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范文10篇

章学诚范文篇1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影响。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学习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枫墀论学》)。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所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但如何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天资和性情爱好，这就需要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寻找和验证，“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论学还主张博与约的结合，初学者读书要博，通过广泛的涉猎和阅读开阔视野，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能激发自己兴趣的学术领域。为学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还要依照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为学方向做出选择，又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根据自己的天资和性情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成为“专家”，即由博返约。章学诚的这种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审度的经验。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又谓：“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家书二》)在考据之风风靡之时，章学诚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不趋时风，另辟蹊径，从史学入手以“文史校雠”为治学门径，最终在学术史上留下青名，这也是他“善自度”的结果。

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三、博与约

“博”与“约”是章学诚论学贯穿的核心，《文史通义》内篇有《博约》上中下三篇专门论述此问题。“专家”和“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涵义。章学诚之子章贻选在《邵与桐别传》中云：“先师(指邵与桐)深契家君专家宗旨之议，故于宋史主于约驭博也。”余英时在《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指出：“实斋的‘专家’又通于‘约’之义，而以‘别识’为主观的枢纽。”章学诚注重“约”，但也强调“博”的重要性，“博”与“约”是辩证的关系。“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博约中》)只有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才能成“博”，但“博”并不是杂，不是漫无边际，更不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盖学问无穷，而人之聪明有尽，以有尽逐无穷，尧、舜之智不遍物也。”(《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学问之广博不可能穷尽，所以必须有所取舍，而取舍所据的标准就是以“性情”之说而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前面所论述的从“性情”而入，并依照个人的“所短”、“所长”来选择为学方向就是此意。“约”的最终境界是要打通各种学问，达到对存在于各种学问之间的“道”的领悟。因此他对学者将学问分为义理、制数、文辞颇有微辞，他谓：“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博约下》)章学诚对学科分类并不反感，而认为是有必要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博约下》)。他反对的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物而不化者”，“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答沈枫墀论学》)。博约相互结合是为了达到对“道”的认识，章学诚的“道”具有独特性，与传统的“道”具有不同之处。

四、“知其所以然者”为道

章学诚范文篇2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把中国两千余年的易学变化，概括为两派六宗。象数与义理两派经历一系列变化。古代易学到两汉，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①详；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颐）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1]在这两派六宗中，李光、杨万里言易理参证史事，他的《诚斋易传》以史事言穷通变化，在易学诸家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易》的形成，本来与古代史官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易》的经与传的思想，与古代史家对自然、对社会认识，又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无论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时，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历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解《易》。即使从现象上看，宋学家程颐重经轻史，但他的《程氏易传》，言《易》理，谈社会变革问题，提出要“顺理而治”时，同样是与历史经验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一。其二，杨万里在易学史上的特点，是“参证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对历史盛衰变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认识，在西汉是司马迁，在明清之际是王夫之。不能把他们归之于象数派，但说他们是义理派也不很贴切。这不是两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学诚提出他的史学观点往往与易理的阐释结合在一起，是他史学理论的重要特色。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学见解，在易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三《易》之法，以论说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文史通义》的开篇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观点，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2]

所谓三《易》之法，出于《周礼·春官》篇。杜子春据《世谱》说神农之《易》是《连山》，黄帝之《易》是《归藏》。郑玄《易赞》和《易论》则以《连山》、《归藏》、《周易》为夏、殷、周三个时代的《易》。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以《连山》为炎帝之《易》。顾炎武认为《连山》、《归藏》非《易》，“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但他以《左传》所引文字，证明在《周易》之外，“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3]历代学者如桓谭、王应麟等，皆有论说。章学诚近于顾炎武的看法。但在其注中，他说：“《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章学诚又说：

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理势固有所不可也。[4]

章氏所论在史学思想史上相当重要，在易学发展史上也很引人注目。其一，三《易》不同，但三《易》又有相同、相通的方面。其二，《周易》最初源于黄帝，经文王、武王一系列变化，而成为《周易》的。实斋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三，章学诚以此说明，学术、制度的变化不是某个圣人的意愿的产物，是“理势固有所不可也。”总之，最为关键的是章学诚肯定三《易》之法的真实用心。章学诚所论，意在说明：“三《易》各有所本”，“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也就是说，历代的学术、典章、制度都在变化之中，时代变化了，学术、典章制度都随着变化，这是理势决定了的。这就为他更革学术、变革史学提出了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论说“易”之精义在变易。《易教中》开篇说：

孔仲达（孔颖达字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5]

所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参见《周易正义第一·第一论易之三名》）章学诚比较了历代学者对“易”的释义，比较许慎、郑玄、韩康伯、陆德明、孔颖达及朱熹诸家解释，认为只有孔颖达解“易”的意义最明确，最能体现“易”之精神，而且也最合乎古代《易》的本义。他说：“《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6]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易义之精髓，体现他的易学一种见解，也反映了他研究易学的旨趣。

第三，提出《易》象包六艺说，论说天道在人事之中，《易》以天道切人事，从而论证了他的道不离器说。

章学诚指出“象”含义很广泛，他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这里所说的象有两重含义，一，不只是《易》有象，六艺莫不兼有象，可以说是事物普遍性的体现；二是所谓的象，是道在未显现之前的表现，又是事物必然性的体现。象通于《诗》，通于《书》，通于《周官》，通于《礼》，通于《春秋》。其中“《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但是《易》在六艺之中，有特殊的意义，他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章学诚重“象”，但这和象数派说的“象”相比，有了更新的含义。他重“象”，是因为这是事物普遍之“象”，是因为道在其中。

章学诚指出由“象”而得“道”的逻辑途径。人们见到的，只能是“象”，但也只有通过“象”才可以求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求“道”则必须“知类”，“知类”才可以求道。他说：

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7]

章学诚由“物之相杂而为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由此出发，说明“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知类求道，而类又是为事物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的。章学诚在本篇中更提出“象”有“天地自然之象”与“人心营＠②之象”，但“人心营＠②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

章学诚关于易象的见解，在易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清初学风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所谓汉宋兼采[8]。但折衷象数义理而无所甄择，是兼采；有融汉易宋易，有所抉择批判而能自成一家，也是兼采，如王夫之、黄宗羲、炎兄弟等。清四库馆臣评王夫之的话，很可以说明问题：“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徵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诸家，为最有根据。”[9]而惠栋张汉学旗帜，其于易学，如皮锡瑞所说“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皮鹿门推崇焦循、张惠言的易学，说：“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10]总之，兼采的途径不一，其结果也不一，笼统地谈兼采还不能说明问题。

如果一定分义理与象数，章学诚当归之义理门户；他重“象”，却和象数派不同，实斋显然不能归于象数派之中。把他的易学思想，放在有清一代易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出章学诚是重《易》象，而不纠缠于象数、义理之争，意在恢复易《象》之本义，成其一家之学。

章学诚的《易》象兼六艺说，其要义在于，阐明了道不离器，道在天下事物中。也说明了《易》在六艺中地位，“‘象天法地，以前民用，’其道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

再次，章学诚由《易》象兼六艺说，提出“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由象而类，由类而明道，而得道。“非类不足以通之”，学术通识者在知类，章学诚为他的学术通识的思想提出了哲理依据。要真正理解章学诚的学术通识，必须了解章氏的易学。

第四，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说：“盖圣人首出御物，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讳术数，以愚天下。”[11]《易》之神道设教，作为礼乐刑政的一种补充，但并不是圣人的主观虚构，用章学诚的话，是“一本天理之自然。”至于谶讳术，包括易纬，是“托之诡异妖祥”，则是愚弄天下的一种手段。

章学诚反对后人模拟《易》的作品，说：“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这些作品没有新的内容，其中所说的理与数，从根本上说，都超不过《周易》的思想，不过变其象数法式。扬雄的《太玄》及所谓司马光的《潜虚》一类拟《易》的作品，都不值得称道。扬雄的《太玄》是“不知而作”，所谓司马光作的《潜虚》，是“贤者之多事。”

章学诚反对谶纬之作，也批评了拟《易》之作，其用意在恢复古代六经的原貌。他说：

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12]

这就是说，六经是古代先王经世之作，因此，后人包括孔子都是述而不作。模拟《易》的作品，不能达先圣之用意。章学诚打着复古学旗帜，为他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张本。

总之，章学诚的易学是他的学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的学术的理论基础。关于道不离器，道在天下事物中的论述，是为他提倡经世之学，更革史学的主张提供哲理的依据。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历史、史学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史学史上，相当引人注目。

一、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论说他对历史的见解。

世界上万事万物中有“道”，道并不因为有了人才存在，道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出现、社会的形成，是道的体现。他有一段较长的阐释，说：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③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也，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13]

这两段话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诸端：一，未有人，道已存在。二、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就是说，道支配、决定万事万物，并不是万事万物的表现，即“当然。”三、人类产生与社会法制治理，道体现在其中，人们能看到的是道的表现，而不是道之本身，即“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四、先王、后王的法制不同以及各个时代法制的趋于完善和变化，是理势之自然；不是某个圣人超过前王，“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只不过是圣王能看到这一层，“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章学诚说明人类的社会产生与变化是一种不得不然。他说：

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起者也。[14]

所谓“三人”，也就是人的群体，群体的扩大发展，而后不得不产生等级区划，观念、制度不得已随之出现。章学诚在这里用“三人同居一室”理论，说明社会出现。他在同篇还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5]

章学诚从他的《易》学观点出发，说明“道”对社会礼仪制度发生发展的作用。比起荀子、韩非子、柳宗元、王夫之的见解，章学诚对初民社会的理解，没有增添更多的内容，但他是结合《周易》，论述“道”在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与社会群体之“争”联结在一起的，从而体现出一种不得不然之势，指明社会典章制度的产生与变化，并不是某个圣人意愿的产物。这是章学诚历史理论的鲜明特色。

二、以《易》的通变思想，说明史学更革的必然与必要。

章学诚指出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变化，经历了千余年，史学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园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园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16]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富有生气，但是后代纪传体史法变成了一种程式，变成公式化的东西，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为为例不纯。章学诚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之一。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的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仍然是从《周易》那里得到启发。他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17]

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孔颖达《疏》：“故蓍之变通则无穷，神之象也；卦列爻分有定体，知之象也。知，可以识前言往行；神，可以逆知将来之事。故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智。注：圆者，至方也。”[18]所谓圆神与方智，虽不同，但都是《易》之用，此其一。其二，圆神、方智作为一个整体，是多识前言往行与逆知将来的统一，不可以断然打成两截。其三，圆与方，既不同又相通。这种思想运用到著述上来，既要意识到不同的体裁，适用不同要求的作品，同时又要看到，每一著述中的内容变化，其采用的体裁、体例，不可能也不应当程式化。硬性以一种模式来剪裁材料，只能削足适履，失去了变通精神，使著述失去其要旨。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崇班抑马或尊崇司马迁而贬损班固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敦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无论是记注还是撰述，都不能为例所拘，即使是章学诚称道的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的纪事本末体，一旦成了固定的框架，也只能是“纂录小书。”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章学诚对史书编纂，以其通变思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严格地说，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是自文字以来，即已有之。他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看司马迁的《史记》，人物传是《传》；八《书》三十《世家》，也可以统统称之为《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这样处理史书编纂中有关问题，其优点是“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岐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史书中还应该有表与图。他说：“至于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地形，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难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19]

对于章学诚具体的设想，这里难以一一评述，但我们可以体察的是，他是以易学通变思想，融汇圆神、方智精神为一，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千余年中国史学的批评，一直纠缠在无限多史体史例的诉讼之中；中国史家的正统思想、宗经崇圣观念，也在所谓的史体史例的争论中反映出来，如果联系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理解，阐发出来的史学通变思想，具有史学革新的意义。

三、提倡史学通识，史学求通，重在求一以贯之的史“义”。

《文史通义》的《释通》开篇说：“《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章学诚通过对《易》之《同人》卦的彖辞阐发，提出他对通识见解。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倡史学通识的用心，意在纠学风之弊，复古人治学求义之精神。“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20]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上的贯通，而在于有史家“一家之言”、“独断之学”贯穿史书之中。自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撰成《史记》，到郑樵别识心裁，成其独断之学而写就的《通志》，都是史学通识的体现。他表彰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21]

史学通识关系史学的兴衰，他检讨唐代史学衰败的缘由。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22]史学的变化发人深思。章氏倡通识与他学术求道的思想相联系。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他在《答客问上》篇中再一次说：

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求义、求道，成一家独断之学，是章实斋提倡史学通识的用心，也是章氏著述之大旨，近人刘咸xī＠④在《识语》一文中，说《释通》篇“乃先生学说之大本，”也是这个意思。

四、提倡经世史学。

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史通义》开篇说到《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此论，意在说明史学根本要义在经世。虽然，前人有过经史同源论，王阳明有“五经皆史”说，但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既不是从文献角度说的，也不是由心学的观点发论，他是说明学术在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易》在《六经》有其特殊意义。章学诚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之先矣。”章学诚说《易》“其教盖包政教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之先”[23]指明了《易》在六经中的特殊地位。由此，他说明了《易》为先王经世之书。一是，易与悬象设教、治历授时一样，是明道。二是，《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加，能“以前民用，”三是，学业将以经世，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易》更能体现这一点。[24]总之，学术经世，《易》由于在《六经》有其特殊地位，因此，章学诚由对《易》的理解，更深入地说明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必须经世的道理。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1。

[2]《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下引同书内容，仅注篇名。

[3]《日知录》卷1《三易》。

[4]《易教上》。

[5]《易教中》。

[6]《易教中》。

[7]以上所引见《易教下》。

[8]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9]《四库全书总目》卷6。

[10]《经学通论》卷1《论近人说易》篇。

[11]《易教上》。

[12]《易教上》，参《匡谬》篇。

[13]《原道上》。

[14]《原道上》。

[15]《原道上》。

[16]《书教下》。

[17]《书教下》。

[18]《周易正义》。

[19]以上引文，见《书教下》。

[20]《释通》。

[21]《申郑》。

[22]《答客问上》，另参《申郑》篇。

章学诚范文篇3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章学诚范文篇4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章学诚范文篇5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章学诚范文篇6

理论来自实践，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便可发现历史编纂学至少应该包括层次、体裁、义例、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史书的编著，首先要注意编纂层次的区别，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古代学者对此十分重视，曾经把著书立说分为“述、作、论”三个层次，“作”是最高境界，“述”稍次一等，所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礼记·乐记》)，在古人看来是高不可攀的，连孔子也不敢以“作”自概。清代学者焦循解释“作”与“述”的区别是：“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2](卷七)西汉史家司马迁把自己毕生的力作《史记》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太史公自序)“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辑录”。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辨析，认为自己所著“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4](p281)清代学者章学诚则第一次把史书编纂分为纂辑之史(记注)和著作之史(撰述)两个层次，其区别与要求是“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5](p49)当代学者中，业师、已故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认为从古代文献的内容来源方面去分析，可以将古代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著作，二是编述，三是抄纂。白寿彝先生则在所著《史学概论》中将史书的编纂区分为“编”与“著”，并强调这种区分“有重要意义”[6](p144)，这是当代众多《史学概论》中唯一论及这一问题的。

显然，将历史著述区分为“著作”、“编述”、“纂辑”三种层次或类型，古今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种编纂层次的区分实际上可以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划分史书编纂的层次性，目的是依据这样一种划分对不同层次的历史文献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和利用态度，张舜徽先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种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区分编纂层次，目的是根据史书各种编纂层次所特有的原则与规范进行撰述。在当代学者中，唯有白寿彝先生敏睿地注意到了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区分著述层次的必要性。这两种角度的区分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但目前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学术规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不明确编纂层次的差异性而编著不分的情况相当多，挂羊头卖狗肉、强剽窃纂辑为专著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这是极不利于学术创新与学术水平提高的。可见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史书编纂层次提出明确的规范与基本要求，其意义更普遍、更现实，从而更有必要。

二

史书体裁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无须论辩，人们历来对此寄予厚爱。以本世纪论，有关史书体裁的研究论文数以百计，在史书体裁优劣、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含混之处。

所谓史书体裁，是指一部史书内容的基本结构形式。宛如建筑一座大厦，需要预先绘制出总体设计图，体裁就是一部史书的结构模式的总体设计。对此，先贤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当初刘知几曾分史书编纂形式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编年体、纪传体)；本世纪40年代，魏应麒撰《中国史学史》，分别史籍为“三体”(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四端”(即文化史、传记史、学术史、史评)。这“家”与“体”、“体”与“端”显然是有区别的，但这是一种什么区别呢?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似乎没有认真去体会其中泾渭，往往把史书体裁同史籍分类法、史书的性质与作用、文章体裁等混为一谈，以致史书体裁的名目花样百出。其中，有就史书编纂结构而言的，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有就史书的文章体裁而言的，如史评体、史论体、史考体等；有就史书文字特点而言的，如记言体、记事体等；有就史书内容而言的，如典制体、方志体等。实际上，刘知几等先贤所提出的“家”与“体”、“体”与“端”的区别是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的区别，也昭示出不能将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混为一谈。史籍分类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按照史书体裁来分类，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分类，但史书体裁分类则只能按照史书编纂结构来总结。史书体裁分类也不宜与史书的文章体裁分类混淆不清，如史评、史论类著述从其编纂结构来看大多属于章节体，即使是刘知几的《史通》实质上也是章节体的，只是当时没有这一名称罢了。所以，在史书编纂体裁方面，如何廓清体裁定义的含混，规划体裁的科学分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次，对于旧史书体裁的评价、继承和创新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沿袭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对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旧史书体裁的评价，过分强调了旧体裁的不足之处，以致近现代以来，旧体裁几乎无一例外地摒置不用，而又无法创造出更为科学的新体裁，于是仅有源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章节体一枝独秀。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可取的。实际上，无论是编年体将一件事分散记载在前后数卷、前后相隔几年乃至几十年，以至事件首尾难以一目了然，还是说纪传本“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7](p28)等，都只是从读者个人角度去考虑的一种求全责备，忽略了体裁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功能这一基本前提，而事物的价值总是最充分地体现在它的功能方面的。每一种史书体裁都是适应时代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都有其历史的适应范围和层次性，也有其力不从心的一面。比如，纪传体作为封建社会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的全史体裁，是理想的，因为它满足了全史“包罗无遗”的需要，但如果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就显得臃肿琐碎了；而章节体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是适用的，因为它符合教学上“融会贯通、提纲挈领”的要求，但事实已经表明：它无法容纳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多层次、多样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作为国史体裁，显出十足的“胸怀狭隘”。所以，任何一种新史体的产生，都不能笼统地说优于旧史体，它弥补了旧史体之短，也许同时失去了旧史体之长，历史上纪传体之对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对于纪传体，章节体之对于编年、纪传体，莫不如此。这正如章学诚所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5](p51)瞿林东先生将这种情况视为“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8]如果我们离开体裁的适应范围去评论其得失，以此之长攻彼之短，就我所需责人所缺，那就好比以数学家的精于运算去苛求文学家，或以文学家的妙笔生花去要求数学家。为什么从清初马马肃开始，几百年来，人们始终都在试图创造出更为科学的全新的史书体裁，却始终没有成功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希望创造出一种既能集各种旧史书体裁之长而又能避其所短的全新史书体裁的想法是不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指导思想错了，当然难奏其功。历史是复杂多变的，随着史学功能的日趋多样化，史书的功用必然会愈来愈广，史书体裁的分工也会随之日渐精细，正如当代社会分工的日渐精细一样。同时，任何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一种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史书综合体裁，在社会生活内容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当代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罗尔纲先生在史体方面的探索经历和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一度完全否定纪传体，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裁来撰写太平天国史，但最终又不得不以纪传体为基础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加以改造，从而形成符合太平天国史需要的体裁。因此，我们应该从史书体裁的不同功用这一角度去研究和改造旧体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应该立足于这一角度去创造新体裁，以适应史学新内容、新功能的需要。完全否定旧体裁的做法是不对的，祈求一种完美无缺的全新体裁的设想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千余万字的巨著《中国通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既充分运用了中国旧有的优秀史体，又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改造“叙录”、“本纪”等旧史体推衍出新的“序说”、“综述”体，从而形成了比较适合当代需要的通史体裁。

上面所述，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问题，即不同的史书内容应当运用与之相适当的体裁形式，这既是哲学对立统一律的要求，也是古今学者史书编纂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编纂史书如何选择体裁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

编纂义例，又叫做类例或笔法，与编纂体裁是互为表里的两个不同概念。刘知几有句名言，叫做“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7](p86)然而目前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科书或有关论文，体、例不分或根本不谈义例的，为数不少。其实，区分这两个概念并不困难。我们知道，建筑一座大厦不仅需要总体设计，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同样，编纂史书，在结构框架——体裁确定之后，还需要就材料如何取舍、组织和表述等问题确定宗旨、原则和方法，这就是义例的内容。体裁是史书的基本框架，义例则是组织这一框架的方式方法。如果把体裁比作一个人的骨架，那么，义例便是这个人的经络。体裁反映了史书形式方面的规定性，义例则体现了史书内容方面的规定性。清代学者姚永朴说得好：“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9]因此，体裁不能代替义例，义例应是历史编纂学着重研究的一项内容。

史书义例是一个远比体裁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范畴。体裁有一定之规，相对固定，上下数千年、横跨文史哲，可以共用同一体裁；义例则千差万别，十分灵活，可以说任何一部书的义例都不同于他书。甲书记事年月为序，乙书载笔事具首尾；此书论人褒贬有加，彼书叙事议论全无。即使同一部书，前后义例也不完全一致。但尽管如此，义例的内容仍然有个大致范围，归纳起来，大率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材料如何取舍，诸如哪些人可以立传，哪些人不足挂齿；哪些事件可详，哪些事件宜略；时间断限，地理范围，注释与附录的有无与详略等；二是内容如何安排，如标题的设置、传记的排列，论赞的安插，图表的位序等；三是语言表述的政治原则和学术方法(相对于文学技法而言)，比如忌讳、称谓、民族疆界、对人物与事件褒贬评价的遣词造句、未定论的或敏感的政治问题等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等。《春秋左传》、《史记》中的“寓论断于叙事”、“一字褒贬”等实际上与其说是语言表达技巧，不如说是其作者遵循的一种编纂义例。

如何把握史书义例的严明一致与灵活运用之间的“度”，这是史书义例方面的一个难题。古今学者在这方面聚讼颇多，有的认为义例当严谨划一、不可自乱阵脚，如刘知几、钱大昕等史家，均持是说，而章学诚和当代一些史家则主张义例要灵活运用，不必死守成法，笔者以为上述两种主张并不矛盾。以《史记》为例，刘知几等指责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设世家，是“再三乖谬”，以为本纪乃为天子而立，世家专为诸侯而设；章学诚等则以为这是司马迁对所订义例的一种变通或叫灵活运用，显然也承认本纪本为天子而设。实际上，通观《史记》全书，司马迁的本意并非以本纪专属天子、世家专载诸侯，诚如张守节所言，“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帝王兴废悉详”，世家“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3](史记正义序)。可见，本纪是专门包举帝王承接、国家兴衰大事的，所谓“某某本纪”，只不过指代某一时期而已。又如章学诚曾称赞《史记》七十列传“名姓标题不拘义例”，认为这是灵活运用义例的表现。实则章氏在这里也许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用后世正史传记的标题义例去衡量《史记》。而对于司马迁来说，其标题的义例就是实事求是、因事命篇，根本不存在专以名姓或字号命题的成规。所以，就《史记》而言，既不存在“违例”之嫌，也没有“变通”之美，其义例本来如此。所谓本纪专记天子、列传专以名姓或爵谥为题等等，都是班固以后千余年形成的程式化义例，不足以规范《史记》自身的义例。总之，笔者以为义例必须谨严一致，而制订义例则贵在立意高远、辩证施治，一旦拟定，不宜轻易违越，否则，会造成一书前后矛盾的弊病。

如果说体裁与史学思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义例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可以说，史家的史学思想是通过义例体现在史书中的，孔子整理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孔子世家)这是典型的通过义例来体现作者的史观。当代史学工作者非常强调史家的撰述宗旨或者说史观，实际上，一部史书的撰述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义例之中。了解这一点并研究其关系，对于史书编纂十分有意义，一方面，我们编纂史书、制订义例应该立足于史学思想，让义例来体现思想，“寓论断于叙事”。这样，既可避免因袭程式化的义例，也可杜绝无意义的标新立异，更可减少史实叙述以外不必要的政治说教和蛇足之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流传下来的史书义例去发现已逝去的史家的史学思想。

四

史书编纂程序是历史编纂学研究中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寥若晨星。也许因为编纂程序是一个动态过程，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史书编纂者没有也不会把编纂史书的每一项工作程序都列出来附于书后，致使研究者无从得知众多史家的编纂经验和方法。但更为可信的解释只能是人们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编纂程序的重要意义，过分倚重了体与例在史书编纂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建筑一座大厦既需要图纸设计，也需要一个组织施工过程；做衣服量体裁衣之后，还须经历一个缝制过程；体裁与义例，对于史书编纂来说，同样只是一种设计和构想。要使之成为现实，还必须按照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方法把史料依据体例编纂成书。建筑施工和缝制衣服需要一定的技艺，编纂过程同样讲究科学的方法。当年司马光之所以能成功地编纂《资治通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创造了一套优良的编纂程序，即所谓先作丛目，次为长编，最后定稿。所以，应该把这种程序方法论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一项基本内容来研究。

程序方法论主要研究编纂程序的基本模式、基本原则和方法等。虽然，选题——搜集资料——拟定体例和编写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定稿，这一基本模式可以说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变化至多发生在先后次序上。但每一步骤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却包含不少学问。如选题须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应超过题目范围所及等，都是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仅以“修改”这一道工序而论，就有不少方法可讲究。短篇之作宜以一气呵成为佳，长篇巨制则不然，因为长篇写作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乃至十几年方始草成。如果等到洋洋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言的大作写成后再事修改，时过境迁，无异于从零开始。故长篇宜分段作业，写完一段修改一段。而修改之法又有即时修改与间隔修改、主题补充与文字润饰、自己修改与求教他人之别等等。所以，编纂过程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定的原则和多种方法，编纂史书不可不注意这些“雕虫小技”。

大型史书的编纂程序还应包括如何组织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虽然记载了一千余年的史事，但由于他所处时代史料的缺乏，故只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的篇幅，且重点在秦至汉武帝以前时代。以一人之力撰写这样的篇幅，在竹简时代虽然所需时日很长，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宋代两大史学家司马光与郑樵，都有志于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事业，司马光能够根据时势的不同，合理运用组织方式，借用众人合作之力，终于编纂出了《资治通鉴》这样传世不朽的巨著；而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志向决不在司马光之下，却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仍然模仿司马迁一人独撰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草创成《通志》这一不朽但远未体现其抱负的著作。惊人的巧合是，在当代史学家中，醉心于司马迁通史事业的学者，南有张舜徽先生，北有白寿彝先生。结果竟如同司马光与郑樵一样，白先生将一批中青年史学家组织起来撰成了千余万字的通史巨著，张先生则以一人之力独撰成荣获中国图书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好评但却远未达到他最初宏篇巨制设想的三卷本《中华人民通史》，其实，他最初拟定的通史体例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体例大同小异，编纂思想是相通的。这些表明，讲究编纂程序的设计与组织，也是实现史学家史学思想和撰述宗旨的关键因素之一，有关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古代的史学成果丰硕精深，浩如烟海的史籍包含着无数史家创造的优良编纂方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除少数史学名著和几部大型类书、丛书外，大量史书的编纂方法尚不为人所知，这是编纂程序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待挖掘的一座宝库。此外，编纂手段的现代化，诸如利用电脑储存、检索、分析资料、撰写书稿等，也是程序方法论急需吸收的新内容。

五

史书的语言表述，或叫做文笔，有些学者称之为“历史文学”，且当作与历史编纂学并列的一个问题来讨论，笔者以为这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任何著作都有一个语言表述问题。史书有语言表述的高妙与粗劣，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科技著作等等，同样需要讲究语言表述的优美，文学作品更有文笔的巧拙差异。如果把史学著作的语言表述称之为“历史文学”，那么，其他各学科的语言表述岂不是也要称之为“某某文学”?诚然，史书的语言表述与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述一样，是以人类社会的人和事物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它需要文学手法和文学色彩，需要获得文学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古今学者也曾大声疾呼：“文人不能修史”，因为，史书中的文笔与文学作品中的文笔是不同的，其语言表述方面的要求和原则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由于史书的语言表述要求有文学艺术性而将整个史书的语言表述概谓之“历史文学”，这就像人们需要穿衣服而不能因此把身体也连带称之为“衣服”的道理一样。此外，把史书的语言表述称为“历史文学”，也容易与文学作品中以历史人物或故事为题材的一类历史文学作品相混淆。实际上，“历史文学”这一概念原指的是史书语言表述所达到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水平，而我们却径用它来代称史书的语言表述，这显然不太妥当。如果觉得“语言表述”不足以体现史书的文学要求，那么，笔者以为使用“史书文笔”一语，与“历史文学”相比，似乎更为贴切。

史书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语言表述。恰似一座大厦的主体建筑和内外装修，任何科学的设计艺术最终都要依赖实际建筑和装修来体现，同样，任何高明的编纂体例毕竟要借助优美的语言表述来实现。有史书编纂就必然有语言表述工作；离开了语言表述，就无所谓编纂。语言表述是史书编纂这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把史书编纂仅仅理解为体例的制订，实际上等于抽空了“编纂”的基本含义。因此，如果承认历史编纂学的存在，就没有理由把历史编纂的语言表述撇在一边，当作与历史编纂对等的另一问题看待。

史书的语言表述不同于文学写作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能虚构情节以示曲折，也不宜浓墨重彩以显生动，但又要求获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感人效应，即可读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史书的语言表述自有奥妙。对此，历来论者不少。古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史家提出了“尚简”、“用晦”等标准，当代史家白寿彝先生提出了“准确、凝炼、生动”的六字原则，吴泽先生提出了“科学、准确、鲜明、生动”的要求，瞿林东先生则从美学高度提出了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真实之美、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动态之美、含蓄之美、力量之美、形象之美”的范畴。

笔者以为，史书语言表述的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下述三项内容。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风或者说文德。文风对于史书写作来说显得比其他任何写作都重要。这是由于史书所载均属真人真事，一语褒贬，贯及古今，牵动生死。如果徇私立言，或妄下雌黄，就可能冤及古人、误传后生。所以，要研究和提倡科学的优良的文风。比如征引明言出处，临文主敬主恕、不妄论与苛求前人，持论公允、不徇私意等，都是史书文风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古代史家极为重视，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在其所著中均设有专篇加以论述。其次，就是史书语言表述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基本原则。我们知道，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等。同样，史书写作也应该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就目前所知，史书的语言表述原则，至少有下列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准确真实；二是文约事丰，即古人所谓“用简”；三是适当用晦，即语言雅观；四是生动可读。也大致可借用“信、达、雅”三字概括。最后一项便是写人叙事的基本技法，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基本方法，比如叙事方面的互见法、提纲法、追叙法、连类法、带叙法，典制方面的纲举目张、分门别类，传记方面的三段式(即先述世系、次叙经历、再论品性)、年谱式等等之外，这方面还可以更多地借助文学写作技法，诸如生动的场面描写、细腻的人物刻画、合理的语言想象、必要的词藻修饰、适度的心理推测等等，都未尝不可移花接木，以作成“飞动”(梁启超语)的史学文章。

在史书编纂的语言表述方面，要想走出低谷，摆脱目前史书可读性差的困境，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史学工作者需要大力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从汉语文学中吸取丰富多采的词汇，从西方文学中学习其句式的灵活多变和语言思维的严密逻辑，则是其中要义。多年来，我们总是强调“史论”的价值和“史观”的重要，片面指责“文人修史”的弊端，严重忽略了“史文”的要求，现在应该到了呼吁文人参与修史的时候了。眼下不争的事实是，许多史学工作者总是乐于招收文学系科毕业的学生为研究生，这样的人才也往往易于拿出成果。这种现象实在值得史学界同仁深思。

既然历史是复杂多变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人类情感是喜怒无常的，那么，史书的语言表述就应该是生动活泼、绚丽多姿的，就没有理由整齐划一、单调平淡。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仍然鄙视文学家的生花妙笔，那么，终有一天，史学就可能变成“死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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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范文篇7

一、文论观点“本之于经”

作为一名经学家，陈澧亦兼擅文学，其经学思想及其学术方法不知不觉向文学的领域延伸。陈澧的文论观点皆“本之于经”，将《诗经口小雅》中“有伦有脊”一词作为作文指导法则，并将文学视为学术经世的手段之一。对于作文之法，陈澧拈出了“有伦有脊”的原则，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文论观点“本之于经”：“昔时读《小雅》‘有伦有脊’之语，尝告山舍学者，此即作文之法，今举以告足下，可乎?伦者，今日老生常谈，所谓层次也。脊者，所谓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书之于纸上，则为文。无意则无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则必有所主，犹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为之主，此所谓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则必有伦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尽意，则其浅深本末又必有伦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虽然，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说虽浅，然本之于经，或当不谬。”[1所谓“有脊”，是指文章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所谓“有伦”，是指文章层次清楚、条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然而，“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伦有脊”?陈澧提出“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的韩愈被陈澧推为文章家的典范：“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昌黎进学解日：‘先生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昌黎读书法也。昌黎一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屡言之，燥然而可见，确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韩愈为学尊孟子、苟卿，读书披百家，吟六艺，其作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为一家，而犹可以寻其所自出。”文章家当师范韩愈“一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伦有脊”的优秀篇章。对于文章的“意”和“脊”，陈澧尤其重视，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诗人之旨”的诗文作品。他称赞冯子皋的诗“盖大令之诗，尤善者《徐乡竹枝词》二十一首，凡耕植丝布之业，沙草鱼蟹之利，岁时灯火酒食之乐，男女婚嫁思慕之感，历历如绘，此近于古诗人之诗，陈之可以观民风者。，[钉评方子箴诗“及其怡怿乎心灵，流连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诗人之旨也。[]所谓“古诗人之诗”，也就是文章内容需“原于古，切于时”，具有“怡怿乎心灵”的感人力量。陈澧论文“本之于经”，主张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时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陈之可以观民风”，秉承了儒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论精神。这与陈澧学术经世的思想直接相关。经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之一，陈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学术思潮重新得到张扬。齐思和说：“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5]处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学术氛围中，陈澧虽关心政治，却自认并无经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样“以经术为治术，[，他选择了学术经世的途径，通过著书立说、教育人才来达到间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7他将学问看得异常重要，甚至认为“学术衰坏”直接关系“人心风俗”，这是他经世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学同样具备经世的功能。陈澧提出“凡经学，要识义理，非徒训诂考据而已。”“凡史学，要知治乱兴亡之由。‘凡读古人诗文，要取其开我之心胸，养我之性情。”[8]不论是经学、史学还是文学，陈澧看重的是他们帮助士人识义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养，从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赞扬郑小谷的文章“观君之文之论事者，则亦可识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时，必可行而后著其说，必不可不除而后陈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应“必可行而后著其说，必不可不除而后陈其弊”，发挥经世之效用。陈澧的诗文亦表现出强烈的对时事的关切之情。如《大水叹》指出广州的水灾不仅是天灾，还与官吏管理不善，滥收田租、诱民垦荒有极大的关系。《有感》讽刺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叶名琛临敌而不设防，致使广州城陷落的荒唐举动。《炮子谣》写吸食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身心健康的损害，对世道人心的破坏，这正是他“切于时”的文学理念在创作领域的贯彻。

二、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

陈澧在《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的理想要求：“昔人谓史家有三长：学也，识也，才也。澧尝论之，以为文章家亦然，无学则文陋，无识则文乖，无才则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论文，其可以号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郑君乎?君读四部书不知几万卷，宏纲巨目，靡不举也。奇辞隽旨，靡不收也。其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是日有学。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时文而模仿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是日有识。其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为也，能异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锋英英焉，其气磊磊焉，其力转转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这是他在当时文坛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关系的论争中，主张调和汉宋、贯通相左的折中的学术立场在文论领域的反映。陈澧“学、识、才”兼长的文学理念受到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才、学、识”兼备的观点最早由史学家刘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学诚将之引用到古文创作的理论中，提出“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1叩认为理想的古文应将文辞、考据、义理也就是才、学、识三者完美融合。颇具深意的是，章学诚提出“才、学、识”，陈澧则将其排序变为“学、识、才”，并在具体阐释中融人个人之思想。对“学”的要求被陈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也就是训诂精确，博闻强记。强调为文精于考据，与陈澧崇尚汉学的学术取向密切相关。陈澧虽主张汉宋调和，但他的学术出发点是汉学，其学术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汉学领域，正像钱穆所说“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诸子。’，[n因此，他将汉学家所重视的考据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在诗文创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据而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所谓“识”，是指“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也就是汉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学术识见。清代中期以后，汉学和宋学各执门户之见，争论不休。陈澧学术思想的特点在一“通”字，抛却门户偏见，主张汉宋融通，考据与义理兼长。“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则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其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书，冀有以药此病耳。既成此书，乃著《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学有识见，“以其所学发而为文，为诗”，则不会流于琐碎空虚，也不会流于乖张臆说。汉宋通融的经学立场影响到陈澧的文论建构，强调“学”与“识”兼长，也就是考据与义理兼擅构成其文论的重要内容。所谓“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学表现才能，也就是章学诚所说之“文辞”。在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陈澧对“才”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凡方伯之诗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连章，横翔而杰出。其奇也，狭韵僻字，斗险而争新。其艳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穷纤微，其和也锵锵中宫徵。若是者，犹才人之能事乎!虻]这里的“才”主要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从用字到音韵到风格都有精到的论述，可见陈澧对文学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审美鉴赏能力。陈澧虽提倡文章家应“学识才”兼备，但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处于同等位置。他欣赏辞章之美，但却将“学”和“识”置于“才”之前：“作诗写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让专门者为之。……若夫著述之体，切宜留意……学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辞章所可同日而语者，俗人更不识也。”C14]这里的“著述之体”指的是经说与史论，陈澧提明确地将著述之体置于诗文之上。对于诗文，陈澧则提出“不俗”的评价标准，而将文章艺术的工妙置于其次。何为‘不俗’?陈澧认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乡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为贼，可惧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为不俗。,E143所谓“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独行，绝不同流合污的个性。陈澧对清末“廉耻道丧”的世风极为不满，将“行己有耻，博学多文”作为教育的宗旨，一贯强调道德的修养，他的赞扬“狂狷”，痛诋“乡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个性独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种思想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不俗”的诗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论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对诗文作者学识修养、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将“学”与“识”放在首要之位置。

陈澧“学识才”兼长的诗文理想对克服当时空虚、琐碎、浅薄的文风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意识到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陈澧为宣传自己的经世主张，将著述文体凌驾于才人辞章之上，对文学作品流露出贬低的情绪，这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对陈澧颇有些菲薄态度的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曾说：“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成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坠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E15]批评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文章俚俗；汉学家以考据为文，文无性灵，明确提出义理、考据之作皆不可称为“文”。这段话或可让我们对陈澧文论未能摆脱经学思想羁绊的不足之处有更深的了解。

三、沟通骈散、反对时文

古文与骈文、考据之文的论争是清代汉学与宋学的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反映。笃信宋学的袁枚、翁方纲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则推尊东汉考据、训诂之学，提倡骈文、考据之文与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汉宋兼采逐渐成为经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汉宋兼采派经学家的文论观点亦正如他们的经学主张，对文坛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陈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与调和汉宋的经学立场相一致，陈澧对于文学领域的骈散之争持折中的态度，认为古文与骈文、考据之文各有所长，应该互相调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属为之序，读之而惊且羡也。集中有古文，有骈体文，有考据之文，又别有诗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国朝海内诸名公，其顾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简斋能为古文、骈体文，能为诗，而不喜考据。然其随笔之书，即考据也。阮文达公精考据，又能为骈体文与诗，而谓古文非文也，笔也。然其集中之笔，亦复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论。”[1他认为本朝文人只有顾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够做到古文、骈体文、考据文、诗歌四者兼长。顾炎武是陈澧终身仰慕的学者，为文考据和义理并重。洪亮吉乃骈文大家，陈澧对他颇为欣赏。袁枚提倡性灵说，反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理论，但陈澧认为他实际上十分精通考据。阮元立倡文笔说，推尊骈文为文之正统，认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笔”，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陈澧认为阮元实际擅长笔的写作。陈澧以顾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创作为例，力证汉学与宋学可以调和，古文与骈体文、考据文可以兼长。

章学诚范文篇8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多翁学士《金石略》所未著录者。”［3］567仪克中的实地考察保证了《广东通志•金石略》史料的严谨，再加上曾钊的严密考订，使得《广东通志•金石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兰生对此极为赞服:“墨农访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订数次，此志书当以《金石》一门为冠。”

3．重视图表的价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编纂特别强调地图的重要作用，谢启昆誉修、胡虔主撰的《广西通志》，对地图的作用十分重视，其《叙例》说:“图之为用，视书尤切，文字易传，绘事难效，书存图亡者十之九，而图学相传之法，亦于是遂废。”(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叙例》)《广西通志》十分注重郡县沿革的考证，特设郡县沿革表，列于总目之首，博引史志及专家之书，详加辨析考订。阮元亦十分重视图经的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4］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元的《广东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对其地图学成就非常倾慕，力邀其入志局负责绘图，经其手共绘制舆地图106幅，包括省图1幅，府、直隶州、厅图16幅，散州县图89幅，其中府县地图的绘制对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门，除了详论广东海事、各路关防要塞、攻防战守诸事，特附海图20幅，海图描绘精细、准确，炮台分布历历在目，又以文字说明各军事要点，这种图、文结合的绘图方法将广东海域的地理、军事形势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参考价值极高［5］。阮元对“图说”一门十分重视，他认为，地理以“图说”为先，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说明一邑之内的地理形势，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也……《图说》者，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图内为说，曰东西南北至某处有某山，与何处相连，有某水、某路，自某处来，自某处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桥、某庙、某墓，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一邑之图说，须以数十纸计，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为图经也。”

因此，他建议《扬州府志》专立“图说”一门，并亲自绘《雷塘地保图》1幅，刻印了100张送给伊秉绶。他还撰写《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篇末附图1幅，阮元在图中标明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址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视地图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响，阮元在历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视史表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经纬，史表的价值在于可以化繁为简，对复杂的历史记载起到明晰、晓畅的功效。在地志编纂实践中，他主张仿《唐书•宰相世系志》的办法设立《氏族表》，他说:“一县之中，必有大家旧族、新贵儒门，以此为主，而收其族。凡内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镇、协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叙先世迁徙之表中详载各房名字，自生员以上皆附见于表，即如江都、甘泉、仪征之耿氏、唐氏、杨氏、常氏、郑氏、秦氏、许氏、阮氏，兴化李氏，高邮王氏，宝应刘氏、乔氏，泰州宫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勋爵、督抚等官家自为谱，余皆借而次第辑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对地方志而言，谱牒可以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章氏亦认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这种认识在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广东通志》表分郡县沿革表(卷3－卷9)、职官表(卷10－卷62)、选举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都是延请名家编纂的，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吴兰修(1789—1839)，字石华，广东梅县松口人，阮元赏识其才，任命他为“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曾纂修广东《封开县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粤秀书院志》中也有提及:“适开通志局，先生与焉，《沿革》门其手纂也。”［6］252郑灏若，字萱坪，番禺人，拨贡生，著有《榕屋诗抄》、《四书文源流考》等。汤贻汾与吴兰修、郑灏若都有密切往来，在羊城形成岭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数年，多文字交，有谢澧浦、张南山、李芸甫、吴石华兰修、仪墨农克中及刘朴石、三山张墨池、磬泉郑萱坪、黄香石、苍压孟华墀、叶云谷、麦南村、马德隅、曾竹屋、陈仲卿诸先生”［7］528。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广东通志局有着重要的影响。1821年，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文达尝令侯康与周秩卿孝廉，郑萱坪明经，胡稻香茂才同辑四书文话［8］卷7。由郑灏若负责撰写《职官表》，内容最为详尽，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纵横经纬，词约意丰，谢兰生对其评价甚高，日记说:“郑萱坪所撰《职官表》甚佳，不亚石华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视图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学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戴震认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还十分重视地图、沿革表，“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9］489，“县境图表最紧用”［9］486。戴震的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学思想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职官表也受到章学诚的志书思想的影响。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7)正是因为设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编纂中适当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对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有重要影响。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组织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对同时代人编纂的历史地理著作的评价体现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认识。1823年，龚自珍为阮元撰《六十寿序》，对阮元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重点突出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文曰:“公(阮元)又谓读史之要，水地实难，宦辙所过，图经在手。以地势迁背，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坐见千里，衽接远古，是公之史学。”［10］226龚自珍对阮元学术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远古的史学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为主，组织学士通儒编纂的历史地理学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翘楚。《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从总体来看，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总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修成。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因为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对修志的旨趣和志书的编排意见不合，遂托病辞去总纂之职，关于此事赵联元在《续云南备征志》中有记载:“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11］136正是因为巡抚和分纂的排挤，王崧辞归，这对《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其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的详近略远原则值得商榷，他说:“详近略远，志书通弊，考志书备一方掌故，若详近略远，考古者不可为典要，何用志为?况四部载籍具在，悉心考订，自不至大有渗漏，蹈详近略远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综汇数千载，详加考订，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责，其不可考者仍缺之。”［12］凡例通志编纂的目的是备载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从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讨古代文献更难，价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势必会使古代许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难以载入，由此会使编纂的方志价值大打折扣。《云南通志稿》编纂古今并重，在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方面尤加重视，这也保证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简适宜。史书繁简问题是历史编纂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别注重繁简得宜的编纂原则。

《云南通志稿》的《凡例》就直接提出:“志贵乎繁简得宜……若前明《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称其意，盖欲效法《五代史》耳。然欧阳修、宋祁分修纪传，删繁就简，称为良史，而后人又有议其略者。近代志书或矫其弊，复失于冗，似于繁简均未得宜也。”［12］凡例关于史书繁简问题，刘知己《史通》提出，史书编纂以简要为美，这种编纂旨趣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有重要影响。明朝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繁”、“简”不是从文字和篇幅来衡量，而是应从编纂宗旨和撰述结构方面来考虑，“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13］129。乾嘉时期，学者的史文繁简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陈元棫认为，“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14］卷18。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15］卷33阮元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深受乾嘉学者繁简观的影响，所以力主使《云南通志稿》的编纂做到繁简得宜，从通志的类目设置和语言叙述风格方面都能体现作者的这一追求。其三，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记载云南的经济、民族成为全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全书中，《食货志》比重最大，共有24卷，反映了编纂者关注民生的编纂旨趣;滇志最重要的任务是记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所以有必要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这也是云南地方志的特色所在。编纂者用19卷的《南蛮志》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正是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的有力佐证。《食货志》专列《盐法》和《矿厂》，并在《凡例》中指出:“盐法、矿厂为滇南大政，尤宜详载。盐法有旧章新法，矿厂在有现采已封，金、银、铜、铁各厂并京铜采买鼓铸诸例，俱不可缺。”［12］凡例明清时期，盐法、矿厂在食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编纂者们将这些内容详加记载，以反映当时云南民生的实况。此后云南省志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形成定例，“盐法矿产为滇南大政，顾兵燹以还，盐法有旧章、新章之别，矿产有现采、已封之殊，俱不可略，金银铜锡各厂，并京铜鼓铸诸例，阮《志》皆于课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现行事例补载备考”(魏光焘《续云南通志稿》凡例)。滇志重要的主题是记载少数民族，故《南蛮志》的设置即是承担此任务的。正如《凡例》所云:“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记载中亦微寓旌别之意。”［12］凡例《群蛮》一门，主要申述对中央皇权的历史认同感，这与王崧对本地“历史”的看法、立场大相径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观点，此也突显王崧的方志书写不合典范之处。王崧透过其方志文本及其个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强化云南(特别指滇洱一带)为整体帝国之部分此一社会情境与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记忆来维持本土认同，并由此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的边缘地位，其继任者的编写话语与王崧的诉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16］115－117。

章学诚范文篇9

【关键词】脉经性质医经

《脉经》魏·王叔和撰。就该书的性质而言，日·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将其著录于“诊法”类。中医学界多承此说，认为《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之脉学著作。然该书自序曰：“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因此，该书系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论述《脉经》当属医经类著作的性质。

一、从历史看

1.秦汉为医经与经方分立时期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其“方技略”著录的是与医药卫生相关的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房中、神仙两种，章学诚在《校讐通义·汉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医学图籍主要分列为医经、经方。其中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类著作共计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小序言：“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以《汤液经法》为代表的“经方”类著作共计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小序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指出经方是记述利用中药组方配伍制成方剂的一类书籍。医经与经方分立，体现了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

2.汉末为医经与经方融合时期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晋·皇甫谧在《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中亦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张仲景参考《素问》六经分类理论，又禀承《汤液经法》之方剂，开创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将理、法、方、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伤寒杂病论》改变了长期以来医学理论与临床技术相对独立的局面，是医经与经方相融合的划时代的经典著作。

3.魏晋为医经、经方与针灸融合时期

《易》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何谓聚?皇甫谧曰：“事类相从，聚之义也。”因此,叔和“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脉经》一书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该书首次将医经、经方、针灸有机地融合于一体，使临床治疗从单一的方药，发展到方药与针灸相结合。如《卷二·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寸口脉洪大，胸胁满，宜服生姜汤、白薇圆，亦可紫菀汤下之。针上管、期门、章门。”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将《脉经》定位于脉学专书，实谬矣。

二、从命名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脉，衇，或从肉。”“衇，血理分衺行体中者。”段玉裁注：“理分犹分理……衺行体中，而大候在寸口。人手卻十分动脉为寸口也。会意。”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认为，人体和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人相应的观点，体现了中医学的鲜明特色。自然界的水系，对应于人体，则是人体中条条经脉。“脉”指血分理斜行于体中的分支经脉。可以说，《脉经》之“脉”即指人体内的经脉。

叔和认为，脉学理论精深微妙，脉体难以辨别。切脉的错误会直接导致治疗的失误。以此名书，并非只言脉，而只是为了强调经脉的重要性。正如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指出：“详此文，其书虽曰《脉经》，不仅言脉而已。唯因‘脉理难精’，故特以此命名，示持重耳。”

三、从书目著录看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脉经》著录于“明堂经脉类”。《通志·艺文略》则将其著录于“脉经”类，而《通志·艺文略》的“脉经”一类，实际上是继承《汉书·艺文志》中的“医经”类，收录理论性医学著作。《国史·经籍志》则将《脉经》著录于“经论”类目之下。据此可知，早期书目将《脉经》作为医学理论性著作，属“医经”之范畴。

四、从撰写原因看

据《脉经·自序》，王叔和编写《脉经》一书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叔和认为，脉学理论精深微妙，脉体难以辨别。切脉的错误会直接导致治疗的失误。其二，“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叔和认为，医药是性命攸关之事，不能有一毫之疑。其三，“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叔和认为，前代遗留下的医学文献难以利用，且流传不广。“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兹偏见，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王叔和乃“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著成《脉经》一书，庶使末学“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以比踪古贤，代无夭横”这一目的，这不是一部诊断学专书可以做到的。

五、从成书基础看

叔和《脉经》，除根据《黄帝内经》及扁鹊、张仲景、华佗诸家所撰医籍外，还广泛参考了多种前代医学著作。今从其具体内容中可见者有。

(1)《素问》、《针经》，见卷三及卷六引经文。

(2)《四时经》，见卷三。

(3)“扁鹊曰”、“岐伯曰”等，见卷四第五。今皆不见于别书，盖当时均有单篇别行之书。

(4)《张仲景论脉》，见卷五第一。

(5)《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等，均见卷五。

(6)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条文，则分别见于卷七、卷八、卷九中。

(7)医律、热病阴阳交部、热病并阴阳部、少阴部、厥逆部、阴阳竭尽部、重实重虚部、阴阳相附部。以上诸名，见于卷七小字注文，皆不见别书著录。然其内容，大都见于今本《伤寒论》中，亦或仲景弟子所撰《四逆三部厥经》，所收乃师《伤寒杂病论》中部分条文，今亦别无所据，尚待考。

(8)《仲景评脉论要》，见卷七。详此部分条文，大都不见于别书，疑系张仲景别有论脉之书，亦或系原《伤寒杂病论》中部分内容。

(9)《手检图》，见卷十。

考上述所载之书的性质，大多归属于“医经”类。叔和之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文献整理工作，即在吸收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的整理工作，就其性质讲，亦当属“医经”类。

六、从编撰体例看

“类书”者，将多种文献分类汇编以供查寻之书。《旧唐书·经籍志》标以“类事”，宋《崇文总目》始名“类书”。类书具有收录内容广博，以杂见称;片断摘取原文，内容不完整;分门别类编排，便于检索等特点。

详王叔和《脉经》，均是以多种别家之书为素材，以分类编排为体例，打破原书编次，重定部居，汇为一书。虽然与唐宋以后之纯工具性标准类书相较，尚不尽合，但此种编辑体例，当是受秦汉三国时期初期类书性图书编辑体例及编纂方法的影响，故亦医学中之早期类书型书籍。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称：“该书收集晋初及晋以前有关文献，‘各以类例相从’之体例，编纂而成，实则亦一类书型医书。”

七、从内容看

《脉经》全书十卷，一百零四篇，亦宋·林亿等校定本。其中卷一、卷二及卷四论脉;卷三论脏腑;卷五载张仲景、扁鹊、华佗等论脉及察声色;卷六论五脏六腑病证;卷七载张仲景等论伤寒;卷八及卷九载张仲景论杂病;卷十为手检图。公务员之家:

该书述二十四脉之体象、辨三关阴阳、奇经八脉病、三部九候、脏腑病候及察声色等，内容颇详，特别是收载仲景遗论，尤为详尽。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该书“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当属“医经”类著作。宋·林亿盛赞此书曰：“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以举五藏六府、三焦、四时之疴。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使人占外以知内，视死而别生，为至详悉，咸可按用。其文约、其事详者，独何哉。”

因此，将《脉经》一书定位为一部脉学专书，不能全面揭示其学术价值的所在。《脉经》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当属“医经”类。

【参考文献】

1王叔和.脉经[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3.

2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8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76.

4张灿玾.针灸甲乙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7.

5王凤兰.汉末六朝医经和经方的融合[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2):934.

章学诚范文篇10

“史艺”一词是我国历史教学法专家赵恒烈先生在总结章学诚“史家四长”之说的基础上首先提出来的，赵先生关于“史艺”概念的解释，简而言之，就是历史教学的技艺。主要指历史教学的技能和方法。

世间成就万事，无不讲求方法，培根曾将方法比做照路的灯笼。主席曾将方法举喻为过河的“桥”和“船”。可见，“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啊！因此，历史教师也必须研究传授历史知识的恰当方法，以求事半功倍之效。

教学有法，并无定法。如果不因地因人而宜，一味抄袭照搬别人的方法，就难免出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笑话。清人顾嗣协诗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教学方法亦是如此。讲述、讲解、讲读、谈话、图示等方法各有所长，能否针对教学对象和教材内容，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不仅要看历史有无扎实的业务功底，?关键还在于历史教师是否具备了“吏艺”才能。

二、“史艺”的秘诀

历史千头万绪，方法多种多样。欲使讲授史实感人肺腑，分析史实一针见血，学生听讲兴趣盎然，举一隅而三隅反，历史教师必须掌握“史艺”六字秘诀，即博、爱、导、精、新、巧。

1．傅览书籍，具备一个“博”字

历史教材几百页，记述中外历史二三百万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仅就文化方面而言，又包括了天文、历法、数算、文史、医药、化学、建筑等等。复杂的社会现象，浩繁的历史典籍，加之当今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新成果，都需要历史教师去阅览，并根据教材的取向去搜集、鉴别、整理。

历史教师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的史料，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才能自由地把握住历史教学。

2．了解学生，突出一个“爱”字

教学实践说明，历史教师要教好历史必须了解所教对象一学生，分清所教班级好、中、差三个层次，做到胸中有数。要分析好每个“差”生学习落后的原因，因材施教，做到普遍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这里的关键是教师要有一颗爱心。

既有爱教育事业之心，又有爱全体学生之心，特别是对差生要以爱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这样，才能保证历史教学成绩不断提高。

3．激发情趣，强调一个“导”字

有人说“情趣是成功之源”。也有人把情趣比做学习的动力。一个好的历史教师总是先从激发学生情趣入手，启发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后加以点拨，诱导。这也是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

4．抓住课堂，研究一个“精”字

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教师不仅要讲清，还要讲透；学生不仅要理解，还要掌握。若沿用注入式满堂灌，再辅之以“题海”，方法陈腐，直接影响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就此，全国各地新法倍出，有上海的“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八字教学法；有杭州的“读、理、练”三段教学法；还有北京三中朱尔澄老师的“情感型”教学法。这些方法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但都紧紧地抓住了课堂教学，讲授精益求精。这些历史教学改革的尝试和经验，都在说明“抓住课堂，讲究一个精字”的重要。

5.熟读教材，发掘一个“新”字

现行历史教材图文并茂，言简意赅，且故事性、概括性强，一改过去专著缩编式的编写方法，很适合目前中学生使用。但是，“剧本编得好，还须演得巧”，这就需要教师熟读教材和教参，认真思索，研究出新的教学方法，做到常改常新。

这是当前历史教学改革的需要。

6．精心琢磨，力求一个“巧”字

“巧”即教学的技巧。它是历史课堂教学中导入、说明、提高、变化、强化、使用教材、总结等诸多外显技能的升华。教学技巧是每个历史教师都力求掌握的，而要掌握这一点，就必须精心琢磨教学方法和教学语言。甚至分解研究，微格剖析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反复练习，使上述技能达到极其纯熟的地步，灵活运用讲述、图示、比较、演示各法，力争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若能如此，则历史教学成绩必然会不断提高。

三、“史艺”发展与创新的准则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历史教学的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主要是在教学的组织方式和方法方面。那么何为发展创新呢？展望历史教学改革的趋势，可以规定为三点准则。

1．凡是符合“三个面向”的教学观点和教学方法就是发展，就是创新。

2．凡是采用新的教学手段（如电化教学及天津首创的“五色反应卡”?的使用等）能增加传递信息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发展，就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