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范文10篇

灾难报道范文篇1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由此就产生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真实的第二个维度——主观真实的问题。灾难新闻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新闻品种，就在于它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轻易地超越受众的认知层面而进入情感深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被强烈唤醒。母爱短信这类虚构新闻，符合当时乐观向上、战胜困难、人同此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主观真实”新闻，在地震灾区的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肯定存在，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被新闻媒体及时找到。新闻媒体正是基于对此类新闻“主观真实”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才敢于适度刊发“三无新闻”。同样，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宽容这样的新闻真实性偏离。

从这个层面看，灾难新闻的主观真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提出来并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新闻采编人员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处理方案，而不是像新闻的客观真实那样作为一种应该恪守的行为原则。

也就是说，作为一线采编人员，理应洞悉灾难新闻“主观真实”的存在，尽量及时发掘出类似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以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具体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仍然是第一原则。从新闻公信力的长远利益看，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真实的谎言”，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也可以通过记者引用、转述等方式进行报道。同时，当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诗歌、散文等，将此类“主观真实”的信息需求，通过非新闻的方式积极饱满地传播出去。事实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成都各家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

二、微观真实和整体真实

灾难新闻报道一个共同的难点在于突发性，记者往往来不及斟酌、谋划出一个整体报道方案就匆匆上路。如本文第二作者地震后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无数急着赶回受灾家乡的四川人，于是采访就从机场大厅开始。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不幸遭遇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

另外，汶川地震导致的灾区面积极大，直接影响面积达13万多平方公里。理论上，这13万平方公里的灾情呈现了这次大地震的整体真实的画面。但是，单个的记者或者单个的媒体往往很难全方位覆盖这样大面积的一个整体画面，如何在新闻中再现这个真实成为赴灾区报道记者的一个难题。

每个记者最初的设想往往都是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在新闻中复制灾难的真实。即使是这样，记者的选择仍然难以避免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本文第二作者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点采访，采访哪些人，却难以事先制定一个缜密、准确的规划。

本文第二作者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记者的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记者的报道视野。记者认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注视的对象。

这一过程中，记者完全按照个人的价值判断来还原灾难本身和灾难过后的场景。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势必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本文第二作者在都江堰后山偶然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一安置灾民一预防次生灾害一恢复生活一重建家园。在这个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志愿者等具有特别丰富的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很难幸运地都采访到。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会慢很多。

同时，灾难新闻中，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消息源，很大程度上左右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依赖官方消息源的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如何在大的灾难报道前，尽量做到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

从理念上讲，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只要记者严谨采访，客观报道，局部真实一般能实现。而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间等的“程序正义”。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则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局部真实与整体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要想取得灾难报道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在技术上仍然有可行之处。首先，针对重大的灾难报道，记者个人的采访可能紧迫与随机，但编辑部后台应该有时间进行一个整体报道规划，以弥补记者个人采访小叙事真实的不足。其次，在重大灾难新闻发生之后，尽量派出记者组而非单个记者出去，以多个特派记者的全景式采访，来尽量弥补微观真实的不足。第三，记者个人应该在忙乱中尽量确定报道的主题，按照报道主题的采访可以部分地克服微观真实的困境。比如，《新京报》的“逝者”特刊，通过部分还原死难者的生平来再现地震灾难。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轨迹。

灾难报道范文篇2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

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集体反映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重大转变：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在地震后的第一阶段，即搜救阶段，每天灾区的伤亡情况及救出人数均是以定时通告或字幕滚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从5月12日当天开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采取的是全天候的直播形式，派出记者和直播车无数，坚持从灾区第一现场每天发回及时报道。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地震信息的及时短新闻，这是早于新华社的地震消息。四是灾害报道不再是报喜不报忧。媒体报道了不少的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外，也揭露了很多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事实，比如《南风窗》的关于“县级化生存困境”的系列报道和叩问，充分的起到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监督权。

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精神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余家宏等.新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03

[3]李云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

[4][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灾难报道范文篇3

信心的坚固，但媒体报道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灾区群众，比如通过更多的报道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经历，从而能够更好地去满足灾区群众的需要，更应该报道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群众以外，比如名人捐款多少的报道，现实地讲，那样的报道对目前的救灾没有多少帮助。

当然，这里并非是说，踊跃捐款、献血这些行为就不高尚，这里讲的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尤其是在救灾的初期，在许多灾区群众还处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在灾区群众的身上，媒体报道应该注重灾区群众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救灾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地震带来那么多生命的失去、那么多肢体的伤害、那么多家庭的破碎、那么多心灵的创伤，这一切已经足够感动人们为灾区捐款、出力，帮助救灾，人们不需要通过名人捐款的数字来激发爱心。在救灾仍处于关键时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在网上登出个人、企业捐赠的排行榜，并对捐款金额不够巨大的个人、企业进行谴责。救灾捐款不是比数量，许多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以微薄之力在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爱心，还有许多中国人在为灾区祈祷，实在不应该以捐款金额论英雄，更不应该以此去批评企业或个人。逼来的捐款不是灾区和灾区群众所需要的救助，企业、个人的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爱心奉献是值得赞扬的行为，但以捐款与否、捐款金额去谴责企业和个人，其实是对灾区和灾区群众的不尊重。

地震灾难报道的重点，不仅是一个在灾难初期需要提出的问题，而且在灾情稳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抗震救灾中立功的人需要表彰，为灾区、灾区群众捐款、献血的人值得感谢和赞扬，但灾难之后，媒体更需要注重的是这次地震灾难带来的经验教训和需要调查的问题，比如人们普遍感觉那里的学校建筑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需要拿出专门资金对全国的学校建筑进行检查和修补？除了对抗震救灾的英雄进行表彰以外，灾难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今后对灾难的防护，应该更需要媒体追踪报道、分析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灾区群众才是灾难的主角，不仅是已经发生的灾难，而且还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灾难报道范文篇4

因此，党报的舆论引导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

尊重新闻规律与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统一。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机和威胁，他们总是急于从媒体获取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客观、真实、及时是新闻传播的重要规律，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又是党报的职责。在灾难事件发生后，党报应该快速反应，有序组织，努力抢占话语权，着力增强报道时效性。通过对灾难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方面的报道，让受众及时了解灾难发生的程度和趋势，一方面可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从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受众消除恐慌，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首先，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其次，当灾难发生后，有关事件的信息往往呈海量涌现。面对突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信息，不管是事件处理者还是新闻者，对外口径必须高度一致，不能提供互相矛盾的信息。沟通口径不一致，沟通就会变成危机。由于受到高度惊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受难者或亲属等相关人士，有可能对外公布的信息不准确，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对受众高度负责，对这些信息认真核实筛选。最后，由于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可能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编造和虚假信息，欺上瞒下，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真实、监督政府的强烈的责任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客观真实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述，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也正是新闻规律的要求。

关注民生，以情动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体现人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受灾人群的倾情关注上。这是媒体的责任。党报的声音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着党、政府和全社会的温暖、关怀。因此，党报要把人文关怀融入报道的各个层面，不仅告知公众灾难事件本身，更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宣扬灾难中体现的人性美。具体来讲，第一，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救灾之后，我们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灾民能够更好地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住，同样要关心他们心理的健康。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种噩梦般记忆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掉的。第二，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须原汁原味地报道普通人的感人事迹，让群众感到他们就是自己的一分子，这样才真实可信，才能增强社会各界夺取抗灾胜利的信心。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要求记者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们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第三，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是灾情报道的伦理。

灾难报道范文篇5

2011年9月17日日合肥市的花季少女被少年陶汝坤用汽油严重烧伤，周岩经过医院鉴定为重伤。在2012年2月24日，当微博出现《花季少女拒绝求爱遭官二代烧伤毁容，请广大网友救救我的孩子》。2012年2月25日天涯论坛出现“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标题的帖子。随后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多图片，并配少量文字进行介绍。图片中呈现出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被烧伤毁容的少女赤裸裸的呈现在画面中。同时一些网站还把施暴者的家庭情况，家庭住址等这些极为隐私的东西。然而这些报道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受众，影响了受众对事实的真实判断，忽视了新闻的客观性和新闻伦理。

1.1报道手法过于煽情

一些记者利用特写放大等技术手段进行拍摄报道，达到了最大的感官刺激。毫无疑问，在新闻报道中图片的应用可以增加新闻的传神度和真实感，是受众全面直观的来了解新闻的事实。照片这种对新闻内容的展现有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文字远不可比拟的。但是当我们沉浸于新闻图片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时，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图片在灾难报道中的伦理问题，像周岩事件中媒体一次次的把少女被火烧毁之后的容颜，治疗时的痛苦呻吟一次次的展现出来。像这样的把受害者置于镜头前面的“媒体暴力”不在少数。正如陈力丹所言“近来我们的传媒隔三差五的以同情呼吁社会救援的名义，刊登各种畸形病态人员的照片我们不知道编辑使用这些照片及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通过尸体的画面来刺激告诉受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假如他们真相达到这点，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去揭示[1]。”同样也是2012年2月24日合肥热线也出现了“”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合肥热线》的新闻报道。2012年2月25日新浪以“90后少年求爱未遂烧伤毁容17岁少女”为标题做了相关报道。类似这样煽情的描写还有很多，这样做违背了受众考虑因素理论，“受众考虑因素包含2个层次：一是吸引和保持读者的考虑因素（attractiveconsideration）;二是保护读者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因素（protectiveconsideration）[2]。”在少女毁容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所使用的煽情手法只是考虑到激情观众的情绪调动观众感情这一层面的考虑，但是却忽视了应该减轻观众的心理压力的保护考虑。而这种对观众的保护要求媒体在报道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要自觉地克制使用内容带有极度对感官刺激的图片或言语。少描写痛苦的带有血腥的场景。并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告诉受众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他们自己内心所构建的那样。的确，真实性是新闻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血淋淋之下的真实也未必能达到真实带带来的目的。毫无疑问的，发现新闻并且还原新闻本来的面目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但是为了发现新闻而去伤害当事人的做法未必是新闻的初衷。

1.2报道的主题不够客观

以百度检索为范围，设定的检索词为“合肥少女毁容”共检索到约2810000个结果。其中有很多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并对此进行了分类统计。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媒体最为关注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对当事人双方都进行了负面的报道。对媒体而言，此事件可以有多个角度提供报道，如事件的真实情况，整个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事件的原因等等。但是媒体均不约而同的把主题放在了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上。如“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等题目作出报道。在官方尚未对事件有任何定性，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就对事件进行了主观上的先入为主。把责任偏激的推给其中某一方当事人。这显然违背了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1.3漠视媒体所应负担的公益职责

在对整个事件的报道中，各种媒体为了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置当事人的权益于不顾各家媒体派出强大的记者兵团冲向医院及受害者的家中，在受害者的家中已经不能接待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受害者的家里。这严重地影响了对受害者的救治工作。

2媒体普遍的思维逻辑

2.1增加受众阅读率

从绝大多数受众心理层面来说，观众更愿意去选择看传播效果更为直观形象的图片，并且选择通过看图片来获得信息，是当今速食文化下的又一新特点。对于传播者来说使用图片则有以下几个便利之处。首先图片的使用可以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同时直观的图片在受众解码过程中也能比文字而有更高的保证度。其次，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更能在众多传播信息中抓住受众。

2.2市场驱动新闻（利益驱使下的相关传媒公司的炒作）

“在庞大的结构体系中，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与大众传媒存在着与信息资源的双向依赖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大众传媒[3]。”周岩事件发生之后，不难发现，不久在天涯网站首页中就出现了以第三者口吻描述的事件经过，在标题中都以当下最惹人注意的“官二代”字眼出现。随后腾讯等知名门户网站还专门制作了专题报道这个事件。整个事态发展到现在变成了善良网友向被害少女捐款，网友纷纷谴责“官二代”暴行。这些连锁反应，每个活动都看似有条不紊进行，每家媒体的出现都是恰逢时机的。事件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显而易见，其中的核心无疑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市场和新闻之间相互需要。受众愿意看到劲爆的新闻来刺激他们的感官，媒体也需要这样的新闻来增加他们的点击率，受害者需要更多的人知道事件情况，策划公司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达到和受害者的双赢。再次，是媒体审判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作恶者必须受到惩罚。媒体以发现新闻，报道新闻为出发点，同时兼任了“审判官”的角色。媒体在报道中已经把新闻人物定型化了。在周岩事件中当事人已经被媒体打上了十恶不赦的烙印。也就是传播者在编码的过程中编译传播内容，同时由于把关人（记者编辑）的个人好恶等因素，也会影响当事人新闻形象的传播。

3受众层面的思考

关于受众层面的思考当今受众属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能提供的信息剧烈增加，地球任意一个角落的微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受众在众多的信息面前已经不能完全的分辨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信息了。在他们选择信息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靠感官的随机性再来做出选择。“现代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被媒介制造的信息洪水包围的世界里，对事物的感知，判断及采取的行动，大都以他们看到，听到的媒介现实为依据[4]。”那些带有爆炸性字眼的标题如“富二代”“官二代”等当前具有较高关注度的词语往往能在瞬间抓住受众的眼球。就图片信息而言，图片能瞬间抓住受众的无疑是那些具有猎奇性质的图片或者如开头提到的恶性事件中受害者惨状的图片。受众心理层面上的接受。著名记者李普曼曾经说过，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定义再看到。也就是说当受众选择接受某个信息的时候，已经在心理上对这个信息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像本文所说的少女被火火烧毁容案，受众在接受这个信息的同时已经对事件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因为传媒的报道方式已经让受众产生了定式思维的联想。李书磊也说过：“比起那些满纸空言的报刊，读者自然会选择那些满纸荒唐的报刊。后者至少有趣一些，尽管是恶趣。可怕的是久而久之，这些恶趣被报刊所培养，加重了大众的心里空虚以及人生的肤浅程度[5]。”可见受众在心理接受上更加认同于那些荒唐性的报道，更能从心理上抓住读者。假如用客观稳重的形式内容去替代的话反而不能很好的吸引受众。

4传播中伦理缺失的思考

4.1伦理的重要性

在很多道德因素相冲突的情况下，伦理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参考的。正如边沁所说“评价调查性报告的伦理影响时，方法之一就是应用行为功利主义。一位制作人可能会推想，一个调查报道虽然会伤害调查对象，但却能提高普遍的福利。诈骗和欺瞒可以得到曝光，普遍的社会问题得以昭示天下。如果获取信息的手段是合乎道德的，那么调查性报道就是正当的，因为相对于它给某些人带来的痛苦而言，它为人类的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6]。”根据这个英国功利主义的原理我们可以理解成在灾难事故中把受害者全方位的展现出来,能让更多的受众引以为戒,这也是灾难血腥的新闻报道善的一个方面.同时，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这无疑再一次体现了媒介的监视功能，环境的监视功能要求及时真实不偏不倚的做出报道，否则错误的引导则会把社会带入危险的境地。

4.2伦理失衡的情况

我们通常把新闻伦理定义为新闻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及从业者用具备的道德准则。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新闻伦理原则。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行凶者或者当事人一方已经被媒体加以审判了，这种粗暴的审判方式显然违背了新闻的本质客观公正。但是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当发生了某个新闻事件，一个完全独立于事实的记者，豪不带个人情感好恶的去参与这个新闻事件可以能吗？“后现代主义断言，语境几乎意味着一切，也就是说，意义不可能脱离对语境的理解而存在”[7]也就是说当对一个新闻事实进行报导的时候，报导行为中的所使用的措辞语气等已经对报导行为的事实长生了影响。一位失明的纽约新闻学教授做出的一个关于刻板成见的实验发现，虽然新闻工作者努力的做到报导的客观公正，但是他们在报道中所携带的观念，改变了他们自己原有的想法，同时也改变了他们所做出的报道。那么真相的概念又是什么呢？换而言之，新闻一贯秉承的客观，独立，真相的信条已经变得邻人深思。由于新闻报道时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在新闻的选择和编辑中更倾向于受众愿意接受的事实。也就是后先到主义所认为的真相错在的话，这个真相是不可知的，并且这个真相是一种智力的建构。根据后现代的观点的观点来说，真相是可以建构的，并且建构之后变成可知的。很显然这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的唯意志论的做法。如果继续以这种建构真实的思维来思考和实职业践新闻的话，那么将会导致铺天盖地的建构新闻出现。结果和事实可以建构，那么，新闻的本身是不是也可以建构呢？在少女毁容事件中表现出的伦理失衡的情况1误报：顾名思义也就是错误的报道及准确性不高的报道。在事发后曾有网站作为独家新闻爆料当事人的父亲为安徽省审计厅处级官员，随后该部门发言人出面证实该单位确实有一名姓陶的官员，但并不是当事人陶某的父亲。2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指新闻报道时倾向某一方面。众所周知在少女毁容事件中伤者周岩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大部分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对行凶者进行口诛笔伐。

4.3对伦理缺失问题的规避

除了传播者内心道德感的约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究竟有无办法让媒介提高自身的伦理约束？

4.3.1改善媒介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媒介职业道德操守就是真正的伦理精神[8]。”应该加强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大对媒介从业人员所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的宣传，从新树立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价值观，使具有伦理道德的价值观扎根于从业者的头脑中，并在行动中实践出来。树立道德标准，防止新闻报道中出现伦理失衡的情况发生。

4.3.2制定相关的法律监管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该加强对媒介的管理，确保舆论的正确导向，限制媒体从业人员权利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尊重新闻本身的事实。从法制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惩罚机制，以控制伦理失衡的情况发生。

灾难报道范文篇6

灾难事件因其突发性、时效性以及重要性成为各国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对象。灾难事件有三个报道侧面：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以及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英雄作为重要的叙事母题之一，也是人类的古老叙事形态—神话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报道中，各种各样的英雄形象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与聚焦被刻画出来。然而，中美两国的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往往构造出不同的“英雄”形象，这与中西方历史中的原型沉淀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为例，从新闻叙事的视角与聚焦方面来分别探讨中西方媒体不同的英雄叙事，并从历史的原型沉淀角度分析造成其差异的原因。在报道内容上，分别选取了《中国日报》在2010年4月15日到25日期间对青海玉树地震的报道以及《纽约时报》在2010年8月26日到9月6日对艾琳飓风的报道。

二、《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英雄叙事策略

2.1《中国日报》灾难报道中的英雄叙事策略

通过对《中国日报》关于玉树地震系列报道，可以看出地震这场灾难被构建成“非法者”，“坏人”或者“恶势力”。而抗震救灾的过程成为建构英雄的过程。通过选取特定的视角与聚焦，报道从特定的角度构建出了特定的英雄形象。这里，首先要区分一下新闻叙事当中的视角与聚焦。新闻叙事文本内的视角和聚焦有其特定的意义。在新闻叙事中，叙事视角表现得时“谁看”，聚焦则强调“什么被看”；对二者进行选择与调整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前者尽可能体现的是新闻的客观与公正，力图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后者则将叙事眼光投射到新闻事实的“有意味”处，从而叙述出一个“意义的世界”，二者相辅相成，并以此引导接受也就是引导舆论。纵观《中国日报》的报道，从报道数量的对比来看，其中抗震救灾占据了报道的多数内容，报纸用了大量笔墨来建构“英雄形象”。我国的灾难报道通常是重“救灾”而轻“灾情”。因而对于灾情场面的具体刻画则十分有限。通过对英雄的构建，媒体发挥其在灾难中鼓舞人们士气的舆论导向作用。另外，就英雄的选定而言，《中国日报》在报道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报道主体：一类是政府行为，占73%；另一类是非政府（包括救援集体和个人）行为，占27%。在政府行为的刻画方面，全部为正面描写，突显国家领导人、政府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作用。这反映出中国媒体的报道往往将英雄聚焦在处于权力阶层的政府或官员身上。

2.2《纽约时报》灾难报道中的英雄叙事

2008年美国的艾琳飓风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也对其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报道的数量和比例来看，《纽约时报》议题选择方面趋于平衡，但是报道主题聚焦于灾情的刻画。与《中国日报》的英雄建构不同，《纽约时报》在对抗灾救灾的刻画中，没有以政府官员作为主体。在对灾难的具体刻画当中，媒体会从各方面描述灾难造成的影响，同时还会提出警示。因此英雄的形象没有得到凸显。媒体及记者就会通过其报道行为自觉扮演起英雄的角色。这也显示出了美国媒体的“英雄自恋情结”，大众传媒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中美灾难新闻报道中的英雄叙事对比——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王阿菊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要：灾难性事件因其突发性、时效性和重要性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往往包含英雄的诞生。英雄作为古老的叙事母题之一，在在新闻报道中也屡见报端。本文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例，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中美两国灾难性报道中不同的英雄叙事模式，并从原型角度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关键词：灾难新闻；英雄叙事；叙事学；原型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纽约时报》更多的是通过媒体视角来聚焦灾难，即把媒体本身作为“潜在英雄”来进行建构。何为“潜在英雄”？进行灾难叙事的媒体有时会故意弱化“建构好人”的环节，而往往进行“灾难（构建坏人）—教训与预防（可能的英雄叙事）—责任追究（惩罚坏人，构建未来英雄）”的叙事。因此，美国媒体的灾难报道中，主要以媒体的视角出发，聚焦灾情的影响与教训。灾情作为美国媒体灾难叙事的主体，则可以追溯到历史的原型沉淀。

三、灾难新闻叙事中的“英雄”原型

原型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叙事中。它还体现为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的力量。“灾难”和“救世”是人类古老神话的主题的重要组成。中国神话中关于洪水灾难叙事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大禹治水”，西方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诺亚方舟”。通过分析这两个神话，可以发现东西方灾难新闻的叙事模式的不同缘于沉淀于东西方民族意识中的原型不同。在“大禹治水”的叙述中，发动洪水的共工被构建成了“坏人”形象，禹采取各种办法治理洪水的过程则是构建“英雄”的过程，毫无疑问禹便是其中的“英雄”。神话的重点则聚焦英雄的构建而非灾难的描写。这个典型的神话具有上古神话的普遍特点：一、洪水灾难的原因不清楚；二、治水和救世的内在含义也不是十分清楚；三、上帝在“灾难—救世”神话中的作用极其模糊。而《圣经》的描写当中，上帝控制了洪水的爆发与退去，其对灾难的描写也是煞费笔墨，这说明人类的祸福是由上帝决定的，即便是诺亚也只能是听从上帝的安排。

灾难报道范文篇7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由此就产生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真实的第二个维度——主观真实的问题。灾难新闻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新闻品种，就在于它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轻易地超越受众的认知层面而进入情感深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被强烈唤醒。母爱短信这类虚构新闻，符合当时乐观向上、战胜困难、人同此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主观真实”新闻，在地震灾区的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肯定存在，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被新闻媒体及时找到。新闻媒体正是基于对此类新闻“主观真实”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才敢于适度刊发“三无新闻”。同样，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宽容这样的新闻真实性偏离。

从这个层面看，灾难新闻的主观真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提出来并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新闻采编人员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处理方案，而不是像新闻的客观真实那样作为一种应该恪守的行为原则。

也就是说，作为一线采编人员，理应洞悉灾难新闻“主观真实”的存在，尽量及时发掘出类似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以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具体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仍然是第一原则。从新闻公信力的长远利益看，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真实的谎言”，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也可以通过记者引用、转述等方式进行报道。同时，当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诗歌、散文等，将此类“主观真实”的信息需求，通过非新闻的方式积极饱满地传播出去。事实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成都各家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

二、微观真实和整体真实

灾难新闻报道一个共同的难点在于突发性，记者往往来不及斟酌、谋划出一个整体报道方案就匆匆上路。如本文第二作者地震后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无数急着赶回受灾家乡的四川人，于是采访就从机场大厅开始。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不幸遭遇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

另外，汶川地震导致的灾区面积极大，直接影响面积达13万多平方公里。理论上，这13万平方公里的灾情呈现了这次大地震的整体真实的画面。但是，单个的记者或者单个的媒体往往很难全方位覆盖这样大面积的一个整体画面，如何在新闻中再现这个真实成为赴灾区报道记者的一个难题。

每个记者最初的设想往往都是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在新闻中复制灾难的真实。即使是这样，记者的选择仍然难以避免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本文第二作者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点采访，采访哪些人，却难以事先制定一个缜密、准确的规划。

本文第二作者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记者的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记者的报道视野。记者认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注视的对象。

这一过程中，记者完全按照个人的价值判断来还原灾难本身和灾难过后的场景。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势必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本文第二作者在都江堰后山偶然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一安置灾民一预防次生灾害一恢复生活一重建家园。在这个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志愿者等具有特别丰富的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很难幸运地都采访到。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会慢很多。

同时，灾难新闻中，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消息源，很大程度上左右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依赖官方消息源的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如何在大的灾难报道前，尽量做到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

从理念上讲，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只要记者严谨采访，客观报道，局部真实一般能实现。而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间等的“程序正义”。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则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局部真实与整体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要想取得灾难报道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在技术上仍然有可行之处。首先，针对重大的灾难报道，记者个人的采访可能紧迫与随机，但编辑部后台应该有时间进行一个整体报道规划，以弥补记者个人采访小叙事真实的不足。其次，在重大灾难新闻发生之后，尽量派出记者组而非单个记者出去，以多个特派记者的全景式采访，来尽量弥补微观真实的不足。第三，记者个人应该在忙乱中尽量确定报道的主题，按照报道主题的采访可以部分地克服微观真实的困境。比如，《新京报》的“逝者”特刊，通过部分还原死难者的生平来再现地震灾难。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轨迹。

灾难报道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

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集体反映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重大转变：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在地震后的第一阶段，即搜救阶段，每天灾区的伤亡情况及救出人数均是以定时通告或字幕滚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从5月12日当天开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采取的是全天候的直播形式，派出记者和直播车无数，坚持从灾区第一现场每天发回及时报道。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地震信息的及时短新闻，这是早于新华社的地震消息。四是灾害报道不再是报喜不报忧。媒体报道了不少的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外，也揭露了很多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事实，比如《南风窗》的关于“县级化生存困境”的系列报道和叩问，充分的起到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监督权。

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精神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余家宏等.新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03

灾难报道范文篇9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报道；记者；东航

飞行事故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①由此可以看出，灾难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而且也因震撼性、负面性等原因，对其的新闻报道会给受众带来沉重的心理感受。一直以来，权威性消息的一般是政府授权给电视台、报社、电台等传统媒体进行统一。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时代，电视媒体虽然依旧在权威消息的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也面临着极大挑战。2022年，“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以下简称“东航飞行事故”）的报道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东航飞行事故报道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1日，原计划从昆明长水机场飞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东航MU5735航班，在起飞约1小时28分钟后，即14时38分许，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埌南镇莫埌村附近的山林坠毁。通过梳理网上的相关信息，东航飞行事故报道的大致脉络如下。知名航空博主“@FATIII”在3月21日15时32分微博称：“我们正在关注MU5735，暂时未能确定最新情况。”央视新闻客户端于15时57分消息：“一架搭载133人的客机在广西藤县发生事故，伤亡情况未明”，确认有航班在广西藤县发生事故。16时34分，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中国民航局”）官网消息：“东航一架波音737飞机坠毁，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确认发生事故的航班为东航航班，飞机上共有人员132人。随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全国各地媒体开始集中报道。事故发生后的8天里，各类新闻报道持续涌现，但在官方“机上所有人员已遇难”后，报道的主要方向从救援转向事故调查。该事故共造成了132人遇难，属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相关报道一经发出，全国人民在悲恸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了解更多消息。作为电视台中的“标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紧急派出多路记者，分别前往事发地广西藤县、中国民航局以及应急管理部门，多渠道、多维度进行新闻报道。与此同时，该事故也登上了微博、抖音、知乎等各大新媒体平台的热搜榜。广大网友纷纷发声，其中不乏一些真实性存疑的信息。在此背景下，为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传统媒体的记者肩负起真实新闻报道的责任。

二、东航飞行事故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网络上关于东航飞行事故消息满天飞的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互联网平台，对网上传播的相关虚假消息进行溯源，对造谣传谣、散布阴谋论、调侃灾难等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加大整治力度。截至2022年3月底，2713个账号被处置。经查，此次事故的信息传播中存在报道不准确、“蹭流量”等问题。一是制造或转发虚假信息。客观准确地开展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的记者及自媒体人都应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东航飞行事故发生后，一时间网上出现了大量虚假信息。例如，事故发生后不久，一则内容为“东航上百亿巨亏压缩飞机维修费用”的信息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网友关注。后经国家网信办查实，该信息属于网络谣言。二是为博眼球，捏造或嫁接遇难者身份。有些自媒体或个人为了博取关注，“遇难机组人员照片”“某公司7名董事在失事飞机上”等所谓的“新闻”。其实这些均为谣言，混淆了受众的视听，将流量建立在子虚乌有、哗众取宠之上。例如，疯传的“遇难机组人员照片”实际上是张冠李戴，将云南红土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机组人员的宣传照或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组人员的合影作为东航飞行事故遇难机组人员的照片。此举不仅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生者权利的侵犯。这些照片均已被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辟谣。三是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突发性灾难事件往往伴随着重大的人员伤亡，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公众对伤亡、救援情况尤为关注。然而，网上的一些消息却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直接影响了受众对灾难事件的认知。在东航飞行事故中，不乏渲染灾难恐怖一面的信息，营造的是负面、消极的舆论氛围，并未站在遇难者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缺乏同理心。综上，针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传统媒体的记者不应放弃新闻的底线，自媒体人应摈弃“流量至上”的营销目标。记者可以及时获取最新信息进行报道，但如果没有经过认真查证、核实，为抢“一手、独家爆料”而随意信息，将严重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三、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策略

东航飞行事故属于突发性灾难事件。在此艰难时刻，作为记者，在维护传统媒体权威形象的同时，更要主动思考、认真核实，遵循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应在秉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以更精湛的业务能力、更温暖的人文关怀开展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帮助受众获取更多客观权威的消息，切实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报道突发性灾难事件中，记者应着重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把握好及时性、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和准确性是新闻的底线，尤其是准确性，更是影响公众信息认知的决定性因素。当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后，记者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报道，如果无法及时到达现场，也可以采取连线现场人员的方式，直接获取现场的第一手信息，以确保信息来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如果记者是从第三方渠道获得消息，也必须进行多方求证，确保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切记不可让新闻内容失真。在东航飞行事故中，央视新闻客户端及时了相关消息，消息来源是央视新闻的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获取的，确保了信息的可靠性。事故发生地的广西媒体也第一时间进入新闻报道的战时状态。3月21日15时30分左右，广西广播电视台从官方渠道获悉，广西藤县境内发生飞机坠毁事故，当即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由副台长庞通亲自部署，靠前指挥，新闻中心、新闻频道相关负责人亲自负责调度，仅用十余分钟就组建好6人的记者采访团队。16时左右，团队立即启程，赶赴藤县。在东航飞行事故报道中，广西广播电视台牢牢坚守新闻的及时性、准确性原则，第一时间选派记者赶赴事发现场进行报道，也因此成为此次事故消息的权威平台之一。3月21日16时开始，广西广播电视台充分整合现有媒体平台，在广西视听、广西新闻频道视频号开展全天不间断直播，新闻频道电视大屏也在重要时间点开设直播窗口同步直播。广西广播电视台所属各类新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短视频以及直播平台等共报道281条次，其中两条微信推文阅读量达10万以上，相关内容累计阅读量达232.4万次。事故发生后，广西广播电视台连续8天，以每天一场的频次，在新媒体平台长时段不间断直播，随时更新最新消息，累计观看量达2700万人次。截至3月28日，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各平台累计播放量达1.6亿次。二是处理好主观情绪和客观报道的关系。记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拥有自己的主观看法，这是人的属性。但在新闻报道中，尤其是面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平衡好主观悲伤情绪与客观事实报道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虽然事故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伤亡人数达到了一个较大的数字，但是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依然是第一原则。将客观事实报道出来，是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另一方面，在报道涉及伤亡人员较多、造成社会影响较大的新闻时，也要充分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尤其要照顾观众的情绪。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舆论，一旦没有把握好主观感受，将个人情绪过度带入新闻报道中，就可能产生煽动观众情绪的负面作用。这是作为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应重点把握的问题。在央视新闻的记者对东航飞行事故报道的过程中，有一个事例值得学习。记者在事故发生地主要是报道现场救援的具体情况。当发现了一个机组乘务人员的身份证件时，他马上用手挡住证件，并告诉摄像这是乘务人员的证件信息，不用给特写。记者的这一行为充分把握了主观感受与客观报道的平衡，既客观报道了现场的救援情况，发现了机组成员的身份证件，又充分考虑了遇难者家属和观众的主观感受，保护了遇难者的隐私信息，极具人关怀。综合各媒体的报道及官方的消息，此次东航飞行事故中无人生还。各大传统媒体都采取了更易于观众接受、更符合推己及人的报道方式，其中最典型的电视报道就是《东航MU5735坠机事件遇难者家属带走一抔现场泥土》。这篇报道不仅客观说明了坠机现场的惨烈，“漫山遍野都是人”，但“漫山遍野不见人”，而且符合国人朴素的“死者为大”的情怀。延伸来说，这也是电视台记者充分考虑观众心理感受而做出的选择。在我国的电视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未成年人。“步入青春期的孩子生理上处于剧烈的变化中，此时他们的‘自我防御功能’很弱，容易相信媒体提供的外界信息，常常对电视里所说的事情深信不疑。”②在此情况下，如果极力渲染事故现场的惨烈，就会对未成年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甚至会影响其心理成长。现场记者选取什么样的切入点来开展报道，直接决定了新闻报道的质量与效果。三是落实好引导舆论和回应关切的要求。开展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就是在第一时间将灾难事件的现场、救援、调查等各方面的情况出来，以回应社会关切。如今，人人都是“传声筒、发声器”。在突发性灾难事件这类关注度极高的新闻报道中，尤其要收集好社会关切，并及时回应。一方面，客观准确地开展新闻报道，将社会舆论引导至正确健康的方向；另一方面，记者通过采访相关部门的人员，得到热点问题的答案并及时报道出去，既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又体现记者良好的责任担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中，无论是直播连线还是电视报道，记者都应遵循以下几点：一是谨记生命至上，对逝者怀有敬畏之情；二是尊重采访者意愿，面对家属做到不打扰、不主导、不控制；三是报道要客观公正，不煽情、不伤害、不过度。在东航飞行事故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关注点也发生变化。在事故发生的初期，观众的关注点在事故的真实性上；一旦确认事故属实后，关注点就会变为是否有生还者、伤亡情况等；在得到准确回应后，关注点又会转移到现场救援、事故调查、理赔、家属保障等各个方面。梳理东航飞行事故，观众关注点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事故真实性、伤亡情况、现场救援、事故调查进展、家属理赔、事故调查结论、后续处置等。作为新闻报道的“发声者”，记者应在新闻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找到社会关注的重点，并以此开展报道。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也充分抓住了观众的关注点。3月27日，广西广播电视台制作了特殊版面，在直播事故现场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救援短片。广西广播电视台用本土不同领域的朋友作词作曲的《花儿开了你会在》为背景音乐，回顾这七天来的部分新闻报道，以此祭奠遇难者，引导舆论健康发展。

四、结语

记者在进行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时，不仅要把握好及时性和准确性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主观情绪与客观报道的关系，而且要回应社会关切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总之，在突发性灾难事件面前，记者作为传统媒体与观众之间的纽带，应该在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采制更加真实、更具人文关怀、更有温度的新闻报道，引导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从而提升传统媒体的公信力。

注释：

①王蕾.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J].新闻大学,2008(04):29-34.

灾难报道范文篇10

因此，党报的舆论引导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

尊重新闻规律与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统一。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机和威胁，他们总是急于从媒体获取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客观、真实、及时是新闻传播的重要规律，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又是党报的职责。在灾难事件发生后，党报应该快速反应，有序组织，努力抢占话语权，着力增强报道时效性。通过对灾难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方面的报道，让受众及时了解灾难发生的程度和趋势，一方面可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从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受众消除恐慌，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首先，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其次，当灾难发生后，有关事件的信息往往呈海量涌现。面对突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信息，不管是事件处理者还是新闻者，对外口径必须高度一致，不能提供互相矛盾的信息。沟通口径不一致，沟通就会变成危机。由于受到高度惊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受难者或亲属等相关人士，有可能对外公布的信息不准确，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对受众高度负责，对这些信息认真核实筛选。最后，由于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可能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编造和虚假信息，欺上瞒下，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真实、监督政府的强烈的责任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客观真实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述，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也正是新闻规律的要求。

关注民生，以情动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体现人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受灾人群的倾情关注上。这是媒体的责任。党报的声音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着党、政府和全社会的温暖、关怀。因此，党报要把人文关怀融入报道的各个层面，不仅告知公众灾难事件本身，更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宣扬灾难中体现的人性美。具体来讲，第一，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救灾之后，我们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灾民能够更好地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住，同样要关心他们心理的健康。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种噩梦般记忆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掉的。第二，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须原汁原味地报道普通人的感人事迹，让群众感到他们就是自己的一分子，这样才真实可信，才能增强社会各界夺取抗灾胜利的信心。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要求记者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们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第三，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是灾情报道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