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事范文10篇

肇事范文篇1

□总则

(一)本公司车辆肇事除法令规定外，悉依本办法处理。

(二)下列各款均为肇事：

1.汽车(机车)相撞或为他种车辆相撞，致双方或一方有损害伤亡者。

2.汽车(机车)撞及人畜，路旁建筑物及其他物品，致有损害伤亡者。

3.汽车(机车)行使失慎倾倒，及他人故意置障碍物于路中，因撞及或倾翻，致人或车辆有伤亡的损害者。

4.汽车(机车)行驶遭受意外的事变，如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突然崩蹋，损坏致人或车有伤亡的损害者。

(三)本办法所称损害，包括足以致本公司遭受任何的轻微损失及请求保险理赔。

(四)肇事发生后迅速以电话通知公司并二天内以书面请求理赔及填汽车肇事报告表呈报部门经理外，若车辆有较大的损害，人员有严重伤亡时，通知总务组或人事室协助处理。

□肇事的处理

(一)肇事时：

1.总务组接获肇事通知时，应立即向部门经理报告，并迅速往肇事地点查勘处理。

2.应先急救伤患，而后查勘现场。

3.尽量寻觅目睹肇事的第三者作证，并记明姓名住址。

(二)肇事报告表应填下列事项，勘查现场时犹应注意。

1.肇事地点，时间、气候。

2.肇事原因(研判现场影响肇事因素动与静物的状态及车辆和行人进行方向与位置等情形)

3.肇事车号(包括对方车)。

4.驾驶(包括对方车)姓名住址者。

5.损害情形(包括对方车及乘客财产的损失)。

6.伤亡人员姓名地址及伤亡原因与情形和救护的方法。

7.现场图的绘型及摄影(测量肇事车长，车宽及其轮位与路面各点，线边和刹车痕长度同遗落在现场的各种碎片和尘土及血迹物等正确的位置与距离)。

(三)本公司汽车肇事责任，由本公司经营会议签定，开会时将提前通知该案肇事驾驶员列席，亦可籍以申办。

□肇事过失的处分：

(一)肇事驾驶员除负责刑事民事责任，违章部分外出过失的处分依本章规定办理。

(二)经本公司签定其应负肇事责任者按其肇事理赔次数，依下列规定予以过失处分表3.5.5。

(三)肇事后经法院判决缓刑者，准予留用，经判决徒刑者，自判决之日起予以解雇，并令其赔偿肇事应付的金额。

(四)肇事后畏罪潜逃者，除请司法机关缉办外，并即予解雇。

(五)因犯上项处分表所列而取消CarPlan者，若其后二年间表现良好得恢复其CarPlan资格。

□肇事赔偿：

(一)行车肇事责任判明后，如当事双方愿成立和解，得当场查明损害赔偿依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1.责任属于对方车辆或行人的过失，保险公司概不负赔偿之责。

2.肇事责任属于公司驾驶员的过失，其赔偿款项由保险公司负担，但若肇事赔偿金额超过保险金额时，其超过金额须由各该汽车使用人负担。

3.肇事责任属于公司驾驶员与对方驾驶员或第三者共同过失的，按各方应负责任之比率分担，其损害赔偿照前款办理。

4.肇事后对方车辆逃逸能制止而未制止，或对方车号能注意而未注意，致使肇事责任无从判明或追究者，所造成的损害赔偿，由肇事驾驶员负责照第二款办理。

□附则

肇事范文篇2

一、犯罪构成要件

（一）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和非交通运输的人员①。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是指一切直接从事交通运输业务同保证交通运输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人员，主要包括四类人员：一是直接操纵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人员，如驾驶员；二是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员，如列车长、调度员；三是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如扳道员；四是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警察。非交通运输人员是指除从事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任何人。

（二）主观方面

本罪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过失是行为人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对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本身，则可能是明知故犯。

（三）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表现主要分为以下四个不可分割的部分②：

1、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这是交通肇事罪的特定时空条件。如果事故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以外的空间内，则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2、行为人必须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交通肇事的原因，也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行为人在交通运输中如果没有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即使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也不构成本罪。所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国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而作出的各种行政法规、规定，包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保障交通运输安全运营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3、必须实际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必要条件之一。行为人虽然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但未造成上述法定严重后果的，不构成本罪。

4、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违章行为和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构成本罪。

（四）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肇事罪在客观上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侵害，其行为实质是对公共安全的侵害。

二、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认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1、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均是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节，如果行为人本身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则谈不上加重处罚了。

2、行为人必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触犯了刑律。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发生交通肇事而继续行驶驶离了现场的，则不能适用本情节加重处罚。

3、行为人的逃跑行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之所以被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就是因为行为人在明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了事故现场，根本不顾及受害者的伤亡情况，主观恶性较重。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是为了抢救受害人，驾驶运输工具运送受害人到医院进行抢救，并等候司法机关的处理，则不能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如王某交通肇事案，案件发生后，王某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在其后随同受害人乘坐“120”急救车到了医院，为受害人办理了住院手续，并在案发当天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王某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没有对王某适用“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情节。

三、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本来不必要死亡的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主观恶性大，因此，刑法规定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认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行为人有逃逸行为，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不履行救助责任和逃避事故责任，行为人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性很明确，也就是说对逃避行为持故意态度。如果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根本未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而驶离了事故现场，造成了死亡结果，则因不具备逃逸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2、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即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被害人受伤当场未死亡。如果被害人受伤后当场立即死亡，则排除了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对行为人按交通肇事犯罪造成死亡结果的规定处罚即可。

4、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过失态度，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在明知道发生交通事故后，因轻信不会造成死亡结果或者因疏忽大意根本未预见到可能会造成死亡结果，逃离了事故现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5、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必须发生在同一起事故中。有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不仅指发生交通肇事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也包括第一次肇事后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肇事而导致其他被害人死亡的情形③。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逃逸过程中造成其他被害人死亡的，又重新构成了交通肇事犯罪，而非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所指的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对这种情况按照交通肇事罪的有关规定处罚即可。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因为逃逸撞死、撞伤多人，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的，可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四、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一）交通肇事罪与非罪的界限

划清交通肇事罪与非罪，应着重把握以下两个方面④：一是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失。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交通事故，则不存在罪过，因而不能认定是犯罪。二是要看行为人有无违章行为，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后果。行为人必须因交通肇事造成一定的后果，且对该后果负责的条件下⑤，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犯罪。

（二）与其它罪的区别

1、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区别的要点在于事故发生的时空条件。根据《解释》第八条之规定⑥，交通肇事罪发生的时空条件原则上限于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如果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死亡或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第135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等规定罪处罚。

2、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区别的要点在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显然为故意犯罪。发生交通事故后，以下两种情况历来是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论处的。一是肇事后，为杀人灭口，而又故意将伤者撞死的；二是肇事后明知被害人被拖挂在车下，为逃逸而不顾被害人生死，致被害人伤残、死亡的。

3、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的界限。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且必须造成严重后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上是故意，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不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

【作者介绍】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体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②③徐发文：《交通肇事罪研究》。

④张穹：《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第43页。

肇事范文篇3

关键词：醉驾肇事原因自由行为主观罪过合理量刑

一、引言

近两年内，恶性醉酒驾驶肇事案件的接连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各地司法实践在定罪和量刑上作法不一、差距悬殊。强烈的社会反响以及实务操作中的不统一引发了学术界对于醉酒驾驶肇事行为的罪责评价问题的广泛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在孙伟铭案宣判之后于2009年9月11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然而各种理论争议、意见分歧并未消饵。对于争议焦点—刑法应当如何评价醉酒驾驶发生事故后再次撞人行为，有的学者支持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做法:有的学者认为此类案件实质上仍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后驾车，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应当只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仿效日本的做法，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在这三种主流的声音之外，有一种比较微弱的呼声在主张应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辨析醉酒肇事的行为性质。

笔者认为三种主流的观点都不能从理论上周延地解决醉酒驾驶肇事行为的罪责评价问题，且对于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也未有裨益。而运用以醉酒犯罪为蓝本构建起来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则可能为这个问题谋求一条妥善的解决之道。

二、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为视角评价醉酒驾驶肇事行为之罪国责

在我国醉驾肇事行为的罪责评价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其原因主要在于法院在评价此行为时忽略了行为人醉酒后辨认和控制能力均发生障碍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故意和过失的简单判断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现代医学表明，轻度醉酒的人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中度醉酒的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均有所减弱，高度醉酒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障碍。卫也就是说，醉驾者在醉驾肇事时，并不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根据现代刑法“责任与行为同在”的精神，我国目前对于醉酒驾驶肇事的罪责评价存在着严重的体系化问题。美国法学家胡萨克的一段描述与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现状十分契合，“一个犯罪时处于醉酒状态的被告以其行为缺乏一般犯意为由进行辩护。他胆怯地声称其判断力受到了损害，他的控制力被降低，如果他更清醒，就不会实施这一犯罪行为。假如这些声明是真实的，那么被告是否具有了一个有效的辩护，或者其行为是否含有犯意?法院几乎是一致地认为被告的辩护是无效的。然而，他们是如何〔或者是否)使这一结果与正统刑法理论中的犯意要求保持一致的，却不清楚。”胡萨克教授指出这个问题并非是否定此类案件的可罚性，事实上，鉴于此类醉酒驾驶肇事案件反映出的强烈反社会性格，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若法律以其自陷于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情形，任其主张不罚或减轻，将无以维持社会秩序，在刑事政策上自非所宜。”他在这里所要提示的信息是—理论上的空白或者说缺乏理论指导的刑事司法是危机四伏的。追究造成我国醉酒肇事罪责评价之困境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正是我国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规定的不完善。

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意识不清或行为失控的状态，然后在此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其中，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行为称为“原因行为”;在此状态下实施的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那么，为何要求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础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一)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础

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础，各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笔者以对责任主义原则的坚持程度将各国学者的立场划分为三种:<1)坚持责任主义原则。利用原因前置说、统一行为说、间接正犯说等理论，调和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主义的冲突。(2)弱化责任主义原则。用严格责任来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础问题。(3)主张责任主义原则的例外。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为“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的一种例外。限于篇幅和考虑到国内外学者对于此问题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笔者在此不赘述每种学说的具体内容，仅阐明本人所持观点。

笔者支持例外说的观点。该说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属于“责任一行为时一合致一原则”的一项例外。原因自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非对责任主义的否定，而是责任主义存在着行为与责任暂时性分离。具体而言，对于原因自由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责任能力，只要是行为人由于自身罪过自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中，而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并且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避免时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则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笔者之所以认同例外说的观点，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从责任的核心内涵分析，责任能力未必以与结果行为同时存在为必要。责任是指行为的非难可能性，责任能力、罪过，只不过是行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推断依据，并非责任本身。因此，即便原因自由行为中的结果行为是在不完全的责任能力时所为，但是基于此结果行为取决于行为人在有责任能力时的意思态度，而刑法谴责行为人的主观根据，正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故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具有非难可能性的，因此当行为的其它方面同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是有理论根据的。

其二，从责任主义原则的刑法价值选择分析，责任能力亦未必以与结果行为同时存在为必要。“责任主义存在着一个从古典责任主义到现代责任主义的转变。古典责任主义是一种与报应观念相联系的责任主义，而现代责任主义是一种与预防观念相联系的责任主义。“有效的预防应建立在造成危害结果背后的原因的基础上。为了科处刑罚，除了责任之外还要考虑政策性要素，作为政策性要素，要重视一般预防，也要对特别预防加以注意。因此当行为的其它方面同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是有现实价值的。

(二)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分析醉驾肇事行为的主观罪过

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落实到原因自由行为，则应当结合行为

人在原因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和在结果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具体分析。然而与单一行为类型不同，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和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前文笔者对于原因自由行为责任基础的分析，其在主观心态方面考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故意或过失应以原因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来确定，而后者则主要是以结果行为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来确定。

将这种理论具体到醉驾肇事行为，即对醉驾者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判断，应当区分两种情况:(1)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然后醉驾肇事。此时，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2)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然后醉驾肇事。此时，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驾驶以及其后续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

1.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时醉驾肇事行为的罪责

既然此情况下的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在醉酒行为时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那么，除极少数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故意用醉酒驾驶的方式危害社会的情形，绝大多数行为人在醉酒行为时，只会认识到其随后的醉酒驾车行为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但对于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在主观上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而，可以认为把无认识意志能力的醉驾肇事者视为主观上的过失，而依交通肇事罪处罚，是合乎法理的，可以避免出现体系上的混论。

然而，尽管这种过失的认定合乎法理，但是如果其醉驾肇事行为的确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结果，而依我国交通肇事罪则量刑过轻，对于犯罪人来说起不到特别预防目的，对于社会民众而言，不能满足其正义感情和报应的基本要求。为了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于志刚教授提出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四条，在特别恶劣情形中加入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情形，以此来实现对醉酒驾驶的严厉处罚。笔者比较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将醉酒驾驶作为量刑情节处理，既可以不用打破我国二元化的体制将其作为一个新罪名予以处罚，又可以将其纳入刑法评价的体系，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

借鉴上述思路，针对醉酒肇事后的二次碰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修改《解释》第五条中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限制性解释，将”在逃跑过程中过失致他人死亡”纳入“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2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时醉驾肇事行为的罪责

此情况下，故意或过失应以行为人醉酒驾驶以及其后续行为时对最终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确定，那么问题的讨论则回归到刑法中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一般方法，即根据“主观支配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理，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就醉酒驾车犯罪而言，应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驾驶能力、是否正常行驶、行驶速度快慢、所驾车辆车况如何、路况和能见度如何、案发地点车辆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如果判定属于间接故意，则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为过失，则考虑如何在交通肇事罪项下进行合理的量刑。根据笔者在上文中提出的对《解释》的修改，在此情形下对醉驾肇事行为科以恰当的刑罚，基本上是可以完成的。

(三)关于华总则中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刃的探讨

在探讨醉驾肇事的罪责评价问题时，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分析的学者大都提出，应当在我国刑法总则中规定“行为人因饮酒、服用麻醉剂、兴奋剂等，故意或过失地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引起危害社会结果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得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取代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从应然层面来讲，从完善刑事立法体系的考虑出发，在总则中对原因自由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是必要的。原因有二:其一，通过总则条款的规定，明确了处罚对象是原因自由行为，从而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的一贯性、关联性，那么笔者在前文中提出的原因自由行为主观罪过的判断标准则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尽管我国刑法界的主流观点都是认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但是毕竟它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并未上升到立法高度，于争议发生时援引之，总觉根基不深，底气不足。其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仅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事实上，它是将非由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过失而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也包含在应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中了，这显然实质性地违背了责任主义的要求。因此，在总则中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从理论上说是应该的。

但是，从实然层面上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目前是否己到了修改刑法总则的最佳时机?其二，在总则中对原因自由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必要性是否十分迫切?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国首部《刑法》于1979年制定，其后经过了1997年的全面修订，而97《刑法》也经过了多次修正，其修正的主要方式是修正案，迄今共通过了七个修正案，可以注意到七个刑法修正案中均为涉及对总则规定的修改。事实上，之所以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主要就是考虑到此方式能够较好地保持刑法典基本原则和主体结构、内容的稳定性。1997年的修订距今不到十三年，从刑法稳定性及立法成本的角度考虑，目前绝非修订刑法总则的最佳时机。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尽管在应然层面上笔者论证了修改的必要性，但同时笔者认为这种必要性并不十分迫切。诚然，“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将非由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过失而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也包含在应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中，但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极少数，司法实务中大量面对的都是由于自身罪过限于不完全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况。对于这种绝大多数的情况，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法理上是基本周延的。而且，正如笔者上文所说，我国刑法界的主流观点都是认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那么即使对于那种极少数情况，也可以通过责任主义原则的运用予以弥补。

因此，考虑目前并非进行刑法总则修订的最佳时机，同时，《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是基本能正当地解决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笔者并不主张于近一阶段，在总则中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取代《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

三、结语

肇事范文篇4

被告人李绍权系泸县玄滩镇高场引线鞭炮厂六个股东之一，拥有一鞭炮生产线和一引线生产线，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生产和管理。其引线车间由被告人李绍权聘请被告人李绍银负责管理，保管原材料、成品引线以及负责引线车间的生产和安全等工作，兑药房由兑药师谢和明负责兑药，兑药房勤杂工谢海云负责在被告人李绍银处领取兑药原材料并将已兑好的药及时运至中转房储存。按有关装、兑药房岗位安全规定：本岗位只限一人，每次领用兑药量不超过1500克，存放药量不超过250克，禁用钢铁质及其它易产生火星的工具。兑药师谢和明使用的正是被告人李绍权从泸州购回的一筛网为不锈钢筛子的兑药工具。领取原材料（氯酸钾，每包重25公斤）的记录载明：一日内领取氯酸钾量为2——11包不等。2003年4月上旬，被告人李绍权因家里装修房子及其他工作，约二十天没到厂，其间，兑药房勤杂工谢海云因农忙和其他原因未上班，由谢和明叫其亲戚廖维珍（无上岗证，未培训）到兑药房当勤杂工。2003年4月29日，被告人李绍银到玄滩镇赶集至下午6时仍未回厂，当日因气温高，其他车间已停产，18时30分许，谢和明在使用不锈钢筛子筛药时，发生燃烧并爆炸，将在同一兑药房扫地的廖维珍当场炸死，谢被炸成重伤，经即时送泸州医学院抢救无效，于5月3日死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谢和明在兑药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而在兑药时发生爆炸，导致二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经构成犯罪无异议。但对二被告人的犯罪在定性上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绍权、李绍银之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理由是：1李绍权、李绍银为企业业主和负责管理的人员，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身份。该罪为特殊主体，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这些单位既包括国家的、又包括集体的。作为本罪主体的上述单位职工，并非该单位从事各种工作的职工，而是指那些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和直接指挥生产的人员。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的联合通知》所作的解答: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没有受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不了解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行为人不负法律责任，应由发生事故的单位和经营组织、经营户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负法律责任。廖维珍为无上岗证人员，且未经过培训，李绍权、李绍银为直接责任人员，故应对该事故负法律责任。3、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案发当日，其他车间都因天气热、气温高停产，而具有最大危险性的兑药工作，仍在生产，属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绍权、李绍银之行为属危险物品肇事性质。危险物品肇事罪，是指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由于过失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1、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从司法实践案件情况看，主要是从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职工，但不排除其他人也可能构成本罪。2、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对象是特定的,即包括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5类危险品。所谓爆炸性物品，是指各类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爆破剂、黑火药、烟火剂、民用信号弹、烟花爆竹，各种军用爆炸物等。上述物品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有关部门颁发了一系列的规定对其进行管制。《乡镇企业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第二十二条一款二项规定：凡从事特殊工种的职工，必须经有关部门专门培训，技能鉴定，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方可上岗；第四十一条规定：烟花爆竹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使用木、竹、铜、铝等不易生产火花和静电的材料制成的工具（切割、钻孔除外）、器皿和符合安全规定的机械设备；第四十二条规定：操作人员应穿戴符合规定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得穿拖鞋、高跟鞋、硬底鞋和不防静电积累易燃的化纤衣服，以及带钢铁制品的发夹、钮扣、刀剪、锁链等物进入危险生产场所和仓库。按装兑药房岗位安全规定，该岗位只限1人。本案中，李绍权作为业主，自己亲自购买不锈钢筛子作为兑药工具，致兑药师在使用该工具时产生燃烧并爆炸，兑药房岗位按其规定只限一人，而李绍权、李绍银对该岗位长期有一个兑药师和一个勤杂人员谢海云参与其兑药工作是明知的，更不用说谢海云离开后，由无上岗证和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廖维珍接替谢海云的工作长达二十余天后发生重大事故。实属二被告人认为长期这样均没有出事，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符合本罪主观方面的要求，即行为人对违反危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主观心理。3、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可发生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等各个阶段中，可能侵犯公共安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一旦发生肇事，往往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产生严重危害，妨害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4、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物品的过程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违反各类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在生产和作业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不服从管理和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案中，发生事故当日二被告人根本没在厂，不存在管理与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问题，这是两罪的主要区别所在，其范围有所不同。在生产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的，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存在竞合关系，但是《刑法》第136条规定：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危险物品肇事罪。

肇事范文篇5

自年以来，我镇严格按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排查收治工作，较好的维护了我镇的稳定。为贯彻落实好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确保我镇的长治久安，特别是世博会、亚运会期间的安全稳定，现就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排查收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排查，切实做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摸底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村（居）工作人员要立即对所辖区域开展一次全面深入的排查，并逐一登记造册。排查工作要求做到城区不漏街巷，农村不漏小组，确保逐一排查到位，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各村（居）要确实做到底出清、情况明，详细登记精神病人的身份、发病史、有无肇事肇祸行为，以及鉴定和收治管控情况，各村（居）必须于4月22日将登记表上报镇综治办。

二、精心部署，确保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工作落到实处。对排查出来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要立即上报镇综治办，并配合县有关部门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鉴定，凡经确认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一律强制收治，村（居）委会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强制收治后的相关事宜。

三、切实加强管控。对在家且有法定监护人的精神病人，要根据病人及其家庭的不同情况，落实管控责任人和管控措施，村（居）委会必须落实一名责任人定期走访精神病人家庭，了解病人的生活情况，督促精神病人家属落实管控责任和措施。对于强制收治的病人病情稳定可以出院的，要督促其家属告知我办或镇派出所，落实管控措施。

四、果断处置，明确责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人，对正在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各村（居）要立即上报我办和镇派出所，并采取适当措施稳控病人，防止其发生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对收治管控措施不到位、发生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村（居）委会，将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报镇党委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同时给予该村（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限期整改或一票否决的处罚。

肇事范文篇6

一、交通肇事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交通运输工具激增，交通流量增大，道路交通运输压力增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生活质量标志之一的交通工具数量猛增。我县309国道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市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之一。然而近年来，该路段交通拥堵现象十分严重。309国道日平均交通流量达到了4000多辆次，高峰时可达5000多辆次以上，道路运输压力增大。因此，造成了交通拥挤、堵塞加重、事故隐患增多。

(二)部分机动车辆驾驶员法制观念淡薄，驾驶技术低劣

随着车辆的增多，驾驶人员也相应增多，但有一些驾驶员没经过正规的培训，就驾车上路行驶，因操作失误而造成交通事故。也有一些驾驶员虽持有合格的驾驶执照，但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为儿戏，酒后驾车、超速行驶等违章行为加大交通事故的发案率。以2000年为例，在批捕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其中酒后驾车就有二起，占到25%。还有一些驾驶人员行车不讲交通道德，驾驶作风恶劣，违章超速行驶，强行超车，会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2001年12月30日，祁县东观的程某驾车行至309国道黎城境内时，由于路弯速快，将对面会车的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吉普车撞坏，致摩托车上的夫妻两口血染黄土，命丧黄泉。

(三)驾驶非机动车者及行人安全防范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交通肇事案件中的肇事者不仅仅是机动车驾驶员，由驾驶非机动车者及行人造成的交通肇事在交通事故总数中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些人员安全防范观念比较淡薄，对事故的发生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如我县赵店桥一小学放学后，一位小学生在没有大人的监护下，对过往车辆熟视无睹，横穿马路时被车辆撞倒，造成交通事故。

二、预防交通肇事案件上升的对策

道路交通事故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大，善后处理难，针对这类案件大幅度增长的趋势，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培训教育力度，提高驾驶员素质

随着我国加入wto，私人轿车的不断增长，决定了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机动车驾驶员仍然会作为一种专业技术或专门的职业存在，所以，我们仍应按照公安部有关指示，认真办好驾驶员培训学校。同时，有关主管机关要切实加强管理，严把发放驾驶执照关口，对未经驾驶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绝不发放驾驶证，一经查出无证驾驶者予以严惩。公安交警部门还应定期举办驾驶人员学习班，以案释法，不但向其讲授交通法规、安全行车规程等知识，还要对其进行交通道德规范的教育，由路面上的被动管理转入到深入基层单位和有关部门，作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促使其成为重安全、讲文明的驾驶员。

(二)加大教育处罚力度，增强所有交通参与主体的安全意识

公安、交通部门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宣传阵地，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对全民进行安全学识交通规则的宣传教育。同时，深入到教育部门，在幼儿园和各类学校开设交通安全课，联合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增强所有交通参与主体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其道德意识，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形成人人遵章守纪、个个重视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根本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研究好交通法规，运用好交通法规，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罚交通违章行为，并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加大对肇事司机的处罚力度，该吊销驾驶证吊销驾驶证，该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让违章者明明白白，心服口服，达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目的，

(三)公安、交通部门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防范和控制交通事故的能力。

首先，公安、交通部门要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科学管理、依法从严管理，变勤务管理为强化道路交通管理。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肇事范文篇7

一是交通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等有关机关应加大执法力度，对违章驾驶要从严从重处理，决不姑息。我们在公路上，常常能听到一些车辆发出巨大轰鸣，狂风般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溜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常常能看到前面的车辆没有后牌照或用光盘、扑克牌等物遮挡号牌,见缝插针般行驶，全然没有社会公德可言，这些违章行为也许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前兆，不是我们胆小，违章的背后可能随时会有生命的逝去和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呼吁，对于无牌、无证、故意遮挡号牌行驶、驾驶报废车辆行驶、超速、超载、不按标志信号违章行驶、酒后驾驶等等违章的驾驶人员，管理部门一定要重视，不能因为未造成什么后果而放松处罚，一定要按照有关交通法规从严从重处理，该纠正的纠正，该处罚的处罚，该进学习班的就进学习班，该拘留的就立即拘留，决不能听之任之，恨之切其实是爱之深，等到发生交通事故时就一切晚矣。希望管理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交通法规的有关规定，严格执法，严厉处罚，真正做到违章不上路，上路不违章，杜绝违章上路行驶的行为，将交通事故的隐患苗头消灭于萌芽阶段，对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将大有帮助。

二是加强公路建设的规范化，切实强化道路安全设施建设，加大对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的整治力度，有效排除重点路段路口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车辆通行安全。首先，应加强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工作，完善城乡道路路段路通安全防护设施。针对流动量大，人车混杂路段路口，要按规定设置交通标志线、信号灯、减速带，实施道路交通隔离和人车分流。其次，应加大对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的排查和整治力度，逐步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公安部门要加强对事故成因的调查和分析，及时将事故多发路段的相关情况总结，以便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再次，在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适当增加城乡结合部路段路口、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的警力，粉刷提示性标语、警告语等，警示和提醒驾驶人员对于路段的变化要及早尽快适应，避免遭遇突发情况后的心理慌乱及操作不当，减少和杜绝不安全路段路口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是应加强对驾校的监督管理，规范驾校的培训行为，严把驾驶员的出门关，杜绝“马路杀手”的出现。随着汽车进入家庭进程的加速，学车热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面对这一商机，驾校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驾驶员作为驾校生产出来的“产品”，合格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安全、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驾校培训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驾驶员的实际操作水平。然而现实中，驾校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无资质设立；缺少训练场、缺少合格教练；虚假宣传；培训时间缩水；帮助学员作弊应付考试；收买考官提高过线率等等，驾校的乱象愈演愈烈，甚至“教练”出一批又一批的“马路杀手”。基于此，驾校的规范管理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这也是驾校的监督管理部门需认真调研，切实需要重视的问题。另外，我们建议，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可以建立事故倒查机制，对培养该驾驶员的教练、驾校实施一定的惩罚措施。例如在驾校收取的费用和教练的收入中强制其交纳一定比例的押金，作为对交通事故被害人的救助基金等。这样一旦事故发生后，一方面解决了交通事故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另一方面也对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进行了惩罚。总之，驾校的规范，对驾驶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建议有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加大对驾校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驾校的指导和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对驾校的考核标准，建立高质量的驾校，使其多培养高素质的驾驶员。

四是应加强道路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加强道路交通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行人的安全教育。加大对交通管理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全体驾驶人员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自觉性。同时，加强警示教育，让驾驶员们认识到，一旦事故发生，对事故双方都是极大的伤害，时刻提醒自己别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蠢事。另外，对行人的安全教育同样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道路不段增多，行人安全意识也该不断加强，行人在思想上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努力适应车多路多的变化，车让人思想观念应逐渐改变，要明确双方礼让三先才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最好办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是双输的结果。

另外，从统计数字来看，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系初中以下文化的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75.8%，文化水平低下比例之高令人震惊。驾驶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是驾驶员行业准入条件宽松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拿到驾驶证的前提条件就是答对一份很简单的笔试试卷就可以过关，对报考人没有学历的要求，这是有关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时，驾驶员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有待于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再讨论。

最后，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和道路交通从业人员，交通肇事猛于虎，为了我们工作生活环境的和谐稳定，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局面的来之不易，更为了社会大好局面的和谐稳定，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秩序，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与和谐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肇事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按照市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综合运用多种工作措施，扎实做好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排查、救助、服务、管理工作。按照“以人为本、属地管理、底数摸清、处置有力、救助到位、依法管理”的原则，做到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有人管、不脱管、管得住、管得好”。

二、工作目标

到2012年底，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救助服务与管理工作协作联动机制，形成以“预防为主、收治为先、及时处置、后续管理”的服务管理工作格局，提升我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水平，实现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实行动态管理，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预防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的工作目标。

三、组织机构

区成立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综治工作的副区张铁炎任组，综治、公安、民政、财政、卫生、残联、人社、司法等部门和街道（乡、镇）分管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综治办，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陈海东担任。

四、部门职责

（一）区综治办：牵头组织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落实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对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工作情况及有关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督办。

（二）区公安分局：牵头组织民政、卫生、残联等相关部门和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排查，制定排查方案。协调相关部门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诊断和风险评估，制定管控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对治愈出院后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跟踪管理。移送有暴力倾向或正在实施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到定点医院救治。对正在实施违法犯罪、对本人及他人的安全有威胁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在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

（三）区民政局：负责协助公安、卫生部门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排查工作。收集、梳理民政系统所属福利机构和救助站收治的精神疾病患者相关信息及时通报公安、卫生部门。督促指导所属精神卫生机构协助卫生部门开展走访、诊断和风险评估等工作。负责精神病人医疗救助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对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相应的社会救助。协助做好流浪乞讨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

（四）区卫生局：负责协助公安部门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排查工作。组织精神病医疗机构或有执业资质的医生对公安机关移送或本部门排查出的精神病人进行诊断和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等级为3级以上的重性精神病人及时通报公安部门。向社会公布有资质对精神病人进行诊断和风险评估的医疗机构。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积极开展医疗救治、病员信息采集和监测工作。监督精神病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

（五）区残联：负责排查掌握本系统中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底数，将基本信息及时通报公安、卫生部门。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社会防治康复工作。向符合残疾条件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发放该病人的残疾人证件。

（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制定和完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社保政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做好该类病人的医疗参保工作。按政策落实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报销。为康复后有劳动能力的该类病人提供就业服务。

（七）区司法局：应加强与有肇事肇祸行为精神病人家属及监护人的联系，协调司法鉴定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法律援助，并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监督管理。

（八）区财政局：负责落实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医疗救治经费。对无法查清原籍或外市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发生的救治费用，审核拨付并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九）各街道（乡、镇）及社区（村）：协助公安机关对本辖区内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排查，发现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及时向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报告。协助相关部门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危险性评估、随访管理、应急处置工作。落实本辖区内贫困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医疗、生活救助政策。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街道（乡、镇）、区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以加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排查为基础，摸清底数；以建立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与监管的社会联动机制为根本，实施综合治理；以提高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收治与医疗为手段，改善和稳定患者病情；以全面做好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监管为重点，强化管理工作；以增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处置工作为保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肇事范文篇9

——2008年5月，犯罪嫌疑人张某驾驶大型拖拉机，因违法装载及禁区行驶，与对行的一辆轿车相撞，致使轿车上3人全部死亡。

——2008年11月，犯罪嫌疑人杨某驾驶中型厢式货车，因观察瞭望不周，将蹲在路上正对一名交通事故伤者进行检查的兰山区半程医院的一名急救医生撞倒，致该医生及伤者死亡。

——2008年12月，犯罪嫌疑人孔某驾驶大型货车，因超速驾驶，与对向逆行的一轿车相撞后起火，致使轿车上4人全部死亡。

——2008年12月，犯罪嫌疑人刘某驾驶大型客车，因越过黄线行驶，与对行的一辆农用运输车相撞，致农用车上1人死亡，14人受伤。

据对该区交通肇事案件的统计，2008年度共发生交通肇事案件150余件，占案发刑事案件总数的10.4%。其中，犯罪嫌疑人系初中以下文化的116件，占交通肇事案件总数的75.8%；在城乡结合部发生交通事故的70件，占交通肇事案件总数的45.8%；被害人系50岁以上或18岁以下人员的66件，占交通肇事案件总数的43.1%；傍晚、夜晚、凌晨等视线不好时段发生交通事故的62件，占交通肇事案件总数的40.5%。

通过分析交通肇事案件多发的成因，总结出该类案件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一是各类违章是造成交通肇事的必然成因。超速、超载、逆行、无证无牌驾驶、禁区行驶、酒后驾驶等。二是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嫌疑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文化水平低致使驾驶人员在接受能力，学习能力，处理突发事故的能力等方面欠缺，其中，驾驶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安全意识差及机械知识欠缺是造成事故的成因之一。三是城乡结合部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较多。该地段道路宽阔、人员混杂以及驾驶人员驾驶车辆从农村道路至城市道路或者从城市道路到农村道路后，不能及时适应道路及人员变化也是造成事故的成因。四是被害人系老年人及未成年人的较多。这类人员反应慢、自制力差、安全防范意识差是造成事故的客观成因。五是夜晚、凌晨、傍晚等时段易发生交通事故。该时段视线不好、驾驶人员易疲劳等是造成事故的另一客观成因。

针对交通事故多发成因分析，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解决交通事故多发问题：

一是交通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等有关机关应加大执法力度，对违章驾驶要从严从重处理，决不姑息。我们在公路上，常常能听到一些车辆发出巨大轰鸣，狂风般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溜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常常能看到前面的车辆没有后牌照或用光盘、扑克牌等物遮挡号牌,见缝插针般行驶，全然没有社会公德可言，这些违章行为也许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前兆，不是我们胆小，违章的背后可能随时会有生命的逝去和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呼吁，对于无牌、无证、故意遮挡号牌行驶、驾驶报废车辆行驶、超速、超载、不按标志信号违章行驶、酒后驾驶等等违章的驾驶人员，管理部门一定要重视，不能因为未造成什么后果而放松处罚，一定要按照有关交通法规从严从重处理，该纠正的纠正，该处罚的处罚，该进学习班的就进学习班，该拘留的就立即拘留，决不能听之任之，恨之切其实是爱之深，等到发生交通事故时就一切晚矣。希望管理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交通法规的有关规定，严格执法，严厉处罚，真正做到违章不上路，上路不违章，杜绝违章上路行驶的行为，将交通事故的隐患苗头消灭于萌芽阶段，对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将大有帮助。

二是加强公路建设的规范化，切实强化道路安全设施建设，加大对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的整治力度，有效排除重点路段路口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车辆通行安全。首先，应加强公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工作，完善城乡道路路段路通安全防护设施。针对流动量大，人车混杂路段路口，要按规定设置交通标志线、信号灯、减速带，实施道路交通隔离和人车分流。其次，应加大对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的排查和整治力度，逐步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公安部门要加强对事故成因的调查和分析，及时将事故多发路段的相关情况总结，以便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再次，在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适当增加城乡结合部路段路口、易发生交通事故路段的警力，粉刷提示性标语、警告语等，警示和提醒驾驶人员对于路段的变化要及早尽快适应，避免遭遇突发情况后的心理慌乱及操作不当，减少和杜绝不安全路段路口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是应加强对驾校的监督管理，规范驾校的培训行为，严把驾驶员的出门关，杜绝“马路杀手”的出现。随着汽车进入家庭进程的加速，学车热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面对这一商机，驾校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驾驶员作为驾校生产出来的“产品”，合格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安全、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驾校培训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驾驶员的实际操作水平。然而现实中，驾校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无资质设立；缺少训练场、缺少合格教练；虚假宣传；培训时间缩水；帮助学员作弊应付考试；收买考官提高过线率等等，驾校的乱象愈演愈烈，甚至“教练”出一批又一批的“马路杀手”。基于此，驾校的规范管理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这也是驾校的监督管理部门需认真调研，切实需要重视的问题。另外，我们建议，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可以建立事故倒查机制，对培养该驾驶员的教练、驾校实施一定的惩罚措施。例如在驾校收取的费用和教练的收入中强制其交纳一定比例的押金，作为对交通事故被害人的救助基金等。这样一旦事故发生后，一方面解决了交通事故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另一方面也对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进行了惩罚。总之，驾校的规范，对驾驶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建议有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加大对驾校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驾校的指导和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对驾校的考核标准，建立高质量的驾校，使其多培养高素质的驾驶员。

四是应加强道路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加强道路交通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行人的安全教育。加大对交通管理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全体驾驶人员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自觉性。同时，加强警示教育，让驾驶员们认识到，一旦事故发生，对事故双方都是极大的伤害，时刻提醒自己别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蠢事。另外，对行人的安全教育同样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道路不段增多，行人安全意识也该不断加强，行人在思想上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努力适应车多路多的变化，车让人思想观念应逐渐改变，要明确双方礼让三先才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最好办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是双输的结果。

另外，从统计数字来看，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系初中以下文化的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75.8%，文化水平低下比例之高令人震惊。驾驶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是驾驶员行业准入条件宽松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拿到驾驶证的前提条件就是答对一份很简单的笔试试卷就可以过关，对报考人没有学历的要求，这是有关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时，驾驶员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有待于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再讨论。

最后，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和道路交通从业人员，交通肇事猛于虎，为了我们工作生活环境的和谐稳定，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局面的来之不易，更为了社会大好局面的和谐稳定，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秩序，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与和谐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肇事范文篇10

内容提要: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

交通肇事罪是指,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从而危害了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据我国《刑法》第133条和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罪可分为一般交通肇事罪和重大交通肇事罪。所谓重大交通肇事罪是指,交通事故造成2人以上死亡的;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6万元至10万元之间的;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所谓一般交通肇事罪是指,交通事故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重伤1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据统计,一般交通肇事罪占所有交通肇事罪的90%以上。现在,我国交通肇事犯罪呈高发态势,“严打”成为实践中防控这一类犯罪的应急手段。①笔者认为,预防和减少交通肇事犯罪无论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还是对家庭及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不同类型的交通肇事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相济的控制方略。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等重大交通肇事犯罪,应当予以严厉打击;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

一、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他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本身看,他属于过失犯罪案件。相对而言,过失犯罪较之故意犯罪罪过较轻,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无宿怨,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相对较少,当事人双方更易趋向达成和解。对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而言,刑事和解所强调的是当事人双方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在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查下,和解协议得到确认。他与交通事故的“私了”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由此可见,对交通事故的自行解决(“私了”)有两个条件:第一,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第二,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和成因没有争议。简言之,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可以“私了”解决。在实践中,除了轻微交通事故实行“私了”,一方或双方酒后开车,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交通规章的行为,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甚至触犯刑律的,也在私下解决。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庭鹏认为,这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危害,应当明确规定此种“私了”为无效“私了”,肇事方在受到严惩的同时,也要出台有关政策和法规,对非肇事方进行相应法律制裁,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我们研究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促使立法将一部分“私了”案件合法化,以使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现在,我国正在讨论修改1996年《刑事诉讼法》,陈光中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明确提出,刑事和解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立。有鉴于此,本文仅围绕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阶段、程序的启动以及监督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地讨论。

(一)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应当适用刑事和解

我国《交通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明文规定了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程序。例如,《交通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施条例》具体规定了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程序。《实施条例》第94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对交通事故致死的,调解从办理丧葬事宜结束之日起开始;对交通事故致伤的,调解从治疗终结或者定残之日起开始;对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调解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始。第95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期限为10日。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各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各方当事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第96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期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调解终止。由此可见,我国对现有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无论是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还是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程序。在我国,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刑事司法机关,因此,交通肇事案件的调解具有行政调解与刑事调解的双重性质。

从实践看,不论属于交通事故还是一般的交通肇事犯罪,公安交警部门均可介入对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予以认定,并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假如涉嫌交通肇事犯罪,此认定书便类似于刑事证据中的鉴定结论,对案件起证明作用。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不能在调停双方纠纷的基础上撤销案件,而应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06年12月18日,犯罪嫌疑人刘某驾车搭乘张某、邹某、杨某三人从四川省武胜县往岳池县方向行驶。当车行至岳武路某路段时,因散落在路面上的鹅卵石引起车辆侧翻,造成张某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其余人受伤和车辆部分受损。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犯罪嫌疑人刘某负主要责任。12月20日,武胜县公安局以交通肇事罪将此案移送武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鉴于犯罪嫌疑人无前科,在案发后有悔罪表现,且其家人正积极与被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武胜县人民检察院于12月2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会上,刘某的家属对被害方真诚地表达了歉意,并转达了刘某的悔改之情,双方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当场履行,被害方书面申请对刘某从轻处理,双方达成书面的刑事和解协议。武胜县人民检察院遂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笔者认为,这起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存在以下几方面刑事和解基础: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及时抢救被害人,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态度较好,社会舆论倾向于赔偿被害人损失、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与之相比,在严重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报应心理较强,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态度消极,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因此,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依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1肇事者的有罪答辩。有罪答辩意味着肇事者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危害。近年来,随着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因交通肇事案件引起的肇事者对被害方的损害赔偿的履行有了更好的保证。在确保损害赔偿的基础上,重在精神补偿与关系修复是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以肇事者有罪答辩为先决条件的交通肇事刑事和解程序能够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滞情感的渠道。21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双方自愿。交通肇事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和解程序,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严格的意思表示,特别是被害人的意思表示。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一致意见,双方自愿通过刑事和解处理纠纷时才能适用刑事和解。即无论是肇事者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受害人放弃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都必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正因为如此,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后,加害人或者受害人均可以随时撤回。在此种情况下,应当依据案件所处的阶段,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

(三)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依据我国《交通法》的有关规定,虽然公安交警部门具有先行处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介入权,对事故所涉及的当事人、亲属、矛盾点等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公安机关不能在调停双方纠纷的基础上自行撤销交通肇事案件,而应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没有实体处理权,只能移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致使诉讼过程明显拉长,诉讼成本增加,诉讼效率低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也陷于诉累之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犯罪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

具体而言,在犯罪的侦查阶段,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实体处理权。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公安交警部门通过刑事和解方式处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已不在少数。与其听之任之,不如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不移交起诉的权力,并加以严格的法律规制。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完善《交通法》,对于符合一定条件、可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处理权。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11肇事者与被害人有亲情关系,肇事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由于一般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刑事赔偿往往针对亲属进行;假如交通肇事发生在夫妻、父子、父女等亲属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亲属间可以达成谅解,追究刑事责任则比较牵强。因此,此类案件可以分流给公安机关以和解方式结案,而不必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1双方当事人在肇事后已达成协议,且被害人同意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即在公安交警部门依行政程序处理交通事故时,双方当事人就责任认定及赔偿等都已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被害方明确表示不必追究肇事方责任。对于这种情形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可分流给公安机关处理。当然,公安机关作为犯罪的侦查机关,假如对刑事案件有过大的实体处理权,可能会产生随意放纵犯罪的弊端。因此,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情节较轻的涉嫌交通肇事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行“必要的审查”。例如,公安机关定期向检察院报送自行处理的交通肇事案件简要案情及处理情况;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抽查部分侦查案卷等。依据诉讼经济的要求,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必要审查的基础上,将部分情节较轻的涉嫌交通肇事的案件分流给公安交警部门处理,不仅能够使受害者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而且能够减少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双方的诉累。

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掌握是否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被害者一方,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提起和解请求,包括被害人的诉讼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在被害人授权或被害人处于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可以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人、其法定人及其委托辩护人,也可以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和解请求。当公诉机关收到被告(害)一方的和解请求之后,应当立即向被害(告)人发出告知书,告诉对方请求和解。对有和解可能性的案件,公诉机关应该立即进入对案件的审查工作,并最终由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作出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假如检委会决定可以启动和解程序,那么将进入正式的刑事和解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双方已经提出过和解的要求,但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不适宜适用暂缓起诉,并向审判人员提出启动和解程序的建议,法官认为可以进入审判阶段的和解程序。该程序基本和审查起诉阶段的过程一致。不同的是,被告人可以提出对自己适用什么量刑的建议,经法院审查后,宣判对其适用缓刑或相对较轻的刑罚;另一种情况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并没有提出刑事和解的请求,或者虽然当事人曾经提出但被检察院驳回,在审判阶段当事人再次提出刑事和解的请求,由法庭审理认为有必要启动和解程序的,应与检察机关协商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假如决定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由被告人、被害人、法官、公诉人四方参与和解。2006年1月7日晨,24岁的大学生张强(化名)因酒后驾车失控撞死路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中,张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悔意,同时也流露出对前途感到茫然。庭审后,法官到张强所在的某戏剧学院进行了解。从校方反馈的信息看,张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为人也不错,即将毕业步入社会。但依据校规,其一旦被判处刑罚就会失去学籍,校方为此也深感惋惜,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事发后,张强的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40余万元,被害人家属也对张强表示谅解。综合考虑张强的悔罪态度、对受害者的赔偿及其个人前途等因素,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其犯交通肇事罪,依法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及监督

鉴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可以考虑将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权分配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来决定是否启动刑事和解程序。但是,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公、检、法三机关也有义务告知有关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有权在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公、检、法三机关在接受一般交通肇事案件当事人的申请之后,应当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是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可行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承认犯罪及其悔悟态度如何;被害人对参与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尤其要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加害人“以钱买法”或受害人被胁迫参与刑事和解的情况。经审查,假如认为具备了刑事和解条件,即可以启动一般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和解程序。

二、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现在,我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已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在各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因一般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所占比例很大。据常熟市司法局介绍,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中,其中一半以上为交通肇事罪。2006年8月,笔者在天津市北辰区S镇社区矫正调研中发现,该镇有社区矫正对象10名:其中缓刑犯8名、假释犯1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人1名。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有7名。笔者对这7名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对其进行帮教的社区矫正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与该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一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进行社区矫正的处遇模式。

相对于监禁刑罪犯而言,社区矫正是在开放的社会中进行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难度更大。为落实分管分矫制度,○2S镇司法所对7名因交通肇事罪而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以学习交通法规、安全驾驶知识为重点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因一般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的罪名相同,但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社区矫正对象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其家庭情况、生活经历、个人需求以及个性特点各不相同,也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依据管理教育个别化的原则,采取个案矫正模式。

个案一:社区矫正对象何某因交通肇事赔偿受害者家属而借债18万元,妻子下岗,儿子上大学。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夫妻俩经常吵架,何某精神压力非常大,曾产生自杀念头。社区矫正工作者将情况向S镇司法所汇报后,S镇司法所找到社区矫正志愿者朱某(私企老板)。朱某给何某在企业里安排了一个机修工的岗位,现在何某每月有800元到1000元的工资收入。S镇司法所还为何某儿子交学费募集捐款4000元。何某十分感动,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工作也十分积极努力。S镇像朱某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活跃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为矫正对象重拾生活信心作出自己的贡献。

个案二:40岁的于某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醉酒驾车将一名行人撞死,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他在接受访谈时对我说:“服刑期间,车是不可能再开了,还好我会修理汽车,现在就靠帮别人修车来维持生计,一个月下来能挣到七八百元钱,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了点,但是,起码的生计还可以维持。司法所的黄科长经常到家里去,看望我生病的母亲,还帮助我的母亲找老中医治病。我是一个囚犯,在服刑期间,不但没有人看不起我,还处处帮助我,时时询问我的困难,我特别感动,社区矫正真的充满了人情味”

个案三:32岁的胡某(女)原本是一位公交驾驶员,两年前驾驶公交车与同向行驶骑自行车的张某相撞,导致张某脑部受伤,因抢救无效而亡。胡某在肇事当天中午到交警大队投案自首。交警部门认定:胡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胡某与张某亲属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并支付张某在医院的抢救费用和经济损失7万元。鉴于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县法院依法判处胡某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胡某需参加社区(乡村)义务劳动,接受帮教和学习,不得随意外出。尽管胡某还有1个月就可以解矫了,但她一直无法走出那场交通事故的阴影,因神经衰弱而经常失眠。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胡某驾龄只有两年,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发生的血淋淋的交通事故,产生肇事后的恐惧心理,加之,其生性胆小,且心理素质较差,经常感到极度的紧张,挥之不去的阴影使其形成轻度的心理障碍。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矫正对象会面临适应社会的诸多困惑。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针对矫正对象在适应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心理、行为、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个案矫正工作。在开展个案矫正工作的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要掌握矫正对象的基本需求,掌握个案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例如,在个案二中,我们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对象的一些基本需求:希望被视为是一个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人,有获得被理解和被尊重的需求;需要获得关切和了解,对个人的问题希望能获得帮助;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自主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希望有一定的立足社会的基础等。社区矫正工作者要了解和理解矫正对象的基本需求,并运用专业的方法给予回应、处理和帮助。在开展个案矫正工作的过程中,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等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模式能够给予我们较好的参考。例如,对个案三中的胡某,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本着接纳、同情的工作原则以及支持、描述、宣泄等沟通技巧对其进行心理咨询治疗,帮助胡某从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的恐惧心理中摆脱出来。对个案一中的何某,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运用任务中心介入模式和家庭结构治疗模式双管齐下,一方面帮助他解决就业难题,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了解何某的妻子和儿子,促使其改善与何某的关系,并协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做好帮教工作。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采用刑事和解和社区矫正处遇模式处理一般交通肇事犯罪问题,是一种全新的刑罚理念。与传统的刑罚理念所关注的“已然的犯罪行为”有所不同,其所倡导的全新的刑罚理念所关注的是如何有利于犯罪人的悔过自新,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化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因此,在我国刑罚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增加刑事和解措施适用的有关条款,推动社区矫正立法的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中国法学,2006(5):3.

赵利民.交通事故“私了”的法律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