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范文10篇

再审范文篇1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再审理由是民事再审制度的关键因素，两大法系诸多法治国家在立法例上高度重视再审理由的规定，我国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赋予再审理由较高的地位，然而仍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再审理由这道闸门如何开放关系重大。由此，民事再审理由理念的建构、再审之诉的设计以及再审理由的具体分类成为思考的路径。

一、问题的引出

再审理由是引发再审的诉因要素，是决定再审诉讼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所在，也是再审程序的核心部分。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再审理由较高的地位，再审理由也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热点。

何谓民事再审理由?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理由即指民事诉讼法律明文规定的可以提起、发动民事再审程序从而对生效裁判进行重新审理的理由或根据。一般来说，民事再审理由分为实体理由和程序理由。再审实体理由往往是在事实认定上或证据方面存在问题，而再审程序理由则常常是在审判中出现了程序上的瑕疵，如没有依法组织审判庭等。没有再审理由，民事再审程序就不具备完整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再审理由立法考察

(一)域外民事再审理由立法考察

域外有关民事再审理由的立法也有两大法系之分。严格来说，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再审”概念，“再审”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包括对未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的重新审理。从再审的法定理由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再审制度属于程序救济型。以美国为例，《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0条(b)条正是对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1〕其中特别强调了新证据若要成为再审理由，必须是在规定申请再审的期间内，即使相当地注意也不可能发现的证据，否则不能获得救济。在期间规定上的限制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在民事诉讼中有法定的再审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将再审分为两种形式，即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取消之诉，又称无效之诉，是以原审判严重违背法定程序为由提起的再审之诉。回复原状之诉，是以原审判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为理由提起的再审之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79条第1款规定了可提起取消之诉的四种法定理由，第580条罗列了七种可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理由。〔2〕日本旧民事诉讼法受德国的影响，也将再审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后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将二者合二为一，通称再审之诉。日本1998年新民事诉讼法第338条第1款再审理由之规定非常明确，既有诉讼程序上有重大瑕疵的再审理由，如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组成做出判决的法院的；又有判断基础上存在异常欠缺的再审理由，如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件是经过伪造或变造的等。

比较而言，英美国家对再审理由规定所体现的程序救济型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对再审理由解释的慎重态度，以及在程序正义的实现方面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而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再审理由的立法规定，则更为重视实体性理由的规定。两大法系国家有关再审理由展示出来的立法特点值得我们思考。

(二)我国民事再审立法及特点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对再审理由的规定极为简单。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理由作了明确规定，然而规定比较原则，不便司法实务具体操作，突出的特点是粗糙、简略和标准模糊，容易导致再审泛滥。

总的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关于再审理由的规定主要体现四大特点：第一，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第二，再审程序的启动凸现强职权主义。第三，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保障弱化。第四，申请再审理由过于原则不易把握。笔者认为，中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革以及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应在立足中国本土法律文化的同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先进制度因素，进行有限的改造。

三、商榷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再审理由之规定

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针对再审理由的规定有较大变化：将申请再审的理由从原来的5项扩展为13项再加一款，使再审理由具体化；扩大了旧法因证据而申请再审的规定，从原来的2项扩大到5项；细化了旧法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并有不少新突破。

(一)值得肯定之处

1.新法彰显程序正当性

1991年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理由的规定更多地体现实体正义，较为忽视程序正义价值，而新法则更加彰显程序正当性。如新法第179条第4项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作为再审理由，强调质证的程序价值和重要性。又如，在强化程序正当性方面，该条第8项强调了审判主体的合法性与结果正当化之间的关系。一旦审判主体资格不合法，则审判结果当然是不合法的，即使审判终结已经生效，也因为审判主体的不合法而应当加以纠正。另外，新法还强调了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与程序正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强化了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权和辩论权，集中体现在第179条新增加的第9项、第10项和第11项。尤其是把辩论原则纳入再审审查范围是吸收先进诉讼理念元素的体现，反映了民事诉讼的本来规律。

2.完善了事实认定的再审理由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事实认定方面增加了三项再审理由，即第179条第3项、第4项和第5项。例如增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成为再审理由。又如规定“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但法院又出于工作繁重而惰于收集的情况，当事人的书面申请成了再审启动的重要依据。该规定完善了事实认定方面的再审理由，使基于程序原因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也纳入审查范围。

3.新法更富人性色彩，对当事人权利保障更为有效

新法第179条第12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成为再审理由，不仅遵循了法院不告不理原则，而且承认原判决、裁判本身的瑕疵并进行纠正，这使得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更为客观、真实，更为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判决、裁定无论是遗漏或还是超出诉讼请求，均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尊重，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后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来救济其权利，应由当事人自己选择。此外，该条还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成为再审理由。而关注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利，是再审理由更富人性色彩的体现。

(二)有待商榷之处

1.实体性再审理由之规定

(1)关于“确有错误”

新法第177条以及第179条仍然保持了修改前的表述“确有错误”。关于“确有错误”，笔者有三个异议：其一，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确有错误”的确切含义。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是一种抽象的再审理由根据，容易导致法院和检察院对生效裁判的所谓“错误”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什么是“确有错误”，“错误”的认定标准是什么，错误的范围与程度如何。其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也没有明确界定具体情形。其三，“确有错误”事实上是“先定后审”，在没有审判之前就先定性，但如果通过再审之后发现原审判没有错误，就容易导致前后结论的矛盾，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严，产生信任危机。

(2)关于“新证据”

修改前后的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再审理由。关于“新证据”未加定义的做法一直以来就为学者所诟病。因为不加区分地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再审的理由，既损害诉讼效率，又威胁到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受到学界诸多批评，“这是我国传统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典型表现”〔3〕。理论界特别是实务界对“新证据”的认识仍然模棱两可。正如有学者所说：“我国既没有判断证据新旧的标准，也没有判断新证据的确实性标准，还没有规定新证据发现的时间与生效裁判的时间距离。”〔4〕

(3)关于“基本事实”

新法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是在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条款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变化虽然避免了“主要证据不足”的模糊性表述，但对于“基本事实”这样一个老百姓更为陌生的词汇，在实践中也容易产生争议。何谓基本事实，基本事实包含哪些内容，基本事实与主要事实、基本事实与次要事实有什么区别，法官如何认定基本事实等问题均有待厘清，因此建议司法解释应该将“基本事实”予以明确。

2.程序性再审理由之规定

(1)关于“管辖错误”纳入再审理由

新法第179条第7项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使管辖错误成为再审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弊端至少包括：第一，导致一案可两次被再审，威胁裁判的稳定性。该规定使当事人不仅对管辖异议的裁定可以申请再审，而且在对案件实体审判之后，也可以申请再审，就可能出现一案可以两次被申请再审的尴尬局面，导致案件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考虑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出发，如果在程序审查阶段，一概将任何管辖错误作为再审理由，将意味着耗费更多的资源。笔者认为，对管辖错误申请再审应作限制性解释，即当事人只能申请再审一次，但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为其提供两种时机提起再审。第一种时机，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当事人就管辖异议上诉被驳回后，如果立即提出再审申请，只能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进行，但若被驳回后就不能在实体审理后就管辖问题提出再审申请。第二种时机，在实体裁判生效后提起再审。如果当事人未在开庭审理前提出再审申请，就只能在实体裁判生效后才能就管辖问题提出再审申请。第二，管辖违法本身已有救济渠道。管辖如果违法，有两种救济方式，首先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其次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还可以提起上诉。现在将管辖违法纳入再审理由，如此规定比较多余，其本身也可能引起歧义。

(2)关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纳入再审理由

新法第179条最后一项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纳入再审理由，此条为程序性兜底事由。“可能”二字将裁判怀疑为不确定，而将不确定的情形作为改变原有裁判的再审理由，本身就不具科学性和准确性。不仅不利于保障程序安定的确定力，而且对终局裁判的当事人特别是胜诉一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再审理由很难具有说服力。同时，该规定也给审判机关和抗诉机关启动再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给某些假公济私行为以可乘之机。建议司法解释中将该条解释细化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并以列举方式具体规定。

四、思考路径——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

再审理由的设计是对再审程序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关键因素。再审理由如何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再审理由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涉及民事再审理由设置的完善。

(一)理念之建构

再审理由的理念应该是多种理念、多种利益冲突与平衡的产物，其不应是单向度的价值，而应当在一系列相关甚至冲突的价值中进行衡平和选择。1.与既判力理念相协调

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既判力原则成为现代各国法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准则之一。从形式上看，既判力理念与再审程序是冲突的。既判力理念要求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而再审程序为了实现对生效裁判的非常救济，不得不在案件真实性和裁判稳定性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现代法制下的既判力，不再是形式上要求法院一事不再理，而是实质上要求裁判的公正性。因此，二者在实质上是协调统一的。再审程序受到既判力理念的约束，不可能提供一切司法错误的补救。由此，必须合理设置民事再审理由，使其受既判力约束，从而限制再审的恣意启动，达到既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又实现非常救济之目的。

2.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理由的规定体现“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对“错案”的认定是以实体错误作为判断基准，其结果是导致无限再审。而过于追求案件的绝对正确——实体正义，实际上漠视了程序正义。然而程序正义并非完善的，正如罗尔斯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所揭示的，在诉讼中，真实就是程序之外的客观标准，然而无论程序设计得如何精巧，错判总是在所难免。生效裁判一经作出就应当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如果启动再审，则再审理由必须具有重要性，即对原生效裁判存在错误的认定已达到足以损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实现，才能构成法定的再审理由。因此民事再审理由的设计不仅要有合理的程序理由，而且也要有适当的实体理由，应体现二者的平衡。

3.符合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本质要求

再审程序是事后的救济程序，不仅要实现司法的公正，更应该讲究效率，使失去平衡的社会关系尽快恢复稳定。一方面，司法裁判的公正促使纠纷的解决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再审理由的设计如何节约司法资源、降低成本也非常重要。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再审理由的设置使再审程序的启动非常容易，片面强调公正优先于效率，而对纠正错误的成本没有充分考虑，其弊端是导致再审本来具有的救济功能难以发挥，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使当事人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诉累之中。因此，要在再审理由设计上把好关，将公正和效率进行合理平衡，有效过滤那些根本不必要的再审的发动，使再审的补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克服“无限再审”的弊端和危害。

4.秉承再审有限纠错理念

再审是有限再审，而非无限再审。无限再审的存在致使当事人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理由申请再审，破坏司法的权威。由此，在完善再审程序时，设计再审理由应具有法定性和限定性，再审所体现的维护和救济作用只能是补充的，它的纠错功能应当是例外而有限的。过去，人们受“有错必纠”观念的影响很深。“然而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什么是‘错案’，错到什么程序才‘必纠’，应该纠正到什么程度，实践中需要一个明确、具体、合理的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实在难以掌握。”“某些错误是能为法律制度、社会情理所理解和容忍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彻底纠正。”〔5〕因此，再审理由设计应坚持有限纠错理念，而不是“有错必纠”，应较好平衡再审制度的纠错作用与裁判终局性、法律关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的根本途径在于确立合理的再审理由。此外，再审有限纠错的理念要求再审理由的设计必须考虑救济成本和代价。司法错误有大有小，再审程序不能为所有的司法错误都提供救济，它所针对的只能是重大的错误。

(二)宏观思路——建立再审之诉

解决“申诉难”、“无限再审”、“反复申诉”等问题不能仅仅对现有再审制度修修补补，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再审问题，就必须进行彻底的诉讼改造，将申请再审改为建立再审之诉。再审之诉，就是当事人对原来生效的裁判认为存在错误，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请求法院重新审理，以获取有利于自身裁判的诉讼请求。建立申请再审之诉的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不是一种诉讼权利，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动，能否引起诉讼，主要是由司法机关决定；而再审作为一种“诉”，应当具有像“诉”一样完整意义上的范畴，应该像起诉权、上诉权一样，具有程序上的有力保障。其次，建立再审之诉不仅有利于再审法律规定的完善，而且有利于拓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减少避免当事人多头上访申诉。第三，建立再审之诉并不是说当事人可以无限制的对原来生效的裁判提起再审，而是必须符合必要的要件，例如要有形式要件、法定再审理由等。其中再审理由是再审之诉的关键。

笔者认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之诉的规定可以借鉴，但考虑国情，再审之诉的设计应至少考虑：第一，再审之诉要符合一般起诉的形式要件。再审之诉是一个独立的新诉，应以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为唯一启动方式。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且只能提起一次再审之诉。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应该以书面诉状的形式，而不是口头形式。再审之诉还应当缴纳一定的诉讼费用，避免恶意诉讼。第二，再审理由是再审之诉的关键内容。建立再审之诉，必须科学规定具体的再审理由。再审理由可以分为实体理由、程序理由以及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为再审之诉提供明确的依据，从而有效规范再审诉权，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微观思路——再审理由的分类

笔者认为，设计民事再审理由的微观思路就是将再审理由分为实体性再审理由、程序性再审理由，并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

1.实体性再审理由

(1)判决依据的证据是伪造、变造或虚假的。以伪造、变造或虚假的证据或虚假的陈述作为依据的裁判肯定是错误的，很多国家都将此作为再审理由。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179条第3项规定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有待继续完善，除了将“判决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作为再审理由，还应将“判决依据的证据是变造、虚假的”作为再审理由，如此规定更为全面。

(2)作为裁判基础的根据已经变更或撤销。作为裁判基础的根据包括民事或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这些根据被撤销或变更，裁判的基础没有了，因此成为提起再审的理由。此种情况下允许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利于保障法院裁判的确定力。本次修正案179条第13项已规定“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作为再审理由，是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新突破。

(3)发现新的证据。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一些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提出，根据此时的新证据可提起再审之诉。一般情况下，在裁判生效之后，当事人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再审。但如果败诉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之所以在原审中未能提出证据，是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妨害行为所致，导致该当事人在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存在这一新证据，等到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生效之后才知道这一情况，此时作为例外情况，可作再审之诉的理由。

(4)裁判本身具有重大瑕疵的。裁判本身具有重大瑕疵，既包括现有裁判与以前裁判相抵触(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予以规定)，也包括裁判重要事项的遗漏(见修正案179条第12项)，还包括裁判本身适用法律错误。笔者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应该是“明显错误”，且达到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程度。而如果仅是一般错误，如有的裁判文书误写或者漏写了法律条文，或者法律条文款项出现笔误，但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还可以及时通过裁定来补正，无须提起抗诉。“确有错误”的具体含义可以展开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主要体现在证据认定明显错误、对诉讼主体的认定明显错误等，并且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的结果还导致了裁判结果的错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般情况有：第一，事实认定错误而引起法律错误，如把有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把无过错认定为有过错等。第二，适用法律与判决认定的事实明显矛盾。第三，适用法律与判决理由明显矛盾。〔6〕

2.程序性再审理由

程序性再审理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裁判主体不合法。主要表现为：判决法院不是依据法律组成；无权参与裁判的法官参与判决；当事人未经合法；参与该案的法官在审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达到刑事追究的程度。第二，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例如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合法对重要的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辩论权、没有合法传唤被告到庭等。

3.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

新法与修改前一样没有改变，仅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笔者认为仅此一条不能囊括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对再审的适用应具体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并采取列举方式，如(1)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2)除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法外，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3)当事人明知再审理由而未曾上诉的，也不得申请再审；(4)对已经再审的判决、裁定不能申请再审；(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不能申请再审；(6)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审。此外，除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从裁判生效之日起2年以后不能申请再审，也应限制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以及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时间。

〔参考文献〕

〔1〕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M〕.白绿铉，卡建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99.

〔2〕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M〕.谢怀轼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37-139.

再审范文篇2

（一）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再审制度简况

大陆法系国家生效判决再审制度比较完善。就法、德两国再审制度而言，首先，都对再审制度有详尽的，操作性极强的程序性规定。其次，都对再审理由作了列举式的严格规定，明确了享有再审申请权人范围，规定检察官（法国为司法部长）、原审被告人享有再审申请权，如被告人死亡则由其近亲属行使。再次，详尽规定对再审申请的处理方式、程序、结果。最后，对再审方式、程序、法律救济均有具体规定，若再审后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经其申请，要在官方公报或报刊公布，为其恢复名誉。

当然，法国与德国的再审制度也存在不同。法国从保障人权出发，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被判有罪的人申诉。再审申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并由其对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认真听取申请人、律师、检察官的意见，审查后认为理由不足予以驳回，认为理由充分则撤销原判移送除原审法院外的另一同级法院重审。重审后确认无罪的被告人，有权要求获得赔偿，但如证实新证据之所以未及时出示或被知悉是由于被告人责任的除外。败诉的再审申请人应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德国从发现真实原则出发，申请再审必须说明法定理由、证据，对再审申请是否有理由要进行裁定。法律救济的规定也适用于再审申请阶段，再审程序的提起不受限于为被判决人的利益，对受判决人不利的再审也可提起。原则上再审不加刑，但1994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73条a规定了“有理由对罪行作有罪判决的时候，也准许对受有罪判决人不利地重新开始已经以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会结束的程序。”[2]

（二）日本有关刑事再审制度的规定

二战后，日本法多吸收英美法内容，刑事再审制度集职权主义的法、德再审方式和英、美禁止双重处罚观念于一体，生效判决再审分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再审”和对法律适用错误的“非常上告”。并明确规定对再审申请必须进行调查，再审由做出原判的裁判所管辖。再审后确定无罪的必须公开登报。

（三）英美法系国家简况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只有对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而启动的与大陆法系监督程序类似的程序。被告人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调卷令等，使案件得以重新审查。具体来说，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长期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新发现的情况而对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英国1329年的法律规定，一切涉及法律问题和请求赦免书都由大法官上交国王，只有国王同意，判决才能撤销。[3]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赢得了《人身保护法》所授予的权力，高等法院王座庭负责以人身保护状或其他特权令纠正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遗误。调审令可称得上“再审”即王座庭可以根据任何审判受害人的申请，对进行审判的下级法院签发调审令，着令将案件移送高等法院核查或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法院的判决无效时，高等法院如同意其主张，可撤销原判，申请人不服定罪，高等法院如发现定罪有误，可以改变原判的罪刑。[4]

美国不少直接涉及公民权利自由的诉讼行为由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正是由于宪法对被告人人权的严格保障，决定了正当程序在美国传统地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权利，遵守至高无上的正当程序远比发现案件真实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正当程序要求被告人同一罪行只能被审判一次，这种禁止双重处罚规定不乏罗马法一事不再理之含义。据此，任何人只要刑事陪审团作了无罪裁决，即使以后再发现他所犯的这一罪行的确凿证据，控方也再无权指控他，法院更无权追究其刑事责任。重新审判的规定只限于“根据被告人申请”。[5]

（四）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现状

1979年颁布刑事诉讼法明确把我国再审程序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一些国家再审制度的有关内容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一步修改、补充，共用五个条款将再审的提起、条件、程序、期限等作了明确规定。将原来一直含混不清的接受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法院，明确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做出生效裁判的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并明确规定检察院抗诉案件接受的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明示了不经审理无权驳回抗诉，解决了侵犯抗诉权的错误做法。同时还用明文列举的方法规定了当事人等申诉的四项法定理由，并明确规定了再审时限，加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解释》、1997年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1998年6月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以及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试行）》等使再审制度进一步发展。二、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

对于当前的再审程序制度，笔者仅从宏观角度对修正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确立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

从《刑事诉讼法》第206条规定可以看出，现行法律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根据再审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审级确定的。这种因原审级不同确定再审案件审判程序的规定，忽视了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和再审案件的复杂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

，由于时间的转换有些情况可能已发生变化。如原被告人已死亡或因患病无法出庭，此时依照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变得没有必要或不可能。其次，再审程序作了特别程序独立于普通程序的规定。这样对于某些第一审案件中上诉权、抗诉权已经消灭，而仍以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中，对普通程序已然消灭的上诉权、抗诉权绝没有在特别程序中予以补救的道理。

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作为独立的特别程序，不应依赖再审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终审审级，应根据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并结合再审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立独立的审判程序，即再审程序之审判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再审做出的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做出，立即生效，不得上诉。首先，再审程序不同于普通程序，它只是一种特别救济措施。案件经普通程序审理终结后，裁判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应再行审理或改变。再审程序作为例外规定，不必再设置上诉程序，否则只会混同于二审程序，抹杀其特殊性，不利于再审程序发挥效能。其次，实行一审终审制，可以缩短诉讼周期，尽快实现裁判的稳定性。若再行二审终审，准许上诉、抗诉，无疑将使诉讼周期延长，诉讼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裁判的权威也受到威胁。最后，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再审程序若毫无限制地允许上诉、抗诉，会使我国司法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更加恶化，增加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讼累。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实现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综合诉讼效益。

通过各国再审制度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启动再审的条件规定都非常严格，否则，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也得不偿失。再审程序的改革应更多地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同时符合我国的实际并注重大众的心理承受力，注意把现代司法理念和原则融入到再审制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再审制度。

（二）应以再审程序的概念取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有审判监督程序，在此程序中又规定了再审程序。学界因此对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不加区别。但近年来，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有所反思。审判实践部门也有不少人主张对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加以区别。

其实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二者的性质不同。审判监督程序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是非诉程序，而再审虽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毕竟仍属于诉讼程序。再次，有些再审程序的启动，并非由于审判监督。比如因当事人申请而引起的再审就不属于审判监督。显然二者并不重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曾提出将“审判监督程序”改称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可惜为保持法律用语的历史连续性，同时也为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一致而未予采纳。

笔者认为应当只用再审程序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含义准确。“审判监督”在刑事诉讼中含义较广，它既可以指法院系统内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也可以指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还可以指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社会监督。就人民法院本身而言，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既可以指按照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审理案件，也可以指对审判工作进行检查和其他一般性的指导。这些都是审判监督的表现形式，仅把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的内容冠以“审判监督程序”并不确切。将其改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不仅适用范围清楚，而且审理层次明确。还可以消除法律规定与人们习惯理解之间的矛盾，使之准确、规范。第二，有利于同大多数国家相关规定接轨。我国早已加入WTO，各个领域都要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将纠正确定裁判的错误，称为“再审”或“非常上告”程序，如法国、德国、日本等的再审程序都值得我们借鉴。

摘要：文章从各国刑事再审制度相关规定的比较入手，对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如何进行修正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粗浅认识。

关键词：刑事再审；审程序问题；终审制度

Abstract:Thearticleobtainsfromvariouscountries''''criminalactivityre-tryingsystemrelatedstipulation''''scomparison,howtocarryontherevisionandtheconsummationtoourcountrypresentre-tryingprocedureproposedownshallowunderstanding.

keyword:Criminalre-trying;Examinesthepointoforder;Trialsinfinalthesyste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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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康·格·费多罗夫著，叶长良等译．外国国家和法律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再审范文篇3

一、诉讼调解有以上如此多的优点与好处是公认的，但再审案件的调解又是另一番风景。在诉讼法学界，谈到诉讼调解一般都指一、二审案件的调解，鲜有谈到再审案件的调解。这是理论界的现象。在实践中，再审案件的调解率与一、二审案件的调解相比更是低得可怜，一般一审案件调解率都在70%左右，而再审案件调解率，以笔者所在地区法院为例，2001年以前调解率几乎为零，调解再审案件如凤毛麟角，2002年以后再审案件调解率在10—20%之间，造成此结果有多种原因。

（一）从理论上看，《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谈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条讲的是法院调解的操作程序，且为一审的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规定有调解，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理论界鲜有谈到再审案件调解的原因。直到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才明确提出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

（二）民事案件从案件本身上看，案情重大、复杂、疑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许多再审案件是经过一或二审判决，被提起再审立案。原因是未将事实认定清楚，未理清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有错误等。所以再审案件调解难度大。

（三）民事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观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不如少说话，庭审后交法院审委会一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惹火烧身。

（四）民事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激烈，积怨久远，应当说被提起再审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已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大，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难度相当大。

（五）直言不讳的说，再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面对的再审案件不仅仅是面对双方当事人，还要面对原审法官。再审承办法官对再审案件作较多的调解工作，发表较多的言论、意见，势必触及到原审法官之失误，再审法官与原审法官将产生矛盾，要得罪人，如果将案件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就可避免得罪原审法官，少产生矛盾，也减少自己工作量。

（六）再审案件重大、疑难的特点也决定了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在客观上就增长了法官调解的惰性。

再审案件调解率低有这么多原因，是否再审案件没有调解的必要？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更应加强调解工作，调解十分必要，首先：一审之后还有二审和再审；二审之后还有再审，而再审就是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最后一道防线，如再审都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更易激化矛盾，甚至致使当事人走极端，而使案件民转刑，影响社会稳定，其次，若再审案件不加强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就未得到缓解，矛盾没得到解决，没有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判决后，当事人还是上诉、申诉、上访不止。第三，再审案件判决结案，无形增加了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的压力，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效率的实现。

如何搞好再审案件的调解，笔者认为，除应遵循民事调解工作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外，还应针对再审案件的特点，因事制宜，有的放矢进行调解。再审有别与一审、二审，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再审案件已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能有错。其次是再审案件案情一般都较复杂、疑难，三是再审案件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冲突较大，甚至当事人之间诉讼多年，积怨久远。四是再审案件涉案的社会背景复杂，社会影响重大，一件再审案件，一般是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判不服，长期申诉、上访，为此社会群众、新闻媒体、上级法院、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关注，五是再审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再审的，所以理所当然涉及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二、再审案件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强调法官调解之责任。思想是指挥行动的路标，认识不到位，行动就肯定迟疑。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又涉及原审法官之业务能力的评判，这就使承办法官有畏难情绪，再加上再审案件一般都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就更滋长了承办法官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的情绪。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个人禀性素质及法官对调解的态度。对当事人来说，即使案件有调解的可能，作为当局者的当事人也未必能看清形势，况且当事人还可能存在影响达成调解的心理障碍。所以，应强调法官的调解责任，增强法官调解的主动性，这是其一。其二对再审案件产生畏难情绪，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以判决结案，反过来说当事人对再审判决不服，又上诉或申诉时，你自己将可能成为当事人指责的对象，你也就处于原审法官被评判之地位，这对再审法官不利。其三，如对再审案件作好调解工作，当事人彻底的定纷止争，双方和解，矛盾消除，案结事了，调解结案就是对再审法官工作的肯定。所以再审案件的法官应彻底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再审案件的调解工作。

（二）加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学习，提高调解水平。再审案件源于一、二审案件，但再审工作难于一、二审，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如何理清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认清案件的实质，如何找到调解工作的切入点、突破口，这就要求再审案件的主办法官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已的业务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许多案件调解成功与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理清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准调解的切入点。当然这还要求法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法官在平时要多学习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以司法为民的思想重新体会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来提高自己的调解技巧与艺术。

（三）进一步强化庭审，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或虽然案件事实已清，但当事人并没明白，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超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不好，也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他们底气自然全无，调解协议顺理成章的就达成了。

（四）案件事实要清楚，但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此时应跳出追求客观真实的怪圈，再审法官不要拼命追求客观真实，而是要立足于“追求”客观事实，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以法律事实作为定案依据。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是他，而不是法院。不要为此缠诉缠访。这对再审案件中不服案件事实的认定，认为认定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有差异，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调解有奇效。

（五）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七）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就由该案原承办法官、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八）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如前所述社会群众、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有关注，对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如社会群众是关心法院审判工作，党政机关是为了法院的司法公正，这种监督，人民法院应接受，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少数个别人在申诉人背后搞幕后操纵，妄加评说人民法院裁判，此时再审法官要一方面对当事人作疏导说服工作，另一方面针对纠纷的“后台”的反向操作，予以严词批驳，“后台”倒了，纠纷也平息了，调解自然就会成功。

（九）对因再审案件重大、疑难，原则上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从而客观上增加了法官调解的惰性这一特点，对再审法官要切实实行承办法官责任制，要求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案件处理意见负责，同时以调解成功率、当庭裁判率，减少上诉、上访案件率等指标，考核再审案件承办法官的业务能力，培养和促进再审法官调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十）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在你一接受再审案件时你就要有寻找纠纷解决最佳方案的意识，当然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你还是要成竹于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不在少数。笔者所在法院，再审维持率在20－30%，监督庭的法官对这个情况都了解，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这个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官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没去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一）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热心接待案件当事人，是调解工作都应遵守的规律，这里提出来讲，是作一强调，因为再审案件当事人，能够使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不回避的讲，也有其缠诉、缠访的原因，且基本上都是因当事人申诉而再审，再审法官是清楚这点的。为此，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心中有这些人是无理取闹的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是内因。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而原审裁判是你法院、法官作出的，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但如要调解成功，这样的氛围是不可能。为此，再审法官要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十二）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一直以来对待检察机关的抗诉，存在你抗你的，我判我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不正常。首先，法院和检察院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职责都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集体、人民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力等；其次，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相互之间是同志关系；第三，检察机关抗诉是为了确保法院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纠正错误，维护人民法院公正的形象。

再审范文篇4

关键词：民事审判再审程序、民事审判再审程序的启动、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

依照通常的定义，再审程序（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以下所称再审程序皆为民事审判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⑴。在民事审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提高审判质量和法官素质等，起到突出的作用。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事由、程序等规定缺乏科学性，或者规定的原则性较强，在操作上具有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实践中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之间存在三方都不满意的情况。所以，对再审程序及其实践中具体做法做必要的研究，对今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以及对民事审判实践的指导等，都将大有裨益。而再审启动程序的规范与完善是再审程序改革的关键，因此笔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原理、参照国外再审程序启动的有关规定，拟就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发表管见，以供商榷。

对再审程序启动有关法律规定的分析

再审程序是为了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中的错误而专门设置的一种程序。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尽管对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该程序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一是尽管民诉法为发动再审程序设计了三种方式，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自行发动、通过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但实际效果似乎不够大，仍有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无法通过再审获得纠正；二是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不断再审而受到严重破坏⑵。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此深感不满，以至于希望求助于诉讼制度以外的途径来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另一方面，一些案件三番五次地进行再审，裁判不停地被更改，诉讼成了无底的黑洞，这种不断改变的裁判给民事诉讼制度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不公正的裁判，它不仅鼓励败诉方通过缠讼来逃避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又严重损害了法院裁判乃至法律本身的权威。造成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动作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设置程序的指导思想偏颇的问题，又有具体规定不尽合理或者不够明确的问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力求修正和完善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

再审程序立法思想的分析。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之上的，而并不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和终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具体表现在：1、对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进行无次数限制的再审；根据民诉法第179条规定，只要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即可再审，从而使当事人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即可要求再审，甚至可以在一、二审中故意隐瞒证据，将之留待两审终审后利用该证据启动再审程序。由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绝对化、扩大化、造成了一些案件出现多次数再审，根本不符合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原则，一方面损害了司法的权威，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违背效益原则，不利于裁判的既定力和稳定性；另一方面，这种拖延无法实现程序的正义和实体的正义，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谚有云“法忌迟延”、“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就说明了程序的迟延对当事人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害。还要看到如果程序迟延将会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可能酿成更大的纠纷和矛盾，影响社会的秩序与安定⑶。

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分析。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引起再审程序启动的途径主要有三种：

当事人申请再审。根据民诉法第178条规定，再审可以由当事人发动，一方面它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另一方面允许当事人提起再审，使当事人的诉权获得了充分的法律保障。但是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目前仍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定：1、关于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后进行审查的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2、关于法院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并做出答复的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3、当事人应当向哪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不明确；4、法院针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如何进行审查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从程序上进行规范，不能引起人民法院的高度得视，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根据民诉法第177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再审。在民事诉讼中由法院自己做出监督，是不符合民事关系的性质和审判规律的⑷。关于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和程序，两大法系都规定必须由当事人来发动。民事关系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权利的领域，应当充分贯彻私法自治的原则，对当事人未提出再审申请的案件，法院原则上不应当进行干预。因为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存在以下问题：1、法院院长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所有案件，再则“尚未提起再审程序进行再审，何以知道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怎么能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依据和理由‘审查属实，’？显然这是‘先定后审’的表现”⑸；2、如果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而法院强行依职权再审，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因为存在“赢了官司更输钱”的情况，这种损失由谁来承担？3、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因为当事人的反映，既然已经规定了当事申请再审救济途径，法院依职权再审就没有必要了；最后，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也违背了诉审分离原则。所以，应当将法院依职权进行的再审归入当事人申请再审。

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程序的启动。根据民诉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笔者认为，既然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那么人民检察院依自己的职权强行介入个人领域，有悖私权处分原则，不利于裁判的稳定性。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权伊始，即暴露出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⑹。当事人申诉的情况除外。

再审程序启动事由的分析。对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学者普遍认为存在缺陷，有必要进行重构。“改造再审制度的关键之所在是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理由予以合理化和明细化。这也是完善再审制度的当务之急。”⑺笔者赞同此种意见。以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例，其缺陷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现行民诉法第179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规定了五种事由，第185条对检察院抗诉的情形规定了四种事由，两条规定基本相同，均是原则性规定。至于第177条关于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则更笼统的只有“确有错误”四字。与之相比，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则要具体明确得多。如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事由有十种：（1）作出判决的法院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组成审判组织；（2）依据法律不得参与裁判的审判官参与裁判；（3）对于法定权、诉讼权或对于人进行诉讼行为缺乏必要的授权；（4）参与裁判的审判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罪行；（5）依据他人在刑事上应处罚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当事人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证，是出于伪造或变造；（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人的虚伪陈述作为证据；（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变更；（9）对判决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在判决时被遗漏；（10）被申诉的判决与以前的确定判决有抵触。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现行民诉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笼统，势必给适用带来困惑。

2、表现出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只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才能申请再审。这里的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显然是指影响案件实体上的判决、裁定。如果实体上的判决、裁定正确，即使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成为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这是典型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与现代法学理论公认的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理念相悖。

3、现行规定多有遗漏。例如，无权审判的法官参与了审判；当事人在诉讼中被剥夺了辩论权；作为判决、裁定依据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等等。对再审事由做完善的列举是确保再审程序有效运行的前提，我国民诉法的现行规定离“完善”的标准尚有差距，再审实践中当事人抱怨“申诉难”，与遗漏了应当作为再审事由的诸多事项不无关联。

完善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立法思考

立法指导思想的修正。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再审程序构筑的价值是基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应当说将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应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尤其是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而不考虑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则必然会产生片面性⑻。笔者赞同上述观点，现行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确实反映了这一指导思想，只要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出现，已生效的裁判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重新审理，甚至形成无限再审的局面。“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适用，要受制于这样几个因素：1、民事纠纷解决的时限性。民事诉讼活动是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证明并作出判断的一个过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彻底、完整地重现案件“原貌”虽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诉讼是要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证明方法、主体的认识能力、解决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无休止地去苛求所谓“客观真实”，而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这将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民事判决是基于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的场合里所形成的诉讼资料的基础上所作的判断。这种诉讼资料是裁判赖以作出的基础。应具有程序的约束力，无重大瑕疵不得随意变更。3、对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在诉讼中，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符合正义，效力和秩序的要求，树立司法权威。

确定“再审之诉”的方向。再审程序的启动，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诉讼活动，需要程序保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以确保实体和程序正义。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法律目前对此缺乏规定，或者说规定缺乏科学性、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实务中问题较为突出。正如学者指出“我国再审程序反映出很大的内部运作特征，不规范的地方较多，特别是再审程序的立案审查阶段，透明度、规范性都较差。”⑼其弊端主要反映在：1、法院对再审事由的审查不公开，不具有透明性，违背了程序公开的一般原则。由于审查的不公开，导致了审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败。2、由于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审查程序不能统一和规范，给当事人的申诉造成困难，使错误的判决、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3、既然民诉法给了当事人申诉权，就要求法院在审查申诉时有一个符合正义基本要求的程序。程序公开、充分陈述、程序法定等正义要求就应当在申诉审查中得到体现。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和公开的“在阳光下”的申诉审查制度，一旦做出再审决定，并停止原判决的执行，也难以让被申诉的当事人接受。4、民诉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这违背了民诉法“不告不理”原则。鉴于此，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有必要借鉴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建立再审之诉制度，取代现行审判实践中的申诉复查制度，认为“将来再修订民诉法时，有必要将申请再审改为再审之诉，并对再审之诉的起诉与受理的程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诉权实在化，也使法院对再审之诉的受理规范化”⑽。

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是由再审之诉引起的，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是发动再审的唯一途径。有学者认为，“再审系指终局判决确定之后，发现具有诉讼程序方面的重大瑕疵，或者该判决的基础材料中存在异常的不完善现象时，当事人以此为理由，例外地请求废弃该确定判决重新审理该案的声明不服方法。”⑾再审之诉具有双重目的性，首先是要求撤销原判决，其次请求法院按照起诉人提出的实体方面的主张，做出有利于其的判决。由于再审之诉的主要目的是撤销原判决，再审之诉的性质是变更之诉。相对于原来的诉讼程序而言，再审程序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所以当事人要求再审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称之为“再审之诉”的原因所在。

对于申请再审，虽然我国民诉理论认为它已与申诉具有质的区别，它已不再是民主权利而是诉讼权利，是当事人的诉权在再审程序中的体现。但是由于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规定过于简单，很难说我国的申请再审就是再审之诉，至少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再审之诉。由于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只是“申请”而不是“诉”，并且是在诉讼程序已终结之后提出来的申请，客观存在没有具体的受理程序，没有时限限制，不能引起法院足够的重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就不可能象诉权那样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由于传统的“诉”的理论的规范性，将再审作为一个“诉”来规范，程序保障要完备得多。这样既有利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诉权化，又便于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规范化，从而为再审启动提供有效的程序保障，解决当前再审启动中的种种程序问题。这恐怕就是学者们主张以“再审之诉”取代“申诉或者申请再审”的原因所在。

将现行再审启动中的申诉或者申请再审改造为再审之诉，借以规范再审程序，从长远观点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此项改造，必须有赖于民诉法的大幅修改，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司法实践中对再审启动进行程序性规范的要求十分迫切。因此，从国情出发，本着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的指导思想，对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加以检讨，对其中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且符合再审程序改革方向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独具特色中国式再审启动程序。笔者认为，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明确其再审立案的性质。长期以来，再审程序处于立审不分的状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立审分立作为法院内部分工制衡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再审程序同样面临立审分立的问题。再审启动程序是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或申诉材料，决定是否受理的过程。从方法和手段来看，符合立案审查的特征。再审案件以此为起点进入实体审理，本文主要对再审案件的启动进行阐述，对案件的实体审理不作赘述。现行申诉复查制度是作为启动再审程序实际运作的，再审启动、申诉复查与再审立案的过程是统一的，因此有必要尽快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所谓“名正则言顺”，明确申诉复查的再审立案性质后，可以适用法律对立案的程序规定来规范申诉复查的程序。2、推行审查听证制度。申诉复查听证制度是由合议庭成员共同组织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用最简便的形式听取当事人申诉与抗辩的争议焦点，以此来决定复查结果的迅捷复查方式⑿。3、对审查的程式做出规定。（1）形式审查，主要包括再审申请书或申诉状、申诉时限、申诉主体资格等；（2）实质审查，即是否存在再审事由；（3）宣示审查结果，无论书面还是听证审查，均应公开宣示审查结果，并说明理由。

受理事由规定的具体化。再审程序不同于一、二审程序，它既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级程序，也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一、二审的启动是基于当事人行使其起诉权和上诉权，起诉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上诉权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实现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基本权利，一、二审程序的启动都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实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这种理由也是一种以当事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理由，法院在启动一、二审程序时，并不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此不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或者二审终结后，对已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裁决加以纠正的程序，即可以通过撤销已经生效裁决，以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由于对已生效裁决的否定，这就意味着将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导致所谓通过裁决的诉讼终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该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法律规定的再审程序启动的事由。再审事由是法院审查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和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⒀。再审事由在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申诉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观判断为转移，法院只有经过实质性审查，查明确有再审事由后，才能启动再审程序。因此，从深层次原因上讲，启动再审程序以具备再审事由为前提，旨在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追求实体和程序正义的目的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鉴于前面对我国民诉法关于再审程序启动事由规定缺陷的分析，从再审程序的目的和有效运作制度的要求出发，借鉴国外立法先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事由可作如下规定：

再审范文篇5

依照通常的定义，民事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2]再审程序不同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既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级程序，也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独立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是基于当事人行使其起诉权和上诉权。起诉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上诉权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实现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最基本权利，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均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实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这种理由也是一种以当事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理由，法院在启动一审或二审程序时，并不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此不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或二审程序终结之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即可以通过撤消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以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由于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否定，这就意味将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导致所谓通过裁判的诉讼终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该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否则，也会影响民事争议解决的效率。科学地设定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目的--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衡平。民事再审事由即法院审查应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或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3]

依照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判决效力的理论，法院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后，该判决便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判决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确定力，使得任何法院都无权撤消或变更该判决。另一方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还具有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既判力既要求后诉法院在审判中受前诉法院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同时还禁止双方当事人对确定判决的内容予以争执，即提出任何形式上的异议。[4]一般来讲，已经确定的终局判决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和既判力这样的双层保护，就使得被判决的法律关系处于一种稳定态。而再审的启动无疑将打破这种双层保护壳，其理论依据是该判决本身欠缺使既判力正当化的根据。再审事由的存在就是对判决既判力正当化的直接否定。因此，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指出再审事由后，通过再审否定原判决。[5]这种理论的深层基础是国外的现代法治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这既包括实体上的，又包括程序上的。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应当予以否定。[6]与此不同，我国诉讼法学者通常认为，再审的提起是基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或认识。[7]应当再审的判决、裁定并不是基于该判决、裁定缺乏既判力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该判决、裁定存在错误。因此，再审事由的基础是原判决、裁定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过去只限于判决、裁定实体上的错误，现在，随着人们程序正当理念的树立，判决、裁定的所谓"错误"的认识包含了法院在判决、裁定过程中的程序性错误。从再审的直接目的在于否定错误或不正当裁判这一角度来讲，无论国内国外，人们的认识并无二致。

我国现行的再审在制度构成上也与大陆法系各国所实行的再审制度有所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的开始是基于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没有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主动以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再审制度中，再审事由成为当事人再审之诉的理由。在我国，再审的提起主体是法院，而不是当事人。再审事由是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和根据

民事再审事由与一审起诉所要求的诉讼理由不同，起诉时所要求的理由是当事人主张成立的根据，不是一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而再审所要求的理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当事人在起诉时即使没有实体上的理由，只要符合起诉的形式要求，一审程序就应当启动。再审事由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根据，法院就有权利进行审查，再审事由在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不以申诉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观判断为转移。

由于再审事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根据，因此，在现行的再审体制下，再审事由一旦法定化也将对当事人的申诉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当事人提起申诉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时，必然也要以再审事由为依据。因此，即使今后继续维持现有的申诉和抗诉制度，再审事由的法定化也有利于规范申诉制度和抗诉制度。

二现行民诉法中的再审事由及缺陷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根据该条，可以理解为法院提起再审的理由即再审事由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何谓"确有错误"该条中并不明确，进一步的说明，可以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中找到。第179条中规定，当事人申诉的场合，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的再审事由有五种。即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情形是：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事由实际上也是再审的事由。检察院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的申诉事由相比，除了当事人申诉事由中的第1项在检察院的抗诉事由中没有之外，其他全部相同。[8]

从再审的司法实践、民事方式改革的发展、再审制度的目的以及再审制度的有效运行来看，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尚欠不足。

其一：关于法定再审事由的表述不够准确、合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所谓新的证据应当理解为在原审程序没有提出的证据。这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发现该证据，因而不可能提出该证据；第二种情况，当事人知道存在该证据，但因无法收集而没有提出。此种情况也包括当事人虽然向法院提出证据线索，但法院没有收集该证据或没有收集到该证据；最后一种是当事人持有该证据，但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提出，例如，未能充分认识其证据的重要性和关联性。因上述两种情况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在原判决、裁定生效以后提出的，经法院审查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场合，当属于再审事由，法院应提起再审。但还存在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现在有不少法院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推行证据失权制度，即在法院指定或确定的期间或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即法院将不予采纳，作为裁判的依据。现在有的法院，例如广东省高级法院规定在庭审前没有提出的证据，在以后不得提出。即使在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失权制度的许多法院中，也存在法官在庭审的法庭调查时，确定当事人以后提出证据的时限，如必须在一周以内提出证据，如未提出，法院将不予采用。证据失权的合法性尽管在学术界尚存争论，[9]由于证据失权制度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时间上的经济性，促进诉讼的进行，因此，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证据失权制度合法化，则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这一再审事由就不够准确。如果不对何谓"新的证据"加以界定，就可能与证据失权制度相冲突。在证据失权制度化后，对"新的证据"的限制可以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或诉讼阶段无正当理由而没有提出来的证据除外。也就是说，即使是原来没有提出来的证据，而且也能够推翻原判决、裁定，但由于已经失权，而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当事人就不能在申诉中以新的证据理由要求提起再审。当然，证据失权对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造成冲突。因为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来看，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就应该作为再审的理由。但如果程序正义的角度观，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10]

2、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原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根据再审纠错的基本目的，应当提起再审，原则上构成再审事由。问题在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为一项具体的再审事由就不够明确。该事由的规定不过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简单展开。"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可以直接展开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然而这种简单平面的展开并没有给予我们更具体的，有助于判断是否应当提起再审的标准或根据。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仍然是比较原则和含糊的表述。"适用法律有错误"总体上可以解释为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正确或不准确。大体上有以下情形：1）应当适用此法，却适用了彼法；2）应当适用此法的此款，却适用了彼法的彼款或此法的彼款；3）应当适用新法，却适用了旧法。4）应当适用旧法，却适用了新法；5）存在应当适用的法律，却没有适用。6）适用了已经废除或尚未生效的法律；7）断章取意地适用该条法律规定等等。

法官适用法律，首先要理解法律。如何适用法律也就有一个如何理解法律规定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法律规定的客观真理性，作为判决、裁定的大前提，人们在立法时总是要求法律的规定是明晰，无歧义的，但法律规定有时并不是像数学公式或定理那样非常明确（实际上有些复杂的数学公式或定理也会因人们的理解不同，而发生歧义，只是这种现象不像社会科学领域那样突出。），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语义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法律规定的内容就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了相对性或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审判实践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实际上法官们在接受法律教育时获得的法学知识（包括方法）以及生活实践的认知也都存在差异。不同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也自然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与法学知识水平的高低没有直接关联。[11]因此，如果以法官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原判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就有可能导致再审提起的随意性。笔者并非指责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错误，只是指明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更好地把握再审的启动。如果能够十分明确、具体地规定再审的事由将能够有效防止再审启动的随意性。

其二、忽视了违反了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的独立存在。

在再审事由方面，议论最多的莫过于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的规定。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在理论上，作为再审的事由是否一定要求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这样的限制。按照现在民诉法的规定，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如果没有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就不能提起再审。这样限制的依据显然是因为判决、裁定在实体上是正确的。这种理解也是基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确有错误"中的错误是指实体上的错误，而不是指程序上的错误。否则，就不会将违反法定程序与判决、裁定的正确性加以分离。随着人们对程序正义独立价值认识的加深，这种限制就存在了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规定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为再审的事由，所有事由都是以实体正义为基准的，这样一来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实际上就不存在，所谓程序就只能仍然依附于实体，而只具有工具价值。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来看，法律正义应当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诉讼的任何结果都只能从该结果是否充分满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只要有一个方面没有得到满足，这个结果就不是正义的，是不合法的。对结果的合法性，不能只看是否满足实体正义，仅从实体上来加以考察。这正是程序正义论所要强调的。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纠错救济程序，如果也只强调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则必然动摇一审、二审程序的程序独立价值。因此，笔者认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独立成为再审事由，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即不管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都应当可以提起再审。判决、裁定形成过程中的瑕疵已经转化为其自身的瑕疵。

其三、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遗漏了应当作为再审事由的诸多事项。例如，无权审判的法官参加了审判；当事人在诉讼中被剥夺辩论权；作为判决、裁定根据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等等。遗漏了重要的再审事由对于正确有效地运行再审制度，达成再审制度的目的自然是不利的。

三国外再审事由的比较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大都设置了再审制度以保证在法院的错误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仍能得到纠正。同样，基于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各国对于再审程序的提起也设置了法定的再审事由。通过对一些国家法定再审事由的比较，将有助于我国再审制度的完善。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事诉讼法典。推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在奥地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提起判决无效之诉；另一种是提起再审之诉。在该法典的第5编就规定了无效及再审之诉。从我国再审的概念来认识，奥地利的无效之诉也应当属于再审制度的范畴。

在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无效之诉和再审之诉提起的根据有所不同。无效之诉提起的根据有两个：其一，作出该判决的法官，对该案件已经不能行使法律上的职务；其二，在诉讼程序中，人没有进行，或者应当有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但该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却没有进行诉讼，在他人实施诉讼行为后，又没有得到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追认。（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29条）

依照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30条的规定，尽管法院已经对本案作出了裁判，终结了诉讼程序，但如果有本条所规定的事项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再次审理。这些法定的事由在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属于"再审的要件"，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作为裁判依据的文书是伪造或变造的；

2、证人、鉴定人或对方当事人在其询问中作了虚假陈述（属于刑法288条规定的有责虚假陈述），而法院的裁判又是根据这些陈述作出的；

3、法院的裁判是在当事人的人、对方当事人及人实施了下列应受处罚的行为情况下作出的，这些行为是，抢夺（刑法第134条）、欺诈（刑法第146条）、伪造文书（刑法第223条）、伪造特别保护的文书（刑法第224条）、伪造认证（刑法第225条）、间接制作违法文书或认证、藏匿文书（刑法第229条）、移动界标（刑法第230条）；

4、法官在裁判时或以前作出某一个裁判时（该裁判成为本案裁判的依据）违反职务上的义务，并应受到刑法的处罚，而法官的这些行为因与本案诉讼的关系，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5、作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裁判已被其他确定判决所取消；

6、当事人发现对同一请求或同一法律关系已经作出的确定裁判在再审程序的当事人之间创设了新的权利，并且当事人还可以利用这种新创设的权利。

7、当事人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方法，如果过去的诉讼程序提出这些事实或证据方法的话，法院将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12]

德国的再审是通过两种特殊的诉讼请求来实现的，一是取消之诉，一是回复原状之诉。不同的诉，要求有不同的法定事由，这些事由均可以统称为再审事由。取消之诉的事由为：

1、作出判决的法院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组成的；

2、依法不得执行法官职务的法官参与了裁判，但主张此种回避原因而提出回避的申请或上诉没有得到许可的除外；

3、法官因有偏颇之虑应行回避，并且回避申请已经被宣告有理由，但该法官仍参与裁判；

4、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未经合法，但当事人对于诉讼进行已明示或默示地承认的除外。

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事由为：

1、对方当事人作出了宣誓陈述，判决又是以其陈述为基础，而该当事人的此项陈述违反了真实义务属于应受处罚的行为；[13]

2、作为裁判基础的证书是伪造或变造的；

3、判决系以证言或鉴定结论为基础，但该证人或鉴定人的行为（作证或鉴定过程中的行为）违反真实义务，属于应受处罚的行为；

4、当事人的人或对方当事人或其人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罪行，而判决是基于这种行为作出的；

5、参与判决的法官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违反其职务上义务的罪行；

6、判决是以某一普通法院、或原特别法院或某一行政法院的判决为基础，而这些判决已由另一确定判决所撤消；

7、当事人发现以前就同一案件所作的确定判决，或者发现了对当事人有利的文书，依据该判决或文书当事人就能够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日本民事再审制度与德国和奥地利有所不同，即没有像德国那样，将否定确定判决的诉讼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也没有像奥地利那样分为无效之诉和再审之诉，而是以再审之诉加以概括。日本民事再审制度的再审事由包括：

1、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组成判决法院；

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该判决的法官参与了该判决；

3、欠缺法定权[14]、诉讼权或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

4、参与判决法官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

5、因他人实施了应受刑事上惩罚的行为使当事人自认（强迫自认）或妨碍了当事人提出对判决产生影响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

7、证人、鉴定人、翻译或已宣誓的当事人、法定人的虚假陈述成了判决的证据。

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变更；

9、对判决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在判断时被遗漏；

10、被申诉的判决与以前的确定判决相抵触。[15]

比较三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可以将其再审事由的内容加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裁判主体本身构成的不合法；德日奥三国均规定，如果作出判决的法院或法官在主体资格上不合法的，可以提起再审之诉。这包括法官没有作出该项判决的权力（这当中有包括应当在本案中回避的法官没有回避）和作出判决法院是违反构成的。第二类，在原审诉讼中没有实现合法的。例如，人没有没有进行或未经合法。第三类，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例如，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当事人等等的陈述是虚假的。第四类，判决的根据已经变更或被否定。例如，作为本判决依据的民事刑事判决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第五类，原审诉讼中有可能影响判决公正性的其他因素。例如，外部因素影响了当事人提出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应当判决的事项被遗漏等等。通过三国再审事由的比较，可以发现再审事由主要以维护判决的实体正义为中心，只要会影响判决的实体正义的事由都应将其纳入再审事由。轻微的单纯违反程序性规定的事项似乎没有作为再审事由。这与大陆法系的实体正义中心主义或追求实体真实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四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重构

在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时，笔者认为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宜以其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而只能依据利害关系人的再审之诉，是利害关系人行使了再审之诉的诉讼权利，才使法院能够根据诉讼请求开始对已经生效判决的审查，并在该再审之诉具有再审事由时，才进入再审程序。[16]因此，再审事由就成了再审之诉的理由。

笔者以为，在将再审事由法定化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法定的再审事由应当是具体和明确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提起再审的事由时，就没有具体化，而是抽象地规定为"确有错误"。尽管在规定当事人申诉的场合时，具体规定了法院应当再审的根据，但这两条的规定似乎表明，当法院以职权主动提起再审时，其提起再审的事由是法院依职权自由裁量，而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关于当事人申诉事由规定的限制。因为判决裁定有"错误"当然比第179条规定的事由要宽泛。而且这里所指的"错误"又没有指明是实体性错误，还是做出裁判的程序性错误。不管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提起再审对当事人都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现实中，试图通过"关系"提起再审的情况时常发生，即使是原审判决实际上确有错误，但要纠正这种错误也需要通过关系启动再审，这样就使不正当的手段也具有了目的上的正义性，使不正当的行为具有了道德上支持，于是不正当行为也就很难抑制和消除。宽泛、含糊地规定"确有错误"实际上是一种"无意创租"，[17]从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因此，明确再审事由，并将其法定化，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抑止法院的工作人员不正当行使再审启动裁量权，也就同样抑制了利益关系人的"寻租"行为。

另外，能否在法律条文规定中将再审事由的原则表述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同样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大多数提起再审的判决或裁定都是因为确有错误，但有的判决、裁定应当提起再审却还不能直接认为是有错误。例如，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该证据，且有正当理由，在原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发现或找到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并申请再审的场合。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该证据，法院在原审程序中依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作出的判决、裁定就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8条也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应当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中写明对新证据的确认，不应当认为是第一审裁判的错误。"依据同理，因有新的证据而提起的再审，也就不应当认为是原审裁判的错误。当然，也许有人会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只要法院的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错误。但这种认识仅仅注意到了认识论的理论层面，而没有注意到法律制度约束的层面。从法律制度约束层面，有时法院的裁判可能与案件事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但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时（例如诉讼时效、主张和证据失权），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法院所做出的裁判是错误的。鉴于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将再审事由作"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这样的抽象原则性规定，而直接规定具体的各项再审事由。在法律规定上可以用这样的表述："原判决、裁定有下列再审事由的，应当予以再审"。如果对原审裁判有错误的表述质疑成立，则应当进一步考虑再审是否应当称为纠错机制或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是称为"纠错和救济"机制或制度比较妥当。法律上的"救济"包括了通过程序对权利人正当权利缺损的补救。权利人正当权利缺损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于某一主体的主观过错所致，因此，其原因难以归结为一种主体上的错误。但基于法律的正义性要求，又必须对这种非人为过错所造成的权利缺损进行补救。再审制度也就应当具有这种救济功能。依照这种认识，当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时，法院所提起的再审，在性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

2、再审事由的规定与再审的客体有直接关系。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的客体既包括判决，又包括裁定。这样的规定是只得商榷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明确适用于裁定的有10项。除此之外，在实践中还有许多事项是适用裁定来解决的。显然对这些事项的裁定是否都应当纳入再审的客体范围是存在疑义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8条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该条的表述有些含糊，既然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对裁定可以提起再审，那么最高法院再做这样的解释就有两种可能，其一，意味着只有这两种裁定才能提起再审。对其他裁定不能提起再审。但最高法院的解释又没有加以限制。其二，意味着对两种裁定可再审性的肯定。澄清人们对两种裁定是否具有再审性的模糊认识。笔者以为，应该在今后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只有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才能提起再审，其他裁定不得提起再审。因为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司法行为涉及当事人的基本诉权问题，所以，应当给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机会。

3、违反程序性规定的判决、裁定是否都作为再审事由应当慎重考虑。再审制度作为一种纠错机制，是程序正义的在法律上最后保障手段。因此，再审制度应当纠正的裁判错误，当然也应当包括对程序性错误。但程序正义的实现，包括消极的实现（通过纠正违反程序正义的错误，保障程序正义的实在化）都要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程序正义的实现是相对的。"有错必纠"也是有条件的。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实现的成本与实现的价值平衡上。程序正义实现的合理性表现在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比是处于一种均衡态。从基本原理上讲，程序正义的实现与诉讼的经济性（包括物质上的经济性和时间上的经济性）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目标、要求的实现过程都将是物质和时间的投入，是一种耗费。再审的纠错必然是事后救济，为了纠错将有更大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投入。加之确定判决、裁定多数已经经历了一审二审程序，诉讼成本已"变本加厉"。所以必须谨慎考虑确定法定的再审事由，以便做到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合理性，即适当的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的均衡比例。从法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启动再审这种成本很高的程序来纠正并不严重的程序性违法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不仅程序违法的场合如此，判决违反实体法时也是如此。在权利的内容表现为一定量的存在时，判决与实体法规定的不一致如果只是较小的差异，在实务中是不太容易提起再审的。另外，再审毕竟是一种诉讼终结后的特别救济程序，人们对它的启动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安定性问题。如果，只要出现程序性违法就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将必然影响正常诉讼程序和法院裁判的安定性和稳定性。根据再审制度设立的目的、再审制度的有效运作、再审的成本，借鉴国外法律中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再审事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定：

1、裁判主体的不合法。

裁判主体不合法又具体包括：1）裁判机构不合法。主要指合议庭组成不合法。2）法官对本案没有审判权。既包括审理和判决的法官本身不是合议庭的法官或不能成为独任法官，也包括应当回避的而没有回避的法官。3）参与该案的法官在审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包括接收当事人的贿赂等。从法理上讲，人民有接受合法裁判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合法裁判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合法裁判也包含裁判者的合法性。

2、裁判根据不合法。

裁判根据不合法包括两个方面：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

事实根据方面具体包括：1）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是虚假或不真实的。虚假证言、伪造或变造的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等。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有些证据在程序上存在不合法的，是否也构成再审的事由，应当加以分析。证据不合法主要包括证据材料取得的不合法和证据认定程序的不合法。例如违法收集的证据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等等。如果能够判断这些证据材料属于主要事实的证据时，应当可以提起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违反收集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法院在原审判决中以这些不能作为证据的材料作为判案的依据显然是违法的。但如果只是证明间接事实的证据材料，从控制再审启动的司法政策角度考虑不宜作为再审事由。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应裁判的重要事项有遗漏。4）当事人的自认是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

法律根据方面包括：1）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已经被撤消或变更（该判决、裁定的这种变更使得原判决、裁定如果依变更后的判决、裁定为根据的话，其判决、裁定的内容将与原判决、裁定的结论不一致）。2）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行政处分被撤消。3）原判决、裁定无明确的法律根据。

3、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如前所述，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规定的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因此，在设置再审事由的规定，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点。从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视角考虑，应当把与实体正义的实现无关联的程序性违法作为独立的再审事由。问题是否只要违反法定程序的都可以成为再审的事由呢？如何理解"法定程序"这一概念呢？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法定程序"，一般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过程。"违反"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对法定行为过程的不可逆转性和存在的否定。例如，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合法传唤被告到庭、没有对重要的证据进行质证等等。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违反程序仍然陷于局限性。因为民事诉讼法（广义的）中的有关规定并不都是关于程序过程要求的规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程序性问题的规定。所谓程序性问题的规定不同于关于程序过程要求的规定。程序性问题是相对与实体问题而言的，不直接涉及实体权利义务。这些程序性问题的规定也体现了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性，例如，关于管辖的规定。因此，在将违反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时，应当对违反程序正义的内容加以具体的规定，而不是抽象地设置一种不具有操作性的原则。具体规定尽管有可能遗漏一些在理论上应当作为再审的事由，但其好处在于便于司法操作。像民事诉讼法现在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在实践中就给予了司法者相当的自由裁量余地，不便于对司法的合理性加以判断。

作为一种基本的程序规范形式，民事诉讼法应当最集中地体现程序正义，并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因此，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程序正义，就可以发现追求和实现程序正义的最佳途径，就是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否违反程序正义的认定就转化或具体化为对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定。违反民事诉讼法就是违反程序正义。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判断的基准只能是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那么，问题就转化为，是否只要原审判决、裁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应当成为法院提起再审的事由呢？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主要制约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许可或禁止行为主体作为或不作为。民事诉讼法对行为的规范当然要考虑如何实现和体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设置行为规范时，为了保证行为规范能得以实施和具有实际约束力，立法者还必须考虑同时设置保障规范，明确违反行为规范的法律后果。但应当注意，法律不可能对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规范都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包括对行为人的制裁、对行为人已实施行为结果的否定，后者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从理论上讲，行为主体的违反行为规范要求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与行为主体行为的法律意义是一致的。从违反法律规范的角度看，法律后果的大小、轻重程度与违反规范行为所招致的影响有关。这里所指的法律后果的大小轻重程度，并不仅指某种行为主体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包括对已实施行为法律效果的否定程度。即行为人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时，有权纠错的主体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对行为人的行为加以否定。假设程序法的规定完全体现了程序正义，那么，在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和裁判者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就是违反了程序正义。违反程序正义将导致两方面的错误结果，即违反程序正义本身的错误和因为反程序正义所可能带来的实体上错误，有时，违反程序正义的错误与实体上错误往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也是一种错误，那么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必然应对这种程序上的"错"加以纠正，也就是对行为的结果予以否定，以体现和维护程序正义。

在这里由于没有实体正义这样的参照系，因此，在探讨将哪些违反程序法规定的事实作为再审事由时，就必然要考虑将违反程序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加以排序，其理就是前述关于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性。[18]只有严重违反程序法规定的行为才能适用通过诉讼成本很高的再审程序来加以纠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界定哪一些违反程序法规定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是严重的，哪一些是比较轻的。如果人们的认识是从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这一视角出发的话，则不会只考虑是否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度问题。这里涉及从什么角度来考量的问题。大体上应该有三种理路：其一，从程序违法是否构成对基本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侵害。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所以称为"基本"，就已经说明了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性。这又进一步将问题推进到何谓界定"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这个层面。其二，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来考量。[19]没有满足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在逻辑上很自然地推出没有满足基本要求的就应该加以纠正，以便最终得到满足。与第一种路径一样，也会将问题引导到何谓"基本要求"的探讨上。当然，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要比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的涵盖面要广。几乎所有的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都可以被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所包容。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却没有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那样容易明确。民事诉讼法中对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一般都有较明确的规定。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比较抽象，不容易直接推出将其作为再审事由与法律根据的逻辑联系。其三，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综合评价其作为再审事由的科学性。认为第三种思路是最可取的，如果将其具体化，则严重违反程序法的，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给予当事人陈述或答辩的机会。包括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却没有开庭。没有通知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陈述和答辩自己的主张是民事诉讼程序中最基本的权利，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其基本诉讼权利的，应当提起再审。

2）违反专属管辖。专属管辖的特性是它的排他性。之所以规定排他性，在于一旦违反专属管辖会将导致比违反其他管辖的规定有更严重的利益损失。既然肯定其排它性，就应该使这种排他性具有实在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违反专属管辖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指国内案件）。因此，无法区别专属管辖与其他管辖在法律上的不同后果，导致专属管辖实际上没有专属性。对于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场合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案件的管辖规定的，最高法院也曾经以此为由提起了再审。[20]而许多情况下即使管辖有错误也不会提起再审。

3）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没有通过法定人直接进行诉讼。

4、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以迟延诉讼为目的，故意不提出该证据的除外。现行民事诉讼法从实体正义角度虽然考虑到了在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但却没有考虑证据失权的情况给予限定。[1]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3]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民事再审事由也被认为是原裁判所存在的瑕疵，正是因为原裁判存在着无法治愈的瑕疵，所以才导致通过再审，宣告原裁判的无效。参见（日）上村明广：《再审事由》（石川明、高桥宏志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9）》有斐阁1996年版，第18、19页。

[4]参见（日）中野一郎等编：《民事诉讼法讲义》，有斐阁1995年版，第474页。

[5]参见（日）兼子一等：《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95年版，第1267页。

[6]参见（日）上村明广：《再审事由》（石川明、高桥宏志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9）》有斐阁，1996年版，第21页。）

[7]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8]从合理性上讲，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诉事由应当一致。既然当事人申诉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法院应当提起再审，那么，当检察院遇有此种情形时，也应当提起抗诉。因为按照我国的检察理论检察院抗诉目的就是纠正法院的错误判决，因此，当检察院发现有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时就应当提起抗诉。

[9]关于证据失权的合法性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论。持肯定论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合法性可以从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中找到根据。当行为人以迟延诉讼为目的不提出证据时，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笔者认为，证据失权尽管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但从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上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法律所赋予的任何权利都要求其权利人予以正当行使，如果不正当行使权利，自然就发生权利失效。

[10]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1]按照四方法律形式主义或规则主义的观点，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结果的唯一性。整个法律运作就如同一台加工机床，只要提供一定的材料，就会产生确定的产品。这种法律观在现代法制形成过程中曾占据过主流的地位。韦伯就认为只有形式主义的法律才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社会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极大冲击。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是不断变化的规则"等观点，指出了法律本身及适用的不确定性。见王晨光：《从"错案追究制"看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56页。）

[12]奥地利民事诉讼法530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方法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致，则不能构成再审事由。

[13]法律出版社1984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书中将该法第580条第1款第1项译为"对方当事人宣誓作证，判决即以其证言为基础，而该当事人关于此项证言犯有故意或过失违反宣誓义务的罪行"，有欠妥之处。（该书第166页-167页）该项中的"宣誓作证"应为"宣誓陈述"，是指当事人在宣誓之后所做的陈述。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本诉中是不作为证人作证的。

[14]日本民事诉讼中法定人的含义与我国不同，其法定人的含义不仅指我国法律中的法定人，还包括我国法律中所规定的法定代表人。

[15]日本于1996年对实施长达百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世纪性大修改，但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却没有任何改动，可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推敲的。

[16]笔者认为，法院不宜作为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其一，再审虽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程序，但再审程序仍然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再审程序的启动是因为当事人积极地处分了自己的申诉权。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是符合条件的，法院就义务开始再审程序。法院的决定是对当事人申诉是否符合条件予以审查的处理。其二，法院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地位应当是中立的裁判者。中立本身就表明了中立者应当是消极被动的，法院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将破坏这种中立的立场。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中立不仅应表现在裁判过程中的超脱，也体现在程序启动的被动消极方面。积极以职权启动，就不能使法院超然于当事人之上。法院如果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势必将自己推到再审结果有利的一方，而无法保持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等距。也难以吸收不利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法院的公正形象中就包含着中立的形象。离开了中立就没有了公正，法院裁判的社会说服力就在于法院的公正形象。从民事诉讼体制改革发展来看，如果承认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就应当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上改革现有的方式，把启动权交给当事人，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启动再审程序。现在存在的一种倾向是，意图给法院加挂一些社会干预职能，使裁判机关变成具有多种职能的国家机关。即使有的职能很少发挥，但在观念上也必须保留。这样往往造成法院社会角色的冲突和紧张。裁判的中立与职权干预就是其表现之一。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赋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职权，在认识观念上，"有错必纠"是其主要根据。有错必纠就意味着不管是通过当事人的申诉发现错误，还是法院自己发现其错误，法院都有义务或责任加以纠正。人们常常会问：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申诉或检察院的抗诉，法院自己发现了判决的错误，也不能提起再审程序加以纠正吗？问题在于我们在认识这一要求时，忽视了有错必纠的实现所受到的制约。我们不能为追求一种价值观念的实现，而破坏另一种价值观念的存在。有错必纠的具体实现方式和程度对应顾及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性、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性。不能把某种十分理想的观念绝对化。就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一样，为了顾及被告的上诉权，就要牺牲对真实的追求。

[17]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寻租社会"里，"租金"有三种：权力主体的"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无意创租"的基本喻义包含了不恰当权力干预和权力不当裁量所造成的势差。参见贺卫等：《市场经济与转型期经济中的寻租比较》，载《经济科学》1999年第6期。

[18]应当注意，明确再审事由并非没有缺陷，其缺陷在于由于再审事由以外的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不能得到纠正，从而有可能放任违反程序法的行为。

再审范文篇6

【关键词】既判力；再审；价值转变

一、既判力的涵义及其合理依据

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对后诉的拘束力，也就是说，判决确定后，判决中针对当事人的请求而作出的实体判断成为规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不能再提出与此相冲突的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定以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撤销之前，当事人与法院都要受确定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内容再次进行争执。那么，判决为什么具有一经作出便不再允许轻易改变的性质？其正当性根据是什么？我认为，既判力理论的正当性根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一）充分程序保障下的裁判公正性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亲自向法庭提出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交互辩论的对抗程序的基础之上的，在正当的诉讼程序之中，由于实行举证原则和辩论原则，双方当事人都能够充分、平等地获得相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疏于行使其诉讼权利而导致不利后果的，那么这种不利后果则被认为是在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基础上作出的，是正当的，理应得到当事人甚至法院的遵守和执行。

此外，为了保证法院作出裁判的正确性，法律设置了二审或三审终审制度，其目的在于在终审裁判形成之前，通过审级制度的设置来纠正可能出现的误判，增加判定接近案件真实的程度。法律的这一制度设置，不仅提高了裁判的正确性，同时也昭示了经法院终审的案件判决具有终局性既判力的理念。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近利功能

民事诉讼作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是一种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活动，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须符合历史认识规律并受其制约。具体来说，法官对案情的认识不可能完全再现客观事实，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因此，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况且，民事诉讼还有除了实体公正外的其他价值目标，如效率、安定、程序公正等。这主要是基于市民社会对权利关系的安定所做的制度上的要求。通过判决所确认的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成为新的交易行为的起点，为进一步交易提供基础，从而保证社会交易的安全。

（三）司法的权威性

审判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经审判权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具有不可撤销性。正如美国联邦法院的首席上诉法官爱德华兹，在谈及判决的终局性时说：“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用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的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可见，司法的权威性也构成了既判力的正当根据之一。

二、我国当前再审制度与既判力理论的冲突

（一）既判力与“有错必纠”的再审理念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已经根深蒂固，并有一种绝对化的倾向。这种行为原则讲究的是从实质真实中获得裁判正当性的认同。即使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稍有偏差，或仅仅是作出了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都会导致当事人甚至法院自己在心理上对判决结果的难以认同，从而拒不履行判决，千方百计启动再审程序。

而既判力理论却更加关注程序公正价值，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必须尊重和遵守经正当程序作出的证据判决，哪怕判决确有错误，只要这一错误未动摇判决的正当性，都不得轻易变更或撤销。这就构成了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有错必究”理念的冲突。

为什么我国的再审制度受“有错必纠”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呢？恐怕还要从制度设计上寻找原因。再审制度本是审级之外一个独立的纠错程序，是为改变或撤销那些缺乏正当性的裁判而设置的。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有错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凡是认为裁判有错误的，都会要求再审。这与既判力理论发生了冲突。

（二）既判力与当前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冲突

既判力理论要求不仅当事人，包括法院也应当尊重和遵守先前的确定判决，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或撤销确定判决。这里的法定程序指的是再审之诉。即由当事人申请，且符合法定条件方可启动。但从我国再审的启动来看，法院行使公权力是其主要的开启方式。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的规定是“认为”确有错误，就可启动再审，这种“认为”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至于实质上是否有错误，则在所不问。因此，影响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是实体因素大于程序因素；主观因素大于客观因素；职权因素大于自治因素。

三、从既判力角度解读再审制度的价值转变

（一）从常规型程序向事后救济型程序转变

要解决“有错必纠”的再审理念与既判力的冲突，必须转变对再审目的价值的认识。既判力的产生需要正当根据的支持，如果不存在正当性根据，终局判决亦不发生既判力。而再审制度的目的亦是变更或撤销那些不具有正当性的判决。对于已经具有了正当性的判决，再审则不能随意启动和更改。也就是说，再审的功能仅限于“有限纠错”，而不是“有错必纠”。再审制度与判决的既判力可谓相反相成。

为消除这一冲突，有必要实行再审制度在适用形态和制度机制上的转变：由常规型再审模式向事后救济型（例外型）再审模式转变。这就要求：

1．再审理由法定。现行法律关于再审事由“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规定过于抽象，容易造成再审适用的扩大化，因此，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并且只能限于导致既判力正当性受到影响的事由。

2．限制再审次数。作为事后救济型的再审本应是一种例外情况的适用程序，因此其使用次数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再审程序反复启动，生效裁判被反复撤销，既判力就无法发挥作用。

（二）从职能纠错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转变

我国再审撤销启动主体的一个最大特征即是，它主要依赖于法院的职权主动发挥作用。立法者之所以允许法院在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时，可以不顾当事人意愿而径直发动再审程序，主要考虑的不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而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这是一种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法律规范则是民法。民法是私权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其核心理念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治。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程序，民事诉讼自然也应当把当事人意思自治放在首位。

具体说来，如果生效判决具备正当性，那么启动再审程序则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如果生效判决缺乏正当性，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处分权，申请再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当事人更为注重的是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今后经济活动的顺畅进行，对哪怕是错误的判决也愿意接受，其他非利害关系人（如法院），又有何必要越俎代庖呢？因此，我国再审制度的理念应从职能纠错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转变。当然，在当事人滥用权利违反法律或侵害国家、集体何社会公共利益时，不应排除国家司法职能的干预。

再审制度与既判力理论本是相反相成、并行不悖的两项内容，要解决两者在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矛盾，须转变对再审制度的价值认识，还之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蒙晓毅，袁勇军.既判力的作用及其正当化根据[M].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

再审范文篇7

（一）“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有违民事诉讼的运行规律。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内容来看，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再审程序贯彻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法者以该原则作为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原则，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内容上看，该原则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实事求是”的“实事”的追求存在绝对化。在现代价值多元的社会，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人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还要追求程序公正，除了追求诉讼公正外，还要追求诉讼效率，追求程序利益，此外，还要追求诉讼程序的稳定。二是对“有错必纠”的“错”的认识有误，人们主要理解为实体错误，因而存在重实体轻程序之现象。三是该原则有悖于法的稳定性。判决贵在稳定，判决正确，依判决所恢复的法律关系就被确定而不得对其争执，由此，社会关系才得以稳定。

（二）启动再审的主体不合适。在大陆法系国家，能引起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通常只能是当事人，且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法院自身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的情形，在国外是没有的，检察院引起再审程序也是很少见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既判力，不仅当事人应当尊重判决的既判力，法院自身也应尊重，为维护判决的既判力，维护司法权威，当事人不能随意要求法院推翻判决，法院也不能随意推翻自己作出的确定的判决。依现行法规定，检察院只要发现法院的确定判决有误，不管什么情况，就向法院提起抗诉，直接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且使法院的判决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三）再审的条件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一立法规定表明，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这样规定必然带来一些弊端：其一有违程序保障论，使两审终审流于形式；其二不符合诉讼经济和效益的原则；其三与再审的目的和性质不符。再审次数无限制也是有害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它是对可能有错误的判决的一种救济，这种救济应当是有条件的，不应当是无止境的。

二、关于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细化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细化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理由：

1、实体方面的理由。主要有：（1）作为生效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如作为原裁判依据的书证或物证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的。（2）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3）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致使对于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提出的。（4）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5）应裁判的事项有重大遗漏的。

2、程序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

（2）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3）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的。（4）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5）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没有公开审理。

（6）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3、适用法律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的。（2）适用法律条款错误的。

（二）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法院主动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原审法院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说明双方当事人认可了裁判的结果。在当事人未要求再审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再审是与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抵触的。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法院的审判须受当事人诉的制约，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即使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得超出诉的范围进行审判，所以在法院审理终结后，除非当事人要求再审，法院不得对其认为有错误的裁判进行再审。

（三）提高再审管辖法院的审级。由同级法院专事再审的社会效果不令人满意，因而建议再审一律由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力度大，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一般来说，申请再审人都对原审法院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心理障碍，由上一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再审范文篇8

1．首部。

（1）注明文书名称；（2）申请人基本情况；（3）案由。

2．正文。

（1）请求事项：简要明确地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变更或撤销原裁判。

（2）事实和理由。

3．尾部。

（1）致送人民法院名称。

（2）申请人签名、盖章。申请人有法定人的，应有法定人的签名。

（3）申请日期。

（4）附项。

二、格式：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

申请人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不服，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附：原审裁判书或调解书抄件1份。

三、举一范例供制作时参考：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省××市建筑工程安装公司

地址：××市××区××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职务：经理

委托人：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市建筑工程安装公司对××市××区人民法院××年××月××日(1999)×民和字第××号判决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年××月××日(1999)中民终字第××号判决不服，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撤销××市××区人民法院(1999)×民和字第××号判决和××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中民终字第××号判决；

2．退还已执行的××万元人民币工程款；

3．返还已付工程款××万元人民币。

事实和理由：

(应祥述，此略。)

特申请再审，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此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建筑工程安装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赵××

××年××月××日

再审范文篇9

申请人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写明申请人要求人民法院解决的具体问题）

事实和理由：

（主要阐述申请人对原裁判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当之处，以及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不公之处。）

此致

人民法院

附：原审书抄件（或复印件）一份

再审范文篇10

申请人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写明申请人要求人民法院解决的具体问题）

事实和理由：

（主要阐述申请人对原裁判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当之处，以及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不公之处。）

此致

人民法院

附：原审书抄件（或复印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