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范文10篇

遗传资源范文篇1

第二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畜禽，是指列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本办法所称畜禽遗传资源，是指畜禽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基因物质等遗传材料。

第四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引进的目的明确、用途合理；

（二）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三）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来自非疫区；

（四）符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有关规定，不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第五条拟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者赠与协议。

引进种用畜禽遗传资源的，还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二）出口国家或者地区法定机构出具的种畜系谱或者种禽代次证明；

（三）首次引进的，同时提交种用畜禽遗传资源的产地、分布、培育过程、生态特征、生产性能、群体存在的主要遗传缺陷和特有疾病等资料。

第六条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用途明确；

（二）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三）不对境内畜牧业生产和畜禽产品出口构成威胁；

（四）国家共享惠益方案合理。

第七条拟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畜禽遗传资源买卖合同或者赠与协议；

（二）与境外进口方签订的国家共享惠益方案。

第八条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研究目的、范围和合作期限明确；

（二）符合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三）知识产权归属明确、研究成果共享方案合理；

（四）不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五）国家共享惠益方案合理。

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是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中方教育科研机构、中方独资企业。

第九条拟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合作研究合同；

（三）与境外合作者签订的国家共享惠益方案。

第十条禁止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我国特有的、新发现未经鉴定的畜禽遗传资源以及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禁止出口的其他畜禽遗传资源。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畜禽遗传资源引进、输出或者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申请之日起*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将审核意见和申请资料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畜禽遗传资源引进、输出或者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核意见和申请资料之日起*个工作日内，对具备本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签发审批表；对不具备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其中，对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或者首次引进畜禽遗传资源的，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和申请资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和申请资料送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或者评审。评估或者评审时间不计入审批期限。

第十三条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在*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审批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个工作日。延长期限的理由应当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畜禽遗传资源引进、输出审批表的有效期为6个月；需要延续的，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个工作日前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延续。延续期不得超过3个月。

第十五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凭审批表办理检疫手续。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进出境货物通关单办理验放手续。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自海关放行之日起*个工作日内，将实际引进、输出畜禽遗传资源的数量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将有关资料抄送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在对外合作研究利用过程中需要更改研究目的和范围、合作期限、知识产权归属、研究成果共享方案或者国家共享惠益方案的，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进行跟踪评价，组织专家对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的生产性能、健康状况、适应性以及对生态环境和本地畜禽遗传资源的影响等进行测定、评估，并及时将测定、评估结果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发现引进的畜禽遗传资源对境内畜禽遗传资源、生态环境有危害或者可能产生危害的，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有关主管部门，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第十八条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合作研究利用畜禽遗传资源的情况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合作研究利用情况提出审核意见，一并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与畜禽遗传资源引进、输出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单位以及与境外机构或者个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对有关申请的评估、评审以及对进境畜禽遗传资源的测定、评估工作。

第二十条我国的畜禽遗传资源信息，包括重要的畜禽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及其数据、资料、样本等，未经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向境外机构和个人转让。

第二十一条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畜禽遗传资源引进、输出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参与评估、评审、测定的专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或者出具虚假意见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申请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3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的同类申请。

第二十四条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撤销批准决定，没收有关畜禽遗传资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的同类申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未经审核批准，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或者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未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的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未经审核批准，向境外输出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海关应当将扣留的畜禽遗传资源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遗传资源范文篇2

中国—东南亚贸易区中的各成员国，除新加坡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生物资源丰富，文化形式多样。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升级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要想生存和可持续地发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运营这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富。

一、中国与东盟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框架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第2条将“遗传资源”定义为：具有现实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由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险，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遗传资源”是一种可持续利用，并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的生物资源，其价值可见非同一般。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还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其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新和做法而获得的惠益。”除《生物多样性公约》外，2001年1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第31届大会上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和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条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关系。因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是密切关联的信息资产，对有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也是对遗传资源保护。

1.中国与东盟各国对相关国际条约加入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有关机构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从不同方面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进行了制度设计，形成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框架。我国加入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有关的国际公约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于1985年加入）、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批准）、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07年1月30日递交批准书）。在东盟各国中，除文莱、新加坡外，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越南（2005年9月20日批准）、柬埔寨（2006年6月13日批准）、菲律宾（2006年8月18日批准）、印度尼西亚（2007年10月15日接受）、老挝（2009年11月26日批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成员国[2]。加入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东南亚国家有：越南（2007年8月7日批准）、柬埔寨（2007年9月19日接受）和老挝（2007年11月5日接受）[3]。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也在积极行动，2000年东盟10国拟定了“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框架协定（草案）”，2005年9月27日东盟签定了《成立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协议》，在菲律宾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搭建了各国间信息沟通和协作管理的平台。2009年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会议中，申明支持《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框架协定》（草案）谈判的进程[4]。

2.中国与东盟各国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国内立法现状。《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等公约确立了三个关于遗传资源的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最后同意原则和利益共享原则。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生物剽窃”，我国与东南亚各国都开始建构本国管制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机制。我国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增加了一些对遗传资源保护的条款。专利法第26条就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5]。除专利保护外，还有一些关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例如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等。在东盟国家中，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比较典型的是泰国和菲律宾。泰国1997年《宪法》第6条规定，传统社区成员有权保存和恢复其习俗、本土知识及本社区或本民族的艺术和优良文化，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依平衡模式持续地参与管理、维持、保存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随后，泰国通过了《传统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为传统泰医学建立了全面的专门保护制度。菲律宾1995年了第247号行政令，规定了为科学和商业目的以及其他目的开发生物和遗传资源及其副产品和衍生物的制度框架；1996年第96—20号部门行政令又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生物与遗传资源开发实施规则与条例；1997年制定土著人权利法；2001年菲律宾第12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通过群体知识产权保护法案（CommunityIntellectualRightsProtectionAc，t又称CIRPA）。这些法律，奠定了菲律宾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法律框架[6]。

二、影响遗传资源及有关传统知识保护的典型问题

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影响未来生物领域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发掘它们的经济和利用价值在生物领域内已然成为热潮。但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例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等。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也面临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法律处理难题，这需要跨国法律合作予以解决。

1.生物盗窃问题。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医药研发和动植物新品种开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不经生物资源来源地国家的同意，擅自利用他国生物资源进行医药开发，并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利益。我国富饶的东北是黄金大豆主产区，“世界绿色和平组织”2000年调查显示，中国拥有世界上90%以上野生大豆豆种。由于我国没有对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美国“孟山都”公司通过东北野生大豆种子遗传资源研究出转基因大豆，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转基因大豆专利。这类事例在中国还有很多，例如猕猴桃、“北京鸭”遗传资源流失，就是典型的案例。只占全球3%的地理环境的东南亚国家，拥有着超过全球20%的动物、植物和海洋生物。菲律宾拥有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众多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兴趣，美国医药产业施贵宝就多次对当地资源进行调查以寻找医药的自然来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通过总统令和行政令出台了一系列遗传资源及有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

2.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被喻为“紫色恶魔”的凤眼莲（中国人俗称的“水葫芦”）在全世界水域的肆虐繁殖即是外来物种入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西南大旱，有人认为祸端起因于外来物种橡胶和桉树的大量种植，指责橡胶林和桉树林是“抽水机”和“霸王树”，造成了西南生态的破坏。也有人认为，外来生物本身不一定都是可怕的恶魔，东南亚盛产的橡胶林和桉树林也是引进的外来物种。桉树是原产澳洲的速生树种，它与速丰林树种松树、杨树并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世界三大速生树种，用途广泛，经济价值显而易见。正是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菲律宾、越南等许多国家才有了水稻生产的飞跃，摆脱了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现象，使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国—东盟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货物贸易、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会更为广泛，如何通过法律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需要进一步明确。

3.生态孤岛问题。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尽一切可能，建立一种保护区制度，并在保护区内采取特殊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许多国家建立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制度，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方法。生态系统是一定区域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它不受国界、行政区划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唇齿相依，或边境相连，或一衣带水，地理环境的接壤使得中国与东南亚生物物种之间的迁徙和交流比较频繁。野生亚洲象是一种珍稀动物，一部分分布于西双版纳部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南木哈部级自然保护区，农田、耕地、橡胶林等，把亚洲象的栖息地变得支离破碎，亚洲象就生活在一个个这样的生态孤岛上面。我国与老挝合作建立跨境保护区域，促进了以亚洲象为主的野生动物保护，这种模式应进一步推广。又如：我国云南省与缅甸克钦邦毗连，高黎贡山横越两国边界，高黎贡山是我国部级自然保护区，也是缅甸伊洛瓦底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濒危动物绿孔雀的栖息地。由于缅甸在森林保护法律体系建设方面还不够健全，中国在保护原始森林的同时，缅甸方却在砍伐。同时，因为没有法律协调，非法砍伐的木材又可以卖到中国，形成一种对自然保护区孤立保护的现象。

4.家园变公园问题。成立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还带来另一个与遗传资源保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自然保护区的当地居民或土著民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一定的自然环境形成一定的文化，保护文化就是保护环境。国家划分的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往往与维持传统性生活方式的当地居民或原土著民生活空间相重叠，从而对于当地居民或土著民族而言，长期以来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如今反而导致了“家园变公园”的种种限制。菲律宾和泰国的一些立法，就是通过维护传统知识来维护生物多样性。在当地居民或土著人生活的环境中，由于没有受到近代工业社会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保留着丰富的“遗传资源”。可以说，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当地居民或土著人功不可没，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应享有这些资源带来的利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区建立后，旅游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何在国家公园的保护运用中，协调国家、社区和个人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利益和责任分担，也需要法律沟通。

5.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美国的玉米很多是转基因的。袁隆平院士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我国水稻杂交技术虽然现在居于世界优秀行列，但维护其竞争力，必须进一步研发转基因水稻。只有我国具有了转基因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否则就会被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垄断转基因产品市场[7]。美国孟山都公司在转基因种子方面建立起大规模的完全封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与其竞争。根据孟山都相关规定，农民必须每年购买其新种子，如果有谁违反了规定，孟山都将永远不会再向其提供任何技术。对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表示反对。他认为，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8]。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东盟各国也会出现。菲律宾为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近年来积极进行转基因稻米的农田试验。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3月18日报道，总部设在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齐格勒宣称，菲律宾很可能在2011年成为继中国之后批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稻米的亚洲国家[9]。

三、中国与东盟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合作对策建议

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作为信息资产，应受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触及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缺失。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一种群体性权利，具有共同遗产性、生态性、公有性等特性。现代知识产权以商业化操作为目的，要求知识产权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等特征。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明显不足。在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将来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法律保护谈判和条约制定中，笔者建议可采取的措施有：

1.建立矩阵式结构的国家合作监管制度。1995年东盟七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在泰国曼谷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框架协议》，并制定了（1996年—2001年）行动计划和（2004年—2010年）行动计划，规划建立区域电子信息网络，合作处理知识产权事项。在《框架协议》中，没有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作为合作内容，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项目中合作，应通过特别的法律来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中国与东盟加入的国家条约和国内立法的现行框架下，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种多头管理，没有一个主导的服务机构来协调这些法律的运行和冲突解决。通过特别的法律，可以建立一个中国—东盟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法律协调中心，以具体案例解决为流程，把该领域内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法律矩阵，实现合作监管。笔者认为，中国—东盟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法律协调中心的职责主要是搭建国际组织和各主权国家的法律信息沟通平台，并网监控有关项目合作的正当进程，以及提供认证、鉴定、公证等法律服务。例如，由该中心提供遗传资源的地理标志认证服务、提供自由贸易区内流通货物的原产地标志的鉴定和公证服务等事项。

2.形成科学慎重管理和公众参与的协调机制。遗传资源是生物工程的重要原材料，生物盗窃、外来物种入侵、转基因产品都是涉及对遗传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法律问题。处理这些法律问题，应建立风险管理和公众参与制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条规定，各缔约方应尽一切合理的可能，将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纳入本国的决策程序，采取措施，以便在利用生物资源时避免对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或使这种负作用降低到最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规定：“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每一缔约国应致力创造条件，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遗传资源的取得需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明确同意，除非该缔约国另有决定”。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桉树被引入中国一些地方进行大量商业性种植，部分群众对其生态破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对传统社区的生物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商业化开发时，传统社区对这种开发有事先知情权、环境影响评价权利、参与决策权利和同意权，这些公众参与权利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前置性权利。当然，生物工程是高科技，与传统知识不一定符合，没有创新就不会有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但国家有义务对公民进行教育，公众还应有接受新知识的教育权利。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遗传资源保护协议中，应规定风险管理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具体而言，法律应规定生产转基因产品、引进外来物种的严格安全评审原则和公众参与的评价原则。例如，2010年广西玉林市政府与文莱农业局之间启动了杂交水稻合作项目，该项目采用政府间合作方式完成，广西提供技术、稻种和技术设备，文莱提供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在文莱进行多个品种杂交水稻的试验种植。试验结束后，文政府将选择1-2个优质高产品种开展规模化种植，文政府对所产稻谷实行统一收购。该项目的程序就遵循了科学慎重管理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

遗传资源范文篇3

关键词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市场化机制；国际制度

1前言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21世纪重大问题提供了诱人的前景。长期以来，人们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主要作为技术、生态和伦理问题而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有关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探讨则至今仍相当滞后。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自然遗产”的植物遗传资源已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与此同时，由于植物遗传资源分布和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国际差异，尤其是缺少相应的市场化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以致使物种资源相对贫乏的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大部分植物遗传资源，而植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受技术、资金等制约大都仍处于植物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为目标，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来已引起有关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讨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上，以现有国际多边体系为出发点，提出未来国际制度安排的可能选择。

2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市场化机制

2.1经济价值概念与市场化界限

遗传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部分，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与一般物品不同，植物遗传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它不仅具有遗传信息的多样性和代际共存性，而且以其稀缺性和功能不可替代性为主要特征。但人们在认识与确定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时，所涉及的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传信息的多样性”，而是“遗传信息的功能和稀缺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遗传信息的功能很少体现在某一单一基因，而是大多表现为含有多基因组合的遗传功能，所以“遗传编码功能"(geneticallycodedfunction)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评价植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和研究其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1]。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对当今药业工业和从长远来看对农业更有实际意义的将是“遗传编码信息"（geneticallycodedinformation，下简称GCI）[2]。虽然植物遗传资源对解决农业、健康和环境等问题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类目前认识上的局限，尤其依靠现有的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一种植物物种及其遗传编码信息的经济价值又是很难明确量化的。根据Munasinghe[3]和VonBraun[2]等人的研究，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理论经济价值可借助下图（资料来源：文献2和3）所示来分类与评价。

图1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分类

Fig.1Economicvalueofplant-geneticresourcesanditsclassification

值得注意的是，图1在构划出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细分的同时，也显示出植物遗传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市场化可能与界限。如果将市场化机制作为植物遗传资源分配的手段，其作用与意义在图中将从左到右递减（参见文献2）。同时，植物遗传资源的缩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在上图中所示的“可利用价值”与“不可利用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后者产生负面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关系到遗传编码信息市场化交换方案的设计，而且涉及到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后将可能对资源保护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消除因遗传资源市场化对保护在经济上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不利影响，将是制度安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2供求趋势与保护效应内部化

从全球范围内看，植物遗传资源与遗传编码信息的供给，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在各国及国际农业与生物研究机构的基因库里的“离位”样本材料(ex-situaccessions)；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原产地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缘，即所谓的“原位”样本材料(in-situaccessions)。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至1996年，全世界保存在基因库内的植物遗传资源共达200多万样本材料，其中大约有60万样本材料属于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监管之下[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植物遗传资源和GCI“原位”样本材料的供给因野生植物和原产地栽培作物的不断破坏而明显减少，而其原因又是十分复杂的。除了自然力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干扰，长期以来植物遗传资源被视为可自由获取、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化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保护制度与组织的失效，从而造成植物遗传资源利用上的掠夺性行为和保护上的积极性下降[5]。

在植物遗传资源供给减少的同时，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信息体系的日趋完善，将使GCI获取与保存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其结果是部分地减轻了因物种多样性破坏而引起的GCI供给短缺程度。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换价格的上升幅度可能比预计的要小。另一方面，植物遗传资源的需求却因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医药、环境等领域应用的进一步扩大将呈急增的趋势。可以预见，在短期内，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将因多样化需求而提高。但从长远看，尤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有可能使原生植物物种对植物与农作物育种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于世界各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与保护程度以及生物技术水平的不同，以致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成本和效用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因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或破坏而产生的外部效应[6]。如果从一个国家范围内考察，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会形成社会（或私人）成本和与此相应的社会（或私人）效用。如果该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被其它国家的科研机构或生物技术企业无偿地获得并用于农业、药业等领域的开发与应用，那么这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还具有国际效用。在一个国家内，私人投资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而产生的效用与该国的社会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私人投资的目标大多并不在于促进植物遗传资源在非直接利用价值方面的保护。因此，如果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来看，私人投资则是次优化的。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具有国际效用，并且其保护行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诱发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的下降。对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建立了一些在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委员会(CGIAR)监管下、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

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若一个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同时具有国内效用和国际效用，则在该国遗传资源保护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之间将可能出现3种不同的理论均衡：国内私人均衡、国内社会均衡和国际均衡（参见图2，作者根据文献2更改）。这3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反映了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程度的差异性。

图2不同均衡状态下植物遗传资源的优化保护水平

Fig.2Optimalprotectionlevelsofplant-geneticresourcesunderdifferentequilibriumsituations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这个国家对植物遗传资源采取有关保护政策与措施，在以期实现资源保护量为Qns的同时，还要达到国际优化水平Qg，则需要国际社会或有关资源受益机构采取相应的经济支持行动，因为在大于资源保护量Qns点时，该国资源保护的边际社会成本已超过边际社会效用。为了使该国的资源保护量达到国际优化水平Qg，国际社会或资源受益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要么使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者或机构有权参与其资源利用效益的分配，向该国转移一部分因利用其遗传资源产生的国际效用，实现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要么向该国提供至少相当于图中面积为BCE的补偿资金，在经济上对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行为进行补偿。只有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实现内部化或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水平达到Qg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并有助于保持或提高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因此，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或“补偿”机制应该成为探索公正、有效的国际保护与利用制度，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3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创新

3.1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制度创新的出发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上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已形成两种基本制度：一是对基因尚未改良的植物物种资源如野生品种和农民种植的原生植物作为可自由获取物品来处理；二是对作物新品种承认育种者权利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1961年制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协定》(UPOV)就是以保护植物育种者权利为目标，规范新品种交易行为的国际性文件。此后，有关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制度得到确立并逐步扩大品种范围。这种专利权制度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文件之一《知识产权贸易》(TRIPs)中也可找到有关条文。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至今已有175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部对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性文件，它在主张各国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义务的同时，强调了所谓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

原则[7]。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承诺》提出的“农民权”概念[8]，则在肯定农民对“保护、改善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所作贡献的同时，主张农民也应该有权利获得一部分的“资源保护效益”。1996年在德国莱比锡有150多个国家参与、以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已视为各国承认原产植物品种价值和承担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义务的开始。为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有关法律的文字与精神，1999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十个国家参加的有关植物遗传资源共享的国际会议。该次会议制定的《关于遗传资源取得和利益分享的植物园共同政策准则》，提出尊重各国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维护资源原产国和其他各级各类资源托管者的利益，并强调建立和完善遗传资源效益的分享机制，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提供鼓励和帮助[9]。在这些国际多边协议与文件中，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以下4个主要问题：①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②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与条件；③植物遗传资源效益在“遗传资源所有者”与“遗传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公平分享；④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国际资金支持。

如何完善已有、但在内容上又未能充分体现经济激励机制和在法律上还未具有真正约束力的国际多边协议，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种挑战，也是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在未来的国际多边体系中，必须明确地承认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关注各资源所有国和有关机构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尤其是按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处理好资源所有国与资源利用者之间的资源效益分配问题。在此，要充分体现出全部参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家或机构都应是受益者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是均等的。所以，以何种方式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将是完善国际多边体系的中心议题。如果在协议中未对利益分配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则会容易导致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或解体。此外，在制定与实施国际多边协议时，应考虑植物遗传资源利用部门如农业与医药工业之间存在的产业差异性，尤其是植物育种企业从事其产业活动的特殊性。植物育种企业应该与生物技术工业企业有不同的制度性环境，生物技术企业可以在竞争条件下与资源拥有国政府或机构达成获取、利用与开发植物遗传资源的双边协议。

3.2制度创新的可能选择

在完善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建立国际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从而为体现资源所有权和实现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条件。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应设计为资源供给者与需求者实现资源交换的中介机构，它提供有关来自原产地国家的特殊植物遗传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需求等技术经济信息。“交易所”的服务要以植物遗传资源供求双方在资金补偿、技术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达成双边协议为目标，充分考虑到以不同资源开发为目标的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与效益，以降低正处于培育中的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以资源所有权得到充分保护、以GCI为基础的遗传资源功能价值得到明确确认为基本条件，同时又有赖于资源使用者的生物技术进步和最终产品市场的发展，以及必须避免因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易使物种资源的长期、潜在的经济价值转化为短期的商业利益。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尚缺乏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金建立的“生物多样性基金”，不仅可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提供特别项目资助，在经济上对遗传资源保护国进行一定的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风险资本金”的作用，促进有关机构对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的投资。因此，“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这种基本功能最终将有助于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形成。但是，考虑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国际基金机制应该有一明确、公开的评价方法和控制计划，以便在实施中充分发挥国际基金的使用效果。

对在经济利用价值上尚未明确的植物遗传资源，可通过“生物多样性合作社”的方式，以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补偿机制。与农业合作社类似，“生物多样性合作社”可以设想为植物遗传资源效益与谈判主体相结合的一种垂直型联合组织。在这种合作方式中，资源所有者向资源利用者提供遗传材料，并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的最终产品的经济收入拥有一定的比例，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补偿。补偿标准可根据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意义、濒临灭绝程度和保存与开发价值，以及原产国的经济收入水平等方面协商加以确定。随着这种合作方式的逐步制度化，将可使之逐步培育发展成为“低级的遗传资源市场”。

4结束语

随着野生植物和原产地栽培作物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植物遗传资源正由以往的公共物品转变为私有物品，它预示着以“遗传编码信息"为基础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逐步形成。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坚持资源保护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完善和建立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遗传资源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植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再把自己置于遗传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上，而是应在做好本国植物遗传资源及其分布的确认等技术性工作、关注国际生物技术与市场信息、加强遗传资源出口管制、完善国家关于遗传资源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条件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积极开展以“参与”或“补偿”方式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为本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以提高本国的遗传资源保护能力和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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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wenT.TheTheoryofMarketFailure:ACriticalExamination[M].GeorgeMason,UniversityPress,Virginia,1988.

6CervigniR.TheEconomicsofBiologicalResourcesandofTheirDiversity[M].BtasenoseCollege,UniversityofOxford,1992.

7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R].InterimSecretariatfor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Geneva,Switzerland,1994.

遗传资源范文篇4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2月，第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sovereignty)”和“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宪章》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很显然，《宣言》和《宪章》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宪章》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三、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应否受到限制

尽管国家对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权利在国家层面已得到各国承认，但一些西方学者、国际环境主义者和一些主张保护地方权利的国际组织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承认国家主权将有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在很多国家，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原住民聚居的地区，掌握相关传统知识的也主要是本土社区或个人，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大都贫穷落后，现有的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使这些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充分受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当国际社会强调国家对这些遗传资源的主权，讨论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上述学者和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效果。

首先，就传统知识而言，对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不是将其固定和封存起来。对传统知识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无限期的保护将限制其传播和应用，从而实际效果可能与保护的初衷并不一致。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在很多场合难以适用。这可能是因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很爹隋况下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原地或异地获得的遗传资源已被修饰、合成等，其最终产品与原来的遗传资源已有较大的区别(如育种者育出的杂交种子等)。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上的知识产权能否及于这些衍生物，不无疑问。由于这些衍生物的开发和应用并不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相关立法(如事先知情同意)事实上对这些活动可能无法适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剥削被夸大了，而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剥削则被忽视。例如有学者指出，有人指责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传统医药为线索生产新药所获利润只有不到0．001％回馈给了那些发展中国家，但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回馈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可能只有不到0.001％真正落实到了那些给跨国公司研究人员提供线索和引导的原住民手中。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本国政府为从外国获取利润，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破坏(如热带森林的砍伐)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剥削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和公共设施落后，使得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得不到保护，或其保护所获利益根本到不了本土社区原住民手中。本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原住民更倾向于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场所，而不是留下来保护它们。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之所以主张以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剥削作为反驳对其生态恶化和人权状况的指责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承认国家主权在很多情况实际上有害于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不仅承认国家主权会产生这种结果，承认权利持有人个人的主权(如在某些传统医药的场合)同样有害于对原住民利益的保护。由于原住民和本国政府的利益缺乏同一性，因此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个人主权都应受到限制。由非政府组织来分发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中所获惠益因而是必要的。

上述论断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那些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保护作出了贡献的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但一般性地否定国家(在上述学者的论证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毫无根据(至少是以偏概全)地从负面理解主权国家要求保护其遗传资源的动机，显然既无正当的法律依据又欠客观公正。这种论断的问题在于：首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如前所述，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申明。遗传资源也属自然资源，国家当然对其享有主权权利。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对其境内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所获惠益不能实际落实到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为由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显然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也很难为各国所接受。腐败和不公正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试图以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取代主权国家来解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中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似乎不太现实。其次，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界定也尚未统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原住民(indigenouspeople)和本土社区(1ocalcommunity)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与原住民和本土社区有关(如中国的中医药和印度的传统医药等)。因此，仅以原住民和本土社区利益的保护为着眼点而设计的制度，可能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中所获取的惠益如何在有关权利主体间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由国内法解决的问题。惠益分享的法律依据和方式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和其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由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主权国家。再者，上述论断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拒绝获取权利主体事先知情同意和实施惠益分享的借1：1，加剧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使资源提供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反对否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任何一国的生物遗传资源都可能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同样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隋形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义务允许他人(外国国家、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获取本国遗传资源，并为这种获取提供便利。这是因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如提供重要的食物或药品来源等。对这一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详细规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承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后，也明确规定了缔约国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的义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就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问题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拒绝他人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当然，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国国家或者私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可能享受方便获取。易言之，遗传资源提供国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提供方便获取的义务。

另一种情形是国家自身对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环境因素，不能造成生物物种的灭绝或造成环境的重大破坏。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经济主权的这一限制显得尤为必要。早在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就呼吁“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认下来”。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环境宣言》也规定，“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不论野生或家养，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生物资源的利用，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世界自然宪章》并要求将宪章所列各项原则列入每个国家以及国际一级的法律中，并予以实行。

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虽然都是笼统地针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规定，但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也属于上述规范的调整对象。事实上，上述文件中也确有若干条款是直接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规定的。除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直接规范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限制的。但是必须明确，这种限制是国家根据其自身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而自觉作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即这种限制是国家对其主观意志的自我限制，具体表现是国家接受有关的国际规则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或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作出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限制绝不意味着国家对其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的丧失或消亡，相反，它实际上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因此，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任何国际安排如果要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接受，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充分的永久主权的基础之上。

论文关键词：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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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范文篇5

关键词: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知识产权;合理制衡

0引言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生物科技研究的关键，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基础，关乎国家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由于蕴藏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生物遗传资源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匮乏而生物科研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心怀不善、伺机攫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物遗传资源，国际上围绕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生物剽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引发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和博弈。

1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失衡的表现以及危害

1.1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的表现

生物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者其他来源的且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随着世界从工业革命到生物技术革命的转变，化石燃料等工业原料逐渐被生物遗传资源所替代，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贸易集团利用某些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存在法律真空，通过合作研发、低价购买、骗取盗窃等手段掠取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遗传资源，以专利产品的形式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获取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借助西方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将生物遗传资源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物质与其他天然物质并无区别，根据“智力成果说”将遗传资源排除在知识产权权利客体之外，认为遗传资源属于全球公域是人类共同遗产。另外，作为遗传资源提供方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以及保存，其相应的权益不但没有得到保护，而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将遗传资源的衍生品可知识产权性推行为全球性的规范标准，收取遗传资源供应国高额的遗产资源衍生品使用费。提供生物科学研发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未能收取保存和提供遗传资源的应有费用，而且还使其原有遗传资源的使用权益受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限制和排除。“印度苦楝”就是一典型案例，印度苦楝是印度一种土生土长的树，它的树皮可以治疗痤疮等感染性疾病，嫩叶可做成抗菌消炎的牙刷，种子提出来的炼油可以被用作杀虫剂，后来美国格雷斯化学公司对苦楝树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并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申请了多项专利。

1.2遗传资源惠益分配失衡的不良影响

发达国家大肆进行遗传资源的圈地运动。发达国家的跨国贸易集团凭借着自身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的优势，对他国社区尤其是土著社区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基因提取和生物勘探，以冠冕堂皇的“移地保护”名义、“基因库”收集方式大肆剽窃他国的遗传资源。然后对该生物科技产品的“原料”进行开发、利用和商业控制，并将其研发成果或研制方法申请专利，以获得长期的垄断利益。发达国家将获得专利授权的遗传资源衍生品出售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获取高额的利润，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沦为发达国家进行“遗传资源圈地运动”的工具。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将生物科技产品的方法技术创新纳入保护范围，而不保护创新之“源”的生物遗传资源本身，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了生物遗传资源提供方的资源主权，使提供方对遗传资源衍生品的知识产权合理惠益无法得到实现，这既不正义也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生物遗传资源丰富，但是此类遗传资源在获取、开发、管理等法律保障体系方面仍处于真空状态，这无疑为发达国家攫取和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在反掠夺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尚未认识某些遗传资源实际或潜在的价值就进行滥捕乱猎、围湖造田、沼泽开垦、植被破坏等短平快开发，由于其生物技术水平落后不但没能在竭泽而渔式开发中提炼出新的专利技术，反而使生物遗传资源大量锐减。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贫困地区，受制于利益集团以牺牲遗传资源多样性为代价换取眼前微薄的经济利益，容忍发达国家肆意进行破坏性开发使得遗传资源的提供地陷入环境生态恶化，为了修复被破坏的生态投入大量资金又陷入新贫困的恶性循环。

2遗传资源惠益失衡的知识产权原因分析

2.1知识产权加剧生物剽窃行为的泛滥

生物剽窃是指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学公司、生物研究所未经遗传资源所有国的许可或同意，窃取或者骗取其生物遗传资源的基因信息并在该基础上研制出生物科技产品，非但未与遗传资源提供国公平分享该遗传资源衍生品的惠益，相反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其产品或研制方法申请专利获得长期的垄断权。例如死藤树是亚马逊流域许多土著人的神圣植物常被用于医药和宗教等多种用途，1986年美国科学家获得了美国专利局授予的死藤品种独占权;产自印度的香米是有香味的细长粒型品种，1997年美国稻米育种公司被授予印度香米在内的多种水稻系的垄断权。从以上案例可知，发达国家通过以专利权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法等手段剽窃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在赚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忽视了这些遗传资源提供国在保护和开发这些知识所做的贡献，反而利用知识产权这一工具来限制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使用权。

2.2知识产权阻碍遗传资源提供者分享研发成果

生物技术公司在向遗传资源供应国提供相关产品或技术时收取高昂的使用费，使其难以承受其费用而无法使用该产品，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原有传统知识技术是天然免费使用的，但由于遗传资源利用者对其进行分离、提炼、改造后，研发出来所谓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品，限制了遗传资源提供方的使用权限。基于商业利益驱动性，许多生物技术的研发公司往往是趋向于开发市场潜力大、回报率高的产品，然而通常就是发达国家消费者所关注的领域，而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必需品。例如生物开发对于抑制食欲、减肥药物等所谓现代疾病研究方向的投资，要远远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疟疾、肺结核等基础疾病的投资。

2.3知识产权限制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造成了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例如当前大部分农业种子被极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这并不利于农业体系多样化发展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既垄断了种子市场又控制了作物化肥，该公司必然将研制出最适应其农业和除草剂的植物品种，但是这会阻碍当地农民在轮作期种植其他不同的作物，导致其他不适应这种除草剂的农作物受到排斥，这种农业体系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发达国家研制出来新的农作物专利品种其目的在于扩张市场获取利润，促使其研制出来的极少数新的优良品种，并不为了更好实现生物多样性，而在于代替成千上万的传统作物品种，基于此关于品种必须具有一致性的要求促使培育者减少他们培育的作物品种内部的遗传多样性。

3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平衡的法律基础

3.1国际公约关于遗传资源惠益平衡的规定

3.1.1《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最为重要及核心的国际条约，其中第19条第二款是关于生物遗传资源技术的惠益分配，规定了每一个缔约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当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那些提供了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和土著社区，在公平的基础上优先保障发展中国家享有对其提供遗传生物技术所产生的成果和惠益。该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之间技术和科学的合作、交流科学研究成果、资金支助和鼓励以及遗传资源取得的原则等，而且还设立了事先知情同意、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分享共同商定等重要的原则。

3.1.2《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四部分建立起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在第13条规定了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资源的特性鉴定、目录清单、技术成果等信息都应当交流;有科研能力的缔约国对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改良品种的技术，其中技术的获取和转让细则规定了在多边系统中获取遗传资源的保存、特性鉴定、评价以及利用技术，应当按照公平和最有利的条件向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获取和转让。

3.1.3《波恩准则》

《波恩准则》其目的在于帮助遗传资源提供国和使用国有效实施获取和惠益分享步骤，是指导各国制定基因遗传资源获得和利益分享国家政策和法律，以及各地区之间分享协议签署和实施的原则。“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明确设立知情同意的主管部门，由知情同意的程序、起止时间、使用的具体说明以及所涉利益者的协商机制等部分构成;“共同商定条件制度”是指在缔约国在制订共同商定条件时应当考虑法律上的确定性、程序上的规范、谈判期限的合理以及协议条款的书面性。

3.2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的法理基础

3.2.1惠益分享原则

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原则是指基于遗传资源取得的利益，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原则。鼓励创造性劳动是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与运行的重要目标，一般认为需要对产品进行了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的主体才有资格分享专利权，进而认为在生物技术研发过程中遗传资源提供方只是提供了基础原料，并无进行实质性的创造活动，不应当享有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但这结论是需要重新考量，因为知识产权制度除了鼓励创造性劳动、保护智力成果之外，合理平衡知识产权相关人利益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知识产权制度并不排除非创造性劳动，对发明创造仅仅是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就可获得专利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专利法》规定了职务发明创造的成果归属，在职务发明中单位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创造，仅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材料和设备等非创造性劳动，却可以获得专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而遗传资源提供国在生物产品研发中提供了关键的原料，且这种“原料”并不容易到一般市场上得到，这使得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供应行为在知识产权研发中的贡献是无法替代，因此让遗传资源原材料提供者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无可厚非。

3.2.2关民共享理论

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科技产品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根据经济法“关民共享利益”理论，利益应当在利益创造者和创造利益的相关贡献者之间合理分享，该原则在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也同样适用。在生物科技产品研发过程中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其对遗传资源衍生品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但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作用也不能轻视。遗传资源是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的创新之源、是现代知识产权权利之本，如果失去生物遗传资源的原材料供应，相关知识产权衍生品的研发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遗传资源重要性不言而喻。生物遗传基因的取得和利用只需要采集少量样品即可，生物技术研发更关注资源中的基因信息，而不是直接对遗传资源本身的利用，这一方面与传统矿物资源有很大不同。因此将“提供遗传资源”定位为一种普通“物”的转移是错误的，用物权的转移来界定利益分享是不恰当的。

3.2.3信息属性契合

信息属性成为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的契合点。生物遗传资源是一种特殊的信息集合体，所有生物信息遗传均包含特殊的遗传信息控制着有机体的发育，简而言之，正因为遗传信息的存在才决定了这些生物体作为遗传资源的价值与功能的存在，这些特性与知识产权的信息本质是一致的。现存遗传资源是由供应国或土著社区在长期保存、使用过程中积累和选择出来的知识经验，具有一定智力创造的选择性，而且无论是技术方案还是作品，知识产权客体本质都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性信息，蕴含巨大生物科技价值的生物遗传信息具有价值性、无形性、可复制性等具有信息的一般特点。综上所述，生物遗传资源具备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特征，可以将其纳入知识产权范围之内，授予遗传资源适度的占有权、垄断权是必要的，从而避免遗传资源陷入“公地悲剧”，促成各国在资源惠益分配上可以合理公平。

4在遗传资源惠益共享原则下对知识产权合理限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环境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存在差异。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知识产权作为遗传资源信息获取以及遗传信息产品研发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在为正当的遗传资源商业化利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还从根本上承担遗传资源成果合理分享的重大责任，坚持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公正惠益分享，应当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限制。

4.1研发知识产品前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

事先知情通知原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核心内容，“事先”即是对“遗传资源利用者在哪个时间段内告知资源的提供者”所给予的限制。“知情”遗传资源使用者应当首先向遗传资源提供国的主管部门作出该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的目的性质、步骤方法以及利益风险等。若遗传资源利用者未履行“事先”的告知义务，擅自开发或者私自窃取的遗传资源而研发的知识产品，则遗传资源供应国的主管机关有权不承认其研发产品的合法性。其次是“同意”原则，同意的内容上应当包括遗传资源的“开发获取”和“知识产品研究及惠益分享”，遗传资源提供方和研发方可通过商谈确定研发知识产品的成果以及商业利益的分配。

4.2申请专利权中的披露遗传资源来源制度

专利领域是生物剽窃案例的高发地，通过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可以协调与平衡遗传资源提供者与专利申请者的利益。披露制度要求在涉及遗传资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保护时，应该一并提交具有遗传资源来源地的证明，否则专利申请将被自动驳回。遗传资源的“强复制性”导致其难以追寻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披露专利申请中遗传资源的来源地，既可以促进遗传资源专利人征得遗传资源提供者事先知情同意的主动性和共同商定的积极性，还可以从根源上杜绝和防范生物剽窃现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定了，发明专利的申请人在向专利局提交的说明书中，如果未公开相关生物材料的来源或者是故意披露了错误信息的，将不授予专利或者撤销专利。

4.3获得知识产权后的惠益分享方式

建立公平高效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制度，改变遗传资源使用研发者的独占专利成果的境况。涉及知识产权方式主要有三种，知识产权权利共享、商业利益的分享、法定授权许可。遗传资源是生物知识产品研发不可或缺的本源性原料，若无遗传资源提供，后期的研发就成为无源之水，按“贡献程度原则”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国应当具备共享知识产权权利的资格;遗传资源使用方因基于利用遗传资源而研发的发明创造所得商业，需要考虑遗传资源提供方在其领土勘察、保护和保存遗传资源方面的花费，给遗传资源国的保护机构和社区居民可以按照份额分享商业性开发的部分利益;通过法定许可或者回授许可的模式也是限制知识产权垄断性的方式，根据回授许可条款，获得和利用遗传资源的一方应当就其专利发明给予遗传资源提供方以非独占的免费许可。

5结论

遗传资源范文篇6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家明确提出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也是关系到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而畜牧业产业化是我国农牧业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呼伦贝尔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占据着肉牛养殖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如果能很好的利用优势资源，引进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生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就能尽快建立肉牛业产业化生产体系。这对于调整优化呼伦贝尔市肉牛产业产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目前国内外肉牛产业发展研究状况

2.1国外肉牛产业发展模式现状。许多国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肉牛饲养业日趋向专业化、工厂化发展，普遍提高了机械化水平，实行集约化的经营管理体制，使肉牛养殖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自动化水平日益提高。各个不同的国家，受生产目的和消费市场的影响，肉牛饲养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益[20]。澳大利亚一直以养殖业为主要支柱，据统计，澳大利亚年产牛肉200万t，列居世界第八位，而牛肉年出口112万t左右，占总产量的66％，列居世界第一位，堪称头号肉牛强国。澳大利亚的肉牛育肥分为两种模式：草地育肥、补饲育肥[21]。日本的肉牛由自繁牛群或购入的牛群组成，育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8～16月龄为肥育前期，第17～32月龄为育肥后期。育肥阶段采食牧草和精料都不受限制，最后体重达到700～750kg时出售屠宰[30-31]。2.2现阶段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模式。我国肉牛的生产很大部分是采用架子牛短期肥育的生产模式，中长期育肥主要集中在规模很小但资金雄厚的肉牛育肥企业，这样虽然肉质得到了提高，但成本很高，但也有部分生产者将犊牛直接育肥后屠宰，产品包括小白牛肉，小红牛肉。我国在肉牛生产的过程中一般使用以下技术：早期断奶技术、代乳料饲喂技术、牧区肉牛育肥的放牧补饲技术、农区的架子牛短期育肥技术、全程舍饲育肥技术。

3呼伦贝尔市畜牧业和肉牛产业发展概况

3.1呼伦贝尔市地理气候条件。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具体位置是东经119°77’，北纬49°22’。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也是“世界上土地管辖面积最大的城市”。东邻黑龙江省，西、北与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与俄罗斯、蒙古国有1723公里的边境线，有8个部级一、二类通商口岸，其中满洲里口岸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西部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北部，北部与南部被大兴安岭南北直贯境内。东部为大兴安岭东麓，东北平原—松嫩平原边缘。呼伦贝尔市境内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水草丰美，大兴安岭林海松涛激荡，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这里的草原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3.2呼伦贝尔市畜牧业的发展现状。畜牧业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但是增长率缓慢，不如其他产业发展迅速。在2003年和2004年间畜牧业所占的比例达到最高40%，虽然畜牧业在农林牧渔业中所占比重较大，但是生产性能差，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是以散户蓄养占绝对多数的畜牧业结构，多年来使得生产投入多，产出少。本地家畜食量多、生长慢，出拦率低，周转慢，造成该市的草地超载过牧，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特别是以本地蒙古牛为主，其较差的生产性能典型地说明了我市畜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科技兴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伴随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开展、发展舍饲圈养畜牧业的需要、大型养殖厂的建立。引进和推广良种牲畜，是再现呼伦贝尔市牧业大盟风范的希望。3.2.1肉牛养殖规模扩大缺乏资金。投资肉牛业是一个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的产业。据调查显示我市一户家庭饲养3头能繁殖母牛、改造牛舍、引进母牛、人工种草等环节需投入1万多元，产3头牛犊需饲养2年才能出栏，费用约为6000元，一般的农牧户都感到资金匮乏，扩大再养殖。根据这一情况，市政府从2005年开始决定每年拿出200多万用于肉牛产业，对农牧户实行补贴，改善肉牛饲养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的状况。但是，在可繁母牛培育，肉牛育肥场、技术培训等环节上仍普遍存在资金欠缺的情况，阻碍了肉牛业的发展。3.2.2牛肉粗产品加工程度低。有资料表明，我国肉类深加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只有28%，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90%以上，这样呼伦贝尔市的肉类深加工水平和程度就更低了。2008年，经过当地肉类加工企业加工的牛肉占牛肉产量41%，其中仅仅90%是经过简单的分割、包装后出售，其余近60%的牛肉是屠宰后直接被当地和外地的商贩收购进入市场，可以说基本没有精深加工的牛肉成品。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当地缺乏适用的肉牛饲草饲料种植、加工、供给技术体系，养殖户缺乏科学的饲养观念所致。因此，急需引进推广适合当地的肉牛饲草饲料供给方面的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建立适宜该地区的饲草饲料供应模式和科学合理的饲草料供给保障体系。

遗传资源范文篇7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位于市县工业园区,占地面积300亩。主营土鸡保种扩繁和有机鸡与蛋、风干鸡、腌腊肉、腌腊野味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是集土鸡遗传资源保种育种、生态食品研发、基地建设、生产、加工、仓储、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市最大规模、起点最高、科技含量较高的腌腊制品深加工企业。

目前已拥有土鸡原种场1个及产业基地3个，拥有集宰杀、切割、烘烤、包装、杀菌为一体的深加工生产线2条，正在筹建酱卤食品及休闲食品精加工生产线；已形成土鸡种鸡1万只和商品鸡20万只的年养殖规模，建成了1000吨特色腌腊制品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为企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4月公司董事长在中央电视台七台《致富经》栏目中进行了专题报道；2012年9月，“”牌系列产品已被评定为“绿色之星”和“有机之星”产品；2012年12月，荣获“产品质量合格用户满意企业”；2012年12月，荣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2013年1月，荣获“省用户满意企业”；2013年2月，荣获“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2013年4月，荣获“鸡与鸡蛋”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2013年12月，获“亚洲中小企业【博鳌奖】---最具投资价值品牌”；2013年12月，获“绿色食品首选品牌”；2014年6月，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二、加强土鸡产学研联盟，研究品种特征和制定保种选育方案

为了进一步挖掘土鸡之精品---特有的山地梅花鸡的保种价值及开发潜力，进而实现产业化经营，公司与西华大学、大学、省畜科院、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等科研院所进行了产学研联盟，并对山地梅花鸡的品质特征及营养成分进行了深度研究。山地梅花鸡，有显著的“四高一低”特点，即“可食部分高、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2014年4月西华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和省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对山地梅花鸡进行了品种及品质检测，并与本地其他品种土鸡、饲养肉鸡做了对比检测，其营养指标独特：山地梅花鸡所含烟酸，也称作维生素B3，分子式：C6H5NO2。它是人体必需的13种维生素之一，作为抗（癞）糙皮病因子而起作用。其烟酸含量（ug/100g）15.7，比本地普通土（ug/100g）5.6，高180%；比饲料鸡（ug/100g）0.5，高3040%。所含硒，被科学界称作抗癌之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抗衰老元素。其硒含量（mg/100g）12.26，比本地普通土鸡（mg/100g）11.75，高4.34%；比饲料鸡（ug/100g）6.73，高82.2%。其品质好和营养成分特别高。

鉴于山地梅花鸡的优良品种和丰富的营养特质，市县科技主管部门、畜牧主管部门协助我公司于2014年重新制定了《山地梅花鸡保种育种扩繁及产业化开发规划及实施方案》，目前一直在按该规划及办法实施。

三、打造土鸡品牌，助推畜禽产业发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的《革命老区特色、畜牧业发展总体规划（2009—2015年）—土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土鸡产业化的实施意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生态土鸡养殖的通知》、《市畜牧业现状分析报告》等规划、意见、通知的精神，在做大做强土鸡产业的同时，主要打造土鸡地域特色品牌和高营养优质品牌。并把即将绝迹的土鸡之精灵---独有的纯血统的山地梅花鸡作为主要品牌推广。我公司从省内到省外；从县电视台、市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从地方报到国家报；从传统营销到网络营销。都进行了大量的推广和宣传。2012年12月，荣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2013年4月中央电视台7频道进行了相关的报道；2013年4月我们在市首家获得“鸡与鸡蛋”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2013年9-10月以土鸡为主的系列产品，在《中国商报》、《中国质量报》、《中国食品报》分别作了优质产品的企业公示。近两年来，在电视台作了多次土鸡的相关报道。2013年12月至今在市电视台作了土鸡保种扩繁及加工的专题报道。进一步的打造了土鸡的品牌。

通过我公司长达3年的土鸡保种选育及产业化示范推广，目前在县高明新区城西村，已建成占林地350余亩的“市土鸡保种育种选育中心”一个，并按国家二级标准养殖场的标准配套了种鸡舍、放养场、孵化室、精液配制室、育雏室、兽医室、办公室等设施。已建立了50个山地梅花鸡家系，30个黑羽柴鸡家系，50个红毛乌皮鸡家系，并按遗传学的理论和禽类养殖应用技术进行保种育。在该产业的发展及推广上，实行了订单农业，涉及我市2个县，20多个乡镇，培育农村养殖大户50多户，带动养殖农户650户，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1200余人。公司自产及收购农户土鸡20万羽，野鸡10万羽，有机鸡0.6万羽。助农户均增收1.56万元。因此，助推了我市畜禽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扩大土鸡保种选育规模，拟定后期发展规划

根据公司现有的保种基础和条件，拟定在3年内实现如下规模：

1、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完成500套土鸡（每套1只公鸡，10只母鸡）的保种规模。

2、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完成1000套土鸡（每套1只公鸡，10只母鸡）的保种规模。

3、2016年12月前，山地梅花鸡、红毛乌皮鸡、黑羽柴鸡在全市扩繁推广。并新规划及建设年总出栏50万只的山地梅花鸡、红毛乌皮鸡、黑羽柴鸡扩繁基地共10个，培育年出栏1万只的养殖大户20户，培育年出栏0.1万只以上的养殖农户300户，发展散养农户若干。

4、2017年新规划及建设年总出栏100万只的土鸡养殖规模。其中新建及扩建山地梅花鸡、红毛乌皮鸡、黑鸡扩繁基地共20个，培育年出栏1万只的养殖大户30户，培育年出栏0.5万只的养殖大户50户，培育年出栏0.1万只以上的养殖农户500户，发展散养农户若干。

五、存在的问题

1、融资困难，严重制约了公司的规模化经营

由于近两年来，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流动资金也愈发紧张了。目前，我公司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朋友筹借和银行个人小额贷款来扩大再生产。究其实，靠自我积累、朋友筹借都是有限的金融资源。虽然县委、政府在融资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支持民营企业，但随着国家信贷政策的变化，加之又没有正规入驻的第三方融资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企业在没有产权证的前提下，即使有再多的资产，按银行系统借贷的要求有差距，基本上得不到银行的借贷支持，造成公司资金实力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拓展省内外市场的需要，只能放缓投资和发展步伐，甚至停止一些发展项目。这样严重的制约了公司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2、土鸡配套政策不力，行业技术滞后，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

在整个川北及川东北地区，近几十年来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一直是把“猪、牛、羊”作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导品种，因此造就和培育了众多熟悉“猪、牛、羊”养殖技术的专家及技术人员。然而，从地方家禽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从国家及地方政府配套政策方面，还是从系统的家禽养殖技术方面来看，都滞后于“猪、牛、羊”的配套政策和成熟技术。这对从事土鸡保种选育及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企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症结，已严重制约了我市土鸡的产业化经营。

六、对策及建议

1、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互助式融资平台

鉴于县融资渠道不畅的突出问题，为此建议，县委、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激励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和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及利率杠杆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降低贷款门槛，不断优化融资环境。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资金担保，以良好的政务服务，激发民营企业在我县创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但要真正的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仅凭书面上的一些软政策和召开一些融资洽谈会是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的。建议县委、政府可从地方财政拿出部分专项资金、协调银行拿出一部分支农信贷资金、企业拿出少部分诚信保证资金成立一个“县民营企业互助式融资联合社”，并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运作。这样就能有效的解决许多企业因流动资金短缺的困难。

遗传资源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主权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第一，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及与我国分享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益方面。以CBD为核心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已将“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享有主权”确定为公约原则。根据“尊重他国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经过主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和利用该国遗传资源。基于主权，遗传资源国也就相应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权。对外国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权。这是国际社会成员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农业资源权，国家不作为广大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这些都是外商在正当获取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时需要承担的，除非其选择非正当手段获得。而因为农业资源权区分事实主体和法律主体，跨国公司并不需要与农业资源权的法律主体产生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通过其擅长的缔结协议的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遗传资源范文篇9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主权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第一，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及与我国分享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益方面。以CBD为核心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已将“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享有主权”确定为公约原则。根据“尊重他国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经过主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和利用该国遗传资源。基于主权，遗传资源国也就相应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权。对外国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权。这是国际社会成员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农业资源权，国家不作为广大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这些都是外商在正当获取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时需要承担的，除非其选择非正当手段获得。而因为农业资源权区分事实主体和法律主体，跨国公司并不需要与农业资源权的法律主体产生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通过其擅长的缔结协议的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分析。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三优势组合论，跨国公司经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严密分析后，在对外直接投资、商品出口和无形资产转让三种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中进行选择，若三种优势同时具备则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开发利用东道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即属直接投资形式。构成其对外投资原因的三种优势中，区位优势是与东道国的资源拥有量和制度有关的。首先，我国相应政策制度对其投资的影响。针对专利法修改中提出的申请专利时披露遗传资源来源的规定，很多人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其次，我国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力量。开发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使这些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放在其对我国投资理由的第二位。

因此，对我国来说，设立农业资源权，不会阻碍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商投资的长期和整体利益，而且可以维护农业资源权主体的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参考文献：

遗传资源范文篇10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

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三、注意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富集地。高等植物有30000余种，脊椎动物有6347种，分别占世界总种数的10％和14％。我国生物物种不仅数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生物区系起源古老，成分复杂，并拥有大量的珍稀孑遗物种。我国有7000年的农业历史，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作用下，为适应形形色色的耕作制度和自然条件，形成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遗传资源。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生化、基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另外，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传统文艺表达形式也十分丰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正是我国比较优势之所在。我们应该善加利用，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在WTO、WIPO、FAO等国际法律框架下，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反复提出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诉求，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保护遗传资源要求的国际法文件；发展中国家并力求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艺表达的保护问题纳XWIPO和TRIPS框架内。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已经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发展中国家的抗争正是为了维护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利益。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