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范文10篇

张学良范文篇1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军人生涯:“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元首的,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二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张学良在父帅身边,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艰难,逐渐产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别是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场。因此,当日本代表林汉助威胁他时,他回击说:“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愤于日本的杀父之仇,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的对象,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息争通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但他却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其原因从客观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协调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看,张学良贸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时表明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曾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很显然,他在具体调停中原大战的过程中,较多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利益。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直到取得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后,才公开发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并派大军入关,实行武力调停,以军事干预制止了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显然,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从而造成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因素。

纵观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地方利益,应该说这期间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的碰撞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对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思想认识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做应变的准备,反而严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沦陷。

1.九一八事变:维护国家统一与保存地方实力的抉择失误

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地方主义不但不能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地方主义的考虑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学良的全国抗战思想。他认为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东北军单独对日作战,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认为如果全国抗日,纵使失败了,也是“玉碎”,如果东北军独自抗战,纵使牺牲了整个东北军也于事无补,是“瓦碎”,他宁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时,张学良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是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只有拥护消灭中共和红军后,才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证。

其次,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事变前,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条约,对日本也不利,关东军“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3］73,致使东北军毫无抵抗,拱手揖盗。

再次,张学良存有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国民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抑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2］24张学良对国联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2］25但形势的发展,使张学良放弃了对国联的幻想。

2.热河失守: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3］64在舆论的冲击和的威逼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三、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1.旅欧归来: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旅欧归来后,面对中外现实,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4］。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5］757。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5］693。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5］76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2.西安事变:国家统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张学良受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5］1067。躬送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从捉蒋、放蒋到送蒋,是他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实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见,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四、张学良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息争统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耄耋之年,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充分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1.身陷囹圄:“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张学良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综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演变,张学良不断迁徙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始终关心抗战进程,数次写信给,请缨抗日。他在信中表达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6］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住在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耻”二字。

这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中,同样表达了激昂的抗日情绪和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6］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之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学良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耄耋之年:“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

解禁后的张学良虽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普通百姓”,其实他的一颗爱国心从未泯灭,他时刻期盼两岸统一、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在90寿庆时他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的一生追求,在耄耋之年,曾多次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很愿意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都是一样。我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我不计较个人的事,但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

张学良对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表示“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他也曾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他建议两岸开诚布公地谈谈,希望和平统一;提醒国人不可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对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为祖国统一出力。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体现的是国家统一观的最高价值。

参考文献:

［1］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G］.西安:西北大学历史系,1979:432.

［2］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3］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1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668.

［5］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6］陈红民.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J］.抗日战争研究,2005(2):205－206.

张学良范文篇2

关键词: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事件

Abstract:AfterPeterH.L.ChangtookovertherulinginNortheastChinain1928,thefirstimportantthinghedidwaskillingYangYutingandChangYinhuai.ThereasonwhytheyhadtobekilledwasthattheyviolatedtheoldChina''''straditionofofficialcircles,i.e.,disobeyedPeterChang''''softencommandsinadditiontotheirimperiousnessandridingroughshodoveralloppositiontotheirideas.But,inviewoflegality,therewerenofullreasonstoputYangandChangtodeaththoughPeterChangthoughtthattheyweresoeviltohimthattheybothtobeeliminated.Whathedidwaslikeanancientemperorkillinghishighministers.TherealreasonsofkillingthemwerethatsomeonesespeciallyJapanesesoweddissentionbetweenPeterChangandthemtofrightenPeterChang.ThereisnohistoricevidencetoprovethatkillingYangandChanghadbeeninaccordancewithlegalproceedings,andthekillingexertedbothpositiveandnegativeinfluenceonNortheastChina''''spoliticalsituationthen.ThekillingnotonlyreflectedPeterH.L.Chang''''sremarkablecourageandabilityinjudgmentasapolitician,butalsorevealedthathelackedconfidenceinhisinnerworld.

Keywords:PeterH.L.Chang;YangYuting;ChangYinhuai;killing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张学良为什么枪杀杨常?杨常为何被杀?杀后罗列的罪状是否属实?杨常被杀后对东北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张学良及东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1916年,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后迁至吉林省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此后,随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1921年,随许兰洲部剿匪,任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许兰洲骑兵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六支手枪同时对准杨常二人。由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分别由两名卫士按住,分别由两名卫士从头部向下开枪,结束了两人的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事后陆续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1］“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刘鸣九还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二、杨常虽有致死之由,

却无应杀之罪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时期,是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在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位居首辅。“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这是导致张学良决定杀杨常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对他的工作安排,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张学良在接管政权之初,曾拟任杨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结果遭到杨的拒绝。后来张让王树常就商于杨,请其到欧美各国考察,结果还是遭到杨的拒绝。在东三省保安委员会组建之初,张曾推荐杨出任委员,杨也固辞不就。从杨宇霆的言行上看,固辞不就并不是为了退出领导当局,而是“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明云引退,暗执政柄”。在东北易帜前后,有许多大事需要讨论。在一次讨论裁减兵员的会上,张学良因身体原因临时离开,会议由杨宇霆主持,当张回来询问会议进展情况时,杨宇霆则极不礼貌地阻挡说:“你不知,你不要管”。像这样喧宾夺主的情况,经常出现。杨宇霆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2］。上述杨常坚持要组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只是其中的一例。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一同来见张,杨提出要扩充东三省兵工厂事宜。张学良表示东北目前财政情况紧张,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亦应紧缩,纵使必须扩充,现在也无财源。杨说可从铁路局每月拨若干经费,补充兵工厂。张学良转询常荫槐,常荫槐立即应允可以。这让张学良不解和不满,因为前不久,张曾向常要求由铁路筹款若干补充军费,却遭到常的拒绝。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违背最高执政者意志的言行,无论是从所处地位角度,还是从为政者规则的角度看,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了大忌。

其次,杨宇霆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张学良不以长官尊之。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易帜后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而杨宇霆坚持不同意张学良为其安排的任何职务,当时仅是东三省军工厂督办,两人职位相差悬殊。然而,在杨宇霆的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特别是后来,张学良染上严重嗜好,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在不得已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张杨两人的关系,在东北易帜前后,处于相当不正常的状态。

再次,常荫槐写信给,提出“东北之事不必找张”。常荫槐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捎去一封信,吕荣寰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政治意识过强,我们现在不能揣测。他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狂妄地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3］。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这种动摇主帅地位的言行,当然令张气愤不已。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样做,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说杨宇霆、常荫槐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从政治的角度,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政经验教训的角度,是从当时东北政局的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说的。而如果从杨常所作所为的事实角度看,他们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第一,从上述杨宇霆、常荫槐各种轻视长官或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看,显然犯有从政之大忌。但考诸事实都属于从政作风和工作经验的范畴,均未触犯法律,当然也无应杀之罪。

第二,从“暗结党羽,图谋内乱”这一罪状看,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杨宇霆除了和常荫槐关系密切外,没有发现他有意勾结任何人,他在东北政界虽然影响较大,但在军内没有基础,所以,既无图谋内乱的行为,更无实施内乱的力量。说杨常“勾结共党,颠覆国府”,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说杨宇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一条,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上述关于杨常越俎的个例,均可看做是把持庶政的“罪证”。阻挠和议一点,是指在易帜前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期间,关内各派势力均派代表来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和白崇禧派的代表,在与杨宇霆接洽后,不去面见张学良。当张学良发现后责问杨宇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见我?杨回答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张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宇霆无以回答。此事虽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终归不能判定为“阻挠和议”。

第四,关于“侵款渎职”一条,是不具事实依据的。在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于珍等清理杨家财产,经内外清查,杨家财产有60万元左右。“夫以一时之雄,积累十数载”,而仅有此数,这在当时军阀家产积累中,是数目最少者。与吴俊升一万万五千万元家产相比,其侵款之罪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说他们渎职,这与杨常两人勇于任事的作风,更不相符。

第五,说从该被告人家中“起获军械子弹甚多”。这一条实际上,是万福麟向张学良报告说常荫槐私自从捷克购买枪支一事,而并非是从家中起出枪支弹药。未经请示私自购枪,是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在当时是有不同解释的［4］。而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自由后坚持认为确有此事,他“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剩下来的再交给军队”［5］。扩充军队和购置武器,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势下都是一个令人敏感的问题,这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和警觉是非常自然的。

对上述所列杨常罪状进行分析,有的是不成立的。有的虽然成立但证据不充分,如把持庶政的事实很多,但均未构成犯罪。有的虽然问题严重,如擅自购枪一事如确实存在,这是十分严重的事件。但也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完全可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处理。总之,作为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作为一省之长常荫槐,他们的言行是有问题的。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三、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

我们清楚地看到,杨常两人虽然有错,却无应杀之罪。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们,而且是采用这种方式,这是由以下诸因素促成的。

第一,轻信离间挑拨,致使猜疑加重,导致张起杀心。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被炸死时,消息是杨先知道后来告诉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就产生疑惑。最早对杨不满,是在对待张宗昌问题上,当时张宗昌要回东北,张学良不同意,张宗昌就要打回东北。研究决定抓到张宗昌后处死,由杨宇霆指挥对他的作战。抓到张宗昌后,杨把他给放了,并告诉他说,张学良的本意是要枪毙他。对此,张学良认为杨宇霆居心不善,后来,张对杨的疑心日积月累,不断加重。

张学良疑心加重,首先是日本人挑拨的。被炸死后,日本各界有许多人来沈悼唁,村冈司令官初次会见张学良时,除虚伪地对的逝世表示哀悼外,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而军事顾问土肥原大佐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这两位军人的离间是直白的,而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则是外交老手林权助的委婉提醒和比喻。死后,日本派林权助为特使到奉天致唁。林由日本起程时对人说:“我和张雨亭是老朋友,我见了老世侄张学良,只须痛哭一场,不由他不念故交,不走亲日路线。”林到奉天后,果然表现得十分精彩,真有点像柴桑口孔明祭周瑜之架式,涕泪纵横。林权助返回日本时,在东京火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张学良看到了经人翻译的这段讲话后,为了了解这段历史,特到书店购买一本《东洋史》。这段史实是: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其子丰臣秀赖继承了秀吉幕府的大权。他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均由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后来,德川家康突然发动政变,竟把女婿丰臣秀赖逼得自杀而死,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学良看了这段历史,自然对号入座。想到这里,他不禁毛骨悚然,深恐自己成为丰臣秀赖第二。张学良在书上对这段历史,特别作了朱批圈点。

与林权助采用同一手法的还有另一个人,他时任东亚经调局理事长,也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大川周明。在张学良继任不久,大川周明将一本《日本外史》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把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政权、杀害丰臣秀赖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问题很显然,这决不是对张学良有所厚爱,他和林权助的谈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希冀张杨之间发生火并,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林权助和大川周明利用历史进行委婉地挑拨,要比两位军人直白地离间厉害得多。这段历史,让张学良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必然导致他心理上多疑,行为上的猜测。这种多疑和猜测的心理加重,又必然不断放大杨常身上本来就具有的傲慢无礼行为,并最终导致张学良下决心除掉杨常。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确实是《日本外史》等书,促使张学良下了杀害杨常的决心。

日本除了这种直接挑拨活动外,还利用日本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民意测验,利用浪人特务等出卖一些所谓的情报,以制造东北集团内部的摩擦,激怒张学良,其用心可谓十分明显。此外,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是导致杨常被杀的因素之一。

第二,张与杨常之间的权力之争,是导致张学良杀害杨常的根本原因。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面临复杂而严峻的东北政局,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心理上,他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年仅28岁的张学良处于如此高位,他需要东北政要们全身心的支持和尊重,而杨常二人却任事有余,尊重不足,甚至有动摇主帅地位之言行。这是张学良所不能容忍的。杨常的不敬行为,对于具有多年军旅生涯的张学良来说,自然要产生“杀以立威”的想法。从杨常被杀后张给杨宇霆夫人的信中可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指杨)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6］。发出“不必一人包办垄断”的呼喊,说明杨常的行为,已经影响甚至是威胁到了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主帅的权威和心理,张学良作出反应是必然的。

杨宇霆之所以“包办垄断”一切,是因为他自命诸葛,目中无人;而张学良却不是西蜀的刘阿斗,他在阻止这种包办未果后,必然要采取更激烈的行为。张学良在枪杀杨常后说:“我不管办什么事,他都不同意,他决定要办的事,不许我有二语,一定要照他的办,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呢?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7］这段表白应该是张学良杀杨常的本质原因。为了巩固自己作为司令的地位,维护个人的权威,“杀以立威”就成了张学良的一种选择。

第三,最后决定和实施杀杨常,都是由偶然事件促成。日本人的挑拨,让张学良疑心加重;杨常包办跋扈,让张也感到不能容忍。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张学良始终是疑虑重重,很难作出决策。特别是要杀死杨常这样重量级人物,东北集团内部会怎么样?南京政府怎么看?国际上特别是日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最终导致他下决心要杀杨常的,是由杨宇霆为其父做寿引起。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在小河沿私宅为其父做寿。当天,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张灯结彩,盛况空前。、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各地实力派人物亦派代表来沈祝贺。东北各界达官显贵,更是争先恐后,极尽巴结讨好之能。祝寿之日,张学良亦偕原配夫人于凤至驱车前来,往寿堂前行三鞠躬礼,礼毕进入客厅时,并未得到杨的格外礼遇。张学良进入杨公馆时,客厅里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到来也并不以为意。唠嗑的唠嗑,喝水的喝水,打牌的打牌,只有少数的几个站起来以示尊重。而时隔不久,当杨宇霆进入客厅时,全厅人员肃然起立。更为严重的是,席间,杨宇霆的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也对杨恭维备至,称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

目睹这般情形,张学良的心情当然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于凤至又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行,他眼里还有你吗”。杨宇霆的行为已经让张学良感到不安,而于凤至的这番话,又深深地刺激着他。于凤至一直主张张杨两家和好的,她态度的突然转变,对张下决心杀杨常是个重要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从7日晚开始,张开始思考是否杀杨常的问题了。据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处长王家桢回忆,10日上午王被张学良召去,问他:“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呢”。王家桢也摸不着头脑,不知张的所指,就回答说:“若是纯粹是我们内部的事,那就用不着理会外国人的意见了”。由此,可得出结论,张学良用卜卦的方式,来决定杀杨常的时间,最早是7日晚间,最迟是9日晚间。

张学良决定要杀杨常,但何时实施,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杨常在10日强逼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不一定发生在10日,或许推迟。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形的变化,张学良也或许放弃这一决定。是杨常要求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这一偶然性事件,促使杨常于10日晚被杀。

四、对杨常被杀事件的评析

张学良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的重大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既体现了张学良作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和气魄,也反映出他不自信的一面,同时,对东北政局也带来了重大影响。

1.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性质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一个是兵工厂的督办,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竟以约谈工作的名义处死这两人。首先从方法上,张学良采取的是中世纪喋血“功臣”之类的老办法来解决权力之争,是极不可取的。古代社会喋血功臣均是为了权力,而张学良也同样是为了权力。据张学良的一位亲信说: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张学良强调“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是对权力之争的明确注释。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张学良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领导地位,才采取这种方法杀害了杨常。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治健全,张与杨常的矛盾是不难解决的。可当时的中国,虽名为民国,实际仍属封建专制类型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法治可言。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有东北奉系集团的特殊环境,更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张学良在杨常被杀后,特别是在他恢复自由后,谈到枪杀杨常的原因时,认为杨常虽无“叛变行为”,但“偷买了军火”,即“等于准备叛变”，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而杀害杨常的。这是张学良回避本质原因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成分。

2.张学良处死杨常后的影响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突然被杀,首先是对东北的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对张学良来讲,达到了杀人“立威”的目的。原来东北军政派系矛盾很深,尤其是以杨宇霆为首的一派和以郭松龄为首的一派之间的矛盾,没有因郭松龄被杀而消失,相反则更为激烈。郭、杨两人先后死去,派系矛盾彻底解决了,东北军政领导权都集中在张学良一人之手。特别是张学良以非常手段杀了杨常,更显示了他的不测之威。于是,张学良在政治上威慑力大大提升,由此导致其威信度的提高。从而使东北的政令军令统一顺畅,出现了一片团结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对东北领导集团来讲,则失去了两个难得的干才,两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杨宇霆死后,在对日本交涉方面失去了一个折冲樽俎、在紧急时可以缓冲局势的得力人物;在内政方面失去了一个能掌握全局深入实际的辅佐人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学良是“自毁长城”。常荫槐精明强干,魄力非凡,在任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曾是修建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整治北宁路(北京至沈阳)的得力主持者,他死后,东北交通事业的管理失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3.对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评价

张学良以上述手段处死杨常,会自然出现“立威”和“失去干才”的结果。那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呢?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张学良显示了非凡的决策能力和无所畏惧的气魄。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应具备的素质。然而,从杨常无应杀之罪而杀之来看,恰是张学良不自信的表现,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是自信的表现,应该是用行政的办法,用法治的手段和程序,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他认为其他办法都不能控制杨常,不足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才采取这种喋血功臣的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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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范文篇3

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俄两国相邻，历来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东北获得了“特殊权益”，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商品。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至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东北贸易进口额的70％，占出口总额的75％。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4亿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额资本的涌进，严重摧残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鉴于发展经济对于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发出了“东北新建设”的号召。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1929年10月8日，张学良提议成立东北新建设委员会，通盘筹划东北新建设事宜。他认为，所谓“东北新建设”或“建设新东北”，“新”就是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教育，整顿金融，振兴民族经济，为东北实现经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北新建设实施过程中的经济建设

1．整顿金融业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东北本币奉票发生毛荒：1925年10月17日，奉票与现洋百元之比为229，到1928年猛增到2510，而到1929年6月24日则增至7200。奉票的急剧贬值导致物价飞涨。日本乘东北金融混乱之机，大量向外抵借。张学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果断采取了以下措施。

(1)开源节流，整顿财政。在节流方面的措施是：压缩军费开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编。将军队由原来的40万精简到30万，组织编余过剩人员实行军垦。在开源方面的措施主要是组织农产品外销和整顿税收。粮食作物主要销往关内各省，作为汇兑基金。大豆等经济作物销往海外，换取现金和外汇。整顿税收主要是取消了不合理的“零星税”，改征粮捐。废除厘金恶税，实行新税制。

(2)提高奉票信誉，改革东北币制。①奉票50元兑现洋1元，将东三省官银号改为7成金银、3成有价证券做准备金，提高奉票信誉，稳定牌价。②发行大洋票，充分兑现。大洋票由官银号、边业、交通、中国四家银行联合发行，准备由南到北逐步代替奉票与哈(尔滨)大洋。发行大洋票准备金充足，官银号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列入，另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同意，发行辽宁省烟卷统税库卷3000万，实得2900万，全部准备金在7000万以上。

(3)注重人才培养，引进西方先进金融管理经验。张学良先后派人去英美实习银行业务和留学，并要宋子文推荐一些人才来奉。1930年，张学良下令成立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以留学英、美的专家、学者为主组成金融研究机构。这些人不仅在理论上对财政金融作指导，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行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

由于采取以上有效措施，基本上使奉票毛荒现象得到控制，市场逐步繁荣。1929年东北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盈余1415．48万元。

2．发展农业

(1)推行军垦和民垦。张学良效仿中国历史上汉代“寓兵于农”的做法，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1928年7月，兴安屯垦区公署成立，炮兵司令邹作华被任命为兴安屯垦区督办，着手实行军垦。军垦以邹作华的炮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和编余军官队以及炮兵营为主体。实行军垦既解决了军队的安置问题，又可发展农业，多生产粮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况且兴安山区地处东北北部，一向无兵把守，边防松弛，自从实行军垦之后，边防得以巩固。

在实行军垦的同时，兴安屯垦区亦实行民垦。其具体做法是提倡和鼓励关内的农民移民东北，并为此特立法规。例如：在《兴安屯垦区移民办法》中明文规定“被移民户住室，由公家予为建筑”等等。铁路部门对难民实行免费运送。1929年兴安屯垦区公署分五批安置河南、山东难民944户，4857人，仅1929年，整个屯垦区即有196236垧荒地被开垦出来。

(2)使用拖拉机等现代农业机具。在农业生产中，张学良积极主张推广使用拖拉机等现代农业机具，组织和加强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鼓励农民种桑养蚕，植树造林，开展多种经营。

上述措施推动了东北农业现代化建设。东北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长，仅以经济作物大豆为例，1923年产量为300万吨，到1930年，产量翻了近1倍，达到584万吨，创历史新高。

3．发展民族工业

东北是我国工业发达地区。帝国主义入侵前，这里的民族工业就已经建立起来，其中煤炭、铁矿的开采，钢铁、冶炼、纺织以及榨油等工业，闻名全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北的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深入，东北的民族工业处于萧条和停滞状态。张学良为了使东北民族工业复兴，制定了一系列扶植政策，使濒临消亡的民族工业得以复兴和发展。

(1)创建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

当时，在日本学制陶的杜重远回国后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肇新窑业公司，张学良令东北矿务局所属各矿、辽宁铁路局、兵工厂及边业银行给予支持。1928年8月，张学良视察肇新公司，得知其资金不足后，由边业银行拨12万元作为他个人投资。不久，张学良又敦促辽宁省政府批准肇新公司免纳营业税5年，以促进肇新公司的发展。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厂方的努力下，肇新公司发展成为拥有陶瓷工人600余名，砖瓦工人500余名，瓷窑14座，机器26台，生产能力达1200万件，产品有20多种花色规格的现代陶瓷制造工厂。肇新公司的产品质优价廉，畅销东北各地，闻名国内外，挤垮了日本在大连的陶瓷企业。

(2)制造我国第一辆载重汽车

我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在东北诞生的。1928年，张学良在辽宁迫击炮厂中附设民生工厂，拨款70万元，准备生产汽车和拖拉机。为此还设立了“东北经济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并派人出国学习西方技术。1931年6月，民生工厂制成我国第一辆载重4000磅的越野车，命名为“民生牌”。

张学良在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工业的同时，对日资企业采取限制政策。1929年，向日本宣布废弃抚顺煤输出协定，否认抚顺油页岩采掘权，增征日本投资的振兴公司之铁捐等。1930年，辽宁省政府发出《禁止中日合办合作事业训令》和《禁止购买日货密令》等决定。

到1930年，东北民族工厂如纺纱、制陶、造纸、制粉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仅制粉厂就有45个，除日资1个、法资3个外，其余都是中资的。

4．发展交通运输业

在东北地区中日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撞击集中在铁路问题上。张学良发展东北交通事业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他长期抵制日本居心险恶的“铁路交涉”阴谋，加紧修筑中国人自己掌控的铁路。日本帝国主义除了保持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外，极力谋取中国东北新建铁路的投资权、修筑权、经营权或借款优先权，并以“平行线”为借口阻止中国自建自营铁路，藉以控制中国东北的全部铁路。为此，自1907年4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生的所谓铁路交涉案件达54起之多，涉及21条铁路。

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特权，垄断和控制东三省铁路的企图，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先抓修建铁路与海港。1928年7月30日，张学良改组东北交通委员会，接管了东北境内除日本独资如南满、安奉两条铁路外的所有路线，并参与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监督管理。张学良极力推行自建自管的建港筑路方针。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新铁路网计划，主要是延长东西两大干线，增修热河至北平的南大干线，三大干线间以支线结成铁路网，均通葫芦岛商港，三大干线要新修2254公里，支线4070公里，合计6324公里，超过当时东北铁路总长度，计划20年内完成。

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利用本国资金和技术共修筑了10条铁路，营业里程1521．7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的25％，占全国铁路总长的10％以上，同期，葫芦岛新商港建设先期工程已完成，具有了一定的吞吐作业能力。东北自营的交通运输体系已形成，打破了日本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为增强民族经济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5．改革通讯业

最早的东北无线电台，创建于1923年，设在沈阳故宫内。当时它“只能与东北各大埠，如长春、哈尔滨、营口、卜奎等处，传递官报”。1924年2月，东北无线电台设有世界无线电收发处，配有一部收发机，可直接接收欧美各国电报，并可收听世界各国的电讯新闻。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对电信机构进行了必要的改革。1929年，原东北无线电监督处被撤销，将东北全区无线电改为总台制，以奉天为总台，由无线电专家陈先舟任台长。改制后，总台在各大中心城市及边远地区相继建成数十家无线电台。至1931年，有线电线路在陆地架设23535里，水下38544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

东北通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打破了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的电报权。加强了国际国内经济交流，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了现代化通讯保障，从而扩展了民族工业的投资领域。

三、东北新建设的启示

张学良倡导的东北新建设虽然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但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东北地区现代化建设项目中，有十大工程居中国现代化第一。张学良主政东北的三年，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东北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东北新建设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示。

1．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

张学良为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实力，极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强盛，不愿意看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曾说过：“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因此，张学良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在九一八事变的爆炸声中化作了一股青烟。这再一次证明，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必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2．发展教育，培养实用人才，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张学良对发展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尤为深刻。他执政东北前后，提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先后捐资200万元，用以改善东大的校舍和教学设施。为了提高东大的教学质量，不惜重金聘请一批学有所长的著名专家学者来东大任教。为了造就高级的实用人才，他资助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去国外留学深造。到1929年，东大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个学院的综合性一流大学。

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张学良还重视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捐资创办了同泽中学、新民小学等一批中小学校。东北境内的中小学校数量和质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张学良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建立各种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至1930年，全省各类职业学校达45所，在校学生2740人。这批学生成为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实用人才。

3．重视科学，引进先进技术。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张学良在推进东北新建设的过程中，提倡科学，重视引进先进技术，改进落后的生产设备。如兴安屯垦区大量引进、试用和推广西方新式改良用具。1930年，张学良从美国购进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收获庄稼，开创了中国军民使用拖拉机之先河。

4．多方筹措资金发展经济，振兴实业。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张学良提倡利用东北自身的资金，发展东北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入侵的政策，推动了东北民族工业经济的日益繁荣。这点在发展交通业上尤其突出。东北修建铁路的方针是自建自营，其资金来源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1928年10月，东北交通委员会规定，国营的由京奉铁路投资；省营的由政府投资；官商合办的由省政府与民众投资。自建自营铁路起到了收回本国利权的作用。

张学良鼓励华侨将资金技术转向东北，振兴实业。1929年4月，东北当局颁布了奖励华侨投资办法。1930年6月，张学良指令东北农矿厅、建设厅汇编各种合乎华侨投资开发的实业的详细计划书。同年11月，农矿厅制订出《华侨投资实业计划书》，其中有铁路投资实业、公路投资实业、垦务投资实业等。

5．振奋民族精神。反对日本侵略，是经济现代化的动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源。张学良认识到，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增强军事、经济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唤起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此，他主政东北时期积极支持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东北的反日爱国团体“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后改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会”等组织都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和赞助。由辽宁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等组织的“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一二年间，分会即发展到120多个，参加成员广泛。协会定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对市民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出版刊物，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中华民族的精神蕴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只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民心才能不死，国脉才能永续。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张学良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奋起抢救民族文化，搜集、挖掘东北文化遗产，以振奋民族精神，抵御外国文化之侵略。

张学良范文篇4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新建设；经济现代化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除了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祖国以外，还体现在他一直致力于和平建设国家方面。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曾大力推进东北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学术界同仁研究东北新建设中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对当代的启示略显薄弱，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东北新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俄两国相邻，历来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东北获得了“特殊权益”，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商品。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至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东北贸易进口额的70％，占出口总额的75％。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4亿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额资本的涌进，严重摧残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鉴于发展经济对于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发出了“东北新建设”的号召。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1929年10月8日，张学良提议成立东北新建设委员会，通盘筹划东北新建设事宜。他认为，所谓“东北新建设”或“建设新东北”，“新”就是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教育，整顿金融，振兴民族经济，为东北实现经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北新建设实施过程中的经济建设

1．整顿金融业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东北本币奉票发生毛荒：1925年10月17日，奉票与现洋百元之比为229，到1928年猛增到2510，而到1929年6月24日则增至7200。奉票的急剧贬值导致物价飞涨。日本乘东北金融混乱之机，大量向外抵借。张学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果断采取了以下措施。

(1)开源节流，整顿财政。在节流方面的措施是：压缩军费开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编。将军队由原来的40万精简到30万，组织编余过剩人员实行军垦。在开源方面的措施主要是组织农产品外销和整顿税收。粮食作物主要销往关内各省，作为汇兑基金。大豆等经济作物销往海外，换取现金和外汇。整顿税收主要是取消了不合理的“零星税”，改征粮捐。废除厘金恶税，实行新税制。

(2)提高奉票信誉，改革东北币制。①奉票50元兑现洋1元，将东三省官银号改为7成金银、3成有价证券做准备金，提高奉票信誉，稳定牌价。②发行大洋票，充分兑现。大洋票由官银号、边业、交通、中国四家银行联合发行，准备由南到北逐步代替奉票与哈(尔滨)大洋。发行大洋票准备金充足，官银号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列入，另经国民政府财政部同意，发行辽宁省烟卷统税库卷3000万，实得2900万，全部准备金在7000万以上。

(3)注重人才培养，引进西方先进金融管理经验。张学良先后派人去英美实习银行业务和留学，并要宋子文推荐一些人才来奉。1930年，张学良下令成立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以留学英、美的专家、学者为主组成金融研究机构。这些人不仅在理论上对财政金融作指导，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行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

由于采取以上有效措施，基本上使奉票毛荒现象得到控制，市场逐步繁荣。1929年东北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盈余1415．48万元。

2．发展农业

(1)推行军垦和民垦。张学良效仿中国历史上汉代“寓兵于农”的做法，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1928年7月，兴安屯垦区公署成立，炮兵司令邹作华被任命为兴安屯垦区督办，着手实行军垦。军垦以邹作华的炮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和编余军官队以及炮兵营为主体。实行军垦既解决了军队的安置问题，又可发展农业，多生产粮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况且兴安山区地处东北北部，一向无兵把守，边防松弛，自从实行军垦之后，边防得以巩固。

在实行军垦的同时，兴安屯垦区亦实行民垦。其具体做法是提倡和鼓励关内的农民移民东北，并为此特立法规。例如：在《兴安屯垦区移民办法》中明文规定“被移民户住室，由公家予为建筑”等等。铁路部门对难民实行免费运送。1929年兴安屯垦区公署分五批安置河南、山东难民944户，4857人，仅1929年，整个屯垦区即有196236垧荒地被开垦出来。

(2)使用拖拉机等现代农业机具。在农业生产中，张学良积极主张推广使用拖拉机等现代农业机具，组织和加强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鼓励农民种桑养蚕，植树造林，开展多种经营。

上述措施推动了东北农业现代化建设。东北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长，仅以经济作物大豆为例，1923年产量为300万吨，到1930年，产量翻了近1倍，达到584万吨，创历史新高。

3．发展民族工业

东北是我国工业发达地区。帝国主义入侵前，这里的民族工业就已经建立起来，其中煤炭、铁矿的开采，钢铁、冶炼、纺织以及榨油等工业，闻名全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北的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深入，东北的民族工业处于萧条和停滞状态。张学良为了使东北民族工业复兴，制定了一系列扶植政策，使濒临消亡的民族工业得以复兴和发展。

(1)创建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

当时，在日本学制陶的杜重远回国后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企业——肇新窑业公司，张学良令东北矿务局所属各矿、辽宁铁路局、兵工厂及边业银行给予支持。1928年8月，张学良视察肇新公司，得知其资金不足后，由边业银行拨12万元作为他个人投资。不久，张学良又敦促辽宁省政府批准肇新公司免纳营业税5年，以促进肇新公司的发展。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厂方的努力下，肇新公司发展成为拥有陶瓷工人600余名，砖瓦工人500余名，瓷窑14座，机器26台，生产能力达1200万件，产品有20多种花色规格的现代陶瓷制造工厂。肇新公司的产品质优价廉，畅销东北各地，闻名国内外，挤垮了日本在大连的陶瓷企业。

(2)制造我国第一辆载重汽车

我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在东北诞生的。1928年，张学良在辽宁迫击炮厂中附设民生工厂，拨款70万元，准备生产汽车和拖拉机。为此还设立了“东北经济委员会”主持这项工作，并派人出国学习西方技术。1931年6月，民生工厂制成我国第一辆载重4000磅的越野车，命名为“民生牌”。

张学良在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工业的同时，对日资企业采取限制政策。1929年，向日本宣布废弃抚顺煤输出协定，否认抚顺油页岩采掘权，增征日本投资的振兴公司之铁捐等。1930年，辽宁省政府发出《禁止中日合办合作事业训令》和《禁止购买日货密令》等决定。

到1930年，东北民族工厂如纺纱、制陶、造纸、制粉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仅制粉厂就有45个，除日资1个、法资3个外，其余都是中资的。

4．发展交通运输业

在东北地区中日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撞击集中在铁路问题上。张学良发展东北交通事业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他长期抵制日本居心险恶的“铁路交涉”阴谋，加紧修筑中国人自己掌控的铁路。日本帝国主义除了保持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外，极力谋取中国东北新建铁路的投资权、修筑权、经营权或借款优先权，并以“平行线”为借口阻止中国自建自营铁路，藉以控制中国东北的全部铁路。为此，自1907年4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生的所谓铁路交涉案件达54起之多，涉及21条铁路。

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特权，垄断和控制东三省铁路的企图，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先抓修建铁路与海港。1928年7月30日，张学良改组东北交通委员会，接管了东北境内除日本独资如南满、安奉两条铁路外的所有路线，并参与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监督管理。张学良极力推行自建自管的建港筑路方针。1930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新铁路网计划，主要是延长东西两大干线，增修热河至北平的南大干线，三大干线间以支线结成铁路网，均通葫芦岛商港，三大干线要新修2254公里，支线4070公里，合计6324公里，超过当时东北铁路总长度，计划20年内完成。

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利用本国资金和技术共修筑了10条铁路，营业里程1521．7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的25％，占全国铁路总长的10％以上，同期，葫芦岛新商港建设先期工程已完成，具有了一定的吞吐作业能力。东北自营的交通运输体系已形成，打破了日本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为增强民族经济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5．改革通讯业

最早的东北无线电台，创建于1923年，设在沈阳故宫内。当时它“只能与东北各大埠，如长春、哈尔滨、营口、卜奎等处，传递官报”。1924年2月，东北无线电台设有世界无线电收发处，配有一部收发机，可直接接收欧美各国电报，并可收听世界各国的电讯新闻。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对电信机构进行了必要的改革。1929年，原东北无线电监督处被撤销，将东北全区无线电改为总台制，以奉天为总台，由无线电专家陈先舟任台长。改制后，总台在各大中心城市及边远地区相继建成数十家无线电台。至1931年，有线电线路在陆地架设23535里，水下38544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

东北通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打破了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的电报权。加强了国际国内经济交流，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了现代化通讯保障，从而扩展了民族工业的投资领域。

三、东北新建设的启示

张学良倡导的东北新建设虽然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但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东北地区现代化建设项目中，有十大工程居中国现代化第一。张学良主政东北的三年，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东北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东北新建设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示。

1．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

张学良为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实力，极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强盛，不愿意看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曾说过：“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因此，张学良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在九一八事变的爆炸声中化作了一股青烟。这再一次证明，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必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2．发展教育，培养实用人才，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张学良对发展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尤为深刻。他执政东北前后，提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先后捐资200万元，用以改善东大的校舍和教学设施。为了提高东大的教学质量，不惜重金聘请一批学有所长的著名专家学者来东大任教。为了造就高级的实用人才，他资助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去国外留学深造。到1929年，东大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个学院的综合性一流大学。

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张学良还重视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捐资创办了同泽中学、新民小学等一批中小学校。东北境内的中小学校数量和质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张学良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建立各种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至1930年，全省各类职业学校达45所，在校学生2740人。这批学生成为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实用人才。

3．重视科学，引进先进技术。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张学良在推进东北新建设的过程中，提倡科学，重视引进先进技术，改进落后的生产设备。如兴安屯垦区大量引进、试用和推广西方新式改良用具。1930年，张学良从美国购进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收获庄稼，开创了中国军民使用拖拉机之先河。

4．多方筹措资金发展经济，振兴实业。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张学良提倡利用东北自身的资金，发展东北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入侵的政策，推动了东北民族工业经济的日益繁荣。这点在发展交通业上尤其突出。东北修建铁路的方针是自建自营，其资金来源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1928年10月，东北交通委员会规定，国营的由京奉铁路投资；省营的由政府投资；官商合办的由省政府与民众投资。自建自营铁路起到了收回本国利权的作用。

张学良鼓励华侨将资金技术转向东北，振兴实业。1929年4月，东北当局颁布了奖励华侨投资办法。1930年6月，张学良指令东北农矿厅、建设厅汇编各种合乎华侨投资开发的实业的详细计划书。同年11月，农矿厅制订出《华侨投资实业计划书》，其中有铁路投资实业、公路投资实业、垦务投资实业等。

5．振奋民族精神。反对日本侵略，是经济现代化的动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之源。张学良认识到，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增强军事、经济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唤起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此，他主政东北时期积极支持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东北的反日爱国团体“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后改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会”等组织都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和赞助。由辽宁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等组织的“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一二年间，分会即发展到120多个，参加成员广泛。协会定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对市民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出版刊物，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张学良范文篇5

作为军人，张学良对军队的军事技术教育尤为重视。他对军官的考核、升迁有着严格的军事技术要求和规定，经常是以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的成绩，作为考核评分和奖惩的标准。对待下级军官和军士的军事培训他也极为重视。1928年他刚主政东北即通令“各军一律添授内堂，每日上课一二小时，添授中国武术，每日至少一小时”[1]。成立各类高、中、初级军事教育机构，设立轮训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和训练军士的教导队等，都是张学良提高东北军军事技术素质的具体措施。例如在培养初级军事人才的讲武堂，教官多聘请北京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军事教育课程也主要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教程制定。在学科方面有典、范、令、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教学内容;在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教学内容，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均由各专属教官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学员的野营演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通信作业、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学习国外先进军事技术，张学良多次选送学员出国培训。例如1925年3月张学良一次性就送出35人到法国留学。其中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余名学员中，挑选年龄小、体格健壮的葛世民、白景丰、王常立、朱长凯等28人学习航空;在陆军中挑选李健勋、尚业昌2人学陆军;在北京工科和中法专门学校挑选杜采林、于天民等3人学机械，还有翻译2人。28人学习航空者，有18人在招收学员条件非常严格的法国毛兰纳航空学校接受学习和训练，10人在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学习和训练，主要学习机械、驾驶、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28人毕业后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航空人员资格。1926年，这28人又先后在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在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35团参加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实际战斗见习。1927年初学成回国，成为当时中国空军界令人瞩目的有生力量[2]。

二、军队政治思想教育——张学良强调要树立为民族争生存的思想意识

统帅下的东北军，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灌输封建的“忠君”思想，要求部队“效忠”个人，服从的意志，感激的“恩泽”，甘心情愿充当的家兵。张学良在东北军改造中，特别注重现代化新式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力求把东北军由过去的军阀军队改造成为“国家的武力”和“民众的武力”。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以人格为立身之本”，1930年1月他在葫芦岛航警学校轮机班毕业典礼上提出:“航警学校之创立，意在造成海军专门人才”，“诸生毕业后，应重实习，尤须与下级士兵同其甘苦，并当不畏艰难，发扬朝气。现中国海军尚在幼稚时代，欲求发达，端赖人材，否则纵有海军，徒资敌用，甲午之役可为殷鉴。近来外患更亟，诸生既为军人，有捍卫国家之天职，责任重大，今举三事，用相策励:一、修养人格;二、继续求学;三、放大目光。三者之中，以人格为立身之本，更须注重为党国之干城，树军人之模范”[3]255。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认清军队为国民所共有”，1931年5月他在呼吁和平统一时强调:“操军权者，不过受国民之委托，代其节制训练，既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更非任何个人所得而滥用”，只要认清这一点，“则一切祸根，立可消除。军人能克制权欲，服从命令，以国利为前提，以民意为依归，军队始得谓民众之武力;军人以此自勉，社会以此策励，和平统一乃得植牢(于)不可拔之根基”[3]462。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9月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东北军毕业学员训话:“国家已经到了今天这样地步，国人胥应有最大觉悟，用最大的努力，以挽救危亡。每一个人都应知道，要想把今日中国弄得好，任何阶级都要负责任;尤以吾侪军人负责特重”。“我们更不要忘记的是:生于东北的军人对于收复失地复兴民族的责任，所负尤大。应当无时无地不在记着，你们是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东北父老对于你们有最(殷)切的期待。”[4]810－811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牢记“军人以卫国为天职”，1936年他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多次发表抗日理论与实践讲演，强调“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东北军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东北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对联共抗日的工作发生很大影响。王以哲是张学良最得力的助手，很受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我们仅从王以哲任第七旅旅长时，亲自编写的“旅训”、“旅歌”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教育理念。王以哲写的旅训是:“我民族受强邻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旨意，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王以哲写的旅歌是:“痛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磨，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王以哲还要求部队每天早晚点名时都由值日官领读、领唱，借以教育部队。

三、军纪风纪教育——张学良强调要造就爱国爱民的文明军人

张学良非常厌恶旧军阀军队扰民之作风，在他的军队教育理念和实践中，特别强调军纪风纪教育。1923年张学良担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监督和军士教导队队长时，就要求学兵要有爱心，要爱人民，爱国家。他说:“爱者，爱人民也。吾军人食国家之饷乞，何莫非国民之脂膏，乃有军人欺凌百姓，非国家养兵之意也，故人人须具爱国心。”[5]6强调“本队欲以格律之教育，造成文明之军人。无论从学校或军队中来者，一律须受本队之新教育新陶冶，变放荡而秩序，化粗野为驯雅。不但可作兵卒之模范，且可作一切人民之模范”[5]9。他曾多次表示厌恶内战，更对自己参加打内战，使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深感难过和内疚，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多次训令要求“各军应本爱护人民之旨，严饬所部，不但对于地方力戒骚扰，尤宜斟酌情况，予以协助维持，务使各安生业。……如有不法军人，以拉夫抓车扰及地方者，即按军法严惩，以重民生，而肃军纪，是为至要”[5]119。为整饬军纪，张学良还曾险遭不测。那是1926年9月中旬，奉军骑兵师穆春所部，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还抢走当地著名喇嘛庙的金佛，民不堪苦，喇嘛不满，便向张学良控诉。张学良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张家口处理此案。在张学良召集该师军官和士兵集合训话时有人向其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四起，死伤惨重，卫队长姜化南为掩护张学良而中弹身亡。面临如此险境，张学良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平息骚乱，当场枪毙该师团长于奉林，然后将师长穆春、旅长王永清和徐永和带回北京关押查处。1928年9月12日，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就颁布《整顿军纪风纪的布告》，历数奉军种种不法行为，强调必须以“整饬军纪风纪为先，若不严饬取缔，将何以安地方而保商民”。要求“凡我军人务宜遵守纪律为职责，服从为天职，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倘再有故犯以上等等不法行为，准被害者指名告发，—经查实，定按军法分别从严惩处，决不姑宽”[5]109。并详列整顿军纪风纪条例13条公布于众。1934年张学良重掌东北军后，更是严格检查、教育、约束东北军的军纪风纪，清理、整顿和改善东北军。他深入东北军进行调查巡视，发现东北军有三大致命弱点:即生活不严肃，态度蛮横，不良嗜好太多。军官思想迟钝，做事敷衍，更是弱点中的弱点。为此，他反复在部队讲话谈及此事，要求东北军“无论在职责上，名誉上，尤其是在作人上，我们都应该彻底纠正，彻底改善”。严于律己的张学良果敢地承认:“东北军过去的错误，我本身至少要负有95%以上的责任。”[4]684他一再强调:“我们应当深知民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主人;必须竭力爱民，维护地方的安宁秩序，尽量解除民众方面的痛苦，而后军民始能打成一片，始能收军民合作之效。”[5]21他要求“全军将士每个人心中时刻要想着三个问题:(1)你们的一切享受，都是老百姓的膏血，你们拿什么来报答老百姓?怎么样才能使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2)你们要如何地彻底觉悟，振作起精神，以图光大东北军的荣誉?(3)你们常想着如何才能实践长官谆谆告诫的事项？如何才能完成军人神圣的天职”[6]。

四、军队文化教育——张学良强调要培养有文化的士兵

张学良是一个接受过中西文化教育的青年人，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投巨资创办教育的业绩是众所周知的。在军队教育中他也同样高度重视军人的文化教育。他的机要秘书郭为城曾说过:张学良将军的建军、治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贯主张要培养有文化的士兵。张学良的目的就是力图通过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来改造东北军，他曾在一次召见团级军官训话时说:“人没有文化就会愚昧，愚昧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7]。因此，他热诚推行士兵识字教育。早在1924年他就特聘“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主任晏阳初在奉军26、27旅，采用“群众教学法”对士兵进行文化教育。其教育方案是由300名军官教10?000名士兵，即每一营中由一官长任教师，由能读写的士兵任助教或指导，每日上课2小时。第一小时由教师用幻灯教学，第二小时士兵分组学习，由助教随时解答“士兵学生”的读写问题。张学良的士兵识字教育试验在全国军队中尚属首次，效果很好。张学良提高军队文化素质的另一个主要举措是在东北军中成立学兵队，招收高小毕业或肄业的学生成立学生队，学习初中文化课、军事课，英法德日等外文课，学制3年，毕业后大部分升入讲武堂深造，挑选成绩优秀者送海军、空军学校深造或送出国培养。1935年10月，东北军移师西北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就曾接受何柱国的建议在军中办训令班和学兵队，通过东北学生代表到北平，秘密介绍大、中学生在西安成立学兵队，秘密培训抗日骨干力量。而且还主张挑选东北大学毕业生改造东北军的人员结构;起用有思想、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在军中组织读书会;办军中刊物，宣传抗日，提高军人的知识水平，增强军人的民族意识。此外，张学良还在部队干部任用上采取改革措施，如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团附，全部改由军校出身的军官充任，并规定凡遇有团、营长出缺，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调充等等，以提升部队的文化素质。

总之，张学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军队素质、造就军事人才方面有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这种军队教育理念和实践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适应时展的需要，又符合时代前进的潮流，既体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又吸取西方现代化教育理念，深刻地诠释着张学良抵御外侮、强国富民、抗日救亡、复兴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今天我们重温这份思想文化遗产，仍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历史启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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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5]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上卷[M].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

[6]王海晨，胡玉海.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96.

张学良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军人生涯:“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元首的,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二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张学良在父帅身边,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艰难,逐渐产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别是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场。因此,当日本代表林汉助威胁他时,他回击说:“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愤于日本的杀父之仇,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的对象,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息争通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但他却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其原因从客观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协调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看,张学良贸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时表明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曾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很显然,他在具体调停中原大战的过程中,较多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利益。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直到取得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后,才公开发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并派大军入关,实行武力调停,以军事干预制止了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显然,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从而造成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因素。

纵观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地方利益,应该说这期间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的碰撞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对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思想认识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做应变的准备,反而严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沦陷。

1.九一八事变:维护国家统一与保存地方实力的抉择失误

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地方主义不但不能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地方主义的考虑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学良的全国抗战思想。他认为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东北军单独对日作战,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认为如果全国抗日,纵使失败了,也是“玉碎”,如果东北军独自抗战,纵使牺牲了整个东北军也于事无补,是“瓦碎”,他宁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时,张学良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是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只有拥护消灭中共和红军后,才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证。

其次,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事变前,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条约,对日本也不利,关东军“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3］73,致使东北军毫无抵抗,拱手揖盗。

再次,张学良存有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国民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抑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2］24张学良对国联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2］25但形势的发展,使张学良放弃了对国联的幻想。

2.热河失守: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3］64在舆论的冲击和的威逼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三、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1.旅欧归来: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旅欧归来后,面对中外现实,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4］。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5］757。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5］693。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5］76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2.西安事变:国家统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张学良受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5］1067。躬送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从捉蒋、放蒋到送蒋,是他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实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见,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四、张学良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息争统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耄耋之年,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充分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1.身陷囹圄:“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张学良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综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演变,张学良不断迁徙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始终关心抗战进程,数次写信给,请缨抗日。他在信中表达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6］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住在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耻”二字。

这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中,同样表达了激昂的抗日情绪和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6］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之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学良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耄耋之年:“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

解禁后的张学良虽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普通百姓”,其实他的一颗爱国心从未泯灭,他时刻期盼两岸统一、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在90寿庆时他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的一生追求,在耄耋之年,曾多次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很愿意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都是一样。我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我不计较个人的事,但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

张学良对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表示“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他也曾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他建议两岸开诚布公地谈谈,希望和平统一;提醒国人不可忽视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对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表示理解,并愿意在天假之年为祖国统一出力。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体现的是国家统一观的最高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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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范文篇7

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经历代统治者推广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念,其典型就是宋、明两个文弱王朝。后人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甚至提出“士人亡国说”,认为正是过分“重文轻武”导致明王朝军事实力薄弱从而不能抵御清军的攻击。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鸦片大肆泛滥、忽略体育教育、社会经济生活落后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体质日渐虚弱,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夫”。在国势衰微、强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引进西学,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

由于发轫于国势凋零的历史条件,故中国近代体育起初并没有浓厚的竞技色彩,而是带有强烈的“强兵强国”的政治色彩。洋务运动家首先将西洋体操引入军队,并任用洋教习带队练习,其目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1］,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政治高度出发,盛赞西方注重体育教育,“锻炼强民之体魄”,主张中国借鉴西方之长,以体育配合智育,培养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将体育视为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兴旺的政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将体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2］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体育单科学校[CD2]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体育专修科,“以养成小学体育教习”。

由上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逐渐将体育当做救国的重要途径加以提倡,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实践。进入20世纪后,中国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其情势反而愈加急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由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沙俄(及其后的苏俄、苏联)与日本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北人民饱受凌辱,东北面临瓜剖豆分之势。

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在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了被压迫者的切肤之痛。在与进步人士特别是与孙中山的交往中,张学良吸收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精华。“皇姑屯”事件后,他子承父业,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形成了他“体育救国”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五育并重”、注重体育。由于地处一隅,加上清政府实行边禁政策,因此东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教育尤为如此,张学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启超“三育并重”的基础上,张学良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将教育看做救亡的起点与立足点:“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3］672。针对中国当时整个社会忽略体育的现状,张学良感到百倍惋惜:“我们中国教育界,大半不肯注重体育,所以各处学生,多半体质柔弱,把他们的学业,间接耽误了”,“健全的精神,藏在健全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好体育,就是有好学问,也恐无用了”。有鉴于此,张学良要求学生“个个特别注意体育,然后用健全的身体,研究精妙的学问,造成有用之才,方不负国家设学的本旨”［4］。在此,张学良纠正了历史上的理念偏差,明确指出:体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全的身体是智育的物质载体,更是“养成完美人格”、改变国人“东亚病夫”形象的重要途径。

其次,“抵御外辱、复兴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推崇体育,不仅仅把体育看做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将体育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起来。“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为此,张学良主张在学校推行严格的军训制度,“夙日锻炼学生之体魄,灌输军事之知识,养成不屈不挠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捍卫藩篱之干城”［5］。他要求青年学生不但在校期间重视体育训练,而且步入社会以后,也“必须长此保持这种生龙活虎的精神,造成铁骨铜筋的体魄,要作复兴民族最前线的有力斗士”［3］826。“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更使张学良“痛恨无已”,亟思救亡之策,最终答案仍归结于体育。“国家盛衰,不仅恃土地宏大,物产丰饶,并恃人民之强体魄真精神。健全之精神,恒寓于健全之身体,故体育运动,实不可忽视”［6］313,“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族的生力”［3］825,张学良寄希望于通过体育锻炼人民的体魄,养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铸成民族复兴的坚实根基。

第三,体育走进社会。“过去的运动,多是学生参加”,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3］879。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凡是不违背业余运动规则的人都来加入”,“应确认国民体育必谋绝对普遍的发展,……那才能造成一个健康而有生气的民族”［3］825。秉着普及体育的理念,张学良于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注重体育以健全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议案,列出了八条建议:①强化小学体育教育;②造就体育师资;③提倡平民体育;④奖励各项体育运动;⑤各地政府应尽力赞助体育事业……;⑥注重工商各界及公务机关工作人员于业务之外要有相当时间从事体育运动;⑦宣传体育之重要性,改正人民对于身体美的观念;⑧严禁早婚［7］214。这八条建议,既提倡先天优生优育又提倡后天培养,既注重宣传又注重务实,既要求人民主动参与又要求政府给予外在奖励,既注重学校体育又注重社会体育,阐明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径,集大成地体现了张学良的“普及体育”理念。

二、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实践

尽管近现代史上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家力图将体育付诸实践,但由于条件所限,并未取得可观的成就。而张学良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东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拥有各种必需的政治、财力、人力资源,加之他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更使他的“体育救国”理念有了实践的场所。张学良的体育实践正是围绕东北大学体育发展而展开,本文也以东北大学体育发展为中心考察张学良的体育实践。

东北大学1923年创立之初,不具备完善的体育设施,也未格外注重体育事业的发展。“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被公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从此,在他的体育理念指导下,东北大学的体育事业发生了质和量的飞跃。

首先,东北大学制定了完备的体育发展规划。①重视学生体格。东北大学不但招生时规定新生要经过严格的医生体检,每学期学生入学后还必须进行体格检查,以“测知学生之身心发育上有无缺点,及姿势运动上有无须矫正之处,以便实施一种相当体育课程”,即根据学生具体身体状况,为其量体裁衣地安排体育项目。②学校将体育列为学校必修课,“一年级学生,每周授课二小时,二年级学生每周一小时”［8］,并将体育成绩计入学分,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标准之一。③明确规定学校每学期必须举办各种规格的运动比赛,包括院际比赛、系际比赛、级际比赛和公开比赛等。

其次,完善体育设施。1929年,张学良出资修建了中国北部地区最大的体育场－汉卿体育场(通称罗马式马蹄铁型体育场)。该体育场可容万余人,除有标准足球场外,还有运动员预备室、沐浴室、休息室等,在“中国北部为一最大运动场”［9］。九一八事变之前,诸多赛事都在该体育场举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南迁北平(今北京市),并设西安分校。学校在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仍斥资修建各种体育场所,购置各种体育设施,并保障体育经费的充足。

第三,引进体育人才,组建各种运动队。张学良提出,东北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注意招收体育较好的学生和运动员,破格录取刘长春就是典型一例。为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在张学良的主持下,东北大学于1929年1月,在体育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体育专修科并招收了51名新生。同时,学校还聘请著名教授郝更生为体育专修科主任,吴蕴瑞、宋君复、申国权等为教授。在这些师生的人力资源基础上,东北大学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田径等队,形成了一支系统的体育队伍。为了提高东大体育的整体技术水平,缩小与体育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张学良又高薪聘请德国田径队长、五千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步起(Bocher)担任东北大学田径队的指导老师。

在具备了物质条件、人力资源的条件下,以东大为龙头,组织参与了许多体育活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28年10月,张学良与冯庸共同主办了中法田径赛友谊联欢运动会。11月,东北大学篮球队出征旅顺、大连,战胜日本工业大学和日本青年篮球队。1929年1月,足、篮球队远征日本,在与日本高校对垒中,九胜二负一平,令人扬眉吐气。10月,张学良主办中、日、德田径对抗赛,日德选手均系出席世界运动会的国家队选手,东北大学以一校之才与之对抗,仅负于德国队而战胜日本队。此外,东北大学还代表东北四省先后参加第十四届至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并在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田径赛第一名;参加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获第六届全能冠军。为了“专一于东北的体育事业”,远东运动会后,张学良又创设了东北四省体育联合会,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东北运动会。

三、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成就

张学良“体育救国”理念的最大亮点就是培养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深明大义、慷慨解囊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是张学良体育业绩的最佳呈现面。

刘长春,大连人,因家境贫寒念完中学一年级后即辍学进入玻璃厂当学徒工。在其念小学时就显示出短跑方面的潜力。1928年1月,东北大学足、篮球队到大连参加比赛期间,发现了刘长春的体育成绩。经张学良同意,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北大学文预科第一班。1929年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成立后,又以“特事特办”的方法将其由文预科转入体育专修科,进行精心培养。

当时体育专修科的内堂课程有体育原理、体育史、各种运动规则、生理学、卫生学等近30门,外堂课程有球术、田径赛等。为了运动员技术的提高和积累实战经验,张学良聘请步起为田径队指导教师,并经常带队参与各种比赛。刘长春后来回忆说:“在东大期间,曾随东大田径队利用假期赴哈尔滨市训练与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沈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求胜心极强。”［10］186

东北大学的精心培养,使刘长春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登上了远东短跑王的宝座。在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首次代表东北大学参赛,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三项成绩均获第一,且创下了全国新纪录［11］。张学良得知刘长春的成绩与年龄后,勉励他说:“不仅要与国人抗衡,还要敢和外国人争雄”。刘长春在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上又取得百米、二百米两个第二,仅败于德国选手,取得了当时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张学良又鼓励其要“更上一层楼,为中华民族争光”。1930年4月,刘长春代表辽宁队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再次取得了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三个第一,并获得男子个人总分第一,四百米成绩创全国运动会新纪录［12］。张学良为了表彰刘长春的成绩,不但让他照常享受体育专修科的公费待遇,还每月给他特别津贴30元现大洋。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扶持清废帝溥仪上台,成立了伪满洲国,为了提高伪满洲国的知名度,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对刘长春威逼利诱,并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宣称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此时,身处国破家亡、深受张学良和东北大学熏陶的刘长春,毅然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0］188,并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要求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张学良毅然决定出资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赴美参加比赛,并于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第四届毕业典礼暨体育专修科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会上公开宣布:“……为粉碎日伪阴谋,扬我民族精神,本司令决定捐赠八千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同学此次参加世界运动会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愿君(刘长春)用其奋斗精神,扬我民族正气”［13］,并把刘长春请到官邸,嘱咐他说:“今天我们的家乡被日寇占领,国难当头,更需要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听说你这次出国遇到了很多困难,不要灰心,我支持你”［14］。在张学良及各界的支持下,刘长春终于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粉碎了日伪的阴谋。

张学良及东北大学培养出刘长春,使其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将中国的体育事业首次与世界最高级赛事相联结,不但极大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刘长春代表中国而不是违反国际法的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有力地宣称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粉碎了日伪瓜分中国的阴谋,是体育战线上对敌斗争的胜利,也是张学良“体育救国”理念的完美体现,为中国体育事业揭开了新篇章。

四、结语

张学良的体育理念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体育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理念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特别是东北体育、东北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使“东三省的体育,乃从阴郁的境域转向勃兴”［10］182,并开创了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先河。张学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盛赞为伟大的爱国者、“千古功臣”,他的“体育救国”理念与实践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与爱国行动在体育层面的具体表现。

同志说:“爱国是东北大学的传统”,这一光荣传统正来源于老校长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往北平(今北京)、河南开封、陕西西安、四川三台等地,前后流亡长达15年之久。但东北大学不但弦诵不辍,反而在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引领下成为一所“抗日的大学”、“爱国的大学”。东北大学师生不但自觉地走在了“一二•九”运动的最前列,而且其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更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不仅如此,东北大学师生还在国家危亡之际前赴后继、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驻印远征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涌现出50余位英烈、12位共和国将军。

在和平建设新时期,东北大学继承了老校长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五育并重”的教育理念以及老学长刘长春勇于拼搏的奥运精神,并用新的形式将其发扬光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北大学践行“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努力创新,不但注重学生科学知识的教授,还重视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形成、人文艺术美学修养的提高,以此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东北大学还秉承学校重视体育的历史特色,极力发展体育事业,其体育师资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60余人,并培育出了国际级、部级裁判员。体育部不仅创建了辽宁省精品课程、优秀课程,还独树一帜地于1986年在体育教学中试行双语教学,创建并形成了“以滑冰课为特色,轮滑课为基础,双语教学为先导,其他项目为支撑”的体育教育新格局。东北大学还是教育部批准的“试办高水平运动员”的学校之一,学校组建了篮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健美操等五支代表队,在全国及省市级比赛中多次获得佳绩。2002年田径代表队在辽宁省第六届田径运动会上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并在全国高校第九届田径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男子篮球队先后六次获得辽宁高校比赛冠军、首届中国大学生超级联赛常规赛北区冠军,并于2006年4月获第二届联通新势力中国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总冠军,使东大体育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学良老校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是东北大学的宝贵财富,是东北大学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80年来,东北大学在老校长爱国精神与拼搏精神的激励下,以国家兴旺为己任,将学校发展同国家长远规划相结合,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先后成为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并正朝着“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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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范文篇8

一开始的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与张杨合作，但是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不让何应钦的阴谋得逞，态度变得缓和了，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还让22日抵达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经一再讨价还价，宋氏兄妹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协议。对于谈判达成的协议，经和宋美龄的一再劝说，终于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回到南京以后逐条逐步执行。24日学口头答应张学良：（一）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张学良推荐战时内阁名单，并令何应钦出洋，令朱绍良等中央大员离开陕甘；（三）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共。（2）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决事变，在与会昭时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3）25日还对张学良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张杨在通电中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基本上达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经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中武装调停、“九一八”和“热河抗战”失利后代蒋受过，张学良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张学良一直真心尊蒋为领袖，认为“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5）正因为如此，在事变之初他就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过类似的表态：“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7）现在逐步转向合作，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本与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相吻合。也就基本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更何况由于西安事变声望扫地，就像蒋自己讲的一样：“栽了一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了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那么实现当初的诺言，送蒋回宁，以维护的领袖威信与尊严，便势在必行。这在张学良送蒋回宁前夕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曾对应德田说道：“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8）

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在西安事变以前，一贯支持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背信弃义，不但不支持张杨的义举，反而把张学良归于“汉奸“一类，并斥责张学良搞“投机”，攻击和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举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表示：“帝国主义未必同意中国共产党取代”。苏联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了拉拢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减轻苏联所面临的法西斯压力，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在的领导下，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苏联积极主张尽快释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住的军政大权，以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不愿因为西安事变而引发中国的内战，打乱他们的远东计划。本来对苏联寄予厚望的张学良遇到这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

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英美的强烈不安。与英美一直“合作”得不错，英美视为英美在华利益的最佳人，是牵制日本的最可靠力量。英美不愿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河应钦、之流借西安事变之机，挑起新的内战，进而乘机夺取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英美对西安事变表示震惊和不安，不理解张杨为何发动“兵谏”，把张杨的西安事变看作争权夺利之举，曲解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纽约时报》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加害中国，并引起西方对远东权益的焦虑.”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产生严重之影响。”《泰晤士报》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英美大使在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西安方面立即送回南京。

国际国内的舆论如此一边倒，都不理解张学良，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预料，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上这些大国对当时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中国的抗战事业必须得到这些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张学良希望通过送蒋回宁来澄清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种种误解，西方大国的表态促使张学良作出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正如张学良后来所讲的那样：“惟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内舆论的误解”。（9）

三、英国大使和、端纳、宋美龄、宋子文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实力本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实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几名军政大员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个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这是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又一重要原因。

英国大使向张学良许诺：“只要释放了，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10）也向张学良表示“对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同时端纳、宋子文、宋美龄也一再向张学良保证张学良送蒋回宁后在南京的安全，鉴于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张学良认为他们的表态有相当的分量。

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西安事变前夕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所接触，并实现了局部停火，互不侵犯，和平相处。随后还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相互声援，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的通电还是感到十分意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事变，随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并随即做出了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兵谏”的义举，还决定16日派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15日、等十五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这次事变“实乃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告南京政府采纳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来到西安后，积极穿梭于张杨和之间，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周到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1）同时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张杨。政治上，中共大力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澄清社会各界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误解，并尽量争取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同情与支持；军事上，红军主力部署于西安、三原、泾阳，与张杨的军队遥相呼应，防范南京方面对西安的进攻。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与支持，以及与张杨达成的共识：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这增强了张学良冒险亲自送蒋回宁信心。同时让张学良觉得中共是可以依靠的国内和平力量和抗日力量，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领导的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可以成为张学良冒险送蒋回宁后，得以安全归来的保证力量。就像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12）

地方实力派虽然对西安事变态度不一，但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大都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南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等均通电支持张杨。这些地方实力派执掌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实力不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无疑这大大加重了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叫板的分量。仅仅中共领导的红军就令头痛不已，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未能将其“剿灭”。现在由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这些地方势力派站在西安一边，回到南京以后不能不考虑报复西安或扣押张学良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问题，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做保障。

另外张学良还有一张王牌可以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那就是自西安事变一开始就被扣押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十几名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以及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飞行员等500余人。这些军政大员都是的心腹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张学良一直没有释放这些军政大员是有意的。正如应德田所说的那样：“副司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而不释放这些大员，并不是无意的，并不是把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张学良也曾经说过：“我们这里能让吗？”（13）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回到南京以后要想压迫西安，必须借助军事威胁，这就必须有陈诚、卫立煌等得力干将去为他冲锋陷阵，去为他统率军队。这在后来回到南京后为副迫西安就范所任命的5个集团军司令中，从西安被放回去的占了4个（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可以得到佐证。另外如果没有了这些嫡系军政大员，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领袖地位很难维持；同时，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对哪个派别来讲都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可做空中威慑的军事力量。西安方面将南京方面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扣留下来，当做与南京方面叫板的重要筹码之一，南京方面投鼠忌器，不得不对西安方面谨慎行事，包括是否扣押张学良在内，这就无可否认地使要安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西安方面自始至终都保持团结一致，在张学良没有安全地回到西安以前，不放走南京方面的一机一人，不敢对张学良采取任何不利举措，因为这对于来讲代价太大，等于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全部压在必输的赌注上。为了让西安方面放回这些相当于他左臂右膀的军政大员和权力与地位的军政支柱，挽回这一有着相当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冒险扣留张学良，因为放回张学良毕竟不会让他丢失军政大权，而一意孤行，对张学良采取不利行动，极有恰恰可能使他失去军政大权和领袖地位。可以肯定地讲，这些大员在西安一天，张学良在南京的安全就有一天的保障。

有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加上西安方面所扣押着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免除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后顾之忧。正如张学良所认为的那样：只要西安方面能够“精诚团结”，他的个人安全就绝对有保障，就可以平安回到西安去，更何况有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和英国大使对其安全作的保证。这从回南京以后不敢贸然行事，而是一再试探西安方面的态度可以看出。先是让张学良发电报给东北军，让东北军放回被扣在西安的那些军政大员，进而派阎宝航回西安索要被扣的飞机，最后又要求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飞行员，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才于31日组织军法会审、判刑，进而又在“特赦”后将张学良交予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这样的处置仍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毕竟“严加管束”不是法律的判决，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西安方面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坚决要求张学良回去的话，张学良完全可以安全回到西安去。

遗憾的是，历史同张学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

但是张学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送蒋回宁。正是由于张学良送蒋回宁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新的内战的发生并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团结抗日的高潮，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张学良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国家和民族有万幸，为此曾誉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参考文献：

（1）（2）（3）李勇、张仲田：《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1

（4）《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5）（6）（8）（12）（1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7）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共4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

（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10）[美]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90.1第225页

(1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第1202页

张学良范文篇9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4]秦孝仪.革命文献[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202.

[5]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张学良范文篇10

关键词:张学良;体育理念;体育实践;东北大学

自1896年第一届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以来,世界各国－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先后加入,中国亦于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首次派运动员参赛。此次参赛的唯一运动员便是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生刘长春,刘长春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能取得如此殊荣,固然是其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其成就毫无疑问与东北大学特别是东北大学时任校长张学良的精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值第二奥运会即将于北京举办之际,缅怀中国近代体育史特别是奥运史的大力推动者张学良将军,探析其体育理念、厘清其体育实践,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形成

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经历代统治者推广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念,其典型就是宋、明两个文弱王朝。后人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甚至提出“士人亡国说”,认为正是过分“重文轻武”导致明王朝军事实力薄弱从而不能抵御清军的攻击。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鸦片大肆泛滥、忽略体育教育、社会经济生活落后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体质日渐虚弱,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夫”。在国势衰微、强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引进西学,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

由于发轫于国势凋零的历史条件,故中国近代体育起初并没有浓厚的竞技色彩,而是带有强烈的“强兵强国”的政治色彩。洋务运动家首先将西洋体操引入军队,并任用洋教习带队练习,其目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1］,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政治高度出发,盛赞西方注重体育教育,“锻炼强民之体魄”,主张中国借鉴西方之长,以体育配合智育,培养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将体育视为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兴旺的政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将体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2］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体育单科学校[CD2]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体育专修科,“以养成小学体育教习”。

由上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逐渐将体育当做救国的重要途径加以提倡,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实践。进入20世纪后,中国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其情势反而愈加急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由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沙俄(及其后的苏俄、苏联)与日本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北人民饱受凌辱,东北面临瓜剖豆分之势。

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在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了被压迫者的切肤之痛。在与进步人士特别是与孙中山的交往中,张学良吸收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精华。“皇姑屯”事件后,他子承父业,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形成了他“体育救国”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五育并重”、注重体育。由于地处一隅,加上清政府实行边禁政策,因此东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教育尤为如此,张学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启超“三育并重”的基础上,张学良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将教育看做救亡的起点与立足点:“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3］672。针对中国当时整个社会忽略体育的现状,张学良感到百倍惋惜:“我们中国教育界,大半不肯注重体育,所以各处学生,多半体质柔弱,把他们的学业,间接耽误了”,“健全的精神,藏在健全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好体育,就是有好学问,也恐无用了”。有鉴于此,张学良要求学生“个个特别注意体育,然后用健全的身体,研究精妙的学问,造成有用之才,方不负国家设学的本旨”［4］。在此,张学良纠正了历史上的理念偏差,明确指出:体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全的身体是智育的物质载体,更是“养成完美人格”、改变国人“东亚病夫”形象的重要途径。

其次,“抵御外辱、复兴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推崇体育,不仅仅把体育看做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将体育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起来。“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为此,张学良主张在学校推行严格的军训制度,“夙日锻炼学生之体魄,灌输军事之知识,养成不屈不挠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捍卫藩篱之干城”［5］。他要求青年学生不但在校期间重视体育训练,而且步入社会以后,也“必须长此保持这种生龙活虎的精神,造成铁骨铜筋的体魄,要作复兴民族最前线的有力斗士”［3］826。“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更使张学良“痛恨无已”,亟思救亡之策,最终答案仍归结于体育。“国家盛衰,不仅恃土地宏大,物产丰饶,并恃人民之强体魄真精神。健全之精神,恒寓于健全之身体,故体育运动,实不可忽视”［6］313,“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族的生力”［3］825,张学良寄希望于通过体育锻炼人民的体魄,养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铸成民族复兴的坚实根基。

第三,体育走进社会。“过去的运动,多是学生参加”,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3］879。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凡是不违背业余运动规则的人都来加入”,“应确认国民体育必谋绝对普遍的发展,……那才能造成一个健康而有生气的民族”［3］825。秉着普及体育的理念,张学良于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注重体育以健全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议案,列出了八条建议:①强化小学体育教育;②造就体育师资;③提倡平民体育;④奖励各项体育运动;⑤各地政府应尽力赞助体育事业……;⑥注重工商各界及公务机关工作人员于业务之外要有相当时间从事体育运动;⑦宣传体育之重要性,改正人民对于身体美的观念;⑧严禁早婚［7］214。这八条建议,既提倡先天优生优育又提倡后天培养,既注重宣传又注重务实,既要求人民主动参与又要求政府给予外在奖励,既注重学校体育又注重社会体育,阐明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径,集大成地体现了张学良的“普及体育”理念。

二、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实践

尽管近现代史上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家力图将体育付诸实践,但由于条件所限,并未取得可观的成就。而张学良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东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拥有各种必需的政治、财力、人力资源,加之他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更使他的“体育救国”理念有了实践的场所。张学良的体育实践正是围绕东北大学体育发展而展开,本文也以东北大学体育发展为中心考察张学良的体育实践。

东北大学1923年创立之初,不具备完善的体育设施,也未格外注重体育事业的发展。“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被公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从此,在他的体育理念指导下,东北大学的体育事业发生了质和量的飞跃。

首先,东北大学制定了完备的体育发展规划。①重视学生体格。东北大学不但招生时规定新生要经过严格的医生体检,每学期学生入学后还必须进行体格检查,以“测知学生之身心发育上有无缺点,及姿势运动上有无须矫正之处,以便实施一种相当体育课程”,即根据学生具体身体状况,为其量体裁衣地安排体育项目。②学校将体育列为学校必修课,“一年级学生,每周授课二小时,二年级学生每周一小时”［8］,并将体育成绩计入学分,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标准之一。③明确规定学校每学期必须举办各种规格的运动比赛,包括院际比赛、系际比赛、级际比赛和公开比赛等。

其次,完善体育设施。1929年,张学良出资修建了中国北部地区最大的体育场－汉卿体育场(通称罗马式马蹄铁型体育场)。该体育场可容万余人,除有标准足球场外,还有运动员预备室、沐浴室、休息室等,在“中国北部为一最大运动场”［9］。九一八事变之前,诸多赛事都在该体育场举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南迁北平(今北京市),并设西安分校。学校在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仍斥资修建各种体育场所,购置各种体育设施,并保障体育经费的充足。

第三,引进体育人才,组建各种运动队。张学良提出,东北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注意招收体育较好的学生和运动员,破格录取刘长春就是典型一例。为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在张学良的主持下,东北大学于1929年1月,在体育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体育专修科并招收了51名新生。同时,学校还聘请著名教授郝更生为体育专修科主任,吴蕴瑞、宋君复、申国权等为教授。在这些师生的人力资源基础上,东北大学成立了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田径等队,形成了一支系统的体育队伍。为了提高东大体育的整体技术水平,缩小与体育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张学良又高薪聘请德国田径队长、五千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步起(Bocher)担任东北大学田径队的指导老师。

在具备了物质条件、人力资源的条件下,以东大为龙头,组织参与了许多体育活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28年10月,张学良与冯庸共同主办了中法田径赛友谊联欢运动会。11月,东北大学篮球队出征旅顺、大连,战胜日本工业大学和日本青年篮球队。1929年1月,足、篮球队远征日本,在与日本高校对垒中,九胜二负一平,令人扬眉吐气。10月,张学良主办中、日、德田径对抗赛,日德选手均系出席世界运动会的国家队选手,东北大学以一校之才与之对抗,仅负于德国队而战胜日本队。此外,东北大学还代表东北四省先后参加第十四届至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并在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田径赛第一名;参加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获第六届全能冠军。为了“专一于东北的体育事业”,远东运动会后,张学良又创设了东北四省体育联合会,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东北运动会。

三、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成就

张学良“体育救国”理念的最大亮点就是培养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深明大义、慷慨解囊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是张学良体育业绩的最佳呈现面。

刘长春,大连人,因家境贫寒念完中学一年级后即辍学进入玻璃厂当学徒工。在其念小学时就显示出短跑方面的潜力。1928年1月,东北大学足、篮球队到大连参加比赛期间,发现了刘长春的体育成绩。经张学良同意,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北大学文预科第一班。1929年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成立后,又以“特事特办”的方法将其由文预科转入体育专修科,进行精心培养。

当时体育专修科的内堂课程有体育原理、体育史、各种运动规则、生理学、卫生学等近30门,外堂课程有球术、田径赛等。为了运动员技术的提高和积累实战经验,张学良聘请步起为田径队指导教师,并经常带队参与各种比赛。刘长春后来回忆说:“在东大期间,曾随东大田径队利用假期赴哈尔滨市训练与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沈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求胜心极强。”［10］186

东北大学的精心培养,使刘长春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登上了远东短跑王的宝座。在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刘长春首次代表东北大学参赛,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三项成绩均获第一,且创下了全国新纪录［11］。张学良得知刘长春的成绩与年龄后,勉励他说:“不仅要与国人抗衡,还要敢和外国人争雄”。刘长春在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上又取得百米、二百米两个第二,仅败于德国选手,取得了当时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张学良又鼓励其要“更上一层楼,为中华民族争光”。1930年4月,刘长春代表辽宁队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再次取得了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三个第一,并获得男子个人总分第一,四百米成绩创全国运动会新纪录［12］。张学良为了表彰刘长春的成绩,不但让他照常享受体育专修科的公费待遇,还每月给他特别津贴30元现大洋。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扶持清废帝溥仪上台,成立了伪满洲国,为了提高伪满洲国的知名度,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对刘长春威逼利诱,并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宣称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此时,身处国破家亡、深受张学良和东北大学熏陶的刘长春,毅然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0］188,并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要求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张学良毅然决定出资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赴美参加比赛,并于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第四届毕业典礼暨体育专修科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会上公开宣布:“……为粉碎日伪阴谋,扬我民族精神,本司令决定捐赠八千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同学此次参加世界运动会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愿君(刘长春)用其奋斗精神,扬我民族正气”［13］,并把刘长春请到官邸,嘱咐他说:“今天我们的家乡被日寇占领,国难当头,更需要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听说你这次出国遇到了很多困难,不要灰心,我支持你”［14］。在张学良及各界的支持下,刘长春终于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粉碎了日伪的阴谋。

张学良及东北大学培养出刘长春,使其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将中国的体育事业首次与世界最高级赛事相联结,不但极大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刘长春代表中国而不是违反国际法的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有力地宣称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粉碎了日伪瓜分中国的阴谋,是体育战线上对敌斗争的胜利,也是张学良“体育救国”理念的完美体现,为中国体育事业揭开了新篇章。

四、结语

张学良的体育理念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体育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理念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特别是东北体育、东北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使“东三省的体育,乃从阴郁的境域转向勃兴”［10］182,并开创了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先河。张学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盛赞为伟大的爱国者、“千古功臣”,他的“体育救国”理念与实践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与爱国行动在体育层面的具体表现。

同志说:“爱国是东北大学的传统”,这一光荣传统正来源于老校长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往北平(今北京)、河南开封、陕西西安、四川三台等地,前后流亡长达15年之久。但东北大学不但弦诵不辍,反而在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引领下成为一所“抗日的大学”、“爱国的大学”。东北大学师生不但自觉地走在了“一二•九”运动的最前列,而且其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更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不仅如此,东北大学师生还在国家危亡之际前赴后继、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驻印远征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涌现出50余位英烈、12位共和国将军。

在和平建设新时期,东北大学继承了老校长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五育并重”的教育理念以及老学长刘长春勇于拼搏的奥运精神,并用新的形式将其发扬光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北大学践行“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努力创新,不但注重学生科学知识的教授,还重视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形成、人文艺术美学修养的提高,以此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东北大学还秉承学校重视体育的历史特色,极力发展体育事业,其体育师资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60余人,并培育出了国际级、部级裁判员。体育部不仅创建了辽宁省精品课程、优秀课程,还独树一帜地于1986年在体育教学中试行双语教学,创建并形成了“以滑冰课为特色,轮滑课为基础,双语教学为先导,其他项目为支撑”的体育教育新格局。东北大学还是教育部批准的“试办高水平运动员”的学校之一,学校组建了篮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健美操等五支代表队,在全国及省市级比赛中多次获得佳绩。2002年田径代表队在辽宁省第六届田径运动会上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并在全国高校第九届田径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男子篮球队先后六次获得辽宁高校比赛冠军、首届中国大学生超级联赛常规赛北区冠军,并于2006年4月获第二届联通新势力中国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总冠军,使东大体育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学良老校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是东北大学的宝贵财富,是东北大学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80年来,东北大学在老校长爱国精神与拼搏精神的激励下,以国家兴旺为己任,将学校发展同国家长远规划相结合,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先后成为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并正朝着“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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