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制度范文10篇

再审制度范文篇1

（一）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再审制度简况

大陆法系国家生效判决再审制度比较完善。就法、德两国再审制度而言，首先，都对再审制度有详尽的，操作性极强的程序性规定。其次，都对再审理由作了列举式的严格规定，明确了享有再审申请权人范围，规定检察官（法国为司法部长）、原审被告人享有再审申请权，如被告人死亡则由其近亲属行使。再次，详尽规定对再审申请的处理方式、程序、结果。最后，对再审方式、程序、法律救济均有具体规定，若再审后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经其申请，要在官方公报或报刊公布，为其恢复名誉。

当然，法国与德国的再审制度也存在不同。法国从保障人权出发，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被判有罪的人申诉。再审申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并由其对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认真听取申请人、律师、检察官的意见，审查后认为理由不足予以驳回，认为理由充分则撤销原判移送除原审法院外的另一同级法院重审。重审后确认无罪的被告人，有权要求获得赔偿，但如证实新证据之所以未及时出示或被知悉是由于被告人责任的除外。败诉的再审申请人应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德国从发现真实原则出发，申请再审必须说明法定理由、证据，对再审申请是否有理由要进行裁定。法律救济的规定也适用于再审申请阶段，再审程序的提起不受限于为被判决人的利益，对受判决人不利的再审也可提起。原则上再审不加刑，但1994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73条a规定了“有理由对罪行作有罪判决的时候，也准许对受有罪判决人不利地重新开始已经以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会结束的程序。”[2]

（二）日本有关刑事再审制度的规定

二战后，日本法多吸收英美法内容，刑事再审制度集职权主义的法、德再审方式和英、美禁止双重处罚观念于一体，生效判决再审分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再审”和对法律适用错误的“非常上告”。并明确规定对再审申请必须进行调查，再审由做出原判的裁判所管辖。再审后确定无罪的必须公开登报。

（三）英美法系国家简况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只有对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而启动的与大陆法系监督程序类似的程序。被告人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调卷令等，使案件得以重新审查。具体来说，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长期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新发现的情况而对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英国1329年的法律规定，一切涉及法律问题和请求赦免书都由大法官上交国王，只有国王同意，判决才能撤销。[3]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赢得了《人身保护法》所授予的权力，高等法院王座庭负责以人身保护状或其他特权令纠正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遗误。调审令可称得上“再审”即王座庭可以根据任何审判受害人的申请，对进行审判的下级法院签发调审令，着令将案件移送高等法院核查或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法院的判决无效时，高等法院如同意其主张，可撤销原判，申请人不服定罪，高等法院如发现定罪有误，可以改变原判的罪刑。[4]

美国不少直接涉及公民权利自由的诉讼行为由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正是由于宪法对被告人人权的严格保障，决定了正当程序在美国传统地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权利，遵守至高无上的正当程序远比发现案件真实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正当程序要求被告人同一罪行只能被审判一次，这种禁止双重处罚规定不乏罗马法一事不再理之含义。据此，任何人只要刑事陪审团作了无罪裁决，即使以后再发现他所犯的这一罪行的确凿证据，控方也再无权指控他，法院更无权追究其刑事责任。重新审判的规定只限于“根据被告人申请”。[5]

（四）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现状

1979年颁布刑事诉讼法明确把我国再审程序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一些国家再审制度的有关内容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一步修改、补充，共用五个条款将再审的提起、条件、程序、期限等作了明确规定。将原来一直含混不清的接受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法院，明确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做出生效裁判的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并明确规定检察院抗诉案件接受的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明示了不经审理无权驳回抗诉，解决了侵犯抗诉权的错误做法。同时还用明文列举的方法规定了当事人等申诉的四项法定理由，并明确规定了再审时限，加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解释》、1997年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1998年6月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以及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试行）》等使再审制度进一步发展。二、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

对于当前的再审程序制度，笔者仅从宏观角度对修正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确立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

从《刑事诉讼法》第206条规定可以看出，现行法律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根据再审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审级确定的。这种因原审级不同确定再审案件审判程序的规定，忽视了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和再审案件的复杂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

，由于时间的转换有些情况可能已发生变化。如原被告人已死亡或因患病无法出庭，此时依照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变得没有必要或不可能。其次，再审程序作了特别程序独立于普通程序的规定。这样对于某些第一审案件中上诉权、抗诉权已经消灭，而仍以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中，对普通程序已然消灭的上诉权、抗诉权绝没有在特别程序中予以补救的道理。

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作为独立的特别程序，不应依赖再审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终审审级，应根据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并结合再审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立独立的审判程序，即再审程序之审判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再审做出的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做出，立即生效，不得上诉。首先，再审程序不同于普通程序，它只是一种特别救济措施。案件经普通程序审理终结后，裁判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应再行审理或改变。再审程序作为例外规定，不必再设置上诉程序，否则只会混同于二审程序，抹杀其特殊性，不利于再审程序发挥效能。其次，实行一审终审制，可以缩短诉讼周期，尽快实现裁判的稳定性。若再行二审终审，准许上诉、抗诉，无疑将使诉讼周期延长，诉讼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裁判的权威也受到威胁。最后，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再审程序若毫无限制地允许上诉、抗诉，会使我国司法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更加恶化，增加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讼累。实行一审终审制，有利于实现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提高综合诉讼效益。

通过各国再审制度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启动再审的条件规定都非常严格，否则，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也得不偿失。再审程序的改革应更多地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同时符合我国的实际并注重大众的心理承受力，注意把现代司法理念和原则融入到再审制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再审制度。

（二）应以再审程序的概念取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有审判监督程序，在此程序中又规定了再审程序。学界因此对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不加区别。但近年来，学界对这一传统观点有所反思。审判实践部门也有不少人主张对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加以区别。

其实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二者的性质不同。审判监督程序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是非诉程序，而再审虽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毕竟仍属于诉讼程序。再次，有些再审程序的启动，并非由于审判监督。比如因当事人申请而引起的再审就不属于审判监督。显然二者并不重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曾提出将“审判监督程序”改称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可惜为保持法律用语的历史连续性，同时也为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一致而未予采纳。

笔者认为应当只用再审程序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含义准确。“审判监督”在刑事诉讼中含义较广，它既可以指法院系统内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也可以指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还可以指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社会监督。就人民法院本身而言，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既可以指按照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审理案件，也可以指对审判工作进行检查和其他一般性的指导。这些都是审判监督的表现形式，仅把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的内容冠以“审判监督程序”并不确切。将其改为“生效裁判再审程序”，不仅适用范围清楚，而且审理层次明确。还可以消除法律规定与人们习惯理解之间的矛盾，使之准确、规范。第二，有利于同大多数国家相关规定接轨。我国早已加入WTO，各个领域都要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将纠正确定裁判的错误，称为“再审”或“非常上告”程序，如法国、德国、日本等的再审程序都值得我们借鉴。

摘要：文章从各国刑事再审制度相关规定的比较入手，对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如何进行修正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粗浅认识。

关键词：刑事再审；审程序问题；终审制度

Abstract:Thearticleobtainsfromvariouscountries''''criminalactivityre-tryingsystemrelatedstipulation''''scomparison,howtocarryontherevisionandtheconsummationtoourcountrypresentre-tryingprocedureproposedownshallowunderstanding.

keyword:Criminalre-trying;Examinesthepointoforder;Trialsinfinalthesystem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申诉要求”百二十二条至第六百二十六条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编“已确定判决结束的程序再审”第三百五十九条到第三百七十三条．

[3][苏]康·格·费多罗夫著，叶长良等译．外国国家和法律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再审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既判力；再审；价值转变

一、既判力的涵义及其合理依据

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对后诉的拘束力，也就是说，判决确定后，判决中针对当事人的请求而作出的实体判断成为规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不能再提出与此相冲突的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定以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在未被其他法院依法变更或撤销之前，当事人与法院都要受确定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内容再次进行争执。那么，判决为什么具有一经作出便不再允许轻易改变的性质？其正当性根据是什么？我认为，既判力理论的正当性根据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一）充分程序保障下的裁判公正性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亲自向法庭提出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交互辩论的对抗程序的基础之上的，在正当的诉讼程序之中，由于实行举证原则和辩论原则，双方当事人都能够充分、平等地获得相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疏于行使其诉讼权利而导致不利后果的，那么这种不利后果则被认为是在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基础上作出的，是正当的，理应得到当事人甚至法院的遵守和执行。

此外，为了保证法院作出裁判的正确性，法律设置了二审或三审终审制度，其目的在于在终审裁判形成之前，通过审级制度的设置来纠正可能出现的误判，增加判定接近案件真实的程度。法律的这一制度设置，不仅提高了裁判的正确性，同时也昭示了经法院终审的案件判决具有终局性既判力的理念。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近利功能

民事诉讼作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是一种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活动，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须符合历史认识规律并受其制约。具体来说，法官对案情的认识不可能完全再现客观事实，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因此，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况且，民事诉讼还有除了实体公正外的其他价值目标，如效率、安定、程序公正等。这主要是基于市民社会对权利关系的安定所做的制度上的要求。通过判决所确认的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成为新的交易行为的起点，为进一步交易提供基础，从而保证社会交易的安全。

（三）司法的权威性

审判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经审判权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体现了国家意志而具有不可撤销性。正如美国联邦法院的首席上诉法官爱德华兹，在谈及判决的终局性时说：“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用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的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可见，司法的权威性也构成了既判力的正当根据之一。

二、我国当前再审制度与既判力理论的冲突

（一）既判力与“有错必纠”的再审理念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已经根深蒂固，并有一种绝对化的倾向。这种行为原则讲究的是从实质真实中获得裁判正当性的认同。即使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稍有偏差，或仅仅是作出了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都会导致当事人甚至法院自己在心理上对判决结果的难以认同，从而拒不履行判决，千方百计启动再审程序。

而既判力理论却更加关注程序公正价值，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必须尊重和遵守经正当程序作出的证据判决，哪怕判决确有错误，只要这一错误未动摇判决的正当性，都不得轻易变更或撤销。这就构成了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有错必究”理念的冲突。

为什么我国的再审制度受“有错必纠”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呢？恐怕还要从制度设计上寻找原因。再审制度本是审级之外一个独立的纠错程序，是为改变或撤销那些缺乏正当性的裁判而设置的。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有错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凡是认为裁判有错误的，都会要求再审。这与既判力理论发生了冲突。

（二）既判力与当前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冲突

既判力理论要求不仅当事人，包括法院也应当尊重和遵守先前的确定判决，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或撤销确定判决。这里的法定程序指的是再审之诉。即由当事人申请，且符合法定条件方可启动。但从我国再审的启动来看，法院行使公权力是其主要的开启方式。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的规定是“认为”确有错误，就可启动再审，这种“认为”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至于实质上是否有错误，则在所不问。因此，影响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是实体因素大于程序因素；主观因素大于客观因素；职权因素大于自治因素。

三、从既判力角度解读再审制度的价值转变

（一）从常规型程序向事后救济型程序转变

要解决“有错必纠”的再审理念与既判力的冲突，必须转变对再审目的价值的认识。既判力的产生需要正当根据的支持，如果不存在正当性根据，终局判决亦不发生既判力。而再审制度的目的亦是变更或撤销那些不具有正当性的判决。对于已经具有了正当性的判决，再审则不能随意启动和更改。也就是说，再审的功能仅限于“有限纠错”，而不是“有错必纠”。再审制度与判决的既判力可谓相反相成。

为消除这一冲突，有必要实行再审制度在适用形态和制度机制上的转变：由常规型再审模式向事后救济型（例外型）再审模式转变。这就要求：

1．再审理由法定。现行法律关于再审事由“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规定过于抽象，容易造成再审适用的扩大化，因此，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并且只能限于导致既判力正当性受到影响的事由。

2．限制再审次数。作为事后救济型的再审本应是一种例外情况的适用程序，因此其使用次数必须有所限制。否则，再审程序反复启动，生效裁判被反复撤销，既判力就无法发挥作用。

（二）从职能纠错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转变

我国再审撤销启动主体的一个最大特征即是，它主要依赖于法院的职权主动发挥作用。立法者之所以允许法院在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时，可以不顾当事人意愿而径直发动再审程序，主要考虑的不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而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这是一种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法律规范则是民法。民法是私权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其核心理念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治。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程序，民事诉讼自然也应当把当事人意思自治放在首位。

具体说来，如果生效判决具备正当性，那么启动再审程序则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如果生效判决缺乏正当性，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处分权，申请再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当事人更为注重的是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今后经济活动的顺畅进行，对哪怕是错误的判决也愿意接受，其他非利害关系人（如法院），又有何必要越俎代庖呢？因此，我国再审制度的理念应从职能纠错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转变。当然，在当事人滥用权利违反法律或侵害国家、集体何社会公共利益时，不应排除国家司法职能的干预。

再审制度与既判力理论本是相反相成、并行不悖的两项内容，要解决两者在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矛盾，须转变对再审制度的价值认识，还之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蒙晓毅，袁勇军.既判力的作用及其正当化根据[M].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

再审制度范文篇3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28条第6项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为领导、监督审判工作而向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抽调审查判决确定的刑事、民事案件（如发现确定判决确有重大错误，得依再审程序处理）。”

1954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地规定了再审条件、程序。首先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其次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最后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议。”立法上开始正式提出审判监督程序，并规定了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判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议的案件。至此，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初步规范而且上述内容一直沿用至今。当然，和前述苏联法相比较，也清楚地看到了新中国法制初创阶段直接受其影响后的部分移植。

197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有关再审问题仅增加了各级法院对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应当认真负责处理。”对审查申诉工作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1979年颁布的刑诉法明确把我国再审程序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可以对生效裁判提出申诉的人包括“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和其他公民”，明确了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裁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从而使审判监督程序进一步规范。但由于立法偏粗，执行中，有的法院并不是检察院抗诉就受理，而是指定审判人员看看材料，就以抗诉理由不足，证据不充分，通知驳回或裁定驳回，无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

1996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吸收一些国家再审制度的有关内容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一步修改、补充。将原来一直含混不清的接受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法院，明确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作出生效裁判的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并明确规定检察院抗诉案件接受的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明示了不经审理无权驳回抗诉，解决了侵犯抗诉权的错误作法。刑事诉讼法还采用明文列举的方法规定了当事人等申诉的四项法定理由，并明确规定了再审时限，使再审制度进一步发展。

2、我国刑事再审制度进一步改进、完善问题

（一）关于申诉人、再审申请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法定人、近亲属，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可以向法院、检察院申诉，但不能停止裁判之执行。简言之，根据我国法律，上述当事人等可作为一般申诉人向司法机关陈述，控诉生效裁判存在的问题。

再审申请，是指当事人等对已生效裁判提出书面要求，请求法院重新审判。足见申诉和再审申请是不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等可作为再审申请人。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和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宪法依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精神赋予了每个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权，人民有权监督和纠正国家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这是我国公民民主权利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被害人及其亲属或其他公民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与我国宪法规定一致。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申诉人的范围限制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据此，对已生效的错误裁判，依宪法任何公民有权申诉控告而依刑事诉讼法却不行，这既不合宪又削弱了广大公民依法监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权利和公民的民主参予意识，使司法机关发现错误的渠道减少，对促进司法公正是不利的。

国外法治发达国家，一般都未对申诉人范围进行明确限制，有的还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为被判刑人进行申诉，如法国。（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百二十三条。）依据我国宪法，比较国外立法，刑事诉讼法二百零三条对申诉人范围的缩小，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再看再审申请人。除前苏联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当事人再审申请人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日本都有类似规定。也就是说，再审申请一经提出，就必须经过法定审查程序。除此，法国还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南斯拉夫还规定检察官也可作为再审申请人。（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百二十三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一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罗马尼亚立法规定，再审由当事人向原审判庭或同级检察长提出申请，法庭审查裁定后按一审程序重审；南斯拉夫立法规定，再审程序由公诉人、被告人提起。参见张子培《刑事诉讼法》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从诉讼理论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申诉，是在诉讼法律关系之外的向有关机关的陈述或控诉。是否引起诉讼，是由有关机关决定。申诉不是诉讼行为，因而对申诉的审查没有法定的具体程序、方法、措施、责任，审查申诉随意性极大，有的甚至根本就置之不理，而当事人却无法无据追究。事实上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按通说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因此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实质地将其排斥在外，而应使当事人可以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对抗。因此，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法律地位确有必要。这样，只要当事人依法提出再审申请，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格诉讼活动，就自然而然进入诉讼程序，受理或驳回都依严格法律规定的程序，不会无人问津束之高阁互相推诿应付了事。这才构成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完整权利保护。而只许当事人申诉，这对其权利的保护是明显不够的。当然，为了防止当事人乱用再审申请权，借鉴国外“败诉的再审申请人，应当负担全部费用”（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也是必要的。

从我国司法实践看，“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中，当事人的申诉占的比重很大，……当事人的申诉成为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注：参见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材《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法院发现已生效裁判错误的多来自对当事人申诉的认真负责审查。因此，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以及参照借鉴国外立法先进经验，规定当事人为再审申请人都势在必行。

（二）关于法院充当起诉人直接启动再审程序问题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再审申请人，直接引发再审程序的除了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外就是法院自身（立法表述为当事人、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生效裁判可以向法院、检察院申诉，符合法定情形的，法院要重审；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提交审委会处理，最高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二百零四、二百零五条。））。这样一是引发再审程序要件不完整（排斥了当事人），二是形成了法院包揽诉讼，既分割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又取代当事人再审申请权，造成自告自审的控审齐抓的错位局面。这样，既有违宪法各施其责互相制约原则，同时，法院自身作为再审申请人，自己认为自己错误，自己起诉又自己审理，又有违司法原理，有违司法程序科学分工，更有违司法程序公正正义。而且还削弱和侵犯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应有权利。且不说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强调审判独立都均无类似规定和作法，就是前苏联，诉讼立法也明确规定除检察长外也得由有关法院院长向作出错误裁判的法院提出抗诉才能按监督程序予以复核。（注：参见前《苏联检察院法》第三十五条，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当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我们希望和国际社会法制接轨，但是我们绝不强求要同其他国家在再审程序规定上完全一致。然而，再审程序的设置应当符合我国宪法设定的国家机关权力分工，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符合现代民主法治要求的程序公正正义，符合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这样，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才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虽然，诉讼理论上审判监督程序按通说称为特殊程序。但特殊是特殊在审理对象是生效裁判且极可能有错误之上，而并不是在这一程序中诉讼原则、诉讼结构、诉讼制度、诉讼方式都可以特殊另行一套。审判监督程序实质是再审程序而并不仅仅只是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手段。有错必纠也不等于不要程序公正科学，而恰好相反必须要有科学、公正、正义的程序，才能纠正错误。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施其职，互相制约。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不告不理为审判原则。但是，在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上，宪法、刑事诉讼法对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设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谁也不能越权大包大揽。

因此，按职权分工，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直接启动再审。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抗诉权源于公诉权又是公诉权的自然延伸，这两权的实际行使都必须包含有法律监督的内容，否则法律监督权肯定落空，检察权自难完整。所以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都有权对生效错误裁判抗诉以立即启动再审。值得欣慰的是，过去有的法院不经审判便可随意驳回抗诉侵犯抗诉权的作法已遭到了96年刑事诉讼法的彻底否定，使再审之门又为宽敞了些。

另外，如前所述，借鉴国外经验，当事人应当具有再审申请人资格，申请一经法定程序审查符合法律要求即可启动再审。

综上，笔者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再审都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和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为前提。上级法院的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立法也应明确规定是在有上述再审请求程序情况下的某些具体案件，如案情疑难、复杂、重大（应提审），应由下级法院受理却推诿拖延（指令再审），绝不能是上级法院不经请求程序直接到下级法院去提案或径行指定下级法院再审，因依我国法律规定、依审判独立原则，上下级法院之间绝不是行政领导关系。

（三）关于对刑事申诉的受理、审查、处理问题

1.关于受理申诉的法院和有关审查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没有对受理、审查申诉由哪一级法院负责作出明确规定，又因未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资格，其申诉不能直接纳入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对申诉不重视。既然立法存在空档，有的法院对申诉就采取“压、推、拖、转、了”的错误作法，致使上访人员增多，影响正常的生活、生产和社会程序。若这一问题还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的社会问题，更直接地影响人民法院的威信，淡化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了“受理、审查申诉一般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才使当事人申诉的受理有所规范。

实践证明，能否启动再审程序，对再审申请、申诉的及时迅速认真负责的实质性审查，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这非常需要立法以公正严密操作性强的规定作保障。否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总框架就形同虚设，因为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渠道不畅通，再审大门就极可能关闭。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申诉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之一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但立法规定过于灵活，空泛无实质性审查程序规定：没有设定具体的审查原则、审查制度、方式、审查范围、内容、责任，致使法官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务中处理申诉随意性极大。《解释》对处理申诉作出的“接到申诉应当登记”、“应当立卷”或“及时转交下级法院”“通知申诉人直接与该法院联系”，以及受理申诉“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超过六个月”，“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报院长提请审委会决定重审”，“不符合二百零四条规定，说服申诉人息诉，对坚持申诉的书面驳回”（注：参见《解释》第二百七十六条——二百八十二条。）等，多是粗略的形式性规定，当然也不能超越立法对审查受理申诉作出实质性的明细规定，因而对各级法院审查申诉缺乏科学的实际的指导作用。有关审查申诉之立法实有改革之必要。

从国外看，多数国家都赋予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人资格，因而对其申请、申诉都规定有明确的受理审查法院。有由原审法院负责受理审查的，如德国、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有由上一级法院负责的，如奥地利；也有由最高法院负责的，如法国。

许多国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都规定有极为详细且可操作性强的程序。例如，在法国，再审申请应当送交（由司法部长或被判罪人，被判罪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人，如被判罪人死亡，则由其配偶、子女、父母或继承人或明示委托者送交）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指派的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一位法官任主席；并用同样方式指派五名候补委员）。检察院的职权由总检察长行使。直接进行或委托人员进行各项必要的调查，听证，对质，核实和收集请求人或其律师的申请作出的裁决，应在公开庭上宣布。然后，法庭进行案件实质审查，在公开庭上收集申请人或其律师的意见，如检察院接到正式通知参加，要听取其意见。法庭如认为再审申请理由不足，予以驳回，如认为再审理由充分，法庭应撤销原判，将被告人移送除原审法院以外的另一同级法院审理。再审申请人可以得到律师帮助。再审后改判无罪的，有权要求赔偿，依申请人要求，无罪之裁判应张贴在原定罪的市镇，还可以官方报刊上公开刊登。费用由国库支付。若再审申请人败诉，则负担全部诉讼费用，由国家要求其偿还。（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六百二十三条至第六百二十六条。）德国法律救济的通则规定适用于再审申请阶段，除没有依照法定形式说明请求再审的法定原因和提出适当证据的再审申请作为不准许而驳回外，其他情形要将申请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规定答辩期限。对申请准许后，法院委托法官调查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鉴定人，如法官勘验应当允许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在场。证据调查完毕，要求检察官、被告人在规定期限进一步发表意见。如果对准予再审的申请未能取得足够证实，可以不经言词审理将再审申请作为无理由而驳回。其他情形法院开始重新审判程序。重审后宣告无罪的，依申请人要求裁判应当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注：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四编《对以确定判决结束的程序再审》。）日本规定请求再审应将原判誉本、证件、证物附在意见书后交管辖裁判所，受理再审请求的裁判所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就再审请求理由调查事实，也可嘱托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或简易裁判所裁判官进行调查。在对再审请求作出决定时，必须听取请求者及其对造的意见，由接受有罪宣判者的法定人或保护人提出请求时，也必须吸取接受有罪宣判者的意见。再审请求没有理由，必须作出裁定驳回，再审请求有理由，必须作出开始再审的裁定。（注：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五条，四百四十七条、四百四十八条；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则第二百八十三条、二百八十六条。）

上述对再审申请的审查规定，确实值得我们立法借鉴。

（四）关于再审理由问题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的根本任务和实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以及审判监督程序采用列举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法、德等国的法律形式采列举式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申诉的法定四项理由）和概括式（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相结合的再审理由规定看，我国立法上的刑事再审大门是大开的。但是，由于再审理由方面立法规定的不足，又致再审大门在实际运行中十分狭窄。

首先看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设定的当事人申诉的法定四项再审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一项中的“新证据”，是以确定裁判宣判前存在者为限还是确定裁判宣判后又发现的证据也当包括在内？倘若是被告人在原审中故意或过失不予提出的证据在申诉中提出或证人改变原审证言应否作为新证据？回答应当都是肯定的。新证据之新，应当只能是以法院审判时未曾发现或未曾运用或未曾注意之证据，由此才能防止上述证据被排除在新证据之外，也才符合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全案审查的总体框架。当然，如果系被告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导致错判处罚者，法院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已明确规定了这点）。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仅从条文文字表述看，只要有新证据证明原裁判认定事实有任何错误不论细微弱小都应受理再审，事实上，裁判有任何细微末节上的错误都要受理并再审是有违再审原理，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抽象笼统规定针对性差，不好把握，对实务中审查申诉缺乏具体指导作用，也是致一些当事人申诉不断的原因。

从法国立法对申诉理由规定看，提出新证据在于“足以对被判罪人是否有罪产生怀疑”，德国法提出新证据在于“使得有理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他适用较轻的刑法或科处完全不同的矫正及保安处分”，日本规定新证据“应当对受到宣判有罪的人宣布无罪或免予起诉，对受到判刑的人宣布免除刑罚或者能确认比在原判决中认定的罪更轻的罪。”这些国家新证据和原生效裁判的关系是能够证明被判刑人罪行的有无大小及刑罚的轻重，即新证据足以动摇原生效裁判成立之基础，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我国立法实有吸取的必要。

从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二）项规定内容看，实践中仅凭申诉材料就可看出生效裁判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充分或主要证据之间有矛盾还有一些可能性，若仅从申诉材料就能看出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实难一见。立法对再审法院书面审查申诉材料的判断力作了过高的估计。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缺乏了必要的调查、听证、对质、核实等具体审查措施规定。

从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看，似乎再审大门敞开，但由于立法粗疏缺乏针对性特别是缺乏如何审查申诉的具体方式方法、制度、程序规定，法官不易掌握，致审查难度大，水份多，因而使再审大门很难进入。

再看第（四）项规定，仅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贿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就应当重新审判。这项规定完全等同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五）项规定的再审理由。须知刑事诉讼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才到审判阶段，办案人员包括公安、检察、审判人员，如果侦查、起诉人员有贪贿舞弊违反职责义务行为，也是严重违法行为，也有极大的可能性影响案件的客观性。刑事再审理由的这项规定完全雷同于民事再审理由仅包括审判人员贪贿枉法行为是不够的。立法应将司法人员若有上述行为也列入重新审判之列，这样刑事再审理由才完整，更符合刑事诉讼特点，也才能进一步促进司法廉洁。

又看立法设定的法院提起再审的理由：本院的生效裁判，院长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提交审委会处理，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行的是强职权主义，法院不仅越权充当再审申请人，而且在再审理由上有极为广大的自由裁量权。“确有错误”何为错误？内涵外延怎样？性质、程序、范围如何？立法上的高度抽象概括，实际运用中难于把握。1998年3月10日原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审判监督部分，列举了全国各级法院共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54万件（次），审结了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各类案件5332件。但对全国各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再审的案件却没有统计数据。（注：参见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8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转引自1998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审判公开原则以及保密法的规定，这类数据不应当属于保密范围，没有公布，只能得出这一环节仍是薄弱环节的结论。而之所以薄弱，除了前面对申诉的审查诸问题外，可能也就与这个“确有错误”过于空洞不好掌握有关。1999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以“清除司法腐败坚决处理裁判不公的人和事为”小标题提到了“从群众反映裁判不公的案件入手，……通过教育整顿，全国法院共发现原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2045件，依法改判11563件，其余正在处理中。”（注：参见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转引自199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但“确有错误”是否能等于裁判不公？是否能等于司法腐败？“确有错误”的内涵外延问题仍未解决。问题还在于，如前面已指出的，事实上，法院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渠道多来自于对当事人申诉的认真审查。还当事人以再审申请权，法院按自己担当的角色进入程序专司审判，立法才科学，程序才公正合理。

（五）关于再审程序贯彻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监督问题

由于笔者提出了还当事人再审申请人法律地位以消除法院自告自审的不符合程序、职责分工的作法，那么，在再审程序中又该怎样贯彻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监督呢？

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再审程序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工作监督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第一，法院依职权有审查当事人再审申请的权力，在这一审查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审判监督职能的行使。而并不是要越权自己“起诉”、“申诉”才是行使审判监督权。

第二，我国立法设定的再审程序是对全案审查，不受抗诉更不受申诉范围限制，且原是第一审案件依照一审程序，原是第二审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法院只要参加具体的再审审判活动就是在行使审判监督权。法院依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和法定的具体的制度、方法行使再审审判权，最终检验的标准是经过法定程序由控辩双方攻击防御法官评判后得出的与案件真实法律关系相一致的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的法律，而并不是与抗诉申诉要一致。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要求法院的判决与抗、申诉必须一致。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审理，发现问题改变或撤销了原生效裁判，纠正了案件中的错误，消除了案件中的违法行为，同时也就向原作出错误生效裁判的法院提出了以后具体应怎样进行审判，以期不再发生类似问题；审理后若维持原判，即肯定了原生效裁判的正确性并肯定了以后解决类似问题应采取的作法。这就充分体现了法院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以及院长、审委会对本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六）关于再审的审判机构和人员问题

相当长时期，我国法院对当事人申诉的处理由信访部门承担。从1987年起我国法院系统设立了告诉申诉审判庭，审查处理申诉。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送交有关审判庭建议其立案。是否立案由各审判庭决定。1992年后，由告诉申诉庭受理审查申诉后决定是否立案并对申诉案件重新审判。实践证明这种立审不分的作法弊多于利，从1997年起在中级以上法院分别设置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基层法院在告申庭内成立专门的立案机构，由立案庭负责对当事人的申诉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决定立案，然后由审判监督庭审理。

由于刑事再审工作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有着极为重要的监督促进作用，且审查申诉需要件件认真查阅，凭申诉材料就要能发现原生效裁判有误，没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很强的业务能力是难以胜任的。审查申诉者与原审判者又都属同一法院，平时工作上都有往来，只要审查申诉后一立案就意味着认为原裁判有错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在当今社会风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定是难以抹开情面“得罪”本院同仁而立案的。立案后进入庭审更需要有精湛的业务水平。因此立案庭、审判监督庭都应配备政治业务素质上乘的资深法官，而不能认为这个部门是对付申诉人的，多是陈年旧案不重要，不管有无法律专业知识的人都可往里安插。必须从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的素质入手切实把好审判监督程序关，促进刑事再审这一保障司法公正、正义的终极防线坚固不衰。

（七）关于法院再审权与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的冲突问题

我国人民法院分设四级，依刑事诉讼法各级法院都有再审权。与其对应的四级人民检察院中，只有地市州及以上检察院有再审抗诉权。根据宪法，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刑事裁判提起再审抗诉，启动法院再审审判权，以纠正误判，求得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符合事实真相和法律目的，确保司法正义、公正。然而，问题在于依照现行诉讼法，对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再审裁判，检察院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却鞭长莫及。道理很简单，不论再抗诉再审若干次，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再审抗诉启动再审可以引发程序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实践中人们描述检法冲突现象所谓“你抗你的，我判我的”这句顺口溜早已向社会揭示了这一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

从司法实践看，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3791件，法院审结认定原判正确，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维持的1940件，约占当年法院审结的再审抗诉案件的25%。也即约有四分之一的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而抗诉的再审案件被法院再审后否决。（注：参见韩杼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9年3月1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均载于199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从问题的实质分析，古今中外没有丝毫偏差，不出错案的司法机关绝无，和法院裁判一样，检察院的抗诉也绝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为此才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与协调检法权力依法正确运作于刑事再审领域。但如若上述被法院再审维持原判的案件检察院仍认为存在法定抗诉要件直至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若检法两家各执己见，最终也是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也就是说，按现行诉讼程序，主要矛盾在于没有给予与最高法院权力相平行的最高检察院取得程序公正解决抗诉再审案件的平等机会。由此难免引起人们对实体结论有所想法。再审程序公正尚有瑕疵，也暴露出子法（刑事诉讼法）与母法（宪法）规定不相吻合：宪法规定检法两家各自独立行使职权，都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从宪法规定看，两院权力平行，在法定权力和法律地位上，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高谁低问题。但诉讼立法使抗诉启动的再审权行使的最终结果显现出检察权实际小于审判权，因为是由冲突分歧双方中的一方且又是被监督者来实际裁断再审抗诉监督内容是否正确，被监督者的法律地位现实地高于了监督者，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实际上打了折扣。而正是这一再审程序不合宪所致的程序不公恰好是致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监督不力的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从1995年9月14日起就要求“今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一律将抗诉书副本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注：参见高检发（1995）1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抗诉案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通知》。）但是按照现行诉讼程序却无法解决检法抗诉再审冲突，报送抗诉书副本也只能起到一个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作用。

从再审程序的公正和科学以及加强监督制约力度和效果直至执法终极目标看，都应再加一层评判检法再审冲突机制，才能使再审诉讼程序平衡、公正。从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承担对法律的解释权及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的监督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最高检察院对最高法院已生效裁判提出的抗诉，最高法院裁判驳回后，最高检察院仍认为最高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问题调查委员会或者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调查后作出专题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要充分听取两院的意见后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审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决定，两院必须执行。这样，才能够使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确保裁判正确、司法公正的价值。

再审制度范文篇4

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后颁布实施的诉讼法，也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建立了再审制度。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具特色。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院长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改判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等等。虽然法律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再审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造成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在此，笔者仅就现行行政再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谈点自己的粗见，以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三个条文对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将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三是人民检察院。但对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再审，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应如何处理等实体问题均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第七十三条到第八十二条用了十个条文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内提出；第七十五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进行再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再审的审理时限；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的程序；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条规定了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后应作如何处理。从上述这些规定来看，仍然难予解决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其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需要提起再审，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却有三类：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

从上述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来看，存在着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仗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行政案件提起再审的途径，要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方便得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人民法院也随时可以对其认为需要进行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对案件进行再审，还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而由于法律未规定再审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我们知道，各类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无论是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均应如此，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的五项法定条件，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掌握，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要进入再审程序，却未作任何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保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但再审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给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再审申请时增加了困难。一是使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难于准确把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导致常与再审申请人发生争议，申请人说申请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但又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对申请人进行解释，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难，造成当事人反复缠诉和越级上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一旦案件决定再审后，审判人员在制作再审裁定书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制的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决定再审裁定书要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可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项，可决定再审的行政裁定书却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引用。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但未规定由那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基层人民法院又无权审理行政再审案件，因为这三条都只规定了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的，均使用了撤销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或审理。从这一规定来看，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作出发回重审、指令受理或审理的裁定，但对目前承担大部分再审任务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说，是否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后，应该作如何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导致在审判工作中，对于需要撤销原判的案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引用，形成了两难的境地。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间应在收起诉状十日内，或有正当理由并经得法庭准许外，在其他时间提交的证据都不能采信。但对在再审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没有提交的证据，提交以后，法庭能否采信，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这条规定来看，似乎又允许被告行政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向法庭提交在原审中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因为既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来审理，被告行政机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的规定向法庭提交证据。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或自相矛盾，导致在审判实践争议较大，难以掌握，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在再审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原审原告郭某与原审第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自愿于2004年8月到民政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郭某以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05年9月向法院起诉被告县民政局，要求法院撤销民政机关颁发的离婚证。在原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审以被告县民政局未举证为由，判决撤销了该离婚证。一审判决生效后，县民政局以是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他们办理离婚登记的，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证时的相关证据，并经法庭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对是否可以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判，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宜采信，更不能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审判决。理由是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限明确，被告行政机关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举证，应视为无证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既然被告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在再审提交的证据就更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再审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提交在原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就应该采信，并作为撤销原判的根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既然再审案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就应该执行有关审理第一审案件的全部规定，包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当事人举证范围及时限、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判结果、审理时限的规定等等，当然也包括了被告行政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未提交的证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针对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要做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支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一致，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要与民事、刑事再审制度相衡接，突出当事人主义模式，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

（一）对有权提起行政再审的主体重新定位。即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弱化、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范围，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依照法律规定，应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一种司法活动。①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案件，均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超脱于各方当事人，不能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来启动一项诉讼程序。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来进行司法救济。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默认同意该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不便操作之处。当原告或被告不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经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原告不到庭，依法应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就无法对该案进行再审，使人民法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也会给一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借司法监督之名，干预司法独立留下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目前社会各界反对司法腐败和应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呼声甚高的背景下，要想取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是不现实的，该项制度仍应继续保留。但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利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提出抗诉，与检察机关现行的人力、物力和业务素质都有不相称之处，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勃，故应对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制。即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既不上诉又不申请再审，且该判决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代表国家提出抗诉。而对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起抗诉。这样处理，一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检察机关能集中精力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在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弱化、限制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后，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一是要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这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规定，一方面具体列举再审必需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列举不得申请再审的具体情形。二是应规定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必须经过了二审程序。对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堵塞当事人不打二审打再审的路，使行政争议尽快了结，以体现行政行为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应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限，同时给予必要的补救手段。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及时地审查，审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对符合再审条件的，裁定进入再审程序；对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不被剥夺。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再审改革最关键的是对申诉和改判的理由要有限制，具体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证据成为改革的核心，证据效力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②至于行政再审案件的具体条件应如何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再综合近年来专家的论述来确定。这也是行政再审改革的关键之处，这一步走好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就疏通了，当事人的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开庭审理后，是否应当维持还是改判，这又是一个关键点，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尽可能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这也是解决当事人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立足点。这主要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问题，而证据又是决定案件是否改判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律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应该明确当事人的再审诉讼中是否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当新的证据与原审认定的证据相矛盾时，能否以新的证据来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等，特别是应该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原审中因未提交证据而导致败诉后，而又以有证据为由申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再时，在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宜让一个行政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必要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间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年提出”，而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间却未作限制。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2年时间可以说是太长了，建议将该时间统一确定为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为妥。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由于前面提到未经过二审的行政案件不能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再审行政案件，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取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减轻上级人民法院处理信访的工作量，也以避免多级人民法院反复审查同一再审申请的重复劳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的再审次数，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均应以一次为限。经过一次再审的案件即为终审裁判，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均不得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或抗诉，避免一个案件被反复再审，造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注释：

再审制度范文篇5

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后颁布实施的诉讼法，也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建立了再审制度。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具特色。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院长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改判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等等。虽然法律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再审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造成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在此，笔者仅就现行行政再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谈点自己的粗见，以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三个条文对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将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三是人民检察院。但对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再审，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应如何处理等实体问题均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第七十三条到第八十二条用了十个条文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内提出；第七十五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进行再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再审的审理时限；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的程序；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条规定了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后应作如何处理。从上述这些规定来看，仍然难予解决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其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需要提起再审，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却有三类：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

从上述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来看，存在着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仗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行政案件提起再审的途径，要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方便得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人民法院也随时可以对其认为需要进行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对案件进行再审，还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而由于法律未规定再审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我们知道，各类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无论是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均应如此，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的五项法定条件，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掌握，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要进入再审程序，却未作任何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保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但再审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给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再审申请时增加了困难。一是使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难于准确把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导致常与再审申请人发生争议，申请人说申请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但又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对申请人进行解释，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难，造成当事人反复缠诉和越级上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一旦案件决定再审后，审判人员在制作再审裁定书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制的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决定再审裁定书要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可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项，可决定再审的行政裁定书却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引用。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但未规定由那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基层人民法院又无权审理行政再审案件，因为这三条都只规定了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的，均使用了撤销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或审理。从这一规定来看，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作出发回重审、指令受理或审理的裁定，但对目前承担大部分再审任务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说，是否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后，应该作如何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导致在审判工作中，对于需要撤销原判的案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引用，形成了两难的境地。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间应在收起诉状十日内，或有正当理由并经得法庭准许外，在其他时间提交的证据都不能采信。但对在再审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没有提交的证据，提交以后，法庭能否采信，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这条规定来看，似乎又允许被告行政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向法庭提交在原审中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因为既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来审理，被告行政机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的规定向法庭提交证据。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或自相矛盾，导致在审判实践争议较大，难以掌握，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在再审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原审原告郭某与原审第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自愿于2004年8月到民政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郭某以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05年9月向法院起诉被告县民政局，要求法院撤销民政机关颁发的离婚证。在原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审以被告县民政局未举证为由，判决撤销了该离婚证。一审判决生效后，县民政局以是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他们办理离婚登记的，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证时的相关证据，并经法庭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对是否可以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判，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宜采信，更不能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审判决。理由是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限明确，被告行政机关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举证，应视为无证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既然被告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在再审提交的证据就更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再审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提交在原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就应该采信，并作为撤销原判的根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既然再审案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就应该执行有关审理第一审案件的全部规定，包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当事人举证范围及时限、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判结果、审理时限的规定等等，当然也包括了被告行政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未提交的证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针对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要做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支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一致，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要与民事、刑事再审制度相衡接，突出当事人主义模式，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

（一）对有权提起行政再审的主体重新定位。即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弱化、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范围，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依照法律规定，应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一种司法活动。①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案件，均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超脱于各方当事人，不能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来启动一项诉讼程序。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来进行司法救济。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默认同意该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不便操作之处。当原告或被告不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经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原告不到庭，依法应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就无法对该案进行再审，使人民法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也会给一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借司法监督之名，干预司法独立留下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目前社会各界反对司法腐败和应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呼声甚高的背景下，要想取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是不现实的，该项制度仍应继续保留。但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利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提出抗诉，与检察机关现行的人力、物力和业务素质都有不相称之处，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勃，故应对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制。即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既不上诉又不申请再审，且该判决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代表国家提出抗诉。而对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起抗诉。这样处理，一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检察机关能集中精力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在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弱化、限制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后，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一是要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这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规定，一方面具体列举再审必需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列举不得申请再审的具体情形。二是应规定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必须经过了二审程序。对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堵塞当事人不打二审打再审的路，使行政争议尽快了结，以体现行政行为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应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限，同时给予必要的补救手段。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及时地审查，审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对符合再审条件的，裁定进入再审程序；对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不被剥夺。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再审改革最关键的是对申诉和改判的理由要有限制，具体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证据成为改革的核心，证据效力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②至于行政再审案件的具体条件应如何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再综合近年来专家的论述来确定。这也是行政再审改革的关键之处，这一步走好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就疏通了，当事人的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开庭审理后，是否应当维持还是改判，这又是一个关键点，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尽可能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这也是解决当事人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立足点。这主要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问题，而证据又是决定案件是否改判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律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应该明确当事人的再审诉讼中是否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当新的证据与原审认定的证据相矛盾时，能否以新的证据来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等，特别是应该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原审中因未提交证据而导致败诉后，而又以有证据为由申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再时，在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宜让一个行政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必要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间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年提出”，而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间却未作限制。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2年时间可以说是太长了，建议将该时间统一确定为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为妥。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由于前面提到未经过二审的行政案件不能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再审行政案件，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取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减轻上级人民法院处理信访的工作量，也以避免多级人民法院反复审查同一再审申请的重复劳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的再审次数，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均应以一次为限。经过一次再审的案件即为终审裁判，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均不得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或抗诉，避免一个案件被反复再审，造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注释：

再审制度范文篇6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司法公正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原创：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所谓申诉，是指当事人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和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请求。这种请求，与起诉和上诉必然引起诉讼程序不同，它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只是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是司法机关发现错判案件的一条重要渠道。再审与否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规定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任意开启再审程序，既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驳回申请。”这里仅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进行审查并对审查后所作的两种处理结果，但对审查应遵循那些具体程序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暗箱操作，缺乏约束，侵犯了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少透明度。可见这种简单化、笼统化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对申诉的管辖作了补充规定，但对法院处理时限未作规定，且由于其法律效力不高、适用范围有限，申诉问题上基本“无法可依”的立法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没有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二）、启动主体的多元化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由此可知，在我国，法院是除检察院之外启动再审的主要力量。赋予法院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国家很少。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将法院列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有违诉讼的本质特征，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院居于其中、踞于其上，以一种消极中立的态度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裁判。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应成为现代的文明诉讼应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历史证明，违背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原则的诉讼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而因缺乏公正的最基本要素而违背了司法公正这一理念。再审程序也是审判程序，是通过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这种方式来纠正原生效裁判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从而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目的。而法院主动开启再审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当事人对诉的处分权，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先入为主与主观预断的存在可能使法院的再审裁判缺乏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

其二，法院应当遵循法院判决的即判力，维护其稳定性。判决一经作出，既标志着实体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程序审理的结束。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是国家意志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改变。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和不受判决约束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都应当尊重和树立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作为裁判的制作者，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虽然否定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可能会导致某个个案的错误不能及时得以纠正，但那只是暂时的，检察机关的抗诉和当事人的申诉以及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都可使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机会。而作为法院应从提高法官素质上下工夫，使案件办成铁案，提高裁判的公信力为目标。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其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丧失将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标。

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只要抗诉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不准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即此种抗诉一经提出即发生启动再审程序的必要，同时民事判决执行程序必须中止。此规定反映出的问题是：

其一、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不管抗诉机关抗的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提出，法院必须再审。按现行法的规定，此种抗诉权实质上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中止民事判决效力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力，即该种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任，很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即造成了审判的重复性和不严肃性，既浪费了审判资源，又影响了即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民事抗诉是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出，那么就意味着能对再审的裁判提出抗诉，理论上也没有限定抗诉的次数和时间，这意味着抗诉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终必然导致各级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毫无效力可言，终审不成为终审，在这一点上动摇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实行三审终审制，其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诸多弊端。同时新的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对再审案件举证问题也未做明确规定，再审案件往往在时间上跨度较长，对证据的收集、举证、认证上都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当事人举证等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本身不可能当然地绝对一致，使再审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而一味追求通过抗诉达到再审来解决问题，最终将导致纠纷更加复杂，当事人更加迷惑，事实更加查不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法院也顿失其所在。同时有些案件，由于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已令当事人疲于“奔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影响了法院裁判的权威。

其二、从民事抗诉提起的主体而言，检察机关主动提出抗诉，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由于抗诉权的存在，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只要提出抗诉，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止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再一次启动再审诉讼程序。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抗诉案件审理时出庭的检察人员，除当庭宣读抗诉书以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抗诉前期，还主动行使公权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笔录，并在再审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证据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充分发挥起监督职能。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基于以上的事实笔者认为检察院参加诉讼违背了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理，使得当事人实际无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使双方当事人产生不对等。另外，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会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如上所述检察院对维持原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在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提出抗诉。这一批复实际限制了检察院的抗诉次数，对一个案件最多抗诉三次，即最终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最高法院通过批复形式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次数，从更深层次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检察院监督权的冲突。审判实践中，抗诉再审案件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无所适从，为避重就轻，其判决结果也往往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在案件责任的问题上，由个人负责到集体负责，又回到了法不责众的老路上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抗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诉讼程序无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从法理上也解释不通，因而在庭审中抗诉机关应坐在那个位子？庭审中有那些诉讼权利义务？扮演何种角色？无诉讼程序可循，以致造成了些混乱。毕竟抗诉机关是非案件当事人，属于“局外人”。

（三）、缺少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范，启动再审程序具有盲目性。现行民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的抗诉程序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实践中无法操作。民诉法第六章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据来源时，只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未赋予其他机关包括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力，这意味着抗诉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无权调查证据，或其调查的证据法院不应采用，这一点也说明了抗诉机关不能主动行使公权力即国家检察权为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同时也意味抗诉的提起不用提供证据，这样更增加了抗诉机关抗诉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不仅使当事人疲于奔命，也让法官陷于无尽的緾诉中而不能自拔，而再审的结果往往却是因证据不足而“维持原判”，浪费了大量法院资源。

三、改革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构想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认识：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和平等对抗原则，充分认识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纠正错误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那种认为抗诉制度应废除的观点在认识上是十分片面的，是错误的，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旨的。

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原创：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重审或再审的有关规定，限定法院自行再审的范围及基于当事人申请或申诉引发的再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再审程序加以规范。即这种再审，一般都是基于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才启动的。对原判是否“确有错误”的判断上要继续制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只有这样抗诉再审才有实际意义。从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看，对抗诉的规范性问题已有所重视。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申诉权人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内设专门法庭以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定的方式解决该申诉能否引起再审程序的问题，从而使申诉问题的处理程序化、透明化。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案件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并允许律师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民事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无约束，致使众多的抗诉再审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上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规范和细化，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维护当事人真正权益，强化国家法律权威。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再审制度范文篇7

「主题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理念转型，再审制度

引言

司法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还是对纠纷的终局判断抑或其他？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有，“正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客观的规定性还是主观的“良心”发现？对后者的否定意味着下述判断的不容置疑：法官全知全能可跨越时空，感前知后。这似乎又触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就知性角度而言，人是无限理性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知理路和体悟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理念预设和现实司法制度架构。而特定理念、制度下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又决定着“司法”这一社会“整合”体系实现社会规控的方式、程度和实效。一直以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治原则的感召下，我们对“真理”孜孜以求，致使“四级两审”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功能不断“内耗”，“司法”亦于非司法因素的冲击、剥蚀和解构下渐失自我，并且在维持“有序”的旗帜下渐走渐远，司法信任危机成为制约社会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推行司法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审判体制改革，[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就本文主旨而言，《证据规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司法理念的转型，或者说树立了更新理念的姿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解答了上述司法制度预设的前提性问题：其一，明确并“强调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所谓的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一般的客观真实。”[2]这种选择与定位既是对学者们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又意味着“法律人”对司法规律把握能力的整体提升；其二，证据规则和法官专家化基础上“自由心证”司法认证体系的确立。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则重构，更重要的是哲学方法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转型；其三，正当法律程序即“程序正义”理念的进一步贯彻；最后，行政审判特性的正确把握。任何改革都不是孤立和“自洽”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上述理念的转变或转变的姿态仅仅是一种导向，它必将对我国诉讼程序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甚或重塑已不可回避。笔者现结合我国再审制度以及审级制度的部分问题，以诉讼证据规则为切入点略陈己见。

一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再审制度究其实质是在肯定并维护既有审级制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补救”程序，旨在于厉行“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错案发生率。可见，再审程序是审级制度主体结构的辅助与延伸，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审级制度这一主体大厦，起坚固、美化大厦的有限功能。这一价值定位决定了其不能“反客为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再审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再审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就能够生产出满意的“真理”产品来。换言之，人是能够认识真理，并能使历史真相重现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且根深蒂固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性“臻于至善”的乐观精神和美好意愿与后来强势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契合、强化的结果。于是在大写的“旗帜”的指引、感召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边界开始模糊，人们“忘我”地置身于“伟大”的事业当中并不断地寻觅着、发掘着、迷茫着。就司法过程而言，其结果经常是以消灭无序为目标，却以无序的扩大为结局。而所有的困境，无不根源于个人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换言之，人类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认识论上的狂妄与偏执和传统观念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掣肘。而二者的内在亲和，亦导致了诉讼法学理论上的纷争和实务中的混乱。表现于再审制度则是，十多年来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高达25%.[3]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架构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法律广设的再审机制铺就了令人神往的追逐“海市蜃楼”的虚幻的获利渠道。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令当事人忙于“奔讼”且乐此不疲，非常的法律关系因时间的消磨而显得正常，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被一个个没有既判力的裁判书撕咬得遍体鳞伤，司法正当性水土流失严重、洪灾泛滥。

改观上述情势的激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制度的理论前提，司法之根本是什么？最终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4]这与其说是一法学问题，毋宁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追问。其间暗含着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在法哲学层面给司法提供一个合乎人性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才能展开合理的有关司法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并消释实践中的困惑。而《证据规定》在总结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满足或部分满足了这一点。

第一，《证据规定》始终强调所谓的“证据”是事实材料，一种用来证明案件法律事实的材料。这实际上在制度层面上承认了司法认定的“事实”是有别于客观真实的，它只是对破碎花瓶的修复，而不可能是花瓶自身。尽管司法通过技术设计企冀提高修复水平，但终归是“修复”，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克隆”。而这一点又是以对人自身局限性和具体事实的复杂性的正确体悟为前提的。可见“致命自负”的人们有感于现实的冷酷而由极端走向了平静，其意义远非限于证据和司法本身，因为其对于整个社会及民族心态都是建构性的。

第二，《证据规定》有意摆脱法定证据主义的僵化束缚，“倾向于立足法官专家化基础上的自由心证或者内心确信。”这与案件法律事实的定位是相辅相成的，既然真理和真理标准实难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在建立并遵循科学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借诸人类的实践理性——传统、经验、习俗等智识因素——来确认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证据规定》第54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种理念转变：“……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心证的制度化及其趋势不仅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且预示着司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司法的本质是解决纠纷并为之作出判断，终局性和由此而树立的权威性是其生命所在。换言之，它是一项“法官至上”或曰“法官最终说了算”的制度，正如美国一位大法官所言：“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5]这种价值定位是对我国“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运行现状的强烈冲击和很大程度的否定。因此，为顺应改革趋势和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对现有的再审制度进行整体改造甚或重塑，再审程序的启动必须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并成就

严格的条件，否则，结果颠覆的将是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

二程序理念与再审制度

我国再审制度的恶性膨胀，除了上述认识论上的误区以及现实司法构建的自身缺陷外，传统法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侵蚀与影响，也是其重要一端。现实中对实体正义的青睐，导致了程序价值的工具化，经典论述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喻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此逻辑推理，只要是为了内容，形式可以随意地增设撤并。如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可无限制地扩展再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反复地适用再审程序这一“形式”，该种“以目的的善证明手段的善”的司法理念，即使最终实现了“正义”，也只能是徒具“正义”之名，因为“正义”之实早已被繁杂的过程消耗殆尽了。因此，程序理念的提升和程序制度的建构之于诉讼是至关重要的，诉讼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更应该是优化选择合法信息（证据）的程序机制。在实体正义的可欲性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求诸程序正义也不啻为弥补人性缺陷的明智之举——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力技术。

程序的反思性、交涉性、过程性、民主性和包容性，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强化了决定者超然、中立的地位，纠正了决定者先入为主的道德论证和探知求真的正义观，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主持正义[6]；另一方面，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不可动摇的“真正过去”，这种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实际效果的封闭性、约束力，刺激了程序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和能动性的张扬。基于利害关系考虑，他们（主要是当事人）必然主动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尽可能翔实、全面的证据，这更有利于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达到“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可见，“程序”实质上无非表现为“时”、“空”二字，即要求在特定的空间（法庭）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定的或指定的）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程序的收缩性和封闭性决定了一旦程序完成，任何“旧船票”无论如何真实，都不被允许登上诉讼这只“客船”。程序的这种规定性其实是对再审程序的否定至少是部分的否定，因为，除了少量的法律适用错误（包括违反法定程序）外，面对严格的程序和程序的严格遵守，再审纠错能力的发挥余地也就极其有限了。

《证据规定》正是在秉承程序正义理念的情况下严格规定了举证的期限和要求。如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期限为10日，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被告不仅要在此期间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而且还要提供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即被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据规定》第7条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作出了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对举证权利的放弃。同时还规定他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而留到二审法院再提供且无正当事由的，法院不予接纳。此规定旨在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种程序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实际上将案件的“事实审”主要集中到了一审法院，强化了一审法院的庭审职能，并构成了对二审乃至于再审中审查权的一定制约，根据“案卷主义”原理，即使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二审、再审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只能局限于对一审中提供或调取的证据进行事实的再认定，程序的时效性天然地排斥了毫无理由地采用其他任何新证据。这种诉讼制度设计，不仅使二审、再审变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审”，实现了有限司法公共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大大缩小了再审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我国再审制度的改革、重塑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三诉讼个性与再审制度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权利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之相对应，行政诉讼程序亦是行政程序的必然延伸。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理做出一定的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行政许可决定等）。并且，随着行政程序化程度的提高和相对人程序观念的增强，行政主体作出任何一项处理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具备详实的证据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一旦相对方不满而起诉，按照“案卷排他性”原则——行政处理案卷形成于行政程序结束之时，且案卷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封闭性特征，行政主体凡是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后调取的证据或者其他书面材料，均不得成为案卷的一部分，从而就使行政主体处于不利的被动境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程序是对法律的第一次适用，而行政诉讼程序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一种复审程序。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又被称为“向法院的上诉”就是这种道理。[7]行政诉讼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诉讼形态的个性品质，表现在证据规则上则是其有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中搜集的证据为基础的，它具有不可更改性和补救性的特征。如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则，实际上就是被告将其被诉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即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证据规定》第3条）。《证据规定》紧扣行政审判的特质，本着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精神，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证据规则体系。既然一、二审程序以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案卷为基础，再审又以一审或二审的案卷为基础，那么，在严格举证时限的限制下，再审中当事人就没有多少提供新证据的可能性，加之法院不能主动收集证据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规则要求（《证据规定》第23条），这就使再审程序的存在及其不断膨胀也就失去了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再审制度广泛运用的正当性是否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系统内的权力制约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行政审判中，要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审查和规制，确需“三权分立”等一级分权模式下司法系统内部的二级分权，以形成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互动关系，避免不同层级或相同层级权力间的互相媾合侵蚀被司法体系维护的利益，而这一切又无不仰赖于有限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下审级制度的科学建构。中国再审制度的运行现状表明，无限膨胀的再审程序，不仅不能形成权力间的有效制约机制，反倒成为解构现有审级制的强力助因。审级制的名存实亡，使职能分层技术阙如和权限边界模糊，司法因丧失最终性而毫无权威性可言，并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可见，行政审判的品质决定了再审制度必须大幅度地收缩于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并付诸实施，意味着我国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型，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对司法体制而言又是建构性的，而这一建构的前提是：必须在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实现既有司法体制的适当解构。在这场渐进的变革当中，最值得反思与检讨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因此，如何完成再审制度的理性收缩，将是《证据规定》实施后我国司法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

注释：

[1]我国的司法改革最初是由法院系统提出，并且一直也是以“法院”为轴心展开的，这种改革的封闭性和改革主体的违宪性造成了许多弊端，仅从“审判体制改革”这种称谓上讲就是不科学的，笔者主张以“诉讼模式改革”取代之。

[2]李国光：《

在公布新闻会上的讲话》，载《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4）。

[4]何兵、潘剑峰《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比较法研究》，2000，（4）。

[5]解兴权：《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外国法译评》，1998，（3）。

再审制度范文篇8

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一、关于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观点与状况

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设立再审程序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避免错误的发生。美国著名法学家罗·庞德说过：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再审的主要任务不应是纠错，对“错误”的纠正或救济更多地应当置于再审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人权保障。刑事再审制度的设立是各国处理这部分“错误”的措施之一，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是，纠正这种“错误”的程序应当设计成为纠正那些显失公平的错误。因此，再审程序首要的价值就是对终审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个人避免“双重归罪”的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法律化的当今世界，人权保障尤其是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再审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刑事再审制度理念的认识距离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准则有一定的距离。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从司法机关办案的角度，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设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再审程序，必须注意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平正义、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最关键的是应当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国国情，应当确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刑事再审程序。

二、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在“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时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

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该条款由于过于原则和绝对，许多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对该条款提出保留。

二是《欧洲人权公约》及有关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原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该公约规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以最终判决为一事的终结点，同时允许各国在满足公约要求的条件上进行重新审理的相关立法，是一种原则加例外的规定。《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05条规定，不允许通过监督审复审法院决定而恶化被判刑人的状况，不允许对无罪判决或法院关于终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决进行复审。第413条规定，对被告不利的复审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并且必须在发现新情况之日起1年内才允许提起。

三是有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再审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欧洲人权公约》虽许可各国有条件提起再审，但有些国家不允许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649条的规定，在被告人被宣告开释或者被判刑并且有关判决或刑事处罚令成为不可撤销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对该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即便对该事实在罪名、程度或情节上给予不同的认定，第69条第2款和第345条的规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许对被告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再审也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开启。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也只允许提起对被告有利的再审。

从以上规定看，绝对禁止对被告人的不利再审并非国际统一做法。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强烈的政策实施导向，这要求判决应尽可能追求实体真实，在程序公正下的判决可能错误时，应尽可能纠正错误。严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既缺乏民意和国家意志的支持，现有司法力量也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同时，应设置一定的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任何人一经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再次对其进行追诉或审判。”

(二)划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目前，刑事再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无论生效裁判存在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适用同一种程序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将纠正事实认定错误的救济程序与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救济程序加以区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诉讼中，对于确定判决救济体现为两个方面，即针对法律错误的救济和针对事实错误的救济，前者在日本刑事诉讼中称为非常上告，后者称为再审。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有一些国家虽然不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但以纠正事实错误为重点，而且只有对裁决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单纯的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向宪法法院甚至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解决。

我国并不存在事实审法院和法律审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单纯的法律审程序，无论对未生效裁判的复审还是对已生效裁判的复审，均实行全面审理的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多数刑事再审案件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因此，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目前我国还不宜对两种程序进行严格区分。

从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来看，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强调保护被判决人的人权，再审程序的提起仅限于为了保护受判决人的利益。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2条的规定，法国启动再审的理由旨在维护受判决人的权益，如果发现新的能够证明受判决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均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日本采取了与法国相似的做法，再审的启动只能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颁布的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依据宪法二重危险禁止的规定，采法国主义利益再审原则，即只允许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且“为法律，为利益”上告，不仅是为了法令解释和适用的统一，也应该包括因违反法令而损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种以德国为代表，重在求得实体的真实，维护社会的利益，再审程序的提起不仅限于为受判决人的利益。在德国，启动刑事再审的理由被区分为有利于受有罪判决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两种。

鉴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办案质量不高的情况，将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尤其是严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惩罚，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实施，继而损害法在公众中的权威性，最终不能达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应考虑吸收德国法的经验，将提起再审的理由区分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两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时可以不受任何时效和次数的限制。法律应当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比照民事诉讼的两年申诉时效，可以规定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起有效，超过两年则不允许再提起。

(三)改革再审的启动方式

1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

按照现代民主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拥有审判权，检察院拥有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当是先有控诉才有审判，不能控审不分。各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能越权，不能违反法律关于司法权力的职责分配。

2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如果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标准，俄罗斯应该可以称为一个转型国家，因此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鉴意义。俄罗斯把对再审的申请区分为申诉和抗诉，均是一种权利。申诉的主体是被判刑人、被宣告无罪的人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诉的主体是检察长。基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义务的平等，应将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纳入法院审查机制，确立法院审查再审程序，加强审判权对追诉权的制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其同时也是公诉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追诉权。人民检察院这种“一身两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法律监督，容易导致追诉权的膨胀甚至异化，使其他诉讼参与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也只能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是否再审由人民法院决定。3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诉，未规定当事人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人。关于再审申请人，除俄罗斯和我国外，多数国家都赋予了再审申请人以法律地位，如当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法国、德国、罗马尼亚、日本都有类似规定。法国规定司法部长，德国、日本规定检察长也可以作为再审申请人。从诉讼理论上分析，当事人不能仅作为一般申诉人，当事人不仅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极可能将是后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当事人应作为诉讼主体而不是诉讼客体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中就不能将当事人排斥出局，而应使当事人能够依法采取积极的法律活动与司法机关共同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进行施加影响。赋予当事人依法提出审判监督程序申请的权利，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也就成为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活动。再审申请人应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亲属代为申请。

(四)再审的审判主体

再审案件应由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终审法院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级以上的法院才有权管辖再审案件，基层法院没有该项权力。这样，可以排除种种干扰，从而有利于保证再审案件的质量，并且可以让当事人减少误解，增加信任，实现再审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审的理由

在提起再审的理由方面，我国法律的改革应体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护被判刑人追求判决终结性的权利，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价值的平衡。在俄罗斯，因新的情况或新发现的情况，可以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裁定或决定，对案件的诉讼可以恢复。所谓新发现的情况，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经存在，但不为法院所知悉的有关证据或事实情况。包括：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被害人或证人做虚假陈述、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以及伪造的物证，伪造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笔录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译人员做故意不正确的翻译，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检察长的犯罪行为导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没有根据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决，导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没有根据的裁定或裁决。3，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法官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谓新的情况，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决、决定前不知悉的应当排除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罪处罚性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1，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认定法院在该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联邦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因下列情形而违反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一是适用了不符合《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法律；二是其他违反《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行为。三是其他新的情况⑥。

因此，我们也应细化再审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有学者认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1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即证据不确实充分。4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对此各国刑事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主要指违反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违反追诉期限规定以及量刑违反刑法规定的等。6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应当严格限于：1严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证据不足判为无罪，后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被判无罪的人确实实施了严重犯罪。2由于以下两种情形导致错判无罪、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被判决人方串通证人、鉴定人作伪证、虚假鉴定的⑦。笔者赞同此观点。首先，该观点对再审理由进行了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理由的区分；其次，该观点细化了再审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再审制度范文篇9

在三大诉讼法中，《行政诉讼法》是最后颁布实施的诉讼法，也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建立了再审制度。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各具特色。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院长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出抗诉；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改判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等等。虽然法律对保护当事人的诉权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特别是在行政案件再审过程中，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造成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在此，笔者仅就现行行政再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谈点自己的粗见，以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相关的司法解释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用三个条文对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将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分为三类，一是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三是人民检察院。但对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再审，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应如何处理等实体问题均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从第七十三条到第八十二条用了十个条文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内提出；第七十五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进行再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再审的审理时限；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至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的程序；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条规定了案件经过二审和再审后应作如何处理。从上述这些规定来看，仍然难予解决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其法律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多元化，职权主义严重，忽略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政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需要提起再审，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却有三类：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三是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引起再审。

从上述有权提起再审的主体来看，存在着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特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仗国家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对行政案件提起再审的途径，要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方便得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再审。人民法院也随时可以对其认为需要进行再审的案件进行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对案件进行再审，还需要由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而由于法律未规定再审的法定条件，人民法院还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二）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条件不明确，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难。

我们知道，各类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均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无论是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均应如此，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的五项法定条件，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掌握，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要进入再审程序，却未作任何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保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但再审的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均未作出规定，给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再审申请时增加了困难。一是使人民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诉时，难于准确把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确有错误，导致常与再审申请人发生争议，申请人说申请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但又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对申请人进行解释，导致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难，造成当事人反复缠诉和越级上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一旦案件决定再审后，审判人员在制作再审裁定书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制的再审案件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决定再审裁定书要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可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项，可决定再审的行政裁定书却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引用。

（三）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不明确，行政案件进入审程序后，应作如何处理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维持、撤销两难。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但未规定由那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一审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进行再审。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基层人民法院又无权审理行政再审案件，因为这三条都只规定了原审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的，均使用了撤销原审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或审理。从这一规定来看，只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作出发回重审、指令受理或审理的裁定，但对目前承担大部分再审任务的基层人民法院来说，是否有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对行政案件进行再审后，应该作如何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导致在审判工作中，对于需要撤销原判的案件，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来引用，形成了两难的境地。

（四）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举证，法律规定不明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间应在收起诉状十日内，或有正当理由并经得法庭准许外，在其他时间提交的证据都不能采信。但对在再审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没有提交的证据，提交以后，法庭能否采信，都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这条规定来看，似乎又允许被告行政机关在再审诉讼中，向法庭提交在原审中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因为既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来审理，被告行政机关就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十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的规定向法庭提交证据。由于上述规定的不明确或自相矛盾，导致在审判实践争议较大，难以掌握，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在再审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原审原告郭某与原审第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双方自愿于2004年8月到民政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郭某以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05年9月向法院起诉被告县民政局，要求法院撤销民政机关颁发的离婚证。在原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原审以被告县民政局未举证为由，判决撤销了该离婚证。一审判决生效后，县民政局以是应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为他们办理离婚登记的，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诉讼中，被告县民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为当事人办理离婚证时的相关证据，并经法庭审查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对是否可以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判，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证据不宜采信，更不能以此证据来撤销原审判决。理由是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时限明确，被告行政机关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举证，应视为无证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既然被告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在再审提交的证据就更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再审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提交在原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只要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就应该采信，并作为撤销原判的根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既然再审案件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就应该执行有关审理第一审案件的全部规定，包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当事人举证范围及时限、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判结果、审理时限的规定等等，当然也包括了被告行政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在原审时未提交的证据

二、完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想

针对现行行政案件再审制度中存在的法律缺陷，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要做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支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相一致，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要与民事、刑事再审制度相衡接，突出当事人主义模式，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理，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案件再审制度。

（一）对有权提起行政再审的主体重新定位。即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弱化、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范围，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依照法律规定，应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义务，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一种司法活动。①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裁判案件，均应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超脱于各方当事人，不能代替任何一方当事人来启动一项诉讼程序。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来进行司法救济。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默认同意该裁判结果。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既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且在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不便操作之处。当原告或被告不到庭参加再审诉讼时，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经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原告不到庭，依法应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就无法对该案进行再审，使人民法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也会给一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人借司法监督之名，干预司法独立留下法律依据，那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应当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目前社会各界反对司法腐败和应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呼声甚高的背景下，要想取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是不现实的，该项制度仍应继续保留。但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利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提出抗诉，与检察机关现行的人力、物力和业务素质都有不相称之处，也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勃，故应对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制。即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判决撤消了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政机关既不上诉又不申请再审，且该判决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代表国家提出抗诉。而对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人民检察院不宜提起抗诉。这样处理，一是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减轻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使检察机关能集中精力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

在取消了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弱化、限制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后，必须进一步规范、强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途径，疏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一是要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这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规定，一方面具体列举再审必需具备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列举不得申请再审的具体情形。二是应规定申请再审的行政案件，必须经过了二审程序。对没有经过二审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堵塞当事人不打二审打再审的路，使行政争议尽快了结，以体现行政行为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三是应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时限，同时给予必要的补救手段。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应当进行认真、及时地审查，审查时间以一个月为宜。对符合再审条件的，裁定进入再审程序；对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不被剥夺。

（三）合理界定申请再审的条件和证据认定标准。

再审改革最关键的是对申诉和改判的理由要有限制，具体涉及到事实和证据问题，证据成为改革的核心，证据效力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②至于行政再审案件的具体条件应如何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再综合近年来专家的论述来确定。这也是行政再审改革的关键之处，这一步走好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就疏通了，当事人的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行政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开庭审理后，是否应当维持还是改判，这又是一个关键点，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尽可能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这也是解决当事人缠诉和越级上访问题立足点。这主要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问题，而证据又是决定案件是否改判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律应有明确的规定。如应该明确当事人的再审诉讼中是否可以提供新的证据，当新的证据与原审认定的证据相矛盾时，能否以新的证据来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等，特别是应该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原审中因未提交证据而导致败诉后，而又以有证据为由申请法院对案件进行再时，在再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作为撤消原判的证据。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有时间限制。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且《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宜让一个行政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必要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间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年提出”，而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间却未作限制。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2年时间可以说是太长了，建议将该时间统一确定为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为妥。

（五）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级别和审理次数。

由于前面提到未经过二审的行政案件不能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基层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再审行政案件，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申请再审，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取消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减轻上级人民法院处理信访的工作量，也以避免多级人民法院反复审查同一再审申请的重复劳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同时，应规定行政案件的再审次数，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均应以一次为限。经过一次再审的案件即为终审裁判，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均不得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或抗诉，避免一个案件被反复再审，造成终审不终的局面。

注释：

再审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再审判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的深入，在民事法律领域更加重视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保护，而现行的《民事诉讼法》颁行于计划经济时代，其所反映的诉讼观念，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需求，尤其是民事再审启动制度的相关规定非常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体现了法院对民事权利纠纷过度干涉的职权主义色彩。违背了私权自治，程序自由等现代民事诉讼的法治理念。

一、现行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一）相关法律规定及特点

1、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条文中，分别为：第177条第1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79条第1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185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2、特点

综观上述条文规定内容，可以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有以下特点：

（1）先确定裁判结论错误，后入再审程序，具有未审先定的特点。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体现了法院系统自身发现生效裁判结论确有错误后，可以自行决定进入再审程序；第179条的规定表明了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结论错误的，可以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第185条的规定则反映了检察院系统发现生效裁判结论错误后，通过抗诉程序启动再审程序。上述三条规定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虽然不同，但是均反映了未审先定的特点。对此特点有学者已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有些再审理由容易导致“先定后审”，这里显然有个矛盾，尚未提起再审程序进入再审，何以知道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怎么能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依据和理由‘审查属实’？显然这是‘先定后审’的表现”。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所体现出来的‘未审先定’的特点违背了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权利纠纷程序的基本规律，并导致难以克服的矛盾。我们知道民事诉讼程序首先体现为一定的次序，次序就是事情进行的先后顺序或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上排列的先后，诉讼次序就是在法官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参与，通过对话、辩论，由法官根据双方对话、辩论情况，依据法律作出裁判结论，该裁判结论是通过庭审过程，依照一定顺序而产生的结果，该裁判结论正确与否也只有通过庭审过程，依照一定顺序才能得到检验。因此裁判结论是程序的产物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所体现出来的次序却与此规律恰恰相反，先有裁判结论错误，后入审理程序，而且该裁判结论的错误是由未参加原审理过程的法官和检察官独自评价，因此这一裁判结论的错误的确定本身既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次序，又因缺乏双方当事人参与、对话、辩论而丧失正当性，而且这也导致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原因是：

法院确认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后，要首先制作再审裁定书，明确指出原生效裁判的错误，宣布原生效裁判中止执行并决定进入再审程序。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经过审理后，仍有很大比例的再审裁判维持了原裁判结论。如此，再审裁定书指出原生效裁判错误，再审后的裁判文书又维持了原生效裁判，认定原生效裁判没有错误，造成同一法院前后文书自相矛盾或上下级法院文书互相矛盾下级法院否定上级法院的情况。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对此感到不解，一个裁定认定原裁判结论错误，另一个裁定又认定原裁判正确，而且两个裁定均为生效裁定，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权威性也就荡然无存。

对此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提出了改革意见，规定“今后再审裁定书不再出现‘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表述，要表述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项的再审立案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条×××条规定裁定如下……’”。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文书表述方式的改革，只起到避免文书表述上的自相矛盾或上下矛盾的效果，这一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因为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依据为法定再审启动事由，法定再审启动事由并没有变，还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才能启动再审程序，再审后裁定维持原判决结论的，仍然同法定再审启动事由相矛盾，因此无论再审裁定书如何表述，都不能改变法定再审启动事由，也无法根本克服矛盾，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措施而已。

（2）注重实体，忽视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启动再审。这一规定未限制当事人举证时限，换言之，无论何时，只要当事人举出新证据，法院都应当撤销原生效裁判，进入再审程序，这种以牺牲司法裁判权威性、稳定性为代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为追求实体结论正确而忽视程序效益的特点。另外该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才能引起再审，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有些再审事由表现出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例如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只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才可以申请再审。这里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显然是指影响案件实体的判决、裁定。如果实体上的判决、裁定正确，即使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成为发动再审的理由，这是典型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是与法学理论公认的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理念相悖的。”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所呈现的这一特点恰是我国民事诉讼的理论误区，并导致司法裁判结论失去当事人信服，丧失司法权威。原因是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中，程序公正能够促进实体公正，缺乏公正程序保障的裁判结论也难以实现实体公正。同样，正如英国古老的法谚那样‘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程序效益也有助于实体公正，裁判结论的权威也有赖于程序效益的实现，而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所缺失的正是程序公正和效益。

（3）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缺乏统一、客观标准，不便操作。我们知道，裁判结论是通过诉讼程序产生的，在进入程序之前，裁判结论只是当事人头脑中的观念，同理，原裁判结论正确与否也要通过再审程序才能得到验证，进入再审程序之前，也只是当事人和法官头脑中的观念。这一观念因当事人的立场对立以及法官、检察官法律业务水平不同而不同，针对同一生效裁判，一方当事人基于自己的立场认为是错误的，对方当事人则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相反亦然。加之再审程序启动权掌握在法官、检察官手中，难以避免暗箱操作现象的发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再审诉权，也难以真正实现裁判结论公正。以裁判结论错误作为法定再审启动事由所带来上述问题，原因在于裁判结论的正误只是观念上的，缺乏客观、统一标准，而以程序公正与否作为再审启动事由，则能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因为程序公正的标准，体现于具体的程序规则之中，具有客观、统一性，更易于操作，也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再审诉权，抑制暗箱操作，遏制司法腐败。

上述三个特点，实则是法定再审启动事由存在的三大弊端，三个特点互相联系，其核心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出现违背民事诉讼程序规律，导致未审先定问题的发生，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有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发生；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使法定事由缺乏统一、客观标准，导致法官、检察官主观随意性加大，暗箱操作，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二）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及程序价值体现的基本原则

1、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

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之所以存在上述三弊端，其原因在于没有理清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程序与裁判结果密切相关，一般来讲，程序公正能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中，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确保双方当事人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可以获得对双方主张、证据进行全面了解和审查的机会，并通过听取双方从各自不同甚至相反的角度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加强对事实真相的全面客观的判断。这与那种由裁判者单独、秘密地从事调查的审判方式比较起来，更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显露和揭示。而且公正的程序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得到尊重，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因此，程序的公正与裁判结果的公正是正向相关，程序越是趋近于公正，越有利于裁判结果的公正，程序越是远离公正，越难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

2、程序价值体现的基本原则

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这些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主要体现为下列基本原则。

（1）法官中立原则。中立性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因为程序公正必须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法官是程序公正的人格载体。在诉讼中，法官应当与各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两项具体要求：（一）法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正如英国法谚所讲：“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当法官，因为他不能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二）法官不得对任何一位当事人存有歧视或偏爱。法官中立不仅要求他同争议事实和利益没有牵连，而且要求他个人的价值取向、情感等因素不能产生“偏异倾向”。

（2）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公开作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正如英国古老的法谚：“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民事诉讼程序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开庭前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间、地点，以便公众旁听；（二）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应当允许公众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庭审全过程，包括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宣判等；（三）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裁判结论都必须公开宣告。

程序公开原则的主旨是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使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通过保障程序公正，实现裁判结论公正，避免暗箱操作、司法黑暗。

提要：本论文根据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对民事再审启动事由、再审启动主体，再审启动时限三个部分对我国民事诉讼再审启动制度进行深入探讨。首先分析了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具有未先定，重实体轻程序和可操作性差，以及存在的一些弊端，通过该文进一步提出了根本原因，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程序价值的忽视，首先指出了程序的公正与裁判结果的公正为正向相关的关系。程序越是近于公正，越有利于裁决结果的公正，程序越远离公正，越难保证裁决结果的公正。其次分析了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点，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以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有悖于诉讼职能，诉讼目的以及裁决效力等基本诉讼理论，认为人民法院作为再审启动主体，违背了中立原则，因此，人民法院作为再审启动主体的规定，应当取消。根据诉讼理论，主为只有当事人才是真正启动再审之诉的法律主体。最后，针对我国民事诉讼再审启动受客观真实理念的影响，缺乏对启动再审时间限制，造成大量的案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诉讼效率低下，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不仅是发现事实真正的工具，其还有自身价值，既要体现程序公正，又要满足程序效益的要求，因此应受一定时间限制，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提出了我国应当建立再审时限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再审判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的深入，在民事法律领域更加重视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保护，而现行的《民事诉讼法》颁行于计划经济时代，其所反映的诉讼观念，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需求，尤其是民事再审启动制度的相关规定非常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体现了法院对民事权利纠纷过度干涉的职权主义色彩。违背了私权自治，程序自由等现代民事诉讼的法治理念。

一、现行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一）相关法律规定及特点

1、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条文中，分别为：第177条第1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79条第1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185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2、特点

综观上述条文规定内容，可以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有以下特点：

（1）先确定裁判结论错误，后入再审程序，具有未审先定的特点。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体现了法院系统自身发现生效裁判结论确有错误后，可以自行决定进入再审程序；第179条的规定表明了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结论错误的，可以申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第185条的规定则反映了检察院系统发现生效裁判结论错误后，通过抗诉程序启动再审程序。上述三条规定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虽然不同，但是均反映了未审先定的特点。对此特点有学者已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有些再审理由容易导致“先定后审”，这里显然有个矛盾，尚未提起再审程序进入再审，何以知道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怎么能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依据和理由‘审查属实’？显然这是‘先定后审’的表现”。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所体现出来的‘未审先定’的特点违背了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权利纠纷程序的基本规律，并导致难以克服的矛盾。我们知道民事诉讼程序首先体现为一定的次序，次序就是事情进行的先后顺序或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上排列的先后，诉讼次序就是在法官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参与，通过对话、辩论，由法官根据双方对话、辩论情况，依据法律作出裁判结论，该裁判结论是通过庭审过程，依照一定顺序而产生的结果，该裁判结论正确与否也只有通过庭审过程，依照一定顺序才能得到检验。因此裁判结论是程序的产物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的规定所体现出来的次序却与此规律恰恰相反，先有裁判结论错误，后入审理程序，而且该裁判结论的错误是由未参加原审理过程的法官和检察官独自评价，因此这一裁判结论的错误的确定本身既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次序，又因缺乏双方当事人参与、对话、辩论而丧失正当性，而且这也导致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原因是：

法院确认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后，要首先制作再审裁定书，明确指出原生效裁判的错误，宣布原生效裁判中止执行并决定进入再审程序。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经过审理后，仍有很大比例的再审裁判维持了原裁判结论。如此，再审裁定书指出原生效裁判错误，再审后的裁判文书又维持了原生效裁判，认定原生效裁判没有错误，造成同一法院前后文书自相矛盾或上下级法院文书互相矛盾下级法院否定上级法院的情况。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对此感到不解，一个裁定认定原裁判结论错误，另一个裁定又认定原裁判正确，而且两个裁定均为生效裁定，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权威性也就荡然无存。

对此矛盾，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提出了改革意见，规定“今后再审裁定书不再出现‘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表述，要表述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项的再审立案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条×××条规定裁定如下……’”。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文书表述方式的改革，只起到避免文书表述上的自相矛盾或上下矛盾的效果，这一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因为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依据为法定再审启动事由，法定再审启动事由并没有变，还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才能启动再审程序，再审后裁定维持原判决结论的，仍然同法定再审启动事由相矛盾，因此无论再审裁定书如何表述，都不能改变法定再审启动事由，也无法根本克服矛盾，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措施而已。

（2）注重实体，忽视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启动再审。这一规定未限制当事人举证时限，换言之，无论何时，只要当事人举出新证据，法院都应当撤销原生效裁判，进入再审程序，这种以牺牲司法裁判权威性、稳定性为代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为追求实体结论正确而忽视程序效益的特点。另外该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才能引起再审，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有些再审事由表现出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例如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只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才可以申请再审。这里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显然是指影响案件实体的判决、裁定。如果实体上的判决、裁定正确，即使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成为发动再审的理由，这是典型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表现，是与法学理论公认的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理念相悖的。”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所呈现的这一特点恰是我国民事诉讼的理论误区，并导致司法裁判结论失去当事人信服，丧失司法权威。原因是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中，程序公正能够促进实体公正，缺乏公正程序保障的裁判结论也难以实现实体公正。同样，正如英国古老的法谚那样‘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程序效益也有助于实体公正，裁判结论的权威也有赖于程序效益的实现，而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所缺失的正是程序公正和效益。

（3）民事再审启动事由缺乏统一、客观标准，不便操作。我们知道，裁判结论是通过诉讼程序产生的，在进入程序之前，裁判结论只是当事人头脑中的观念，同理，原裁判结论正确与否也要通过再审程序才能得到验证，进入再审程序之前，也只是当事人和法官头脑中的观念。这一观念因当事人的立场对立以及法官、检察官法律业务水平不同而不同，针对同一生效裁判，一方当事人基于自己的立场认为是错误的，对方当事人则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相反亦然。加之再审程序启动权掌握在法官、检察官手中，难以避免暗箱操作现象的发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再审诉权，也难以真正实现裁判结论公正。以裁判结论错误作为法定再审启动事由所带来上述问题，原因在于裁判结论的正误只是观念上的，缺乏客观、统一标准，而以程序公正与否作为再审启动事由，则能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因为程序公正的标准，体现于具体的程序规则之中，具有客观、统一性，更易于操作，也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再审诉权，抑制暗箱操作，遏制司法腐败。

上述三个特点，实则是法定再审启动事由存在的三大弊端，三个特点互相联系，其核心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出现违背民事诉讼程序规律，导致未审先定问题的发生，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有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发生；正因为对程序价值的忽视，才使法定事由缺乏统一、客观标准，导致法官、检察官主观随意性加大，暗箱操作，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二）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及程序价值体现的基本原则

1、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

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事由之所以存在上述三弊端，其原因在于没有理清程序与裁判结果的关系。程序与裁判结果密切相关，一般来讲，程序公正能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中，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确保双方当事人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可以获得对双方主张、证据进行全面了解和审查的机会，并通过听取双方从各自不同甚至相反的角度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加强对事实真相的全面客观的判断。这与那种由裁判者单独、秘密地从事调查的审判方式比较起来，更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显露和揭示。而且公正的程序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得到尊重，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因此，程序的公正与裁判结果的公正是正向相关，程序越是趋近于公正，越有利于裁判结果的公正，程序越是远离公正，越难于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

2、程序价值体现的基本原则

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这些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主要体现为下列基本原则。

（1）法官中立原则。中立性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因为程序公正必须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来实现，法官是程序公正的人格载体。在诉讼中，法官应当与各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和客观的态度。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两项具体要求：（一）法官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正如英国法谚所讲：“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当法官，因为他不能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二）法官不得对任何一位当事人存有歧视或偏爱。法官中立不仅要求他同争议事实和利益没有牵连，而且要求他个人的价值取向、情感等因素不能产生“偏异倾向”。

（2）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公开作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正如英国古老的法谚：“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民事诉讼程序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开庭前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间、地点，以便公众旁听；（二）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应当允许公众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庭审全过程，包括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宣判等；（三）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裁判结论都必须公开宣告。

程序公开原则的主旨是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使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通过保障程序公正，实现裁判结论公正，避免暗箱操作、司法黑暗。

二、现行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法律规定及其特点

（一）相关法律规定及特点

1、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规定除体现在第一部分已引述的177条、185条之中外，178条和186条也规定了再审启动主体的相关内容，分别为：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特点

分析以上条文可以发现我国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规定有如下特点：（1）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呈现多元性。从条文规定看，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通过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启动下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案件的再审程序，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启动本院生效判决、裁定案件的再审程序；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启动下级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案件的再审程序，下级人民检察院则可以通过上级人民检察院间接成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主体。与世界多数国家普遍只允许当事人作为引发再审程序的法律主体的规定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作为引发再审程序的法律主体，明显呈现多元性的特点。

（2）当事人作为再审启动主体具有从属性。条文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是否启动再审程序由人民法院决定，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可见，当事人只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并无决定再审的权利，其作为再审启动主体具有从属性。

（3）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规定体现了超职权主义特色。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程序，应当体现“私权自治”的法律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民事纠纷方式的选择权，但从条文规定可以发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再审诉权进行了限制，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相反却赋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极大的权利，他们可以不经当事人而依职权自主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民事权利纠纷进行主动干预的超职权主义特色。

（二）对民事再审启动主体的思考

规定法院作为再审程序发起之主体，除了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中可以见到外，几乎再无相关之佐证。如《苏俄民事诉讼法》第320条之规定，允许相应级别的法院院长可以提起抗诉的方式引起民事再审程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与前苏联一脉相承，前苏联相关的法律规定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关于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的规定也不例外，人民法院是从审判监督的角度启动再审程序，纠正原生效、裁判的错误。

目前，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的规定，理论界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但观点不尽一致，有的学者持不完全反对的意见，认为：“法院一般不主动发动再审，只是在原审根本有违审判的正当性，涉及司法基础时（例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确定判决既判力相矛盾的），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表示不申请再审的，才由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也有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认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人民法院发动再审，违背了判决效力的基本理论。”“公权启动再审，权力主体不具备诉权，不是适格当事人。……公权力启动再审，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公权力启动再审，与民事诉讼目的相违背。……公权力启动再审，与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冲突。”笔者持完全反对的意见，理由有三：第一，根据诉讼职能区分和制衡理论。该理论是指：“参与审判活动的主体在诉讼角色、功能和作用方面的分工。具体而言，是指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标，而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固定地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担当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发生复杂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各方在审判中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不同，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在性质、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就具有了质的区别”。根据该理论，诉讼职能分为裁判职能、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三种职能互相制约，构成等腰三角形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人民法院拥有且仅拥有裁判职能，原告拥有控诉职能，被告拥有辩护职能。为充分实现各自职能，保持这种平衡状态，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坚守消极、被动、中立的角色，坚持“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居中行使裁判职能；被告则通过积极反驳和抗辩来完成辩护职能。若允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等于在再审诉讼中，人民法院超越了自身职能，越俎代庖，行使了只有原告才能行使的控诉职能，既违背了职能划分的基本要求，又必然削弱辩护职能，破坏三职能的平衡，制约状态。

第二，根据诉讼目的等相关理论。民事诉讼以解决民事权利纠纷为根本目的，民事权利属当事人私权，当事人拥有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可以延伸至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当事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提出起诉、上诉、进行诉讼和解甚至自行撤回起诉、上诉，都不应受到不当干预和限制。若允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违反了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再审案件，当事人被动应诉、疲于奔波，通过诉讼所获取的利益甚至不及支出的诉讼成本。

第三，根据裁判效力的基本理论。裁判因宣示或送送后，就发生一定的形式效力，即，作出该判决的法院，自判决成立后，即受其拘束。以后该法院在同一审级内不得自行撤销或变更，其他法院不得就同案件作出新的判决，也不得随便变更或撤销原判决。若允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实际上人民法院便不再受裁判拘束力的制约，那么裁判的权威性、人民法院的威信也就荡然无存了。

综上，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应完全取消，人民法院应完全保持消极、被动和中立的地位，正确地行使裁判职能。

理论界的分岐也十分突出，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取消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把当事人申请再审行为发动再审程序唯一的途径。

第二种观点是检察机关抗诉监督在现阶段不仅不能取消，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一制度，使之在程序上更合理，更具有实效性。

第三种观点在加强和完善现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方面的意见与第二种观点比较一致，只是不主张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反对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认为第二种、第三种观点忽略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性质、法律地位，盲目照抄照搬国外的做法，因而缺乏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纠纷的程序，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的属性，决定了其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民事诉讼，包括民事再审程序。同时，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也有悖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

根据诉权理论，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权利纠纷，要求法院进行裁判的权利。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限制权利人通过自力救济实现自己权利的内容，而规定权利的实现要通过公力救济来达成。可以说，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强调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规定的权利获得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当权利人基于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主张时，国家不应拒绝权利人的要求。换言之，诉权是权利主体向国家提出裁判的权利，国家设置审判机构就是为了满足公民诉权要求的，法院没有拒绝当事人诉权要求的道理。诉权作为公民要求国家裁判的权利已经成为国际最低人权保障标准。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却恰恰相反，法院有权自行决定再审，决定再审成为了法院的权利，既然成为法院的权利，法院就可以行使这一权利，也可以不行使这一权利，而当事人申请再审本应享有的诉权反而变成了法院行使权利所考虑的因素。

当然当事人行使诉权并不是无任何限制的，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为诉权是程序性权利，这些条件也只具有形式性要求。

综上，笔者认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只能是案件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不应成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目前我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还很不完善，完善的途径是建立真正的再审之诉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1）、当事人依诉权决定是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法院不能拒绝当事人的诉权申请。（2）、改革现有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使再审事由符合形式性，客观性要求。（3），完善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增强审查透明度，规定审查的具体时限，建立救济制度，对审查超时，驳回再审申请的，赋予当事人一定的救济手段。

三、民事再审启动时限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及存在问题

再审启动时限是指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启动再审程序的时间限制，包括短期期限和长期期限两种情形，短期期限是指当事人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至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间，长期期限是指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不得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间。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既没有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短期期限，也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长期期限，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只要确认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须考虑判决、裁定生效时间长短，就可以启动再审程序。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却有明确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再审之诉，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都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信息来源。因此，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申诉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加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无期限性，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司法实践中，很多生效裁判经过几年时间仍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申诉进入再审程序，并最终得到改判。也正因为如此，当事人对裁判的确定性、稳定性不再信赖，缠诉现象大量发生，生效裁判迟迟得不到执行，已经影响到我国司法裁判权威的根基。

我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没有真正确立再审启动时限制度，原因是认识上存在误区，如前文所述，我国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有错必纠”为原则，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发现事实真相，民事诉讼程序只是发现事实真相的工具，为了发现事实真相，可以不考虑时间因素也无须顾忌裁判的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通过职权主义的方式，随时启动再审程序纠正裁判存在的错误。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不仅仅是发现事实真相的工具，除此之外，其还有自身价值，既要体现程序自由、程序公正，又要满足程序效益的要求。时间作为程序效益的基本要素，为当事人和法院所共同考虑，当事人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满足权利要求，而法院代表国家也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因此，现代民事诉讼理论要求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必须符合程序效益价值，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规定有相应的期限，比如，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各个阶段和其本身均有明确的期限规定，再审程序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应例外，启动再审以及进入再审程序后都应有明确的期限规定，以满足程序效益的要求。

（二）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及完善建议

目前，各国规定启动再审期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只规定多长时间内应当发起再审，逾期则丧失发起再审的权利。这种期间一般规定为1至3个月，计算方法一般从当事人得知再审理由时起算。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96条规定：“再审之诉的期间为两个月，限期自当事人得知他要求再审的诉由之日开始计算”。二是除规定发起再审期间外，还规定不能发起再审之期间。这种方法使发起再审之权利经特定时效之后，绝对地丧失，从而限定再审程序无限期发起之可能。有关不能发起再审之时效期间规定较长，一般为5年，且皆以裁判生效之日为起始计算日。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86条1、2款之规定，便采取了这种方法。该条款规定：“再审之诉应在一个月的不变期间内提起，此期间自当事人知悉不服理由之日起，满5年的，不得提起再审之诉”。日本、台湾、澳门等国家或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就再审发起期间的规定，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方法皆基本相似。

借鉴国外有关再审期限的方法例，笔者认为建立真正的再审之诉除取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再审启动权外，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的现有规定仍有不足。再审期限包括再审启动期限和进入再审程序的期限，再审启动期限又包括长、短两种期限。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再审启动期限中的长期期限，即二年的除斥期间，也规定了进入再审程序后按照作出原生效裁判的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的期限执行。笔者认为应补充规定当事人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至提起再审上诉的短期期限。

参考书目

[1]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

[2]章武生，《民事诉讼法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

[3]王宪周，《当前审判方式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检察与审判，2001年，总第21期

[4]王胜崇，《取消民事抗诉制度之我见》，检察与审判，2001年，第39期。

[5]张娅娅，《现行民诉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几点思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