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论范文10篇

学理论范文篇1

以下为部分内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高中化学教师，如何把化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真正为学生授业、解惑的师者，正是化学教师同共探索的方向。下面是本人教学中累积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

一、日日相伴的化学品——食盐、碘化合物

我们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增加食物的味道,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基本成分,对保证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Na+和Cl-在体内的作用是与K+等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细胞、组织液和血液内的电解质平衡,以保持体液的正常流通和控制体内的酸碱平衡。Na+与K+、Ca2+、Mg2+还有助于保持神经和肌肉的适当应激水平；NaCl和KCl对调节血液的适当粘度或稠度起作用；胃里开始消化某些食物的酸和其他胃液、胰液及胆汁里的助消化的化合物,也是由血液里的钠盐和钾盐形成的。此外,适当浓度的Na+、K+和Cl-对于视网膜对光反应的生理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常用淡盐水漱口,不仅对咽喉疼痛、牙龈肿疼等口腔疾病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碱金属》）

碘化钾、碘化钠、碘酸盐等含碘化合物,在实验室中是重要试剂;在食品和医疗上,它们又是重要的养分和药剂,对于维护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碘是人体内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正常人体内共含碘15mg～20mg,其中70%～80%浓集在甲状腺内。人体内的碘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生理作用通过形成甲状腺激素而发生。因此,甲状腺素所具有的生理作用和重要机能,均与碘有直接关系。人体缺乏碘可导致一系列生化紊乱及生理功能异常,如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导致婴、幼儿生长发育停滞、智力低下等。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地区,全国约有四亿人缺碘。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供含碘(碘的化合物)食盐和其他食品(如高碘蛋),井水加碘,食用含碘丰富的海产品等,其中以含碘食盐最为方便有效。1991年3月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2000年在中国大陆消除碘缺乏病。（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卤族元素》）

二、人生五味子之一——醋（酸）

醋的化学名字叫乙酸，分子式为CH3COOH。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有很多用途：1、在烹调蔬菜时，放点醋不但味道鲜美，而且有保护蔬菜中维生素C的作用（因维生素C在酸性环境中不易被破坏）。2、在煮排骨、鸡、鱼时，如果加一点醋，可以使骨中的钙质和磷质被大量溶解在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钙、磷的吸收率。3、患有低酸性胃病（胃酸分泌过少，如萎缩性胃炎）的人，如果经常用少量的醋作调味品，既可增进食欲，又可使疾病得到治疗。4、在鱼类不新鲜的情况下，加醋烹饪不仅可以解除腥味，而且可以杀灭细菌。5、醋可以作为预防痢疾的良药。痢疾病菌一遇上醋就一命呜呼，所以在夏季痢疾流行的季节，多吃点醋，可以增加肠胃内杀灭痢疾病菌的作用。6、醋还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将室内门窗关严，将醋倒在锅里漫火煮沸至干，便可以起到消灭病菌的作用。7、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8、铜、铝器用旧了，用醋涂擦后清洗，就能恢复光泽。9、杀鸡鸭前20分钟，给鸡鸭灌一些醋，拔毛就容易了。10、衣服上沾染了水果汁，用醋一泡，一搓就掉。11、用醋浸泡暖水瓶中的水垢，可以达到除垢的目的。12、夏天毛巾易发生霉变而出异味，用少量的醋洗毛巾就可以消除异味。（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烃的衍生物》）

三、自愿吸食的毒药——香烟

从化学角度介绍一下吸烟过程中产生有害成分的结构、性质及危害。香烟点燃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大致分为六大类：（1）醛类、氮化物、烯烃类，这些物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2）尼古丁类，可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血管内膜损害。（3）胺类、氰化物和重金属，这些均属毒性物质。（4）苯丙芘、砷、镉、甲基肼、氨基酚、其他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均有致癌作用。（5）酚类化合物和甲醛等，这些物质具有加速癌变的作用。（6）一氧化碳能减低红血球将氧输送到全身去能力。最近日本学者研究表明，烟雾中还含有迄今为止已知物质中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二恶英"。它们会引发和恶化各种疾病，例如，癌症、肺炎、气管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哮喘以及不育等病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呼吸道粘膜容易受损，吸烟的危害性更大。据调查，小于15岁开始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高17倍。所以，我国中小学生守则规定学生不准吸烟。（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有机物中贯穿）

四、学习的助手——笔

1、铅笔芯是由石墨掺合一定比例的粘土制成的，当掺入粘土较多时铅笔芯硬度增大，笔上标有Hard的首写字母H。反之则石墨的比例增大，硬度减小，黑色增强，笔上标有Black的首写字母B。

2、圆珠笔：油墨是一种粘性油质，是用胡麻子油、合成松子油（主含萜烯醇类物质）、矿物油（分馏石油等矿物而得到的油质）、硬胶加入油烟等而调制成的。在使用圆珠笔时，不要在有油、有蜡的纸上写字，不然油、蜡嵌人钢珠沿边的铜碗内影响出油而写不出字来，还要避免笔的撞击、曝晒，不用时随手套好笔帽，以防止碰坏笔头、笔杆变型及笔芯漏油而污染物体。如遇天冷或久置未用。笔不出油时，可将笔头放入温水中浸泡片刻后再在纸上划动笔尖，即可写出字来。

3、钢笔：笔头用各含5％～10％的Cr、Ni合金组成的特种钢制成的笔。铬镍钢抗腐蚀性强，不易氧化，是一种不锈钢，该种笔的抗腐蚀性能好，但耐磨性能欠佳。

五、生活中得力助手：

（一）、除去衣服上的污渍：

下面向您介绍几种常见的污渍的简易的除去方法：

1、汗渍：方法一：将有汗渍的衣服在10%的食盐水中浸泡一会，然后再用肥皂洗涤。方法二：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汗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2、油渍在油渍上滴上汽油或者酒精，待汽油（或酒精）挥发完后油渍也会随之消失。3、蓝墨水污渍：方法一：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蓝墨水污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方法二：将有蓝墨水污渍部位放在2％的草酸溶液中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洗涤剂洗除。4、血渍因血液里含有蛋白质，蛋白质遇热则不易溶解，因此洗血渍不能用热水。方法一：将有血渍的部位用双氧水或者漂白粉水浸泡一会，然后搓洗。方法二：将萝卜切碎，撒上食盐搅拌均匀，十分钟之后挤出萝卜汁，将有血渍的部位用萝卜汁浸泡一会，然后搓洗。5、果汁渍新染上的果汁渍用食盐水浸泡后，再用肥皂搓洗。如果染上的时间较长了，则可以用洗汗渍的法一。6、铁锈渍：在热水中加入少许草酸，搅拌，使草酸全部溶解，将有铁锈渍的部位放在草酸溶液中浸泡十分钟，然后再用肥皂搓洗。7、茶渍将有茶渍的部位放在饱和食盐水中浸泡，然后用肥皂搓洗。

（二）、水壶巧除垢

1、将空水壶放在火上，烧干水垢的水分，看到壶底水垢有裂纹时，将壶迅速取下放到冷水中，壶底水垢因热胀冷缩而脱落下来。2、在烧水的壶中放一团口罩布，水垢会被口罩布吸附，壶上就不易结水垢了。3、烧水的壶中有了水垢，可放入一些醋，再加水，烧开一会儿，水垢可除去。4、用铝壶烧水时，放一小勺小苏打，烧沸10分钟，水垢可除去。

（三）、快速彭胀馒头

在面粉中加入适当的白醋（CH3COOH）和苏打（Na2CO3）使之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使馒头彭胀，松软可口。化学反应请大家想一想？

此外,通过高中化学理论中，还可鉴别“真丝”与“人造丝”、鉴别真假金银、食品中的防腐剂、酒精和苯酚的消毒作用等。

总之，生活处处有化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留心观察，在生活中学习到知识。今后，让我们继续为“高中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累积知识。

参考资料：

1、高中《化学》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

学理论范文篇2

一、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概述

心理学理论是一种针对心理学和精神疾病领域的重要理论，可以根据人们的行为情况，对对象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进行预测，甚至可以通过心理学理论将对象的行为进行诱导。心理学理论可以广泛的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可以应用到教师教学的过程中，医生治疗的过程中，缉查办案中，其功能的全面发挥可以使得的各类问题得到良好的处理，促使社会的和谐安定。心理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对象的心理活动情况，对象的行为等，心理学理论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揣摩和分析，将对象的下一步活动进行猜测，从而有效的提高行为问题、意识问题和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提高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对象的潜能。

二、心理学理论的意义

随着心理学理论的进步和完善，心理学理论的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对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心理学理论的理论意义

1．心理学理论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和辩证法提供足够的依据，促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哲学可以得到有效的解读。心理学理论对人们的行为、意识和心理等进行研究，为事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进行解释，还可以根据心理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人们的心理现象和脑活动等进行揭示，使得外物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和意识的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的解读。

2．心理学理论可以为相关的学科提供参考，并提供良好的理论价值。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对向是人，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研究，揭示事物客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心理学理论可以为文学、艺术、政治等提供理论基础，积极推动相关学科的进步与完善。

(二)心理学理论的实践意义

心理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在人们的生活，心理活动可以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调节，促使实践可以得到顺利的展开。将心理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可以有效的提高实践的效率和实践的质量。以教育为例，教师将心理学理论进行应用，可以根据学生的表情和行为对学生的听课状态进行分析，并根据心理学理论的基本情况，完成对教学活动的调节，从而使得课堂教学的质量可以得到提升，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质量。此外，心理学理论可以为人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提供实践基础，人们通过对心理学理论的学习和解读，形成良好的自我情绪控制，有效的对各类不良情绪进行控制，降低不良情绪对自身的影响，积极推动人们对消极的个性品质进行控制，推动人们的身心健康，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人们的积极品质可以得到提升。

三、心理学理论的主要理论分析

心理理论的主要理论由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通过对心理学理论的主要理论进行分析，结合心理学理论的意义，对心理学理论的对生活的揭示意义进行分析，积极推动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可以得到全面的提升，使得人们的可以持续健康发展。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主要是根据相关动物实验得到的心理学理论，通过相关试验的验证，可以使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可以与环境相交互，通过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解读和改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1913年由华生提出对心理主义概念进行摒弃，对刺激和反应客观的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揭示。同样巴普洛夫在《条件反射理》中对行为主义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并证实了可以采用生理学术语等对心理过程进行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对向是意识，但是由于意识是不可见的，不能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方法进行预测和测量，单仍旧需要通过外界信息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在进行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不能完全对主观意识进行摒弃，科学的对观察法、条件反射法、测验法和社会实验法等进行应用，对社会情境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充分的应用到药物心理学、广告心理学中，并积极的对人文科学等进行渗透，积极推动主观唯物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可以得到进步和发展。

(二)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

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主要是由弗洛伊德进行提出，弗洛伊德根据病人的谈话等内容，对病人的疾病原因等进行推测，佛洛依德指出，人变形的行为活动是含有无意识的行为活动，但是通常情况下，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使得人们的一些意识和行为受到压制，不能良好的表现出来，这也就使得长期的压抑积累，使得人们的下意识形成，也就会导致人的一部分本内在下意识的作用下，产生无意识活动。

1．无意识。人的无意识行为是人们不易察觉的部分，其中包括人们被压抑的欲望和原始的本能冲动。其中被压抑的欲望是指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由于社会法规和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所限制，人们不能做的一些内容，长期以往的压抑会使得人们欲望不断被压制。通常情况下意识不能对无意识进行驱动，往往需要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下，无意识彩绘被激发。

2．抵抗与压抑，人们的一些欲望是不能被社会的规范所容忍的，也就使得人们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为了抵抗这些不被社会所容忍的欲望，人们的意识需要进行抵抗和压制。

3．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的是人们最原始的部分，也可以被视为无意识的部分。随着人们的年龄不断增长，人们的社会阅历逐渐丰富，面临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增多，也就使得人们的自我产生。结合自我的实际情况，控制自身的行为准则，最终实现超我。其中，本我、自我和超我都具备不同的原则，分别为快乐、现实和道德原则。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创造力等进行体现，促使心理和人的本子可以得到有效的统一，重视心理学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其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教育中可以冲自我统一性原则、启发性原则、德育原则、超越原则等进行，从而积极的提高教育质量，使得学生可以进行例行控制和内心矛盾，积极推动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

(四)认知心理学理论

认知心理学理论是较为新颖的心理学理论，采用了信息加工的观点，将认知作为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包括信息的采集和信息的存储和应用，而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操作产物。此外，强调对人们闹钟由的知识和知识框架进行应用和认识活动相结合，并科学地对人们接触的语言材料和各类关系进行分析，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解读。

四、结束语

心理学理论是关系到人们的行为、意识和心理的重要部分，针对心理学理论的基本含义和理论心理学的意义进行阐述，并分析心理学理论的主要理论，切实的对心理学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进行发挥，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作者:宋大力 单位:北京市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学理论范文篇3

以下为部分内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高中化学教师，如何把化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真正为学生授业、解惑的师者，正是化学教师同共探索的方向。下面是本人教学中累积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

一、日日相伴的化学品——食盐、碘化合物

我们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增加食物的味道,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基本成分,对保证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Na+和Cl-在体内的作用是与K+等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细胞、组织液和血液内的电解质平衡,以保持体液的正常流通和控制体内的酸碱平衡。Na+与K+、Ca2+、Mg2+还有助于保持神经和肌肉的适当应激水平；NaCl和KCl对调节血液的适当粘度或稠度起作用；胃里开始消化某些食物的酸和其他胃液、胰液及胆汁里的助消化的化合物,也是由血液里的钠盐和钾盐形成的。此外,适当浓度的Na+、K+和Cl-对于视网膜对光反应的生理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常用淡盐水漱口,不仅对咽喉疼痛、牙龈肿疼等口腔疾病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碱金属》）

碘化钾、碘化钠、碘酸盐等含碘化合物,在实验室中是重要试剂;在食品和医疗上,它们又是重要的养分和药剂,对于维护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碘是人体内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正常人体内共含碘15mg～20mg,其中70%～80%浓集在甲状腺内。人体内的碘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生理作用通过形成甲状腺激素而发生。因此,甲状腺素所具有的生理作用和重要机能,均与碘有直接关系。人体缺乏碘可导致一系列生化紊乱及生理功能异常,如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导致婴、幼儿生长发育停滞、智力低下等。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地区,全国约有四亿人缺碘。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供含碘(碘的化合物)食盐和其他食品(如高碘蛋),井水加碘,食用含碘丰富的海产品等,其中以含碘食盐最为方便有效。1991年3月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2000年在中国大陆消除碘缺乏病。（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卤族元素》）

二、人生五味子之一——醋（酸）

醋的化学名字叫乙酸，分子式为CH3COOH。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有很多用途：1、在烹调蔬菜时，放点醋不但味道鲜美，而且有保护蔬菜中维生素C的作用（因维生素C在酸性环境中不易被破坏）。2、在煮排骨、鸡、鱼时，如果加一点醋，可以使骨中的钙质和磷质被大量溶解在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钙、磷的吸收率。3、患有低酸性胃病（胃酸分泌过少，如萎缩性胃炎）的人，如果经常用少量的醋作调味品，既可增进食欲，又可使疾病得到治疗。4、在鱼类不新鲜的情况下，加醋烹饪不仅可以解除腥味，而且可以杀灭细菌。5、醋可以作为预防痢疾的良药。痢疾病菌一遇上醋就一命呜呼，所以在夏季痢疾流行的季节，多吃点醋，可以增加肠胃内杀灭痢疾病菌的作用。6、醋还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将室内门窗关严，将醋倒在锅里漫火煮沸至干，便可以起到消灭病菌的作用。7、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8、铜、铝器用旧了，用醋涂擦后清洗，就能恢复光泽。9、杀鸡鸭前20分钟，给鸡鸭灌一些醋，拔毛就容易了。10、衣服上沾染了水果汁，用醋一泡，一搓就掉。11、用醋浸泡暖水瓶中的水垢，可以达到除垢的目的。12、夏天毛巾易发生霉变而出异味，用少量的醋洗毛巾就可以消除异味。（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烃的衍生物》）

三、自愿吸食的毒药——香烟

从化学角度介绍一下吸烟过程中产生有害成分的结构、性质及危害。香烟点燃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大致分为六大类：（1）醛类、氮化物、烯烃类，这些物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2）尼古丁类，可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血管内膜损害。（3）胺类、氰化物和重金属，这些均属毒性物质。（4）苯丙芘、砷、镉、甲基肼、氨基酚、其他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均有致癌作用。（5）酚类化合物和甲醛等，这些物质具有加速癌变的作用。（6）一氧化碳能减低红血球将氧输送到全身去能力。最近日本学者研究表明，烟雾中还含有迄今为止已知物质中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二恶英"。它们会引发和恶化各种疾病，例如，癌症、肺炎、气管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哮喘以及不育等病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呼吸道粘膜容易受损，吸烟的危害性更大。据调查，小于15岁开始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高17倍。所以，我国中小学生守则规定学生不准吸烟。（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有机物中贯穿）

四、学习的助手——笔

1、铅笔芯是由石墨掺合一定比例的粘土制成的，当掺入粘土较多时铅笔芯硬度增大，笔上标有Hard的首写字母H。反之则石墨的比例增大，硬度减小，黑色增强，笔上标有Black的首写字母B。

2、圆珠笔：油墨是一种粘性油质，是用胡麻子油、合成松子油（主含萜烯醇类物质）、矿物油（分馏石油等矿物而得到的油质）、硬胶加入油烟等而调制成的。在使用圆珠笔时，不要在有油、有蜡的纸上写字，不然油、蜡嵌人钢珠沿边的铜碗内影响出油而写不出字来，还要避免笔的撞击、曝晒，不用时随手套好笔帽，以防止碰坏笔头、笔杆变型及笔芯漏油而污染物体。如遇天冷或久置未用。笔不出油时，可将笔头放入温水中浸泡片刻后再在纸上划动笔尖，即可写出字来。

3、钢笔：笔头用各含5％～10％的Cr、Ni合金组成的特种钢制成的笔。铬镍钢抗腐蚀性强，不易氧化，是一种不锈钢，该种笔的抗腐蚀性能好，但耐磨性能欠佳。

五、生活中得力助手：

（一）、除去衣服上的污渍：

下面向您介绍几种常见的污渍的简易的除去方法：

1、汗渍：方法一：将有汗渍的衣服在10%的食盐水中浸泡一会，然后再用肥皂洗涤。方法二：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汗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2、油渍在油渍上滴上汽油或者酒精，待汽油（或酒精）挥发完后油渍也会随之消失。3、蓝墨水污渍：方法一：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蓝墨水污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方法二：将有蓝墨水污渍部位放在2％的草酸溶液中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洗涤剂洗除。4、血渍因血液里含有蛋白质，蛋白质遇热则不易溶解，因此洗血渍不能用热水。方法一：将有血渍的部位用双氧水或者漂白粉水浸泡一会，然后搓洗。方法二：将萝卜切碎，撒上食盐搅拌均匀，十分钟之后挤出萝卜汁，将有血渍的部位用萝卜汁浸泡一会，然后搓洗。5、果汁渍新染上的果汁渍用食盐水浸泡后，再用肥皂搓洗。如果染上的时间较长了，则可以用洗汗渍的法一。6、铁锈渍：在热水中加入少许草酸，搅拌，使草酸全部溶解，将有铁锈渍的部位放在草酸溶液中浸泡十分钟，然后再用肥皂搓洗。7、茶渍将有茶渍的部位放在饱和食盐水中浸泡，然后用肥皂搓洗。

（二）、水壶巧除垢

1、将空水壶放在火上，烧干水垢的水分，看到壶底水垢有裂纹时，将壶迅速取下放到冷水中，壶底水垢因热胀冷缩而脱落下来。2、在烧水的壶中放一团口罩布，水垢会被口罩布吸附，壶上就不易结水垢了。3、烧水的壶中有了水垢，可放入一些醋，再加水，烧开一会儿，水垢可除去。4、用铝壶烧水时，放一小勺小苏打，烧沸10分钟，水垢可除去。

（三）、快速彭胀馒头

在面粉中加入适当的白醋（CH3COOH）和苏打（Na2CO3）使之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使馒头彭胀，松软可口。化学反应请大家想一想？

此外,通过高中化学理论中，还可鉴别“真丝”与“人造丝”、鉴别真假金银、食品中的防腐剂、酒精和苯酚的消毒作用等。

总之，生活处处有化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留心观察，在生活中学习到知识。今后，让我们继续为“高中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累积知识。

参考资料：

1、高中《化学》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编。

学理论范文篇4

1试验依据

1.1理论依据以研究性学习理论为指导,借助于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强调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注重学习的过程和学生的实践与体验,目的是使所有学生都能在开放性的现实情境中主动探索,获得科学研究的亲身体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对探究和发现的内在兴趣。对于成人来说一般使用“基于资源的学习”方式[1]。

1.2选择依据选择“护理学理论”作为教学改革的试点,一方面这一节内容是高校《护理学基础》课程中非常基础而又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既是学生深入学习的关键,又对学生进入实习和工作后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护理学理论”一节的教学难度相对来说较小,学生学习和掌握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改变教学方式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比较明显。

2“护理学理论”的教学实践

2.1知识背景“护理学理论”是在学习完解剖知识、生理知识、药理学知识以及护理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之后,在进入临床护理课程学习之前的基础内容,是护生从理论走向临床实际的桥梁。

2.2课前导入

2.2.1培养学生处理各种信息及发散性思维的能力课前要求每个学生预习“护理学理论”一节的内容,要求借助于网络、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课件和各种图书资料进行深入学习。并提出5个问题,供学生思考:①目前被确认的护理理论有哪些?②护理理论的发展方向有哪些?③目前高等护理教育中存在哪些问题?④当前护理界正在探讨的热门话题有哪些,你有什么见解?⑤护理教育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求学生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学习,做好学习笔记,并且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特点自主确定为该问题引入一些辅助相关知识,从多个角度阐述答案。

2.2.2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和与人沟通的能力课前带学生到病区观察护士们的日常工作。要求学生用自学的知识和已学过的知识来判断他们工作的合理性,验证所查阅资料的正确性,并就工作中的问题与护士们进行交流,记下他们的问题并再次进行资料查阅、学习。

2.2.3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要求学生在参观后,自由结合,分小组学习,相互补充资料,完成对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写出研究报告。

2.3相关资源为学生提供网络、期刊和各种学术书籍,丰富资源空间。期刊如《中华护理杂志》、《护理研究》、《护理学杂志》等;网站如中国护士网、医学护理网、37℃医学网等。

2.4课堂教学过程

2.4.1课上综合信息,写出小组报告将全体学生重新分组,分组原则:每个问题在每个小组内至少有一人进行过深入研究。分组后,要求小组内所有成员将个人所搜集的资料,经小组讨论后,就某一问题,从某一角度写出本小组的研究报告2份或3份。

2.4.2课上各小组轮流发表研究报告,互相学习在形成小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每个小组选2名或3名同学做典型发言,其他各小组要认真学习,记录其发言的要点,为下一步集体讨论做好准备。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将各小组报告中的错误内容及时加以纠正,对一些具有争议的学术性内容,建议学生在课后再补充资料进行课后讨论。

2.4.3全班同学集体讨论,完成本节知识的建构将各小组的研究报告进行汇总、讨论、分析、补充,在教师的指导下添加相关内容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论文———“护理学理论综述”。该论文由5部分组成,分别是:①护理学理论定义及起源;②护理学理论在教学及实际工作中应用的情况;③当前我国护理学理论发展状况;④我国护理教育发展方向;⑤如何当好一名新形势下的护士。到此完成“护理学理论”一节的课堂理论学习。

3课堂教学效果评价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在课后要求学生完成“学习效果自我评价表”的填写,以检查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本次共发放评价表26份,全部收回。“学习效果自我评价表”的内容及评价结果见表1、表2。

从问卷统计结果看,学生普遍能够完成研究报告,并通过与他人合作完成本节内容的学习,同时,也反映出学生在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方面还不够熟练,对信息的处理加工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学生的学习心得和体会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方式的喜爱程度,普遍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新颖,有利于提高自己学习的兴趣,激发了自己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一些同学说“老师坐在同学之间,倾听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可以很好地了解同学的所思所想以及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为老师今后的教学打下铺垫。”“护理原来还有这么广阔的空间啊!”“我喜爱护士这个行业,我将来一定不会转行。”

学理论范文篇5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三、理论基础实践性

财政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为财政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同时，又必须研究如何使财政活动规律在我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财政科学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现财政理论的真正价值。我国财政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的系统分析，出现了财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充分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以科研服务于实践为宗旨，将财政理论的层次扩充到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三个层次，重新界定了完整体系的财政科学研究方向，这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学理论抽象过程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财政理论应用于财政实践的实际需要。应用理论与财政实务密切联系并直接指导财政实践。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应用理论研究面临着新旧交替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环境，选准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至关重要，它决定财政应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要选准实践起点，必须将现实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财政活动规律、政策原则作必要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循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去构建科学完整的财政应用理论体系，指导财政工作，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保证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四、理论基础本土化

中国财政学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理论应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经济理论应研究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使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当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现象时，经济理论必将有所创新。而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对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即我国财政学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财政保证国家职能实现为研究主线，以财政分配、财政管理、财政调控的规律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五、理论基础的开放性

学理论范文篇6

一、形式之解放

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曾被陈独秀称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文学改良刍议》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他所说的“八事”指的是，文章表达要有真感情，不要无病呻吟，不用陈词滥调，不要辞藻堆砌，不要太过追求形式的铺排与对仗等等。我们从八事的主张可以看出，胡适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一新的语言形式，摒弃旧的文学形式。他认为，在新时期，写文章首先要进行创作笔法的创新，用正确的形式写文章。言为心声，胡适认为，在创作中作者应该要用古人的典故，但要自己创作新词，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白话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势必将取代旧事物，是文学的新血液。同时，他指出，文学要为情感立言，用情感充实文章的内容，此外，文学还要与时展相一致，因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的语言较《文学改良刍议》更为通俗，写出了晓畅易懂的作品。在语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现代白话创作。胡适的这两篇文章直接从形式上对语言进行彻底的改革，由语言到内容，写当下人的当下生活，“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这些主张都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

二、思想之解放

1.建立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哲学史是民族的灵魂。尽管胡适旧学根底、西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中等水平，甚至远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哲学大师。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之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冲破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历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观念、标准和通则，形成一次范式性变革。这一范式性变革不仅具备学术性，更具备思想性，在思想变革上，它与白话文运动在文学形式上的冲击一样，确起到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胡适自己后来总结此书，其中两条：一是从老、孔讲起；二是将孔子和诸子平列。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首先,它在科学方法和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开创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以及规范，从此，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步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近代化时期。

2.方法论的革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理念在胡适的研究中时刻体现着。他说的“假设”是研究中的科学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他正是运用了这一观点，先假设它成立，然后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实加以证明，这就自然得出了“中国若想有文学，必然用白话”的结论。胡适根据实用主义的理念，认为白话正是具有实用性，利于“表情达意”，所以必定适合做新文学的语言工具。胡适通过疑古与实证的实践，创立和发展了新学科，由“形”转变到“质”，开拓了新颖的治学之路，成为学术研究的示范。

三、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之转型

“现代性”是随着文化热后，20世纪末在文学界兴起的较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童庆炳教授曾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甚至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居于此，我们试着给文学理论现代性做一简要概述：在文学方面追求理论形态的创新、飞跃或者转型，主要体现在民族社会、文化和意识境遇中寻求的精神支持和现实内容；同时，以积极的对话形式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吸取西方文学理论价值成果，整合成为符合我国时代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

1.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中国封建主义正统观本质上指君王即一切。普天下所有人必须以君王为核心，人民应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以君王的对错为对错，人民的喜怒哀乐并不重要。在文学艺术层次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观即“诗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温柔敦厚“”美刺”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而这些训诫只有通过文言文才能反映出来。这时胡适认为想要实现改革，必须从语言开始，他认为文言文不仅仅代表的是文学理论的表现形式，更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发展依据，因此，他选择以白话文来打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2.文体创作的现代性转型随着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文体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一大变化是摒弃将小说创作视为雕虫小技的看法，文体观念的变化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诗文一直被中国古代视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开始提出要有文体的改革，要用白话文写现代人思想、情感和生活。并积极引进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写法，写了中国第一本用白话文写就的诗集———《尝试集》，这本书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而且也看不出有太高的水平，但在当时，无论是语言还是文体，都具有拓荒的意义。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由于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无意识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表现。

3.文学价值观的现代性转型“五四”期间，西方文化现代性表现明显，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后盾力量，胡适借助西方文艺复兴的语言特点，建立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使得文学价值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语言方面，丰富语言的表现形式，参考了大量西方文化“新词”；在创作结构方面也逐渐开始效仿西方文化，如散文、戏剧、小说、诗歌等方面，都大胆尝试了新题材、新风格，尤其在诗体方面，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观点，认为诗歌体裁要在“自然的音节”和“意象、意境”两方面改革，小说则从结构、题材、写作等多方面进行了创新，还提出了“单体结构”。此外，胡适的文学自然进化论对于中国文化理论发展来说，是一种创新的理论思维模式，使得文学价值观逐渐趋于自由思想，方法上在趋于进化论和现实主义。使得文学价值由原来的封建正观念、登记制度、保守倾向、复古主义等向民间、鲜活、平易、通俗、使用的新时代转变。

学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管理学；理论；分析；再思考

管理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现。随着人类管理和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管理学理论也开始逐渐形成。到19世纪20年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力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形成。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理论在新的发展时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管理学理论创新成为必然，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是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

一、对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和回顾

管理学理论建立至今，大体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是由“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创建的，主要的代表作是《科学管理原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劳动效率，这也是当时生产手段改革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在泰罗之后，由法国的管理学之父亨利•法约尔创建了古典组织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韦伯的行政模型、巴纳德的权利接受理论等都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典型代表。科学管理理论在管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组织效率的方法，将管理学作为独立于经验管理、行为管理而存在，但是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认识到人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没有研究环境对管理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由于受到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很多的资本家过分关注劳动效率的提高，忽视了工人的管理，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不断爆发的劳动罢工使得管理学理论开始创新，重视人际关系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与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以人的行为以及主导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情绪。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将劳动者看作是“社会人”，注重组织动态、组织中人际关系研究，将激励管理和需求管理引入到管理手段当中。但是由于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没有得到资本管理者的支持，很多观点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和应用。

(三)管理丛林理论

管理丛林理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管理理论体系的梳理，由于随着管理组织的不断出现以及管理需求的不断提升，具有相关背景的各类研究者和科学家对管理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各自的专业背景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管理理论丛林逐渐形成。1961年，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学派进行了分类，梳理出了包括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和决策理论过程学派等6个主要学派。经过近20年的发展，到1980年，孔茨又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梳理，在原有的6个管理学派中，又延伸发展出来5个管理学学派，管理学理论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四)现代管理学理论

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动态化的特点，动态化意味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需要适应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非线性的变革环境会对管理学理论产生影响，基于这个特点发展的管理学理论有权变理论、超强竞争理论以及混沌管理理论等。其次，是全体化的特点，全球化管理理论要求管理者能够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上开展管理活动，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政策制度下看待管理行为。另外，信息化也是现代管理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信息化就是要求管理手段的创新，电子数据处理、电子商务等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最后，柔性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管理中做到以人为本，实行人本管理、团队管理和文化管理等等。

二、新时期管理学理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信息和知识将代替劳动力、土地成为组织的主要资源，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需要及时的更新。其次，在21世纪，组织的成员已经开始寻求自我实现的转变，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全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管理理论中对人的假设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另外，信息爆炸和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应用为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三、对管理学理论的再思考研究

(一)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

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不仅体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创新和形成的管理学理论，而且还在横向组织管理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管理形态。管理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需要遵循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典型到一般、从一般到典型，循环往复下逐步扩大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形式的不断变革以及人类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促使管理学理论不断发展，管理实践变化是导致管理学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人、组织和社会是管理实践的重要主体。也就是说，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人、组织和社会，同时管理学理论发展最终的服务对象也是人、组织和社会。因此，需要结合人的发展需要、组织的创新需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不断创新管理学理论。

(二)管理学理论中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处理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管理学理论建立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以机械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分工理论下，劳动效率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分工带来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在逐步的凸显出来，分工影响了组织的整体协调性，反而对组织整体的效率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系统观作为管理理论基础，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协作的整体，通过对整体的管理达到提升效率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中，虽然提高了整体组织的效率，但是局部的效率却出现了下降的问题。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将辩证的观点引入到管理学理论中，可以看出分工与协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要想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需要在管理学理论中将分工与协作结合起来，分工是在协作基础上的细致分工，协作是在精细分工上的协作。为了应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特点，组织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在整体价值链中进行明确的分工，开展有效率的、科学的管理活动。

(三)管理方法的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所处的环境会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不确定的变化会给组织带来极大地管理风险，如何能够有效地化解这种管理风险成为新时期管理学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创业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法，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环境的变化总是从确定到相对稳定，然后发展为动荡、不确定，最后达到稳定的状态。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创业管理能够为组织和企业要及时不断地进行快速的反应。创业管理理论是围绕着机会、资源、企业家与团队、组织方式、时间和环境构建的组织管理模型，其中个人、组织、环境和创业过程是创业管理理论的主要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的管理，对组织发展机会、组织团队和资源三个要素对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当前创业管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正在逐步的健全和完善。创业理论要求组织成员要具有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这正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重要要求。

四、结束语

管理学理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丛林理论和现在管理理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新时期的管理学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创新压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学理论要处理好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以动态管理为核心，创新管理方法，更好的为组织和企业管理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作者:吕旭丹 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

参考文献：

[1]谭力文.寻找管理学理论的科学性[J].管理学报,2014,(2):190-197.

[2]王宏.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思想史发展探讨[J].中国经贸导刊,2014,(5):46-50.

[3]李锋,朱燕空.关于管理学理论的回顾与再思考[J].商业时代,2011,(11):85-86.

[4]谭人中.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构建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3):61-66.

[5]史永亮,张伟,刘彦妮.现代管理学理论浅述[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0-64.

学理论范文篇8

【摘要题】阐释与真理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人文科学/反美学/审美真理/理解和解释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1-0065-08

无论从诠释学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当代诠释学的理论类型来看，诠释学都并不只是指某种单一的理论，各种诠释学都对理解、如何理解、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注：(JohnD.Caputo,RadicalHermeneutics:Repetition,Deconstruction,andtheHermeneutics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拙著《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一章“当代诠释学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部分，该章对当代诠释学中的五种重要理论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哲学诠释学与其他诠释学做了比较性的论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但我认为，就其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考来说，加达默尔创建的哲学诠释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如何以人文科学的特殊方式理解和解释方法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问题上，为我们探讨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可资借鉴的思想洞见。

J·格龙丹谈到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写道：“《真理与方法》开始部分的核心是‘对审美意识抽象的批判’。《真理与方法》从美学开始似乎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曲折的路径。因为《真理与方法》所提供的所有关于艺术的肯定性观点，开头几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美学，而是一种反美学。因此，一种自律美学的创造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对我们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出现在人文科学中的认识方式，这种抽象必须摧毁或相对化。”（注：J.Grondin.Introductionto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Yaleuniversity,1994.P110.）那么，相对于以往的美学来说，加达默尔的美学理论在哪些方面是一种“反美学”呢？格龙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做出深入论述。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美学方法论的批判、艺术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探讨，论述加达默尔的“反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美学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美学理论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立场，就是反对传统美学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并坚持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人文科学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认识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并力图把艺术、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等问题置于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理论视域中来理解和诠释。哲学诠释学的这种双重美学任务意味着，加达默尔既要批判那种认为美学中不存在认识和真理的自然科学方法立场和认识论观点，又要坚持艺术和审美经验中存在认识和真理的人文科学立场。

在以往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往往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艺术和审美经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直支配着自17世纪以来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认识论成为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基础。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学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使方法科学化才能解答美学的所有问题。这一点也严重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认为，这是一种忽视了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自然科学天真，实际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复杂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呢？这个作品仅仅是一种知觉相等物的错觉吗？我们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和确定恩斯特《家庭的天使》或米罗的《绳子与人》等等现代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吗？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理解的东西，真能符合我们的实际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吗？仅仅根据作品所再现和反映的存在物，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并依照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作品自身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我们能真正通达艺术作品的真理吗？

哲学诠释学的真理理论拒绝和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做法。加达默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些特殊的真理表现形式，而是严重地遮蔽了人文科学中的真理经验，实际上否定了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因为它只承认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认识和证实了的东西才具有的认识和真理，而像艺术和审美这样的人文科学对象便不存在认识和真理。哲学诠释学认为，对艺术和审美中的人类经验的理解，并不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普遍性要求，它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和理解方式。因此，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经验所及的地方和要求自身合法性的地方，探寻超越于科学方法统治的对真理的经验。因此，人文科学就与那些存在于科学之外的经验方式相联系，即与哲学、艺术和历史本身的经验相联系。所有这些经验方式中所传达的真理都不能用像适用于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来加以证实。”（注：Hans-Georg.Gadamer,"Introduction",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22.）在人文科学的对象中，艺术和审美经验与其它任何人文科学对象的经验相比，尤其显示了其非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特性。

在这里，向哲学诠释学美学提出的问题是，对艺术和审美经验这些美学问题的理解，没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基础，是否能够揭示其中的认识和真理呢？康德以来的美学都以自然科学认识论为方法论，并认为只有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才能揭示真理，哲学诠释学美学否定了这种认识真理的科学方法，人们还能够认识和确证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吗？加达默尔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加达默尔恰恰提出美学中特殊真理问题：“在艺术中不存在认识吗？在艺术的经验中不存在一种确实不同于科学的、不从属于科学真理的真理吗？艺术中确实不存在着真理吗？而且，美学的任务不就是要确定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一种确实不同于为建构自然知识而为科学提供最终数据的感性认识，确实不同于所有道德理性认识以及不同于所有概念认识，但又仍然是认识如传输真理的认识方式吗？”（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97-98.）无可否认，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意义和真理表现方式。加达默尔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的统治，就是为了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学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存在的自然科学观点，以重新恢复、重视和捍卫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

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种关于趣味的美学，它同样是一种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艺术也显然不只是简单的趣味问题，也是我们得以认识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我们不仅仅理解作为对象性的艺术作品，同时通过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意义世界和真理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在加达默尔看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实证方法不仅没有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遮蔽。因此，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审美真理问题，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只有通过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审美真理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和发生，美学也才能谈论和把握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换言之，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只有在作为此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的人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没有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参与和经验，审美真理就不可能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反传统美学的观点，传统美学把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可以像自然科学对象一样得到确证和证实的对象性存在，而哲学诠释学美学从艺术和审美真理经验的特殊性出发，把审美与艺术经验变成了一种既是此在的、时间性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真理性的存在。因而，美学问题便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美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去确证某种已然存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在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敞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这才是人文科学把握艺术和审美真理的重要方式。

二、艺术作品本体论与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

艺术是审美经验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学的重要对象，因而艺术也就成了哲学诠释学探讨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对象，为什么艺术和审美经验等人文科学对象不能用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解释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象的特殊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哲学诠释学的艺术作品真理理论，是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事实性诠释学为基础的，加达默尔正是在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基础上提出他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以海德格尔向形而上学提出问题和我们对审美意识已经提出问题一样的方式，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程序提出哲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而是必须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方式提问。尤其是艺术真理的问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问题开辟道路，因为艺术作品的经验包含着理解，其本身就表现一种诠释学现象——但这根本不是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毋宁说，理解从属于与艺术作品本身的遭遇，因此，这种从属只有在艺术作品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10.）正是艺术作品特殊的本体论存在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由此，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以及真理表现方式，也就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美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阐述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与其他论文》等著作中，加达默尔从游戏、象征和节庆三个方面，阐释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形式：通过游戏的表现性阐述了艺术的表现性特征，通过象征的自身意义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维度，通过节庆的时间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而所有艺术本体论层面和真理表现方式，都是从作为具有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方式来阐述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性》中，都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中的许多理论家都探讨过游戏这个概念，如席勒、斯宾塞、谷鲁斯、斯汤达，苏珊·朗格等，都把游戏作为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更是赋予了这一概念以哲学和美学的崇高地位。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作品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创作者本身和创作活动本身进入理解者的理解事件中，并与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建构艺术作品的意义世界。艺术的存在不能被规定为某种审美意识的对象，因为正好相反，审美行为远比审美意识对自身的了解要多，审美行为是表现活动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在以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往往去设定作为审美活动和阅读活动的对象性客体，如对象的形式结构、对象所体现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去分解构成艺术的各个要素，去分析审美意识中的各种因素。这固然可以看作是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中重要内容。然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活动过程的审美，才应当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真正核心内容。

加达默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的形式符号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东西来对待，同样，艺术作品也不纯粹是审美意识的表现。加达默尔重新理解了游戏的概念，并把游戏的概念运用于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的理解和解释中。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类似于游戏的存在方式。“不是审美意识而是艺术经验，因而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成为我们检验的对象。但是，我所坚持的艺术作品的经验显然是与审美意识的平行过程相对立的：即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与自身存在的主体对立的对象。恰恰相反，艺术作品具有其自身的真实存在就在于，它成为了一种在艺术的经验中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保持和坚持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作品本身。正是这一点，使游戏的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性。因为游戏有其自身的本质，它独立于进行游戏的人的意识。确实，游戏—真正的游戏—也存在于当主题视域不受主体性的自为存在的限制的时候，以及不存在‘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02.），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也不依赖主体的意识，游戏就是游戏本身。艺术作品正如游戏的存在一样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运动和事件。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只有在我们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中才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的认识和真理也只有在我们的审美经验过程中才能发生和出现。在这里，哲学诠释学通过游戏这种类比性的中介，把艺术作品、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联系起来了，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视为一种类似于游戏的东西，实际上就消解了传统美学把艺术视为客观的对象性存在或把艺术作品视为审美意识的表现的传统美学观点。

如果说，加达默尔对游戏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参与性的事件，那么，他对象征的阐释和理解则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表现问题。美和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和真理，不是指某种简单的可以被我们直接看到的东西，不是某种一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可以理解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比喻和替代，而是一种充满了意义的象征，一种人类经验和存在真理的昭示。“如果我们真的想思考艺术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沿着这些路线来思考：艺术作品不只是指示某种东西，因为它所指示的东西已经存在在那里了。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意味着存在的一种拓展。”（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作品与可复制的产品不同，它是不可替代的，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种象征，一种可以认识事物和认识我们自身的独特的形式。因此，艺术的象征是那种“我了悟全整体而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生命的片段的另一部分。……美的经验，特别是艺术的美的经验，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一种对潜在的整体和永恒的事物秩序的召唤。”（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就不仅仅是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形式结构，也不是简单的摹写和反映，也不只是创作主体的意图实现。在加达默尔这里，象征并不只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经由我们的艺术经验扩大了的人类经验，艺术的象征既体现和证实着艺术作品的存在自身，也开启着人类经验和审美真理的诠释学空间。

艺术作为类似于游戏的表现事件，艺术作为一种象征，都表达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都不是如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无时间性的。恰恰相反，艺术的和审美的真理只有在时间性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一句话，艺术的真理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和过程存在。正是这种时间性结构使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解与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区分开来。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要求理解者采取一种中立的审美态度，哲学诠释学认为艺术作品则要求理解者参与到艺术作品表现事件中，艺术作品的存在必须像参加节日庆典一样的参与到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中。我们对艺术作品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艺术经验，并不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这个作品的色彩、形式和结构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参与到这个作品所表现的世界之中，并对这个作品进行对话性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中的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参与性的理解事件中才有可能，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都是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联系，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相关联的。“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这个表达不仅只是指问题的范围，而且从根本上也是精确的。反过来，诠释学必须这样得到规定，即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公正地对待艺术经验。理解必须被看作是意义得以出现的事件的一部分，在理解事件中，所有陈述的意义——艺术的陈述和所有其各种传统陈述的意义—才能形成和实现。”（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164-165.）因此，在艺术和审美的真理问题上，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审美意识对象和文本本身决定着其意义世界，而是在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时间性地展现其意义世界。

可以看出，哲学诠释学的这一美学思想无疑是反传统美学的，在加达默尔看来，无论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还是艺术作品的真理表现，抑或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发生，都必须在人类经验性的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才能出现。这种反传统美学的思想，不仅质疑和挑战了以往那种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或意图，艺术作品的客观的形式结构，美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去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传统美学观点，而且在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中阐发了其独特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

三、诠释学的理解途径与审美真理的可能性

从诠释学的立场出发，艺术作品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注：Gadamer,"TextandInterpretation",InHermeneuticsandModernPhilosophy.Ed.,BriceR.Wachterhauser,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86.P389.）。这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反美学”。“艺术理论提出的问题必须面向全部，必须既在艺术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前，同样艺术也在艺术不再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后把艺术作为艺术来对待。是什么东西使得绘画、雕塑、建筑、歌曲、文本或舞蹈表现为美的，而假如‘不再美了’，仍然作为艺术？……真正说来，美规定艺术之为艺术，即作为从所有按照某种目的建立并使用的事物中脱颍而出的事物。事实上，美只是将人邀请入直观的请柬，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注：加达默尔：《生动与直观》，见《加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解事件中，审美真理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把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改造为一种事实性的诠释学，把作为工具论的诠释学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加达默尔则通过进一步阐发了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的哲学洞见对诠释学所隐含的意义。“海德格尔对近代主观主义的批判的建设性成果，就在于他对存在的时间性的解释为上述立足点开辟了特有的可能性。从时间的视域对存在的解释并不像人们一再误解的那样，指此在是这样被彻底的时间化，以致它不再是任何能作为恒在或永恒的东西而存在，而是指此在只能从其自身的时间和未来的关系上去理解。”（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哲学诠释学认为，从根本上说，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本身，就是作为此在存在的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可以说，审美真理理解的有限性观点是加达默尔始终坚持的思想，他把有限性的观念运用到经验的分析中，并认为我们的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加达默尔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艺术意义和审美真理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境遇规定性中用某种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见，去观看、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因此，要获得唯一的、最终的、客观正确地解释是不可能的，理解始终是此在历史性的一种运动方式，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地理解。正是艺术作品和审美真理地理解的此在规定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地理解始终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这正是哲学诠释学的美学理论与传统的意义和真理重建论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地方。

加达默尔试图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地探讨，来回答审美真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一、根据我们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被带进了艺术地理解事件中？第二、作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艺术作品？第三、在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之间所发生的理解所产生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过程所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理性意识认为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理解某一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克服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偏见，达到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客观认识。加达默尔坚决拒斥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在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和理解中，“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所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344.）理解是一种不断地向未来筹划的过程，我们总是在这种筹划中联系着艺术作品文本和我们自己，并在这种筹划中实现艺术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可能性。以往的历史主义诠释学还认为，虽然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所要理解的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对象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距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克服这种距离达到对艺术作品的完全理解。而哲学诠释学坚持认为，正如前理解在理解运动中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一样，时间距离也在人类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理解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时间距离不仅不是为了获得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所必须克服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一种艺术作品文本意义和真理建构的积极因素，是一种开放性的事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理解的真偏见与误解的假偏见区分开来，从而使我们的理解具有有效性呢？

加达默尔是通过视域融合中产生的“效果历史意识”(consciousnessofeffectivehistory)来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解的有效性和开放性就是由这种效果历史事件(historicallyeffectedevent)来实现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的真理也同样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所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诠释学处境的意识。我们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这种效果历史意识决定了效果历史本身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真正意义，这也就进一步地决定了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活动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历史事件。“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中，通过这种事件意义的东西才表现自身。因此，这便证明了诠释学现象所使用的游戏概念，正如美的经验所运用的概念一样。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时，吸引我们的意义丰富的东西正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当我们理解某一个文本时，文本中富有意义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就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意识到自身并站在某一立场证明文本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文本就已经确证自身和已经把我们吸引着了。我们在美的经验和传统意义的理解中，所遭遇的确实具有某种像游戏的真理一样的东西。在理解中，我们进入了一种真理事件，假如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要确信的东西，这种真理的获得似乎已经为时已晚。”（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494.）在对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过程中，理解者是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去理解历史上的文本，这种历史距离正是历史的艺术作品文本得以理解的诠释学处境，它所形成的诠释学语境对于理解来说就是一种理解视域，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不断地提问的恰当视域来实现。正是由于我们在与传统文本的理解中获得了一种恰当的问题视域，这样才有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在新的提问与回答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并不断地使审美真理成为可能。

艺术经验中的审美真理是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与理解者的历史性事件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实现的。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并需要我们去对它做出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也努力地去接近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这既是艺术经验、审美真理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真正发生的过程，艺术作品的经验和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紧张关系过程中才能得以展开和建构。在审美真理的理解事件中，我们总是以自我已有的经验进入理解事件中，正是这种参与性的理解才扩大和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和延续了人类的艺术。由此，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问题，就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所认为的可证实的问题，也不是客观结构形式论所认为的仅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问题，不是审美意识抽象论所认为的那样与我们的具体经验没有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作者意图论所认为的对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动机进行重建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哲学诠释学的反传统美学思想，即它反传统美学所标举的艺术经验、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纯粹性思想。正如维斯海默所指出的：“审美纯粹主义的抛弃意味着艺术是与非艺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古典术语是‘模仿’，加达默尔用它解释理解问题。艺术‘理解着’非艺术，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的理解。‘作为’在这里意味着理解总是这样的发生：既‘是’又‘不是’。”（注：Joel.Weinsheimer,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andLiteraryTheory.NewHaven&London,1991.P77.）以往的美学认为，我们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去经验艺术和审美对象的，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抽象去理解审美真理的，而哲学诠释学则否定了这种纯粹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抽象，它把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视为一种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因而把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辩证地统一在同样具有有限性、历史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人类理解经验的效果历史事件之中。

四、哲学诠释学“反美学”的当论意义

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美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美学理论确实无法回答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美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激进的后现论彻底地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而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又确实是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主题，因此如何理解和诠释人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便成为了当代美学的重大难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美学坚持了艺术和审美真理可能性，但很明显，这种审美真理立场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真理立场。这种不同，不仅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艺术自律性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诠释学不怎么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这一点受到了当代一些理论家的批评，如伊格尔顿和哈贝马斯等；这种不同而且在于，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立场主张审美真理并不是某种完全自律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而是需要理解者和解释者参与的游戏事件，艺术作品文本是一个自律性半成品，其意义和真理必须由理解和解释者在与作品的对话中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意义和真理都是差异性的和多元化的，审美真理的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审美真理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立场，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被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斯视为一种“”。但是，由于加达默尔的审美理论仍然坚持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真理的可能性问题，又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视为传统的保守主义。

加达默尔的审美真理理论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叉语境中并倾向于后现代，就坚持艺术作品的自律性来说，他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就他提倡解释的主观性和游戏性、真理的差异性和不确性等等方面来说，则倾向于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他与德里达发挥着某种相似的作用。正如大卫·霍伊所说的：“德里达和加达默尔都拒斥筹划经验总体的可能性和效用性。加达默尔希望避免黑格尔式的经验完成（绝对的自我确证地）和最后历史的观念，德里达认为总体化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经验所具有的不可能性，而且也由于游戏所具有的有限性特征。……加达默尔也是从有限性得出他的开放性观念的。这两位思想家都以坚持开放性来作为形而上学的解毒剂，尤其是把它作为神学或末世论思想的解毒剂，是那种认为在历史和思想发展中有必要设置秩序的做法的解毒剂。”（注：D.C.HoyThe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P84.）但是，加达默尔毕竟不同于德里达，前者力图在理解与对话中发展一种关于人文科学真理的哲学，而后者则在解构的游戏和策略中致力于消解人文科学和审美中的真理；前者虽然坚持艺术和审美的真理发生在主体性的理解和解释中，并坚持真理理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并不否定审美真理的的存在和理解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坚持理解的差异性，也坚持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不可确定性，从而否定了审美真理的存在和理解的可确定性。

学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学理论范文篇10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核心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核心，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核心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核心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注释：

①见严昭柱:《论文学本质多元化的实质》,《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1期。

②见山人:《〈坚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

③三文依次见《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3曰,《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④参见:贺敬之《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意见》。《求是》1991年第5,6期,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2,5,6期,《文艺报》1990年4月28日的有关文章。

⑤见《书外琐谈》,《中华读书报》l997年8月13日6版。

⑥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