严格地从本国立场来看，该国并不应该介入这场冲突（注：Wolfers,Alliances,p.269.）。

同盟与集体安全的关系是传统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分析最为精辟的大概还要数沃尔弗斯。在沃尔弗斯看来，虽然同盟和集体安全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成员国都承诺要援助遭受攻击的其他成员国，而遭受攻击的国家也指望依靠他国的援助来增强自身抵御侵略的能力，但“这两种政策就其意图和行动方式来看却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大多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注：Arnold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EssaysonInternationalPolitic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pp.182-183.）”同盟和集体安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成员国的某一对手（尽管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对手的名字可能并未出现在同盟协定中），而且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地缘方面界定其所要化解的危险，从而能够在冲突到来之前便制定出战略并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相比之下，集体安全则是在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即使在这样做时一国不得不与本国最直接的对手携手合作或者开罪于一个可靠的盟国（注：Ibid.,pp.183-189.）。沃尔弗斯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各国还没有准备不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侵略者战斗，”所以，那种希望以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双边援助协定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ArnoldWolfers,Alliances,p.270.）。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者还就同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同盟政策的影响、小国和大国在同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命题（注：SeeLiska,op.cit.,pp.61-69,202-254,pp.269-284;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p.217-229;andRobertL.Rothstein,AlliancesandSmallPow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8).）。

总的来说，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讨论大多是从势力均衡理论出发来进行的。所以李斯卡断言，“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摩根索也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注：Liska,p.12;Morgenthau,AlliancesinTheoryandPractice,p.185.）”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同盟的评价一般比较谨慎。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还可以不起作用。传统现实主义者关于同盟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的同盟研究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极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性的验证”（注：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p.7.），但他们的同盟思想为以后的同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

所谓新现实主义是指70年代以来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主义改造而创立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但在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个概念（注：MichaelMandelbaum,TheNuclearRevolution:InternationalPoliticsBeforeandAfterHiroshim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pp.466-467and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483—489and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参见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看风使舵”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ofAlliances,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p.32.事实上，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参见Wolfers,Discordand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Holstiet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2,pp.17-49.）。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M.Walt,TestingTheoriesofAllianceFormation:TheCaseofSouthwestAsia,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1988),pp.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U.S.GrandStrategy:AReplytoKaufmanandLabs,SecurityStudies,Vol.1,No.3(Spring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H.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MichaelE.Brownetal.(eds.),op.cit.,p.251,fn.9and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O.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sofNeorealis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pp.251—252,p.256and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status-quobias），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p.262.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另外参见RandallL.Schweller,NeorealismsStatus-QuoBias:WhatSecurityDilemma?inBenjamin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and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p.90-121.）。

3.“被拴在一起的囚犯”（chain-gang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

在论证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时，沃尔兹曾提到，在多极体系中，国家很容易犯两种错误，从而导致均衡体系出现不稳定。一种错误是，认为盟国的生存对均势的维持必不可少，从而无条件地把自己与不计后果的盟国拴在一起，这种行为模式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种错误是，推卸责任，指望第三方来承担遏制强权的风险，二战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注：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67andpp.165—169.）。

沃尔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两种形式截然相反的灾难，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人们想要解释、预测或者制定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同盟战略，就必须搞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上述两种危险中究竟是哪一种更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将沃尔兹所提到的两种情况分别概念化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0-141.）。为了对其加以解释，他们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安全困境”理论（注：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pp.167-214.）中的一个非结构变量——领导人关于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相对有效性的观念——引入到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当中，并进而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多极条件下，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挑战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推卸责任”）。“进攻有利观”和“防御有利观”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军队系统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上次大的战争的教训。具体说，如果一国政府对军队系统控制较强，或者该国有作为防御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防御有利观”的形成；而如果一国军方的自主性较大，或者该国有作为进攻方取得战争胜利的经验，那么“进攻有利观”形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注：Christensenand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p.144—147.）。

作为上述理论的例证，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分别对一战和二战前德、法、俄（苏联）英四国领导人的进攻—防御观念及各国的同盟战略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对战略进攻和防御的有效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次大战之前各国同盟战略和同盟模式的截然不同。在1914年，各国普遍认为，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是可能的。为了保持军事平衡并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各国决策者认为，他们必须事先结成紧密的同盟并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这导致了一战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的同盟模式。3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经历过1914—1918年血腥的壕堑战和消耗战之后，各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将是困难而漫长的。他们因此认为，冲突伊始作壁上观，待最初的好战者精疲力竭时再出来收拾残局方为上策。这种观念导致了二战以前各国面对纳粹德国四处蚕食侵略表现迟钝、相互推卸责任的灾难性后果（注：Ibid.,pp.147—167.）。

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对破坏体系稳定的两种同盟模式的研究弥补了沃尔兹相关理论的不足，并进一步丰富了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相比，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无论是在系统性、实证性还是在讨论问题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四、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

与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并存的状况相对应（注：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3种范式的比较，参见StephenM.Walt,InternationalRelations:OneWorld,ManyTheories,ForeignPolicy(Spring1998),pp.29-46.），对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批评也主要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方面。冷战后国际现实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之间的差距，为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向同盟这块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领地进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围绕北约在华约解散、苏联崩溃、外在威胁显著减弱后非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theUseofNeorealism,p.174;andRobertB.McCalla,NATOsPersistence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1996),pp.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Wendt,Constructing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73.）。他们认为，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MichaelN.Barnett,IdentityandAlliancesintheMiddleEast,inPeterJ.Katze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Hopf,ThePromiseof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p.186—187;and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注：Peter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PerspectivesonNationalSecurity,in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托马斯·锐生卡朋（ThomasRisse-Kappen）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Kappen,CollectiveIdentityinaDemocraticCommunity:TheCaseofNATO,inPeterJ.Katzenstein(ed.),op.cit.,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and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J.Mearsheimer,TheFalsePromise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47;andARealistRepl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1(summer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M.Walt,WhyAlliancesEndureor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也可能会延缓同盟的解体，但与制度一样，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也是环境的产物，剧烈的外界变化会削弱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共有的认同。认同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国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仍不采取独立行动的程度（注：Ibid.,pp.169—170.）。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建构主义者的同盟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提出质疑，如锐生卡朋选择北约来证明他的同盟理论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不那么自由的国家也留在北约当中（注：MichaelC.Desch,CultureClash:AssessingtheImportanceofIdeasinSecurityStud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1(Summer1998),p.165.）。

结语

同盟问题非常复杂。同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缩影，无论就现实来说还是就理论来说都是如此。

争论范文篇2

“Ilikediscussions,andIamaskedquestions,Itrytoanserthem.It’struethatIdon’tliketogetinvolvedinpolemics.”——“我喜欢（通过言谈进行的），当我被问的时候，我尝试回答它们。我确实不喜欢被卷入（通过言论进行的）争战。”[1]

在上面的翻译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回到“discussion”和“polemics”这两个词的词源，把它们分别试着翻译为“（通过言谈进行的）分析”和“（通过言论进行的）争战”。括号的使用表明：无论在discussion还是在polemics中，言谈讲论的因素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讨论”这个译名只是传达了“discussion”这个词在其含义中比重较大的“言谈”一面而遗失了其拉丁词源的原初含义：动摇、打碎、分裂，一块一块地去分析、。而对于“polemics”来说，“论战”这个翻译虽然简洁而完备地包含了“polemics”在现代西文中所含有的争战和讲论这两个因素，但是却没有传达出这样一个词语的实情：那便是在“polemics”的希腊词源中，本来并没有“言论”的因素，而仅仅指战争。大概只是在基督教神学中才出一种被命名为“polemics”（“争辩学”）的神学分支，意在通过言论——而这当然必须以教会在此世的权力作为后盾，以及必然会以付诸实际惩罚作为其后果——而驳斥异端谬误。从那此后，“polemics”这个词中的“讲论”因素才牢固地驻扎进来，乃至成为主导性的方面。这是两个原因所导致的共同结果：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对于普遍共同语言的信赖；另一方面，战争作为起源在过度文化的繁荣景象中倾向于被掩盖。

上面所作的翻译讨论决非无关紧要的吹毛求疵，更不是可怜的语言知识的不自量力的炫耀。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仅仅意在提出一个问题：何谓争论？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普通乃至无聊的问题？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中，这个普通的问题也许是尚未被提起过的问题？至少，从上面的翻译讨论中，我们已经发现，不要说这个问题，甚至首先是这个词，“争-论”或“论-战”——在源初的意义上联系着争战和讲论这两个因素的词——在西文里都是缺乏的。这种缺乏起源于一种对语言与战争之本来联系的回避，而此回避则源于对语言的过于意愿善良的期望。这种善良期望首先表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dialogue和dialectic中，后来在黑格尔的Widerspruch中，以及最近仍然在哈贝马斯的Kommunikation概念中得到表达。

作为dialogue和dialectic的前提和自始至终规定着全部对话过程的那种希望通过对谈而贯通歧异双方的基本善良愿望来自一种对于单数logos的信念。借用维特根斯坦的用语，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个单数的logos是一种、惟一的一种私人语言——但不是某个个人的私人语言，而是公共的私人语言，语言本身的私人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样完全奠基于此公共的私人语言之上。“语言有一种神圣的性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分析”中说道，“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反对（Unmittelbarwiderlegen）了我们的意谓（Meinen）。”[2]借助这种直接反对的机制，“现在”、“这里”、“这一个”，这些表面看来最属于个人之私人性质的“意谓”，立刻就转化为最普遍、最没有确指的表述：这便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说的是：神圣的语言本身的作为公共性的纯粹私人语言：其内在私密的纯粹性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任何个人之私密的意谓都还过于外在、偶然和嘈杂：你有你的意谓，我有我的意谓，“这里”声音太多，存在着争战和不和。然而，无论是谁，只要他说的是“这里”，这里便是同一个地方、惟一的地方：那便是语言本身昵喃低语、嗡嗡作响的内室。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嘈杂的所在、战争的潘多拉盒子。

然而，无视其嘈杂和争战的本性，人们相信：既然它是公共的，既然它是公共的私人的语言的独白，那么，在这种公共的私人语言或有着神圣性质的语言本身的独白之中，歧义、歧异、误会、争战和喧嚣[3]就不应该是被理解为在语言的起源之中深深根植的东西，而是被理解为从听力和表达的缺陷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对语言和歧异的理解图景中，听力和表达的缺陷甚至是无法说明的东西，因为完美的logos不可能被听错和被说错：从logic（逻辑）上讲，这应该是一个全或无的结构，就像电路或机器语言一样。然而，如果没有误会和歧义/歧异，听和说，语言本身，都将成为不必要的东西。然而，语言竟然产生了，而且充满歧义和错误。这个事实促使我们有必要在一种“歧义的先验语言”的意义上提问：何谓争论？以及回过头来检视那种公共私人语言信仰的基础：它原本产生于何种语言的缝隙、歧义或争战的空间？然后，它何以成为对自身起源的文饰与掩盖？而这种和平的文饰本身又是如何作为原初战争的歧变的形式而发挥作用？

也许只有进入这些问题领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展开福柯与德里达那场围绕笛卡尔和疯狂问题而发生过的不幸争论的深刻而复杂的意蕴罢？

注释：

[1]MichelFoucault,“Polemics,Politics,andProblematizations:anInterviewwithMichelFoucault”,inEssentialFoucault,ed.byPaulRabinowandNikolasRose,NewYork:TheNewPress,2003,p.18.

争论范文篇3

在此期节目播出前后曾有一些媒体对潭盾作品音乐会发表了看法，在这些评论中似乎批评的声音占了上风，比较典型的是2001年10月30日曹利群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谭盾的水把戏》一文，认为“陶乐也好，纸乐也好，水乐也好，说观念变化都有些勉强，因为真正变化的是‘发声’的媒介，如果说只要是你先玩的而别人没有玩过的你就是创新，那标准是不是有点儿太低了”；2001年11月12日鲍昆在《北京青年报》发表《音乐与杂耍——评谭盾带来的两部新作品》一文，指出“音乐就是音乐，在音乐之外的东西是最终无法成为音乐的”；《音乐周报》2001年11月2日发表两篇通讯，除了盛赞谭盾音乐会“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外，也如实报道了部分听众所持的“不理解、难以接受”的态度，其中一篇还以“与卞祖善不欢而散”的标题将此期节目的情形进行了披露。

电视节目播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音乐周报》2002年1月11日的专栏中以“谭盾招谁惹谁了”为题将此事列为“2001年中国音乐十大遗憾”之一，并慨叹“音乐人之间的沟通是多么困难”，呼吁“做人做事要有善意，毕竟音乐是大家的事业”。

依本人所观，有关这次争论的第一篇有分量和实质性内容的文章是李扬在2002年1月18日和25日《音乐周报》上连载的《“水乐”余波》，这也是在此次争论中对谭盾及其作品的最高评价了。该文作者是在谭盾的故乡湖南听的音乐会，文中描述的盛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文章马上话锋一转，对“有个别持不同意见的人，用不正常的态度在北京电视台搞突然袭击发难作者(指作曲家)”感到“大惑不解而震惊”。作者先列举了一些在音乐史上“无数当时被权威批评，而后业已成为现代标志性的优秀音乐作品经典”的作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现代音乐及谭盾等人取得的成就与荣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章的最后还引用了贺绿汀先生当年对谭盾及其作品的评价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富有新意和个性，时代感强，未失传统，我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们要宽容些，他们才会回来，好让他们(为国)做更多的事。”

卞祖善最早正式见诸笔端的回应是在《人民音乐》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向谭盾及其鼓吹者挑战——关于音乐观念与音乐评论的争论》，编辑同志用心良苦地将上述李扬的文章略加改动以《听谭盾＜永恒的水＞》为题与卞祖善的文章同期发表，以期使读者对此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卞文在《关于“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我见及其它》(《人民音乐》1995年第12期)中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将其与谭盾多年来在音乐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缘起与经过作了简要的回顾，并用一定的篇幅重点对这次电视事件进行了评说。当然文章的中心内容还是对谭盾的音乐观念及部分作品的不赞同，并借用一些对谭盾持批评观点的言论结合他自己一贯的主张对谭盾及其支持者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与卞祖善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在2002年5月24日《音乐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先锋派”拿出了什么?》，该文更加直接地针对了《“水乐”余波》中的观点，但作者似乎认为近百余年来作曲大师们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作品，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全面和有偏颇的。

如果说电视事件是这次“卞、谭之争”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2002年4月初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现代音乐论坛”则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4月6日，卞祖善《现代音乐之我见》的发言，“像一枚点燃了导火索的TNT，引发了此次论坛最初也是最后的公开争论，场内弥漫着‘和平年代’久违了的火药味儿”(见《音乐周报》2002年4月12日《现代音乐谁来听》)。卞祖善的发言稿先以《我与谭盾的鼓吹者针锋相对》为题部分发表在《音乐周报》2002年4月19日，后又全文发表于《音乐爱好者》2002年5月号上。在这篇发言稿中，他对从勋伯格开始的现代音乐作曲家及其作品如韦伯恩的《六首管弦乐小品》、布列兹的《没有主人的锤子》、凯奇的《变化的音乐》《4’33”》以及前述谭盾的作品等一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最后他“重复的一句老话”说，“大多数的现代音乐作品都是被忘却的后备军”，更加触动了在座的绝大部分埋头于现代音乐创作的作曲家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一场有关现代音乐的正面交锋便不可回避地展开了。

作曲家金湘赞赏、佩服卞祖善直抒己见的勇气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但也认为其某些观念存在局限和偏见。他返京后以论坛上的即兴发言为基础于中央音乐学院等地进行了有关现代音乐的专题讲座，相关的内容以《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为题连载于《音乐周报》2002年4月26日和5月3日上。作者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情将现代音乐比喻成“魔鬼”，分别从观念与技术的角度对西方和中国的现代音乐进行了比较全面地介绍，然后直入主题，指出“卞、谭之争的实质是：延续于世界乐坛多年的两种音乐观之争在中国大地上的继续”，并给争论的双方各封了一个用其自身的话说“是没有丝毫贬义的”称号：“卞祖善是西方古典乐派在中国的卫道士，谭盾是西方现代乐派在中国的急先锋。”呼吁我们“持一种正确反映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多元观念，正确地、心平气和地对待两者之争”。文章在结束之前还指出了卞、谭之争中存在着的一些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供大家思考，并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友好、善意的探讨氛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当代的中国民族乐派——而群策群力”。最后作者下了一个清楚的结论：“中国的作曲家群体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的现代音乐肯定是会更迅猛地发展”。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金湘的许多观点都是恰当的、中肯的，是作为一位在现代音乐创作上有着很深造诣与影响的作曲家，不自觉地透露出的同现代音乐的深厚感情和对现代音乐发展的殷切期望。紧随此文，卞祖善先生在《人民音乐》2002年6月号上发表题为《从钟馗捉鬼谈起——答金湘先生》一文，直接针对前述金湘的文章《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为方便读者参考，编辑先生又特地将这两篇文章刊登在一起)。卞文主要就金湘在文中提出的几个实质性问题一一进行反驳，有些地方甚至具体到了逐字逐句的地步。不过最后卞祖善的表态是十分诚恳的：“既然发展中国的现代音乐，建立中国的现代民族乐派，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应该加强团结、携手前进。”

这一轮站在卞祖善这边的是2002年5月31日《音乐周报》上的文章《“跑调”的争论》。该文认为《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这篇文章“有些走了题”，“跑了争论的调”，同时对其中把现代音乐比作“魔鬼”，以及“作曲家技术过关后，比的就是观念”的说法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但文中这些观点都没有充分展开，欠缺说服力。

这次争论到此也应该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因为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已陈述得十分清楚，再争下去难免会陷入乏味与无聊的文字游戏中。4月5日《音乐周报》上的一篇文章《谭盾话题常谈》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音乐批评如果永远只以一种框子去框定一切对象、诠释一切对象的话，那只能显示其理论的‘灰色’和某种主观的情绪而已。”

纵观此次争论的来龙去脉，出于关心我国当代音乐事业发展的良好愿望，笔者想对此事及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师友同仁不吝赐教。

如何认识谭盾的音乐观念与创作

1992年，谭盾受日本桑托里音乐厅及该厅艺术总监武满彻先生委约要和东京交响乐团开一场音乐会。根据规定，音乐会上除了演出被选定的作品外，还必须由被委约的作曲家选出两位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作曲家和一位比他本人更年轻的作曲家的作品一起演出。谭盾选择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作曲家分别是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

谭盾早期的作品如交响曲《离骚》、弦乐四重奏《风·雅·颂》、《乐队序曲》、《钢琴协奏曲》、《两乐章交响曲》等都比较明显地带有欧洲晚期浪漫派和民族乐派风格的痕迹，这显然是受肖斯塔科维奇等人风格的影响。由于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观念，因此尽管有不少地方显得幼稚、粗糙，但都没有引起较大的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谭盾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大胆地摒弃欧洲传统音乐创作模式的各种规范，注重新音色的开掘，探索音响组合的各种可能性，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包括出国前创作的《弦乐队慢板》、《乐队与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后改名为《道极》)，以及赴美以后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戏韵》、《土迹》、《距离》、《声音的形式》、《风迹》、《九歌》、《死与火》、《鬼戏》、《马可·波罗》、《红色气象》、《牡丹亭》以及这次的《“永恒的水”——水乐与视觉融合新经验》等等。这些作品体裁、形式、手法各异，但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近年来他一贯追求的创作原则：无限提高音乐创作中材料使用的各种可能性。这也就是他受约翰·凯奇影响的突出表现。

《4’33”》这样极端的例子即使在现代音乐当中也是少见的(约翰·凯奇还作有一首《0’00”》)。它之所以被较多的人所了解，是因为许多音乐理论家和美学家经常把它作为极端观念化的反面典型。当然，应该说《4’33”》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首先，它体现的“整体声音”观念虽然与现代的音乐实践不完全相容，但对于现代音乐积极寻求新的音色、丰富声音的表现范围是有启发意义的；其次，它虽然在表面上是静止的，被称为“无声音乐”，但在无声的背景下却是各种自然声音的偶然结合。约翰·凯奇一系列“偶然音乐”的实验对现代音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斯托克豪森、贝里奥等都从中受到启发并在创作中进行实践。鲁托斯拉夫斯基发展了这种手法，用“有控制的偶然”创作了他的大部分作品。

谭盾接受了约翰·凯奇“整体声音”的观念，在创作中大量采用了乐队非常规演奏的音响以及各种自然音响，如乐队队员的喊叫声、拍打乐器声、翻谱声、搅水声等等。约翰·凯奇在《4’33”》中将“寂静”也视为一种声音，以及在“无声”的基础上让各种自然声音偶然结合的观念也被谭盾借用了过来，突出表现在《乐队剧场Ⅱ：Re》中的一段全体休止中，而且还加上了指挥，意图使休止符也具有力度的变化。当然，此举也与《4’33”》一样引起较大争议。因为从传统的意义来理解，休止符是不可能具有力度变化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狂风暴雨般音乐之间的短暂间隙与哀怨抒情的音乐之间的片刻停顿给予听众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休止时乐队指挥手势的强弱变化对于剧场内的电流声、场外的干扰声以及听众各种无意识的声音等确实起不了作用，但对于现场听众的心理感受还是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的。只不过这种尝试在作品中只能是作为一种陪衬偶尔为之，用得太多、太过则难逃“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之嫌。

在谭盾的一些作品中还要求观众一起参与演出，如也是在《乐队剧场Ⅱ：Re》中，乐曲开始时观众在指挥的带领下集体哼鸣D(Re)音，乐曲的高潮时又齐声用同样的音高念唱谭盾的“六字经文”：HongMiLaGaYiGo。不管这“六字经文”是真如作曲家自己所解释的那样选自中国、英国、印地安、印度、日本和非洲六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字，还是作为一些简单的、无实际意义的衬词，这种试图拉近乐队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使听众也部分参与到演出中来的尝试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音乐起源于生活，最初音乐的创造者也就是音乐的表演者，后来在漫长的专业音乐发展历史中，观众逐渐被固定到听众席上，完全成为了被动的欣赏者。在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下，许多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演出都设法让观众亲自参与，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丰富他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的情感体验。

如何对待现代音乐及其作曲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代音乐自从它诞生以来就处境艰难。它受到来自整个社会不同方面的抵制，处于极端孤立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是现代音乐的作曲家都在致力于创造各种新的、高度自律化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音乐语言，这种音乐语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理解和接受，离普通大众的感受却越来越远了。再者，正如特奥多·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中指出：“现代社会对一切文化商品进行控制的机构已经形成，它决定着在审美上不符和它们要求的东西的命运。由于音乐传播媒介的被控制，音乐糟粕得以泛滥，真正激进的新音乐在后期工业化社会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还认为，在19世纪中期，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已经同商业化社会的艺术需求发生了冲突，音乐作品的质量同听众的趣味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但在那时，作曲家们往往还能指望从有水平的音乐家和评论家那里得到支持，而如今的新音乐连这种支持都难以得到了。真正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无法成为市场上受欢迎的商品，作品的数量也在急剧萎缩。

我国现代音乐的状况也丝毫不容乐观。虽然还是有不少人在从事现代音乐的创作，但其作品能得到认可、或者要求更低一些，作品能有机会上演的可说是寥寥无几。在“国交”、“爱乐”、“北交”等乐团，全年演出的节目单上很难看到几部中国的现代音乐作品。在去年中央音乐学院的艺术周期间，惟一一场被取消的音乐会就是作曲系学生的作品音乐会。这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一些很有才华和影响的作曲家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电影、电视配乐或创作一些应时性的流行通俗音乐，这对现代音乐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中国当代的作曲家中，谭盾、陈其钢、周龙、陈怡等是十分幸运的。他们在国内稍作热身后便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飘洋过海，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是对来自东方和异族的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他们的音乐中折射出的天然的东方特质马上吸引了西方人，于是他们先后都成名了。他们的作品经常在国外获奖，有了很多委约的创作，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各种演出收益和委约作品所得的报酬也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力于创作。他们的音乐活动对于繁荣我国的现代音乐创作、扩大我国现代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他们这些成功的光环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问题和不足。就拿谭盾来说，由于委约太多或其他原因，以致在一些作品中出现手法过于简单(类似于给旋律配加伴奏的形态)、结构缺乏逻辑等问题；另外长期身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商业社会，浮躁是在所难免，甚至还会有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或“做作”的成分。除了在观念上的探讨外，对于这些问题，音乐家和评论家都有义务及时指出，敢于批评，不能因为他们头顶耀眼的光环而不敢有所异议。在这方面，卞祖善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鼓舞的。

从事现代音乐创作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大多数作曲家对此都深有体会。现代音乐抛弃了传统的沉重包袱，但同时却要不断发掘新的音乐语言、新的音乐组织形式，而这一切都处在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中，每一次尝试都要面临失败的危险，加上现代音乐本身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使得现代音乐作曲成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作曲家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多加爱护，以褒为主，以贬为辅，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好好说，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积极性，更不能在发表意见时带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一位理论家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所有的音乐理论工作者思考：“在由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主流群体的审美选择和民众实际的审美需求，(则)是决定中国音乐未来走向的主导力量，而不是少数根据自己的职业习惯和立场去评说历史和现状，或依照自己的学识和意念去预测未来的音乐理论家。对此，包括我在内的音乐理论工作者似应有自知之明。这对摆正理论研讨的位置，保持和平、客观的心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同行的不同意见是有助益的。”

现代音乐创作中与音乐观念相关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把握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观念与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作曲家金湘曾经提出过两个观点，一个是“在技术上没有负担以后，当代作曲家比的就是观念”，另一个是“玩弄观念，必被观念所玩弄”。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观点实际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观念在实际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观念的运用必须得当，否则便会为观念所累。

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还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往往一首作品中观念的成分多了以后，其技术的成分反而会降低。因为有一些观念是不需要甚至不可能用具体的技术手段来表达的。像《4’33”》这样的例子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它是不存在什么“技术”因素的；一些利用磁带录音再进行拼接和放送的方法创作的“具体音乐”作品，与其说它们是运用了“作曲”技术，还不如说是运用了“电磁”技术或“录音”技术；至于各种用简单的手法将自然声音组合起来的做法，其技术的含量也是很低的。那么这些做法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疑问：既然作曲这么简单，那还需要作曲家吗?甚至还会有人怀疑这样的作曲家的技术水平，认为他们是在以所谓的“观念”掩盖技术上的不足。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作曲家会甘心受到这样的评价的。

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此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当今国际社会上就存在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纷争。文化艺术观念上的差别虽然不至于像宗教、人权问题那么严重，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谭盾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作曲家，如今却主要在西方社会中发展，那么他的某些观念就必然要受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体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特征来。谭盾在这方面的调整显然是及时而有效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不光在西方乃至在世界的音乐界站稳了脚，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他在国外接受的许多先进的观念值得国内的作曲家们借鉴。但现代西方的观念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或者是不适合我们的东西，作曲家应有仔细而敏锐的鉴别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完善自己。

观念的更新必然会导致形式和技法的创新，那么如何对待现代音乐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创新呢?在现代音乐创作当中普遍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味追求“创新”，仿佛一部作品中没有一点所谓“新”的东西便不够资格算是成功之作。实际上这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有一位音乐学家曾经说过一番话，值得广大从事现代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们深思：盲目地“求新”而忽视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和提高，这就是大部分现代音乐作品之所以显得不成熟的主要原因。

学术之争与学者风范

近两年来音乐界的学术之争似乎特别热闹，参与者既有久负盛名的名家学者，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音乐工作者与爱好者；既有长期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音乐学家，也有成就斐然的作曲家与表演艺术家。争论的内容涉及到观念的差异、学术的规范以及个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等各个方面。而这次卞祖善与谭盾之间的“观念大战”再次掀起了新的高潮。

应该说学术之争对音乐事业的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它一方面表明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对音乐理论研究的积极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家在对音乐这门高度感性的艺术形式的研究中所力求采取的科学态度。这种风气应该大力倡导，因为只有当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关注音乐、热爱音乐的行列中来，音乐才有可能更加健康地稳步向前发展。

作为学术之争主体的艺术家或多或少具有一些所谓的“个性”，这都是不难理解的。但对于近期有关现代音乐的论争，笔者还想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

谭盾在演播室里抛下一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是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扬长而去，这确实与他作为在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的艺术家的身份不大相符。因为尽管他与卞祖善持不同观念，但对方毕竟是一位长者，何况还有现场及电视机前的广大热心的观众，这样的举动是很容易伤害人感情的。但我想，谭盾是一位逐步走向成熟的音乐家，而且多年旅居海外，待人处事也应有些心得。促使他有如此的反应肯定还是别有原因的。

据我了解，以前在一些研讨会上，卞祖善(当然也还有别的人)曾经就谭盾的创作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尽管有些看法谭盾并不赞成，但都还是洗耳恭听的，而这次弄得如此尴尬，笔者认为原因除了谭盾不够冷静外还应归因于这次争论的不良环境。

再者，卞祖善发表不同意见的方式也欠妥当。按照常理对一件事情或一种现象进行评论时，比较合理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是在充分肯定其长处后再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全盘否定”式的表达方式是很容易引起听者反感和对抗的，更何况作为被批评对象的谭盾已经多次受到这种“待遇”。别说是一个在国际上获得过不少荣誉的、有影响的作曲家，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心理上都会难以坦然的。但是，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学术研究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无论观点多么对立，争论的双方都应平心静气，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总之，我们提倡双方在争论中都应具备学者的风范。

争论范文篇4

一、制宪会议前司法独立的争论

制宪会议前人们对司法独立的态度是复杂的。为了抵御国王不时对司法独立的侵犯，1700年英国的《争议解决法》规定，英国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注：petershane，whomaydesciplineorremovefederaljudges？aconstitutionalanalysis，142u.pa.l.rev.209，216（1993）。），但是，美洲殖民地法官的任免则完全取决于英王的好恶，成为殖民地与英国的一个矛盾焦点，正如《独立宣言》所历数：“（国王）一向要使法官的任期年限及酬金数额，完全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制宪前夕，司法独立的倡导者认为独立的司法部门之所以必要，原因有二。其一，司法部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部门，能制约两政治部门过于集中的权力。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因此，司法在组织上的独立是必要的（注：johnadams，ongovernment，inc.adams，ed.，theworksofjohnadams181，1988（1851-1856）。）；其二，如孟德斯鸠所言，法官应免于外界干预，使他们做到“裁判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亚当斯也认为：“法官不能为不同利益所左右，他们应当独立于任何人、任何团体”，因此，司法在裁判上的独立也是必要的（注：johnadams，ongovernment，inc，adams，ed，t-heworksofjohnadams181，1988（1851-1856）。）。

然而，司法独立的反对者也为数甚众。很多人认为解决司法受制于英王的方法，就是变司法受制于美国立法部门或美国人民。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指出：“大部分早期制宪者都没有意识到司法独立就是指独立于人民。”（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161（1969）。）许多早期的州宪法规定了法官任职期限或令法官定期接受选举考验，即使在那些规定法官如忠于职守便得终身任职的州里，也往往让议会控制法官的酬金或者规定只需经议会宣布即可罢免法官（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51（1969）。）。伍德指出：“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独立革命的历史，整个18世纪殖民地议会一直与英王权激烈斗争，革命者非但无意减少议会对法院的干预，反而还想加强对法院的干预。杰弗逊在1776年就说，法官仅仅是议会的机器而已。

在1776至1787年间，政治风向转为支持亚当斯、孟德斯鸠和司法独立。州议会被指控纂夺司法权，州宪法也因赋予议会太多权力而备受抨击，分权的呼声日益增强（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到了1784年，杰弗逊转而支持司法独立，他认为在弗吉尼亚州宪法里，由于司法部门的成员受制于议会，议会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如议会纂夺了司法权，没人会反对，即使有也无济于事，因为议会可以通过立法，对其他部门构成拘束力，这样，议会就可行使本应属司法部门的裁判权（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伍德指出，由于杰弗逊等人害怕出现议会暴政，分权的主张重新占了上风，最终使得司法独立在制宪会议上取得胜利（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

二、制宪会议期间司法独立的争论

美国制宪者们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绞尽脑汁，精心选词，尽其技术处理之能事，巧妙将对立的主张同时保留在宪法条文上，司法条款成了最顺利通过的部分。但是，却因此给后人的理解带来极大困难（注：letterfromgouverneurmorristotimonthypickerlingdecember22，1814，in3maxfarrand，therecordsofthefederalconventionof1787419-20（1937）。）。

弗吉尼亚制宪代表的第九个决议主张司法独立，认为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司法机关，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法官应获相应的酬金；酬金在任职期间不得增减，以免对在职法官施加影响（注：williamm.meigs，thegrowthoftheconstitutionp234-35（1990）。）。

1.忠于职守条款

这一条款在整个制宪会议期间基本上未作改动，只受到过一次挑战。1787年8月27日，狄更生代表提议在该条款加上“行政部门经参众两院申请可罢免法官”的内容（注：williamm.meigs，thegrowthoftheconstitutionp234-35（1990）。）。虽然许多州宪法在10年前大都对法官的任期规定了期限，但这一动议遭到多数人反对。（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詹姆斯·麦迪逊反驳道，“既已规定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又规定法官不经审判便得免职，显然自相矛盾。”他断言，“将法官置于专断权威之下是根本错误的”。詹姆斯·威尔逊也指出，“如将法官置于充满党派之争的两政治部门控制之下，法官的处境肯定不妙。”约翰·伦道夫同样认为这一修改将会大大削弱法官的独立性。最后，狄更生的动议以7比1被否决。

弹劾条款与忠于职守条款有密切联系。制宪会议期间曾就如下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a）参议院的弹劾案是否应由高额多数才能通过？（b）什么行为应受弹劾（注：michaelgerhardt，theconstitutionallim-itstoimpeachmentanditsalternatives68tex.l.rew，1，11-17（1989）。）？为使弹劾程序免受公众和国会一时冲动的影响，代表们认为弹劾案须经参议院2/3一致同意才可获通过（注：peterhoffern.hull，impeachmentinamerica，1635-1805at106（1984）。），此举旨在保留弹劾作为对司法和行政部门制约的一个手段，同时又使弹劾程序有足够的难度，以免被经常使用，出现司法和行政部门受制于立法部门的不良局面（注：warrengrimes，hundred-tonguncontrol：preservingimperchmentastheexclusiveremovalmechanismforfederalj-udges，38uclal.rev，1209（1991）。）。

关于弹劾的范围问题，大家意见大体一致，即弹劾应为“政治”犯罪，而不是如普通法常规意义上的犯罪（注：gorde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p14.）。起初，弹劾的罪名限于叛国罪和受贿罪（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后来，乔治·门生建议加上“弊政”，他认为“企图颠覆宪法可能不是叛国罪”，但应受弹劾（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麦迪逊则反对，他反驳道：“如此含糊的弹劾标准无异于说（文官的）任期以参议院的好恶为准”（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作为妥协，门生将动议修改为“其他重罪与轻罪”（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可见，门生显然认为重罪与轻罪应包括弊政（注：michaelgerhard，thefederalimpeachmenprocess9（1996）。）。但是，麦迪逊则持不同的理解，他反对将弹劾标准规定得过于宽泛。根据汉密尔顿的解释，其他重轻罪应具“颠覆宪法的企图”。

综上所述，制宪会议一直坚定地主张通过忠于职守条款来保障司法独立，但是代表们也希望对那些犯有企图颠覆宪法政治罪行的法官进行弹劾和罢免，然而，至于哪些行为属企图颠覆宪法则语焉不详。

2.酬金条款

经弗吉尼亚代表团建议，制宪会议将酬金条款由原来“禁止增加或减少”修改为允许定期增加法官的酬金。围绕修改所引发的争论反映了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既要保障法官酬金免遭立法机关操纵，同时又允许立法机关增加法官酬金，以保证法官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酬金。

1787年7月18日，高文纳·莫里斯建议定期增加法官酬金，因为在法官任职期间，金钱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和司法业务量也会改变，所有这些都使得法官酬金的调整成为必要（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麦迪逊则反对，理由是：一旦法官希望增加酬金，他们便会到立法部门游说，难免会在立法部门面前不适当地卑躬屈膝起来，这样势必削弱法官的独立性（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尽管通货膨胀会使法官的薪金有调整的必要，但麦迪逊仍不改初衷，他甚至建议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固定酬金，如用标准的小麦或其他有固定价值的东西来计量（注：许传玺：《美国的司法独立及其给我们的借鉴》，《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37、439、545、44-45页。）。但由于考虑到司法部门肩负极为重要的职责，丰厚的酬金是吸引一流人才的必要条件，因此，大家还是接受了莫里斯的建议。

关于司法部门对国会在财政上的依赖大家只注意到酬金方面，至于在其他方面诸如建筑、文员、巡回审案的费用等，国会也可施以如酬金一样的影响，则是制宪者们始料未及的。这一失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殖民地时期，国王和议会操纵法官的酬金是个具体的公认的问题，但对司法部门非酬金财政方面的操纵则不是。因为，在当时下级法院的支用是很微薄的，代表们想不到如此有限的经费会授人以柄（注：如在合众国早期，没有联邦监狱，联邦政府付费给当地监狱，法院不设在联邦大楼里，而是设在租用的客栈，或当地官员家中。）。但时至今日，国会对法院经费的审查与控制成为美国当代司法独立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3.司法权条款

司法权条款没有直接设立低级法院，只是把设立它们的权力授予了国会，因此国会便取得了规定下级法院诉讼程序及行政管理事务的权利，如结合必需和适当条款，这一权力则更可视为包括规定下级法院的整体运作（注：willycoastalcorp.112s.ct.1076，1080（1992）。）。

制宪者把设立下级法院的权力授予了国会，而没有在宪法里直接体现，这一安排，成了当今立法与司法部门权力平衡的关键，但是，这不是当时有意的安排，更多的是为了减缓联邦与州权力分配的紧张关系而产生的附带结果。

弗吉尼亚州代表团的第九个决议规定了成立全国性司法机关，并未提及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注：williamm.meigs，thegrowthofthe5constitution，p104-105（1990）。）。1787年6月4日，当开始讨论该决议时，这一条款改为：“决定设立全国性司法机关，包括一个最高法院和一个或多个下级法院。”6月5日“一个或多个”被删掉。当时情况是，鲁特李奇提出重新考虑这一条款，他认为州各级法院应有受理一切案件的优先权，设立低级联邦法院将会对州法院的管辖权构成侵犯。麦迪逊则反对，他指出一个与立法机关职权相称的司法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鲁特李奇占了上风，这个词还是被删掉了（注：williamm.meigs，thegrowthofthe5constitution，p119-126（1990）。）。

威尔逊和麦迪逊便提出加一内容，规定“全国性立法机关有权设立低级法院”，把设立或不设立下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授予立法机关比起直接设立下级法院，让人感觉有明显区别，较为容易接受。这一建议受到普遍赞同。

总之，将设立下级法院视为国会的特权，而不是宪法训令，是一种政治妥协的安排，目的在于减少反联邦党人对联邦法院篡夺州法院权力的担心。至于这种安排会对国会与联邦法院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后果，以及对国会规定下级法院的权力应施以什么限制等问题则几乎未予考虑。虽然代表们意识到了这一条款意味着国会不仅有权设立联邦法院，而且还可能有权规定它们的运作，但他们并未想到这样会削弱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相反，制宪会议上代表们都坚决主张三权分立。细节委员会首先将第三条改为将司法权授予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设立的下级法院，即可见一斑。

三、宪法批准期间关于司法独立的争论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和79篇里，对司法独立作过精彩的论述，他区分了司法独立的两个运行目标，并解释了忠于职守条款和酬金条款怎样实现这些目标。首先，他将司法独立视为一种组织上的独立，能抵御国会和总统的侵犯，从而保有对两政治部门的制约作用，他在为法官终身任职辩护时指出：“如从法院应被视为限权宪法限制立法机关越权保障出发，司法人员职位固定的理由即甚充足，因除此而外，并无任何其他规定更能使法官得以保持其独立性，而法官的独立实为其执行上述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条件。”（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4页。）在捍卫酬金条款时，他又指出：“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9页。）。其次，汉密尔顿又称司法独立为法官裁决个案时抵御多数人及其他外部干预的缓冲器，这时，司法独立更多的是充任了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乃司法所必具的品质，绝非临时任命的司法人员所能具备。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如何任命或由谁任命，均将在一些方面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5页。）

对忠于职守条款，著名的反联邦党人也普遍赞成终身任职是确保司法独立的必要手段，酬金条款也鲜有人反对。至于宪法没有对司法独立构成较强的制度上的制约来确保司法负责方面，则令反联邦党人忧心忡忡。“在这种体制下，法官将在严格意义上是独立的……没有高于他们的权力来控制他们的判决，或改正他们的错误。没有什么权威能因他们的错误或缺乏能力罢免他们的职务，或降低他们的酬金，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权力高于立法权。”（注：brutus，thepowerofthejud-iciary（parti），march20，1788intheantifederalistpapers222，223-24（1965）。）

一些反联邦党人认为，建立缺乏足够负责的联邦司法组织肯定会使联邦法官篡夺州法官的权力。本杰明·给尔指出：“他们告诉我们最高法院会设在某处，但他们未告诉我们设在哪里；他们将给予法官酬金，但没告诉是多少；法官如忠于职守将继续任职，在我看来是终身的，或直到因故遭罢免为止；他们的酬金不能减少，国会有权设立低级法院。这么一来，设立的法院将会吃掉我们的法院，在我们的法院里，我们的议员有权每年任命法官”（注：speechbybenjamingaleⅡdocumentaryfindingoftheratificationoftheconstitution420，429（nov，12，1787）（mortonborden，ed.））。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辩论中反驳道：“难道宪法里有任何字眼剥夺了州法院对那些案件已有的管辖权吗？……难道不是仅就同州公民间要求占有其他州让与的土地争议才由联邦法院管辖吗？……州法院不会失去它们现有的管辖权。”（注：xthedocumentaryhistoryoftheratifica-tionoftheconstitution1430，1431-32（june20，1788）。）

而另一些反联邦党人则认为，一个缺乏足够负责的联邦司法机关将会通过司法审查篡夺国会的权力。笔名为布鲁托斯的著名反联邦党人声称：“如果国会通过的法律与法官所理解的宪法不符，他们就会宣布它无效；因而在这方面他们的权力就高于立法权。”（注：brutus，thepowerofthejudiciary（parti），march20，1788，intheantifede-ralistpapers222（1965）。）布鲁托斯进一步断言，由于法官仅因犯罪受罢免，而“错误判决”因缺乏“恶意与舞弊动机”不构成犯罪，因此弹劾不足以补救司法专断（注：brutus，thepowerofthejudiciary（parti），march20，1788，intheantifederalistpapers223-224（1965）。），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回应了这一指责。首先，汉密尔顿在第78篇中确认联邦法院将拥有否决国会通过违宪的法律：“法院的完全独立在限权宪法中尤为重要。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2、407页。）其次，汉密尔顿指出这种权力不会对国会构成真正威胁。“曾有人一再提到所谓司法侵犯立法机关权限的危险，其实并不存在，歪曲或违反立法机关意思的个别情况可能不时有所发生；但是此种个别事例永远不能达到影响或阻碍整个制度实施的程度。”“从司法机关本身的相对软弱性（指缺乏对武力和金钱的控制）和弹劾的运用可见，永远不会发生法官不断有意侵犯立法机关权限以至引起立法机关联合起来加以反对的情事，因立法机关可用撤去其法官职务加以惩治”（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2、407页。）。

与制宪会议时一样，两派都赞成弹劾和罢免只适用于政治犯罪，但不及于个案判决出现的错误（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2、407页。）。同时，对宪法在司法的独立与负责之间创设的平衡，人们普遍表示赞赏，认为弹劾和罢免是制约司法独立的主要手段，可以对终身任职，不得减少的酬金和司法审查等起平衡作用。

至于国会可能会如何利用它的权力来设立进而规定下级法院，从而令司法机关对其负责的问题，则基本未进行过探讨。对授权国会设立下级法院条款的解释，一般认为它是作为适应未来形势变化，调整下级法院规模的一种手段，并不能解释成国会有权规定法院的运作。

通过对制宪会议和批准期间争议的研究我们知道，美国的制宪者们为了把司法机关建成政府中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让法官终身任职并不得减少酬金来保障司法机关能在裁判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从而确保公正并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手中。同时认为，弹劾和罢免是对司法独立的主要制约，是对司法越权和其他政治犯罪的主要的补救手段。但又通过增加弹劾和罢免程序的难度及避免国会操纵法官的酬金来寻求裁判独立，然而却没有考虑过，国会对司法机关非酬金财源控制仍然会削弱裁判独立。同样地，他们通过设立在政府中分立的拥有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来维持组织上的独立，却又未曾探讨过，授权国会来设立并默示国会可规定和废止下级法院，会在多大程度上减损司法部门的组织独立性。

四、宪法批准后司法独立的争论

1.裁判独立问题

司法独立的双重目标-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判决与使政治机关得到制约-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这个标志性案例中，得到早期的检验。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一案的意见常被认为是联邦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法律无效的智慧起源。但是，事实上在宪法批准期的争论中，大多数人已认为宪法授权司法机关宣布违宪法律无效，马伯里案之所以是一标志性的判决，乃因为它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否决另一联邦政府部门行为的首起案例。

马伯里案为下面命题创立了先例：联邦法院可以而且应该对政治部门和多数派的冲动构成制约。但是这一命题从未免遭过非议。美国建国后那代人的两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点。

1804年，国会曾发动了对萨缪尔·蔡斯法官的弹劾程序。詹姆斯·开灵达是一名反联邦党人出版商，被指控触犯了“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蔡斯在审讯被告詹姆斯·开灵达时公然表明党派倾向（注：barryfriedman，ahistoryofthecountermagoritariandifficulty，（1996）。）。反联邦党人被激怒了，不仅因为他们对判决结果不满，而且因为反对联邦法院所具有的反多数派的性质，这种性质使非民选法官可以不顾多数派意志而追求个人政治偏好（注：barryfriedman，ahistoryofthecountermagoritariandifficulty，（1996）。）。参议院威廉·吉尔斯抱怨道：“我们看到法官在独立地高声发表长篇政治演说。”一份报纸社论也指出：“总会有一天人们要质问，为什么法官应该比那些受人民委托立法和执行的人享有更加独立于人民控制的权利？”（注：barryfriedman，ahistoryofthecountermagoritariandifficulty，（1996）。）

最后，弹劾和罢免蔡斯法官的努力失败了，只须经参众两院宣布即可罢免法官的宪法修正案也被否决。蔡斯弹劾案澄清了最初理解，不受欢迎和固执的判决不构成弹劾和罢免的“其他重轻罪”。从蔡斯法官弹劾案的结果来看，一般观点，包括政治机关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对不受欢迎的司法判决发动弹劾程序不是一种适当的反应。

1807年对阿伦·伯尔的审判是另一例。约翰·马歇尔在审理阿伦·伯尔被控共谋和叛国罪一案时，拒绝接受控方证据，致使伯尔被宣告无罪。此案在报界掀起轩然大波，马歇尔法官受到猛烈抨击。当时，报纸头版头条写道“虽然有罪，但仍宣告无罪”，审判也被形容为“闹剧”，马歇尔被控把陪审团的作用贬低为波斯王朝法庭的大监。反多数主义的批评者又有了证据，他们声称“人民现在得考虑一下，现存的司法体系和英国普通法是否还在为自由、善良的人民服务？”（注：barryfri-edman，ahistoryofthecountermagoritariandifficulty，（1996）。）

从那时开始，对司法的批评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其中以反多数主义的批评为甚。尤其在18世纪30年代的杰克逊政府；在德烈·斯可特案后50年代；内战重建时期的60年代和70年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的民权运动高涨时期；新政时期30年代，二战及战后40年代和50年代，是司法批评最激烈的几个阶段。

政治机关除了批评或以弹劾相威胁之外，还偶尔企图通过限制法院管辖权或通过调整最高法院法官人数来对付不受欢迎的司法判决。剥夺法院管辖权的努力伴随着对司法的批评循环往复，时而高涨时而低落。企图改变法院人数的策略性努力也一样，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努力或会以罗斯福备受批评的改造最高法院的企图而告终，但是否如此，仍须拭目以待。

（二）组织独立问题

无论是宪法条文，还是制宪会议与批评期间的争论都没有为联邦法院组织上的独立建立稳固的基础（注：russellwheeler，theemergingjudicialbranch，alfredluongolecturetothehistorysocietyoftheearlierdistrctofpennsylvania，december11.1996.）。制宪者坚定彻底地赞同建立三个分立和独立的政府部门，赞同建立一个能抵御和制约政治部门的独立司法机关。为达此目标，他们将“司法权”授予联邦法院，给法官以终身任职和不得减少的薪水，以及其他保障使得司法机关能做出像马伯里诉麦迪逊这样的判决。但是，立宪者又授予政治部门相当大的权力来为联邦法院尤其是低级法院制定规章，同时，在制宪会议和批评期间的争论中又没有对这一权力的范围作出详细阐述（注：russellwheeler，theemergingjudicialbranch，alfredluo-ngolecturetothehistorysocietyoftheearlierdistrctofpennsylvania，december11.1996.）。国会制定规章的权力的限制和相应的司法机关组织上的自治和独立问题也因此无法确定。

1789年，国会开始运用设置低级联邦法院的权力。十二年后，联邦党人和亚当斯总统在国会的帮助下，通过了1801年司法组织法。该法停止了最高法院法官巡回审案的责任，创设了16个新巡回法官席位，总统和参议院迅速任命了联邦党人占领了新席位。

次年，杰弗逊的共和党人通过法案恢复了最高法院巡回审案并废除上年增设的法官席位。在国会废止1801年法案的辩论中，司法的组织独立问题成为焦点，那些反对废止的议员主张，国会有权设立下级法院不能理解成国会有权废止业已设立的法院，因为这样势必严重破坏司法独立：“废止的结果是什么？难道不是等于宣布现任法官能否继续任职完全取决于你们的意志和好恶吗？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将会是，宪法确立的制约被毁了……宪法对法官的任职提供了完美的保障……既然承认宪法没有授权任何人可剥夺法官的职位，但又主张可以废止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将剥夺了他们的职位，难道这不是很荒谬吗？”（注：charl-ess.hynemanandgeorgew.carey，asecondfederalist195-197（senatorgouverncurmorris），199（representativejosephnicbol-son），183-184，（1967）。）

那些支持废止的议员争辩说，国会可以对司法职位行使绝对的规章制定权，这样并不违背宪法对法官任期的保护：“我们有相同的权利来废止一项设立下级法院的法案，就如同我们可废止建邮局和邮道，征税或增加军备的法律一样……那些人反对一种我们从未主张过的观点：除了弹劾之外其他罢免法官的权力，我们从未坚持过这种权力。……但当我们判断这些职位不再需要和徒耗钱财时，我们有一种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力来废止任何由国会创设的职位”（注：charless.hynemanandgeorgew.carey，asecondfederalist195-197（senatorgouver-ncurmorris），199（representativejosephnicbolson），183-184，（1967）。）。

1802年废止案的宪法问题从未令人信服地解决过，在1803年司脱特诉莱亚德一案中，最高法院否决了主张1802年废止法案属违宪的申请，认为由于最高法院在1801年前同意了国会要求它巡回审案的责任，因而反对恢复这种责任即属翻供。最高法院回避了废止巡回法院法官席位之事，也没有提到国会为下级法院制定规章权力的一般限制问题。显然，1802年法案进一步削弱了司法机关作为一个组织或部门本来已较为脆弱的独立性。参议员威廉·吉尔斯于1808年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直率地指出：“政府三个部门分立的理论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尽管我们的立宪者在立宪时遵循了这个理论，但是在政府各部门相互调整的实践中，则发现很难将此理论付诸实施……比如独立这个词适用于司法机关则并不正确，也没有为宪法所证明是正当的。这个词是从英国借用的，借用时并未正确理解原来的含义……在我们这里不是适用于部门的官员而用于部门本身……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指的是它有权自行组织管理，毋须假手帮助便能履行其特定职能，或者换言之，独立于任何其他部门。稍加分析一下宪法便可知我们的司法部门并不具备这些宪法特征。”（注：charless.hynemanandgeorgew.carey，asecondfederalist195-197（senatorgouverncurmorris），199（representativejosephnicbolson），183-184，（1967）。）

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司法机关在组织上的独立是不成熟的。司法机关只不过是由法官们组成的松散联盟，没有任何组织身份可言，而法官们所感觉的所谓独立也只不过是一种地理上的隔离而已（注：peterfish，thepoliticsoffederaljudicialadministration13-14（1973）。）。立宪者关于司法部门独立的浮华之辞与国会享有绝对权力规定法院的现实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将导致部门之间出现正面冲突，所幸的是，由于国会的克制，和法官与议员之间特别的沟通与合作，这种可能出现的冲突大多得以避免。

然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联邦法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国会与法院都感到有必要让司法机关的运作实行官僚化和集中化管理。1922年，国会成立了“高级巡回法官会议”，后来改名为“美国司法会议”，美国司法机关开始有了最高代表当局。1934年，国会授权最高法院制定诉讼程序规则，美国司法机关开始自行管理司法业务。1934年，国会建立了“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将一百多年来由司法部代行的法院行政管理事务移交给法院，由法院自行管理，法院开始真正实现自治。所有这些，使作为一个组织的现代联邦司法机关初显雏形（注：russellwheeler，theemergingjudicialbranch，alfredluongolecturetothehistorysocietyoftheearlierdistrictofpennsylvania，december（1996），p708.）。不论宪法是否要求国会这么做，国会确实对它新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司法机关表示出了高度尊重，国会照例依“司”的建议行事，并且从1934年最高法院颁布程序规则直至1973年《rulesenablingact》通过为止，国会从未对法院的程序规则作过任何干预（注：stephenbunbank，therulesenallingactof1934.130bu.pa.l.rev.1015.1018.（1982）。）。尽管作为宪法上的需要这么做的理由尚不够充分，但这么做的结果却造就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司法机关，并使之获得了功能上的独立。

五、结论

通过对美国司法独立争论进行的详细考察，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的司法独立包括了裁判独立和组织独立。其中宪法对裁判独立的保障最完整，也最彻底。美国宪法通过“忠于职守条款”和“酬金条款”确保了法官裁判独立，并加大弹劾程序的难度，令法官能没有顾虑地行使他的职责。美国宪法之父为裁判独立所设置的保障措施，虽然难说尽善尽美，但却经历了二百多年沧海桑田、社会变迁的考验，使非民选的美国法官竟然能对手握军政大权的总统乃至手握立法、财政大权并以人民代表自居的国会，施以有效的制约。最高法院的九个年迈老人敢与赫赫有名的罗斯福新政屡屡叫板，也敢在一片反对声中作出宣布“隔离但平等”法律违宪的判决……凡此种种，都充分表现出美国法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只知确守宪法和法律，而不问其他的独立风范。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司法独立的坚实保障机制。

相对而言，美国宪法对司法组织独立方面的保障相当薄弱。因为一方面，宪法虽然明确将司法权授予法院独享，但是另一方面，却将设立下级法院的权力授予国会，并且对国会的这项权力未作任何限制。国会有权设立和废止下级法庭，也有权创设和废止法官职位，甚至有权规定法院的整体运作。如果国会无节制地行使这项权力，那么，无论是组织独立，还是裁判独立都将得不到有效保证，这不能不说是宪法的漏洞。近年来，国会不断制定法律来规范法院的运作，利用拨款审批权来插手法院的内部管理，间接地干预司法事务，严重威胁了司法独立，成为当代美国司法独立争论的焦点。

2.美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机关的任务密切相关。美国人认为，司法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实现社会正义、防止立法与行政部门的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责，因此，必须赋予司法机关高度的独立性，使之只需对宪法负责，而独立于立法、行政机关，甚至独立于人民（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篇。）。

争论范文篇5

商品房包销是盛行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种商品房销售方式，后被引入我国内地。它在促进商品房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诉讼。但目前国内法律法规对商品房包销尚无具体规定，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无序和混乱，同时也造成部分诉讼案件结果的互相矛盾，使当事人难以适从。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中对于商品房包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在此仅根据办案实践经验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略作分析并就其关键法律问题的立法建议进行探讨。

一、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及主要特征

目前实践中的商品房包销行为的一般做法是：出卖人（多为开发商）与包销人签订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在包销期内，出卖人将一定数量的（已建成的或未建成的）商品房，在确定包销基价的前提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包销期限届满，包销人与出卖人根据实际销售情况结算包销佣金，并由包销人以约定的包销基价买入未出售的剩余商品房的行为。其主要操作环节是：

1、开发商授权包销人全权销售一定范围的商品房；

2、双方确定商品房包销基价；

3、不论商品房是否能够售出，包销商必须定期向开发商支付确定额度的商品房价款；

（或者是：根据已完成销售的情况，包销人定期按照包销基价向出卖人支付已完成销售的包销款项）

4、商品房销售后，超过包销基价部分为包销商的经营收入；

5、如果低于底价售出，其不足底价部分，由包销商向开发商补偿；

6、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人按照包销基价购入全部未售出的商品房。

根据上述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可以分析出商品房包销的主要特征为：

1、包销期内，出卖人与包销人之间系关系。

在包销期限内，包销人始终以出卖人的名义推广、销售商品房。通常商品房销售合同仍由出卖人与买收人直接签署，也有一些包销模式中由包销人作为人在合同上盖章。

2、包销人的包销行为具有高风险性。

包销人的高风险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包销期内的商品房售价不得低于包销合同约定的包销基价，否则，差价部分由包销人负责向出卖人补偿；其二，包销期满，未完成销售的剩余商品房由包销人按照包销基价一并购买。

3、包销人具有较大的权限。

基于包销人承担了主要的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一般包销合同都约定包销人具有较大的权限，通常包括了广告策划制作、宣传定位、销售定价、营销方式等，并且一般包销人的行为都是独家排他，即出卖人不得另行将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自行销售或委托第三方销售。

4、包销期满，未能完成包销目标的商品房由包销人购入。

在包销期限届满，包销人如未将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全部售出，则按合同的约定按照包销基价购入剩余的商品房。对于这部分剩余的包销商品房，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为买卖关系。

二、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属性

虽然在实践中各方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操作模式的分歧不大，但是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却存有多种意见，从而导致各方对于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规范适用的意见相左。归纳而言，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性质认定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说。

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是人在权范围内，以被人的名义独立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人。在商品房包销中，出卖人将商品房的全部或部分让包销人销售，在包销中是以出卖人的名义对外销售，销售商品房的法律后果由出卖人对外负责。因此，持说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一种行为，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商品房包销是排他的独家行为。

（二）买卖说。

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包销行为是一种买卖行为，包销人最终购买所包销的商品房，包销人虽以出卖人的名义销售商品房，但实质上是包销人在为自身利益销售商品房。包销价格的确定，已在出卖人和包销人之间成立了买卖关系，只是未生效而已。从民法理论来分析，买卖合同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财产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其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但除财产所有权外还有其它各种财产权）给买受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般认为，第一种含义的买卖合同，即转移一定实物的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为“实物买卖”；第二种含义的买卖合同，除实物买卖外，还包括“权利买卖”。依买卖说的理论，商品房包销就是第二种含义上的买卖行为，即包括“权利买卖”和实物买卖。

（三）两合行为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包销行为既不是一种简单的买卖行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民事行为。它是一种既同行为相似，又同买卖行为有联系，在包销期内为一种委托关系，包销期届满后则为一种买卖关系，集两者于一体的新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旦开发商依包销合同将特定的商品交由包销商处分后，自己对该商品房便丧失处分权。其一，包销行为是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开发商与包销商在合同中特别约定包销行为附有一定的期限，一旦期限届满，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的代销关系即行终止，同时发生以剩余房屋为交易标的的买卖关系。其二，包销行为是含有性质的行为。在包销期限内，包销商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开发商的名义对外销售，其以开发商人的身份联系客户。商品房的出售方是开发商，购买方是客户，包销商以开发商人的身份出现，客户与开发商之间构成买卖关系。其三，包销行为又是一种以约定期满后，所包销的房屋仍未销售告罄，包销商应按约定的价款全部买入的行为。依“两合行为说”的观点，商品房包销行为作为一种兼容与买卖特征的新型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受到制度与买卖制度的调整。

相对而言，上述三种观点中，持两合行为说观点的人更多一些。但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只反映了包销行为的表面特征，但从实质上分析，商品房包销行为应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主要理由是：

诚然，从形式上看，包销合同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包销期限内，包销商对外推销包销房时是以开发商的名义，自己作为人。第二阶段即包销期限届满，如包销房未全部售完，剩余的包销房则由包销商按包销价买入。从以上两个阶段的表面现象来看，包销行为是兼有行为与买卖行为两种特征的两合行为。

但是，从实质上看，包销人订立包销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第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全部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的销售工作，从而取得销售差价作为报酬。第二阶段的买卖关系并不是双方签订包销合同时所期待的合同目的，买卖关系也并非必然发生，其发生必须有两项前提条件：其一为包销期限届满；其二为包销范围内还有剩余商品房未完成销售。买卖关系是对于包销人未能完成包销任务的一种违约责任，也是对于出卖人的一种风险转移的保障。

这种违约责任或者说是保障的约定不应影响包销行为的性质认定。如同抵押行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可拍卖、折价受偿抵押物，但并不因此而将抵押行为认定为抵押与买卖的两合行为。又如同买卖行为，在有些买卖合同中会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已收取货物（或款项）不予退还，但也并不因此而将此类买卖行为认定为买卖与赠与的两合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实质还是出卖人与包销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是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人根据结果提取报酬或承担责任（补足差价、购入未销售房屋）。

三、商品房包销在实践中易发生争议的问题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中，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型的经营方式，一方面起着搞活二、三级房地产市场，促进商品房流通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直接调整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规范几乎是空白，包销行为操作不规范、运作无序性、约定不明确等等，导致包销合同纠纷案件不断出现。现对包销过程中易发生争议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包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商品房包销合同中委托方通常是房地产开发商，而作为受托方包销人的情况则多种多样，有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咨询（中介、经纪等）公司、动拆迁公司，甚至还有个人。究竟符合怎样的条件才能作为包销人并无定论，也常常是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

对此，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现并无法律或行政法规对于包销人或房地产销售人的主体资格要求作出强制性规定，故公司和个人均可作为包销人。并且，虽然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受托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但该规定本身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且该规定亦非强制性规定。并且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法律责任第四十二条中对于“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销售商品房”的情况的法律责任也仅为“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为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公司或个人所签署的包销合同均有法律效力，但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

此外，有必要指出，实践中存有一类情况是，开发商为了达到提前销售、回收资金的目的，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与个人或公司签订包销合同，包销商品房的数量很少甚至仅为一套，并提前收取房款。对于此类包销合同，虽然形式上属于包销，但实质上是一种取得预售许可证前的变相销售，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包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由于大多数委托包销的开发商是为转移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将预售商品房委托包销人包销的，因此包销房屋通常均为尚未建成的商品房。有的开发商未雨绸缪，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就与包销人签订了包销合同。对于此类合同的效力，亦属于争议的焦点。尤其是持买卖说观点的人士，认为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签订包销合同，违反了关于预售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对此，笔者认为，包销行为本身法律属性为行为，并非买卖行为，因此签订包销合同与是否取得预售许可证并无联系。虽然包销合同中存有包销期满包销人购买剩余包销房屋的买卖条款的约定，但该约定本身附有成就条件（包销期满和有剩余房屋），并非在签约之时所发生的买卖行为，而是在包销期满后发生的买卖行为，只要在该包销期满之日前取得了预售许可证，该买卖条款的约定仍然有效。

因此，包销合同的签订时间并不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但是，在履行包销合同过程中，开发商与购房者签定预售合同的行为则必须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

（三）包销款项的收取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实践中，关于包销款项的支付，通常是根据已完成销售的情况，由包销人将全部已完成销售的房款转付开发商，或将已完成销售部分的包销基价转付给开发商。但也有部分开发商，要求包销人的付款与销售情况脱钩，即不论销售情况如下，由包销人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全部包销房屋的房款。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开发商与包销人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关系，包销人实施行为的后果由被人承担，故包销人根据销售情况在收取了购房者支付的房款后转付开发商的操作方式符合关系的规定；而包销人在未完成销售的情况下，先行向开发商支付房款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融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但对于包销合同而言，应当认定为部分无效（融资条款无效），而非全部无效。

并且，如果包销人向开发商先行支付房款的时间发生在包销房屋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则开发商也将因违反商品房预售的规定而承担行政处罚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支付时间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但若包销人向开发商支付款项的比例低于包销房屋总价的20％，且款项性质约定为定金，则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该部分款项支付的约定仍然有效。

（四）关于包销房屋销售后发生的税赋承担以及违约责任分担的问题。

由于包销房屋实现销售后，作为开发商取得房款为包销基价范围的房款，包销基价范围外的款项根据包销合同的一般约定，均由包销人取得。因此，实践中开发商往往不愿意承担差价部分的营业税等税费，由此而产生开发商在包销合同中约定由包销人支付差价税费或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阴阳合同逃避差价税费等情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的预售合同中，大部分违约责任的计算依据均为总房款，如面积误差的处理，而开发商往往认为自身仅收取了包销基价内的房款，包销基价外的房款由包销人收取，因此违约责任应由包销人按比例承担一部分。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是开发商混淆了与包销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包销合同约定包销人取得的款项为超过包销基价的部分，但并不代表包销人收取了房款。包销人收取的款项性质是包销酬金（该酬金的计算方式是超过包销基价部分），该酬金的支付方是开发商而非购房者，只是在操作过程中直接在购房款中进行抵扣而已。因此，开发商仍然应当基于购房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承担相关税赋及违约责任。

争论范文篇6

关键词:品牌竞争品牌竞争路径

我国企业品牌竞争现状

入世之后,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市场,民族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产品质量、技术服务和价格等要素的竞争,最终要通过品牌竞争来实现。以名牌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来分割世界资源、拓展全球市场,将是国际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到2004年,我国GDP已升至世界第六位,贸易总量升至第四位,我国的彩电、服装、鞋帽等多达100多个大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显然,中国是无可非议的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却是无可争议的品牌弱国。2003年由世界权威机构评出的100个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中,美国占62个,日、法、德和英国各占六七个,我国为零。

在全球化竞争年代,我国民族企业不乏生产优势,但我们缺乏品牌优势,缺少全球性品牌,缺少强势品牌。那么,现代企业如何才能够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呢?

品牌竞争路径分析及选择

品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企业争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手段。在市场上,若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将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为名牌企业做OEM(即代工生产),赚取少许加工费。

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企业要想谋生存求发展,把企业做强并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根据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竞争能力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条件,结合不同品牌竞争路径特点,扬长避短,走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品牌竞争路径。

自创品牌竞争路径

该路径创牌原则是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品牌影响。其品牌扩张顺序为地方品牌、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扩张的地理顺序为本地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和全球市场。这种渐进式自创品牌路径创建的步骤是:企业首先在国内市场开发并推出具有特色的产品,以优异的品质和良好的服务打造企业自己的知名品牌;然后通过经营范围的延伸,在国际化经营中逐步将企业品牌打入国际市场,从而创立国际品牌。

鉴于以上分析,企业在品牌经营过程中,可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可以考虑先以产品出口进入国际市场,在目标市场站稳脚后,可组建自己拥有经营权的销售机构,取代原来委托的销售方式,推出企业自己的品牌。随着销售业绩上升、销售渠道完善,企业可在目标市场逐步加强信息、管理及研发等环节,直至把企业部分或全部生产经营系统转移到东道国。这样,当企业海外经营能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时,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会不断提高,从而打造出自己的强势品牌。世界很多知名品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如可口可乐、万宝路等。我国的海尔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在海外建立了有影响力的“Haier”品牌。

自创品牌路径运作稳健,遵循从国内经营到国外发展,从产品出口到境外办机构,直至海外投资建厂的发展路径。在跨国经营中可控制经营风险,可逐步积累国际市场运作的经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等。这样有利于企业增强信心,逐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创国际品牌成功机率较大。不足之处是,用这种方式建立国际品牌需要较长时间,需要较多资金投入。

联合品牌竞争路径

联合品牌是指分属不同企业的两个或多个品牌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品牌合作,某品牌可借助其他品牌来丰富自己的品牌内涵,实现品牌认知,引发品牌联想,从而共同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1991年,为抵御竞争对手,Intel公司推出了奔腾系列芯片,制定了耗资巨大的促销计划,鼓励计算机制造商在其产品上使用“IntelInside”标志。对参加该计划的厂商购买奔腾芯片给与3%的折扣,在计算机的外包装上注明“IntelInside”标志的厂商,则给与5%的折扣。一时间,市场销售的IBM、DELL等名牌计算机,除原有品牌外,均加上了“IntelInside”标志。第二年,Intel公司产品销售量比上年增加63%,取得了巨大成功。

近年来,联合品牌战略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的青睐,主要因为: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开拓新市场。企业之间寻求的最直接动因在于依靠对方优势来弥补自身不足,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创造品牌竞争优势,为本企业产品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降低促销费用,节省投资。有些企业在开拓新市场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实行联合品牌战略有利于弥补企业自身资金不足,从而节省投资。有利于增加销售,保持溢价收益。由于联合品牌双方的互相支持作用以及强强效应,使品牌得到了更强的质量保证,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产品支付更多的钱,因此可确定一个比单一品牌更高的价格,从而获得溢价收益。

联合品牌竞争路径是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先建立一定的知名度,待时机成熟时再独创品牌。它比较适合近年来以跳跃式发展起来的、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如温州打火机、宁波电子、文具。这些企业产品比较有特色,但是其规模往往不大,资金有限,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如果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就打自有品牌,难度相对很大,此时走联合品牌路径不失为一种较好选择。采用品牌联合方式企业可以借风行船,减少或消除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与阻力。另外,借用合作方市场营销渠道,还可以大大缩短创牌时间。

但是,联合品牌也蕴藏风险。若合作双方的产品、品牌或企业个性不和谐,一旦某方发生财务危机、信誉不佳等情况,反而会危及、损害它方品牌权益,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企业选择联合品牌模式前,须慎重评估对方品牌特性和企业运营情况,规避品牌经营风险。

并购品牌竞争路径

并购品牌是指某企业收购它企业的品牌所有权,有权使用该品牌资产的方式。包括知名品牌并购非知名品牌,大型品牌并购小型品牌,强势品牌并购弱势品牌,通过市场法则使品牌趋于集中,是企业品牌扩张与品牌运营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来品牌并购席卷全球,尤以跨国品牌之间的并购为甚。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强势推动的结果,更是全球化市场走向成熟的表现。

收购市场中已存在的品牌是企业简便快捷进入并占领目标市场的一种有效方式。联合利华公司当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就是通过并购“中华”(牙膏)等品牌而很快占领中国大片市场。并购品牌路径可以避免陌生环境带来的风险,缩短消费者认知和接受的时间;可以利用原有企业的生产线、销售渠道、人力资源,节省大量的销售渠道建立和人员培训的费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占领市场,取得高额利润等。另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扫清进入市场道路上的障碍,减少竞争对手。

欧美作为世界主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强势品牌众多,并且消费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和理性。要建立一个新品牌需要较长时间,且难度很大,而品牌收购则比较迅速,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目前,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美国经济也不景气,这给我国企业打开欧美市场提供了机会。品牌收购可采用合并、控股或参股等方式,只要能掌握品牌决定权和营销渠道,就达到收购目的。2004年12月8日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合并完成后的新联想一举成为仅次于DELL、HP世界排名第三的PC公司。联想的品牌形象一夜之间得到大大提升,企业规模大大扩大,效率大大提高。

并购品牌是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发达市场的良策,但并购品牌风险也很大。选择该品牌竞争路径的企业必须考虑该品牌市场定位与本企业发展战略一致性及企业自身驾驭能力,考虑潜在财务风险,考虑双方企业文化融合等因素。若并购后无法形成协同效应,或经营整合造成资源流失,则品牌价值就难以得到维护和提升,甚至失去原有竞争优势。此模式较适合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丰富的企业,并需要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相应跨国经营人才作后盾。

以上三种品牌竞争路径各有特点,企业必须根据市场环境、经营条件和竞争能力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同品牌竞争路径特点,扬长避短,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品牌竞争路径。在企业建立之初可走自创品牌竞争路径;成长期,可走联合品牌竞争路径;成熟期,可走并购品牌竞争路径。

参考文献:

1.金碚.论企业竞争力的性质.中国工业经济,2001(10)

争论范文篇7

一、电子商务概述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EC），其内容非常广泛。它早在十几年前就已产生，电子数据交换（EDI）就是典型的电子商务活动。但是当时电脑用户有限，而且网络覆盖面不广使得成本高昂，使用复杂，专业性强，以至于使用未能普及。一直到最近两年，随着通信技术的逐渐成熟，网络用户快速成长，网上商业活动的效益日益明显，电子商务开始广受世人关注．

广义的电子商务指任何通过互联网络进行的商务活动，包括商品与服务交易、金融汇兑、网上广告或提供娱乐节目等等。电子商务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主要是以EDI为核心，发展上中下游企业之间信息的整合利用；另一类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即电子商业．

二、何谓企业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是一个公司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能够保持较长期的优势，在经营、生产或服务方式上具有的自己擅长的技术或技能。在理论分析上，自1957年最早的菲利普•；萨尼科尔对管理过程中领导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到当代管理学学者对组织理论前沿问题的最新研究，都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企业能否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竞争中胜出，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它是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在企业动态分析过程中，一些学者于1988年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拥有能力的差异是企业竞争力差异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证分析中，又有学者揭示出"产业中长期利润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利润分散程度要大得多，一般在三到五倍。因此显示出企业间的特殊性是企业超额利润的最主要的源泉，而并非是产业间的差异原因".因而在对企业资源论的分析后，提出了企业核心能力这个概念："这种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流派的学识".核心竞争力有如下特性：核心竞争力是有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是异质的；核心竞争力是完全不能模仿的；核心竞争力是很难被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学习型组织．

基于这些特点，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企业竞争优势是可持续的。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维持和使用也是具有相对的成本和价值的。对于企业的近期目标而言，企业利用这种竞争力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真实价值。"它可以看作是阻止企业实现其全部能力带来价值的一种摩擦力".例如信息的获取和分析使企业增加了利用成本，并因此导致了一方面使企业难以签订富有意义的契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管制成本。因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实现在现实中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即使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企业也不例外。

争论范文篇8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信息的产品得以大幅提高，“信息爆炸”已经不再仅仅是不可捉摸的名词术语，打开浏览器便可搜寻到数之不尽的信息，又是几乎没有时间浏览。但是这些信息对企业决策有多大帮助呢？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如何获得有用的信息呢？竞争性情报才是企业家进行战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每个企业家都会为其独有的魅力所吸引，他们都会自然地把决策建立在竞争性情报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竞争性情报、如何利用竞争性情报自然成我们关注的问题。关键词：竞争性情报、企业战略竞争性情报的获取对企业的战略决策的意义最为重大，它可以在产品设计、产品价格、产品生产乃至销售服务各个阶段为企业制定进行商战的策略起到帮助作用，直接针对竞争对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样道理，可以被竞争对手关注的商业秘密也就成了企业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加强保密的意义甚至比安排获取竞争性情报更为重要。竞争性情报的泄露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同样具有毁灭性打击的可能。竞争性情报便在企业决策和企业管理中存在明显的两面性，刺探获取竞争对手的情报和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都是企业要采取的行为和措施，也是一件细腻的行为。在情报学的研究中，获取情报的手段或防护性措施都是并存的，他们是对等的两个方面。竞争性情报的这种对等性往往被忽视，因为获取对方情报的任务只需要少数几个人便能完成，而情报保护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行动才能达到效果的。企业如果成立管理竞争性情报的专门部门的话，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授权，在保密企业机密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竞争性情报的范畴信息时代的企业发展的特征是速度加快，企业成长的速度和衰败的速度都在加快，几年的功夫互联网便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美国的雅虎、中国的搜狐等等，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的也数不尽数。究其原因与信息流动的速度是极为相关的，特别是企业在经营模式上上的迅速跟进，使得“马太效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也非常突出地得到映证。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发展速度的提升、成功与失败都在迅速放大，竞争性情报也就自然成为广受关注、为企业所青睐的重要活动，成为企业进行无形资产管理的重要部分。传统的信息服务者如图书馆、科技情报研究所也都纷纷借此机会把他们的服务市场化，以体现更好的社会价值。商场如战场，企业通过获取竞争性情报，获得关于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特别是关于竞争对手的信息，便可以形成更好的定位、开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服务，甚至出手收购对方，达到扩张企业的目的。竞争性情报的研究或服务，并不是建立在盗取企业机密的基础之上的，着眼点更放在企业的长期发展方面，通过对竞争对手的研究，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判断与其他企业建立何种关系中发挥作用。■关于产品的竞争性情报产品是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几乎是企业展开竞争的起点，产品方面的创新给企业带来的市场机会也就不能低估。围绕产品所形成的竞争性情报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任何企业都会关心处于同一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对手的产品策略和发展方向。围绕产品的竞争性情报包括产品的功能、外观、成本、价格、工艺、生命周期等等。其中最为隐蔽的是生产工艺，功能、外观可以通过购买产品的样品来掌握，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的机密部分，而且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很大。化工、医药、饮料、饲料等产品中的配方则是特别重要的竞争性情报，这些领域的配方试验成本甚为高昂，但得到配方和工艺后，进行模仿的成本却非常低廉。配方便是这些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竞争性情报。产品的市场预测、盈利机会是企业决策所关心的竞争性情报，较之上述内容有更高的战略意义，这些情报的收集成本同样很高，企业的裂解与这些情报的泄露有密切的关系。■关于服务的竞争性情报服务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ibm从97年进行战略调整，开始转变成为服务提供商，到目前其顾问服务方面的营业收入已占到整个收入的1/3。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被企业广泛接受，成重要的发展项目也与服务理念的提升有直接的关系。于有形的产品不同，关于服务的竞争性情报更难于获得，也更难于模仿。其中所包含的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分，不仅仅存在于条中之中，而更多地存在于整个企业文化之中。服务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建立在长期的培训和熏陶之中。关注服务方面的竞争性情报，需要对目标对象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掌握其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的精要，同时还要包括收集其企业理念，从其员工身上的言谈举止中获得需要的情报，从其客户那里投射来的信息也同样重要。围绕服务所收集到的竞争性情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对建立正确的战略方向也更为重要。服务的执行者必定是企业所聘用的员工，要获得关于服务的竞争性情报，最好的手段便是对其员工的行为进行跟踪分析。■关于投资的竞争性情报企业间的任何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来源是投资，企业的产品、厂房、设备、设计能力都是投资所带来的回报，资本的投入酝酿着竞争优势的增长。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自然是最受关注的竞争型情报，而且由于投资、收益及其它财务指标更是企业运行的商业秘密，这些情报的获得更加困难。企业的投资行为包括产品的升级换代、生产设备的革新改造、生产工艺的优化调整、人力资源的吸纳与变动。这些投资行为中，有些甚至只会体现在企业内部，比如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人力资源状况，可能永远都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企业的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可能永远不会公布。拥有自主品牌产品的企业在产品方面，自然会采用销售一代、开发一代、构思一代的产品策略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行开发研制的产品便是最为重要的竞争性情报，掌握产品投放市场的先机，或在性能上超越竞争对手，都是制胜的关键。生产设备及工艺方面的投资非常隐蔽，而这两方面对企业的成本控制、品质保证又影响重大，是非常宝贵的竞争性情报。在引入外资企业、发展私营企业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的投入已经不可能通过职称调查来判断企业的投入了，人才的竞争策略同时也就成为更受关注的竞争型情报。获得竞争性情报的途径与商战中的价格战、服务战、品牌战等争夺战一样，竞争性情报也是一种激烈的信息战。有的企业甚至采用谍报工作方法，挑选工业间谍来获得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其实把工业间谍与竞争性情报的获取等同看待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对企业在信息战中取得成功也是一种误导。雇佣工业间谍的确是获得竞争性情报的一种手段，但那是一种违背法律规范的行为，企业要冒承受法律惩戒的风险。实际上，从企业公开的信息中，也可分析整理出非常有价值的竞争性情报，这些可以用到的渠道包括互联网上的资讯、技术交流中的报告、展览会上的表现、市场调查中的数据等等。竞争性情报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确定出哪些信息对企业决策是有价值的，这些信息可能被在哪些场所，哪些媒体上。企业中总是存在一些喜欢炫耀的人，把本来属于商业秘密的事情当成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内容到处宣扬，邀请其他部门同事或合作伙伴参观。这些人也会把本来应该保密的内容，不经意地流露出去。商战毕竟不同于真正的战争，企业在竞争性情报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和研究不可能与战争中的情报活动相比较。每次战役或战略获胜的只有一方，而企业间的竞争更是长期的行为，打败竞争者需要的是持续发展，所以竞争性情报对最大贡献更在企业的决策支持方面。■来自互联网的竞争性情报互联网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容器，已经成为企业扩散自己产品和个人宣泄思想的场所。许多网站还开发出非常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使我们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变得非常方便。互联网上的信息具有很好的时效性，速度非常快。把互联网作为竞争性情报的信息源，关键要掌握搜索工具和进行分析整理的手段，上面已经把应该列入竞争性情报的信息作了分析，这里重点讨论搜索工具的使用。以注册网站为线索的包括新浪、搜狐等，配备了搜寻机器人采集网站信息的有goolge等，这些搜索引擎所得到信息都是公开与网站上的。利用简单的关键词进行组合，便能找到大量的信息。dialogue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一些专业的信息数据库，其内容更为专业，设计企业产品、价格方面的或科技文献的内容更为准确，也成为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查询的平台。这些数据库中的内容是更为有价值的数据来源，可以进行比较深入的挖掘分析。■技术交流中的竞争性情报技术成就的宣扬应该是人的天性，技术人员或市场人员都喜欢把最新的技术成果作为产品的卖点来宣扬，从市场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但技术交流中，却含有很多属于竞争性情报的内容。技术人员的交流中更可能会无意识地把本来应该保密的情报泄露出去。在技术交流的场合，技术人员往往会忘记为企业保密。这是因为有的企业本来就没有技术保密的指引，有的技术人员需要利用技术交流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有的技术人员甚至会为自己掌握的技术寻找市场。利用技术交流会收集产品和技术方面的竞争性情报是成本非常低廉的做法，进行适当培训，派出或委托略懂技术的人员参加技术交流会，便可能大有斩获。其实，技术交流会上的新技术，很多都是没有进入市场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对企业长期发展策略的影响更甚，其情报价值也就更高。来自技术交流中的情报主要包括产品的功能设计、工艺方法、材料特性等内容，对于企业调整发展战略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进行竞争性情报研究或服务，不能忽视这一渠道。■展览会上的竞争性情报展览会是企业进行产品比拼的最佳场所，也是竞争性情报的最好来源。展览会上，企业都会将最新的成果拿出来展示，在向客户展示自己的产品的同时，许多属于竞争性情报的资料也被公布出来。竞争对手的产品状态几乎可以一览无余，只要细心收集所获一定不菲。利用展览会进行竞争性情报的收集非常容易进行。因为参观者甚众，企业不容易分辨参观者的身份，其资料发放也是公开和无限制的，以任何身份几乎都可以获得产品资料，甚至关于产品功能的详细说明书。几乎没有任何企业注意到在展览会上的保密措施。当然从展览会上获得的资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整理，甚至跟踪调研。从竞争性情报分析的角度来看，不仅仅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市场调研，甚至要对来自于竞争者的产品进行市场调研。也包括成本估算，技术含量的分析。这些更深入细致的情报研究所得到的报告，对企业决策具有重要的支持意义。许多企业都缺乏如何参展的经验，参展人员的反情报意识就更为薄弱了。从展览会上获得产品情报的身份包括客户、记者等等，以分销商的名义拿取资料是更为透彻的做法。展览会可以说是成本最为低廉的竞争性情报来源。■市场调查中的竞争性情报市场调查、市场分析是企业进行决策的重要步骤，已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一些建立了市场部的企业一般都有进行市场调查的行为。一般来说市场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市场定位、价格定位和渠道定位，是展开销售和制定市场策略的前奏。利用市场调查获得竞争性情报可以是市场调查的另一个作用，把自己的产品与竞争者的产品进行比较更能帮助企业确定市场策略，对市场的发展有正确的预期。进行同比研究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参考性。市场调查所得到竞争性情报还可以包括品牌分析、服务分析、客户满意度分析等多方面的资料，通过市场调研来研究竞争对手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展开产品之外的竞争是企业发展战略的新发展趋势。服务和客户满意度两项指标是竞争性情报所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通过市场调查的问卷设计的、调查者抽样安排，便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情报。利用市场调查展开竞争性情报的研究活动，更好地提升了市场调查在企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竞争性情报与策略联盟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参与者力图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包括企业间的合作，通过合作来分享各种资源，形成更为有利的竞争链。现在联盟策略已普遍为企业接受，成长中的小企业有自己的联盟政策，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企业也有联盟策略。竞争性情报也可以使这些联盟者可以分享的资源，由于竞争性情报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获得竞争性情报需要相当多的投入，且不说直接采用间谍手段的工业间谍的成本，即便从公开的信息中分析出具有价值的竞争性情况也成本不菲。国内最近也开始出现为企业获取市场情报的专业人士，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企业雇佣的“神秘人”，年薪已超过10万。竞争性情报不仅仅可以由联盟企业拿出来分享，也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联合收集、分析、整理和利用竞争性情报。由于竞争性情报的贡献也在支持企业的战略决策，与联盟策略是一脉相承的，联盟企业更有分享竞争性情报的必要。企业联盟中如果存在竞争倾向，竞争性情报又变得需要特别给予重视，在向合作伙伴公开自己的资源时，需要保护好自己的企业机密。保护企业机密■保护企业机密的价值竞争性情报是关乎企业发展的决策性情报，获取竞争性情报的价值有多大，相应地保护企业机密的价值就有多大。由于企业的在产品、服务、投资等方面的实际投入比情报挖掘的投入更大，企业机密的保密价值肯定还要超过获取竞争性情报的价值。获取竞争性情报与保护企业机密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有许多企业机密如果不为竞争对手掌握，对于其他人来讲是没有什麽价值的，所以也很容易被第三方人员获取，比如客户、顾问公司、媒体的记者、合作伙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可能泄漏企业机密给竞争对手的渠道。企业离职的员工更是企业机密最大泄漏点，他们可能有对企业不满的情绪，根本不会承担为企业保密的义务，而且也特别容易被竞争性情报的收集者作为接近的对象。这些离职的员工手上甚至拥有企业的核心机密文件，即便其职位非常低，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保护企业机密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是保密的意识，然后是制度，再者是对制度的检查执行，在有员工离职的情况下，对重要系统中的密码的修订变更等等。当然，也不是说要在企业里成立内务部来监视员工的行为。■与员工的合作竞争性情报的传播有两条渠道，公开的新闻、展览会上的展品等是进行竞争性情报的收集对象，另一各方面如果从企业内部获得，其情报更准确更隐蔽。事实上企业员工成为竞争性情报的泄露者并不鲜见，当员工掌握了企业的运作机密，而有对企业不满时，企业的任何保密措施都可能失效。保护企业机密首先要从员工做起，包括对员工进行职业道德指导、保密意识的培训、建立保密制度，甚至签订保密协议。堵住这一漏洞对任何企业都更为重要，在国防、金融、科研机构中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一般的制造型企业可能就不太熟悉这方面的运作。我们可以假定一般来讲员工会遵守公司的制度，泄密往往是不经意间的事，制定制度、加强培训是请员工为企业保密的首要任务。企业保密制度需要体现在文件管理、样品管理、技术改造项目的管理中，使员工能不断形成和加强为企业保密的意识。签订保密协议就更全面的规定了员工在为企业保密方面的责任，保密协议主要规定不得将受管制的文件转播给第三者，不得将样品携带给第三者，不得陈述自己承担的研究课题等等，同时也要规定在出现泄密事件时，员工所要承担的责任。■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行业划分导致供应链的形成，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共同合作参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任何企业都以自己的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经销商以及最终客户都是企业的合作伙伴，甚至同时竞争者也会结成战略联盟而成为伙伴。伙伴之间自然存在商业活动，甚至共同投资、整合资源完成技术研究项目，这些合作中都存在大量有价值的竞争性情报，在合作圈外转播的话都会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对企业发展是一种打击。合作伙伴之间共同遵守保密协议，维护彼此的利益尤为重要。操作上比要求员工为企业保密更为复杂，因为所有这些保密的做法和约定最终还是要靠约束参与者个人的行为来实现，因为情报是合作者的，合作项目中参与的人员流动性更大，监督就变得更为困难，也更难限制文件或样品的流动。合作中的保密更主要是靠合作方之间的沟通，在保密问题上达成共识，协调参与者的行为，甚至用法律合同的形式规定出保密的义务。在合作的谈判初期这些问题比较敏感，往往不会作为首要考察的问题，在合作中却发现彼此对企业机密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只有重视这些问题，进行良好沟通，才不致因为某些误会，影响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争论范文篇9

品牌是指不同竞争者为相互识别而赋予各自产品或服务的名称、说明、标记、符号、形象设计以及他们的组合。品牌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品牌是提升企业形象的标志；品牌能为企业吸引忠诚消费者；品牌使营销推广过程变的简单快捷；品牌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大的无形资产和收益；品牌可以使企业的融资行为变的更加容易。

一、我国企业品牌认识的误区以及在塑造与延伸方面的问题分析

（一）品牌认识存在误区

企业在深刻的认识品牌本身的概念的同时也要注意区分几个和品牌容易产生认识模糊混淆的概念，因为不能清楚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往往会使企业在实践中也同样陷入误区。

1、品牌与产品的认识误区

产品与品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产品是带有功能性目的的物品，而品牌除此之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

（1）品牌与产品名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产品名称主要体现的是辨别功能，将一产品与另一产品区别开来，而品牌则传递更丰富内容，价值、个性与文化都能通过品牌来表现。一件产品可以被竞争者模仿，但品牌独一无二，产品很快会过时落伍，然成功的品牌能经久不衰，一种品牌可以只用于一种产品，也可以用于多种产品，进而产生品牌延伸。

（2）产品是具体的存在，而品牌存在于消费者的认知中，品牌是消费者心中被唤起的某种情感、感受、偏好、信赖的总和。同样功能的产品被冠以不同的品牌后，在消费者心中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产品大相径庭的市场占有率。

（3）产品最终由生产部分生产出来，而品牌形成于整个营销组合环节。品牌是根据产品而设计出来的，而营销组合的每一个环节都需传达品牌的相同信息，才能使消费者形成对品牌的认同。如，一种定位于高档品牌的产品，必然是高价位，辅之以精美的包装，在高档商店或专卖店出售。

（4）产品重在质量与服务，而品牌贵在传播。品牌的“质量”在传播，品牌的传播包括所有的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环节与活动，如产品的设计、包装、促销、广告等。商业传播与品牌的关系更加密切，名牌产品的广告投入要大大高于一般品牌。传播的效用有两点：一是形成和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二是传播费用转化为品牌资产的一部分。

2、品牌与商标的认识误区

商标与品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为，它们都是无形资产，都具有一定专有性，其目的都是为了区别于竞争者，有助于消费者识别。所以商标与品牌经常被混淆使用。有些人误以为两者无本质区别，其实不然，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商标是一个标记，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品牌或品牌的一部分，其产权可以转让和买卖；品牌则是商标的市场表现的结果，品牌比商标有更广泛内涵，品牌代表一定文化、价值和地位，有一定个性，而商标则没有。

3、品牌与名牌的认识误区

所谓名牌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对组织及其产品的品质和价值认知而确定的著名品牌。名牌应该体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名牌有其发展和持续稳定性；名牌能成为市场领导者，在时常上占据主导地位；名牌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名牌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名牌组织形成强有力的顾客忠诚集团。名牌是品牌中的佼佼者，是一种有着强大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品牌，具有超过一般品牌的突出市场表现。

（二）品牌塑造方面的缺陷

品牌塑造是企业品牌形象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所有企业在实施品牌策略时所必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国中小企业在品牌塑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有以下几个方面：

1、品牌塑造过程中忽视产品的创新、品质的提升，一味沉迷于依靠广告塑造品牌。国内许多企业认为只要不断推出好的广告，品牌形象就会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丰满，品牌就可以永远被消费者接受，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产品的创新、品质的提升，即使销量下滑，他们也会认为是广告没有创意，而没有想到他们的产品已经对消费者失去了吸引力。

2、在利用广告塑造品牌方面易走两种极端。一种是对品牌塑造广告，缺乏投资意识，品牌广告投资不足，品牌难以形成较大影响力；另一种是对品牌塑造一味依赖于增加广告投资规模。

3、品牌塑造传播过程中，缺乏个性鲜明、统一的品牌形象。国内的很多品牌，几乎不存在对品牌的明确定位，广告十分随意，诉求主题随意改变，品牌形象朝令夕改。而且普遍存在着一种跟随潮流、人云亦云的现象，毫无个性可言，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形成印象混乱。

4、品牌塑造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一是品牌没有在其它行业、在境外、在互联网进行防御性注册，而被他人注册，使自身品牌塑造、发展受到限制；二是我国企业普遍缺乏主动打假维权意识，自身缺少作为，过分依赖社会力量，品牌形象受到假冒品牌严重冲击。

（三）品牌延伸方面存在的问题

所谓品牌延伸是指企业将某一著名品牌或某一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成功品牌使用到与成名产品或原产品不同的产品上。我国企业在品牌延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扰乱品牌在顾客心目中的定位。所谓定位就是把品牌定位在未来潜在顾客心中。具体地说，就是要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为品牌创造一定的优势和特色，赋予一定的形象，以适应顾客一定的需要和偏好。企业在创牌过程中，一旦顾客接受了某个品牌，那么这个品牌极易成为它的第一种产品的代名词，也就是说，顾客趋向于把某个品牌看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产品。随着品牌延伸范围不断扩大，品牌在顾客心目中的原有定位被模糊，甚至被彻底扰乱。

2、产生品牌的顾客心理冲突。有些企业在进行跨行业的品牌扩展过程中，不顾品牌原有定位的“兼容性”，把同一品牌延伸到两种不同行业的产品中，当两种产品在用途上存在矛盾时，顾客通过联想就会产生心理冲突，而形成消费障碍。如：某品牌从食品延伸到药品。

3、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企业在实施品牌扩展的过程中，有两种情况可能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其一，许多企业在创出“名牌产品”之后就急于实施品牌扩展策略，却受到厂房、设备等因素的制约，只好走收购、兼并其他小企业路子。而这些小企业的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产品质量上不去，从而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其二，把高档品牌延伸到低档产品上，极有可能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

二、我国在企业品牌塑造和延伸应采取的策略

（一）品牌塑造策略分析

1、要树立名牌意识。名牌意识就是一种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求名意识和公关意识的综合体现，企业要塑造好名牌，就应该树立正确的名牌意识，要敢于争当名牌。

2、要保证产品质量。品牌的塑造首要因素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质量高，就为品牌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质量是品牌的生命，持续稳定的优良品质，可以使一个品牌顺利成长为名牌。

3、要不断开发创新。一个品牌究竟有没有生命力，名牌的时间有多长，并不取决于品牌自身的知名度或影响力，而主要的还是看企业的开发与创新能力。开发是指企业不断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是企业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商业性应用。

4、要充分利用广告，同时要注重广告与其它营销策略的配合。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为广大顾客所熟知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广告的威力。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品牌的塑造，广告只是工具之一，而非依赖的惟一法宝！

5、要树立品牌个性，保持品牌形象的统一。企业产品多样化后，一般都是通过品牌延伸，新老产品共用已打响的品牌。因此，全力维护和宣扬品牌个性保持品牌形象的统一已成为许多国际一流品牌的共识，统一应当包括横纵两向：横向统一，即一个时期内产品、包装、传播、推广各营销环节、一系列品牌行为都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纵向统一，即一定时间内坚持同一个主题、同一风格，变化则是在渐进和连续中进行的。

6、要学会自我保护。品牌的成长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关心。企业应学会运用相关的法律，主动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来保护自己。特别是当企业要跨出国门，寻求国际市场发展的时候，更应该掌握国际上通行的法律规范进行自我保护。

（三）品牌延伸策略分析

1、企业进行品牌延伸时，应充分考虑现有品牌的定位及其适应范围。品牌定位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有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以吸引目标顾客。而一旦品牌定位确立后，在实施品牌延伸策略时，要考虑到品牌的一致性和“兼容性”。一般情况下，品牌定位的最大范围就是第一次使用这一品牌的产品所属的行业。因此，如果企业想跨行业经营，受原品牌定位的限制，应考虑选择多品牌策略。

2、企业进行品牌延伸时，要看新产品与原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程度”是指新产品与原产品在生产技术、分销渠道、售前售后服务方面的相关程度。如果关联程度大，品牌延伸就容易得到顾客的认同；如果是跨行业经营或是关联程度小，往往就不适宜采取品牌延伸策略。

争论范文篇1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曾饱受世界赞誉的政策所得到的评价已是今非昔比。因为坚持“人民币定值过低导致中国出口猛增的同时输出通货紧缩，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经济增长并扭转全球通货紧缩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这一环节”的说法，从去年的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马不停蹄地在国际社会上游说，到最近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打破沉默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种种迹象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正在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在压力尤其是国际压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维持现有政策的做法可以理解为，中国对自己能够同时实现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汇管理体制的稳定感到满意。这意味着在这次争论中，“稳定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益于中国和世界。

中国的这种态度会得到赞同。国际上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个坏主意”的人为数不少，像“欧元之父”蒙代尔、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等。

是谁需要强势人民币？人为地让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符合“重估派”的利益。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人民币汇率重估论者的理由有缺陷：一、中国的出口在快速上涨的同时进口也在快速上涨，中国巨额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源于资本净流入而非贸易顺差。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对外竞争力不是靠贬值得到的，而是来自大量非国企进入国际贸易市场，来自拥有大量低成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二、尽管中国对美国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但其中许多是在中国的美方企业或与美国进口商相联系的生意往来。有鉴于此，并不清楚人民币汇率重估将对美国有多大益处，反而有可能伤害美国消费者。三、那种认为因为中国经济比其他国家增长快，所以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逻辑有问题。谴责中国是世界通货紧缩之源的理由有缺陷。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并非是所谓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之过，这种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的手段不见得事事有效；自己在十几年前曾吃过货币升值的苦，不能让别人也跟着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