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范文10篇

一、引言

纵观日本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以中国典籍为题材是日本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尾芭蕉的俳句到观阿弥父子的能乐剧本都留有明显的中国题材的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但是近现代作家不仅继承了古代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国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他们利用新的文体样式使中国题材在近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森鸥外、中岛敦、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的小说，长与善郎、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剧、土井晚翠、田冈岭云等人的新诗都充分借用了中国的相关题材。可以说，以中国典籍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就如同日本其他作家一样，善于以中国典籍为题材从事文学创作。其短篇小说《麒麟》就是典型。然而，国内有关谷崎润一郎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细雪》、《春琴抄》等知名作品上，而对《麒麟》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因此，为了更好地探讨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深入研究其文学创作的中国元素，分析《麒麟》对中国典籍题材的取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历史的叙述：细节的真实性

小说《麒麟》发表于1910年12月号的《新思潮》，向读者讲述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孔子离开鲁国后，来到了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热情款待，卫灵公决定接受他的道德学说，弃恶从善，励精图治，力争成为一名贤君，然而，却终因未能抗拒其妻子南子夫人的美色，前功尽弃。孔子因此也离开了卫国，前往宋国游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采用了较为真实的写法，向读者叙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片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小说的基本情节源于《史记》、《左传》、《论语》等文献。作者正是通过摄取中国典籍题材的方式来建构文本的历史性。关于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叙事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构性。因而，想要通过历史文本来把握真实的历史完全是一种幻想。话虽如此，但是他们也同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细节真实的方式来体现文本所涵盖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因此，从某一程度上说，借鉴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确保叙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文学创作理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必然缺乏可信度，而无法让读者信服。为了更好地说明《麒麟》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我们将小说的情节简化为三个方面，即孔子为何游说卫灵公？如何游说卫灵公？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以一位历史叙述者口吻向读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493年，据左丘明、孟轲、司马迁等人记载，在鲁定公举行第十三年郊祭的春天伊始，孔子由数名弟子伴随在车架左右，从故乡鲁国踏上传道之途。［1］95此段引文正是作者借用历史题材向读者交代孔子游说的缘由。因为《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齐人闻而惧，……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卫，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2］1918－1919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说齐国担心孔子的学说让鲁国强大，特意送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到鲁国，季桓子多次微服前往城南高门外，多日不理朝政。孔子对此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却没有送给孔子，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去卫国寻找出路。通过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作者之所以如此叙述，一方面，想要将读者引往春秋时期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小说营造环境；一方面，以近似历史性叙述方式让读者相信题材选用的真实性。其次，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到卫国的孔子在游说卫灵公期间又如何体现题材摄取的准确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情况。历史上，南子本是宋国宗室的一位女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美人之一。弱小的宋国迫于卫国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将南子嫁给年岁已高的卫灵公。那么，《麒麟》中的南子是否如此？小说有一段关于南子外貌特征的描述：……访问我卫国、见过我的面容的每一个人，无不惊奇地说：夫人额似妲己、目似褒姒。先生若是真正的圣人，请告诉我，自古代三王五帝以来，世上有比我美丽的女子吗？［1］109很显然，作者笔下的南子美貌出众，单这一点就与典籍中的记载相差无几。正因为南子具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所以当她得知孔子来到卫国传道后，极力想会见孔子，希望获得他的称赞。为此，小说用了近十页纸的篇幅大力描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况。虽然这段文字不乏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但俩人的会见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就有记录，不妨照录如下：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2］1920这是一段非常简洁的情景描述。除了记载他们见面的原因，以及之后打躬作揖以外，还提到了南子的配饰和服装，其他情况均没有提及。然而，南子为什么一定要会见孔子？难道只是想借孔子之言来印证自己的美丽？除此之外，是否还另有隐情？小说有一处描写南子眼中的孔子形象引起了注意。文章这样写道：“他（孔子）额似尧，目似舜，项似皋陶，肩似子产，腰以下不及禹，约三寸而已，……身长一丈九尺六寸，具有文王的身材。”［1］101这一段文字描述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随意臆想的结果，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情况如出一辙。“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2］1921根据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史》的推算，周尺一尺有19．91公分。也就是说，孔子身高1．91米。面对如此高大的男子，耽于唯美的南子定会一睹真实。谷崎润一郎为了刻画他们相见的场面，不惜浓墨重彩，两者的相见和孔子外貌的描述均能在文献中找到相应的出处。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在选取中国典籍题材的过程中的确充分考虑了所选素材的真实性，以确保其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相比会见，小说仅用了不到一页纸的篇幅对游说过程进行了描述。然而，尽管作者在此惜墨如金，但是还是能从数百字中寻找到一些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故事情节。譬如，为了接见孔子，卫灵公清心寡欲、沐浴斋戒、以礼相待，听取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然而，圣人对于伤他人之国、害他人之命的战争之事不置一辞，对于榨取民脂民膏、掠夺民财致富之事也没有辅佐之言。也就是说，卫灵公想向孔子咨询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避而不答，拂袖而去。因为此事与提倡仁政、主张以礼治国的孔子学说背道而驰。《麒麟》所描述的此事在《论语•卫灵公》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记载。前者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3］231后者云：“他日，灵公文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2］1926两处文献引文的内容显然与小说描述的的情节极为相似。因此，遵循历史，确保故事情节的历史性可以说是谷崎润一郎选取中国题材的一个标准。至于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也只用了数百字加以描述。此处，引结尾处的一段文字为例，分析其情节的历史性特征。公元前493年春的某日，在黄河与淇水相夹的商墟之地、卫国国都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第一辆车子上，载着卫灵公、宦官雍渠、以及以妲己、褒姒之心为心的南子夫人。……第二辆车上，载着以尧舜之心为心的乡下圣人孔子。……翌日清晨，孔子一行又踏上前往曹国的传道之途。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圣人离开卫国时的最后一句话。［1］115－116《史记•孔子世家》同样记载了此事。具体如下：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2］1921对比上述两段引文，发现小说的描述内容与史书记载的内容如出一人之口，如出一人之手，出现的人物、地点、道具等具体细节都如此相同。《麒麟》能够如此准确地表现题材本事，不仅说明了作者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之高，而且也再次体现了小说情节的历史性特征。一般来说，良好的方法往往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题材，作家们都会根据时代、社会的要求、个人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来选择和处理相应的题材。那么，作者谷崎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作品的细节相对采用了相当真实的写法，沿用历史叙述的内容，表现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的？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舍九取一。所谓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是指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为强调人物的某一种性格特征而将那些表现人物其他性格的题材故意隐匿起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类似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仅借用有关的历史题材来表现“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4］61作品中孔子和南子形象的言行举止之所以能够多次与历史相吻合，离不开这种题材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作者在题材选取时注重其历史性的一面，也有利于作者不拘泥于这些题材，而进行明确的目的性舍弃。

三、丰富的想象：作品的文学性

虽然《麒麟》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使其故事情节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但是谷崎润一郎并没有拘泥于源典素材，而是对出典素材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取舍。譬如，前文所引小说开篇的那一段引文就存在明显与历史事件相违背的地方。依谷崎润一郎所言鲁定公举行郊外祭祀是在公元前493年，而事实上，鲁定公不可能在这一年举行郊祭，因为据《左传•定公》记载：“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寝”，［5］546也就是说，鲁定公已在公元前495年病逝，因而，不可能在公元前493年举行郊祭。那么，鲁定公郊祭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2］1918这里所说的膰就是古代用来祭祀的肉。因此，鲁定公郊祭应该发生在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小说所指的公元前493年据查为鲁哀公二年，即卫灵公去世之年。《左传•哀公》有云：“夏，卫灵公卒。”［5］552这样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作品中局部的故事情节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而整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具有明显的虚构痕迹。那么，作者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而易见的差错？是失误，还是另有意图？事实上，谷崎润一郎是一位熟知中国典籍的作家。据其在《少年时代》中的回忆，十三四岁时，谷崎润一郎进入龟嶋町的秋香塾学习汉文。“每天早晨上学前学习三十分钟左右。先生是一位六十岁左右、蓄着长胡须的老人，多亏老人家的指点，汉籍的经典大致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所以在秋香塾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进行学习，学到了十八史略、文章规范。”［6］169因此，出现如此差错绝非失误，而是另有它意。那么，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李俄宪曾说过：“一般意义上讲，取材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从历史纪录里挖掘出没其中的人物，并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选择取舍，然后再把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进行个性化、典型化塑造。”［7］126也就是说，要想弄清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以作品中孔子形象为例。不仅外貌特征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同，而且其行为也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例如，当孔子一行来到卫国时，听到宫内传出的钟声，孔子告诉弟子子路钟声非但不美，相反还十分可怖、凄厉，因为它包含了暴政压迫下的人们的诅咒和泪水。当卫灵公求教于孔子治国之道时，孔子告诫卫灵公应该克服私欲，以仁使天下驯服。由此可见，谷崎在塑造孔子形象时，想象性地将之塑造成为一个克己复礼的圣人。孔子本有的血肉被割舍了，只剩下一个被抽象化了的符号———善。也就是说，小说在塑造孔子形象时仅仅刻画他的为善之行，而对其他方面则没有提及。这一点在孔子与南子夫人见面时表现的最为突出。面对南子的美色和富有挑逗性的言行，孔子正襟危坐、表情极为严肃。虽说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司马迁的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其笔下的孔子形象也并非一味的高大，圣贤，落魄、穷困、潦倒的窘相时常会出现在《史记》的记载之中。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在百姓眼中“垒垒若丧家之犬”。［2］1921如此，谷崎为了突显孔子的善教、知礼、有德，有意识地放弃他的其他方面，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在对史实题材的处理上采用了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加之，《麒麟》属于短篇小说，其容量有限。因而，作者只能够选取历史事实的一个层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集中笔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于是也就成为其塑造人物的方法，至于与人物有关的其他情节则只有借助想象来虚构和演绎。与孔子形象一样，小说中的南子形象也同样体现了作者舍九保一的题材取舍方法。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南子这样一位美女，但据典籍记载南子更是一位喜欢舞权弄政的女子。这一点有《史记》和《左传》为证。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饹宋，已而之晋赵氏。”［2］2178《左传•定公》也有记录。“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6］544那么，《麒麟》中的南子形象是否也是如此？通读全文，我们没有发现说明此事的文字。显而易见，作者在选择中国题材时，并没有严格遵循历史，而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小说中的南子不喜权术，而爱施虐。“那些谈及夫人恶德的男人们，被她炮烙毁容、颈套长枷、贯穿双耳……那些惹动了灵公的心而遭致夫人的嫉妒的美女，被她割鼻、刖足、系以铁索。对此光景看得出了神的南子的面容，有如诗人般美丽、哲人般严肃。［1］114可以说，为了突出南子恶魔般的行径，作者将南子幻想为妲己，这显然与《史记》等典籍记载相违背。至于小说叙述南子向孔子求证其美之事，南子命宫女为孔子奉上珍馐美酒之事也都没有史料记录。换句话说，这些情节的设置都是作者想象的结果，与典籍没有任何关联。由此，作者为了确保南子的妖艳而舍弃了其他方面，这正是作者借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法塑造人物形象的结果。对此，加藤周一有过相关评价。“他（谷崎润一郎）只善于描写生活与某种理想相关联的一面，其他所有方面都被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崎的小说世界是抽象的。”［8］374加藤所说的某种理想显然是指作者的创作意图。“谷崎的小说，当然不是作者自身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实际生活的反映，而是由此岸的或者现世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美的反映，而且是快乐主义的反映。”［8］374换句话说，谷崎在小说主题上为了推行唯美的观念，可以割舍与之无关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真实的历史题材。南子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一句话，南子在其笔下是一位妖魔化的女性，是虚构多于事实的女性。由此似乎发现了小说的一个秘密：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舍九取一的方法，一方面极力表现孔子的善，一方面却又极力突出南子的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方面构成了彼此之间的一种张力。随着这种张力的增强，人物形象越单一，作品的文学性却越强。这种扁形式人物虽然单一，但也正是这种单一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因为这种人物之间的张力既是人物冲突的表现，也是人物性格的张扬，彼此矛盾越大，冲突越剧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越清晰。作者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有效回避了角色自身内部的冲突，因为这样不利于创作意图的表达，尤其对于像《麒麟》这种不足4000字的短篇小说来说，更是如此。

摘要：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全面阐述当前失业保险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对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意义重大。

关键词：失业失业人员失业保险

第一部分失业保险概念与特点

1、1失业保险相关概念

1、失业是指既具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要求的人员在劳动年龄内不能就业的状况.一般而言,构成失业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劳动年龄内;二是具有劳动能力;三是有就业愿望;四是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找到任何职业.那些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未到或超过劳动年龄没有就业者、为就学而暂时未就业者等，都不列入失业范围。失业的界定是制定失业保险制度的前提条件。

2、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就业转失业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的人员。《失业保险条例》所指失业人员只限定为就业转失业的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定劳动年龄是16-60岁，体育、文艺和特种工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可以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企业中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职工实行退休制度，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和符合条件的患病、因工致残职工可以降低退休年龄。按照上述规定，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都可以寻求职业，从事社会生产经营等活动，并取得合法收入。所谓有劳动能力，是指失业人员具有从事正常社会劳动的行为能力。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若不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也不能视为失业人员，如精神病人、完全伤残不能从事任何社会性劳动的人员等。目前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是指失业人员有工作要求，但受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未实现就业。对那些目前虽无工作，但没有工作要求的人不能视为失业人员。这部分人自愿放弃就业权利，已经退出了劳动力的队伍，不属于劳动力，也就不存在失业问题。

汉代的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很多专家、学者已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阐述。笔者不揣学识浅陋，仅从汉画中的历史故事的分类、内涵、艺术风格以及汉画故事与儒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一、汉画故事解析

历史故事在汉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故事内容大多为圣贤、豪杰、贤妻、良母、贤子等，可分为忠君图、孝子图、刺客图、贞妇图等。表现忠君思想的画面有:周公辅成王图、完璧归赵图、伍子胥画像、二桃杀三士等，汉画中这些表现忠的内容是教育人们要像周公、蔺相如、伍子胥、晏婴等人那样忠心耿耿，保卫刘汉天下，不惜代价，为主人效劳，直至献出生命。表现孝子思想的画面有:丁兰供木人、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棰、邢渠哺父、韩伯榆受笞、董永卖身侍父等。贞妇图有贞妇、贤妇、七女为父报仇等。孝子和贞妇图像主要见于嘉祥武氏石祠、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和汉代乐浪郡(今朝鲜境内)出土的漆器上。这些图像教育人们要像孝子、贞妇一样孝亲，由此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周公辅成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画像石墓［1］，画面自上而下分四层，第二层刻周公辅成王图，画面刻七人，正中站立小人物当为成王，即“成叔武”。他头戴山字形王冠，脚踏几案形金座，接受诸臣的拜谒。左一人为其打着华盖，右一跪拜者当为周公，即周公旦。其余四人执笏躬立，以表示孝忠。嘉祥武氏祠亦有此图。周公辅成王故事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上云:“周公旦也，周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对于周公辅成王的业绩，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夫天下称颂周公”，“尊后稷也”。完璧归赵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9。画面刻三人，中一人为秦王，戴冠、着长袍、佩剑，一手扬起，呈接璧状，其中有“秦王”隶书题记。其后一人执笏，呈拜谒状。右一人为蔺相如，戴冠、着长袍，一手扬起，一手持和氏璧呈欲碎之状。画面中刻“蔺相如赵臣也奉璧于秦”题记。《史记•蔺相如列传》云，赵惠文王时，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蔺相如以“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使秦。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相如度秦王负约，使其从者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画面所表现的当为“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之场面。二桃杀三士图出土于河南省原南阳县［3］。画面中刻一高足盘，盘中置二桃，公孙接、田开疆二人执剑取桃，在一旁的古冶子怒不可遏，欲拔剑决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云:“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三勇士果因计功而争桃，终自杀身亡”。《梁甫吟》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荆轲刺秦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2］26，南阳画像石中也有此类画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面中刻一柱，柱左怒发冲冠者为荆轲，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柱右第一人为秦王。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使劲一转身，绕到了柱子后面，荆轲紧紧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的团团直转。荆轲身后为秦舞阳，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秦王身后的卫士虽然带有武器，因没有命令不准上殿，另一卫士似被撞倒在地，柱下方盒里放着志士樊於期的首级。

医官夏无且拿起药包对准荆轲打击，秦王借机拔剑砍伤荆轲的左腿，荆轲随手持匕首朝秦王投击，秦王一闪身，匕首从耳边擦过，打在铜柱上，画面给人留下火星四溅之感觉，秦王又冲上去，结果了荆轲的性命。此即《史记•刺客列传》所云，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的一刹那。老莱子娱亲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37。画面帷幔下刻三人，左二坐于床榻上者当为莱子的父母，其上有“莱子父母”题记。右一长跪者为幼时老莱子，他一手似持一老人的鸠杖，一手似拍一鞞状物，双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右上刻有“老莱子”题记。老莱子，春秋时楚国贤人。《史记•老子列传》云:“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他位高至尊，但对父母十分孝敬。面对七、八十岁的父母，他每日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屈身上堂，跌伏倒地，或唱歌、或跳舞，装出天真顽皮的样子给父母取乐。武氏祠另一幅画像题记云:“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梁寡高行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是一幅著名的贞妇画像［2］85。画面帷幔下刻四人，中一坐榻者当为梁国的高行。此时，她正持刀欲毁容，其上有题记“梁高行”。其前一跪拜者为梁王派出的求婚使者，上有“奉金者”题记。其右一人为高行的侍者，其左为梁王使者，持节，上有“使者”题记。据《列女传》云，春秋时，高行青年寡居。梁王慕其倾城倾国的美貌，派使者捧着黄金前去求婚。高行坚持女性的节义，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毁灭了自己的面容，维护了自己不嫁寡居的“尊严”。鲁义姑姊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06。画面右刻一妇人，怀抱一啼儿，同时又抛下一幼子。其旁一人似劝其将所抛之子收留下来。中刻一骑者，左刻一车，车上坐一驭者、一尊者，车后有节饰，车前刻“齐将车”题记。此即鲁义姑舍亲子、抱侄子的故事。据《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屡犯鲁国。难民中一位称鲁姑的妇人，在一次逃难中，被迫将一幼子扔下。当齐将问其是什么人时，鲁姑云，我扔下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怀抱的是兄长的幼儿，这是为人的公义。齐将被妇人的行为所感动，遂掉转车头回齐。

二、汉画故事彰显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主要思想工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力神化专制皇权，认为人君受命于天，是代表天的意志统治黎民，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还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儒生们极力鼓吹天人感应，鼓吹“五常”，使人相信君权神授，相信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是天的意志，从而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的“仁”的学说、“礼”的说教、“爱”的思想、“忠恕”之道，以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被广泛用来塑造历史人物与编织历史故事。“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墓、祠中刻绘的大量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而且也是统治者把绘画作为教化的补充形式的生动体现。各种形式的绘画以圣贤、烈女等来陪衬墓、祠主人的身份和人品，向人们颂扬他们的高贵地位和高尚品德。关于“教化”，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创始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之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之明，习欲已成，子孙循之，行兵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之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矣。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董仲舒主行教化，以刑、德比阴、阳，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认为教化之用犹如“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由此可见，西汉中晚期以后，墓、祠中大量出现历史人物故事画这种典型的、直白地推行教化的品类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题材集中于山东地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山东是儒家圣地、教化之区。另外，汉制“其德为孝”。西汉提倡孝悌，东汉更甚，厚葬是孝悌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生不能致其受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孝者可以被举荐为官，孝者，“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孝，可增封、可礼遇、可扌翟升、可留名。《后汉书•济北惠王传》云:“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147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云:“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隶续》封丘令王元宾碑云:“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后汉书•桓鸾传》云:“鸾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孝，是维系汉代家庭的纽带，是保持社会平稳的基础，也是汉代封建君主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封建统治者认为忠、孝紧密相连，不孝就不能忠君，“忠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在汉代，“求忠臣于孝子门”是忠孝观念的真正内涵，因此，汉朝普遍将忠臣孝子图刻画于器物、墓室石壁、墓前石祠或铸造于器物上，模印于建墓使用的墓砖上，教育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成为忠臣孝子。

摘要:钢琴学习有利于培养人的情操和内涵,促进左右脑共同发育,调剂生活。在钢琴学习中,触键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技能术问题之一,本文针对此问题浅作一论述。

关键词:钢琴;触键

钢琴被人们誉为音乐皇冠上的明珠,是乐器之王。学习它有利于培养人的情操和内涵,促进左右脑共同发育,调剂生活让人适度放松。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它。作为一个钢琴的演奏者,触键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技术问题之一,因为它作为钢琴发声优劣的关键,直接影响着钢琴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因此,触键一直是许多钢琴演奏家最为关注的。同时,触键也是普通钢琴学习者到专业钢琴演奏者的一道门槛。本文希望通过笔者对钢琴触键认识的叙述给钢琴学习者带来一点帮助。

1钢琴触键的发展

钢琴触键的发展以古典时期为界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时期是钢琴触键技术的成型时期,后一个时期可说是钢琴触键发展到高峰的黄金时段。

1.1前期

一、炎黄文化的全方位再现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情欲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性交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摘要：本文针对网络搜索引擎工作中的重点技术作出详尽的阐述，它包括Robot程序、索引数据库、检索程序三个方面。通过他们来概述WWW网络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Robot程序、数据索引、遍历算法、相关性

Theabstractsofinformationretrievalsontheworldwideweb

Abstract:Thisschedualsdecribethedetailsoffataltechniquesabouttheinformationontheworldwidewebsite,includingthreeaspects:Robottechniques,Indexingdatabaseandsearchingprogrammes.Wecanlearnthedevelopingstatesofinformationretrivalsthroughthem.

Keywords:Robot,Indces,Revelance,arithmetic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信息不断爆炸式的扩张，网民怎么才能从这样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呢？搜索引擎，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准确获得信息的一种工具。象Google、Altavista、Infoseek、Hotbot、Yahoo、网络指南针、北大天网和华好网景的ChinaOK等等。这些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搜索引擎。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机器人搜集网络信息，建立索引数据库，并且不但的更新，通过一定的相关性算法，对用户提供的请求作出响应，并按一定的次序输出高质量的信息。它的主要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蜘蛛程序、索引数据库、检索程序。三个部分协调一致，其工作原理（图1）如下：

针对校园服务器而言，经过一个学期长时间的运行，服务器中的各种系统已经紊乱，这时恐怕就得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应用软件了。以下我们将讲解软件维护过程中所需注意的一些问题。

安装前的准备

在进行操作系统维护之前需要将必要的数据备份出来。备份的方法可以使用额外的硬盘，也可以将数据用刻录机备份出来。另外，在重新安装系统之前，需要检查硬件是否工作正常，从网上下载最新的硬件驱动程序安装盘(光盘或软盘)，否则系统很可能将无法安装成功。尤其是某些RAID卡的驱动程序，一定是要有软盘介质的支持，因为在安装操作系统时会要求你插入驱动盘。

操作系统的安装

在确认万事俱备之后，就可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了。首先需要将硬盘格式化，用操作系统的启动盘启动系统之后，运行格式化命令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可以重新把硬盘分区，但是千万不要进行低级格式化硬盘，除非确认硬盘有坏道。

在格式化硬盘之后，就把操作系统安装上，安装操作系统的具体操作过程这里就不再讲了。安装完操作系统之后，再把显卡、网卡、SCSI卡、主板等设备的驱动程序安装上，使操作系统正常运行就可以了。

[摘要]随着人们对物的消费由“功能”到“意义”的消费价值观转变，广告从着重讲述商品功效转换为创设商品的符号意义，这一变化为认定虚假广告制造了新的障碍。从符号叙述学视角来看，此种人为创造的意义指向实际上已脱离了真假的界线，不再为《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的范畴所涵盖。因此，《广告法》宜对“功效型广告”和“意义型广告”进行区分，对前者应着重审查商品功能是否与广告宣称相一致，对后者应重点关注广告背后隐含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符号叙述学；虚假广告；意义联结

自工业革命以降，人类借由飞速发展的经济日渐迈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在物质极其丰盛的基础上，消费被独立出来，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1]。为刺激大众消费、展示商品价值，“广告”这一营销利器受到了诸多厂商的青睐。正因为广告对消费的神奇作用，部分广告主为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从而攫取非正常利润，以虚构商品成分、伪造商品功效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不仅使消费者利益受损，更让广告的可信度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降低。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近几年，有关虚假广告的投诉一直位列“消协十大投诉热点”的前三[2]，且呈上升趋势。在众多虚假广告纠纷中，像“吃了旺旺但没有变旺案”①、“六个核桃虚假宣传案”②这类“宣传明显不实”的广告案例格外引人关注，而这些明显虚假的广告宣传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也成为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三、四条的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且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③。申言之，只要与客观现实不符的广告均能被解释为违法广告。但若照此实施，不仅会限制广告产业的发展前景，而且筛选剩下的那些所谓的“合法”广告将无异于死气沉沉的“产品说明书”[3]。为解决此问题，虽然《广告法》的第二十八条列举了5款具体的“虚假广告”①，但其规定仍只停留在“广告不能造假”这一层面上，根据该款无法区分哪些部分可以虚构，哪些部分不容有假，更无法区分艺术夸张和虚假宣传的差异。如果我们采取诸如美国、德国“一般消费者判断水平”这样的主观标准来判断虚构广告，考虑到我国执法和司法队伍的基本情况，则又会出现法律实施的随意性过大等问题，这不仅会使法律的权威受到影响，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为解决此难题，笔者拟运用符号叙述学之相关理论对虚假广告的法律内涵给出清晰、合理的界定，旨在有助于有关部门认定虚假广告行为，规制当下的广告业乱象。

一、意义型广告的出现与虚假广告主观性判断标准的产生

（一）消费社会中广告宣传策略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理论，即现代人购买商品的行为已经从对“物”本身的消费变成了对“意义”的消费。“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4]精准把握到现代社会大众消费观念这一嬗变的广告业很快开辟了一条新模式——不强调品质，而是创造意境吸引消费者。以柒牌男装为例，借助其品牌代言人李连杰荧幕上的“硬汉”形象，柒牌男装以“至尊、高贵”的形象塑造成功得到了大批消费者的青睐。由此，作为使用价值的服装之保暖和审美功能退居幕后，其意义价值凸显为商家吸引消费者的秘密武器。这样的广告设计在今日已屡见不鲜。十年前的洗衣粉广告着重宣传其产品“白衣亮白、彩衣鲜艳”的功效，而新近的洗衣粉广告则将关注点从“洗衣洁净”上移开，转而通过一家人洗衣的温馨画面创设出“笑容印在你脸上”的温情话语；无独有偶，青岛啤酒也将“百年酵母传世麦香”的广告宣传替换为“青岛纯生鲜活人生”这句看似与啤酒无关的话语表达。在这样的宣传策略下，苹果手机成为时尚的标志、星巴克咖啡化身小资休闲的选择、香奈儿更是优雅时髦女性的代名词……诸如“孝敬爸妈就送脑白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广告词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选购商品的行动指南。商品的“意义”更多地成为人们购买行为的目标，广告“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的欲望，使消费者在商品购买和消费的过程中完成对自己的身份塑造”[5]。通过分析广告模式的变换可以发现，现在的广告形象宣传大多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没有或极少对使用价值的介绍，而是将重点移至对广告情节的塑造之上，商品在广告之中成为了脱离自身使用价值的艺术存在，由此带来的“超现实感”无形中加强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崇拜，强化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6]。（二）意义虚构的解释困境与“引人误解”标准的滥用。当商品的效用已不再成为这类广告宣传的着眼点时，以“内容虚假”的标准来衡量广告虚假与否也就相应地不再严谨。易言之，如今的广告商更愿意在广告中创设出某种“意义”，而这类意义却往往与商品本身无关，但这些广告的虚假性正是体现在此种对于意义的虚构之中。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将这种关于意义的讲述简单理解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夸张和创新，且无关于产品的具体功效——如“运气”之于食品“旺旺”、“欢乐”之于洗发水“海飞丝”。然而目前实务界仍惯常使用虚假广告的相关法条对其进行规制，此时未明确“虚构意义”的《广告法》无形中成为意义型广告的天然保护伞，判别它们是否构成虚假广告的唯一方法就只能是相关公众是否会产生误解，即我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提到的“以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中关于虚假广告的判别标准仅仅着眼于商品效用这一层面，即立法者只详细规定了广告在所宣传商品的质量、功效等使用价值方面不能造假，而涉及其他与此商品应有的使用价值无关的“虚构”时就将判断标准交给了相关公众，对其是否虚假没有给出明确、客观的认定标准。

二、广告的本质与商品的符号意义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摘要：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如何找准不同门类的课程与思政教学相融合的切入点，融入思政教育话语体系的创新，是目前高校教育的关键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创新创业相关教育引导的主要路径之一。作为艺术设计这一走在时代前沿的教学领域，要利用设计教育与思政教育创新共通的理念，在思想教育阵地最前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课程思政；艺术设计；思政教学；叙述性语言；创新研究；故事化呈现

高校作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基地，不仅要教授技能，更要提升思想认知境界。年轻学生的教育最关键地告诉他们正确的思维，让他们选择正确的道路。2019年3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政课作为主要课程，其作用无法替代。相对于高等院校教学的其他课程而言，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无论是从教授形式还是教学内容上，都具有其独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意义，思政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领会到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艺术设计教育的目标亦然。根据当前高校“课程思政”的开展要求，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要相互融合，必须找准两者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在这其中，“叙述性”和“象征性”是两个关键词，可作为为主要融合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要主动搜集能在教学中使用的各类故事及案例，使教学内容能与社会热点问题相连接。授课过程中，既要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价值引领，运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深入挖掘设计课程的背景材料，通过引入热点话题或经典案例，结合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体验式教学等方式，让学生在实际参与课程过程中引发主动思考，进而实现认同，再付诸实践。

一个设计作品，往往需要主题与故事，以提升作品的吸引力，提高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在设计教育中，往往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叙述性与象征性思维,满足设计的“表达功能”，设计者在作品中传达一些深刻的含义，并希望被受众所解读，让人们心存审美，心存辨认。这与思政育人的理念是相同的。新时代需要新语言，把思政课程的内容用“故事”表述出来，再借由带有象征意味，具有叙述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呈现，既锻炼了专业技能，训练了表述手法，又与思政内容相融，让设计专业课程充满道德情操和人文社会关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二者协同教育的作用。以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为着力点，思政教育语言以“故事化”呈现，配合艺术设计中叙述和象征的表现手法训练，用创意图形、功能图等形式表现精神精髓。主要在视觉传达设计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体现思政精神，通过图形设计、书籍装帧、插画、空间设计等课程作业，充分展现思政话语体系创新与设计专业教育融合，并建立自媒体平台，根据课程块面设立分类，收集学生作品，展示教学成果。

一、专业协同思政，双方都需要创新与转变。新时代文化多样性与媒体的传播性，思政教育急需创新话语表达形式，努力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不断创新课堂内容的表达艺术，运用故事化表达、多场域交流等方式，与时俱进地增强话语魅力。在思政课程改革创新中，可尝试运用故事思维上好思政课，以提高思政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道德品质、创新创业及传统文化等几大方面[3][][3]。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用叙事的手段进行传授。因此，在设计课程思政改革过程中，可以“故事思政”为切入点，结合时政热点，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关键元素，用叙述和象征手法表达出来，实现设计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二、坚持思政教育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的模式，把设计实践作为思政教育成果检验的试金石。运用好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各种育人载体和传播媒介，例如多媒体、自媒体（公众号、微博等）、流媒体（短视频app）等，以当下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