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范文10篇

新制度范文篇1

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从那以后,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古典意义上的制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公法)、体制(民主与专制)、组织(政府权力分配)等领域;近代以来,制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开始包括国家宪法、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领域。总的说来,制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政治形式与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某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制度研究。传统制度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来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政治学家开始把关注政治现象的焦点由制度建构、制度解释、制度设计转向了公共政策,即具体的政府过程研究上去;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战。20世纪30、40年代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行为主义革命,即政治学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传统制度研究主要从逻辑上推演并建构政治制度,在语言符号上充满了价值描述和评估,忽略了个体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行为主义决心将政治学建构为可验证、可量化、动态的科学。因此,行为主义猛烈地批判政治学中静态的制度分析,决心从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心理动机、政治心理活动出发去研究政治学,于是大量的调查研究、理性选择研究、心理研究、行为研究、结构——功能研究、模拟研究、实验研究、案例研究、沟通研究、系统研究等取代了制度研究,行为主义在60年代达到了顶峰。

70年代末期,行为主义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行为主义者过分注重政治形式,揭示政治实质不够;过分注重方法论,忽视实际问题研究;过分推崇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而排斥历史的哲学的方法;试图排除价值成分,保持价值中立;只求解释现实,不求改造现实;经验理论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等等。1969年大卫.伊斯顿在美国政治学年会上以“政治学的新革命”为题的发言宣告了行为主义走向衰落的命运。行为方法的衰落客观上引发了替代范式的出现,这种范式必须能结合传统方法与行为主义的优点,而抛弃各自的缺点。

1984年,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文,对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了政治学研究中的五种错误倾向,分别是:(1)、语境主义的(Contextualism),倾向于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政治从社会中分离出来;(2)、约减主义的(Reductionism),倾向于把政治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累积的结果,而不是把政治的结果归因于组织结构以及适当行为的规定;(3)、功利主义的(Utilitarianism)政治被看作是功利计算的结果,而非源于责任和义务;(4)、工具主义的(Instrumentalism)倾向于把决策以及资源的分配当作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很少注意到政治生活围绕着意义发展如符号、仪式、典礼等而被组织起来的方式;(5)、功能主义的(Functionism),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达成唯一的合适均衡的有效机制的背景或场景,很少注意历史发展中的非适应性以及非独特性,即历史无效的一面。作为对以上理论的补充和矫正“,政治制度自发地成为无所不在的理性思维以及工具式的约减思维的一种挑战”(同书,第17页)。马奇的论文宣告了新制度主义的诞生。新制度主义既强调政治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也强调个体角色的动机,因而制度具有独立性和连贯性,制度不仅受制于背景也改造背景,制度影响微观个体而产生政治结果;政治不完全是功利计算的结果,人的行为有时候受符号、象征、道德、信条等影响;历史并不必然与当时的制度相适应,制度往往落后于历史发展,历史有时候具有对政治的无效性,等等。新制度主义者拒绝行为主义理论,以及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多元主义理论(类似上述的背景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与此同时,它吸收了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如“回归国家理论、组织理论、学习理论、符号互动论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等。

此外,经济学等学科对制度的重新关注也是政治学新制度主义诞生的正要根源。早期的经济学家如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对于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做过比较精彩的论述。康芒斯认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推动力量,法律制度不仅推动着经济制度的演变而且推动着经济发展。受康芒斯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斯与戴维斯、罗伯特.托马斯在1971年、1973年分别发表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即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81年诺斯又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从而建构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在内的整个制度分析框架。稍晚时期,诺斯对自己的理论做了全面、规范地总结,总结了制度的基本内涵、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形成制度——个人选择-—经济绩效的分析模型,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与次同时,罗纳德.科斯、德姆塞茨、华裔学者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奥立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等共同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它是对古典经济学把制度看作经济发展中的自然隐含前提甚至无关变量的反动而出现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一诞生便获得了很大成功,受这些成果的鼓舞和启发,政治科学研究者再次把制度纳入分析的视野中。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注意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时,还是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基本概念、术语和方法,诸如制度的含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委托—模型”、博弈理论、“公用地困境模型”以及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等。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政治学在分析对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但两种方法在强调制度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结局的作用上是一致的。除经济学外,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对政治学制度主义的复兴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沃特.W.鲍威尔以及保罗.狄马格的社会组织理论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产生便迅速发展,其范围扩展到国会研究、地方政府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国家起源研究、国家行政能力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关系研究、福利国家发展研究、组合主义研究、国家的历史比较研究等领域。新制度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对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分析忽略制度研究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关注制度的回应,于是在批判行为主义与继承传统制度主义基础上,在吸收并改造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术语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

二、派别与观点

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其内部流派众多,最著名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A.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osmary.C.R.Taylor)在1996年英国《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此外还有的学者把新制度主义简单地分为两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盖.彼德斯把新制度主义分为规范性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实证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国际政治中的制度主义等七种。与彼得·霍尔的划分标准相比较,盖.彼德斯的划分更为仔细,他把马奇的制度主义从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划分出来,称之为规范性制度主义;另外他也把制度主义学派的具体分析方法或分析对象也专列为一种类型,如为了与规范相对应,彼德斯专列了实证或经验的制度主义,在用制度分析国际问题时,彼德斯称之为国际新制度主义等。与彼得·霍尔相比较,彼德斯的划分虽然详细,但缺乏整体的概括性,似有列举之嫌。如以彼得·霍尔的标准看,新制度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所谓历史制度主义,首先是因为这个派别是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其次,历史制度主义是以制度为手段去研究历史上各国的宪法制度、政府具体操作程序、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历史制度主义借鉴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观,重新勾勒了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矫正了行为主义对国家研究的忽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如斯文.斯特默的《建构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斯科克波的《国家和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新政”的案例分析》、《国家能力以及早期“新政”中的经济干涉》、埃文思的《回归国家》这些著作中,著者强调了历史制度主义对建构政治学的意义,强调了国家在分析政治结果的重要工具地位,强调了国家本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中间,尤其是“回归国家学派”反对多元主义论者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无关变量,认为个体偏好通过党派、利益集团等自动达成政治结果的观点,坚持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同时,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它们自身就塑造着政治的结果。

第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将理性选择与制度研究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学派。该学派认为:一方面,个体行动者仍然受功利最大化的动机所驱使,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受制度框架的影响和控制。制度不仅仅是激励或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种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或规则,所以产权、家庭、企业、市场、博弈结构等社会关系结构都可以看作是制度。因此,个体者的功利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制度行动,他们的行动也受到制度的塑造。学派的主要著作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国会、内阁、官僚制的研究,如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D.McCubbins)和特里·沙里文(TerrySullivan)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Cox)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近期则出现了对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埃利娜.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等著作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由于从个体理性出发忽视制度因素所得出的“公用地悲剧”结论的批评,运用制度分析补充理性选择分析,提出了“多中心治理”和“自主治理”的基本观点。相对于其他两种制度主义来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多的受经济学的影响,如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威廉姆森的通过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的理论、以及“委托——模型”、“博弈模型”等都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继承了社会学传统的组织理论,不同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组织作为一种制度是与文化分不开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因此,组织具有对个体行动者的教育功能,组织可以影响人的偏好,组织代表着一种利益结构,组织具有对政治结果或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正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马奇和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和沃尔特W.鲍威尔(Water.W.Powell)主编的《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等。各个派别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关于制度的概念。新制度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前提是有关制度概念的建构。在他们那里,制度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正式结构的国会到一些社会性结构如社会阶层,以及法律、市场等都可以看作是制度。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的定义相对比较模糊,斯文.斯特默是用举例的方法来解释制度的,他们把正式的政府结构如国会、选举法,社会性制度如社会阶层,以及各种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都看作是制度。彼得.霍尔认为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服从的程序、连接不同政治体和经济中人的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等;同时彼得.霍尔在后来的研究中还把“观念”看作是一种制度。所以,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把一些常识性的正式制度如国会和官僚机构看作制度,如斯科克波和埃文思等;另一方面也把“观念”等作为制度的一种;与历史制度主义相比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规则,如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是个人在决定谁或什么包括在决策环境中,信息是如何处理的,采取什么行动,以及按什么顺序采取行动,个人行动如何转换为集体决策等过程中所使用的规则。这些规则存在于个人所属团体共享的语言描述中,而不是外在环境的可见部分”,而布坎南和塔洛克认为宪法和宪法规则是制度;[美]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此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某种关系结构也看作是制度,如委托——结构,博奕结构等,这些结构也能约束个体的行为选择。与上述两者相比较,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定义更倾向于把制度与组织划等号,因此更加关心在组织中创造价值和认知性框架的过程,这种价值或框架影响个体行为,从而使得制度本身以及制度中的个人的行为可预期。如斯科特认为“制度包含了可认知的、规范性的或规制性的结构或活动,它们能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及意义”。与他们相比,马奇的制度概念更加详细,在马奇那里,除了正式的组织如国会、官僚机构外,符号、仪式、典礼、日常惯例等都是制度,在马奇那里制度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综上分析,尽管各种制度的定义有一定区别,但是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定义大体上还是可以分为三类,即规范性制度、结构性制度、组织性制度。各个派别只不过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罢了。

(二)关于制度来源。关于制度的来源,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关注点不同,也会导致对制度的来源或构成方式的不同解释。历史制主义倾向于把“观念转化”看作是形成制度的来源,因此,当观念被人们接受,并被转化为一种结构形式时,制度就产生了。(《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第69页);与历史制度主义想比较,理性选择学派认为制度是被“给予”的,即制度可以很容易被创造,而不是一种历史的、不同过程的结果。哈耶克认为,如果存在一种制度的逻辑需要,且个体是理性的,制度就会被创造,制度也会出现,哈耶克把这种出现的方式称之为“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另一位学者TerryMoe也认为“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可以这样解释:结构之所以出现并采用一定形式,是因为它们解决集体行动中的问题,使之容易从交换中受益”。总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来源于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由于便于从交换中得到好处,从而创造一种结构、组织、契约等,以保证集体选择或公共政策得以实施;与之相比较,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意义结构的制度来源于人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适宜性逻辑”(alogicofappropriateness)。日常规范(如典礼、仪式等)非常自然的来自于受这种逻辑支配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三)制度变迁与设计。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认为制度的变迁来自于平衡被干扰或破坏,这种变化总是与环境有关,制度变换依赖于环境变化。由此,历史制度主义从生物学的新达尔文进化论那里吸收了基本概念,认为制度的变化来自于受环境压力下的进化,各国制度或国家的变化要么来自于对其他制度的学习、对新的信息做出反映,要么来自于国内批评性因素对制度的压力,因此制度的变化是一种渐进式的变迁,即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的创新,而非对制度作全面的、理性的设计;理性选择由于强调结构对行为或政策的影响,因此,并不像历史制度主义那样关注制度变迁问题,认为制度对于某种模型分析来说是一种外在因素,当模型出现问题,不能解释公共政策的结果时,制度的出现才是重要的。所以制度的变迁往往来自于制度本身的失败,即现存制度不能满足对它的需求,“制度需求大于制度的供给”;与表面的制度变迁的忽略相反的是,理性选择相当关心制度的设计,如关于产权界定,在委托——结构中建立合同式关系、信息共享的设计,在博弈结构中扩展博弈机会以消除博弈中的违规者等等都属于制度设计的典范;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变迁与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有关,随着个体对于某种认知性框架的认同感增强或减弱或者进入、退出等行动而变化,如马奇认为制度的变化是通过改变制度中的偏好及偏好适应而产生的;同时,虽然制度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映,但制度也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学习与适应是制度变迁的根本手段。与历史制度主义接近,与理性选择相反,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倾向于反对有目标地、理性地设计制度的观点,马奇认为:“制度变化,任何有意识地把制度转变为一种武断的形式都会导致很多问题,有大量的事实记载了变化政治制度的困难。例如,有意识地改变国会的结构是少见的,几乎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没有听说过。”

政治学中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是有区别的,由于政治过程缺乏类似市场那样强有力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不足,学习其他制度的愿望不强烈,在政治生活中,明显地存在着抵制制度变革的现象。由于制度是保护利益的屏障,所以最初所选择的制度,在回报率递增机制作用下,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路径。再加上政治生活中制度密集,政治权威和权力具有非对称性特征,政治生活复杂性和非透明性等原因,政治制度的变迁比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

(四)个人与制度的相互影响。新制度主义研究制度是往往是从个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着手研究,存在着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行为对制度的影响两个维度。理性选择认为,个人的行为是受规则、合约等影响的,同时如果把个人看作是独立的决策者,个人也会影响制度。理性选择分析中个人与制度的关系是,人们设计和创造制度的同时又受到制度的约束;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对个人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制度是一种规范、象征、意义结构、组织结构等多要素的复合体,制度通过意义解释、规范来影响个人的偏好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个人在组织中会通过三个步骤,即习惯化、客观化、沉淀化最终形成对组织或规范的认同。马奇详细地描述了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1)、适宜性逻辑是政治行动的基本逻辑;(2)、个人行动是通过规则或日常惯例而制度化的过程;(3)、历史积淀下来的规则对于那些不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人照样具有影响;(4)、制度虽然带来秩序,但制度也潜藏着冲突、矛盾、混淆,所以偏离与统一、标准化与多样化并存;(5)、规则网络或在规则内的关系是由信任来支持的;与上述两种方式相比较,历史学制度主义不太重视个人与制度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假设个人只要加入到制度中去,他们就会接受制度的限制。历史制度主义由于不重视个体与制度关系的分析,而往往受到学派的批评。

(五)、何为好制度?在理性选择学派那里,制度是设计出来克服市场的可识别性缺陷或者产生集体决策结果的政治体制,因此,好的制度就是高效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能维持权威性规范如民主那样的制度。在奥斯特罗姆的分析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冲突的,因此好的制度就是能使两种理性协调最好的机制,当效益最大化倾向对于集体活动是破坏性的时候,最好的制度就是能够控制人的最大化倾向。②;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容量以及制度适应环境的能力普遍被看作是好制度的标志,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意味着某种制度是成功的。因此,从规范性标准(nor2mative)来看,能够将价值灌输给成员的制度是好制度;从规制(regulated)角度看,能够控制参与者行为的制度是好制度;从认知(cognitive)的角度看,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能更好地从信息中得出适宜性结论的制度是好制度;与上述两种学派相比较,历史学制度主义更倾向于解释制度和政策存在的坚韧性,而不大愿意评价这些制度或政策的本质。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好的制度的标准要么是制度的可适应性,要么是根据于制度能否把观念转换为行动,即在多大程度上,制度能够制定出实践这些观念的有效政策。

三、评论

(一)、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

第一,对传统制度研究的发展。盖.彼德斯在分析传统制度研究时,提出了五个特点:(1)、法律主义。政治学集中于对法律,或统治过程中的法律的中心地位的分析;(2)、结构主义。政治学集中于对政治体系的特点进行分析,如总统制还是国会制,单一制的还是联邦制的,集中于对宪法框架或正式框架进行分析;(3)、整体主义。政治学倾向于比较分析,比较往往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比较政治体系中的所有制度而非个别制度;(4)、历史主义。政治学分析当代的政治制度是如何通过历史的发展以及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导致了制度的出现,因而个人的行为受历史积淀以及历史提供的意义结构的影响;(5)、规范主义。在分析方法上,传统制度研究采用了一种规范分析方法,对政治制度作静态的、规范的总结和描述。与传统制度研究相比较,新制度主义继承了传统的某些研究方法,如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内容,但也补充并发展了传统的制度研究,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不再满足于仅仅把法律、体制结构作为一种制度,而是把组织结构如国会、官僚制,意义结构如符号、典礼、仪式、观念,关系、规则结构如家庭、市场、企业、委托——结构、博弈结构等都看作是制度的一种,这大大扩展了制度的研究空间。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主义研究不再满足于规范描述,而是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正如马奇所说,新制度主义对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关心:“一方面,政治制度对政治学理论实证主义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理解政治制度在规范评估以及制度设计方面的贡献。”;在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上,进一步分析了制度与个人的互动关系,发展了传统制度研究中的个人天然受制度约束的自然假设,分析制度如何通过影响个人偏好而影响历史与社会,个人如何改变制度,等等。

第二,对行为主义及理性选择分析的批判与继承。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分析在批判传统研究中的静态、宏观、定性、整体主义的同时,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动态、微观、定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分析,忽略国家等制度因素。与行为主义及理性选择分析相比较,新制度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等积极成分,批判这两种缺陷:(1)、对行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批判。新制度主义重新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如制度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个人偏好,个人行为与制度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如何分不开,历史不仅影响制度,更重要的是制度影响历史,是制度而不是个人才是政治学分析的主要对象;(2)、对行为主义价值疏忽的补充。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的科学主义取向导致了其在政治学分析中对正义等价值的疏忽,这一疏忽构成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新制度主义不但没有疏忽价值,反而把价值本身看作是制度的一种,十分重视制度、程序本身的实质性正义。

(二)、新制度主义的缺陷:

1、派别的理论缺陷及融合问题。

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派别都存在着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学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对于人的偏好的分析,但其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缺陷,如:(1)、制度影响塑造人的偏好往往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不同个人对于同一价值的不同解释、违反规范、实施个人判断等现象不相符合;(2)、马奇的适宜性逻辑(logicofappropriateness)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科学的角度讲,它不具备证伪性,我们既不能确认这种逻辑的存在也不能否认这种逻辑的存在;(3)、适宜性逻辑有时候会与个人或职业价值想冲突,如在医疗保健方面,医生的职业性价值与管理性机构的资金管理的适宜性价值往往是冲突的;(4)、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对于个人的偏好影响时,在方法上忽略了对个体的分析;第二,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说,它强调了分析中的个人理性因素,个人理性在制度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个人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即制度影响个人的理性选择,但个人也不完全被动,个人也可以设计制度,这在制度的来源问题上容易形成了在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产生理性悖论或理性困境问题;第三,对于历史学制度主义来说,历史主义倾向于通过比较研究来解释各种政治制度的差异,但存在着诸如:(1)、历史主义不能预测制度的发展,它所做出的比较往往是一种事后描述,因此,即制度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不一定具有传承性;(2)、关于观念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很重视观念对于个人偏好的影响,但历史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说明观念是制度的构成要素还是外在的、影响整个制度的独立要素,历史制度主义在这里是模糊的。所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有时候并不具有说服力,它门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事件会发生以及它们发生的方式。正是因为各个派别存在着理论的缺陷,所以新制度主义内部本身也存在着相互批评,相互指责。由于新制度主义关注的焦点、分析问题的视角等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观点的差异,种种迹象表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即使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制度的含义、制度的变迁等。因此,新制度主义要取得发展必须首先实现内部整合。

2、与其他学科的兼容问题。

新制度主义大量地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传播学中吸取基本概念,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由于其大量地使用经济学的制度、制度变迁、委托—、博弈等概念,而忽略了政治与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性的区别,以偏好为例,经济领域的偏好就没有像政治领域那样具有偏好的正式代表结构,政治领域的竞争状态远不如经济领域充分。皮尔逊(PaulPierson)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了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的差别性;其次,在吸收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学习理论时,新制度主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学科转换问题。因而,在大量使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时,新制度主义有生硬地借用外来概念,而不能与本学科相融之嫌。

3、新制度的两个基本难题

总的来说,新制度主义存在两个基本难题,一是关于制度的普遍的规则性(regularity)与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违规现象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新制度主义寻找另外的解释途径,甚至可以这样说,离开了个人主义途径的解释方法未必是新制度主义的成功之处;二是制度的可验证性问题,新制度主义中关于制度本身并不具备很强的可验证性,一些组织性制度如国会、官僚制、法院等表面上看它的规则结构很清楚,但实际上其运作规则可能大相径庭;至于关系性结构如家庭、企业、市场、委托———结构等制度,其可验证性更差;可验证性最差的是抽象的规范性制度以及使用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制度,这些制度很难验证,由于这个原因,这些领域中制度的操作性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任何理论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展示其缺陷的,新制度主义也不例外,它在克服传统制度研究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运动缺陷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但没有一种理论或分析方法是完美的,能够指导人们对所有问题的理解,新制度主义仍然不能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新制度主义是对老式制度主义研究或行为主义的一种范式替代,它必然成为当代政治学分析中理论前沿。

新制度范文篇2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新制度范文篇3

新制度学派是以产权和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包括有关产权和习惯法的研究、对公共选择过程包括寻租过程及分配联盟活动过程的研究和组织考察的研究。也有的称其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中独树一帜，它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又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它一度被视之为“异端”而存在。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却一直不断扩大，它在沿袭早期制度学派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发展和不断创新而形成，故而经济学中有新、旧制度学派之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诺斯、张五常等人。

新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由威廉姆森最早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区别于老制度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因为他的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把传统理论设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看成是亟待解释的变量，从而建立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等。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二、新制度学派的特色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作为任何一门当代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都是非同一般的。当今社会正向多边化、多元化发展，各经济学观点也纷繁不一，发展迅速。新制度经济学派作为一门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也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转轨经济中，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控制模式向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转轨，是一个远在我们改革初期所能想到的更为复杂的转轨过程和改革过程，在这些方面，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

首先，在研究本身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打破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确立了与传统经济学相对立的假设论。新制度学派打破了以往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理性行为假定、完全信息和最大化假定，确立了自己的假定论。他们认为，人们往往并非经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而养成某种习惯。在打破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增加了时间因素，即除了在理解理性、经济人假定上增加了时间因素以外，还将时间定为经济的内生变量。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看，新制度经济学派是独树一帜的，它既反对凯恩斯各派，也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各派。这集中表现在加尔布雷斯等人所提出的价值判断上，其理论虽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阶级对抗关系。但是，它比较注重现实，对“工业化以后社会”能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内情。诸如，暴露了垄断组织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勾结的内幕，分析了这种勾结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并已察觉到垄断者与绝大多数居民的矛盾；同时，对中小企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价值分析。但是，新制度学派的社会改革主张，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其改革方案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三、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

2、制度分析方法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与规范。大力整顿与规范市场秩序，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前提。我国应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地方保护主义，鼓励消费者投诉，帮助消费者克服“消费者惰性”，加强政府在信息、监督方面的管理，尽快建立市场推出机制。

3、制度分析方法与企业行为中，新制度经济学指导完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为解决委托—问题而提供的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对公司剩余索取权进行配置的法规构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导人们重视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企业与团队精神。

4、在社会安全上。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协调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的标准，即成本—收益标准，重视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

新制度范文篇4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粗略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五花八门、风格迥异，总体上是一个良莠不齐的庞杂体系。如果细究，不难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或密或疏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关。诸如：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人创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利用新古典理论工具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贝克尔、布坎南和斯蒂格勒等人则把制度本身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进行完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而西蒙、纳尔逊和马里斯等人以反新古典基本假定著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和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化假定，还有库兹涅茨和阿布拉莫维茨等人，完全用经济统计学派的方法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结构和制度方面。由此可见，在新制度经济学招牌下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制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存在着相互矛盾或冲突，很难融合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也正因为如此，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从总体上说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就其中某一流派来具体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科斯完全认同新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立场，从维护自由市场秩序出发，研究自由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状态，即稀缺性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与新古典主流学派不同的是，科斯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中，通过交易费用一般化分析，论证了交易活动和企业制度的稀缺性，揭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形成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分配对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样，科斯定理就比较清楚地阐明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简单地说，科斯定理实质上是探讨产权制度或制度一般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威廉姆森侧重于节约交易费用研究，从契约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是节约交易费用，从而设计出交易费用最低的企业治理结构。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则循着科斯的另一思路，偏重于产权研究，其内容包括产权的概念和起源、产权安排和产权效率、产权结构和产权转让、各种产权形式和模式比较等，创立和发展了产权制度和治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体系。诺斯等人则主要进行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用交易费用为基本分析工具，以产权制度创新为主线，通过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考证，认为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创立了一套制度变迁理论。总之，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确开辟了一片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体系理论前提或假定的批判和修正。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条件之上，如果前提条件不成立，整个理论体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具有致命性的攻击力，同时也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科斯就是这么于的，他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情况。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整个公理化论证体系，是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的。自私而理性的经济人，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善于寻找市场机会，精于经济核算，富于冒险精神。正是这种经济人生生不息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提供了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不过，在新古典体系中，并不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经济人只是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传统作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概言之，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换个说法：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贪的前提，而应该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可见，正是从这一基本假定出发，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在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人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即人在知识、预见力、技能和时间上是有限度的。具体说，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这意味着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在签约阶段上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调整方案。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不仅具有利己性的一面，也有着利他性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同时，这也为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道路。

在修正后的基本理论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相结合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探讨子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有关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并且制度能够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简单说，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著名经济学家T·W·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应该指出，由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系列的理论局限性。如果不考虑新制度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仅仅从其理论逻辑来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或者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所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真正的人，他们所标榜的“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与现实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从人的一般性来进行分析的，仍然分析的是抽象的个体，舍弃掉了许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古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现实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上也是存在悖论的：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看重制度因素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制度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很高的经济变量。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而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三、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关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认定制度经济学渊源于德国的历史学派，把制度学派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认为“制度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主义的职能心理学的混合物。”(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第508页)这种对制度经济学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观点，把历史学派看作是制度经济学的唯一理论来源，并且完全否认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任何理论联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确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不是唯一的理论源头。最早以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马克思对琼斯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43页)无论在采用历史观点分析方法上，还是在制度理论分析上，琼斯无疑比德国历史学派更早，应该是制度经济学最早的理论先驱。

不仅琼斯，而且马克思也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制度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样，都是以异端者的面目出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正统经济学理论及方法，公开与主流学派分道扬镳。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弊端。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和谐”滥调相左，凡勃伦以一个辛辣的社会批评家而著称。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协调的”发展，而是本身存在矛盾和弊病，因而需要寻找改革良方，以便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凡勃伦对资本的动机及目的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大企业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揭露，以及对其它种种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构成其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虽然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的批判相比，显得浅薄且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但他的学说还是被资产阶级学者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这种正视现实的研究态度，多少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从这两个方面，处处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凡勃伦和康芒斯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多次谈到马克思对创立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例如，康芒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制度经济学》上册，第1l页)他还认为，凡勃伦正是采用了马克思创立的无形财产的概念，才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尽管康芒斯上述说法不太准确，但他承认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的先驱这一点确定无疑。

有意思的是，从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关系出发，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重要启示：第一，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有可能创建一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o第二，由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即引入制度经济变量后，研究的仍是自由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状态。这样，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鸿沟之间，制度经济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因而通过制度经济学这座桥梁，有可能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甚至整合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摘要]以科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性。新制度学派借助新古典分析体系，实现了制度经济学演进中的质的飞跃，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比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

参考文献：

R.H·科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向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中译本；《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D·C·诺思、L·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亨·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

新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新制度范文篇6

(一)没有较为完整的规范科学性的成本核算的方法体系

原来的医院成本核算的方法体系，在管理费用的分摊、成本核算的初次划分、间接费用的分配和医院的财务数据与成本核算数据的匹配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这样也就导致了核算之后的数据有较大的出路，缺乏真实可信性。

(二)没有统一的成本核算的定性标准

原来的制度，每个医院的成本核算标准和范围都大同小异。但往往在成本的项目的设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某些医院在开展不完全成本核算的时候，将直接成本耗费纳入成本核算的范围内;某些医院开展全成本核算的时候，它的范围就包括了直接的成本耗费和间接的成本费用；另外的医院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标准。总之由于具体标准的缺乏，导致了医院之间的没能双方面的比较，也没能为收费和补偿的标准提供行之有效的依据。

二、关于新会计制度下成本核算的新变化

(一)全成本制度的实施

新制度的内容包括医院应该根据具体核算的对象的不同，把成本的核算划分为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病种成本核算、科室成本核算、医疗服务项目核算这几个方面。核算的对象分为科室、诊次、床次，相对于有条件的医院应该还要以病种和医疗服务项目为对象进行核算，之后就进行多次分配成最终报表。标准的统一使得各家医院取得更进一步的联系，也解决了收费和补偿的标准的一系列问题。

(二)使用新的固定成本的核算方法

新制度增加了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的清理等科目，把原来的固定基金科目和修购基金取消了。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方面的折旧，使得资产负债能够更加全面如实的反映医院的实际情况，保证了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三)实行新的会计核算基础

过去的制度，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而新的制度则实行以权责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的方式确立新的会计核算基础。新的制度的实施也实现了会计核算中谨慎性和配比性的原则要求。

三、新会计制度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人员缺乏和设施薄弱

医院往往对于这些关注的程度不够，这些就必然导致了全成本核算所需的人员缺乏和配备设施的薄弱。现在医院普遍在自己的财务部门下设全成本的核算部门。而这些又往往不是拥有独立建制的部门，难以形成切实有效的权责体系，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不能将财务的核算和医院的业务、医疗业务流程所带来的耗费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些都很难进行精确的全成本核算；大部分医院拥有的HIS系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不能很好的和医院的财务软件地对接，信息无法共享，也就使得全成本核算无法进行。

(二)医院重视程度不够

作为医院的决策者，往往重视宏观的战略，而忽略了微观的全成本核算。在大多数的医院，尤其是公立的，常常希望以质和服务来取胜，相信这些做的就足够了。全成本的核算这些只适用于不好的医院，这些就使得医疗资源过度浪费、成本大幅度提高，制约医院的长期发展。

(三)对全成本核算的理解不足

全成本核算制不仅扩充传统成本核算的范围，而且在系统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现代企业或者是经济组织在运营上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些都往往是传统概念所没有涵盖的，这也是新制度下全核算成本制的一种创新。全成本核算的主要是以组织自身的整体的资源、整个的核算过程和系统的绩效作为基础来深入研究成本的投出和所带来回报之间的函数量化的关系，最后通过这些函数量化之后的关系来反映现代企业和经济组织所运营中成本控制出现的问题，从而得出解决的对策。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就比如传统习惯和配套设施的不到位或者是缺乏等等，使得医院在成本这块就很难提取和收集，成本核算就只凸显于表层上，没有深入。

四、新制度下全成本核算工作出现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医院之间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

单从工作内容来看，全成本核算算的上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人力，精确细致的核算工作是难以进行的，这就必须一款优化的全成本核算的软件，来减少人力和物力，提高效率。所以，医院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和需求，及时的采用先进成熟的成本核算的软件，并且将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医院的财务软件以及医院的HIS系统有效的结合起来，大大提高医院数据的真实精确程度，并且使得院内的数据可以很好的共享，以提高医院的办事效率来促进医院的很好地发展。

(二)增加全核算成本人员的配备和加大业务的培训力度

全成本核算属于一项较为负责繁琐的任务，并且专业性要求很高，需要全成本核算的人员必须具备的会人员本专业的知识以及能够很好的掌握软件的应用，但更重要的是懂得临床管理。所以，医院在开展全核算成本的同时，需要派一些优秀的人员深入临床工作，通过临床将自己所看到的和学习到的，通过财务核算的方式将具体业务流程所带来的耗费反映出来，这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财务核算与业务流程之间的计算所带来的问题。最后，财务人员应该向这些医疗流程线上的工作人员传达成本核算的内容和方式，一方面可以减少流程线上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方案的有效进行。

(三)普遍实行，鼓励全员参与

要想工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全员的参与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参与性很高，领导又不重视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这就必须得到领导的重视，领导的重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职工的参与也是必要的保证。按照新制度，就应该将全成本的核算包括进年度的目标考核中，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赏罚分明，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也使得全成本核算工作得到重视。考核过程中，各个部门应明确职责，相互配合，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也鼓励领导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来提升资源的整合度，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保证成本的合理性。

(四)资源有效重组，保证资源有效配置

在医院，浪费物料是十分常见的事，物料的领用和分发应该试着要以病人为单位，所有的按照医嘱上的说明，能够很好地做到物料的领用分发和收费消耗的紧密连接，不产生浪费的现象。当然，属于部门公用的物料，应该采取定额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分发。并且，将医院的物料和本院的计算机系统相连接，进行网络现代化的管理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认为所带来的浪费和闲置，或者是一些错收和乱收的漏洞，是的资源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利用，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

五、结束语

新制度范文篇7

一、比较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而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伟大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中国史研究，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即滥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最时髦的理论方法之一。[3]然而，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毕竟不是现代化问题，“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4]那么，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局呢？罗荣渠先生把它归纳为四个过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综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到本世纪初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5]这种恢宏的视野正是比较现代化的理论禀赋。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80年代以来，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论著也以社会转型为中心来解释和评价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从而使得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研究”特色。

二、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扼要地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鸠以及托克维尔关于分权、制衡、自治的学说，但因其发展脉络过于庞杂，缺少理论亮点而显得衰落。如果不是20世纪后期国家主义的猖獗，市民社会理论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直接导因于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化运动，它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从现实来说，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的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的回应，这一进程配合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国家的全面控制，使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引发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认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只有在集权体制下才能加速进行，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反新权威主义”者（又被称为“激进改革派”）则主张中国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以推动正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市场化、自治化趋势，只有变集权为分权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撇开二者的分歧不论，它们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张体制内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重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国家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体制外改革由此获得了战略意义。此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遂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热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殖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虽然“国家-社会关系”隐含着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抵御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专横的设想，但基本上，在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这一关系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毫无疑问，这种非激进的互动取向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是相联系的。

三、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总是变迁的，制度变迁即产权界定的不断调整，产权界定则是国家最擅长和最本质的工作。这样，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传统政治学的学术偏好之一就是制度研究。只是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缘故，制度的研究让位于行为的研究，国家的研究让位于政治系统的研究，规范的研究让位于经验的研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呈颓势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学者转向决策理论研究，“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一股涌动不已的暗流”，他们适逢其时，因为一部分经济学者也转向政治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鼓舞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家”。[8]显而易见，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汇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新制度主义，论出身，是经济学的，论归宿，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人们把它视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时间则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国家与市场一类“很经济化”的主题上，而主要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有望“刷新”政治学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

比较现代化：主题与问题

持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考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应西方挑战，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这里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衰落主要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克服危机，自我复制，但在西方冲击下，王朝循环的逻辑被中断，从此以后，中国的变革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轴而进行，是受外来影响支配的。[9]

这一主题和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韦伯把中国未能早于或与西方国家同时开始现代化转型，反而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心理上的特点”，即与西方新教伦理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的儒教精神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作用。这种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的观点曾对中国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挖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效力。[10]它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中国落伍的原因。在整个80年代，在注意吸收国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社会组织、人口变迁、城市特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例如，融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于一体而富有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国家政治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干的宗族伦理构成的自洽性的社会结构是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政治学者来说，上述研究文献涉及到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的特质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内容。的确，许多资料表明，18世纪的中国有过启动现代化最有利的时机：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正向东方扩张，外部挑战开始出现（按现代化理论，挑战是现代化的机遇），另一方面，王朝正处于全盛期，政局稳定，而且中央集权化官僚体制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都很明显，完全具备应战能力。但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海外中国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压倒了现代化的取向。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并因过分强调控制而导致权力内重外轻、政务懈怠、行政退化、贪污腐败。到19世纪，“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1]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现代化转型的先天障碍，即使在它“非常具备现代转变条件”时同样如此。需要指出，中国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很早就触及到这一结论，[12]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把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改造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没有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论述罢了。

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丧失了整合和贯彻的能力。旧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政治规范无从产生，中国现代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主权，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的互争雄长，在比较现代化论者看来，其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其实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方式、路径、前途的不同认知，本质上是争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权。

1949年共产党开国建政，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时期。比较现代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政治权威为推动工业化作出了什么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又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许多文献都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人口规模超大与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尖锐矛盾使现代化具有一种极为紧张的性质：从时间上说，需要把西方三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浓缩为几十年内完成；从空间上说，需要迅速的富国强兵以打破新政权面临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这就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赶超型”工业化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为它提供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来源的部门只有农业，于是注定农业要成为工业化的唯一索取对象。这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的，但1949年的革命正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因而国家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政策把农业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实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逻辑必然创造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乡村，为了最大限度动员和提取工业化所需资金，必须克服后出现的小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农业的制度性后果，以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收回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同时为了使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蓄留大规模劳动力，必须冻结农业人口流动以压低其机会成本，即限制农民变换身份的自由。这样便有了政社合一的。在城市，为了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性提取和再分配，必须以组织化的社会生产代替分散的私人生产，由此又必须把原属于职业意义的“工作场所”改造成直接承担汇聚资源、供给公共产品、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器的“政治单位”。[14]于是我们看到，“赶超型”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造成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极度依赖，因而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阶层，使中国社会政治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全能主义”特质。国家全能主义现代化模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生活的高强度控制，虽然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若干目标，但却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困顿，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提取无以为继，反过来又使工业化和国家政治体制陷入危机之中。这是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深刻动因。

比较现代化无疑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的分析框架，即使是对某个短时段和某些个案的研究，也因其依托于这一分析框架而显示出卓尔不群的大历史的理论风格。它在中国学界享有重大影响不是偶然的。但是，作为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假设却一直为人诟病。在早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肇始于西欧，然后经欧洲其它地区和北美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拉美所有国家，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一过程视为欧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假设是以现代化理论中常用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模式，传统与现代在性质上是两个对立的无法兼容的要素系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前者经过传播而获得后者的共同特征。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多由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检讨开始。布莱克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极端状态，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故而应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在布莱克倡导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不发达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的研究。[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柯文提出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问题。所谓“中国中心观”是指近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逻辑发展，19世纪西方的登场制造了种种问题，“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文献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迟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1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18]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19]

国家与社会:边界与互动

虽然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可以溯及中世纪以前的政治学，但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具有张力的分析架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无疑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前后社会政治变革的思考的结果。如前所述，这一理论通常以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态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成长导致社会领域相对于国家的自主化而问世的。这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往往又以“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结构区分化”这样十足的现代化理论语言加以表述，而且从结构来看，一个执着于“传统-现代”的纵向比较，一个钟情于“国家-社会”的横向分划，因此在精神气质上，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所以邓正来说，当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对中国欲实现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20]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方兴未艾之时，市民社会理论会异军突起？如果说这两种研究天然亲和，为什么后者的崛起让人多少感到前者的衰落？单纯从理论自身的角度看，这可能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中国语境强化的权威主义取向的内在矛盾有关，而从政治发展实践的角度看，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动员型工业化的挫折导致国家危机的产物。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自组织，而是来自一定的政治权威，正因如此，“国家全能主义”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国家全能主义”与现代化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现代化需要国家通过政治动员来推动，然而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动员的特质是政治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体制程序和法律程序，它运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然使现代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把现代化引向危机。而为了解决危机，国家又不得不通过更加强制专断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社会控制的需求，抑制来自各方面的潜在或公开的挑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权力高度集中。[21]国家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同构（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均集中于政治领域）和中心重叠（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均由政治的强制逻辑一以贯之），社会完全成为国家的行政附属物。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场针对这种国家高度集权的伟大的分权运动：它把直接经营生产的权力返还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返还给市场，把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性监督与管理的权力返还给社会，这样，在“国家领域”的身边，开始生长出一个粗陋的“私人领域”。“直到1992年，当中国的改革进入市场经济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确立的阶段，‘社会’才被人们逐渐注意，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话语才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如此普遍的注意。”[22]但要注意，仅有市场经济的发动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正如前述，只有配合着80年代分权运动而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这一改革的受挫才是市民社会理论兴起的真正原因，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研究中以国家本位为取向的总体性理路的危机。

如果说，民主化进程在体制内因各种各样复杂因素的制约而展转反复，那么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则为民主化的迟早来临准备坚实的土壤；如果说，民主化进程的突破有赖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变革，那么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和正常运行则有赖于国家以外的社会的支持。这正是市民社会论者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权力体系民主化的意义表现在：（1）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社会载体；（2）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带；（3）市民社会是民主力量生成积累的基地；（4）市民社会是民主平稳发展的平衡砝码。[23]尽管有人批评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更多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建构”，未必适切中国的实际，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确发生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变化。第一，虽然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行政权力在决定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仍然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社会很大程度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第二，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这表现在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言论、发表、隐私权与其他权利日益受到国家的尊重。第三，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进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赢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体。[24]因此，研究者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建构”，而且是一种“实体存在”。按它的发展逻辑，没有理由低估它在政治上的意义。

无论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存在多大争议，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恢复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刷新人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市民社会无疑是独立于国家的一个领域，但市民社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欲考察民主实现的条件即民主建设问题，不能撇开国家单纯着眼于市民社会，而必须从一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出发。研究者举列了四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1）强社会-弱国家；（2）弱社会-强国家；（3）弱社会-弱国家；（4）强国家-强社会。[25]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理念，即社会对抗国家；第二种模式反映了现代权威主义的要求，即国家宰制社会；第三种模式见诸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国家和现代不发达政体。这三种模式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目标相违。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中央权威的衰败而导致地方势力的盛行和民间社会的活跃（如1915-1936年间）的确也曾使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中自发和自由地生长，开创过“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但这种现代文明因素之间缺乏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呼应，不可能产生持久和整体的效应，而且在外敌入侵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夹击下迅即凋敝破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就无法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首先得有资源可资动员和提取，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主的私人交往领域，正如前述，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则无以为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于停滞。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的危机反应促使国家强化对社会自主领域的干预和控制，最终既吞噬了社会，也断送了国家。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既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第四种模式即强国家-强社会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理性选择。这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肯定国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制度创新避免社会对抗国家和国家宰制社会的局面，争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平衡。9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法团主义”）研究可以视为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响应。

显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平衡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问题。无论是从国家具有优越于社会的权能和扩张性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看，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的重点都应首先落实到对国家行动合理范围的界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领域比较而言总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国家保护，由此决定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制订普遍性的行为规则，提供法律保障，并当社会出现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时以公共权力的角色进行仲裁。但是国家又是个人权利最可能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此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又应从消极方面予以界定，即凡是社会内部有能力调解和从事的活动，国家都不应插手干预。这成为80、90年代政府改革的“小政府、大社会”思路的一个理论依据。[26]李景鹏先生认为，中国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过于发达、控制力过于强大，各种非规范性的社会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而由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所构成的社会权力则十分弱小，尚不足以对行政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也不足以对非规范性的势力产生有效的制约。”解决这一问题应朝三个方向努力：第一，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的强有力的作用；第二，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和不适当的介入和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离；第三，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成长起来。[27]可见，国家与社会边界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家限度”的探讨。从根本上说，“国家行动的限度是靠制度化、法治化来保证的。……它要求国家行动和国家官员的行为必须接受选民的政治监督并接受法律所界定的规范，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相一致且具有制度化保障，要求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28]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为解释与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围绕着市民社会的构建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按照邓正来的总结，这些问题与其中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当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成为中国政治批判的依据以后，它很容易带来两个误导，一是将该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找一些符合该理论模式前提的伪本土经验材料（例如有论者把中国王朝时期的“民间社会”作市民社会解）；二是依循这种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作片面性解读或片面性评论。当然，他把这归咎于“现代化框架”内在预设（西方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有效性）的影响，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可与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联系起来。[29]毋庸赘言，对中国政治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新制度主义：国家与产权

80年代以来，制度创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名词，最先是频率极高地见诸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中，随后扩散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现在人们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由国家率先发动的，但它的理由却植根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发轫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广大的边缘地带，然后逐渐回馈影响到政治中心，促成改革的全面深入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或“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就是对制度创新路径的一种形象描述。

中国改革为什么不是自城市而是自农村始？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收益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制度创新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成本表现在由于改变既存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而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失序导致新利益群体的行为选择突破原有的理性边界而必须制订新的规范和约束并组织实施，同时为清除制度变革阻力以免其对脆弱的制度体系造成冲击而必须提供安置、疏导或暴力控制的设施。显然，当时处于刚刚结束时期的国家既无力也不愿承担这些成本，于是，制度创新选择了从比较成本最小、突破口最容易的部门入手：国家放松对农村的管制，让农民自发进行发展所必须的体制方面的探索。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创新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理想化的分析。

事实上，农村的改革与其说源自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即净收益的正向激励，不如说源自实际收益与实际成本的巨大反差，即负收益的反向激励。制度的效率只能事后评估。周其仁对改革开放前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系统的收益和费用的分析表明，在1957-1961年间（以1960年为峰尖）和1972-1981年间（以1980年为峰尖），国家控制的收益指数增长相对于费用指数增长出现倒挂，也就是说，国家提高农业公有化程度引起制度费用的连年快速增长大于国家由此获得的收益指数的增长。“收益-成本”倒挂的背后是饥荒和停滞，它的后果是迫使国家在政治失败和政策退却之间作出选择，国家除了动员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动员农民增加生产并实行自救，别无他途。虽然60年代的政策调整还不能算作制度创新，但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实际上为后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两个支点，“谁也不曾料到，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支点，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从而为改革集体公有制准备了条件。”[30]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在一个可以围绕制度形成和改变作交易的环境里，国家从对农村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状态大踏步后退，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低成本的控制系统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及其流转权，承包上缴之余资源的私产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最重要的是，国家在交易中转向保护新的有效产权的政策方向，并且它已经不能再单方面改变产权而无须经过与农民作进一步的交易。”[3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国家的控制在1950年以后能够不容挑战地深入到乡村基层，而我们知道在以往任何时期国家都未曾作到这一点。比较现代化研究是从政治权威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的（见前面所述），新制度主义充分肯定这一分析视角，但是把它纳入“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这一框架，作出令人兴味盎然的制度主义的独特解释。所谓路径依赖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使是偶然的，但由于其带来“报酬递增”，结果强化了这一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从表面上看，50年代初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与后来国家收回农民土地私有权使农民成为无产者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50年代初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不是产权市场上土地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运用政治暴力剥夺地主转移土地产权的结果（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其政治上的“利润”就是体制外的动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上事先就凝聚了鲜明的国家意志。既然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本来就不是“购买”来的，而是“分配”来的，那么，国家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改变原来的“分配方案”。所以周其仁说，在形成的农民个体私有制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后来集体化公有的一切可能的形式。[32]前一个选择决定和影响了后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家取消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农民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法，从而最终接受这样一种非合约性的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制度变迁或者进入良性循环，或者沿着原来的错误方向自我强化，以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中难以自拔。这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借助外部力量或政权的力量。于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模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相对于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言的。新制度主义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类模型，一类为需求诱致型，一类为供给主导型。前者指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它是以奠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的；后者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与一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且国家力量相对强大的集权型决策体制相适应。研究者一般认为，我国目前所选择的是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型，其特征主要是：（1）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居于优势地位，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深度和广度；（2）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目标是双重的，即一要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以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抑制潜在的反对派势力的生长；二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以扩大社会全体的福利，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3）政府主体在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为防止下级政府或非政府主体利用上级授权谋取自身利益而使改革发生变形，要求维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33]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无疑是国家。如果说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它一般是而且主要应该是由国家“生产”的。国家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法律、秩序和保护产权，并以此交换税收。按新制度主义分析，国家作为垄断者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的服务，也就是说，国家在制度供给方面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制度实施和组织成本方面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例如，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无法避免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对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而言多半不成为问题，因为国家可以凭恃其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减少或扼阻“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总而言之，在供给主导型变迁中，国家掌握的暴力潜能使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一旦它发现制度创新方案的净收益大于零，就可以借助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进行试点，并通过设置人为的改革“进入壁垒”来弱化外部性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34]

但是，国家果真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吗？国家的强制性变迁能完全“生产”有效的制度供给吗？上面说过，国家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要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一般规则，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也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由此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标其实是冲突的：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有赖于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可能并不有利于国家利益（租金）的最大化。这里关键是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遵循经济原则的具有自己独特利益的统治者，即“他”也是具有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潜在的竞争者。第一，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的制度供给本质上是以提供垄断性的服务换取垄断性的收入——赋税（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神圣性）。第二，国家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由此剥去了国家的中立性）。第三，国家在外在竞争压力下不能高枕无忧，“其垄断权力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由此剥去了国家的稳态性）。[35]国家的这种世俗化的经济理性特质支配着国家关于制度变迁的态度。正如杨瑞龙所指出，国家对预期政治收益与政治成本的比较是国家是否主动实施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不能说国家没有建立有效产权结构的动机，但假如有效产权的确立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的集团将从国家政治上的同盟者变为反对者，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国家不会触动那种虽然无效但能保护该集团既得利益的产权结构；同理，假如经济利益的独立化意味着政治的多元化，意味着对政治秩序和执政地位的威胁，那么尽管预期到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有助于提高社会总产出和扩大税收来源，国家也会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采取容忍态度。[36]再如中国民主制度建设，尽管目标明确，但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坎坷，从国家角度考察，盖源“当国家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或最后裁决者时，国家显然不会供给或认可那种不能使其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民主制度的初始形式”。[37]

政治研究者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悖论——所谓“诺斯悖论”：一方面，没有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的介入，财产权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界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国家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可能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所以诺斯说：“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38]从根本上说，诺斯悖论是不可化解的，这是因为国家的活动始终面临着两重约束，一是交易费用的约束，二是竞争环境的约束。交易费用大于零，决定产权的界定必须不断进行，统治者必须出场，而统治者在界定产权结构时必然索取“出场费”；在竞争环境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集团，当这些集团的势力达到临界状态时，统治者会与有利于该集团的产权结构妥协。其实，这不仅仅是新制度主义的看法，而且是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观点，新制度主义不过是从经济学上确立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这一古老的问题奠基在现代学理逻辑上，使其更具解释力和穿透力。总而言之，“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39]国家的介入只有当面临硬的财政约束、技术手段控制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约束时才会行止于其合理的边界上，因此，“国家理性”是需要国家内部分权机制尤其是国家外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的。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无论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国家主义学派还是主张“守夜人”国家的自由主义学派都不得不在诺斯悖论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论。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盛洪说：“它的革命性的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的震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40]这里只要把“经济”二字改为“政治”，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它在政治学界的殊荣。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需要比经济学更多的限制条件，需要在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寻求更合适的路径与接点，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对于中国过渡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建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66-71页。

[2]罗荣渠先生列表对二者有较为详细的比较，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3]其实，“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已散见于中国学人的演讲、论著和报章当中，到30年代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标准的社科词汇频频使用，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现代化的“障碍”、“前提”、“条件”和“方式”这样一些30、40年后才兴起于北美大陆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但中国学人的现代化观点在学理上仍然是模糊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这里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因此，中国虽然早于西方提出现代化概念，但现代化理论于中国却是舶来的。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6页。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

[5]同上，第243页。

[6]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7]参阅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49-72页。

[8]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公共论丛》，1996年第2卷。但何增科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有区别：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个人行为受利益驱使以及理性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个人行为受社会规则驱动以及个人偏好的形成受制度的影响。不过，二者都承认制度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结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见上引文。

[9]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命题，在比较现代化论者中也是一个主流的观点，显然，它受惠于费正清学派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页。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和质疑总体而言是无力的。

[10]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确成为挑战韦伯观点的重要例证，这方面的著述同样很多。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儒家文化体系始终包含有经世、忧患、变易乃至“革命”的因子和思想潜能，它们与现代化的联系是不能简单否定的。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当然也包括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措施和方法的失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清政府面对挑战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其改革始终只是政策而不是结构调整，并不能回应社会对全面变革的历史要求，它最终造成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从而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彻底丧失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问题的症结还是政治性的。见萧功秦：《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研究》，《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9-312页；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74-103页。

[12]如杨明斋、王亚南、张素民、董之学、杨幸之等人3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即认为中国落后的主因在政治，因此主张“主要还是要从政治上来想出根本的彻底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与建设”问题。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14]这方面的文献可参阅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经常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秋季卷；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美]C.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1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74页。

[17]同上，第40-41页。

[18]例如，像亨廷顿这样著名的西方学者，其“文明冲突论”在中国深为学人所诟病，然而他却是明确反对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量齐观的。见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4-356页；《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72页。

[19]杨豫先生认为布莱克提出现代化的重点不在于回应外界（发达西方国家）的挑战刺激，而在于处理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即重视研究传统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清除了“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理论中的统治地位（见杨豫为《比较现代化》写的“译者前言”）。但这恐怕不够。要彻底清除“西方中心论”，看来得采取弗兰克那样的釜底抽薪之法。弗兰克认为，“西方中心论”是基于西方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而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西方组建起来的，因此，要证伪它，必须证明（1）西方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兴起的，或者说，西方的兴起不是来自它自身的特殊性；（2）西方很长时间，至少在18世纪以前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毋宁说，它是1400年以来即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弗兰克从白银的流向来考察历史，结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西方中心，如果硬说有的话，倒确实存在过一个亚洲中心，其代表是中国和印度。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2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载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21]见王沪宁：《革命后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22]许纪霖：《从范式的确立转向范例的论证》，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3]见燕继荣：《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双边进程”》，《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

[24]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王颖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康晓光：《权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见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

[26]同上。

[27]见李景鹏：《走向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28]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29]参阅邓正来：《国家与社会》，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290页。

[30]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

[31]同上。

[32]同上。

[33]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76页。

[34]同上，第88页。

[35]参阅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164-165页。

[36]见杨瑞龙：《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载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37]唐兴霖、马骏：《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8]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页。

新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经济学;农村法律;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对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呼唤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放开土地流转以来，诸多实践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于产权制度不够明晰，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纠纷对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环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产权制度入手，分析进一步完善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途径与举措。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经济行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交易成本为正，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科斯认为，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变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设计，制度安排设计必须建立在符合实践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实践而忽视经济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社会福祉进步的，同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实践的趋势，否则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真正切合社会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尽可能降低，而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产权问题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体。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不变，允许有能力的家庭与个人适当突破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排，通过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即家庭单位的经营导致生产碎片化，制约了大型农机设备等的使用，对农业产值进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2007年物权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的同时，也为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放开了口子”，肯定了通过合法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合同法等的规定，完善了对于承包及所得的归属问题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实践的热情，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以及农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物权法关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条文精神并没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凸显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范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设计，用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换句话说，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属于人情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村民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生产生活，人们还是倾向于由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族长、长辈来进行“断案”，有时候甚至会逾越法律的边界，或者做出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决定。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员流动性差，当代法律意识与族规以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时很少会有村民选择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2016年初，广东潮汕地区某村对土地承包的利益归属分成产生歧义，由于当地宗族观念强，根据风俗惯例，族长决定将九成利益收归本村村民，对外地承包商仅分配一成，当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讨论，甚至要提起司法诉讼时，当地村民竟然对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终合作项目以烂尾告终，当地招商引资又一次失败，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不和谐的事件。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法律意识淡薄，片面依靠族规村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制度运行，摒弃旧俗陋习。

2、土地流转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明确产权边界，规范制度设计，用制度“说话”，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完善。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确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续一应事宜则缺乏必要的条文规定。例如当前城市用地已经确立了招拍挂、使用权转让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应侧的良好运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转导致的经济纠纷等问题，而农村则不同，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因此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吉林某村规定，土地流转要通过村、镇、县三级审批，而审批环节设置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由此滋生腐败;福建某村规定，土地流转只可以承包给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给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当使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十分不利，需要在未来加强解决。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

1、加强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必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让制度设计落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以山东寿光为例，当地农村基层组织自发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组，对农村地区进行专门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土地流转、承包利益分成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从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强民众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守法意识，能够识别经济行为中的法律风险，让广大村民群众对经济纠纷能够“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中小学开展学法教育，聘请外地专业教师，在国家教育大纲框架内，对法律常识“从小抓起”，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普法教育从2008年至今7年来，当地的经济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广大村民在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租约时能够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大局，对当地经济建设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内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运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已有的《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物权法》等，对农村法律制度建设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细化但也是仅仅就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粮食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产粮大国，然而却没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对于关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及粮食产业发展的法律。特别是近期从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的事件到农业部集中批准种转基因大豆进口而导致的争议，粮食相关重大事件扎堆更显现出凸显出粮食立法之必要。

四、总结

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法律制度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这一认识，并认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够起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行为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产权明晰观点，对当前土地流转、承包利得分配等现实问题亦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未来，要通过加强立法、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杨子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佳佳．基于制度视角的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16

新制度范文篇9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新制度范文篇10

公共科技与公共科技管理一般认为是由国内学者提出的。检索国外文献，我们发现只有类似的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公共研发、公众科学等概念。其中公共科学、公共研究和公共研发基本上都是指大学、国家实验室或政府提供支持的研究机构等所进行的科学探索，产生的知识、科技论文及研究成果［1］。国外公共科学等概念的内涵相对狭小而具体，局限于公共科技研究单位的行为及其产出等问题，并未涉及政府行为及科技政策等层面［2］。国内学者通常将公共科技以及公共科技管理内涵定义为满足社会公共科技需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生产和消费由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科技产品(或称为公共科技产品)的政府科技管理行为［3］。这一研究视角突出了“国家目标论”，注重的是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公共科技政策、公共科技成果的转化等方面关注较少。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他们的定义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之处:①理论基础，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便成为公共科技管理存在的前提;②暗含假设，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完全理性的，对市场行为与科技机会有更好的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设计政策来实现预定的科技政策效果以及在个人追求私人福利最大化的情境中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③关注焦点，关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侧重于政府对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而对科技资源的创生未曾涉及;④分析方法，采用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却不能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适应性、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制度变迁的特征，也无法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自身会随着管理对象———公共科技的发展而演化变迁，这会影响到公共科技管理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减弱了公共科技管理对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体系选择的适应性。本文基于演化范式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制度观，对公共科技管理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是一种选择机制。它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增强各创新主体间的交互式学习及知识积累与扩散，促进经济体内创新性企业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选择，其目的在于使适应国家战略的创新行为得以保留、遗传，并在经济体内进行扩散，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因此，在公共科技管理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也不再是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而是致力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自主创新潜能的创新制度，即立足于自主研发和内源式学习，探索新的技术轨道，并达到技术前沿的创新制度。

2新古典框架下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

2.1公共科技的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纯粹市场的条件下，科技活动所需的资源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会出现市场失灵。按照阿罗的观点，发明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收益非独占性(Non-appropriabil-ities)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是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4］。按照这种分析，在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知识技术)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存在着一些私人不愿投资的知识技术，这些就可以称为公共科技。按照该种产品是否作为公共产品生产的基本标准来判断，即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公共科技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公共科技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会导致公共科技成为短缺“商品”，短缺意味着公共科技供给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出现总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此时就需要政府对科技活动予以有限、有效的干预。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政府对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的干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体现为公共科技管理，本质上是纠正市场失灵，谋求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满足社会对公共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公共部门科技活动的范围和组织、结果和效率，并在这一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科技战略、颁布科技政策、实施科技计划，创造与组织科技环境、条件和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实现公共科技供给的目标，进而带动和整合市场中的科技资源，提高全社会中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维持和提升一国的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因而，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运用科技制度设计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公共科技资源配置的规划者，并从外部为技术创新提供条件。总而言之，市场失灵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公共科技管理分析的逻辑基础，通常称为市场失灵的管理范式。同时，市场失灵也为判断政府应何时干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工具，公共科技管理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2.2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它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改革运动、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虽然各国政府改革的具体起因、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市场化，即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政府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政府内部改革的放松规制取向和政府间制度设计的分权化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强化了公共核心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允许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做出反应。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竞争原理及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强调自下而上的互动，其主要形式是公共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并使政府趋于企业家型政府。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它也涉及一些公共科技管理部门的市场化问题。因而有必要将公共科技管理所涉及的部门进行简单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趋势问题。公共科技管理既涉及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还涉及准公共部门，即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研发实验室、一些接近于事业单位性质的科技中介机构等。这类机构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活动具有传承国家意志、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政府的科技意愿与市场的科技意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便对公共科技部门形成了一种市场化的冲击。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欧美国家，作为准公共部门的公共科技机构，如公共实验室、科研院所、公共科技企业等，均经历了一次市场化过程。这种趋势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相较于私人企业的研发而言，政府支出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特征美国表现最为明显，美国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激励创新制度———完全的知识产权(IPRs)和公共支持———用于激励知识的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激励创新制度事实上体现了对知识的两种不同理解:一是个体和公司都希望对知识进行投资是因为在知识投资中可以获得可预期的实质性可内部化的利益。这些可内部化的利益创造了市场对知识的需求，并且使得产生知识的过程通过专利权的保护可以向外出售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利益;二是存在另一类型的知识，其利益是不能完全内化的，表现为利益的广泛、不确定以及耗时很长，以至于没有个体或是企业愿意对这种知识的产生进行投资。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激励制度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化。以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1945年提出的旨在强调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教育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为标志，催生了40年代末美国新科学政策的建立，并确立了系统的和持续的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公共支持制度。得益于这份报告，在1950年，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NSF)，主要致力于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逐渐延伸到建立新的机构(如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并且对国家战略利益的研究加以支持，如健康和能源。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时期，有一个清晰的趋势表明美国减少了公共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支持，并更多地依赖和重视IPRs对知识产生的激励(见图1)。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历持续下滑，这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相一致，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来促进创新，政府的原有作用逐渐被市场取代(见图2)。因此，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支持研发方面确实有明显的减退，其公共科技管理的“钟摆”由以公共支持为基础的激励摆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激励［5］。

3公共科技管理的演化范式

在新古典的均衡框架中，由于以均衡为前提性理论设定，已经在逻辑上排除了打开技术黑箱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均衡框架中并不含有待解的关于技术本身的变量［6］。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中，技术始终处于一种黑箱状态，被假定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即由科学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与开发、生产和销售环节而进入市场的线性过程，从而致使技术创新过程很少进入公共科技管理关注的视野。市场失灵的概念与线性创新模型的结合产生了公共科技管理的“供给偏好”，即强调为科技发展提供人、财、物等市场供给不足的资源，或通过管制、税收等手段防止市场供给过度。因此，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甚至只有科学政策，而很少有技术或创新政策。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基于市场失灵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公共科技管理也逐渐受到诸多批评，这些批评直指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它只关注于市场本身，而忽略了市场运行背后的制度环境，因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市场失灵的表现是不同的;二是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单方依靠市场力量，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很可能会被锁定在特定的发展路径上，从而导致诸如国家安全等问题;三是当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普遍存在时，它便难以给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主张;四是当前对于公共科技管理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欠发达国家其适应性有待商榷。市场失灵分析随着创新逐渐取代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其局限性越发显著。为了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各国政府对科技和创新活动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下，催生了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新范式，即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演化经济学关注于经济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它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非线性的由多种内容组成的系统或构型，考察了技术变迁的动态过程，并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正是基于此，演化框架将技术创新纳入到公共科技管理分析之中。首先，演化经济学将视角转向系统失灵，认为公共科技管理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实现公共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促进创新。由于技术创新被视为一个在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基于创新系统的过程［7］，这意味着创新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特定的行动主体，更依赖于创新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当创新系统所需主体缺失，以及各主体之间不能实现有效配合时，便出现了所谓的系统失灵［8］。

依据系统失灵的观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公共科技管理应该强调政府、社会和企业间的互动，政府不再担任被动的“消防员”角色，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促进创新中，在与其他主体互动中形成“多元治理”的公共科技管理理念。创新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生产的双重属性———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其效率是内部化效率(市场效率)与外部化效率(社会效率)的结合，是一种二元效率。新古典范式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强调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但问题是它忽略了由于知识外溢所带来的创新主体间知识累积效应的增加，进而无法对知识外溢所导致的知识创新做出解释。演化范式为解决由于创新过程固有的内部效率与外溢效率造成的“囚徒困境”问题给出了新的调和。①演化范式以异质性假设为前提，认为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积累与不同的学习结构，并采用适合自身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活动，从而拥有不同的创新模式。正是由于企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为进行知识外溢以及企业间进行合作提供了前提。②它认为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内部知识，还可以从网络中的其他主体获得知识，正是这种知识的互补使得企业的创新机会边界得以扩展。③演化视角下的企业竞争是以创新行为所引起的决定性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异质性竞争。异质性竞争的展开有赖于企业意会性知识的累积，当自有知识不足以支持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时，企业便展开了学习与合作，通过与市场中其企业进行生产性合作，实现知识互补，增加意会性知识的累积，从而实现竞争能力的提升［9］。企业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围绕同质产品进行竞争，而是转变成为实现双赢而展开的横向合作。因此，演化范式主张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建设要在有助于创新收益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与促进创新扩散与传播的制度安排之间找到平衡点。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生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的，时空特定性体现了历史累积和脉络背景的重要性［10］。

因此，欠发达国家在进行制度模仿时并不能“全盘西化”，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时空特定性，要在原有制度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公共科技管理也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小了国家的活动范围，让位于市场，从而提升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这其中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及早期累积的公共支持对科学和研究的投资。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投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公共资金而不是私人激励。尤其是从积累效应来看，只是最近私人支持的科学与研发超过了公共支持(见图3)。并且公共支持并未从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资助中退出，相反基础科学研究和研发的公共支持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引导私人在基础科学研究与研发中的支出(见图4、图5)。由图3、图4和图5可知，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得起，从公共激励到私人激励的结构转化的原因在于美国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科学技术研发的历史传统，并且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首先是在习惯了和企业进行紧密合作的前提下才逐渐转向依靠产权交易的方式来转化科研成果的，这就为允许私人部门利用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打下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历时很长的公共支持来作为向私人激励转化的根基，那么制度变迁可能会被误导甚至是无效率的，更糟糕的是会给实施国带来巨大痛苦［5］。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有待发展以及缺少在科学技术研发上积累的现状而言，作为特殊要素市场的科技市场和作为特殊资源的科技资源，都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的中心角色。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本国企业不具有自生创新能力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组织功能。演化理论认为在该时期政府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将政府的直接科技投入作为一种战略投资，支持公共科学研发部门，包括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应用费用和科技服务费用等，以此来增强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基础，同时引导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开发中的支出;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制定标准和提供法律系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1］;政府对引进新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助，对新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鼓励发明和创新，促进产学研发展，增加彼此间的交互式学习;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之前，必须充当“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角色。二是在本国企业已具有自生创新能力，并且市场机制健全时，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作用应该相对减少，此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维持国家创新体系并创造对新知识的需求［12］。总之，按照演化经济学理论，政府借助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保护新知识的生产，促进自主创新，而不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为此，演化经济学可以提供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科技管理时面临的是一个终端开放的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此时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求解最优问题，而是为了培育学习能力、系统地整合增长的知识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演化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是创新过程，核心的科技政策问题变成了增加实验行为的概率，政府在追踪和鼓励创新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