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权范文10篇

修改权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制定权，宪法修改权，人民，权利

宪法的制定权和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活动密切相关。它不仅关系到宪法制定的正当性而且也关系到宪法功能的合理性。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很不深入；实践中绝大多数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被忽视。故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有非常之必要。下面是笔者对此问题的几点思考，现提出来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其归属只能属于人民

宪法的制定权只能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别的任何机关或个人，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宪法一词含义的侧重点不在于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是否居于核心的位置，而是强调宪法制定的正当性和宪法功能的合理性。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宪法不是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具有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的双重功能，既是人民的授权委托书，同时又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幸福的总契约。人民通过宪法将国家权力授予国家机关，并要求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正确地行使国家权力，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享有宪法制定权，不通过民主的程序，就不可能制定出反映人民意志，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宪法。

如果说宪法制定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种体现，那么宪法制定权就是人民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对“人民主权”原则基本精神的一种很好的概括和表达。人民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可以通过确立法律规范并在法律规范中确立相应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来间接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宪法制定是间接地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方式。宪法制定是基于人民民主理论产生的，即只有在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有宪法制定活动。宪法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具有法创造效力的始原性权力，它不需要有任何实定法上的依据。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制宪权，后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制宪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将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项用宪法规范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在宪法中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来保障人民的利益。

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的是宪法修改权而不是宪法制定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以及所有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享有宪法的制定权呢？不是的。因为根据现代宪法原理，也如前面所说，宪法的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当然也不能享有宪法制定权。况且我国宪法也从未规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宪法制定权，只规定了它有修改宪法的权力。

宪法的修改不同于宪法的制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共颁布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分别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很多人得确也就这么认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宪法制定权。要不然，四部宪法怎么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稍微深入地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建国以后颁布的四部宪法只有1954年宪法是通过宪法制定的方式产生的，而其他三部宪法应当视为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只是这些宪法修改活动的幅度比较大而已。那么1954年宪法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又作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宪法通过并生效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通过并生效后依据宪法规定产生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质的不同。前者不是国家机关，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人民不能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立宪的情况下，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间接行使宪法制定权，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制定权仍然属于人民，制定者也是人民，而后者是依据宪法而组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

宪法修改是变更宪法规范的活动，从保证宪法修改不影响宪法制定者的立宪意图来看，宪法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权一样应当属于宪法制定者。但是，由于作为宪法制定者的人民通过实行直接民主的方式来修改宪法规范，在实践中往往程序比较复杂、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在宪法制定者制定宪法规范之后，就可以将修改宪法的权力通过宪法规范的规定授予某个特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是其他特定的修改宪法的主体。

宪法修改是对不符合宪法制定者利益的宪法规范所作的变更。修改宪法规范既包括变更规范的形式，也包括变更规范的内容。但作为特定的修宪主体对宪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的修改应有一个度。也就是说修宪机关通过修改活动做出变更仍然能够保留原有宪法的基本内涵。如果一部宪法制定出来以后，修宪机关可以作任意修改，不受任何制约，那么，这种修宪权就变相等于制宪权。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一旦宪法制定权受到侵害，宪法制定者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宪法就不能发挥出它既授权又限权的双重功能，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所以，笔者认为在授予特定机关宪法修改权时，要注意对其进行制约，要明确规定哪些内容能修，哪些内容不可以修，要从制度上保证宪法制定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与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不能划等号。人民代表并不是人民本身，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人民的宪法制定权不应由任何组织来代替行使。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国家完全应当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制定一部新宪法。

三、人民的宪法制定权应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实现

宪法由人民制定既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也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和要求。不由人民制定的宪法就不具有正当性。宪法制定权属于人民这一理念已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的实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讲，凡是实行宪政的国家都做得比较好；凡是没有实行宪政的国家就差一些。不排除有些国家人民的宪法制定权还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权利。我们不能把应然权利混同于实然权利。

我们国家自1949年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在宪政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

就。但还不能说今日中国就是实行宪政。因为还没有达到现代宪政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现代宪政的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哪一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够得上格。就宪法的制定而言，我国人民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并没有很充分地表现一种实然权力。通常情况下，各国的立宪和修宪案除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如议会、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审议外，大都还须经过全民、全社会公决。而我国却不是这样。尽管草案也经过全民讨论，但只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即可。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及其代表的产生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他们的命运也并不完全掌握在选举人手中。这样人民的宪法制定权的行使方式不仅不是直接的民主，甚至也够不上是间接的民主，可以说是“间接的间接”。况且，修改与制定的界限也不明确，随意性很大。这样的制宪、修宪方式不能适应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故而我国宪法制定的方式，程序和内容必须进行改进，确保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不折不扣地行使。笔者认为，宪法制定权在我国更高层面上的实现希望于民，关键在党。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又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设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保障人权。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新宪法的制定结合起来，使人民应该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实现。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是我国四部宪法中最好的一部。20多年来，全国人大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先后三次对它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保障。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提出了14条修宪建议。建议写入宪法的新内容有：“三个代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征地须给予补偿、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国歌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根据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第十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这次修宪，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笔者也同时认为，1982年宪法从总体上看是一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宪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质的相异性。这部宪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现实，仅对其做出小修小补，进行局部手术是不够的，惟其全面重修或重新制定才是出路。为此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着手研究，创造条件，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全面重修宪法或制定一部新宪法，并以此为契机，翻开我国宪政建设的新篇章。

主要参考文献

一、宪法专业书目

1、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2、李云龙著：《人权问题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马起华：《宪法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4、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论文

1、郭道晖：宪法的社会性与大众化《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2、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法理学论丛》第一卷。

修改权范文篇2

（一）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施行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特定机关依据宪法的程序，以明示的方法对宪法典的条文或文句进行补充、调整的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一是成文宪法的存在。不成文宪法体制下实际上不存在宪法修改问题；二是形式意义宪法的存在；[3]三是当运用宪法解释权达到极限时人们可以运用修宪方式解决社会的各种冲突。[4]

宪法修改是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冲突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基本目的是提高和保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宪法修改不同于宪法改革、宪法破坏、宪法变迁等概念。宪法学视野中的“宪法改革”指的是宪法体制的重大变动，实际上超越了修改的范围，是一种创制新宪法的结果。[5]宪法破坏是一种对宪法规范内容的蔑视与人为的变更，有时虽然形式上经过了法定的程序，但本质上是对宪法原则的破坏。宪法修改也不同于“宪法的特别措施”。宪法的特别措施一般分为“无视宪法的特别措施”与“尊重宪法的特别措施”。前者是指不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后者是指根据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或宪法修改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按照宪法程序作出违背宪法规定的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是需要论证的重要命题。从多数国家的宪法实践看，即使出于尊重宪法的目的，如采取的措施违反宪法规定，就有可能造成违宪的社会效果。

宪法修改一般有两个方面原因：在主观上，由于制宪者或修宪者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宪法内容的设计与原则的确定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造成宪法规定内容的不确定性，影响宪法权威的维护。对因主观能力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有时难以通过宪法解释权予以解决。在客观上，宪法是在调整社会生活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的变化不断向宪法规范提出新的课题，要求宪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修改是保持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协调、解决违宪的基本形式之一。宪法修改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修改后的宪法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合理的法律基础。

宪法修改权（amendingpower）是修改宪法的一种力，是依制宪权而产生的权力形态，一般称之为“制度化的制宪权”。由制宪权中派生的修宪权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修宪权与立法权尽管都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行使，但修宪权对象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内容，不同于制定普通法律的立法权。因此，行使修宪权时应严格地受制宪权的约束，不得违背制宪权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制宪权与修宪权的界限是我们研究宪法运行机制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国民主权原则，修宪权的主体是国民，修宪过程要充分反映国民的意志，遵循修宪的基本程序。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制约修宪权的规范是宪法修改规范，违反修改规范的宪法修改活动是无效的。修宪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平衡两种价值，即宪法规范一方面适应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于频繁地修改与调整宪法规范的现象。因此，宪法修改过程中既需要理性地分析社会变化，同时也需要同现行宪法的基本价值保持连续性。从当代修宪权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修宪权的界限，并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

宪法修改权性质与宪法修改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特定的修改方式体现修宪权作为独立国家权力的性质。宪法修改一般分为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

全面修改是指在原有宪法基础上对宪法内容进行全面更新，实际上以新宪法代替旧宪法。全面修改既涉及宪法基本原则和内容的调整，同时也涉及宪法结构的变更，实际上是对宪法文本的全面更新。全面修改一般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重大变化，以部分修改方式不能解决社会冲突时才能采用。全面修改又分为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与形式意义的全面修改。前者指宪法的基本制度与基本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实质内容的变化。后者是指宪法的实质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全面变更宪法的规定，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根据这种分类，全面修改宪法的形式、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应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全面修改。在具体宪法体制上，有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全面修改的程序与条件，有的国家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允许全面修改。如瑞士宪法第118条规定：联邦宪法在任何时候都可被部分修改或全部修改。第119条规定：全部修改须按照联邦立法规定的方式进行。从宪政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不管宪法上是否规定全面修改的界限或内容，宪法的全面修改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是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修改方式，容易造成宪法规范的不确定性与宪法危机。因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时，应把修改内容限定在形式意义的全面修改上，严格遵循修宪权的界限。

部分修改是指对宪法原有的一些内容或特定条款加以改变、调整或增加若干新条款的修改方式。部分修改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能够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前提下，及时地协调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消除可能影响宪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为宪法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当社会发展处于良性状态时，我们需要运用部分修改的方式解决宪法与社会的矛盾。部分修改的方式又包括修改条文、宪法修正案等具体方式。修改条文形式主要包括增减、补充、修改文句等。修改以后一般重新颁布新的宪法文本。

宪法修正案是指不触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把依照特定程序通过的修正内容按前后顺序分条附于原文之后。宪法修正案中有些内容是增补性的，有些内容是变更性的，其功能主要在于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变化，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宪法修正案最早由美国宪法采用，目前已扩大到其他国家。但同样采取宪法修正案形式的国家，在具体的表现内容方面也有不同的形式。宪法修正案与原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宪法修正案内容不受宪法条文的约束，即新条文排斥原宪法条文的效力；二是由于修正案的出现，不适用宪法中的某些规定等。通过宪法修正案以后，如何处理宪法文本与修正案的关系是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可能选择的方案是：（1）修改宪法文本，把修正案的内容全部纳入宪法文本之中，重新颁布宪法典；（2）宪法文本不变，将增加的修正案内容附在原文后边，依序排列；（3）同时修改宪法文本与修正案的内容，使两者的内容保持一致；（4）增加修正案时可不调整宪法文本，只对修正案内容做必要调整等。笔者认为，从修正案的性质和基本功能看，通过修正案进行修改时，不宜变动宪法文本，只需把修正案的内容按序排列。这种形式有利于保持宪政发展的历史

连续性和宪法体系的完整性。从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关系看，如通过修正案改变宪法文本的内容或重新编排宪法文本的内容，有可能造成制宪权价值的自我毁损。其实，除实质意义的全面修改外，修宪权的运用不应该改变基于制宪权而制定的宪法典。当然，不变动宪法文本的修正案方式也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如可能出现修正案之间的相互矛盾、引述宪法条文时不方便等。对一般读者来说，按修正案改过的宪法文本读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但宪法修正案是具有特定内涵和规则的修宪方式，只能遵循修正案的基本程序，不能为读者阅读的方便而改变修正案应保持的规则与表现形式。

与修宪权性质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宪法修改方法问题。如果在修改方法上采用与一般法律相同的方法，必然导致宪法最高规范性的削弱。反之，在设定宪法修改方法上采取过分严格的程序，有可能影响宪法发挥适应性与开放性功能。设定宪法修改方法的基本目标与出发点是，积极反映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的基础上，保持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协调，使宪法在保持最高规范性价值的同时反映社会的需求。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宪法修改方法主要有四种形式：

1.成立专门的修宪机关或由议会审议。为了审议和议决宪法修改案，成立专门的机关，如宪法议会等，具体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目前，实行这种修改方法的国家主要有瑞士、挪威、比利时等国家。根据瑞士1971年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经国民投票后，要成立审议宪法改革提案的新议会。在挪威，根据宪法第112条的规定，需要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时，修宪提案必需在大选后的第一、第二或第三次议会常会上提出，并公开印发。但是，要留待下次大选后的第一、第二或第三次议会常会来决定所提出的修正案是否采纳通过。根据比利时宪法第131条的规定，立法机关有宣布宪法某一条款须加修改之权。议会两院在做出上述宣布后，即自动解散。两院议会同国王取得一致意见后对提交修改的各点作出决定。这种修改方式在修改程序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程序过分繁琐，有碍修宪制度灵活性的发挥。

2.实行国民投票的制度。为了修改宪法，实行国民投票制度，以国民多数意志作为是否修宪的基础。其理论基础是卢梭的国民主权思想。法国、日本、奥地利、韩国等国家实行这种制度。通过国民投票的修宪方式分为两种具体形式：一是修宪案先在议会审议、议决后附国民投票；二是不经议会审议直接附国民投票的制度。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采取前者的形式。如法国宪法第89条规定，修改宪法的倡议权，同时属于共和国总统和议会议员，共和国总统依照总理的建议案行使此项倡议权。修改宪法的草案或建议案，必须在公民投票通过后才最后确定。但在法国实行国民投票制也有特殊情况，即如果总统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召开两院联会的议会时，无须提交公民投票。意大利在修宪方法上，采取议会审议与国民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宪法第138条的规定，修改宪法的法律和其他宪法性法律由各院两次审议通过，其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并且在第二次表决时须经各院议员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上述法律在其公布后三个月内，如某议院五分之一议员，或五十万选民，或五个区议会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公决时，则应提交公决。属于后者类型的国家有瑞士。

在修宪过程中实行国民投票体现了国民主权思想，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合理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大修宪的民意基础，使修宪过程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正当性。但这种方法也存在原理或实践中的问题，如国民投票方式是复杂和繁琐的程序，真正实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民投票的正当性”也存在思维方式或现实运行方面的局限性。多数民主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有时会侵犯民主与宪政本身的价值体系。即使附条件的国民投票方法也需要程序上更为严格的控制。

3.实行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制度。由立法机关行使修宪权，具体负责修宪的工作。在修宪程序上，比普通法律的修改更为严格。目前，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这种制度，代表性的国家有德国、中国等。如德国宪法规定，基本法只能由专门修正或补充基本法条文的法律予以修正。这种法律需要联邦议院议员2/3和联邦参议院2/3表决赞成。按照宪政的一般原理，议会是民意的代表机关，由议会行使修宪权，有利于在修宪过程中体现民意，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在中国，修宪权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了特定的修宪程序，即宪法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规定，在宪法学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了修改普通法律与修改宪法的社会和价值基础的不同。修改宪法和创制宪法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而创制法律或修改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间接体现。制定或修改普通法律的立法机关的权限是宪法赋予的，而全国人大的修宪权是制宪权赋予的权力形态，体现了宪政的实体价值与社会象征。但作为宪法学理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处理全国人大作为制宪机关、修宪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不同角色，发挥多种角色的统一功能。

4.联邦制国家的修宪方法。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修宪方法上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方式，使构成联邦的各组成部分都能平等地参与到修宪过程之中。如德国修宪程序联邦参议院的赞成是通过修宪案的重要条件。在美国，根据宪法第5条的规定，国会在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不论哪种方式提出的修正案，经各州四分之三州议会或四分之三制宪会议的批准，即实际成为本宪法的一部分而发生效力；采用哪种批准方式，得由国会提出建议。

上述不同形式修宪方法的共同基础是尽可能扩大修宪过程中的民意基础，以多数的赞成或同意作为修宪的条件。为了扩大修宪的民意基础，有些国家在修宪程序上规定了修宪案公告程序，即提前公告修宪案，使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保证修宪内容反映社会共同意志。

（三）

宪法修改权是否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客观上是否存在界限是现代宪法学理论中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和宪法修改界限肯定论两个学派。在肯定或否定宪法修改界限的学派中又有不同的理论主张和观点。

1.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

主张宪法修改界限否定论的学者们认为，只要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宪法的任何内容都可以修改，不受任何原则或程序上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即使宪法上有禁止修改的规定，也可成为修宪的对象。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和一般法律一样都是国家的意志行为，既然国家的意志可以变化，那么体现其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内容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具体的理论依据是：一是否认宪法规定之间效力的差异。否定论者认为，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是相同的，不能区分不同宪法规定之间的效力。二是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法外的力量，不可能限制宪法规定的修宪权运用，修宪权实际上是国家最高的法定权力；三是不承认宪法变迁的现实与制度；四是否定自然法对修宪权的限制功能，认为现实制度下对已超越界限的修宪活动无法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等。笔者认为，宪法修改界限的否定论是缺乏合理性的理论主张，有可能导致以所谓的合法方法推翻宪法体制的后果，无法保持宪法运行的稳定性与开放性。特别是这一理论已不符合现代各国宪政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2.宪法修改界限肯定论

宪法修改权在客观上存在界限是宪法规范存在的基本形式，多数国家的宪法修改理论普遍承认宪法修改权的界限，即宪法修改活动客观上存在不同形式的界限。宪法修改界限的肯定论的基础是：从基本原理上承认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区别，把修宪权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受制宪权价值的制约；承认宪法规范体系的不同层次性，即宪法规范体系中存在上位规范与下位规范；宪法价值存在统一性；承认自然法对宪法规范产生的影响等。学者们在论述修宪权界限时基于不同的理念与认识，其理论形态是多样化的，概括起来讲主要分为内在界限、外在界限与实定法界限。

宪法修改的内在界限指的是宪法中存在不能修改的一定的内容。根据德国学者K.哈森的观点，作为宪法的实质的“核”，即宪法的民主及法治国家的基本秩序是不能修改的。其基本理论基础是：宪法是国家秩序的基础，其内容体系应具有权威性、持续性与稳定性，不能修改所有的内容；从修宪权的性质看，它是制宪权的制度化，应服从宪法的“根本规范”价值体系，不能成为改变宪法规范性质的依据；宪法规范中存在不同层次的规范等级等。

宪法修改的外在界限指的是宪法修改活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直接限制修宪权的内容与程序。一般而言，外在界限主要表现在：一是保持宪法体系的统一性与持续性；二是把自然法规范置于宪法规范之上，以自然法精神约束修宪权活动；宪法修改只能是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三是宪法修改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宪法的与国际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宪法修改界限还表现为实定法上的界限。所谓实定法上的界限是指宪法典中对修改的内容、修改行为及其程序作出限制性规定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内容上的限制。根据宪法规定内容的性质与范围，对具体内容作出限制性规定。如意大利宪法第139条、法国宪法第89条第5款、土耳其宪法第102条规定共和国政体不得成为修宪的对象。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宪法对联邦制基本原则也作出不得修改的规定，如德国宪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不得影响联邦划分为州，以及各州按原则参与立法，或第一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基本原则。[6]希腊宪法第116条规定，宪法的条款可以修改，但规定政体为议会制共和国的条款、以及第2条第1款、第4条第1款、第4款及第7款、第5条第1款和第3款、第13条第1款、第26条除外。同时116条第6款规定，在上次修改完成后未满五年，不得对宪法进行修改。二是修改方法上的限制。为了确立修宪权的界限，在修改方法上也做必要的限制。主要形式有禁止全面修改、限制法律对宪法的侵害等。许多国家在宪法上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法律在宪法具体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法律对宪法价值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三是有关时间上的限制。为了保障宪法规定内容的稳定性，有些国家宪法对修改宪法的时间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宪法通过、颁布、生效和修改后，非经一定期限不得修改。如西班牙宪法第168条规定，战时或第116条规定之某一种状态期间不得提议修改宪法。第116条规定的状态主要包括紧急状态、特别状态和戒严状态。也有国家宪法对修宪的效力做了限制性规定，如韩国宪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修改有关延长总统任期或变更连任规定的提案，对该项提案出台时的在任总统无效。这一条虽不是对修宪权本身的限制，但对修宪权的效力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有利于保持修宪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修宪权的滥用现象。

3.宪法修改条款的修改问题

宪法修改条款能否成为修改的对象是宪法学理论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宪法修改条款的修改可能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非实质性内容的修改，即有关修改方法、程序的设定等。这些修改内容可作为修改的对象；二是实质性内容的修改，即修改对象是否包括修改条款的本质内容。从实证主义理论看，修宪权可以包括修改的本质内容，修改条款本身也可成为修改的对象。但从实质宪法学理论看，修改条款的实质内容不能成为修改对象，其理由主要在于：修宪行为是以修宪权为依据的，对修宪条款的任意性的修正有可能带来修宪权的庸俗化与工具化，削弱修宪行为的价值。实际上，修宪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合理地平衡社会不同的利益关系，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利益，遏制多数人统治的非理性行为。因此，把修改宪法条款的实质性内容排除在修宪对象之外是必要的，有助于保持修宪行为的规范化与理性。一旦发现修宪内容超越修宪权应遵循的界限时，应按照一定程序宣布其无效，以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四）

1982年宪法规定的宪法修改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宪法修改权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提案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体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修宪权的统一行使，保证修宪权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并对修宪采取比一般法律更为严格的程序。根据修宪程序，自1982年以后，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三次修改，较合理地解决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的冲突，为改革提供了合宪性基础。但在实践中我国的修宪程序也暴露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修宪程序不完整，只规定修宪提案权主体和通过程序，没有规定具体审议程序、公布程序等必要的内容；修宪程序与实际宪法制度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修宪程序缺乏规范性；没有建立有效的修宪社会效果评价体系；在宪法学理论上，没有系统地提出确立制宪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修改权界限的理论，宪法解释权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

我国宪法对修宪权的界限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修宪权主体、行为与对象受一定限制。根据修宪权的理论和我国的宪政体制，全国人大的修宪权是存在一定界限的，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不能成为修宪的对象，如共和国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国家结构、宪法基本原则等。不考虑制宪权与修宪权的合理界限，主张以“改革”的价值突破现行宪法体制的思考方式是不妥当的。从宪法理性的角度看，我们不应把现实生活中存在弊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宪法上，指责现行宪法，似乎彻底改变现行宪法体制才能实现法治“理想”。在笔者看来，法治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与美德是认真地对待宪法，尊重宪法，捍卫宪法尊严。即使是对存在缺陷的宪法，我们也要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修改以前，应尊重其价值体系，并通过各种程序与机制完善宪法。从宪政理论与制度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本身受宪法的约束，应遵循制宪权确定的权力界限。当然，从修宪技术看，在宪法中详细列举不得修改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根本制度不能成为修宪对象。如果某种修宪脱离宪法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其修宪行为是超越界限的，客观上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必要在总结本国经验与借鉴外国合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修改制度，建立规范的修宪程序，强化修宪的程序功能，防止修宪程序工具化现象，努力在实体与程序价值的平衡中寻求完善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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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违宪现象的存在是建立和完善宪法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违宪的最大危害是侵害了作为国家价值基础的宪法尊严，破坏社会成员的宪法信任。但目前对违宪问题的力量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基本的违宪要件、主体、违宪责任、违宪制裁等问题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违法、犯罪可怕，违宪不可怕”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市场。

[3]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宪法的区分是宪法学的重要命题，它不仅具有宪法分类上的意义，同时直接影响宪法本身的价值体系。实质意义的宪法包括国家组织、作用与原则、原理的全部内容，不受特定理念与意识形态的约束。形式意义的宪法更侧重于宪法内容统一的法律表现形式，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运用宪法。

修改权范文篇3

[关键词]：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现象，弊端，原因探析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其立法权限在宪法第六十七条及《立法法》第七条等条款中已被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近两年几部基本法律的修改情况分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现状、潜在弊端及产生原因进行探讨。

一、行使现状

在《立法法》生效前，虽然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行使的立法权及其权限已作了界定，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强化立法权力，甚至逾越立法权限。《立法法》试图要改变这种现状，使各个立法主体的行为走向规范化。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本文想通过实证分析作为解答。

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至2001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对两部基本法律进行了修改。它们分别是：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从修改情况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修改范围非常广泛。《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本次修改了29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43.28%；增加了12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17.91%；删除了2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2.99%；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64.18%，此外，还对序言部分的第一、三、五自然段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相比较而言，《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就更广了，该法原有37个条文，此次修改了21个条文、增加了17个条文、删除了1个条文，分别占原条文数的56.76%、45.95%和2.7%，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105.41%.毋庸置疑，这种大范围的修改已经很难用“部分补充和修改”来描述，而将其定性为“法律的重新制定”恐更为恰当。

其次，修改内容都涉及到了原法所确定的基本制度。就《民族区域自治法》而言，本次修改涉及到七个基本制度的变迁，包括制度定位、财政收支制度及国家补助办法改革、投资金融支持政策的优化、教育文化支持政策的改革、地区之间对口支持政策的法制化、少数民族干部配备优惠政策的确立以及法律实施的严格化，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在序言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定位从过去的“重要政治制度”提升到了“基本政治制度”。《婚姻法》的修改也涉及到七个基本制度的改变，包括重婚的严格规制、家庭暴力的法律控制、无效婚姻和可撤消婚姻制度的确立、夫妻财产制的改革、离婚制度的变更、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法律责任的明确。难以否认，上述基本制度的修改都涉及到了法律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并非一般的“小修小补”。

再次，修改时机特别微妙。两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二审程序都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完成的，而三审及表决分别是在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进行的。这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好是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两次常委会会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也审议通过了一部基本法律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该修正案的修改范围远没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婚姻法》来得广，也很少涉及基本制度的改变。

二、潜在弊端

上述白描式的叙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制度运作过程中的问题，而且促使我们分析暗藏在制度实践背后的潜在弊端。的确，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两部基本法律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对《立法法》立法宗旨的有效实现持乐观态度，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让我们为之担忧：

（一）基本法律民意性的缺失

基本法律是一个宪法概念。宪法为了明确两个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之宪法地位和立法权限的不同，在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第六十七条第（二）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所立之法为“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则为“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分为“刑事、民事、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前者的外延因列举而比较明确，而后者，是指“除刑事的、民事的、国家机构的以外其他方面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重要法律。”就内涵而言，基本法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法律的性质上看，‘基本法律’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全局的、长远的、普遍的和根本的规范意义。另一方面，从调整内容上看，‘基本法律’所涉及的事项应当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基本关系；国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内市场统一的重大事项；以及其他基本和重大的事项。”由此可见，基本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效力仅低于宪法，并成为构建我国法律体系的主要基石。那么，宪法之所以将基本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权赋予全国人大，这是因为全国人大组成人员广泛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广大公民对法律的需求及其评价，使基本法律的原则和内容尽可能地反映广大公民的意志，从而具有广泛的可接受度而利于其有效实施。因为“人民与人民代表的恰当比例不仅反映了代表大会的代表程度，而且进而确立了立法的正当合法性”，基本法律的代表性是设置其制定修改制度的重要出发点和坐标，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代表性”是不能忽略的。

然而，从《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情况来看，基本法律代表性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大规模、深层次的修改必然会导致许多利益的调整和行为方式的巨大转变。这应由民意代表基础更为广泛的人大代表通过民主程序作出科学决策，唯有这样，修改后的法律才不至于难以实施。

（二）基本制度变更的随意性

基本制度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关系的重要调整机制，因此，基本制度的变更往往影响到整部法律的定位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定位明显改变甚至前后迥异的状况在两部基本法律的修改中并非少见。

婚姻法修正案首次确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消婚姻制度，不仅规定了四种无效婚姻的情形和一种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还规定了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这种修改无异于婚姻效力制度的重大变更，而婚姻效力制度是婚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婚姻法》的基石和支柱，因此，它的变更势必对原有婚姻法律关系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其波及面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制度变更仅仅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现未免显得草率。

同样，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也涉及到许多基本制度的变更。最为突出的是此次修正案提升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位，从原来的“重要政治制度”上升到“基本政治制度”。该制度定位上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区域以及民族自治区域与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的重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国家结构形式层次上的关系的调整，是宪法层次的制度变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力所及的范围了。

三、原因探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时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并有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意之嫌，以下因素不允忽视：

（一）授权不明-弱制约手段

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和《立法法》第七条都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一规定试图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的时间、程度、底线加以约束，以便规范这种修改权。但遗憾的是，上述努力至少在理论上未能实现。因为上述规定至少存在两处模糊语言。对修改权的三个约束条件中，除了“闭会期间”是比较明确之外，“部分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文意都比较模糊。何谓“部分”？“部分”有无量化的指标？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基本原则”的范围有多广？如何界定“抵触”？“不同”是否意味着“抵触”？这些立法语言的含义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诠释，以致于规范本身存在着较大的解释空间，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很难得到有效参透。

模糊的语言不仅可以成为行为者的一种可资辩护的理由，而且能够成为其拓展行为空间的有效工具。而当法律规定一个比较明确的行为空间时，行为者只能严格地按照法律地授权行事。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和需要，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我国的对外承诺，我国在去年、今年分别对三部外资企业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都是确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适应的规则，三部法律在审议通过前所经历的程序也都是一样的。但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是2000年10月31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却是2001年3月9日在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该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能越俎代庖，所以，虽然该法的修改内容和前两部外资企业法基本相同，其修改的幅度也远远比不上《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其修改程序却非常严格地遵循着原法的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次修改中，关于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的规定被废除了，废除的理由是这样的：“在常委会审议中，委员们提出，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第15条关于‘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是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作出的，当时这样的规定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投资环境的稳定。根据1982年宪法和去年制定的立法法的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为了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便于及时修改完善，可以不再继续保留‘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修改意见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而依据又是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立法法》第七条，模糊授权较之于明确授权对于行为者而言的有利性一目了然。

或许立法者在授权时本就不想用一个明确的标准去限制修改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探求立法真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同时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上述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试图从修改权限和标准上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努力几乎注定要失败。

（二）解释制度-有效的反制约手段

如果说宪法和《立法法》的授权条款是一种制约手段的话，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拥有的法律解释权则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反制约手段。

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都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法律解释权。根据上述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既可以对自身制定的法律进行解释，也可以对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进行解释。而设置这种解释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探求立法真意的目的能够实现。这种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解释成为一种权力后，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不仅仅是探求真意。它可以成为制约立法权的重要手段。尤其当立法权的制约对象成为法律解释的法定主体时，探求真意几乎不在解释者的视野之内。当行为者成为解释者时，它几乎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

我们探求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的真意目的是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但是，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要实现这种监督必须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来实现。也就是说，被监督者同时也是监督者。这一悖论使监督成为理论上的泡影。

而到目前为止，掌握解释与不解释以及如何解释主导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对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做出解释，尽管在其内部也存在要求解释的呼声，尽管其内部不同机构间对该规定已经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但不解释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选择，因为，尽管存在上述制度设计上的悖论，如果解释者放弃主导权做出哪怕也是很模糊的解释的话，其修改权无疑要受到其解释（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承诺”）的约束。

解释权对于权力主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确保权力主体行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而如何行使解释权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一般而言，权限的明确度与行为的自由度是成反比的，越是明确的授权，行为主体（一般是被授权主体，下同。）的自由空间就越小，对其行为合法性的鉴别和监督就越容易；授权越宽泛、模糊，行为主体的自由空间就越大，对其行为合法性的鉴别和监督就越困难。解释权的行使状况事实上制约着授权的明确度，所以解释权往往能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监督工具，是解释者监督行为者的必要条件。这种制度设计在解释者与行为者不具有同一性时会运行得相对有效，但如果解释者与行为者是同一主体时，解释权变得尴尬起来。因为这是解释者对自身行为的评价，当行为与授权规范存在某种不协调时，对行为的解释变得困难起来，非此即彼的判断总会让行为者左右为难，所以此时“不解释”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况且，宪法上并不存在对“解释不作为”的制约机制。这是不仅是避免尴尬的一种方法，更是回避监督的有效手段，“部分”、“基本原则”等不确定法律概念迟迟未有法定解释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三）权力结构不合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和立法机关，其享有的职权是很广泛的。要有效地行使这些职权、完成繁重的任务则需要充分的时间，因此，会期的设置是关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这是我国全国人大的例会制度。除非有特殊情况，全国人大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从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至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47年间，全国人大共举行了34次会议，会期总计511天，每次会议平均会期为15.03天。而15天的时间里全国人大要完成多项议程，通常包括：听取、审议并通过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任免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立法等。从实践来看，听取、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要占据大部分的会期。通常《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当天由国务院总理向大会报告，在会议闭幕的那天由大会表决通过，中间会期的主要任务是审议该报告。繁重的任务却只有简短的会期，我们当然不能期盼分身乏术的人大代表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完成大量的立法工作。

为了解决全国人大会期的弊端，理论界在1982年宪法通过之前曾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许崇德先生对我国的物理代表制提出批评，并主张应当减少代表数量并实行两院制，以提高全国人大的工作效能。潘念之先生则主张代表的专职化，让常委会经常地开展工作，而不是每季度开几天会。曹思源先生明确建议“新宪法应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定期举行两次例会”。董成美先生则认为，全国人大代表数目在1500人左右就可以了，并指出“全国人大一年开会一次毕竟时间很短，因此，加强全国人大常委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全国人大的工作效能均持否定的态度。但在如何提高工作效能上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注重对全国人大本身结构和功能的改造和加强，有的学者则倾向于通过加强全国人大附属机构尤其是常委会的职能来解决这一问题。现行宪法显然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以子体的功能弥补母体的缺陷。对于这种选择，彭真同志是这样解释的：“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页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修宪者首先承认全国人大代表规模对于开展经常立法工作的制约（即“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接着强调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同源关系（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潜台词无非是两个立法机关在意志上能够有效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可以看成是甚至就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最后，既然两个立法机关的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结构（即“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发挥作用，来完成本应由全国人大承担的经常性立法工作。面临多重任务而又不能在会期制度上做较大的扩充性的变革的情况下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让全国人大主要发挥议政功能，而将绝大部分的立法功能剥离到常委会，这是一种内部分工的结果。因此，全国人大自然将常委会的立法与自身的立法等同视之，而对自身的立法、立法权进行监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撤销过一部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的其他法律的原因。由于两个立法机关之间的同源性，如果其他法律与基本法律“不一致”，在全国人大看来，它绝不是“违反”基本法律，而将其解释为“修改”基本法律更为妥当。

此外，由于《立法法》第八条模糊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间的效力，我们设想的让全国人大对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一旦“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效力等级差别被淡化，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从理论上可以制定“基本法律”。既然能制定“基本法律”，那么对“基本法律”进行修改就更不“应该”被约束了，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从未受过约束。上述推论不管合理与否都让笔者出乎意料，这也是行文至此的无奈之处。

四、对策设想及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失范不仅仅是立法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的宪政问题，并多少带有路径依赖的痕迹。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较为彻底的方案无疑也要从宪政的角度予以考量。笔者无力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也不敢以制度设计者自居。在此仅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之间组织结构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必不可少。通过缩小全国人大的代表数使代表走向精英化和独立化，使其能真正行使立法职能。同时，将法律解释权赋予一个独立的机构，使其能够有效监督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当然，这仅仅是一些浅见，望能抛砖引玉。转贴于中国论

注释：

1、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规定有权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为论述方便，本文将此种权力简称为“基本法律修改权”，除有特别说明之外。

2、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有：（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五）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六）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3、《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此外，该法第四十二条、第八十八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二）、（三）项以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其他立法权。

4、《立法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见表一。

6、见表二。

7、见表二。

8、《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原有15个条文，本次修改5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33.33%；增加1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6.67%；删除1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6.67%；共计修改7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46.67%.修改的重点在于确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外企管理模式。

9、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

10、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1、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2、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法学》2000年第6期。

13、本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9名，与13亿人口的平均比例约为1：43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与13亿人口的比例近1：1000万。两者代表性的悬殊显而易见。参见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法学》2000年第6期。

14、虽然《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曾“广泛”地征求意见，但是，这种征求意见的方式与人大代表审议的方式相比，乃是一种非正式的表达方式（政治学意义上的，非法律意义上的），因此，其意见是否被采纳、为何不被采纳的决策主要取决于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然而，人大代表在审议程序中发言是一种正式的表达方式，对其意见的采纳与否也是制度化的，这种制度保障使得法律修改中的“代表性”能够得到凸现。

15、《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16、《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7、《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18、国务院于2000年9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这三部法律进行修改的议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国务院提出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常委会经过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决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公报》2001年第三号。

19、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公报》2001年第三号。

20、“人们认为，既然法律解释要探寻和依照立法原意或立法意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和本身拥有立法权的机关，比其他机关更有发言权。”参见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1、事实上，以“制衡理论”为基础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下的司法权（其核心是法律解释权，即“tosaywhatthelawis”）更多的是承担制约立法权的职能，而不仅仅是解决纠纷。

22、《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23、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在对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进行非正式解释后提出，“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宪法解释明确此项权限。”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是这样解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补充和修改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一，只能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进行补充和修改。第二，这种补充和修改必须限于‘部分’的范围内，即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增加部分内容，或者对原有法律的内容进行部分改变。……第三，这种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参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则认为，“实践中部分补充修改中的‘部分’是比较难以把握的界限。有学者提出，判断是否是‘部分’补充和修改，应该有个质的标准和量的标准。质的标准就是不得修改原法律最核心、最主要的条款。量的标准可规定所补充修改的法律条文总数不得超过原有条文的三分之一。但这不是宪法的原意。”（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5、宪法第六十二条。

26、宪法第六十一条。

27、宪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会议”，但是，从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今从未召集过临时会议。

28、此数据是根据《中外代议制度比较》提供的资料计算的。参见田穗生、高秉雄、吴卫生、苏祖勤著：《中外代议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1页。

29、“山东代表姜健一人提交了58件议案和建议，等她在大会工作人员处全部登记完毕，她才长舒了一口气说：‘这几天，光征集代表签名就有600多人次，快累坏了。’‘为了这600多个签名，这些日子，我这张嘴就没停过。’”摘自《浩大的“签名”工程》，《中国人大》2002年第5、6期，第47页。

30、详见许崇德：《修改宪法十议》，《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3期。

31、详见潘念之：《有关修改宪法的几点意见》，《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4期。

32、详见曹思源：《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2期。

33、详见董成美：《试论现行宪法如何修改的几个问题》，《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3期。

3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事实上，这种困境在我国公司制度中也存在，作为公司人格基础的股东大会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只能依靠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日常运作，而这无法避免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行为超越股东大会监督的情况，最终导致“母子倒错”的权力行使结构，即母体被子体控制和指挥。

35、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同感一直很强，通过比较近几年常委会工作报告与“两高”工作报告的通过率就可以一目了然。

36、这一点从现行宪法规定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能也能得到验证。

修改权范文篇4

关键词：著作人身权转让模式

著作人身权能否转让，这是一个在国内外近期都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的著作人身权不可转让的理论，越来越受到现代著作权理论和实践经验事实的强有力的挑战。笔者认为，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著作人身权的转让应该是可以的，并试着初步探讨了我国著作人身权转让模式的构建。

一、发表权的转让

发表权是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发表权对于作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发表权只有一次。发表权本身是一种既带有权利性质又带有经济性质的权利，与经济权利截然分开的发表权是不存在的。在规定了发表权的国家，对发表权的行使规定了某些限制，也对发表权做出了类似于经济权利的一些规定，也就是说尽管发表权具有强烈的人身权色彩，但并不排除作者对该权利转移的可能性。

问题是除了我国法定的五种发表权由非作者本人行使的情况下，是不是现实中就不存在发表权可以转让的情形了吗？作者将未发表的作品的著作财产权转让给第三人之后，发表权究竟归谁所有呢？发表权是著作权内容中居于首位的权利，作者将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如果不行使其发表权，其他人身权、财产权也无从行使。对于尚未发表的作品来说，如果在转让了著作财产权之后，同时作者还保留了发表权，则此次财产权的转让将不具任何的意义，因此，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是可以随着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而转移的。有学者提出“作者在第一次行使经济权利时，授权他人利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同时行使了发表权，或者说作者和作品利用者可以用合同的方式规范作品的发表和作者的发表权”。也就是说，发表权可以通过许可合同的形式授权给他人，其实，这种观点恰恰说明了发表权是可以转让的，这是因为，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授权他人行使发表权之后，作者本人就不再享有该作品的发表权了，因此，授权他人行使该作品的发表权和将该作品的发表权转让给他人并无本质的不同。

二、署名权的转让

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是最能体现作者身份的权利，它是著作人身权的核心和基础，但在现实中，非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的情形大量存在，有的作者因故被迫或基于获得某种利益（金钱或是其他形式的报酬）主动要求或同意他人在其作品上署名，实际上等于著名权的商业性的转让，而且这种行为常常是双方私下的交易行为。另一方面，这种经作者同意的他人在其作品上署名的行为，又可以视为作者行使署假名的权利，这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说法律赋予作者署假名的权利，就为现实生活中署名权转让的行为提供了貌似合法的外衣。如果不发生纠纷，法律似乎只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而一旦作者事后反悔，又只能排除非作者的署名权及相关权利，这对非作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案例也确实存在过。可以说，在立法的目的和实际效用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与其这样名存实亡的禁止规定，不如将它合法化并加以严格的条件来限定。立法可以规定署名权的转让适用的条件：比如，署名权的转让必须是作品发表之前，已发表的作品署名权不得再次转让等等。

三、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转让

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实际上是一项权利的正反两方面。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情感、思想等，若作品任由他人歪曲篡改，势必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对作者的人身权利造成侵犯。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却是归作者以外的人享有，比如法律已经规定的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电影类作品等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需要著作人身权转让的情形：合作作品的作者以及那些可能具有总体版权与分享版权（百科全书、汇编作品）的作品作者，一般来说，合作作品的修改必须经全体作者的协商一致，这就表现为作者们同意其中一人或指定作者之外某人代为行使，很显然，原本属于多人的修改权便转移到一人的身上；对于出版社来说，一部作品的出版往往需要经过三审，为了出版的需要，其中不仅仅包括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文字性加工，更可能需要对作品做出较大的修改或删节。为了出版的顺利及时进行，对于出版社来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一次次作者的许可，出版社宁愿支付更高的价金来得到作者的整个版权，其中可能就包括修改权，作者若同意的话，笔者认为应当尊重作者做出的选择；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更易受到侵害，个人力量难以应付，若将这些权利转让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由其代为行使，进行保护并提起诉讼，反而会更好的维护作者的利益。对于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转让后，若受让人歪曲篡改作品，对作者名誉造成不良的影响的，作者完全可以寻求民法上的一般人身权救济。公务员之家:

四、著作人身权转让的一般原则

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原创性，作品必然同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个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保护这种联系有助于鼓励作者从事更多的创造活动，法律规定作者的人身权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这种联系。鉴于这种特殊性，著作人身权转让应该遵循特定的原则：第一，转让人身权的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合同的形式，并且必须到相应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第二，转让行为必须由作者本人行使，必须出于自愿，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强迫；第三，如果著作权转让合同中未特别约定作者的某些人身权利，视为未为转让；第四，当某些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发生冲突时，应以保护前者的利益为主；第五，当作者的人格利益陷入重大危机时，应赋予作者转让人身权利合同的解除权。

总之，作者有权选择作品公开、署名的方式，作品是否被扭曲篡改，至少在作者的有生之年，作者是唯一的判断者，虽然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主观偏激，但这在另一方面却反映了作者是完全有权对自己的作品做出完全处分的人。著作人身权最终是否可以转让，是否可以主张获得某种商业利益，最终涉及到诚实信用原则、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三者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防止作者权利的滥用也是法律应有之意。这就需要我们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在现实中如何正确地应用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合理设计我国的著作人身权转让制度，在作者、受让人、第三人利益之间达到一种理智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75.

[2]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80.

修改权范文篇5

一、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实践中，一个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招标，许多建筑设计师精心准备制作方案去投标，但却是没有一个企业中标，而招标者却会把各种“落选方案”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方案去投入建设；此外，一部分建筑设计师盲目照搬经典建筑，而从不考虑该项目是否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某医院须建住院楼，院方领导开会决定将全国获奖的设计方案拿来直接建在本院内等等，在我国类似于以上的侵犯著作权的案例比比皆是，甚至一度发展成为我国建筑设计领域中的潜规则。建筑是公共艺术，很容易就被侵权且权利保护相对复杂，侵权行为也有多种形式，如以招标为借口，骗取投标方案，然后交给内定的中标企业，中标企业未经同意就使用未中标企业的投标方案；中途更换设计单位，在未经原设计单位许可的情况下，仍采用原设计单位的设计图；未经原设计单位同意，对建设项目进行改扩建等等。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建筑行业的参与者法律意识淡薄，对著作权的认识滞后，缺乏对建筑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意识。对于建筑设计师来说，设计作品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将使他们失去生存的空间。对于城市、国家来说，建筑的盗版，将使城市景观和格局千篇一律，会使自身失去风格和特色。所以，保护建筑作品著作权是非常必要的。建筑作品的创作是一个艰难的智力活动，其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要求设计师不仅具有相当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还要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丰富的想象力。一个优秀的设计作品应是外形独特，布局合理，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这样一种人类的智力创作活动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不被建筑设计所满足，所以建筑师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他们的设计，同时，著作权取得具有广泛性和自动性，可以更充分、全面的保护建筑作品。《伯尔尼公约》是最早对建筑作品进行保护的，世界各国对建筑作品的保护时间都不很长，我国在2001年通过制定新的著作权法才开始保护建筑作品，通过完善保护制度，倡导了建筑作品的独创性，激励了创新，提高了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城市景观更具特色。

二、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权利客体

建筑作品的权利人对建筑作品享有著作权，并能对建筑作品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因此，明确建筑作品的权利主体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和其实施条例，却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建筑作品的特殊性，它设计的人员众多，一项建筑作品要通过设计院承接，设计师设计方案和施工图，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建造过程中，还需要建筑师与结构、给排水、暖通、机电等专业设计人员合作。现实中，从设计创作到工程竣工，建筑作品会在不断完善、变化过程中，此时最初的设计理念会与最后的成果不同，有那么多的人参与到建筑作品的完成中，那么究竟谁是著作权人呢?在新著作权法颁布前，有一起著名的建筑作品著作权的案件，它反映了建筑作品著作权权利主体的复杂性。1996年上海万象公司与德国英氏建筑事务所签订工程设计合同，由英氏公司为万象公司进行投资项目的建筑设计，合同中约定“双方应维护设计文件的共同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不得转让第三方”，但在1999年，英氏公司交付建筑设计图后，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在得到事务所的同意后，向我国有关机关登记获得了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两人随后在2000年向中国法院起诉，称上海世茂公司(此时世茂公司已并购了万象公司)侵犯了其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圆。依据著作权理论，著作权主体分为原始著作权人和继受著作权人，继受著作权人的权利转移自原始著作权人。一般情况下，普通作品的作者就是原始著作权人，但建筑作品涉及人员太多，依理论建筑设计师在整个过程中进行的劳动是不可替代的，是具有独创性的劳动，因此，建筑师是可以取得作品著作权人资格的，而其他参与者他们的劳动是可替代的，是在受建筑师支配的非创造性劳动，所以他们不是著作权人。

(一)职务作品中的权利主体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任务所创作的作品。在我国建筑设计师必须在有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执业，不能脱离设计单位单独执业。建筑设计师的创作必须依托于设计单位。依照我国《建筑法》的规定，因为设计师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的，应首先由设计单位承担责任，设计单位承担责任后，可向有责任的建筑师追偿。此外，现在大部分建筑设计院采用集体创作的方法，大家集思广益来进行方案设计。可见，建筑作品应为职务作品，设计单位应为著作权人，如果单位只负责承接业务，只对图纸进行形式审查，此时著作权人为建筑师。可见，在上述案例中所涉及的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不应由英氏建筑事务所的两名合伙人享有，而应该是英氏事务所和世茂公司共有。

(二)委托作品中的权利主体委托作品是指项目开发单位通过建筑委托合同，委托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建筑设计而完成的作品。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的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明确约定或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应归于受托人。”这样的规定同样也适用于建筑委托作品中，也就是说委托单位和设计单位的著作权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则有由受托方建筑设计单位享有。如上面的案例中，因为在设计合同中万象公司和英氏建筑事务所已经有了约定“共同维护知识产权”，尽管没有指明何种知识产权，但通过合同本质和一系列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知识产权就是指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所以本案的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应按合同约定归英氏建筑事务所和世茂公司双方共有。如若本案中，合同双方没有约定权利归属，那么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就应该归英氏建筑事务所所有了。

(三)演绎作品中的权利主体在建筑设计领域经常会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继续创作，所形成的新的建筑作品就是演绎作品了。依照著作权法的一般理论，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应由演绎人享有。但如果演绎人是按照他人的委托而对原有建筑作品进行再创作的，那么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就应该按照委托作品来处理了。依照著作权法的理论，演绎创作他人的建筑作品时，应当得到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力创作活动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创造性不被建筑设计所满足，所以建筑师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他们的设计，同时，著作权取得具有广泛性和自动性，可以更充分、全面的保护建筑作品。《伯尔尼公约》是最早对建筑作品进行保护的，世界各国对建筑作品的保护时间都不很长，我国在2001年通过制定新的著作权法才开始保护建筑作品，通过完善保护制度，倡导了建筑作品的独创性，激励了创新，提高了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城市景观更具特色。

三、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权利内容

(一)建筑作品的著作人身权

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自身不可分割，也不可转让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嘲。人身权利也被称为精神权利，《伯尔尼公约》中规定的人身权包括：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见，我国对著作人身权利的规定是符合并超过《伯尔尼公约》要求的。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具有永久性，不会随著作财产权的变化而变化。除发表权以外，对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限没有限制。

1．发表权

作者决定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为发表权，作者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什么时候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什么形式发表等等。发表权是一次性的权利，只能行使一次，它是最基础的权利，保障了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使。因为广义的建筑作品包括建筑物、建筑设计图纸和建筑模型，对于建筑作品发表权的行使，一般可分为：

(1)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发表权的行使。由于两者比较类似于文学、美术作品，其发表权的行使也比较相近，一般建筑设计图纸和模型常常通过展览和出版的方式来发表。

(2)建筑物发表权的行使。能否将庞大的建筑物进行发表，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有的观点认为，作为建筑作品的建筑物，具有实用性，且为不动产，处于公共场合，建筑物建成就会被公众所知晓，那么作者就不可能决定是否发表，也就是说，作者无法行使建筑物的发表权，因此建筑物没有发表权。《伯尔尼公约》第3条第3款认为，建筑作品的建造不构成发表。我国是该公约的成员国，且对该条没有提出保留，因此在我国，建筑物的竣工不构成建筑物的发表。笔者不同意这种规定，认为我国应对公约该条提出保留。既然我们肯定了具有审美意义、艺术价值及独创性的建筑物被著作权法所保护，它的作者就应该对该建筑物享有发表权。笔者认为，应借鉴日本的著作权法，日本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规定，建筑作品由著作权人或著作权人的授权人进行了建造就是为发表。也就是说，一旦开始施工即表明了作者希望其作品被公众所知晓，此时建筑物的发表权就已经行使了。

2．署名权

署名权是作者表明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作者有权决定是否署名，作者可以选择真名、假名、缩写署名，也可以不具名；另一方面，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或他人在不是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在一般的作品上，署名权不会存在问题，但在建筑作品上行使署名权会遇到特别的问题。

(1)在建筑物上署名。从理论上说，建筑作品的作者有权在其设计的建筑物上署名，但此时的建筑物既是作者的作品，也是建筑物所有人的财产，若设计者在建筑物上行使署名权，会影响到建筑物外观的美感和整体效果，可能会有损建筑物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在建筑物上署名应遵循“善意行使”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设计者只能以不损害委托人利益、适当的方式来署名。在实践中的做法是，一般双方会约定不署名，如果作者行使署名权，其署名的位置不能比建筑物名称标牌醒目，署名的尺寸不能等于或超过建筑物的名称标牌，否则，将被视为对署名权的非善意行使。在建筑物上署名可以减少建筑作品复制权的侵犯，许多学者主张推广“楼盘设计实名制”，立法者也应考虑对署名权的行使作强制性的规定。

(2)在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上署名。因为建筑设计图是建造建筑物的依据，设计图的作者会承担技术上的责任，因此，许多国家立法(包括我国)规定，在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上署名必须使用真实的姓名，不能署假名、缩写名等特殊方式，更不能匿名。另外一些国家立法对作者署名的位置也进行限制，如我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建筑设计图设计人的署名只能标注在图纸右下角图鉴栏相应的位置，并在署名同时使用执业专用章。

3．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修改权是指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组权利，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作者有权禁止他人修改、歪曲、增删自己的作品。对于建筑作品来说，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建筑建造的过程中，著作权人有权制止施工单位人员擅自对其设计方案的修改行为，以保证建成的建筑物外观与作者设计方案相符合。

(2)建筑建成后，未经作者同意，他人不得改变该建筑物的外观。因为建筑作品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它有自己独特的创作实践和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它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行使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依著作权一般的理论，和各国的立法实践，著作权中的人身权是不可让与的。但在建筑作品创作实践中，会产生与“不可让与性”相冲突的情况：第一，建筑作品从创作设计到作品完成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的协调合作，但有时建筑设计方案可能并不是施工时的最合理选择，建筑方案与其他专业要求会出现冲突和矛盾，例如建筑设计师总是追求造型上的奇特，艺术性较强，具有个性的形体结构，而结构设计师要追求结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结构设计师愿意首选“火柴盒”式的建筑，因为这在结构上是相对安全和牢固的，当建筑方案在结构技术上不可行、不能满足结构设计的安全l生和牢固性要求时，应由负责该项设计工作的负责人综合各专业负责人的意见，对建筑方案设计进行修改，以解决矛盾和冲突。但此时决定修改的设计负责人未见得是建筑方案设计人，但在建筑设计行业内，为确保创作质量，在内部管理体系上这个总的设计负责人是有权修改的，这也是这一行业的惯例，建筑设计师不能为此以他人侵犯其修改权或保护作品完整权为由拒绝修改。第二，建筑物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建筑物所有权人出于实用的目的，对建筑物进行改扩建或修缮，或基于建筑物安全、新的城市规划要求，而对建筑物进行的修改。第三，委托建筑设计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设计工作达到著作权保护的标准时，如果由于受托人的原因而解除合同，委托方在解约后，若还要继续进行该项目的设计，会重新委托其他设计者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设计深化，而原设计者很可能以其拥有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为理由，拒绝其他设计者修改其作品。以上三种情况中，如果我们坚持著作人身权不可让与原则，则可能会出现建筑设计工作无法完成，工程无法竣工，对已有建筑无法进行改扩建、翻新、修缮等。为了解决建筑作品创作实践与著作人身权“不可让与”原则产生的冲突，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立法在行使著作人身权(主要是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时，进行一定的限制。《伯尔尼公约》规定，只有当歪曲、篡改作品的行为对作者声誉造成损害时，作者才能行使该权利。也就是说，若未对作者声誉造成损害，作者就应当容忍这种修改。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对行使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条件限制太过严格，实际上会使作者就此丧失这两项权利。相比而言，日本《著作权法》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限制规定比较细致和适度，其中规定的第二种限制为：由于建筑物扩建、重建、修缮或者图案更改而改动，其目的在于保障建筑物的安全和美观刚。日本的这一立法值得我国借鉴。美国《建筑作品版权保护法》第120条第(b)款也对建筑作品的修改权和完整权进行了限制，该限制为：体现建筑作品的建筑物的所有人可以不经该建筑作品的版权所有人或者作者本人的同意而改动或授权他人改动建筑物、破坏或授权他人毁坏建筑物[51。美国采用的是完全限制，而日本采用有目的的限制。基于以上在建筑作品创作实践与著作人身权的不可转让性的三种冲突情况，笔者认为，具体对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进行限制：针对第一种情况是基于作品可行性、安全性、经济性进行修改；针对第二种情况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作品使用状况所做的修改；针对第三种情况由于作者是非善意的，则是作品受让人基于其他合法目的进行的修改。

(二)建筑作品的著作财产权

著作财产权也被称为著作经济权利，是指著作权人通过某种方式使用作品，而依法获得利益的权利。著作财产权不同于著作人身权，它是可让与的，同时也是有保护期限的，一般著作财产权包括12项权利，但就建筑作品来说，主要涉及发行权、展览权、改编权和复制权。

1．发行权

发行权是指著作权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的权利。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要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昀。对于一般的文学作品来说，发行与出版、销售密切相关，发行权能够使著作权人有效的控制发行活动，并能确保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建筑作品的发行权来说，由于建筑物自建成就自然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且不可移动，因此，就建筑物而言，其发行权的存在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建筑设计图能够清楚显示建筑结构的安排与整体布局、房间的尺寸大小等，特别是效果图能反映建筑作品的个性化外观。建筑模型更能直观的向社会公开展示建筑作品的独特外观。因此，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是建筑作品发行权的对象。通常情况，著作权人会把印有建筑效果图的精美小册子赠与或出售给公众，使大家对此建筑作品有了直观的了解，从而是著作权人获得经济利益。

2．展览权

展览是将作品的原件或复印件陈列在能够被公众访问的地方。展览权是指著作权人或美术作品原件合法所有人享有公开陈列其原件或复印件的权利。展览权主要适用于美术、摄影作品0"1。但在实践中，也会出现对建筑作品进行展览的事例。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更好的销售本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会把一些自行设计的有个性的建筑供游客免费参观，类似于这种允许他人访问作品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展览，是开发作品经济价值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著作权人在行使展览权时，不会涉及他人利益，因此两者的展览权内容和行使完全可以依照一般文学、美术等作品的规定，但建筑物的展览权应由谁来行使呢?一般来说，现实的有形载体的陈列，使得作品内容的全部或一部被公众所知晓，这样会影响到作者的著作权，同时这样的行为也会涉及物权人的利益。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在转移后，所有权人也合法的对作品原件享有了展览权，也就是说美术作品的作者和作品原件的所有人两者均可能成为展览权的主体。那么建筑物的展览权能与美术作品的展览权规定一样吗?如果使建筑物著作权人和建筑物的所有权人都拥有展览权，两者都可向公众展示或允许公众参观建筑物，这样显然会妨碍建筑物所有权人所有权的行使，甚至侵犯所有权人的隐私权。所以对于建筑物所有权人来说，建筑物著作权人不能拥有展览权，建筑物的展览权应由其所有者拥有。

3．改编权

改编是指以原有作品为基础，通过改变作品的用途或表现方式，创作出新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改编不是简单的再现原作品，而是通过创作产生新的作品。从改编效果上来说，改编作品既要保持原作品的主要内容或基本内容，又必须要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的修改。在实践中，建筑作品的改编，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将建筑物通过各种材料制成微缩景观；第二种情况是将建筑物通过美学、艺术加工制成雕塑作品；第三种情况是将建筑作品整体的外形图案通过美术等表现方法，使用在商品包装或商品图案上。例如“振成楼”案，振成楼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原告钟格林将振成楼形象制成纪念章，这就是一种改编行为。

4．复制权

复制权在著作财产权中是非常重要的权利，是行使其他财产权的基础，复制是再现了作品的内容，重复作品的表达形式，是非创造性的行为罔。从世界著作权的立法来看，复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复制是指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这是许多国家的著作权法都承认的，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就有相应的规定。广义的复制除了包含狭义复制方式以外，还包括了采用不同于原作者的形式来表现作品，如将工程设计平面图制成工程产品，也就是说广义的复制除了包括平面到平面的复制，立体到立体的复制，还包括了平面到立体以及立体到平面的复制。如上文所述，建筑作品不仅包括建筑设计图这样的平面作品，还包括了建筑物、建筑模型这样的立体作品，建筑作品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复制是广义上的复制。如《伯尔尼公约》就规定了保护建筑物和建筑设计图，照搬建筑设计图进行的施工属于复制。针对建筑作品一般存在四种复制方式：

(1)平面到平面的复制。指对建筑设计图印刷、复印、拓印、翻拍等行为。

(2)平面到立体的复制。指按照建筑设计图进行施工建成建筑物。我国1991年旧的著作权法不保护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而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此予以保护，这样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创作热情。

(3)立体到立体的复制。这种方式主要针对建筑物而言，是指不借助他人的建筑设计图，而根据建筑物的外观直接建造与他人建筑物外观相同的建筑物。在实践中，仅依照一个建筑物的外观就建造起一个相同的建筑，是很困难的，甚至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些国家在立法上不认为这种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复制，如日本著作权法。而英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将此种情况视为复制，认定其复制品即侵犯了原建筑物的著作权也侵犯了建筑设计图的著作权。其实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需要复制者掌握非常丰富的建筑学知识，通过分析判断原作品的建筑技巧和建筑工艺，复制者在建造其复制的建筑物时，也要进行创造性活动，所以许多学者将这种情况视为临摹。

修改权范文篇6

1写好修改建议的重要意义

提供给作者的论文修改建议是编辑知识、技能、责任心3种资源的投入，而写好修改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做足文章，主动权就在期刊和编辑自己手里。所谓核心技能是指此项技能在编辑流程中占主要地位、起关键作用，抓住这一点，重视这个环节的研究就抓住了提升原稿质量的关键。1．1编辑量的投入最多。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流程主要涉及的环节有编辑初审、同行评议、编辑加工。前2个环节要耗费一定的编辑精力，但只是初步决定稿件是否录用，编辑量的投入并不多;相对于此，编辑加工时提供给作者论文修改建议并与之沟通、配合完成全部修改，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辑在构思和撰写修改建议时，一要细读全文、全面理解论文内容，二要找出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三要分析论文如何修改，四要构思修改建议如何撰写。这4道工序的编辑量做足，修改目标才能全面实现。1．2编辑知识技能和责任心的展示平台。在编辑流程的3个环节中初审、送审一般由编辑或编辑配合审稿专家完成，只有第3个环节编辑与作者进行联系，而联系的唯一载体就是编辑写给作者的论文修改建议。基于此，编辑的修改建议是编辑向作者展示技能、责任心和写作才能的唯一平台。好的修改建议不仅能直接提升稿件的修改质量，而且能提升期刊及编辑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增强修改信心。1．3编辑实现劳动价值的载体。编辑劳动形式上是“为他人做嫁衣”，实质是让原稿学术价值升值，这升值的部分是编辑劳动创造的;但不是创造在编辑自己对论文的修改中，而是创造在提供给作者的修改建议中。编辑的修改意图、意图所体现的编辑水平通过修改建议传递给作者，作者修改达到了编辑的修改要求就等于实现了编辑的劳动价值。1．4编辑价值增值的追求。如果说编辑对原稿中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从而提高稿件质量是一般编辑劳动价值的转移，那么研究修改建议的科学价值则是对编辑劳动价值升值的追求。一份高水平的修改建议不仅能指导作者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修改从而实现编辑一般劳动价值，而且有可能超越价值即让编辑价值增值。比如在作者的原稿中有可能存在着具有开拓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很可能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1］;但是，因为此类思想只具雏形或只能称之为“幼苗”，不一定受到作者的重视，若编辑能在修改建议中反映出对“幼苗”的重视和扶助，其编辑价值当然会超越一般。

2撰写修改建议的相关要求

修改建议是编辑、作者、审稿专家三者智慧的结晶，编辑对文稿的理解、质量评价、修改要求，对作者修改能力的预判，审稿专家对稿件学术质量的评价都要融合在修改建议中，这也把三者紧紧联系在一起。撰写好修改建议有难度，要做的事情很多，以下几项应是基础。2．1正确理解修改建议的含义。建议不是意见，更不是指令，从字面理解“建议”是一种软约束，受众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还可以提出不同见解供双方讨论;但其实质内容则要强化照此办理的编辑意图。“建议”的含金量全在说理，编辑要在建议的形式下用最简练的语言列出充足理由说服作者照此办理，这是撰写修改建议的难点之一，也是对编辑的才华和责任心的一种考验。2．2将论文的修改权归还作者。编辑修改建议的立意是要把论文的修改权还给作者。在编辑实践中有2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编辑越俎代庖，另一种是只选用无须修改或无须进行较大修改的稿件，这2种做法都使作者失去修改权。归还修改权的首要目的是提升原稿的学术价值，这只有作者自己能做到。其一，作者自行修改可以看作是写作的继续，由作者自行修改完成的论文仍属于“原装”，而经编辑修改的论文，不论编辑水平有多高也属“组装”;其二，编辑的修改建议包含编辑和审稿专家的共同智慧，交与作者完成方可称为三者智慧的结合;其三，如果说科技期刊编辑的原创是发现人才［2］，那么把修改权归还作者就是在培养人才，这与“原创”的价值相比毫不逊色。2．3准确评估作者的修改能力和文稿的可修改空间。一般科技期刊录用稿件都有一个相当宽的学术质量域，其域值可能从100分下取至60分，只有60分以下才一刀切掉。这个域值或许并不明确设定，但在编辑审稿中常有“此稿写得真好”“此稿还可以”等判断，其中“真好”稿学术质量可能接近100分，“可以”稿学术质量可能只有60多分。此外，从后的实际影响力也能证明这个质量域是客观存在的。学术质量100分的文稿无须修改，但凤毛麟角。从61分到99分这个质量域值内编辑的修改建议可能起关键作用，多增1分是编辑追求，能增1分是修改建议的贡献。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域值的存在，使得“评估作者的修改能力”和“评估文稿的可修改空间”成为必要和可能。2．3．1准确评估作者的修改能力不能准确评估作者的修改能力，编辑在撰写修改建议时就会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作者修改能力估计过高，必然会对作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修改要求，修改后的论文当然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但如果评估过低，作者本可以继续发挥的才能失去了发挥的机会，人未尽其用;稿件通过修改能够提升的学术质量未能提升，文未尽其用。准确评估，使人尽其能、文尽其用，是“评估”追求的主要目标。编辑要帮助作者提升发表价值［2］，帮助的着力点是评估，提升的空间就是作者的修改能力，理想境界是把作者才华“挤得水干油尽”［3-4］。当然，评估不是测量，更不是凭空猜想，所谓准确也只是编辑精益求精的主观追求，而要达到此目标就要通过对稿件的仔细研读，跟随作者的写作思路、分析作者的修改能力，需要耗费一番精力和思考。2．3．2测评论文可修改空间和内容测评论文的可修改空间是指编辑对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进行总体评价，针对的是科研水平，以确定其有无或有多大提升空间。论文的可修改内容是指论文在写作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有多大，针对的是论文的写作水平，追求的是表达的完善。前者是从整体层面对论文的修改进行评估，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可以指导具体修改的总体观念作为指导性原则;后者是从具体内容切入，目的在于规范论文表达，在此基础上分清哪些方面必须由作者自行修改，哪些方面编辑可以代为修改。原则上是修改任务应全部由作者完成，编辑只进行出版方面的规范化处理。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在构思修改建议时，首先要考虑文稿的可修改空间，即原稿有没有修改价值、修改的价值有多大，进行整体判断，在此基础上再对作者的修改能力进行评估。一般认为属于研究中的问题如创新不足或没有创新性或科学性差其可修改空间不大，属于写作技巧问题如逻辑结构问题、语言表达问题则可修改空间较大;但从编辑价值增值的角度而言，前者若能找到修改空间其学术价值反而更大，在编辑实际中由于写作技术问题掩盖了文中的学术价值造成误判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因此，正确评估文稿的可修改空间要在准确把握论文学术质量的基础上进行。2．4快速读懂，抓住要点。编辑要处理的稿件多，一篇文稿不可能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全面理解原文的同时还必须要求快速，这其实也是编辑的基本技能之一。编辑在构思修改建议之前一定要快速且准确理解全文内容，而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全文要点。所谓要点，是指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这是科技论文学术质量必须具备的2个要素。期刊用稿的学术质量阈值既然在60到100分之间，“懂”就是不但要知道文稿已经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还能说什么。2．5寻找文中潜在的学术价值。寻找论文潜在价值是编辑价值升值的主要途径。所谓潜在价值，是指隐藏在文中未被作者重视编辑也难以发现的学术价值。虽然这种价值不具有普遍性，于多数稿件中可能并不存在;但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发现甚至重大科学发现有时具有偶然性，尤其是对于创新不足的学科来说科研中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作者报道的科研成果、挖掘文中潜在的学术价值是编辑职能之一［5］，这是编辑的难点，但也是最有价值的编辑行为，而且只有编辑才有这个机会。如果说作者是原创，编辑量的投入就是继创，而科学史也证明继创一点也不比原创逊色。例如，华罗庚撰写《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时遇到的难题是受到《科学》杂志编辑的“暗示”得以解决的［6-7］，此后学界再没有报道过能起这种作用的编辑事例，是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编辑，还是再没有人对编辑的这种职能重视过，很值得深思。暗示虽不等于挖掘，但其作用却是间接的、前置的挖掘潜在价值行为。总之，想要把论文的可修改空间扩大就不能放弃文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潜在价值有大有小，或有或无，但构思修改建议时这道工序不可省略。2．6科学对待同行评审意见。同行评议是科技期刊的通行惯例，科学对待专家的评审意见简言之即是尊而不唯。审稿专家对相关科研领域知之较深，其评审意见具有权威性，最大值是可作为修改建议的根据，最小值是可供修改建议参考，编辑应当尊重。专家审稿不但能补足编辑知识的不足，作为第三方评价机制还可使稿件评价更客观公正;但专家也会由于研究深度或学术偏好使评审意见产生偏倚，所以唯专家意见是从似不可取，而原封转发专家意见、自己不置一词的做法更值得商榷，这种做法不包含任何编辑价值，更谈不上编辑价值增值。当然，另一种不考虑专家意见或干脆不请同行评议，完全从自己想象出发构思修改建议的做法亦不可取。总之，专家评审意见是编辑构思修改建议极为重要的知识资源，应当用好。2．7建议以书面形式为主口头解释为辅编辑给作。者提供修改建议时一定要以书面形式表达，因为高水平的修改建议能闪烁出激发作者灵感的火花，以书面形式提供可供作者反复阅读、仔细斟酌。与书面形式相对而言，口头表达即使经过深思熟虑也难免具有随意性。之所以主张以口头解释为辅，是因为无论书面修改建议写得多么完美，作者很有可能还存有疑问，在沟通中编辑需要口头答疑解惑。

修改权范文篇7

一、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主体与路径

1.设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审议主体。地方立法涉及部门较多，牵扯面较广，程序相对复杂，利益焦点集中，社会关注较广。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地方性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1）起草阶段。起草阶段提案人是主体。法规草案的提出一般由设区的市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人大代表五人以上联名等，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法规议案，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地方立法提案主体与上述范围大致相同。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及其提出多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2）审议阶段。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审议表决的主体，专门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审议权，但不决定法规草案的结果，不能作为审议主体。专门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受主席团领导，闭会期间受常委会领导；专门委员会享有提议案权和审议交付议案的权力，其中法制委员会对法规案有统一审议权，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主体作用通过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行使，其审议、修改行为，是为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审议、表决服务，其审议无权决定法规案的最终结果，但有审议的阶段性、程序性效力。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意见、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审议结果的报告、法规草案修改稿、表决稿形成后，最终的效力要通过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议、表决决定。（3）表决阶段。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审议权，对地方性法规的审议表决有三种结果，审议通过、不通过、提案人在表决前撤回。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项目确定、立法进度、立法决策中起主导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审议环节的主导，即审议中要抓住法规草案中“关键的那么几条”；对于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分歧意见较大的，主动和有关方面沟通协商，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重大事项，及时向党委请示；对争议比较大的，可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作出决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在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不是审议主体。2.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修改中的程序性环节。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立法程序保障立法权的正确行使，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立法程序，地方立法程序包括地方组织法、立法法、设区市的立法条例、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主任会议制度等。（1）法规草案的提出环节。地方性法规提案程序，是指享有提案权的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某项法规的程序，是地方立法程序的起始，具体形式是提出法规案，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说明，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规草案的起草，由提案机关负责，设区的市人大主席团、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法规草案由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或专门起草委员会或专业机构及其人员起草。（2）法规草案的审议环节。法规草案的审议，是指立法机关对已经列入议程的法规草案正式进行审查和讨论。其一，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环节。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听取法规草案的说明；代表团审议，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团团长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四种审议中，只有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存在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问题。具体路径一是汇总、研究各代表团和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二是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汇总的各代表团意见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法工委提出的修改建议，对法规草案逐条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三是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修改稿再次进行修改研究，提出法规草案建议表决稿，再经代表团审议后，经主席团审议后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其二，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环节。市人大常委会对法规草案的审议，多为两审三通过制，另外可以增加或减少审议次数。一审程序中法规草案的审议。一审程序中，基本不涉及法规草案的修改。法规草案列入常委会议程之前由有关专委、工委进行初步研究或者审议，比较简单。在人大常委会一审会议上，一是听取提案人作法规草案的说明。二是听取有关专委或工委的审议意见报告或研究意见报告。三是分组审议。会议之后才会产生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问题。四是一审之后的修改工作。在10天内有关工委或者专委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建议及建议修改稿；向社会公布法规草案或者建议修改稿征求意见（不公布的除外），向常委会法工委移送法规草案审议资料。二审程序中法规草案的修改。二审是法规草案修改最为集中、关键的环节。分为二审审议前的修改和二审审议后的修改，审议层次分为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前者的审议为后者的审议做好铺垫、准备、深化工作；后者的审议是前者审议的继续和深化。二审审议前的修改。做好二审的准备工作。包括，法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建议修改稿进行研究；法制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二审审议后的修改。在二审会议上，不存在对法规草案的直接修改，二审程序，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分组审议。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即小审议，形成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等，对法规草案的修改最为集中。常委会三次审议表决。常委会三次审议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召开分组会议对新修改的法律草案文本进一步审议。此审议是为表决做准备，很少有大的修改意见，甚至不提修改意见建议。

二、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形式与内容

1.修改法规草案的意见建议来源与效力。（1）意见建议来源。经过了一系列程序，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具有一定质量和基础。进入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程序后，意见建议来自，一是各代表团代表的审议意见建议。二是相关工委的研究意见或者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建议。三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建议。四是列席人员的意见建议。五是论证会、咨询会上专家学者等的意见建议。六是网上公开征求到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七是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八是省人大常委会有关专委、工委在地方性法规报批审议中的意见建议。实务通说：“红头文件严格执行，黑头文件可以参照。”红头文件即省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布通知》所附的《审查结果的报告》《修改的意见建议清单》，黑头文件指常委会简报。九是其他方面的意见建议。（2）意见建议效力。针对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的意见建议在法律上的效力，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仅是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没有采纳的意见建议要予以反馈；各地在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或者制度中，对征求到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采纳情况予以反馈。解决意见建议的效力的意义，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奠定基础，但在法律的层面是个难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集体行使权力，实行一人一票的票决制度，不能规定不同人意见建议的效力问题。如果意见建议没有效力，结果会出现意见建议无人理，说了白说，或者对法规草案带来无限制修改。另外，审议中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修改权没有一定的约束，也是难点。实践中，对省人大有关专委在地方性法规报批中的意见建议，基本上是完全照搬，实际上具有某种法律效力。2.法规草案的审议权与审议修改权问题。这是很少探讨却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议权只能由一定身份的人和具有一定职权的组织机构行使，设区市由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行使。对法规草案的审议权、修改权的行使，有时限性、阶段性、程序性。各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修改是事实，但性质上属于承办性、工作性修改，没有法律效力，修改的法律效力必须在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在审议后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形象地说，一个动嘴，一个动手。既然存在审议中的修改权问题，那么修改是有限修改还是无限修改？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规草案的核心条款的修改有没有限制，这个限制是针对草案而言的，人们普遍认为，既然是草案，就没有限制和约束性。对于部分事项有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草案的修改不是无限修改，而是有限修改，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3.审议修改法规草案的主要形式与问题。采取会议审议修改的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会议、人大常委会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工作委员会实行首长负责制，论证会、听证会、征求意见建议会，不具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实质和形式要件，不能视为审议修改的形式。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问题，一是修改权限不清。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委、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权限没有进一步的细化。二是修改程序不规范。修改由具体的工委、专委承担，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程序相对规范，其他工委、专委的修改程序比较疏略。三是修改依据不清晰。主要依据是审议中的各种意见建议，从理论层面分析，可将修改的依据分为三个层级：上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社会公共政策；各种审议意见；当遵循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规律，一般常识，基本理论等。四是修改中的照搬照抄上位法。五是对法规草案核心条款无限制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核心条款就那么几条，如果修改中打破了草案的基本结构，对草案核心条款无限度修改，或者反映草案的文本质量不高，或者反映提案人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共识。

三、完善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程序设计

修改权范文篇8

一、考核员工范围

各分公司负责人、专卖店负责人、健康服务中央负责人、健康家园负责人以及公司业务员在完成公司下达计划任务时，可享受公司正式员工待遇。其中：分公司、专卖店、健康服务中心和健康家园达到公司规定的考核标准时，公司与其负责人签署正式员工合同；公司行政员工由公司签署正式员工合同；业务员符合员工条件时，由分公司、专卖店、健康服务中心或健康家园负责人代表公司与其签署员工合同并报公司备案存挡，公司承认其员工身份。所有签订员工合同者视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享受公司员工待遇。

二、定额任务

各分公司负责人、专卖店负责人、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健康家园负责人以及公司业务员半年内平均每月零售公司2000元以上产榀时，则享受公司正式员工待遇。

公司行政人员完成公司规定的任务时，享受员工待遇。

三、员工待遇

1、三险金

各分公司负责人、专卖店负责人、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健康家园负责人以及公司业务员完成公司规定的任务时，公司为达到标准的员工以珲春市标准向员工提供每月400元社会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及一年的20万元意外伤害险。

公司行政员工完成公司规定的任务时，公司以珲春市标准为其缴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400元及20万元意外伤害险；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对公司造成影响、损害的员工，公司另有奖惩制度。

2、奖励

所有员工均参加公司的全年考核，年终公司将根据考核状况对员工给予不同标准的精神奖励和物质或经济奖励。

3、福利

公司所有正式员工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

四、考核方法

公司对员工的半年考核一次，半年兑现。

五、代扣税金

员工每月工资由公司代扣代缴税金，公司为被扣缴税金员工提供完税凭证以做完税证实。

修改权范文篇9

[关键词]Excel安全性加密分析

一、实现过程

1.基于Excel自身的加密。对于Excel文件，可认为有工作簿组成，而工作簿由若干工作表组成。因此，基于Excel本身，可采取两种保护方法：工作表保护和工作簿保护。

(1)工作表保护。点击“工具”—>“保护”，—>“保护工作表”,可以设定密码保护你的工作表，以防止自己无意的修改或他人未经授权的修改。此功能可使非法用户只能看到工作表内容，但无法对文件进行修改。如果用户想在总体保护表的情况下对表的个别数据进行修改，可在保护工作表之前，设置“单元格格式”-“保护”选项，选择锁定或隐藏复选框。取消锁定则在保护工作表之后仍可修改此区域数据。设置隐藏可使保护工作表之后，隐藏公式数据。

(2)工作簿保护。Excel为用户提供了二种方式来保护工作薄。点击“工具”—>保护”—>“保护工作簿”，可以设定密码保护你的工作簿的结构和窗口。保护“结构”，是指工作簿中的工作表将不能进行移动、删除、隐裁、取消隐跟或重新命名，不能插入新的工作表。保护“窗口”可以在打开工作簿时保持窗口的固定位位置和大小。

上述两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即在保护之后，非法用户虽然无法修改文件内容但仍能看到文件内容，从而泄露重要数据。因此这两种可认为是对合法用户（管理员）起到一定的防止误操作的辅助手段，无法从根本保护数据不被泄露。

(3)文件口令保护。点击“工具”—>“选项”，—>“安全性”可以设定打开权限密码或修改权限密码保护你Excel文件。

设置打开权限密码之后，在没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前，Excel将不允许用户打开这一Excel文件，从而也就无法看到文件内容。设置修改权限密码之后，在输入打开权限密码后，Excel文件将继续要求您输入修改密码，如果密码无效，则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但是这种方法打开之后，如果做了修改，系统会提示你另存文件，另存之后，新的文件修改密码自动失效，打开密码仍起作用。

2.基于Excel文件的加密。鉴于采用上述方法使文件部分数据能够被非法用户得到，我们采用对整个文件进行加密，极大地增加了安全性，原理如下：整个系统有两个模块构成，加密模块encrypt和解密模块decrypt。当需要加密文件时，命令格式为：encryptexcel文件名。当需要解密文件时，命令格式为：decryptexcel文件名。

加密原理为：假设文件原始内容为M，用户随机选定一个密钥为P，然后M和P异或运算得到密文C。即:。

解密原理为：密文C和密钥P异或运算得到原始内容。即:。

实际上，只要对加密文件再加一次密，即得原始文件，即只需一个加密模块即可。实现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main(intargc,char*argv[])

{

FILE*fp1,*fp2;//fp1:原始文件内容;fp2:加密文件内容。

if(argc!=3)exit(0);

if((fp1=fopen(argv[1],"rb"))==NULL)

{

printf("Cannotopenthefile\n");

exit(0);

}

fp2=fopen(argv[2],"wb");

while(!feof(fp1))

fputc(fgetc(fp1)^30,fp2);

fclose(fp1);

fclose(fp2);

}

3.基于单元格的加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有时并不需要加密所有数据，如职工工资表，我们只需对工资数据等设计个人隐私的信息进行加密，而诸如职工名、性别、籍贯等不敏感信息则不需要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将加密单位设计为单元格，从而更方便用户的使用，并且加密更加安全具体。对于单元格的加密，我们采用VBA编程技术。比如，要对应发工资这一项进行加密保护。主要代码如下：

Subencrpt_pay()

DimiAsInteger

Fori=2To10‘加密数据所在的范围

Range("E"+Format(i))=Range("A"+Format(i))Xor32

Next

EndSub

这样非法用户看到的只是一些无实际意义的信息，从而保护了加密信息，如需解密，再执行一次即可。对其他重要的信息方法类似。不再说明。下一步，我们将考虑并设计更加安全并方便用户使用的保护方案。

参考文献:

修改权范文篇10

关键词：宪法，制定权，人民，权力

宪法制定权与宪法制定活动密切相关。它不仅关系到宪法制定的正当性而且也关系到宪法功能的合理性。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很不深入；实践中绝大多数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被忽视。故笔者认为，对宪法制定权问题尤其是对我国的宪法制定权问题作较为深入的研究有非常之必要。下面是笔者对此问题的几点思考，现提出来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其归属只能属于人民

宪法的制定权只能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别的任何机关或个人，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在近代意义上，宪法一词含义的侧重点不在于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是否居于核心的位置，而是强调宪法制定的正当性和宪法功能的合理性。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宪法不是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具有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的双重功能，既是人民的授权委托书，同时又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幸福的总契约。人民通过宪法将国家权力授予国家机关，并要求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正确地行使国家权力，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享有宪法制定权，不通过民主的程序，就不可能制定出反映人民意志，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宪法。

如果说宪法制定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一种体现，那么宪法制定权就是人民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对“人民主权”原则基本精神的一种很好的概括和表达。人民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也可以通过确立法律规范并在法律规范中确立相应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制度和机制来间接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宪法制定是间接地实现人民利益的一种方式。宪法制定是基于人民民主理论产生的，即只有在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有宪法制定活动。宪法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宪法制定权不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具有法创造效力的始原性权力，它不需要有任何实定法上的依据。在逻辑上应当是先有制宪权，后有宪法，再有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国家权力。制宪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将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项用宪法规范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在宪法中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来保障人民的利益。

探究宪法制定权及其性质，有助于人民群众增强权利意识，也有助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党政领导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拥有不受宪法制约的无限权力。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各项权利不是个人权利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的结果。政府对人民所负的责任以及政府对个人的尊重是人民服从政府的条件及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人民的权力是无限的。国家的特殊重大事项应交由全民讨论或进行全民公决。任何国家机关、政党或个人都要尊重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靠人民的支持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法定的执政党，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为，这就可以一劳永逸。过去选择，今天可能不选择；今天选择，明天可能不选择。选择不应是一次性的，而应是多次不断的，定期性的。什么样的组织和个人可以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以及代表的资格不应是自我确定，而应由人民确定。这里有一组发人深思的数字：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却在有2000万党员时亡了党。要确保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其不被人民抛弃，光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里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它写在宪法里是否合适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宪法作为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而不应调整人们的思想）关键是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建立民主政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宪政精神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贯彻“三个代表”，在宪法领域就是要贯彻“主权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在政治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只有使自己永远处于内部和外部的平等竞争中，才能保持本身的青春和活力，不致停滞、倒退和腐败。

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享有宪法制定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以及所有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享有宪法的制定权呢？不是的。因为根据现代宪法原理，也如前面所说，宪法的制定者只能是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无权享有宪法制定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当然也不能享有宪法制定权。况且我国宪法也从未规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宪法制定权，只规定了它有修改宪法的权力。

宪法的修改不同于宪法的制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共颁布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分别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很多人得确也就这么认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宪法制定权。要不然，四部宪法怎么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稍微深入地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建国以后颁布的四部宪法只有1954年宪法是通过宪法制定的方式产生的，而其他三部宪法应当视为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只是这些宪法修改活动的幅度比较大而已。那么1954年宪法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又作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宪法通过并生效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通过并生效后依据宪法规定产生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质的不同。前者不是国家机关，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人民不能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立宪的情况下，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间接行使宪法制定权，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制定权仍然属于人民，制定者也是人民，而后者是依据宪法而组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

宪法修改是变更宪法规范的活动，从保证宪法修改不影响宪法制定者的立宪意图来看，宪法修改权与宪法制定权一样应当属于宪法制定者。但是，由于作为宪法制定者的人民通过实行直接民主的方式来修改宪法规范，在实践中往往程序比较复杂、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在宪法制定者制定宪法规范之后，就可以将修改宪法的权力通过宪法规范的规定授予某个特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是其他特定的修改宪法的主体。得到宪法规范授权的特定主体在宪法规范所授权的范围内，依照宪法规范所确定的修改宪法规范的程序和步骤对宪法规范加以适当变更。这种通过宪法规范的授权而享有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宪法制定者所享有的宪法修改权在权力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一种依照宪法规范的规定而产生的宪法修改权，这种宪法修改权是由宪法规范赋予的，它是有限的，必须按照宪法规范所规定的修改宪法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否则就会构成违宪；后者是宪法制定者本身所享有的，它是一种原始性的修改宪法的权力，不受宪法规范规定的约束，也不需要宪法授权。

宪法修改是对不符合宪法制定者利益的宪法规范所作的变更。修改宪法规范既包括变更规范的形式，也包括变更规范的内容。但作为特定的修宪主体对宪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的修改应有一个度。也就是说修宪机关通过修改活动做出变更仍然能够保留原有宪法的基本内涵。如果一部宪法制定出来以后，修宪机关可以作任意修改，不受任何制约，那么，这种修宪权就变相等于制宪权。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一旦宪法制定权受到侵害，宪法制定者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宪法就不能发挥出它既授权又限权的双重功能，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所以，笔者认为在授予特定机关宪法修改权时，要注意对其进行制约，要明确规定哪些内容能修，哪些内容不可以修，要从制度上保证宪法制定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与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不能划等号。人民代表并不是人民本身，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人民的宪法制定权不应由任何组织来代替行使。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国家完全应当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制定一部新宪法。即使不是重新制定，大面积的修改也应全民公决。强调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在宪法？贫ㄈǖ氖迪址绞缴喜蛔龀鲇τ械呐κ谴砦蟮摹R蛭稳ɡ胱杂傻氖迪植⒉恢苯拥赜删梦幕⒄顾剿龆ā？SPANlang=EN-US>1954年宪法的制定方式与1982年宪法的全面修改方式应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种选择，但不能把它们作为制定宪法的样榜。

三、人民的宪法制定权应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实现

宪法由人民制定既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也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和要求。不由人民制定的宪法就不具有正当性。宪法制定权属于人民这一理念已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的实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讲，凡是实行宪政的国家都做得比较好；凡是没有实行宪政的国家就差一些。不排除有些国家人民的宪法制定权还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权利。我们不能把应然权利混同于实然权利。

我们国家自1949年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在宪政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不能说今日中国就是实行宪政。因为还没有达到现代宪政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现代宪政的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哪一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够得上格。就宪法的制定而言，我国人民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并没有很充分地表现一种实然权力。通常情况下，各国的立宪和修宪案除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如议会、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审议外，大都还须经过全民、全社会公决。而我国却不是这样。尽管草案也经过全民讨论，但只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即可。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及其代表的产生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他们的命运也并不完全掌握在选举人手中。这样人民的宪法制定权的行使方式不仅不是直接的民主，甚至也够不上是间接的民主，可以说是“间接的间接”。况且，修改与制定的界限也不明确，随意性很大。这样的制宪、修宪方式不能适应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故而我国宪法制定的方式，程序和内容必须进行改进，确保人民所享有的宪法制定权不折不扣地行使。笔者认为，宪法制定权在我国更高层面上的实现希望于民，关键在党。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又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设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保障人权。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新宪法的制定结合起来，使人民应该享有的宪法制定权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实现。

（一）开展宪法新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新中国已经颁布过四部宪法，对于现行宪法也修过多次，至于对宪法的宣传，更是不可胜数。但是，正如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一样，对什么是宪法似乎也不能说绝大多数人已经搞清楚。大部分人对宪法的认识还停留在“根本大法”“总章程”、“工具”这样一个阶段。不了解宪法的真谛，不知道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方卫的“约法”。立宪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公民的素质，所以我们必须开展宪法新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对过去宪法教育简单地重复，而是内容方式上的创新。着眼点不只是老百姓遵纪守法，即进行“良民教育”，而是对公民进行更重要的权利教育、民主教育。使他们真正弄懂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权。让每个公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以及自己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得到救济。人民是宪政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人民中蕴藏着巨大政治潜能。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现在绝大数党政干部并不具有自觉的宪法意识。往往把给老百姓一些本来就应该由他们享有的权利当作是对老百姓的恩赐。对承认和采取措施鼓励和保障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和监督不是顾虑重重，就是干脆排斥。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人，甚至害怕由于实行宪政而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损。因而对实行宪政持抵触态度。对这些人的能量我们不能低估。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认清在中国实行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宪政从长远看符合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从而自觉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二）从现在开始着手研究，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全面重修宪法或制定一部新宪法，并以此为契机，翻开我国宪政建设的新篇章。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是我国四部宪法中最好的一部。20多年来，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它进行过多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保障。然而当时制定宪法的背景和现在的情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1982年宪法从总体上看是一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宪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质的相异性。这部宪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现实，仅对其做出小修小补，进行局部手术是根本不够的，惟其全面重修或重新制定才是出路。这次重修或制定要真正发扬民主，将民主贯穿于宪法制定或重修活动的全过程。

从宪法内容到形式都要人民说了算。有关制宪的一些重大问题或疑难问题要提出来，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公开讨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什么观点都可以讲。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人民对制宪问题的讨论，也不得设置禁区。要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

宪法草案除了官方搞，民间也可以搞。要取长补短，搞出一个最佳方案，方案出来以后要在媒体上公布，让全民讨论。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进一步修改，最后正式定稿。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以后交由全民公决，获得多数票，方能通过、生效。

这个过程固然漫长，但过程本身就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靠全民的智慧，或许能制定出一部一百年基本不需改变的宪法。通过这样的活动、锻炼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人民。使人们认识到，人民享有的宪法制定权是真实的。它不再仅仅是宪法制定的讨论参与权，它还包括更重要的决定权。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同时它也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也能领导人民实现政治民主化。

主要参考文献

一、宪法专业书目

1、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2、李云龙著：《人权问题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马起华：《宪法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4、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论文

1、郭道晖：宪法的社会性与大众化《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2、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法理学论丛》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