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剖析范文10篇

原因剖析范文篇1

据统计，我国的临床误诊率大约为30％，和国际医学诊断水平相近，但诸如直肠癌、肺癌等疾病的误诊率几乎大于50％。造成这么高误诊率的原因，除医疗和诊治水平不高以及某些疾病的发病特殊性以外，还有很多人为因素在起作用。本文剖析疾病误诊的原因与对策，点评医患处置得失，让读者提高警惕，关注常见症状中可能掩盖的重大疾病，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其实很多误诊可以避免。

1疾病误诊的原因剖析

最常见的原因是病人及其家属因缺乏医学知识，对疾病复杂性认识不足；或个别病人年龄小、文化素质低，或别人代诉病史或叙述病史缺乏准确性，求治心切，或隐瞒病史；夸大病情，误导医生；忽视了主要症状的描述；使缺乏经验的医生急中出错，要防止个别医务人员为病人提供服务时的工作草率，甚至不负责任，造成误诊事例的发生。

医生阅历较浅，知识局限性，对现代医学知识了解较少，采集病史不详，对病人没有进行认真检查，又不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过于自信经验；或某些疾病平时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明确诊断；依赖辅助检查诊断不加综合分析，或者只凭某一表现，就自认为病情见多了凭经验治病，主观臆断也会造成误诊。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不是每种疾病一开始就有典型表现，初期往往表现出类似的症状；某些疾病可能在最初几个小时检查无异常，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是造成疾病早期不能正确诊断的重要原因，并易被误诊。

疾病的发生发展极其复杂，有时并不遵循一定的规律，表现为多个系统（如心、肺、肝、肾等）的症状或表现为单一的症状或无典型临床表现，给诊断造成极大的困难；有的病人两种病并存X线又缺乏典型特征导致诊断困难，如果缺乏对病情的全面了解，某些少见的疾病没有认真加以检查综合分析可能出现误诊。

疾病的复杂性、疑难性增多，所表现的症状与所患的疾病相差甚远，如有的肺癌患者以肺外为首发症状，后经查体及X线胸片检查诊断为晚期肺癌，并经胸腔积水细胞学或病理检查确诊。因此，像这样遇到与所患脏器疾病关系不大或症状变化无常，也是造成误诊的常见原因。

现代医学与现代科技一样日新月异，除医疗和诊治水平不高以及某些疾病的发病特殊性以外，需借助于特殊的检查才能诊断。新病种容易误诊，故应多角度、全面认识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重视标本的检测及特殊的检查和对症检查。如果客观条件限制，化验和辅助检查跟不上，诊断受到限制，就容易导致误诊率增加。

医学辅助检查主要是依靠医学仪器来进行分析判断，具有一定的科学局限性，不能完全揭示疾病的本来真相，况且，我国医学检查所使用的试剂和方法以及判断基准都缺乏规范性和统一的标准，往往是各个医院的检验正常值范围各不相同。与辅助检查存在差错导致误诊的因素还有：使用的医学检查仪器不合格、体液标本的污染或混淆、各种检查的诊断错误等，从而导致临床医师误诊。

护理人员执行医嘱出现错误，导致医生思维判断出错；未仔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或对患者及家属的诉说不予重视，延误医生作出对症处理；技术操作不规范，使收集的患者检查样本出现混乱、药物分发错误等，导致检验结果错误、患者治疗效果异常，误导医生的临床诊断。

2对策

根据临床的调查，医疗纠纷的起因就在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素质所致，而且大部分的误诊也与职业责任和素质有关，医务人员整体素质的高低要从提高到医院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去落实；保障医疗安全为核心，医生对病人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真正为病人着想，诚心实意地为病人服务，把为病人解除痛苦视为终生最高追求。现代医疗质量观念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病人满意，患者就医不仅关注医院的医疗水平，而且更加关注医院的人性化服务。维护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是患者能否与医生良好沟通的第一基础，医患沟通要从形式、渠道、内容、要求、技巧、效果、考核等方面进行规范管理，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主体沟通，有效提高服务质量。医生对就医者的心理和信任感有很大的影响，医患信任与良好沟通能使疾病作到准确、全面地收集病历资料，作出正确的判断。医院内涵建设好坏直接影响医院医疗质量，以质量为核心的思想，建立质量考核目标管理，拓宽诊疗范围，提高诊疗和急救水平，向高新技术领域进军。加强医疗服务要素准入管理，健全和完善医院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做到制度保证上严密有效、技术支撑上坚强有力、监督检查上严格细致，把医疗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坚决遏制医疗事故的发生。

市场经济是竞争和讲求效率的经济，患者来到医院时主观要求医疗服务达到快速高效，从服务环境、服务理念、服务态度、服务效果等各方面查找原因，健全完善医疗质量保证和持续改进体系，医疗效果时效性形成了客观上的慢节奏，忙碌、过急将无法保障医疗安全和质量,要提高医疗服务的多环节，改善就医环境，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消费者需求。

医生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与其所处的医疗机构地理环境、规模大小、专科性、医生职称、地位以及从医年限和治疗经历密切相关，决定医疗效果的因素很多，要明确认识到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病种不同虽有差异，但都有其客观规律可循的，显现特征需要有个过程，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从思路到规划，从举措到实施，积极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把病人的满意作为医院的追求。

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专业越细越精，疑难病人必须由多个人、多学科共同协作。因此，加强青年医师的再培养、再教育、再提高是当务之急，特别注意培养学科带头人和有发展前途、敬业精神的年轻医师，培养造就一批技术骨干促进全院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卫生资源配置是否合理都直接关系到医院的服务质量和诊疗水平的发挥，医疗设备的如何也会影响误诊的发生率；医院除了技术、设备等硬件外，不能忽视管理模式和服务水平等软件实力的竞争。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卫生资源，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将人性化理念融入医疗服务与医院管理的全过程，寻求服务创新点，通过服务不断提高群众对医院的满意度。

原因剖析范文篇2

[关键词]中职教育厌学心理社会化

一、总体情况

笔者所在的学校分为两个校区，在校中专学生接近两千人，两个校区各有一个省级重点专业，招生就业情况相对较好，其他专业的情况目前不论是招生就业还是日常管理都存在较大的困难，而教学管理更是难上加难，学生迟到旷课几乎成家常便饭，有的班级学生逃课率高得惊人，一些公共课如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出现“三分之一逃课，三分之一不听，三分之一半听半玩”的现象，而诸如此类的情景，在中专校园已是“见惯不怪”之现象，学生厌学逃学的情况十分普遍。实际上，学校年年都在学生管理与教学管理上面花了很大力气，但是效果甚微，结果学生的学习情况每况愈下，形成了“严管也乱，不管更乱”的怪局面。家长老师更是怨声载道，家长抱怨学校监管不力，老师抱怨学生难管难教，学生则对老师的教学内容没有兴趣，想尽办法逃课，进而沉迷于学习之外的其他事情，如迷恋网络，吸烟喝酒，谈恋爱找朋友，拉帮结派，甚至与校外的社会青年结交，在外边打架斗殴，以致出现流血事件。最后，在老师中出现“不能管——不想管——不敢管”的恶性循环，进而是“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学校难管”的局面。

笔者曾经做过《市政学生在校学习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22.3%的学生“每周逃课超过五次”，而“从未逃过课”的同学为零。据笔者所知，有的老师班级里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按一个学期十八周计算，有两个学生只有第一次课与最后一次课才来上课。至于点名时学生代答、签到时同学代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网络上甚至出现过在校学生公开聘人“代己上课”的帖子，在学生中间也流行“逃课才是必修课”的坊间笑话。总之，就笔者所见，“厌学逃学”现象在中专学校里面已经成为影响正常教学的一个突出问题，到了不得不予以治理的严峻关口。

二、原因分析

1.少数学生非自愿进校

有的中专生初中毕业后因各种原因本来就不愿继续就读，迫于家长要求，无奈才随便选择了一所中专学校。还有少数是家长根本管不了学生，被当作包袱甩到学校的。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对学习抱无所谓的态度，因而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出现“逃学”行为。在市政学校的调查显示，只有38.4%的同学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超过62.6%的同学在选择专业时“听从了家人或朋友的意见”，还有44.2%的学生在填报专业时对自己的专业“一无所知”，来到学校后有所了解之后，有44.6%的同学“对自己的专业很失望”，55.5%的同学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或极无兴趣”，试想如此的专业志向与专业兴趣，又怎能有学习的积极性？再加上部分专业设置不太合理，在招生上存在“拉郎配”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志愿”并不“自愿”。

2.部分学生文化基础差

“中专难招，大学扩招”的事实，使得目前中专生源质量下降已是不争事实，中专学校出于生存压力放低招生门槛也已是“正常现象”，因而，部分在校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对现在所学的课程听不懂，对所学专业缺乏学习兴趣，所以“厌学逃学”。一个中专班级51位同学，入学考试成绩“一科不及格”的学生占88.2%，“两科不及格”的占66.7%，“三科不及格”的占47.1%，“四科及四科以上不及格”的占35.3%，这种情况的班级已经是入学成绩最好的班级了，有的学生“语数英”三科总分还不够80分，入学摸底考试时不少学生的“语数英”单科分为一二十分不等。

3.学校管理观念难以转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专学校实行的是“精品”教育。原来中专的学生，大多是初中的“尖子生”，考好中专是当时“尖子生”的首选，大多数中专学生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俱佳，但自从中专招生并轨特别是高等院校扩招以后，中专招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生源质量严重下降，学校办学规模扩大，而师资力量和学生管理水平并没有完全跟上来，教学整体滑坡。思想观念的变迁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改变，社会学上称之为“文化堕距”，管理观念的更新需要时间，也是一个痛苦与困难的过程。在学校管理上，老化的观念不能完全跟上环境的变化，在管理方法上又缺乏创新，因而在学生中出现“难沟通”“难理解”“难管理”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4.课堂教学方式与手段落后

学校一些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未能依据学生的现状科学组织课堂教学，仍然按照过去的模式，只顾完成授课计划了事，很少顾及课堂纪律或学生是否学懂弄通了。有的老师拘泥于“老师尽力讲、学生认真听”的满堂灌方式，未能区分不同的学生层次；有的老师不懂得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电子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说、多感官的参与；有的老师教学资料陈旧泛味，一份教案讲了好多年也不见更新，总之教与学没能得到有机的统一，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些也是造成学生“厌学逃学”的重要原因。

5.社会环境变迁客观上“恶化”了教育的外部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改变也体现在中专学生身上，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和道德取向悄然改变。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各领域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及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滑坡等等，无不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消极的影响。加上中专招生并轨以来，学生实行自己交费、自主择业，用人单位又流行“文凭崇拜主义”，“学历虽然不等于水平，但高总是好”的观念，这些也都严重挫伤了中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80后正成为中专学校的主角，他们这一代的城市学生大多属于独生子女，自小就是在父母家人的宠爱当中长大，习惯了“以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多出现角色“定位不当，自视过高”的问题。在学校碰到困难时容易退缩，尤其是学习成绩差、课外表现差的学生长期处于老师的“低期望”之下，缺乏积极向上的愿望与自信，而且，他们这一代人的家庭正处于新中国家庭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父母离异、父母下岗等重大生活变故不断冲击着他们的心理，他们往往变得十分敏感脆弱，渴望被学校认可、被老师承认、被同学尊重，他们容易因一时的挫折而沮丧不已，因一时的冲动而干出傻事，大中学生不断传出的自杀报道即为明证。

然而，他们在校学习期间，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于他们出现的“厌学逃学”现象，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和克服，任其蔓延下去，势必给学生的身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也势必败坏校纪校风，给学校形象造成伤害。

三、解决措施

1.着重改善学生的心理状况，努力促成学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建立平等开放的师生关系

（1）在心理学上存在所谓的“皮格马力翁”效应，表现在学校教育当中就是教师往往会偏爱“表现好、成绩佳”的学生，对他们寄予厚望，教师积极正面的暗示会极大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引导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形成良性循环；相反，对“表现差、成绩差”的学生则会期望过低，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的正当心理需要，忽视这些学生的成长与进步，对他们批评远远多过赞扬，这样常常会造成这些学生更低的自我成就感，对学习、老师和学校丧失信心，以至自暴自弃，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学生工作者、班主任在找有“厌学逃学”现象的学生谈心谈话时，不能先入为主地给这些学生贴上“没救了、自甘堕落”的标签，要尽可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与角度，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关注学生的细微进步，并及时予以赞扬，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让学生不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即使这种喜悦只是作对了一道题目。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宣传工具，如广播、黑板报、墙报、系刊、校报等形式，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特别是要大力表彰和树立由后进生变先进的典型，让所谓的“差学生”也经历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2）加强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中专班主任是学校最直接的学生思想工作者。一个班的班风和学习风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的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学生思想工作做得深入扎实，这个班学生的“厌学逃学”现象肯定会少，学习风气肯定会好。因此班主任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但是，有些班主任往往由任课教师兼任，他们的授课任务本来就很重，又要他们去担当班主任，势必造成“两难全”的局面。因此，不少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聘任有一定学历且富有思想工作经验的人才担任专职，与学校的心理咨询教师密切配合，机动灵活地针对厌学逃学现象开展工作，为学生在学习上与生活上排忧解难。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要使学生的思想工作与心理辅导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有效，就不能单靠学校一方面的力量。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离开家长家人的合作与配合，学校社会工作就难收长效。

但是，部分父母以为将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就可以基本撒手不管了，有的甚至还抱着丢“包袱”的心态，让“顽劣难管”的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眼不见心不烦。有些父母糟糕的夫妻关系也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在校生活与学习。家长也有他们的苦衷与理由，“事业忙、没时间”，“孩子太不听话，自己没办法”等。如何在学校与家庭之间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一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班主任则是这二者之间的“天然桥梁”，道理不言自明，因此，班主任应当尽可能通过多渠道与家长建立联系，学校也要鼓励家长积极主动地向学校咨询学生在校的表现，反映学生在家里面的各种情况。

同时，在针对这类学生开展工作的时候，必须遵循案主自助的原则，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简单粗暴，“不准做这样，不能做那样”，那样只会导致孩子与学生的反感，在纠正其“厌学逃课”行为时，应充分信任学生的潜力，尽可能尊重学生的意见与决定，通过各种可行的、切合其自身实际的建议来引导他们，以期纠正之效。

2.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前面在分析中专学生“厌学逃学”的原因中，其中一条是教师不能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采取有效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课堂兴趣。尽管教师学识渊博，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但有些学生还是不愿听他的课而产生“厌学逃学”情绪，结果是教师埋怨学生难教，学生则埋怨教师授课听不懂。

（1）学校的教务部门在新生入学时，应组织一次文化摸底考试，以考试的成绩作为学生编班的依据之一，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基础课的“分层次”教学，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对文化基础较差的学生，应加强他们的文化补习，而不应匆忙就让他们接触专业课；也不应把他们编入文化基础较好的班，以免他们跟不上课。要给他们一定时间的观察期，并在观察期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2）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教师要与学生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在课堂外，可以适当开展师生的交流，身处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教师利用网络这一互动工具与学生展开沟通，学校可以鼓励师生之间的各种非正式的交流，促成更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建立良好的教学关系打下基础。古语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对教师越信赖和崇敬，就越会喜欢教师所教的这门课程。

3.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使学生学有所用，对前途充满信心

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是“厌学逃学”情绪滋长和漫延的重要原因。“有的中专学校本来新生报到率仅为40%％左右，不到一年，又有不少学生要求退学”。毕业生就业是“学校招生的指挥棒”，是“学校办学方向的指挥棒”。中职与高职教育的重要特点就是以“就业”为直接导向，通过在校的理论学习与课程实训，让学生提升自身技能与综合素质，毕业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为此，学校必须下大力气抓好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花大力气提高学生的毕业率与就业率。

综上所述，中专学生“厌学逃学”，除学生自身的思想和文化素质较差外，也与学校的教育管理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必须从学生、学校与家庭三方面着手，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家长多方联系、密切配合，以学校教育为根基，以家庭教育为引导，纠正“厌学逃学”学生的偏差行为，恢复中专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促成这些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倪泰一等编.《现代心理医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美］DavidG·Myers.候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3］翟进，张曙编著.《个案社会工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美］艾尔·巴比著.丘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2.

［5］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原因剖析范文篇3

关键词：焊接接头；失效分析；结构因素

热交换器产品中的固定式不带法兰的管板与壳体的连接焊接接头是产品上的主要焊接接头，制造过程中焊接接头内部组织的缺陷，如夹渣、气孔、未熔合、未焊透、裂纹以及组织粗大等，将影响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也影响产品使用的可靠性，给使用单位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焊接接头性能影响因素的分析和实验，调整相应的结构参数和焊接工艺参数，防止焊接接头缺陷的产生，提高接头机械性能，从而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减少损失，节约了材料。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焊接结构参数、焊接工艺参数、焊接前的准备和操作方法等因素都会影响焊接接头的质量，在焊接时就要通过控制相关技术参数来控制焊接接头内部质量，尽可能提高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在诸多技术因素中以结构参数和焊接工艺参数对焊接接头质量影响最大，为此，坡口尺寸变化对焊接接头质量的影响及焊接工艺参数对焊接接头质量的影响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

通过研究不同尺寸的坡口用相同焊接工艺参数下焊成的接头在焊接接头组织、机械性能、焊接应力分布的变化；比较对焊接接头质量影响最小的结构尺寸，选出最优技术参数。

二、坡口尺寸的确定

产品的设计坡口尺寸如图1所示，其中，管板车边尺寸为0.25δ,与壳体组对后坡口间隙为0.4δ1，具体根据不同的板厚在国家标准中有明确的规定。

本课题根据中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δ和δ1的取值如表1。根据表中的数据，按《钢制压力容器》标准的有关规定，可以分别计算出管板车边尺寸和坡口间隙尺寸，也列于表1中。

在本次试验中，为了减少工作量，试件的坡口组对成大小端，最大值取6mm，最小值取1mm。虽然该值与国家标准的要求有出入，但符合焊接工艺中保证焊接接头质量的有关要求，对试验结果的正确性影响不明显。

三、模拟试验与检测

为保证结构参数对焊接接头的组织、应力和机械性能等方面影响的试验结果准确，在焊接过程中，要求焊接工艺参数保持不变。

本试验的试件结构与产品实际使用的结构相近。对焊接接头的检测主要包括焊接接头热影响区应力值、机械性能测试和热影响区组织分析。

3.1应力测试

应力测试时采用了应力释放法。

通过焊接接头区或焊接热影响区某点处的应变量测试，计算出该点的应力值。用此法检测比较简单，所需测试设备简便。虽然数据不够准确，但同一试件测试的数据有对比性，对本课题来说完全符合要求。

测试时，为使焊接热影响区的应力相对准确且有对比性，试验时选焊接接头焊趾两侧5mm处平行于焊接接头中心线的直线上作为测试焊接应力的位置，并以5mm的间距为一测试点，两侧两端各测6点。

3.2机械性能测试

应力测试后的试件用机械加工的方法加工成拉伸试样，测试其机械性能。

四、数据分析

4.1测试点应力与焊接接头距离的关系

以上数据表明，离焊接接头不同的距离的各点间的应力是不同的。离熔合线越近，应力值越大；离熔合线越远，应力值越小。表明高温区更易产生较高的应力。

4.2坡口间距对应力的影响

坡口间距对应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从表中可以看出，坡口间距越大，应力值也有明显的增大，最大间隙处应力值（为最小间隙处应力值的3.5倍左右）。从理论上分析，坡口越大，需填充的金属越多，焊接时热作用时间越长，温度也越高，因而产生更大的应力。

4.3坡口间距对机械性能的影响

可以看出，坡口间距对机械性能的影响较小，但坡口间距对缺陷有较大的影响。两个试样都做了宏观金相检查，坡口间距越小，未焊透缺陷倾向增加。所以，坡口间距间接地影响了焊接接头的强度，降低疲劳强度。

五、金相分析

在相应的最大坡口端和最小坡口端，分别取试样进行金相分析，对比母材金相，组织变化差异很小。可见，因所用材料为普通碳素结构钢（管板和筒体材料都选用了Q235-B），这类材料的组织在加热时，长大倾向并不明显。可以认为，坡口间距对焊接接头及热影响区金属组织的影响是不大的。或者说，因焊接接头及热影响区金属组织所引起的焊接接头失效现象的因素要比焊接缺陷和应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小得多。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造成管板与壳体连接焊接接头失效的重要因素中，坡口尺寸大小是其中之一。因为坡口尺寸大小对焊接接头内部缺陷的产生及热影响区的焊接残余应力大小有着重大的影响，坡口越大，焊接缺陷产生的可能性增加，焊接残余应力增加。在焊接实践中，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坡口尺寸，配以合理的焊接工艺参数，尽可能降低焊接接头及热影响区的焊接残余应力，则可以减少此类失效现象的发生，从而减小生产中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霍立兴.焊接结构的断裂行为及评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6.

[2]全国压力容器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GB150-1998，钢制压力容器[S].

原因剖析范文篇4

关键词：碳化；钢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影响因素；治理

混凝土耐久性问题是公认的难题。水闸建成运行后，如何加强混凝土构筑物的保养、维修，提高其耐久性，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空气中的CO2在适当的温度、湿度下浸入到硬化的水泥浆细孔中，与混凝土中Ca(OH)2反应形成CaCO3，使混凝土碱度降低。这种CO2从混凝土表面浸入到混凝土内部的过程称为碳化。碳化使混凝土碱度降低，减弱对钢筋的保护作用，使钢筋容易锈蚀，锈蚀形成的铁锈体积膨胀(为原来的2~8倍)，对混凝土保护层施加膨胀力。又由于碳化层产生的碳化收缩，对其内部形成压力，而表面碳化层产生拉力，也能够使结构表面产生微小裂纹。这种收缩裂纹成为空气和水的通道，加快了混凝土的碳化，当钢筋暴露在大气中时，锈蚀过程将加快，最后导致截面减小，严重降低结构强度，影混凝土建筑物的寿命。

一、混凝土碳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1.1混凝土含水量及周围介质的相对湿度

混凝土碳化过程与混凝土含水量及周围介质的相对湿度有关。这是因为CO2与Ca(OH)2反应所释放的水必定要向外扩散，以保持混凝土内部大气之间的湿度平衡。如果外界湿度大或介质相对湿度接近100%时，混凝土中的水向外扩散的速度大幅度降低或停止，混凝土中的微孔隙被水充满，则CO2向内部扩散的过程实际上终止，碳化也就很难进行。当空气湿度为50%~70%时，混凝土的孔隙尚未被水充满，CO2可以向混凝土内扩散，而混凝土孔隙的湿度不仅为Ca(OH)2向外扩散提供了必备条件，并且使化学反应进行较快。

1.2环境温度

混凝土碳化速度与温度有关。当温度较低时，水变成冰，化学反应无法进行，碳化实际上停止，随温度的升高，碳酸的扩散易于进行，Ca(OH)2及CO2的扩散速度和化学反应速度均加大，从而使混凝土的碳化过程加快。

二、工程治理实例

2.1工程概况

引滦工程尔王庄管理处联结井闸自运行以来，由于先天的混凝土强度偏低、振捣不实、保护层厚度不足等原因致使混凝土保护层疏松脱落，箍筋部分裸露锈蚀，碳化深度4~6cm，普遍出现了箍筋、顺筋锈胀裂缝，回弹仪测强为11~22MPa。因其耐久性问题比较严重，列为2000年尔王庄管理处维修加固的重点。

2.2施工工艺

工程的治理原则是:治理后具备原有承载力、整体性和耐久性，防止进一步损坏结构和构件，尽量避免大动大补，并尽可能保持原有结构外观。处理方法以实际出发，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力求简单易行、经济合理。

2.2.1工艺流程。凿除混凝土→钢筋除锈→基层清理→刷MCI迁移性钢筋防锈剂(2020)→刷界面剂(第1遍)→抹钢纤维砂浆(第1遍)→化学灌浆→刷界面剂(第2遍)→抹钢纤维砂浆(第2遍)→刷界面剂(第3遍)→抹钢纤维砂浆(第3遍)→养护→刷MCI2021→刷防碳化涂料(3遍)。公务员之家

2.2.2修补材料。①钢纤维砂浆。配比为水泥∶砂∶钢纤维∶硅粉∶减水剂∶水=1∶1.5∶0.08∶0.1∶0.05∶0.38。钢纤维砂浆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新型复合材料。乱向分布的短纤维阻碍内部裂缝的扩展和宏观裂缝的发生，从而使抗拉、抗弯、抗剪强度等显著提高。其抗冲击、抗疲劳、耐久性也有较大改善。掺入硅粉和减水剂的钢纤维砂浆可以提高砂浆的密实性、抗压强度、抗渗性、耐久性，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②MCI—2020迁移性钢筋防锈剂。MCI—2020是一种通过涂抹在混凝土表面，可自行渗透扩散至内部钢筋表面，形成单分子保护膜，保护钢筋不被腐蚀。即使它不与钢筋直接接触，也能在混凝土中渗透扩散一定距离，达到钢筋表面，从而有效抑制钢筋腐蚀，延长结构的使用寿命。③界面剂。ZV型混凝土修补胶与水泥调和而成，其配比为1∶1。使用时均匀涂抹在混凝土表面，力求薄而不淌，待浆液不粘手时，即可进行下一道工序。

2.3化学灌浆

对于联接井闸南侧的4棵机架桥柱，由于其内部混凝土强度低于C15，且有蜂窝、孔隙，直接影响了钢筋混凝土柱的承载力，必须采取化学灌浆处理。①灌浆压力。0.35~0.45MPa。②灌浆材料。环氧树脂∶固化剂=2∶1(体积比)。③预埋灌浆嘴。灌浆嘴用“水不漏”预埋，2~3个嘴子内部架桥(预留通道)，用来排气。

2.4混凝土表面涂料涂覆

在混凝土表面涂料涂覆，可使混凝土与CO2、Cl-、O2和H2O隔离，是防止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锈蚀的一种常用的有效措施。一般在预测到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受到锈蚀损害时采用，也可以在经局部修补的较轻微锈蚀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上起保护作用。目前在我国水利工程中使用较普遍的为环氧树脂厚浆涂料。在此项联结井闸补强加固工程中，根据钢筋混凝土的不同损坏程度，采用化学灌浆、钢纤维砂浆、MCI迁移性钢筋防锈剂等综合治理方法。因此，在混凝土表面涂料涂覆时，采用一般的外檐涂料，并在涂料中掺入BC01胶，使其更牢固、不褪色。

三、小结

混凝土结构损坏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损坏就会日益加剧，极易诱发各种危险事故。因此，应对碳化机理、碳化的影响因素、碳化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物的损坏原因进行分析，并针对碳化引起水工建筑物的缺陷采取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1]肖佳，勾成福.混凝土碳化研究综述[J].混凝土，2010(1):40-44，52.

[2]刘磊.SBR砂浆在嶂山闸混凝土表面防碳化处理的应用[J].治淮，2010(1):27-29.

原因剖析范文篇5

1）尺寸精度。限制加工表面与其基准间的误差不超过一定的范围。

2）几何形状精度。限制加工表面的宏观几何形状误差，如圆度、平面度、直线度等。

3）相互位置精度。限制加工表面与其基准间的相互位置误差，如平行度、同轴度、位置度等。

在机械加工中，由机床、夹具、刀具与被加工工件一起构成了这一加工过程的一个整体，这一整体称为机械加工工艺系统。因而，分析机械加工精度的过程，也就是分析这一工艺系统在各种不同的工作条件下以各种不同方式（或放大、或缩小）反映工件的加工误差。而机床、夹具又是这一工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分析这一工艺系统存在的误差。

1机械加工产生误差的原因分析

1.1机床的几何误差

加工中刀具相对于工件的成形运动都是通过机床来完成的，因而，工件的加工精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机床的精度[1]。机床的制造误差对工件加工精度影响较大的有：主轴回转误差、导轨误差和传动链误差。尤其机床的磨损将使机床工作精度下降。

1）主轴回转误差。机床主轴是装夹刀具的基准，并将运动和动力传递给刀具或工件，主轴回转误差将直接影响被加工工件的精度。主轴回转误差是指主轴每一瞬间的实际回转轴线相对于其平均回转轴线的变动量。其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径向跳动、轴向窜动、角度摆动。

2）导轨误差。导轨是机床上确定各机床部件相对位置关系的基准，除了导轨本身的制造误差外，导轨的安装质量和不均匀磨损也是造成导轨误差的主要因素。而导轨磨损是机床精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3）传动链误差。传动链误差是指传动链始末两端传动元件之间相对运动的误差。传动误差是由传动链中各组成环节的制造和装配误差，以及使用过程中的磨损所引起的。一般用传动链末端元件的转角误差来衡量。

1.2夹具的几何误差

夹具的作用是使工件相对于机床和刀具具有一个正确的安装位置，因此，夹具的制造误差对工件的加工精度影响很大。一是基准不重合误差，在零件图上确定某一表面尺寸、形状、位置所依据的基准称为设计基准。在工序图上用来确定本工序所加工表面加工后的尺寸、形状、位置所依据的基准称为工序基准。在机床上对工件进行加工时，须选择工件上若干几何要素作为加工时的定位基准，如果所选用的定位基准与设计基准不重合，就会产生基准不重合误差。二是定位副制造不准确产生的误差，夹具上的定位元件不可能按基本尺寸制造得绝对准确，其实际尺寸(或位置)都允许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变动。工件定位面与夹具定位元件共同构成定位副，由于定位副制造的不准确和定位副间的配合间隙引起的工件最大位置变动量，称为定位副制造不准确误差。

1.3刀具的几何误差

任何刀具在切削过程中，都要产生磨损，并由此引起工件尺寸和形状地改变。正确的选用刀具材料或新型耐磨刀具材料，合理地选用刀具几何参数和切削用量，均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刀具磨损。必要时可以采用补偿装置对刀具的磨损进行补偿；同时，对于数控铣来说，装夹刀具的刀柄以及弹簧夹头的精度也应该受到一定的重视，这两者的好坏也反映了主轴回转的径向跳动对工件的影响。

1.4工艺系统受力变形产生的误差[2]

1）工件刚度。工艺系统中如果工件刚度相对于机床、夹具、刀具来说比较低，在切削力的作用下，工件由于刚度不足而引起的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就比较大。还有加工工艺的安排是否合理也是影响加工精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刀具刚度。外圆车刀在加工表面法线方向上的刚度很大，其变形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镗直径较小的孔时，刀杆刚度很差，刀杆的受力变形就对孔加工精度有很大影响。

3）机床部件刚度。机床部件由许多零件组成，机床部件刚度现在尚无合适的计算方法，目前还是用实验方法来测定。变形与载荷不成线性关系，加载和卸载曲线不重合，卸载曲线滞后于加载曲线。两曲线间所包容的面积就是加载和卸载循环中所损耗的能量，它消耗于摩擦力所做的功和接触变形功。第一次卸载后，变形恢复不到第一次加载的起点，这说明有残余变形存在，必须经多次加载卸载后，加载曲线起点才和卸载曲线终点重合，残余变形才能逐渐减小到零。

1.5工艺系统受热变形引起的误差

工艺系统热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在精密加工和大件加工中，由热变形引起的加工误差有时可占工件总误差的50%。机床、刀具和工件受到各种热源的作用，温度会逐渐升高，同时它们也会通过各种传热方式向周围的物质散发热量。

1.6调整的几何误差

在机械加工的每一道工序中，对工艺系统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调整不可能绝对地准确，因而在调整过程中产生误差。在工艺系统中，刀具、工件在机床上的互相位置精度，是通过调整机床、夹具、刀具或工件等来保证的。当机床、夹具、刀具和工件毛坯等的原始精度都达到工艺要求而又不考虑动态因素时，调整误差的影响，对加工精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7测量的几何误差

零件在加工过程中和加工完成后进行测量时，由于测量方法、检测量具精度以及工件等主客观因素都直接影响测量精度[3]。

2提高机械加工精度的途径

2.1减少原始误差

提高零件加工所使用机床的几何精度，提高夹具、量具及刀具本身的精度，控制工艺系统受力、受热变形、刀具磨损、测量误差等。为提高加工精度，需对产生加工误差的各项原始误差逐一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对造成加工误差的主要原始误差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对于精密零件的加工应尽可能提高所使用机床的几何精度、刚度和控制加工热变形；也就是选用精密的机床进行加工。对具有成形表面的零件加工，则主要是如何减少刀具的安装误差和成形刀具形状误差。

2.2误差补偿

对工艺系统的一些原始误差，可采取误差补偿的方法来控制其对零件加工误差的影响。此法是人为地造出一种新的误差，从而补偿或抵消原来工艺系统中固有的原始误差，达到减少加工误差，提高加工精度的目的。

2.3分化或均化原始误差

为提高一批零件的加工精度，可采取分化某些原始误差的方法。对加工精度要求高的零件表面，还可以采取在不断试切加工过程中，逐步均化原始误差的方法。

1）分化原始误差法，即分组法。这种办法的就是把原始误差按其大小平均分为n组，每组毛坯误差范围就缩小为原来的1/n，然后按每组分别调整加工。

2）均化原始误差。此法过程为通过加工使被加工表面原有误差不断缩小和平均化的过程。它的实质就是通过对有密切联系的工件表面的相互比较和检查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进行相互修正或互为基准的加工。

2.4就地加工

在加工和装配中有些精度问题，涉及到零件或部件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只是要求提高零、部件本身的精度，有时不仅困难，甚至不可能。若采用此方法，就可能很方便地解决看起来非常困难的精度问题。就地加工法在机械零件加工中常用来作为保证零件加工精度的有效措施。

原因剖析范文篇6

【关键词】贪污犯罪;基本原因；根本方法

贪污贿赂犯罪是古今中外刑法的打击重点，惩罚和预防方法各有不同。目前，我国要加强廉政建设，遏制贪污犯罪行为，必须对贪污犯罪的原因及其它若干问题有一个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此类行为的对策，做好预防工作。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之变，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

1贪污犯罪辐射规律

自古以来，贪污犯罪发生的地区和部门都有一定的规律，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辐射规律，他们讲的辐射规律实质，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2近十年来，我国贪污犯罪成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性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价值，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秩序不是很稳定，对于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部门，变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大显神通，不择手段，在监督不利、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接下来贪污辐射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失业单位的活动形式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分，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

贪污犯罪的地域走向规律

所谓地域辐射规律，就是贪污犯罪发生地区的运行轨迹。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经过一定时间会在内地和边缘地区出现。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与此同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强烈，贪污犯罪的“物质诱因”和“精神诱因”增多，公职人员利用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真空与漏洞进行贪污犯罪的也就相应增加，这与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辐射一样，贪污犯罪是由沿海向内地和边远山区辐射。

贪污犯罪地域辐射，总的特点是无不打上市场的烙印，其具体表现为:

贪污犯罪案件发案率和贪污数额的辐射，贪污犯罪的发案率，原先是沿海地区明显高于内陆及边远地区，但是现在即使在一些边远地区，贪污贿赂案件也越来越多。倒是沿海和一些发达地区有与司法和制度的跟进，对此类犯罪有一定的遏制。

贪污部位的辐射，贪污的部位取决于经济机制的规范程度和经济的控制与监督程序，传统的贪污犯罪，多发生在涉及财务等的部位，而改革开放后，新的经济领域拓展到哪里，贪污分子就出现在哪里。

贪污犯罪主体的辐射。贪污犯罪主体的内容主要便显是:改革开放之后，共有财产在形式的复杂化、多样化，相应地使贪污犯罪的主体多元化，传统的单个的小量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产的贪污行为，已为现代贪婪性、冒险性极大的贪污分子所不取，故目前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跨单位、跨地区、跨国界的成蜘蛛网状的群体犯罪量增加；法人和其他组织，打着“为公”、“为集体”、“为单位”利益的旗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贪污手段的辐射。改革开放后的贪污手段与传统的贪污手段相比，突出的特点是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新的贪污手段，经过一个不长的时期就必然会在内地和边缘地区出现。

2贪污犯罪黑数规律

犯罪黑数，亦称为“犯罪的隐蔽数”、“犯罪暗数”其基本含义都是只指实际已发生，但在正式的犯罪统计中没有反映出来的犯罪数字，3根据一些国家学者总结的经验，犯罪规律是:黑数程度高低与人们感觉到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社会危害性越明显的犯罪，犯罪黑数越高，贪污犯罪之所以存在“犯罪黑数”是由于本罪具有下述一些特点决定的。

(一)贪污行为危害性不易显露，贪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其侵犯对象有属于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别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贺揭露。

(二)贪污手段智能化的隐蔽性强，公职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

(三)贪污主体特定性的“保护功能”。贪污犯罪主体是一种特定身份犯，是将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贪污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某些贪污犯罪的产生与某些地方的“土政策”，与某些部门的“搞活措施”有关，与某些领导的支持纵容由千丝万缕的联系，贪污犯罪一旦被揭发，就会暴露出各方面的漏洞，对各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事发后，一些党政领导人总是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予以保护，因而也增加了“黑数”。

(五)知情人有顾虑不愿举报，保障贪污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制度不完善不完备，有的举报人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所以也为“黑数”的增多贺扩大提供了社会条件。

(六)办案能力不适应办案工作的需要，在减少贪污犯罪的“黑数”关键因素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追诉能力，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反贪队伍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办案经费、办案设施及监督防范体系不能适应反贪工作的需要。综上所述，掌握公权的人，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人，如果有一天，公权交给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去行使，像贪污犯罪这种腐败现象是绝不会出现，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是要有人来操作的，于是权力最终还是由人来行使的，而人性，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那一天起九注定避免不了这个矛盾。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研究贪污犯罪的发生规律，做好预防和惩治工作，让贪污分子无机可乘，将贪污犯罪的发案率、危害性降到最小。

注释:

[1]陈建安:男，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2]贾宇主编:《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赵长青:《贪污犯罪初探》，中央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6页。

参考文献:

[1]宣炳昭主编:《刑法个罪的法理与实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贾宇主编:《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原因剖析范文篇7

关键词：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失败

我国证券系统腐败严重，与政府政策的失败是分不开的。导致我国证券系统政策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的刚性

意识形态指组织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一套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负面作用：一是意识形态具有过滤器的作用，妨碍了真实信息的传达；二是过于坚持的信仰会影响对实际问题的了解，造成认知失去协调，从而使信念和实际现状产生强烈的冲突。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必须是公有制占主体，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必须深入到微观层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管理制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本来应该实行的一些符合国际证券市场惯例的治理理念和原则，却因加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导致政策的失败。比如，证券市场本应是公平、自由的竞争市场，但我们的政策排斥和限制非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的上市，再加上对上市额度的限制，使我们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相对公平、自由的竞争市场。再如，我们原来错误的坚信社会主义经济就应是国家对所有企业的控股，以致在企业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确保国家的控股地位，仅仅分拆出1／3的股份进入市场流通，而占2／3份额的国有股却是不上市流通的，这就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畸形股份制企业。既然在证券市场上无法实现完整的产权交易，那么证券市场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市场。即使在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正确的意见，但也不敢冒意识形态的政治风险而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证券市场就无法与国际接轨，证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已积累了3万多亿左右的市值，而市场的流通股仅有l亿多的市值，国有股怎么流通的了?从2001年6月份开始，仅仅实行新股发行10％的国有股减持，股票A股指数就从2240点一路跌到l0月份的1514点，吓得国家赶快紧急叫了暂停。这种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所造成的国有股非流通问题，成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痛。

二、认知的局限性

从1992年全国统一证券市场与监管模式的形成至今，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十年对一个市场的发展来讲，应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正因为是一个开头，所以也就必然存在认知的局限性。目前国内知识界，在证券市场管理方面具有认知话语权的既非法律界人士也非管理界人士，而是清一色的经济界人士。经济界人士又分为所谓的“本土派”和“海归派”。“本土派”是指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一部分经济学学者。“本土派”学者内部过去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专门靠替领导人的各种话语、政府的各项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来维持自己学术地位的。在这部分学者观点中，政府关于证券市场的任何政策都是有理论依据的，永远是进步的、先进的。这些学者的观点过去在各主要媒体上占居主导地位，是主流声音。但这些学者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掩盖了当时证券市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政府政策中的一些失误之处，致使一些当时可以解决的小病，成了现今证券市场的顽疾甚至病变成了癌症。像上市公司的国有股非流通问题，假如在市场发展初期解决，应是一小问题，现在已成顽疾了。即使最后问题解决了，付出的代价也必定是很沉重的。另一派属于直言派，对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政府政策的失误，勇于直言。但这类学者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很难见到，散见于非主流媒体、研讨会和大学课堂上。虽然，这些学者的一些观点有利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但对政府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影响颇小。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直言派的言论在媒体上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网络传媒成了直言派观点传播的主要媒介。政府的政策制定明显感到了舆论的压力，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也相对审慎了。

像2001年后半年，政府关于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政策所受到的激烈批评，大概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出发的角度不同和每个学者的目的不同，“本土派”学者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的认识也不同。一方认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大，存在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加监管。另一方则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是市场发展初期所必然的，应肯定成绩，保护市场，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现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短，本土派缺乏可吸收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原有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原有的思维定式，总的来讲，本土派对于证券市场的观点和看法很难说科学成分有多大，也可以说，过去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那么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政府政策又怎能不失败?这也是政府聘请香港的梁定邦做证监会首席顾问，史美纶任证监会副主席，直接聘请从美国等海外回来的一些留学人士做证监会中高层官员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对“本土派”经济学者们的否定。

那么，“海归派”是不是就没有认知的局限性了呢?我们由2001年3月28日，证监会正式颁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效果可以得出相关结论。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新股时，公司最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原来是不低于lOOk)；而且即使低于6％，但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增发。增发门槛的降低引来了上市公司一轮新的圈钱大潮，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发现增发比配股圈钱更容易，便纷纷召开股东大会，将原已定好的配股方案更改为增发方案，引起了市场一片非议。凡是有增发预案的上市公司均遭到股民的抛弃，“增发族”成了“跌停族”。甚至，一些证券媒体将有增发可能的上市公司制成专表，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由这一政策的失败，使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海归派”的认知局限性问题。

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正是“海归派”们国外寒窗苦读时，因此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环境认识不深；另一方面，国外的几年校园学习或短暂的工作经历究竟能对国外的证券制度了解多深呢?能不能领悟到其制度的真谛呢?一些“海归派”提出对我国证券市应场“推倒重来，重塑完美市场”的观点，就足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化”程度。行政生态学的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不考虑各国文化与社会实际因素的制度移植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临时性政策代替法律、法规

从法理上讲，法律是有位阶之分的。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基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效力。立法机构通过的普通法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效力。其次是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制定和通过的各种法规、条律。再次是地方立法机构通过的各种地方性法律法规。低阶位的法律法规不得与高阶位的法律法规相冲突。低阶位的法律法规不可能拥有比高阶位法律法规更高的效力。因此，作为制度安排一部分的政府临时性政策更不应该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甚至代替法律法规。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治理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临时性政策代替法律、法规的现象呢?这是与我国的人治传统分不开的。过去，我们的政府主要是用人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领导的个人意志代替制度是正常现象。

在我们迈向法治社会的今天，人治不可能马上消失，其惯性仍在延续。特别是在法律、法规因时效等原因无法追究一些腐败分子的责任时，体现领导意志的临时性政策就可以起到惩恶安良的作用，临时性政策的高于法律、法规的效力也就得以延续。

但是，临时性政策代替法律、法规的人治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具有反面示范作用。琼民源变中关村(000931)就是一典型例证。琼民源因上市造假、恶庄操纵等原因而被证监会停牌，调查处理。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琼民源理应退市，进入破产程序。但政府所采取的解决琼民源问题的政策是，让中关村于1999年7月12日，以流通股本18742．347万股向除权登记日持股股东按1：1增发新股，发行价5．78元，以此作为对琼民源原股东的一种补偿手段。这补偿的惟一来源，就是1999年7月12日起人市购人中关村股票的步步被套的新投资人。他们带着对中国硅谷的美好憧憬，以100多倍的市盈率，比原琼民源股东高得多的价格购人中关村股票，以期分享高科技的高成长收益。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当时所投资的中关村，不过是每股收益0．2元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琼民源违法违规给老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由后来人市高价买人中关村的新投资者买单，他们成了替罪羔羊。而庄家却利用琼民源摇身一变而成中关村的独特题材，对中关村股票进行爆炒。从1999年12月28日的18．22元飙升至2000年3月3日的最高44．41元，仅3个月时间暴涨143．74％。

此后一路下跌，到2001年12月31日收盘11．52元，跌幅达74％。管理层将违法违规公司琼民源改头换面的结果是，解放了当时被套牢的10．7万多名投资者，同时将35．6683万(2000年末中关村股东数)名投资者深套其中，而股市庄家则成了最大的获利者。有中关村重组琼民源的示范之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更加有恃无恐，一家接一家有如雨后春笋。而且只要一曝光，它们便扛起资产重组的大旗，从红光实业、郑州百文、大庆联谊到银广夏等，都与琼民源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这种临时性政策代替法律、法规的人治现象带来的反面示范作用有多么得大啊!其次，临时性政策代替法律、法规的人治做法，为权力的寻租提供可能性。既然临时性政策可以代替法律、法规，那些违反法律、法规的法人或个人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行贿，来寻求新的临时性政策以使自己免于法律、法规的应有惩罚。目前，一些已经被暴光的违规腐败案件，要么久拖未决，要么不了了之，应不排除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四、多元利益的冲突

现代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利益组织。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每一组织均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及偏见的动员方式，因此，规划者和公共行政人员常常发现他们面临的是，各种不同竞争者在竞争利益时，迥异而相互冲突的主张。这种多元利益冲突，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发挥着作用。冲突的良性结果是形成一个多方利益妥协的政策方案，然后均照此执行。冲突的恶性结果是很难达成一个多方利益平衡的政策方案，即使勉强达成一政策方案，执行起来也面临诸多障碍，形成政策失败。证券系统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的协调，由于这种多元利益冲突所形成的政策失败也经常出现。

最近关于国有股减持的政策方案，就是多元利益的冲突所导致的政策失败。国有股减持的政策方案最初是由财政部制定的，规定在新股发行时按发行股数的10％减持，已上市企业的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2001年6月14日公布方案后，股市一路下滑。减持方案受到质疑和批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广州一研讨会上表示，国有股减持是财政部的事证监会管不了，为证监会开脱责任。财政部的副部长楼继伟在10月18日的APEC会议上表示，国有股减持按要原方案执行，国有股减持对股市是利好不是利空。股市由2241点跌到1514点时，证监会于10月23日紧急出面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执行。然后，国务院成立由证监会、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讨论制定国有股减持方案。同时由证监会出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经过3个月的商讨，证监会与2OO2年1月25日对社会公布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阶段性成果，核心内容仍是市场定价。

结果股市一天暴跌超过6％。证监会赶忙又作出说明，这是阶段性成果而非最后方案。周小川也忙着召集各方人士谈话，强调减持方案肯定会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以稳定市场。国有股减持方案又进入了漫长的磋商、等待之中。国有股减持政策方案的失败是多元利益的冲突的结果：财政部是国有股产权的行使者，高价减持国有股回收更多的资金是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统一。更何况财政部提出减持国有股所得资金将用来补充社保基金，这就说明财政部对减持国有股回收多少资金是预期目标的，与其目标相差过远的政策方案是很难获得财政部的认可；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直接管理者，其肯定不愿意看到股市继续暴跌下去，但国有股的减持价格又是关系到国有资产是否贱卖、是否流失的政治问题，证监会又岂敢让国有股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减持；广大投资者却认为，当初企业股份制改造时国家是一每股1块钱确定的股数，而投资者却是以市场价买的股票，再加上这么多年来配股、分红中的不平等，按净资产减持国家已经占了巨大的便宜了，现在却还要以市场价减持，这是与民争利。更何况过去企业上缴的利税之中已经包含了社会养老金，现在为什么又要第二次缴纳?若市场价减持，我们只有用脚投票。由这三方的利益冲突来看，国有股减持政策方案的失败与难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政策的变动无常

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可预知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连续性是可预知的前提。只有政策是连续的，社会对政府的政策才可以预知，才可以依据政府政策的走向来调适自己的行为，进而达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若政府的政策变动无常，那么社会也就无法预知政府政策的未来，不但无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适，甚至还会无所适从。政府既无法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也会常常面临政策失败的尴尬局面，进而影响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在调查中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明显感觉到，政府关于证券市场的治理政策是变化无常的，对中国证券市场戏称“政策市”。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政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导致政策的左右摇摆。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是这些企业非流通国有股的股份代表，但政府同时又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这双重角色的矛盾导致了政府政策的左右摇摆。当证券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政府为了国有企业继续融资的需要，便出会台一系列利好政策，制造“政策底”，刺激股指上涨，吸引投资者人市。而每当此时，市场内具有政策信息优势的机构和个人，便会利用非法资金和游资，内幕交易，肆意拉抬，制造证券市场虚假繁荣。这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实际上是为了攫取高额寻租利益。当股指持续飙升，股价飞涨时，政府又担心市场泡沫过大危及经济，政府便会以公开、公正、公平的监管者身份出现，转变口气，突施利空政策，限制股市上涨，制造“政策顶”。每当此时，具有政策信息优势的机构和个人便会成功逃顶，广大中小散户却被套其中。等市场跌得过很时，政府再出台利好政策，就这样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其次，证监会公务人员的职务非常任制很难保证政策的延续性。中国证监会自从1992年10月成立到2001年这9年间的时间里，历任证监会主席先后有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和周小川4人，人均任期2年零4个月，可见证监会主席人选变动之频繁。每一位主席都有各自不同的监管思路，不同思路指导下的政策自然也不同。再加上每一位主席的上任，都带来了证监会人员和职务的变动，政策的延续性自是很难保证。

最后，“中心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必然带来政策的波动。建国以来，我党对国家的管理一直沿用着“中心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即不同时期，我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为国家设立不同的中心任务，并号召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实现中心任务而奋斗。其他的次要任务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或影响到中心任务的实现时，必须为中心任务让道，以保证中心任务的实现。这一模式应用在部门或地方，就是在不同时期设立不同的中心工作和目标，一切政策都要为中心工作和目标服务。这实际上是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设立了一个中心框架和目标，与此中心框架和目标相冲突的政策就很难出台或得到实施。然而，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目标是不相同的，政策制定的中心框架和目标自然也不同，政策的波动也就成了必然。“中心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实际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战略，后来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被进一步强化，逐渐成为我党管理社会的模式。但是，社会问题不象战争中的敌人，消灭掉以后就不存在了。只要有这一问题存在的社会土壤，同样的问题在一定时期会不断涌现。用“中心任务型”的运动式策略来解决，只会摁下葫芦浮起瓢。这种运动式的政策波动，反而使腐败分子和违轨者有了应对的策略：运动来时腐败收，运动去时腐败兴。

六、与政策环境的冲突

一项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必须考虑其政策环境。脱离政策环境的的政策选择，必然造成政策的失败。布罗姆里利曾指出：“不存在单一有效率的政策选择，只存在对应于每个可能的既定制度条件下的某种有效率的政策选择。”我国证券市场由于一系列问题的曝光和WTO的加入，使管理层面临很大的变革压力。在变革政策的选择方面，由于对政策环境因素考虑不足，导致了许多的政策失败，甚至是重大政策的失败。

首先看管理层于2001年3月推出的股票发行核准制。核准制旨在摒弃企业上市的所有制性质限制，实现企业上市的自由竞争，达到证券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核准制下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用友软件以64．35倍市盈率的高价36．68元发行，发行所得资金比批准立项的投资额多84O0万元，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并且，用友软件上市开盘涨幅达100％，并且直冲100元，令市场瞠目结舌。这一“水涨船高”现象的出现，虽然有一定的非理性博弈因素存在，但也反映出旨在追求自由竞争的核准制所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质地较差的企业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混入了证券市场，这些企业败坏了整个证券市场的形象，成为社会非议和谴责的焦点。因此，管理层也就将“准人”作为核准的重点。这从逻辑上讲虽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在我国这一初级证券市场上却出现了股票发行的“水涨船高”现象。这就像一个封闭的菜市场，市场管理者严禁在市场之外进行蔬菜交易，想进入市场的菜农很多，有成百上千家在排队等候，但市场管理者在认真、谨慎、严格的核准进入。早已厌倦过去积压、变质蔬菜的广大市民，对每一个新进入市场的菜农的蔬菜都蜂拥哄抢，造成本来2o～30元的软件菜却价高百元。要解决类似菜市场管理的这一问题，无非两种选择。一是限制股票发行价格。这好像是走了回头路，行不通(4个月之后，证监会又恢复了股票发行的限价措施，与过去所不同的是规定了一定的限价区间，但实际的发行价格总是限价区间的上线)。二是加快发行节奏。这一方面不符合管理层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又担心给市场造成过大压力，同时券商和中介机构的能力提高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这也不能短期奏效。这该如何是好呢?这实际上就是单项政策与政策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政策失败。

其次，再看我国的B股对内开放政策。2001年2月22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联合发出通知。

通知规定，B股正式向境内居民开放。但为了抑制投机，通知还规定，在2001年6月1日前只允许在2001年2月19日(含2月19日)已经存入境内商业银行的现汇存款和外币现钞存款可以买卖B股，不得使用外币现钞和其它外汇资金；6月1日以后取消此限制。B股的对内放开实际上是为我国的A、B股市场合并做准备，类似的合并在韩国、瑞士、新加坡都进行过。但是，这一对内开放政策忽视了我国外汇管制、A股与B股价格相差数倍、监管制度漏洞较大等政策环境因素，造成了制度失败的恶果。第一，消息提前泄露，使具有政策信息优势的违规资金提前建仓。2001年2月19日上证指数提前突然大涨3．57％就能充分说明该问题。

原因剖析范文篇8

一、财政危机是否存在

通常，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能力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指标构成了财政宏观预警机制，指标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该国是否发生了财政危机或财政危机演化的程度。但是，这一系列指标在中国的运用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下面将借用债务依存度这一最常用的指标来集中阐释中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该财政年度中，政府公共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按计算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更具现实意义。该指标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2］如此简单的一个公式，其计算的结果，竟然使得我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比如1997年，有人认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95．92％（丛树海，1998），此为高者；低者为19％（世界银行，1998）。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值，如55．61％（刘溶沧、夏杰长，1998），55．77％（高培勇，1997）等等。结论如此对立，而在判断国债规模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是否发生危机时所采用的标准又非常的统一，即按照国际通用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以25－30％为安全线。如此，不同的债务依存度和统一的安全线相比，便如同事前做好了一双鞋，让不同脚码的人分别去试穿，结果非常容易判断。

债务依存度使用中的对立与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债务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子用当年国债发行额来表示一般无疑义。［3］分歧点在于对分母--当年财政支出额的理解，这是导致对债务规模的判断各成一家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不同口径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差很大，一般说来有下列五种。

（一）按中国统计年鉴的通常做法，财政支出就是国家预算，不包括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并且将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冲减国家预算收入。记为a。

（二）因为中国的债务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偿还旧债的，所以财政支出还应在a的基础上加上债务的还本付息。记为b。

（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政府所掌握的全部公共支出都应列为财政支出，则在b的基础上加入财政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记为c。

（四）按照预算完整性的基本要求，将政府预算内外支出都列为财政支出，则在c的基础上再加上预算外财政支出。记为d。

（五）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所有具有财政支出性质的公共资金流都认定为财政支出，则该范围还应包括d和银行系统的政策性贷款部分。记为e。

从理论上讲，应该将政府的全部支出都列为财政支出，但由于技术上难以做到，因此，政府许多支出项目，如在体制外循环的"小金库"支出，则不能计算在内。从a到e，财政支出相差非常大。1995年政府公布的财政支出和中央财政支出分别为6823．72亿元和1995．39亿元，而世界银行认为的数据分别为15013．27亿元和7924．85亿元。当年的国债发行额为1549．76亿元，相应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77．67和19．56。

对债务依存度的讨论已经流于形式，准确地讲，学者们在玩数字游戏。每个人对自己的计算方法都不表示怀疑，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游戏的背后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大者担心债务失控，形成财政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过小者从宏观角度考察，认为国债规模大有拓展的余地，主张到下一世纪国债规模须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认为国债规模适度者亦有之，其主张便是谨慎从事。必须指出，上述观点已经对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运用国债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造成了混乱。在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收1000亿税收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抵消的结果便是政策的无效。可以将政府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

随着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已经形成。至2000年底，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6000亿。可喜的是学者们对国债依存度的探讨基本上取得"共识"。运用财政债务依存度判断财政危机的见解被大部分人放弃，原来担忧财政危机的专家也开始转换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是在将辩争回避，结果自然是我们更看不清中国财政的运行轨迹。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财力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十成的速度迅猛增长，似乎看不到我国的财政危机出现在那里。表面的繁荣和数字游戏进一步混淆了我们的视线。polackova（1998）指出政府负债具有以下四个选择特征：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并据此建立了财政风险的支付矩阵。目前学者对中国政府负债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这个支付矩阵的认识不同。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安全的人，其实只是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巨大债务的冰山之一角。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数字游戏式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更不能停留在数字游戏中。如果说讨论国债的规模是技术分析的话，那么认清中国财政的走势，还要靠最基本的分析。

二、经济决定财政

经济决定财政是思考中国财政危机的最基本出发点。无论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还是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以及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都表明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否是判定中国财政是否出现危机的前提。从下面的事实来看，中国的财政运行基础已遭受严重的侵蚀。

1．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自创立之日起便成为政府公共支出膨胀的公理，也成为人们为潜在财政危机辩护的借口。这是以公共产品是优等品为前提的。中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并不总是优等品，它具有鲜明的时间特征。

恩格尔系数（em）是政府公共投资（预算内）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从时间序列来看，1980－81，1987－89，1992，2000年，em＜0，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劣等品；1982，1986，1991，1993年，0＜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必须品；1983－1985，1995－1999年em＞1政府公共投资属于优等品。在二十年中，政府公共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据刘树成（1998）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0。新中国五十年gdp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有九次，我们正好实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大体一致，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4］。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的干预，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变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扩张和收缩效应，通过控制公共投资，政府可以相对有力地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政府的失灵使得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使得政府公共投资在宏观调控中有如一柄双刃剑。在供给不足时，通过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品的瓶颈约束，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忽高忽低难以收拾的局面。很多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最常采用、也最熟练的措施就是压缩基建规模，包括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这一人为而不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行为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一个轮回。而19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之后的扩张性政策似乎也没有走出这一窠臼。

2．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民间投资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政府投资的急剧扩张，民间投资渐呈疲态。1997－1999年政府预算内投资分别增长11．32％，71．9％和40．7％，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8％，13．9％和5．2％。虽然有大量的文章通过计量模型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2001），但民间投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5］樊纲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国有经济投入产出为负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非国有经济作用居功至伟。因此，民间投资的衰退，会从根本上动摇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1997年5．02％1998年8．35％，1999年8．56％，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则分别为15．51％、18．31％和21。98％。［6］这表明银行的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

3．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稍弱化了自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的境遇又每况愈下，改革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后来几次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在遭受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财富缩水的同时，二元结构导致的"工农业剪刀差"并没有缩小。据统计：占人口80％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李嘉图陷阱"现象形成。

和农民一样，消费水平的下降群体还包括城市中处于社会低层的工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约束，使其无力增加除温饱以外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的消费水平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比如为机关事业单位增发工资。

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一些民间组织的局部、片面的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结果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技术的原因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近年某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4．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1997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2001），而是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是经济的基本规律，1990、1994和1997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37．53％、11％、19．16％。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中国加入wto的迫切心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可控性。

三、财政危机确实存在

1．"钢丝财政"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7］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70％；山东省蒙阴县银麦集团、鱼台县孔府宴集团都大约提供当地财政收入的90％左右。经济决定财政，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临朐县著名的标王"秦池酒厂"衰败前后，当地政府公共收入亦成云泥。2．隐性负债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而低工资和剪刀差的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据世界银行1996年测算，这部分债务1994年占中国gdp的46－49％大约为21468－32202亿元。［8］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3．或然负债或然负债是指政府可能的支出。政府是用来防御公共风险的，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会使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性。当私人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的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然负债便产生了。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居民储蓄硬约束和国有企业软约束下形成的巨额不良债务，仅从已实施债转股的规模来看就有12000亿，而总额接近27000亿。在加入wto后，外部的冲击要求中国必须放松金融管制，银行的倒闭、股市的崩盘等等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都要求政府为此增加额外的储备，这必然加大财政的支出压力。

4．金融抑制收益金融抑制收益其实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李广众，2001）。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薄弱，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信贷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依赖于信贷来为投资筹措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是主要的信贷供给者，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依赖政府。政府的金融抑制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如我们实行的非市场化的低利率，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向，证券市场中的歧视，以及债转股等都是其表现。通过金融浅化，政府隐性地减少了支出，实际上增加了收入。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金融深化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收入。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也要求我们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而一套较少管制的自由的金融制度从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有助于公共收入的提高，但从短期来看，它只能弱化政府对公共收入的获取能力，这有点类似于"j曲线效应"。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要求加快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最基本的要求的满足，会使政府借金融抑制而获取的收益锐减。资料表明，主要由本币贬值及利率水平差距带来的金融抑制收益在1990－1996年间大体为gdp的0．71％以及各项税收收入的6％。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9］和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1998）［10］的大前景下，李广众（2001）估计，只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后政府的隐性收益将减少100亿到150亿元左右。

5．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取得来解决暂时的财政危机是最便利的事。一些短视的政府曾经普遍采用过。从短期来看，政府付出的成本极低。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支出对铸币税的过分依赖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它在迅速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如果政府过分依赖此举，则极易通过货币增长--货币幻觉--财富效应--需求膨胀--供给不变引发通货膨胀。如，玻利维亚1984－1985年铸币税收入占非铸币税收入比重超过138％，通货膨胀率12600％。中国在九十年代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总和占gdp的比重在通货膨胀时高达10％以上，而通货紧缩时仅为1％左右。可以认为这是政府短期行为的自然结果。过于依赖铸币导致通胀，恐惧通胀而紧缩又引起通缩，现在为治理通缩又欲"以毒攻毒"。这都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大了公共的风险。顺便提一句，从1997年始，物价已经低迷很长时间，政府无形中增加了支出。特别是在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背景下，为维持信誉，政府承受了额外的负担，财政风险加剧。

综合上面列举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财政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过大，以及行政支出中的"十羊九牧"现象。这些显性的风险是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其背后的公共风险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这些风险的扩展加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要预防财政危机，前提是必须明晰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四、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政府作为理性人，从本质上是追求正当性（legitimacy）最大化的即政府追求长治久安。但是，诺斯（1991）曾经明确地指出：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是"诺斯悖论"。政府之所以会面临二难的选择，关键的一条在于社会目标是长期的，而财政目标是短期的。二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

正当性最大化这个目标实现的经济基础有二：一是有一套与产权保护、激励与约束、法制化相结合的市场制度；二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制度，后者其实就是财政问题。前者是做蛋糕，后者是切蛋糕。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考查，二者是统一的。从短期来看，二者必然存在着冲突。这一点可以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在存在政治周期的社会中，公共选择学派设定的"选民--政治家--官僚--选民"的循环决定了政府的许诺是即时的。三者中任何一方都是追求短期利益的。因此，要求政治家只追求长期的制度建设而置短期政策操作于不顾是不现实的。他们面临的是"囚徒困境"的两难选择，在长期的制度建设和短期的政策操作的博奕中，政治家作为一个理性人，选择后者是必然的。

政府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并非收益最大化的政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果不能解决短期的财政问题，即期的负面效应便会立刻凸现。由于政府是来解决外部效应的组织，因此，如果财政出现问题，便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社会稳态结构便可能打破，因此，政府首先要保证财政的安全。在社会资源既定的约束下，市场和政府是有活动边界的。如果政府在短期内获取的公共收入过多，或者说超过了社会最有效率要求的公共产品的范围，市场的效率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从而根本上动摇了财政的基础。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法，即短期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而下降，那么政府必然会选择一种有利于长期制度建设的改革之路。因为它不必担心即短期的财政困难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矛盾激化。制度建设有利于义理性最大化，这也是政治家寻求连任的基本条件。同时，官僚追求短期利益阻碍长期根本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减小。这其实是解除财政危机的一种思路，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具体探讨这种思路的可行性。

从上面的理论出发，结合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可以大致总结出中国财政危机出现的基本原因。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就是逐步放松国家对公有产权的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国有经济占有资源和产出不对称的大背景下，政府维系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得不放松的结果。改革虽然经历了一个公有产权分散化的过程，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因此，国有经济收缩呈现出非主动性的特征。在其中，政府表现出极强的"父爱主义"，在试图搞活国有企业，甚至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的过程中，政府运用的是一种"试错"的方法。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到"税前还贷"以及政策性贷款，债转股等等，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输血"的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输血的方法经历了以下的历程：先是借助于财政，在19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90年代中期以后在金融风险不断增加的约束下，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居民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在给定了国家的税收能力的前提下，更多的政府债务和上市公司跑马"圈钱"便显得合情合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政府支出拉动内需的孤军奋战又增加了税收的负担和债务的巨额膨胀。

对国有企业的试错改革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恋恋不舍削弱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这种结论是基于下面的判断：

第一，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由于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

第二，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高社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现实中，社会资源由国有企业优先使用，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非国有企业不能获得相当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因而产出不足（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相比）。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对资源的优先利用，政府首先是限定了产业的范围，将利润高的行业由政府垄断后交付国有企业使用，并宣布该领域对非国有企业禁止进入。此为其一。其次，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年代对资本实行行政分配的体制，通过国有银行制度将居民手中的"金融剩余"集中起来，再通过政策性贷款的手段转注入国有企业。并且实行一系列的金融管制力图堵塞"金融剩余"向非国有经济漏出的"缺口"（朱光华、陈国富，2001），或者与公有企业的经理共谋在资本市场上诱引"金融剩余"。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市的泡沫。

第三，由于政府把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不足，"政府缺位"，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这又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需求。最后，以搞活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在公共资源向国有倾斜的过程中，由于所有者缺位，监督成本的高昂和机会主义的存在，资源向少数人漏出是理性人做出的最适选择。这事实上造成了不公平。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幌子下，蛋糕的分配愈发不公平。

第三，政府向国有企业输血的过程，其实就是财政危机加深的过程。它并不必然表现为预算赤字的扩大，前提是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为正。如果扣除垄断利润，国有企业整体上是入不敷出的。从前面提到的输血方式可以看到，当借助于金融手段不能满足公共资金的需要时，政府便只能在税收和债务上努力了。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债务是延期的税收，从目前来看，二者的同时提高正在应验诺斯悖论。如1998年政府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这几年税收收入一直按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增长。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税收不可能保持中性，它是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超额负担。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经济产出最大化不相容定理［11］是成立的。因此，重税不是实现正当性最大化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当口。

由于按照mc＝mr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在，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2001）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第四，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了顶点。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任何官员都不愿意进行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资料表明对gdp贡献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有部门占用三分之二的全社会资本资源，其中银行信贷占57％，（吴敬琏2001）。这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原因可能在于短期效应的累积使得达到长期目标的源泉枯竭。不过不能否认，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然一支独秀，财政危机并没有完全爆发，这里应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如果找出这种力量并且使其壮大，则潜在的财政危机可能会消失于无形。第五，由于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体制复归"的趋向（魏凤春2001）。因此，政府财政不振兴乃至出现潜在的危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渐进化改革的成效可以用财政的运行轨迹来表明，成功的改革体现了一种源与流的协调关系。而我们现在只是关注于流而浪费了源，结果是水流越来越少。j．d．gwartney和r．a．主持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认为1997年中国经济自由度［12］在115个国家中排名第81［13］。2001年7月至10月政府为筹集区区几十亿社会保障资金而减持国有股对整个证券市场的破坏给我们带来了"诺斯悖论"的感性认识。四个月股指狂跌700点，市值损失1．7亿，10月21日减持办法停止。财政目标没有达到，市场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中国面临着义理性最大化的困境。五、危机转化与增长支撑虽然中国财政运行的基础正在受到削弱，潜在的危机也暗香浮动。但中国毕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

其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面化的金融危机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财政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危机的表现形式问题。作为政府核心的"财政"，出现危机一般意味着政府出现了危机。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财政危机、政府更迭的事情常见。而在中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1994年《人民银行法》的出台从制度上割断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间的直接融资渠道，但由于财政、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统筹规划，财政危机往往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

目前来看，以下几点可能导致中国金融的潜在危机。巨额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在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有银行替代财政向国有企业输血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银行成为"人质"［14］的结果。此为其一。其二，国有银行核心资本不足，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30年国债补充国大商业银行资本金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2700亿的国债是由四大银行认购的，银行增加了资产（第二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金，但是把债务推给了财政。如果30年后政府不能还清债务，必然会通过发行货币来筹资。其三，证券市场的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圈钱"为国企解困，"一股独大"造成的。其四，现在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试图用通货膨胀来对付通货紧缩的主张。如果马栓友（2001）"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积极财政政策应在适当时候酌情退出"的主张成立的话，当前以毒攻毒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政府财政对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极度依赖。因此，表面化的金融危机就是财政危机。我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财政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因为金融的管制推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罢了。但无论如何，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存在的。

2．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根据stnleyfisher和williameasterly（1997）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公有资产出售收入是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一种基本方式［15］，它冲减政府的初级赤字。中国有几万亿的公有资产，它的存量资产效应对政府筹资起了一定的担保作用。在中国，政府向公民负债除了以信誉和未来的税收担保外，庞大的公有资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仅仅由政府，从微观金融学的观点来看，政府以公民的资产作抵押向公民借债是不可以的。但由于存在着代际差异和所有者缺位问题，政府可以较多的负债。我们前面提到过，政府公有资产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部分公民已经成为老人，已经成为政府的补贴方，在这个意义上，代际差异可以理解为没收父亲的房子后以此抵押向儿子借钱。又由于公有资产不能量化到个人，所有权是虚的，因此，政府上述行为得以成行。公有资产的这种作用虽然推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但由于公有资产的价值贬损，这种效应越来越弱。从政府"抓大放小"、"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依靠抵押资产筹资已经难以为继。

3．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在第四部分中我们曾经指出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力量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张军（2001）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经验观察中分离出"竞争侵蚀利润"和"亏损侵蚀利润"两种效应后对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恶化趋势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二十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在政府舍卒保车的磨难中成长起来，并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1998年为例，非国有经济部门创造出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16］。相应地，在中国国有经济的庞大，政府对其偏好，实质上是加强了政府的干国有经济对财政贡献为负的背景下［17］，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政府暂时与财政危机保持距离的机会。但是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又使得财政离危机越来越近。

六、走出财政危机的建议

财政危机解除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解决燃眉之急，其次还要从长计议，追求正当性最大化。这便提出了一个短期的政策操作与长期的制度建设如何协调一致的难题，是在挑战"诺斯悖论"。我们认为，下面三条建议的实施结果可望与我们的目标耦合。

1．部分公有资产出售

我们（魏凤春于红鑫2001）在对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法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框架：即出售部分公有资产可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欠账的问题。养老金历史欠账是政府最大的隐性债务，政府面临着即期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售公有资产可以满足前述方案的第一个要求，即短期操作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政府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减少了对国有经济的补助。除此之外还有更长远的利益可以获得。

第一，出售资产筹资不仅可以筹资，它更可以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有利于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难题，也是追求正当性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政府面对国有企业"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两面难选择时，维持前者的资金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政府在给定银行体系风险不增加的约束下，唯有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才能真正解决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体制内矛盾。国有企业二十年改革的"试错"也证明这一点。

第三，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靓女先嫁"。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

第四，居民储藏存款余额已达七万多亿，资产管理公司所持的国有不良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顺利出售都表明了购买力不成问题。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值为参考进行定价，"天下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2．非国有经济的制度完善

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看作一个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有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算不上积极主动的完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接。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我们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我们虽然不赞同下面的观点：在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即社会主义国有制与行政协调之间具有弱联系，国家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兼容的努力是徒劳的，"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科尔奈1992）。但是必须认识到国有经济一次次试错的结果和非国有经济极强的生命力，更为现实的是要正视非国有经济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樊纲（2000）曾经提醒到：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增长停顿的情况可能发生。

第二，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帕累托改进的状态，培育非国有经济必然会收缩国有经济，会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因此，作为广大公民代表的国家应该在扫荡改革阻力上负起全责。这里还隐含着另一个层面的意思，中国的入世可能会使政府放慢破除阻力的步伐。在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大背景下，外部的冲击会给我们的市场化进程带来机遇，但是如果只是依赖外援而忽视自力更生，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而我们一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内部的改革会更重要。

原因剖析范文篇9

关键词：国有企业施工单位人才流失原因对策

北京城建七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前身为基建工程兵，1983年兵改工后，隶属于北京城建集团，目前公司已形成了立足北京、遍布全国的市场格局，外埠市场也逐渐巩固并不断扩大，近年来，在做好施工总承包主业的同时，先后成立了多家专业分公司，为经济增长点多元化做好了铺垫。公司共有630名员工，专业技术人员占72.8%。据2009年7月底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以后引进的本科学历以上人员的流失率高达65%，而某家高科技民营企业的流失率却仅为5%，两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把国企比喻成其他类型企业的人才实习工厂一点不为过。近年来，单位人才流失严重，技术骨干纷纷流向外企、合资等企业，企业成了人才培养的摇篮。

一、通过对公司现状进行分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

1.1社会环境因素

1.1.1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个人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树挪死、人挪活”的思想普遍被大家接受和认可，如果说整个社会都对人才的合理流动持肯定态度，那么人才从满意度低的企业流向高的企业也是人之常情。

1.1.2对于经过国企多年培养的专业技术骨干人员，比如一级建造师、工程造价师、质量工程师等在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这些人才能够轻易的在建筑行业人才市场上找到无论薪酬福利上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原来更具吸引力的职位，面对外面世界的高薪诱惑，加上一些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经常到国企挖墙脚，企业人才的流失率就会不断提高。

1.1.3社会信用的缺失导致人才流失。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就国有建筑施工单位来看，为每年招聘的外地应届毕业解决北京户口，签订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能将合同完全履行的不足10%，在落实好北京户口就离企业而去的大有人在，建筑施工企业还没有一套有效的信用惩罚机制，对于那些不守信用的人，失信成本很低，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

1.2企业自身原因

1.2.1企业文化缺乏。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太注重，所以员工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念，对企业的认同感不强，没有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1.2.2薪酬、福利待遇相对市场水平较差，工作、生活环境比较艰苦，随施工项目的地点不断更换办公地，每天工作时间长，经常无休止的加班，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等原因导致一些新毕业的天之骄子们都很难坚持到见习期满就纷纷跳槽，当经济收入很低或者无法体现个人价值时，流失成为必然。

1.2.3缺乏有效的人才开发和培训机制。施工企业为了承揽更多的施工任务，常常对招投标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认识不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对人才往往只重引进不重培养。而且出于对员工忠诚度的怀疑以及考虑到成本问题，对员工没有一个成型的人才培训计划，更谈不上对人才职业生涯规划的设计。

1.3职工个人因素

1.3.1技术骨干的个人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导致人才流失增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国企中的骨干人才早已超越了低级别的需要，而对于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比其他员工更强烈，他们更看重的是工作满意度和成就感，关注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前途。如果现在的企业缺乏这样的机会和满足感，不能实现个人价值，他们很可能就会选择离开，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1.3.2社会信息化透明度的提高导致个人不公平感的增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员工对和自己做着类似工作的人的收入、工作条件、发展机会的认识变得非常容易，因此，也就有公开的比较，比较的结果就可能产生对现实的不满，同工不同酬导致不公平感的增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离开所在的企业。

二、减少人才流失的对策

2.1企业文化留人。要实现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现代化工程建筑企业，就必须培育富有企业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2.1.1创新企业的文化理念，要明确的企业使命，实现用制度管事，用文化树人，改造经营者和员工的思想价值观念，以思想观念更新不断推动企业的变革和创新。

2.1.2积极宣传全新的企业文化。企业要真正实现良好的文化氛围，就要建立一个与企业发展相适应、与人力资源管理相配套的全员文化培训和传播体系。

2.1.3建立学习型组织，在员工中倡导“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根据不同岗位（比如工程造价、施工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的任职条件及考核制度，制定各种学历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岗位培训计划等学习制度；把创建学习型企业的着力点，放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上，保持知识不断更新，从而推动企业内部管理的不断变革与知识创新。

2.2薪酬激励制度留人。原有的薪资待遇水平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且激励手段单一，或者激励不能因人而异。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应该注重多种激励方式的使用，针对不同的员工采用不同的激励手段。

2.3个性关怀留人。将员工安排能最大限度施展其才能的工作岗位或职位，体现他们自己的价值，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同时将员工的考核、提升、晋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及时为人才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努力为人才提供成长与发展的空间。使他们感受到企业对自己的关怀和重视，从而产生归属感更加忠实于企业。另外建议给员工做职业生涯规划时，分批分次进行，不同专业系列人员目标规划也可不尽相同，让员工的发展与公司的发展同步进行，以达到最佳效果。

2.4发展空间留人。同其他行业相比，建筑企业更需要一专多能，适应能力强，知识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包括：

2.4.1做好培训需求分析。我们确定对企业未来一年或一段时间的人力资源结构和人员的总体需求，并同时确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内容、方式、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在进行培训需求分析的过程要与员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员工个人的学习要求，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符合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2.4.2建立长期有效的培训制度。在向员工提供培训之前，要建立相应的竞争制度，尽可能地向那些有能力，有潜质的员工提供机会，作为一种福利奖励给员工，不断激发其潜能。并且建立培训与员工的考核、晋升等个人发展相挂钩的激励机制，激发该员工不断追求进步，心系企业，培养忠诚感，能够同企业同进退。

2.4.3建立培训反馈机制。定期对培训结果进行评估，为进行下一轮的培训计划提供资料。定期测算培训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利润贡献等相关指标，衡量企业的此项投资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预期的回报等。

2.5创新的用人机制留人为使公司的优势人才能够“才尽其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人才的选拔、晋升、加薪机制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建立重真才实学，重工作业绩的用人标尺；全面积极推行“干部聘任制”、“职务任期制”、“任前公示制”等制度；保障全体职工在选人用人上具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企业的民主管理，也便于日后经营管理。

三、结束语

基于对以上种种人才流失原因的分析，我们在2009年7月马上行动起来，对日常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弊病进行及时诊治，通过半年多的有效管理，自2009年7月至2010年1月期间专业技术骨干人员流失率为零，建立了良好的企业与员工互动的机制，可谓力挽狂澜，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人才支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罗帆，罗静媚，吴兰玉.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成因及对策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第15卷第2期.

原因剖析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经济；人民币；货币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的确是专家们所说的“双刃剑”。采购进口产品或者出国留学、旅游的人以及拥有投资性房产的人从中受益不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人民币”支付能力增强的好处。对国家经济方面而言，人民币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抑制了通货膨胀、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及减少了和别国的贸易摩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回首2006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片红火，这似乎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升值并不意味着一片繁荣。由于房价大涨，无房族购买力相对降低而买不起房子。从投资者来看，股市房市吸引力增强但是风险也加大。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工农业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出口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导致企业衰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

2006年，我国外有国际政治压力和内有外部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国家推出了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是为了改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内资金过剩的现状。最近统计显示，我国2006年的外贸顺差高达1774亿美元，比2005年的1018亿美元增长了74%的规模。而今年的外贸顺差还有望进一步增长。一边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一边是顺差有增无减，国内热钱越来越多。人们在担心热钱疯狂投机导致股市泡沫和房低产泡沫的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曾经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将带来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就业率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大，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和不利影响一俱共存，综合起来的总体效应是利是弊，皆看调整的“时机”、“幅度”和“频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未雨绸缪，从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外贸高度顺差

通过削弱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以达到刺激进口降低出口来解决外部失衡的状况。在升值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替代人民币升值的效应。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事实上，在过去的2006年，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和推进为也在为减少贸易顺差做准备。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二是汇率政策的调整，即人民币升值；三是“两税并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有益于间接减少贸易顺差等等。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后续的政策效应还将在新的一年中陆续释放。对于未来，要更好解决贸易顺差，资金过剩的状况，我们认为，扩大内需是最好的解决途径。需求决定一切，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远大于汇率的作用。比如财政方面通过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增加财政投入，来降低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私人储蓄，并转化为实际需求。对于个人的需求要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比如当前个人的投资需求旺盛，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股市，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危险，我们就要严厉打击游资炒作，限制非法流入股市或者楼市的外资同时加大QDII步伐，甚至可以允许内地个人和机构不须通过QDII安排或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服务，把自有外汇汇到境外，进行投资理财，既迎合了民众的投资需求又引导资本流出减少顺差，从而获得双赢。

三、不断完善汇率定价新“机制”

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宣布汇改，2006年，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是，升值并不是汇改的目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并非“升值”，而是要以汇改为契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建立起由市场力量对汇率进行定价的新“机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转眼已经五年了，也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深层次的背景上考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全面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所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及其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中的重大意义后，我们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平稳度过改革调整期。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提高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相信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会使我们更加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政府已将“减顺差”作为2007年中国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

四、结论

综上,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务员之家

从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人民币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中银香港集团.中国金融货币形势分析[R].2005年3月.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R].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