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范文10篇

以德治国范文篇1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以德治国范文篇2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理论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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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范文篇3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111

以德治国范文篇4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方可使国家长治久安。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主要依靠一整套刚性的法律制度、法律法规来维系秩序的治国方略。他首先是建立一整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并依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实行这一治国方略的必备条件。他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寄希望于人们内心的自觉，寄希望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而是靠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强大威慑力来强制人们不得不这样做。法治模式毫无例外地都要有立法、司法和执法诸环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法治所体现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法大于人，这是法治的基本特点。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社会的统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觉者。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爱利民众的行为，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一部人类法制史已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历来的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二者范畴不同，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二、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德主刑辅”的思想肇始于周公的“明德慎罚”，孔子则明确地把德治放在第一位，把法(刑)治放在第二位。他倡导“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用政令来管老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地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礼教来制约他们，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儒家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相残、强凌弱、诈欺愚、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总结强大的商朝何以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惟有敬德才能保天下。他们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衅之”的思想，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行德政则得民心，行暴政则失民心。因此，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统治者如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那么，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而和谐。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突出强调实施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德政，重礼仪教化，方能统一天下。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儒家也并不是不要法治。孔子讲为政要“宽猛相济”，其中宽包含有德治的内涵，猛则主要指法治。既“隆礼”又重法的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刑。(《荀子•富国》)董仲舒用阴阳学说阐释“德主刑辅”思想，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蓝仲舒传》)因此，要“大德而小刑”。(《春秋繁露•阳尊阳卑》)至此，“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指导思想。以后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的主张，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而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则表明“德(王道)主刑(霸道)辅”的思想已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并且，历史还告诉我们，只有德法结合，法礼兼用方能长治久安，以成永业;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唐初统治者从隋朝败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提出以礼为本，礼法并用的治国方针，不仅十分推崇儒家的治国之道，把仁义看作治国的根本，而且也非常重视法律对政治制度的保证作用，提出“法为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且立法宽平，执法严格，从而呈现“贞观盛世”，李世民被奉为一代明君。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朝统治者实行严刑苛法，轻罪重罚，以法为教，禁绝百家.且君主独掌权力，对政务决策实行“独断”，则二世而亡。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治国安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于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注意用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教育人民，形成了革命、健康、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民主、法制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培养“四有”新人。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把它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强调要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走向成熟完善。

三、西方“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西方“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主张“法治”优于“人治”。在古希腊主张“法治”的哲人们看来，是否实行“法治”关系到人是否为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学问题。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这一思想不仅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并且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开，成为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的根本性理由。“由法律进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抵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发端于古希腊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根于一种具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道德基础之上。同时，西方的“法治”还以道德为其内在的价值准则和目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忠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因此他强调法律应当实现正义、美德和幸福各项原则;倘若法律违背了这些原则和目的，那就不可能有“法治”，这是其主张“法治”的前提和精神动力。这些‘构成“法治”之内在价值准则和目标的道德原则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还只是以“自然正义”(它高于“法律正义”)的名义出现，到了后来的斯多噶学派那里，它们便变成了“自然法”。自此以后，“自然法”作为西方延绵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其“法治”追求一以贯之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动力;而“自然法”就是道德法，就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的道德理想。西方传统高度强调法律的功用与独立性，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促进和配合似乎不如古代中国这般自觉与重视，但其久远的“法治”传统显然与该社会文化长期的道德支持密不可分，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因素是有关“守法”的道德观。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要求的真正落实则必须有全社会的道德支持;而在西方传统中恰恰随处可见这种对于“守法”的道德支持，从前达古希腊柏拉图的名言(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到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鸿将“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伦理传统与西方人对“自由”和“自主”、“自律”的理解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多数哲学家们都认为，“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人“自主”地决定行为与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自律”);这种“自由”、“自主”、“自律”观即是“法治”背后的伦理学含义，也是社会给予“法治”的最好的道德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经常以有法制而自豪;相反，“无法制”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那意味着人缺乏自主、自律和自由，意味着人类将沦为兽类。而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天也正是以这样一种道德观为基础，这一代圣哲才为了自己心中的“守法”信念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西方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获得了社会广泛的道德支持。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往往具有牧师和刽子手两种职能。所谓牧师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来约束人的内心活动;所谓刽子手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法律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宗教是神化的道德.是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的宗教化、神化。剥削阶级用神的力量来宣传和推行自己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既是“神治”又是“德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进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机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用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

四、法治离不开德治，德治也离不开法治

以德治国范文篇5

为什么在经济大发展、生活逐渐富裕的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值得人们深思。当然最为此忧虑还是为中国担负着责任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20多年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打开了物欲的闸门。一切向钱看，成为了世俗信仰，成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全民求富，举世若狂。但别忘了，富裕是有标准的，在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在内以社会分化为参考。这就注定了全民求富的理念和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陷于悖论之中，必将带来巨大而普遍的社会矛盾。社会的资源和财富是有限的，一旦普遍增长不能掩盖差距的扩大，社会挫折感就会广泛发生，多数社会成员对现行制度及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日益向负面转化。如果这时，在社会的精神领域是信仰真空，人们只有现实的物质生活而没有对生活认知与理解，物欲的激流就会把一切冲毁。

以德治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提出来的，以德治国的核心就是要收拾人心。即重构中国社会的信仰道德体系。

以德治国要施仁政、兴教化，缓解社会上的急功近利、利欲熏心之风，恢复人之常态和社会稳态。具体的目标至少要有三项：

一、重筑信仰

如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内在原因的，即信仰的缺失，信仰是道德的基础，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溃散。道德是自律，是人内心里自我约束。可人们为什么要约束自己？这其后有着意识根源，即信仰。人因信仰而遵从。

信仰是道德的前提与基础。信仰是人对生活及生命意义的解读，它表现为现有物质利益乃至现实世界以外更高价值的敬畏与追求，由于有了超越于现实功利以外更高尚与长远价值目标的追求，人们才会约束在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欲望，人们才会约束自己本来具有的所谓“理性”，即自私的本性。简而言之，人是因敬畏而克制，道德因信仰而生。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上帝”的人，其实他自己就“上帝”，这种人是不信“邪”的，任何功利二字以外的东西皆免开尊口。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无利不早起”，这种人当然不会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当然不会慎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道德。

既然社会道德状况好坏与人民的信仰有关，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并大力提倡、实际引导，使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功利心有所消退，空灵之气有所上升，使人民的精神有所皈依，为人民建立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二、扬善抑恶

要在中国重构信仰，但中国今天毕竟改革开放了，如今实行的已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理性与属于精神价值领域的信仰、道德一类是绝对不搭界的。因此，以德治国就要处理好一个基本的关系——市场理性与信仰道德，两种相异的基本价值的平衡，必然要实现理性与道德的妥协。现在中国急需找到这种妥协的策略原则。

世情汹涌、恶俗流行，等待经济发展后人民道德高尚，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如此社会氛围经济发展也难于健康持久。因此，大陆的道德文化建设必须在“二难”之间进行——既要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要改变人民的观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追求物质享乐是人之“本性”，是人之常情，根本用不着鼓励，相反要加以限制与抑制。改革开放之初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极其特殊的现象，决非历史的常态。中国历朝历代的常态是“存天理，灭人欲”。如今当然谈不上“灭人欲”，但再也不能火上浇油了，否则真要欲火焚身了。

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以德治国要行“天道”——扬善抑恶，名利分流。

扬善抑恶，是提倡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反对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拜物教形成的货币崇拜，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只重结果不顾手段，用金钱的光芒装扮自己，可以洗刷一切不道德的罪名。而不择手段的非道德成功，又会进一步产生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剧社会非道德化倾向，使后来者变得更加急切和贪婪，从而造成了更大混乱与无序，使社会交往和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是腐蚀大陆社会道德的一剂毒药。

目前大陆是一个唯“实”的社会，“实”字充塞视听，俗不可耐。殊不知清谈误国，庸俗也会害国。过分的贬“虚”、求“实”，舍“名”、逐“利”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片面性，是一种浮躁。务虚与务实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务虚是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就应当提倡；如果注重名节是遵守道德规范、讲求原则，就更应当表彰。

社会本应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社会分工使人们在职业、身份等方面有所差别，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各种职业与角色都为社会所需要，都有自身的社会价值，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也都应当自尊和具有职业的荣誉感和职业道德。

多种社会角色、多种社会职能自然形成了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社会评价的多重性。从事不同职业、担任不同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应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这本应是任何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正常现象。

但遗憾的是：目前大陆社会的角色意识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过分地向金钱、权势倾斜。大款、权贵成了绝对英雄，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危险的。成语道：安分守己。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注意到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重要性。《论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这里讲的“不均”不是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人们不能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收入高、权力大本不应是惟一的社会价值，更不能抹杀其他职业和身份的价值，但现在有钱、有权即是一切，社会舆论对金钱、财富、权势阿谀献媚，“中关村”一下出了50个“英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普通、平凡的劳动者的疏远、甚至鄙视。一次大陆某地中学生中的职业取向的调查中显示，工人被排列最后，仅占2%左右。高收入、高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稀缺资源，注定与大款、高官无缘的社会大多数成员本应有其他的生活意义，也应自己的人生追求，但目前是社会舆论一边倒，风气对钱、权趋之若骛。有的乡村的农家墙上赫然刷着大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无能”。富者为尊、有钱有理、名利双收，贫者为贱、没钱可鄙、名利皆空。如此荒谬的逻辑、如此恶劣的风气，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精英的张狂、浮夸、虚妄；另一方面造成了普遍民众的心理焦虑，结果必然是物欲汹涌、人心惶惶。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照此以往，天下不乱何哉？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今中国社会也不可能走回以前的老路上去，阻止人们对金钱与物质利益的追求。面对现实，应当采取的是“德利分流”的原则，将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分别引向两个方向，疏导人们欲望。通过建立分别的竞比系统，使不同的社会群体获得各自的生活目标、工作的动力，从中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获取生命的意义。平凡的劳动、无私的奉献、高尚的行为，应当成为社会道德表彰的主要对象。有德者高扬其名，获利者专获其利。少获利者多得名，多获利者少得名。不可让少数人名利双收，让多数人名利皆空。三、达至宽容

治大国若烹小鲜。现在大陆政治多欲、多求，在很多情况下脱离了实际。脱离实际，明明办不到，却层层加码，强制执行，搞出了许多矛盾问题，最后往往还是落实不了。如此乱翻小鲜，造成许多副作用。民谚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

尽管现在我国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建设、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承受着很大压力。但是仍然要实事求是，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在总体上加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初具模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目前的情况下，大陆有条件实行相对宽松、相当宽容的方针和政策。历史上的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所表现出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运行的节奏也是相当舒缓的。

实施宽容的德政，最根本地是要对原有的和现有的制度、体制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20多年来改革是我国社会的主旋律。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了求新、求异心态，社会意识和政策多表现为易动善变。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原有的制度、体制的苛责苛求、在改革中试图尽善尽美。这一倾向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和经济学界的改革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改革以来经济学界不断地提出对原有及现有的经济体制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以及弊端的批评，要求改正、改革，并设计出大量的针对原有弊端的制度安排和所谓体制创新。应当肯定，这些改革和创新许多是有成效的。但同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出现了片面性。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许多改革的新措施在改掉旧弊病的同时又到来了新毛病。现在有许多问题并非旧体制固有的问题，反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改革本身造成的。

以德治国范文篇6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111

以德治国范文篇7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TheMethodsofRulingbyLawandMorality

Abstract:Thecombinationofrulingbylawandmoralityistheinherentrequirementofrulingmethods.Itisasystematicengineering.Asthesubjectofexertingrulingpower,thecountryoughttoestablishthesystemfromthefollowingfoursides:makinglawsassettingupmorality,ensuringdemocracyasprosposingpulicbenefits,thepowerstandingunderthelawanddependingonthemorality,lovingandstabilizingthepeopleasenrichingandeducatingthem.

Keyword:Law;Morality;rulingbylaw;rulingby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1、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2、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1、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

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2、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1、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2、一切权力的行使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3、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4、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1、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

2、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这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经济是基础，法律与道德是经济的产物，没有经济基础，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最后都要落实到以经济立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基础目标，是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是政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具体地说，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是治国的基本和基础，建国五十来，特别是党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温饱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国已经有能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能基本解决安居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上还有一部份弱势群体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贫困学生和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虽然绝对人数很少，但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帮助，对社会的副面影响非常之大，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国，弘扬传统美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和实施机制要健全起来，要列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要与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其次，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美德，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要把“献爱心”、捐资、慈善等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关注、热心慈善事业，并充分肯定慈善贡献者对慈善财物的分配权、监督权、获得荣誉权、荣誉使用权。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业事半功倍。

3、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现阶段的核心目标

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实质是让百姓富裕起来，从整体意义上讲，第二步战略即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就会让人家小看我们，攻击社会主义，藐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论从人类发展的现有水平、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抑或从世界竞争趋势、人类开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进”的口号，是及时的。在基层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较好、经济较宽裕的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确实劳苦功高，现在应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因此胸无大志，忽视群众继续创业的积极性，怠于政务，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气渐弱，邪气日升，法纪不张，道德滑坡。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丧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础和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富裕目标与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动？第一，树立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信心，以“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开拓进取。第二，坚决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坚持依法办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识，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上来，把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融汇到法治的过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关心民众疾苦，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共产党人和一切干部应该成为进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3、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礼指道德，撇开法德的具体内容不谈，孔子的主张仍然有其科学性。社会成员不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违反法律为耻，以护法崇德为荣，使法律与道德在人的心灵深处达到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自动实现的，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统一的重要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对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已没有疑义，但如何培养，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问题，从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看，现在面向基层、面向百姓、面向当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应该多发掘“本土资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点，把当地重大的法律活动、道德故事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开发“乡土教材”，更能唤起百姓的认同感，潜移而默化之。

以德治国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1、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2、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1、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2、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1、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2、一切权力的行使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3、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4、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1、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公务员之家:

2、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这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经济是基础，法律与道德是经济的产物，没有经济基础，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最后都要落实到以经济立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基础目标，是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是政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具体地说，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是治国的基本和基础，建国五十来，特别是党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温饱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国已经有能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能基本解决安居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上还有一部份弱势群体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贫困学生和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虽然绝对人数很少，但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帮助，对社会的副面影响非常之大，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国，弘扬传统美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和实施机制要健全起来，要列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要与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其次，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美德，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要把“献爱心”、捐资、慈善等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关注、热心慈善事业，并充分肯定慈善贡献者对慈善财物的分配权、监督权、获得荣誉权、荣誉使用权。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业事半功倍。

3、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现阶段的核心目标

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实质是让百姓富裕起来，从整体意义上讲，第二步战略即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就会让人家小看我们，攻击社会主义，藐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论从人类发展的现有水平、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抑或从世界竞争趋势、人类开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进”的口号，是及时的。在基层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较好、经济较宽裕的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确实劳苦功高，现在应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因此胸无大志，忽视群众继续创业的积极性，怠于政务，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气渐弱，邪气日升，法纪不张，道德滑坡。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丧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础和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富裕目标与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动？第一，树立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信心，以“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开拓进取。第二，坚决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坚持依法办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识，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上来，把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融汇到法治的过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关心民众疾苦，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共产党人和一切干部应该成为进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4、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以德治国范文篇9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就是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秩序，也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加强，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会改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隙而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法则也容易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这些都给我们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全党必须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认真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稳定的迫切需要，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归根到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除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和发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在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诚实守信的教育，增强公民信用意识。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大力开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精神的教育，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要扩大教育的覆盖面，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引导。要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要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宣传教育群众同切实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加强教育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以德治国范文篇10

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石，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诚信危机”已成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诚信缺失现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失信、欺诈行为和现象随处可见。诚信危机加剧了社会道德风险，冲击了社会道德体系，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影响社会稳定，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若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导致诚信体系的崩溃和瓦解，导致“以德治国”战略无法实施，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一、构建和谐社会诚信观的必要性

(一)诚信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

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如果不讲诚信，人与人之间不信守诺言，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经济领域诈骗事件接连不断，必然造成人际交往困难，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大，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根本无法发展生产力，更谈不上发展先进生产力，甚至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都难以维系。可见讲诚信可加快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不讲诚信便会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系。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兴衰；在我国向市场化国家转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融入国际社会，建设先进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诚信作为健康社会运行的基石和灵魂，理所当然地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背道而驰。

（二）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要求。诚信建设是建立和维系和谐社会的道德纽带。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市场经济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在催生着实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形成，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和无序化，消解着现有社会中尚存的良好人际关系。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言而无信，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信任，甚至怀疑一切等。此外，贫富差距过大、行政执法不规范、官场腐败等造成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人际关系的恶化。有鉴于此，以诚信建设为重点、为突破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新型人际关系，进而推动道德的全面提升，就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迫切任务。

二、构建和谐社会诚信观的对策

（一）培育诚信文化，提升诚信意识是根本。

诚信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体现。培育诚信文化就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倡导诚信观念，加强诚信教育，普及诚信知识，在我国信用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的今天，应强化诚信道德建设，崇尚诚信道德规范，使市场行为主体充分认识到诚信的价值，认识到诚信对企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政府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对外形象。在全社会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社会风尚，使诚信变成每一个公民的一种自觉行为，推动诚信社会的全面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惩戒机制，约束失信行为是关键。

建立诚信惩戒机制就是建立健全诚信获益、失信受损机制。没有法制、制度约束，一些人就会对毁信行为心存侥幸。无信市不立，无法信不灵。只有尽快建立起失信惩戒制度、个人和企业信用制度等，及时将那些毁信者淘汰出局，让他们在遭到市场报应前就倾家荡产，我们才有望形成谁也不敢冒失信风险、人人愿意靠诚信致富的良好风气。

（三）强化诚信监管，规范诚信行为是保证。

建立以政府为领导，以工商行政管理局、人民银行、税务、财政、金融机构、通信、技术监督等部门为主体的诚信监管体系，对企业和公民的生产经营行为、银行借贷还本付息情况、纳税情况、交费情况等进行日常监管，实行诚信评级，督促其合法经营，信守承诺。政府要充分利用各有关部门的诚信信息资源，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诚信评价体系，并将诚信评价情况定期予以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新闻媒体要对不诚信行为及时进行曝光，加强社会监督。以保障各项诚信制度的贯彻落实，营造浓厚的诚信氛围，推进诚信社会建设，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