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范文10篇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1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2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粗略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五花八门、风格迥异，总体上是一个良莠不齐的庞杂体系。如果细究，不难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或密或疏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关。诸如：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人创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利用新古典理论工具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贝克尔、布坎南和斯蒂格勒等人则把制度本身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进行完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而西蒙、纳尔逊和马里斯等人以反新古典基本假定著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和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化假定，还有库兹涅茨和阿布拉莫维茨等人，完全用经济统计学派的方法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和波动的结构和制度方面。由此可见，在新制度经济学招牌下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制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存在着相互矛盾或冲突，很难融合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也正因为如此，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从总体上说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就其中某一流派来具体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科斯完全认同新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立场，从维护自由市场秩序出发，研究自由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状态，即稀缺性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与新古典主流学派不同的是，科斯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中，通过交易费用一般化分析，论证了交易活动和企业制度的稀缺性，揭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形成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分配对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样，科斯定理就比较清楚地阐明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企业存在的原因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简单地说，科斯定理实质上是探讨产权制度或制度一般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威廉姆森侧重于节约交易费用研究，从契约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是节约交易费用，从而设计出交易费用最低的企业治理结构。德姆塞茨和阿尔奇安则循着科斯的另一思路，偏重于产权研究，其内容包括产权的概念和起源、产权安排和产权效率、产权结构和产权转让、各种产权形式和模式比较等，创立和发展了产权制度和治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体系。诺斯等人则主要进行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用交易费用为基本分析工具，以产权制度创新为主线，通过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考证，认为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创立了一套制度变迁理论。总之，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确开辟了一片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体系理论前提或假定的批判和修正。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条件之上，如果前提条件不成立，整个理论体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具有致命性的攻击力，同时也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科斯就是这么于的，他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情况。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整个公理化论证体系，是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的。自私而理性的经济人，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善于寻找市场机会，精于经济核算，富于冒险精神。正是这种经济人生生不息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提供了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不过，在新古典体系中，并不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经济人只是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传统作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概言之，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换个说法：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贪的前提，而应该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可见，正是从这一基本假定出发，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在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人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即人在知识、预见力、技能和时间上是有限度的。具体说，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这意味着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在签约阶段上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调整方案。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不仅具有利己性的一面，也有着利他性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同时，这也为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道路。

在修正后的基本理论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相结合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探讨子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有关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并且制度能够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益内部化，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简单说，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著名经济学家T·W·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佳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应该指出，由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系列的理论局限性。如果不考虑新制度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仅仅从其理论逻辑来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或者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所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真正的人，他们所标榜的“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与现实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从人的一般性来进行分析的，仍然分析的是抽象的个体，舍弃掉了许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古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现实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上也是存在悖论的：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看重制度因素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制度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很高的经济变量。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而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三、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关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认定制度经济学渊源于德国的历史学派，把制度学派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认为“制度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主义的职能心理学的混合物。”(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第508页)这种对制度经济学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观点，把历史学派看作是制度经济学的唯一理论来源，并且完全否认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任何理论联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确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不是唯一的理论源头。最早以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马克思对琼斯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43页)无论在采用历史观点分析方法上，还是在制度理论分析上，琼斯无疑比德国历史学派更早，应该是制度经济学最早的理论先驱。

不仅琼斯，而且马克思也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制度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样，都是以异端者的面目出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正统经济学理论及方法，公开与主流学派分道扬镳。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弊端。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和谐”滥调相左，凡勃伦以一个辛辣的社会批评家而著称。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协调的”发展，而是本身存在矛盾和弊病，因而需要寻找改革良方，以便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凡勃伦对资本的动机及目的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大企业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揭露，以及对其它种种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构成其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虽然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的批判相比，显得浅薄且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但他的学说还是被资产阶级学者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这种正视现实的研究态度，多少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从这两个方面，处处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凡勃伦和康芒斯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多次谈到马克思对创立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例如，康芒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制度经济学》上册，第1l页)他还认为，凡勃伦正是采用了马克思创立的无形财产的概念，才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尽管康芒斯上述说法不太准确，但他承认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的先驱这一点确定无疑。

有意思的是，从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关系出发，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重要启示：第一，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有可能创建一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o第二，由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即引入制度经济变量后，研究的仍是自由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方式及其均衡状态。这样，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鸿沟之间，制度经济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因而通过制度经济学这座桥梁，有可能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甚至整合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摘要]以科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性。新制度学派借助新古典分析体系，实现了制度经济学演进中的质的飞跃，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比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

参考文献：

R.H·科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向题》，载《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中译本；《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D·C·诺思、L·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亨·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4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5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学;农村法律;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对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呼唤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新世纪取消农业税，放开土地流转以来，诸多实践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在于产权制度不够明晰，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纠纷对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环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参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产权制度入手，分析进一步完善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途径与举措。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经济行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交易成本为正，就会降低经济效率。科斯认为，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变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设计，制度安排设计必须建立在符合实践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基础上，不能只考虑实践而忽视经济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贯彻和实现社会福祉进步的，同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实践的趋势，否则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真正切合社会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尽可能降低，而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产权问题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主体。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不变，允许有能力的家庭与个人适当突破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排，通过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即家庭单位的经营导致生产碎片化，制约了大型农机设备等的使用，对农业产值进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2007年物权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的同时，也为放开土地使用权流转“放开了口子”，肯定了通过合法土地流转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合同法等的规定，完善了对于承包及所得的归属问题规定，进一步激发了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实践的热情，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以及农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物权法关于产权制度安排的一些条文精神并没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凸显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规范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设计，用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换句话说，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规范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属于人情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村民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生产生活，人们还是倾向于由当地具有一定声望的族长、长辈来进行“断案”，有时候甚至会逾越法律的边界，或者做出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决定。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员流动性差，当代法律意识与族规以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时很少会有村民选择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2016年初，广东潮汕地区某村对土地承包的利益归属分成产生歧义，由于当地宗族观念强，根据风俗惯例，族长决定将九成利益收归本村村民，对外地承包商仅分配一成，当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讨论，甚至要提起司法诉讼时，当地村民竟然对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终合作项目以烂尾告终，当地招商引资又一次失败，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不和谐的事件。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法律意识淡薄，片面依靠族规村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制度运行，摒弃旧俗陋习。

2、土地流转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明确产权边界，规范制度设计，用制度“说话”，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权流转，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却不够完善。2007年的物权法虽然确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对于土地流转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续一应事宜则缺乏必要的条文规定。例如当前城市用地已经确立了招拍挂、使用权转让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应侧的良好运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转导致的经济纠纷等问题，而农村则不同，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因此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例如吉林某村规定，土地流转要通过村、镇、县三级审批，而审批环节设置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由此滋生腐败;福建某村规定，土地流转只可以承包给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给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权力不当使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十分不利，需要在未来加强解决。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村法律制度的构建路径

1、加强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必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让制度设计落地，扎根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以山东寿光为例，当地农村基层组织自发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组，对农村地区进行专门的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土地流转、承包利益分成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经济行为进行从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强民众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识，对于培养农民的守法意识，能够识别经济行为中的法律风险，让广大村民群众对经济纠纷能够“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中小学开展学法教育，聘请外地专业教师，在国家教育大纲框架内，对法律常识“从小抓起”，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普法教育从2008年至今7年来，当地的经济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广大村民在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租约时能够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规范行为，用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大局，对当地经济建设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必须建立起一套内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运行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已有的《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物权法》等，对农村法律制度建设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细化但也是仅仅就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例如粮食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产粮大国，然而却没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对于关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及粮食产业发展的法律。特别是近期从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的事件到农业部集中批准种转基因大豆进口而导致的争议，粮食相关重大事件扎堆更显现出凸显出粮食立法之必要。

四、总结

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法律制度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坚持这一认识，并认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够起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行为效率，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产权明晰观点，对当前土地流转、承包利得分配等现实问题亦有较好的现实意义。未来，要通过加强立法、培育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杨子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佳佳．基于制度视角的湖北省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16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7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创新与深化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这要求我们，教学不可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而应该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推陈出新，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构建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是新制度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部分案例过于陈旧，不适应新时期和新环境，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部分案例编写和使用不太严谨，不但没有将理论生动地展现给学生，反而让学生阅读后对理论更加迷惑；部分案例与现实过于脱离，缺乏趣味性，无法起到深化学生记忆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梳理并加以解决，以此推进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一、新制度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案例内容陈旧，无法体现时代特色。案例编写质量的高低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影响。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发现，目前很多教材和其他渠道搜集到的案例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从国外的书籍和文章中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如产权方面的案例，多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名著或科斯、威廉姆森等学者著作中的案例。这些案例固然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但与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发展道路和文化背景存在着较大差异。由于学生对这些舶来的案例背景了解不多，因此在进行案例讨论和分析时往往不能透彻理解。另外，在新制度经济学案例的选取过程中，部分教师往往忽视时效性。很多案例反映的是“陈年旧事”，甚至一些案例展现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事例，虽然案例内容与理论相符，但由于学生缺乏背景知识和现实感，教学效果并不好，无法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通过案例向学生解释清楚。（二）案例不够生动，无法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新制度经济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另外一个问题是案例不够生动。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案例里，有些晦涩难懂，有些冗长无物，均不够鲜活生动。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相对形象生动起来。因此，本门课程的案例选择一定要注意趣味性。另外，由于很多案例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海外名著中翻译过来的，在遣词造句方面不如汉语文章流畅易懂，因此在选择时尤其要注意这类案例，如果不在原文基础上进行加工，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读懂，容易对案例失去兴趣。（三）讲解死板，无法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技巧。案例分析效果的好坏与所选择的案例质量的高低密切相关，同时更受教师教学能力、教学态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性较强，因此要求授课教师必须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既能够掌握学科的前沿理论，又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组织案例教学；既能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教学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又能对学生的案例分析过程进行科学地点评和指导。但很多教师由于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较欠缺，导致案例教学课程授课过程中讲解死板，案例使用不够准确。

二、新制度经济学案例教学方法创新与深化

（一）提升教师案例教学能力。1.在案例教学各环节提高教师的掌控能力。案例教学效果是否明显，与授课教师能否正确加以组织和引导存在很大关系。首先，教师应该提高选取和编写案例的能力，教师的功夫不仅要花在课堂上，还要有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课下，多接触社会，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知识面和认知能力，才能提供更多的精品案例。其次，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做到灵活机变，在学生讨论时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并加以引导，让学生的讨论能够产生观点的交锋和碰撞，这样才能激发出学生智慧的火花，拓展学生的思维，案例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再次，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当某个案例受到学生欢迎、教学效果突出时，要深入分析其原因，找出案例教学过程中比较成功的地方并加以推广；当某个案例的教学效果相对较差时，也要总结原因是案例不够契合还是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以及之后的教学应如何改进等。2.创造机会改变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在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主动参与案例编写也是一种教学方法。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后，可以将班级学生进行分组，让他们课后自行分工，寻找现实生活中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案例进行讨论分析，编写成小案例在课堂上进行宣讲。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进行“命题作文”，提供一些诸如食品安全制度分析、高考制度利弊分析、共享单车管理的制度分析等题目，让学生以作业的形式上交。在这种教学形式中，为了避免一些学生“偷工减料”，教师可规定一些必需的项目，如可将上交的案例分为案例背景、理论分析和意见建议等部分，避免出现学生从网上随意下载文章应付作业的现象。通过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在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学生成为了案例教学的主体，这样既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又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其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提高新制度经济学案例教学质量的基本方法与技巧。1.案例的选择应注意方法与技巧。在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选用的教学案例应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针对性。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案例，都应该紧密对应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个重要理论内容，与章节的难点和重点相契合，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二是时效性。选择案例时，应该选取一些时下敏感、热点的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分析。其三是启发性。案例的内容应是陈述性的事件，不可掺杂过多主观性的评论内容，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其四是层次性。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能力，在平时授课过程中注意所提供案例的层次性。例如：针对交易费用理论，可以准备难、中、易三种类型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从简单的案例开始，让大多数学生都有兴趣参与进去。2.尝试进行网上案例教学。当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课程建设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除了在课堂上进行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教师还可以拓展网络第二课堂。教师可通过博客、微博、微信、论坛和QQ群组等方式来进行网络案例教学和辅导，以此来弥补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导致讲授内容的深度、广度不够等的不足。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微信群时不时一些小案例，对社会上突发事件或者网络上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让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更容易用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现实，教师也通过网络上师生的实时互动来提升学生参与的兴趣。尽管现有的案例教学还存在很多不足，案例质量、教师运用能力、运用手段等都需要不断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案例教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课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运用技巧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笔得希望通过教学方法的改进，使教学效果得到不断提升，让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一门既受学生欢迎又能让学生受益的理论性课程。

参考文献：

[1]郑凌燕.案例教学法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初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8，（4）.

[2]王谊鹃.对案例教学在新制度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思考[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1，（7）.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8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9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高校；专业设置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然而当时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第一次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如下区分：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经济行为；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以“交易”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埃格特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又进一步做出了如下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模型引入经济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价格和数量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度；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古典经济学大众化的愿望[1]。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芮切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分支：(1)产权分析；(2)交易费用经济学；(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4)经济历史的新制度分析；(5)宪政经济学；(6)合约经济理论[1]。芮切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已经非常成熟。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制度领域，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研究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主要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合约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制度的变迁往往由交易费用引起，因此本论文主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理论即合约经济理论的相关理论。

1.1产权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并没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为产权明确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对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科斯关于产权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对于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定义产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德姆塞斯是对产权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说明了产权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理，产权通过引导人们使外部性内部化来引导资源配置；2、产权的归属有两个极端，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私有制天然具有较高的效率；3、产权的界定有无限性和相对性，产权包含无限的潜能；4、产权迁移发生的原因是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改变旧产权所造成的损失[1]。在以上两者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产权的意义、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等，但是都没有指出产权应当配置给什么人。波斯纳指出：“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其抑制了交易，产权应当赋予最珍视它的人。”科斯强调了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优势，但是其并没有说明国家和产权界定之间的联系，诺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国家作为经济人，其对产权进行原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2、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3、国家的权利过大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

1.2交易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来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康芒斯将“交易”定义为和“生产”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交易分为平等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科斯在康芒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交易理论，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研究交易费用的视角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在此也只对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进行简单的介绍。交易费用的微观层面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事前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二是，事后费用，即为确保交易完成所产生的费用[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的有利了。制度的变迁受到成本、收益、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虽然交易费用对制度的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存在时滞。

1.3委托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因不满足于阿布德布鲁体系中的“黑箱”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理论随之产生。委托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2）委托人和人都是“经纪人”。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拥有较少相关信息，人拥有较多相关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治理机制问题，也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

2高校专业设置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系的机理分析

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设置的问题就是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人能否满足委托人政府要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也在于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和交易，产权的安排对于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2]。

2.1专业设置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含义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是各个相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的总和”。具体到教育产权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应当明确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边界，确保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实现；第二应当明确出资者和学校法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第三教育产权的各个权利主体是有边界的。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作为主导者时，有其边界效应。当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运营时，其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在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搭便车”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产权的界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即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央-地方-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在高等教育的举办中，存在政府或公众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委托关系[3]。政府、公众、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倾向。高校作为人一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不可能把保证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就不能把保障专业设置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产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产权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但产权的明确并不能确保高等教育运行的高效。因此除了明确高等教育的产权，还需要有必要的激励，必要的激励就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产权设计中，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因此剩余价值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高校就丧失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因为政府和高校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各个层面，各个参与主体，都存在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权利和责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才会对产权所有者形成反向激励。当前我国的高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财政和学生收入，而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基数，也就是说学生的基数决定了高校的收入。在这种拨款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设置的质量不会影响到高校主体的收入，也不会影响到委托关系末端教师的收入。而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并没有产权或是剩余价值索取权，这种权利的缺失又导致了责任的缺失。

2.2专业设置与交易成本

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改变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的动机，其实质是促进新的专业设置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也就是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一种收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这种制度的变迁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导性变迁都涉及到旧制度的去除和新制度的维护，无论是旧制度的去除还是新制度的维护，都要确保费用或交易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有效的激励，使人享受到交易费用降低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要确保高校提高专业设置的质量，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并使高校主体享受到其带来的剩余价值。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1)买卖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2)管理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3)限额的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政府组织。在教育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包含：(1)信息搜集的费用，即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为了搜寻和教育有关的特性所花费的成本；(2)签订契约、谈判、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费用；(3)履行契约和收回教育成本的费用；(4)排他的费用，即防止其他不付费者享有教育的费用；(5)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6)避免违约的费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或家长和高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学生和家长难以对高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人作为信息的拥有方为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必然会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使的质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缺少必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导致我国的高校质量参数没有准确的获取渠道，以致个别低质量的培养单位滥竽充数。因此在合理的产权安排下，高校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影响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因素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1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教育具有经济的属性，因此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教育的功能包含人本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体制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还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中介，二两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教育资源[4]。教育资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它从属与社会资源，其配置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教育资源又不同于其它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化的功能，还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母体制即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还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主要追求的是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办学规模的急速扩张和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一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二、努力挖掘高校的办学潜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问题，其实质是高校的办学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得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这一理论密切相关。上述理论的实质是运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综合+专项”的基本拨款模型。这一拨款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宏观影响，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影响也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拨款模式和高校资源来源渠道的影响下，生源量成为影响高校资源获取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因此导致了学校的盲目扩招和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高校扩招的过程，实质上是用经济的规律来指导教育发展的过程。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子领域，其不仅要尊重其母系统的运行规律，其还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其自身运行规律必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资源配置是连接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桥梁，因此，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用怎样的方式和模式将资源配置给人的问题。

3.2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高校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的，这种真正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拥有高校自身的部分产权，这一部分产权可能包含了人事权、专业设置权、财权等。产权的拥有者是具有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而剩余价值是建立在所获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下，资源的获取量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人成果评价的基础上。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的设置没有充分的考证、不充分考虑自身条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委托人对人的评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下，我国大部分高校作为独立产权主体或是人是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的，更不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假设下的高校，其作为经济人是不可能忽视自身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委托-”关系中，充当了主要委托人的角色。与其他“委托-”关系并无区别，作为人的高校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多，而作为主要委托人的政府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少，因此在我国用专业目录来约束高校的办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合理的“委托-”关系中，第三方评价以及由评价决定的资源配置水平，才是约束人的主要力量。制定专业目录的管理方式，虽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高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却约束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广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在现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高校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或是拨款，他们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中，有强烈的违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委托人意愿的倾向。因此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3.3学生或是家长的选择是高校专业设置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学生或是家长选择高校或是专业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的获取难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举办的交易费用。在高等教育的委托关系中，学生或是家长是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往往是信息掌握的较少者。学生或是家长往往只能通过高考志愿书、学校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高校或是专业，这种信息的取得方式比较容易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如果学生或是家长想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追求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委托效率，促进人和委托人的意愿一致，在信息获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提高委托效率等问题。学生或是家长不仅是最终委托人，还是教育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信息获取的较少方，因此为促进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或家长选择的一致性，信息的交流就十分必要，而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5]。

作者:张文杰 卓翔芝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谢作诗,杨克瑞.教育制度经济学刍议[J].教育与经济,2007,(01):18-22.

[2]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1):15-25.

[3]王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经济,2007,(08):54-61.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篇10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