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范文10篇

杂文范文篇1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8]曾颖《死神的账单》出自《杂文选刊》2001年第7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9]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出自《杂文选刊》2002年第5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参考文献

1、苏恒、冯朝文《文学概论自学辅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M]1984年8月版

2、教材编写委员会《文学概论》开明出版社[M]1998年5月北京第2版（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3、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M]1997年11月版。

4、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M]2002年1月第1版。

5、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M]（现中央电大教材）

6、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M]2004年8月第1版。

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M]1998年1月第1版。

8、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M]2001年1月第1版。

9、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M]1998年12月第1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K]1978年8月版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K]2002年5月版。

12、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K]2001年。

1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K]2002年1月第1版（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14、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K]2004年1月第1版。

15、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G]2001年1月第1版。

16、焦国标《附：杂文二题》杂文报社编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G]P93

17、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朱大路主编《世纪末杂文200篇》文汇出版社[G]2001年2月第1版。

18、张彦加、张功杭《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G]2003年9月第1版。

19、杂文报社编选《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河北人民出版社[G]2003年1月第1版。

20、《杂文是什么》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2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陈思和、林建法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G]2003年4月第1版。

22、刘成信、王芳选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出版[G]。

23、鄢烈山选编《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G]2004年1月第1版。

24、刘成信、王芳主编《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长春出版社出版[G]2003年10月版。

25、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杂文选刊》[J]2004年第8期上半月P44

26、曾颖《死神的账单》《杂文选刊》[J]2001年第7期

27、张峰《铁杵磨针新传》《杂文选刊》[J]2004年第9期上

28、朱健国《改写叶乔波》《杂文选刊》[J]1998年第1期

29、陈章《新编〈干部手册〉》《杂文选刊》[J]2000年第5期

30、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杂文选刊》[J]2001年第2期

31、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杂文选刊》[J]2001年第7期

32、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J]《杂文选刊》2002年第1期

33、燕赵客《乐和日记》[J]《杂文选刊》2004年第9期上

34、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J]《杂文选刊》2004年第9期上

35、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J]《杂文选刊》2003年第2期

36、《佛山日报》[N]2003年11月17日A2版。

杂文范文篇2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同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科学界定杂文概念，已成为杂文界刻不容缓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杂文范文篇3

【正文】

一重读《门外文谈》

用漫谈的笔调，讲高深的学问。鲁迅的这一篇《门外文谈》可称杰作。它从文字的起源谈到汉字的改革，从文学的发展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涉及广阔的方面。读者可以在很轻松的阅读中，获得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曾经跟小学大师章太炎学过《说文解字》。文字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本行，难怪谈起来如数家珍，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了。

这一篇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地提出了汉字改革问题。汉字从远古发展到现代，“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为了让劳苦大众容易得到学习文化的条件，鲁迅在好些文章里都提出了方块字必须改革的主张。例如，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工农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在《答曹聚仁先生信》（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说了：“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把方块字称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见《且介亭杂文》），他说：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并不是鲁迅一人的见解。钱玄同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废除方块字，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主张。更早，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就是探讨汉语拼音化的一件大事。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指派为读音统一会的会员。《门外文谈》里说到了会上的一些情形：

劳乃宣和王照他们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

读音统一会是1913年2月15日开幕的，到5月26日闭会。到会的有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八十多人，推举吴稚晖、王照为正副议长。会上，在核定音素、采定字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核定音素问题上，南方的会员和北方的会员争论的是浊音字母和入声的存废；在采定字母问题上有三派不同的主张：一、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二、符号派，这是会员中那些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裳、朱希祖，以及马幼渔、钱稻孙等人所主张的，即以章太炎1908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三、罗马字母派。在争论过程中，鲁迅没有到会参加，他只是去参加了表决。1913年3月12日他的日记记有：“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鲁迅是怕少了自己这一票，这天才第一次赴会的。会议即根据表决的结果，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以代反切之用”，作为注音的工具。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将这套字母正式颁布。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又重新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吴稚晖定的）。到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不称“字母”而称“符号”，就是明确将它定位于一种注音的工具，犹如英文字典注音采用K.K.音标和IPA音标（国际音标）一样，而不是构成一种拼音文字的最小书写单位——字母。这一定位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表明无意于用它来取代现行的汉字，它不再被看作汉字改革的一个步骤了。

到了1952年，这套注音符号还最后风光了一回。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称他做“识字拐杖”，取得了良好效果。于是宣传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1952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虽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即不再提起，但也可以表明这套注音符号在识字教学中是有用的。

鲁迅已经看出了这一套注音符号没有力量单独拜帅，不可能发展成为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赵元任提出的罗马字拼法，他也以为太繁难，“有些妨碍普及了”。他赞成的是汉语拉丁化。1931年吴玉章等人在苏联海参崴拟定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传回国内以后，从1933年起，一些左倾的文化人就在各地组成团体，宣传推广了。《门外文谈》里提到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就是他们的一种出版物。鲁迅在《关于新文字》（见《且介亭杂文》）这篇答问中，热情称赞了这种拉丁化新文字：

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如此说来，确是好东西了。如果来一个可行性论证呢？鲁迅就发现困难还不小。《门外文谈》中说：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如果采用拼音文字，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文字，不像方块字那样可以在各个方言区中一律通行。有人因此认为汉语是不可能采用拼音文字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讲，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认为中国文盲众多，就“等于并没有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用“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关于新文字》）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方块字的繁难，这些论辩可以在辩论会上取胜，却无助于解决方言的拼音书写这个难题。解决的办法，鲁迅只说了“将来再图沟通”这一句。寄希望于将来，也就是说此刻他也拿不出办法。

“将来”终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汉字拉丁化的主要设计者吴玉章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年12月他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主任兼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可以以国家之力来推行他的方案了。结果在1958年出台的一套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只能用来帮助识字、统一读音、改进学校语文教学和推广普通话，并没有将它发展成为一种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的意思了。

不止是鲁迅一人，这些主张废弃方块汉字而改用拼音化新文字的人，只强调了汉字难学难认等等缺点，却没有看到它对维持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有不止一位学者是谈到过的。例如，刘大白早在1929年写的《白屋文话》的《自序》中，就说得很透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多的国家。在地势上，又有山脉河流的阻隔；过去时代的交通，非常不便。汉末以后，经过好几次的分裂；其中像六朝、五代以及南宋时代的分裂，都是长期的。从五胡乱华起，到满清入据中原止，外来异族底侵入，又几乎是不断的。但是中国底文化，二千多年以来，一向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底能够统一，和对于外来异族的同化力之强，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就在于同文政策底实行。这所谓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写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广，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复杂，外来的或固有的异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拼音文字，分别拼出方言方音的人话，便可以有许多种的文字，许多种的文腔，而文化便不能这样统一了。所以中国历史上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力量，就仗着：（1）不用拼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2）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话和文腔，而用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咱们所用的衍形文字，因为咱们所用的语言是孤立语，而孤立语在现在语言学者估定的价值上，又被称为比较进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都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另一个问题。

朱自清在1940年写过一篇《文字改革问题》，是探讨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利弊的。文中引证了好几位中外学者的意见。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所著《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的一个意见：

中国人为何不废弃这种表意的文字，而采取音标的字母，内中有很大的理由。中国文字，在学童识字的效率方面，虽然不及音标字母那么简易，可是中国全部文化的基础，都建筑在这种文字之上，而各处散漫的人民，彼此能互相联系，以形成这样一个大国家，也未始不是这种文字的功用哩。

在《准风月谈》里，有一篇《中国文与中国人》，是在《门外文谈》之前一年写的。虽然是瞿秋白所写，却是鲁迅经手拿去发表的。那篇正好也是介绍高本汉的这本《中国语和中国文》。只是不知道鲁迅是不是注意到了朱自清所摘引的这一段文章。

不仅这样，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还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朱自清在文章中还从巴玛所著的《近代语言学专论》一书里摘引了这样一段：

我们的问题也一样。学语言的知道。（一）无论哪种改良的拼法，五十年内就会过时的。（二）我们从哪种拼法的字印行英国文学的杰作？若将“莎士比亚”改成近代的音读，那是欺人。可是若印这类书都用老拼法，只印新书才用新拼法，初级学校里都教新拼法，那么，没有时间和耐性学习老拼法的人，便没法读英国文学书了。……传统的拼法和中国字一样，是一条联系的索子，将十五世纪以来全部的英国文学拢在一堆儿。任何将拼法近代化的企图，会将一切人都关在英国文学的门外，只让几个渊博的学者进去。

朱自清认为，这意见“也是我们很好的参考”。

鲁迅看到了汉字的繁难，附和了拼音化改革的主张。当他发现方言复杂这问题之后，也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去作进一步的考虑，这似乎是他千虑之一失。这是后人阅读《门外文谈》的时候最应注意的一点。据我看来，这一篇里除了这一处可议之外，其他精彩之处很多，例如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以及主张把方言土语（“炼话”）引进文学，都是极有见地的。谈到知识分子在改革事业中所应有的态度，他就说得真好：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二重读《青年必读书》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原来在晨报编副刊。报社的一位领导人看大样的时候，把校样上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见《野草》）抽掉了。孙伏园愤而辞职，因此促成了《语丝》周刊的创刊。这事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见《三闲集》）中说了一个大概。

孙伏园是一位著名的副刊编辑。他离开晨报以后，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去。1924年12月5日，他编的《京报副刊》就出刊了。他大约也有一点跟由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一争高下的意思，一开手就想来一点新招。新招之一，就是“青年必读书”的征答。

1925年1月4日的《京报副刊》上刊出启事：“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启事中作的说明是：前面的那一项，“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后面的那一项，“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鲁迅也是报社征答的一人，就在2月10日写了这篇答卷。

报社以收到先后为序刊出这些答复。2月11日刊出第一篇，是胡适的。以后每天一篇，依次是：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接着就是鲁迅的了，刊登在2月21日的副刊上。到4月9日止，一共刊出了七十八份答卷。

在答卷中没有开出任何一本书名的，除了鲁迅的这篇之外，还有江绍原和俞平伯两位。江绍原在答卷的“附注”栏写的是：

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

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的书目而已。

俞平伯在“附注”栏写的是：

青年既非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徐志摩的答复是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虽说也开列了“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十部书名，却表示不很赞赏这个征答的办法。他说：“其实伏园，你这次征求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到是很有趣的，至于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

多数答卷却是开列了具体的书名的。这七十多位推荐者提出的“青年必读书”，大体上说分属于三大门类：一是中国古籍，一是中国近人著作，一是外国书。

在中国古籍里，像“四书”、“五经”、“前四史”，以及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还有《资治通鉴》正续编、《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等，都有不止一位推荐者提出。还有推荐《全唐诗》的（答卷上误写为《唐诗全集》了）。1933年鲁迅同施蛰存争论是否应该向青年读者推荐的《庄子》和《文选》，这两部书在这次《京报副刊》的征答中，就有好几位先生提出来了。还有一位老先生把《正谊堂全书》列入了推荐书目之中，以为这《全书》所收的几十种宋代以来的理学家的著作也是青年必读的。

中国近人著作，推荐者们提出的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思想史》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此外还有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书。好几个人都推荐了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和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也有人提出。也有推荐周作人的著译的。

外国书。翻译家潘家洵推荐的十本书就全是外国书，如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陀斯妥夫斯基的《罪与罚》、德林瓦脱的剧本《林肯》、斯托普斯的《结婚的爱》、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和罗素的两本。还有一位刘子云先生，他推荐的十部书里，除了《资冶通鉴》之外，九种都是外国书，其中包括巴比塞的《火线》、雨果的《九三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罗素的《中国问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波格达洛夫的《经济学大纲》、狄慈根的《哲学笔记》、迪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

外国书被推荐得多的，有威尔士的《历史纲要》、汤姆士的《科学纲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结婚的爱》以及严复所译各种。此外还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苏鲁支语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法布尔的《昆虫记》，歌德的《浮士德》，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等等。张竞生还推荐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作为“青年必读书”，这似乎稍嫌艰深了一点。

答卷中也颇有出人想像的。例如有一位先生写的是：“关于数学的书，如近世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地质学；土壤学；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就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了。

看了这许多人开出的书目，我不禁想起鲁迅在《读书杂谈》（见《而已集》）里说的一段话：“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

对比其他的答卷，更显出了鲁迅的高明。他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除了有他在这篇里所简单说了的理由之外，还反映出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即所谓“国粹”有甚深的了解和甚深的憎恶。翌年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谈到自己从中国古书中受到的坏影响：“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这里，他是把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也看作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也成了他摆脱不开的重负了。

鲁迅的这篇《青年必读书》，在《京报副刊》的征答者中引起了反响。3月3日刊出的徐旭生的答卷对他表示了赞同。徐说：“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很对，不读中国书，不过文章做得不好”。他的推荐书目也很有意思，从第一至第六，他写的都是“几何学”，从第七至第十，他写的都是“论理学”。对于这个答复，他说了这样的理由：“（一）中国人的思想最苦混乱，不能寻因果的线索，几何学，论理学为医治思想混乱最好的书。（二）中国人颇艰于抽象思想，几何学，论理学最能练习他的抽象能力。”不记得是谁说过，几何学是训练思维能力的体操。徐旭生推荐几何学和论理学，目的在于提高青年一代的思维能力，可说是从根本处下手了。

3月31日刊出的赵雪阳的答卷，也表示了赞同鲁迅的态度，他说：“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过，他“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这学者的“议论”说：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就在4月3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答复：《这是这么一个意思》（见《集外集拾遗》），他说：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京报副刊》上还发表过两篇反对文章，一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一篇是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两篇都攻击鲁迅“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鲁迅针锋相对地写了《聊答“……”》和《报〈奇哉所谓……〉》这两篇作了反驳。这来往的四篇文章都收在《集外集拾遗》里。

后世评论家也有响应鲁迅这篇的。例如胡风，他在1954年写的《三十万言书》中说：

鲁迅终他的一生一直愤怒地反对了把新文学当作“继承并发扬了民族文学传统”的民族复古主义的理论的。例如在《青年必读书》、《写在〈坟〉后面》等里面，就把“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说得痛切之至，他甚至把读古书和做“活人”看成了不能两立的事情，他恳切地希望青年们不要背上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

李慎之在2000年写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说得更加痛切：

杂文范文篇4

阅读杂文，首先要把握杂文的文体特点，从杂文的特点出发，容易理解、欣赏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杂文本质上是说理的，可以运用逻辑思维去阅读杂文；杂文又是形象地说理的，因此又要运用形象思维去阅读杂文。

阅读杂文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要了解杂文内容的针对性。我们读一篇杂文，要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写的。是鲁迅式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还是谈工作、谈学习或批评人民内部种种消极的现象一类的杂文。这些，都会决定一篇杂文的写法、议论基调和语言风格。例如《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鲁迅20年代和30年代针对当时的反动文学观和反动舆论写的，所以采用揭微显隐的写法来“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语言的格调是冷嘲热讽，幽默隽永。

杂文范文篇5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同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科学界定杂文概念，已成为杂文界刻不容缓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转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杂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的创新点是将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分为相识、相恋和结婚三个阶段，并结合鲁迅在这三个阶段中的小说作品来分析鲁迅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对鲁迅的小说创作而言，就像一把双刃剑，推动鲁迅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后来也是婚姻让鲁迅的小说创作失去了应有光芒。

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永久课题，从宏观到微观，由内到外，中国文坛已经形成了一门“鲁学”。其中，鲁迅的小说研究更是经久不衰。80年代以来，对鲁迅爱情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是将鲁迅的爱情与他的小说创作结合起来的研究还不多。笔者将鲁迅的爱情分为相识、相恋和结婚三个阶段。并分别结合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来研究，试图分析鲁迅的爱情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1918年发表的小说开始到逝世，鲁迅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作品风格迥异。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讨论爱情生活（即在1925年3月到1927年10月与许广平共同生活这段时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从爱情的影响来看鲁迅的创作，可分为恋爱前的创作（1918年5月—1925年）；恋爱中的创作（1925年—1927年十月）；共同生活后的创作（1927年10月到逝世）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广平闯入了他的生活。从此，与许的二人生活冲撞着鲁迅独自生活的孤独和苦闷。其创作抛物线也较明显。为了便于阐述，笔者将鲁迅恋爱前的创作称为苦闷的爆发，恋爱中为苦闷的沉淀，共同生活后为苦闷的转换。

一、孤独苦闷的爆发

和许广平相恋（1925年3月）以前，鲁迅主要表现在外倾上的苦闷彷徨期。小说创作中大部分题材都来自社会中、生活中。鲁迅在1918年至1922年间创作的《呐喊》中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的社会问题。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鲁迅无比愤怒和痛心，生了几场大病加重了他心理上的苦闷。鲁迅的心情进一步恶化，有寂寞、悲哀、愤激，甚至产生了不轻的颓唐、绝望情绪，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心态的不平衡倾向，进入了一个精神上难熬的“苦闷”期。这种苦闷正是文学的源。

二、孤独苦闷的沉淀

《野草》时期（1924—1926）是鲁迅文学创作之丰收期，主要起点于1925年，各类题材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鲁迅来说，1925年是他人生轨迹发生转变的一年。爱情赋予鲁迅特别的鼓舞力量是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便于阐述，笔者将鲁迅与许的交往到二人共同生活分为前期感情的复杂和后期的整合。

1、前期感情的复杂（1925年—1926年）

这一段时间的创作中，鲁迅内心的复杂、苦闷和痛苦以及自己内倾向的精深剖析将他的艺术思维推向了又一顶峰。《高老夫子》（1925.5.1）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反讽，也是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思索。小说《孤独者》（1925.10.17）简直就是其本身的一个范本，一种渴望。《伤逝》（1925.10.21）是鲁迅的艺术创作中唯一一篇以男女恋情为线索的小说，其中涓生的痛苦也是作者的担忧。小说《弟兄》也是述说自己的亲情中的困惑。如果说鲁迅在走进爱情生活之前是用客观的审判的眼光在注视着身边的人和事，1925年以后则是转向自我内心的思索。《彷徨》收集了1924到1925年间写成的11篇小说，就总体而言，这一集子比《呐喊》好，因为个人的喜怒哀乐在此已经净化。与许广平的这份爱情在这一时期使鲁迅复杂的感情更丰富，使鲁迅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他生命的最高峰。

2、后期的整合沉淀（1926年—1927年）

正式与许广平恋爱后，虽然时不时有一份不敢爱的自卑，但有了许的主动积极的鼓励支持，鲁一方面把对自我厌恶与自我愤恨的情绪沉淀下来，一方面重拾信心，充满战斗的快感和激情，《这样的战士》是他这种情绪的宣言。1926年9月，鲁迅和许一起南下，许到广州，鲁迅到厦门。鲁迅在这里过着孤岛般的生活，与许的通信给了他一份心灵的宁静。他一边潜心做学问，一边写一些回忆散文。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人生经历和各种感情及其复杂情绪的整合。但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将这份孤独和复杂的感情升华，他放弃了追寻那份若有若无的超越，他选择了一种解脱的方式。与《孤独者》中申飞冲出沉重，轻松上路的选择有着惊人的相似。到年底，鲁迅决定要真诚地面对许广平，打算到广州去。他抛弃了黑暗苦闷的纠缠，迈向自己制造的明朗的方向。这以后鲁迅就只在这年的10月写了《铸剑》及12月的《奔月》两篇小说，后编入《故事新编》。很可惜的是鲁迅把自己的复杂的情绪从小说中收放到自己的心底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创作出《呐喊》《彷徨》这样的世界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了。

三、孤独苦闷的转换

从这一年的作品可以看的出来，1926年之后，除了几篇《故事新编》，他几乎都转向了杂文创作。

当然，鲁迅的创作是复杂的，从不同时期和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阐释。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鲁迅的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纯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一类是杂文学范畴的杂文。前者是以艺术思维为“图”，而逻辑思维为“底”，建立一种“图—底”关系；在此，逻辑思维以潜在的、直觉的形式与艺术思维相渗透。后者则以逻辑思维为“图”，以艺术思维为底，建立的是与纯文学大体相反的“图—底”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艺术思维不知不觉与理论思维渗透。简而言之，纯文学创作是相对感性的艺术，杂文创作是相对理性的艺术。因为杂文具有时效性，逻辑性，针对性的特点，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一般不作为纯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选择杂文创作，尤其是后十年，除了《故事新编》（文体风格上是叙述与议论的交织，在本质上是小说与杂文的相遇。而这些小说都来自与对神话传说或历史的叙述）以外，几乎都是杂文创作，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

夏志清指出：在他转向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一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甚至认为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因为基本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虽然“创作力的衰竭”这种评价有些偏颇，但鲁迅在后期的创作中的确没有前期的艺术美感。这种转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仅从爱情对其影响这一点来分析。

鲁迅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后，心情是愉快的，情绪是昂奋的，战斗一直是旺盛的，思想是向上的，他成功地创造了鲁迅杂文体。但是，也正是在1927年以后，鲁迅的作品里很难找到“我是为了在黑暗里捣乱”的那种觉醒后的无奈愁绪，以及明知没有路却要想寻一条路的苦闷。而只能把自己积累的丰富知识犀利地批判点击式地用于针砭身边具体的人、事、物，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为主导，将他特有的艺术思维零星地潜伏于其中。即使偶尔有创作的灵感也只是用改编旧故事寄托自己的苦闷。他的作品《补天》中以“油滑”的笔调来表现的性压抑就远远不及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中对青年精神压抑的体现。早在1924年9月23日鲁迅就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其思想根底就是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而鲁迅后期的创作再也没有直面自己的苦闷。这对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获得了一份真挚的感情。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鲁迅是完整的，他拥有幸福的三口之家，又是一位时代的勇士；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师，却实在有点遗憾，他放弃了早期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而转向了以杂文为武器来抨击社会。但是，鲁迅最终也没有实现与外界与他潜意识中“自身”的和解，从而也无法最终实现自我的目标，更为可惜的是鲁迅没有用一种艺术方式来表现出自己的这份沉甸甸的复杂的苦闷。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遗憾。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虽有偏颇，但这的确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却并没有发挥好他的写作才能。

颇有意思的是鲁迅在病重期间，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手里始终拿着的一张木刻画，上面是一个白衣女子在风中奔跑。不知是对自己的心中那份美丽的梦的追忆还是为那个残梦而遗憾。此刻的鲁迅是否明白了卡夫卡三次订婚三次退婚而终身未娶的原因呢，还是在感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之间永远的独立角色。鲁迅由于角色和生活的稳定，晚期的人格发展也相对停滞，我们可以试想：如果鲁迅没有选择与许广平一起生活，他会不会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完善潜意识中的自我，把外在的忧愤和内在的苦闷完美的结合，从而达到艺术创作上的巅峰呢？

【参考文献】

[1]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2]夏志清.中国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30页，

[3]鲁迅散文全集.

[4]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99页.

[5]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356页.

[6]夏志清.中国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8页.

[7]夏志清.中国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9页.

[8]两地书第一集.

杂文范文篇7

1.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民主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2.学习写驳论文的方法。

【教学重点】

1.体会鲁迅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

2.理解重要语句的深层含义。

3.学习文章的写作技巧。

【教学设想】

教学方法

1.诵读法。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增强感知、感悟。

2.品读法。读重点语句，品味其思想内涵和写法。

3.讨论式。在讨论中互相启发。

4.探究式。在讨论的基础上，对某个或几个问题变换角度思考，拓展思维。

5.比较阅读法。在比较中完成对知识的迁移或延伸。

媒体设计

录音机、电脑、投影仪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语设计

导语设计一：

（放映电影《阿Q正传》的片断）同学们，这是由鲁迅先生著名小说《阿Q正传》改编的影片片断，故事通过阿Q的命运表现了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深刻审视和热切关注。我们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也读到过鲁迅对自由快乐生活的向往，——是的，鲁迅就是一位毕生追求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战士。（投影鲁迅像）1936年他去世时，上海民众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布，以表达对鲁迅伟大人格的深深敬仰。鲁迅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要学习他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板书课题），看看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新的启发，学到怎样的做人、作文的方法。

（解说：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对鲁迅有进一步的了解，营造庄重的气氛；同时,新旧知识的联系又方便了学生的接受。多媒体的使用也有助于拉近师生的距离。）

导语设计二：

有人说，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是“中国年”，申奥成功、加入WTO、国足出线等等，喜事不断，中国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自豪；然而，70多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面貌呢？那时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呢？当时，有一位思想的巨人、顽强的战士，以犀利的目光洞悉着这一切，一次次振臂呐喊、一次次冲锋陷阵——他，就是鲁迅先生。

今天，我们来学习他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板书课题），看看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新的启发，学到怎样的做人、作文的方法。

（解说：从身边事说起，亲切。而且鲁迅的关于中国人自信力的建设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二、解题

本文是一篇驳论文。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从广义上来看，这又是一篇杂文，杂文短小精悍、写法灵活。鲁迅的杂文有“投枪”“匕首”之喻，由此也可窥见鲁迅杂文风格之一斑。

本文收入《且介亭杂文》，属鲁迅后期杂文。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就发烧，“自觉肋痛”，肺病已相当严重。文章写完之后的两个多月，写了《病后杂谈》，还致信杨霁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的“横战”。可是，健康的恶化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影响他对世事的热忱关注。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欺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一时甚嚣尘上，然而鲁迅却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实在难能可贵。

课题《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聚焦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把要谈的对象——“中国人”和事件——“失掉自信力了吗”直接放在标题上，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和阅读欲望。再则，它以这种问句的形式出现，悬而不论，这是很巧妙的。若用陈述句或反问句，则太直白，没有张力；而现在的标题既有对错误论调的反诘，又有对己方观点的自信，或也包含投向大众的关切和询问……而这几方面内容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标题内涵非常丰富。鲁迅向来擅长在标题上做足文章，这篇也是一样。

三、研习课文

（一）整体把握，理清思路

1.速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读准下列加点字的字音，并理解下列各字词的含义：

搽玄虚省悟自欺欺人渺茫脊梁诓骗怀古伤今

（解说：初读课文，须扫清障碍。可让学生自查工具书解决。）

2.对方的错误观点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认为它是错误的?作者正面提出的观点是什么?作者提出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明确:对方的错误观点是“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因为信“地”信“物”信“国联”，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而现在的求神拜佛，则是在自欺了。作者正面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因为有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为证。

（解说：这是让学生整体感知，迅速筛选信息，摄取要点。学习议论文，整体把握的方法之一是初读时迅速圈画出观点和论据。）

（二）具体研习，突出重点、难点

1.诵读第1～5段，讨论探究：

（1）作者既然认为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一再承认对方说的都是“事实”？

明确：首先承认对方说的是事实，但通过分析事实后，发现对方要说的其实不是自信力的问题，这样，对方的观点就不存在了。

这是驳论的一种方式，由真实存在的依据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指出对方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不成立，这是驳论证。它欲擒故纵，先“抬”后“贬”，好像抖包袱，吊起读者的胃口，达到讽刺的效果。

要驳论证，关键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对方或因为己方利益或因为认识上的局限，往往用事实掩盖了真相，这就需要作者能拨乱反正。因此驳论证比驳论点、驳论据更能体现智慧的力量。

（解说：这样设计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认识到事实有时并不等于雄辩。而对方罗列的事实却在为作者服务，这是极具讽刺效果的。通过思考，学生训练了推理判断能力，培养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意识。）

（2）第5段有一段加点的文字，国民党检察官曾删掉这段文字，这说明什么？

明确：“求神拜佛”恐怕是国民党在山穷水尽时自欺和欺人的最后一招。鲁迅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求神拜佛”的危害和严重后果，这自然触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并且，让他们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所以，检察官惟恐去之而不及。

从加点文字也可以看到鲁迅的境况，但鲁迅却不惮于在枪林弹雨中为民众奔走呼号，其无私无畏的精神令人敬佩。

（解说：这样设计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自欺力”的表现和实质，并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

2.品读第6～9段，讨论探究：

（1）“中国的脊梁”指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牺牲不能为“大家”所知道?

明确：“中国的脊梁”是指脚踏实地地为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他们是使中国挺立起来的“脊梁”，他们往往来自下层或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但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奴役统治，“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许多事情自然无权知道真相。另外，近代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多缺乏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发动，这样一来，对于为他们的自由尊严而牺牲的先驱者，他们多半表现出“看客”的心态，不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不愿知道了。对于这一点，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解说：这样可以让学生结合背景深入揣摩语句的深层含义，并学习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

（2）“状元宰相”、“地底下”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明确：“状元宰相”是指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鲁迅曾评述御用文人“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他们的功能就是为世道搽上“自欺欺人的脂粉”。“地底下”指变革社会的积极力量,因为它来自民众，故称“地底下”，在当时，这股力量指中国共产党。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这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引以为荣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把“状元宰相”、“地底下”相对比，可看出鲁迅的“立人”精神和民本思想。

（解说：这样可以让学生结合背景深入揣摩语句的深层含义，并学习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

（三）欣赏品味

1.揣摩第1段话，三个副词“总”、“只”、“一味”能否互换位置？为什么？

明确：不能。“总”让人看到国民党政府夸耀“地大物博”时的洋洋自得，同时“总”又写出夸耀者的底气不足，因为，夸来夸去只能夸这一样，且惟恐别人不知，这也暗接“只求国联”的必然性：“只”是抓救命稻草时的“执著”，仰人鼻息之状跃然纸上；“一味”则是深陷而不能自拔，沉迷于其中的滋味因而也不愿自拔。这三个副词准确地写出了国民党政府在自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事实”，极富讽刺意味。

（解说：用替换练习体会用词的准确，学习语言技巧，体会讽刺的意味。）

2.揣摩下列加点字词的表达效果：

……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那简直就是诬蔑。

明确：“总”写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程度，并间接讴歌“中国的脊梁”屡挫屡战的精神。“简直”表达了作者的激愤之情。

（解说：通过揣摩字词体会文章的深意，并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四）课堂训练

1.作者用什么方法反驳对方的错误论调？

明确：用了驳论证的方法，即指出对方的论据不能证明观点，然后正面立论：“中国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解说：这道题是让学生巩固驳论的方法并梳理文章的思路。）

2.“中国的脊梁”在当时有什么意义？

明确：当时国民党到处散布悲观论调，广大民众也因“中国的脊梁”的总被摧残、被抹杀而看不到光明。鲁迅反复赞扬“中国的脊梁”，可以鼓舞斗志，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力。

（解说：通过揣摩重点语句的含义加强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

（五）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学习了驳论文的一种写作方法，理解了鲁迅关于“中国人自信力”的阐述，“中国的脊梁”在当时的社会曾大大鼓舞国人的士气，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鲁迅杂文的语言技巧和讽刺手法的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解说：小结时须言简意赅、提取精要，勾画本节课的轮廓即可。）

四、布置作业

1.阅读下列一段文字，说说它和本文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什么异同。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年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鲁迅《这个和那个》，收《华盖集》）

（解说：有助于巩固课文内容，并深入体会鲁迅关于“中国的脊梁”的论述。)

2.分小组搜集资料，写一份调查报告《中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现状调查》。

（解说：通过自主学习来拓展思维、提高能力。）

【板书设计】

杂文范文篇8

一、《人民文学》的复刊背景

虽然《人民文学》复刊于1976年，但在1972年，复刊工作就已经开始启动。这年夏天，由于和的鼓励，有关部门开始准备《人民文学》刊物的复刊工作，原《人民文学》副主编李季从湖北咸宁调回北京，主持筹划复刊工作，但当时“”对其工作万般刁难，不予以批准通过。最终，这次复刊工作被搁浅起来。《人民文学》复刊的重议是到了1975年间，此时的文艺领域，早已不是“百花齐放”时代，各种文学形式不见踪影，革命样板戏充斥着整个文坛，当时的文坛一片沉寂。面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1975年，在对电影《创业》审批时，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一批示促进并影响了全国文艺政策的重新调整，指明了文学前进的正确方向，无疑给当时的文艺界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的这次批示，立即得到了当时文化主管部门的回应，并迅速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措施。自此，《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再次提上日程，并于1976年1月正式复刊。

二、复刊后《人民文学》的期刊内容

复刊后1976年的《人民文学》共出刊9期，上半年为双月刊，出刊3期，下半年为月刊，出刊6期。在首期扉页上有在创刊号的题词:“希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表达了对文艺领域寄予的美好期望。而纵观这9期期刊，几乎篇篇文章或作品都是以文学形式来传达政治走向的。《人民文学》从第三期开始刊登重要的政治文件，如第三期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第四期全文转载两报一刊社论《在斗争中建党》，第八期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等重要文件、决议共计14篇。同时，《人民文学》开设了许多紧跟时代的专栏，如“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愤怒声讨党内走资派”“领导伟大的党”等专栏。还有“抗震救灾”“纪念鲁迅诞辰”及“庆祝粉碎‘’”等众多主题。从这些专栏及主题中，可以看出刊物与政治事件是遥相呼应的，与政治生活是密切关联的。此时的《人民文学》已不再是表现文学的刊物，而是对社会动荡及政治话语演变的抒写，成为传达国家政治声音的载体。1976年《人民文学》跟随国家文艺政策调整的方向，其发表的作品形式也丰富起来，大体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评论等四类。作者组成不仅有老一辈作家茅盾、冰心、郭沫若等，还有在新时期成为主力军的蒋子龙、陈忠实、陈建功等人，大量的工农兵作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原则基本紧跟当时的政治走向，发表了一系列应时代要求的作品。

(1)小说类文章共计36篇，其中转载各地作品4篇，革命故事小说7篇，儿童文学作品2篇。在第二期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明确指明了当时的写作方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努力反映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把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创作课题”［1］。随后《人民文学》相继发表了反映这一文艺政策的众多小说作品，如第二期的《严峻的考验》，第三期的《无畏》《暴风雨》，第四期的《铁锨传》、第五期的《占领》等。虽然这些小说内容各异，但在叙述“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念中基本是统一的模式，即新旧两大阵营的斗争。例如在《严峻的考验》中，明显出现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年轻人许长山和局党委书记张朴为代表的新阵营，一个是以副书记李福章和机动科组长董志平为代表的旧阵营。在斗争刚开始，一直是旧阵营占上风，最终经过许长山不断努力斗争以及张朴的帮助，革命斗争获得胜利。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基本都有一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例如《无畏》中敢于造反、年轻无畏的公社党委书记杜乐，《机电局长的一天》［2］中坚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局长霍大道，《暴风雨》中带领广大群众，向走资派和专修主义路线发起猛烈攻击的青年工人王海鹰等。这些主人公都是阶级斗争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诗歌类共计69篇，但这众多诗歌几乎没有一篇完全表达自我感情，大都是对政治态度的表达和政治事件的叙述，作者大都是工农兵。由于首期刊发了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篇，并组织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文艺界随即将这两篇诗词看成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思想武器。诗歌虽然众多，但表现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大都以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战歌与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及当时时代的颂歌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上海工人组织赛诗会，表达了“一首诗歌一门炮，万炮齐轰走资派”［3］的强烈感情;大寨农民表达了“铲除资产阶级旧基地，保卫无产阶级新天下”［4］的决心。除此之外，还有歌颂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前赴后继无阻挡”［5］;歌颂“与日月同光，永远照耀着我们的锦绣大地，与山河并存，永远培育着无产阶级的万代儿女”［6］等。这些诗歌运用“民歌体”形式和大量的口头语言组织诗句，语句简单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掌握和流传。

(3)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类共计75篇，其中，散文49篇、杂文21篇、报告文学5篇。散文的政治特征依旧突出。其中有表达年轻红卫兵对无限崇拜之情的《火红的袖标》;纺织女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幸福车》;洞庭湖畔人民学寨运动、大寨人精神的《洞庭波涌》。除了这些主流题材外，还有赞扬中赞两国在修建铁路时筑起两国友谊之路的《回国之前》以及赞美在戈壁滩上不畏艰险为边疆人民看病的青年女医生的《骆驼背上的医院》等。而从第7期开始，则掀起了颂扬、华主席以及庆祝粉碎“”的散文创作小高潮。此时散文表现出的文学特征较为明显，作者运用了较为优美、舒缓的语句描绘了“滚动着茫茫无际的大地绿海”的内蒙古大草原，“雪白的云朵在山巅飘绕”的黄土高原，这些美丽的景象给读者带来了为之一新的视觉审美享受。杂文部分从第三期开始开设专栏《投枪集》，作者的创作基本保持非正即反的一元论，态度较为偏激、激进。如三、四期中《妖风、台风及其他》《做梦、说梦及其他》等杂文，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以及他在经济、教育等各领域的整顿，将其看是“股冷飕飕、阴冷冷、充满杀气”的“妖风”，是“地地道道的右倾翻案风，资本主义的复辟风”［7］。杂文语言锋利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但依旧保持了强烈的语言风格，批判“”的阴谋是“一场群魔乱舞的复辟丑剧收场”;批判是“一个进行了充分表演的风流丑角”将“被永远赶下了历史舞台”［8］。《投枪集》中的杂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尖刻犀利，继承了杂文一贯的特点，但文中所特有的语言风格值得进一步思考。报告文学是以一种文学手法真实反映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共5篇。第一期的《踏上地球之巅》叙述的是1975年5月27日，我国9名登山者克服困难登上珠峰的事迹。第五期的《强震吓不倒英雄汉》和《来自唐山震区的动人报告》，这两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记录了灾后军民救灾的过程。文中虽然有众多政治性话语，但作者以文学形式将真人真事展现给读者，给读者以精神上的鼓励。

(4)评论类文章共计48篇，文艺评论文章内容广泛，样式繁多，总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当时文艺领域指明创作原则的文章，如《要重视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高唱继续革命的战歌》等;第二类是为迎合当时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批评文章，如《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禁＜水浒＞》《从宋江看现降派》等。第三类是作家的创作体会，如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剧组创作的《努力歌颂人民战争，塑造民兵英雄形象》。第四类是评论具体诗歌、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的批评文章，如《重读＜暴风雨＞》《革命故事好》《飞吧，英雄的海鹰》等。

杂文范文篇9

[关键词]延安；；鲁迅形象；知识分子；文化符号

Abstract：AfterLuXunpassedaway，MaoZedongpubliclyappraisedhimformanytimesinYan’an，successfullyportrayingtheimageofYan’an’sLuXunandmakingthisimageplayavitalroleintheideologicalconstructionoftheNewDemocraticRevolutionandbecomeanimportantculturalsymboloftheintellectualsinYan’anandevenoftheChineserevolutionaryculture.

Keywords：Yan’an；MaoZedong；LuXun’simage；intellectual；culturalsymbol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出，举国同悲。当时，身在上海的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了讣告。的名字也列在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紧接着，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份《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3份电文均对鲁迅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称他为“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1]。同时，经倡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单位：鲁迅艺术剧院、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图书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代表全国人民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将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一切禁止鲁迅先生生前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8项建议[1]。

一

随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展开，先后发表关于鲁迅的谈话。从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公开评价鲁迅，它们构成了的鲁迅观，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塑造的鲁迅形象。

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国难当头，为了抗日大业，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无疑是凝聚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光辉旗帜。10月19日，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记录由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整理，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题目为《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着重提出了“鲁迅精神”，同时总结了它的3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且最后总结道：“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此前中共已开办了培训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培养政治干部的陕北公学。“鲁艺”的成立表明，中共急需培养一批新的艺术人才。亲自领衔发起创办“鲁艺”，以示对文学艺术及人才培养的重视。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开学后的第18天，来到“鲁艺”，为学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篇讲话中，重点提出了“鲁迅的方向”，他说：“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3]。号召“鲁艺”所有学员都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1938年5月，接见了徐懋庸，此时徐已来到延安两个多月。和徐懋庸主要谈了“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在谈到徐懋庸和鲁迅的冲突时，提出“要尊重鲁迅”，并进一步强调“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注：详见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关于鲁迅是“旗手”的说法，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1936年4月，曾经对离开延安远赴上海的冯雪峰说：“先生是一面抗战的旗帜，一定要团结好他。”1940年1月在边区文协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时指出，鲁迅是中共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对鲁迅最经典的一次论述出现在1940年1月9日。这一天，他在边区文协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著名演讲：“……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详见《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出自《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短短一段话，用了4个“伟大”，9个“最”，还有“旗手”、“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向”等来形容鲁迅。

1941年，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8日，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还把经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发给每个与会者，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这本小册子包括4篇文章，即《联共(布)党史简本》中讲列宁怎样宣传的部分，季米特洛夫的一个报告的摘文，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把鲁迅的作品和无产阶级领袖的作品并列起来。

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5]。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6]。在论述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时，引用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指出，“千夫”是指敌人，而“孺子”则是指“人民大众”；在回应“杂文时代”与“鲁迅笔法”时，指出，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论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引用了鲁迅的话：“……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

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着力建构的鲁迅的形象：文化战线上一名坚决拥护中共领导和统一战线政策、一心为工农大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韧性的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

二

从1937年到1942年，先后7次公开评价鲁迅，次数之多、评价之高，都是罕见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建构鲁迅的形象?

首先，鲁迅是对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面重要旗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权的疯狂迫害和血腥镇压下，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一直非常艰难。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不仅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进行文化围剿，而鲁迅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的文章“像匕首一般”插入当局的心脏，成为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文化政策的极大障碍。而对于共产党，鲁迅不仅同情，而且是支持的。鲁迅与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都有很深的交谊。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多次帮助过共产党，而“九·一八”事变后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对日的软弱妥协以及与之相反的共产党的积极抗日，鲁迅在思想上更加向中共靠拢。1936年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最近”的一年。1936年春，在闻知中共东征胜利后，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与茅盾联名给中共发贺信，郑重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大计，并且高度评价红军东征的英勇斗争。他甚至高呼：“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7]!1936年4月，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上海面见鲁迅，希望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并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冯雪峰多次与鲁迅深谈，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与他的谈话中曾经多次肯定。如4月25日夜，鲁迅曾对冯雪峰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的代称)的政策是对的[8]98。还有一次，在他们谈过中共与以后，鲁迅在沉默了一阵后，忽然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8]98!1936年夏，鲁迅发表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在信中，他怒斥了托派的言行，并且郑重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在这里，鲁迅所指的“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和。1936年秋，鲁迅又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文中，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10]。

其次，鲁迅是中共凝聚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旗帜。鲁迅生前对帝国主义恶势力口诛笔伐，他不仅“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2]，而且痛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揭露当局瞒和骗的拙劣表演以及贪官污吏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他攻击浪费民族力量、阻碍民族抗战的一切黑暗和愚昧，他支援正义的学生运动，拥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凸显鲁迅“民族英雄”的形象，使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献身民族解放的牺牲精神深入人心，这可以使更多的人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而且还可以使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第三，鲁迅是进行文化整合，推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重要旗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延安涌进大量知识青年，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在延安进行文化建设，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就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要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1]。延安时期是读书较多、著述颇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广泛收集并潜心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同时，他还系统阅读了鲁迅的著作，但由于延安环境封闭，鲁迅的著作很少，而且非常零散，为不能系统阅读鲁迅著作而感到苦恼。1938年1月，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2]1938年8月，得到了一本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他如获至宝，经常秉烛夜读。1940年，在大量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第四，鲁迅是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重要旗帜。1937年以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共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到1943年12月为止，共有4万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13]。而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除个别人因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息”，必须尽快革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尽快认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意识。为延安知识界树立的典型便是鲁迅一个“严于‘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他塑造了鲁迅形象，使之成为中共文化政策乃至整个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其实，鲁迅的文化品格具有复杂的内涵，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凸显了鲁迅精神的有些方面，同时也忽略了鲁迅的某些品质，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鲁迅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曾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14]。他借“狂人”之口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15]在别人对传统文明大唱赞歌的时候，他怀疑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16]。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明的时候，他质疑西方的物质文明以及“民主”、“平等”等理念：“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耶”?“将以富裕为文明欤”?“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耶”[17]?“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17]。他曾倾心于苏联式的革命，认为革命可造就一个新社会，但不久就对革命以及革命造就的新社会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18]。尤其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他看到了“革命者”“让人死而不是让人活”的霸道以及“奴隶总管”的专制，认识到任何庄重的经书都有被念歪的可能，这更加深了其怀疑与警觉。与怀疑相伴而生的便是批判。鲁迅终生都是一个批判者，他批判封建的礼教制度、家族制度、等级制度，批判传统文化的那种保守、消极、中庸、忍让、迷信的方向与精神，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他几乎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国民性改造上。

二是鲁迅的个性主义，即个性独立、个性自由的思想。鲁迅的个性主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立人”主张。“立人”是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思想，它形成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是综合吸收了多种外来思想，如进化论、自由意志说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的一种人学思想，其实质在于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即“尊个性而张精神”。在这里，鲁迅要立的“人”不是抽象的，不是国家、民族的附属物，而是具体的，是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猛烈批判奴性，批判培养奴性的传统文化，批判吞噬个体肉体和精神生命的封建制度。他自觉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警惕着成为“奴隶”的可能。这在他对“革命”的态度上有着很好的体现。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但倘若用的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19]他十分警惕某些“革命者”打着“革命”的旗帜来奴役别人的行径。他说：“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20]，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奴隶主义”，而那些所谓“革命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总管”。

在的鲁迅形象塑造成功之前，延安存在另外两种版本的鲁迅形象：一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另一种是以萧军、丁玲、王实味为代表的一部分延安知识分子所塑造的鲁迅形象。

王明在莫斯科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这篇文章题名为《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后来收入《鲁迅新论》(香港新闻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其中，王明多次将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他说：“‘中国的高尔基’死得太早了!直到临死的这一天，他还没有遇到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环境，他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里，他可以言所欲言和行所欲行，但他为病和各种关系，直到死时未能实现到那里去参观的愿望；同时，他知道在中国境内也有了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享有苏联政府尊敬高尔基一样的荣誉，但他知道黑暗势力绝不让他能够到那里去。”[21]272王明还提到了世界各地对鲁迅的哀悼：“鲁迅的逝世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法国、美国的进步作家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巴黎全世界拥护文化协会代表全世界先进作家致电吊唁。”[21]7由此，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一个对苏联充满向往和憧憬的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伟大作家。与王明有相似理解的还有萧三。萧三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写了《纪念鲁迅》一文，该文后来也收入了《鲁迅新论》一书。这篇文章有12个小标题，其中第9～12个小标题分别是：鲁迅苏联的好朋友；鲁迅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介绍者；鲁迅国际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反法西斯勇士；鲁迅中国的高尔基[21]273-274。显然，萧三也着重强调了鲁迅与苏联的友谊以及他的国际主义情怀。

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以萧军、丁玲、王实味等人为代表，张扬了鲁迅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掀起了一股“暴露黑暗”的杂文风潮。在他们看来，怀疑与批判精神是鲁迅精神的重要一翼，而杂文则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因此，要继承鲁迅精神，写作批判杂文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在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大会上，丁玲提出：“学习继承鲁迅先生所使用过的武器‘杂文’来团结整齐大家的步骤，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22]。几天以后，她又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号召延安的知识分子不要放弃杂文这一武器。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更是在延安大力提倡批判精神，他认为只有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才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化的开展与提高”。在萧军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把“发起文艺月会，团结延安作家，提高批评风气”[23]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丁玲、萧军的影响下，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很快刊出了一批批判延安社会的杂文，主要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嚣张录》；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他们高扬鲁迅的批判精神，就是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

鲁迅形象的不同，反映的是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差异。要在延安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要将人们的思想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轨道中来，就不得不对上述两种鲁迅形象进行改造和处理。1941年开始，发动了整风运动，目的是彻底清算长期统治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并通过整顿“三风”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王明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影响力越来越小。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势”，他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丁玲等人所颂扬的鲁迅精神也被否定。1942年5月，批评了延安需要“鲁迅杂文”的说法，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完全两样”[5]。

经过整风运动，延安知识分子完全认同了的鲁迅形象，不遗余力地阐释这个形象。萧三曾经将鲁迅“苏联化”和“国际化”，但在1939年回到延安后，他很快便抛弃了自己的“鲁迅观”，转而积极阐释的鲁迅形象。他在延安写过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对鲁迅的解读严格限制在论鲁迅的框架以内。1942年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大会恰逢运动，萧三写了《整风学习中读鲁迅》一文。萧三说，鲁迅是一个“只有正风，没有邪风、歪风的，非常正派的‘完人’”，“假如鲁迅今天还在，他无疑地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24]。1945年，萧三又写了《学习七大路线祭鲁迅六十五岁冥寿》一文，论证了赞扬鲁迅为“党外布尔塞维克”的正确性。徐懋庸在左联时期曾经得罪过鲁迅，遭到鲁迅的痛斥。整风运动期间和之后，他也积极地阐释的鲁迅形象，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理水》、《拿来主义》等作品，他对这些作品的阐释，“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一种鲁迅后期创作预言了话语的真理性……的暗示”[25]。比如他注释《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便说“假洋鬼子”只会装腔作势，用老百姓不懂的洋话吓人，这有力地证明了的著名论断：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他对《理水》的注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主观主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倾听群众意见’等喜欢并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含义的字眼”[25]。除了萧三和徐懋庸，延安的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对阐释的鲁迅形象表现了极大热情。而这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到处都是‘战士’、‘民族英雄’等字眼”[26]。延安知识分子对的鲁迅形象的积极阐释，一方面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唯一性与标准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加深了对这个形象的认同，并且以此为参照，不断地反省与改造自己。

在时代，鲁迅形象是一个单一的革命文化符号。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的确立以及此后国家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随着文艺界、学术界的逐步解冻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符号逐步走向解体和重塑，鲁迅形象才又逐步趋于多元化。这是当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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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萧三.整风学习中读鲁迅[N].解放日报，1942-10-18(4).

杂文范文篇10

什么是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关系又如何？于漪老师说：“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工具。”就是说，离开人文性就无从谈工具性，工具性必然通过具体的人文性表现，没有什么抽象的工具性。

近若干年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学似乎也受到文学和哲学理论上的“语言就是一切”的所谓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一定影响。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语文不应只偏重语言，较多强调工具性，因而语文内涵小为文章学，写作学，修辞学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应试，几乎整个教学过程受制于中考高考。究其实，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它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荟萃。每一篇目，特别是那些名家名篇，确实奇妙无比，它充满我们民族风俗、伦理、审美和思辨的活力，集我们民族智慧之大成，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而决不是沉默无语的木乃伊。如若不认真继承先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我们就是愧对作家及其作品了。

作家们是怎样完成这些视同他们孩子、生命的大作的？是他们的灵与肉。有的一辈子就写那么一部或几篇，作品是他们人生的升华。最有影响最有艺术生命力的久盛不衰之作，肯定是作家倾全部生活积累和心血所作，当然也是作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所在。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故而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慨。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这样来形容他走过来的艰辛的文学之路：“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瘦弱，也以为快活。”

课文是作家以身家性命换来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我们作为“传人”，要把这两种生命的真谛加以体悟和感受，要把它传达出来又传授给学生，这仅靠字斟句酌地提问“为什么这样表达”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头等要紧的是弄清其所承载的全部内容、情感信息和深层意蕴。驹篇《背影》为例，此作注家甚多，而供师生使用的相当一些教学参考资料过分沉湎于词句的直白释义，却疏于对《背影》的整体把握。叶圣陶先生认为朱自清先生详写父亲买橘子和下车走去混入来往人群的里头，在南京游逛一天则一句带过。有父亲过铁道的描写，有不多的然而很有味道的语言描写，作者请父亲回去的当儿，父亲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在买来橘子将要上车的当儿，父亲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在走了几步回过头的当儿，父亲说，‘进去吧，里边没人。’这里头含蓄着多少怜惜、体贴、依依不舍的意思！我们读到这几句话，不但感到了这些意思，还仿佛听见了那位父亲当时的声音。”（以上意思及引文见叶圣陶的《文章评改》）以上同时又为实写，在“扑扑衣上的泥土”下面的“心里很轻松似的”一语是作者眼睛里看出来的，都是别人很难体会出来的，所以又是必需的虚写，这就把父亲极情愿去做而又做好了的心情完全明白了。

所有详略虚实这些表现手法，都服从于文章这样的主旨，“把父亲的背影作为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段深情，”（叶圣陶语）即做父亲对儿子的亲子之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自始至终以愧疚的心情和口吻出之，这样既反衬了父亲如此这般的疼爱儿子，又传达出儿子对父亲在家庭困顿之中仍念着自己的深深的感激，从而深沉而又酣畅地表现了朱自清先生的人子之情。

孔子的“父父子子”，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认定的伦理道德准则。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背影》的根本思想内容，这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很重要的内涵，在今天强调这些仍然很有规范伦理道德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在“为什么”上做文章，却不在“是什么”即作品的旨归及其涵盖范畴下功夫，不善或根本不去挖掘、阐发和弘扬人文精神，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岂不是太言之无物因而苍白无力了吗？换言之，人文精神也是德育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称屈原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的诗作是“史诗”，鲁迅是“民族魂”，就因为在他们身上及其作品里有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他们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尤其是屈子的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杜工部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鲁迅至死仍“一个都不宽吮的硬骨头，都是源自民族文化熏陶，最终又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作品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他们的作品表现了民族特有的风骨和美感。这些是语文教学应当重视的人文精神。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鲁迅及其作品。

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像历代杰出作家一样，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达”还是“穷”，无时不“兼济天下”，鲁迅思考的持久和深远无与伦比，例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文化问题上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对待敌人和错误的观点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些是鲁迅的风采，是其杂文的重要内容，鲁迅曾盛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他自己的创作同样是艺术精品，其独树一帜的杂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堪称出色而独特的史论。

有两件事给鲁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到日本学医，从幻灯片上看到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做俄国人的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却有一大群中国人在围观。这在《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文反复提及，足见给鲁迅刺激之深，以至后来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另一件事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被他所释放的杀过秋谨的谋主所加害。关于王金发其人，鲁迅在曾收入过语文课本的《范爱农》一文里提到过，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王金发被害公案成了鲁迅“痛打落水狗”这一立论的极有份量的事实基石。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对这一事实和立论的关系的解析，不宜止于一般论据和论点的的关系。这里表现了鲁迅一种持续而深入的思索，这烙印于心灵深处的一个历史教训，简直梦萦魂牵，表示了鲁迅对民族命运的一如既往的关切，同样也是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的积淀，这种忧患意识和炽热情怀，正是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鲁迅作品中不容忽视的人文性。鲁迅的思考在螺旋式推进中发展，终于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乃至译作中。鲁迅的思想历程始终和民族、时代同步，所以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历史来读，那么他的杂文视为别具一格的现代史论无疑当之无愧。

前已论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上溯，由王金发血的教训而及许多血的事实，针对有人指责革命者“嫉恶太严”“操之过急”的叨叨不已，鲁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

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从殷鉴不远的史实分析入手，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不能对敌人姑息迁就，这虽逆耳却又是诚恳的忠告，正是鲁迅杂文战斗力量之所在。出色而独特的史论色彩，是鲁迅杂文有别于他人的显著的艺术特色，有史实的史识，语言幽默，内容寓庄于谐，所以鲁迅杂文卓有建树。这种特有的风格，又富有西方尼采那种哲理，这显然得益于作者中西合璧的深厚的文艺修养。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当然也不是表现了鲁迅对某一次变革或改良的痛惜，甚至也不只是对当时的章士钊、林语堂、杨荫瑜妥协态度的不满，而是对根深蒂固的“费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民族劣根性？）气味甚浓的“中庸之道”的反思。鲁迅不是专治历史的，然而他研究、评论历史事实，总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他迥然不同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学者”。例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也不仅是为先生廓清迷雾，列出功过是非，以正视听；而更重要的是表现恳切期盼革命者要革命到底，不要只拉半截子革命车，应该效法先生早年的锐气。

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事件还有徐锡麟被害、辛亥革命、、“三一八”惨案等。对这些事件，鲁迅均以庄重的史家笔法，或融入小说以警世人，或切入杂文直接剖析，总想让这些教训转化成思想库里的宝贵财富。及至晚年，当译完西班牙作家阿.&127;巴罗哈小说时，鲁迅还想起少小时1894年中日战争之际，明明前线吃了败仗，中国海军全军覆没，民间竟还流传着刘（永福）大将军用法术大破日本海军的荒唐故事。鲁迅的传世之作《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最早便是从这萌生。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基于对许许多多历史事实的深入观察、认真思索和长期积累的产物，是缘于现实的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