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视范文10篇

再审视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体育课程;新时代;课程改革

党的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新课改”的理念日益完善，体育教学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然而，当我们冷静再审视这些变化时，新的困境接踵而至，研究学者对学校体育课程改革都各持己见，但很多见解是过于表面文章，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仍处于不断完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困难重重，不管是改革的外部运行环境还是内部的发展机制，学校体育课程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但也存在着掣肘其发展的“瓶颈”，严重抑制了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内生力，因而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已势在必行。

1新时代掣肘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主要问题

1．1整体与部分的脱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联系脱节，各个部分的协调推进机制产生了冲突，怎样在部分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整体的发展，以及怎么在整体发展的下去规划部分发展，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学校体育这个部分的发展应该联系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共同推进体育的发展，但是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之间的壁垒仍未被打破，条块分割的发展模式阻滞了体育功能的合力作用。体育教学主要目标往往被定义为提高身体素质和传授“三基”(基本技能、技术、知识)，于是，技能形成理论、运动负荷理论备受重视，教师在课堂上过分强调运动负荷的控制和技术教学的精雕细刻，体现出了极强的科学性倾向。课程教学中过度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制和技术的传授，学生沦为掌握“三基”的“工具人”和传授文化的“载体人”，而忽视了体育教学即时性的发展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摧残，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人文性的缺失。1．2体育课程内容的千篇一律，对改革内容认识的过犹不及。学校体育课程不同学段皆有相匹配的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学内容，但是办学条件的限制和对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以及教材衔接的问题，很多运动项目无法开展或者不敢开展，导致了教学内容低水平重复和“蜻蜓点水”的现象。简单的重复和浅尝辄止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的健康未得到一个“质”的保证，小学到中学的过度在体育课程发展中未得到一个“度”的提升。因为过度解释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很多学校的体育课程形式成了“放羊式”教育，让学生肆意的发展，忽视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和老师的价值，以至于学生的健康得不到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发展。课程标准贯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目标，但很多学校过度解读这一目标，使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安排偏移，大部分时间去强调课堂的娱乐性，而弱化技能教学和体能锻炼，学生的体质健康根本未得到保障。在前几年“快乐体育”开展的如火如荼，经常可以在优秀的教学案例中发现，整个课堂充满了欢声笑语，学生都踊跃的参与到体育课堂当中，但是欢声笑语之后，学生们的体质根本未得到一个“度”的保证，教师一味地追求课程的趣味性，却忽视了体育课程的核心价值。过度的在课堂上运用花里胡哨的器材作为辅助，这些辅助的器材虽然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却没考虑这些器材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价值。1．3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盲目的引进与承袭。客观的讲，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在纵向上不仅受到本国的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在横向上同时受到同时代先进国家的影响。在学校体育课程设计中盲目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引入我国，却呈现处“水土不服”的症状，导致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也只是一个空壳，实际的作用微乎其微，受本国的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学校体育的改革得不到创新，一味的继承传统的课程理念，导致课程体制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体育课的内涵未得到丰富和发展。1．4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浅尝辄止，没有从问题的内因着手。仔细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体育课程改革嬗变的因由，发现体育课程改革内容的每一次制定或修改，主要是来自于诸如引进国外体育改革的先进理念、学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背景的变革等外在诱因，却没有从体育学科固有历史内在诉求出发。诚然，这些外缘性因素必然对体育课程文化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课程的发展，但是，若果只是遵循这些潜在的、外在的诱因来研究体育课程文件的变革，显然是不周全的。1．5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脱离实际在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中，改革内容往往是从先进国家和知名专家的思想中提炼而来，制定出了一套理想化的改革模型。但往往人们的意识脱离了存在，没有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导致理想化的改革模型并不能适应中国课程改革的大环境，在实际应用中问题百出。经验式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屡见不鲜，很多老师通过长期的教学习得了属于自身的一套教学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在教学过程中看起来有条不紊，但由于自身的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没根据学生条件、时代等不同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束缚自身的思维方式，萧规曹随，限制了自身的创新能力，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想象力。1．6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在实施中理论超前，行动滞后。谈及我国的学校的体育工作，有一句流行的话讲起来就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学校体育的课程改革一直“在路上”，也颁布了很多的相关的改革文件和政策，但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大相径庭，没有遵循文件和政策中的相关要求，一切都在喊口号，并没有经世致用之学，只达到了对方针政策的感性认识或者理性的认识，并没有真正过度到实践过程中。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学校和老师并不知道相关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文件和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学校，很多当地政府机构也了解这种情况的存在，却对其置之不理。

2新时代“马哲观”语境中对学校体育改革的再审视

2．1重视部分，统筹全局。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提倡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当下学校课程不仅应重视德育、智育和美育，也应该重视体育的发展。学校课程改革应严格强调体育课程的重要性，不允许其随意被其他课程所替代，提高体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分量。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还需要社会与家庭的协同作用，如果只凭借学校单方面的助力作用，体育课程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学校体育发展比较好的国家，诸如美、英、德等国都是由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管理。必须统筹社会与家庭，家庭如果不重视孩子的体育发展，学生对体育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扭曲，只会使孩子被动的接受学校体育课程，对体育持有消极的态度。假如社会能够重视体育课，视体育课程为重要的课程之一，那么学校体育课必然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打破了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之间的壁垒，体育功能的合力作用才会得到积极的发展。学校体育课程目标应由片面的强调科学性向注重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不仅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运动技术和身体素质，还需要提高学生人文方面的素质，在体育课程目标中，科学性和人文性应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一个成功的教育改革关键在于工作的连续性、条理的清晰性和整合性。2．2强调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保持适度化。学生的身体特性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各个阶段素质的敏感期是截然不同的，各个阶段所学习或训练的内容不仅在量(规模、速度等)上要有所变化，还要有一个质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不应该是各个阶段的简单重复和“蜻蜓点水”，很多老师出于对学生的安全的考虑，认为该阶段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负荷的困难内容，就脱离课程标准，自作主张按照自己的经验行事，没有认识到这个阶段学生应该所承担的负荷，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是根据学生这个阶段的实际状况而有针对性拟写的，是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实践得出来的结论，老师不应该质疑其科学性，应该根据要求充分落实。不能绝对化定义学生和老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角色，应适度的理解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老师的启发是不可或缺的，学生的创新思维也是不能落下的。不要刻意去比较两者孰轻孰重，只有两者协同推进，学生才会得到合理化的发展。对“快乐体育”的误解是因为过度追求课程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所导致，忽视了体育课程的核心价值，学校体育课程的核心价值是将增进学生的健康作为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追求课程的趣味性是课程的衍生价值。课堂中应该把握好度，趣味性和娱乐性是基于学生的体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而衍生的目标。“快乐体育”理念应该推崇参与体育而感到快乐，而不是为了快乐而参与体育。2．3有选择的去芜存菁，杜绝全盘的肯定与否定。改革必定会与传统的习惯发生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新的行为习惯，但改革应是在本来的基础上进行的“扬弃”和创新，而不是纯粹地否定和颠覆。自我的肯定和否定都是对的，但是不能完全摒弃或接受传统和外国先进的理念，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与时俱进中加以完善。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实质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性的肯定与否定，立足于本国特点，辩证看待过去传统改革思想和外国的先进改革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跟风，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肯定到否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再到肯定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周期，上一个周期和下一个周期是无限交替的，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保持事物的存在的肯定方面和促进事物灭亡的否定方面。人们经常片面看待问题而导致观点的绝对化，在改革中不断发现种种问题，便定义这次课程的改革是失败的，并没有清楚认识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根据某阶段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加以完善的，所有的教育主动权都会去预估潜在的益处，避免缺点，一直在不断完善和修改。2．4坚持内因为主导，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在每次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往往会发现改革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就简单定义为改革文件和内容存在错误，以至于每次体育课程改革文件的制定和修改都只在表面进行，没有去发现真正的内因。体育学科有自己固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史，体育课程改革内容的制定和修改理应当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学科逻辑，这是体育学科自身独立品性彰显的需要，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应按照逻辑路线进行本我建构，从体育课程本质属性出发。2．5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学校体育改革中，不乏很多先进的改革思想，无论是专家们的思想，还是外国先进思想都数不胜数，面对先进的改革思想，应选择性的纳入，而不是随风而靡。纳入的前提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国内的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体育课程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纳入实施。老师经验式教学方式也应该得到改正，时间在改变，时代在发展，学生的特点也在改变，教学过程中的方法也在更新，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教学实施。想进一步更好的进行改革，就必须做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有落实到每个地方，每个学校，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步。2．6落实于实践，忌一纸空文。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多么完美的课程改革方案不去付诸于实践，那么就只是白纸一张。既然课程改革文件颁布了，就要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进行贯彻落实，只有进行了实践，课程改革的效果才能呈现，才能够知道这次课程改革的可行性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不足，才能完成实践到认识，认识到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正，然后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完善。

3结语

教育政策和改革在现代社会变革和权力关系的社会调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现学校体育课程的有利变革，就必须突破原有的封闭式思维，就必须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进行变革，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有助于课程改革领导者，课程改革方案的修订者以及教师等在面临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时，不会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使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更科学化和人性化。该文分析了整个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典型问题，运用“马哲观”剖析了问题以达到批砉导窾。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常见的、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虽然在问题的涉及上不能列出全部问题也不可能列出全部问题，但选取的问题都是具有代表性，在分析其它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同样可以深厉浅揭。希望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能够盈科后进，学生的体质和身心健康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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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视范文篇2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内核

（1）、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是与农业的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史都表明，农业家庭经营不仅能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而且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很高的条件下，农业的大部分仍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无论是人多地少的日本，还是人地比例中等、经济发达的西欧，甚至在人少地多、农场面积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家庭农场也占绝大多数。1982年，美国个人或家庭经营的农场占89%，如果把其他形式的家庭经营计算在内，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占农场总数95%。①家庭之所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其一，土壤肥力的可培育性与遭受破坏后土地生态的不易恢复性要求经营者相对稳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主人翁精神，且能从长计议；而农民家庭结构稳定性较大，凝聚力强，容易集中意见，统一行动，有利于发挥高度自觉性与主动性，长远打算，趋利避害。其二，农业生产对象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受外界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与效率相差很大，农业生产者投放于农业生产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准确计量与核定，造成农业经营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劳动量进行收益分配的困难；而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农民家庭，与其他经营单位相比，其成员感情深厚、利益更为一致，其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有效地解决收益分配的困难。其三，农业生产作业项目，对劳动者体力和智力要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点；而农民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上的多层次、多样性正好与此相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各种劳动力，恰当地进行劳动分工，通过家庭成员相互默契的合作与协调，提高作业质量。

（2）、有利于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家庭联产承包使粮食生产快速增长，促进了农产品购销制度改革，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代之以合同收购，密切了农业生产与广大市场之间的联系。农户除了按合同规定完成承包生产任务外，还可以自购生产资料发展其他自营经济，独立进行商品生产。1992年，全国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3584亿元，比1978年的707亿元增长4.07倍，其中农户占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占54%②.这说明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基本单位和市场主体。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92年底，全国(缺西藏、广西、青海)已有各类农民专业性合作与联合组织14328个，在一、二、三产业中的分布比例为29.1∶23∶47.9。③这表明农村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在规模和产业分布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3）、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双层，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是以土地公有为纽带、以村为范围的以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为主的一种社会合作经营。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分散经营因土地规模过小而效益不高的问题日渐突出，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经济不合算的事情(如农田水利建设)，而集体经营层次所具有的生产服务、组织协调和资产积累等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限性，可以在不改变农户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在较大范围内协调和统筹人力物力财力，采用先进技术，开发、加工和利用当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发挥规模效益。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并不排斥效率，这种情形类似于帕累托效益(ParetoEfficiency)——如果没有方法可以使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好一些而又不致使另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差一些，那么这种经济情况就是帕累托有效的。从1985年起，以粮、棉为主的土地经营快速增长的势头减缓，生产出现“徘徊”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合理性因此受到怀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妨害了土地经营规模效益的实现。但是有关规模扩大的观点过分偏重于促进规模经营的制度框架，忽视了如何处理被排挤在农业之外农户及农业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如果不能保证放弃土地的农民获得不低于经营土地的收益，那么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不仅可能是非效益的，而且可能因为妨害公平而影响社会稳定。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改造传统农业关键是要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并使各生产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小规模并不等于无效率，大规模也并不能得到高效率的结论。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并不排斥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相反，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却能够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不足

按效益原则流转是一切稀有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必要条件。在国民经济已基本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起来之后，农地作为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和基本生产要素，只有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流动，才能实现诸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

再审视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再审视范文篇4

关键词:注册制;市场监管;权利配置

注册制是我国近年来金融证券市场的热点议题，从科创版试点推行取得补数的成果，到几经修改的《证券法（草案）》正式通过，直到2020年3月1日《证券法》正式生效，我国终于迎来了证券市场全面注册制的时代。实施注册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良性发展的一大标志，既有与国际金融制度接轨之意愿，又在实质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态度。在注册制背景下再解读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从变化中更好的把握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内涵，可以从几个方面谈起。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至今不过三十余年，但已初步具有大国规模。经济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制度的保障，同时倒逼着监管制度的进步。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相应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摸索中进步，不仅与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也同国家管理体制相协同，可以将我国的监管制度大致分为四个变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至1992年，我国的监管制度还处于摸索时期。1986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的年头，在头几年，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特点，规划都还是两眼一抹黑，导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也颇为混乱，呈现出地方性、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监管部门冗杂重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甚至于国家工商局、外管局、税务局都负有监管职责，多监管主体并不利于市场监管工作的开展，反而大大降低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的权威性[1]。另一方面，监管方式和内容都不完善，市场准入审核批准程序复杂，后期市场管理被忽视，市场乱象难以得到惩处，整体监管制度都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阶段虽然建立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但是制度依据明显不足，较为权威性的规定仅有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立法缺失和经验不足，监管权力依然完全依托于政府，市场的自律机制无法落实。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至1998年，可以说是我国证券监督制度的初步成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设立，意味着证券监管的国家机构开始出现，国务院也逐步出台了一些暂行管理条例及办法，全国性的监督制度开始建立，对市场的持续性管理行为有了依据和可操作性，这一时期监管体系体现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模式。第三个阶段是近年来证券监管权力逐渐集中统一的阶段，国务院的规定明确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审批和监管证券经营机构的组织，承担了监管证券市场的职能，随之颁布的《证券法》确认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至此开始了证监会统一管理的制度模式。这一阶段卷管已经趋向统一化，但该模式下也尚存其他国务院部门行使部分监管权的情况。在经济腾飞的东风中，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发展迅速，相关法规也在不断出台，管理手段随之进步。这一阶段监管体系依然是行政主导，这也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本质息息相关。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深入发展，监管行政化，审批制的弊端也逐渐凸显，政府过度监管导致市场的灵活调控优势无法发挥，如在股票市场出现的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差距巨大的现象体现了经济调控和法律监管手段的混同导致的市场混乱，审核权限过度集中导致的公司的上市成本高昂等等。第四个阶段以注册制的出现为标识，体现在在监管责任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监管的重心出现了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便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强调市场发挥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出“不适应的监管制度”是阻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难题，必须要解决。从科创版注册制试点，到如今修订的《证券法》正式确认注册制，经济制度的改变也意味着我国监管制度的改革到来的应然。

二、注册制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内涵透析

注册制的发展可谓是大势所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注册制已经逐步成为成熟的证券市场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决定了要建立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就要让市场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把握对上市公司估价话语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行政干预[2]。在实行注册制的资本市场中，各个职能主体的分工有所变化。证券监管机构不负有实质审核发行条件的义务，只要审查股票发行人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认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全面性，公司的合规性审核权能则归于证券交易所，而投资者则需要承担市场机制下的监督责任。现阶段下，我国讨论证券监管制度的问题，既是市场与监管的责任边界划分问题，也是公正与效率的权衡取舍问题，核心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行政监管的关系[3]。对市场和政府的监管角色定位存在着不同理论，从支持监管的市场失灵理论，到反对监管的政府失灵理论，都需要依据我国当下国情来选择。在我国证券市场早期，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是也必要的，新兴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需要依赖政府的集中管理。但随着如今市场规模的几何倍增长，一味的依赖于政府监管无疑降低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因而推行自律管理组织担任主要政策执行者，加强一线监管，促进监管职能下属化更有利于提高监管效能[4]。在我国推行注册制下的市场监管，主要奉行三个原则：一是自律监管优先原则，政府监管机构对自律监管权力予以尊重，推行自律监管组织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基础性的监管，而国家证券监督机构只实行间接监管。二是政府宏观监管原则，政府不参与具体的监管实务，而是主要担任制定政策及规则的角色，对自律机构等进行授权和监督即可。三是监管效用原则，证券监管制度的涉及应当将监管成本、监管效果、监管效率等进行综合考量，在市场监管主体之间进行最佳证券监管权力配置，形成良好的监管协作关系[5]。

三、注册制下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权能体系

证券监管模式改革和变迁的过程就是在政府监管及自律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过程，我国推行由核准制向注册制改革目的也在于此。在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础上，我国证券市场不同参与主体的监管权能体系发生了相应改变。从公权力的监管角度来看，政府监管权的变化主要在证监会的职能转变上，注册制的推行促使证监会的监管责任重心发生了转移。一方面，从监管方式来说，证监会从直接监管转型为间接监管为主，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规则、建立证券交易所考核机制等方式加强对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督促证券交易所准确、合规的开展审核工作，将不擅长的实质审核任务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低效监管模式进行变革，无疑保证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另一方面，从监管时间来讲，注册制下证监会只用对上市公司进行形式审查，将公司披露信息的审核与监管的着力点放置事中和事后，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市场包容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政府与市场共同承担信息披露审核的职能，有助于防止由于职能过载所导致的发行审核效率放缓和信息披露发行审核质量的提高[6]。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市场自律监管职能则需要证券交易所和中介机构进行承担。监管权力责任归于市场，在核准制下缺失的市场主体从监管体系中的配角在注册制下转变为了主角，而证券交易所无疑就是市场监管的主角中的主角。由于证券交易所处于证券交易的一线，对证券交易具体操作、重点关注事项、违法违规操作行为都更敏锐更清楚，证券交易注册制开展效果如何，也要依赖于证券交易所能否顺利完成权力承接与转型。作为职权下放承受者的证券交易所只有提高自律监管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应有职能，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在注册制推行下，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是需要正视的问题，对于公司的上市条件、持续性的信息披露、强制性退市制度都提出了要求，而这些也是需要证券交易所需要去负责的。除此之外，证券交易所身负双重角色，一是公司上市行为的审核人，而是公司发行行为的发行人，这样也对证券交易所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才能避免注册和审核之间模糊不清。发行人的自律监管责任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的义务要求。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质量既影响了股票发行上市的成败，也影响着投资者对市场形势的判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上市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7]。最后，证券中介机构也是市场监管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在注册制的大步迈进过程下，保荐机构的勤勉义务的加强，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水平的提升也应当是这个监管体系建立中需要更为注意的一个环节。

四、结语

注册制的推进过程也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变革进程。监管的目的是保证行业有序发展：一方面，在注册制背景下政府的监管权的让渡与自治组织的监管义务应当嵌合，促进职能重点从准入的监管到信息披露的监督，构建更合理高效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监管体系的多层次化也是大趋势，这也对监管主体的能力和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注册制的全面推行，政府监管的范围、自律组织监管的方式也会不断进步，构建合理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谭亚，汤鹏主．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J].时代金融，2017(14):162-163．

[2]聂庆平．对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几点认识[J]．清华金融评论，2019(10):20-22．

[3]《证券法》的市场与监管分析[J]．政法论坛，2019,37(06):115-129．

[4]鲍颖焱．中国证券监管权配置、运行及监督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9．

[5]廖伟．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配置研究[D]．重庆大学，2018．

[6]陈邑早，王圣媛．论中国式注册制信息披露革新：理念、实践与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12):22-28．

再审视范文篇5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1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

例如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4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6月11日，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要求地震灾区有关部门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安排的救灾资金和接收的社会捐赠资金统筹安排，做好倒损房屋农户的住房重建工作，并对重灾区给予重点安排。但在自然灾害中，财政转移支付运作中还存在1些问题。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分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1套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3部分构成的、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制度。近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的功能得到进1步发挥。但是，由于受到1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1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

（1）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税收返还的设计合理与否决定了整个制度的合理程度。但是，我国的税收返还仍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较强地区的倾斜原则，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并且，税收返还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央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地方财政对这部分资金具有最终决定权。

（2）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财力性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重要手段，应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由1994年的99。38亿元提高到4731。97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由21。6%提高到51。8%，但实际比重仍然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中有相当1部分具有专项用途，易与专项转移支付混淆，也与其本身的均等化作用相悖。

（3）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各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2006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已由1994年的36137亿元增加到441158亿元，年均增长23。2%。专项转移支付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并非好事，因为，在3种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是最多的。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其分配方式的不规范。现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没有按照因素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主观臆断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地区和拨款额，直接造成款项的分配过程不透明、项目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入零星分散，多头申请、重复要钱的状况时有发生。其次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了扶贫款、救灾款等少数几项之外，拖延、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

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法制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健全的法规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从1995年财政部制订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直到2002年改为《1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来，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并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法律，客观上降低了转移支付制度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不仅如此，我国没有专门机构对转移支付进行统1安排和管理，人大和审计部门对转移支付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审计、绩效评价机制，影响了制度的权威性。

规范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须立足长远，循序渐进地对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规范。近期目标应是逐步规范地方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远期目标应是在分税财政体制趋于完善的情况下，抑制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工作亟待落实：

（1）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应进1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如《财政法》、《预算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加以规范。特别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同时，应制定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和分配公式等作出统1规定。

（2）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

进1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在进1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消解非规范化的税收返还等补助形式，将转移支付的重心由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转向1般性转移支付。

1。税收返还。逐步缩小税收返还规模，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是进1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然方向。可以保持现行税收返还运行方式不变，每年从对各地的税收返还额中分割1定的比例，结合中央部分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或者保持税收返还基数不变，不再实行基数法运算的逐年滚动。这样可以获得1部分资金并结合中央的增量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

2。财力性转移支付。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县乡奖补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转移支付都是特定改革和政策措施下增加的转移支付，具有专项用途，将其归入专项转移支付中去更为确切；如果不能并入专项转移支付，可以考虑按因素法计算确定，将其列入1般性转移支付中。同时，应适度提高1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可确定1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占中央财政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与增长速度，并制定1个中长期的增长目标和资金来源扩展计划，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

3。专项转移支付。首先，专项转移支付要投入到教育、农业、环保、救灾、社会保障等国家重点支持和必保的项目；其次，要逐步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控制其范围和规模。要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科学分类，清理、压缩现有项目，严格控制其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过程；再次，要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透明度。每1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设立、审批、分配和使用，要做到有合理明确的依据和操作规程，做到坚持公开、公正、透明、效率的原则。

当然，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必须进行1系列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政治体制、户籍体制、国库体制、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政府审计体系等，使之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张恒龙，陈宪。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7

再审视范文篇6

关键词：高中教育学校评价教育质量学校效能自主变革

一、问题的提出

因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每一个人看待教育质量的标准和要求都不同，其结果随之也就存在差异。就同一所高中，不同的人对其教育质量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站在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教育质量”可以说是一个“定义最差”的概念。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人们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没有统一标准可依。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但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只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实践导致了各类问题，使人们对我国的学校教育办学质量提出质疑。教育质量问题开始进入社会各界的关注视点，并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各地教育部门要把检查评估学校教育质量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2007年11月国家正式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在成立大会上，周济部长指出：“要通过监测，全面准确把握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状况，科学诊断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基础教育发展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和教育管理的规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通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对高中教育质量的评价，逻辑上讲，评价主体可分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由家长构成的社会、学术团体（或中介机构）、学生（作为受益者）以及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性评价，强调教育要为国家未来发展服务，强调学校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执行以及学校是否能培养合格的国家需要的人才，注重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一种较为宏观的评价；学术团体的评价，注重理论及其体系，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常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是一种说服力较弱的评价；学生理应是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一种最为真实的评价，但往往比较肤浅也比较片面；学校的自我评价，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学校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在我国目前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现实中，缺乏学术团体或中介机构的评价，学生也很少成为评价的主体，行政性评价表面上处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是社会性评价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社会性评价与行政性评价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导致学校处于两难境地，结果出现了“学校究竟听谁的”的僵局。因此，学校作为自身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要在整合行政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之间平衡的基础上，确立一种自己的教育质量观和教育价值观。

二、树立“整体动态”的全面教育质量观

1、学生素质及其发展潜能和程度；就学生素质的内涵，国家提出了具体的高中培养目标，这是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基准。学生的考试成绩只代表着学生素质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比如考试考不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也考不出学生的情感和心理特征。所以我们这里更加强调的是学生素质的全面性、基础性、和谐性和潜在性。身体不健康、心理不正常、道德低下、自私自利、高分低能等这样的学生都不符合国家的基本要求。另外，教育质量的高低，一定还要看学生的进步程度和未来的发展潜能。毕业时学生水平相差无几的两所学校，由于入学时水平相差很多，这两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不同的，尤其要看这两所学校学生的理想追求、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创造精神等相关的发展潜能。

2、课程教学及其发展程度；课程及其结构是决定学生素质的重要因素，是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是学校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学校课程体系的标准不外乎就是合目的性、针对性、均衡性、弹性、实效性、发展性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学校课程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确保国家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格；另一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要和兴趣，为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设足够的空间。课程能否对学生产生影响、怎样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又取决于教学。对教学的要求，应该包括目标的明确性、内容的丰富性、方法的适切性、形式的多样性、师生的交互性、过程的生成性、课堂的生态性以及生命性。

3、教师专业化及其发展潜能和程度；教师专业水平是决定教学成效和影响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管理的重要部分。一所学校的教师专业水平低下，肯定不可以说这所学校有很高的教育质量，教师专业水平和素质必将成为教育质量的重要部分。教师专业一般要包括职业道德、专业理念、专业精神、学科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教育教学能力等诸多方面，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得益彰。比如一个教学能力比较强的教师，如果他的师德很差，或者缺乏专业精神，他都不会受学生欢迎，不能成为一个好教师。显然，在不同的学校里，教师接受不同的培训和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也不同。教师专业化应着眼于教师自我更新、自主建构、自觉反思的意识和能力的发展。

再审视范文篇7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定位

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环节之一。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理由，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新形势下面对高度教育的新机遇，如何把改革的成果落实到教育之本的终端上，进而促成高等学校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给高校教育的基本环节，更是核心要素的体育教师背负上了新的历史使命。

1.不同是生产方式体育教育的定位

在农耕社会，为了维持生存的基本生存资料而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都是由人身体力行的全身投入进行的，人从头到脚都在为生产活动而运动着、锻炼着，体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社会没有必要对他实施体育。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用不着让人力车夫参加田径运动。进入工业时期，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大批农民站在分工日趋精细的工业生产线上。人类的自我超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得人类自我的生存环境不断趋向人类自我满足的方向，人类也因此得到了不断的进化。也就是在人类踏上进化走向文明这个欣然的不归之途，人类的退化与背离也开始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体的退化与背离。工业社会的始现、人类的劳动方式以身体多种多样的运动与锻炼过渡到渐趋简单、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式的机械化的操作，大大弱化了身体生物化的健康发展。体育是人类生产方式变革下的新生产物，近代体育是工业化的副产品。文明程度的增高是以体质的弱化为垫脚石的，但它给人们带来了固定的工作以及富足的闲暇时间，也给体育铺上了滋长的温床。产业革命后，手工生产又逐渐被机器化生产所代替。机器化生产所要求的劳动力不仅慷慨陈词于文化素质的要求，对相应的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也提出了既定的要求。社会的发展对“增强体质”的客观需要由此就指向了教育，从此体育以“显贵”身份走进了学校这个庞大系统。为了完成社会的这个指向性功能，学校体育在蹒跚中成长并逐渐壮大。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走向了空前的鼎盛，体育的发展也走向了恒古未有的全盛时期。人类现在面临着的是超工业社会。人类在挣脱了农业枷锁的同时，又在极力挣脱体力劳动的枷锁，参与着脑力劳动的大力发展与体质弱化的背离过程。信息革命的到来将人类的体力劳动缩小到史前的最小范围与最低强度，只是经济使人的体力变得更缺乏意义，而分散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使强制性体育的领域迅速萎缩。未来社会将是一个高自动化、高效率而体力劳动参与较少、闲暇娱乐时间不断增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体质“生物性”用进废退的背离过程不断深化。在如今只是经济膨胀的时代，学校体育异化为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刻板教育，甚至于从德智体的口号中降为智育的陪衬品、理性的附属品。走向泛机械化的身体教育发展方向，学校体育“增强体质—提高劳动—发展经济”的陈旧发展思路已被知识经济下人本论的呼声所唾弃，学校体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生物性效果的层面上，它浸润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着人类的自我呵护，以人为本，追求人本位的健康，是知识经济时代下体育教育的必然归宿。

2.高校体育教师的主体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统一

社会的变迁推动社会的进步，当今社会充斥着信息的高度整合，知识的极度膨胀，各行业、各领域都在经历着蜕变过程。高校体育教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继承活动，同时也是理性对人存在的自然性的规训过程。教育从人类发展的大前提来说，是以人类摆脱愚昧无知走向文明的过程。人类在接受规训的过程是在不断完善人的自然存在性，是为了满足个人意识随意舒张的欲望，但人的社会存在确实以暂时压抑人的自然存在性发展为代价的，以人的自然存在性为终极目标的。两者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同时，两者又相携发展。高校体育教师从属于高校体育教育，就不应当过分沉没在其自然存在性扩张所给予的自我满足的良好体验中，做一个识时务的才俊，想体育教育之所想，急体育教育之所急，成为一个忠实的“社会囚徒”。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接受“规训”的初衷得到更好的满足。高校体育正在历经蜕变过程，人性复归，人格完善，人文关怀和主体解放、个性解放的新文化推进了高校体育的改革创新，也给高校体育教育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体育教师，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把国家改革的新举措切实落到实处，把自己积极融进这个蜕变之中，这才是让自己的存在之本得到尽善尽美的上上之策。

3.体育教师的再定位

3.1体育教师的“育人”定位。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高校体育教师应该把“育人”放在教学实践过程的首位。面对有着一定雏形价值观、人生观的新生一代，如何帮助他们形成正确而坚定不移的价值观，确立成才先成人的人生观，作为一名合格的高校体育教师靠的不是虚无渺茫、空中楼阁似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学生更多的是对自己感性的从属，而不是理性的驾驭。这就要求教育者用更为艺术的方式来育导这些迷津者，用自己的人格来感化他们，用教育者深厚的修养底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人格，是一种品德、情操、气质的集中体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由于教育、修养、经历的不同，人格也有所不同，有的高尚，有的欠缺。高校体育教师的人格，理所当然应当是高尚的人格。这种高尚的人格，其核心是“德在人先，利在人后”。为了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面对百年大计的树人工作，不是粗暴地以势压人，而是怀着一个幽香的爱心，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德动人，在人前、人中、人后形成无形的凝聚力，切实准确地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角色的作用。3.2教学实践中的角色定位。传统的体育教学，是以基本技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主线的体育“三基”教学过程，强调的是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把学生当成了批量生产的工业化产品，抹杀了其个体能动性和差异性，忽视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完全放在教学的从属地位，大大背离了其主体的实质地位。在这个彰显“个性释放”“人本位”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要以敏锐的眼光来审时夺势，重新设置体育课目标、内容及教学方式方法，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多方位的立体渠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从而落实体育课程健康性、实用性、可持续性和个体需要等多方位的价值实现。3.3高校体育教师再教育的实质定位。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高校体育教师是知识经济对其提出的时代要求。当前，高校体育教师多是从专业体育院校“深造”出来的，由于教学体制的种种弊端以及学校办学定位的滞后性等时代积淀的不利客观因素，导致这样一批批“高等人才”专业面窄、人文教育薄弱。同时另一方面，社会的知识整合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衬托出了当今高校体育教师知识老化进程的加快。从内至外的方方面面要求，都鞭策着高校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以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不断提高的时代要求。“教育智慧、教学智慧是教师角色所拥有的独特范畴中的智慧、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任何方面都应当围绕着它来构建”[1]，体育教师也不例外。由于智慧的有机联系和整体性的抽象性，以及“智慧的诸要素之间有着某种妙不可言的契合”[2]，所以人们对其“神似”的理解是放于心中的。只有体育教师智慧的生成才能超越“经验”的感性、“科学”的理性单一层面的教学，以达到时势教学的“最高境界”[3]。如果把体育教学中的以身体技术、技能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它和体育理论知识只能构成体育教师智慧的必要重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只有将两者相互交通、升华地隔进入社会实践中，符合实践的要求，才能最终成为充要条件。不同时代的体育教育有着不同的时代色彩，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当代高校体育教师，应有高度的社会敏感及应变能力。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通过间歇性地教学反思与创新，准确把握其社会属性与时势变化，确立与时俱进的角色意识、专业归属及师德升华，形成永不枯竭的教育智慧源泉。

参考文献：

[1]张辉.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能力创新发展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10):171-172

[2]黄鹤良.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19(24):9-11.

再审视范文篇8

文章的主体内容

在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地位。再审程序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裁判，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但是再审程序的启动意味着要在同一案件上重复投入司法资源，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导致极大的浪费，刑事诉讼的效率也无从谈起。尽管刑事再审程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利弊相交。它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就要尽量克服它的消极面。

刑事再审程序不是十全十美的程序，那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存在些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再审启动过多。我国发动再审的条件是传统理念“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这一传统理念的指导下，只要发现有错误就发动再审程序，其结果是无限制地提起再审使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破坏，不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第二个问题是启动主体规定的不合理。我国刑诉法规定，原审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都可以依法发动再审程序，这是不符合现代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而原审法院启动刑事再审审判程序则缺乏客观中立性，难以保证刑事再审启动的公正性。

第三个问题是当事人申诉权的形同虚设。我国刑诉法第203条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等的申诉不能必然地引起再审程序，该申诉能否引起再审的决定权还在于法院或检察机关。并且，现行法律对审查申诉的具体程序、方法、措施、责任等缺乏有效的规定，导致审查申诉随意性极大，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利的保护。

第四个问题是再审理由的表述不够准确。我国刑诉法和高检规则规定的再审事由更多是定位于实体错误，忽视了程序错误。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和规定，不仅不利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不利于纠正司法人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难以树立司法活动的权威性。

在分析了我国再审程序上的错误之后，笔者结合中国的法律实际，从三方面阐述新形势下再审程序完善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发动再审理念的转换。针对目前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重构再审程序时，要从理论层面上重新审视再审程序的价值理念和诉讼原则。

第二个措施是强化法院主动发动再审程序和申诉制度的有限性。取消目前的法院主动发动再审的权力。保留检察机关的再审启动权。变“申诉”为“再审之诉”。区分有利于被告和不利于被告的再审。

第三个措施是明确再审发动的事由。建议在刑事再审程序的事由中规定程序性的事由。

再审视范文篇9

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首先应解决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我们要破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那么应以什么来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呢?

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终结纠纷的期限。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因此我们应以“程序正义”的理论，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再程序应当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二、劝导性：(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3)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结论和论据做出反响。三、科学性：(1)纠纷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理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二)、关于再审标准问题

《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这一再审标准应修改。因为“确有错误”的概念，不能确定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还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如果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叫人民法院怎么纠正?我们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有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应当行使这样民事权利、那样民事权利。这些事应由律师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公民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摆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应该对《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的规定修改为，“发现因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裁定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可避免因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而社会各方面却责怪人民法院错判和当事人的缠讼的怪现象。

(三)、关于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的审查模式问题

构建新的民事审判监督审查模式，首先是要确立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所实行的是程序审查，其次才是建立什么审查模式问题。如果以程序审查为目的来设置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查模式，那么，我认为应采用听证的方式进行。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新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排除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话，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审查生效判决、裁定的正确性的主体，就只有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抗诉两种。如果采用审判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就得按审判的规则进行。这无疑会重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体审的覆辙。如果我们采用听证方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当事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或抗诉，只针对原审法院是否正确行使民事审判权，不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讼争。因此采用听证的形式审查生效判决、裁定是可行的。

制定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权、审级、审次;当事人申诉的立案条件;当事人申诉而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和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的听证程序的设置;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等问题。但制定一部听证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实体再审程序简单得多。

听证程序首先应解决民事审判监督听证案件的管辖问题。我认为管辖权应该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管辖。对审次问题，我认为应明确规定，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申诉;经民事审判监督听证程序裁定驳回的申诉案件，当事人和检察院可以上诉或抗诉一次。对审级问题应加以限制，应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立案受理申诉案件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应立案受理，可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立案受理。这样可以阻断申诉无限、再审无限的通道，又可以疏通申诉的渠道，引导当事人按程序依法办事，避免当事人四处申诉和申诉无门现象发生。公务员之家:

对听证程序的设置问题。我认为，民事审判监督听证应采用单方听证形式进行，即由申诉人或检察员直接陈述原审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时存在过错的事实和证据。对听证后的处分权问题，我认为驳回申诉或抗诉的，可由听证合议庭决定。对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因属于剥夺原审判决、裁定法律效力的大事，应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听证后的处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问题。我认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或者驳回申诉、抗诉的，都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发回原审法院按原审程序进行重审。驳回申诉、抗诉而上诉、抗诉的，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查。这可以减少申诉人的讼累，也可减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四)、撤销原审判决、裁定的条件问题

我认为符合以下条件的应该撤销原审判决、裁定：1、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的主要证据是伪证;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认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判决、裁定的;4、原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恶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的。

再审视范文篇10

「主题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理念转型，再审制度

引言

司法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还是对纠纷的终局判断抑或其他？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有，“正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客观的规定性还是主观的“良心”发现？对后者的否定意味着下述判断的不容置疑：法官全知全能可跨越时空，感前知后。这似乎又触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就知性角度而言，人是无限理性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知理路和体悟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理念预设和现实司法制度架构。而特定理念、制度下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又决定着“司法”这一社会“整合”体系实现社会规控的方式、程度和实效。一直以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治原则的感召下，我们对“真理”孜孜以求，致使“四级两审”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功能不断“内耗”，“司法”亦于非司法因素的冲击、剥蚀和解构下渐失自我，并且在维持“有序”的旗帜下渐走渐远，司法信任危机成为制约社会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推行司法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审判体制改革，[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就本文主旨而言，《证据规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司法理念的转型，或者说树立了更新理念的姿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解答了上述司法制度预设的前提性问题：其一，明确并“强调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所谓的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一般的客观真实。”[2]这种选择与定位既是对学者们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又意味着“法律人”对司法规律把握能力的整体提升；其二，证据规则和法官专家化基础上“自由心证”司法认证体系的确立。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则重构，更重要的是哲学方法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转型；其三，正当法律程序即“程序正义”理念的进一步贯彻；最后，行政审判特性的正确把握。任何改革都不是孤立和“自洽”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上述理念的转变或转变的姿态仅仅是一种导向，它必将对我国诉讼程序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甚或重塑已不可回避。笔者现结合我国再审制度以及审级制度的部分问题，以诉讼证据规则为切入点略陈己见。

一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再审制度究其实质是在肯定并维护既有审级制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补救”程序，旨在于厉行“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错案发生率。可见，再审程序是审级制度主体结构的辅助与延伸，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审级制度这一主体大厦，起坚固、美化大厦的有限功能。这一价值定位决定了其不能“反客为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再审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再审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就能够生产出满意的“真理”产品来。换言之，人是能够认识真理，并能使历史真相重现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且根深蒂固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性“臻于至善”的乐观精神和美好意愿与后来强势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契合、强化的结果。于是在大写的“旗帜”的指引、感召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边界开始模糊，人们“忘我”地置身于“伟大”的事业当中并不断地寻觅着、发掘着、迷茫着。就司法过程而言，其结果经常是以消灭无序为目标，却以无序的扩大为结局。而所有的困境，无不根源于个人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换言之，人类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认识论上的狂妄与偏执和传统观念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掣肘。而二者的内在亲和，亦导致了诉讼法学理论上的纷争和实务中的混乱。表现于再审制度则是，十多年来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高达25%.[3]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架构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法律广设的再审机制铺就了令人神往的追逐“海市蜃楼”的虚幻的获利渠道。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令当事人忙于“奔讼”且乐此不疲，非常的法律关系因时间的消磨而显得正常，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被一个个没有既判力的裁判书撕咬得遍体鳞伤，司法正当性水土流失严重、洪灾泛滥。

改观上述情势的激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制度的理论前提，司法之根本是什么？最终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4]这与其说是一法学问题，毋宁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追问。其间暗含着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在法哲学层面给司法提供一个合乎人性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才能展开合理的有关司法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并消释实践中的困惑。而《证据规定》在总结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满足或部分满足了这一点。

第一，《证据规定》始终强调所谓的“证据”是事实材料，一种用来证明案件法律事实的材料。这实际上在制度层面上承认了司法认定的“事实”是有别于客观真实的，它只是对破碎花瓶的修复，而不可能是花瓶自身。尽管司法通过技术设计企冀提高修复水平，但终归是“修复”，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克隆”。而这一点又是以对人自身局限性和具体事实的复杂性的正确体悟为前提的。可见“致命自负”的人们有感于现实的冷酷而由极端走向了平静，其意义远非限于证据和司法本身，因为其对于整个社会及民族心态都是建构性的。

第二，《证据规定》有意摆脱法定证据主义的僵化束缚，“倾向于立足法官专家化基础上的自由心证或者内心确信。”这与案件法律事实的定位是相辅相成的，既然真理和真理标准实难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在建立并遵循科学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借诸人类的实践理性——传统、经验、习俗等智识因素——来确认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证据规定》第54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种理念转变：“……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心证的制度化及其趋势不仅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且预示着司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司法的本质是解决纠纷并为之作出判断，终局性和由此而树立的权威性是其生命所在。换言之，它是一项“法官至上”或曰“法官最终说了算”的制度，正如美国一位大法官所言：“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5]这种价值定位是对我国“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运行现状的强烈冲击和很大程度的否定。因此，为顺应改革趋势和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对现有的再审制度进行整体改造甚或重塑，再审程序的启动必须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并成就

严格的条件，否则，结果颠覆的将是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

二程序理念与再审制度

我国再审制度的恶性膨胀，除了上述认识论上的误区以及现实司法构建的自身缺陷外，传统法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侵蚀与影响，也是其重要一端。现实中对实体正义的青睐，导致了程序价值的工具化，经典论述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喻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此逻辑推理，只要是为了内容，形式可以随意地增设撤并。如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可无限制地扩展再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反复地适用再审程序这一“形式”，该种“以目的的善证明手段的善”的司法理念，即使最终实现了“正义”，也只能是徒具“正义”之名，因为“正义”之实早已被繁杂的过程消耗殆尽了。因此，程序理念的提升和程序制度的建构之于诉讼是至关重要的，诉讼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更应该是优化选择合法信息（证据）的程序机制。在实体正义的可欲性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求诸程序正义也不啻为弥补人性缺陷的明智之举——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力技术。

程序的反思性、交涉性、过程性、民主性和包容性，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强化了决定者超然、中立的地位，纠正了决定者先入为主的道德论证和探知求真的正义观，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主持正义[6]；另一方面，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不可动摇的“真正过去”，这种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实际效果的封闭性、约束力，刺激了程序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和能动性的张扬。基于利害关系考虑，他们（主要是当事人）必然主动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尽可能翔实、全面的证据，这更有利于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达到“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可见，“程序”实质上无非表现为“时”、“空”二字，即要求在特定的空间（法庭）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定的或指定的）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程序的收缩性和封闭性决定了一旦程序完成，任何“旧船票”无论如何真实，都不被允许登上诉讼这只“客船”。程序的这种规定性其实是对再审程序的否定至少是部分的否定，因为，除了少量的法律适用错误（包括违反法定程序）外，面对严格的程序和程序的严格遵守，再审纠错能力的发挥余地也就极其有限了。

《证据规定》正是在秉承程序正义理念的情况下严格规定了举证的期限和要求。如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期限为10日，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被告不仅要在此期间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而且还要提供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即被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据规定》第7条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作出了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对举证权利的放弃。同时还规定他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而留到二审法院再提供且无正当事由的，法院不予接纳。此规定旨在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种程序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实际上将案件的“事实审”主要集中到了一审法院，强化了一审法院的庭审职能，并构成了对二审乃至于再审中审查权的一定制约，根据“案卷主义”原理，即使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二审、再审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只能局限于对一审中提供或调取的证据进行事实的再认定，程序的时效性天然地排斥了毫无理由地采用其他任何新证据。这种诉讼制度设计，不仅使二审、再审变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审”，实现了有限司法公共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大大缩小了再审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我国再审制度的改革、重塑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三诉讼个性与再审制度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权利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之相对应，行政诉讼程序亦是行政程序的必然延伸。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理做出一定的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行政许可决定等）。并且，随着行政程序化程度的提高和相对人程序观念的增强，行政主体作出任何一项处理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具备详实的证据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一旦相对方不满而起诉，按照“案卷排他性”原则——行政处理案卷形成于行政程序结束之时，且案卷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封闭性特征，行政主体凡是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后调取的证据或者其他书面材料，均不得成为案卷的一部分，从而就使行政主体处于不利的被动境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程序是对法律的第一次适用，而行政诉讼程序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一种复审程序。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又被称为“向法院的上诉”就是这种道理。[7]行政诉讼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诉讼形态的个性品质，表现在证据规则上则是其有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中搜集的证据为基础的，它具有不可更改性和补救性的特征。如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则，实际上就是被告将其被诉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即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证据规定》第3条）。《证据规定》紧扣行政审判的特质，本着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精神，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证据规则体系。既然一、二审程序以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案卷为基础，再审又以一审或二审的案卷为基础，那么，在严格举证时限的限制下，再审中当事人就没有多少提供新证据的可能性，加之法院不能主动收集证据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规则要求（《证据规定》第23条），这就使再审程序的存在及其不断膨胀也就失去了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再审制度广泛运用的正当性是否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系统内的权力制约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行政审判中，要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审查和规制，确需“三权分立”等一级分权模式下司法系统内部的二级分权，以形成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互动关系，避免不同层级或相同层级权力间的互相媾合侵蚀被司法体系维护的利益，而这一切又无不仰赖于有限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下审级制度的科学建构。中国再审制度的运行现状表明，无限膨胀的再审程序，不仅不能形成权力间的有效制约机制，反倒成为解构现有审级制的强力助因。审级制的名存实亡，使职能分层技术阙如和权限边界模糊，司法因丧失最终性而毫无权威性可言，并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可见，行政审判的品质决定了再审制度必须大幅度地收缩于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并付诸实施，意味着我国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型，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对司法体制而言又是建构性的，而这一建构的前提是：必须在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实现既有司法体制的适当解构。在这场渐进的变革当中，最值得反思与检讨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因此，如何完成再审制度的理性收缩，将是《证据规定》实施后我国司法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

注释：

[1]我国的司法改革最初是由法院系统提出，并且一直也是以“法院”为轴心展开的，这种改革的封闭性和改革主体的违宪性造成了许多弊端，仅从“审判体制改革”这种称谓上讲就是不科学的，笔者主张以“诉讼模式改革”取代之。

[2]李国光：《

在公布新闻会上的讲话》，载《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4）。

[4]何兵、潘剑峰《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比较法研究》，2000，（4）。

[5]解兴权：《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外国法译评》，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