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范文10篇

叙述范文篇1

纵观日本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以中国典籍为题材是日本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尾芭蕉的俳句到观阿弥父子的能乐剧本都留有明显的中国题材的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但是近现代作家不仅继承了古代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国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他们利用新的文体样式使中国题材在近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森鸥外、中岛敦、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的小说，长与善郎、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剧、土井晚翠、田冈岭云等人的新诗都充分借用了中国的相关题材。可以说，以中国典籍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就如同日本其他作家一样，善于以中国典籍为题材从事文学创作。其短篇小说《麒麟》就是典型。然而，国内有关谷崎润一郎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细雪》、《春琴抄》等知名作品上，而对《麒麟》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因此，为了更好地探讨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深入研究其文学创作的中国元素，分析《麒麟》对中国典籍题材的取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历史的叙述：细节的真实性

小说《麒麟》发表于1910年12月号的《新思潮》，向读者讲述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孔子离开鲁国后，来到了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热情款待，卫灵公决定接受他的道德学说，弃恶从善，励精图治，力争成为一名贤君，然而，却终因未能抗拒其妻子南子夫人的美色，前功尽弃。孔子因此也离开了卫国，前往宋国游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采用了较为真实的写法，向读者叙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片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小说的基本情节源于《史记》、《左传》、《论语》等文献。作者正是通过摄取中国典籍题材的方式来建构文本的历史性。关于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叙事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构性。因而，想要通过历史文本来把握真实的历史完全是一种幻想。话虽如此，但是他们也同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细节真实的方式来体现文本所涵盖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因此，从某一程度上说，借鉴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确保叙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文学创作理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必然缺乏可信度，而无法让读者信服。为了更好地说明《麒麟》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我们将小说的情节简化为三个方面，即孔子为何游说卫灵公？如何游说卫灵公？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以一位历史叙述者口吻向读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493年，据左丘明、孟轲、司马迁等人记载，在鲁定公举行第十三年郊祭的春天伊始，孔子由数名弟子伴随在车架左右，从故乡鲁国踏上传道之途。［1］95此段引文正是作者借用历史题材向读者交代孔子游说的缘由。因为《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齐人闻而惧，……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卫，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2］1918－1919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说齐国担心孔子的学说让鲁国强大，特意送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到鲁国，季桓子多次微服前往城南高门外，多日不理朝政。孔子对此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却没有送给孔子，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去卫国寻找出路。通过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作者之所以如此叙述，一方面，想要将读者引往春秋时期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小说营造环境；一方面，以近似历史性叙述方式让读者相信题材选用的真实性。其次，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到卫国的孔子在游说卫灵公期间又如何体现题材摄取的准确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情况。历史上，南子本是宋国宗室的一位女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美人之一。弱小的宋国迫于卫国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将南子嫁给年岁已高的卫灵公。那么，《麒麟》中的南子是否如此？小说有一段关于南子外貌特征的描述：……访问我卫国、见过我的面容的每一个人，无不惊奇地说：夫人额似妲己、目似褒姒。先生若是真正的圣人，请告诉我，自古代三王五帝以来，世上有比我美丽的女子吗？［1］109很显然，作者笔下的南子美貌出众，单这一点就与典籍中的记载相差无几。正因为南子具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所以当她得知孔子来到卫国传道后，极力想会见孔子，希望获得他的称赞。为此，小说用了近十页纸的篇幅大力描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况。虽然这段文字不乏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但俩人的会见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就有记录，不妨照录如下：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2］1920这是一段非常简洁的情景描述。除了记载他们见面的原因，以及之后打躬作揖以外，还提到了南子的配饰和服装，其他情况均没有提及。然而，南子为什么一定要会见孔子？难道只是想借孔子之言来印证自己的美丽？除此之外，是否还另有隐情？小说有一处描写南子眼中的孔子形象引起了注意。文章这样写道：“他（孔子）额似尧，目似舜，项似皋陶，肩似子产，腰以下不及禹，约三寸而已，……身长一丈九尺六寸，具有文王的身材。”［1］101这一段文字描述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随意臆想的结果，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情况如出一辙。“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2］1921根据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史》的推算，周尺一尺有19．91公分。也就是说，孔子身高1．91米。面对如此高大的男子，耽于唯美的南子定会一睹真实。谷崎润一郎为了刻画他们相见的场面，不惜浓墨重彩，两者的相见和孔子外貌的描述均能在文献中找到相应的出处。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在选取中国典籍题材的过程中的确充分考虑了所选素材的真实性，以确保其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相比会见，小说仅用了不到一页纸的篇幅对游说过程进行了描述。然而，尽管作者在此惜墨如金，但是还是能从数百字中寻找到一些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故事情节。譬如，为了接见孔子，卫灵公清心寡欲、沐浴斋戒、以礼相待，听取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然而，圣人对于伤他人之国、害他人之命的战争之事不置一辞，对于榨取民脂民膏、掠夺民财致富之事也没有辅佐之言。也就是说，卫灵公想向孔子咨询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避而不答，拂袖而去。因为此事与提倡仁政、主张以礼治国的孔子学说背道而驰。《麒麟》所描述的此事在《论语•卫灵公》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记载。前者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3］231后者云：“他日，灵公文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2］1926两处文献引文的内容显然与小说描述的的情节极为相似。因此，遵循历史，确保故事情节的历史性可以说是谷崎润一郎选取中国题材的一个标准。至于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也只用了数百字加以描述。此处，引结尾处的一段文字为例，分析其情节的历史性特征。公元前493年春的某日，在黄河与淇水相夹的商墟之地、卫国国都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第一辆车子上，载着卫灵公、宦官雍渠、以及以妲己、褒姒之心为心的南子夫人。……第二辆车上，载着以尧舜之心为心的乡下圣人孔子。……翌日清晨，孔子一行又踏上前往曹国的传道之途。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圣人离开卫国时的最后一句话。［1］115－116《史记•孔子世家》同样记载了此事。具体如下：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2］1921对比上述两段引文，发现小说的描述内容与史书记载的内容如出一人之口，如出一人之手，出现的人物、地点、道具等具体细节都如此相同。《麒麟》能够如此准确地表现题材本事，不仅说明了作者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之高，而且也再次体现了小说情节的历史性特征。一般来说，良好的方法往往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题材，作家们都会根据时代、社会的要求、个人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来选择和处理相应的题材。那么，作者谷崎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作品的细节相对采用了相当真实的写法，沿用历史叙述的内容，表现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的？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舍九取一。所谓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是指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为强调人物的某一种性格特征而将那些表现人物其他性格的题材故意隐匿起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类似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仅借用有关的历史题材来表现“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4］61作品中孔子和南子形象的言行举止之所以能够多次与历史相吻合，离不开这种题材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作者在题材选取时注重其历史性的一面，也有利于作者不拘泥于这些题材，而进行明确的目的性舍弃。

三、丰富的想象：作品的文学性

虽然《麒麟》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使其故事情节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但是谷崎润一郎并没有拘泥于源典素材，而是对出典素材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取舍。譬如，前文所引小说开篇的那一段引文就存在明显与历史事件相违背的地方。依谷崎润一郎所言鲁定公举行郊外祭祀是在公元前493年，而事实上，鲁定公不可能在这一年举行郊祭，因为据《左传•定公》记载：“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寝”，［5］546也就是说，鲁定公已在公元前495年病逝，因而，不可能在公元前493年举行郊祭。那么，鲁定公郊祭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2］1918这里所说的膰就是古代用来祭祀的肉。因此，鲁定公郊祭应该发生在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小说所指的公元前493年据查为鲁哀公二年，即卫灵公去世之年。《左传•哀公》有云：“夏，卫灵公卒。”［5］552这样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作品中局部的故事情节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而整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具有明显的虚构痕迹。那么，作者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而易见的差错？是失误，还是另有意图？事实上，谷崎润一郎是一位熟知中国典籍的作家。据其在《少年时代》中的回忆，十三四岁时，谷崎润一郎进入龟嶋町的秋香塾学习汉文。“每天早晨上学前学习三十分钟左右。先生是一位六十岁左右、蓄着长胡须的老人，多亏老人家的指点，汉籍的经典大致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所以在秋香塾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进行学习，学到了十八史略、文章规范。”［6］169因此，出现如此差错绝非失误，而是另有它意。那么，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李俄宪曾说过：“一般意义上讲，取材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从历史纪录里挖掘出没其中的人物，并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选择取舍，然后再把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进行个性化、典型化塑造。”［7］126也就是说，要想弄清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以作品中孔子形象为例。不仅外貌特征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同，而且其行为也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例如，当孔子一行来到卫国时，听到宫内传出的钟声，孔子告诉弟子子路钟声非但不美，相反还十分可怖、凄厉，因为它包含了暴政压迫下的人们的诅咒和泪水。当卫灵公求教于孔子治国之道时，孔子告诫卫灵公应该克服私欲，以仁使天下驯服。由此可见，谷崎在塑造孔子形象时，想象性地将之塑造成为一个克己复礼的圣人。孔子本有的血肉被割舍了，只剩下一个被抽象化了的符号———善。也就是说，小说在塑造孔子形象时仅仅刻画他的为善之行，而对其他方面则没有提及。这一点在孔子与南子夫人见面时表现的最为突出。面对南子的美色和富有挑逗性的言行，孔子正襟危坐、表情极为严肃。虽说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司马迁的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其笔下的孔子形象也并非一味的高大，圣贤，落魄、穷困、潦倒的窘相时常会出现在《史记》的记载之中。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在百姓眼中“垒垒若丧家之犬”。［2］1921如此，谷崎为了突显孔子的善教、知礼、有德，有意识地放弃他的其他方面，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在对史实题材的处理上采用了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加之，《麒麟》属于短篇小说，其容量有限。因而，作者只能够选取历史事实的一个层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集中笔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于是也就成为其塑造人物的方法，至于与人物有关的其他情节则只有借助想象来虚构和演绎。与孔子形象一样，小说中的南子形象也同样体现了作者舍九保一的题材取舍方法。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南子这样一位美女，但据典籍记载南子更是一位喜欢舞权弄政的女子。这一点有《史记》和《左传》为证。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饹宋，已而之晋赵氏。”［2］2178《左传•定公》也有记录。“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6］544那么，《麒麟》中的南子形象是否也是如此？通读全文，我们没有发现说明此事的文字。显而易见，作者在选择中国题材时，并没有严格遵循历史，而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小说中的南子不喜权术，而爱施虐。“那些谈及夫人恶德的男人们，被她炮烙毁容、颈套长枷、贯穿双耳……那些惹动了灵公的心而遭致夫人的嫉妒的美女，被她割鼻、刖足、系以铁索。对此光景看得出了神的南子的面容，有如诗人般美丽、哲人般严肃。［1］114可以说，为了突出南子恶魔般的行径，作者将南子幻想为妲己，这显然与《史记》等典籍记载相违背。至于小说叙述南子向孔子求证其美之事，南子命宫女为孔子奉上珍馐美酒之事也都没有史料记录。换句话说，这些情节的设置都是作者想象的结果，与典籍没有任何关联。由此，作者为了确保南子的妖艳而舍弃了其他方面，这正是作者借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法塑造人物形象的结果。对此，加藤周一有过相关评价。“他（谷崎润一郎）只善于描写生活与某种理想相关联的一面，其他所有方面都被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崎的小说世界是抽象的。”［8］374加藤所说的某种理想显然是指作者的创作意图。“谷崎的小说，当然不是作者自身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实际生活的反映，而是由此岸的或者现世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美的反映，而且是快乐主义的反映。”［8］374换句话说，谷崎在小说主题上为了推行唯美的观念，可以割舍与之无关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真实的历史题材。南子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一句话，南子在其笔下是一位妖魔化的女性，是虚构多于事实的女性。由此似乎发现了小说的一个秘密：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舍九取一的方法，一方面极力表现孔子的善，一方面却又极力突出南子的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方面构成了彼此之间的一种张力。随着这种张力的增强，人物形象越单一，作品的文学性却越强。这种扁形式人物虽然单一，但也正是这种单一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因为这种人物之间的张力既是人物冲突的表现，也是人物性格的张扬，彼此矛盾越大，冲突越剧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越清晰。作者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有效回避了角色自身内部的冲突，因为这样不利于创作意图的表达，尤其对于像《麒麟》这种不足4000字的短篇小说来说，更是如此。

叙述范文篇2

关键词：失业失业人员失业保险

第一部分失业保险概念与特点

1、1失业保险相关概念

1、失业是指既具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要求的人员在劳动年龄内不能就业的状况.一般而言,构成失业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劳动年龄内;二是具有劳动能力;三是有就业愿望;四是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找到任何职业.那些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未到或超过劳动年龄没有就业者、为就学而暂时未就业者等，都不列入失业范围。失业的界定是制定失业保险制度的前提条件。

2、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就业转失业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的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所指失业人员只限定为就业转失业的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定劳动年龄是16-60岁，体育、文艺和特种工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可以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企业中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职工实行退休制度，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和符合条件的患病、因工致残职工可以降低退休年龄。按照上述规定，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都可以寻求职业，从事社会生产经营等活动，并取得合法收入。所谓有劳动能力，是指失业人员具有从事正常社会劳动的行为能力。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若不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也不能视为失业人员，如精神病人、完全伤残不能从事任何社会性劳动的人员等。目前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是指失业人员有工作要求，但受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未实现就业。对那些目前虽无工作，但没有工作要求的人不能视为失业人员。这部分人自愿放弃就业权利，已经退出了劳动力的队伍，不属于劳动力，也就不存在失业问题。

3、失业保险是指依据国家法规、通过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渠道筹资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在劳动者失业时给予失业金支付，以保障其最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对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促进充分就业，弱化失业负效应，稳定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

1、2失业保险的特点

1、普遍性。它主要是为了保障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失业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其覆盖范围包括劳动力队伍中的大部分成员。因此，在确定适用范围时，参保单位应不分部门和行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其职工应不分用工形式，不分家居城镇、农村，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只要本人符合条件，都有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分析我国失业保险适用范围的变化情况，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充分体现了普遍性原则。

2、强制性。它是通过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来强制实施的。按照规定，在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单位及其职工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根据有关规定，不履行缴费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互济性。失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筹集，由单位、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负担，缴费比例、缴费方式相对稳定，筹集的失业保险费，不分来源渠道，不分缴费单位的性质，全部并入失业保险基金，在统筹地区内统一调度使用以发挥互济功能。

第二部分失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2、1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没有失业保险制度。1953年国家实施的劳动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制度，但未涉及失业保障。在随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铁饭碗”就业政策，人们一旦被安排工作，就不存在失业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劳动体制改革，建立失业保险的问题也提上日程。为了配合国有企业用工体制改革，199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开始建立当时称之为“待业保险”的失业保险。当时纳入保险的对象仅为国有企业合同工，他们只涉及企业职工的一小部分。1989年，为了配合企业破产制度改革，“待业保险”扩大到破产企业及整顿企业职工。1992年，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开始出现“失业”概念，国家统计部门也开始使用失业指标，原来的“待业保险”自然就成为“失业保险”。

当时的失业保险只起到制度性补充作用，筹资规模小，覆盖面小，享受待遇的人数也很少，当时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冗余人员，但没有将他们推想社会，企业仍承担着冗余人员的工作安排及各项待遇。因此，当时的失业保险只是配合国有企业劳动体制改革及企业制度改革的工具这没有真正其到承担劳动力市场风险的作用。

1996年之后，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开始大量裁减冗余人员，出现大量下岗职工，给失业保险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的基本做法是建立下岗人员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单位、社会保险和政府各出一部分资金，为下岗职工提供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成为一种很有特色的、过渡性的失业保障形式。到2002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人数2714、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通过再就业及提前退休等政策得到安置，只有小部分人继续领取下岗生活待遇。2000年领取下岗待遇的人数达到高峰，当年年末为657、2万人。

在这个过程中，失业保险制度介入企业就业保障历史责任，部分地承担了企业冗余人员的负担，但只是提供了小部分资金，而大部分资金以及下岗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都是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

从2000年开始，各地的下岗制度陆续向失业保险并轨，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是直接纳入失业保险。原有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在享受中心提供的下岗待遇期满后，也逐渐转入失业保险，由失业保险机构管理，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通过几年的并轨，下岗人员逐年减少。到200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还有下岗人员270万人，其中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190万人，比2000年高峰时的人数大为减少。作好这部分人的转轨工作，是2004年失业保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这部分下岗人员的并轨，作为过渡形式的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将完成其使命。到2003年6月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十多个省、市完成或基本完成并轨工作。2003年底剩余的270万下岗人员，也将在此后三年内陆续并入失业保险，按照失业保险规定，他们并入失业保险后，最多可领取2年的待遇。失业保险承担的下岗人员的历史责任，将在“‘十一五”期间结束，到时失业保险将过渡到单一责任，只按照失业保险参保人的失业风险承担责任，出现市场经济常态失业保险运做新阶段。

2、2外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法国最早于1905年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随即，挪威、丹麦两国也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建立了类似于法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当时这几个国家实行的是非完全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即法律确定范围内的人员是否参加失业保险取决于个人意愿，参加保险，就必须根据失业保险法律规定接受管理，包括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享受相应的权利。1911年，英国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开创了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先河，后被一些国家效法，构成了世界失业保险制度的主流。到1997年初，世界上已有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其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强制性保险，自愿性保险的范围只限于工会已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的产业。在基金来源上，一般与社会保险其他险种相同，通常由雇员和雇主平均分担，也有些国家规定全部保险费由雇主缴纳。政府对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保险的补贴数额都很大。在享受待遇条件上，一般都规定：非自愿性失业；缴纳一定期限的保险费或在受保职业工作一定年限；申请者具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另外，对无正当理由而自愿离职的，由于行为不端被解雇的，或参加劳资纠纷导致停产而使自己失业的，一般规定要取消其享受资格或降低给付标准，有的还要推迟给付时间。在失业补助金上，通常以周为单位支付，标准为其最近一段时期平均工资的一定百分比。大多数国家计算失业补助金的替代率，为平均收入的40-75%。有些国家一律支付等额补助金。如果失业人员已成家，除发给基本补助金外，还要对其配偶及子女加发一定的补助金。在支付失业补助金前，通常有几天的等待期。大多数国家对连续领取失业补助金的时间有一定限制。一般情况下为8-36周，在某些情况下可适当延长。另外，有些国家根据缴费期限或参保时间决定享受期限。有些国家除正规的失业保险外，还提供失业援助或提供以失业人员家庭经济状况为条件的其他待遇作为补充。这样，失业人员领取补助金期满后，如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还可以继续得到一些救助。在管理体制上，多数国家是由政府部门管理，有些是由自治机构管理，这种自治机构一般由受保人、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失业保险与就业服务之间经常保持紧密的行政联系。有些国家已将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合并管理，基层的管理工作尤其如此，目的是为了促进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

第三部分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失业保险的要求。现行《失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条例》第3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由于《条例》对前者参保是强制性规定，而对后者是选择性规定，所以，从执行情况看，事实上存在后三类人员中有全部纳入的，也有部分纳入的，还有根本没纳入的不同做法，影响了部分人员的利益。另外，《条例》没有明确机关人员是否实行失业保险，在《条例》贯彻执行过程中，机关人员普遍没有参保，所以引起了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攀比。此外，“下岗”职工被排斥在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之外。按现行条例和政策的规定，失业保险不适用于那些虽然失去工作但仍然与企业保持劳动关系的职工即“下岗”职工，但“下岗”实际上就是失业，因此，如何使这部分隐性失业者显性化，这是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未曾就业的失业者排除在失业保险范围之外。《条例》中对失业人员的认定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即曾经就业者不含尚未就业者，事实上，我国目前25岁以下尚未就业的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

2、对享受失业保险资格条件的审核不够严格，资格审核欠缺相应的机构世界各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资格条件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条件是相同的，即失业者必须是非自愿失业者；失业者必须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且有劳动能力；必须提供足以证明其为非就业人员并积极要求就业的证据；失业前工作过一段时间或有过一定的投保经历。而我国《失业保险条例》对就业期、参保期、非自愿失业、就业部门登记主观就业愿望都有明确规定，唯独对法定劳动年龄和劳动能力这一条没有要求，造成了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显性流失主要是审核失业资格条件不够严格。失业保险制度的对象是失业者，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保险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而促进就业，因而同其他社会保险相比其资格条件应有更加严格的限制，规定重新就业者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不能继续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但现实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格审核机构往往一部分人一边拥有就业收入，一边领取失业保险金。

3、失业保险基金严重短缺，导致失业保险支付能力的下降。1．失业保险基金筹集难度加大，参保人数和征缴额的增长势头减缓，支出增加。2．筹集基本生活保险资金的能力明显减弱。从企业到再就业中心需要大量资金，面临确保基本生活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双重压力；随着下岗职人员猛增，从征收失业保险费中调剂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减少。3．中断缴费人数增加较快，缴费人数持续下降对基金征缴产生较大影响。虽然国家加大了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但仅靠财政资金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筹资办法，失业保险制度才能有效的生长和发展。

4、失业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不合理，失业救济标准过低。现行《条例》第18条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根据这一原则，各地基本采取了失业保险金统一标准的做法。这样处理，体现了所有失业人员享受同样待遇的公平原则，但不尽合理。因为职工参加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是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确定的，个人缴费也是以工资收入为基数进行的，事实上存在每个人实际缴费数额不同的现象，而失业后享受同样水平的待遇，没有充分体现权利义务对等，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精神。

5、失业保险制度管理水平不高，管理体制不顺。失业保险和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分散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随着下岗职工归并为失业，必须由统一的部门来管理。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我目前的保险基金一般存入银行或用于购债，由此取得的利息收入一并纳入失业保险基金。但这几年银行利率的下调，失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难度较大。社保基金如不能与经济增长步保值增值，就不能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而且将损害职工的利益。现行制度中资金浪费严重，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十分惊人。失业保险机构管理方面存在政出多门、扯皮内耗的问题。管理手段现代化水平不高，失业保险信息化建设受资金制约，在为群众提供满意的服务上还有差距。

6、我国失业保险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相对完善的法律责任。《失业保险条例》仅仅是国务院院颁布的一个行政法规，还没有上升到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或立法的高度，它仅仅是失业保险制度实施的一个基本规范，不是失业保险的基本法。这无疑影响其法律效力。在国外选择强制性失业保险模式的国家，其失业保险立法层次都是国家最高形式的立法。如日本的《雇员保险法》、德国的《就业促进法》是以家最高立法确定的。由于《失业保险条例》非最高形式立法，就形成了对违法行为的追究不利，使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变为实际上的自愿失业保险。

3、2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对策

1、拓宽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

(1)《条例》的适用范围，应进一步扩大，最好是全同统一，将城镇所有具有失业风险的劳动者都纳入适用范围。这样，可避免各地在适用范及对象上存在差异，有利于这项制度在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上健康发展，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纳入失业保险对象范围之内。

2、建立相应的资格审核机构，对享受失业保险资格条件的进行严格审核。我国目前对于失业与就业的界限末作明确划分。西方国家对失业与就业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工作时间，二是工作收入水平。所以失业者如果从事一些合法的经济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且收入达到法定最低工资的就可以视为就业者，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可以将失业者和就业者加以区分。为此，建议设立专门的资格审核机构严格把关，对失业与就业、劳动年龄及劳动能力进行严格审核。

3、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失业保险的资金筹措机制。1999年国务院新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由企业单方负担改为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其中个人缴纳l％，企业缴纳2％。这个规定，既能够增强职工的就业竞争和失业风险意识，也符合同际惯例。另外，政府补贴应该明确政策补贴的上限或比例，同时政府对一些亏损企业还应采取国家财政补贴的办法或是开征社会保障税，改变失业保险金的征收模式。以税收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收缴失业保险资金，是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必由之路

4、在执行现行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的同时，还要适当提高其标准，失业保险是企业和职工的一种投保，保险机构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日的，一是保证失业人员的最低基本生活；二是有利于促使失业人员再就业。因此，失业救济金的计发标准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不能调动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积极性，增加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太低不能保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因此，应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进一步调整现行失业保险金的记发标准。

5、合理确定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结构，使其保值增值

(1)要合理规定管理费开支标准和用途。

(2)把管理费的使用和管理引入国家审计项目之中。要合理确定基金的使用结构。失业保险的真正宗旨是保障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因此，失业保险资金的支出方向主要应是失业救济金。当然，运用一定比例的基金积极帮助失业职工再就业也是应该的。但严格控制管理费及其他费用的支出，保证资金主要用于救济失业人口，应是这项事业的永恒主题。

(3)在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上，现在我们主要采用存入银行取息的方式。因此，要想保值增值，就必须在基本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多种投资方式。目前一些地方采用购买公债、企业债券、业绩优秀股票等方式，效果不错。各地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地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基金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努力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6、规范和完善失业保险的管理制度

(1)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各省市成立财政、审计、计划、劳动和工会等部门参加的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切实加强对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的监督，严格审批失业保险基金的年度预算和年终决算，把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纳入国家财务检查和审计之中，将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置于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下，做到专款专用，无论是原准备金，还是其增值部分应全部用于失业保险。

(2)加强对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管理机构等方面也都应向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过渡。鉴于我同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门等问题，应合理确定有关部门的职责、权限，解决政企不分、政出多门和扯皮内耗等问题逐步实现政府不直接经办失业保险，而成立专门的非赢利性的社会失业保险机构，保证失业保险管理和运行相对独立。

7、提高失业保险的立法层次，突出失业保险的强制性《失业保险条例》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是国务院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发展的过渡形式和中间步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失业保险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复杂的工作，应抓紧时间总结经验和成果争取早日推出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依法管理失业保险工作，突出其强制性特点。在失业保险的法律条文中必须明确对于不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和故意不缴、少缴、欠缴保险费的处罚，并且加强司法力度和执法力度，对于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失业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劳动力资源是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岗位的竞争是劳动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竞争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劳动力因各种原因暂时不能实现就业。解决失业问题，不是完全消除失业现象，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开发就业岗位，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把失业人员的数量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同时，通过实施失业保险对暂时不能实现就业的劳动者给予帮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再就业服务，把失业造成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因此，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对分担失业风险，解决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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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叙述范文篇3

一、汉画故事解析

历史故事在汉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故事内容大多为圣贤、豪杰、贤妻、良母、贤子等，可分为忠君图、孝子图、刺客图、贞妇图等。表现忠君思想的画面有:周公辅成王图、完璧归赵图、伍子胥画像、二桃杀三士等，汉画中这些表现忠的内容是教育人们要像周公、蔺相如、伍子胥、晏婴等人那样忠心耿耿，保卫刘汉天下，不惜代价，为主人效劳，直至献出生命。表现孝子思想的画面有:丁兰供木人、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棰、邢渠哺父、韩伯榆受笞、董永卖身侍父等。贞妇图有贞妇、贤妇、七女为父报仇等。孝子和贞妇图像主要见于嘉祥武氏石祠、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和汉代乐浪郡(今朝鲜境内)出土的漆器上。这些图像教育人们要像孝子、贞妇一样孝亲，由此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周公辅成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画像石墓［1］，画面自上而下分四层，第二层刻周公辅成王图，画面刻七人，正中站立小人物当为成王，即“成叔武”。他头戴山字形王冠，脚踏几案形金座，接受诸臣的拜谒。左一人为其打着华盖，右一跪拜者当为周公，即周公旦。其余四人执笏躬立，以表示孝忠。嘉祥武氏祠亦有此图。周公辅成王故事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上云:“周公旦也，周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对于周公辅成王的业绩，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夫天下称颂周公”，“尊后稷也”。完璧归赵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9。画面刻三人，中一人为秦王，戴冠、着长袍、佩剑，一手扬起，呈接璧状，其中有“秦王”隶书题记。其后一人执笏，呈拜谒状。右一人为蔺相如，戴冠、着长袍，一手扬起，一手持和氏璧呈欲碎之状。画面中刻“蔺相如赵臣也奉璧于秦”题记。《史记•蔺相如列传》云，赵惠文王时，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蔺相如以“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使秦。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相如度秦王负约，使其从者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画面所表现的当为“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之场面。二桃杀三士图出土于河南省原南阳县［3］。画面中刻一高足盘，盘中置二桃，公孙接、田开疆二人执剑取桃，在一旁的古冶子怒不可遏，欲拔剑决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云:“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三勇士果因计功而争桃，终自杀身亡”。《梁甫吟》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荆轲刺秦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2］26，南阳画像石中也有此类画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面中刻一柱，柱左怒发冲冠者为荆轲，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柱右第一人为秦王。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使劲一转身，绕到了柱子后面，荆轲紧紧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的团团直转。荆轲身后为秦舞阳，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秦王身后的卫士虽然带有武器，因没有命令不准上殿，另一卫士似被撞倒在地，柱下方盒里放着志士樊於期的首级。

医官夏无且拿起药包对准荆轲打击，秦王借机拔剑砍伤荆轲的左腿，荆轲随手持匕首朝秦王投击，秦王一闪身，匕首从耳边擦过，打在铜柱上，画面给人留下火星四溅之感觉，秦王又冲上去，结果了荆轲的性命。此即《史记•刺客列传》所云，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的一刹那。老莱子娱亲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37。画面帷幔下刻三人，左二坐于床榻上者当为莱子的父母，其上有“莱子父母”题记。右一长跪者为幼时老莱子，他一手似持一老人的鸠杖，一手似拍一鞞状物，双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右上刻有“老莱子”题记。老莱子，春秋时楚国贤人。《史记•老子列传》云:“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他位高至尊，但对父母十分孝敬。面对七、八十岁的父母，他每日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屈身上堂，跌伏倒地，或唱歌、或跳舞，装出天真顽皮的样子给父母取乐。武氏祠另一幅画像题记云:“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梁寡高行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是一幅著名的贞妇画像［2］85。画面帷幔下刻四人，中一坐榻者当为梁国的高行。此时，她正持刀欲毁容，其上有题记“梁高行”。其前一跪拜者为梁王派出的求婚使者，上有“奉金者”题记。其右一人为高行的侍者，其左为梁王使者，持节，上有“使者”题记。据《列女传》云，春秋时，高行青年寡居。梁王慕其倾城倾国的美貌，派使者捧着黄金前去求婚。高行坚持女性的节义，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毁灭了自己的面容，维护了自己不嫁寡居的“尊严”。鲁义姑姊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06。画面右刻一妇人，怀抱一啼儿，同时又抛下一幼子。其旁一人似劝其将所抛之子收留下来。中刻一骑者，左刻一车，车上坐一驭者、一尊者，车后有节饰，车前刻“齐将车”题记。此即鲁义姑舍亲子、抱侄子的故事。据《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屡犯鲁国。难民中一位称鲁姑的妇人，在一次逃难中，被迫将一幼子扔下。当齐将问其是什么人时，鲁姑云，我扔下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怀抱的是兄长的幼儿，这是为人的公义。齐将被妇人的行为所感动，遂掉转车头回齐。

二、汉画故事彰显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主要思想工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力神化专制皇权，认为人君受命于天，是代表天的意志统治黎民，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还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儒生们极力鼓吹天人感应，鼓吹“五常”，使人相信君权神授，相信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是天的意志，从而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的“仁”的学说、“礼”的说教、“爱”的思想、“忠恕”之道，以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被广泛用来塑造历史人物与编织历史故事。“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墓、祠中刻绘的大量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而且也是统治者把绘画作为教化的补充形式的生动体现。各种形式的绘画以圣贤、烈女等来陪衬墓、祠主人的身份和人品，向人们颂扬他们的高贵地位和高尚品德。关于“教化”，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创始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之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之明，习欲已成，子孙循之，行兵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之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矣。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董仲舒主行教化，以刑、德比阴、阳，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认为教化之用犹如“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由此可见，西汉中晚期以后，墓、祠中大量出现历史人物故事画这种典型的、直白地推行教化的品类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题材集中于山东地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山东是儒家圣地、教化之区。另外，汉制“其德为孝”。西汉提倡孝悌，东汉更甚，厚葬是孝悌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生不能致其受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孝者可以被举荐为官，孝者，“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孝，可增封、可礼遇、可扌翟升、可留名。《后汉书•济北惠王传》云:“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147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云:“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隶续》封丘令王元宾碑云:“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后汉书•桓鸾传》云:“鸾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孝，是维系汉代家庭的纽带，是保持社会平稳的基础，也是汉代封建君主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封建统治者认为忠、孝紧密相连，不孝就不能忠君，“忠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在汉代，“求忠臣于孝子门”是忠孝观念的真正内涵，因此，汉朝普遍将忠臣孝子图刻画于器物、墓室石壁、墓前石祠或铸造于器物上，模印于建墓使用的墓砖上，教育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成为忠臣孝子。

三、汉画故事体现了汉代画家高超的艺术造诣

叙述范文篇4

关键词:钢琴;触键

钢琴被人们誉为音乐皇冠上的明珠,是乐器之王。学习它有利于培养人的情操和内涵,促进左右脑共同发育,调剂生活让人适度放松。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它。作为一个钢琴的演奏者,触键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技术问题之一,因为它作为钢琴发声优劣的关键,直接影响着钢琴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因此,触键一直是许多钢琴演奏家最为关注的。同时,触键也是普通钢琴学习者到专业钢琴演奏者的一道门槛。本文希望通过笔者对钢琴触键认识的叙述给钢琴学习者带来一点帮助。

1钢琴触键的发展

钢琴触键的发展以古典时期为界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时期是钢琴触键技术的成型时期,后一个时期可说是钢琴触键发展到高峰的黄金时段。

1.1前期

关于钢琴触键的前期,首先是古钢琴对钢琴触键的影响,在巴洛克时期羽管键琴的触键手法大多反对用沉重的力气去压迫手指,而提倡以巧劲带动手指的灵活运动。拉莫曾说过:“绝不要把手的力量压在手指上,相反,要用你的手支持住手指,从而使触键更轻巧。”而巴赫的儿子C.P.E.巴赫的著作《试论正确的键盘乐器演奏艺术》不但对巴洛克时期的古钢琴演奏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也为早期的钢琴演奏铺设了基础,提供了指南。

真正奠定钢琴触键基础的是莫扎特与克莱门蒂。莫扎特早年曾学习古钢琴,因此,他的钢琴触键技术,留有古钢琴触键的影子。他的触键要求轻巧、纯净而清晰,在旋律的处理上要求音质优雅如歌,反对不必要的肢体动作。可以说莫扎特的钢琴触键实现了古钢琴触键到钢琴触键转变的过渡。

1.2后期

这一段时期跨度很长,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到近现代。许多演奏家与作曲家依照音乐作品的需要,沿着莫扎特与克莱门蒂的道路,发展了许多富有个性的演奏方法。在莫扎特、克莱门蒂之后,古典主义的钢琴演奏风格逐渐发展成了以胡梅尔与贝多芬为代表的两派。胡梅尔的触键较为传统,清晰而准确。贝多芬的触键则更在于突显音乐的力度与演奏家的个性,因此他的演奏常伴随着较大的肢体动作,并且经常弹断琴弦。此时的贝多芬在钢琴演奏上已经开始注意用钢琴弹出交响化的音色,这对以后许多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与演奏家具有深刻的影响。

2钢琴触键的分类

手和手臂的状态建立后,我们就具备了学习“发音”的条件。既然发出声音的直接手段在于手指的下键,我们就必须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完成这个下键动作,简而言之,就是寻找最有用、最合理的触键方式。

虽然在整个钢琴演奏史上曾出现过多种类型的触键方式,但是现代钢琴家所运用的主要有四种。这四种方式是按照手、手臂和肩部的肌肉在弹奏过程中向指尖传递力的不同方式来区分的。

前臂转动是对上述四种触键方式都有帮助的一种动作。人们常说“易如反掌”。我们看到就连这个最简单的动作也包含着前臂的转动。如果运用恰当,这个动作可以在演奏者原来的基本动作之外产生一个相当大的力。不论对哪只手来说,前臂都可以朝左右两个方向转动。随着运动速度的加快,下键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前臂转动的目的就是将每次下键的力量直接集中在所要发出声音的那个键上,以使这个键成为手的用力重心。

2.1指力触键

这一触键方式是所有触键中肌肉运动最小的一种。与前臂肌肉相连的肌腱将手指往下拉,便完成了下键动作。而当肌腱松回时,手指和琴键就都回复到原先的位置。练习方法:让手处于正常的弹奏姿势,手背和腕背几乎在同一水平面上,手指贴住键盘,手腕在抬高和放下的动作中必须始终放松,手指始终贴键,手指稳固而略呈弯曲。

(1)断奏:每弹一个音符,手指都迅速按下键,并在发出声音的那一刻立即松开,这样手指就缩回到键上,手腕始终保持平稳,同时无僵硬之感。

(2)连奏:也像前面一样,每个音都要弹出,但是音必须保持住。手指所用的压力只须阻止琴键弹回即可。在向下一个音进行时,前臂略向右转动。这样当一个键松开时,另一个键正好发出声音。目前指力触键主要用来演奏精致典雅的乐段或创造纤弱的伴奏效果。一旦要求较重的音响时,指力触键就会被其他更有力的触键方式所代替。

2.2手力触键

在各类触键方式中运用最广的是“手力触键”。顾名思义,手力触键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手的朝下动作。把前臂与手在你前方水平地抬起,然后迅速朝下甩,甩得尽可能远。手臂甩完后如果不受阻挡的话,会在空间自然地消耗能量。

然后再做一个试验。手在桌子上方提起,当它往下落时,手指势必受到桌面的阻挡。这一突然受阻的运动能量在手腕部分产生反作用力,手腕(如果可能的话)会立刻向上弹起。正是手腕的这种向上弹起的倾向成为手力触键的一个不可改变的标志。

2.3臂落触键

这种触键方式就是(按照原来要求的力度)突然落下前臂或全臂,以使所要弹的那个键或几个键在这个下落动作中被推下。这种触键后的最终姿势就是手和手臂都从键盘上往下垂挂着。

臂落触键也是从正常的弹奏位置开始的(指臂下落后,手在键盘上的位置——译者注),但这时手腕在声音发出的那一刻略微向上拱起的力量已远远无法与臂重的力量相抗衡,所以手腕只好下落而非抬起。也可用臂落触键弹出断奏效果,只要手指在声音发出后立即放松。但是“粘着力强”是这种触键方式的主要特点,所以臂落触键最好用于音的保持或连奏效果。

2.4全臂触键

这种触键方式的特点是上臂、前臂、手腕、手和手指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运动。作用于琴键的力量主要来自肩部肌肉。不过需注意,这种联合作用的方式仅仅在按下琴键的过程中存在,下键后各部分肌肉要立即放松,特别是腕部肌肉要放松。

3钢琴触键的方法

叙述范文篇5

关键词：Robot程序、数据索引、遍历算法、相关性

Theabstractsofinformationretrievalsontheworldwideweb

Abstract:Thisschedualsdecribethedetailsoffataltechniquesabouttheinformationontheworldwidewebsite,includingthreeaspects:Robottechniques,Indexingdatabaseandsearchingprogrammes.Wecanlearnthedevelopingstatesofinformationretrivalsthroughthem.

Keywords:Robot,Indces,Revelance,arithmetic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信息不断爆炸式的扩张，网民怎么才能从这样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呢？搜索引擎，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准确获得信息的一种工具。象Google、Altavista、Infoseek、Hotbot、Yahoo、网络指南针、北大天网和华好网景的ChinaOK等等。这些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搜索引擎。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机器人搜集网络信息，建立索引数据库，并且不但的更新，通过一定的相关性算法，对用户提供的请求作出响应，并按一定的次序输出高质量的信息。它的主要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蜘蛛程序、索引数据库、检索程序。三个部分协调一致，其工作原理（图1）如下：

1Robot技术程序

Robot是一种计算机的程序,可以自动地在网络中穿梭,该程序最重要的功能是使用索引策略,也就是查找网站和网页的次序。可以用题目、URL、关键词进行索引,也可以是以上几项的某种组合。由于Internet的数据量大,在现有的机器和网络条件下,搜索引擎只能对部分Internet上的资料进行采集;加上搜索的索引策略不同,所以对相同关键词的搜索在不同的搜索器上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把整个Internet看作是一个图或一棵树的话,可以发现Robot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人工智能中的搜索树一样,这在计算机中可以方便地使用递归方法实现,具体如下:

(1)根据首页进行搜索,相当于搜索树的根;

(2)根据首页的第1个链接到下一个页面;

(3)重复(1)和(2);(4)到某页已经没有链接,回退上一级页面的下一个链接,如此循环往复。

但若要建立全面的索引数据库,必须对WWW系统进行遍历。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假设:将WWW作为一个有向图处理,将页面看作图中的节点,页面中的超链看作图中的有向边。因此可以使用有向图遍历算法(深度优先或广度优先算法或启发式方式)对其进行遍历。WWW是个典型的CS结构系统,所以可在一台主机上完成WWW遍历。

遍历一般采用以下3种方法:

(1)定一个种子URL,Robot从种子URL开始对WWW遍历;

(2)定一组不同类别、被访问频率高的URL,Robot从这些URL开始遍历;

(3)据域名或IP地址将WWW空间划分为多个子空间,运行多个Robot程序并行地在不同子空间中进行遍历。在实际使用中,一般是将这三种方法组合起来使用。按照上述遍历算法,Robot可以系统地、周期性地访问WWW,从而建立较为全面的索引库,并能保持对库的不断更新。

在遍历算法中，一般用到了两种方式，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两种基本的搜索策略。Robit以URL列表存取的方式决定搜索策略：

(1)先进先出，则形成广度优先搜索。当起始列表包含有大量的Web服务器地址时，广度优先搜索将产生一个很好的初始结果，但很难深入到服务器中去。

(2)先进后出，则形成深度优先搜索。这样能产生较好的文档分布，更容易发现文档的结构，即找到最大数目的交叉引用在实际使用中,一般是将这三种方法组合起来使用。按照上述遍历算法,Robot可以系统地、周期性地访问WWW,从而建立较为全面的索引库,并能保持对库的不断更新。在遍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其效率,可以融入人工智能的方法使其变得智能化,以下为可行的方法:

(1)搜索引擎基本信息的采集。考虑网络中海量的数据,首先选取一些网络的主要节点,使搜索引擎存放某些监控程序到站点中,和站点之间建立一种通信联系,使搜索引擎不必每次更新时都要一个个页面地比较,而是智能地知道自上次访问后哪些页面已更新,直接采集新的页面。

(2)搜索引擎数据库的建立。考虑数据库中数据的有用性,可以根据用户的访问频度,建立站点的用户访问频度表格,Robot查找链接和页面时,要查看该表格,从用户访问频度高的站点开始查找,对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特别快的还要特别处理。搜索引擎的数据库内容是用户经常访问并乐意访问的,使搜索引擎越来越贴近用户。

2索引技术

索引技术的目的是理解Robot所搜索的信息,从中抽取索引项,用于表示文档以及生成文档库的索引表。索引项有客观索引项和内容索引项两种:

客观项与文档的语意内容无关,如作者名、URL、更新时间、编码、长度、链接流行度(LinkPopularity)等等;内容索引项是用来反映文档内容的,如关键词及其权重、短语、单字等等。

内容索引项可以分为单索引项和多索引项(或称短语索引项)两种。单索引项对于英文来讲是英语单词,比较容易提取,因为单词之间有天然的分隔符(空格);对于中文等连续书写的语言,必须进行词语的切分。在搜索引擎中,一般要给单索引项赋予一个权值,以表示该索引项对文档的区分索引项的提取方法有统计法、概率法和语言学法。索引表一般使用某种形式的倒排表(Invers度,同时用来计算查询结果的相关度。使用的方法一般有统计法、信息论法和概率法。短语索引,即由索引项查找相应的文档。索引表要记录索引项在文档中出现的位置,以便检索器计算索引项之间的相邻或接近关系(Proximity)。

索引技术可以使用集中式索引算法或分布式索引算法。当数据量很大时,必须实现即时索引(InstantIndexing),否则不能跟上信息量剧增的速度。索引算法对索引技术的性能(如大规模峰值查询时的响应速度)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搜索引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索引的质量,而索引的质量由索引技术和索引策略来决定;但现行的索引技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其耗费的资源指数速度飞速增长,极大地影响到搜索数据库的容量和检索;考虑用提高索引智能化的方式来提高索引的质量。按建立索引的策略来看,应确定是全文关键字提取,还是内容提取,根据不同的查询目标会有不同的提取目标和提取范围,最终将大大影响数据提取的速度和效果,这是索引技术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按内容提取可以采用分类技术,把页面的主题或内容分类,进入到不同的数据库中,在输入关键词查询时,要求第n个关键词必须是内容类别的词,这样第n个关键词就可以使搜索引擎知道到哪个内容类别的数据库中查找,再匹配后面的关键词,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系统匹配的时间。这项技术要求在相关词库的基础上,还要统计使用频度,再加上一定的算法方可实现。当然上述两者应有机地结合才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

3检索程序。

当用户检索的时候，首先需要输入关键词，系统将对其进行语言分析，分解成多个词或词组，在去服务器的索引数据库，根据检索词的相关性进行匹配，找到与检索词相关度逼近的网页，按照相关度的高低进行排序输出,关键词出现了的越多的结果排得越靠前,越知名的站点排得越靠前。这里，相关性的设计相当的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搜索的效率。但“相关性”的概念一直非常模糊。一方面,人们观察到特定文档对特定查询而言可以有多种“相关”的方式,比如用户输入一个关键词作为查询向系统提交,系统返回的文档列表中的文档A讲述与此关键词相关的事件,B谈论与此关键词相关的人物等等,都可以说与这个关键词“相关”,但我们显然觉得二者与查询的相关并不属于同一层次。另一方面,由于用户本身的差异使其对检出文档是否真正相关的判断也有诸多差异。但是在设计信息检索系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相关性这个概念;具体地说,设计者必须对怎样才算是“相关”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相关性之前就谈论怎样区别相关和不相关文档,的确令人觉得在逻辑上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下面就相关性做详尽的阐述:

3.1相关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3.1.1系统角度的相关

信息检索似乎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种单方向的过程,即系统输出结果,用户是信息的接受者。这种理解置用户于被动的地位:基于这种理解,研究的重心自然落在系统本身。系统角度的相关一般有两种比较方式。其一是在文档本身固有的特征信息,如词频等等与用户提交的查询表达式中固有的特征信息之间进行比较。典型做法是在文档集中寻找出现了查询表达式中的索引项的文档;其二是在从文档中抽取的“主题”与用户查询表达式中体现的“主题”之间做比较,即首先计算文档中各索引项的权值,再按权值大小进行排序,以此为依据确定文档的主题词。这种做法比较简单明了,易于操作而且可以直接观察,所以一直是信息检索研究者们乐于接受的。

3.1.2改进后的系统相关

从系统角度定义的相关性(即主题性相关)最突出的优点,就是简明和可操作性;而至少目前的系统还无法把握人的主观感觉。这样看来,采取主题性相关的态度就是唯一可行的做法。然而并不能把词频统计作为唯一的解决办法。Fairthorne曾提出:如果允许个人推论和个人理解介入相关性判断,那么从某种角度来看,任何文本对任何请求都是相关的。所以,改进系统角度相关度计算方法似乎比较可以接受。基于此种看法,在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如果主题词提取算法能体现用户的相关性判断直觉,那么用户的相关性判断就可以被描述,而检索系统的输出就可能更加令人满意(见下图)。系统角度相关不能解决相关性判断的不确定性。相关性判断的不确定性基本上集中于用户的主观因素上。信息检索研究者的观点往往局限在虽然简单但引起很多争议的系统角度相关。但是随着检索系统日益广泛的应用,人们开始更多地思索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的因素。

3.2相关反馈技术在信息检索系统中的应用及局限

从用户角度讨论相关大体上就是观察用户对检索结果的反应,是系统输出向用户需求的投射。作为系统本身必须“知道”如何判断相关性,而这种机制实际上是设计者对用户判断方式的模拟。最终的系统只能将用户判断有差异这一事实“忽略”过去。在检索系统中,使用相关反馈技术的目的,是通过检索策略的调整来增强对相关文献的响应而抑制非相关文献。许多年来,相关反馈被用来修正提问的问题。较复杂一些的检索系统如以向量空间模型为基础的SMART和概率模型等等固然包含了某“相关反馈”技术,即以已经得出的检索结果和用户的相关性评价为依据,不断修正查询表达式和检索结果集合;但是,系统赖以区分相关与不相关文档集的算法却只考虑文档自身的特性。信息检索的主要工作简而言之就是提取文档内容特征项的过程。这就使得检索系统不能跳出“系统中心”的局限而用户判断的不确定性不能得到本质的运用。虽然从用户角度讨论相关性定义的文献多如牛毛,却从未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用户的主观因素的确难以捉摸。

结束语：在当今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环境下,对信息的占有和知识的发现,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智能性的检索工具来探索信息空间,检索信息并进一步进行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因此，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搜索引擎是当今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强烈要求。

参考文献：

[1]石艳霞信息检索中“相关性”与“相关反馈”研究概述

叙述范文篇6

安装前的准备

在进行操作系统维护之前需要将必要的数据备份出来。备份的方法可以使用额外的硬盘，也可以将数据用刻录机备份出来。另外，在重新安装系统之前，需要检查硬件是否工作正常，从网上下载最新的硬件驱动程序安装盘(光盘或软盘)，否则系统很可能将无法安装成功。尤其是某些RAID卡的驱动程序，一定是要有软盘介质的支持，因为在安装操作系统时会要求你插入驱动盘。

操作系统的安装

在确认万事俱备之后，就可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了。首先需要将硬盘格式化，用操作系统的启动盘启动系统之后，运行格式化命令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可以重新把硬盘分区，但是千万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硬盘，除非确认硬盘有坏道。

在格式化硬盘之后，就把操作系统安装上，安装操作系统的具体操作过程这里就不再讲了。安装完操作系统之后，再把显卡、网卡、SCSI卡、主板等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上，使操作系统正常运行就可以了。

另外，需要提醒一下，在安装完操作系统之后，记住一定要下载并安装最新的操作系统的补丁，这样就能够保证服务器的安全漏洞是最少的。

网络服务的设置和启动

仅仅安装完操作系统是不行的，此时的服务器还没有提供各种网络服务，因此需要对服务器进行一系列的设置。下面介绍几种特别重要的网络服务。

1、DNS服务

DNS(域名解析系统)是基于TCP/IP的网络中最重要的网络服务之一，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主机名到IP地址的解析服务。在Windows2000Server组成的网络中，DNS服务居于核心地位，如果没有DNS，Windows2000网络将无法工作。所以在Windows2000网络中，至少要有一台DNS服务器(详细内容请见B5)。

2、域控制器

在WindowsNT/2000中有“域”的概念。带有“域”的网络能够实现“单一账号单录，普遍资源访问”，也就是说只要在域控制器上有一个合法账号，就可以访问域中其他的服务器的资源。如果没有域控制器，只能构成一个对等网。对等网在权限控制、资源管理上是很麻烦的。因此首先要在网络中安装域控制器；如果网络中已经有了域控制器，可以不必再安装域控制器，但可以将这台服务器设置成备份域控制器，当一台域控制器出故障的时候，另外一台域控制器可以接替它的工作。

3、DHCP服务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是服务器向其他客户机提供IP地址以及其他网络服务的IP地址(如DNS、默认网关的IP地址等)的网络服务。数量在几十台以上的计算机网络中，使用DHCP会带来很大的方便，客户机的IP地址、DNS的IP地址、默认网关的IP地址等都可以实现自动分配，这会大大降低网络的管理难度。除非只有几台计算机，否则都应该采用DHCP。

4、Web服务

Web服务是服务器提供的基本功能，尤其是在校园网中，怎么可能没有校园主页呢？在将校园网主页的数据复制到服务器中之后，需要重新设置一下Web服务，使校园网主页能够正常运转。

应用系统的安装

基本网络服务安装、设置完成之后，需要安装各种服务器应用系统。下面介绍几种必需的应用系统。

1、E－mail服务

E-mail是网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服务之一，因此E-mail服务器不可缺。邮件服务器软件有许多，在WindowsNT/2000中，用的最多的当然是ExchangeServer了；在Linux中，最常用的邮件服务器软件是Sendmail。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的安装和设置就不讲了。

2、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服务也是服务器中经常提供的服务，许多应用系统都在数据库服务器的基础上进行。在WindowsNT/2000网络中，最常用的数据库服务系统是MSSQLServer；在Linux中，最常用的数据库服务系统是MySQL。也可以使用Oracle等大型数据库系统。

3、服务

目前，许多学校使用服务器联入互联网，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互联网接入费用。常见的服务器软件有SyGate、WinGate、MSProxy等。有的软件不仅需要在服务器端安装，也需要在客户端安装，因此在安装的时候，要保证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一致。

4、其他应用系统

安装了以上这些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校园服务器上还要运行其他应用系统，比如教育教学资源库、校园管理系统、电子图书馆、电子备课系统等。这些软件的安装各有不同，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进行就可以了。

OK，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步骤，现在焕然一新的服务器又重新出现在您的面前了。相信整装待发的服务器将在下一学期的工作中会有更好的表现。

★专家提示★

1、安装前的准备

在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之前，首先要确定是否需要重新安装。如果需要，那么要确定操作系统的版本，数据库、Web服务、邮件服务等应用程序的版本，要确定是否用当前的版本，还是升级。之后，准备操作系统、补丁程序、应用程序，准备驱动程序，最好使用厂家提供的驱动。

备份数据的方法有许多种，在校园网中很实用的办法是网络备份，或者用磁带机备份。备份时，要区分文件系统、数据库，文件系统备份很简单，Copy即可，数据库备份不能简单地Copy，要用数据库下的备份工具来备份，或者用专用的备份软件来备份，例如Veritas、IBM、CA、NETAPP等公司的备份管理软件。

2、操作系统的安装

如果硬盘以前是安装UNIX，硬盘的分区不是FAT分区，而是VFS、E2FS、E3FS等分区；或者硬盘做过RAID，硬盘的前16K字节会保存RAID的设置信息，这时候为了保证系统安装不会受到干扰，要求清除这些信息。可以用一个小工具来彻底清除系统分区信息，它就是Clear程序，这个小程序能够彻底清除硬盘的分区信息。如果找不到Clear程序，也可用Fdisk/mbr来清除主引导记录。

在系统安装驱动程序时，最好使用厂家提供的驱动，不要用系统自检的驱动，很多情况下，系统自检的驱动会有各种问题。例如，有时候用NT自检的SCSI卡的驱动会导致系统找不到硬盘；NT自检的网卡会导致系统蓝屏；Linux自检的RAID卡驱动会在安装时死机；SCOOpenserver自检的网卡会在大数据传输量的情况下导致网卡断掉等。

叙述范文篇7

[关键词]符号叙述学；虚假广告；意义联结

自工业革命以降，人类借由飞速发展的经济日渐迈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在物质极其丰盛的基础上，消费被独立出来，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1]。为刺激大众消费、展示商品价值，“广告”这一营销利器受到了诸多厂商的青睐。正因为广告对消费的神奇作用，部分广告主为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从而攫取非正常利润，以虚构商品成分、伪造商品功效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不仅使消费者利益受损，更让广告的可信度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降低。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近几年，有关虚假广告的投诉一直位列“消协十大投诉热点”的前三[2]，且呈上升趋势。在众多虚假广告纠纷中，像“吃了旺旺但没有变旺案”①、“六个核桃虚假宣传案”②这类“宣传明显不实”的广告案例格外引人关注，而这些明显虚假的广告宣传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也成为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三、四条的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且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③。申言之，只要与客观现实不符的广告均能被解释为违法广告。但若照此实施，不仅会限制广告产业的发展前景，而且筛选剩下的那些所谓的“合法”广告将无异于死气沉沉的“产品说明书”[3]。为解决此问题，虽然《广告法》的第二十八条列举了5款具体的“虚假广告”①，但其规定仍只停留在“广告不能造假”这一层面上，根据该款无法区分哪些部分可以虚构，哪些部分不容有假，更无法区分艺术夸张和虚假宣传的差异。如果我们采取诸如美国、德国“一般消费者判断水平”这样的主观标准来判断虚构广告，考虑到我国执法和司法队伍的基本情况，则又会出现法律实施的随意性过大等问题，这不仅会使法律的权威受到影响，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为解决此难题，笔者拟运用符号叙述学之相关理论对虚假广告的法律内涵给出清晰、合理的界定，旨在有助于有关部门认定虚假广告行为，规制当下的广告业乱象。

一、意义型广告的出现与虚假广告主观性判断标准的产生

（一）消费社会中广告宣传策略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理论，即现代人购买商品的行为已经从对“物”本身的消费变成了对“意义”的消费。“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4]精准把握到现代社会大众消费观念这一嬗变的广告业很快开辟了一条新模式——不强调品质，而是创造意境吸引消费者。以柒牌男装为例，借助其品牌代言人李连杰荧幕上的“硬汉”形象，柒牌男装以“至尊、高贵”的形象塑造成功得到了大批消费者的青睐。由此，作为使用价值的服装之保暖和审美功能退居幕后，其意义价值凸显为商家吸引消费者的秘密武器。这样的广告设计在今日已屡见不鲜。十年前的洗衣粉广告着重宣传其产品“白衣亮白、彩衣鲜艳”的功效，而新近的洗衣粉广告则将关注点从“洗衣洁净”上移开，转而通过一家人洗衣的温馨画面创设出“笑容印在你脸上”的温情话语；无独有偶，青岛啤酒也将“百年酵母传世麦香”的广告宣传替换为“青岛纯生鲜活人生”这句看似与啤酒无关的话语表达。在这样的宣传策略下，苹果手机成为时尚的标志、星巴克咖啡化身小资休闲的选择、香奈儿更是优雅时髦女性的代名词……诸如“孝敬爸妈就送脑白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广告词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选购商品的行动指南。商品的“意义”更多地成为人们购买行为的目标，广告“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的欲望，使消费者在商品购买和消费的过程中完成对自己的身份塑造”[5]。通过分析广告模式的变换可以发现，现在的广告形象宣传大多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没有或极少对使用价值的介绍，而是将重点移至对广告情节的塑造之上，商品在广告之中成为了脱离自身使用价值的艺术存在，由此带来的“超现实感”无形中加强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崇拜，强化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6]。（二）意义虚构的解释困境与“引人误解”标准的滥用。当商品的效用已不再成为这类广告宣传的着眼点时，以“内容虚假”的标准来衡量广告虚假与否也就相应地不再严谨。易言之，如今的广告商更愿意在广告中创设出某种“意义”，而这类意义却往往与商品本身无关，但这些广告的虚假性正是体现在此种对于意义的虚构之中。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将这种关于意义的讲述简单理解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夸张和创新，且无关于产品的具体功效——如“运气”之于食品“旺旺”、“欢乐”之于洗发水“海飞丝”。然而目前实务界仍惯常使用虚假广告的相关法条对其进行规制，此时未明确“虚构意义”的《广告法》无形中成为意义型广告的天然保护伞，判别它们是否构成虚假广告的唯一方法就只能是相关公众是否会产生误解，即我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提到的“以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中关于虚假广告的判别标准仅仅着眼于商品效用这一层面，即立法者只详细规定了广告在所宣传商品的质量、功效等使用价值方面不能造假，而涉及其他与此商品应有的使用价值无关的“虚构”时就将判断标准交给了相关公众，对其是否虚假没有给出明确、客观的认定标准。

二、广告的本质与商品的符号意义

（一）作为纪实性叙述的广告。依据符号叙事学对于叙述体裁的区分，广告和新闻区别于以电影、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性叙述，同属纪实性叙述。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区分可从“是否可以问及事实”来做判断。“纪实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在于接收方式的社会文化的规定性：读者可以要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事实’证据”，如在新闻报道中，读者有权就新闻中的一切信息提出质疑，因为新闻是建立在纪实的基础上的。相反，在虚构的文本体裁中，作者勾画出一个虚构的叙事者人格，同时期待受众自己分裂出一个虚构的接收人格。因这两级传达关系的展现，电影、小说等再次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具有了“不透明”的效果，在此时追问真实也就失去了意义。如电影中的新闻已经不在其真假的讨论范畴中了，因为其真假是对电影世界中的人而言的，即虚构正因为在现实世界无法被追问真实与虚假才被称之为虚构[7]。广告之所以被纳入纪实性叙述的范畴，原因在于广告作为商家面向消费者展示商品用途及特色的渠道，理应具有被问真的可能性。而现代广告中虚构成分的出现与广告叙述的转向密不可分：广告诞生之初，受经济生产能力的限制，商家在卖方市场中只需陈述有关商品的信息即可吸引消费者。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广告传播媒介的变化，广告也经历了由“陈述”到“叙述”的转向，广告开始引入人物场景，并注重情节变化。由此，在一个个情节化的广告之中，商品本身被不断弱化，故事情节的精彩程度成为广告商们追求的目标。但纵然广告中可以存在小到故事人物、大到故事情节等大量的虚构性叙述，广告也只能对不涉及商品功效的故事进行虚构叙述式的处理，广告中商品的真实性始终需要被质疑。也正是因为其可以被问真，虚假广告才会被受到制裁，因为其违背了纪实性叙述真实的要求。如在现行广告法中，商品的外形、功能如果与广告所描述的不相符，则被认为是虚假广告。（二）从“物”到“符号”——广告中商品角色的转变。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已经不再是对物的消费，且不论戒指、项链等物品作为装饰品的消费空间被诸如幸福、高贵等情感感受挤压，一贯强调实用价值的肯德基、可口可乐在近几年也打起温情牌。在其广告中，商品常被用来表现家庭和睦、儿女孝顺的表征，直接诉诸受众的情感感受。在这一过程中，商品实现了从物到符号的跨越，换言之，商品越来越成为意义的承载物。对于商品与其承载的意义而言，尽管以任意性为主，但并非没有理据性①，如珠宝广告往往以钻石的坚硬象征爱情的长久，通过感觉的相似建立起二者的联系；又如将“孝敬父母”相联系的脑白金，则构建了符号与意义间的指示性，这样通过广告建构出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商品往往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商业的推动和媒介的发展，这种联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广告这种方式被建立起来。恰是通过广告叙述，商品的意义才能被解释出来，然而对于意义的问真又不同于商品的功效：后者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而证明真伪，前者却恰似电影在虚构故事中输出价值观一样，由于其不可被追问真假所以无法被定义真假。人类乃是不折不扣的“意义动物”，在今日的广告中，直接告知受众商品信息的方式已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故事来吸引消费者。因此，有学者根据陈述和叙述的区别在广告学中提出了静力型广告（不含意义指代）与动力型广告（包含意义指代）的二分法①，但不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参与广告情节，动力型的叙述式广告正成为当今广告的主流。当商品功效在广告的情节中慢慢弱化而其符号意义逐渐凸显之时，这种“不真实感”就会加强。例如在李易峰与杨颖拍摄的“德芙巧克力”广告中，当杨颖撕开巧克力的包装后坐在长椅另一边的李易峰不由自主地滑向杨颖身侧。这则广告并未直接告知受众——德芙巧克力有多么美味，而是在对青年男女恋爱浪漫氛围的营造中植入德芙巧克力，显然这已经不属于传统注重宣传产品功效的广告，因此如果有人吃了德芙巧克力却没有发生和广告一样的“地面倾斜”时，不能据此认定该广告为虚假广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广告内容的情节参与使得其具有了电影不可被问真的特性，无关真假也就不能定义为虚假，广告的真实悖论实质上也就是广告体裁要求真实和广告操作真假难辨的冲突[7]。

三、商品“意义”无法被传统法律规范的困境

（一）虚假广告的传统法律规范思路。纵览我国立法中关于规制虚假广告的相关条款，从《广告管理条例》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再到《广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如今立法者对虚假广告的认定大致形成了如下的判断思路：一是广告在客观上存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二是广告在主观上欺骗或误导了消费者。这种思路清晰地体现在新《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虚假广告认定的一般性条款之中：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8]。而考察欧美国家的虚假广告判断方法亦能发现，其依然吻合上述两个步骤。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十五条规定，“虚假广告”是指在主要方面是欺骗性的宣传，不是标签。认定广告的欺骗性时，既要考虑广告说明、词、句及设计、声音或其组合本身，还要考虑其对相关事实的表述程度。英国《消费者信用法》强调，广告内容在实质性方面虚假或易引起人误解的构成违法[9]。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规定：禁止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对其商业关系作引人误解的宣传，特别是禁止行为人对个别商品或服务以及整体供应的性质来源、制作方法或定价、价目表、商品采购方式或采购来源、获奖情况、销售动机或目的，或对储备数量等作引人误解的宣传[10]。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与欧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大同小异，即首先判定广告内容是否虚假，着重考察商品的外观、质量、产地、价格等是否和广告中宣称的一样，如果广告宣传与真实商品不符，则可认定此广告为虚假广告。如果广告描述与商品特征一致，就要考虑广告是否具备“引人误解”的可能性，因此没有造假却“引人误解”的广告亦可能被认定为虚假广告。此种判定思路固然是司法实践的一个进步，但仍尚不足以完全解决个案中的难题：面对艺术与虚假常常“一体双生”的现状，如何判断相关公众对广告内容是否产生误解？德国学术界和司法机关认为，只要相关交易中一部分人对广告宣传发生了误解，该广告宣传即为引人误解，其中误解比例在德国法院的裁判中被逐渐确立为10%以上，德国法院通常会在1000名相关消费者中进行问卷调研，如果有超过100名消费者为目标广告所误导，该则广告就极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虚假广告从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院确立了“愚人标准”以保护消费者免受虚假广告欺诈，即如果连一位不善思考的、轻信的、无知的、低于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被某一广告所欺骗，那么该广告就不是虚假广告。但这样的规定由于对广告主来说未免太过苛责而引发了大量争议。半个世纪后，美国法院转向从消费者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这一标准，认为广告所要传递的信息受众是消费者，只有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才能准确地进行判断。基于这一理由，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虚假广告认定的三项原则：广告的陈述或表示具有欺瞒消费者的倾向或可能；广告的陈述或表示能够欺瞒相当数目的消费者；广告的陈述或表示具有实质重要性。原则中的“相当数目”的消费者也被确立为20%~25%，标志着美国对虚假广告判定从“愚人标准”向“理性人标准”的转变。（二）“引人误解”判断标准的局限。上述虚假广告的判断方法并不能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较强的借鉴意义。较之英德，我国幅员辽阔；较之美国，我国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因此，若要通过随机抽选千人消费者判断广告是否涉及虚假宣传的做法不仅会因人、因地而异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更会在个案中极大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如果将判断的权力交由不确定的消费者，亦会让理性的司法裁决变为偶然的情绪化判断。如在“红牛案”中，纽约一位名叫本杰明•卡瑞瑟斯的消费者将红牛公司告到法院，称自己在过去10年中连续饮用红牛，但“并未长出翅膀”，因此红牛“给你一双翅膀”的广告词是欺骗消费者虚假宣传。这起红牛“折翅”案迅速引发了全球消费者的广泛关注，虽然有诸多消费者认为红牛公司不应作此赔偿，因为喝任何饮料都不会长出翅膀是常识。但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起的一项在线投票的结果却让我们意识到消费者群体可能还尚未完全具有更理性的判断能力。在“红牛公司是否应该就‘让你有翅膀’涉及虚假宣传进行天价赔偿”的调查中，23245名参与投票者有占比88.09%的20467名投了反对票，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认定标准，有11.91%的消费者认为红牛的广告的确涉及虚假宣传，就足以认定红牛的这则广告为虚假广告。因此，长期以来各国都在寻找避免此项繁杂且极耗费司法资源的替代做法。为改变我国行政执法机关长期重视客观标准而忽视主观标准、许多艺术夸张广告被诉至法庭的问题，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商品，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不属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此次司法解释固然承认许多广告的创意情节或艺术夸张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再现，因此宜结合两项标准综合审查，即如果广告中的夸张情节没有引起消费者的误解，就不应被判定为虚假广告，但其依然未触及到夸张和虚假的本质区别，也未界定清晰艺术夸张的边界，实践中更会因“明显夸张”产生的适用问题而困难重重。一言以蔽之，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我国和美、英、德三国对于虚假广告的认定基本都包含了内容虚假亦或会引人误解，但判断方法都只能判定传统陈述式广告的真假，若遭遇叙述式广告时就陷入了解释无力的困境。如有消费者使用了海飞丝洗发水却没有“欢乐从头开始”、入住号称“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的柏林曼达拉酒店却没有家的感觉、喝了雪碧却没有“透心凉心飞扬”的效果而起诉，法院固然可以以“艺术夸张”为由驳回。但如若法官在判决书中无法明确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不能释明夸张为何不涉及虚假，“纸面上的法律”将永远无法被安放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因此，尽快确立虚假广告的判别标准、回应现实中的司法难题迫在眉睫。

四、虚假广告认定的新思路

叙述范文篇8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情欲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性交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四、炎黄文化书写的艺术典范

叙述范文篇9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尾注

1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个人的阅读《资本论》的学习札记。我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希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与话语结构，限于时间和个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也算是学习《资本论》的一次肤浅的总结吧。

2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一书对发展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后果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许宝强写的《前言：发展、知识、权力》中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以经济增长或现代化/工业化为基本理念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质疑，显然，马克思主义页提出剥削和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诉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说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或者说历史）进步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对于发展主义的质疑，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而兴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批判，至于除了“现代化”或工业化之后，还有没有“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之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书中对于90年代逐渐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等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

4“马克思的幽灵”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战”结束后，他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性形式再次复现或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使用的却是复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种，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幽灵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页

5[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页

6“历史的终结”提法来自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由于1989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说明自由主义终于战胜共产主义，历史也就随之终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驱魔——马克思主义》一章中把福山的论述作为冷战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哀悼之声；另外，在《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一文也对福山的说法进行了历史的溯源，/liuxfchuandayanjiang.htm

7[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页

8“保卫马克思”是[法]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它与《读<资本论>》一起成为60年代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要文献。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10“遗产”和“债务”是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提供的说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经济学语言，描述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份需要继承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份需要偿还的债务，而他或者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遗产和债务，不过，这种方法或者说态度本身恰恰就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遗产，德里达使用这份遗产来试图处理其“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债务问题，这或许是德里达的精明之处。

1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1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17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页

2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选自[美]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第107页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143页

24《历史的终结：刘小枫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讲演》/liuxfchuandayanjiang.htm

25《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6《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27《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页

29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1据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即年鉴学派的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一词是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马克思从没有用过这个字眼。在阅读中，我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罗代尔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不相符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一文登载于2000年2月的《天涯》杂志上，第150页

3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36这正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鲁东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引自《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页

3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8《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39[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页），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同上书，第3页）。参考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页

41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页

4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43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页

4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页

45把符号划分为能指与所指，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共时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能指指符号的物质形态（如声音或拼写），而所指则指符号的具体意义，那么能指与所指的现实对应物就成了“参照物”，从而使结构主义摆脱了符号与参照物的纠缠，可以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结构内部来讨论符号的意义问题。

46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人几乎丧失了主体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告诉人们，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识，人受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的控制；而语言学-结构主义以来，人也丧失了“说语言”的权力，而变成了“语言说人”；到了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在利奥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叙事/历史已不复存在，而福柯则使连续的历史变得不可能，历史变成破碎的/断裂的，并且使任何试图填补历史空白，粘合历史碎片的工作都变得很荒唐，而德里达更是颠覆了人类处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以来的一切自信，都解构掉了。

47《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页

48杨志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共有资本的本质》一书，就把这种辩证法的“二重性”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来重新对《资本论》进行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认识辩证法和《资本论》的有效视角。

4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51《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页

5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页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页

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页

56《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57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汪晖把辩证的时间观替换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述，看成是马克思叙述上的漏洞或者说困境，这本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历史过程的叙述”本身就包含又“结构的叙述”，也就是在“历时-共时”的话语结构中，马克思强调了历时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排斥共时结构，而是借助辩证法把“历时-共时"又辩证地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辩证的时间观与历时的叙述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马克思往往把辩证法运用于辩证法自身，进而使辩证法在叙述上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质，而对于辩证法的颠覆又往往落入辩证法的圈套。该文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8汪晖著：《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选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页

59《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页

60《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页

61《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页

62《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页

63《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页

64《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页

65《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参考书目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3、《资本论》（第一卷），选自《<资本论>选读》（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法]雅克·德里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5、《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6、《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厘巴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8、《发展的幻想》，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叙述范文篇10

比照于电影是大众艺术和特殊文化商品的意义界定，冯小刚的贺岁影片无疑是成功也是应予以肯定的。而且，于国产电影亟待振兴之时，冯氏喜剧影片风靡电影市场的独特景观显然已超出有限的自身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那么，确证其样式指归及共通特征，探究其屡试不爽的叙述策略与技巧，便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

类型观念

审慎研究，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本质层面上，冯小刚通过自己的贺岁喜剧片实践将世界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美学观念引进中国大陆，在经典“轻松喜剧片”(又称“怪诞喜剧片”、“乖僻喜剧片”，ScrewballComedy)中，加进本土或具有东方文化意味的东西，从而在电影受众市场中实验性地也是成功地确立了中国式的“轻松喜剧片”。

类型电影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制片厂制度兴盛的好莱坞，并因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而很快成为主流电影，它促成了好莱坞“以它摄制的影片质量和大量的利润，称霸于全世界”(注：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第29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60年代末以后，类型电影在质量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成为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电影生产的主体，不少影片还因样式和内容上的创新而成为极富艺术性的影片，为电影评论界和历史学界所注意和肯定。美国信息传播学家和电影历史学家弗兰克·毕佛就认为，应将类型电影及其艺术家与那些艺术质量较高、非常重视“生产标准”的影片列在一起给予评价，因为：类型电影“是由经济制度产生的”，“每类电影在电影史上和文化史上都起过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它们“从内容和风格上都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前景”(注：弗兰克·毕佛：《电影术语词典》，第30页，第1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而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派“类型评论”(GenreCriticism)——对世界成熟的电影类型的产生背景、分类标准、美学形态、历史演变和社会机制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对类型电影理性认同的集中体现。

所谓类型(Genre)或类型电影，弗兰克·毕佛认为：类型“是指表现相似风格、相似主题和相似结构关系的任何一组电影的术语”(注：弗兰克·毕佛：《电影术语词典》，第30页，第1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类型电影就是“指按照约定俗成的类型(西部片、强盗片、恐怖片等)要求或原则制作出来的影片”(注：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第9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类型(类型电影)，它们是一些相对固定的制片模式，表现出相似的风格、主题、结构关系及共通的样式特征——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容易判断的人物性格、固定的电影语言模式、漂亮耀眼的明星、惊异罕见的奇观和回避现实的娱乐效果等。但类型在题材、情节、人物、技巧、造型等方面较为稳定的相似性、共通性特征并非一成不变，作为市场化运作(好莱坞式制片厂制度)和意识形态(散漫的大众意识形态和主流的道德意识形态交相辉映)的共同产物，类型电影需要迎合接受主体的观影期待(猎奇、探密、冒险、窥视等)和文化心态(道德观念、“英雄”崇拜、公平意识等)。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一个有所追求的电影导演的创造潜能，而一些富有艺术个性和美学价值的类型影片的产生也成为可能。“任何能够多年存在的样式都很有可能存在固有的电影特性。内在的电影价值与艺术地利用这些价值显然是不同的。”(注：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第218页，第217页，第22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即使对于只用某种样式拍过一次影片的导演来说，只要他用心使这种样式的常见特征体现出某种新东西，那末，采用这种样式也会有重大的好处。”(注：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第218页，第217页，第22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60年代末以后，类型电影克服了早期影片的不足(如叙事的单线结构、角色性格的透明简单、主题内涵的浅显等)，使自身趋于成熟、完善——多线索叙事、多侧面的人物性格、贴近现实的人道主题、风格样式的多样融合(在一部类型片中融合不同类型的风格特点)等。可以说，对电影如何借助叙事结构、叙事技巧来叙述一个完善的打动大众的故事，电影如何以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影像奇观来引导接受并最终赢得市场，类型电影确立了较好的典范。

除轻松喜剧片外，类型电影的经典样式还有西部片、歌舞片、强盗片、恐怖片、惊险片、科幻片、警匪片、道路片、传记片等。一如斯坦利·梭罗门所说：“一些次要的影片作为一个整体被吸收进大众文化的主流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模式，能够支持更有艺术性的影片……”(注：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第218页，第217页，第22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在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中，类型电影的每种样式都产生过杰作。

轻松喜剧片作为颇受大众欢迎的具有滑稽、怪诞色彩且节奏很快的类型影片，最早出现于30年代的好莱坞，欧纳斯特·刘别谦执导的描写国际骗子失败的《天堂的纠纷》(1932)首开这种类型。不着边际的妙语连珠、矫揉造作的情景、关于家庭或浪漫爱情的冲突及令人愉快的圆满结局是这类影片的特点。轻松喜剧片的大师弗兰克·卡普拉执导的《一夜风流》(1933，获第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乔治·顾克执导的《假日》(1937)、霍华德·霍克斯执导的《养育婴儿》(1938)等，是早期轻松喜剧片的杰作，它们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观众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极乐世界。《一夜风流》以男女主角的情感变化(恶意——友情——爱情)为主线，妙趣横生的情节设置、幽默机巧的言语对白，理想化的人物性格塑造，使小人物的浪漫爱情故事随着一个个冲突的消解而具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闹剧)效果。60年代以后，好莱坞轻松喜剧片糅进了时髦流行的材料(与时代切近或大众关心的内容)：自由的，不恭的反战，放荡的世风，内心的隐秘等。麦克·尼科尔斯执导的《毕业生》(1967)、罗伯特·阿尔特曼执导的《乌合之众》(1970)、乔治·罗伊·希尔执导的《骗》(1973，获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伍迪·艾伦执导的《安妮·霍尔》(1977，获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马丁·布雷斯特执导的《贝弗利山警探》(1984)、克里斯·雷纳执导的《独自在家》(1990)、罗恩·安德伍德执导的《城市滑头》(1991)、约翰·马登执导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1998，获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等片，都是这一类型的较为成功之作。《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作为一部古装轻松喜剧片，将男女主人公伤感的爱情故事与大胆的、滑稽的插科打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揭示小人物真情相爱的内心隐秘的同时，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放荡的世俗风情。

样式确证

与经典样式相比照，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影片具有轻松喜剧片的一般性特征。

1.选材

迎合受众。轻松喜剧片这一类型是由广大受众和电影市场培育的，故事材料契合观众的欣赏需求与电影市场的消费需要是必须的。冯小刚心中明确、自觉的受众情结和市场理念也使其将喜剧故事材料定位在观众喜爱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其贺岁影片的故事内容应是观众喜欢、市场需要的。为实现这一选材效果，冯氏在创作之余经常深入观影群体调查了解——“更多的时间我是一个观众，我不是一个导演”(注：冯小刚语，见《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探知观众的心声和市场的反馈。而他在创作电影时则谨记市场和受众的需求——“在拍电影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得有一个市场的概念。”(注：冯小刚语，见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第8页，第18页，第22页，第22页，第14—15页，第1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出导演自觉的类型观念——“一个本子拿起来要拍它，观众会不会喜欢它，这个基本判断我是有的。”(注：冯小刚语，见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第8页，第18页，第22页，第22页，第14—15页，第1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类型样式的确立首先就是要用适合这一类型的独特的鲜明的动人的故事材料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因为冯氏较准确地把握了受众的思想、心理、情感状态及电影市场的热点、共性、主流趋向，其所选择的故事是较为切合受众需求的。实际上，受众的喜爱、市场的认同已成为冯氏贺岁影片选材的追求(这也是电影大众艺术的要求)。而由于电影的正向审美就是要先用故事打动观众，这也成为冯氏影片必须实现的效果及检验其成败得失的标准。而选择的故事迎合成熟观众群体的欣赏期待、道德理念亦是经典轻松喜剧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情理冲突。轻松喜剧片的故事材料少不了浪漫爱情或家庭伦理的冲突。冯小刚的喜剧影片也同样围绕爱情或伦理冲突展开叙述。“好梦一日游”公司大龄未婚青年姚远与周北雁虽调侃拌嘴，但其内心南辕北辙的爱情渴望终因一套住房的得失而消弭冲突，弄假成真(《甲方乙方》)。飘落异域的刘元和李清一见面就倒霉的生活变奏也是爱情冲突的变奏——几于熄灭也从未尽情燃烧的爱情之火最终因回归途中偶然的飞机故障而灿烂耀眼(《不见不散》)。旅游公司老板阮大伟和包车司机韩冬因前者欠账久拖不还而反目，雇主女朋友刘小芸借后者的绑架在检验男朋友无望后反与绑架者相爱(因在反绑架过程中的相识相知)，这显然既有爱情的冲突，也有伦理的碰撞(《没完没了》)。同样，《大腕》的故事亦兼有伦理、爱情冲突——临时雇用的摄影师尤尤恪守诺言，真心筹划为“定然去世”的雇主(朋友)泰勒导演办“喜丧”，但因无钱又不得不陷入开演出公司的朋友王小柱贪欲的怪圈，几经周折后真诚守诺的他却与漂亮的导演助理露茜日久生情。由于冲突和碰撞，冯氏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也较为特殊(或雇佣或朋友或同事或爱恋或仇敌等的错陈)。一如导演所说：“《甲方乙方》是个群戏，是个有点儿荒诞的东西；《不见不散》是人物关系比较特殊，一见面就倒霉的爱情故事；而《没完没了》是一个悬念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喜剧，人物关系比较特殊。”(注：冯小刚语，见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第8页，第18页，第22页，第22页，第14—15页，第1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既有悬念又喜闹不经的《大腕》亦有特殊的人物关系。当然，这无疑能够激起观赏热情。

2.性格

“英雄”性格。轻松喜剧片的男主人公多寄寓小人物的人格理想：世故但不油滑，自我奋斗但不投机取巧，深知金钱力量但又鄙薄富人，追求爱情但又洁身自好，诙谐幽默但又具绅士风度。也即是说，这些人物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高尚的操守，可谓平民英雄。与此相仿，冯氏贺岁喜剧的男主人公(《甲方乙方》中的没戏演的演员姚远、《不见不散》中的异域漂泊者刘元、《没完没了》中的司机韩冬、《大腕》中的剧组临时摄影师尤尤)也是被赋予了平凡大众人格理想的平民英雄，经典轻松喜剧片中男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在其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虽都是普通人，甚而还有其他一些世俗性格缺点(如说话喜欢调侃，率直而不免莽莽撞撞，无伤大雅时好耍小聪明，照顾女人但又过于粗心等)，但其人格总体上可以说是高尚的令人钦佩的(诚实、守诺，坚强，善良，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等)。英雄式普通人物的理想化塑造，无疑更容易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同。因为他们就是受众自我的影子——摄影机的视点与观影者的视点的合一使电影受众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于是双方的思想感情就也合而为一了”(注：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第3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

明星认同。轻松喜剧片的主角必用明星演员来饰演，他们是票房保证的重要元素。冯小刚贺岁影片里的主要人物也不折不扣地选择明星演员来扮演，主动迎合广大受众的明星观赏期待。不仅其四部贺岁喜剧的男女主角全是明星演员而且起主导作用的男主角全由很有实力又极受观众欢迎的明星演员葛优扮演。对此，导演非常明确：“像葛优，观众不是喜欢他吗?我们就让观众更加喜欢他……但演员不变，又怕观众会疲劳，所以我们就换女演员。”(注：冯小刚语，见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第8页，第18页，第22页，第22页，第14—15页，第1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选择有丰富表演经验的明星演员饰演角色，对戏剧情境虚实共存而人物关系又非常特殊的冯氏贺岁影片来说，是极为明智也是非常切合创作规律的，因为在合一定情理的现实生活情景和多种假定夸张的游戏情景交错杂陈的规定情境中合适、合度、自由、准确地表演，绝不是一般演员和非职业演员能够胜任的。

3.叙事

故事奇观。轻松喜剧片要求以戏剧化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进行的故事叙述扣人心弦，富有奇观。冯氏喜剧影片同样在戏剧化叙述结构中制造故事奇观。导演将儿童游戏移用到成人世界，并予以反向设置，使成人游戏情景流露出孩子似的愿望、目标、恐惧等，从而在观众心理而不是在视觉上达至生动好看的惊奇效果。对自己所认定的“游戏性”，冯小刚这样解释：“我们往往使用的一个手段是反向的思维。是把一个东西给颠倒过来看……一个人对这个事该哭你就让他哭，你的想象力也就这样……一旦你用笑的方式来处理，效果便大不一样。”(注：冯小刚语，见《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好梦一日游”服务公司便是悖逆惯常生活逻辑的游戏制造商，其“产品”就是制造游戏情境，陪顾客做游戏，让其圆梦；而在产品生产的间隙，男女主角的爱情发展也富于反向的游戏性，表面上最不可能走在一起(互相挖苦、总不搭调)的两个人偏偏实验性、功利性地走向了婚礼的殿堂(《甲方乙方》)。刘元与李清见面就出事的情节发展思维是反向游戏性的，而穿插其间的喜剧情节如想挣钱的刘元和李清所接旅游团夜间被美国移民局包围，刘元装瞎，约李清参看未婚妻，愤而离去的李清又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等段落也有着反向游戏的形态(《不见不散》)。韩冬绑架刘小芸不成反被其绑架的故事格局是游戏的反向思维处理，而其中的诸多游戏段落(如韩冬从被绑的椅子上钻出来，韩冬给刘小芸打针快进快出忘了推药，韩冬使坏让阮大伟不情愿地花钱吃喝玩乐并被气疯等段落)都由反向的游戏思维所催生(《没完没了》)。尤尤好心办“喜丧”却办成了广告会无疑是反向游戏思维的结果；康复的泰勒不说真情反而旁观尤尤“喜丧”表演以及尤尤装疯躲债但又受不了“治疗”等段落显是反向游戏的杂陈(《大腕》)。

圆满结局。轻松喜剧片的故事结局必须是圆满而令人愉快的。与此相同，冯小刚每部贺岁影片的故事都有圆满而使人愉快的结局。《甲方乙方》在姚远与周北雁热闹喜庆的婚礼中结束。《不见不散》的片尾是终于走到一起的刘元与李清高兴地狂吻。《没完没了》于结尾展示了韩冬和刘小芸在雪地上手拉手兴高采烈的情景，预示着美好而令人憧憬的未来。在《大腕》的结尾，经历了一场噩梦的热心人尤尤终于和露茜真诚地亲吻。圆满幸福的故事结局既是喜剧样式特征使然，也是贺岁档期和观影心理的需要。在即将过年团圆的喜庆日子里，影片故事结局的圆满愉快是必须的，观众通过轻松愉快的喜剧情境性地实现充分的娱乐之后能轻松地面对现实的种种愉快和不愉快，而且，不管过去如何辛劳，希望即将到来的生活将是幸福愉快的则是一种普遍的大众心态。

4.风格

滑稽怪诞。轻松喜剧片的不少动作场景常带有滑稽、怪诞色彩。冯小刚的贺岁喜剧也如此，时有机趣、滑稽的动作和幽默、怪诞的氛围，这应合了休闲、放松、娱乐的观影需求。好色胆小却欲圆嘴紧梦的厨师在色威面前轻易说出“打死都不说”这句“秘偈”自是妙趣纷呈的滑稽演出，而刘元和周北雁的喜剧性生活情境也抖出不少滑稽幽默的笑料，如姚远劝河边练气功的妇女别跳河自杀的段落，二人在公共汽车上夸赞小偷的段落及突然从床上坐起大叫要借出新房的段落等都是如此(《甲方乙方》)。刘元所教的警察学生向李清喊“首长好”、所教的华人子弟问李清“吃过了吗”的言语动作设计，刘元和李清餐馆遭遇劫匪，李清在飞机故障排除后剧烈吻出刘元的假牙的形体动作设计都是夸张、怪诞而让人啼笑皆非的(《不见不散》)。反被刘小芸“绑架”并不得不在镜头前演“施暴美女戏”的韩冬反反复复喝啤酒壮胆的情景，韩冬在山下向坐在缆车上发誓要剁韩冬的阮大伟要钱的场景，被韩冬谎约的精神病院医生出诊电击阮大伟的情景等，都充斥让人笑意难禁的滑稽、幽默色彩(《没完没了》)。本具悲剧感伤色彩的泰勒“暴死”，经尤尤、王小柱广告会式的炒作，丧礼变成一出滑稽怪诞、使人疯狂的闹剧，而二人在精神病院被强迫治疗的场景也让人哭笑不得(《大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节奏迅速。轻松喜剧片的情节、场景推进的节奏一般都比较迅速，干净利落而不拖沓。冯小刚的喜剧影片在情节和场景节奏上也具有这种特点。在情节发展中，“有着高涨和低落、发展和停顿、紧张的高潮点和结局……事件在情节上的起伏、动作的跳跃和顿歇、高潮和解决彼此交替”(注：多宾：《电影艺术诗学》第161—16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情节推进张弛有致、详略得当，场景转换和景别变化扣合情境氛围和视像风格。另外，冯氏影片在画面切换时选择的动作剪辑点比较合理，画面段落的转换也多直接硬切，少有“淡出淡入”和“化出化入”等舒缓节奏的剪辑技巧，即使采用前设计的具有艺术味的叙述或调度、剪辑技法，也要能促成情节节奏的快速推进。如“巴顿布防”的双线交叉蒙太奇，三个圆梦故事(光棍娶妻、富人受罪、明星失宠)的多线平行蒙太奇(《甲方乙方》)，刘元送给李清的怀表作为串接全片故事始终的具象象征物(喻示真情的持守)在情节省略转换中的相似蒙太奇，刘元飞机上做梦的心理蒙太奇(《不见不散》)，片头俯视航拍推近的段落镜头，跟拍旅游车(在阮大伟山区领养儿童后离去)的环摇升降推近的跟摇段落镜头，“绑架”的设悬、释悬(《没完没了》)，“死亡与复活”情节悬念的设置和解释，展示多幅广告画背景的快速环摇镜头，展现混乱的精神病人场景的景深镜头(《大腕》)等，都使节奏快速利索，机趣流畅。

妙语连珠。轻松喜剧片常将语言(画外音旁白或独白，人物对白)作为具有喜剧表现力的元素尽情加以展示，片中多有妙语连珠的语言段落。冯氏贺岁影片同样充分发挥语言的丰富性及其诙谐、幽默的表现力。姚远在影片开场机趣诙谐的旁白，片中其与河边妇女的对白(《甲方乙方》)，刘元推销保险或墓地时华丽俏皮的说辞，其教美国警察和华人子弟时幽默夸张的言语(《不见不散》)，阮大伟的多段极富趣味性的快板演说，韩冬对刘小芸胡扯式的夸奖(《没完没了》)，尤尤导游泰勒时的诙谐介绍，精神病院多位病人的连篇吹牛(《大腕》)等，都是较为典型的妙言趣语段落。另外，葛优在这些影片中所演的角色不仅真诚、善良，说话也极有趣，颇富幽默感，不时便有妙语出口。妙语连珠的语言段落与滑稽怪诞的动作场景相配合，营造了轻松愉快的故事情境与接受氛围。

5.韵味

“乌托邦”理想。轻松喜剧片的导演往往在片中寄寓“乌托邦理想”(UtopianIdeal)以达到对现实的逃避。冯小刚的喜剧影片并没有刻意逃避现实，但创作者在其中编织的乌托邦理想却是显见的——鲜明直接地呼唤创作主体理想化的真情真爱，它既是人类情感美好图景的投射，也是创作者对人类美好天性的潜在认同。对美好事物(真情、关爱、自由等)的渴望是人类永恒的生生不灭的情感，是恒久要求满足的集体无意识需求。姚远和周北雁在节日的大街上见人就夸以及二人推迟婚期将结婚用的新房借给他人圆夫妻团圆梦是导演理想的社会大众相互关爱的物态化形式(《甲方乙方》)。李清抛弃让现实大众艳羡的美国事业随落拓感伤的刘元回归是创作主体对现实情感危机的逆向精神抽象(《不见不散》)。韩冬对“植物人”姐姐多年来不厌其烦的细心照顾和刘小芸最后的返回也是冯氏抛却现实人情冷漠后对亲情关爱、纯真爱情的向往(《没完没了》)。而贪欲溢满心灵的王小柱的真疯和良知真诚尚存的尤尤的爱情赢取更是叙事者基于善有善报的平民理想而烧制的伦理亲情的“圣诞”佳肴(《大腕》)。当然，冯氏贺岁影片的“英雄”性格塑造，故事结局圆满也是创作者人文理想的体现。对人道同情与关怀的乌托邦理想使影片在较大程度上应和受众的潜在心理期待，进而使其对美好事物的集体无意识渴望得以暂时性的实现。

叙述创新

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影片除了遵循经典轻松喜剧片的一般性原则，也用心使手中的类型样式体现出某些新东西。这就是说，导演以较为独特的叙述策略给自己的中国式轻松喜剧片打上极富个性色彩的烙印。

1.不刻意回避现实

参照R.G.克林伍德在《艺术的原则》中对艺术的分类原则，欧纳斯特·林格伦认为，电影可以成为“为了激动人的感情而激动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仅仅为了使人愉快而激动人的感情”的“娱乐”手段；成为“不是为了立即满足人们的感情，而是要把人们的感情带进现实生活中去起作用”的“宣传”手段；也可以成为“只能表现艺术创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观点”的“真正的艺术”(注：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虽然林格伦对电影艺术的概念界定和价值判断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他至少正确地阐明了一个事实：电影在功能上存在类的分野——为娱乐的，为艺术的，为教化的……经典轻松喜剧片基本上是为娱乐的，它不太关注现实，多以浪漫的爱情故事，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小人物幽默谐谑的喜剧格调编织温馨美好的梦幻，来慰藉现实中的平凡大众。冯小刚清楚地知道自己手中的喜剧影片是一种必须制造娱乐的手段，但他对所拍的电影亦有“很强的激情和表现欲”(注：冯小刚语，见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第8页，第18页，第22页，第22页，第14—15页，第1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也就是说，冯氏喜剧在自然流畅、令人愉快的情节和场景叙述中，没有意回避现实，而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描述使观众振奋的情思——普通人的梦想和烦恼。用冯氏自己的话说，贺岁喜剧之魂“还是扣在普通人的梦想、普通人的烦恼上”(注：冯小刚语，见《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卖书的想成将军，丈夫要当长工，光棍想娶妻是市民百姓日常生活中共通的渴求较高社会地位、个人爱情或理解关爱的体现；而两地分居的夫妻团圆则是现实中不少市民的迫切渴望——在另一重意义上，它也是普通市民的现实生活烦恼(《甲方乙方》)。刘元流动的住所(房车)、流动的工作(随时可变)及其和李清的“见面出事”展示出异域漂泊者的烦恼；两人抛却异域选择最终的真诚回归和爱情相守，既是刘元个人“伴侣式情梦”的实现，也是现实中不少难以进行文化认同的浪迹异域者的潜在心理希求(《不见不散》)。韩冬的烦恼是怕要不了债而使家破人亡，而他担惊受怕的所谓“绑架”也是一种无奈——这暗示出现实生活中欠债者比要债者得势有理的扭曲现象；而刘小芸的除夕回归，则使一个新的家庭为被人亡家破所累者在情理上重建——它可以被视作创作主体对正在经历现实创伤者的真情抚慰(《没完没了》)。认定雇主(朋友)必然去世的尤尤本是诚心为“亡友”办一个“喜丧”，但却不自觉地滑向朋友王小柱只认钱财的无解圈套，王小柱的疯魔是现实中取财而无道者的痛苦；尤尤装疯躲债是无钱并只有依靠朋友者的无奈，但他最终与露茜的相爱拥吻又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好心诚实者烦恼历程的情感补偿(《大腕》)。

2.叙述语境的东方意味

经典轻松喜剧片基垫的是西方的文化语境，而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则必须用东方文化语境来建构基石。这是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双重约定。赛义德对“东方主义”二元对立的界定中，“妖魔化”的东方的对立面就是温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和谐、温馨、恬静、祥和)。诚然，作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理或文化策略，“妖魔化”和“天使化”的东方都无具体实在的能指。而在冯氏喜剧影片中，我们仿佛可以隐约看见真实东方的存在。长工被地主役使的场景氛围有着过去的东方封建专制的意味；“甲方乙方”的题名也可让人联想到东方传统文化(人世浮沉，世事万变)的教诲(《甲方乙方》)。李清随刘元的回归似有东方乐天文化(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影子；“不见不散”的片名也暗示出传统东方诚实守诺(一言九鼎)的信义精神(《不见不散》)。韩冬要账被观众情理支持潜藏着“欠账还钱，害人偿命”的古老东方文化理念；最终的“情重于钱”的描述，则完全是温情脉脉的东方式的了(《没完没了》)。广告会式的丧礼无法收场是东方文化“物极必反”的极好注脚；而王小柱的疯魔，尤尤赢得佳人的结局也演绎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东方式道德观念(《大腕》)。诚然，冯氏喜剧影片中东方语境是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自觉不自觉的折射，但它也实实在在地打动了属于东方的中国广大观众。

3.融入讽刺喜剧的成分

早期的轻松喜剧片作为有相对固定元素的类型，其风格是较为单一的(最多融入闹剧成分)。60年代以后，轻松喜剧片多融入时髦喜剧(FashionableComedy)的成分，多少触及到现实中较为时兴的内容，但实现娱乐或观察功能之外，并不深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冯小刚根据自己的艺术积累和实践体验，在自己的轻松喜剧片中大胆融入讽刺喜剧(Black-Comedy)的元素(闹剧元素是当然的)。讽刺喜剧因是用幽默、诙谐的反讽方式揭示严肃的主题，其故事基调阴郁悲观，但冯氏喜剧只是吸收了普通大众将会非常乐意接受的幽默、诙谐的讽刺手法，并没让严肃悲观的氛围渗入。基于对现实的透彻观察，导演在故事主体的叙述中捎带性地讽刺了病态的世俗文化和贪婪的物质欲念。穿戴亮丽齐整做小偷挖苦了现实中的一种不敢见人的变态现象；而明星失宠、富人受罪则反讽了现实中堂而皇之的乍富乍成名的病态做派(《甲方乙方》)。入室抢劫，餐厅遇匪等是对异域世俗社会现象的黑色幽默；而德行恶劣的所谓“第七代导演”出国拍片与出国旅游者的“宝器”行径则讽刺了本土的世俗文化行径(《不见不散》)。阮大伟喜好面子活路(记者相机面前领养一群山区儿童)但就是欠债不还的行径反讽了现实中富人“仁而不义”的作风；其终是认钱不认人(包括女朋友)的行为也是对充斥现实的金钱贪念、钱比情大的讽刺(《没完没了》)。“白道”、“黑道”各路商家纷纷拥进“死人丧礼”是对世俗社会不择手段疯狂恋财的讽刺；而王小柱的疯魔，精神病人的发癫无疑是对浮躁喧嚣、盲目追逐金钱的世俗大众的警戒(《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