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范文10篇

灾难范文篇1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由此就产生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真实的第二个维度——主观真实的问题。灾难新闻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新闻品种，就在于它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可以轻易地超越受众的认知层面而进入情感深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被强烈唤醒。母爱短信这类虚构新闻，符合当时乐观向上、战胜困难、人同此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主观真实”新闻，在地震灾区的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肯定存在，只是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被新闻媒体及时找到。新闻媒体正是基于对此类新闻“主观真实”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判断，才敢于适度刊发“三无新闻”。同样，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宽容这样的新闻真实性偏离。

从这个层面看，灾难新闻的主观真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提出来并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新闻采编人员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处理方案，而不是像新闻的客观真实那样作为一种应该恪守的行为原则。

也就是说，作为一线采编人员，理应洞悉灾难新闻“主观真实”的存在，尽量及时发掘出类似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以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但是，在具体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仍然是第一原则。从新闻公信力的长远利益看，类似母爱短信这样的“真实的谎言”，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也可以通过记者引用、转述等方式进行报道。同时，当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配发评论、诗歌、散文等，将此类“主观真实”的信息需求，通过非新闻的方式积极饱满地传播出去。事实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成都各家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

二、微观真实和整体真实

灾难新闻报道一个共同的难点在于突发性，记者往往来不及斟酌、谋划出一个整体报道方案就匆匆上路。如本文第二作者地震后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无数急着赶回受灾家乡的四川人，于是采访就从机场大厅开始。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不幸遭遇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

另外，汶川地震导致的灾区面积极大，直接影响面积达13万多平方公里。理论上，这13万平方公里的灾情呈现了这次大地震的整体真实的画面。但是，单个的记者或者单个的媒体往往很难全方位覆盖这样大面积的一个整体画面，如何在新闻中再现这个真实成为赴灾区报道记者的一个难题。

每个记者最初的设想往往都是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在新闻中复制灾难的真实。即使是这样，记者的选择仍然难以避免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本文第二作者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点采访，采访哪些人，却难以事先制定一个缜密、准确的规划。

本文第二作者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记者的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记者的报道视野。记者认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注视的对象。

这一过程中，记者完全按照个人的价值判断来还原灾难本身和灾难过后的场景。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势必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本文第二作者在都江堰后山偶然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一安置灾民一预防次生灾害一恢复生活一重建家园。在这个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志愿者等具有特别丰富的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很难幸运地都采访到。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会慢很多。

同时，灾难新闻中，政府作为最权威的消息源，很大程度上左右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依赖官方消息源的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如何在大的灾难报道前，尽量做到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

从理念上讲，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只要记者严谨采访，客观报道，局部真实一般能实现。而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间等的“程序正义”。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则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局部真实与整体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要想取得灾难报道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在技术上仍然有可行之处。首先，针对重大的灾难报道，记者个人的采访可能紧迫与随机，但编辑部后台应该有时间进行一个整体报道规划，以弥补记者个人采访小叙事真实的不足。其次，在重大灾难新闻发生之后，尽量派出记者组而非单个记者出去，以多个特派记者的全景式采访，来尽量弥补微观真实的不足。第三，记者个人应该在忙乱中尽量确定报道的主题，按照报道主题的采访可以部分地克服微观真实的困境。比如，《新京报》的“逝者”特刊，通过部分还原死难者的生平来再现地震灾难。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轨迹。

灾难范文篇2

我们可以发现，这次的震灾带来了不幸和痛苦，也带来了

我们的灵魂的升华。三十年来发展所积累的综合实力，也为救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然灾害是人类从远古以来都会面对的挑战，而人类也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中更加坚强，不断前进的。在这次灾难发生后，政府、公众、媒体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与能力上，都显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和应对能力，显示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带来了财富的积累，也带来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怀和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的深化。我觉得，在这次的救灾中，有几个新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挥的巨大的作用，无疑为中国的媒体发展写下了重要篇章。我在12日下午于台中开会时收到了关于地震的短信，之后很快在当地电视中看到了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消息。传统媒体的第一时间跟进报道，让人们通过主流媒介得到了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这足以让多数公众避免恐慌，也使得流言难以风传，不仅推动了全民参与，也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媒体面对灾难的真诚和坦率，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国救灾的同情和参与。而互联网和短信更将直接的关怀和信息传达给个人，让我们得到更加直接的、具体可感的信息，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如灾难发生后，很快就有事发地群众发上网的视频被很多电视媒体所引用，让更多的人感同身受。事实证明，媒体真实、充分的报道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它既让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凝聚在一起，也让世界知道中国面对灾难的真实状况，彰显了中国在面临挑战时对于生命的无限关怀，让世界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国。

其次，这次的抗震救灾中，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怀的强度比以往更加凸显出来，生命所具有的至高性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人类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价值和选择需要平衡，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更加被强调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等表述，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生命关怀”的强度。“以人为本”在灾难面前得到了具体而实在的展现。个人的生命和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这个社会中相互信任和帮助的情怀也更加深入人心。灾难毁灭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许多家庭的幸福，但这次救助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对于生命的真正的关怀，对于逝者是真实的安慰，对于生者则是现实的慰勉。

珍惜生命不是恐惧和逃避，而是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更高的凸显和展开，个体生命的价值被所有的其他的生命所守候，这正是人类超越自然的高度所在。

灾难范文篇3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解放军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

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闻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集体反映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重大转变：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在地震后的第一阶段，即搜救阶段，每天灾区的伤亡情况及救出人数均是以定时通告或字幕滚动的形式出现在电视新闻的屏幕上。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从5月12日当天开始，中央电视台和四川卫视采取的是全天候的直播形式，派出记者和直播车无数，坚持从灾区第一现场每天发回及时报道。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第一条关于地震信息的及时短新闻，这是早于新华社的地震消息。四是灾害报道不再是报喜不报忧。媒体报道了不少的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外，也揭露了很多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事实，比如《南风窗》的关于“县级化生存困境”的系列报道和叩问，充分的起到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监督权。

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精神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余家宏等.新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03

[3]李云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

[4][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灾难范文篇4

【关键词】灾难救援；急诊危机管理；救治效果；存活率；生命体征

自然灾害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1]。灾难救援已经成为降低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的重要手段[2]。灾害发生后患者普遍存在着多器官系统损伤，使其病情较重，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3-4]。以往所使用的常规灾难救援管理并未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得各措施在落实时缺乏足够的前瞻性以及人文性，越发难以满足工作所需。急诊危机管理则是围绕急诊科工作特点以及灾难救援中常见危机事件所实施的管理模式，旨在降低死亡率、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5]。将急诊危机管理应用于灾难救援中是否能够促使患者获益最大化目前尚有待于临床研究证实，故本次研究围绕急诊危机管理在灾难救援中对救治效果的影响展开分析，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我院急诊科2018-01至2019-12灾难救援中收治的2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1.1.1纳入标准（1）均为本地区自然灾害医学救援中收入我院的患者；（2）年龄18岁以上，80岁以下者；（3）临床资料完整，无缺失项者。1.1.2排除标准（1）由其他医院转入我院者；（2）植物生存状态者；（3）生命体征指标和（或）动脉血气指标缺失者。1.1.3伦理学本研究已经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1.2研究分组与一般资料依据采取的护理管理模式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10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1.3方法1.3.1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灾难救援管理，急诊科医务人员迅速接诊，在抵达现场后迅速在管理机构以及功能部门的协调下开展救治工作，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于急救车内连接心电监护仪器并予以简单处理，开放静脉通路，返回医院后做好交接并实施进一步的救治。1.3.2观察组观察组采取急诊危机管理，由我科具有丰富经验的护师任组长，6~8名护士或者是护士为组员组建急诊危机管理小组。结合本地区气候、资源分布情况总结灾难的具体类型、发生频率、严重性、患者常见损伤类型、潜在的危机事件，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应急预案，并以以人为本-有限医疗资源-循证医学-效益最优化为依据。根据每个组员的护龄、职称、受教育水平等信息合理安排岗位，促使每个组员均能够胜任。整个急诊危机管理工作涵盖患者的基础护理、医疗器械及药物的备置和核对、护理文书书写、安全管理等。定期由组长组织所有组员集中学习培训，以便于掌握最新的灾难救援知识与技能。借助集中授课、情景模拟演练等形式传递和检验常见灾害的救援知识、通用技能、专科知识、伤口处理（擦伤、开放性伤口、骨折等）、基本灾难生命支持和高级灾难生命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护理、心脑肺复苏、呼吸道管理、气管插管、止血、包扎、伤员搬移等[6]。在接到急诊电话后迅速明确患者信息，根据损伤类型实施分类管理，包括内伤、外伤、多发伤等，在患者收入急诊科后迅速根据分类管理方案完善各项常规检查，按照急诊流程实施分诊处理。1.4观察指标1.4.1生命体征指标利用多功能心电监护仪，观察指标包括心率、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1.4.2动脉血气指标利用血气分析仪，观察指标包括氧分压、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合指数。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以独立t检验，组内以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干预前后生命体征指标比较干预前两组患者生命体征指标（心率、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均较干预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生命体征指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2.2两组干预前后动脉血气指标比较干预前两组患者动脉血气指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氧分压、氧饱和度、氧合指数均高于干预前，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后氧分压、氧饱和度、氧合指数高于对照组，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讨论

灾难范文篇5

信心的坚固，但媒体报道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灾区群众，比如通过更多的报道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经历，从而能够更好地去满足灾区群众的需要，更应该报道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群众以外，比如名人捐款多少的报道，现实地讲，那样的报道对目前的救灾没有多少帮助。

当然，这里并非是说，踊跃捐款、献血这些行为就不高尚，这里讲的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尤其是在救灾的初期，在许多灾区群众还处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在灾区群众的身上，媒体报道应该注重灾区群众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救灾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地震带来那么多生命的失去、那么多肢体的伤害、那么多家庭的破碎、那么多心灵的创伤，这一切已经足够感动人们为灾区捐款、出力，帮助救灾，人们不需要通过名人捐款的数字来激发爱心。在救灾仍处于关键时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在网上登出个人、企业捐赠的排行榜，并对捐款金额不够巨大的个人、企业进行谴责。救灾捐款不是比数量，许多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以微薄之力在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爱心，还有许多中国人在为灾区祈祷，实在不应该以捐款金额论英雄，更不应该以此去批评企业或个人。逼来的捐款不是灾区和灾区群众所需要的救助，企业、个人的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爱心奉献是值得赞扬的行为，但以捐款与否、捐款金额去谴责企业和个人，其实是对灾区和灾区群众的不尊重。

地震灾难报道的重点，不仅是一个在灾难初期需要提出的问题，而且在灾情稳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抗震救灾中立功的人需要表彰，为灾区、灾区群众捐款、献血的人值得感谢和赞扬，但灾难之后，媒体更需要注重的是这次地震灾难带来的经验教训和需要调查的问题，比如人们普遍感觉那里的学校建筑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需要拿出专门资金对全国的学校建筑进行检查和修补？除了对抗震救灾的英雄进行表彰以外，灾难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今后对灾难的防护，应该更需要媒体追踪报道、分析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灾区群众才是灾难的主角，不仅是已经发生的灾难，而且还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灾难范文篇6

这一刻，即成国殇。

8.0级强烈地震，短短80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这场21世纪发生的毁坏性灾害震惊了世界，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20天前，汶川震动中国；20天来，中国感动世界。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将这段日日夜夜标注成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旗帜下，正在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中国，渴望实现奥运百年梦想的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面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自己。

汶川作证：我们这个民族，经得起颠簸！

（二）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速度赢得赞誉。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1小时，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两小时，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主题只有一个：“第一位是救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13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在第一时间，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在第一时间，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

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场生死竞速中，“第一时间”成为最有力的号令，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最能够体现动员能力和应急能力的指标。20个日日夜夜，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

（三）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力量令人惊叹。

灾情重，蜀道难，救援急。全军和武警部队11万精锐20余个专业兵种雷霆挺进，短短几天全部到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支支工程部队短短几天打通生命线，电网、通信全面修复。近400支专业救援队，4.5万医务人员源源赶赴一线，覆盖到每一个受灾村庄。灾区各级党组织站起来，冲上去，共产党员这个名字再一次叫响。

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立体运输，国家战略储备紧急筹措，各种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机械驰援灾区。截至6月1日，中央财政拨款已达182.98亿元，社会捐助超过400亿元。

“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全国一盘棋，有力、有序、有效。这场举国参与的生命大营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物质保障条件的集中检阅。20个日日夜夜，世界看到：灾难有多大，中国有多强。

（四）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精神感天动地。

日继之夜，生继之死，生死关头呈现温暖深沉的人性光辉。父母张开双臂为孩子撑起生命的天空，老师用血肉之躯为学生肩起死亡的闸门……灾难来临的瞬间，多少人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生与死的边缘，多少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当母亲给怀里的孩子留下临终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年幼的孩子在废墟下吟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当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我们读懂了什么叫人间大爱，什么叫尊严勇气，什么叫凝聚挺立。

强忍悲痛，守望相助，中华大地奔涌空前规模的爱心热流。成都数百“的哥”冒着余震赶往都江堰抢救伤员；南京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塞进募捐箱；许许多多城市，献血长龙将血站“挤爆”；一笔笔“特殊党费”，表达着7300万党员的忠诚；全国宣传文化系统《爱的奉献》募捐现场，短短4小时募集15亿元；各式衣着各方口音，近20万志愿者奔向灾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族人民伸出援手……“我们都是汶川人！”成为震撼神州的强音，国际舆论纷纷赞叹中国民众“井喷式”热忱。

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全球华人结成空前亲密的生命整体。香港特区搜救队、台湾红十字会搜救队赶赴灾区，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遥寄哀思、慷慨解囊。重洋隔不断手足情，关山挡不住中华心。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世界各个角落，义赈义演、捐款捐物……“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共同心声，又一次道出这个民族历尽磨难而弥坚的生命宣言。

中华民族在大难面前的表现令世界动容。美国媒体载文指出：在这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中，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再铸民族之魂。俄新社则赞誉：“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五）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的透明度世界瞩目。

这次抗震救灾，从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中进行。

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震情得到了公开报道。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的会天天举行。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

在这场信息传播中，新闻工作者刷新着中国传媒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模式。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手机，所有的传媒一起开动，全程进行“实况直播”。大幅照片，前沿报道，在线访谈，生死文字，全面真实地传达了最近的现场、最近的感动。新闻工作者成为又一支抗震救灾先遣队，开放、客观的报道，在传递真相的同时，展现着一个文明社会的公信与责任。

（六）大地震带来了大灾难，但这过去的日夜也让我们看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未必不是一个国家成长的特殊历练，未必不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强烈激发。困难是阻挡弱者的高山，也是冶炼勇者的熔炉，更是砥砺强者的砺石。挫折让中国更加团结，磨难让中国走向进步。

回望20个昼夜，许多意味深长的“第一次”令人感怀。

5月19日至21日，全国哀悼日。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国哀。新中国近60年，第一次，国旗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而降。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履行最庄严的承诺；一个把人的生命摆到最高位置的社会，刻下迈向现代文明的标记。当国旗缓缓垂下，人的尊严冉冉升起，一个国家的品格抬升到新的高度。

汶川大地震，作为受灾国的新中国第一次向国际救援队敞开大门。

爱，没有了疆界；生命，超越了种族。废墟之上一幕幕感人场景，展示了跨越国界的人性和亲情，是人类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见证，也是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支撑。

中国感谢世界。中国人民将铭记这危难时刻的温暖援助，铭记国际社会的深情话语“整个世界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并把它化作自强不息的动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七）“中国原来是这样！”20天来，人们都在感叹。

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国家意志、社会价值和公民精神。那些灾难面前一个个“第一时间”，一个个“中国纪录”，不仅是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展示，更是进步的中国对人民生命的尊重，是发展的中国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文明力量的升华。

抗震救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普通网友留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海外华人寄语：“我为有这样的祖国而骄傲！”外国媒体评价：这场地震让世界看到一个有爱心的中国，一个有竞争力的中国，一个真实可敬的中国。

（八）回首20个昼夜，抗震救灾这场伟大战役催生的一切，必将成为珍贵的国民记忆，写进共和国文明进步的历史。

――我们看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抗震救灾20个昼夜，写下中国人权辉煌纪录。及时通畅的信息披露，举国动员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始终支撑着大地震中的大爱大智大勇，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命至上、人民为先的政治伦理，彰显着一个执政党的成熟与坚定。

――我们看到了一个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

公开透明、全程监督、阳光赈灾，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离不开世界。开放，体现社会主义中国对国际人道主义的认同，表达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信心。

――我们看到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升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凝聚力；“团结、奉献、互助、友爱”，现代志愿精神拓展着新内涵；“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因千万个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鲜活；“坚守岗位、干好本职”，为爱国主义增添着理性的厚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

――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灾筑就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间爱心涌动，志愿大军汇集，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良性互动。灾难中无数普通人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美国一家周刊这样评价，“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抗震救灾让我们重新品读这样一些字眼，再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的今天，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找到了生长壮大的空间。

（九）抚定思绪，回望汶川。

面对数万同胞的骤然逝去，汶川依然是亿万国人血脉同搏、泪水涌动之所在。但20多个昼夜的坚守拼搏，13亿人民的同风共雨，更蕴藉着中华民族向死而生的期待，书写着共和国浴火重生的希望。

美国媒体感慨，“在八级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

毫无疑问，灾难之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将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植于国家的肌体。它会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也会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底气所在，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软实力”所在。

（十）汶川大地震，还让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中国。

这是一次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大灾难，也是一场展开于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救援。它让全体中国人又一次深刻领悟到“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两次灾难相隔32年，其间，正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表面看来，这一次，是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灾难救助方式。仔细思之，这一切改变，莫不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莫不系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呈现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于30年改革开放的一次特殊检阅。

没有30年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的综合国力，就没有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支持；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今天协调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和现代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

而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更是深深刻下30年民主法治建设、政治文明进步的烙印。

一位网友留言：“这一次，我们悲恸而不苦痛，哀伤而不绝望，关切而不惊慌，焦急而不失信心。因为，国家的进步已经成为佑民的天。”

灾难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中国抗击灾难的物质基础，更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西班牙报纸写道：“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未曾见过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精神。毋庸置疑，这个民族表现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十一）再过67天，我们将迎来第二北京奥运会。

奥运盛会，百年梦想。然而，悲欣交集的2008考验着我们。挫折面前，中华民族表现出的坚强自信，让世界感叹：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意外的“考试”。历经百年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也因此得以升华――

当火炬手高擎圣火举起手臂为灾区人民加油，当火炬传递沿途无数群众在募捐箱前表达爱心，“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与超越苦难、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找到了结合点。

当主席紧握俄罗斯救援队员的手，当总理拥抱美国志愿者，当中国灾区居民为日本救援队送去方便面，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汶川废墟上感叹：中国人民是充满力量、勇敢无畏、坚韧不拔、富有自助和合作精神的伟大人民，“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以一种凝重的方式闪现光辉。

新加坡报纸评论：“四川大地震给中国人带来巨大悲痛，但抗震救灾的快捷、有序、开放和深沉的人道精神，却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奥运会所期待的展示现代中国形象的目标，已经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冰雪阻断归途，我们没有放弃；圣火遭遇阻挠，我们团结反击；今天当地震撕裂大地，我们以同样的声音告诉世界：坎坷和磨难，只会激发我们更加出色地办好奥运会，只会推动我们更加积极地融入地球村，一同兑现诺言，一同承担责任，一同分享荣光。

（十二）余震还在继续，大地仍在痉挛。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抗震救灾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但随着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受灾群众的安置牵动人心，堰塞湖的安全令人担忧，疾控防疫尤为紧迫，恢复重建异常繁重……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需要真情更需要实劲。

中国没有停步。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支出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各个部门继续同心协力，给予灾区急需。全国人民一如既往，奉献爱心与力量。支援灾区，每个人每个岗位都是主角；重建家园，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

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赢得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

（十三）汶川5月，满目伤情。但垅间的小麦已在收割，6月的新绿就在眼前。

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地震重灾区北川中学师生齐唱国歌重新开学。

6月1日，国际儿童节，灾区的孩子说最想要的礼物是“快乐”。

这是顽强生命的礼赞，也是不屈中国的象征。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也许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是生者的勇气将人类无数次劫难，砌入文明演进的长河。

从治河而兴的黄河文明，到浴血重生的近代中国；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年初迎战冰雪，正是一次次灾难忧患的严峻考验，砥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巴山深处，在灾区考察工作的总书记在简易防震棚小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下16个大字。

灾难范文篇7

关键词：谣言灾难谣言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灾难谣言作为谣言在灾难时期的一种形式，是针对灾民对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谣言，出现在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但它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的灾难谣言的传播方式除了以往人际口头传播外，更加依赖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方式，在各个方面上都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增强趋势。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Allport列出了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时间而现实化的结果”。

面对灾难，民众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无能为力，会缺乏安全感，人心思危。即使社会各类组织开始行动救援，但迫于共同体的共同权利意识，民众内心的困惑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灾难谣言正是抓住能够满足民众对于了解不明朗的情况、信息缺乏的高度渴望而产生的，它也能够让在民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宣泄情感。

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滋生了大量灾难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神灵”等。尽管这些谣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对当时唐山震区一带还是引起了恐慌。

二、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特点

1传播渠道多元化

当互联网、手机媒体尚未勃兴之际，灾难谣言的传播通常依靠人际传播。由于人际传播的特点，传播效果与范围有所限制，主要局限于灾难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如唐山大地震后，灾难谣言主要在其震区及周边一带传播，经过近1年的时候，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途径主要分口头、互联网络、手机短信三种。除了人际传播外，传播渠道有：

(1)通过网络BBS、留言板等进行群体传播。

(2)通过电子邮件、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

(3)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了人际、群体传播。

(4)若谣言在网络上成为热门的讨论议题时，可能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当谣言经大众媒体披露后，不使用新媒体的受众也会得知消息，使得影响的层面更为扩大。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在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中同时传播，渠道也从人际传播延伸至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呈现出多元化渠道传播趋势，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危害与控制难度随之加大。

2传播效果最大化

随着灾难谣言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发展，传播效果呈现出最大化。其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直接导致灾难谣言传播速度空前快速，以往较长的传递时间段极大地缩短。技术的保证让社会成员能在相近时间段内参与到同一事件中，增大了谣言传播的信源基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部分谣言历经一年多才从周边地区扩散开，而汶川地震后，仅仅在几天时间内，大量灾难谣言通过各类媒介传递至各个地区，甚至于境外部分国家、地区都有所耳闻。第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性，社会信息获知途径不再是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中的长者口述信息的单向传递模式，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复杂化。面对灾难，彼此会更积极地依靠各样的信息途径来进行联系，这样就导致谣言传播面较之以往更广泛。第三，同样因为通讯手段的发展，谣言内容没有了旧时口耳相传时以讹传讹的夸大化与变异性。这种高度的信息保真性使社会成员获取的信息内容也大致相同，从而间接地增加了谣言的可信性，加大了传播效果。

3传播目的多样化

灾难谣言传播的目的性呈现出多样化。

(1)满足宣泄情感。在传播谣言过程中，传播者能够消除因灾难带来的无助、危机感等抑郁情感，体会到灾难涉及到了全体民众而非一个人。在灾难谣言传播过程中，能够宣泄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渺小与无能为力，是其快速传播的目的之一；

(2)满足信息渴望。灾难的发生导致的信息闭塞，加重了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探知欲和危机感。灾难谣言往往涉及一些人们感情或地理上感到亲切、关心的人或事，而且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信息量，能够满足当时人们信息缺乏的求知欲。

(3)娱乐。或许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灾难谣言。但是这些谣言有趣的一面成为了这些人传播的目的。同样有一部分仅仅为了转发信息而传播这些谣言，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4)蛊惑人心。灾难谣言传播目的的多样化加大了对谣言控制的难度。如果传播目的仅仅是前三类的话，谣言会因民众的兴趣减弱而在较短时间内遭到淘汰、消失。因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谣言传播则是需要防范的难点与重点。

4传播主体年轻化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呈现出传播主体趋于年轻化。首先，技术手段决定主体年轻化，年轻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其次，年轻人的生活与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紧密相连，网络生活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手机短信交流是最熟悉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之一。最后，大多数灾难谣青的传播都是出现在年轻人集中的网上论坛、社区、QQ群等处。这些因素使得年轻人在灾难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成为传谣信谣，甚至制造谣言的主体。

5传播内容自我消亡化

正如卡普费雷所言“所有的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谣言具有的一些娱乐性质能够吸引公众，但正如同新闻所具有时效性，谣言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时效周期。一旦公众获取了官方权威信息，失去了对谣言的兴趣，那么谣言将消失于大量的新闻信息量中。

为了能够引起民众的兴趣与好奇心，灾难谣言通常夸大其辞。一旦好奇心过去了，消退的兴趣就需要更多的刺激与夸张性来弥补。灾难谣言需要为一个小细节而夸大整个事实，这样反而导致了谣言不堪一击。

充满夸大性的灾难谣言过了时效性，一旦没有新的内容补充，其将自行消亡。

三、新媒体时代对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

灾难谣言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如何控制防范提供了依据。

1政府主流媒体加大报道力度，加快报道时间。

首先，政府主流媒体应该重视报道新闻信息的及时性。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在灾难谣言传播之前，第一时间消除民众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其次，主流媒体应该在民众关心的话题疑问上提供解惑答疑的功能。这样就减小了灾难谣言产生的空间。最后，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信息内容上应该更详尽，选取面更广泛，消除民众对于灾难认识的模糊性。根据G.w.Allport的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减小事件的模糊性将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

2编辑强化“把关人”意识

Web2，O时代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以往较高的入门门槛不复存在，人人都能在网络中信息，报道新闻。大量的灾难谣言正是通过网络这个渠道快速地传播，甚至部分门户网站成为了灾难谣言传播的阵地。网站编辑的把关人作用需要加强，不能片面地追求点击率而忽视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时聊天工具与手机短信传播限于当前网络管理的局限性，对于谣言内容传播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有待于日后网络管理法制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3民众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灾难范文篇8

达空间。《诗经·十月之交》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淮南子·览冥训》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以及沧海桑田、水深火热、白云苍狗、山崩地裂等众多词汇，在丰富汉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将苦难意识、创伤记忆灌铸到汉语文化之中。

文学进入个体创作时代之后，灾难的文学表达也建基于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要将个体情感传播开来，感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者必须超越自我经验的拘囿，将个体的创伤情绪予以澄净，通过恰当的语言并借助想象使其飞翔、升华，在沉重与空灵、疼痛与震撼、残酷与壮美、绝望与希望的纠结中找寻理想的表达方式。经此过程，才可能杜绝一味的呻吟、拒斥廉价的同情与缥缈的希望。

这让我们自然地想起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形：短短的十几天，诗词、散文、日记、故事等可以速成的文类，借助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来，将迅速发酵的集体痛楚与悲情宣泄无余。作者与读者共同沉湎于以哭泣、哀悼、祈祷为主题的作品之中。在当时，这是纾缓伤痛、表达哀思最及时、最恰切的方式。但今日看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未将个体伤悲转化成既沉郁博大又灵动飞腾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历史已经表明，缺乏成功的文学表达，灾难所造成的伤痛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抛诸脑后。

几年前，文物工作者在陕西铜川发现一块刻于1557年的石碑，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地势摇动，震响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山，降如坠井……山移崖崩，地裂水出！”这些景象，与汶川地震何其相似！不错，它记录的也是一次大地震。那是公元1556年1月23日子夜，发生在陕西华县的8级以上、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直接死亡83万人）的大地震。然而，除了不多的题刻、碑铭以及受伤的大小雁塔、西安碑林之外，这次大地震的其他情形，仅仅以抽象的数据悄无声息地平躺在历史文献之中，它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与痛楚，并未获得立体、厚重的文学表达。由此看来，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汶川大地震被淡化、被遗忘的担心并非多余，即便还有所纪念，也会逐步仪式化，失去撞击心灵的痛感与震撼。

应该说，汉语文学并不缺乏表达苦难的作品。屈骚、杜诗是最好的证明。《红楼梦》更是将曹雪芹的个人遭际转换成时代、民族乃至文化的悲剧。不过，这些作品主要是社会苦难的表现，表达自然灾难的作品则相对少见。这或许与“天人感应”之说有关。天人同类、天预人事的神秘思想，使得文人、学者躲避对天灾的描述与思考，因为，这把反思之剑最终会指向“天子”或“天之子民”犯下的罪孽。

现代汉语文学放弃文言载体的同时，也疏离了古代文学言说苦难的传统；现代中国文化接受科学、理性的同时，却抵触赖以消解科学主义的宗教信仰，而后者正是苦难意识与终极关怀得以潜滋暗长的土壤。然而，有所舍必有所得。与文言相比，现代汉语蕴涵着丰富的民间伦理与道德资源，有利于提升表达民众疾苦的能力；同样，在频繁的中外交流中，现代中国文化定会成为既具有伦理精神、道德意识又充满人文情怀、神性品格以及思辨色彩的现代新文化。如此看来，以现代汉语为载体、以现代新文化为依托的现代汉语文学，应该能够找到表达苦难与创伤的理想方式。不过，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关键还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作家既要以人间大爱与悲悯情怀去感受、体验灾害造成的苦难，也要以超越的精神与理性的眼光去观照这种苦难。所谓“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灾难范文篇9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其次是反省国家的角色与限制。

震灾中的政府得到紧急的授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并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紧急权力是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设有执政官的制度，就是国家为了面对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极大的权力以作出决断。但如何授权，期限有多长，可以做哪些事，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过与不及都非民众之福，日本社会对于灾难有强大的共识与基础建设，但1995年阪神地震时，却因拘泥于地方首长的副署，而使自卫队延迟进入灾区。

强大的能量与决心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但政府既非万能，也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区一事。在灾害抢救上，国家力量绝对是先行且主导的，但在重建中，民间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才是关键，其中又以组织化的宗教团体表现最为突出。

其三是善用连结国际与网络。

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组织当成政府的延伸，他们是欧美公民社会的展现，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与实绩倒还经得起检验，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以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为例，海啸带来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但国际的调停协助，使得亚齐打开独立内战的死结，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确及时的信息只是传媒第一步，网络在救灾上的潜能仍有待开发，如动员公众协寻失踪亲友，安慰家属，媒合认养学童等。而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地获得信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公开信息可以降低贪污、以权谋私的疑虑。

灾难范文篇10

这一刻，即成国殇。

8.0级强烈地震，短短80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这场21世纪发生的毁坏性灾害震惊了世界，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20天前，汶川震动中国；20天来，中国感动世界。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将这段日日夜夜标注成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旗帜下，正在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中国，渴望实现奥运百年梦想的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面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自己。

汶川作证：我们这个民族，经得起颠簸！

（二）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速度赢得赞誉。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1小时，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两小时，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主题只有一个：“第一位是救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13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在第一时间，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在第一时间，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

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场生死竞速中，“第一时间”成为最有力的号令，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最能够体现动员能力和应急能力的指标。20个日日夜夜，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

（三）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力量令人惊叹。

灾情重，蜀道难，救援急。全军和武警部队11万精锐20余个专业兵种雷霆挺进，短短几天全部到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支支工程部队短短几天打通生命线，电网、通信全面修复。近400支专业救援队，4.5万医务人员源源赶赴一线，覆盖到每一个受灾村庄。灾区各级党组织站起来，冲上去，共产党员这个名字再一次叫响。

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立体运输，国家战略储备紧急筹措，各种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机械驰援灾区。截至6月1日，中央财政拨款已达182.98亿元，社会捐助超过400亿元。

“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全国一盘棋，有力、有序、有效。这场举国参与的生命大营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物质保障条件的集中检阅。20个日日夜夜，世界看到：灾难有多大，中国有多强。

（四）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精神感天动地。

日继之夜，生继之死，生死关头呈现温暖深沉的人性光辉。父母张开双臂为孩子撑起生命的天空，老师用血肉之躯为学生肩起死亡的闸门……灾难来临的瞬间，多少人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生与死的边缘，多少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当母亲给怀里的孩子留下临终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年幼的孩子在废墟下吟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当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我们读懂了什么叫人间大爱，什么叫尊严勇气，什么叫凝聚挺立。

强忍悲痛，守望相助，中华大地奔涌空前规模的爱心热流。成都数百“的哥”冒着余震赶往都江堰抢救伤员；南京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塞进募捐箱；许许多多城市，献血长龙将血站“挤爆”；一笔笔“特殊党费”，表达着7300万党员的忠诚；全国宣传文化系统《爱的奉献》募捐现场，短短4小时募集15亿元；各式衣着各方口音，近20万志愿者奔向灾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族人民伸出援手……“我们都是汶川人！”成为震撼神州的强音，国际舆论纷纷赞叹中国民众“井喷式”热忱。

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全球华人结成空前亲密的生命整体。香港特区搜救队、台湾红十字会搜救队赶赴灾区，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遥寄哀思、慷慨解囊。重洋隔不断手足情，关山挡不住中华心。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世界各个角落，义赈义演、捐款捐物……“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共同心声，又一次道出这个民族历尽磨难而弥坚的生命宣言。

中华民族在大难面前的表现令世界动容。美国媒体载文指出：在这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中，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再铸民族之魂。俄新社则赞誉：“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五）20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的透明度世界瞩目。

这次抗震救灾，从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中进行。

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震情得到了公开报道。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的会天天举行。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

在这场信息传播中，新闻工作者刷新着中国传媒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模式。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手机，所有的传媒一起开动，全程进行“实况直播”。大幅照片，前沿报道，在线访谈，生死文字，全面真实地传达了最近的现场、最近的感动。新闻工作者成为又一支抗震救灾先遣队，开放、客观的报道，在传递真相的同时，展现着一个文明社会的公信与责任。

（六）大地震带来了大灾难，但这过去的日夜也让我们看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未必不是一个国家成长的特殊历练，未必不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强烈激发。困难是阻挡弱者的高山，也是冶炼勇者的熔炉，更是砥砺强者的砺石。挫折让中国更加团结，磨难让中国走向进步。

回望20个昼夜，许多意味深长的“第一次”令人感怀。

5月19日至21日，全国哀悼日。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国哀。新中国近60年，第一次，国旗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而降。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履行最庄严的承诺；一个把人的生命摆到最高位置的社会，刻下迈向现代文明的标记。当国旗缓缓垂下，人的尊严冉冉升起，一个国家的品格抬升到新的高度。

汶川大地震，作为受灾国的新中国第一次向国际救援队敞开大门。

爱，没有了疆界；生命，超越了种族。废墟之上一幕幕感人场景，展示了跨越国界的人性和亲情，是人类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见证，也是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支撑。

中国感谢世界。中国人民将铭记这危难时刻的温暖援助，铭记国际社会的深情话语“整个世界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并把它化作自强不息的动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七）“中国原来是这样！”20天来，人们都在感叹。

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国家意志、社会价值和公民精神。那些灾难面前一个个“第一时间”，一个个“中国纪录”，不仅是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展示，更是进步的中国对人民生命的尊重，是发展的中国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文明力量的升华。

抗震救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普通网友留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海外华人寄语：“我为有这样的祖国而骄傲！”外国媒体评价：这场地震让世界看到一个有爱心的中国，一个有竞争力的中国，一个真实可敬的中国。

（八）回首20个昼夜，抗震救灾这场伟大战役催生的一切，必将成为珍贵的国民记忆，写进共和国文明进步的历史。

——我们看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抗震救灾20个昼夜，写下中国人权辉煌纪录。及时通畅的信息披露，举国动员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始终支撑着大地震中的大爱大智大勇，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命至上、人民为先的政治伦理，彰显着一个执政党的成熟与坚定。

——我们看到了一个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

公开透明、全程监督、阳光赈灾，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离不开世界。开放，体现社会主义中国对国际人道主义的认同，表达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信心。

——我们看到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升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凝聚力；“团结、奉献、互助、友爱”，现代志愿精神拓展着新内涵；“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因千万个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鲜活；“坚守岗位、干好本职”，为爱国主义增添着理性的厚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

——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灾筑就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间爱心涌动，志愿大军汇集，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良性互动。灾难中无数普通人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美国一家周刊这样评价，“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抗震救灾让我们重新品读这样一些字眼，再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的今天，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找到了生长壮大的空间。

（九）抚定思绪，回望汶川。

面对数万同胞的骤然逝去，汶川依然是亿万国人血脉同搏、泪水涌动之所在。但20多个昼夜的坚守拼搏，13亿人民的同风共雨，更蕴藉着中华民族向死而生的期待，书写着共和国浴火重生的希望。

美国媒体感慨，“在八级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

毫无疑问，灾难之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将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植于国家的肌体。它会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也会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底气所在，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软实力”所在。

（十）汶川大地震，还让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中国。

这是一次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大灾难，也是一场展开于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救援。它让全体中国人又一次深刻领悟到“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两次灾难相隔32年，其间，正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表面看来，这一次，是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灾难救助方式。仔细思之，这一切改变，莫不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莫不系着深刻的社会变革。

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呈现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于30年改革开放的一次特殊检阅。

没有30年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的综合国力，就没有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支持；没有30年全面推进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今天协调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和现代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

而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更是深深刻下30年民主法治建设、政治文明进步的烙印。

一位网友留言：“这一次，我们悲恸而不苦痛，哀伤而不绝望，关切而不惊慌，焦急而不失信心。因为，国家的进步已经成为佑民的天。”

灾难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中国抗击灾难的物质基础，更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西班牙报纸写道：“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未曾见过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精神。毋庸置疑，这个民族表现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十一）再过67天，我们将迎来第二北京奥运会。

奥运盛会，百年梦想。然而，悲欣交集的2008考验着我们。挫折面前，中华民族表现出的坚强自信，让世界感叹：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意外的“考试”。历经百年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也因此得以升华——

当火炬手高擎圣火举起手臂为灾区人民加油，当火炬传递沿途无数群众在募捐箱前表达爱心，“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与超越苦难、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找到了结合点。

当主席紧握俄罗斯救援队员的手，当总理拥抱美国志愿者，当中国灾区居民为日本救援队送去方便面，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汶川废墟上感叹：中国人民是充满力量、勇敢无畏、坚韧不拔、富有自助和合作精神的伟大人民，“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以一种凝重的方式闪现光辉。

新加坡报纸评论：“四川大地震给中国人带来巨大悲痛，但抗震救灾的快捷、有序、开放和深沉的人道精神，却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奥运会所期待的展示现代中国形象的目标，已经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冰雪阻断归途，我们没有放弃；圣火遭遇阻挠，我们团结反击；今天当地震撕裂大地，我们以同样的声音告诉世界：坎坷和磨难，只会激发我们更加出色地办好奥运会，只会推动我们更加积极地融入地球村，一同兑现诺言，一同承担责任，一同分享荣光。

（十二）余震还在继续，大地仍在痉挛。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抗震救灾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但随着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受灾群众的安置牵动人心，堰塞湖的安全令人担忧，疾控防疫尤为紧迫，恢复重建异常繁重……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需要真情更需要实劲。

中国没有停步。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支出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各个部门继续同心协力，给予灾区急需。全国人民一如既往，奉献爱心与力量。支援灾区，每个人每个岗位都是主角；重建家园，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

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赢得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

（十三）汶川5月，满目伤情。但垅间的小麦已在收割，6月的新绿就在眼前。

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地震重灾区北川中学师生齐唱国歌重新开学。

6月1日，国际儿童节，灾区的孩子说最想要的礼物是“快乐”。

这是顽强生命的礼赞，也是不屈中国的象征。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也许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是生者的勇气将人类无数次劫难，砌入文明演进的长河。

从治河而兴的黄河文明，到浴血重生的近代中国；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洪抢险；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年年初迎战冰雪，正是一次次灾难忧患的严峻考验，砥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