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范文10篇

[摘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如何使各项政策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是当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答的新课题；进一步认清过时、失效政策的现状和对和谐社会造成的不和谐影响，有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从组织角度、伦理角度、团体角度等多种角度分析终结政策，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政策自我调整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政策终结是一种政策的淘汰机制，是一种积极的政策选择行为。它是将无效的或已过时的公共政策予以废除，其目标是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实现社会与政府和谐发展。本文选择了近几年来中国终结的政策案例，从公共政策终结原因方面对其终结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终结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公共政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出现终结现象。政策终结是指公共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审慎评估后，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终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或无效的政策，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或政策组织的一种行为。正如最近我们大家热议的取消晚婚假政策一样，根据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同时，晚婚晚育假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规定被删除，也意味着“晚婚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公共政策也将走向终结。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也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学者陈振明指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政策的一种行为”。因此，政策的终结，既是一个政策的终点，也是一个政策的起点。政策终结过程是一个节约政策资源、优化政策资源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政策质量的过程。政策终结既要剔除不合时宜、存有瑕疵的政策，也要对品质不高、不合时宜的政策资源进行淘汰。

二、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一、政策变迁论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政策过程作为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之后，公共政策学者开始质疑其是否为一种典型的模式。Sabatier指出政策过程不能当作一种模式，甚至是一种架构，认为政策过程可以作为一种阶段论，但并不是一种因果理论，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过度简化的理想型理论。Sabatier和Jenkins-Smith提出政策过程的倡议联盟架构，认为应该以政策行动者的观点来观察政策变迁，政策终结是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在对话过程中互动学习，导致其核心信念体系变化的结果。在此架构中，政策变迁的发生受到三种过程影响，即政策次级系统内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的互动关系，这些倡议联盟的行动者是来自公、私部门不同阶层中持有相同的政策信念（包括价值观、因果假定和问题认知等）的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为实现目标或利益而确定各种行动策略，企图操纵政府机构的规则、预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响与其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次级系统、系统治理联盟以及对相互竞争的联盟提供机会或障碍的其他次级系统等发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涉及政策稳定的次级系统，诸如社会结构和宪政规则的安排、自然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基本价值信念的影响，对各个次级系统内部的行动者的行为提供资源或限制。这三种过程相互作用决定了政策变迁的过程，也决定了政策的命运。Sabatier和Jenkins-Smith认为，在倡议联盟架构中，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对话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倡议联盟成员接受新的观念而改变旧有的观念，导致核心信念的改变，政策就会随着发生改变；如果核心信念差异过大，那么只有等到外在条件的改变或重大事件的发生，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倡议联盟可能因为支持者或拥护者增加而扭转劣势，改变原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导致政府的行动方案必须依据其核心信念来重新规划，政策终结由此产生。然而，Sabatier和Jenkins-Smith的倡议联盟架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倡议联盟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差异。有些政策领域内有一个势力独大的倡议联盟，垄断政策参与的机会；有些政策领域内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倡议联盟；有些则是同时存在多个倡议联盟，联盟之间势力此消彼长对现有政策的影响力，自然影响政策终结的速度与形态。如果再加上时间序列的考虑，联盟的动态性将会更加复杂，这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他们的倡议联盟分析架构对于探索政策终结是一个很好研究视角。它不仅包括了稳定的系统构成，而且也纳入动态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级系统内的行动者采取策略和方法，使自己的信念注入政策的决策中，以影响政策的产出，同时也可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重新调整政策信念或资源配置，从而，政策终结过程展现出来。

二、政策机会论途径考夫曼

在1987年的著作《时间、机遇和组织：危机环境中的自然选择》中，阐述了时间、机遇和组织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关系。考夫曼假定组织死亡是因为保持组织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需的能量和其他资源流入已经枯竭。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演化的概念，组织终结是系统维持的失败和组织发展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即组织不再适应它们的环境，丧失组织发展的能力，最终组织死亡。然而，考夫曼指出，机遇在组织终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终结的时机并不是组织自身的死亡，似乎是随意的，由时机和碰巧的运气决定。金登在Cohen、March和Olsen提出“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流和政策视窗概念，并形成多源流分析框架。金登指出，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是由三个流程形成的，即问题流程、政策流程和政治流程。问题流程中，政策行动者利用其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问题界定方式、制造焦点事件、将信息和政策绩效反馈给决策者等方式，以影响政策议程；政策流程中，他们通过发表言论、动员舆论、游说等方式，推销其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政治流程中，他们利用政治手段和策略，与其他行动者相互竞争和合作。三个流程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各有其独特的行动和规则，当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流程交织在一起时，政策行动者会将其所支持的政策或所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的地位，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要素组合的时机，就是政策视窗，也是政策变化的时候。政策行动者被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在政策过程中并不居于主导或决定的地位，但他们会影响政策议程。金登认为，政策议程并非自动的反应政策过程参与者的权力，政策形成不仅在于意图，还要依赖运气或机会。Jones和Baumgartner等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变化的模式是无规律可循，不单纯受稳定和渐进逻辑影响，政策变化大部分是渐进的方式，甚至是处于停止不变的状态，但有时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的变化，至于何时会出现难以预料。同时，当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急剧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等集聚在一起，都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现有问题的不同层面，改变原有渐进的政策调整方式，破坏政策均衡稳定发展，产生急剧和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他们认为，问题界定和议程设定是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问题在公共对话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问题在议程中是否出现，会对现行的政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即与现行政策一致的论述处于优势时就会强化政策的正面意象，从而维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论述处于劣势时，政策垄断就会遇到挑战，激烈的政策变化就有机会产生。由于政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外力所导致，而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复杂的融合，所以下一次的断裂性决策的发生时间和范围是难以预测的。然而，把政策终结归因于机遇，很难具有预测性。也许是决策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缺少对政策问题信息的准确掌握，缺乏对政策后果的精确预测能力，制定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无知、漠视或恐惧，这也是政策终结难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政策终结需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作为一定任期的决策者终结一项政策，需要具有一定观察和掌握终结时机的能力。

三、政策比较论途径

政策终结研究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像德利翁、考夫曼、本恩和丹尼尔斯等政策学者发展其理论，同时他们的理论也获得后来如Frantz、Har-ris和Daniels等证实和认可，但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而且巴达克和德利翁却仍质疑其理论产生的基础，他们指出，政策理论的产生不能在不同的研究个案主体中推断出理论主张，即使在政策终结的个案中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案例，但是仍然没有从相似的案例中推论出一般性的政策终结理论。尽管这些模式或理论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可和证实，但是当前的终结模式却不能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基础，甚至作为一种模式都有问题。对此政策终结理论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原因在于，研究个案大多是限于美国环境中的典型案例讨论和分析，而且每项个案的独特性难以获得理论的普遍认同，因此不能作为评价政策终结的理论框架。德利翁进一步指出，政策终结研究者面临三大任务：其一，汇编终结案例；其二，需要理解导致终结因素和建构理论；其三，发展策略和方法以成功终结。因此，要想进一步理解政策终结理论必须对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政策终结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更能适用于不同的政策情境，而这些政策情境能够改变和影响政策或政策产出。不同的政策处于不同的政策情境中，而且政策有其特定的环境、资源、主体和对象等，也会形成个别具体的政策情境。如果要发展普遍适用的政策终结理论架构，无疑需要从比较研究做起，使用比较的观点，不仅能从中获取不同的发现，同时可以更深入地检验政策终结理论的适用性，这样使政策终结理论能够针对真正的公共或社会问题，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至于政策终结理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理清美国的治理情景，以探求理论产生的环境和条件，理解或判断政策终结理论发展的动力、前景和趋势；另一方面需要梳理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内外因素，不同因素的影响范围、程度或趋向等；最后，需要对不同情境和不同政策终结影响因素进行分别或综合比较，以求理论的发展和建构。然而，比较的同质性和可比性、参照系的选择，如何标准、客观、执中和理性进行比较，尤其是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会通，这些都是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不然，可能容易犯“简单类比”错误，不仅对政策终结理论框架发展无益，而且也无助于处于不同情境中政策终结问题的解决。综上所述，政策终结的研究途径各具不同特性，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批判意见，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模式或框架过分简化或理想化。因此，政策终结研究需要整合不同的研究途径，利用彼此不同的特性，以进一步理解和发展政策终结理论。鉴于此，基于先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政策终结的三阶段论，即从政策终结的启动、执行到政策终结的关闭阶段。在政策终结的启动阶段，政府终结特定的政策都需要经过一番评估及思考，这必须提出需要终结的理由，即使终结者强调政策不得不终结的原因，然而，维持政策自身存续的能力，会给政策终结的开启带来巨大的阻力。在政策终结的执行阶段，政策行动者对政策终结执行有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同时也会组成政策终结联盟和反政策终结联盟，并针对政策终结的执行活动，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以维持或促进政策终结的执行，是政策终结研究的核心。在政策终结的关闭阶段，根据政策终结的去向，政策持续、政策转移和政策产生作为政策终结的结果。

[摘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如何使各项政策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是当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答的新课题；进一步认清过时、失效政策的现状和对和谐社会造成的不和谐影响，有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从组织角度、伦理角度、团体角度等多种角度分析终结政策，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一、行政权力推动型的公共政策终结

行政权力推动型公共政策终结，是政府主动推动政策变迁的过程。政府推动型公共终结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传统的政策对公共利益维护不利或制约着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导致；二是传统的政策制约着革新。出现这种可能主要是传统政策与即将推出新政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可能是“法理型”上的冲突，新政策的出台使得传统型政策失效或必然废止。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新旧政策之间关于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冲突。正如伊斯顿指出的那样：“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作权威性分配。”资源的配置重心会随着政策的变更发生变化，这种政策冲突必然使得相关的政策发生变迁。当然政策终结也不可避免受到权力运行不当的影响。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的权力制约问题值得关注。

二、公共政策终结背景下行政权力制约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公共政策背景下权力制约困境主要是表现为权力的功利取向、短视效应、护短倾向“、任人唯亲”取向、轻视成本取向。

1．为改革而改革的功利化逻辑演绎。改革是社会的必然，改革归根结底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倾向性就忽视了改革的工具理性，将改革当成了改革的结果。人们批评官僚制中对程序的崇拜高于对结果期待的弊病。在现实中改革难免也会出现这样的倾向，即模糊了改革与结果界限，仿佛发展是改革必然的结果。在转型期，改革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改革必然建立在一系列的决策的基础上，即政策的终止或者新政策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新政策的创立可能是对某些政策的终止，即使那些政策没有被终止，其也会因为政策资源的有限的情境使得其已经不能够被有效执行，从而失去资源支撑自动终止。

2．短视取向———“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官员的任期短期化的倾向目前已经开始显现，任期的短期化的倾向不利领导对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领导所掌握的信息不全面，制约着决策的科学性。领导任期的短期化倾向强化了决策收益短期化。这种短视效应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胡启繁在其文中阐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内不稳定，会使领导干部产生不良的心理预期，助长其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这种短视效应和不健全的官员考核机制互动容易催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资源，降低了行政效率。

《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事项的处理实行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程序制度。其结论意见是代表政府作出的，且要向信访人送达，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随着这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群众的广泛认知，通过此程序处理信访事项将会越来越多，进而达到行政公正与行政效率相统一的目的。然而，由于这项制度政策性、法律性和程序性都很强，加之施行的时间短，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完善。这里略谈管见。

一、机构设置问题。目前各级信访机构都有内设机构或专人负责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一些地方政府还成立了复查复核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就复查复核委员会而言，它是代表政府行使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职权的机构，其规格较高，职责也清楚。但由于该机构组成人员都是兼职的，又不是独立的专门常设机构，无论从相关业务掌握上，还是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保证发挥好作用。一个复查复核意见是代表政府作出的，如果不经委员会研究，实际上就是政府一个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如果只向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后发出的意见能否代表政府也难说。而一个复查复核意见至少需要向分管领导汇报并由其签发两次以上。分管领导工作忙，常常找不到，排不上，召开委员会研究就更难。其间还有很多调查、协调、听证、研究、汇报、行文等工作，多数都要超过办理答复的规定期限，信访人意见大。而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信访机构内，或信访机构内设复查复核机构，其均是信访机构所属的办事机构，没有行政职权，工作力度不够。有的办理或复查意见是本级政府职能工作部门作出的，如果由本级政府复查或复核就不能再交由原办理或复查部门承办复查或复核工作，但交由相关综合部门或办事机构承办复查或复核工作，其主体资格和专业水平将受质疑或打折扣。

几方面建议：一是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机构独立设置，或设在信访、法制等机构内，整合资源，增强实效。重要的是授予其代表政府行使复查复核职权，而不是由兼职人员组成的机构来承担此项工作；二是减少程序。如果设立复查复核委员会，其委员会主任可由政府领导担任，但平时的组织调查、听证、召集会议、协调督办和签发文书等工作可委托事涉的分管秘书长负责。对简单清楚，无争议的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由承办部门、办事机构和相关领导把关，不必再提交委员会讨论或向分管领导汇报。需要召开委员会会议的，一般由相关委员和承办部门负责人、经办人参加即可，必要时再请政府领导参加或向其汇报和请其签发文书；三是复查复核委员会可聘请相关专业人士为评审员，参谋指导；四是以行政职能部门作出“三级终结”处理意见为主（尤其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部门），减少向政府申请复查复核和以政府名义作出复查复核意见。信访人对行政职能部门办理、复查意见不服的向其系统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复查复核申请，以发挥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但职能部门作出的复查复核意见应由本级政府复查复核委员会或信访机构审核备案后发出。

二、把好受理和办理关问题。《信访条例》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信访途径相对于法定途径处于从属地位，只有无法进入法定途径的，信访人才应选择信访程序。但是，现在一方面信访人倾向于走信访程序，愿意找党政机关及其领导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没有把握好、引导好。应当或已经进入法定途径而又进入信访“三级终结”程序，往往显得很被动，影响效力和效率，浪费行政和社会资源。法定途径是能发生法律效力的程序，是具有强制力保障的程序。什么样的纠纷属于诉讼、仲裁（包括合同、劳动、人事仲裁）、行政复议的范围都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如果信访“三级终结”受理时难以确定的，在终结前的哪个层级和环节都可以确定，然后信访程序终结。当然，有的信访事项虽然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但实体权利难以保障，案了事不了或情况又紧急和重大，而通过信访协调途径能够解决，也不能一推了之，要以减轻信访人负担和提高效率，息访稳定为原则，但不是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处理。另外，对争议较大的、边缘的、虽有暇疵又不需要纠正，以及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宜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尽可能的通过协调和其他方式处理，否则会影响政府信誉。属于纪检、监察处理的也不宜受理。对无理访的可通过“三级终结”确认后不再受理。要注意除无理访外，不能因为无奈才进入“三级终结”程序，只是为了走形式，而不是为解决问题。否则，信访人仍不会息访。还应当注意，信访人在下一层级未提出的问题和请求，到上一层级提出的不予受理，上一层级不能代替下一层级对未作答复的问题复查复核。还有一种倾向，进入复查复核程序后，承办的主管行政部门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开始就想在怎么维持原处理意见上作文章，应撤销、变更、退回的没去做。在下一层级应纠正又能纠正解决的不愿处理，以完成程序了事，矛盾上交，尤其是第一层级办理没把好关，信访人大都向上一层级提出复查复核申请。同时，承办部门是事涉和主管的牵头部门，应依其职权和专业优势保证复查复核意见的质量，但承办部门往往依赖信访部门的心理较强，不仅拖拉超期，拿出的意见不够认真细致，甚至未经部门领导把关，而部门领导也不愿参加调查和研究活动，只派科处长或一般的工作人员参与。有时信访部门不得不牵头和再下功夫研究事实、依据、行文等。这是与其职权和专业要求相违背的。还有办理中上下沟通不够，使作出的终结意见产生岐义，难以执行，信访人不断上访。

三、“三级终结”后的救济程序问题。《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而对信访人仍不服如何进入下一个程序没作规定，案了事没了，表现为：一方面，“三级终结”对信访人有利，但因改变或纠正原意见，事涉部门或基层政府不愿执行终结意见，有抵触情绪。因终结意见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影响终结意见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对终结意见不服不能再进入法定途径，使得信访人的申诉权利终止，仍缠访不断，也同样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既便复核机关可举行听证，并且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以向社会公示，但其仍不具有强制力。如果能起动法定程序，对有理也好无理也好，都可以通过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来定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结。由于“三级终结”没有被赋予产生信访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使得“三级终结”制度显得底气不足。有人认为，信访“三级终结”既然是代表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作出的结论，就具备行政权利主体资格，其作出的结论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信访人认为该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就可提起行政复议或可诉讼，但立法设置上还没明确这点。当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授权行政原则，“三级终结”结论还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指导行为。因此，有必要考虑《信访条例》上升到法律，或修改《信访条例》，使“三级终结”制度更加完善。

四、“三级终结”出具的文书问题。这方面不规范、不严肃。一是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足、适用依据不当。所认定的事实不是有效证据证明的法律、政策事实，有主观和片面成分；重视事涉部门提供的证据，轻视信访人的证据；所依据的是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会议纪要、领导讲话和领导个人意见等。二是重实体处理，轻程序审查。出具的文书不仅仅是实体处理意见，还应包括对适用法律政策和程序方面的审查意见，也不只是申请什么实体就答复什么处理意见。如果申请内容是通过法定途径才能解决的，就只审查程序问题，不能用信访权代替审判权和行政裁决权。三是注意支节、细节问题，没有从问题的性质、合法性、全局上考虑，导致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错误、方法错误、结论错误。四是出具的文书层次不分明，说理不透彻，用词不规范，样式不统一，内容或漏项或过于简单或重复等等。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决定召开的。学仁同志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到白山市参加民主生活会，所以没能到会讲话。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加快做好全省工业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推进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刚才，炳辉同志通报了全省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的有关情况。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政策性破产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第一，实施政策性破产是充分延用国家政策推进改革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国家自1994年实施政策性破产以来，我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不断加大政策性破产工作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截止今年初，全省有145户企业列入政策性破产计划，破产终结131户，消除企业亏损76亿元，安置职工24万人，盘活资产残值21亿元。实施政策性破产在一些重点行业和地区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一度陷入困境中的煤炭、军工和冶金企业，通过实施政策性破产，都于近两年实现扭亏为盈或大幅度增盈。

第二，作为一项阶段性政策，如不能抓紧时间利用，将失去解决问题的机遇。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一项阶段政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政策性破产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今年开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5省市已不再实施政策性破产，部分省市只安排1-2年时间，只有东北和西部地区按4年时间安排，到2008年全国将取消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政策，国有企业也将与其它企业一样转向依法破产。在这4年时间里，我们要完成78户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核销105.6亿元银行呆账和资产管理公司债权损失，还要完成未终结的14户和2003年未正式下达计划的21户。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尽量往前抢，四年规划按三年编制，两年基本完成。

第三，实施政策性破产，是解决改革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年省委省政府要求用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最大的困难就是筹措改革成本问题。据测算，全省纳入改制任务的816户企业，在册职工60.48万人，离退休人员19.3万人，账面资产负债率达到82.1%，涉及需要化解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务270亿元，改革成本十分巨大。政策性破产最大的亮点是破产资产优先安排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费用，能够通过核呆政策和处置资产公司债权化解不良债务。在下步工作中我们还能实施政策性破产的企业有78户，拟核销银行呆账和资产管理公司债权损失105.6亿元，占816户改制企业不良债务的37%。从全省利用现有资源和通过吸引域外资金筹措改革成本的能力来看，如不能充分实施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职工安置问题无法解决，今年基本完成国企改制任务就很难实现。

[摘要]在诉讼和解性质和效劳题目上，应以德国的尝试和解政策和美国的诉讼和解政策为专人，作为构建本国官事诉讼和解政策的鉴戒，进而联合本国公安实践的具体事情，以法院调停政策改造、《官事诉讼法》修正为契机，以诉讼和解和法院调停之间存在的当然联专业为突破，将诉讼和解和本国官事诉讼的发展形势联合兴起，选择合适本国国情的官事诉讼和解理论；在本国将来官事诉讼和解政策的构建上，应明白规定诉讼和解的构成急件、程序上和实体上的特别请求、诉讼和解的效劳和周济等题目。

[关键词]官事诉讼调停和解完善

基于当事人对民商事纠纷本身享有自主解决的权利和对诉讼标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各国相等尊重当事人在官事诉讼中行使处分权所达到的和解，一般在官事诉讼法中都有对于诉讼和解的规定，诉讼和解在官事诉讼中的实用也是相等广泛而有效的。和此相对的，是本国官事诉讼中诉讼和解的缺位。本国现行《官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象样自行和解”，这好似是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和解的权利。但是，当当事人想要行使这一权利时，却不得不面对一连串的题目：和解的环境、程序和效劳等必要的相干规范都无法从现行的《官事诉讼法》中找出，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利缺乏妥当的保障。诉讼和解在我国变化了事实上的陈设，很多人甚至并不知道在法院调停之外还有和解这一说。本文拟就诉讼和解政策作一观察剖析，以期对树立和完善本国官事诉讼和解政策有所裨益。

一、诉讼和解的性质

（一）各国对于诉讼和解性质的学说

诉讼和解别称诉讼上的和解、裁判员上的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诉讼恳求的觉得互相让步的原因在诉讼进步行一致陈述的行动。在国外，狭义上的诉讼和解既容纳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也容纳诉讼提起前进行的“起诉前的和解”。一般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间达到的合意。在外国传统的官事诉讼中，受公安积极学说理论反应，法官对当事人达到诉讼上的和解一般持观察积极的态度，重要是为当事人需要一种对话、协商的沟渠，而不是自动地向当事人建议和解或者积极地促成当事人间的和解。第二次全球大战以后，各国的诉讼数目不断增多，新的诉讼类型不断呈现。为了革命诉讼频率，各国在本国的官事诉讼程序改造中，开端重视诉讼和解，法官在诉讼和解中演出的角色也趋势积极。

一、评审对象

区已通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与中期评审的高级中学（含完中）。

二、评审目的

通过对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学校开展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终结评审，使学校认真总结创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寻找并确立学校发展新的生长点，明确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评选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把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评审内容

依据《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终结评审方案》，围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发展规划、实验项目等，重点评审以下内容：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侦查

近来学界提出了极富“与时俱进”特色的刑事政策新思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检更是为落实这一政策出台了专门文件。简言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而是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为适应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特点应运而生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承袭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成分，祛除了其中不科学、甚至于错误的因素，突出了有益于增进和谐“因子”的内涵。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检察和审判工作指导方针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何去何从”呢?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对这一问题鲜有探讨。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讲究司法的社会效能的今天，在侦查工作中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中的“严”，学者长期在研究刑事政策时对此已有相当成熟的论述和共识，而对于其中的“宽”，即“宽缓”的刑事政策探讨很少，而“宽缓”恰恰是时下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强调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文章把讨论的视角放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如何把握“宽缓刑事政策”之上。

一、贯彻宽缓刑事政策的前提——科学侦查理念的确立

在以人为本，创建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理念。在刑事侦查工作中，保护人权，充分展示人的主体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