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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10:45:56

意向性

意向性范文篇1

这里准备讨论的意向性，首先应当是作为哲学问题的意向性。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不再是指“意图”或“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据此，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必须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与定性，事实上为自古代哲学以来就有的并在近代哲学中得到极度弘扬的一个基本取向提供了依据：将哲学首先视为理论哲学，视为知识论。而情感活动、意愿活动作为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在表象和判断等知识行为得到分析和探讨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和澄清。这个将理论哲学定位为第一哲学，将实践哲学定位为第二哲学的意图，与笛卡尔、康德、布伦塔诺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它通过胡塞尔的细致扎实的意向分析而获得了更为严格缜密的依据和更为令人信服的实施。

因而马丁·海德格尔在为胡塞尔《内意识时间现象学讲座》所写的“编者引言”中有理由说，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挑明：“意向性”这个表达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④]。这几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进行颠覆的一个暗示性预告。

3．正因为胡塞尔的工作为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奠定了一个意识哲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顺序做革命性的变革，也就需要对这个奠基做出实质性的解构。这个解构首先是在现象学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斯·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同样冠名为现象学的——分析工作。

由于舍勒在其哲学思考之初便把“精神”（不是胡塞尔的“意识”）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内在于行为之中的对某物的指向关系活动，因此，当他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发现意向性学说时，他立即予以积极的评价与附和。以后的研究者也用“精神的意向性”来标示舍勒所发现的“精神的结构”。

尽管舍勒不会否认意向性分析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自己也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意向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被用来给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做论证，恰恰相反，他用这些分析来论证的是他的价值哲学。

与胡塞尔的结论不同，在舍勒的意向分析中，感受行为不等于非客体化行为，因为它有自己构造出来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借助于客体化的直观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各种实在对象和概念对象，而是通过感受行为构造出来的各种不同价值。

因此，在舍勒看来，感受活动所依据的并不是由表象活动提供的对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它自己原初地构造出来的价值对象。也就是说，感受有其自己的对象，表象也有其自己的对象。他写道：“我们把这个对价值的接受的感受称作意向感受功能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全然不能说，这种功能乃是通过所谓表象、判断等等‘客体化行为’的中介才与对象领域发生联结的。这样的中介惟有状态的感受活动才需要，而意向感受活动却不需要。在意向感受活动的进程中，毋宁说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开启’自身，只是恰恰从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在意向感受活动中常常缺少形象客体，这正表明，这种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中介。”[⑤]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

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概而言之，由于胡塞尔和舍勒赋予意向感受和一般感受行为的奠基意义的不同，它在整个现象学意向性分析中也就占有了根本不同的位置。感受行为的位置变更进一步导致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胡塞尔和舍勒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变更。

4．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努力属于另一个方向。他在意向性问题上是否受舍勒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舍勒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海德格尔可以被纳入到主张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行列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当然也有超出这种理论－实践二分的意图。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图还没有如此被实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他看作是凌驾于理论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之上的另类思想家。

与舍勒相似，海德格尔也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意向性的意义与问题。虽然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讲座中，他已经把意向性看作是现象学的三个决定性发现之一和之首：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的原初意义[⑥]，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询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在其随后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将意向性问题置而不论，而是用作为此在结构的“烦”(Sorge)或“超越”(Transzendenz)来取代之。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此在结构分析来排斥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意向分析），而更多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刻意地避免对相关问题做明确的表态。但在私下的讨论中，他对自己的立场表露再清楚不过了：“从其根本上透彻地思考意向性，这就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的超越性基础之上。”[⑦]“意向性建立在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人们不能相反地从意向性出发来解释超越性。”[⑧]“从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的烦的现象出发可以看到，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那些东西，以及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来把握这些东西的方式，都是残缺不全的，都还只是一个从外部被看到的现象。”[⑨]

所有这些说法要想表达的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意图，这个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所开启的那个层次与意向性分析所揭示的那个层次相比，是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

如果胡塞尔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那么海德格尔会批评说：真正的基本情绪是没有对象的。烦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非客体化的、非意向的。畏(Angst)作为基本情绪也是无意向对象的，否则它就不是畏，而是怕(Furcht)了，如此等等。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暗示了一个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原则性批判是从哪里起步的。”[⑩]

5．对上面这些可以称作“现象学意向性分析历史导引”的概述，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扼要的总结：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所确立的是表象和判断在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则通过意向分析而得出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是第一性的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发点和立场的分歧所导致。

无论如何，意向性概念及其分析在现象学中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清楚而典型地折射出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史，它是一个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主的实践哲学过渡的历史。这个过渡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所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但在现象学哲学中，它是以一种细致的意识分析的方式昭示于世人的。

意向性范文篇2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

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

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意向性范文篇3

虽然早在中世纪哲学中就有对“意向”(intentio)问题的最初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纳就把用它来定义有意图的精神行为，但真正将它作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首先是深喑中世纪哲学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他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和心理学中，并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或心理学蕴涵。“意向的”一词，在他那里并从他开始而代表着心理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所有心理现象都“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他认为可以通过对意向性或意向内存在(Inexistenz)的指明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意向性”是心理现象所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后他的学生埃德蒙德·胡塞尔曾对此评价说：“在描述心理学的类别划分中，没有什么比布伦塔诺在‘心理现象’的标题下所做的、并且被他用来进行著名的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划分的分类更为奇特，并且在哲学上更有意义的分类了。”[①]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或许有必要指出一点：这种现象学意识分析的方式已经可以在两千年前的印度佛学中发现。撇开时代精神的差异不论，小乘－大乘佛学通过意识分析（更确切地说：关于心识的讨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是与舍勒、海德格尔的相关主张，而是与布伦塔诺、胡塞尔的分析结果更为相近。具体地说，小乘有部与大乘唯识宗都把六识或八识的识体称为“心王”(citta)，即心的主体或主作用；这里的“识”，是了别的意思，主要是对外境而言。而与心王同时和相应发生的精神活动，在小乘有四十种，在大乘有五十一种，如感受、烦恼等，都不是心本身，而是心王之所有，是心的别作用，因此称作“心所”(caitta)。这个“心王－心所”的分类与奠基层次确定，与胡塞尔“客体化－非客体化行为”的分类和奠基层次确定，基本上只有术语上的差异。

但我们并不想依据历史思考的案例来得出一个对现象学内部各种不同分析结论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而只是想——借用海德格尔的口吻来说——暗示一个对意向性问题的原则思考还可以从哪里起步。

[①]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A344/B1364。

[②]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载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476。

[③]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同上书，A458/B1494。

[④]E.Husserl,HusserlianaBd.X:ZurPhaenomenologiedesinnerenZeitbewusstseins(1893-1917),DenHaag,MatinusNijhof,1966,p.XXV。

[⑤]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上册，页264－265。

[⑥]M.Heidegger,ProlegomenazurGeschichtedesZeitbegriffs(1925),GesamtausgabeBd.20,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9，p.34.

[⑦]M.Heidegger,VierSeminare,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7,p.122。

[⑧]M.Heidegger,DieGrundproblemederPhaenomenologie(1927),GesamtausgabeBd.24,Frankfurt/Main,VittorioKlostermann,1975,p.230。

意向性范文篇4

【关键词】心智哲学；矛盾修辞；生成过程

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矛盾修辞进行了大量研究。王文斌教授（2010）指出，事物之所以具有凝聚力，是因为事物对矛盾双方具有对立的内在统一性，这也导致矛盾双方在矛盾体的张力、形成和认知消解中的耦合效应[1]。臧永红（2010）在《论矛盾修辞中心理距离的二重性》一文中指出矛盾修辞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2]。它凝聚了适度精炼和对立的概念，与读者原有积累的逻辑思维产生了心理距离。窦小英（2009）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英语矛盾修辞及其对应的汉语矛盾修辞格进行了动态分析，她认为，矛盾修辞具有心理表征推理、加强泛化、讽刺和幽默的功能，以期加深人们对矛盾修辞格的理解[3]。徐盛桓与何爱晶（2014）在《转喻隐喻机理新论—心智哲学视域下修辞研究之一》一文中从心智哲学的视角探讨了转喻和隐喻机制中的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从心理感受的角度来看，转喻和隐喻有三个不同的特征：转喻和隐喻是思维模式，是代表主体价值选择的载体，最后作为语言表达的语言用例来实现[4]。邱晋、廖巧云（2014）从心智哲学视角对夸张修辞进行了探究。从心智哲学的角度看，夸张的产生始于认知主体的意向性，这决定了认知主体的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5]。综上所述，有学者从心智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的修辞现象，但还没有人从心智哲学的角度分析矛盾修辞产生的过程。

一、矛盾修辞

矛盾是认知主体的心理感受与物理事件之间存在的关系，矛盾的内容是新生事物及其产生的新质。通过对矛盾修辞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活动的考察，我们认为，矛盾修辞的形成始于意向性。（一）矛盾修辞的特征。“Oxymoron”（矛盾）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明显地愚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修辞手段。古代哲学家认为，如果知识与真理之间互相矛盾，那么这是愚蠢的，而矛盾修辞恰好将意义上互相矛盾甚至相反的词语并置，因此，仅从语义上去理解矛盾修辞则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afemaleman”就不符合语义法则。根据语义特征来理解“man”这个词，它的语义形成是基于其语义特征（-female），（+human）（+adult）的结合。“afemaleman”这一词组表现出相反的语义特征表明，这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例如，[-Female]和[+Female]同时兼有通常是不符合我们理解的语义公式。基于主观考虑，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无法同时兼具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身份。不过我们可以从修辞学的角度去考察“afemaleman”这个看似矛盾的说法，因为“female”一词是指该男子身上具有某些女性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该男子在其他某些方面是女性化的，比如说，他的举止行为或言语。因此，矛盾修辞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它的存在本质上被认为是合理的。所以，矛盾修辞是一种特殊修辞方式。（二）矛盾修辞的构成范式。矛盾修辞的构成主要分为三大类：并列关系、主从关系以及前后呼应关系。（1）并列关系A.名词+名词：比如，爱恨交加，生死之交。这一构成反映了在同一问题上的相反甚至对立关系。B.形容词+形容词：比如，richpoorguys（富有的穷人），喜忧参半的回忆（bittersweetmemory）。这种构成表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与不和谐，前后有显著的对比，非常令人难忘。（2）主从关系A.形容词+名词：比如，残酷的仁慈，聪明的傻瓜，高尚的谎言，永生的死亡。B.分词+名词：比如，alivingdeath（活死人），lovinghate(亲热的怨恨)。C.副词+形容词：比如，awiselystupididea（自作聪明的糊涂主义），bitterlyhappy（苦涩的快乐）。矛盾修辞的这种构成范式，通常被人们用来表达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凸显人物在情感变化过程中内心的矛盾与纠结。D.副词+动词：比如，deliciouslyaching（痛并快乐着），changelesslychanging（一成不变的变化）这种情形主要突出了所描述对象动作和行为之间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E.动词+副词：比如，shinedarkly（暗淡地发光），burncoldly（冷焰燃烧），hastenslowly（慢慢地快起来）。矛盾修辞的这类构成范式，一般表示某一行为在同一事物上具有显著的对比和不同的表现方式。

二、心智哲学与矛盾修辞的生成

（一）意向性与矛盾修辞的生成。意识的产生通常经由以下过程：首先，外部客观事物映射于人类大脑，然后，经由认知主体对该事物的感知与认知加工，最后产生主观反应。在语言的使用中，感知和感觉的过程何时开始？心智哲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意识活动和知觉活动始于作为客体活动的意向性（徐盛桓，2010）[6]。意向性是人的心理能力的重要特征，是人类进行客观活动的基本心理条件。具体来说，就矛盾修辞而言，矛盾是人们对客体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心理活动。词语核心与修饰语在人们思维中的融合或对立是不同主体的意向性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意向性是矛盾修辞生成的开始。在语言研究中最早提出“意向性”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1980）[7]。将事物的意向性表达和言语行为进行比较之后，他指出二者在结构层面上是相似的。塞尔认为，意向性的心理模式在语言层面上表现为结构特征，意向状态是对其内容的描述。塞尔之所以将心理状态的指向性或者关指性称为意向性，是建立在他的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基于此描述，我们可以认为，关指性与指向性为意向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具体指称内容与意向性内容均可以成为关指性。表征映射了认知主体对事物理解的心理状态，是主体对事物或客体的认知态度，也是一种意向态度。具体地说，就矛盾修辞而言，意向性内容是核心，是大众所知事物的内在本质。修饰语体现了主体理解同一事物的不同内心感受，即，意向态度。意向性是心智的一个特征。“通过这个特征，心智首先指向一个对象，同时表达对它的情感、信仰、偏好、愿望、要求、希望、憎恶、赞扬、谴责、恐慌等不同的心理状态”（徐盛桓，2010）[6]。例如，Anatmosphereofdangerouscalmnesscouldbefeltthroughouttheminingregion（整个矿区都能感受到危险的平静气氛）。Anatmosphereofdangerouscalmness（危险的平静气氛）就是典型的矛盾修辞。平静是环境的客观本质，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意向内容，这就是塞尔的意思。这里作为“修饰语”的“dangerous”（危险的）一词，反映了矿区工人的恐惧心理。虽然客观上环境安静，但矿工们对矿区未知的情况感到害怕。这是意向态度。意向态度的选择反映在语言的运用上，是反映在事件叙述上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客观事物会有不同的内在感受，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意向性。又如，poorrichpeople（贫穷的富人）。这里的“富有”是指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是人的客观所有物。我们把它视为意向内容。然而，不同认知主体的意向选择导致了意向内容的偏差。有人认为富人虽然有物质财富，但缺乏精神财富，这就导致看似矛盾的话语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矛盾修辞的精神基础。（二）属性二元论与矛盾修辞的生成。从心智哲学的角度进行语言研究时，我们需要考虑三个关于语言假设：语言得以构建的基础是人类心智，语言使用的基础来自人类对信息的感知，人类心理通过语言得以表征。作为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语言表达形式，矛盾修辞得以构建的基础也是人类心智，源于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它并不直接表征客观世界，而是表征“人类心理”。换句话说，矛盾修辞的修饰语及其核心表达的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物理属性，而且还是客观事物的心理属性。即矛盾修辞凸显了客观事物外部形象与认知主体主观感知印象之间的矛盾。那么，物理属性与心理属性在矛盾修辞中是如何得以体现的呢？根据戴维森（Davidson）提出的“属性二元论”，人们认为物质具有二重属性：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物理属性包括客观事物的属性和特征。以“laugh（笑）”为例，其主要特征是“嘴角上扬”。但是笑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不同的人看来，它会引发不同的心理思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人们对“笑”的不同心理感知与反应。心理属性的特征表现为：第一，“事物的本质表征为心理属性，并为认知主体所感知和辨别”（李淑静，2013）[8]。比如，一位母亲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去医院打针，但孩子挣扎着反抗。针头没有扎进孩子的身体，孩子也没有感到疼痛。该小孩为何如此抗拒呢？原来，是由于小孩将锋利的针头与疼痛联系在一起，而小孩是非常害怕疼痛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由针的特性而在认知主体的心理引起的抵抗和疼痛的感觉。当然，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事物也许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第二，心理属性是认知主体从个人角度对客体的感知体验。心理感受是直接体验的，具体的，甚至是形象的。但通常又很难将其表述清楚。对于一个“看到针”就“挣扎”的孩子来说，其对注射的感觉完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别人给予的。小孩对注射的心理感受表征为行为上的“哭闹、挣扎等”。第三，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心理属性同时兼有的特征。比如，落花常常引发诗人的悲伤、感伤，但有些诗人确实有不同的感受。李清照笔下的秋海棠给人忧伤。曹雪芹的落花梦是黛玉的悲伤。然而，龚自珍的落花是他宽广的胸怀。此外，由于经历相同，人类必然共同具有某些心理感受。比如，一见到“火”，人们便会自然感到炎热或温暖，而“微笑”通常使人感到亲切或友好。谎言通常是指欺骗，但有时在某些人眼中却被视为是善意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因此“善意的谎言”就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达。矛盾修辞通常反映出了人们的心理属性。矛盾修辞的中心词表层所显示的是客观事物的物理属性特征，而其实质所揭示的是由此而引发的认知主体的心理感受。认知主体对事物的情感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是因为它源于对事物客观本质的感知。而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情感又具有特殊性的一面，这是由于认知主体的意向具有选择性。虽然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心理感受主要源于其客体感知对象的物理属性，但外在因素所赋予客观事物的心理属性是导致认知主体心理感受产生偏离的主要动因。矛盾修辞的修饰语就是由中心词所表征的客观事物的物理属性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引发认知主体心理感受偏离而做出的选择，是认知主体此刻突然感受到了感知对象的特定属性之后而产生的心理表征。“DeafeningSilence（震耳欲聋的沉寂）”震耳欲聋的沉默是英语中很常见的例子。“震耳欲聋”与“沉默”是两个词义相反的词语，前者通常被人们用来指“响亮的声音”，而后者用来指“无声”。不过，有时候“沉默”却暗含着“强烈不满、故意回避或忽视”等特殊含义，是表示人们对事物的一种态度。所以，尽管矛盾修辞中的“修饰语”看上去与“中心词”似乎不相容，彼此矛盾，但它们均源于认知主体对于事物的感知与理解，表达的是人们对事物的情感与态度。从某个意义上来看，矛盾修辞反映了认知主体的强烈主观感情色彩。又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例子“Anatmosphereofdangerouscalmnesscouldbefeltthroughouttheminingregion（整个矿区都能感受到平静气氛中的危险）”。矿工们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他们已经适应了所面临的危险。

三、结语

矛盾修辞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其独特的修辞效果受到了众多文学工作者的青睐。它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矛盾修辞之所以具有多种功能，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物理属性有了充分的理解而作出心理选择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认知主体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对客观事物物理属性所产生的心理偏离表征。矛盾修辞的产生受制于基于物理属性的心理属性。修饰语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中心词，反映了说者的说话意图。认知主体对修饰语的选择是基于中心词的物理属性，在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矛盾修辞的产生源于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感知时而赋予客体新质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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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窦小英.语用学视角下的矛盾修辞法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1）：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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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盛桓.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J].外国语文，2010，（05）：30-35.

[7]J.R.Searle.Intentionality:AnEssayinthePhilosophyofMind[M].刘叶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意向性范文篇5

[3]。在胡塞尔看来，任何实际意识体验、意识经历，就其纯粹状态而言，都必然是某种延续过程。这种延续过程的不断继续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体验经历之流（Erlebnisstrom）。[4]因此，意识活动就其实际过程本身而言，是一种纯粹延续过程本身，而这个实际的意识过程的最好特征描述就是时间，所以胡塞尔说，意识过程本身是一个时间性事件。然而这种以延续过程为其结构的意识流，并不同于普通事件的时间过程。一般客观事件的时间图解中，点代表现在，线代表延续过程，点的不间断的连续便集合形成为线。但胡塞尔发现的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并不能用点和线的图式来说明。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要比它复杂的多。我们试举胡塞尔自己用的例子来说明，胡塞尔理解的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

当我们第一次感知一个对象，比如，我们“当下”听到一个乐音a，这个乐音有开始、持续和终了。这个乐音a最初是以“当下”的形式给出的（因为我过去没听过）。但是它不仅仅是在“当下”出现，在时间中出现，而且这个“当下”的形式构成了它本身的存在的方式，是它存在的特点。并不是所有在时间中的存在都是以“当下”这种时间性为其本身的存在方式的。一切感性对象，比如桌子、山石等都在时间中，在“当下”这一形式中出现或被给出，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时间性事件。乐音则不同，“当下”这种时间性规定了它的质地，是它的存在的具体形态。时间性除了原初形态之外，还有另外的形态：现在已经听到了乐音的一部分；这个“正听”与“听到了”紧密地连在一起；“当下”与“刚才”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是所谓事件的第二种形态：retention。从字面上讲，retention是向后、向“刚才”、“过去”的趋向、勾连。我们在这里将它译作“滞留”。这种“滞留”不是回忆（胡塞尔也把它称之为基础性回忆。），不是对乐音a的再造。“滞留”也是原初性的、首次出现，首次给定的东西，所以，它也是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中的时间性的基础形态。胡塞尔认为，没有“滞留”，就根本不可能感知到时间性事件：当我们感知到一个时间性对象时，这个对象一定是个“滞留性”的对象，即处于“滞留”中的对象。[5]我们也可以说，“滞留”是时间性对象的构成成分。胡塞尔对乐音的描述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当乐音a的第一部分已经被听到，第二部分正在被听到，接下来，第三部分马上就要开始被感知到；此时，第二部分的“步入”刚被听到，第一部分已经成为被听到。在“正听”的第三部分中，含有对第二部分的“滞留”和第一部分的滞留的滞留，也就是说，“滞留”似乎是过去了，但这种过去了的滞留又都直接是当下给出的乐音a这个整体一个部分，是乐音a的组成部分。“滞留”直接参与了“当下”事件或当下对象的构成：……当下滞留的滞留——当下的滞留——当下……一直推移下去。这就是时间性事件的结构。由滞留垂直叠加融合与水平连续所构成的链条（更准确的讲，是由滞留形成的面）就是对当下的事件的感受，它是感知的当下瞬间的最后一个环节。

胡塞尔在《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的讲演录》中用图来说明这种关系：

P’

E’

(图一)

图一中，OE是当下的连续链条，OE’是最初印象或感知的滞留，即当下与过去的直接联系，EE’则是阶段性的联系，是由“当下的时间点”同过去视野的融合。[6

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滞留，就不会有当下的时间性事件。所谓同一个时间事件（乐音a）是由无数多个当下的――滞留的“共同显现”——所构成，是同一个印象的不同的滞留，与不同印象的多种滞留交融合而成的。所以，当说同一个乐音a时，是我们指，我们对不同乐音、或者一段音乐的不同部分的综合的结果。实际上，对象（即乐音a）的每个部分都是不同的，对象的同一性是在意识流中综合而成的；这种同一性是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基础上构成的、显现出来的同一性。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种假定情况：当我感知时，并没有经历过、没听过我感知的内容；在没有任何“历史”经历过的情况下直接感知，就是最原初的感知，这种“没有经历过”是不可重复的。

上面讲的是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对象进行首次感知时的情况，也就是对象最原初显现时，意识的活动情况。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对象并不是从来未接触过的对象，而是见过的、熟知的对象。这种情况下，我在感知时，我总是大概地知道了我所感知的东西，我有意向地去恢复过去体验：感知到第一部分的同时就期望、等待下一部分的出现。[7]这是对熟知的对象进行认识的重要环节。它是在重新认定一个对象，重新建立一个对象的同一性。还以对乐音感知为例。假如我们听一首熟知的乐曲，当听到其中乐音a的一部分时，我们知道，接续下去的乐音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下一部分乐音的出现的预期，构成当下乐音感知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它不与乐音下面的延续发生联系，或者，它不与下一个新出现的乐音相联系，它便不是这首乐曲中的乐音了。所以，我对一首乐曲的感知，实际上是对我的预期的充实。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初感知的“当下”、“滞留”结构仍然保存。一个“当下”的事件总是与未来事件向联系，是未来事件的实现，同时又是对过去的步入。也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现在”出现的时间性对象的感知，都是一个联系到未来的当下的事件，同时又是已经步入“刚才”的当下事件。内在时间并不是向自然科学描述的客观时间那样，是一个一个点的相继不断的连续，而是每一个当下都有一个不很确定的有厚度、有长度的“域”。每一个当下都包含了对过去继续，甚至就是过去本身（Retention），同时又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protention）。胡塞尔认为这就是滞留与预期在“当下”的彼此融会（IneinandervonRetentionundProtention）。[8]当下的感知就像一颗彗星，滞留形成它的彗尾，彗头与彗尾的区别正是由于前驱的运动造成的，它本身是彗头和彗尾的统一体，这就是当下。时间不是点，而是一个呈多向辐射的彗星式结构。这时意识活动本身的最基础的机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恰恰就是借鉴胡塞尔的发现的这种时间结构。海德格尔在分析人的实际生存结构时认为，人的实际的生存的内在结构就是时间性。人的诞生是人过去的历史中最根本的瞬间。但你永远经历不到你的诞生，你有经历时，是你已经生下来了。这个过去只能体现在你现在的生存上。个人最根本的未来是死亡，但死亡也是不可能经历到。它体现在你在走向死现在的人生中。这就是说，你的根本性的过去和将来都体现在你的现在生存中，这里的人生的时间性也是将来、过去于现在这个“地方”的共生状态。海德格尔首基尔凯郭尔的影响，认为，人的生存具体体现在操心中，而操心的环节之一就是“先行于自身”的将来性：因为操心总是对未来的什么事情的操心，（当然，海德格尔强调，最根本的操心是人为自由的实行而操心）。操心的另一环节“已经在――世界中，”它是过去性的，是曾在。而操心本身则是现在性的：是现在在操心。但是，操心的“现在”不是独立的现在，而是为了将来的，联系到将来才有意义的现在；它同时又包含过去，恰恰是从过去考虑、为了将来，才有现在的决定，以求“当下”进入到自己选择的境域中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这种人生化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结构机制归结为两句话：是其所不是并且不是其所是。“当下”的存在是过去的存在，同时又是为将来而存在。就其自身的存在的构成环节讲，“当下”的存在恰恰不是它们存在的本身：他的存在恰恰在于，它的过去和他辉煌的未来；当下的一瞬间离开二者皆无意义。人生不具有“是其所是”这样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在其存在的结构上的特征描述叫“虚无”。

由此可见,胡塞尔关于内在时间结构分析中提出的内在时间的基本结构的构想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胡塞尔那里，这种结构是意识活动过程的机制，是对意识流具体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在海德格尔这里，这种结构变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结构：操心与畏的结构。说极端一点，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把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学说嫁接到人生本体论这棵树干上结出的果实。

当然，海德格和胡塞尔关于内在时间问题上不同之处有很多，其中最明显、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关于时间的有限性问题的看法中。胡塞尔认为：人的内在体验之流，即内在时间“既不能有开始也不能有终了”[9]，“它是一个无穷的同一性”[10]。也就是说，胡塞尔认为，内在时间无始终，是无限的统一性。这当然与他的先验自我的认识论、本体论构想有直接关系：胡塞尔一直坚持认为，意向活动的主体是先验自我，其内在时间意识应该是无限过程，意识的内在时间流中是不受经验自我的局限的。由此，才可以成为科学真理，特别事数学与逻辑真理的基础。海德格尔则认为时间性是具体人、实在的人的存在的结构，因而实在的人的存在就是时间性的界限。因此海德格尔坚持，“时间性是有终的”[11]；时间性是“已经-当下-的将来（gewesende-gegewaertigendeZukunft）[12]；它的主要体现在人对将来的操心、对死的畏等等生存环节上，人生命的结束就是这种时间性的结束。由于一般人只看当下、此刻，而无视将来和过去，所以才使他以为，时间无限性。

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海德格尔吸收并发展了胡塞尔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是同胡塞尔完全不同的新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心论中提出他的生存-存在论思想的。胡塞尔看到，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实在，通过它们对实在性存在的研究，科学本身没有解决科学的基础问题，即没有找到科学认识之可能的先验条件。因此，胡塞尔便否认通过实在性存在的研究解决科学基础问题的

可能性。通过对胡塞尔运用括弧法，干脆把实在性存在放到一边，回溯到认识的主体中，在人的意识活动本身去找认识之可能的最后依据。这条道路当然就是笛卡尔――康德的近代认识论的老路。海德格尔也同意胡塞尔的看法，即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一般的实在性存在的研究不可能找到科学认识的存在先验条件。但海德格尔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一定不能从任何实际存在身上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就是说，胡塞尔完全否定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域，而海德格尔仍然活动在自然科学面对的现实存在的领域中。他不同意胡塞尔完全离开实际存在，到先验主观意识分析中去解决自然科学认识的基础问题。他指责胡塞尔坚持的传统认识论中心论是一种教条主义。海德格尔认为，自然科学认识的基础问题是可以通过对实在的分析得以解决的。这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分歧的根本之点。正是由于这点不同，海德格尔是本体论（存在论）哲学，而胡塞尔则是认识论哲学。海德格尔认为，在诸多实在性存在中，有一类存在极为特殊，它就是人的存在。在人的存在身上隐含着“先验构造的可能性”[13]，即科学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最基本的条件。人是世界当中的一种实际存在，但他从来不是世界中的一个简单的实在的事实，即静止不动的物，而是活生生的生存者：筹划着自己的生存，为了实现自己的筹划而活动。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的人只是“笛卡尔认识论思考”[14]的产物，并不是从人的存在基础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的真实结构。因此，回到意识中去，并没有回到事物本身，而是滞留于一种特殊的偏见中，因而违背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原则。真正的事物本身不是精神性的存在，不是意识活动。近代认识论把人的精神或意识活动同人的真实的实际生存相割裂，以认识为中心考察问题，恰恰是歪曲了事物的本相。意识不是事物的原初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意识当作原初现象加以研究，违犯了他自己提出的现象学原则。所以海德格尔对现象学作了全面的改造。在海德格尔这里，现象学的“现象”从内容上看仍是事物的自我显现。但这里事物恰恰是平时不在认识中不显现、但又包含在日常的显现物之中的那种东西。这个事物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它应该是现象学的专题对象。现象学是达到本体论－存在论的途径，所以，海德格尔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有可能”[15]“现象学是存在物之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16]。从方法讲，现象学的方法就是解释、诠释的方法。由于Phenomenology（现象学）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两个字：phenomen和logos，所以海德格尔说，研究人的真实存在的“现象学的logos具有hemeneuein（诠解）的性质。通过诠解，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即人的实际生存）的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Hermenentik）”[17]。本体论（或存在论）与现象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是并列的两个学科，他认为，这两个名称是从对象和处理方式这两个不同方面描述着同一学科，即哲学本身。[18]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就是现象学，哲学无非就是一般的现象学本体论（存在论）。在方法上，现象学应该是诠释学的；从内容上，或者说从对象上看，现象学是研究存在的、讨论本体问题的。

如果说胡塞尔在20世纪第一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中提出的现象学标志着近代哲学认识论传统向现代哲学的转化、过渡，（尽管它坚持了传统认识论中心论，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活动，但它提出的全新的哲学方法为现代哲学――当然主要指“人文”传统中的现代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条件），那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典型的20世纪哲学了：它公开反对近代认识中心论传统，克服了胡塞尔的激进的认识中心论的立场，提出了全新的人生存在本体论，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克服和超越近代乃至两千年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执不下的问题，使哲学面目为之一新。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继承和改造可以说是现象学运动中影响最深远的工作，他在西方哲学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19]。

现象学中的什么东西如此吸引萨特呢？换句话说，萨特吸收了现象学中什么东西呢？从上面引述的波瓦尔的回忆可以看出，萨特开始接受现象学并不是学院式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凭着他的感情与直觉，感到现象学正是他需要的哲学。他在喊出现象学“是真正的哲学”时，他对现象学还一无所知。所以选择现象学的哪些成分加以吸收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萨特的感情和生活的需要。

萨特的童年是悲剧性，从他从小就尝到人生这颗苦果的滋味。青年时代便感到自己的多余，使他很早就开始求索自己个人生存的意义。当时法国哲学界流行新康德主义哲学，高谈阔论气吞山河，通过极玄的理论演绎出世界乃至宇宙的存在的规则。他们构建的理论与萨特遇到的现实的人生问题、个人的存在问题，风马牛不相及。而现象学却提出：放弃一切教条和偏见“回到事物本身去”，回到事物对你的直接显现中去，回到你的直接体验中去，回到你的意识活动中去。现象学给人的告戒是：相信你的直观，去描述你亲自体验到、直观到的一切吧！现象学的所有的这些原则性思想，都正中萨特的下怀。现象学的这些原则无异于告诉萨特，不必到别的哲学中去寻求答案了；事物本身就是你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把你对人生的体验描述下来，这就是哲学。这恰恰符合了在无家长权威的环境中形成的酷爱自由、渴望创造的天才的雄心勃勃的性格。[20]

萨特在学习融会现象学的过程中，从总体内容上讲，更多接受了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改造，把描述和解释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及其结构的工作当作现象学。但从萨特具体工作本身看，他更接近胡塞尔。萨特哲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还是人的意识活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想象力》、《存在与虚无》等，都是对意识的分析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工作是胡塞尔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也可以说是胡塞尔意识分析方法的更具体运用。萨特认为，“现象学是对先验意识结构的一种描述”，而这种描述又是建立在对“意识结构的本质直觉的基础上”。[21]这种以本质直观为基础的描述活动是反思活动的一种。但是萨特认为，这种反思活动不同于内省。内省是对经验事实的确定、把握，并且通过归纳使其成为一般性存在的反思活动。现象学的反思活动则不然，它是可以一下子抓住本质的反思活动，它在活动开始之处，“一下子就处于普遍的立场上”[22]，也就是说，无须顾及什么传统的理性原则，对生动的直接的体验或切近的直观的描述，就是对事物“自身的绝对的表达”[23]。显而易见，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实际上构成了萨特哲学工作的基础：无须别的顾及，只需靠直观来洞查自己直接体验的普遍性现象；无须别的理由和根据，直接宣布，我直观到的人生存在的种种现象、我对人生的种种直接体验就是真理。所以，在萨特的哲学中，用来对人的本质进行规定的许多基本概念，用科学的真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主观随意的构造，不具有客观的普效性，然而从现象学的直观描述原则看来则是无可非议的。

萨特坚持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现象―本质一元论”：“显露的存在物的哪些显象，既不是内部，也不是外表，它们是同等的，都返回到另一些显象，无一例外。”[24]显象不再和存在对立，“反而成为存在的尺度”。[25]存在就是整个的显象系列。萨特在这里完全重复着胡塞尔对感性对象存在的规定。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萨特遇到了西方哲学的最困难的问题，即康德的物自体问题：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显现系列中不是隐含了一种超越性吗？把握到显现无穷的系列的无限性时，这不就是潜在的持久性质吗？本质最终与具体的显现根本分离，因为本质原本就是用那些个别显露物的无限系列显露的东西。[26]也就是说，在变动不居的、显现的无穷系列中显露着一种稳定的东西，这就是那个显现的存在，尽管它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显现的存在，因为存在的显现“不需要任何中介”[27]，但是存在的现象不同于现象的存在。也就是说，“向我们揭示和显现出来的存在”，即我们常人称作现象的东西，“与向我们显现的存在物的存在”，即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的存在（但不是不显现的物自体，而是显现自身的物自体）不是同一个东西。萨特公开承认物的存在本身，并指出它的“存在是超现象性的”[28]。这个作为存在的显现的超现象的存在是“超出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为这种认识提供基础”。[29]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萨特超越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公开走向唯物主义。但是由于现象学的立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但是萨特又不是康德式的不可知论者。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辩证法的色彩：没有一种存在不是以某种存在的方式存在，没有一种存在不是通过显露存在又掩盖存在这样的存在方式被把握的。在“既掩盖又显露的”把握方式这一思想中，隐含了萨特存在主义的逻辑原则。

萨特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学思想，就是意向性理论。萨特把意向性学说看成是克服近代传统认识论哲学在主-客观统一问题上遇到的难题的法宝。他认为，传统认识论中关于客观对象反应的影像这个想法，在意向性学说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结构。意向性理论使影像“从意识的静止不动的内容状态过渡到与一种超验对象相联系的唯一的和综合的意识状态。”[30]这是一种有机的意识状态，它与自己的对象有关。这种新的意识状态是一种指向外在现实存在的可能方式。这样，“无须通过一种可以当作自身的假象”[31]，意识活动便直接与对象发生关系。于是，关于“假象与其现实对象的关系，以及纯粹思维和这一假象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一切困难，连同影像的内在论的形而上学，一下子都消失了”。[32]这样便“消除了”影像和思维关系的传统问题中所遇到的“所有困难。”[33]

尽管萨特对胡塞尔的思想推崇有嘉，认为，胡塞尔的这种指向对象的意向性学说为人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向我们提供的宝贵看法”[34]，但是，他并不满意胡塞尔的认识论唯我论倾向。萨特对意向性学说进一步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认为，意向所指向的对象是一种物，意向活动则“是一种行为，而并非一个物”[35]，在区别认识性的知觉和非认知性的影像时，萨特认为，“只需要唯一的物质本身就能够把知觉和影像区分开”，“一切都取决于这种物质的生气勃勃的世界。”[36]当然这种物质的显现离不开意识，而意识的存在又离不开物质，所以萨特把物质世界也称之为“意识最深入的结构中产生的一种形式。”[37]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根本性原则是，一切对象，不是存在于意识内部，就是存在于意识本身中。萨特把这一原则到过来，进一步加以发展，形成了他整个的关于意识的虚无结构理论：尽管现实的存在通过意识的存在方式显现出来，但是，意识本身内部不包含任何现实性存在的因素，所以意识或思想是一个虚无，或者想象的存在。萨特说：“意识生来就被一个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撑着”。[38]因为意识的存在就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对外在物的趋向，就是意识的生命本身，这就是所谓意识的超越性结构。存在不是按意识的方式而存在，相反，意向是从物质存在中获得存在。

意识的存在和外物的存在不能过渡、转化，这是萨特的唯物主义同传统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萨特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意识“超越主观性走向客观性”。[39]萨特嘲笑胡塞尔后期想使意识存在转化为客观存在的努力：“他只不过创造了一个杂交的存在，这种存在既遭到了意识的否定，又不可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40]实际上，在本体论上萨特把意识和存在完全分开，重新恢复了胡塞尔企图克服的主客体的对立。意识只是“对某物，即对某个超越的存在的揭示性直观”。[41]它是现象，它指示存在并要求存在，但“现象的存在不是存在”。[42]意识和存在是对立的，所以它不是存在，因而是虚无。现象学的意识的意向性学说经过改造后成了萨特的虚无学说的基础。而意识的虚无性，非存在性，又是人的自由的基础，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结构。所以可以说，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

[43]胡塞尔曾经为施罗德（Schroeder）的主要逻辑著作《逻辑代数讲演集》写过书评。施罗德这本书对数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在数理逻辑初创时期的卓越工作做了全面

总结，可以说，它集这个阶段数理逻辑研究成果之大成，对后来数理逻辑的在英语国家的成熟和长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莫汉梯（J·N·Mohanty）认为胡塞尔的逻辑哲学思想直接受到了施罗德的影响。[44]由于英国哲学对胡塞尔思想的影响，致使胡塞尔与后来英语国家的分析哲学家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有类似，甚至相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胡塞尔著作移译为英文，英语国家的哲学家重新发现了胡塞尔。他们看到，胡塞尔所谈的正是他们自己传统中所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为胡塞尔思想的广博和深邃所倾倒。

1957年巴希尔（YehoshaBar-Hilled）就提出，胡塞尔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先驱。1964年莫汉梯出版了他的名著《胡塞尔意义理论》一书，书中用十分清楚明白的语言全面阐述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并将其与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今天，该书仍然是研究胡塞尔语言哲学的必读文献之一。1971年德菲（H·A·Durfee）在《不列颠现象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奥斯汀与现象学》一文；1976年他又出版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一书。1977年特精格斯出版了《现象学与逻辑》一书，1984年他出版了《胡塞尔和数学及逻辑中的实在论》。这些书都是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胡塞尔哲学的研究。但在分析哲学家的现象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挪威哲学家福勒斯达尔（D·Fullesdal）。福勒斯达尔1932年生，就学于奥斯陆大学，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在蒯恩门下学习，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奥斯陆、斯坦福等大学任教。福勒斯达尔被施泰格缪勒称之为“杰出的胡塞尔研究者，甚至可以说是胡塞尔专家”，又是“研究存在主义的专家”。[45]而德赖福斯（Dreyfus）则称他为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施泰格缪勒认为，他几乎是当代仅有的几个（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两方面都是内行的哲学家。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成为这方面的工作显赫的人物。

他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论文：《为分析哲学家们写的现象学导论》，其后他在进行逻辑、科学哲学和其他哲学课题的研究的同时，还写了一系列的关于现象学的论文，指导博士生、主持讨论班，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现象学进行研究。根据施米特和麦因泰尔的报道，从1969年6月到197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主持一个有芬兰籍分析哲学家欣梯卡（Hintikka）参加的研究班，专门研究现象学问题。1973年和1974年的夏季又组织了同类的讨论班。这种研究班的参加者均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人数最多不超过七、八个。1980年德赖福斯又在加里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组织举行了一次“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暑期学院”，题目为从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角度看意向性问题。会上福勒斯达及他的同事、学生们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久1982年德赖福斯便编辑出版了大量福勒斯达观点的论文集《胡塞尔：意向性和认识科学》。文集中收入了福勒斯达的论胡塞尔现象学重要论文多篇和福勒斯达的学生的很多文章。同一年，福勒斯达的学生施密斯（D·W·Smith，1944年出生）和麦因泰尔（D·Mcintyre，1942年出生）把他们多年随福勒斯达学习研究、参加上述福勒斯达领导的现象学讨论班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以《胡塞尔和意向性》为题出版。这两位年轻哲学家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46]

福勒斯达对胡塞尔的思想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并同弗雷格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进而突出了现象学中Noema（意向性意义）的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整个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现象学是专门研究Noema的先验科学。[47]

福勒斯达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为克服布伦塔诺哲学中的困难而提出的。布伦塔诺在对意向性作规定时，认为与意向的趋向性相应的对象总是存在的。但是，如何解释,大量与意向活动相应的事件只是意向的构想，并不是真实存在。为此，布伦塔诺又提出了意向性内存的问题。那么内存是否构成意识本身的一部分呢？如果是，它如何成为意向活动的对象呢？为解决这一问题，胡塞尔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活动――对象”二维认识模式改变为“意向性活动――Noema――对象”三维模式。[48]按福勒斯达的看法，胡塞尔的这个解决办法与弗雷格解决“数个指号共同“享有”同一个被指对象”这个矛盾时提出的办法是一致的。弗雷格将“指号（名称）－对象”的二维模式改变为“指号（名称）－含义－对象”的三维模式。弗雷格认为，每个指号都含有一个意义，如果它具有相应的对象，它便通过意义来指向对象。胡塞尔则认为，每个认识活动都有一个Noema，通过Noema来指向对象，假如有这样的对象存在的话。弗雷格认为一个对象可以有多个含义，胡塞尔认为一个行为可以用多个Noema指称同一对象。[49]他们之间的不同则在于，弗雷格的意义是言语行为的内容：当一个指称对象是不透明时，言语行为用指号指示的便不是被指对象而是意义。与此相反，胡塞尔则认为，Noema从来不是意向性活动的对象，它只是意向性活动指称对象的手段。只有通过现象学的反思才能把握Noema的存在。福勒斯达以分析哲学家特有的清晰明白的语言，对胡塞尔的意向性意义概念（Noema）进行系统的分析阐述，使之变得十分易懂的学说。他的《论Noema观念》一文中把Noema观念分析为12个基本命题：[50]

1、Noema是一种意向性实体，是意义观念的一般化推广。

2、Noema由两个因素构成a)统一的对象本身，也称为对象性意义。它独立于意向行为对它的表象方式或设置方式。B)因设置方式或表象方式而异的对象的表象。它又分为：ⅰ)行为的设置性特征（Setzungscharakter）。ⅱ)意义的充实、实现的形式，即直观性意义（Anschamungssinn）。

3、Noema性的意义是意识藉以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手段。

4、意向性行为的Noema不是意向行为的对象。

5、同一个Noema只有一个对象与之相应。

6、同一个对象可以有几个不同的Noema。

7、每一个意向性行为只有一个唯一的Noema。

1、所有的Noema都是抽象的实体。[51]

9、所有的Noema都不是由我们的感官接受到的。

10、所有Noema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反思活动，即现象学反思活动而被认识。

11、现象学反思是可重复的。

12、对象的规定性的范型加上其对象的表象形式（gegebensweise）就是Noema。

通过这十二个命题，Noema的直接在意识中显现而又独立于意识过程的存在方式便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它在经验中出现，但不是经验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弗雷格所谓的含义（Sinn）。它是介于人的认识主体经验与被认识之客体之间的抽象的存在。

福勒斯达还通过列表的方式明确阐明了胡塞尔经验或体验概念的内容。

经验（体验）

经验（体验）的意向性层次

＝意向性思维活动（Noesis）

＝表达（informing）层次或赋义行为层次

经验（体验）的材料层次

＝质料（hyle）

＝材料（stoff）

＝感性材料（Sensedata）

＝基源性内容（Primarycontents）

＝透视变化（Perspective）

Noema,即系统性的规定,

经验（体验）的意向性层次

同经验（体验）的材料层次

使二者联系在一起。

经验的对象性层次

对象特征＝被透视到的可变化者（Perspectedvariable）[52]

福勒斯达明确指出，感性素材，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不管感觉，即透视变化与被透视到的变化者原本是相互独立的，只是由于复杂的理解行为的加工整理，才把许多感性素材，即透视变化的综合为一个统一的被透视到的可变化者，即经验对象。整理加工综合的各种复杂的系统的诸规定就是Noema。Noema加上感性素材（h

yle）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性的意向性认知行为。[53]通过福勒斯达对胡塞尔解说，使现象学的认识论以至语言哲学的特征更为突出。更重要的是，现象学的基本内容从复杂的反思、繁复的研究材料中解脱出来，以清晰明快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对繁冗艰深的反思一贯反感的英美国家的哲学家得以了解胡塞尔思想的真谛。当然，福勒斯达的现象学解说中略去了它的很多多本质性原则，比如先验自我等原则性命题，因而他也受到坚持胡塞尔先验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的非议。[54]

英语国家也有人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意义理论同分析哲学家塞尔（JohnSearl）的言语行为理论加以比较。比如美国的德赖福斯和西德的艾莱（LotherEley）就是这样做的。塞尔是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在美国的重要的代表。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把语言行为分为三类，（一）“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act）；（二）“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act）；（三）“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act）。塞尔指出，在语言中常有这种情况，不同的命题表达方式表达了同一内容。这个共同内容的表达就是“命题行为”，但这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不同的“行事”行为。[55]德赖福斯则发现，早在1900年胡塞尔就已对言语行为中的这两种不同方式作了区别。塞尔称为“命题行为”形式，被胡塞尔称之为“意义”的“matter”，（德文是materie），塞尔称之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形式，被胡塞尔称之为意义的“Qualitaet”。当然，塞尔认为，语言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意向性结构，这一观点当然是胡塞尔思想的核心。胡塞尔和年轻塞尔在观点上的根本区别在于，胡塞尔认为，意向行为是“先验自我”功能，它的活动使意向性的意义得以实现，现象学的任务就是描述“先验自我”的工作过程，描述这个过程中的这种规则的实施结构和环节。而塞尔则持一种功能主义观点：仅指出意向性行为的逻辑性质，而不去具体的描述大脑中的具体过程本身。塞尔认为，它也许是大脑细胞的功能，也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规则。这对语言哲学的研究点不重要。[56]

[57]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思维研究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尽管这种立场与技术毫不相干。为了做到对思维本身进行观察分析，也就是为了为思维研究创造一个纯粹的环境，不受各种科学及哲学成见的干扰，胡塞尔把我们对世界的各种看法，把心理－生理学的理论放到括弧中，存而不论，在研究中不加考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研究之初，胡塞尔便激烈地反对心理主义。他实际上是反对用人的大脑的生理－心理细节分析来解释思维过程，以取代对思维过程本身的观察描述与分析。从具体内容上看，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超验自我，无非是一个忽略了人脑存在的、宏观的、功能性的思维统一体，可以称之为一个理论人脑――它执行人脑的一切功能，但没有人脑的存在。这样的理论人脑不就是是人工智能研究者要寻找的吗？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存在着数学学派和心理学学派这两个派别。数学学派不关心人与机器在解决问题时的各自的物理特征，也不考虑如何使二者一致或起码相仿的问题。他们只要求为机器寻找一个能解决思维所能解决的问题的那样一组算法，算法理论当然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对于这一派来说，现象学的研究当然没有太大的意思。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心理学派则认为，世界上人是最聪明的，所以，人在思维中使用的各种方法解决智能问题的最佳方案，所以他们主张，把人解决各类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策略、经验技巧编制成程序，依它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必须首先致力于考察人是怎样思维的，把语言报告和行为表现的描述总结成为思维活动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转换成（编成）程序，作为心理模型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操作。这样，他们的工作就与胡塞尔的工作有共同之处。胡塞尔的工作恰恰是对人的思维的操作过程的不同类型的尝试性分析和描述工作。不管这些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这些描述和分析毕竟可以作为过去对思维过程研究报告来看。所以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始关心起现象学，希冀从中受到些启发。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思维特征是自寻目标，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下达到这些目标。而自寻目标是通过负反馈来实现的，因此，加有负反馈的系统，也就具有了思维的特点。这种把思维特征归纳为“自寻目标”，马上使人们想到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的理论。通过对人工智能与现象学的比较，我们看到，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研究的确可以称之为人工智能的思维研究的先驱性工作。所以德赖福斯把胡塞尔称之为人工智能之父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德赖福斯的手中，现象学并不是人工智能理论的正面支持者或辩护者，相反，它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哲学背景的批判者。他“吸收了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58]来批判人工智能的弱点，勘踏目前出人工智能工作暂时失败的哲学根据，指出，原有原则指导下人工智能研究是不能成功的。这种批判受到人工智能专家的肯定。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认为，德赖福斯对人工智能专家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并告诫同行，“决不可把他当作不受欢迎的冒犯者拒之门外。也不要用挖苦的言辞非难他”。他认为，德赖福斯提的问题带有十足的科学性，“不能推委给哲学家”，但又带有十足的哲学性质，因而“不能推委给科学家”。也就是说，要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对话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德赖福所理解的现象学是很宽泛的。他把所有符合现象学描述原则的哲学观点、特征的关于认知问题的看法都称之为现象学的。如，他把维特根施坦对语言使用的无规则性的描述称之为“现象学描述”。[59]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一些观点被他算作现象学研究成果，它们弥补了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的弱点。

德赖福斯主要是重视其胡塞尔现象学对认识活动的具体过程的研究。他强调，胡塞尔首先指出了认知活动，即智能活动的整体性。心理学的格式塔或完整的心理学派，正是在胡塞尔的这种整体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德赖福斯在文章中经常交错使用格式塔理论和现象学这两个概念。这里所谓整体，是指由人的意指行为产生的、由意义的广泛联系构成的整体。

德赖福斯看到，人的智能研究中，人们是把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理的层次和心理的层次。人的智能就是用物理材料复制出具有心理功能的机器。但是德赖福斯认为，还存在第三个层次，现象学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人们感知的是物理对象，比如，我们看到一把椅子，它可以作为物理对象，可以“被定义为原子的集合，或者木头或金属的集合。”[60]在这种情况下，椅子没有意义，但因此我们也无从辨别什么是椅子。而人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椅子。听到的音乐、动物的叫声，不仅是一定频率空气震动；我们听懂的是单词和句子，而不是千差万别的、由声带引起的空气震动，甚至不是人的声音本身。“人们所做的是有意义场合中的有意义的行为。”人的行为中意指的各种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指称客体的功能，以椅子为例：“使它能起物的作用的是它在全部实践环境中的地位。这又预设了有关人类的某些事实（疲劳、人体弯曲的方式）一种由文化所决定的其他设备（桌子、地板、灯）的网络和技能（吃、写、开会、讲读等）的网络。”[61]人可以理解这一网络，被我们理解的意义指称着椅子的功用，以及它发挥功用的背景，所以能区别凳子和炕桌。人工智能研究者试图用“可坐于其上的某物”来定义椅子，以便使计算机能其识别它。但这样，机器便会把炕桌也叫椅子，甚至把便桶也叫椅子。由于人工智能研究者忽视现象学发现的第三层次，即意义网络的层次，所以，他们设计的计算机连日用品也不能区别（椅子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不下万种。按照德赖福斯的看法，具体的观念和物理能一样都是具体的，但又是完全不同种类的现象。无论通过怎样复杂的手段也不可能把变化不居的能量输入与持续（不变）的乐音之间沟壑填平。在听音乐时，绝对的物理声响根本没有被感知到，感知到的只是乐音。总之，物理对象不能转化为被现象学描述发现的意向性对象，即不能直接转化为意义。

意义网络的整体性是由意向性活动构建而成的。德赖福斯将意向性活动构建活动称之为非确定性的全局性预感或设定。[62]在胡塞尔那里，是由具有神奇力量的先验意识作出这种全局性的预感或设定。这种智能行为的运行离不开有预设的文化实践和惯例等等背景。文化实践和惯例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恰恰是现象学研究发现，是它的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问题常常为人工智能研究所忽视。德赖福斯指出，胡塞尔认为，形式可同内容分开，全局性期望可以同知性感觉分开。所以胡塞尔的意向性内容，即全局性期望（Noema）实际上是一条规则，它独立于对它的经验的运用而先验的存在于意识中。德赖福斯认为，胡塞尔之所以提出这类假设，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唯理论所致。胡塞尔的假设应该由梅洛－庞蒂的躯体化理论来取代：“传达意义的正是我们的躯身”。[63]人类的智能活动－思维不可能离开躯体而独立存在。人类的思维在各个方面都包含着诸如情绪、躯体的感觉－运动技能、对行为的深远意义的解释等等。所有这一切方面都十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人们无法用抽象的明晰的观念之网把这种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整体复制出来。[64]这就是现象学揭示出的人的智能活动的描述性结构。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尚未找到一种方面来模拟人这种实践生活整体。甚至相反，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和自然语言交际根本不包含有我们的躯体化的、社会化的技能，因此形成了对人的智能曲解。[65]所以，德赖福斯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工作的研究还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本节结束之前，还应顺便指出，1972年德赖福斯的书首次发表之后，的确引起了不少人工智能研究者注意，不少人提出，应该接受胡塞尔对意义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以及有关意向性活动的思想，并提出了模拟这些功能结构的方案。这本书的1979年第二版中，德赖福斯重要指出，胡塞尔的发现固然重要，但整个研究都失败原因，就是胡塞尔忽视了躯体及其技能在智能中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真要达到人的智能水平，必须解决如何模拟人的躯体化及其技能的问题。

另外还需指出，德赖福斯认为，胡塞尔发现的，人的可以理解不合语法惯例、甚至是错误的句子的能力，是人的智能理解的意向性和整体性的明证：直到今日，任何电脑也无法理解不符合该机语义惯例的句子，更不用说理解错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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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尔特·舒茨《世界变革中的哲学》第15页。

[2]瓦尔特·舒茨《世界变革中的哲学》第21页。

[3]当然1913年发表的《观念（一）》一书中已经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

[4]胡塞尔《观念（一）》第81节，第200页。

[5]胡塞尔《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的讲演录》，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1928年MaxNiemeyerVerlag,第9卷第390页。

[6]详见上书第389页

[7]《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第395－396页。

[8]胡塞尔《观念（一）》第199页。

[9]胡塞尔《观念（一）》第198页。

[10]胡塞尔《观念（一）》第200页。

[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48页。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50页。

[13]见《海德格尔给胡塞尔的信》，《德国哲学》第三卷第119页。

[14]见《海德格尔给胡塞尔的信》，《德国哲学》第三卷第119页。

[1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中译本，北京1987年，第44－45页。

[1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等中译本，北京1987年，第46页。

[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中译本，北京1987年，第47页。

[1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中译本，北京1987年，中文版第47页。

[19]西蒙娜·德·波瓦尔《年华的力量》法文版141页。转引自杜小真《萨特》第7页，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下卷。

[20]所有涉及萨特生平经历的材料，都取自于杜小真《萨特》一文。

[21]萨特《影像论》中文版，魏金声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

[22]萨特《影像论》中文版，魏金声译，第115页。

[23]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2页。

[24]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1页。

[25]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2页。

[26]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4页。

[27]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5页。

[28]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7页。

[29]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陈宣良等译，第7页。

[30]萨特《影像论》第121页。

[31]萨特《影像论》第121页。

[32]萨特《影像论》第121页。

[33]萨特《影像论》第122页。

[34]萨特《影像论》第130页。

[35]萨特《影像论》第132页。

[36]萨特《影像论》第123页。

[37]萨特《影像论》第121页。

[38]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第21页。

[39]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第18页。

[40]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第18页。

[41]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第21页。

[42]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第23页。

[43]罗伯特·S·特拉格《胡塞尔与逻辑及数学中的实在论》出版者导言，第7页。

[44]莫汉梯：参见《胡塞尔和弗雷格》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2，第一章,2-8页。

[45]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潮》第六版下卷第86页。

[46]上述背景材料均来自施密斯和麦因泰尔合著的《胡塞尔与意向性》一书的前言。我们至今没能在国内找到福勒斯达《为分析哲学家写的现象学导论》一文，所以只能根据收集在德赖福斯《胡塞尔：意向性与认识科学》一书中的福勒斯达及同事的论文，并参考施密斯、麦因泰尔合著的《胡塞尔和意向性》一书的有关内容加以介绍。

[47]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潮流》第六版第二卷第99页。

[48]德赖福斯《胡塞尔：意向性与认知科学》第31页－41页。

[49]关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参见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卷第43页－55页。

[50]见德赖福斯《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第73页－96页。

[51]包括这个命题在内的以下的4个命题都是福勒斯达从胡塞尔未发表的手稿《Noema和意义》中发掘的思想。

[52]德赖福斯《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第38页。中间的文字为笔者加上的。

[53]福勒斯达对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的解释与笔者对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不过，他没有提及意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也没有强调在这种行为中，对象自身显现的思想。笔者认为是洋中一种缺憾。

[54]在美国教授科克曼斯1986年访问北京大学期间，作者曾问及他对福勒斯达现象学解释的意见，他认为福勒斯达及大多数美国哲学家都把现象学庸俗化了，不值一顾，研究现象学应从胡塞尔本人的原著入手，且勿受庸俗化的影响。

[55]关于塞尔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介绍，请看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下）》第597－615页，及涂纪亮《当代美国哲学》第101－106页。

[56]有关的比较分析，见德赖福斯为其主编的《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一书写的序言。

[57]英语国家的哲学中，精神哲学（PhilosogilyofMind）研究的正是从大脑到思维之间的这段联系。它的工作有很强的技术需要上的背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语国家中的精神哲学研究一直十分兴盛。

[58]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译本第41页。该译文的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把“声音现象的频率”译为“现象学的声音序列”。还有时把胡塞尔译为赫塞尔，有时又译为赫斯尔（42页），把维特根施坦译为维特杰斯坦，把梅洛－庞蒂译为默卢－庞第，甚至庞第，等等。

[59]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第211页。

[60]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第43页。

[61]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第44页。

[62]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文版第245页。

[63]德赖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英文版第160页，中文版第256页。

意向性范文篇6

在《论文学作品》中，英伽登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这一思想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复合的、分层次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取决于作者和接受者的意向行为，但又不等同于这些行为，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实体基础。在书中，英伽登主要研究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体验文学作品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认识仅仅是读者与文学作品交流的方式之一。他从本体论入手，于该书第一章，首先界定了他要研究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及存在方式。从范围上，他选取了各式各样的作品，甚至一些令人怀疑是否为“文学作品”的著作如科学著作，都一一纳入其研究对象范围。他说:“我们并不认为只有文学价值或文学价值高的作品才算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所包括的范围弄得这么狭窄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一部作品有价值，特别是有文学价值是什么意思，但要说没有‘坏的’，毫无价值的作品也不对。我要说的是一种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基本结构，而不管它们有没有价值。”［1］29英伽登巧妙地避开了文学作品价值的束缚，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扩大了其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接着，他又将一些暂时无法讨论，具有特殊性，或不需要立马讨论的问题一一排除，将文艺作品的存在界定为意向性客体，由此，他规范了即将讨论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和概念。紧接着在该作品的第二章，他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他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依照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直探文学作品的本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他说:“首先让我们勾画一下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确定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本质的主要特征。文学作品基本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在它是由几个不同类征的层次构成的造体。”［1］48由此，他独创性地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同时他也补充说明，每个层次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体中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现，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将自身某种特殊的东西赋予整体的总性质，且不破坏整体的统一，由此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质，也构成了整个作品中的复调基础和统一的价值质。英伽登通过《论文学作品》明确地阐发了他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独到理解，即文学作品是一个复合多层次的纯粹意向性客体。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对这一认识进行了解释与补充:“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purelyintentionalformation)，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本文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复制手段(例如录音磁带)。由于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它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的又是可以复制的，所以作品成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anintersubjectiveintentionalobject)，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这样它就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超越了所有的意识经验，既包括作家的也包括读者的。”［3］12紧接着，英伽登又提出了另一思想。他从认识论入手，结合其“不定点”理论。他认为文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强调审美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最后在《论文学作品》的第十三、十四、十五章三章中，他从审美价值论方面，提出了其艺术价值结构系统理论。他提出在文学的各个层次中都会形成各自的价值质，它们合起来后产生了复调和声。这种复调和声与第十章提及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而上学质一起，最终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他说:“不管是每一层次，还是由他们组成的整体，都会在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质中显现出来———自然是面对读者相应的态度。它们互相配合，形成了复调和声，这就是作品最终价值所在。”［1］348由此不难发现，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分跨本体论、认识论、审美价值论三方面，他独创地将三者融合在一起，使得其理论在研究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具有延伸性，在认识论上充满了辩证法的特点，而在价值论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是其理论的特色之所在。他的理论思想具有一种思辨形而上学、现象学和波兰分析传统结合的特色，从而导致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极具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现象学美学思想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

在哲学领域中，一般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块，而作为哲学的一种，美学也相应地分为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美学。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思想首次横跨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方面，完美地构建了其独特的美学体系，并将其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在《论文学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本书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秉承着现象学原则，他从认识论和本体论入手讨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讨论语音造体、意义造体、再现客体、图示观相的具体结构，通过总结归纳文学作品各层次造体的认识结论，讨论文学作品各认识结论的价值问题，他确定了每种认识所提供的基本价值:“我们已经断定，文学审美对象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构成的。它是在诸阶段的延续中构成的，或者包括许多审美对象，所以它们必须结合起来以便构成整体的总体价值……审美价值在这种价值性质中找到了它们的和谐和结局。”［2］414然后他分析列举了出现审美价值的各种条件，他又说到:“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的认识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发现审美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其中出现了什么价值。但这并不是这种认识的主要任务，它基本上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真正任务的一个经验上的准备。”［2］416最后，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在论述其文学作品理论时，他不断地切换角度，时而从本体论谈起，时而转战认识论，时而又立足于价值论，将三种体例融为一体，逻辑清晰流畅地一步步抽丝剥茧，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直至最后论证得出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二)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

传统文学理论擅于给许多作品定义好坏，例如托马斯的经院学派就认为，事物之所以美，在于其完整或完美，认为凡是残缺的东西都是丑的，认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如果这样，《红楼梦》只有前六十回，后四十回是后人补写，它是残缺的，难道它是丑的?红楼梦描述了四大家族悲欢离合，让人读罢心有凄凄焉，没有使人感受到愉悦，那么它就是不美的么?事实证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英伽登深谙传统美学的弊端，他不仅在开篇没有重走许多文学理论书籍的旧路，质询“文学的本质”或“文学是什么”，而是更为细化更为睿智地提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这一概念，他所疑问的是文学作品的本质而非文学的本质。进而他提出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这不仅避免他的理论落入传统美学的窠臼，同时，由于将科学著作纳入了讨论分析的范围，扩大了讨论研究的范围，由此也更具说服力，因为“就像它们说到底也有文学作品的本质”［1］30。又因为分析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即文学作品的本质，从本体论入手，为论证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区分与实在客体、观念客体夯实了理论基础。

(三)坚持意向性理论，反对心理主义

英伽登同他的导师胡塞尔一样，坚决抵制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他这样说道:“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我们在读书时体验的具体的心理内容和作者早已消逝的体验是相同的……要把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一大堆心理体验等同起来的尝试，都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作品从被创作出来开始存在的那个时候起，作者的体验就不复存在了。”［1］33－34不仅如此，在后面的分析中，他还用图示观相层次和具体化进一步嘲笑了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然而静下心来思考，要反驳作品是作者、读者的心理体验又是何其困难。我们经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倘若驳斥心理主义的荒谬，那么又怎样解释这句话?英伽登认为倘若每人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验，那么就会产生无数新的作品，而这是无比荒谬的。

(四)反对作品是观念客体，也反对其实实在客体，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

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他在《论文学作品》中这样阐释:“一个客体如果是直接或间接由意识行动或者由许多这样的内在的意向性的驱使所采取的行动创造的，那它就是纯意向性的。”［1］143文学作品在其看来不仅是意向性客体，更是“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object)。为了解释这一观点，他甚至搬出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世界上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都是意向性客体。文学作品也同样如此，他通过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认为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是纯意向的构造物。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语词，语句乃至字里行间的意义都是作者在创作时生成的，是一种作者的意向行为，同时，但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就与其脱离了关系，当作者再次去面对这部作品时，作者已变身成为读者，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对于语词、语句、意义的理解或是重构，这样的行为也是意向的。因此，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英伽登之所以如此强调，甚至不惜大篇幅地举例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意义造体的内部结构来阐释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是因为他非常反对传统美学观点:认为作品是观念客体或者是实在客体。对于此，他狡黠地嘲笑了传统二分法，他说:“把所有的客体都分为实在的和观念的大概是一个最普遍的和最完整的分法。”［1］30倘若将文学作品归为实在客体，按照英伽登的观点:实在客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或物质。它们的存在不决定于对它们有什么认识的行动。即我们熟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就是文学作品不会因为无人阅读而消失，那么依据现象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作者，而且依赖于读者，如果一部作品没有读者，那么它就没有所谓的“存在感”，没有了存在感，又何谈实在呢?况且，英伽登说从作品的结构上鲜明地说道:“由语句构建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实在的。”［1］31那么文学作品是观念客体?在这点上，英伽登认为由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造体使得文学作品类同于观念客体，但绝不是观念客体。

意向性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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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语义学的动因、方法与基本范畴

本体论语义学的倡导者尼伦伯格（S.Nirenburg）和拉斯金（V.Raskin）说：“本体论语义学是一种关于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一种关于自然语言加工的方案，它把经构造而成的世界模型或本体论作为提取和表述自然语言文本意义的基本框架，作为从文本中推出知识的前提。这种方案也想根据自然语言的意义形成自然语言的文本。”[1]这就是说，本体语义学有着双重动机。一是应用或工程学层面的动机，二是基础理论层面的动机，而前者就其现实的需要来说更为迫切。尼伦伯格等人认识到：已有的机器智能的最大问题是只能完成句法加工或符号转换，由此所决定，它即使快捷、方便、“多才多艺”，也无法改变其工具角色。因为它离人类智能还差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它没有意向性。所谓有意向性，就是有对外在事态的关于性（aboutness）或指向性，就是有对它物的知道和意识，有对自身的超越性，而不致停留于纯符号的形式转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有意向性就是有语义性。所谓有语义性，就是人类智能所涉及到的符号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等特征。很显然，意向性、语义性和意义等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意向性理论、意义理论、语义学有合流的趋势。但是，迄今为止的机器都没有表现出上述属性。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塞尔（JohnR.Searle）一针见血地指出：已有计算机所实现的所谓智能“本身所做的”只是“形式符号处理”，它们“没有任何意向性；它们是全然无意义的。……用语言学的行话来说，它们只是句法，而没有意义。那种看来似乎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意向性，只不过存在于为计算机编程和使用计算机的那些人心里，和那些送进输入和解释输出的人的心里。”[2]如果从意义的角度理解信息，甚至不能说计算机有加工信息的功能。他说，“计算机所做的事不是‘信息加工’，而是处理形式符号。程序编制者和计算机输出解释者使用符号来替代现实中的物体，这个事实完全是在计算机范围之外的事。”[3]尼伦伯格等人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一步强调：“意义是未来的高端自然语言加工的关键因素，”“有根据说，没有这种利用文本意义的能力，人们就不可能在自然语言加工中取得真正的突破，……而过去在这个领域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未注意到意义。”[4]他们提出本体论语义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是要从技术的层面研究计算机如何利用和处理文本意义，如何让机器智能也有意向性。

要完成上述任务，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人类智能及其运作机理，研究人类意向性的根据和条件，尤其是揭示人类自然语言的加工机制，阐释其根本原则和方法，构建人类语义加工的基本模型。要模拟这样的智能，及其意义接受、理解、完成、输出机制，就必须进到说者与听者或语言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交流的语境，探讨怎样将我们关于语言描述的观念系统化，将计算程序处理意义的观念系统化，怎样形成更符合实际的、更有应用价值的系统的表征理论。由这一任务所决定，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既然它要完成的是应用方面的任务，它当然会设法形成这样的假设，即重构人类加工语言的能力及其所需的知识与过程，也就是要弄清人类的自然语言加工是如何可能的。为此，它有这样的理论预设，即承诺弱人智能观，而非强人工智能观。后者认为，计算机程序不仅应在功能上模拟人脑，而且还应从结构上、物理执行的过程与细节上去模拟。而前者则主张，在模拟人脑的语义能力时只需从功能上加以模拟就行了。判断模拟是否成功，主要看机器处理语义的能力是否与人类的语义能力在功能上等值。其次，本体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独特之处还在于强调：要让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加工有语义性，必须以本体论为基础。因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根本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的图式。正是借助这种本体论图式，任何一个符号语词一旦进入人类视域，都会被归类进入特定的意义域，获得特定的语义值。不过，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有其独特的含义。

尼伦伯格等人注意到：“本体论”一词具有歧义性。尽管“本体论”用法五花八门，但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纯哲学的用法，二是具体科学和工程学中的用法。尼伦伯格赞成瓜里罗（N.Guarino）对“本体论”的观点，把前一用法称作“大写的本体论”，把后一用法称作“小写的本体论”。小写的本体论又有形式本体论和工程学本体论两种形式。瓜里罗指出：所谓“形式本体论……是关于先验划分的理论，如在世界的实在（物理对象、事件、区域、物质的量……）之中，在用来模拟世界的元层次范畴（概念、属性、质、状态、作用、部分……）之间作出划分”。[5]工程学的本体论与哲学中的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关心形而上学的“是”的意义，又没有关于实在的本体论分类。它关心的是信息系统中的整合因素，同时还涉及到有关概念分析之结果的本体论判定，因此它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学本体论。[6]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既不同于形式本体论，又不同于哲学本体论，但从它们那里吸取了有用的东西。尼伦伯格等人说：他们的“本体论建构试图从形式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中得到帮助”[7]在借鉴的基础上，他们对“本体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本体论。“在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都用相同的本体论来说明意义，因为它一定包含了那个本体论中的所有意义。”[8]尼伦伯格等人认为，“一个人要承认表征和处理意义的可能性，就必须找到这样的具体的意义因素，它们是外部世界实在的替代。而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就是能直接指示外部世界的最合适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世界的模型，是据此而建构的”[9]总之，本体语义学所说的本体论不过是语言加工系统中的一种概念框架，其作用是对输入的语词做本体论定位，为其有语义性创造条件。

二本体论语义学关于语义加工系统的构想

要回答机器的语义加工何以可能，完成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加工的模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自然语言加工何以可能？根据本体论语义学家的研究，所以可能的条件不外是：人类有将它与语言关联起来的能力，有别的技能，有情感和意志之类的非理性方面，因为人们赋予语词的意义常带有情感色彩。另外，就是活动的目的、计划及程序，最后就是各种知识资源。

本体论语义学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图式。正是借助它，任何语言一进到心灵之中就有了自己的归属，被安放进所属的类别之中，如听到了“红”一词，人们马上有这样的归类：它指的是属性，与“绿”“蓝”等属一类，为物体所具有，因而不是物体，等等而是基本概念与范畴。尼伦伯格等人说：“本体论语义学试图探讨的是人们在内省式和反思式地看待概念时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人们常常谈论属性。虚构的实在（独角兽或赫尔墨斯）和抽象的实质，把它们当作存在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把它们放在本体论之中不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实在是用自然的语言指称的，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人们在他们的宇宙中有这些概念因而语言才指称它们。”[10]因此，在语义机模型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这种本体论图式。根据他们的看法，“本体论提供的是描述一种语言的词汇单元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以及说明编码在自然语言表征中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而要提供这些东西，本体论必须包含有对概念的定义，这些概念可理解为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类别的反映。从结构上说，本体论是一系列的构架，或一系列被命令的属性-价值对子。”[11]它为要表征的词项的意义作本体论的定位，即说明它属于哪一类存在，其特点、性质、边界条件是什么。例如当有一词“pay”输入进来，首先就要经过本体论这一环节，换言之，该词首先要被表征为一个本体论概念，要被放进本体论的概念体系之中，一当这样做了，它的属性、值便被规定了。有了本体论概念框架，在这种静态知识资源上就可以不断生成各种含有意义表征的动态知识资源。动态的知识资源是在应用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知识。

有了关于人类加工自然语言所需条件比较清楚和量化的认识，就有可能通过建立相应的网络让计算机也获得这样的条件，进而让机器表现出对意义的敏感，最终具有语义加工能力。本体论语义学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有巨大的开发前景。对此，本体语义学进行大胆地尝试，并建构出典型的语义加工模型。其具体操作就是：先让加工器具备静态和动态的知识知源，然后让其有相应的加工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尼伦伯格等人通过分析公认的自然语言加工Stratified模型，详细说明了机器进行语义加工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在尼伦伯格等人看来，智能主体要理解文本意义离不开至少六个基本环节的加工。第一步是文本分析，即要对输入的文本产生一个表征了文本的意义的正式表达式。由这任务所决定，它必须有分析器和生成器。从文本分析过程来说，文本要输入到系统之中，首先要经过“前加工”将文本加以重新标记，并区别分析不同语言、不同体裁和风格的不同文本，以便让文本能为系统所分析。第二步是对标记过的文本动用生态学、形态学、语法学、词汇学的静态知识资源作形态学分析，形成关于文本单词的引用形式分辨。例如碰到“书”这个词的输入，形态学分析会这样来分析：“book，名词，复数”，“book，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第三步就会把它们送给词汇学分析器，并激活这一分析器的入口。这个入口包含有许多类型的知识和信息，如关于句法的信息，关于词汇语义学的信息，其作用是检查、净化形态学分析的结果。例如英文文本中可能夹杂有法、德、意等语言的单词，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单词，更麻烦的是，有些词在词汇分析器中没有出现过，因此无法予以检查。在这些情况下，就要予以查检、甄别，如对不熟悉的词，它有一些处理的步骤和办法。第四步是句法分析。第五步是决定基本的语义从属关系，例如建立未来的意义表征的命题结构，确定哪些因素将成为这些命题的主题，并决定该命题的属性位置。

在此基础上，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语义加工机的完整构想。尼伦伯格认为，机器要完成文本意义表征，必须有加工器和静态知识资源。首先第一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生态学、句法、形态学、词汇学、词源和本体论及事实材料）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然后又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分析模块和语义生成器都离不开静态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如何得到的呢？要靠学习。“本体论语义学必须涉及到学习：它们越起作用，它们储存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越多，它们可望达到的结果就越好。”[12]除了静态知识之外，计算机要完成语义表征，还必须有动态的知识，它们是关于意义表征的程序方面的知识以及推理类型的知识。另外，加工器还要有这样的动态能力，即把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运用于知识表征。尼伦伯格等人说“在本体论语义学中，这些目的是通过把文本意义表征、词汇和本体论关联起来而实现的。”[13]“我们关于表征文本意义的方案动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本体论概念的例示，二是与本体论无关的参数的例示。前者提供了与任何可能的文本意义表征例示相一致的、抽象的、非索引的命题。这些例示是这样得到的，即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陈述，它们有具体的情境的、包含有参数的值，如方面、方式、共指等。”[14]在这里，本体论的概念之所以抽象但又必要，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对存在和语词的分类，如对于要表征的意义，它首先要借助这种本体论范畴确定它是属于物体、属性、方面、方式、过程、活动、数量中的哪一种。简言之，对于任一词的意义或所指，首先要借助本体论概念确定它应包含在哪一类存在范畴之中。在此基础上，再用非本体论参数分析它的具体的、情境方面的值。

三特点与问题

本体论语义学与其他人工智能理论、自然语言加工系统相比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其一，它强调对意义的处理无需通过句法分析，至少主要不是通过句法分析。在它看来，机器对意义的接受、表征、加工、生成和输出，或者说，让机器的句法加工具有语义性或意向性，靠的主要不是原先的关键词匹配，句法转换，而依赖的是对人类智能的全方位模拟。其二，本体论语义学认识到了人类心理状态具有意向性、自然语言具有语义性依赖于复杂的因素，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意义的一种综合性方案。在具体的工程学实践中，它关注到了意义处理中的多方面因素，即不仅仅注意到了知识性因素，而且还重视潜藏在人类智能中的非知识因素，并通过特定的方式将它们“内化”到他们所建构的人工智能系统之中。第三，本体语义学非常重视本体论图式在人类心理状态意向性、自然语言语义性中的作用，并在将这一认识成果向工程技术领域转化，进而让自然语言加工系统获得这一语义生成的重要枢纽、机制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初步成果。第四，本体论语义学的确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它能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因为它的语义处理系统可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借助加工器的动态能力将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并运用于知识表征，然后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并由特定输出设备完成在意义交流层次的人机对话。

可以说，本体论语义学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工程学实践和哲学反思，不仅在构建现实的语义机方面做出了极富价值的探索，也为揭示人类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进一步反思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体论语义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语义学就是完备的、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理论，非但如此，它尽管是为了回应塞尔中文屋论证和其他关于人工智能责难而提出的一种方案，但仍会受到这样的责难：它的自然语言系统所处理的意义、所生成的意义，好像仍离不开设计操作人员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充其量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语义性。其次，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建立的系统仍没有主动性、自觉性、意识性、目的性，而这些性质恰恰是人类固有的意向性的特征。因此要让机器成为像人类那样的有意向性的自主系统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4][6][7][8][9][10][11][12][13][14]S.NuremburgandV.Raskin,OntologicalSemantics,Cambridge,MA:TheMITPress,2004,xiii,xiii,pp.138-139,p.154,p.111,p.88,p.135,p191,p160,p160,p174.

意向性范文篇8

一、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特点

现象学（Phaenomenologie）是由德国学者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创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这种学说分析性地描述人的意识活动，目的却还是在解决逻辑的本性、表达式的意义的特性、客观认知的可能性等哲学问题，特别是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能在这种分析中基本上避免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其原因是他对于“意识活动”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在他那里，意识活动不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实在的（real）活动。那种完全服从于因果律的心理或心智理解，比如洛克、休漠等人说的认知过程，在胡塞尔看来不过是把外物的关系变成了内物（感觉、观念、印象）的关系，丝毫没有捕捉住意识活动的独特之处。他认为意识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意向性的（intentional）活动或行为（Akt）。这种活动的特点就是总也不安分，总要依据现有的实项（reell）内容而统握或抛投出个浮现于实项之上的、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意义，构造出个超实项的观念之物或意向对象，并通过这意义和观念指向某个东西。这就是他常讲的“意识总是对某个东西的意识”的含义。没有哪个意识活动，包括被人视为最被动的感觉意识活动是个安于现成者的活动，它们总在让各色对象，不管它们能否“被科学证实”，出现或被构成，好让自己有个把握之物；用我们东方人的讲法就是，人的意识总是在幻化缘生，含有构成万法的种子。意向性行为就是这样一粒含有构造出意义和意向客观性的构成机制的“须弥芥子”。传统西方哲学的许多不足就在于没有看到这个机制或“几微”，以至于总也成就不了胡塞尔心中的“严格科学”。

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新见解，不论它被表达得多么蹩脚和晦涩，定会引起某种关注，让人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胡塞尔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这样一种“两栖性”，即学数学出身的他表面上全力追求的是比实证科学还“严格”的科学，是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内核，是有“自明性”的本质直观，并以此来实现柏拉图怀抱但未能实现的理念；但他的具体做法或方法却包含着在直观中“虚构”（Fiktion）、“想象”（Phantasie）和“构成”（Konstitution）的特性。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让这两个维度在他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相交或起码相互接近，比如个别与一般就已在意向行为必然涉入的“边缘域”（Horizont,Hof）中接近到相互贯通的地步；反之则不成功。有心人会感到：这里边隐含了巨大的思想创新的可能，而且是以一种西方人也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创新。

在那些利用了这个极难得的思想契机的人中，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是最杰出者之一。他将胡塞尔的“意向性行为的构成”彻底化、“存在论”化了，以至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意识，透入人的原发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一切传统哲学预设的二元分别、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之先，那混混沌沌的实际生活体验里已有意义生发的构成机制，所以尽管是“不做区别的”、“自足的”，却已是“充满了意义的”。[1]这“意义”或“原初现象”是不可被概念化和对象化的，所以去“表达”这原初体验的方式不可能是一个个的陈述句，而只能是一种“正在当场体验的、正在意义的构成之中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称之为“形式显示”（dieformaleAnzeige），究其实乃是一种体验与言说相交合的、凭语境而说话的言语方式。

海德格尔充分张大了胡塞尔意向性学说中的“虚构”的维度。当然，这个词在这里不是贬义的，而是就其纯字面含义，即“虚－构”而使用的。人在一切指示、区别、对象的构成或主客之分之前，已处于对世界的生动体验之中，也就是已“意向性地”而不是在实在和实项意义上体验着和非表象地言说着这个“世界境域”（Um-welt）。这么说，一方面并不是指人作为先验的主体，构成一个作为对象集合的世界，以“逻各斯”规定着这个世界的存在与形态，就像先验主义者们所讲的；另一方面也不意味着人已处于一个现成的世界环境之中，以语言为工具表达外在世界在人内心中投射出的观念，就像自然主义的实在论者们所讲的；而只意味着人这种“缘在”（Dasein）式的存在者从本性上就缘发构成着（ereignen）自身，因而总已经与一个境域式的世界在根本处不分彼此，息息相通。这世界从根本上就充满着意义生机，只是以隐含着的方式罢了。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缘构境域意义上的存在者，也就是在原发的“对谈”之中的存在者，不能以任何概念种属的方式，比如“理性的动物”来定义和理解。人因此而被理解为“缘在”或“在缘者”、“是其缘者”；它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打交道的方式在海德格尔手中得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境域或语境引发式”的理解，对后来的欧陆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中，对“现象”或“向我们显现的存在者”的理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关系到美学中讨论的问题。当然，海德格尔对“美学”（Aesthetik）这个词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将纯思想活动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是传统概念哲学的方法论使然。不过，他本人对美学问题充满了兴趣，并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许多文章中直接加以讨论。对于他，“艺术”、“美”的问题与存在论、认识论的问题不可分。本文则是在更广的意义上使用“美学”一词，意指一切与“美的问题”有关的思想和学说。二、美与现象

在西方传统美学和以这种美学为理论背景的讨论中，尽管出现过各种关于美的本性和美感经验的学说，但似乎还没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事物对我们呈现的条件本身使得我们的美感经验可能。人们认为某些事物是美的，某些不美，并给出美学上的理由；或者讨论为何某种体验有美感伴随，某些则没有。而这里要说的是，在现象学的新视野之中，那让事物呈现出来，成为我所感知、回忆、高兴、忧伤……的内容，即成为一般现象的条件，就是令我们具有美感体验的条件。换句话说，美感体验并不是希罕的奢侈品，它深植于人生最根本的体验方式之中。原发的、活生生的体验一定是“美”的，含有非概念的领会与纯真的愉悦。当我们在体验中感不到美时，是因为我们原本的体验方式蜕化成现成的或二元区别式的了；也就是说，或是被动接受现成的被给予者，或是“主动”地进行观念的规定、意愿的把握，于是，“使现象能呈现”的前提虽然仍然在起作用，其本身却隐而不见了。概念化、对象化的现象不是现象学讲的“纯现象”或“原本现象”，而只是后者的贫乏形态。当我们体验到纯现象时，是在以完整的、原发的方式来体验它们，而不只是经验到作为对象的经验之物。

为了在下面说明为什么“纯现象”是美的，首先需要大致讨论一下“美感经验”的特点。纵观历史上关于美或美感的议论，特别是那些有分量的观点，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美感是一种总是居中的活生生体验。这个看法有两个基本点，即“体验”与“居中”。分开来讲就是：第一，“美”总是人的“美感经验”感受到的，也就是在人的感知中当场投入地、活生生地体验（erleben）到的；绝不会有纯概念式的美感体验，也就是所谓“不借任何可感事物的帮助，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从理念开始，再从理念到理念，最后下降到理念而终止”[2]式的对美的体认。这个特点使美感体验首先与形而上学思辩区别开来；美感永远是直接体验这个子宫中孕育出来的胎儿。这使美感经验总带有一个概念盲点，但同时也使得这种经验是自发显现的，并因此而给予了美学讨论以一个不由概念体系摆布的经验源头和意会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学讨论比形而上学讨论更有根据、也更“严格”。另一方面，这种美感体验的特征与量子力学之前的自然科学所推崇的实证经验又不同，因为在这种体验中，体验者与被体验者或所谓“美感对象”之间不是观察主体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参与到一个游戏中来的相即相生的关系或状态，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入境”或“得意境”的那样一种状态。

第二，这种活生生的体验“总是居中的”。这里“居中"的含义是指不落实到任何观念对象－－比如感觉与知性、实用与纯理、近与远、自由与规则、本能与理性、混沌与结构、表现与抑制、等等－－的任何一边。而总是悬浮畅游于一个意义更丰满生动的“中间”。“中”即意味着没能完全脱开“两边”，但又不受制于任何一边或两者的相加效应，而是以两者的对峙为势之所依，由此而拨弄、变化出个活灵活现的趣味和意境来，“化臭腐为神奇”。[3]因此，美感体验不同于其他的“投入”体验，比如对输赢竞赛的投入、对于吸烟、饮酒等“癖好”的投入、受环境摆布的投入等等。这些投入体验都有偏于一边或对某个现实目标的执着，因而往往痛苦大于愉悦，不是那种自由、应时、自足和真正“销魂”的“无为而为”。一句话，美感永不会现成化，因为一旦那样马上就“不美了”；它永远在“御风而行”。[4]

现在我们用一些例子来说明美感的这两个特点。朱光潜先生三十年成的《文艺心理学》第一章的题目是：“美感经验的分析（一）：形象的直觉”。[5]他在其中主张“意象的孤立绝缘是美感经验的特征”，[6]强调美感经验的直觉的特点。这与上面讲的第一个特点有关，也与第二个特点中讲的不落实到“某个现实目标”（“孤立绝缘”的本义）的说法相关。但如果将这直觉落实为直接获得感觉材料的感性直观，则“胶”[7]滞于眼前之物而失其本意了。所以，朱光潜先生在下一章马上讲到“心理的距离”，即“把世界摆在一种距离”[8]以外去看，这样才能“培风积厚”，使直观得到一个自由浮动的视域，“超脱目前实用”。[9]然而，这超脱也必“悬中取正”不可，不能落实为“纯客观的”超脱实用的态度。所以，“艺术家的‘超脱’和科学家的‘超脱’并不相同”。因为“科学家经超脱到‘不切身’（impersonal）的地步。艺术家一方面要超脱，一方面和事物仍有‘切身’的关系。”[10]所以这里讲的“距离”的原本意义既不止是“远”，也不止是“近”，而是“不即不离”。[11]可见对于“美”的探讨,说到真切之处，无不有一个绝不能被落实为“什么”的虚活不羁之“中”。光说个“距离”并不透彻。

美学上又有一派认为“移情”是美感的根源。但很明显，这里讲的移情不能只是单向的由我及物的外射，即“把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12]一个走夜路的孩子把坟地边上的古树想作树妖，一位看《哈姆雷特》最后决斗那一幕的英国老太太大声警告哈姆雷特“那把剑是上过毒的！”，在他们的移情中，所体验到的是恐惧感和焦虑感，不是美感；尽管这些感受有相通之处。产生美感的移情必是双向的、“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13]其中有冲动，亦有“遏止”，还要有不即不离的距离，这样才能让原发的而不是偏滞于某些对象的想象力“幻化”出、“虚－构”出海市蜃楼般的美感境界。

康德对于美感的这种彻里彻外的悬中性，也就是悬浮于当场之中的特性有较深刻的自觉，并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层层剥离那些防碍这种特性展示的因素，即阻塞鉴赏判断形成的现成化态度。美既不是使感官满意的快适，又不是通过普遍概念而使理性满意的善，而是那只使人本身满意的愉快。前两者都受制于某种对象，不管是感性对象还是概念对象，而表达美感体验的鉴赏判断“对一对象的存在是淡漠的，只把它的性质和快感及不快感结合起来。”[14]所以这三种愉快满足中“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15]因其与任何对象、当然也包括概念化对象无任何利害关系，美感经验与概念无关。[16]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它只与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相关；相反，由于当事人在美感体验中“感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他就不能找到私人的、只和他的主体有关的条件作为这愉快的根据，因此必须认为这种愉快是根据他所设想人人共有的东西。”[17]这也就是说，美感体验既是非概念的，又具有普遍性；当然这种“普遍”不是抽象的“种类”型的，而是来自“自由”或“总可能是或不是……”这种“悬权待动”状态的。[18]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美的一切特性－－她的娇嫩、[19]朴质、闲散、不经意，边缘化、出奇不意、至诚、等等－－都自这“自由”的本性而来。

说到形成美的表象的主观能力，康德认为既不可能只是感性直观，亦不可能只是知性统觉，而只能是在“各表象能力的相互关系间见到的”心意状态。[20]"这表象里的心意状态所以必须是诸表象能力在一定的表象上向着一般认识的自由活动的情绪。”这里讲的“自由活动”的一个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一定的概念把它局限在一个特殊的认识规律里”。这种自由活动并不意味着散乱，而主要意指一种原发的综合，即“多样的直观集合起来”的“想象力”。所以，美的表象的普遍可传达性“除掉作为在想象能力的自由活动里和知性里（在它们相互协调、以达到一般认识的需要范围内）的心意状态外，不能有别的”。[21]在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之外还并列上“知性”，似乎只有知性统觉才能“把诸表象统一起来”，这是康德的思想中不透彻或不够虚活的地方，因而他最后还是诉求于一个先验主体的现成统一性。但引文中括弧里的话表明他想尽量排除知性的概念统一性，只取其“相互协调”的功能。

康德在这里触及他的批判思想的关键，即居于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之间的（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意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特别是它的最重要又最困难的“演绎”部分，他曾将先验的想象力视为“先于统觉”的更原本的综合。“它本身为所有的经验可能性提供了基础”。[22]但在第二版里他收回了这种近乎或相当于现象学的观点，坚持统觉的第一性。然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看重这第一版中闪现出的现象学光辉。这个关键性的“想象力”在《判断力批判》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知性，但由于“美感”或“审美”问题天然具有的非概念本性，在这本书中是想象力而不是知性占了上风。这里的要点在于，必须将这种原发的想象力与再现的（已受制于某个过去对象的联想式的）想象力区分开来，而通常美学讨论中讲的“想象”几乎都是在后一个含义上使用。“如果现在在鉴赏判断里想象力必须在它的自由性里被考察着的话，那么它将首先不被视为再现，像它服从着联想律那样，而是被视为创造性的和自发的（作为可能的直观的任意的诸形式的创造者）。”[23]这就与胡塞尔讲的意向性构成或虚构，以及海德格尔讲的“自身的缘构”（Ereignis）有相通之处了。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着重阐发的也就是这种原发的想象力及其产生出的“纯象”（reinBild,pureimage）－－时间－－的存在论含义，[24]这种想象力在康德的美学观中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尽管他没有用很多篇幅来讨论它。在《判断力批判》第一章总注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当鉴赏判断是纯粹的时，愉快或不愉快是不顾及用途或目的的，而是直接地和对象的单纯观照接合着。……[这也就是]心意诸力和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的一个自由的无规定而合目的性的娱乐，在这里知性对想象力而不是想象力对知性服务。”[25]

在这里，的确是原发的想象力而非知性统觉在主宰局面。而我们知道：这种想象力没有任何可依凭的现成形式，但又在综合出和引发出“自由的无规定的合目的性”，因而是彻底地“悬中而行”的。就是这里讲的“合目的性”，也并不预设一个现成的目的；“它不具有一个目的表象而在[审美]对象身上被知觉”。[26]因此才能说它是“自由的和无规定的”，由之发生的是“没有规律的合规律性”。[27]这种“辩证话头”在康德讨论美感问题的语境中的确是可理解的。一般的看法认为康德的美学表现出“形式主义的的倾向”；但不要忘记，“形式”在康德这里已经通过“参两”（即回旋、“相荡”于感性与知性、非概念之情感与普遍性、自由与合目的性之间），[28]在相当程度上“悬中”化了，绝不只是与质料相对的形式，或现成化了的外形、样式、模式。三、“现象”（显现）的原发含义

“现象”（Phaenomen）对于胡塞尔指显现（Erscheinen）活动本身，又指在这显现之中显现着的东西（Erscheinende）；[29]这显现活动与其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比如意向对象）内在相关。首先必须将这种现象与传统西方哲学所理解的“现象”区别开。无论是经验论者（洛克、贝克莱、休谟）还是唯理论者（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等），都将现象看作由人的感官所受到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观念、印象、感觉材料，以及由它们直接混合而成的还未受反思概念规范的复合观念。简言之，就是在感觉经验中显现出来的东西。相当于胡塞尔讲的现象的第二层含义的末尾：“被显现出来的东西”；它失去了活生生的现象学脐带，即显现活动的构成和“在显现之中”的不断维持，因此而是现成的、个别的、私有的和纯主观的。这样的现象就与“本质”（Wesen,essence）、实体（substance）对应；被看作是认识的一个起点，却无真理可言，因为它无确定性、条理性和客观性。获得这种现象的心理过程就是感知，与思想、意志等心灵能力完全不同。这种感知被认为是“盲目的”、“完全被动的和私人性的”。如果依据这种现象和感知来说明美感，就会形成完全主观的、单纯心理表现的美学学说。它的失误主要不在“主观”和“任意”，而在于它说明不了美感的非现成的微妙发生性和“悬中”性。这种现象和感知太平板和现成化，毫无内在的生机。

胡塞尔讲的现象中含有一个意向性构成的生发机制；既体现在显现活动一边，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被显现的东西那一边。这也就是说，任何现象都不是现成地被给予的，而是被构成（konstituieren，又译为“构造”）着的；即必含有一个生发和维持住被显现者的意向活动（Akt）的机制。这个机制的基本动态结构是：意识或意向行为不断地激活实项的（reell）内容，从而投射出或构成着（在某种意义上是“创造”出）那超出实项内容的内在的被给予者，也就是意向对象或被显现的东西。[30]在第一节中已讲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人的意识活动从根本上是一种总在依缘而起的意向性行为，依据实项内容而构造出“观念的”（ideal）意义和意向对象（noema）；就象一个天生的放映机，总在依据胶片上的实项内容（可比拟为胶片上的一张张相片）和意识行为（放映机的转动）而将活生生的意义和意向对象投射到意识的屏幕上。所谓“意识的实项内容”，是指构成现象的各种要素，比如感觉材料（Stoff）或质素（hyle），以及意识行为；它们以被动或主动的方式融入一个原发过程，一气呵成地构成那更高阶的意义和意向对象，即那些人们所感觉到的、所思想到的、所想象出的、被意志所把握着的、被感情所体味着的、……。当然，低阶的意向对象可以成为更高阶的意向性构成中的实项内容，成为起奠基作用的要素，而那更高阶的意向活动及其构成物则是“被奠基的”。因此，除了有感觉直观之外，还可以有“范畴直观”，即构成那些不能被感觉到的意向对象，比如关系、事态及其表达式（包含系词“是”或“存在”的语句）的直观。对于胡塞尔，“直观”指有体现性内容的意向行为。他所讲的“范畴直观”的重要性或革命性在于反驳了这样一个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成见，即只承认有感觉的直观，而根本否定“知性直观”或“范畴直观”的可能。范畴活动属于知性和理性，因而是间接的，在感觉直观提供的感觉印象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整理和规范。胡塞尔讲的范畴直观尽管也是奠基于感觉直观之上的，但它本身毕竟是直观，是一气呵成的意向性构成，而不是对现成的感觉印象所进行的间断的、松垮的规整。换句话说，这些包含范畴活动的结果于其中的事态、关系和语言表达，也是“现象”，是活在意向性的当场构成之中的显现和被显现。

由此可见，传统哲学中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根本区别在这个现象学的构成学说中已不能维持了。范畴直观可以在一次性的特殊行为中把握有普遍意义的“关系”，比如系词现象中所包含的属性关系。而且，就是在感知行为及其意向构成物的初级层次上，传统的二元区别也站不住了。按照现象学，我们对一朵具体的红花的视觉并非就是一个或一串由视感官提供的感觉印象，而是由视觉的意向行为连续构成着的感知；其中有行为对感觉材料（由感官暗自提供的质素）的激活，及被感知到的意向对象－－一朵正在轻摆的红花。这里已有对于“个别的、特殊的”质素的激活式的超越，因而已含有对于“普遍性”的潜在知觉。整个感知的意向活动是一道无间断的“流”，而不是按联想律组合成的一串印象。所以，就是在基本的感觉中，我们也已经在以一隐蔽的、“边缘的”的方式知觉着一般性，比如“一般的红”、“一般的形状”，甚至“一般的花”。如果我们转移注意力，直接关注这花的红本身，那么我们就“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红和同种的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的同一的一般之物。……这里谈的是红的总本质或红的意义，以及在总的直观中红的被给予性”。[31]这种直观就既是感觉直观，又是普遍（一般）直观；用传统的说法已经很难讲清楚了。[32]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每一次感性知觉都只能是从一个观察角度面对一个事物的侧显面或投影面（Abschattung），不可能在实体的意义上显示出这个事物本身；但在意向性构成的意义上，“每一个知觉系列中的单个知觉已经是一个对于这个事物（diesesDing）的知觉，不管我从上面还是下面、里面还是外面看这本书，我总在看着这本书。”[33]由此我们看出意向性构成所具有的“直接熔贯性”（unmittelbareVerschmelzung）[34]的力度；它实际上能够穿透传统的多种二元区分。

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简称为《观念》）及他晚期的作品中，胡塞尔进一步反思了这样一种意向性构成的前提。他注意到了作为“实项”参与的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在场“因素”，即任何意向性活动都要运作于其中的视域（Horizont）或边缘域。以感性知觉为例，当我看桌子上的一张白纸时，不可避免地要同时以较不突出的方式也看到围绕着这张纸的周围环境以及其中的各种东西，而这种边缘域式的“看”以隐约的和隐蔽的方式参与着、构成着对这张纸的视觉感知。[35]在我看这纸之前（那时我正在看桌子那边的墨水瓶），我已经以依稀惚恍的方式看到了它；再往前，我则是以更加非主题的方式知觉这张纸的所处的环境；而当我的注意力或意向行为的投射焦点转向这张纸时，它就从这个它一直潜伏于其中的边缘域里浮现出来。当我的注意力转开后，它又退入隐晦的知觉视域之中。尽管胡塞尔的这一边缘域的思想受到过W.詹姆士（James）的意识流思想的影响，但这种知觉的“边缘域”和“晕圈”对于胡塞尔来讲绝不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切意向性活动的根本特性；它更深入地说明了从实项内容到意向对象的意向性构成为什么是可能的，如何实现的。这个视域或边缘域为意向性行为“事前准备”和“事后准备”了潜在的连续性、多维性和熔贯性；使得意向行为从根本上讲是一道连续构成着的湍流，而非经验主义者们讲的印象序列。而且，它还为从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

由此亦可看出，任何现象或意向性行为，比如知觉，从根底处就不是单个孤立的，它势必涉及到边缘域意义上的“事前”与“事后”，也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这种时间比我们平时说的物理时间、宇宙时间更内在和原本，胡塞尔称之为“内在时间”或“现象学时间”。对于时间本性的追究更清楚也更严格地表明了视域的不可避免。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孤立的“现在”，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传统的现象观所讲的那种孤立的“印象”；任何“现在”必然有一个“预持”（Protention，前伸）或“在前的边缘域”（HorizontdesVorhin），以及一个“保持”（Retention，重伸）或“在后的边缘域”（HorizontdesNachher）。[36]它们的交织构成着具体的时刻。这也就是说，任何知觉从根本上就涉及想象和回忆，只是这里涉及到的想象和回忆是原生性的（produktiv，生产的）而不是再生性的（reproduktiv，再造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使任何一个现象（知觉现象、时间现象、意志现象……）出现所必然具有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依据已有的现成现象而做的二手性想象、联想和回忆。依据这种时间观，“直观超出了纯粹的现在点，即：它能够意向地在新的现在中确定已经不是现在存在着的东西，并且以明证的被给予性的方式确认一截过去。”[37]这一思路令我们想到前述康德关于“先验想象力”如何与再现的想象力不同的说法。而且，这些边缘域或意向晕圈从其本义上讲就是联成一气的。我们的内在时间意识和众多体验共同预设、构成和维持着一个“世界视域”，晚期胡塞尔称之为“生活世界”，它是一切认知活动，包括科学认知的意义源头。当然，由于他将这本是纯境域的生活世界最终归为“先验的主体性”，将其产生的意义作观念（Idee）或意向对象式的理解，视域构成的思想被大打折扣，并没有被发挥到极致。

至于说到人们在言及胡塞尔时津津乐道的“现象学的还原”，它是一种为以上所介绍的这条现象学主线或主要视域开路的方法。胡塞尔很正确地看到，人们之所以很难进入现象学的视域，是因为受制于各种或显或隐的存在预设，即不加彻底考究就接受了某种现象和事物的现成被给予状态和被给予方式。比如传统哲学对于“现象”和“感性知觉”的看法。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被忽略或含糊了过去。“还原”就意在去掉一切现成的存在假设，从而剥离出一个现象学的态度。它认为那“在直观中原初地（可以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与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其被给与的那样，而且只在它在此被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38]这是一种“不再为任何现象的[形而上学]存在负责”，而只承认那能当场自身呈报者和维持者的态度。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真有了这种近乎于“纯任自然”的态度，在我们视野中出现的就会是含有生发、构成机制的现象和境域，而不再是传统哲学给出的世界图象和知识图景了。这个思路将我们引到了对现象学时间和生活世界这样的原本构成视域的认识；由此可见，承认那预持和保持着的视域世界的原发性与承认现成的存在者所集合成的世界的决定作用（社会环境决定论等等）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浸透了意向性的构成思想，是“悬浮”在一切存在者“之上”和“之中”的。

海德格尔充分吸收了现象学中所包含的意向性构成，尤其是视域（境域）构成的思想，但去除了其中那些还不尽乎纯的“观念化”、“先验主体化”的倾向。在他那里，视域本身而不是投射出这视域的主体和由这视域构成的意向对象、观念本质成了最本原的中心。首先出现的并非意向主体与一个个意向对象之间的认识论关系，而是纯视域化的人与作为构成境域的世界之间的相互成就的关系；也就是海德格尔心目中的存在论关系和解释学上的认知关系。这也就是说，离开了那原发的、预先准备下各种可能势态的世界境域，就不会有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存；而脱开人的根本的“意向构成”视域，也就说不上这样一个潜伏的意境世界。海德格尔的起点就已是人与“生活世界”的境域关联，他在1920年时称之为“实际生活的体验”；如第一节所言，这种生存境域化的体验是“不做任何种属区别的”，可被理解为不做现成的存在区别，因而可被视为还未具有任何观念上的存在预设的；因而是真正“自足的”和“充满意义的”，这是人与世界相交相生的原发状态。是充分“混沌化”和境域化了的；还没有受制于“主体性”和“观念化的意向对象”，但又饱含随时展现、乘机发动的生存势态和领会可能。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它说成是“缘在”（Dasein，指“人”或“人的生存状态”）与“世界”的相互构成关系，没有缘在的世界境域和没有世界境域的缘在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缘在“认识”世界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在一开始并非主体感知对象式的，而是境域化的，比如四周打量（Umsicht）的隐约了解，称手地（zuhanden）使用工具，与“他人”混然难分的“共同缘在”（Mitdasein），等等。海德格尔讲：“最切近的打交道方式并不是仅仅的知觉认知，而是操作着和使用着[工具]的牵念（Besorgen）。这种牵念具有它自己的‘认知性’。现象学问题首要地就是意指在这种牵念中所遭遇到的存在者之存在。”[39]他这里讲的牵念是“牵挂”（Sorge，熊伟先生译为“烦”）的在世间的一种形态，是比胡塞尔的“意向性”更原本的现象学行为，因为它更生存视域化，还没有去把捉一个被构成的观念本质或意向对象。一柄锤子的“存在”或“真本质”是不能作为一种现成在手的（vorhanden）对象而得到理解的，只要它脱开了原发的“缘在”式生存和直接的视域构成（在这里是称手的使用），就只是被观察、被分析、被生产的对象，因而成为次生的、再现的现象，而不是“锤子”自身或“锤性的纯现象显现”。只有当缘在以一种非线性指向的、不显眼的、充满了域状的明白劲儿的方式来使用这把锤子时，它的物性或存在本性才被当场揭示、“显现”出来。而且，你越是不意识到它的物质对象性和观念对象性，越是出神入化、冥会暗通地运用它，你与它的关系就越是具有缘在与世界之间的那种境域关联。

由此可见，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关键在于真切了解他的缘发构成的思路，这里一切现成状态（对象、实体的存在样式）都退居为二等角色。而要了解这条“湍急的”思路的关键之一就是明白它与在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学说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为先导，几乎不可能透彻地、有清楚的构成机理地理解海德格尔讲的“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以及其后的众多讨论。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之说虽然并未完全境域化，但它的好处在于从“描述心理学”入手，以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论问题为讨论对象；然后一步步地导向边缘域的思路，使人真切领会到这虚构着的“晕圈”的必然性和原发性。接下来，如果你能将这“边缘”之“域”放大为比“中心焦点”更原初的生存境域，明了人与世界从根本上是“虚极而作”的、纯视域构成着的，那么，你就真正进入了海德格尔讲的“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及其“形式－境域显示”的层次了。否则，就总是在臆测和望文生义，能感到海德格尔思想的魅力，却无门可入。

意向性范文篇9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著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意向性范文篇10

一、存在论的本体论

正如心学的始作俑者陆九渊一样，王阳明把“心”这个范畴作为他建构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天下之大本”，一切东西俱可接纳容存于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1]。王阳明有时亦把心称之为“性”或“良知”。“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2]；“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3]。这个本原之心具有先验构造功能，有了它，“天地以往，万物以育”[4]，因而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本体依据。“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5]；“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6]。要了解宇宙的奥秘，达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只须返观探求自己的心性良知即可，这是王学的精义所在。

先验本体——心的确立，奠定了王氏心学言路的存在论基调，即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人之在世生存确证着万物存在的意义。在外物之间“求理”亦只是为了明心践道，发明本心，是人生活动的手段而非目的。

基于此点，王阳明甚是反对背离现实人生和社会实践的纯粹认识活动，尤其是宋明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格物致知”之学。一则因为宇宙无限，事物的规律无有穷尽，而人生有限，难以尽识。“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况且即便明白了事物之理，恐怕于人的生存亦无甚裨益，因为人的世界是一个情感世界、价值世界，它并不听命于事物世界的因果法则。知识进路和道德修养并非一致，纵使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未必能明了人生的意义：“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7]？他自述早年曾同一位钱姓朋友观察一片竹林，试图从中有所启悟，结果两人先后“劳神致病”，终无所获。二则是人如果缺乏道德修养和正确的人生识念，求知越广，对人生危害越大，人间正道越加不明。“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8]。

王阳明认为，自宋儒以来世人中盛行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知而不行”的纯粹认识活动，使人陷入“茫茫荡荡悬空”的昏昧之境，背离了生存的本真状态，消弭了人生的意义，戕害了生命本体，这正是先贤指斥的那种“以学术杀天下”的恶劣情形。故而，他强调行动，要人们热忱投入“人伦事物之常”的社会生活，化主体内在的自律意志（心性良知）为外在的生存实践，即所谓“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并在广泛的生活实践中，获取理解人生的信念支柱。“人须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9]。对于逃避斗争、弃绝社会、遁迹世外，缺乏社会关心和道德关怀的佛学，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评。“释氏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想，渐入虚寂去了”[10]。

在王阳明看来，心虽具有先验的普遍性，但不能脱离具体事物抽象地谈论它，“吾儒讲心，未尝离却事物”[11]。毕竟王氏之“心”不同于近代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的“心”的概念，它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行动主体。心的发用流行，即是主体在同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亲历”中获得生命体悟和对事物价值察认的过程。因此，王阳明十分注重行动者自身对各种生命活动的体验，认为它具有无可置换、不可替代的性质。每一个体存在若要洞悉生存的奥秘，都要身体力行去生活中实践、行动，获取亲身体验。比如“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吃此苦，还须你自吃”[12]。又如“路歧之险夷，必须亲身履历而后知”[13]。

人之生存体验并非被动地受动过程。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每个个体在生存实践中都会把自身内在的意志施行于外物，使其本质力量加以对象化表现。而个体之每一生存实践都是一种自由地筹划和选择。实存者的行动选择完全由一己的心意而发，无须借助任何外在的偶像或权威，更不受制于外在事物和环境之影响。无论为人处世，或是求知明理，莫不皆然。对此王阳明表述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14]。

对个体意志及自我选择、自我行动的肯定，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价值世界的地位；心物一体（“心未尝离却事物”）的本体说明，又不至于导致人与实在世界的对立分裂，这样，王氏心学既为实存个体提供了理想层面的价值依托，同时又为心体的流用发明在现实中找到了落脚点，从而人的自由成为社会实践层面的可感之物，而非流于康德式的形而上的玄思。

二、现象学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亦有其精到独绝之处，他洞察到了人类意识活动及其对象间的特殊结构关系——意向性存在，并提出了一个极富创见的命题：“意之所在便是物”[15]。当然，他不可能达到胡塞尔那样的现代认识论水平，对意识活动的结构做出条分缕析地研究。

“意之所在便是物”，从自然主义（机械唯物论、旧实在论）的观点视之，是一个充满了强烈唯我论或意志至上论色彩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命题，其荒谬自不待言。然而，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来看，它又颇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意向性，根据胡塞尔的看法，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特殊功能，一种意义赋予和表达的基本结构。其间无论是“客体化”的符号认识活动或是“非客体化”的情感、意愿活动，它总是指向某一对象，即使这个对象不具有实在性。简言之，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王阳明对此具有相当自觉的认识，谓“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16]。然而，意向性问题如果仅限于认识论层面的探讨，必然疏离人的生存境况，这是实存（Existenz）哲学家不能同意的。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全部基本问题应是对存在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人们所说的意向性——单纯地朝向某物必须被回置到那个‘先于自身的—在之旁的—在之中存在’（sich-vorwey-sein-im-sein-bei）的统一的基本结构中去”[17]。

以常识而论，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不依赖于他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与人们是否关注着它，以及它是否在人的知觉中呈现都无大关碍。然而，此种情形对先验心学来讲并不具有自明性。在王阳明看来，实在世界总是作为人之某一知觉的关联项而存在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8]。如斯之论，决不等于贝克莱的荒谬主张：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把实在世界消解为纯粹意识现象，陷入了心理主义的泥淖。“意之所在便是物”，毋宁表明了这样一种性质：人类意识活动是拥有客观相关物的主观行为，任何一种主观意识都会有一个客观对象与之相适应，无论它是实在对象或是观念对象。换言之，绝对的客观性总是内在地蕴含于绝对的主观性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先验意识和先验自我的“心”才有资格充任万物的本体和现实世界的最后根据。

如此看来，先验心学无意否定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只不过是想改变其自然属性，使事物的自在存在化为一种为我的存在，成为向人的实存感性生成之物，彰显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性和事物的向来我属性。对此王阳明亦有着相当清楚的表述：“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19]据此，必须对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加以改造，方能恰切地理解先验心学的真义，即意识总是实存者对某物的意识，在世界中存在并且是世界之一部分的人同时又构造着世界。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被人知觉到或体验到，都将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寂之物，缺乏彼此区别的混沌的存在者或现象。没有实存者的意识活动，宇宙间万物的界限将会消失，世界将是一个物物不分的世界。当然，脱离了对象，人的意识活动将成为没有依托的纯粹机能，意向性活动亦不复存在。人与事物对象是一种互体的存在，二者互相发用流行。

对一个实存者来说，物的任何所予状态都是暂时的和不充分的。它们有待于人的知觉和统觉作用赋予意义，即经过意识的构成作用表现出某种秩序，形成一个属人的世界。王阳明十分强调这一点，认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这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20]。

不难看出，即便是在人之认识现象的考察中，王阳明的思考也时时透露出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与现代哲学精神达至一种巧妙的契合，展现了人的此在性质即他的生存本质：“能想象存在物为一存在物。并能对所想象的东西具有一个意识的根据”（海德格尔语）。

对于人和实在对象的意向性体验，王阳明做过如下生动的描述：“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1]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意向者的存在要先于意向活动本身及意向行为中的存在。在未有意向者之前，花开花落，是一个纯然的事实性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命活动来说，它是一种外在于实存者的“死寂”之物。在人的意向性行为中，花成为人情感投射的对象。意向者在移情状态中会把所视之花当作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生命个体，仿佛她正向自己亲近和致意，宛然就是一个与自己生存活动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友，顿然觉得她“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概言之，自然之物的存在是通过人自身活动的明证性才得以证明的，它不能离开人的意识活动加以抽象地说明，亦即不能在人的“心”外。

三、现象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哲学的认识论表明，先验心学是一种彻底主体性的哲学，主体及其生存活动是一切客观事物和绝对存在的根据和中心。心物合一、体用不二的心学本体规定，保证了主体的先验完满具足性，并为主体的实存提供了最终的理性依据。如何认识这个先验主体，并以此作为实存者一切活动的自明开端，成为王氏心学本体论建构中至为重要的方法论环节。

王阳明认为，作为先验主体的“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碍滞的”[22]，它“廓然大公，寂然不动”[23]，但由于人的贪欲和习俗观念的影响而遭破坏。现实生活中人之道德沦丧，世风的败坏，无一不是人之心性败坏所致。人们若要获取美好的人生，进达澄明之境，就须设法回复人之本然的心性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采用“扫除”、“充拓”的方法是通达和洞察先验本心的不二法门。这种方法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亦被称为Epoché，意为“悬置”、“中止判断”，含有对先验意识以外的东西“排除”或“使失去联系”之意。不过，王阳明的“现象学还原”即“扫除”、“充拓”方法比胡塞尔的先验悬置更为彻底，因为先验悬置的“排除作用”就是把纯粹意识以外的经验之物“加上括号”，但这意味着“被置入括号者并未从现象学的黑板上被抹消”，它依然存在着，只是暂时未被考虑。[24]

王阳明认为，要认识和回复“明莹无滞”的本然之心，就要对“遮隔”心性的“私欲”进行清理，抛弃经验世界里的功名利禄之想，“将好色好名好货等私”“扫除廓清”，充拓得尽。“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25]。对于因“习心”即历史文化传统流传教育而成的偏见和习惯因素而致的“本体受蔽”的状态，王阳明教人“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去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26]。态度如此决绝明断。与此相比，胡塞尔无论实施“对存在的加括号”还是“对历史的加括号”，立场都要暧昧和保守得多。先验心学显示出了一种更加坚决彻底的“现象学还原”的态度。

实施现象学还原的途径，王阳明认为有直觉顿悟和渐修省察两种。前者是其先师陆九渊鼓吹的“易简”功夫，适宜于那些天资聪颖之人，这类人往往“直从本源上悟入”，“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27]。后者适用于资质一般甚或鲁钝之人，这种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之天理之精微，是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28]。

在王阳明看来，一旦人的先验纯然之心得到回复，“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人将走向“天人合一”的圣境，那时“天地万物”也将“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人会因此“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29]。这是一个何等快乐的人生！

在王阳明整个思想体系中，认识论和方法论均统一于本体论。其整体哲学特征典型体现了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传统，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不作主客体的硬性区分，不对实在作孤立的概念性把握，而是认可并维持未被规定的对象的整体客观性，从内部渗透并阐明这种对象，把先验自我归入一个业已向其显现的东西之中，一个恬然澄明的现象之域。在这个现象之域中，任何主客体的分别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意味上，王氏心学是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存在论的先验现象学。

王阳明的哲学亲切简易，贴近现实人生，独出新意又不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在明、清之际显赫一时，而且在近现代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和革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借鉴外来文化，认识挖掘王学中的合理因素，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一个极富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1]《王文成公全书》卷4，《与王纯甫二》。

[2][8][9][12][15][18][25][28]《王文成公全书》卷1，《传习录》上。

[3][6][13][23]《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

[4]《王文成公全书》卷8，《书朱守乾卷》。

[5]《王文成公全书》卷32，《年谱》一。

[7][10][11][14][19][20][21][22][26][27][29]《王文成公全书》卷3，《传习录》下。

[16]《王文成公全书》卷26，《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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