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范文10篇

西欧范文篇1

【关键词】西欧社会社会结构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其性质也经历了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的演化。但近年来较为彻底的非工人阶级化，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并未让当今的社会如愿地摆脱它30年来日益衰败的厄运。

一、工人阶级革命党

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该党创始人拉萨尔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财产和教育上的差别，没有、也不可能有平等，工人等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团结互助。[①]他还认为，资产阶级背叛了1848年革命，只有“第四等级”的“事业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事业”[②]。尽管如此，该党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党，因为拉萨尔一直指望在帝国的帮助下实现党的目标。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表示要改变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但与拉萨尔派合并后的《哥达纲领》依然主张“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③]。因此受到一直关注德国工人党发展的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由于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德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声明支持巴黎公社，与帝国决裂。这使该党遭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镇压。然而正是这种镇压，使该党革命倾向显著增强，认定“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加以反抗。曾被监禁、主张以牙还牙的倍倍尔就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基本原则部分照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过剩的工人大军越来越庞大，贫困和剥削越来越厉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社会分裂成两个相互仇视的阵营。

德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化对欧洲其他工人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大会的标语上写着：“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生产资料社会化！”对此，后来的社会党国际书记布劳恩塔尔也承认说：当时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第二国际是一个建立在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基础上的革命国际。“它的各党不仅在纲领上以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为目标，而且把革命这个‘历史的助产婆’看成是它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求得解放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⑤]”这个评判应该说是客观的。当时欧洲的社会党从性质上看，确实基本上都是主张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的革命党。例如即使成立较晚、派别争论较多的法国社会党，在1905年建党时也不仅以“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字表明自己的工人党性质，而且以明确宣布社会党“不是改良主义的政党”，而“是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质[⑥]。

二、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

尽管直到第二国际前期，各国社会党基本保持了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性质，但改良主义不仅没有绝迹，而且还渐渐蔓延开来，并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外，还与这样几点有关。

1.统治阶级改变了统治方式

由于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使俾斯麦直接用暴力摧毁社会的企图失败，致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改换统治手法。这主要包括：德国从1883年开始，其他西欧国家仿效，推行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福利政策；1890年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到1900年前后，西欧各国男子基本上都获得了这项权利。这些改变使各国社会党的选票快速上升，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合法主义、议会改良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急剧膨胀。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这种变化。德国社会的福尔马尔曾断言，废除非常法“只能在街头、在战场”，是公认的革命斗士。然而当非常法被议会取消后，他便立即从主张暴力革命转向号召同资产阶级政党一道在议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⑦]。

2.清算无政府主义忽视了另一种倾向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提出通过暴动立即消灭国家口号的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前期，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参加议会选举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活动，其三次代表大会都成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会，并作出谁不“承认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谁就无权参加国际大会的决议，使社会内同无政府主义持续近30年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由于这种胜利是在议会改良主义者支持下取得的，从而使他们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胜利的果实，把承认合法斗争变成了崇尚合法主义。

3.关于社会阶级结构认识的影响

如上所述，各国社会的标杆——德国社会当时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的分析，其中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众多”。有资料表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不仅量增迅速，而且在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了质变。就拿德国来说，工业就业人数从1882年的570万猛升到1907年的980万，首次超过农业。[⑧]可见，上述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当它与工业国家刚刚确立的普选制和社会人的得票率节节攀升联系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判断就被社会改良主义看成是通过选举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保障了。比如法国的饶勒斯就断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通过革命这种历史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通过在民主和普选制法律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壮大”[⑨]。

议会改良主义在社会内的发展并非没有遭到抵制。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在代议机关毫无实权的德国采取类似在英法这样的民主制国家中的做法，就是为帝国专制制度遮羞。[⑩]又比如米勒兰首开先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后，就受到法国社会党革命的盖德派和布朗基派的激烈谴责。但就第二国际整体而言，则把是否走议会改良道路仅仅看成是一个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问题，与党的阶级性质无关。这实际上成为社会后来投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其左派分道扬镳建立共产国际的原因。

三、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

1959年，德国社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目标，把“自由”、“公正”、“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和“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同时宣布“社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11]。这种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是社会历史上十分重大的一次转型，它构建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基本理论框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性质的这次大转变实际上是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在第二国际后半期，伯恩施坦和法国的马隆、米勒兰、饶勒斯，意大利的屠拉梯，英国的费边社一样，宣扬“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但和这些议会改良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已不是随着选票增加产生的一种策略选择，而是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伯恩施坦的断言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而是“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他认为，首先，从资产者情况看，经济的集中化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其次，从工人阶级情况看，“不能够说，先进国家中的贫困、奴役、退化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工人本身也表现出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内部分化加深的趋势。最后，从中间阶层情况看，生产的积聚并没有消灭中小企业，“相反，它们几乎到处都有相当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私营经济管理任务和公共行政任务的增多，中等阶层又得到职员和公务员等“新中间阶层”的补充。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加深；由于劳动立法的改善使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形式日益有序化，阶级斗争没有加剧；“如果说社会的活动和前途取决于有产者人数的减少”，“如果工人阶级打算一直等到‘资本’把中等阶级从世界上排除掉，那么他们的确可以睡一个长觉”[12]。

伯恩施坦的言论[13]当时在德国社会内遭到广泛批评。1899年的党代会就指责伯恩施坦发表“异端邪说”，声明党“一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14]。1903年的党代会更是以288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决议，谴责修正主义以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对手夺取政权的政策。[15]然而修正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并未消除。该党1921年通过的“格尔利茨纲领”就认为“德国社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阶级党的性质有所松动。

修正主义的影响在北欧社会中更大一些。比如1911年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1920年首次执政的瑞典社会，在1932年就把所谓不再拘泥于国有化的“功能社会主义”写入党纲[16]，并积极实行劳资合作政策。又比如挪威工党1949年纲领指出：“我们处于过渡时期。陈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变化改变了党，即工党运动的性质……它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国家的某一个集团的代表。它代表着所有希望在合作和利害与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们。”[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一些头面人物在重建被纳粹捣毁的党组织时，认同修正主义的倾向也更趋强烈。比如战后第一任党主席舒马赫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原意已有所改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了。社会主义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纲领”。为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惟一正统的理论基础，认为：“一个人究竟是为了哲学上还是道义上的原因，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成为社会人的，还是由于受了登山宝训精神的感化而成为社会人的，这无关紧要。”[18]但历史的惯性还是使该党按照传统工人政党的方式和目标进行了重建。[19]然而1949年和1953年大选的连续落败，引起该党一些重要人物对仍然保留工人党传统的批评，并推举伦理社会主义者艾希勒起草新纲领。为了使新纲领站得住脚，社会努力从社会结构变化等方面找根据。

最主要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预见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居民中形成支持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出现的反而是两个停滞：（1）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882年到1950年始终停滞在50%左右，此后开始下降[20]；（2）由于有相当数量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把票投给联盟党，使得社会的得票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获得约30%后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57年都未能超过这一比例。社会遭遇到明显的“阶级屏障”。社会还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该党早期尽管曾判定中产阶层依附资本的地位表明他们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涌向社会主义运动，但由于党的纲领、活动方式和语言风格等等均以工人阶级为对象，因此争取职员和公务员的努力成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公有制、放弃工人党性质的《哥德斯堡纲领》得以通过，并确实带来社会得票率的一路飙升，不仅突破了30%的大关，还在1972年超出联盟党达到45.8%，并使该党从1969年起连续数十年赢得执政地位。四、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

《哥德斯堡纲领》宣布社会不再是工人党，而是人民党，虽然是社会性质的一次明显转折，但它实际上并没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这既表现在其政策倾向性上，也表现在其工人党员和工人选民比例一直较高上。比如英国工党直到1966年工人党员仍占党员总数的69%，德国社会1969年的工人支持率为58%，挪威工党战后长期执政靠的是2/3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社会中屡屡出现反对党中间阶层化的现象，并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

（1）要求党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由于英国工党工会派的抵制，新费边主义派和党的领袖盖茨克尔要求工党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摘下体力劳动者“布帽”、树立“人民党”形象的主张才没能实现。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左派运动和经济滞胀危机的影响，社会中出现了一股“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在德国，青年社会人向党的领导集团发难，指责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在英国，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工党左翼要求提高工会在选举党的领导人中的作用；在法国，社会党通过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公共施政纲领》，着手实施“扎根左翼”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密特朗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社会党政府并推行国有化政策，英国工党左翼也突出强调国有化方针，即使部分主张中间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而瑞典社会也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动作，一度推行“基金社会主义”。

（2）反对新社会运动。20世纪70到80年代初，随着不同于城乡小业主、小商人等传统中间阶层的，由白领雇员、公务员和在教育、医疗、法律等领域的服务人员构成的中间阶层获得发展，新社会运动在西欧兴起。但社会很长一个时期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一运动的活跃看作是对其的政治挑战。比如帕尔梅1972年在社会党国际三巨头的通信中就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化”的忧虑，称在形形色色鼓动起来的小团体抗议中，“可感觉到一种‘反政治’倾向”[21]。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也反对社会党员参与新社会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社会元老巴尔则不仅视该运动为乌合之众，甚至认为绿党是“对民主政治的威胁”[22]。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在德、英等国在野时间的延长，它的思路渐渐发生变化，新一轮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转型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绿化”。20世纪80年代初，新社会运动在最有人气的德国凝聚成自诩为“反对一切政党的政党”——绿党，并吸引社会一些党员和选民“弃红投绿”。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与绿色政治的10年争论。在社会结构认识上，它淡化了“以劳动为中心”、追求阶级平等的理念，并重新定义“劳动”概念，使之从侧重与工人阶级相关的“谋生手段”扩展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把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的工作都囊括进来。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内容。这一转变不仅为后来的“红绿联盟”打下了基础，而且它从绿党那里学到的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等等，成为它后来进一步转型的助推器。

（2）走第三条道路。社会认为，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旧左派政治建立其上的、伴随着劳资对抗特征的旧式大工业，正在让位给一种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知识和创造力的新经济。随之而来的是，“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社会“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23]。为此社会主流派看到在“人下人阶级和人上人阶级之间，新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操心阶级”，从而出现另一种“阶级制度不平等”，即“一个生活在福利中，一个为此纳税”，因此社会必须“改变航向”[24]。这就是走非左、非右、亦非传统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

对比《哥德斯堡纲领》，第三条道路的新特点在于：第一，在党的目标上不仅放弃了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而且放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25]第二，强调一种意在清除懒汉式“左派个人主义”的新公正观和“有予有取”的责任观，改革基于大规模“再分配”的福利制度。第三，在认为社会是“既为强者说话，也为弱者说话”的人民党的同时，强调自身是“我们社会里能人的联盟”[26]——中间阶层的党。第四，重新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资源”，使社会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实现“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五，改变主要依靠纲领和组织进行动员的传统方式，打媒体牌，传媒党化。如今社会不再讲第三条道路了，但没有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还在走。

五、简短的评析

1.西欧社会性质演化的趋势是非工人阶级化

在我们对西欧社会近150年演化进程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只是从其他几个角度再谈一谈。

（1）从其背弃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西欧社会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到修正马克思主义，再到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放弃消灭私有制，直至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每一步都是对主张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当然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弃。

（2）从其与国家的关系看。早期的社会认为国家是总资本家，工人没有祖国，对国家持革命态度；改良主义蔓延时期，它主张参与议会斗争，对国家持利用态度；在《哥德斯堡纲领》问世后，它开始上台执政，认为国家不再是资本的国家，而只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建立福利制度中大有作为，其与国家的关系也从改良利用走向融为一体；应对经济全球化走第三条道路后，它对国家作为管理工具的能力有所质疑，与国家的紧密关系有所松弛，但依旧否定国家的阶级性，主张以超阶级的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3）从其实用主义化看。从承认和参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那一天起，追随多数就成为社会运动轨迹的内在法则。相信工人人数将占选民绝对多数使其从革命党变为议会党；执政期望遭遇“30%阶级屏障”使其搞人民党；发现红绿联盟有助于脱离反对党冷板凳使其补充生态观念；相信中间阶层在今天比下层更庞大并使其走第三条道路。

（4）从其文化色彩加重看。社会不仅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中看到权力的文化基础，而且以文化分析替代阶级分析。这使它认为近年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主要不是经济现象，而是涉及更广泛社会学范畴的文化现象。比如一些人进入社会底层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属性，诸如新移民、有两三个孩子的单亲家庭、黑人等有色人群以及因传统工业消失很难找到新工作的人等等。[27]

2.西欧社会正在日益衰败

西欧社会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党进行非工人阶级化改造，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对它做大做强和上台执政起过作用的话，那么这并没能避免此后它总体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讲改革、创新更多的90年代，虽然一些社会曾赢得一个执政小高潮，但衰败的态势并没能止住。之所以作如此评估，主要不是从执政与否，而是从分析社会的政党特征和功能表现得出。这大致涉及如下几点。

（1）在“成员观点基本相同”这一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的重要条件上出现困难。西欧社会实行非工人阶级化虽然有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萎缩这个现实的支撑，但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进行这样大的转型，不可能不在党内引发争论。比如近年来除了直接围绕非工人阶级化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争论外，还有一系列引发社会人思想冲突的难题：搞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效率优先还是公正优先？维护弱者还是抓住强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有着怎样的职责和关系？对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是抵制、放任、同化还是融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该加强主权让渡还是加强主权？如此等等。作为政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思想认识的较为一致，社会内的这些争论绵绵不休，造成认同危机，有党将不党的倾向和危险。

（2）组织危机使其弱化。第一，思想认同危机使党员构成异质化，派别之间、领袖和普通党员之间、个体之间、老年和青年党员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加深，有的还造成党的分裂。比如2005年的德国社会就既有以拉方丹为首的左翼以退党来抗议施罗德的政策，又有部分右翼党员也以退党的方式抗议党在柏林与前东德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民社党发展关系。该党最近3年以空前的频率换了4位党主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英国工党也不例外，布莱尔搞第三条道路后，党内左翼策动“政变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第二，社会靠拢公民社会的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仅新型的公民倡议组织无意皈依社会，工会和教会等传统的公民利益集团与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这种状况进一步导致社会党员的减少和老龄化。据《明镜》周刊报导，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大选胜利时党员超过40万，2002年几乎不到25万。[28]德国社会青年党员的比例从1974年的10.8%下降到1999年的2.8%，70岁以上党员人数是25岁以下党员的5倍。[29]第三，与党员人数下降相比，党员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大。这既包括党的干部腐败增加，也包括由于媒体民主作用扩大，党的领袖常常跨过党员直接诉诸公众，从而对党员的参与意识形成直接打击。实际情况也表明，当今的社会党员不是比过去更积极，而是更消极了。

（3）功能下降。西欧社会原本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即使成为议会党，也明显发挥着反对党的作用。然而放弃“替代”和大举中间化后，社会作为西欧政党民主轮流坐庄一翼的功能弱化。这使它存在的社会政治意义降低。

3.两点说明

（1）由以上分析不能断言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它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见多识广，经验老道，善于在变革中自我调整。另外，社会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西欧政党政治中的个别现象，其他政党——无论它们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上——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社会的困境反映的是西欧民主制的困境。

（2）本文主要依据社会的主流发展状况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阐释。实际上，国情不同，时期不同，各国社会的表现和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英国工党从来就不是革命党，法国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曾有某种抵制，而最早放弃公有制的瑞典社会至今还在其纲领中强调自己“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30]。

[①]参见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②]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③]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④]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⑤]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⑥]让·马雷：《社会党的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1页。

[⑦]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⑧]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⑨]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9、150、155、165页。

[12]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1、104、106、115、123页。

[13]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重点例举了有关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言论。

[14]转引自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译者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6页。

[15]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16]高峰：《瑞典社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

[17]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18]佩特森等编：《西欧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19]参见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20]参见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转引自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页。

[21]参见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83页。

[22]参见傅剑锋：《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与德国绿党议员的对话》，《南方周末》2007年3月8日。

[2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5页。

[24]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80页。

[25]吉登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另类选择……这绝不是说全球市场经济不引发各种问题，因为它确实已引发了。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备选的社会形式存在。”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26]www.dw-world.de/chinese，2003年8月7日。

[27]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8]《明镜》，2002年2月25日。

西欧范文篇2

【摘要题】世界政治

【关键词】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世界政治私有化

【正文】

最近谈论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或者说，右倾化、向右倾斜，似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粉红色的欧洲”，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现在，社会“第三条道路”似乎很快走到尽头，社会、社会党、工党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欧各国新一轮竞选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而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再度上台执政。西欧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倾斜。有人说，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不足为虑。但是，西欧极右势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竞选斗争中获得高额选票，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领居然能够参加总统竞选的最后一轮角逐，在不少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上台参与执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包括暗杀活动在内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在反对非法移民的口号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抬头。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或者说，作为全球化的悖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以及民族霸权或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这种向右倾斜，或者说向右转，是从总体上、战略上的判断结论。

左与右的概念解释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这个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似乎应该有新的解释。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注：这次讨论会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做一点补充。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议会多党民主制在西欧已经稳定确立，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义。王缉思在清华大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右翼思潮时，首先应该对左与右有个概念分析。把法国的勒庞、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称作右，我都没有什么疑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在国内采取许多措施，大大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干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说小布什是‘右’，但不是传统的‘右’，因为传统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减少对社会及经济的干预，就是放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

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书中解释说，“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而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民族主义。其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为理性以外，还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还肯定传统的家庭道德。”“经济上的右派，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而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在这里经济上的右派与政治上的右派之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右派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之间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曾经引起一些概念混乱。在经济上，右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强烈反对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预，主张严刑竣法，甚至有某种极权主义的发展倾向。经济上的右派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二为一是当今中右势力、也就是所谓“新右派”的典型特点。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什么有的时候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欧洲》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中曾经提到，历史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保守主义代表封建主义势力，自由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现在两者合二为一是资产阶级政治上向右转，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化的具体体现。

引起概念混乱的还有工人运动的问题。历史上，工人、工会运动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看到了一种右倾化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海德尔，很多失业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参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排外运动。自1989年苏东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望，很多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不得不从右的方面寻找出路，转向支持极右势力，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著名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强调的一句话。他说：“工人运动，如同阶级意识一样，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方案，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要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上“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折?霍布斯鲍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谈论70年代以来的大转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产。“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之上。第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它使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的穷人融合为一个惟一的阶级。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第一世界工业国家老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绝对数还是在相对数目上都在萎缩，他们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工人阶层，以往是无条件地属于运动，现在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政党，就像在英国，在撒切尔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我们社会物质的丰富，他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过去的信仰，失去了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可以真正改善每个人生活的信念。”

“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而且情况表明，在80、9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够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是阻碍自由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了充分就业政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页。)

霍布斯鲍姆谈论的前两个改良主义柱石涉及到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萎缩，一个是国际力量对比，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是导致西方资产阶级从让步政策转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改良主义第三个柱石，即充分就业政策的瓦解，应该说这是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结果。他还谈到全球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民族国家的框架。他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页。)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

新科技产业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包括欧洲政治持续向右转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缓冲，比如9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人再度上台执政，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个“第三条道路”体现了社会人向右转，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还有此前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化，都是政治向右转的具体标志。

如前所说，这种政治右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学者引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事例来描述在当前所谓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局面。例如美国左派学者罗伯特•赖克引述了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飞机座位安排方面明显拉大了头等舱和普通舱之间的距离，赖克认为，飞机座位的空间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新经济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示说明。“在美国，富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要对此做出反应，为他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服务，这些空间与服务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贵族一样，他们正在用过度奢侈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精英，他们处在不停的运动中。从事投资活动的银行家、忙于飞机旅行的高级律师、拥有巨额收入的企业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消遣娱乐工业的大牌明星，这些人都有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在这种新经济中，中间阶级被压扁了，有时真成了被压在中间的阶级。在飞机中，前面座位的空间得到扩展，中间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缩小，座位之间的横向距离也在减少。就像房地产的价格步步攀升，中间阶级正在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一样。”(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仅赢得更多空间，而且还赢得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特别包括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被按摩师、理疗医师、咨询顾问、设计规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挤的中间等级越来越少地问津个人服务行业，因为这种服务对于他们实在是过分昂贵。赖克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几年创造的几百万涉及个人服务的劳动岗位，多数是为了伺候和照顾这些新精英的，这些劳动岗位为中间阶级所承担，他们是坐在飞机的后边，被排挤出城市的人们。“工业化曾经创造了一个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大规模市场和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而现在的新经济，看样子似乎正在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社会分裂。”(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级，他们将是明天的统治阶级。在描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受排挤的中间阶级的命运的时候，达伦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楼的比喻。他描述说：在最上面的一层居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都从新经济与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是在经济界、学术界、或者消遣娱乐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飞机在全球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这些充满活力的精英不仅被人描述为一些特别灵活、特别具有创造精神、具有主动性的人，而且，由于他们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也是特别乐观的。而住在中间楼层的人们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种阴暗前景的压迫，他们将失去自己在这座社会大厦中的劳动岗位和位置，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走进大厦的人口，这些人还在大街上，确实是无家可归，或者栖身大城市的贫民区。(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默库尔杂志》2000年11月号。)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阶级阶层分化。美国左派学者莱斯特•瑟罗曾经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杰里•哈里斯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则用批判的口吻说，这些精英已经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说，“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发达国家、以及南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内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具体地说，就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统治政党内的主要势力、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以及北南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组成。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造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注：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近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命题：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这个命题进一步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西欧学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论概念，他们认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开吸收私人活动主体参加，让它们参与世界政治的讨论与决策进程。很多私人公司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在会议上宣传利用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来，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私人活动主体，无论是在世界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还是在这些政策的实践贯彻过程中，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这次会议成为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注：哈特维希•胡梅尔：“世界政治的私有化——发展趋势、活动空间与替代选择”，收入坦亚•布吕尔、托比亚斯•戴比尔、布里吉特•哈姆、哈特维希•胡梅尔等主编：《世界政治私有化，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非国家化与商业化》，波恩：狄茨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所谓世界政治私有化，就是指世界政治的商业化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这些私人活动主体在很多方面已经承担起原来由民族国家政府所承担的任务。

私人活动主体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跨国政治思想库，例如罗马俱乐部、三边委员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型的媒体康采恩，如CNN的新闻报道可以引发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私人经济评估咨询机构对于各国经济形势的评价可以直接影响世界金融的流动，他们的错误评估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私人活动主体甚至渗透到国家任务的核心领域，如保障公共安全，这本来是国家最基本的任务，现在已经部分地由私人雇佣的保安人员和士兵负责担任。私人武装军队的出现和发展，跨国军火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网络，这些都是武装力量非国家化的具体体现。甚至联合国也要向私人活动主体、跨国康采恩筹措经费。1997年美国最大的媒体大王特德•特纳宣布，它要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美国拖欠这个世界组织债务的2/3，这位出手大方的亿万富翁要以他的赠款与共和党人占据优势的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封锁政策进行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联合国机构与跨国康采恩在一个全球契约框架内建立起伙伴关系，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这是要把联合国拍卖给私人出资者。特别是当联合国组织要和那些军火工业康采恩、那些破坏人权、严重污染环境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盟的时候，这种批评特别强烈。

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两种私人活动主体，一种是从事经济经营活动的私人公司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另一种是作为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两种私人活动主体遵循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公司企业是以成本收益的考虑、盈利期望为活动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依靠的是自愿热情投入，丝毫没有盈利的打算。

导致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背景十分复杂，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20世纪，世界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私人活动主体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最初的世界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夸张地说，是一个大国为了实现世界统治而推行的对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称为全球政策。那个时候，所谓政治就是指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表明，必须要有一种超然于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世界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宣布了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殖民帝国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组织联合国，尽管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们实行了一种制度化的调节性的国际合作，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1948年关于普遍人权的声明宣布所有人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力，从而把人权问题纳入世界政治范畴，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后，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开始属于世界政治所关心的范畴。现在的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而是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上、具有全球约束力的、面向全球的政策。

其次，它是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要把一切都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理化，所以出现了世界政治的商业化。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经济私有化完全一脉相承，就是要鼓励私人活动主体的积极主动性，鼓励个人的创业精神，减少国家的干预活动，缩小国家的活动领域。而跨国公司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依赖、所积极鼓励的社会力量。

再次，由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急剧扩张，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经济实力超越了多数中小民族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小看了这支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活动主体，而且努力参与世界政治。例如美国的烟草工业康采恩，为了报复联合国的全球戒烟运动，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抗联合国的方针政策。美国石油工业康采恩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退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保护气候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积极活动，要在全球契约的框架内与跨国康采恩建立行动联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跨国康采恩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不仅仅谋求夸大声誉、提升形象的广告效应，而且谋求对世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西欧范文篇3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封建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地区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确立于中世纪中期，成为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且其残余痕迹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西欧封建主义成熟和持久的特性是中外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论题，但在同时，“封建主义”又是历史学中少有的几个极其模糊、极有争议的概念之一。著名史家J.W.汤普逊曾对封建主义作过如下宽泛的定义：“封建主义同时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经济状态，还是一种政治社会哲学。”[1](p.688)本文不想对宽泛的西欧封建主义做全面的考察，而将集中探究一下作为“政府形式”的封建主义，分析封建主义之下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度的政治组织形态及相关问题，从而认识在近代国际体系出现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

一封建主义政治机制的起源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2](p.218);[3](pp.163-183)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4](pp.24-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5](p.249)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6](p.353)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7](p.160)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8](p.82)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9](p.50)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

然而，查理曼死后，卡洛林帝国便陷于内战不已，并遭受来自马扎尔人、维金人和阿拉伯人外来入侵的混乱局面，查理大帝约束大贵族割据倾向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查理曼子孙之间的骨肉相残致使帝国权威急剧衰落。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为击败竞争对手，争相拉拢一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而在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情形下，货币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土地成为君主收买臣属的主要手段。于是，他们抛弃查理曼那套限制贵族领地规模的策略，开始允许同一个人拥有不止一个郡的领地。当一些贵族因领地膨胀而实力大增时，国王们自然而然地又向他们作新的让步，给予他们对其领地的世袭权利。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开此风气之先，877年他颁布诏令，承认由儿子继承父亲领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于查理曼长孙罗退尔的软弱，贵族领主的独立更加彻底。当奥托一世及其后人征服该地时，罗退尔被迫承认北意大利诸侯世袭制的既成事实。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10](pp.383-384)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11](pp.45-50)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主权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7](p.205)

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12](p.38)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WestfallThompson:Feudal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13](pp.42-43)

二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威的排斥

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14]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地区领主与附庸间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及运作方式各有所差，并无统一的规则；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远，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做法也不尽然。这正是西欧封建主义之“非系统性”的一个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尔斯强调的那样：“处在其鼎盛时期的封建主义什么都是，就是没有系统性。它是粗略组织起来的混乱状态。”[15](p.638)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10](pp.367-368)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籍没。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12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法学家阐述封建主从关系，这些受罗马法影响的采邑法法学家们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dominiumdirectum)和“附庸的权利”(dominiumutile)之间的区别，[2](p.220)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16](pp.98-99)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17](p.54)

世袭化的封建领主们珍视他们的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项维护荣誉的神圣事业；与这项事业相比，对上级领主的忠诚——在最高层次上即是对王权（也即国家权力）的服从——似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卢瓦公爵厄德致其领主法国国王罗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态。布卢瓦公爵在得知国王将通过一次法庭审判来剥夺他的采邑时，拒绝出席受审而代以致信国王以示抗议。他在信中称：“……任何人都会认为我配得上继承［财产］。至于我从你那里领得的采邑，很明显它不是你以国王身份而拥有的，而是我感谢你的恩宠通过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而得到的……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捍卫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证明我自己的灵魂，我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生活没有自尊。”[4](pp.36-37)

基于这种信念，中世纪领主与领主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争执能通过同级领主的集体裁决或上级领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争执靠裁决无法解决，便只能诉诸武力，由此引发的贵族之间的私战十分普遍。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再三颁布禁止王室直属领地内附庸间相互私斗的诏令可证明这类私斗的普遍性。另一个证明贵族私战普遍性的佐证是基督教会约束私战的努力：9世纪末法兰西地区几次宗教会议（989、990、994年）规定了一种称作“上帝的和平(PeaceofGod)”的惯例，号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劫掠教会财产和老弱病残人等。此惯例在11世纪中叶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名目变成了“上帝的休战(Truceof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会，每周从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间停止一切争战。[10](pp.412-417)但从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话，“上帝的休战”意味着封建武士还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

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

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

三封建主义体系的无序状态

当阶梯型的领主—附庸网络完善之时，封建武士逐级向上负责的忠诚意识能保证处在金字塔顶端的领主（如查理曼或维金人的诸首领）自如地将整个统治区域团结在一个整体中，“把军人与来自不同种族和语言集团的农奴联系在一起”。[4](p.28)因此，封建主义并非生来就是无政府状态的。但随着领地的世袭化，领主—附庸关系越来越多向化，原先那套阶梯型的网络逐渐破损了。自查理曼帝国崩溃后起，一个封建主逐渐可以从好几个领主那里获得封地，从而同时成为几个领主的附庸。1133年格洛斯特伯爵的一番陈述是这种多向化领主—附庸关系的很好见证：“我是我的女主人、有福的玛丽的男爵之一，我继承了作为她的旗手的权利，我拥有来自埃夫勒的10个骑士的封地。我对法国国王恩惠欠下了一个骑士的服役义务。对于诺曼底勋爵的恩惠，我欠下了两个骑士在边境地区40天的服役义务。此外，我从贝叶主教那里得到了有8个骑士的罗哲·苏哈特封地、有7个骑士的马尔菲利亚特封地，我该承担对法兰西国王一个半骑士的服役义务以及在诺曼底边境地区3个骑士服役40天的义务。而在公爵召集军队时，我由于通过主教拥有封地而欠他所有的骑士义务。”[4](pp.31-32)格洛斯特伯爵所臣属的几个领主也不是平等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构成了领主—附庸关系，如诺曼底公爵本人就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

这种错综复杂的臣属关系使封建主往往很难确定自己的最终臣属，当他的领主相互发生争战时更是如此，要求附庸绝对忠于自己领主的原则便时时成为一句空话。十字军东征期间出现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西欧社会的延伸，也是其缩影，12世纪后期该王国制定的宪章有关封建关系的条文本身就含有矛盾之处。该宪章规定：“附庸应担负责任，不侵犯、也不强制别人侵犯领主的人身……不得在意见上进行反对自己的领主，也不得举起武器反抗领主，除非和其他自己的领主一道进行。”[20](p.107)换言之，附庸不能反对自己的领主，但却能与自己的某个或某些领主一道反对自己的另外一个或一些领主。在这样一种无序的、无明确原则的状态中，封建主们只能按实际的处境和政治需要来艰难地决定自己的具体立场。约翰·图尔(JohnToul)，一个同时臣属于四个领主（阿齐斯勋爵、库奇勋爵、香槟伯爵和冈伯雷伯爵）的附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处境和立场：“如果冈伯雷伯爵因他自己个人愤慨与香槟伯爵（或女伯爵）交战的话，我将亲赴冈伯雷伯爵处援助而派我手下的骑士驰援香槟伯爵夫妇——如果他们召唤我的话。但如果冈伯雷伯爵是为了他的朋友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愤慨向香槟伯爵夫妇开战的话，我将亲自前往香槟伯爵夫妇处服务，而派我的一个骑士赴冈伯雷伯爵处履行我因从他那里接受采邑所欠的差役。但我自己将不侵入冈伯雷伯爵的领地与他作战。”[10](pp.364-365)如果冈伯雷伯爵与香槟伯爵这两个领主间真发生战争，可以想像，约翰·图尔竟要在战场上与他自己的一个附庸兵刃相见。这是多么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但这却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现实。

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21](p.94)这种情形，在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与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继承人爱丽娜结婚，有望使普图瓦(Poitou)、桑顿日(Saintonge)和圭亚那(Guienne)等大片领地并入王室直属领，使法国王室领的规模扩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爱丽娜与路易七世的离婚却一下子使这个成果消失殆尽，而随后爱丽娜与安茹伯爵亨利（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这个附庸的领地扩大到可怕的规模。[22](p.107)

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统治着英格兰，同时又是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图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为诺曼底等领地的领主，又应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见法王以示忠诚。[23](pp.184,187)而此时的法国国王名义上是亨利二世的领主，对亨利二世的英格兰王国并无统治权，就连对诺曼底等地，他实际上也无法行使有效管辖。法国国王腓力普二世在决意控制诺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领主身份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采邑，随后再派兵攻占诺曼底公国。[24](p.7)而当1213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黜约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国国王时，法国国王甚至可能把英格兰归入他的个人统治。[25](p.32)确定法国国王的统治区域是一件为难之事，虽然法兰西王国理应含括大致相当于原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但当时人却往往只把巴黎周围的那一小块王室直属领地视为法国。迟至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的权力已大大扩展之时，法国南部一些地方如土伦等地的官员还习惯于说“派信使到法兰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名义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众多诸侯的领主，但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却极为软弱。可他作为西西里国王，却能在这个基督教国度的地区行使着极其严酷的统治，剥夺了贵族、教士和城市的诸多权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使自己的权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地区。[27](p.466)

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访问法国，在亚眠受到法国国王腓力普五世的热情接待，但爱德华三世对是否应向法国国王表示臣服（按惯例是采用交握双手置于领主两手之间的仪式）迟疑不决，他的谋士建议他等回英国查阅有关古代契约后再决定对待法国国王的礼仪。在查阅了旧有契约后，爱德华三世致书腓力普五世称：“吾等已查悉［英王对待法王的］礼仪若何，故谨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亚眠尊奉法国国王之礼仪应是臣属朝见领主之礼。[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两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君主的祖先之间订立的契约规范，而不是由国家间的平等法规来决定。九年之后，爱德华三世为对抗腓力普五世，积极地追求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他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则封爱德华三世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随后爱德华便召集西德意志诸侯，要求他们出兵为他进攻法国国王。[28](p.22)可见，中世纪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契约的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完全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顿·海斯声称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国际关系”。[29](p.3)

四结语

西欧封建主义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军事组织，随法兰克王国的兴盛扩展到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通过封建领地的世袭化成熟起来。西欧封建主义结构依靠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不稳定的契约规范来组织欧洲社会；由于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最初的阶梯型臣属网络逐渐被损毁，各级封建主所坚持的私人权利往往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这使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在这种凌乱的政治结构中，封建“国家”缺乏确定的地域界线，也不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中央集权机制和主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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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范文篇4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西欧范文篇5

【摘要题】世界政治

【关键词】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世界政治私有化

【正文】论文网在线

最近谈论西欧政治、世界政治向右转，或者说，右倾化、向右倾斜，似乎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人们还在谈论“粉红色的欧洲”，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现在，社会“第三条道路”似乎很快走到尽头，社会、社会党、工党代表的中左力量在西欧各国新一轮竞选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而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政党纷纷再度上台执政。西欧政治钟摆似乎再次向右倾斜。有人说，这是一种周期性变化，不足为虑。但是，西欧极右势力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竞选斗争中获得高额选票，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领居然能够参加总统竞选的最后一轮角逐，在不少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全国范围内上台参与执政，或者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包括暗杀活动在内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在反对非法移民的口号下，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日益抬头。在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或者说，作为全球化的悖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渗透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以及民族霸权或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这无论如何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这种向右倾斜，或者说向右转，是从总体上、战略上的判断结论。

左与右的概念解释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这个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似乎应该有新的解释。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当今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注：这次讨论会于2002年5月10日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参见《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还是要做一点补充。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议会多党民主制在西欧已经稳定确立，中世纪的古老封建制度基本瓦解，在这个时候，对于什么是右，需要做出新的定义。王缉思在清华大学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右翼思潮时，首先应该对左与右有个概念分析。把法国的勒庞、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都称作右，我都没有什么疑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以美国为例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在国内采取许多措施，大大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干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说小布什是‘右’，但不是传统的‘右’，因为传统的‘右’正好相反，是政府减少对社会及经济的干预，就是放手。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

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书中解释说，“政治上的右派，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而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民族主义。其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为理性以外，还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此外，还肯定传统的家庭道德。”“经济上的右派，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而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注：《世界知识》2002年第11期，第34页。)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清楚的。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在这里经济上的右派与政治上的右派之间有一点矛盾，或者说，右派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之间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曾经引起一些概念混乱。在经济上，右派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实行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而在政治上，右派强烈反对1968年造反的一代提出的民主化自由化要求，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干预，主张严刑竣法，甚至有某种极权主义的发展倾向。经济上的右派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而政治上的右派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合二为一是当今中右势力、也就是所谓“新右派”的典型特点。这就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什么有的时候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我在以前的文章，如2001年在《欧洲》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中曾经提到，历史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保守主义代表封建主义势力，自由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现在两者合二为一是资产阶级政治上向右转，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化的具体体现。

引起概念混乱的还有工人运动的问题。历史上，工人、工会运动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今天，我们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看到了一种右倾化的工人运动。在奥地利，45%的工人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领袖海德尔，很多失业工人、青年人支持甚至参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排外运动。自1989年苏东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失望，很多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不得不从右的方面寻找出路，转向支持极右势力，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著名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突出强调的一句话。他说：“工人运动，如同阶级意识一样，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雇佣劳动者阶级逻辑上必然产生的、实践中无法避免的自身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方案，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努力要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新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意图和尝试。虽然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一回事。我们在所有存在工人阶级的社会里都会发现工人运动，除了由于强制和恐怖镇压使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地方以外。在美国历史上，工人运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与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点，100年来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上“不仅有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还有反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还有具有很强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论文网在线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折?霍布斯鲍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谈论70年代以来的大转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产。“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之上。第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它使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的穷人融合为一个惟一的阶级。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第一世界工业国家老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绝对数还是在相对数目上都在萎缩，他们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工人阶层，以往是无条件地属于运动，现在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政党，就像在英国，在撒切尔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我们社会物质的丰富，他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过去的信仰，失去了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可以真正改善每个人生活的信念。”

“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而且情况表明，在80、9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够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是阻碍自由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了充分就业政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页。)

霍布斯鲍姆谈论的前两个改良主义柱石涉及到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萎缩，一个是国际力量对比，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是导致西方资产阶级从让步政策转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改良主义第三个柱石，即充分就业政策的瓦解，应该说这是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结果。他还谈到全球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民族国家的框架。他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页。)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

新科技产业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包括欧洲政治持续向右转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缓冲，比如9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人再度上台执政，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个“第三条道路”体现了社会人向右转，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还有此前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化，都是政治向右转的具体标志。

如前所说，这种政治右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学者引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事例来描述在当前所谓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局面。例如美国左派学者罗伯特•赖克引述了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飞机座位安排方面明显拉大了头等舱和普通舱之间的距离，赖克认为，飞机座位的空间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新经济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示说明。“在美国，富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要对此做出反应，为他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服务，这些空间与服务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贵族一样，他们正在用过度奢侈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精英，他们处在不停的运动中。从事投资活动的银行家、忙于飞机旅行的高级律师、拥有巨额收入的企业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消遣娱乐工业的大牌明星，这些人都有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在这种新经济中，中间阶级被压扁了，有时真成了被压在中间的阶级。在飞机中，前面座位的空间得到扩展，中间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缩小，座位之间的横向距离也在减少。就像房地产的价格步步攀升，中间阶级正在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一样。”(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仅赢得更多空间，而且还赢得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特别包括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被按摩师、理疗医师、咨询顾问、设计规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挤的中间等级越来越少地问津个人服务行业，因为这种服务对于他们实在是过分昂贵。赖克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几年创造的几百万涉及个人服务的劳动岗位，多数是为了伺候和照顾这些新精英的，这些劳动岗位为中间阶级所承担，他们是坐在飞机的后边，被排挤出城市的人们。“工业化曾经创造了一个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大规模市场和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而现在的新经济，看样子似乎正在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社会分裂。”(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级，他们将是明天的统治阶级。在描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受排挤的中间阶级的命运的时候，达伦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楼的比喻。他描述说：在最上面的一层居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都从新经济与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是在经济界、学术界、或者消遣娱乐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飞机在全球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这些充满活力的精英不仅被人描述为一些特别灵活、特别具有创造精神、具有主动性的人，而且，由于他们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也是特别乐观的。而住在中间楼层的人们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种阴暗前景的压迫，他们将失去自己在这座社会大厦中的劳动岗位和位置，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走进大厦的人口，这些人还在大街上，确实是无家可归，或者栖身大城市的贫民区。(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默库尔杂志》2000年11月号。)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阶级阶层分化。美国左派学者莱斯特•瑟罗曾经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杰里•哈里斯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则用批判的口吻说，这些精英已经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说，“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发达国家、以及南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内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具体地说，就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统治政党内的主要势力、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以及北南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组成。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造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注：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近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命题：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这个命题进一步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西欧学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论概念，他们认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开吸收私人活动主体参加，让它们参与世界政治的讨论与决策进程。很多私人公司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在会议上宣传利用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来，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私人活动主体，无论是在世界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还是在这些政策的实践贯彻过程中，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这次会议成为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注：哈特维希•胡梅尔：“世界政治的私有化——发展趋势、活动空间与替代选择”，收入坦亚•布吕尔、托比亚斯•戴比尔、布里吉特•哈姆、哈特维希•胡梅尔等主编：《世界政治私有化，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非国家化与商业化》，波恩：狄茨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所谓世界政治私有化，就是指世界政治的商业化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这些私人活动主体在很多方面已经承担起原来由民族国家政府所承担的任务。

私人活动主体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跨国政治思想库，例如罗马俱乐部、三边委员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型的媒体康采恩，如CNN的新闻报道可以引发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私人经济评估咨询机构对于各国经济形势的评价可以直接影响世界金融的流动，他们的错误评估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私人活动主体甚至渗透到国家任务的核心领域，如保障公共安全，这本来是国家最基本的任务，现在已经部分地由私人雇佣的保安人员和士兵负责担任。私人武装军队的出现和发展，跨国军火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网络，这些都是武装力量非国家化的具体体现。甚至联合国也要向私人活动主体、跨国康采恩筹措经费。1997年美国最大的媒体大王特德•特纳宣布，它要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美国拖欠这个世界组织债务的2/3，这位出手大方的亿万富翁要以他的赠款与共和党人占据优势的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封锁政策进行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联合国机构与跨国康采恩在一个全球契约框架内建立起伙伴关系，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这是要把联合国拍卖给私人出资者。特别是当联合国组织要和那些军火工业康采恩、那些破坏人权、严重污染环境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盟的时候，这种批评特别强烈。

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两种私人活动主体，一种是从事经济经营活动的私人公司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另一种是作为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两种私人活动主体遵循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公司企业是以成本收益的考虑、盈利期望为活动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依靠的是自愿热情投入，丝毫没有盈利的打算。

导致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背景十分复杂，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20世纪，世界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私人活动主体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最初的世界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夸张地说，是一个大国为了实现世界统治而推行的对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称为全球政策。那个时候，所谓政治就是指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表明，必须要有一种超然于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世界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宣布了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殖民帝国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组织联合国，尽管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们实行了一种制度化的调节性的国际合作，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1948年关于普遍人权的声明宣布所有人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力，从而把人权问题纳入世界政治范畴，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后，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开始属于世界政治所关心的范畴。现在的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而是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上、具有全球约束力的、面向全球的政策。

其次，它是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要把一切都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理化，所以出现了世界政治的商业化。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经济私有化完全一脉相承，就是要鼓励私人活动主体的积极主动性，鼓励个人的创业精神，减少国家的干预活动，缩小国家的活动领域。而跨国公司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依赖、所积极鼓励的社会力量。

再次，由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急剧扩张，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经济实力超越了多数中小民族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小看了这支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活动主体，而且努力参与世界政治。例如美国的烟草工业康采恩，为了报复联合国的全球戒烟运动，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抗联合国的方针政策。美国石油工业康采恩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退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保护气候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积极活动，要在全球契约的框架内与跨国康采恩建立行动联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跨国康采恩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不仅仅谋求夸大声誉、提升形象的广告效应，而且谋求对世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西欧范文篇6

一、中世纪西欧5—13世纪的政教之争

本文虽然主要论述的是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斗争，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前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之间的争斗有必要做一番简要的论述，因为中世纪西欧的政教斗争并非只是在商品经济出现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它贯穿了整个西欧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逐步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①，是一个超国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②，它的权力越来越凌驾于世俗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上。另一方面，后者对于教皇这种越权管理行为的不满与日俱增，两者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走向政治斗争。5－8世纪是政教之争的酝酿期。盖拉西最早提出政教二元论，随后在756年丕平献土事件使教皇国得以建立，教皇开始染指世俗权力;9－13世纪是双方的对垒期。随着教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其想要摆脱世俗政权控制的欲望日益强烈，于是有了克吕尼运动—改革教会提升教会力量。随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继位，正式拉开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序幕。最先开始的是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一段落。在十二世纪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王位后，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就企图通过控制他而实现对德意志的完全统治，这与弗里德里希企图建立一个欧洲帝国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并由政治斗争演变为军事斗争。最后，弗里德里希代表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被终结，德意志皇权也彻底崩溃。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腓特烈一世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中惨败，教皇权威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时期达到了极盛。虽然教会此时拥有凌驾于世俗统治这之上的权威，但它终归无法也不可能代替国家的统治地位，因为它对于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对于商品经济来说，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现象就注定了它不可能长久，“谁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必将被历史证明它的虚弱性和腐朽性”③。

二、中世纪末期西欧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中世纪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出现了不同于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经济，另一个是货币，尤其是到了十三世纪，发展尤为显著。西欧的封建经济在十三世纪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的形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④。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之所以能对西欧社会施以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打破了封建经济的传统结构。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土地的商业活动。围绕着城市，形成了一种被德国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城市经济”的经济形态，即:城乡之间分工明确，城市从事工商业，农村从事农业，其产品运到城市参与市场活动，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租佃制取代领地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政治状况的变动。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展开了反封建主的斗争。如在法国，许多城市通过斗争获得了自治权，建立了自治机构，称为“公社”，“城市在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它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反映”⑤。进入十三世纪，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政治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市议会等行政机构便应运而生了。此外，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市民阶层发生了分化，其中最富裕的阶层成了贵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他们必然会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权利。货币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对此曾指出，西欧市民阶级使用的是“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⑥，而货币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货币的使用，加快了封建土地制度由领地制向佃农制的转变。正是“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⑦，使得过去领地制上领主与依附农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两者之间契约关系的成分逐渐增加，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成分逐渐减少，到最后，以封建领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建立的封建等级制都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世纪，教会权势登峰造极。但与此同时，西欧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城市经济和货币不断发展壮大。面临新的状况和变化，教会不仅没能适应，而且显得格格不入，这就为教会权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三、中世纪末期商品经济发展下的政教之争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便是天主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中心，成为超国家的机构，西欧社会的全面基督教教化。但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末尾所提到的那样，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根本不可能永久存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教会在与世俗政权的斗争最终还是以前者失败告终。在中世纪的西欧，虽然商品经济出现并在十三世纪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封建生产方式对城市和货币经济仍有着束缚和限制。尽管如此，这些新因素自身承载的反封建特质使得它们与封建制度走向了反面，并最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封建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当时已臻极盛的天主教会权势也造成了极大的撼动，十三世纪以后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在这样一种新的状况下也就呈现出了一番新的图景。在9—13世纪，世俗政权在与教会的斗争处于劣势，教会甚至取得了对君权的优势，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缘于封建领地制下封建诸侯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国家君主被削弱和孤立，这就给了教会以可乘之机，再加上教会的封建化以及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化了自身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者君主就甘心于被教会压制，因为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加剧了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严重损害了其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反对国家分裂，实现权力的集中，成为君主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和货币，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就意味着教会的特权，尤其是在经济上的特权，应该被取消，国家应该实现统一。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君主想要实现集权，想要实现国家统一，却苦于自身力量弱小，教会力量的强大;市民阶层想要通过实现国家统一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却苦于教会掌握着各种各样的特权。于是，“当市民阶级以一种新生的、日益发展的力最出现时，君权就认定它是可以利用的新盟友，它会给君权的增强打开新的出路。特别是，君权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而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既为反对封建分裂、促进国家统一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创造了新的条件。”⑧面临这样一种新的状况，君主选择了与当时比较先进、比较进步的力量相结合，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与教会的固步自封、顽固保守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这个时期的政教之争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世俗政权获胜、教会权势衰落的种子。与新力量的结盟，也赋予了君权新的力量。在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依靠君主的力量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以冲破教会的限制和束缚，而世俗君主则依靠市民阶层的财力、人力积蓄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世俗君主积攒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至于逐渐在与教会的争斗中占得上风并最终将教会挑落马下。在那些受君权控制的城市等级会议中，市民代表在王权的支持下已经与教会代表、贵族代表处于并列的地位。表面上看来，市民阶层借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有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实际上来看，世俗君主借助于这种结盟，将市民阶层推向前台，形成一股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巨大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君权。实际上，教会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它还代表着封建领主的利益，因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世纪成为压倒世俗政权的力量，之所以能不断获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之所以能走向封建化，这些封建领主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人又恰恰是分割国家权力、力主维持分裂割据状态、坚持封建领地制的坚定倡导者、鼓吹者和执行者，可想而知教会的这种保守是何其的根深蒂固，既有来自于教会本身的，同时也有来自于封建领主的。世俗政权虽然与新的力量———在商品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结成同盟，但它从本质上来讲，更大程度上代表着的是在租佃制下发展起来的封建地主阶层的利益，因为这批人希望能克服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在看到新力量的出现时，君主并未对此采取淡然处之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是充分利用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句话，“谁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必将被历史证明它的虚弱性和腐朽性”。教会的闭关自守，世俗君主的识时务，为13世纪以后政教之争的结局定下了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成长，世俗君主与天主教会的斗争起了变化，胜负双方位置出现了互换。如前所述，在九至十三世纪的对垒期，无论是法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斗争，还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斗争，亦或是意大利君主腓特烈一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斗争，都纷纷以教皇成功压制皇帝而告终。不断前进的君权，同固步自封的教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量，其优胜劣败的情况，已和过去不同:十一至十三世纪发生于德国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冲突，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而到了十四世纪，法国国王徘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冲突，却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终，教皇成为“阿维农的俘虏”。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圣殿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大大“减弱了教廷的国际权威的作用”⑨。“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权在这一时期衰落的趋势，君权蒸蒸日上，教权江河日下。在西欧漫长的中世纪长河中，天主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斗争构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内容。从公元五世纪的萌芽，到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对垒，再到公元十四世纪的结束，可以说，政教之争贯穿西欧中世纪的始终，对整个西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是思想文化上的。正是由于当时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长，使得教会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教会的封建化，使得它在面临这种新的状况时没有也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去接纳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封建地主阶层已然看到了货币所带来的远大于实物地租的经济利益，而作为世俗最高统治者，其眼光更为长远，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力量会大大有利于君权的加强，于是与他们结盟，在相互的利用中———一个侧重于政治权力而一个侧重于经济利益，共同对抗中世纪最大的封建主———教会。最后的结局，便是教权屈从于君权。

作者:田野 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毕尔麦尔等著，雷立柏译．中世纪教会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4］王亚平．权力之争———中世纪西欧的君权与教权［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西欧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西欧范文篇8

由于欧洲和远东历史文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发展各具特色，东西方文艺中一些术语相同的成分会具有不同的内容。无论是从更深刻地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还是从总的方面来理解某个国家的整个文化的观点来看，提示这些差异或牾之处的性质和深度，都可以说是不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西方（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和中国都有的「书法」这一概念的内涵。

首先应当指出，欧洲和中国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西欧，它指的是一种书写得漂亮和清楚的艺术，主要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编年史作者、书手、书籍抄录者有关，然后才是宫廷与政府部门的文书。这些人的书写工具和材料是羊皮纸、普通纸张、墨水和鹅毛笔。这一概念与一般的书写亦即人们的非公务书写关系不大。所以，欧洲书法量重大的成就主要是在政府部门、书写学校需用要编写和抄录宗教书籍的修道院中。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衰败了，让位于迅猛发展的印刷和打字机。

中国对书法的解释比较宽泛，它指的是手工创作的一切象形文字符号。也就是说，不管书写的具体材料和工具如何，也没有任何时代的限制。因此，中国艺术学家实际上将一切碑刻文物都纳入这一概念，从殷代（公元前二OOO年中叶）的甲骨到周代的铜器从欧洲美学的观点来看，书法首先与纸上的题写有关，而与其它材料上的题写关系不大。因此，在欧洲人看来，

「中国书法」这一概念首先是指用墨题写在纸上的字，尽管中国书法史上的古典时期刻在石上的书作并不少于写在纸上或绢上的书作。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很难把甲骨和青铜器看成是书法作品。因为照欧洲人的科学观念，这类文物按传统当属于碑刻，它们首先是从古文字学或史学的角度引起人们的兴趣。

中国「书法」的内涵与欧洲历史文化区域的理解不同这一情况，可用一系列的原因来予以解释。其中包括中国书写历史较长（近四千年），由此而形成的书写传统和实践样为发达，对于书法约莫二千年的崇拜，还有因此而产生的对于各种书写文字的崇敬与喜爱，无论它们是用什么字体写成的。此外，还包括书法艺术理论基础较为发达（单是基本文献就有一OO余种，最早的产生于二世纪）。按照最早的书论，书法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已存在近二千年。在这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书写风格、类型和字体远远多于欧洲，碑刻、拓本及其释文不计其数，传统学派乃至当今学派的语文学家对于古文字学研究的非同寻常的喜好与热忱，以及中国人对于古代文物的珍视等等。由于这种种情况，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件碑刻实际上都具有高度的审美品质，都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予以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其重点往往会由古文字特征转移到审美特征，也即是说，把书刻的东西当作书法艺术作品来考察，它们是在甲骨、青铜器上，还是在碑石上。

决定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一致的因素还有许多，姑且留待后文再说。这里只想找出某种共同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够谈论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历史文化区域中的书法艺术的相似性。

首先可以指出，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美术字艺术家卡普尔论证的那样，任何一种题字都具有一定的审美表现力以及该时代的色彩，而由于任何一种子书写体系的艺术字都具有极大的装饰能力，这些题字会引起高度的美感。②这也可以用对线条及其组合的心理接受来解释，而不问这些线条组成的是什么，是书写符号、象形文字，还是平面组合。正如海伦姆论证的那样，观看的过程意味着「捕捉」和迅速意识对象的几个代表性特征：色彩，转折，形式，等等。③他还指出，在对现实的视觉接受过程中获得的每个新的视觉形象，「都会同过去在人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发生联系。这些形态印象在其相类似的基础上相互产生作用，而新的形象也不能摆脱这种影响」④不懂某种语言的观众在观看该语言的书写符号时，首先注意的是其量的特征、符号粗细线条的关系，笔画的「游戏」及其表现力，篇章的节奏组织和符号之间富有动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即使不明白字句的涵义，也能获得美的享受。⑤所以由于心理反应的机制相同，欧洲和中国书法的某些风格能够引起类似的联想。这就使我们能够来谈论它们在审美乃至结构方面的相似之处。

以这个观点来将某些就其装饰特征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西欧和俄罗斯的各种花体字同诸种象形文字的书法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例如，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礼拜祈祷书所使用的沉穆庄重的哥特体会引起丰富的装饰性联想，其庄重程度不下于中国的篆书；古俄语中的装饰书体--花体字，在十四至十七世纪广泛用来突出标题和装饰书脊，颇象中国战国时代（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古奥的书体；西欧十四至十五世纪用来书写课本和神学著作的比较自由的哥特体，与汉代的隶书有某些共同之处；而十五世纪末德国的斜体字，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的流行书体，以及十五世纪的古俄文草书，其风格与动感所引起的视觉联想，几与中国的行书别无二致。当然，这些联想是极其相对的，它们与其说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体系的具体因素或结构特征的某种相似所造成，毋宁说是上面所说的把线条当成不同色块的视觉艺术接受的特色所产生的。此时按相应的法则组成的线条组合形成了种种形态趋向于竖立矩形的封闭性结构，在西方，这是字母；而在中国，则是象形文字。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主要是由竖线、横线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其它线条所组成的。这些线条以书法的形式反映出节奏的和谐，具有同样的表现力。而笔画的粗细、横直、曲折、方圆的交替则会产生同样的秩序感，而不管该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

任何一种书写体系的题字，只要是按书法艺术的需求来完成的，都会使观者产生高度的美感，即使他不理解书定怕内容。这一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无论是个别符号的结构，还是欧洲和中国书法的美学，其原则都是一样的。这是指符号的总的艺术结构的匀称感、节奏感、「分量感」和和谐感，符号与空白、符号与周围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装饰性和变化性、动感等等。这一切是由视觉对于现实的接受的同样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无论观众属于什么人种，什么民族，对他来说，这些特征都是完全一样的。

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共同因素使我们能够谈论它们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在这两个历史文化区域的书写史上找到这些因素。书法作为艺术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此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书写在社会语言实践中发挥的仅仅是其作为交际、记录和表达某种于社会有益的信息的工具的基本功能。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书写发展的共同之处在于积累这种社会实践的实际经验，通过探索更为合适的线条，逐渐完善书写字体，改进书写材料和工具，因文化传统和社会审美的需要而形成书写的审美原则，从而最终为使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中国）或一种艺术形式（在欧洲）奠定基础。这里应当指出，照马洛夫的定义，到十九世纪为止，欧洲的书法仅仅是一种颇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⑥从来没有达到中国书法过去和现在所具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与欧洲书法不同，自公元三至五世纪起，中国书法便被视为最重要的脑力艺术之一（与绘画、诗歌并列），地位极高，理论基础雄厚，实践极其丰富。自那以后直至今日，书法在中国始终被作为一种高尚的、大众化的、为社会所喜欢、推崇和理解的独立艺术而备受珍爱。大约也从那个时候起，象形文字便开始发挥两种功能：一方面，它继续服务于社会的书写需要、亦即完成自己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书法艺术而在艺术领域中发挥作用，从而服务于社会的审美需。尽管西欧书写的发展也导致了书法艺术的出现，但后者从来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依然停留在一种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的「等级」上，只用来抄抄写写，主要用来服务于社会纯实用的需要，当然是在比过去更高的艺术水准上。可见，欧洲书法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斜体字的美由于装饰因素的啬而有了质的上升，这与秦汉以后中国书法功能的一分为二大不相同。

我们还想指出，自中国书法独立为一种高级的脑力艺术以来，象形文字书写的功能范畴划分得十分明确（一是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实用书写，一为艺术）。因此其功能属于公务或个人抄写者，自然不属于艺术范畴，即使它们写得规规整整，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这里，可以发现中国书法的作用、地位和审美原则与欧洲书法的区别。在中国，属于书法作品的，要么是具有高度审美品质的古代碑刻、要么是艺术活动家这--诗人、画家以及终身从事书法艺术的专业书法家的墨迹，还有在这方面富有天才的官员和国务活动家的作品，他们在接受教育时都进行过专门的书法训练。此外，在将这件或那件手迹归入艺术的范畴时，起作用的美学原则也跟欧洲不一样。这不仅是指作者要有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题写的内容、书写者的宗旨、表现在充满灵性的笔画中的书法家内心的自由；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肯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在比较中国书法和欧洲书法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时，不会不发现决定我们所考察的书法这一概念的不同内涵的那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书写体系根本不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不一样，这两个历史文化区域传统文化审美立场不同等。

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差异就在于书写的结构本身，亦即书写万分的结构之中（西方写的是拼音字母，而中国是写象形文字），各种内容还是借助这些万分的书写而记录焉的。比如，维列茨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差异的本质即在于此。他说，欧洲各种文字的字母，数量严格限定，书写形式相对固定，结构比较简单，因而表现能力不如中国的象形文字。他指出，尽管构成象形文字的笔画的数目总的来看也是有限的，但每个单一的象形文字都能写成一种独特的结构，「曲尽变化」，而每个字的面貌又取决于书法家的技艺以及他的风格和审美倾向。⑦对这种所谓欧洲字母表现能力较小的论题，我们不敢苟同。欧洲书写史提供了大量具有高度表现力、表情力和丰富的装饰特征的实例。书写线条或笔画的表现力物质本身，使我们能够把每个符号（字、字母）都写得富有表现力和美的魅力，不管这些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卡普尔说：「没有哪一种笔画会没有美的表现因素。」⑧中国象形文字可以从其绘画渊源的描绘特征而予以说明的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和造型能力，使它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丰富的视觉形象和智力形象。在承认它的这些能力时，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其本质归要结底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以及他与大自然和宇宙的关系、反映生命的律动的中国书法，⑨能够更充分、更丰富地体现形成象形文字的线条和笔画组合的一切表现能力。欧洲书法主要是为教会和文书抄录效力，因而极其保守、规矩繁琐，限制了书法的表现能力，不能使它象在中国那样得到充分的实现。

维列茨还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差异是由书写的不同美学立场决定的。他指出，中国书法美学反对刻板和千篇一律，甚至主张「随心所欲」，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大自然本身充满活力的变化。在中国书法中，横线和竖线很少写成准确无误的水平线和垂直线，这样可以避免写得矫揉造作和呆板；而书法的魅力不是象欧洲书法那样靠严格的匀称，而是靠使象形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各种组成部分及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姿态略加变化，造成不平衡。

欧洲和中国书法美学方面的这些差异，主要是涉及现象的量的方面。它们无疑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们能够提示欧洲和中国对于人类周围世界、特别是艺术形式的传统美学观点的不一致的程度。然而，它们涉及的主要是外在的形式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并不能充分阐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本质。因此，照我们的看法，应当重视其别的方面，即质的方面。

上面所指出的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社会使命。如同上文所强调的那样，欧洲书法是循规蹈矩、一笔不拘地写成的，其形式的清晰与严格又与一定的装饰效果相结合。⑾到十四世纪为止，它一直是用来满足社会对于书写的实用需要，完全服务于公文书牍。从此之后，公文书写便成了整个书法的象征。⑿而中国书法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水平，并不下于其它艺术门类。如果说，欧洲掌握书法的是完成「社会订货」的政府雇员或极少数显贵；那么在中国，书法则是人们认真从事的一门艺术和感到自己有进行这门艺术创作的需要的富有教养的那部分人的一种心爱的消遣形式。它是人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和一个发挥其创作才能的部门，如同中国的传统绘画「国画」以及诗歌或音乐一样。

研究书法准则，予以认真复制或者严格遵循，这是欧洲书法家艺术创作的模式；而中国书法家则把研究理论著作和这门艺术的经典作品视为日后进行自由创作活动和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中国有许多既掌握了书法准则又终身致力此道的人，但只有那些能够在大量临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或技术个性，其艺术特征臻于独特境界的人，才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在这门艺术肯有发达的传统和广泛的普及性的情况下，在具有若干个世纪的书写实践的条件下，要达到这一境界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书法实践的每一个时期都与欧洲这一实践的情况不同：同时使用几种各不相同的书法，其中包括当时并不规范的「死」书体。这一定在中国的当代书法中显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在展览会上，还是在专业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按照书法艺术的原则写成的古往今来的各种风格和字体。这表现了作为一种继承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丰富的物质的精神遗产，作为一个联系古今的环节的书法艺术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与欧洲书法不同，中国书法是审美因素和伦理因素的辩证统一，因而具有明显的教化性。中国书法家在创作时主要彩诗歌、富有韵律的散文以及其它古典作品，它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发挥了高度的化理道德和人道主义作用。中国书法借助富有情感的形式美化，大大加强了对观众的感染力，为之提供眼与心同时感到欢欣的良机。

近年来，作为对鼓吹不要思想和脱离现实、用可疑的东西偷换稳定的文化价值的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商品化不良后果的逆反，西方对于书法艺术的兴趣明显上升了。欧洲装饰艺术家和花体字设计家越来越喜欢求助于中世纪西欧书法艺术的丰富遗产，在书刊装帧以及广告、商标、招牌等的装潢中，运用长体字和书法的某些装饰性因素，从而使这门凝聚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实践，但却已被忘却的艺术得到复兴。

当前，中国书法正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民族珍宝」的命运，如同整个文化的命运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为广大劳动君众所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数千年历史中，人民政权首次使人民受到教育，为他们敞开了大中小学的校门。除了接受教育之外，中国劳动人民还获得了接受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机会。自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还因在其中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新内容而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在人民手中，传统的书法艺术闪现出先前被掩盖的新的外沿。书法以其无限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开始赋予自己的艺术语言以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价值、从沙龙艺术变成了人民的艺术。

幸运的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探索「无产阶级新文化」和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时期，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的传统并没有被忽略；在「无产阶级」中，它也经受住了考验。它活在每个新的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商店或艺术社团书写精美的名称上，活在每本杂志、每本新书的题名上，活在每本书法艺术杰作集子里。这一传统保存在成千上万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手中，保存在刚刚学会拿笔写字的儿童的手中。

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它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而人类自古已然的对于美的追求，对于和谐和完美的自然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的天生追求，又是如此相似。

本文并不奢望全面地考察问题，其目的仅仅在于比较集中地探索书法艺术这一内涵和层次如此丰富的概念。对于我们所涉及的这一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当能使它的其它方面得以阐明，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全面而又正确的相互理解。

注：

1.卡冈·希尔图辛娜《研究东西方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原则》。载《文化体系中的艺术》，列宁格勒，一九八七年版，一二六页。

2.卡普尔，《美术字的艺术美》。莫斯科，一九七九年版，十八、二十三页。

3.阿伦海姆，《艺术与视觉接受》。莫斯科，一九七四年版，五十六页。

4.同三，六十页。

5.同二，十一页。

6.马洛夫，《当代书法的起源》（十五至十八世纪法国文献中的古文字）。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版，三页。

7.维列茨，《中国艺术》，企鹅丛书，第二卷。一九五八年版，五七七页。

8.同二，十九页。

9.黄苗子，《诗书画三位一体》。载《信使》，一九八三年，六月号，十三页。

西欧范文篇9

关键词:法国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国有企业

法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以私人所有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其中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工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和资产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欧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一般称为公营企业或公共企业，相当于我们称谓的国营企业；另一种是国家参股或控股的混合股份公司，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政策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通过国家投资新建、购买私人企业和几次国有化政策建立国有企业，获得了较快经济增长；又通过与国有化相反的几次私有化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尽管私人经济在西欧市场经济中具有主体地位，但在诸多经济领域，尤其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配置和福利与分配目标方面，国有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法国等西欧各国及其历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各有特色和侧重，也有较为丰富的带有规律性的管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1.国有经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

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定义，国有企业是“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

以法国为例，法律规定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参股与控股30～99％的混合公司都是国有企业。1990年有国家直接控制的大型公营企业58家，国家控股的大型混合股份公司50家；包括由这些企业派生的子公司在内的国有企业共2268家，在全国企业中其数量占24％，固定资产投资额占25%，职工占7.2%，工业产值占18%，利润占25%。

西欧各国国有经济作为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政府主导的重要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

(1)兴建基础设施，兴办公益事业。国家在基础部门和公益事业上投资，是为了明确的社会目标而实施总体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2)为国家构筑基本的、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减少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多投资于战略部门、高风险部门和投资大、周期长的部门。国家对经济落后地区投资建厂，以缩小地区差距。

(3)平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当私人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时，通过国有企业投资，以弥补、引导和刺激市场投资。

(4)扩大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

在西欧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行为的二重目标——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区别得比较清楚。国家既要控制重要部门和实施战略发展规划，又要尽量减轻财政负担和减少行政干预，就得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决定必须占有的行业部门、需要直接控制的企业数量和实施控制的具体方式，以掌握“适度”和符合市场需求关系的“临界点”，在“适度”和“临界点”范围内可以更好地发挥超市场的行政力量的调节作用，并对国民经济运行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间接调控。

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能源、交通运输、邮政、通讯、航空和金融等），并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如供水、供电、环卫和市政等社会服务性的部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较少体现利润目标。由于这类企业经济效益偏低，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西欧各国在尽量减少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法国政府在1993年以来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58家公营企业集团中的21家（如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雷诺汽车公司等）实行私有化，转化成混合股份公司；但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炭、航空、邮政及电讯等领域的公营企业。1997年对国有铁路运输实施了部分私有化和重组。

竞争性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参股或控股的混合公司。这类企业自主经营，按照市场法则参加公平竞争，政府不干预企业管理，原则上对其亏损不予补贴。法国国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行业分布仍然较宽，较多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石化、矿业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有的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2.国有企业产权集中分级所有，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明确

西欧国有企业产权的清晰程度来源于国家对国有资产明确的分级所有，并与该国的财政体制相一致。具体地说，国有资产的隶属关系与该国的预算体制直接挂钩。

法国的财政体制分为中央、省、市镇三级结构。依照法国的预算法和财政法，其预算体系与公共行政机构相适应，按照中央公共行政机构、地方公共行政机构和社会保险机构三种类别，分为中央（或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包括省和市镇预算）和国家社会预算（单列，其收支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管理）。法国的中央预算由一般预算、附属预算和国库特别帐户构成。一般预算是中央预算的主体部分，其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它为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上缴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和国外收入等。凡涉及中央一级国有企业的投资计划、资本变动、股权安排、重大发行债券和股票的计划，都要报其财产隶属关系所在的经济财政部决策，重大问题还要由内阁会议决定。附属预算是专为政府经营的拥有财务自主权的非法人机构设立的法国特有的一种预算形式，中央一级公益服务性公营企业直属经济财政部的预算司。既要满足这些自给事业的财政需要，使其脱离政府部门和机关，实行经济独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预算完全断绝关系，以保证行政管理部门和立法机关能依靠一般预算来行使相当的控制。政府要求附属预算做到自行平衡，如有盈余便列入一般预算，如出现赤字则由一般预算给予补贴。

德国分为联邦、州、地方（市、县和乡镇）三级财政体制，中央一级公营企业的财产隶属关系在财政部。英国是两级（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体制，国有企业是两级所有。西欧各国把中央一级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集中放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财政预算的财政部门，而不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是为了使之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分开。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和反垄断，不宜管理国有资产。

与国有资产经营责任直接相关的是政府对国营企业领导的人事任命权。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不允许由现职政府官员出任，而是来自企业界。在德国，国营企业领导人由各行业主管部长提名，征得财政部的同意，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后任命。英国国营企业领导人的任免由行业主管大臣全权负责。法国国家控股90～100％的国有企业，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行业主管部长提名，经与经济财政部协商一致后，由内阁或总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对其中不称职者，政府有权予以撤换。但对子公司的领导人选不予干涉。国家控股50～90％的国有企业，政府仍可左右董事长的选举，实际上也是政府部门提名确定的。被委派的董事长和董事一经政府任命，便代表政府承担经营这部分国有资产的明确责任，政府各主管部门通过严格的监督系统评估其业绩，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任命或是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董事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要同政府有关部门磋商。

3.政府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和签定契约

西欧各国分行业对国有企业按其垄断性和竞争性实行分类管理，并由法律予以规范。

法国把国有企业分成三类：一类是非法人的公用事业和从事工商活动、具有行政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包括邮电局、国家印刷厂、存款银行以及与地方政府相联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机构，它们大多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的。一类是工商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和公营企业，具有法人地位，如法兰西银行、煤矿、森林、电力、化工等支柱行业的企业。实际中上述公益性和垄断性公营企业，都以公法作为法律基础。政府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对其财务上的控制十分严格。在投资方面，政府通过设在经济财政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组织”确定每年的投资额度，控制企业的借债规模。政府有权决定企业的投资计划、投资方向和提供资金的方式，包括发放贷款、提供补助金等，并通过优惠利率引导企业投资。对于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投资，一是控制项目，即划分项目投资额的管理权限，如对国营铁路公司规定投资额在1000万法郎以上的项目均要由经济财政部审批；二是控制投资收益率，如果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资本利率，政府往往予以鼓励；如果低于或接近资本利率，政府的审查就特别严格；三是控制资金来源，垄断性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通常由国家拨款、企业发行债券和企业自有资金组成，政府规定企业的自有资金与投资总额的比例为20-30%。另一类是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混合股份公司，按股份法即私法经营，政府管理一般仅限于对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对资产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监督。

市场经济中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各国采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这两种手段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法国使用两种手段相结合的双重调节机制，从1982年起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法国特有的计划合同制，借以用间接管理取代直接行政管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与监督，确保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针与国家总体目标协调一致。

政府与垄断性国有企业签订3～5年的计划合同，内容有三个方面：（1）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落实政府的政策目标；（2）企业具体的发展计划，包括发展战略、投资计划、财务计划，以及在研究与开发、外贸平衡、维持就业、加强培训、支持中小企业等方面应承担的义务；（3）政府作为国家股东对企业应该承担的财政支持和提供的预算资金。对于公用事业和一些垄断性企业（如铁路运输、邮电通讯）的政策性亏损，政府要按计划合同规定的数额予以补贴，超亏部分由企业用自有资金弥补或向银行贷款，政府不承担还款的责任。其合同程序：一是准备阶段，由企业提出发展计划；二是谈判和签署阶段，由工业研究部、经济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其它行业主管部的代表同企业代表一起分析和预测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及其变化，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市场前景、货币汇率等，协商双方义务，把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同国家的发展目标和计划衔接起来，双方代表正式签约；三是实施阶段，合同期内由国家计划总署每年对计划合同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总结报告。

政府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签订2～5年的目标合同，只规定发展战略目标，很少列数字指标。企业在投资上有较大自主权，价格、工资均由企业自行决定。目标合同不具法律效力，政府对违约的企业只能采取撤销企业主要领导人职务的办法。

4.政府对国有企业严厉的监督与稽核——三重监督系统

与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相对称的是政府对企业采取严厉的监督和稽查措施。

法国对国有企业有三重监督系统：一是经济财政部的监督，向企业派驻国家监督员，经部长授权行使部长的部分权力，检查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管理；二是行业主管部（工业研究部、运输部、邮电部、国防部、国家计划总署）的监督，向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或特派员，专门对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进行过程监护和事后监督；三是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专有帐目法庭的财务稽查员检查企业的会计帐目，审核财务收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和进行效益评估。近年将前两种监督简化为对口监督，即经济财政部主要向金融企业派监督员，各行业主管部接管了对该行业的企业进行经营和财务监督，但重要财务问题仍要向经济财政部报告。这些政府派员列席企业董事会，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另外，议会通过其有关部门审查国有企业的预决算和年终总结，可以针对特定问题设立专门调查或监督委员会，检查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德国对国有企业有三种监督方式：一是经济审计人的监督，详细检查每个国有企业的原始凭证、年度报告和年终决算，结果上报财政部。二是财政部直接委派审计人员对国有企业进行年度财务检查；三是联邦审计署专门稽查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并向国会提出稽核报告。英国政府由运输部、能源部和工业部派出常驻代表对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活动进行经常性监督，审计部门派会计总监审计企业帐目，议会通过立法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与控制。可见政府对国有企业建立了严密的监督体系，董事长和总经理可以得到高工资的待遇，但是违法经营、滥用职权或贪污腐败就要受到撤职或司法惩处。

5.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非官员化原则和“三方代表制”

按照英美法系，英国公司的领导体制实行单一委员会制，即只设董事会。国营企业的董事会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法人代表，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欧洲大陆法系，德国公司的领导体制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即同时设立监事会和董事会。国营企业的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法人代表并以一个整体作为公司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公司事务，在董事会内实行主管经理负责制。而法国公司可以自己选择采取哪一种形式，实际当中，法国采取单一委员会制的公司（包括公营企业）居大多数。而且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了必须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经过官方资格认证的、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员，作为该公司人在公司内部实施强制性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公务员之家

为使国有企业领导机构的决策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必须使决策民主化和体现职工的监督。因此，80年代以来，西欧许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决策和监督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现代国有企业）特征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

首先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德国政府规定，国有企业最高经营管理人员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法国法律规定，政府的部长或议员不得参加董事会，或政府官员一旦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便不再担任政府职务。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虽然要由政府委派，但必须按其资历选自企业界，比如法国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具有毕业于法国高等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理工学院背景或是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企业界有长期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专家。法国法律规定两千人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其它管理机构的董事会必须有享有充分表决权的职工代表，实行“三方代表制”原则，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职工代表（其中工会在小公司派出2名，在大公司派出4名）和企业经济关系代表(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管理咨询顾问、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非竞争性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代表)各占1/3，组成董事会。职工董事可以获得附加工资，董事会可以向董事发放额外的特别服务报酬。德国国有企业的监事会由政府委派的代表和职代会（或工会）选派的代表组成，拥有两千人以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少数可由工会指定）占1/3，两千人以上的公司须占1/2；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外聘监事即经济关系代表。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只有股东代表已经是原始概念了。“三方代表制”按照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从法律上做出的定量规范，形成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并体现当代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趋向。附图表示了政府对国营企业的三重监督和国营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制衡机制，由此形成经营与监督一体化的良性循环。

6.国有企业的自治管理和职工参与制

西欧各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各国的国有企业可以自行设置组织机构。在生产、销售和库存管理上，企业自行制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在财务管理上，竞争性国有企业有较大自主权；在人事管理上，企业有权签订个人合同，解雇或解职各级人员；在工资管理上，在行业协商的总的工资水平范围内，竞争性企业有权提高职工工资和决定奖金等内部分配方式。发展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将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西欧各国的法律对股份公司包括国有企业中职工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明确的规定，职工不仅有参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力和选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的权力，还有参与分享利润的权利。法国规定在拥有100名职工的企业中，须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即设立盈余股份基金，每年依据职工工资名单，将年度红利中一部分划入该项基金。在公司工作三个月以上的职工都有权按照其报酬，在法律规定的最大限额内分享这笔基金。公司还可以把盈余股份按全部支付的股票和债券形式分配给职工，为此公司可以有限制地利用其收入在证券交易时购买自有股份。在德国，公司可以通过有条件增加股本方式将新配股分配给公司职工并作为分享盈余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获得自有股方式向职工分配股份；政府用减税的方法鼓励职工拥有股份。

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关系上有根本的不同。然而在经营管理方式上，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有益经验，有利于深化企业改革和改进企业管理。为此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1.认真实施“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中，根据国情具体规划出国有企业在数量和国有资产额度上应该占有的适当比例和在产业、部门、地区上的适当分布，既要集中力量保证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防和经济命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行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和发展规模，也要在竞争性领域对国家参股和控股的国有股份公司做好结构调整。分清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结合国家财政负担和预算能力，适度掌握和发挥各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主导和产业引导的重要作用。要为多数中小国有企业的放开搞活和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它公有制实现形式如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2.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实行集中分级所有，明确资产经营责任。不能把国有资产分散到各个条块部门所有而弱化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经营责任。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统一归口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部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使之与国家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才能有效行使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代表政府行使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免权和监督权。

3.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和建立契约关系。过去，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简单地采取利润承包的办法，忽视了国有资产运营的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针与国家总体目标的协调一致性。随着政府部门转换职能，应尽快实施政企分开和间接管理。尤其对垄断性与竞争性国有企业要依法分类管理，对垄断性和公益性国有独资企业应特殊立法，参考计划合同管理；对竞争性国有股份公司，应按照《公司法》搞好国有股权运作，参考目标合同管理，使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自主经营。

4.政府对国有企业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政府对企业的资产、经营、财务、技术、投资和效益的监督要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和稽查办法，也要不断提高政府官员和稽查人员的素质。国有资产运营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审计署的监督并行，过程监督与事后监督并重。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国有企业的审查和监督作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以其艰苦的工作和重要的贡献，应该合法地得到不低于同行业经理工资水平的报酬，同时也要自觉意识到党纪国法的约束和来自政府、社会和职工的严格的监督。

西欧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国市场经济政府管理国有企业

法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以私人所有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其中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工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和资产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欧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一般称为公营企业或公共企业，相当于我们称谓的国营企业；另一种是国家参股或控股的混合股份公司，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政策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通过国家投资新建、购买私人企业和几次国有化政策建立国有企业，获得了较快经济增长；又通过与国有化相反的几次私有化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尽管私人经济在西欧市场经济中具有主体地位，但在诸多经济领域，尤其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配置和福利与分配目标方面，国有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法国等西欧各国及其历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各有特色和侧重，也有较为丰富的带有规律性的管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1.国有经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

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定义，国有企业是“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

以法国为例，法律规定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参股与控股30～99％的混合公司都是国有企业。1990年有国家直接控制的大型公营企业58家，国家控股的大型混合股份公司50家；包括由这些企业派生的子公司在内的国有企业共2268家，在全国企业中其数量占24％，固定资产投资额占25%，职工占7.2%，工业产值占18%，利润占25%。

西欧各国国有经济作为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政府主导的重要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

(1)兴建基础设施，兴办公益事业。国家在基础部门和公益事业上投资，是为了明确的社会目标而实施总体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2)为国家构筑基本的、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减少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多投资于战略部门、高风险部门和投资大、周期长的部门。国家对经济落后地区投资建厂，以缩小地区差距。

(3)平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当私人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时，通过国有企业投资，以弥补、引导和刺激市场投资。

(4)扩大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

在西欧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行为的二重目标——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区别得比较清楚。国家既要控制重要部门和实施战略发展规划，又要尽量减轻财政负担和减少行政干预，就得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决定必须占有的行业部门、需要直接控制的企业数量和实施控制的具体方式，以掌握“适度”和符合市场需求关系的“临界点”，在“适度”和“临界点”范围内可以更好地发挥超市场的行政力量的调节作用，并对国民经济运行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间接调控。

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能源、交通运输、邮政、通讯、航空和金融等），并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如供水、供电、环卫和市政等社会服务性的部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较少体现利润目标。由于这类企业经济效益偏低，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西欧各国在尽量减少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法国政府在1993年以来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58家公营企业集团中的21家（如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雷诺汽车公司等）实行私有化，转化成混合股份公司；但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炭、航空、邮政及电讯等领域的公营企业。1997年对国有铁路运输实施了部分私有化和重组。

竞争性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参股或控股的混合公司。这类企业自主经营，按照市场法则参加公平竞争，政府不干预企业管理，原则上对其亏损不予补贴。法国国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行业分布仍然较宽，较多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石化、矿业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有的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2.国有企业产权集中分级所有，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明确

西欧国有企业产权的清晰程度来源于国家对国有资产明确的分级所有，并与该国的财政体制相一致。具体地说，国有资产的隶属关系与该国的预算体制直接挂钩。

法国的财政体制分为中央、省、市镇三级结构。依照法国的预算法和财政法，其预算体系与公共行政机构相适应，按照中央公共行政机构、地方公共行政机构和社会保险机构三种类别，分为中央（或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包括省和市镇预算）和国家社会预算（单列，其收支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管理）。法国的中央预算由一般预算、附属预算和国库特别帐户构成。一般预算是中央预算的主体部分，其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它为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上缴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和国外收入等。凡涉及中央一级国有企业的投资计划、资本变动、股权安排、重大发行债券和股票的计划，都要报其财产隶属关系所在的经济财政部决策，重大问题还要由内阁会议决定。附属预算是专为政府经营的拥有财务自主权的非法人机构设立的法国特有的一种预算形式，中央一级公益服务性公营企业直属经济财政部的预算司。既要满足这些自给事业的财政需要，使其脱离政府部门和机关，实行经济独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预算完全断绝关系，以保证行政管理部门和立法机关能依靠一般预算来行使相当的控制。政府要求附属预算做到自行平衡，如有盈余便列入一般预算，如出现赤字则由一般预算给予补贴。

德国分为联邦、州、地方（市、县和乡镇）三级财政体制，中央一级公营企业的财产隶属关系在财政部。英国是两级（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体制，国有企业是两级所有。西欧各国把中央一级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集中放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财政预算的财政部门，而不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是为了使之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分开。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和反垄断，不宜管理国有资产。

与国有资产经营责任直接相关的是政府对国营企业领导的人事任命权。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不允许由现职政府官员出任，而是来自企业界。在德国，国营企业领导人由各行业主管部长提名，征得财政部的同意，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后任命。英国国营企业领导人的任免由行业主管大臣全权负责。法国国家控股90～100％的国有企业，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行业主管部长提名，经与经济财政部协商一致后，由内阁或总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对其中不称职者，政府有权予以撤换。但对子公司的领导人选不予干涉。国家控股50～90％的国有企业，政府仍可左右董事长的选举，实际上也是政府部门提名确定的。被委派的董事长和董事一经政府任命，便代表政府承担经营这部分国有资产的明确责任，政府各主管部门通过严格的监督系统评估其业绩，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任命或是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董事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要同政府有关部门磋商。

3.政府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和签定契约

西欧各国分行业对国有企业按其垄断性和竞争性实行分类管理，并由法律予以规范。

法国把国有企业分成三类：一类是非法人的公用事业和从事工商活动、具有行政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包括邮电局、国家印刷厂、存款银行以及与地方政府相联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机构，它们大多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的。一类是工商性质的公共事业机构和公营企业，具有法人地位，如法兰西银行、煤矿、森林、电力、化工等支柱行业的企业。实际中上述公益性和垄断性公营企业，都以公法作为法律基础。政府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对其财务上的控制十分严格。在投资方面，政府通过设在经济财政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组织”确定每年的投资额度，控制企业的借债规模。政府有权决定企业的投资计划、投资方向和提供资金的方式，包括发放贷款、提供补助金等，并通过优惠利率引导企业投资。对于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投资，一是控制项目，即划分项目投资额的管理权限，如对国营铁路公司规定投资额在1000万法郎以上的项目均要由经济财政部审批；二是控制投资收益率，如果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资本利率，政府往往予以鼓励；如果低于或接近资本利率，政府的审查就特别严格；三是控制资金来源，垄断性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通常由国家拨款、企业发行债券和企业自有资金组成，政府规定企业的自有资金与投资总额的比例为20-30%。另一类是在竞争性行业的国有混合股份公司，按股份法即私法经营，政府管理一般仅限于对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对资产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监督。

市场经济中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各国采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这两种手段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法国使用两种手段相结合的双重调节机制，从1982年起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法国特有的计划合同制，借以用间接管理取代直接行政管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与监督，确保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针与国家总体目标协调一致。

政府与垄断性国有企业签订3～5年的计划合同，内容有三个方面：（1）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落实政府的政策目标；（2）企业具体的发展计划，包括发展战略、投资计划、财务计划，以及在研究与开发、外贸平衡、维持就业、加强培训、支持中小企业等方面应承担的义务；（3）政府作为国家股东对企业应该承担的财政支持和提供的预算资金。对于公用事业和一些垄断性企业（如铁路运输、邮电通讯）的政策性亏损，政府要按计划合同规定的数额予以补贴，超亏部分由企业用自有资金弥补或向银行贷款，政府不承担还款的责任。其合同程序：一是准备阶段，由企业提出发展计划；二是谈判和签署阶段，由工业研究部、经济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其它行业主管部的代表同企业代表一起分析和预测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及其变化，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市场前景、货币汇率等，协商双方义务，把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同国家的发展目标和计划衔接起来，双方代表正式签约；三是实施阶段，合同期内由国家计划总署每年对计划合同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总结报告。公务员之家

政府与竞争性国有企业签订2～5年的目标合同，只规定发展战略目标，很少列数字指标。企业在投资上有较大自主权，价格、工资均由企业自行决定。目标合同不具法律效力，政府对违约的企业只能采取撤销企业主要领导人职务的办法。

4.政府对国有企业严厉的监督与稽核——三重监督系统

与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相对称的是政府对企业采取严厉的监督和稽查措施。

法国对国有企业有三重监督系统：一是经济财政部的监督，向企业派驻国家监督员，经部长授权行使部长的部分权力，检查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管理；二是行业主管部（工业研究部、运输部、邮电部、国防部、国家计划总署）的监督，向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或特派员，专门对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进行过程监护和事后监督；三是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专有帐目法庭的财务稽查员检查企业的会计帐目，审核财务收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和进行效益评估。近年将前两种监督简化为对口监督，即经济财政部主要向金融企业派监督员，各行业主管部接管了对该行业的企业进行经营和财务监督，但重要财务问题仍要向经济财政部报告。这些政府派员列席企业董事会，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另外，议会通过其有关部门审查国有企业的预决算和年终总结，可以针对特定问题设立专门调查或监督委员会，检查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德国对国有企业有三种监督方式：一是经济审计人的监督，详细检查每个国有企业的原始凭证、年度报告和年终决算，结果上报财政部。二是财政部直接委派审计人员对国有企业进行年度财务检查；三是联邦审计署专门稽查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并向国会提出稽核报告。英国政府由运输部、能源部和工业部派出常驻代表对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活动进行经常性监督，审计部门派会计总监审计企业帐目，议会通过立法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与控制。可见政府对国有企业建立了严密的监督体系，董事长和总经理可以得到高工资的待遇，但是违法经营、滥用职权或贪污腐败就要受到撤职或司法惩处。

5.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非官员化原则和“三方代表制”

按照英美法系，英国公司的领导体制实行单一委员会制，即只设董事会。国营企业的董事会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法人代表，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欧洲大陆法系，德国公司的领导体制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即同时设立监事会和董事会。国营企业的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法人代表并以一个整体作为公司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公司事务，在董事会内实行主管经理负责制。而法国公司可以自己选择采取哪一种形式，实际当中，法国采取单一委员会制的公司（包括公营企业）居大多数。而且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了必须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经过官方资格认证的、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员，作为该公司人在公司内部实施强制性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

为使国有企业领导机构的决策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必须使决策民主化和体现职工的监督。因此，80年代以来，西欧许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决策和监督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现代国有企业）特征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

首先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德国政府规定，国有企业最高经营管理人员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法国法律规定，政府的部长或议员不得参加董事会，或政府官员一旦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便不再担任政府职务。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虽然要由政府委派，但必须按其资历选自企业界，比如法国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具有毕业于法国高等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理工学院背景或是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企业界有长期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专家。法国法律规定两千人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其它管理机构的董事会必须有享有充分表决权的职工代表，实行“三方代表制”原则，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职工代表（其中工会在小公司派出2名，在大公司派出4名）和企业经济关系代表(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管理咨询顾问、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非竞争性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代表)各占1/3，组成董事会。职工董事可以获得附加工资，董事会可以向董事发放额外的特别服务报酬。德国国有企业的监事会由政府委派的代表和职代会（或工会）选派的代表组成，拥有两千人以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少数可由工会指定）占1/3，两千人以上的公司须占1/2；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外聘监事即经济关系代表。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只有股东代表已经是原始概念了。“三方代表制”按照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从法律上做出的定量规范，形成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并体现当代企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趋向。附图表示了政府对国营企业的三重监督和国营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制衡机制，由此形成经营与监督一体化的良性循环。

6.国有企业的自治管理和职工参与制

西欧各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各国的国有企业可以自行设置组织机构。在生产、销售和库存管理上，企业自行制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在财务管理上，竞争性国有企业有较大自主权；在人事管理上，企业有权签订个人合同，解雇或解职各级人员；在工资管理上，在行业协商的总的工资水平范围内，竞争性企业有权提高职工工资和决定奖金等内部分配方式。发展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将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西欧各国的法律对股份公司包括国有企业中职工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明确的规定，职工不仅有参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力和选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的权力，还有参与分享利润的权利。法国规定在拥有100名职工的企业中，须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即设立盈余股份基金，每年依据职工工资名单，将年度红利中一部分划入该项基金。在公司工作三个月以上的职工都有权按照其报酬，在法律规定的最大限额内分享这笔基金。公司还可以把盈余股份按全部支付的股票和债券形式分配给职工，为此公司可以有限制地利用其收入在证券交易时购买自有股份。在德国，公司可以通过有条件增加股本方式将新配股分配给公司职工并作为分享盈余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获得自有股方式向职工分配股份；政府用减税的方法鼓励职工拥有股份。

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关系上有根本的不同。然而在经营管理方式上，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有益经验，有利于深化企业改革和改进企业管理。为此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1.认真实施“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中，根据国情具体规划出国有企业在数量和国有资产额度上应该占有的适当比例和在产业、部门、地区上的适当分布，既要集中力量保证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防和经济命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行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和发展规模，也要在竞争性领域对国家参股和控股的国有股份公司做好结构调整。分清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利润目标，结合国家财政负担和预算能力，适度掌握和发挥各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主导和产业引导的重要作用。要为多数中小国有企业的放开搞活和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它公有制实现形式如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2.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实行集中分级所有，明确资产经营责任。不能把国有资产分散到各个条块部门所有而弱化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经营责任。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统一归口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部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使之与国家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才能有效行使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代表政府行使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免权和监督权。

3.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和建立契约关系。过去，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简单地采取利润承包的办法，忽视了国有资产运营的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针与国家总体目标的协调一致性。随着政府部门转换职能，应尽快实施政企分开和间接管理。尤其对垄断性与竞争性国有企业要依法分类管理，对垄断性和公益性国有独资企业应特殊立法，参考计划合同管理；对竞争性国有股份公司，应按照《公司法》搞好国有股权运作，参考目标合同管理，使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自主经营。

4.政府对国有企业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政府对企业的资产、经营、财务、技术、投资和效益的监督要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和稽查办法，也要不断提高政府官员和稽查人员的素质。国有资产运营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审计署的监督并行，过程监督与事后监督并重。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国有企业的审查和监督作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以其艰苦的工作和重要的贡献，应该合法地得到不低于同行业经理工资水平的报酬，同时也要自觉意识到党纪国法的约束和来自政府、社会和职工的严格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