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范文10篇

议会范文篇1

集中核算又称之为一级核算。它是指企业所有会计工作都集中在会计部门进行核算的一种会计工作组织形式。在这一形式下，企业下属各职能部门，包括生产部门及职能科室只对本部门成本科室发生的经济业务编制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定期的递交会计部门，并据以调制记账凭证登记总分类账及所属的明显分类账，编制会计报表。这一核算方式便于减少核算的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但如果企业职能部门机构庞大，生产复杂，则会计部门工作量就会增加，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

会计集中核算制是指财政部门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在单位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单位会计和出纳，各单位只设报账员，通过会计委派，对行政事业单位集中办理会计核算业务，融会计核算、监督、管理、服务于一体的会计委派形式。

（一）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基本做法

从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基本运作模式看，其基本做法就是在机制创新上“三分离一公开”

1．会计业务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分离

以往会计做假行为的发生，多数是会计业务的决策者即单位的领导指使，会计人员出于行政上的领导关系或自身利益需要而具体操作。而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则使会计业务从各单位的内部处理变为会计核算中心的集中处理，会计人员的隶属关系与单位分离，单位领导不可能指使会计集中核算机构的会计人员做假，这种管理模式使想做假却没人去做。

2．财务审批与会计监督的分离

过去多数部门的财务机构设置是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融为一体，财务部门负责人既是财务审批人也是会计人员，在会计事项处理上经过部门负责人审签同意的原始凭证，既表示符合财务制度的财务审批又表示符合会计处理规范的会计监督审批。这种集双重职能为一身的管理方式，缺乏财务与会计的相互制约，使单位内部的会计舞弊行为成为可能。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财务审批职能由单位行使，会计监督职能由会计核算中心行使，在审批责任人和实际操作人上形成分离，通过双重制约职能的建立，使得想做假也没人敢做。

3．会计凭证的存放管理与单位分离

过去会计业务处理完毕后，全部会计档案均由本单位保存，多数单位是长期在财务部门保存，当会计做假行为发生后，外人很难得知。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会计档案由会计核算中心处理并保存，按照会计稽核制度的要求，稽核人员对可疑的会计凭证可以与出具凭证的单位进行核查。同时会计核算中心的运行过程既受各预算单位的监督、财政部门内部的监督，也受来自审计纪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部门对预算单位的财务状况、会计凭证等进行审计的同时，也是对核算中心的审计。

4．会计业务处理的过程公开

在过去的分散核算形式下，会计业务的处理过程是封闭的，对会计业务的知情范围非常有限，往往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在会计集中核算形式下，一项会计业务处理，至少要经过单位的经手人、证明人、财务审批人和报账员、会计核算中心的审核会计、记账会计和会计主管等七个环节，对数额较大的还要经过单位的主管领导、会计核算中心的分管领导等审批。整个业务处理过程又是在“一站式办公，柜组式作业”的运作方式下进行。知情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公开，变“暗箱操作”为“阳光作业”，从运作机制上就形成了对舞弊行为的有效遏制。

（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职能

会计集中核算是融会计服务和管理监督为一体的新型会计管理模式，其基本职能是：在纳入集中核算单位的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和财务自主权不变的情况下，由会计核算中心各单位行使资金结算、会计核算职能，同时又行使财政资金的监督职能。对各核算单位的财务收支采取“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办法，实行“一厅式办公，柜台式作业”。纳入单位的各项资金收支由核算中心严格按规定和相应的科目列入预算，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管。会计集中核算模式是通过建立专职的会计核算机构，由专业化的会计人员，运用现代化的会计处理手段和科学规范的会计处理方法，集中办理各单位的会计核算和监督业务。具体运作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会计业务的决策者与执行者分离，会计人员的隶属关系也与单位分离，解决了会计人员“顶得住站不住，站得住顶不住”的问题，会计业务处理由各单位处理变为核算中心处理，制止了作假行为。二是财务审批与会计监督分离，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财务审批权由单位行使，会计监督职能由核算中心行使，具体审批人与实际操作人实行分离，形成双重制约机制。三是会计资料的存放管理与单位分离，进一步健全了监督制约机制。四是会计业务处理实行公开，每项会计业务的处理，至少要经过单位经手人、财务审批人、报账员、核算中心审核会计、记账会计和总会计等六个环节，整个处理过程又是在“一厅式办公、柜组式作业”的运作方式下进行，知情范围扩大、运作过程公开，形成“阳光作业”，从运作机制上有效遏制了舞弊行为。

二、单位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的效果

（一）强化了财政监督力度，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取消了各单位自设的银行账户，由会计核算中心在银行为各单位设立分户，并预留单位付款印鉴。预算内资金由财政拨入各单位的基本账户，预算外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先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再按规定拨到各单位的账户上，使预算内外资金由过去的分散管理变为集中管理。有效解决财政资金调度紧张的问题，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通过对单位每笔资金的审核，全方位和全过程监督，保证每笔资金按预算、按项目使用，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夯实了会计基础，强化了会计监督

会计集中核算的实行使财政监督的阵地前移。报账单位遵守财经纪律的意识明显增强，许多报账员经常事先向核算中心询问有关经济业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及有关支出的开支标准，有效地杜绝了乱支滥用，有效遏制了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三）推动了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使会计人员的人事权、考核权等从单位分离出来，改变了会计人员“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的被动局面，增强了会计核算与会计监督的独立性，使会计人员能够坚持原则，站稳立场，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大胆监督，解决了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等问题，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四）核算中心的成功运行为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改革、国库集中支付纵深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核算中心为部门预算的编制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和基础的资料，促使单位严格执行预算；同时为政府采购的纵深发展提供了空间，凡规定纳入政府采购的物品或劳务，统管单位违规的，核算中心将予以拒付；凡部门预算中没有纳入的采购项目，单位自行办理的，核算中心也不予报销。核算中心使政府采购真正实现了采购权、物品使用权、资金拨付权三权分离。

（五）监督效果显著

澄城县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三年多来，共累计核算金额6.4亿元，纠正和完善不规范票据13084张，金额达577.3万元；拒绝不合理支出票据2120张，共涉及金额388.2万元（其中包括超标准会议费、差旅费、电话费，不符合规定的津〈补〉贴以及各种违规罚款等）；拒付应列入政府采购而擅自办理的业务22笔，金额106.1万元；拒绝向不符合财政拨款规定的二级单位甚至无拨款关系的单位拨款15次，金额111.7万元；对非定点修车、超标准接待以及用途不明确的支出等也提出了规范性要求，既为财政把好了关，又为单位理好了财，维护了财经秩序。

实践证明，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路子是正确的，对于强化会计监督及促进县域经甚至是我国经济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能使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都是有必要去行动的。因此，我希望各有关人员能积极努力去行动，为祖国的富强起积极作用。

会计集中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基本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会计集中核算制这种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尽管新闻体、会计理论、具体操作、具体操作部门以及纪检、监察和财政部门都给予肯定，但作为实践产物的会计集中核算制总是滞后于实践本身的发展，在实践中暴露出来一点的局限性，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1、会计监督工作存在盲点。

由于会计人员脱离了各委派单位的实际业务工作，很难详细了解情况，并且同时负责多个单位账务，无力掌握每个单位业务细节，使会计监督工作存在盲点。单位计划买什么，花多少钱，是否真正产生这项经济业务，在单位没有去核算中心前，会计人员一无所知。这种监督也只能是事后监督。在单位报账时，只能根据单位报来的单据是否合法来判断，只要单据合法有效，不管单据上反映的经济业务是否属实，都必须办理报销业务。所以说会计信息的质量得不到制度上的充分保证。

2不能完全堵塞经费支出漏洞。

节约财政支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出发点。会计工作人员对单位核算的监督如果只是事后监督，那只能做到以单据论单据，不合理支出不会减少，漏洞也不能完全堵塞，腐败行为照样发生。

3、工作量大，核算中心工作员少。

各单位的财务工作，在实行会计核算制后，由财政部门在银行开始统一核算账户，集中办理资金收付，按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报账员等候核算的时间较长，核算中心的工作员少，从而使单位和委派会计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核算量大的核算中心，矛盾更突出。

4、核算中心制度建设滞后于业务的发展。

会计核算中心成立时间较短，各项规章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发展的业务要求，某些方面已经制约了会计业务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一是核算中心职能定位于会计人员职责定位衔接不紧。二是会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会计人员坚持坚持制度和原则的底气不足。三是控制会计人员的岗位风险缺乏长效机制。

（三）基本对策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关键是要结合形势和任务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会计集中核算制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转变会计职能，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化。

着重预算执行信息的反馈和控制，必须加强资金支付的事前控制，明确资金支付是否应该支付、如何支付。工作人员在收到预算单位支付申请后应确认是否可以支付，如何支付，然后才通知银行付款。会计核算中心的发展，必须要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尽快扭转核算中心为单纯的核算机构的观念。

2、正确处理现行开支标准与实际支出的关系。

在会计集中核算实践中，现行行政事业单位开支标准与具体繁杂的实际支出有一定的差距，如何把握好既坚持规章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实际开支的报销问题，以保证单位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这是对核算中心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判断能力的严峻考验。一方面，如果对超出标准的开支一律不予报销，则有可能影响各部门、各单位行政任务的完成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统一财务制度开支标准是行政事业财务工作中正确处理事、人、钱、物四者之间关系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如果对超出规定的开支只要单位领导审批后就一律报销，这不仅违背了财务制度，放弃了会计监督，而且还可能助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最终也不利于各部门、各单位行政任务的完成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处理好开支标准与实际支出的关系尤为重要。

3、完善内外监控制度，确保财政资金、财产物资的安全。

由于财政性资金集中管理后，财政资金管理的风险也大为集中，必须加强内控，建立内部制约机制，防范风险。每一笔支出都应实行事前审核，核对金额，在保证凭证真实、准确、合理、合法后，才能通知银行付款。要建立和完善大额费用审批制度、超指标审批制度、超用款计划审批制度、大额借款审批制度以及预算单位的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明确责任。同时，会计核算中心还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向预算单位反馈资金支付的信息，与单位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接受财政内部监督部门、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单位财产物资的安全。

4、加强审计，规范行为，明确责任，防范风险。

会计集中核算的主体是政府，凭借的职能是政府社会经济管理权和国有资产所有权。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必须加强会计人员的服务意识，加强审计对会计的再监督，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规范会计人员行为，防止其滥用政府权力和形成新的官僚作风。会计人员离不开与钱财打交道，有着较高的执法风险，只有强化风险意识，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对会计人员上岗、任期和离任前的定期及不定期审计力度，才能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确保会计人员清正廉洁和健康成长。

5、建立远程报账系统和远程查账系统。

议会范文篇2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结语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议会范文篇3

会议纪要是一种记载和传达会议基本情况或主要精神、议定事项等内容的规定性公文。

会议纪要具有指导性、纪实性、概括性的效果。

2．会议纪要的分类

就性质可分为办公室会议纪要和专项会议纪要；就表述形式可分为决议式纪要，概述

式纪要和记录式纪要；根据内容可分为决议性纪要和综合性纪要。

3．会议纪要的结构

分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

（1）标题。会议纪要的标题一般由会议名称和文种两项构成。

（2）正文。包括前言、主体、结尾三项内容。

前言概括交代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参加人、主持人、会期、形式等组织情况，说明主要议题，然后用“现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主体是会议纪要的核心内容，主要反映会议情况和会议结果。写作时要注意紧紧围绕中心议题，把会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会议形成的决定、决议，准确地概述清楚。结尾即会议纪要的结束语，一般是向收文单位提出希望和要求，有的会议纪要没有结尾部分，主体内容写完，全文就结束。

（3）落款。包括署名和时间两项内容。署名只用于办公室会议纪要，署上召开会议的领导机关的全称，下面写上成文的年、月、日期，加盖公章，一般会议纪要不署名，只写成文时间，加盖公章。

4．会议纪要的实例

会议纪要

第六号

县商业局年月日

十二月二十日，局长主持召开局长会议。就年前的几项主要工作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现特记要于后：

一、关于商场争取修建

资金的汇报，从此行来看，效果明显。外商资金颇丰，问题是要我地银行担保，方能贷到款，目前正通过县府领导协调银行出面担保，以解我局修建资金的燃眉之急。

二、关于一九年财务解决的问题。

会议认为，全系统的财务解决必须按照县府召开的财政决算会议精神办理，盈利企业要保证年度计划盈利的完成，亏损大户企业要以尽量多减亏，微亏企业要扭亏为盈。全系统要坚决完成县府下达的亏损不突破59．50万元的目标。

三、关于九五年度商业工作初步打算问题，讨论认为95年的目标任务：

（一）销售总额完成8000万元，增长20％以上；

（二）工业产值完成2650万元，增长15％以上；

（三）生猪收购12万头（其中：食品公司10万头，肉制公司2万头，含内销2万头）以上力争达到15万头，增长80％以上；

（四）实现利润（按上年同口径）亏损不突破40万元，减亏30％以上；

（五）项目投资500万元以上，增长10％以上；

（六）肉联厂、酿造厂、曲酒厂均要完成一个技改项目，商业企业要完成1—2个引进商工业项目；

（七）一季度现销售要完成1500万元以上，工业产值要完成700万元以上，实现利润1万元，达到现年的35％以上。

四、关于局机关的经费管理问题：

（一）关于局机关行政经费的超支情况：会议听取了彭大礼同志关于行政经费开支的汇报，财政年度拨款14．52万元，支付15．16万元（不含12月份的发生开支额），预计全年超支2．3万元，主要超支范围是：医药费1．36万元，水电费600多元，正常工资中财政不认帐的每人每月27元，计11000多元，更不认帐的职工的保留津贴27500多元，加之上年度遗留赤字9000多元，因此，超支额大，机关行政经费十分紧张，需要量入为出来办好事情。

（二）为了弥补行政经费的严重不足，对局在外的各项借款、自组款、集体商业管理费等款项在年底要大力组织催收，其奖励原则按局（）第2号纪要中的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执行，局可用自组资金1万元来弥补行政经费的部分缺口，把赤字800多元左右，遗留到下年度报销。

（三）会议鉴于行政经费紧张，加之自组资金又不多的状况，经反复测算研究，对九四年度职工的保留津贴实行部分兑现，每人每月按50元发放，所差部分今后也不再补发。

（四）会议研究，对于去年底大门前电线失火事故的维修2000多元，建议由天然气公司解决。

（五）为庆祝“两会”，局举办的狮子队的费用超支部分，会议决定，由局自组资金给予弥补

报销。但今后的公益活动费用应在企业摊销多少的情况下量入为出，再不能出现超支现象。

以上各款，望局各股室及时付诸实施。

发：各股室、各领导

办公室根据会议纪录整理

＜概述式纪要＞实例

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沿长江五市对外开放研讨会纪要沿长江五市（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对外开放研究会，于199×年7月15～16日在庐山经纬宾馆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以上海浦东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战略决策之后，由《求是》杂志社经济部、江西省体改委、九江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来自五市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及部分新闻单位的代表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着如何搞好沿长江对外开放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发言和深入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搞好沿长江的对外开放意义深远重大。过去13年，我们的开放政策主要是向沿海地区倾斜，这是完全必要的，它为全国的对外开放起了先行探索和示范的作用。现在，中央提出进一步扩大沿长江和沿边的对外开放，这对于在沿海开放的基础上，形成“沿海——沿江——沿边”的整体开放格局，实现我国对外开放“全方位、多元化”的战略目标，推动对外开放向内地深入，促进沿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长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江流域占国土面积的1／5，人口近4亿，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多。这里资源丰富，交通方便，城市密布，市场发达，人才荟萃，是我国最具自然地理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综合优势相结合的地方，开发潜力巨大，前景良好。扩大沿长江的对外开放，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人才，开拓国际市场，可增大开发长江的力度，加快开发步伐，从而为国民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扩大沿长江的对外开放，对五市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为此，代表们指出，搞好沿长江对外开放，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联系实际找差距，真正解决和克服长期束缚人们手脚的认识问题。要增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形成齐抓经济工作的合力；要进一步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拓搞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办法和新途径；要强化商品经济意识，克服温饱即满，不愿冒风险，不敢迈大步的小农思想，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理；要树立全局观念，防止和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树立一盘棋的战略思想。

议会范文篇4

[关键词]判断会计理论会计理论判断

由于受到主观条件以及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主观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去辨别这些认识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形成的认识做出判断。会计界也是如此，当人们对一个会计理论有新的认识、看法，人们便会分析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就需要对会计理论进行判断。

一、会计理论判断的界定

（一）会计理论判断的概念

会计理论判断作为一个复合词，是由会计理论和判断所组成，所以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判断。

1．判断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定义判断：“真假的问题依事物的对象的是否联合或分离而定，若对象相合者认为相合，相离者认为相离就得其真实；反之，以相离者为合，以相合者为离，那就弄错了。”传统逻辑学对判断下了定义：“判断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任何思维对象都具有一定的性质，并与其他事物对象具有某种关系。思维对象的性质与关系即为属性。所谓断定，就是指明对象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属性。

2．会计理论判断的概念

通过对判断的清楚认识，再结合会计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会计理论判断是指对会计理论的性质以及两个或者更多的会计理论概念或者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

（二）会计理论判断的特征

为了更加深刻认识会计理论判断，需要对其特征进行分析。会计理论判断的特征主要有：

1．有所断定。无论会计理论判断多么复杂或者多么简单，它总是要肯定会计理论对象具有某种属性，或者否定会计理论对象具有某种属性。如果无所断定，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会计理论对象具有某种属性，那就不是会计理论判断。

2．真假之别。每一个会计理论判断本身都存在着是否与事实相符合的问题。符合实际情况的会计理论判断为真，反之，则为假。

3．恰当性。会计理论判断的恰当性是指对会计理论既符合实际又恰如其分的断定。对会计理论的断定是否符合实际，这不仅是会计理论判断的真实性问题，同时又是会计理论判断的准确性的问题。所以判断恰当必须以判断真实为基础，准确地反映会计理论的实际情况。要对会计理论做出恰当判断，要求研究者一定要有关于会计理论的丰富的实践知识，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

4．发展性。随着人们对会计理论的认识的发展，会计理论判断也在发展着，从一个会计理论判断过渡到另一个会计理论判断。会计理论判断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认识事物，从而提高会计理论判断水平，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认识事物的属性。

5．辨证性。会计理论判断的辨证性是指在会计理论领域中，会计理论判断所包括的内容具有对立与统一的辨证关系。会计理论判断是由主词、宾词和系词三部分组成。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是既包含同一又包含差别的辨证关系。宾词是主词的一般性，主词是宾词的特殊性。肯定判断的目的就是要确定主词就是宾词。

二、会计理论判断的方法

1．理论法。运用基本理论判断是指运用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作为判断指南，来指导人们对会计理论进行判断。例如，人们对会计本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记录和计算的记账、算账和报账的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它以商品价值运动为管理对象，以货币计量为主要形式，以核算、监督为基本职能，通过搜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讲求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第四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第五种观点会计是为提高经济效益，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采用现代化的专门方法，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管理的系统。

以上观点的提出，实际是人们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指导人们不断深入认识会计理论发现其本质规律，最后得到会计本质是一个系统的正确判断。

2．事实法。事实法是指根据实际情况对会计理论所做出判断的方法。例如，在判断会计理论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命题的时候，可以利用事实法对其做出判断。会计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会计学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会计学具有内容充实、体系完整的学科体系，经济的发展要求会计是一门科学。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会计是一门科学。

3．逻辑法。逻辑法就是指利用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知识，对会计理论做出判断的方法。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又称概念的含义。内涵是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全部对象，又称概念的对象范围。外延是概念的量的规定性。

4．比较法。比较法就是指通过对两个或者更多的会计理论概念进行比较、辨别从而做出的方法。例如，在判断会计目标和会计任务是否一致的问题上，首先应该对二者的概念进行比较，会计目标时“会计的目的或宗旨”，会计任务是“期望会计所达到的目的和要求”。显然，二者是一致的；其次对会计目标和会计任务的性质进行比较，二者是相同的，都具有理论性、规范性和实践性。

5．分类法。分类法是指对分层次结构的会计理论有所判断的方法。会计理论划分层次，基本原则就是每个类别所包含的内容不能有交叉。例如，有人对会计行为规范体系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会计前提规范、会计法律规范、会计技术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前提规范包括会计假定、会计目标，会计技术规范包括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利用分类判断法知道，作为同一个层次内容，其内容不应该有交叉，然而会计假定是会计准则的一部分内容，这就出现了交叉内容，所以笔者认为把会计行为规范体系这样分层次不是很合理的。

值得强调的是，笔者只是将人们在做出判断时所运用的方法分解成单一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对一个会计理论做出判断时往往可能是多种方法共同作用的结果。

议会范文篇5

【关键词】会计准则;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费用化

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把提高和增强臼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必然促使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企业总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会计处理的修订也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这一需要。

一、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概述

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分研究活动和开发活动两部分来界定。研究活动是指为取得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布。开发活动是指为了在商业性生产或使用之前形成新的或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工艺等,而把科学技术知识有计划地付于实践的活动。

1.研究与开发活动两者的区别。(1)风险不同。研究活动只是一种初步性的探索和调查分析,能否获得预期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开发活动则是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经可行性分析可以确定的收益。(2)结果不同。研究活动一日,成功便可产生一种可利用的知识,它是一种初步的智力成果,不进一步开发便不具有经济价值;而开发活动则是利用研究的结果产生一种专利权或非专利技术等,其结果一旦成功便形成企业的资产。

2.研究开发活动支出的具体内容。包括:职工的工资和其他与聘用人员有关的费用;用于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消耗材料和劳务费用;研究和开发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与研究开发有关的间接费用;其他费用。

二、国际上流行的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从国际上看,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确认不外乎二种情况:全额费用化、全额资本化、有条件的资本化。几个代表国家的情况如下表:

(一)全额费用化

即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发生时全部作为期间费刖,直接计入当期利润表的“管理费刚”项目中。

1.全额费用化的理由:(1)能够真实的反映现金流量。(2)单个研究项目能否产生未来经济效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即便是不确定性因素会随着研究开发项目的进展而消失,但研究开发项目仍具有极高的失败率。即便一个项目结束研究开发阶段,一个新产品、改进产口或改进流程投入市场或使用之后,失败率仍然很高。(3)从资产确认的可计量性标准考虑。可计量性的标准要求一项资源不能依据会计处理的目的确认为资产,除非这项资源在取得或开发时,它未来经济收益能被确认并能客观地计量。

2.全额费用化的优点:(1)全额费用化处理遵循了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2)会计处理方法简便,易于操作,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业务操作能力要求相对较低;(3)全额费用化处理递延了企业的应交所得税,使企业当期的费用增大,从而减少当期应交所得额,可使企业获得递延纳税收益,起到“税收挡板”的作用。

3.全额费用化的弊端:(1)不符合会计原则:配比原则、真实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2)歪曲了自创无形资产的价值。全额费用化的处理方式将成功的研究开发项目的成本在发生时就计入了当期费用,这样,企业获得的无形资产的入帐价值就只包括获得成功后向国家专利部门申请、注册、审查等法律手续费用,而将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开发过和成本,排除在无形资产价值之外。企业在研究开发成功后取得的新技术,如果不向政府专利部门登记注册取得专利权,而是通过企业本身的保密手段达到独自占有的目的,则这种专有技术就无入帐价值可言。这显然歪曲了企业自创无形资产的价值。(3)有利于企业操纵利润。一项专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往往涉及数额巨人的经费支出,耗时长,企业管理层可以通过控制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时间和规模,对不同期间的盈余进行调节,使得企业当期业绩迎合市场的预期,以达到美化利润的目的。(4)容易造成企业领导在管理上的短视行为。由于现代管理者的任期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把研发支出全额作为费用核算,该项支出的增加必然会引起本期利润的下降。管理者不愿因为业绩下降而引起投资者的不满,也不想看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结果,于是就减少研发费用支出。这样,短期利润数字比较好看,却损害了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5)延缓了税收收入。在当今社会,智力要素主导型的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国家税收人部分来自智力主导型公司,而研究开发费用是这些公司的主要支出。把应予资本化的研究开发费用人为地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提前抵减了应纳税所得额,递延了公司的纳税时间,延缓了国家税收收入。(6)企业自行开发成功的成果不在帐上反映,而将其出售,转让时则会产生一笔可确认的收入,从而造成了一种只要改变所有权就能产生资产的假象。

(二)全额资本化

即将研究开发费用在发生当期归集起来,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无形资产项目中,一直等到开发成功取得收益时予以摊销。

1.全额资本化的理由:(1)企业投入人量资金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是为了获得术米经济利益,而不是作为当期生产所必须的制造费用。(2)研究与开发活动必然产生某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专有技术等,获取未来经济效益并增加现有价值和企业整体价值。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支出目的是为了能为企业将来带来经济利益,即是为了以后期间的收入而发生的支出,与当期收入不相关,应该资本化,作为无形资产列示于报表中,在以后它们创造收益的过程中再逐渐转化为费用。(3)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应总体考虑一个企业的所有研究开发活动来决定。如果企业总体研究开发计划未来收益的可能性很高,则那些活动的全部费用都应资本化而不论单个项目未来收益的确定性。

2.全额资本化的优点:(1)资本化的研究开发费用作为无形资产将列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将使投资者知晓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从而给投资者传递关于企业未来发展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信息。(2)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摊销将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管理层对无形资产预期收益评估的信息。(3)有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如果把研究开发费用予以资本化,能使财务报表中资产、费用、利润等数据更好地说明企业价值的大小,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最大目标的实现。

3.全额资本化处理的弊端:(1)不符合稳健性原则。(2)因为对预期未来收益的会计处理目的不是基于整个企业的大范畴的支出而进行估价,而是基于单个或相关的交易或项目支出,而且,一个企业全部研究开发计划可能有一些不同阶段的项目和最终成功的确定性不同的项目组成。(3)将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随后按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分期摊销,在实际操作上有一定困难,也给企业利用此会计政策来调节损益留下了空间。

(三)有条件的资本化

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分开,所有研究费用在发生时作为费用处理,对于开发费用,只要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具有开发成功的可能性,就应作为资本化处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开发费用则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在随后的会计期间也不能确认为资产,即为“有条件的资本化”。

1.有条件的资本化的理由:有条件的资本化依据的是研究活动和开发活动与未来经济利益关系的不确定程度不同。

2.有条件的资本化处理的优点:(1)符合费用与资产的确认条件。研究是一个技术可行性的探索阶段,一项研究项目可能与好几个开发项目有关,有的开发项目能取得成功,有的开发项目却遭致失败,很难辨别哪些研究费用属于成功开发项目,哪些研究费用属于失败项目,故能否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是不具有确定性,风险性人,相关成本难以计量,确认为费用是合理的;而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阶段,因而带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故将技术上可行,项目成功可能性人,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很高,相关成本能够计量的开发费用确认为资产也是合理的。(2)全部费用化的方法能很好地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损害可相关性原则,而全部资本化能很好地遵循相关性原则,却又忽视了谨慎性原则。一定条件下资本化则协调了谨慎性原则和相关性原则在该问题上的矛盾,既可以避免费用化带来的资产低估,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化所带来的风险。(3)从会计信息质量看,能真实地反映企业拥有资产的价值,真实地反映企业收益状况,从而提高信息的相关可靠性,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

3.有条件的资本化的弊端:(1)这种处理在实际操作中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研究与开发过程的费川在实际中往往较难划分,研究和开发活动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阶段,其本身就带有模糊性和人为性,况且研究和开发活动往往相互混杂,要求会计人员通过职业判断来区分研究与开发费用,这就势必要求具备高素质的会计人员。(2)容易被当作利润的调节器,因为划分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主观性强,判断开发费用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也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所以往往被企业管理者当作利润的平衡木。

三、我国新旧会计准则制度对研究开发费用处理的相关规定

1.当今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2001年初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第13条的规定:“自行开发并依法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帐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显然,我国现行制度是采取全额费用化的模式。

2.于2007年1月1目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新《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七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山与开发阶段支出。

四、我国会计准则修订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是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即属于全额费用化的处理方式,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研究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将开发费用有条件地资本化,即属于有条件的资本化的处理方式,前已分析两种处理方式各自的优劣。现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分析修订的原因:

1.现行处理已不符合重要性原则。

2.现行处理对软件行业的冲击很大。目前,我国研究与开发费用主要发生于软件行业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是软件开发人员开发的软件,并且主要是对外销售,这就涉及到产品的成本与定价问题。而这些企业发生的主要费用就是其在软件开发过程投入的研究费用,若采用全额费用化,不仅违背配比原则的要求,甚至将严重低估该行业的资本,不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

3.现行处理使得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核算失去意义。因为国家对注册费心、费用都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如商标注册费,每个商标国家规定收取1000元,软件著作权登记费用300元,国家对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费用也都有统一规定,既不会多收,也不会少收。如果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只是核算注册费用,则任何专利的价值都是同等的;任何商标的价值都是同等的;任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价值都是同等的:任何植物新品种权的价值都是同等的;这样,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无形资产核算的意义。实行有条件的资本化才能准确核算无形资产的价值。

4.旧规定不利于非货币性交易中资产的计价。在非货币性交易中,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价值。若以一项企业自行开发的专利权换入一辆汽下,白行开发的专利权账面价值中只包含注册费60000元,而研究开发费用820000己计入管现费用,该专利权评估价900000元,用这项专利权换入一辆账面价与评估价都是900000元的汽车。按照我国现有会计制度的规定,换入资产的成本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则该汽下的入账价值应该是60000元,可见,这将低估用无形资产换入的固定资产和存货,使企业的资产总额低估,防碍了企业的融资等活动。

5.从我国的现实经济环境来看,资本化处理更具有积极意义。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推崇的是个人财富最大化,因此纳税利益驱动是影响企业会计行为的主要因素。

6.改革后能进一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会计国际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实行有条件的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费川处理趋于一同。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指出:为评价白行开发无形资产是否符合确认标准,企业应将自行开发过和分两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而在开发阶段,则可能产生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而,某些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开发费用应予资本化。可见,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对研究开发费用的相关处理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有助于我国会计走向国际化。

五、具体操作建议

由于准则对研发费用处理规定的改革,相应地,其核算方法也要作山相应的改变,由于新的准则并未对其核算方法进行具体地说明现设想如下:

(一)科目设置

研究开发费用”、“研究开发投资”、“研究开发风险准备”、“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四个帐户。“研究开发费用”为损益类科目,用来核算企业计入本期费川的各种研究支出与不符合资本化条什的开发费用,并与其他管理费用分开列示于利润表中的期间费用类。

“研究开发投资”科目,用来归集开发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投资,按开发项目设置明细帐,一般的开发项目的投入产出期达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相当于一种长期投资,故将其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长期投资类。“研究开发风险准备”科目,用来核算企业期末按开发投资的一定比例提取的开发风险准备金,该科目按开发项目设置明细帐,是投资就有风险,即使开发费用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其也有风险,作为“研究开发投资”的备抵帐户,类似于“坏帐准备”科目,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的研究开发投资之后。该比例可以通过以下做法确定,每隔一定时间,由专家评估小组评估、预测,将一个科研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分为三种情况:极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大t-90%);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在50%~90%);很可能不成功(成功的可能性小于50%)。当然,很可能不成功的开发项目肯定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项目理应属于极可能成功和可能成功的项目,极可能成功的项日其风险小,其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成功的项目其风险相对高,其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可相对高,具体的比例由专家评估小组确定。“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也是“研究开发投资”的备抵帐户,其类似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其计提金额的确定,可类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的确定方法,即帐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差额。完成程度可比照劳务完成程度的确定方法:已完工的测量,这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测量法,由专业测量师对已经完成的开发工作进行测量,并按一定方法计算劳务的完成程度或者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二)帐务处理

1.企业发生的研究费用和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费用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费用

贷:银行存款(应付工资、原材料、累计折旧)

会计期末“研究开发费用”科目的余额结转至“本年利润”科目后应无余额。

2.企业发生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费用,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投资

贷:银行存款(应付工资、原材料、累计折旧)

3.企业按“研究开发投资”的一定比例提取研究开发投资风险准备时,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费用

贷:研究开发风险准备

4.企业计提研究开发的减值准备时,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费用

贷: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

5.如果某项研究开发项目成功时,会计分录为:

借:无形资产

贷:研究开发投资

同时,应冲销该项目按研究开发投资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风险准备

贷:研究开发费用

同时,应将研究开发减值准备转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6.如果某项研究与开发项目失败时,则将该项目的研究开发投资扣除该项目已提取的研究开发风险准备金后的余额,转入“研究开发费用”科目,会计分录为:

借:研究开发费用

研究开发风险准备

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

贷:研究开发投资

(三)研究开发费用的披露

1.表内披露。“研究开发费用”科目列示于利润表的三大期间费用之后,将其门属于期间费用;“研研究开发投资”科目列示资产负债的长期投资类;“研究开发风险准备”于“研究开发投资”之后,接着增设“研究开发投资净额”项目,现设想如下:

研究开发投资

期初研开发投资

本期发生的研究开发投资

减:本期转出的研究开发投资

其中:失败的研究开发投资

形成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投资

减:研究开发风险准备

研究开发投资减值准备

研究开发投资净额

在利润表后设置附表“研究开发费用明细表”,在资产负债表后设置附表“研究开发投资明细表”,用以按项目披露主要研究开发项目发生情况。

2.表外披露。加强研究开发费用的表外披露,主要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包含以下内容:企业费用化金额占总的研发费用的比例;资本化金额所采用的摊销方法;说明研究开发费用的主要投入方向;研究开发成功与失败的比例;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本期转入“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投资金额;本期失败转入研究开发费用的研究开发投资金额。

(四)该种处理方法的优点

1.通过对研究开发投资与研究开发费用的分别核算,信息使州者可以从会计报表的“研究开发投资”中获知截止到某一时点企业开发费用中符合资本化条件尚未开发成功的为多少;从转入“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投资”可以了解企业白创成果的原始价值和创新能力;从“研究开发投资净额”中获知相对谨慎稳健的某一时点企业开发费用中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总额;再通过对报表附注的了解,报表使用者不但能够正确评价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更能客观地评价企业在无形资产上的投资效益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等,从而能够作出正确决策。

议会范文篇6

非政治学专业的读者也许认为研究制度类型是政治学家天经地义的工作。但是，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本世纪初的政治学，十分注重对於制度的描述与分析；但五十年代以後，政治学界发生了所谓「行为主义革命」，对制度的描述分析让位于对「政治行为」一一冲突、联盟、投票等一一的研究。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才在更高阶段上恢复了政治学对制度类型的传统关注。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自然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可以从政党制度上划分，如两党制和多党制；可以从投票制度上划分，如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等等。本文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制度，即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理想类型」：(如下图所示）议会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依赖

1.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

2.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能力.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

1.立法机构有其固定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2.最高行政权力亦有其独立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制度不全如这两大理想类型那麽纯粹。本文将分析到「半总统制」等混合型。但是，从「理想类型」开始分析，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到最关键的制度特征上。特别是，议会制的「理想类型」是英国议会制的一个合理近似；总统制的「理想类型」是美国总统制的一个合理近似。这就给我们以更多的理由从理想类型开始分析。

本文将首先分两节介绍西方学者近年来对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优劣的分析；然後，第四节将指出这些西方学者观点的不足之处：提出「路径相关」的政治制度演化观；第五节将以总统制与议会制的选择为例，探讨民主制度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以期加深我们对民主理论的认识。二、议会制

相当一批政治学家，认为议会制是新近民主化国家的适当选择。耶鲁大学的林兹（JuanLinz）教授是这一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明确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于「导向稳定的民主」。其原因是总统制有如下基本弱点：合法性二元化

由于在总统制下，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即各自有独立的选举基础，故造成民主合法性基础的二元化。具体来说，当总统和国会多数发生分歧时，「没有一个民主原则可以决定谁更代表民意」。（Linz，1992，p.10）这常常是引发军人于政从而解决相持不下局面的原困。拉丁美洲的不同军人政权就是这样缘起的。

照林兹看来，合法性二元化所带来的总统制民主的不稳定性问题：促使巴西等国近年来试图举行公民投票，从总统制转到议会制。後者具有合法性一元化的特点，即最高行政长官（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产生，而不是独立选举之给果，从而保证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合法性二元化的另一弊病，是容易造成总统的事实上的专权。林兹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此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议会的750名成员是不同政党、地区的选举产生的代表，而路易·波拿巴是全体选民选举产生的总统，这就给後者提供了声称更有普遍代表性的口实（尽管事实上的得票数可能远远不足半数）。近来，俄国总统叶利钦和议会的冲突，最终以血洗议会而告终，也是叶利钦声称比议员更有代表性的恶果之一。

总之，合法性二元化，在林兹看来：造成了民主不稳定、特别是总统专权的弊病。固定任期的刚性

总统制的另一弊病，是林兹所谓的总统任期的刚性：一选四年或六年不变。相反，在议会制下，总理可以随时被议会多数党所换，如撒切尔夫人未到议会大选期就下了台。这就给议会制提供了灵活性。这一灵活性有两方面：一是容易更换不称职的行政首脑，二是容易长期留任有经验有能力的行政首脑，而不必受固定任期的约束。只要议会多数党支持某一行政首脑，他或她可以长期干下去。总统选举的零和性

林兹认为总统制还具有一大弊病，即总统选举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所谓「零和博弈」，即一方全胜意味著另一方全败。总统固定任期的刚性，更加剧了总统选举败方的心理压力。在新的民主制度刚建立不久的时候，总统选举昀「零和博弈」特性，更容易导致败方在民主「博弈规则」之外去另寻出路。

相反，议会制选举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点，一方胜不意味著其他方全败。林兹解释道：「虽然议会选举也可能产生一个党的绝对多数，怛更多情况是多个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议席。权力分亭和结盟是相当普遍的。」（Linz，1992，p.123）这就使得败方不至于全败而走到民主体制之外去。这一议会制优点根本上还是来自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相互依赖：因为在议会制下，最高行政首脑必须得到立法机构中多数的信任才能生存，故他或她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和给盟，这就造成了各方的「非零和博弈」即使行政首脑在议会制下未能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他或她可以通过「宪法手段」一一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来解决争端；而不必像总统制下的「合法性二元化」局面：总统与国会的矛盾死结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因双方都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总之，与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固定任期刚性」和「选举零和性」相对，议会制具有「合法性一元化」、「任期灵活性」和「选举非零和性」，这些特点使得议会制在民主转型中更有利于新民主体制的巩固，因为议会制导致行政首脑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并具有解决合法性争端的民主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的Alfredstepan教授十分支持林兹关于议会制优越性的论点。他进一步做了统计研究，试图说明林兹的论点。他首先排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4个会员国，因为新兴民主化浪潮发生在这24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外。然後，他统计出从19刀到1989年间，共有38个国家至少试验过一年的民主政体。这38个国家中又有18个从1980年到1989年间一直保持民主政体。他用下图说明在这38个国家中，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易使民主巩固，即「民主生存率」在议会制下（65％）高於在总统制下（20％）。

Stepan进一步统计了从1973到1987年间新兴民主化国家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的年数之和，特别是其中行政首脑享有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年数，如下表所示(略)：

Stepan认为此表支持了Linz关於议会制下行政首脑必须寻求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结论。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议会制下，参加统洽联盟的小政党是政府中的制度化的成员，他们不仅能够争取到部长的席位：而且常常被指定到部长的位置。结盟的各方都有合作的动机，如果他们不希望此届政府倒台的话。这种情形下，在立法机构中有4个或6个政党的议会民主可以运转得相当好。但在总统制下，合作的动机大大减少了。总统的办公室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总统也可能选非本党成员进入内阁，但非本党成员不是作为联盟政党的代表而作为个人加入内阁的。

因此，如果总统的党在国会中只有少於10％的席位如巴西的情形），他仍然可以长期（在任期内）统治。」（Stepan，1992,p.15）

综上所述，林兹和stepan等学者，从理论和统计研究出发，得出了议会制优於总统制（特别是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所遇到的明显挑战是美国的总统制。许多学者，包括林兹和stepan本人在内，都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稳定的民主制国家：但美国一直就是总统制。为了自圆其说，林兹等人诉诸一种「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居中，多数人不左不右，故「合法性二元化」等总统制的一般弊病在美国并未造成大问题；反之，新兴民主国家中社会经济矛盾激烈，总统制的「二元合法性」、「固定任期」和「零和选举」很易导致新生民主政体死於摇篮之中。三、总统制

另外一批政治学家，以加大学的MatthewSobergShugart和JohnCarev为代表，主张总统制具有议会制所不具备的下述优点，从而更适於民主转型中的制度选择。事後可追究性

主张总统制优越的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选民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即所谓「向后看的投票」（retrospectivevoting）；而选民在总统制下比在议会制下更具有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这是因为总统具有固定任期，不像议会制下两次大选之间行政首脑经常更换，从而使选民有明确的「事后追究对象」同时，总统制下的立法机构议员，由于有与行政首脑的［相互独立性」，也比在议会制下容易被选民「事後追究」事前可辨识性

与「事後可追究性」相平行，选民在总统制下对于行政首脑有较大的「事前可辨识性」。有些学者对於「事前可辨识性」进行了定量指标研究，将「可辨识性」定於0和、之间。「1」在此意味著行政首脑职位100％可在选民投票时被（事前辨识」，即选民们知道自己在把其麽人选到甚麽行政职位上。显然，总统制的「事前可辨识性」接近於「1」，而议会制的「事前可辨识性」只有0．39，这意味著超过半数的情形下选民不知自己在选其麽行政首脑（Shugart和Carey，p．45)相互制约

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总统制的批评者强调「合法性二元化」造成行政与立法两家扯皮、僵持不下的死胡同；但总统制的支持者指出，正是「合法性二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独立地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在总统所属的政党也拥有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时，「合法性二元化」不会造成扯皮，而是促进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相互制钓。相反，议会制下的多数党往往反倒不能制的本党组成的行政机构，因为多数党议员不愿使本党政府倒台，从而常常被行政机构牵看走。更大的民主性

支持总统制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它具有比议会制更大的民主性。其原因是，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可能越过局部地域性的代表，直接选择行政首长。如果像在议会制下那样，民众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则很难避免「中间层」（「代表」）的保守性，从而基层民众的意愿往往不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仲裁人角色

由於总统有固定任期，支持总统制者就认为总统可以充当不同政党冲突的仲裁人角色，持这种意见的人推论，既然总统任期固定：他往往到时不得不让步妥协，否则其麽也干不成。半总统制可集总统制与议会制精华之大成

支持总统的最後一个论点，是诉诸於法国政治学家MauriceDuverger的「半总统制」概念。严格说来，「半总统制」是介於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制度类型。怛强调总统制的主要特征是［二元合法性」的学者，把「半总统制」划得靠近「总统制」。故「半总统制」的优点可以补总统制之不足。根据Duverger定义，半总统制有以下三点特徵：

1，总统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

2．总统享有相当的立法和其它政治权力；

3．同时存在看总理和内阁：履行行政职权，并受议会信任票的制的。

由此可见，「半总统制」涉及两个［二元合法性」：一方面是总统制下的立法与行政首脑的「二元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行政首脑机构之内的「二元合法性」一一一即总统与总理的二元合法性。在「丰总统制」干，当总统所属的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时，该体制实与总统制无别；但当总统所属的党及其联盟不占议会中多数时，总统则必须任命一个反对党的总理，正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不得不任命希拉克组成反对党政府一样。这样，半总统制实际上缓和了总统制的「任期固定刚性」的缺点。

当然，反对半总统制、支持议会制的人，认为总统与总理之间的「二元合法性」将造成所谓「同居的危机」。他们认为，密特朗与希拉克之间相互拆台：结果甚麽也干不成。支持半总统制的人反驳道，这种行政首脑机构内的「合法性二元化」，可以通过给总统诉诸「全民公决」（referendum）的权力来解决。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於1961年不顾议会反对，诉诸「全民公决」，通过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临时政府的决定。此後，在1961年至1969年闲，戴高乐6次诉诸全民公决，直至第6次公决结果反对戴高乐的决定：他才被迫辞职。

另一种解决行政首脑机构内「合法性二元化」的途径，是给予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而立法（decree）的权力。德国1919至1933年间的魏玛共和国，是「半总统制」体制，Hindenburg总统常用行政命令立法，而铙开与议会的冲突。下表给出了总统行政命令立法在1930至1932年间显著增加的数字(略)：

总之，支持「半总统制」的人认为，行政首脑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问题，可以通过诸如「全民公决」、「总统行政命令立法权］等安排来解决。在此问题解决之後，行政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反而帮助缓和了总统制下「选举零和性」的困难：因为「零和选举」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二元合法性所造成，当行政之内出现「二元合法性」时，「零和选举」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意义上说，「半总统芾h是集「总统芾h和「议会制」优点於一身的一种制度类型。四、路径相关性

前面两节对议会制与总统制（含半总统制）的描述性介绍，未对这两种芾』度的历史成因作深入分析，给读者一种纯形式主义的印象。本节将超越纯形式主义，以英、美两国为例介绍有关制度形成中「路径相关性」的思想。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诺斯的说法，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上，「历史」并不重要，制度可以任意形成，亦即无「路径相关性」。但现实世界显然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的。在这里，政治学中的新芾踱主义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对「交易成本」的理解是一样的。该词都是指「维持制度安排运转的费用」：包括建立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流通成本，等等。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相关性」（path一dependency）：某一制度一旦形成（其成因可能是偶然的），就对其今後发展轨道有很大制约性，甚至更有效率的制度也难能取代它。

「路径相关性」的经典例子，是PaulDavid1985年对打字机键盘英文字母安排的研究。字母开始的安排次序是因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并非经过科学研究的最有效率的安排。但是，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指法，厂家也大部标准化了生产，再另起炉灶就困难了。这就是所谓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相关性」W.BrainArthur指出，「路径相关性」由下述四种机制而自我维持：（1）大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2）学习效应，即某种制度或技术一经形成就「越用越灵」；（3）协调效应，即与其他制度安排的配套、(4)预期效应，即人们心理上对制度的适应（North，p。94）。

将制度的「路径相关性」纳入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理解诺斯所谓的「多种平衡」（multipleequilibrium），即有多种可能的「制度解」，但哪一种制度形成和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有关。

拿美国总统制为例。上述批评总统制的人，似乎主张当时美国应采英国议会制。但是，并实上，正如那鲁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Dahl）所指出的，当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讨论如何形成行政首脑时，英国的「议会制」（行政首脑对议会负责）尚未形成，故美国的总统制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引自Lijphart．p.57)。当时，英国的内阎还是对国王负责的，与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并无干系。美国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选举最高行政首脑。

那时：美国各州已有宪法。这些州宪法都规定州行政首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一种自然的想法，是在联邦政府上重演付政府的安排，由国会选举产生总统。怛麦迪逊等人反对这一主张，因所谓「联邦党人」，即是要求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麦迪逊怕国会选举总统会造成总统权力大弱，无法形成有力的行政机构，回到1776年「大陆会讥」的无联邦行政机构的状况。但是，对于有人提出的直接全民选举总统的办法。许多人又担心总统受「多数的盲目情绪所左右」。权衡下来，1787年的制宪会议确定了由「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安排。所谓「选举团」（electioncollege），是由各州指派与该州众、参议员人数相等的人所构成。制宪会议虽然规定「选举团」成员由各州立法机构指派，但自1830年後，「选举团」成员往往只是「照本实发」本州选举结果，故总统实际上是由全民直接选举的。这就是「总统制」在美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从「路径相关性」观点看，支持议会制的人批评美国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有失於非历史性。当时英国也并没有可供美国学习的［议会制」。由于英国本身的历史条件，议会慢慢将内阁从对国王负责争夺到对议会负责，形成了「合法性一元化」的「议会制」，怛这并不说明议会制就比「总统制」一定高明。总之，新制度主义的「路径相关性」观点，显示出历史地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五、形式与实质

上述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总统制、议会制优劣的争论，总的来说，是局限在「形式主义」的民主理论之内的。所谓「形式主义」，就是说只注重制度的形式（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而不重视不同社会力量在同一制度形式下实现自身实质性利益的不同机会。近代西方哲学有根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从康德的「以认识论取代本体论」到「逻辑实证论」，均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性哲学取向。这种「形式主义」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体现，就是「形式主义」的民主理论。在本世纪较早企图对「形式主义」挑战的理论家，当推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一1933）的施密特（Car1Schmitt）。在1923年发表的《议会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施密特对议会制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探讨。总之，与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固定任期刚性」和「选举零和性」相对，议会制具有「合法性一元化」、「任期灵活性」和「选举非零和性」，这些特点使得议会制在民主转型中更有利于新民主体制的巩固，因为议会制导致行政首脑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并具有解决合法性争端的民主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的Alfredstepan教授十分支持林兹关于议会制优越性的论点。他进一步做了统计研究，试图说明林兹的论点。他首先排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4个会员国，因为新兴民主化浪潮发生在这24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外。然後，他统计出从19刀到1989年间，共有38个国家至少试验过一年的民主政体。这38个国家中又有18个从1980年到1989年间一直保持民主政体。他用下图说明在这38个国家中，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易使民主巩固，即「民主生存率」在议会制下（65％）高於在总统制下（20％）。

Stepan进一步统计了从1973到1987年间新兴民主化国家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的年数之和，特别是其中行政首脑享有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年数，如下表所示(略)：

Stepan认为此表支持了Linz关於议会制下行政首脑必须寻求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结论。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议会制下，参加统洽联盟的小政党是政府中的制度化的成员，他们不仅能够争取到部长的席位：而且常常被指定到部长的位置。结盟的各方都有合作的动机，如果他们不希望此届政府倒台的话。这种情形下，在立法机构中有4个或6个政党的议会民主可以运转得相当好。但在总统制下，合作的动机大大减少了。总统的办公室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总统也可能选非本党成员进入内阁，但非本党成员不是作为联盟政党的代表而作为个人加入内阁的。

因此，如果总统的党在国会中只有少於10％的席位如巴西的情形），他仍然可以长期（在任期内）统治。」（Stepan，1992,p.15）

综上所述，林兹和stepan等学者，从理论和统计研究出发，得出了议会制优於总统制（特别是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所遇到的明显挑战是美国的总统制。许多学者，包括林兹和stepan本人在内，都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稳定的民主制国家：但美国一直就是总统制。为了自圆其说，林兹等人诉诸一种「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居中，多数人不左不右，故「合法性二元化」等总统制的一般弊病在美国并未造成大问题；反之，新兴民主国家中社会经济矛盾激烈，总统制的「二元合法性」、「固定任期」和「零和选举」很易导致新生民主政体死於摇篮之中。三、总统制

另外一批政治学家，以加大学的MatthewSobergShugart和JohnCarev为代表，主张总统制具有议会制所不具备的下述优点，从而更适於民主转型中的制度选择。事後可追究性

主张总统制优越的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选民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即所谓「向后看的投票」（retrospectivevoting）；而选民在总统制下比在议会制下更具有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这是因为总统具有固定任期，不像议会制下两次大选之间行政首脑经常更换，从而使选民有明确的「事后追究对象」同时，总统制下的立法机构议员，由于有与行政首脑的［相互独立性」，也比在议会制下容易被选民「事後追究」事前可辨识性

与「事後可追究性」相平行，选民在总统制下对于行政首脑有较大的「事前可辨识性」。有些学者对於「事前可辨识性」进行了定量指标研究，将「可辨识性」定於0和、之间。「1」在此意味著行政首脑职位100％可在选民投票时被（事前辨识」，即选民们知道自己在把其麽人选到甚麽行政职位上。显然，总统制的「事前可辨识性」接近於「1」，而议会制的「事前可辨识性」只有0．39，这意味著超过半数的情形下选民不知自己在选其麽行政首脑（Shugart和Carey，p．45)相互制约

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总统制的批评者强调「合法性二元化」造成行政与立法两家扯皮、僵持不下的死胡同；但总统制的支持者指出，正是「合法性二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独立地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在总统所属的政党也拥有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时，「合法性二元化」不会造成扯皮，而是促进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相互制钓。相反，议会制下的多数党往往反倒不能制的本党组成的行政机构，因为多数党议员不愿使本党政府倒台，从而常常被行政机构牵看走。更大的民主性

支持总统制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它具有比议会制更大的民主性。其原因是，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可能越过局部地域性的代表，直接选择行政首长。如果像在议会制下那样，民众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则很难避免「中间层」（「代表」）的保守性，从而基层民众的意愿往往不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仲裁人角色

由於总统有固定任期，支持总统制者就认为总统可以充当不同政党冲突的仲裁人角色，持这种意见的人推论，既然总统任期固定：他往往到时不得不让步妥协，否则其麽也干不成。半总统制可集总统制与议会制精华之大成

支持总统的最後一个论点，是诉诸於法国政治学家MauriceDuverger的「半总统制」概念。严格说来，「半总统制」是介於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制度类型。怛强调总统制的主要特征是［二元合法性」的学者，把「半总统制」划得靠近「总统制」。故「半总统制」的优点可以补总统制之不足。根据Duverger定义，半总统制有以下三点特徵：

1，总统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

2．总统享有相当的立法和其它政治权力；

3．同时存在看总理和内阁：履行行政职权，并受议会信任票的制的。

由此可见，「半总统制」涉及两个［二元合法性」：一方面是总统制下的立法与行政首脑的「二元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行政首脑机构之内的「二元合法性」一一一即总统与总理的二元合法性。在「丰总统制」干，当总统所属的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时，该体制实与总统制无别；但当总统所属的党及其联盟不占议会中多数时，总统则必须任命一个反对党的总理，正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不得不任命希拉克组成反对党政府一样。这样，半总统制实际上缓和了总统制的「任期固定刚性」的缺点。

当然，反对半总统制、支持议会制的人，认为总统与总理之间的「二元合法性」将造成所谓「同居的危机」。他们认为，密特朗与希拉克之间相互拆台：结果甚麽也干不成。支持半总统制的人反驳道，这种行政首脑机构内的「合法性二元化」，可以通过给总统诉诸「全民公决」（referendum）的权力来解决。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於1961年不顾议会反对，诉诸「全民公决」，通过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临时政府的决定。此後，在1961年至1969年闲，戴高乐6次诉诸全民公决，直至第6次公决结果反对戴高乐的决定：他才被迫辞职。

另一种解决行政首脑机构内「合法性二元化」的途径，是给予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而立法（decree）的权力。德国1919至1933年间的魏玛共和国，是「半总统制」体制，Hindenburg总统常用行政命令立法，而铙开与议会的冲突。下表给出了总统行政命令立法在1930至1932年间显著增加的数字(略)：

总之，支持「半总统制」的人认为，行政首脑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问题，可以通过诸如「全民公决」、「总统行政命令立法权］等安排来解决。在此问题解决之後，行政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反而帮助缓和了总统制下「选举零和性」的困难：因为「零和选举」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二元合法性所造成，当行政之内出现「二元合法性」时，「零和选举」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意义上说，「半总统芾h是集「总统芾h和「议会制」优点於一身的一种制度类型。四、路径相关性

前面两节对议会制与总统制（含半总统制）的描述性介绍，未对这两种芾』度的历史成因作深入分析，给读者一种纯形式主义的印象。本节将超越纯形式主义，以英、美两国为例介绍有关制度形成中「路径相关性」的思想。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诺斯的说法，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上，「历史」并不重要，制度可以任意形成，亦即无「路径相关性」。但现实世界显然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的。在这里，政治学中的新芾踱主义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对「交易成本」的理解是一样的。该词都是指「维持制度安排运转的费用」：包括建立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流通成本，等等。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相关性」（path一dependency）：某一制度一旦形成（其成因可能是偶然的），就对其今後发展轨道有很大制约性，甚至更有效率的制度也难能取代它。

「路径相关性」的经典例子，是PaulDavid1985年对打字机键盘英文字母安排的研究。字母开始的安排次序是因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并非经过科学研究的最有效率的安排。但是，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指法，厂家也大部标准化了生产，再另起炉灶就困难了。这就是所谓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相关性」W.BrainArthur指出，「路径相关性」由下述四种机制而自我维持：（1）大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2）学习效应，即某种制度或技术一经形成就「越用越灵」；（3）协调效应，即与其他制度安排的配套、(4)预期效应，即人们心理上对制度的适应（North，p。94）。

将制度的「路径相关性」纳入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理解诺斯所谓的「多种平衡」（multipleequilibrium），即有多种可能的「制度解」，但哪一种制度形成和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有关。

拿美国总统制为例。上述批评总统制的人，似乎主张当时美国应采英国议会制。但是，并实上，正如那鲁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Dahl）所指出的，当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讨论如何形成行政首脑时，英国的「议会制」（行政首脑对议会负责）尚未形成，故美国的总统制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引自Lijphart．p.57)。当时，英国的内阎还是对国王负责的，与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并无干系。美国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选举最高行政首脑。

那时：美国各州已有宪法。这些州宪法都规定州行政首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一种自然的想法，是在联邦政府上重演付政府的安排，由国会选举产生总统。怛麦迪逊等人反对这一主张，因所谓「联邦党人」，即是要求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麦迪逊怕国会选举总统会造成总统权力大弱，无法形成有力的行政机构，回到1776年「大陆会讥」的无联邦行政机构的状况。但是，对于有人提出的直接全民选举总统的办法。许多人又担心总统受「多数的盲目情绪所左右」。权衡下来，1787年的制宪会议确定了由「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安排。所谓「选举团」（electioncollege），是由各州指派与该州众、参议员人数相等的人所构成。制宪会议虽然规定「选举团」成员由各州立法机构指派，但自1830年後，「选举团」成员往往只是「照本实发」本州选举结果，故总统实际上是由全民直接选举的。这就是「总统制」在美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从「路径相关性」观点看，支持议会制的人批评美国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有失於非历史性。当时英国也并没有可供美国学习的［议会制」。由于英国本身的历史条件，议会慢慢将内阁从对国王负责争夺到对议会负责，形成了「合法性一元化」的「议会制」，怛这并不说明议会制就比「总统制」一定高明。总之，新制度主义的「路径相关性」观点，显示出历史地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五、形式与实质

上述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总统制、议会制优劣的争论，总的来说，是局限在「形式主义」的民主理论之内的。所谓「形式主义」，就是说只注重制度的形式（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而不重视不同社会力量在同一制度形式下实现自身实质性利益的不同机会。近代西方哲学有根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从康德的「以认识论取代本体论」到「逻辑实证论」，均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性哲学取向。这种「形式主义」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体现，就是「形式主义」的民主理论。在本世纪较早企图对「形式主义」挑战的理论家，当推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一1933）的施密特（Car1Schmitt）。在1923年发表的《议会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施密特对议会制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探讨。施密特首先批评了流行的对议会制思想基础的解释。按照流行解释，「议会是人民的委员会，政府是议会的委员会」（Schmitt，p．34）。施密特指出这一解释的两个困境。第一，「人民的委员会」并无理由必须是多个代表（议员）组成，一个人也可以代表人民；第二，在议会制下，议员不能随时被选民召回，但政府却随时可被议会投不信任票而倒台，而这种「议会是人民的委员会」和「政府是议会的委员会」之间的不对称性是缺乏思想基础的。

接著，施密特指出议会制的真正思想基础是对「公共辩论与讨论」的倍念，即议会的本质在于提供「公共辩论与讨论」的场所。施密特强调，近代绝对主义国家理论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机密」诅的影响，故议会政治在反对绝对主义王权时自然主张「公共辩论与讨论」。

作为议会制的思想基础，「公共辩论与讨论」必须能产生「平衡」的结果。这正是议会制主张者的信念。施密特指出：这种对「辩论平衡」的信念：是与当时流行的对「外贸平衡」、「权力平衡」、「情感平衡」、其至「饮食平衡」的信念相一致的，可能都受到牛顿「平衡力学」的深刻影响（Schmitt。p．40）。「辩论平衡」意味著各派观点在辩论後能达成大家一致接受的「平衡」结果（可能包含某派观点的让步妥协）。如果这一点在事实上不再成立，议会制的思想基础就不再成立，也就出现了施密特所说的「议会民主的危机」。这正是魏玛共和国後期的情况。

施密特尖锐地指出：「今天，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决策并不是公共辩论的平衡结果……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小的排他的委员会关起门来做决策，而大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这种小委员会内达成的协议恐怕比任何政治决策对千百万人的利益都更有影响……如果在议会的实际操作中，公开性和讨论变成了空洞无益的形式，那麽：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议会便已丧失其原有的基础与意义。」（Schmitt，p．50）

为了挽救魏玛宪法和共和国：施密特认为必须改变空洞的议会辩论，加强总统的权力。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是「半总统制」，已经给了总统不小权力，如总统任期7年，有单方面解散议会的权力等等。怛施密特认为这些还不够，他要求总统多用魏玛宪法第48条款所赋予的「紧急行政命令权」（decree）。

由此看来，施密特对「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限於议会制，他对强大的总统制还是寄予厚望，认为它能解决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但是，魏玛共和国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希特勒的上台，深刻地证明了形式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即不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若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都无法成为有效的制度。

这一社会条件，就是比施密特的「辩论平衡」更广义的「力量平衡」。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就对魏玛共和国的「力量平衡」形成和破裂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成立。当时德国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前景使许多人向往。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等参加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真正使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得以维持的，是1924年至1930年形成的劳工、资本家和戌克地主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旦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抽掉了这一「力量平衡」的基石，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形式就陷人了危机，终于以1933年希特勒的士台而告终。

但是，虽然施密特对「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不乏深刻之处，他却又滑到了完全不请民主的制度形式的极端。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神学：主权概念四讲》中。该书开卷头一句话即定义「主权」（sovereign）为「对甚麽是规则的例外的决定权」。因此，施密特後来终於成为第三帝国的宪法辩护人：是有其自身的理论根源的。

那麽：怎样才能超越「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局限，而又不蹈人施密特的覆辙呢）这正是目前西方宪法理论的最前沿课题。八十年源於哈佛大学法学院、现已传遍全美法学界的「批判法学」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讨。简单说来，「批判法学」反对「对於制度形式的拜物教」：从本文的例子来看，「批判法学」反对笼统断定总统制与议会制何者为佳；怛另一方面，「批判法学」又反对施密特完全依赖於「制度形式的例外」的思路，而是把「制度形式本身的弹性或可塑性」作为研究的焦点。弹性或可塑性，意味看制度形式本身的自我修正能力：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著不同程度的自我修正能力。例如，本文前面讨论的总统制下总统、国会之间常成僵局的现象，若有一个允许「全民公决」的制度安排，就会增加总统制的弹性（美国宪法目前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对各方僵持不下的重大政策的全民公决）。又如，不同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出现并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不相同。美国法律目前不允许两个党推举同一个候选人（fusion），这就使得任何第三党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可能性变得极小。可见，制度形式本身的弹性，影响到各种社会力量实现自身实质性利益的可能性程度。弹性越大，各社会力量实现自身利益并在制度的自我修正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用批判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佛法学院教授昂格（RobertoUnger）的话来说，弹性越大的制度安排，就越接近於现代艺术的理想：寓「无限内涵」於「有限形式」之中，追求「无结构的结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修正的形式」。（引自unger，p．572）

议会范文篇7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今天在这里召开20*年度政协提案办理视察评议会议。这是县委、县政府听取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的一次好机会。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县政协和广大委员对县委、县政府工作一以贯之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20*年年底，县政协组织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对20*年政协提案办理情况进行了督办视察，并进行了认真总结。刚才，李主席代表县政协通报了《关于20*年政协提案办理情况的视察报告》，对20*年相关承办单位的提案办理工作进行了客观、公正、中肯的评议。县政府办也向会议汇报了20*年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我相信，通过这次视察评议活动，一定能够进一步提高提案办理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县委、县政府工作更好地开展。下面，根据县委、县政府研究的意见，我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这次视察评议活动的重要意义和取得的主要成效

开展视察评议活动，是政协参政议政、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是政协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对于我们认清当前提案办理工作形势，找出存在问题和不足，不断改进办理工作，提高办理质量，都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搭建了良好平台。通过组织开展提案办理视察评议活动，政协委员能够深入一线、深入基层，现场了解提案办理情况，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能够更好推动工作落实的意见和建议。二是有利于各承办单位进一步提高提案办理的积极性。组织开展视察评议活动，是政协对县委、县政府工作进行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通过接受监督，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各承办单位的工作责任感，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三是有利于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案办理工作涉及全县政治、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因此，办理提案的过程，也就是推动全县政治、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过程。通过视察评议活动，能够及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不断加快全县各项工作的发展步伐。

这次视察评议活动，由于县政协高度重视，准备充分，组织周密，方法得当，委员们积极参与、工作深入，各承办单位大力支持、密切配合，整个活动进展顺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体上看，这次视察活动强化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推动了提案办理工作，促进了办理质量的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委员们的好评。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总结了近年来我县提案办理工作的基本经验。视察报告从五个方面对近年来我县的提案办理工作做了全面准确、符合实际的总结，所归纳的四个特点，实际就是我们过去提案办理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今后全县的提案办理工作必将起到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二是正确分析了提案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努力的方向。视察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提案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为各承办单位今后的提案办理工作指明了方向。三是促使提案办理质量进一步提高。视察中，各承办单位在积极配合政协做好视察工作的同时，虚心听取委员们的意见，正视存在问题，坚持自查自纠，边查边改，不少未办理或办理得不够好的提案得到较好办理，一些未解决的提案得到解决，一些难度较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办理落实的提案，和视察组的同志一起商讨了办理方案和措施，从而使提案办理质量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二、正确估价当前我县的提案办理工作，科学对待这次视察评议活动

近年来，我县的提案办理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取得了明显成效，出现了新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质量较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大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难点问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量事关全局、建议合理、操作性较强的提案，内容涉及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一些建议是县委、县政府正在考虑解决的问题，一些是亟待解决但力度还不够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提案反映到承办单位后，经过认真研究论证，不少得到了解决。一些提案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成为县委、县政府为群众办实事的决策、选项依据，在党群、干群之间架起了一座畅通的桥梁。二是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各承办单位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加大了提案办理力度，不少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部署办理工作，有的亲自办理一些重要提案，使许多难度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三是办理形式灵活多样。各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的方式也在不断改进，结合工作实际，明确专人办理，加大落实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和提案人联系，了解提案人的初衷，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当面向提案人介绍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求得提案人的理解和谅解。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案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不容忽视。正如刚才在李主席宣读的视察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县的提案办理工作还存在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一些单位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和做法上的不规范现象，特别是少数单位重答复，轻落实，敷衍赛责，消极应付等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提案应有作用的发挥和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对这些问题，各承办单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整改。

这次视察评议活动，总结了提案办理工作的经验，指出了问题和不足，各承办单位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次视察评议活动。要坚持从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工作落实的高度，正确认识这次视察评议活动，虚心接受委员们的评议监督，正视存在问题，不断改进完善工作，努力把我县的提案办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以这次视察评议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工作

通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20*年的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一年的提案办理工作也将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继续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我们各承办单位责任更大，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增强做好提案办理工作的自觉性。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因此，认真办理好政协提案，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是尊重人民民主权利的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县委、县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举措。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积极为民办实事、做好事，是县委、县政府的根本宗旨和职责所在，政协提案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实践证明，凡是政协委员呼声较高、反映强烈的事情，往往就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县委、县政府工作的重点。当前，**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充分作好调查论证是科学决策、凝心聚力的前提。政协委员是社会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又和各阶层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可以充分发挥广大委员的聪明才智，可以充分调动各界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凝聚全县上下谋发展、抓发展的强大合力。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一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勤政为民，通过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树立县委、县政府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第二，认真对待政协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视察评议，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是宪法赋予政协组织的职责和任务，各部门、各单位都应当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认真对待、倍加珍惜政协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这次政协的视察报告来看，总结经验言之有物，指出问题有的放矢，确实是高屋建瓴、评议精到，各承办单位都要以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正确对待。应当认识到，政协关于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呼声，由此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推进工作更好地开展。

第三，切实改进提案办理工作。要认真采纳政协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提案办理的质量和水平。要把切实解决问题作为办理工作的落脚点，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各承办单位都要对近年来所承办提案的办理情况作一次全面认真的排查，还未办理的，要抓紧办理；办理不彻底或办后又反复的，要分析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争取彻底解决；难度较大、靠本单位努力确实难以办理的，要向县委、县政府主管领导汇报，争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各承办单位都要加强同县政协的联系和协商，争取他们对办理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同时，要加强同提案人的联系和沟通，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和优势，共同研究和解决提案中涉及的问题，不断提高提案办理的社会满意度。

第四，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案办理是一项规范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做保证，很难做好。因此，进一步搞好制度建设十分必要。目前，我们的提案办理工作在制度方面已有了较好的基础，今后要从三个方面继续加强：一是进一步规范办理程序。要严格按照提案办理程序进行办理，确保办理的每个环节都不出现任何问题和纰漏；二是进一步健全责任机制。各承办单位要建立健全办理工作的责任制度。不管是主办单位还是协办单位，单位主要领导都是提案办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分解落实责任，建立分级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抓出成效；三是进一步完善督查制度。各承办单位要加强自我检查，不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县委、县政府两办督查室要会同政协提案委员会，加强跟踪督查，及时催办督办，做到交办时有明确要求，办理中有督促检查，办复后有跟踪落实，使办理工作有始有终，确保“案案有落实”。

第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听取委员意见，采纳政协建议，接受民主监督，不断改进工作，是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县委、县政府两办要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督导，经常督促各承办单位落实好提案办理内容。对于个别不重视提案办理工作，敷衍应付，委员意见较大的单位及其领导，要及时给予严肃批评，并责令其改正。一些重要提案或办理难度较大的提案，县委、县政府两办要牵头，亲自办理或帮助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必要时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办理方案和措施，需要向县有关领导汇报的，要及时汇报，求得支持。各承办单位的主要领导要进一步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对承办的提案要提出办理意见，遇到矛盾要亲自协调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书面答复要亲自审核、签发，对反馈不满意的提案要亲自办理，切实提高提案办理的效率和质量。

议会范文篇8

首先，我谨代表乡人民政府向参加我们今天会议的特区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是按照特区党委组织部、特区纪委的要求，是对我作为政府乡长履职和廉政建设工作评议的动员会议，我将在6月25日向干部职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述职述廉报告，接受大家对我履职和廉政建设工的评议，在今天的动员会上，向大家作表发言：

一、虚心接受意见和建议

今天这次会议，希望大家对我履职和廉政建设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将虚心接受，并逐条梳理，切实做到“问题没有解决的绝不放过；问题解决的不好，群众的不满意绝不放过；问题解决的不彻底，可能留下后遗症的绝不放过”。确保工作件件落实，件件到位，以实际工作成效来进行检验。

二、廉洁从政，干净做事

我作为政府的主要领导，自己深深感受到了党风廉政建设对党的建设的至关重要性，感受到作为党和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加强党性修养、做好廉政勤政、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必要性。在新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如何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感悟，我个人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我认为坚定的政治信念，牢固的共产主义立场和观点，是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前进过程中，在工作岗位上方向不偏移、目标不动摇的根本保证。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没有经历过对敌斗争和战争炮火的考验；在当前的环境下，在加快改革开放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我们经常经受的是一种权力、地位和利益的考验，如果放松和忽视主观世界的改造，经不住金钱、物欲的诱惑，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给国家和集体荣誉造成很大损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能否守得住政治防线、道德防线、法纪防线，在政治上不迷失、道德上不沦丧、法纪上不出格至关重要，非同小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一定麻痹不得、糊涂不得。

一是必须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先进的理论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路标，作为政府工作的“一把手”，从客观上讲工作之外还有许多关系要协调，一些场面要应酬，个别私事要帮忙；但是，我个人认为，尽量不要把精力放在拉关系、搞应酬、办私事上，而是要想方设法从迎来送往中、从烦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见缝扎针，争分夺秒，深入持久地学习钻研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二是要用先进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要经常深入一线，深入群众，用掌握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在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使讲政治在实践中不断升华，使自己的政治素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获得提高，使自己的党性修养不断增强，真正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

议会范文篇9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结语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议会范文篇10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它的宪法是由成文法、习惯法、惯例组成，主要有大宪章（1215年）、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议会法（1911、1949年）以及历次修改的选举法、市自治法、郡议会法等。英国是西方近代议会民主制度的发韧国，也是最早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立法体制的国家之一。英国议会由上院（贵族院）、下院（贫民院）、国王共同组成，行使国家的最高立法权。英国议会创建于13世纪，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议会之母”。上院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教会大主教和主教组成，共669名议员，无任期限制。上院的立法职权主要是：提出法案；在立法程序中可以拖延法案生效；审判弹劾案；行使国家最高司法权。下院议员由普选产生，共659名议员，任期5年。下院的立法职权主要是：提出重要法案；先行讨论、通过法案；提出质询；财政法案只能由下院提出和通过。国王被看成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国家的化身”，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临朝而不理政”、“统而不治”的地位，具有国家的象征意义。在立法职权方面，国王批准并颁布法律；制定文官管理法规；颁布枢密院令和特许状；召集、中止议会会议；解散议会；任免重要官员。但是，国王的这些权力主要是象征性的，行使这些权力主要还是一种形式。例如，国王批准法律，必须先经由议会通过，国王只是履行一下手续；国王解散议会，但必须根据首相的决议才能采取行动。

英国两院的立法权力经历了一个互变的演化过程，即上院权力由盛而衰和下院权力由弱而强的过程。14世纪时，立法权属于国王，下院只有立法请求权，上院则有立法同意权。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的立法权威和地位得到确认。1911年的议会法颁布以后，限制了上院的权力，它不能像以前一样否决下院通过的法案，而只能将法案（财政法案除外）拖延2年生效；对于财政法案，上院只能拖延1个月。1949年通过的新议会法规定，上院对法案拖延生效的期限由2年改为1年；除财政法案下院可以径送国王批准成为法律外，其他公法案如果是经过下院连续两个会期通过的，虽经上院拖延，也可以径成为法律。本世纪以来，英国工党主张从根本上取消上院，理由是上院作为一个不是民选而又不能顺应舆论的机构，不宜肩负立法的使命。

英国议会居于优越于其他机关的“至上”地位，曾经拥有几乎是无限的立法权。因此有人说，英国是“议会万能”的国家，议会“除了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把男人变成女人外，在法律上什么都能做。”英国著名宪法学家A.V.戴雪早就对其议会至上的地位做了论述：议会“根据英国宪法有制定或者废除任何法律的权力；更进一步说，……英国法律不承认任何人或机构有推翻或废止议会立法的权利。”英国议会立法的职权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立法。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废除法律；向行政机关做出授权立法的决定。

第二，监督政府。议员对政府提出质询；对政府政策进行辩论；批准条约；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第三，财政监督。财政法案只能向下院提出并由下院审议和通过；政府必须按照下院批准的预算法案和拨款法案支付款项；征税和发行公债必须得到下院的批准。

二、政府在立法方面的权限

英国虽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在体制上也是由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但是，一般认为，英国的分权制度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立法与行政两种权力的界限不甚明了，因此，政府在立法方面的权限是比较多的，政府对于议会立法的参与、渗透和控制也比较明显。而且，按照英国的政治理念，政府要受议会控制，但在实践中，“议会‘控制’政府已是无稽之谈，议会并不能控制政府，几乎总是政府控制议会。”

英国议会享有立法权的体制，“可能使人以为法律是由议会‘制定’的。但是，这些表面现象都是欺骗。”事实上，议会并不起草法案，对法案的修正权，也主要由政府行使。

（一）政府的立法提案权

英国政府在议会立法过程中起着较大作用，行使立法提案权就是其中之一。按照宪法惯例，内阁和部长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据统计，从1978-1982年，英国政府向议会共提出497项法案，议会通过472项，通过率为95%；同期议员共提出632项法案，议会通过122项，通过率为19%。“自1945年以来，不管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政府议案在议会每次会期中平均有97%的议案获得通过。”

（二）控制议会审议法案的议程

英国下议院的立法议程由内阁成员充任的立法委员会负责编制，政府掌握了议会立法的时间表。由于二战以后，政府职能不断强化，议会法案数量增多，为了节约立法时间，议会立法程序中规定了可以提出终止讨论或者限制讨论法案的动议，政府常常利用这种议程来抵制或者拖延议会的立法。

（三）行使授权立法权

英国自14世纪以来授权立法就已相当普遍。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39年议会通过《公告法》，授予国王公告以限制议会法律生效的权力，国王的公告具有和议会制定的法律相同的效力。亨利八世还颁布了《官吏法》，通过该法任命政府特派员并授予其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条例、法令的权力。然而，从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对政府权力的猜忌是英国宪法的一个特征，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中，立法权逐渐占了优势，议会的地位明显提高，议会方面提出一个根本原则，即国王无立法和征税的权力。在议会与国王的力量对比且行政权处于劣势的背景下，上述观念和原则直接影响了英国授权立法的适用，表现在实践上，是18世纪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授权立法逐渐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停止使用授权立法这种立法形式，事实是，18世纪议会继续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救济贫困和排除污水方面的法规。英国的授权立法复苏于19世纪后期。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而立法机关不能满足这种需要，遂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来适应经济发展对立法的需求。而且，“由于‘集体主义’的发展，政府权力的范围有所增加，因而制订委托立法的权力在数量上必须增长。”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对授权立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做了简要概括：1、议会立法时间有限；2、现代立法内容极具技术性；3、对于紧急事件急速处理的必要；4、授权立法面对新情况具有较大的适应性；5、授权立法有从容实验、不断完善的机会；6、授权立法是应付紧急情况、保障人民利益的需要。

英国授权立法复苏的主要标志，是1893年《规则公布法》的颁行。该法为制定法和条令的颁布予以了某些规定:赋予大部分授权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称;认定授权立法是具有立法权性质的，而不是行政权性质，尤其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条例具有立法权性质。在英国的立法体制中，议会可以授权法授予内阁、部长或者其他权力机构立法权；授权法应当规定授权的原则、目的、范围和期限；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授权修正议会的制定法。在英国，授权立法的要件包括：

1、必须依据法律并且为了执行法律而制定法规；

2、授权立法应当符合授权法要求的目的和内容；

3、法规必须在各该行政机关的权限内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