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范文10篇

源流范文篇1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关键词：中国人、源流；NRY、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籍学；中亚、东南亚；中国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

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

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

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裸露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

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

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

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

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

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

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讨中国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

《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

“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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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范文篇2

【关键词】巴戟天；主治功效；采集；炮制；南药；考证

巴戟天(MorindaofficinalisHow)又名鸡肠风（广东、广西）、兔儿肠（福建）、兔子肠、猫肠筋（福建）、鸡眼藤、黑藤钻、糠藤、三角藤（广西）,为茜草科多年生攀援木质藤本植物,肉质根入药,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南药之一［1］，有补肾壮阳、强筋骨、祛风湿的作用。巴戟天在中医药处方中应用广泛，是重要的中药材品种之一。在中国南方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还作为常用的食疗补品，为我国主要出口药材之一。巴戟天的古代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巴戟天植物品种来源考证、性味归经与主治功效、采集与炮制三大方面，现将其源流考证情况介绍如下。

1巴戟天植物品种来源考证

巴戟天药材的植物来源争议甚大，前人考证其植物来源多达7科13种植物。巴戟天始载于《神农本草经》［2］：“味辛，微温。主治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脏，补中，增志，益气”，列为上品，但未记载其形态和产地。

11古代巴戟天的名称

古代巴戟天的名称，除《神农本草经》［2］、《名医别录》［3］记载外，西晋·左思《蜀都赋》载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其“巴戟”的记载比《名医别录》流传更早或同时，这是考证巴戟天名称及产地具体年代的最早记载。《神农本草经》中凡有“巴”、“蜀”字头的药均指产于四川；明·李时珍《本草纲目》［4］对巴戟天的释名和集解都以产于四川为名，即以出产地点得名。因此，巴戟天来源于四川是极可能的。“戟”是一种兵器，或作刺激解释。“戟天”可能指其形态，藤蔓攀附它物向上，唐《新修本草》［5］述“巴戟天苗，俗方名三蔓草”。“蔓草”可说是小型藤本，故其名是指该植物生长习性而得；又或指其效用，该药刺激于人，可治头顶之病。

12古代巴戟天的生药

对巴戟天生药形态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代。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6］中有简单描述：“状如牡丹而细，外赤内黑，用之打去心”。唐·《新修本草》［5］中则有稍详细描述：“巴戟天苗，俗方名三蔓草。叶似茗，经冬不枯，根如连珠，多者良，宿根青色，嫩根白紫，用之亦同。连珠肉厚者为胜。”之后历代对巴戟天性状的表述均主要从外观加以文字描述，记述内容基本一致，如宋·苏颂《本草图经》［7］亦载：“叶似茗，经冬不枯，一俗名三蔓草,又名不凋草……有宿根者青色，嫩根者白色，用之者皆同，以连珠肉厚者为胜,今方家多以紫色为良……”；明·陈嘉谟《本草蒙筌》［8］：“宿根色青，嫩根色白。用之功相若，但选肉厚连珠。根原有心，干缩自落。人或投影摘，中亦空虚，非自有小孔耳”。但因缺乏现代植物分类学和形态学知识，以上描述均过于表象，不利于实际鉴别。直到宋代才出现手绘图谱，如寇宗奭的《图经衍义本草》［9］。在清代见于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0］，书中有“滁州巴戟天”和“归州巴戟天”两种手绘图谱。但因是手绘，不排除有绘图失真的可能。这些都不利于巴戟天的鉴别确认，也可能是造成巴戟天原产地与历代本草记述相左的原因之一。因此，古代药用植物巴戟天很可能是现今所用巴戟天在分类系统上具亲缘关系相近的种类。

13古代巴戟天的产地

古代巴戟天的产地，梁·陶弘景《名医别录》［3］作了最早的记载：“生巴郡（今四川阆中、奉节、重庆等地）及下邳（今江苏邳县）山谷,今亦用建平（今四川巫山、湖北恩施）、宜都（今湖北宜昌）者，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新修本草》［5］及宋·尚志钧《开宝本草》［11］则载：“生巴郡及下邳山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今亦用建平、宜都者”。《本草图经》亦载:“生巴郡及下邳山谷，今江淮、河东州郡亦有之,皆不及蜀州者佳”。从历代本草来看，巴戟天的产地有巴蜀、江淮两个地区，但均以四川产地为优。四川志载：巴州、剑州、广元俱出。元和志载：剑州贡巴戟天。寰宇记：巴州贡巴戟天。《本草蒙筌》［8］：“巴戟天江淮虽有，巴蜀独优”；《植物名实图考》［10］：“巴州、剑州、广元（今四川巴州、奉节、剑阁、广元）俱出”。以上记载均表明巴戟天的产地以四川产地为优。

14现代巴戟天品种考证

从古本草记载上看，没有与现代应用的巴戟天相吻合的特征［12］。关于古代巴戟天的品种，现代进行了较多研究，均表明巴戟天从古至今的产地和品种发生了变化。据华南植物研究所陈忠毅［13］、乔智胜［14］、徐国钧［15］等考证后认为，清以前使用的主产于江淮一带的“滁州巴戟天”已失传，原植物应是百合科土麦冬属植物土麦冬LiriopeplatyphyllaWangetTang，失传原因可能因历史上滁州巴戟天功效“不及蜀者佳”遭淘汰所致。乔智胜等［14］考证后认为归州巴戟天原植物为茜草科植物四川虎刺DamnacanthusofficinarumHuang，药材现称鄂西巴戟天或恩施巴戟天。但徐利国［16］、郑仰铁［17］的考证则认为归州巴戟天应为铁箍散Schisandrapropinqua(Wall.)HookfetThomsvarsinensisOliv的根，即今四川省习用的香巴戟的根。现今药用之巴戟天已非古代记载之巴戟天，而是清末发展的新品种。1958年，经市场调查及考证后鉴定现代之药用巴戟天为茜草科新品种，订名为MorindaofficinalisHow［15］，并被收录于1963年的国家药典［18］。2000年版药典一部［19］述巴戟天为茜草科（Rubiaceae）植物巴戟天MorindaofficinalisHow的干燥根。巴戟天今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且以广东产为地道药材。巴戟天在广东作为药用已有200多年历史，已成为我国南方“四大地道”药材，也是广东“十大广药”之一。清末·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20］记述：“巴戟肉广东出者肉厚骨细，色紫心白，黑色者佳”。陈仁山《药物出产辨》［21］云：“巴戟天产于广东清远、三坑、罗定为好，下四府、南乡等地均次之，西江德庆系种山货，质味颇佳，广西南宁亦有出”。药典所列正品茜草科巴戟天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为“新兴品种”，可以取代古方中原相应同名品种。古代记载之巴戟天与今用之巴戟天大相径庭的可能原因一方面是因气候变迁，使植物分布区由北向南缩小，产区改变；另一方面，可能因历代本草缺乏现代分类学和形态学知识，绘图失真，记载不甚准确所致。

2应用历史与药用价值

巴戟天于两千年前已作为药用。最早记载始见于《神农本草经》［2］：“味辛，微温，生山谷，主治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脏，补中，增志，益气”，列为“上品”。其对巴戟天的元性味、功用已有较详细记载，且与现代巴戟天的性味、归经、功用相近；以后历代对巴戟天性味、归经、功用均有更深入记述。

21巴戟天性味历代本草自《神农本草经》起，对巴戟天性味的记述均以甘、辛，微温为主，与现行药典（2000年版药典一部）的记述相同。《名医别录》［3］云：“味甘，无毒”；《新修本草》［5］、宋《开宝本草》［11］均谓味辛、甘，微温，无毒；明《本草蒙筌》［8］：“味辛、甘，气微温，无毒”；明·李士材《雷公炮制药性解》［22］：“味辛甘，性微温，无毒”；明·张介宾《景岳全书》［23］：“味甘微温，阴中阳也”；清·汪昂《本草备要》［24］：“甘辛微温”；清·黄宫绣《本草求真》［25］：“辛甘微温”。表明巴戟天之性味古今无大变化，这是其药用功效一直沿用的基础。

22巴戟天药

用归经历代本草记述巴戟天药用归经始终以入肾经为主，偶有入脾经、胃经、心经、肝经者，与现行药典（2000年版药典一部）主入肾经、肝经基本一致。最早记述见宋《图经衍义本草》［9］：“专入肾家”。归经专入肾，表明药用尚限于肾经。至明代有入脾之说，如明·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22］：入脾、肾二经。但到清代，入脾经之说已鲜见，而是增加了入心经、入肝经的记述，如清·陈士铎《本草新编》［26］：“入心、肾二经”；清·叶桂《本草经解》［27］：“入足厥阴肝经、足阳明胃经”；清·汪昂《本草备要》［24］：“入肾经血分”；清·张璐《本经逢原》［28］：“肾经血分及冲脉药也”；清·黄宫绣《本草求真》［25］：“巴戟天专入肾。……巴戟肾经血分药也”。清代的入肾经、肝经、心经之药用更接近现代药用，且符合现代药理研究的结果。现代药理研究已从多方面反映出巴戟天的补肾、护心、护肝作用。

23巴戟天主治功效

早在两千年前巴戟天已作为药用，其主治功效最早记载始见于《神农本草经》［2］。2000年版药典一部归纳其主治功效为：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可见最早的药用功效一直沿用至今，表明古今药效用法基本一致，这从历代文献记述可见一斑。《名医别录》［3］、宋《开宝本草》［11］均谓其治“头面游风，小腹及阴中相引痛，下气，补五劳，益精，利男子”；唐·甄权《药性论》［29］：“能治男子夜梦鬼交泄精，强阴，除头面中风，主下气，大风血癞。病人虚损，加而用之”；五代《日华子本草》［30］：“安五藏，定心气，除一切风，治邪气，疗水肿”；《本草正义》：“温养元阳，则邪气自除，起阳痿，强筋骨，益精，治小腹阴中引痛，皆温胜寒之效；安五脏，补五劳，补中，益气，皆元阳布护之功也”。明《本草纲目》［4］：“治脚气，去风疾，补血海”；《本草蒙筌》［8］：“恶丹参雷丸，宜覆盆为使。禁梦遗精滑，补虚损劳伤。治头面游风，及大风浸淫血癞；主阳痿不起，并小腹牵引绞疼。安五脏健胃强筋，安心气利水消肿。益精增志，惟利男人”；《雷公炮制药性解》［22］：“主助肾添精，除一切风及邪气”；《景岳全书》［23］：“虽曰足少阴肾经之药，然亦能养心神，安五脏，补五劳，益志气，助精强阴。治阴痿不起，腰膝疼痛，及夜梦鬼交，遗精尿浊，小腹阴中相引疼痛等证”。清《本草备要》［24］：“补肾祛风……强阴益精，治五劳七伤。辛温散风湿，治风气脚气水肿。覆盆子为使。恶丹参”；《本草求真》［25］：“温补肾阳，兼祛风湿。巴戟天专入肾……据书称为补肾要剂，能治五痨七伤，强阴益精，以其体润故耳。……然气味辛温，又能祛风除湿，故凡腰膝疼痛，风气脚气水肿等症，服之更为有益”。可见，历代均以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为主治功效，治疗病种以男子病为主，主治男子阳痿遗精，同时主治风湿痹痛、水肿、筋骨痿软以及女子宫冷不孕、月经不调、少腹冷痛。

3采集与炮制

31巴戟天采集

历代记载的巴戟天采集以二月、八月为主。《名医别录》［3］最早记载:“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唐《新修本草》［5］、宋《开宝本草》［11］：“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宋《本草图经》［7］亦载:“二月、八月采根阴干，今多焙之。”明、清等亦记载以二月、八月采为主，但近现代则全年均可采集（2000年药典一部）。据前述之考证，清以前之巴戟天主产于四川、湖北、江苏等地，地理位置偏北，且所处年代越早，地球气温越偏低，以致采集时间受限于二月、八月。而今用之巴戟天主产地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地理位置偏南，气候、温度方面更有利于巴戟天的生长，因此可全年采集

32巴戟天炮制

不同的炮制方法对巴戟天药用功效有极大的影响，其临床药用亦有较大区别。历代对巴戟天炮制均较重视，且对巴戟天的炮制方法有不断的改进。最早记载将巴戟天“去心”用的是东汉·华佗《华氏中藏经》［31］和晋·葛洪《肘后备急方》［32］。梁《本草经集注》［6］、唐《备用千金要方》［33］亦记载“皆褪破、去心”。纵观历代巴戟天的炮制方法，或槌、或浸、或蒸、或煮、或炙，大多要求除去其木心，虽也有不去心用者，但去心与否的药性、功能、主治及其应用范围是一致的，并无严格区分，目的是将巴戟天木心作为非药用部分。巴戟天木心强韧、多纤维、枯燥无津，质量占全药约5%，如不去心，令人烦躁。经分析两者化学成分也有很大差别。可见对巴戟天的净制是必要的［34］，现今药典已规定巴戟天去心后切段。可见古代常用之“去心”法一直沿用至今。通过炮制引药入经，可增加药效。唐代一些本草开始将枸杞、金樱子、菊花制等引用于巴戟天的炮制，枸杞子汁、金樱子汁制等可借以助阳、摄精等等。如南北朝《雷公炮炙论》［35］中：“凡使巴戟天，须用枸杞子汤浸一宿，待稍软漉出，却用酒浸一伏时又漉出，用菊花同熬令焦黄，去菊花，布拭令干用”。历代还有酒制、米制、面制、盐制、油制、炒制等多项炮制技术，其中以甘草汁制、酒制、盐制方法居多，且甘草制和盐制炮制工艺至今仍沿用，并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良好。如宋元时期不仅应用了简单的“去心”浸法，而且“炒法”也有了较多的应用。另外，还加入了一些固体辅料，可有针对性地提高药效，包括有糯米炒治脚气、枸杞子煎汁浸蒸助阳、酒炒祛风湿、金樱子汁炒摄精、菊花同煮理肾气。宋·寇宗奭《图经衍义本草》［9］记载：“有人嗜酒，日须五七杯，后患脚气甚危，或教以巴戟半两，糯米同炒，米微转色，不用米……”、“去心，糯米炒，候米赤黄，去米不用。”盐制巴戟可功专入肾，因盐性寒，味咸，有补肾、软坚、凉血解毒的作用，用盐制而引药入肾，有潜降作用以抑制兴阳［35］，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37］提出“去心，面炒”、“盐汤浸打去心”，这是首次将盐制用于巴戟天的炮制，一直沿用至今。明清时期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巴戟天的盐制有了较多的应用。如《奇效良方》［38］中提出：“去心，青盐酒煮”；明·李梴《医学入门》［39］中有：“盐水煮去心”；明·王肯堂《证治准绳》［40］载：“巴戟肉，盐汤浸”；明·龚廷贤《寿世保元》［41］中也有：“盐水泡，去心”等等。酒制巴戟则可增强祛风湿功能，可行血、强筋健骨［36］。宋·赵佶《圣济总录》［42］有：“去心、酒浸焙”，明·李时珍《本草纲目》［4］对酒制巴戟天的过程描述为：“酒浸一宿，剉焙入药，若急用，只以温水浸软去心用。”明代一些本草还将甘草运用于巴戟天的炮制。明·张洁《仁术便览》［43］中有：“甘草汤浸去心”；《景岳全书》［23］也提到“巴戟，甘草汤炒”、“巴戟肉，甘草汤炒”；明末·缪希雍《先醒斋广笔记》［44］也有：“甘草汁煮，去骨”。甘草制巴戟天也是今用之巴戟天主要制法之一。巴戟天虽有多种炮制方法，但至今始终是以巴戟肉、盐制巴戟天和甘草制巴戟天为主流饮片规格，且巴戟肉用居多。巴戟天的炮制特点是借助所用辅料固有的作用，以增强壮阳、补益功能，并获得满意疗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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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范文篇3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聚居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多种宗教大都在新疆活动过，分别为各个民族所接受。艺术是人类的产物，宗教也一样，它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因而也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长。本文将对新疆古代绘画艺术对凉州（武威）、平域（大同）和敦煌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柏孜克里石窟的影响，以及将植根关内兴起的石窟艺术对龟兹库木吐挖石窟、高昌柏孜克里石窟和后来开凿的石窟佛教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述。佛教思想、佛经佛法传布于关内，不仅是由出家人、修道士、画家、乐师、舞蹈家、戏剧家等传播的，据印证，还有由中国的南部、西南部传入的对佛教的兴奉。佛教文化艺术的主要源头，也是盛行于中原，特别是长安、洛阳，以此而形成了中原型佛教模式；它不是直接传布的，而是借助中原佛教文化艺术的某种作用，由中原辗转，将西域佛教艺术一系列特征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朝鲜人、新罗人僧尼慧超等人虽然也未曾到过西域（高昌、龟兹），但是，中原主要受西域的影响，而朝鲜、日本主要受中原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各自独创一格的宗教文化艺术。这证明，宗教文化艺术的传播并不排除跨地域的直接接受。大规模多方位的区际接受现象也是历史的真实性。西域的文化生活、音乐舞蹈、商业贸易，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而得到持续发展的。汉晋时期，佛教经历了初传中原的历史阶段。此时，新疆的佛教思想开始向艺术的宗教思想发展。佛寺和石窟林立，佛教艺术开始崛起。新疆的一部分高僧，有向各地宣扬佛学价值的愿望，他们把内地各省视为传布佛教的重要对象。公元260年，朱士行赴西域求佛经，说明中原处于崇奉佛教活动的频繁阶段。后来历史进入了十六国和南北朝（公元314年—589年）时期。前凉国（公元314年—386年）最后国王张天锡（公元363年—386年）邀请佛学翻译家自龟兹来到凉州，将佛典译成汉文，合计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前秦皇帝苻坚（公元351年—394年）于公元383年令吕光将军平复龟兹将鸠摩罗什请至姑藏（今武威市），鸠摩罗什自公元384年—401年滞当姑藏。在这期间，后秦（公元386年—416年）姚兴继王位，吕光乘机在姑藏建国后凉，自封为国王（公元386年—401年）。

凉州石窟特别是初期石窟的建筑艺术风格、雕塑艺术风格、壁画艺术风格，均呈现了龟兹艺术风格。凉州佛塔在结构和风格上，均与于田、罗布绰尔盆地相近。佛窟和佛塔绘有佛陀盘坐菩萨图、伎乐观娱图、宫中思维图、右边菩萨图。佛陀和菩萨头像施有彩绘描述，面孔圆形安详，双目细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似乎接近于西域艺术风格，只不过放大了天乐神的图像。北魏太武帝（公元424年—452年）于439年起严禁佛教，提倡前道教，把首府从凉州迁至平域（今山东大同）。公元452年文成帝（452年—465年）继位，提倡重新崇信佛教。在迈吉山（音译）石窟修炼的高玄充当了北魏王子的高师，凉州师贤僧人来到平城。在高僧昙曜的主持下开凿了云冈石窟。此事自公元524年持续到公元460年。鉴于孝文帝公元486年训令，在宫廷内和平日生活中，皆为盛行汉人戒律和穿着汉人服饰。石窟、石塑都是以汉人形象描绘艺术，开始盛行穿着汉式衣服，汉式源流之说，说明佛教已植根于中国。

受这种影响的东北万佛堂和我国西部的敦煌石窟，形成了独立的历史层面。在凉州和平城后期出现了敦煌石窟群。敦煌石窟初期开凿，其建筑艺术、雕文刻缕、描绘艺术风格，都体现了以龟兹为主体的新疆古代绘画艺术。这阶段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平间。塑像突出了菩萨的生平，形象似人，脸圆、四肢健壮、腰细、肩宽、胸平，比例协调，精神蓬勃，头着高冠，双肩赤裸，着以西域式服装，色彩鲜艳。佛像具有立体感，采用凹凸法雕刻，形态生动。石窟还描绘有裸体菩萨，优美而自然。后来因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此种彩图，在敦煌日益少见。太和禁令之后，敦煌石窟这种描绘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魏后期起，经西魏、北周时期，直到隋朝统一全国，共计一个世纪（公元489—581年），敦煌石窟文化从西域风格吸取养料，但是，它又呈现出具有不同风格的中原文化风格，其实这个时期正是北魏时的鲜卑人、吐鲁番、匈奴人开始汉化，佛教开始中原化，中原出现佛教教派，互相交融汇合时期。敦煌的描绘艺术，使佛像又显露出人体的轮廓，面部瘦长，眉毛细长，神色乐观，衣服有飘带。此外，还绘有君王弟子、历史人物的图像。如描绘了西王母、汉武帝、张骞、隋文帝、于田国王及其他僧人的活动片断。这是佛教石窟艺术的传统、历史的题材所表现的典范，也是体现中原文化佛教艺术的范例。北周（公元557年—589年）和北齐（公元550年—577年）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来往更加频繁。龟兹人白明达、白智通、苏祗甫、于田人尉迟的弟子，喀什人阿摩拔昭武九姓中的曹、安、康、米、何的乐师和舞女荟萃长安，木干可把女儿阿斯娜公主嫁给周武帝时，令龟兹等地的乐师和舞女也来到长安。

源流范文篇4

随着林改的深入，森林资源流转市场越来越活跃，但是不规范流转、钻政策空子、侵害林农利益、乱收费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违规操作现象更是严重。现就集体森林资源流转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一分析。

1集体森林资源流转的概念

森林资源流转是指森林资源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将其可以依法转让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和林地的使用权，按照法定程序以有偿或互换的方式转移给他的行为[1]。集体森林资源包括未实行承包经营（即集体统一经营）的集体山、已实行承包经营的责任山及农户的自留山。集体山分为乡集体、村集体、组集体3种。

2不规范流转的几种现象

2.1将流转协议时间提前，于达到流转的目的

根据《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规定，**4年11月1日实施前已经转让森林资源并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其转让继续有效。未办理变更记手续的，转让是合法的，当事人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可以补办权属变更登记[1]。根据江西省林改政策，在林权期间，暂停集体森林资源的流转。当时，由于林农的认识较低，“悟性”较高的少数村干部、社会人士以很低的价格转让林农或集体的山林，将协议和付款时间提前到《条例》实施之前，从而达到流转集体山林的目的。

2.2中转谋暴利，造成转让方、受让方纠纷不断

有的“中间人士”以很低的价格定购林农或集体的山林，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转让给一些公司，从中谋取暴利。有的林农甚至没有签字，或没有付清款给林农。农户觉悟后，上访不断。

2.3将集体山私自变更为责任山

林改期间，个别乡、村干部和林改技术人员相互利用，钻政策空子，将面积较小的如2～5hm2或6～12hm2的村、组集体山，以责任山的形式，登记在自己亲属的名下，违法占有集体森林资源。自留山、集体山确权发证需要山林执照作为依据，而责任山可由林改技术人员填写责任山合同作为依据，由于当时只重视农户自留山、责任山的公示发证，对集体山的登记、走向没有进行公示，这样主有可能发生集体山以责任山的形式发证给个人。

2.4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签字不实，未讨论转让金的使用

集体统一经营的森林资源的流转，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1]。从现有一些集体山流转提交的申请材料来看，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签字不实，有代签现象，很多村民并不知道集体山流转事宜。村民代表就是几个村干部及少数人员签字。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村委会组织法》，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2]。推选村民代表也应有各村民开会选举产生，应有会议记录，即先开小会，然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2.5集体山流转未进行资产评估

集体统一经营的森林资源转让，应由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其转让金应以评估价值为基准。很多集体山流转协议价格低廉，未进行资产评估，更没有公开拍卖，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在评在人员对集体山进行外业核查时，既然只有“受让人”在场。

2.6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门槛太高，不利于开展集体森林资源流转评估

按照《江西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从事国有、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应具有财政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并有2名以上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专家参加，方可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业务[3]。从目前情况看，县级基本上都不具备评估集体统一经营的森林资源资产业务的资质。

2.7森林资源资产核查、评估、流转收费不统一

目前，多数县已开展了对集体森林资源核查、评估、流转等业务。据了解，各县的收费不统一，有的甚至没有报批。

2.8收购山林不造不管，造成林地资源极大浪费

个别公司大规模地收购山林，只购不管，只购不造，甚至对购买的荒山、火烧迹地、疏林地、无价值的残次林地也几年不造不管，造成了林地资源的的极大浪费。

3规范流转、严格把关

根据近几年集体森林资源流转出现的问题，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森林资源流转的管理工作，规范流转，严格把关。规范流转有利于发挥森林资源更大的效益，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林业建设，实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能够保护林农的利益，保持林区和谐稳定。因此，各地应大力宣传《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让林农家喻户晓，严格遵照《条例》的规定进行森林资源转让。

对不规范流转的几种现象，林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把关。①对批流转的集体山、责任山、自留山都要再次进行产地外业勘察调查，并张榜公示30天。②认真审查转让协议，看有没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条款存在，对价格明显不合理的要给予指证。③公司流转山林，不管是购买青山还是用于造林，通过“中间人士”转让的，一定要公司和林农签订转让协议，公司根据林改资料及身份证将转让金直接付给林农，才能保证协议的有效性，预防纠纷。④对集体山发证情况张榜公示，让农户来监督集体山的漏登、错登现象，对农户责任山一宗地超过6.67hm2的也要重新张榜公示。⑤认真审查村民会议尤其是村民代表会议有没有弄虚作假现象，推选村民代表有没有会议记录。在村民会议上，应对转让金的使用作出讨论，原则上70%应分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用于集体公益事业。⑥对集体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应降低门槛，可由林业部门管理的具有丙级以上（含丙级）资质的森林资源调查设计部门提供咨询评估服务，有2名参加国家林业局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培训取得了资质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人员对评估咨询报告共同签字方能有效。这样能够在县一级全面开展集体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及流转工作。⑦全省应统一国有、集体森林资源资产核查、评估、流转的收费标准，以使县级开展流转工作收费有政策依据。⑧对个别公司购买荒山、火烧迹地、疏林地、无价值的残次林地不造不管的，林业主管部门应责成他们限期造林。⑨通过对集体山在县有线电视的公示宣传及公开拍卖（因县、乡有线电视已连网，能够做到家喻户晓），在全县形成良好的、合理的、规范的森林资源流转市场。⑩对违反《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规定的，转让人、受让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分别受到《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源流范文篇5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时代

国际政治主体基本角逐手段基本角逐方式

争夺对象殖民主义西欧

民族国家

军事战争

殖民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战争

资本输出

市场霸权主义美、苏

核武与意识形态核竞赛和冷战意识形态市场新霸权主义美、日、西欧政经军优势

政治和自由贸易国际组织和资源

以上的分析和对比表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於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台湾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於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历史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於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叁）从革命的民族主义转向建设的民族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绝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而仅凭当局的“呼风唤雨”就可召之即来的！否则，人们讨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或批或褒，岂不都是在庸人自扰？别忘了，那些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人不是都在说，北京当局早已失尽了民心，丧失了对民众的号召力吗？怎麽突然一下子，它居然有如此这般的法术，竟能无风起浪，掀起这麽大一股思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足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仅仅归诸北京当局的煽动，实在只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作法。而且，我们对这股思潮，也不应采取“斗争哲学”的立场，即认为既然北京当局支持之鼓励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应当明确，肯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承认它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对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顺应的态度。因为观察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知，除其中的国学热而外，其余种种差不多均带有相当强烈的对抗性和破坏性，或者说，仍然都停滞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义”的畴！那种“工具性民族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自不待说；就是一时尚未形成气候和带有“西化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的“後学热”，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於拥有核武的中国来说，外患的威胁并不存在；而且，包括台独和藏独势力在内，不仅没有任何一种分离势力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就是台独势力有一天幸在台湾得手，它也未必敢于贸然宣布独立。因此，这种对抗性、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对外显然没有必要；即使用来对付国内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部落主义”，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鉴于国际上新霸权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国内分离势力的抬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应对，这确有其某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亦应当扬弃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建设的民族主义！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涵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领域。就“对内”来说，建设的民族主义可集中为一点，就是主张以宪政民主国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台海两岸（因香港已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统一问题对港澳进行讨论）统一起来，并在政治统一、经济整合与国内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步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首先以宪政民主排除了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从原则上说，这同时也排除了“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内含的与中央集权、乃至极权统治密切相联的那一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种政教合一和领主统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们同时也排除了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作出上述种种“排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导致对抗性、破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分歧，从而为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上解决两岸的对峙、大陆内部的民族纠纷及建设中华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协空间或回旋余地。很明显，如果有关各方象现在这样在统独问题上一味固执己见，甚至变本加利，那么，依笔者之见，“和平统一”就必将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陆将来有一天实现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民主化，两岸和汉藏关系的走向也未必乐观，其间的对峙或冲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须知，民主不是万能的；与民族独立密切相连的所谓外部自决，也绝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用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当局一再宣示，坚持以和平统一为其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也是大陆多数民众的愿望；台湾正在逐步全面落实民主制，台北当局亦反复声明，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达赖喇嘛最近则多次公开表示，他并不主张，并且愿意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与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和谈判。可见，无论是出于对民心向背、国际道义形象的顾计，或是出於对彼此之间力量对比这一严酷现实的考量，相关各方的“代表”，没有那一个敢于公开否弃和平统一的道路！因此，照理说，只要相关各方能够秉持相互谅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协商，折冲调和，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立国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长期严重滞後的条件下，这些差异还呈现出某种日益拉大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被台独和藏独势力利用来影响台湾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知识者对其公开声明的统独立场始终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第叁，北京和台北，均未能充分客观地认知、务实地评估和全面地利用当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使两岸当局之间的互动难以摆脱冷战对峙的僵局，同时也拖住了两岸民间和准官方层面上相互交流发展的步伐，使之迟迟未能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以上诸项，笔者在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4）中业已述及，这里不再详述。第四，台独和藏独势力根本无视於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十二亿大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而只是依据他们自己对“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片面理解（仅仅抓住了所谓外部自决），试图仰赖外国势力来肢解和分裂中国。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往往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殊不知，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气魄，若与当年为了削弱西方列强而力倡“民族自决”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连“小巫见大巫”的水准都不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於一时，但对解决两岸之间和汉藏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其间的矛盾！“经济整合”主要是指应当逐步建立包括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国内统一市场。我们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鉴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经验,即所有西欧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当初都是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起点的。第二，西欧共同体的经验和当前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示我们：当代全球的经济虽然已经显露出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作为经济实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经济实体，其应变和竞争的能力也比较强；若其规模太小，则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是西欧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虑到台湾、港澳和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及其政治统一的必然趋势，参照西欧和北美的经验以及上述几方面近十多年来经贸往来日益热络的事实和未来走向，可以说，逐步推动大陆和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关於“中华经济圈”的构想，其实正与此不谋而合。当然，就其最终的目标来看，“经济整合”并不限于“中华经济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已！但是很明显，任何水平上的经济整合，都有助于两岸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乃至融合。毫无疑问，在未来宪政民主的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应当获得一律平等的地位。然而，归根到底，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现为既不允许任何一种文化享有独尊的地位，也不允许强制剥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权利。纵然如此，谁也无法保证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占有平等的势位，并长久地存活下去。因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绝不可能抹杀掉汉族在人口和文化影响（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绝对优势。第二，除非你自外于现代化的过程，否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并通过应战来验证自己是否具有继续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当代中国自外於现代化的潮流，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看一看台湾“九族”青年一代之无可挽回的文化蜕化现象，再留心一下近几年国内远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为经商而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报道，对此将会有很深的印象！

源流范文篇6

关键词：北魏；云冈石窟；石窟艺术；石窟源流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石窟寺，是在5世纪中华佛教鼎盛阶段由北魏皇家主持营造的大型佛教石窟艺术。北魏定都平城的97年期间，是中国佛教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云冈石窟艺术引进、生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时期，云冈石窟艺术的形成对后世佛教石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活动及其成果，云冈石窟艺术是考古学、艺术史、艺术学理论及美学研究充分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梳理石窟艺术起源、空间形态流变、石窟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云冈石窟艺术形成的艺术渊源及兴起的历史原因。

一、石窟之演化

（一）石窟艺术的形成。石窟一般是开凿在山体悬崖上的洞窟，主要出于宗教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石窟起源于古埃及中王国的石窟陵墓，至新王国时期演变为石窟，在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经波斯传入印度，并逐渐发展为印度佛教和耆那教的石窟寺，后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境内。佛教最早的石窟渊源于印度，约开凿于孔雀王朝，但石窟并不是佛教徒最先开凿的，只是佛教诞生后借用了这种寺院形式，并使之逐渐流行开来，后随着佛教文化传至阿富汗、中亚、中国及东亚地区，其对中国石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石窟一般开凿在河边悬崖上，它是佛教寺庙的一种特殊形式。石窟建造选址一般是在相对较为偏僻清净的河畔山崖之上，其建造的目的和僧人修禅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可用于僧人修行、活动和居住。据考古发现，石窟有多种类型，如支提窟、佛殿窟、僧房窟、礼拜窟等。早期石窟的主要功能是供佛教僧侣修禅或居住，可追溯到印度佛陀时代，后随着石窟形式逐渐发展，出现了多个石窟组合形式，并有大量的佛造像和佛壁画装饰空间，当其功能可以满足佛教活动的多方面需要的时候，名副其实的石窟寺院就出现了。因此，石窟营建依佛教功能的需要和原则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形成了服务于佛教活动的多种功能，真正意义上石窟寺便终于形成了。（二）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最先佛经随佛僧传播，佛像与佛庙稍晚，石窟寺是佛庙的一种，是在佛像和佛庙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据记载，黄河流域的佛像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中叶。公元2世纪末，佛像开始流行。东汉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造的第一座官方寺庙。建业的建初寺（1），可以称为江南佛教寺院的开端。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经统治者提倡，开始雕塑佛像，建寺开窟，绘制壁画，由此带来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勃兴。新疆地区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也是开凿石窟最早的地区（2）。公元3世纪，龟兹国已成为葱岭以东的佛教中心。龟兹石窟寺大约始凿于这一时期，并在四、五世纪达到顶峰。在新疆以东地区，在佛教寺庙和佛像出现了一段时间后，大约4世纪中后期，北方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石窟艺术。“一个是公元366年乐傅和尚在敦煌莫高窟开始修造的窟，一个是公元397~433年之间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修建的凉州石窟。遗憾的是，这两个最早的石窟仅见于7世纪后半期的文献，实物已不存在了。”［1］14虽然现俱不存，但从和沮渠蒙逊同时并北距凉州不远的永靖炳灵寺的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第169窟6号龛与酒泉、敦煌出现的北凉时期（公元428年、434年）的石塔等有关资料可以推测到踪迹。公元439年，北魏下凉州灭北凉后，北凉佛教中心地位向东转移至平城。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灭佛，佛教受到短暂打击，不久，于公元452年复法后，北魏政权接受了来自凉州禅僧昙曜的提议，在平城西武周山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即昙曜五窟。此后，迎来了中国石窟寺建造的兴盛期，一直到8世纪中期，北方地区的许多地点（甘、陕、豫、晋、冀、辽）都开凿了多处石窟，南方石窟开凿少于北方。8世纪中期以后，北方地区石窟走向衰落，而四川地区开凿较盛。五代后北方地区衰落，南方地区却较普遍。宋代至明清后，石窟开凿趋于寂寥。石窟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上述只是粗略轮廓。总结学界观点，佛教入华的传播可分为“南传系统”（3）和“北传系统”（4）两大系统，分别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包括西北地区）的广大地区。这两大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推动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在中国境内发展的三大地区，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不同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甚至在同一区域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各地区相互毗邻，互有往还，其中佛教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在佛教石窟艺术的遗存上。（三）石窟功能空间形态变迁。源于印度的佛教石窟主要包含三种空间形态［2］。其一，支提窟（Chaityagriha），也称塔庙窟，通常入口处设有大型的拱门、建筑及装饰，室内呈长方形的平面，侧壁和后壁设有柱廊，中心设置佛塔，建筑多装饰，可供僧俗人聚会、穿梭礼拜，是最宏伟、最典型的洞窟。其二，僧房窟（Vihara），为僧众居住所用，建筑无装饰。其中大多数是方形平面和平顶的洞窟，分为单室房和多室房。多房间中心设置一个大厅，周围布局有多个小方形房间，主要用于僧侣生活和实用。其三，方形窟，或称殿堂窟（Mandapa），主要用于大型聚会或存储。佛教石窟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历的多次流变，在传入中国之后同样也产生了多次嬗变的历程，主要原因是受不同地区政治、文化、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定和要求。石窟寺传入中国后，受到统治者意志的极大影响。统治者的支持与否成为创建大型佛教石窟的决定性因素，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寺院向本地化和世俗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的石窟形态类型的结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以及石窟艺术造像特征的不断变化方面。宿白先生把中国的石窟分为七种类型：“即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大像窟、佛坛窟、小型禅窟（罗汉窟）、禅窟群。”［3］16据考古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即古龟兹、古焉耆和十六国的西秦、后秦和北凉等地区，石窟开凿的目的是供僧侣行禅和为统治者祈福，大多数以窟室为主，多为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类型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且有多组寺院组合成整个石窟群。河西走廊沿线地带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洞窟类型趋于单一化，以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北方中原地带的云冈和龙门石窟等，也趋于单一化，多以大象窟、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有少量的禅窟和禅窟群。而南方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少数地方存在少量的塔庙窟和佛殿窟外，更多以摩崖造像的形式出现，石窟的建筑功能基本消失。西藏地区石窟出现较晚，多表现为摩崖造像。通过上述分析，石窟艺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各民族人民经济生活、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随时间的推移，导致佛教石窟寺出现了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洞窟的功能形态、洞窟类型、窟室形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的洞窟类型经历了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多种组合形式，并逐渐变成后来趋于单一的洞窟类型，表现为以塔庙窟和佛殿窟为主洞窟形式，而南方及西藏地区，石窟寺的建筑功能消失，更多表现为摩崖造像的形式。

二、北魏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

讨论北魏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需要结合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使用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法进行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厘清云冈石窟艺术中哪些因素来自印度的秣菟罗艺术，哪些因素来自中亚犍陀罗艺术，以及哪些因素是从中国早期新疆地区、北凉地区及河西地区石窟继承的，哪些因素又是自身系统的创新等问题。本部分从“北传”之道、“南传”北上、多元文化交融三个方面来讨论云冈石窟形成的艺术渊源，对此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云冈模式”形成的系统构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对“云冈模式”的传播及其对后世石窟的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北传”之道———印度石窟及河西地区早期。石窟艺术的直接影响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源头是印度石窟艺术，在建筑方面的窟形和雕刻题材上直接受印度阿旃陀（Ajanta）石窟艺术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间接受到了印度秣菟罗或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中论述了云冈造像中的犍陀罗、中亚及中印度等外来艺术样式（5）［4］。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云冈石窟造像和犍陀罗、秣菟罗佛教造像艺术，其实找不到二者完全相同的东西，因为在艺术造型、审美、气韵等方面，已经显示趋于二者之间文化和艺术的断裂关系。例如，云冈早期昙曜五窟的造像艺术，虽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犍陀罗的艺术遗风，但其更多体现了外来艺术样式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相结合，清楚地显示了平城艺术家的再创造；云冈二期造像艺术中出现的新造型、新题材和新服饰所显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呈现出转折交替之势，外来艺术样式已融入中国传统艺术之中。然而，在考察新疆早期佛教石窟、北凉石窟等西域造像艺术史时发现，云冈石窟造像具有明显的“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的传承关系。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印度僧侣越过葱岭较早进入新疆传教，随着与犍陀罗艺术的融合，引领了新疆地区佛教艺术走向繁荣。由于新疆缺乏石材，主要以泥塑和壁画为代表。凉州地区和新疆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关系密切，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域僧人东传佛教和中土汉僧西域求经的必经之路，因此，它可称之为西域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入的中转站。在北凉王沮渠蒙逊期间（公元401~433）形成了西北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由于沮渠蒙逊积极地扶持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开凿石窟，这就形成了在西域最东端的凉州石窟艺术，凉州也就成为最早开凿佛教石窟的地区，宿白先生称它们为“凉州模式”。现存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等就是“凉州模式”的代表。总而言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凉地区及河西地区中古时期的佛教艺术是以“凉州模式”为主导的，它继承了西域及新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创作成果。云冈石窟的营建和凉州僧团的直接参与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种传承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从佛教石窟东渐路线及时代背景来看：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以后，数量庞大的凉州僧匠自然将“新疆样式”或“凉州模式”的佛教艺术带到平城，实属历史的必然。云冈石窟艺术具有“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两道佛教的混合艺术显而易见，自然在建筑形制和题材上传承“北凉模式”艺术特征，造像风格自然传承了具有犍陀罗（秣菟罗）艺术风格特征的“新疆样式”，由此形成了早期云冈石窟艺术模式。从云冈石窟营建工程设计方面来看：昙曜主持修建，早期五窟开凿设计规划的主体是由北凉迁徙平城的凉州僧匠，还包括来自中原的大批汉人。因此，石窟设计规划图需由北魏皇帝审核批准。石窟形制设计、造像样式与法则、题材内容等都自然而然会直接或间接模仿“新疆样式”和“凉州模式”，在施工技法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即云冈石窟开凿的最大设计特点就是外来样式的设计和中式传统技艺的结合与创新。当然，鲜卑政权政治需要和汉民族的审美追求也会在石窟设计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一直到云冈二期、三期时，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分量越来越多，自主创新性设计也越强。因此，尽管云冈石窟的艺术有着明确的继承关系，但它并不是印度、中亚、新疆和北凉地区石窟艺术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二）“南传”北上———中国早期南传佛教造像。艺术北上的汉化影响“佛教造像先兴于南方，后盛于北方。”（6）［5］中国南方佛教造像对北方佛教造像影响深远。在时间上，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主要限于佛教造像形成的早期阶段。“早期阶段，在中国前后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从对外来佛像的仿制，到与神仙像的揉合，最后形成较为固定的中国式佛像，约当完成于南北朝时期，而‘南传系统’风格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北方和日本、朝鲜早期造像的主要影响亦当在这一时期。故‘南传系统’在时代跨度上由汉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延续到朝鲜的三国佛像和日本止利式佛像风格的形成。”［6］在这里我们仅限讨论“南传系统”对北方及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佛教的产生和佛像的出现并非同时产生的，中间有几百年的时间差。印度佛像传入到中国，必然受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据阮荣春先生考证，“南传系统”遥遥领先，最早佛像在中国境内的出现南方地区要早于西北丝绸之路。就造像风格而言，“促使中国佛像出现的是秣菟罗，在魏晋间，已将中国的佛教艺术掀起了小小的高潮。秣菟罗在中印度，传入中国则由中国的南方而向东，与稍后兴起于西北的系统并行向东发展。”［7］目前，我们在南方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遗物中，可看到最初佛像的艺术样式，显示了南方是中国佛教的萌芽之地。近年以来，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可知，中国南传造像对北方造像的引导和重大影响作用得到普遍认可。在北魏后期的中国境内，“南传系统”优势明显，逐渐形成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佛教艺术，从而引导了北方中原地区及云冈石窟造像审美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南朝对北朝模式影响的统一局面，逐渐地“南传系统”造像风格一统天下。“南传”早于“北传”，而南北朝的文化互动，促使了“南传系统”对北方石窟艺术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派别对立颇为明显，主要在于南方的小乘佛教和北方的大乘佛教思想之别。南方主张清净无为，以个人解脱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王权持消极态度，所以单体金铜造像较为流行，石窟艺术较少；与此相反，北方强调“政教合一”即“拜帝王即是拜当今如来”，佛法与王权有机统一，皇家支持修建的大型石窟较多，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就是在此背景下皇家支持修建的。据阮荣春先生的观点，“金铜佛像的源点主要在吴地，河北、山东金铜佛像制作的兴起，与吴地是分不开的，但是不久随着犍陀罗艺术也开始传入，促使南北风格于河北一带混流”［8］。北魏后期的金铜佛像与石佛的关系密切，实际上犍陀罗金铜佛像与云冈后期犍陀罗样式的造像又回归到了南传系统的样式上来，即是北方石窟造像的“南传系统”。敦煌以东的石窟艺术，如果说云冈有犍陀罗的遗风的话，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云冈三期石窟逐渐地背道而驰，逐渐地受到“南齐样式”的影响，即佛教造像艺术趋于“南传系统”样式。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就是“南传北上”根本的转折点，而龙门石窟以后，南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趋于一致被中国化了。（三）多元文化艺术的交融、碰撞与创新。云冈石窟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舞蹈、音乐、戏剧和服饰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是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各种艺术类型的简单模仿或拼凑，也不是不同宗教、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艺术样式现象的静态呈现和归纳，而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丝路沿线交流、碰撞、融合和创新等方面生成的新的艺术样式，即宿白先生提出的“云冈模式”。因此，不同文化艺术之间相互作用、碰撞和融合新质，从而催生出的新的艺术现象，最终形成了云冈石窟艺术，包括石窟艺术图像的生产、构成和传播三个方面，即涵盖了不同文明体、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等众多的文化样态、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因素和艺术特征等多元文化艺术因子的综合创新。“云冈石窟初期造像的粉本，主要来源于西域诸国。”［9］3《魏书•释老志》曰：“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10］由此可见，师子国（斯里兰卡）胡沙门，游历西域诸国，奉佛图样必定是西域诸国经典佛图样式，沙勒胡沙门带来的也应为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佛图样式。北魏政权在文成帝复法后任命的佛教领袖师贤、昙曜大师均来自西域，并在凉州地区传法，特别是昙曜主持修建的云冈早期五窟，自然会带来西域样式。今天，我们可以在甘肃地区的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炳灵寺石窟等早期石窟艺术中搜寻到云冈石窟艺术继承和传承的关系。以云冈昙曜五窟具体来看，北魏云冈昙曜五窟营建（除第16窟外）结合北魏民族祖庙建筑特点均采用了西式样本，在造像艺术的雕刻中融合了犍陀罗、秣菟罗、新疆泥塑及河西地区等风格，在工程技法中继承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雕刻技法，装饰上早期以西式题材见多，后期中式题材增多，形成了独特的新式艺术样式。如第20窟大佛具有犍陀罗风格，兼具新疆特征，第19窟大佛带有马土拉造像特征；云冈石窟中佛像着衣也从西域袈裟的“披”“袒”两式，主佛像僧祇支内衣缘上的联珠纹和环状忍冬纹雕刻，则完全是来源于西方的装饰图案，后又发展出“褒衣博带”中国式样。这样的例子很多，从这些大佛设计雕刻的细节方面，能够反映出云冈石窟艺术在东西多元文化艺术方面的交融、碰撞与创新。云冈石窟艺术以多样的、具有典型的“艺术语言”特征，承载了人类交流中复杂的文化内涵，呈现了新的文明形态，也表达了丰富的人类精神情感。一方面，它的不断延伸和传播，沟通了人类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精神文化之源，汇集了几大主要文明的文化和艺术特征，例如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文明，从而形成了新的艺术和精神的高地，激发出了新的文化精神，并迅速地传播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云冈石窟艺术的生成机制、构成类型和传播进程是动态的，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进程中绵延不断，这种动态的发展机制也构成了“云冈模式”形成和传播极其复杂的内涵和外延。

三、北魏云冈石窟艺术兴起的历史原因

北魏云冈石窟艺术是公元5世纪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北方石窟发展的源头，对后世石窟艺术影响深远。它兴起的历史原因复杂，不仅与北魏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而且与北魏特殊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紧密相关。下面从三个方面讨论北魏云冈石窟艺术兴起的历史原因。（一）北魏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云冈石窟艺术的兴起与北魏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从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于公元396年建立北魏，到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直至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实施掠夺和移民政策的北魏政权使北魏平城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同时，北魏对西域的征服，西域北凉地区佛教中心地位逐渐衰落，各地儒道沙门、贵族官僚、能工巧匠、租赋商贩汇聚平城，平城中心地位不断提升，使其成为东方的国际化大都市，为平城成为佛教中心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北魏政权的崇佛经历了开端发展期、灭佛受挫期和兴盛中心期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方向都促进了平城佛教的兴盛和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的形成，也直接推动了云冈石窟的修建。第一个阶段：开端发展期。北魏崇佛信教开端于道武帝入主中原，攻略河北、山东一带［10］1763（7）。后又受到之前东晋孝武帝对高僧僧朗的崇信之影响，开始了营建佛教建筑与佛教造像图像［10］1765（8）。同时，召请赵郡沙门法果赴京师，委以“道人统”重任，“绾摄僧徒”，主持佛教事务。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更加重视佛教［10］1765（9），崇佛信教势力进一步发展。北魏平城崇佛信教兴盛的转折点是太延五年（公元439）北魏灭北凉，河西佛教东迁至平城（10）。以此为转折点，“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佛教衰落，而平城“名僧云集”（11），佛寺日增，平城成为新的佛教中心。第二个阶段：灭佛受挫期。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公元446年，太武帝诏令灭佛，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和道教之争。佛教受到短暂冲击，但毁之愈烈，求之弥切，灭佛事件也从相反的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下一阶段的迅速发展。第三个阶段：兴盛中心期。公元452年，兴安元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宣令复法，由皇家赞助，昙曜主持始建了云冈早期五窟［11］3（12），北魏平城佛教中心地位真正形成。到孝文帝元宏时期佛教更加兴盛，石窟开凿规模更加宏大，平城佛教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二）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与。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北魏云冈石窟大型石窟工程的修建，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甚至须倾一国之力才能建成，因此它的兴建与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和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密切相关。首先，我们来讨论北魏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的形成。佛教与政治联姻由来已久，甚至佛教的产生和传播均与国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11］3（13）。例如，波斯匿王、孔雀朝和贵霜朝王朝统治均与佛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流传于民间，未与政治发生关系。起初汉人不得为僧，朝廷不礼胡神，佛教在民间依托黄老及玄学观念缓慢传播了近三个世纪，并被中国文人阶层接受和推崇。在中国北方，佛教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萌芽于后赵政权，高僧佛图澄促使石氏政权率先奉佛，可称为佛教与中原政权联姻的第一人。后来，弟子释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佛教与政治联姻的理念。佛图澄死后三十余年，北魏法果祖承佛图澄理念，提出了“礼帝为佛的弘法新思想”，也契合释道安名训，佛教逐渐形成了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思想理念。其次，讨论北魏政权“帝佛合一”国家政策的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为谋求更大发展，佛教积极投靠北魏最高统治者。道武帝时期，道人统法果积极投靠北魏最高统治者［10］1765（14），提出“当今皇帝就是当今如来（活佛）”的新理论，满足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也使佛教与政治统一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北魏最高统治者为巩固与维护政治地位选择了佛教作为统治的手段。文成帝在复法诏书中明确提出了佛教为统治的服务之用［11］3（15）。因此，北魏“帝佛合一”思想的确立与实施（16），使佛教成为了北魏重要的统治手段，奠定了北魏佛教鼎盛的政治基础，也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必备条件。（三）北魏文化艺术大融合及汉化改革政策的不断推进。两晋至南北朝的地方混战期间，佛教极为兴盛，逐渐取得统治者支持，各个政权也利用佛教巩固自身的统治。在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取得了士大夫阶层激赏，从东晋到南朝，佛教鼎盛，逐渐占据了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北方，随着北魏对西域的征服，西域胡商梵僧、佛教文化艺术汇聚平城，直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印度石窟艺术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兴盛，开凿了大型石窟，进而流布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地域间战乱不断，但是由晋代兴起的“士族”（17）阶层积极参与艺术创作，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南北政权分割，但是在文化上还有一定的交流，南北互动，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总体上是统一于汉晋发展起来的艺术传统。为了缓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调整胡汉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北魏政权积极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了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力量，文明太后冯氏执政时期和孝文帝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北魏拓跋部的封建化与封建制在中国北方的全面恢复，促进了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孝文帝亲政之后，汉化改革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他积极向南王朝学习，并经常与南朝互动。南朝文化影响了北魏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北魏社会发展的主流。总体而言，北魏政权采取的汉化政策，对云冈石窟建筑营建、佛教造像（服饰）、装饰纹样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使云冈石窟二期建设特征更加“中国化”。北魏云冈石窟艺术的兴起，是在“东西”和“南北”文化艺术大交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它源于凉州僧匠带来的西域风格造像艺术，古印度及西域诸国高僧传来的佛经、佛像和艺术样稿，由皇家赞助修建，昙曜主持，凉州工匠和中原工匠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共同创造了平城石窟的新样式“云冈模式”。这个时期正是印度教（度笈多王朝）佛教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印度佛教艺术不断东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再创造，当然，中国传统艺术也充分吸收了外来艺术的养分，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名家辈出，由于南北方文化差异，南北方发展不平衡，北朝艺术家少于南朝。例如：蒋少游、杨乞德、高遵、王由、祖班等。尤其是北方的蒋少游，是著名的工程科学家，在手工艺设计方面很有才华。他曾在北魏孝文帝元宏朝任事，还被孝文帝派往南朝，学习南朝的艺术。

四、结语

源流范文篇7

我们知道，许多史籍甚至正史的资料来源，有一些是采自家谱，汉代以前的皇族家谱—属籍，诸王世谱，和功臣家谱，以及随后官修官管的家谱，后来发展到士庶也私修家谱，编撰者固然不乏学识渊博之士，由进士翰林为官的退休者，如欧阳修苏洵等，而越到后来，修家谱扩展到平民各姓氏后，执笔者则多是秀才举人，在学识和历史知识上的参差，图书资料的不足，因而牵附成各种荒谬的说法，是不难理解的。再者自魏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魏书》崔亮传),吏部选官,也主要根据家谱。由于家谱成为选举官员的依据，于是士族赖以保持和维护其地位,庶族则群起伪造或攀附望族,以提高地位。东汉以来形成的士族或世族官僚集团,至魏由九品制,从法律上按门第分配官位,相互排挤,以上欺下.“一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士庶的等级不同，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也不同，士族不服徭役,于是便出现入士族家当私户,或伪称士族.且婚姻也依门第,各层次的士庶族,自成婚姻集团,重门当户对，《通志.氏族略》称六朝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种政治历史条件影响下，有意无意攀附名人世族，乃势所必然。

固然皇帝赐姓封地，因地为姓氏，历史上事例不少，但也有牵附的，我在考辨文中谈过，易氏家谱将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前后的将军兼雍州剌史易恺，牵附成战国魏人，受封于易水而为姓的始祖，甚至更追远魏之先祖毕万为始，可算有代表性。百家姓中有卢，高，丁，年等姓，都说是姜太公之后裔，受封于某地，因而得姓，我未研究这些姓源，是否合乎事实，只质疑姜太公后裔，为何不随国君兼能人的祖先姜太公，姓姜或姓吕为荣，而要以封地另立小姓。在一种姓源说形成后，封建保守思想下的士子秀才，人云亦云，不加深究，以讹传讹地延传下来，甚至直到现在，出版的不少姓氏辞典之类书中，各姓氏起源等资料，多只是照录旧书，未加考究其矛盾和客观可能性，也有偶尔疏忽误传的，例如[辞海]这样经多少专家学者审校，多次出版的书，也难免疏忽；在其“雍”字辞条中，分明是雍巫字易牙，却又在“易”字，姓氏辞条中，写着齐有易牙，把名字当成易姓，经我提出意见后，最近新版缩印本才删去齐有易牙，改为唐有易重，所谓错话假话重复多次，也能使人信而不疑，可见传统说法影响之深。由此推想，则清朝以前，学问不高的举人秀才以下的撰谱者，盲目照辑旧谱，姓源于受封，以讹传讹，更越传越?肫妫筒蛔阄媪恕?BR>史籍和易氏家谱关于易氏起源说,也像其它一些姓氏，总是往受封上扯。较早在唐朝林宝著[元和姓纂]中，只说是齐大夫易牙之后，可能觉得以名字作为姓说不过去，后来的书增改为雍巫受封于易水称易牙，竟不顾常理,一个齐国大夫易牙，怎么可能在燕属易水受封。最近，发现江西萍乡东部易氏家谱,在一篇谱序中提到，易氏在“殷商时为易氏部落”，这可说佐证了我前面提出的说法：易氏在春秋以前，由久居易水的某氏族，始以易为姓。但该谱却不舍受封说，仍牵附姜太公之太子名灶，灶之子南仲征犬戎有功,受周穆王封于易水,其后人以南仲为一世祖，连续记录世系迄今达127世以上。这里有受封者的具体人和受封原因,且不是由齐国姜太公，而是由周朝天子穆王授封，其可能性是有的。连续记录世系127世以上，跨时约3000余年，在殊多姓氏中，尚属罕见。而汉以后由太原徙金陵，后迁长沙，迁徙走向和各朝代有些人物史实,与其它易氏家谱或史籍，大致相近，据悉该谱在民国七年三修时,是根据明末嗣临公手抄本续修的，除了可能偶有抄误外，理应有据，值得研究。

首先，从姓源说谈起我在“考辨”文中，巳否定齐国雍巫易牙，和魏国易恺受封于易水，为易氏始祖的谬论，现在只讨论由氏族名转化，和姜太公后裔受封于易水而得姓的问题。我在考辨文中引述过，古时易水原为有易氏居地，契的后人王亥在易水被有易氏酋长所杀，后王亥之子上甲又杀死该酋长，占领了有易氏居地，这故事在其它史籍中较详细。

据[竹书纪年]有：“帝泄元年辛未（前1729）帝即位。十二年（前1717）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前1713）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

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

这故事在屈原[楚辞天问]中也谈到：“…….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方致罚而黎服大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肋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这段话用曹尧德[屈子传]中一段相应译解，就好懂了：“商汤到民间巡视，遇见了贤臣伊尹；汤放桀于鸣条，民众与诸侯为何大喜？简狄（有娀国的美女，后来成了帝喾的妃子，生契，契是商的始祖）住在九层瑶台，如何被帝喾看中？凤凰给简狄送来了聘礼，她为何满心欢喜？王亥（商的远祖，契的六世孙）秉承父德，学习他父亲的善良为人，为什么终于困顿，竟在有易国放牧牛羊？他执着盾牌曼舞，为何就有姑娘恋他？体态丰腴、肌肤润泽的姑娘，怎样与之勾搭？有易国的牧人，在哪里撞见了奸情？将他击杀在床上，遵从了谁的命令？王恒（王亥之弟）也秉承了父亲的美德，从哪里得到这些大牛？为何去钻营封禄，从此在有易滞留？（王亥之子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上甲微继踵讨伐，有易国因此不宁；在群鸟栖息的棘丛，为何与妇人调情？弟弟迷于淫乱，害了他的兄长；为什么虚伪狡诈之徒，后代却长久兴旺？”

这个故事是说商朝的远祖契的六世孙王亥，和弟弟王恒在有易国经商和放牧牛羊，因淫乱，王亥被有易国君绵臣杀了。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借河伯的兵，灭了有易国，杀其君绵臣。这说明有易氏即有易国，它不仅是氏族，且有相当于国的势力，且胜于殷商远祖，在其衰弱而殷人复兴后，殷侯上甲微还是借河伯的兵，才灭掉它。据考证殷商在今河南商城，较早发展驯养牛马和农业，王亥发明牛车，与外部物资交易，被称为“商人”，此名词竟沿用至今，与易水的有易氏不算太远，故有贸易往来。从一些古地图和史籍来看，在当时易水地区，只见有易氏或有狄氏，而王国维说，狄与易是同音通用字，易牙一作狄牙，则有狄氏即有易氏，另方面，从来各种易氏得姓的说法，不论受封与否，都承认是久居易水而得姓，也有易氏家谱中，记载易氏在殷商时为易氏部落，则在这一地区的有易氏和易氏，二而一是很显然的。因此可以推断，由有易氏有易国或易氏部落所在的流域称为易水，而居民为姓易氏，是很自然的。像这样因人而命地名，和由国名而为姓氏的例子巳不少。所以我认为由有易氏有易国或易氏部落演变成易姓，是易姓的起源。萍乡东部易氏家谱说，易氏在殷商时是易氏部落，可印证这段历史。我还记得,1942年先考?刃裉旃嗉醵资霞页耸?对我谈过：易氏在古时是易氏部落。想必鄂东易氏旧谱中也有记载，当时我读初中,未深入研究,听听而巳。但该谱却仍牵附战国魏易恺为受封易水得姓的始祖，竟与赣谱的情况相似，无视殷商以前巳有易氏部落名，仍牵附其后的春秋战国时受封说。历来编谱的秀才，思想保守，盲目转辑误传受封食采说，对其它姓源说视而不见。

那么，萍乡东部易氏家谱又说姜太公之太子名灶，灶子南仲受封于易水，是易姓之起源，如何看法呢？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周朝实行分封制以后，一般以嫡长子称太子来继承，而姜太公是齐国国君，君位的继承是丁公吕伋，他才是太子，尚未查到姜太公太子名灶，灶子南仲受封于易水的证据。个别书籍中也还有姜太公后裔，受封于易水的含浑说法，尚须查找姜太公有无其它子孙和南仲，封于易水有关的史料。

[竹书纪年]有：帝乙名羡，元年庚寅（前1111），王即位，居殷。三年（前1107）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九年陟。帝辛名受，元年己亥（前1102）王即位……….。三十一年（前1071）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显然在公元前1071年周文王西伯访贤，得姜太公吕尚之前的南仲，不会是太公之孙南仲。自殷商文丁十二年戊子（前1113）即周文王元年，周朝初创，公元前1061年庚辰周武王即位，周朝正式建立，继续伐纣,十一年商朝亡。相继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前962-907）,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直至宣王（前827-781）,各王朝都有犬戎为患，犬戎即猃狁（音“险云”）,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史籍提到各王朝征伐犬戎的人物,有大夫秦仲,或大夫仲,尹吉甫和南仲，卿士南仲等。未找到穆王时南仲征犬戎的记载,多是宣王时期。宣王初期，直到十八年（前809）,有几次派南仲征犬戎和准夷的记载。看来在殷商帝乙三年（前1108）的南仲，直到周宣王时，前后最少有两个南仲。据[竹书纪年]帝辛31年（前1071）文王访得吕尚,周武王11年（前1050）灭纣,封吕尚于齐,至康王六年（前1001）吕尚死,他得志后有70年,传说文王访贤时他巳是老者，就算是60岁吧，则他活了130岁,即令这可能,与帝乙三年（前1108）的南仲年岁相差20多岁，不足为其孙。而宣王时的南仲,距周文王访贤（前1071年）前后,姜太公尚能生育子灶,灶子南仲,约260年左右,显然不是太公的孙辈。即令是周穆王时期（前962-907）有南仲,距元前1071年前后,也有100年左右或更多,多于两代人的年龄差,南仲是其孙的可能性极小。从另一角度看，巳知88世易重唐会昌五年（845）中状元,至现在126世正盛，相隔38代,平均每代30岁左右,以鄂谱一世优公晚唐戊子（808或868）年出生,到现在40世正盛,平均每代也是30岁左右,可是从88世重公上溯,若以帝乙三年（前1108）的南仲视为一世南仲,平均每代22岁左右,每代年龄差过小,就不必提以周穆王或宣王时的南仲为一世,每代年龄差就更小。也许古时每代平均岁数是如此,得请教人口学家。或者家谱传抄中,将秦汉以前同一代人误记成两代,致代数多了。因此我质疑南仲是否姜太公之孙,和他受封于易水.萍乡易氏谱的说法,最少是不准确。尚无南仲身份和受封的确证材料,推测又是牵附姜太公之说。其它含浑泛指姜太公后裔受封于易水,无特功受周天子封,齐人怎能受封于燕,显系无稽之谈。还有一种传说：周文王第十几子受封或谪贬于易水,为易姓起源,未见具体资料。显然,在殷商时巳有易氏部落,则其后的周朝,就不再是易姓起源,不言自明,其牵附何须论证。

然而，萍乡东部易氏谱以南仲为一世，连续记录世系迄今巳127世以上，它是晚唐状元易重后裔的直系家谱，1918年据明末手抄本三修编印传下，自非偶然。虽然姓源说尚待考证，南仲是否为姜太公的后裔，现无确切的证据，予以肯定或否定，也不能排除他本来就属原易氏，若世系表世代数无误，推测他应比历史上帝乙三年（前1108）的南仲还早，大致在有易国（前1713）灭亡之前后，以他为一世祖连续记录世系迄今，只好信其相传，故萍乡东部易氏谱世系资料仍然可贵。若果如此，则易氏之先的有易氏曾胜过殷商，殷人借河伯的兵才打败它。我认为前述由殷商时有易氏有易国或易氏部落，演变成易姓的推断合乎逻辑，应为易姓的起源，南仲是有家谱记载的一世祖，不一定是受封的。

再讨论世系繁衍迁徙概况综合史籍和赣湘鄂几种易氏家谱，易氏发祥地在易水，今河北易县附近，秦以前属燕国。易氏远祖人物均待考证。湘谱中易甲传，现巳查知，来自西汉刘向[新序]，在其义勇第八章中有：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建有子曰胜,在外,子西召胜,使治白，号曰白公。胜怨楚逐其父,将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陈士勒兵,以示易甲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易甲笑曰：“尝言吾义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敢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弒子之君,而使我从子,非吾前义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也。

与湘谱易甲传基本相同。由此则鄂谱和史籍中，“楚有易申著节义”句有误，应为“楚有易甲著节义。”他是现己考证确知的最早远祖。这说明春秋时易氏己延及楚国，是否继续繁衍于楚，无从稽考。湘谱记载：“战国时，甲公裔迁放狼盂，在今太原（注：战国时秦庄襄王四年置郡，治所在晋阳。秦时相当于今山西五台山、霍山以北等地区。北魏时相当于今阳曲，交城、和顺间的晋中地区。），遂为郡望”。与鄂谱“远祖为太原宰，世居阳曲，郡望太原”，正相印证。赣谱尊南仲为一世祖，述及：“有（10世）讳元章者，散居青徐之间，（注：一说郡望济阳，可能与此有关。晋惠帝时分陈留置郡，治所在济阳。相当于今河南兰考东境、山东东明南境。），后裔（15世）胜公为秦内史，晦迹临淄，世居金陵”。而湘鄂两谱载，汉代由太原南迁江东（湘谱作丹阳郡，会稽郡之吴县或曲阿，鄂谱作应天府六合县，徽州府休宁县，镇江府丹阳县，苏州府太仑县），再迁长沙浏阳，而后播迁湘赣鄂，走向基本一致。

赣谱记载，汉昭帝始元（前86-81）年间，征南将军（59世）易洸，镇洪州（今南昌）。可能是较早在赣落籍的。传至70世退公生子二，长子轮公下传至88世重公，为唐会昌五年状元，宜春和萍乡东部尊为本支一世祖，萍乡东部支是其长子景温公裔。而退公次子雄公，为舂陵令，其长子随籍长沙，八传而有祓公，为宋淳熙十二年释裼状元。雄公幼子后避难宜春，自子至孙，穹为匹夫，其后不详。

湘谱以雄公为一世，重公为18世，而萍乡东部谱，雄公之兄（71世）轮公下传至88世为重公，其间递传18代相同。虽然其世系简表也记有重公及其子征，赟(斌/贝)和孙辈延庆，而其较详世系，则以其18世亮公（与重公同辈）及其子欢，邦，述，达四公开始，并说湘赣易氏多此四公之后，欢公再传八代，为宋淳熙十二年释褐状元26世祓公。显然湘省易氏，多属雄公祓公支系，而与宜春轮公重公支系,呈两大支系分明。

另一主支，湘鄂谱记载，汉代仁福公之孙万年公，由太仑迁长沙浏阳，湘谱说迁徙时间为蜀汉章武二年（222）。鄂谱世系可上溯到唐朝长沙春先公,下相继为继昶---云煌--敬---大模---诚---开,开公任海昏（今南康）教谕，生子量,量生俨和优公,优公再迁赣北瑞昌,被尊为一世祖，此后本旁各支世系图纪较详,其14世九三公始迁鄂东黄冈,另一近支15世元英公迁浠水。但春先公和开公究属长沙易氏何大宗支，仍有待探讨，其后也有复迁湘赣的。由于上述三大主支下的分支颇多,湘赣鄂后又往来互迁,再加谱牒毁佚，此后支派较难以地域分。推测鄂东易氏,似不属洸公雄公或重公两大支系。据悉全国其它省市包括港台,如广东,四川等地的易氏,多是由湘赣鄂易氏播迁的,广西北海合浦等地,以及靖西（靠近越南）的少数民族中,和新加坡等国华侨中,也有易氏。

源流范文篇8

1.1流动性意愿较强

人有多个层次的需求，并且人的需求会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因而高校的人才为了追求更高的需求，他们普遍表现为流动性意愿非常强。尤其是对于我国的高校来说，人力资源本来就比较稀疏，然而，这些高校又无法进一步满足人才的需求，并且还有更好的学校愿意满足他们的意愿，这些人才就会选择跳槽等，进而导致大量人才外流，使得高校人才紧缺的现象更加严重，同时，较强的人力资源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1.2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不断追求自我进步和完善

在我国的高校中，存在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不仅能够钻研理论知识，在科研方面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因而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并且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能够不断的追求自我完善和进步。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不断加剧，一些高校的优秀教师为了不被竞争激烈的市场所淘汰，进而潜心做好教育工作，他们为了事业发展和自我的完善，能够很好地抓住机会，使自己的学术和人生都提高一个层次。因此，高校的人力资源具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事业心，他们非常需要追求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1.3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

高校的人力资源一般都具有很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实际的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这些人力资源特别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还能不断地加强学习和独立地思考，对于一些挑战性很大的工作，他们也愿意接受。当然，由于经济等因素导致高校人力资源流失的现象很严重。因此，高校应该为人力资源创造更好的环境，进而减少人力资源流失的现象发生。

二、高校人力资源流失的原因

2.1薪酬待遇问题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人的第一需求是对物质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人的需求之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高校的人力资源来说，他们具备追求更好物质需求的水平和能力，所以，现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源流失问题与薪酬待遇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外部企业对其进行吸引，他们就会放弃目前的工作，进而造成高校人力资源流失。

2.2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

对于高校的人力资源而言，物资和待遇对这些知识性人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激励性，同时这些人力资源的自我价值的现实问题也对高校人力资源流失也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一般高校的知识型人力资源，他们更加看重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各方面的条件，同时还会考虑到他们自我的发展机会，因而他们更加希望能在学校的工作中提高自己的能力，进而实现自我的价值和充分自己的潜能。

2.3制度与管理因素

为了更好地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点。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利用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吸引人力资源，让这些人力资源具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权的参与权，通过提高他们的待遇以显示他们的价值，进而为这些人力资源施展才华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这有利于高校保持教师的稳定性。然而，我国不少高校过得的看重人力资源的回报和利益，而不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这样的管理机制直接导致高校人力资源流失，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和自身的长远发展。

2.4观念与文化的因素

我国的高等教育受到宗教制度等观念和文化的因素影响非常严重，尤其是一些比较古板的观念就有很强的平均主义、守旧意识和论资排辈等观念还比较严重，进而与先进的人才观念存在很大的冲。因此，这种文化观念的落后，不仅会制约和束缚人才的思想，还会影响高校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随着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进而引起了我国文化教育的变革，尤其是对于实力一般的高校而言，它们更应该加强校园的文化建设。因此，这种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高校到人力资源流失，更加不利于高校的长远发展。

三、减少高校人力资源流失的措施

3.1让高校人才有参与感

根据相关的知识理论，一旦一个人缺少参与感，他对工作和处事的认同度就不会很强。如果我国的高校能够让人才对学校产生很强的感情，进而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之中，这就会对学校的稳定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高校人力资源而言，较强的参与感就会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对学校的归属感。因此，高校应该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地增加高校人力资源的参与机会，并给予人才一定的尊重，并且应该重视他们提出的意见。在高校形成让人才参与决策的决策，就会很好地增加他们对学校的感情。当然，高校应该改变传统落后的管理制度，采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加强人才的参与感，进而真正提高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满足高校的长远发展。

3.2让高校人才有安全感

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安全感，尤其是对于高校的人力资源而言，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安全感。因为一个人的安全感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表现和参与到组织中的心态。因此，高校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来重视人才的培养，进而加强人才的职业安全感，使得他们自身的发展更加自信，这样有助于人才更能将自己的全部能力投入的实际工作之中。

3.3加强对高校人才的定位培养

在我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之中，对人才的重视不够，并且官本位的思想一直都很严重，严重制约了我国高校中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因此，高校加强对人才定位培养能够促进减少人力资源流失。在高校的建设过程中，学校应该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注重人才的能力和贡献来考虑其价值，彻底改变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因此，加强人才的定位培养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首先应该重视人才的待遇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第二，提高人才的工作条件，促进学校形成尊重人才的氛围。

3.4科学规划高校人力资源的队伍建设

在我国的高校，人力资源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因此，科学规划人力资源建设对于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人才是提高高校教育水平的直接推动因素，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体现。当然，在进行高校的人力资源建设时，一定要结合我国教育制度和现在高等教育的特点，进而制定符合高校发展的战略，同时加强对人才的结构和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以保证对人力资源建设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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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没直接参与，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二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关系，在这个新式学堂当中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晚年的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他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6］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民学说对的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缺乏国家、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要想取得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培养新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7］对此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具新思想”［8］。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在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取名“新民学会”，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除了新民思想之外，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也对产生了重要影响，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在这一段中做了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间接指出了依宪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在1917年前后，多次前往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在当时正是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当时作为觉悟社主要成员之一的，仔细旁听了了梁启超的演讲，并且详细记录梁启超这次演讲的内容。当时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刊《校风》的成员，他的演讲记录最后经过整理，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登载在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第56、57期。在《校风》报中曾称赞:“吾国现代梁启超，甲午以还，著书立说，可以将著名远东之老大帝国，一奋而筹备宪政，再奋而恢复共和……”。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青年的影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将梁启超的一些思想要求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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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企业绩效；可持续发展

1人力资源流失问题的危害分析

1.1增加企业管理成本

人力资源频繁流失、人员配置不足将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迫使企业不得不频繁进行员工招聘和岗前培训，这就会造成企业在时间和管理成本上的浪费，而且工作的交接，会影响团队的融合及与客户的沟通。

1.2加大企业经营难度

人力资源的流失也会让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对企业产生质疑，他们会由此联想到企业的管理混乱，企业的发展不好，从而无法保持与之长期合作的愿望。一旦这种情况蔓延，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逐渐恶化，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

1.3制约企业战略发展

员工的归属感会给企业带来生机，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正常的人力资源流失，会给企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企业战略无法按计划实施，使企业失去持续发展的机会，严重的人力资源流失甚至会给企业造成致命的伤害，使企业走向末路。

2人力资源流失问题的原因分析

2.1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

在企业中，大部分人通常喜欢和别人比，并且对企业薪酬、激励的公平性十分在意。从某些方面来说，员工劳动动力产生的过程，实际就是人和人之间展开对比，企业给出评判，并据以指引行动的进程。如果员工认为他们所获取的薪酬或激励不公正，开始或许会有怨言发泄，如果这种宣泄得不到回应，大部分有能力的员工会考虑离开企业、另寻高就，这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必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2职业生涯规划不科学

一些企业由于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限制，能晋升的职位越来越少，员工越来越找不到奋斗的目标，不少员工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已经有了较强的工作能力，但因为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几乎没有继续向上发展的空间，这就会使有才能的员工无法继续得到晋升，当员工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和希望时，就会产生退却心理。

2.3企业文化建设不到位

有的企业在宣传自身企业文化时，总是强调员工的实际能力和胜任能力之间的差别，而忽视了员工个人特质与企业发展的契合度，向员工传达了不恰当的企业文化和价值取向，使员工能力得不到展示。这将严重伤害员工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找不到自身在企业中的价值定位，从而对企业的发展逐渐丧失信心。

3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和提高企业绩效的策略措施

3.1优化薪资激励机制

管理实践证明，企业员工薪酬和奖金水平比社会同档次的岗位水准低时，企业的人力资源就更容易流失。因此，首先考虑提高企业薪酬水平的竞争力，是企业留住骨干人才最直观和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人才队伍稳定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也有强大的促进效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为了广泛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在薪酬体系里设立多个薪资层次，对那些业绩优秀的员工，企业应该及时地给予薪资奖励，突出薪酬的激励效果。第三，企业规划薪酬和奖金体系，应全面考虑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加薪程度和奖金数额要以员工的业绩及岗位为基础，薪酬激励必须和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程度相结合，向关键岗位倾斜，充分体现薪酬激励的公平性。

3.2建立职业发展规划体系

首先，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培养和留住宝贵的人才，应该积极搭建能为员工带来希望并实现梦想的职业发展平台，建立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其次，在企业员工晋升的过程中，也要充分结合各方面的原因进行考虑，不但要重视学历文凭，更要重视员工的实际能力、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在工作上取得长足进步。第三、企业核心竞争力最主要的表现在人才的优势上，企业形成人人竞争、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成就的良好工作环境，让每个员工都想担当重任、得到机会，建立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人才晋升平台。

3.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要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寻找企业持续发展的文化共通点，建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系统，构建各种正式的及非正式的、有形的及无形的宽广的文化交流方式和方法，逐步形成强大的企业凝聚力和团队意识。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建立企业文化的主要方式，以民主化、体系化、科学化为管理目标，使用长、中、短互相关联的工作评价体系，公平、公正、公开地评价员工的绩效，建成以绩效为导向、以员工为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在实际的管理中，革新管理模式，强化员工对企业价值的认同感，提升企业文化的活力，逐步建立独具特色、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

4结语

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进行战略发展，提高绩效的主要手段，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值得所有企业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主要参考文献

［1］林亚清,赵曙明.构建高层管理团队社会网络的人力资源实践、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