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范文10篇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1

一、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体是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取向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的,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目前,已经超越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从而进入改革的中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创新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经济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往往能够引发包括道德法律观念、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乃至震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地位、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进行商品交换,并独立承受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意思自治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意思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对商品拥有处分权亦即产权,商品交换其实就是权利交换。于是,对市场交易安全的关注势必引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出以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基本权利观念。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强调通过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必须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这种资源流向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换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那些成本最低、最能产生效益的生产者才有资格获得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通过个人努力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关系客观上要求交易者之间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表达真实意志,共同达成协议。市场经济体现出的平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即适用同一竞赛规则的平等,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新刑事诉讼法从酝酿到论证、修改,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变革不可能不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立法者也不可能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一方面,立法者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引入对抗制因素以及为控辩对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都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安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因此,在加强对公民个人人身保护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放弃其强化追究犯罪功能的初衷。赋予检察机关以拘留决定权、加强检察机关对不立案的监督、第三类自诉案件的出现等等,都足以表达立法者的惩罚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愿望。

二、政治背景: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求竞争自由,而且要求制度合理,其中,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公正的资源分配的新型权力结构———民主的法治体系尤为重要。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中国进行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政企分离”是企业产权独立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上缴利税,而不是公民纳税。如果让各级政府与各企业分离,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养活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的合法性逐步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从而使政府财政逐步建立在选民纳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推崇平等、公开、自由、竞争,其中就蕴含了建立超越血缘和地缘联系、对抗强权和特权的法治秩序的要求。近年来,民主化与法治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确定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依法治国”的明确提出晚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但是由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法治精神必然会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

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理论中,法治解决的其实是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法律以及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公意,人民公意通过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以国家权力,同时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的原始根据。国家权力产生以后,通过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产生了公民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必须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法治的核心在于强调用具有最高权威、体现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发生了直接的对垒,刑事诉讼的进行符合宪法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的地方主要有:(1)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进行强制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手段。收容审查不是刑事强制措施,而是行政强制手段,虽然对查清流窜作案和来历不明的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收容审查不经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虽然公安部一再强调采取收容审查要严格控制,但超范围、超期限收审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款,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我国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同时,决定取消收容审查,将其中的有关内容吸收到刑事拘留中,纳入刑事诉讼的视野。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强制措施的规范,表现在:一是限制了拘传的时间和方式;二是增加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期限,明确了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防止变相拘禁;三是补充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有申请解除、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2)取消免予起诉,统一定罪权,保障公民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包括对依法确定有罪的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是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与此相联系,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行为不经起诉审判而确定有罪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免予起诉案件中行使了属于审判权范围的定罪权,构成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小范围分割,违反了宪法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公民在面临被确定有罪的危险时,都有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开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免予起诉的决定是未经审判程序直接对公民作出的有罪处理,剥夺了公民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辩护权、质证权和上诉权。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将免予起诉有条件地纳入不起诉的范围,既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又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3)强化被害人、申诉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权力来履行一定的职责,同时为了防止权力的不当行使,又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对权力滥用的恐惧并没有导致消灭权力,这从反面说明了人类对权力的依赖。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惩罚犯罪还是保障人权,都仰赖于国家机关正确履行职责,任何失职行为都可能导致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虚置。为了适当矫正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给刑事诉讼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的偏差,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被害人、申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效果,开辟了一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道路。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启动审判程序;二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生效判决的申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

三、国际背景:全球化趋势和国际范围内的人权斗争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势必冲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经济生活不再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谁可以象孤岛那样,与世隔绝而独善其身。”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说过:“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一方面培育出共同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也带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包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反映本地化特征的内容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另外,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一方面,我们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人权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其它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或改变,那么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境地。因此,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中进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不仅符合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且适应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法庭审判中吸收了对抗制的因素,充分发扬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改变过去以法官职权审问为主的审判方式,扩大了控辩双方的活动空间。与此相适应,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体现诉讼规律的变革:

一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为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定罪的重要保障;二是改革了法院的庭前审查程序,把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改变了原来向法院移送原卷和全卷的作法,消除法官对案件的主观臆断。在庭前审查的处理结果上,取消了庭前对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作法,凡是起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符合上述开庭条件,全部开庭审判,这就为法官的中立、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前提保障;三是在法庭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和各种证据的核查以及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主要由控辩双方出示证据,进行质证并互相辩论,双方的地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已经具有了对抗式的色彩;四是把法院庭前对证据的调查权,改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有疑问的证据,宣布休庭,再进行调查。不仅把这种调查权限制在有疑问的证据的范围内,而且还建立在控辩双方举证、出证的基础上;五是将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个人监督改为机关监督,由当庭监督改为庭后监督,并且废除了原刑诉法中关于审判长只能制止当事人、辩护人对证人、鉴定人无关发问的规定,而肯定了对公诉人的无关发问也可以制止,尽力体现出庭审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程序对等,为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提供了程序保障。为了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必须尽力缩小控、辩力量上的悬殊,赋予辩护方与强大的控诉机关相抗衡的手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者增设了如下权利:(1)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肯定了律师有条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2)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3)对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的辩护;(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或法律帮助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享有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5)肯定了辩护律师收集证据以及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主要指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又不以此为限。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指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应该包括对被害人、证人权利的保护。因为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一样,都与实体法有关,其基本权利都可能因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而受到威胁。只有加强包括被害人、证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人权保障,才能抵制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被害人权利运动和被害人学研究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确立了被害人赔偿和社会保护制度,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被害人的权利更加广泛。可以说,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是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制度中重新获得或恢复权利的时代,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另外,在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加强证人的权利保护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新刑事诉讼法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贯彻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的。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律师的介入,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错拘、错捕,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监督侦查机关,预防、减少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二是完善了辩护制度,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新刑事诉讼法提前了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为充分行使辩护职能提供了时间保障,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对盲人被告人和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也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加强了对特殊被告人的保护。三是规定了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时间,明确了羁押期限及超期羁押的后果,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其次,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一,增设了对被害人控告行为的保密权和安全保障权;第二,确立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时法定人到场权;第三,加强了对被害人控诉权的法律保障。控诉权是被害人的核心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虽然有控告犯罪的权利,但多数情况下,控告职能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由其决定是否追诉犯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司法人员的工作懈怠或权力的滥用导致被害人的控诉权难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以自诉权制约司法权力的手段,在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司法人员工作的懈怠和权力的滥用①。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

证人享有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干扰的权利。证人不仅不受公安司法机关的刑讯逼供,而且其本人的人身和近亲属的安全也应当受到有关公安司法机关的保护。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法律后果②。

四、特殊国情:反腐败斗争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引起包括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新的社会潮流冲击下已经遭到严重的侵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基础暂时还没有形成,而市场经济对利益的追求天然地具有诱发道德危险的因素,道德沦丧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从典型意义上讲,社会变化总是要比规则建立过程快得多。在各种变革频繁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立法过程往往是缓慢而棘手的。法制的不健全往往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在我国,许多公共权力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已经和正趋向腐败,突出表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权力正迅速实现资本化,由原本为公众谋取福祉的公共权力异化为为个人、部门、地方、行业捞取好处的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一些异化的公共权力部门及掌握这些权力的官员,正是通过公共权力以天文数字积聚财富,不仅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塞或切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严重地撼动了国家的民主根基,使公众丧失了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感、依托感。腐败现象虽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但是,腐败现象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自然消亡。相反,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损害正常的经济运作规律和平等竞争的法则,不仅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成了一张画饼,而且丧权亡国的历史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

反腐败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但是法制仍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必须狠狠打击腐败分子的器张气焰。只有把腐败变成“高风险”、“难收益”甚至“无收益”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刑事诉讼法无疑是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法治的功能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预设了人们对得到平等和公正对待的合理期待,以肯定的规范和积极的作为来满足人们的这种合理期待即合法权利及利益的实现,而且还在于法治还预设了遏制人们非份欲念及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行为的禁止性规范与强制性后果,以此作为法治实现的保障。因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进行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必须承担起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使命。

新刑事诉讼法在反腐败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首先,在总则部分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其次,强化了立案监督,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第三,针对腐败犯罪手段隐蔽、反侦查力量强大以及行为人有职有权、关系网密、保护层厚、信息传递快、赃物转移快、逃匿快的特点,赋予人民检察院拘留决定权,对于应付同腐败犯罪作斗争的紧急情况,意义重大;第四,为了加强同贪污贿赂犯罪的斗争,放宽了逮捕的条件,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的逮捕条件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放宽了特定案件的羁押期限,就与反腐败犯罪有关的改动来说,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照法律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可以再延长2个月;最后,在刑事执行程序中强化了执行监督,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五、尾论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既是在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也体现了诉讼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对抗制的因素,加强公民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由此引发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基本思路。相对于我国以职权为主导的诉讼传统,改革的确是超前的。

但是,科学的立法总是超前的立法。社会生活始终是发展变化的,那么立法就必须增强预见性,以适度超前的立法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并有适度前瞻性的立法,一方面能够长期适用而无需大修,使刑事诉讼法典不致于因客观条件的发展而滞后,从而保持了法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能够启迪社会意识,推动客观条件的发展、成熟。可见,超前性虽然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但并不必然是缺点。

当然,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条件,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这就决定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判委员会的保留以及对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关系的重新界定,庭前审查程序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附送,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存疑证据的调查权的保留等均体现了这一点。渐进性反过来也决定了新刑事诉讼法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一部分是由相关配套制度的欠缺造成的,另一部分则体现出立法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心态。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2

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方式的增加关于证据的种类，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种类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较之现行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证据，并明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增补进证据种类。鉴于在反贪工作中很少产生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增补中，对反贪工作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数据被正式列入证据种类，与视听资料一起构成独立的证据门类。电子数据一般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③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新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面临的新要求。从反贪工作实际看，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很多时候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佐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证实犯罪的能力，必将会对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新刑诉法实施后反贪工作将面临严峻挑战

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拓展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但是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能委托律师作辩护人。而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而言，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辩护和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律师辩护人依法拥有诸多的权利，能够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主动收集证据,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相对地，这也就对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难度。

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新刑事诉讼法衔接了《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增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权利，其中对反贪工作影响最大的是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虽然，为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在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然而，从总体上看，相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极大增强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使得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畅通无阻地得到律师的指点和帮助，伴随着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产生的彷徨无助、恐惧、焦虑等情绪将会得到缓解，心理防线会得到巩固，对抗侦查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相应地，这必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审讯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首次确立了非法争证据排除规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最为关键的是，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自身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也就是说，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检察机关不得拒绝。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序的建立，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要应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说明情况，这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大考验。（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入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规制了侦查行为，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进步。而对反贪工作来说，则无疑会增加证明犯罪的难度。

反贪工作应如何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

提高思想认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侦查人员要正确对待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要充分认识到，新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强化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是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人权保障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民主法治事业进步的一个重大体现。要努力克服消极埋怨及畏难情绪，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新刑事诉讼法给反贪工作带来的挑战。要积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尽量做到谨慎、自制和谦抑，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坚持精品化办案的工作思路，努力使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够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积极转变侦查模式反贪侦查模式转变是侦查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所在。转变侦查模式是反贪工作应对新刑事诉讼法所带来挑战的最有效途径。当前，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模式主要是传统的以收集言词证据为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侦查部门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继而再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这种侦查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导致“口供主义”流行，容易诱发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损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与新形势下反贪工作面临的新要求之间的不适应将愈发凸显。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大力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强化线索的管理和利用，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努力实现“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挑战。

充分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这是国家基本立法层面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巨大支持。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来讲，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和固定证据、减少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赖、拓展办案成果、有效应对犯罪嫌疑人反侦查及翻供等方面作用重大。可以说，能否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关系到未来反贪工作的发展全局。而要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其关键就是严格依法使用，坚决杜绝滥用。具体而言，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要遵循立案后适用原则。只有在立案之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是红线，绝不能逾越；二要遵循重罪使用原则。在反贪办案过程中，只有对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才可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而对于何为“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格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严掌握，绝不能任意扩大范围。三是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采取其他侦查手段无效时，方可以适用。四是要遵循相关性原则。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五要遵循严格审批原则。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绝不能越权使用。六是遵循交有关机关执行原则。检察机关决定使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交由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的“有关机关”予以执行。总而言之，技术侦查措施对反贪工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将会极大促进工作开展，用得不好，将会产生恶劣负面影响，严重损害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灵活运用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检察机关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反贪工作中，强制措施如果运用得当，对案件的办理是有力的推动。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开展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情况下，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灵活运用，充分发挥出强制措施的重要作用。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根据已经了解掌握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好决定使用强制措施的时机、种类，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尤其是要注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适时变更强制措施，打压其抗拒、侥幸心理，强化其恐惧、悔罪心理，有效迫使其认罪招供。要充分抓住新刑事诉讼法健全、完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机遇，认真学习、理解有关法律规定，吃透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大胆使用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打击犯罪的预期功能。

重视并做好初查初查是对案件线索所反映内容的真实程度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的一个重要阶段。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通过初查，可以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秘密收集证据，查清相关事实，为立案做好准备。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能否立案，决定着能否顺利突破犯罪嫌疑人，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出色的初查工作，是案件质量的基本保证，是解决传唤、拘传时限过短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可以说，初查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开展反贪工作时，要切实强化初查，把初查工作做实、做细，把办案中心前移，力求在初查阶段最大限度地查清案件有关事实，收集和固定好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打好基础。要制定出完备而详尽的初查计划，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控制知情面，隐蔽好初查意图，促进初查工作取得最好的成效。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3

（一）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体现在第33条：“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就会见权而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的限制；但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二）律师阅卷权

在阅卷权方面，《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典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阅卷的范围上。《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通过对法条的比较可以看出，律师的阅卷权已经由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移送起诉阶段仅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阅卷权的范围明显狭窄。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事项，而不必经过被调查人或单位的同意。对于律师的调查收集证据，新《律师法》给予了两个渠道，一是申请办案机关调查；二是自己调查。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结合新《律师法》第33条，从侦查阶段开始，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自行开展调查了。而通过《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首先，律师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取证,都必须取得被调查者的同意。其次，律师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不仅要取得被害人、证人的同意,而且还要经由检察机关或者法院许可。再次，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辩护人才可以调查。

（四）律师辩护身份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实际上这一条规定已经把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的地位基本上确定下来，那就是从审前程序中侦查阶段开始，到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是一样的，律师要求会见可以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可以会见不被监听。换言之，从侦查阶段开始，律师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了。但是《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显然将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排斥在辩护人范围之外。《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有学者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不是也不能行使法律意义上的完全的辩护权。[1]我国刑诉法并未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属于“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甚至连“诉讼参与人”都不是。[2]也就是说，律师尽管能够为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些帮助，但律师的有限参与不足以改变刑事侦查程序的基本格局。

（五）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

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即司法机关不得因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言论而拘留、逮捕律师或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3]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尽管我国律师法顺应国际的趋势，规定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言论豁免权，但是，仅仅是有限的言论豁免权，因为第37条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的例外条款，使得律师们仍然担心，如果“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判断标准依旧掌握在法官手里，该条款可能会成为法庭制裁律师的依据，而且，此处的规定非常的不确定，例如何为恶意诽谤他人，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追究法律责任，具体包括哪些责任形式，民事责任，行政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职业处罚，例如，吊销执照，停业，罚款等等。但无论如何，“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一规定，对于中国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已经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新《律师法》在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二、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理念上的冲突

（一）传统诉讼理念和现代诉讼理念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刑事诉讼法》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侦控机关能够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有效地惩罚犯罪、控制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相应诉讼权利明显不足，在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参与诉讼难、律师辩护难等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有着直接关系。现代的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刑事诉讼法》价值体现不仅要保证司法机关通过正当程序即在不侵害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要满足所有人的安全、秩序、自由以及人格尊严的需求。[4]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理念的两大基本原则。前者已为我国刑法所规定，后者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并不明确。新《律师法》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在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冲突

长期以来，我国受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在刑事诉讼中已经形成重实体真实、轻程序正当，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诉讼理念。体现在立法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如何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犯罪、控制犯罪的功能特别重视，突出表现在立法对侦控机关权力行使的限则未予充分关注；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侦控机关的人权观念较差，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剥夺辩护权、律师参与诉讼难等现象不胜枚举。[5]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指导思想上追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惩罚犯罪的框架下定位人权保障的实现，不太关注权利保障。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律师法》更多的体现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的基础上找到了平衡点和落脚点，通过扩大律师的辩护权，为控诉方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使律师在诉讼中与执法人员地位平等，能够抗衡权力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形成控、辩、审三方稳定的三角结构。

三、新《律师法》适用冲突解决的路径选择

（一）修改《刑事诉讼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然性

新《律师法》为解决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而规定了一些新的措施。但新《律师法》的修订和出台是否就能起到根本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作用呢?《律师法》作为行业法，它的法律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必须考虑与相关基本法的衔接。许多问题的解决，更多地需要依靠诉讼法等基本法作相应改动。基本法不改，《律师法》的规定的律师权利在实践中很难落实到实处。因此，只有通过《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的修改以及出台相关的立法解释，使其能与《律师法》协调和衔接起来，才能使律师更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更好地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公务员之家

2.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可行性

根据《宪法》第62条和《立法法》第7条的相关规定，可知由于《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领域的基本法律，所以全国人大有权对其进行修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律师法》不是基本法律，所以其修改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如果是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进行修改，则修改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但是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则必须是部分修改，而且不得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出台立法解释

1.出台立法解释的必然性

在我国法律制度层面上，立法机关是法律解释主体之一，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所作的解释被称为立法解释。[6]根据我国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之常设机关享有刑事诉讼法之立法解释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其解释主体地位是宪法所赋予的，具有合宪性；其次，根据宪法，其还享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权力。刑事诉讼法属于国家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其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再次，国家立法机关具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其监督方法也很多，但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作出相关的立法解释，以指导行政机关正确理解法律的确切含义或纠正执行机关对法律原意的错误理解，同样也是一种监督法律实施的方法，并且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监督方法，它能更全面、准确地体现立法思想，从而保证法律统一并得到正确的执行与遵守。[7]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解释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立法解释权，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的抽象性立法解释，对各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8]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4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是密不可分的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两种法律中互相之间无法离开。因此，不管在研究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对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之中，只有找到两者良性互动的路径，才能真正的融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一)树立形式一体化观念。观念在行动之中是先导。解决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不密切的关系，首先要重新葱观念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认识。强调与重视两者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二)注重整体性立法。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要对两者的关系相互配合，立法是重要的处理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只有密切的将两者关系联系在一起，将整体意识树立起来，才能够将冲突减少，完成系统间的配合。

四、结语

不断发展的社会，在实践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司法问题，刑法能够不管修改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能够提供更好的对于刑事诉讼的经验，在保证法律的稳定性的过程下，协调修正案在社会实践中有很多的新问题，对于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透析和检视［J］．法制与社会，2017(03):109－110．

［2］塔娜．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6):84－89．

［3］殷艳梅．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现状之探究［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15(01):47－49．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5

一、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情况

自《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实际，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行政系统的正确贯彻实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执法检要性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是国家用以惩罚犯罪、保证刑法实施的基本程序法律，它在国家的法制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进一步健全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合理调整，完善了辩护制度，加强了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完善了强制措施。特别是庭审方式方面，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是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管理好刑罚执行机关规范执法，管理好律师队伍在提前介入诉讼及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办理好各种刑事案件，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贯彻工作

《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我县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制宣传职能，配合上级业务部门的工作步调，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活动。选派精干业务骨干赴省、市参加法律学习培训班。随后，县委普法在全县普法骨干培训班上，将《刑事诉讼法》纳入培训班学习内容，并在全县干部职工中进行学法考试，各乡镇、各部门以这些参训人员为骨干师资，按照一级抓一级，层层开展培训，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广泛宣传。除组织好学习培训外，还以以案释法、知识竞赛等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在学习贯彻中，律师队伍还参加了“模拟法庭”的审判实践活动，对刑诉法中赋予律师辩护权进行实践操作，达到了很好的学习宣传效果。通过学习培训，使干部群众理解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规定有了初步了解，为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加强律师执业监督管理，确保律师在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

刑事辩护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保障律师权益，有利于充分发挥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维护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目的。为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促进司法公正，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在贯彻实施刑诉法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结合律师行风评议、律师执业执纪教育整顿等活动，加强队伍法纪教育和素质建设，促进了执法观念的转变。通过严格执法执纪和办案程序，办案质量有较明显提高。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县律师共办理刑事辩护238件，其中法律援助52件。

一是开展了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2004年，按照中央和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维护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目标，坚持“三个结合、三个为主”的集中教育整顿方法，即：教育和惩治想结合，以教育为主；司法行政机关督导与律师事务所、律师自查自纠相结合，以自查自纠为主；查处违法违纪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以建章立制为主。认真解决我县律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律师工作在依法治县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采取学习教育、依法查处、严格监督、改善环境等措施，以“三个教育”(即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以及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三个规范”(即规范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和规范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为主要内容。通过半年的教育活动，我县律师队伍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诚实守信的观念等方面都有所增强；有关律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得到健全和完善；律师事务所的内容管理得到加强；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得到严格规范；没有出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现象；律师执业环境有明显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集中教育整顿的成果和我县律师队伍建设的成效。

二是开展了律师行业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在开展律师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律师行风评议活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律师行业风气的评议和监督。评议活动采取“面向社会、群众参与、评议系统、覆盖行业”的工作方法。借助社会力量推动行风建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自查自纠、公开服务承诺、公开举报电话、广泛征求意见等方式，在监督管理机制和运作状况、案件收费、内部管理等各方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共发放征求意见表100份，收回96份，通过测评，群众对我县律师行风基本满意，测评等次为良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成果，强化了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全体律师严格行业自律，树立了良好的行风。

(四)、贯彻法律，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促进司法公正

法律援助制度对保障社会贫弱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权利而履行的宪法义务，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实施法律援助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于1999年9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在中心的运作上，我们一是健全制度，全面保障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二是抓好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三是强化服务，立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自中心成立以来，共办理援助案件97件，其中刑事援助案件72件，民事援助案件25件，共计免收法律服务费约10多万元。通过中心办理的一批刑事法律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从根本上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外地打工者也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实践表明，发展法律援助工作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二、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与有关执法机关的工作协调联系不够好，出现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不够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诉讼中律师提前介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工作协调关系，存在律师介入难的问题。如会见难、阅卷难等。

第二、法律援助经费困难，工作保障不够好。

由于目前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还执行得不够好，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加之我县财政困难，造成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了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司法公正理念。要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

(二)、下功夫抓好队伍素质建设，切实提高依法办案水平。要把队伍的素质建设，尤其是政治素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常抓不懈。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宪法司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在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再次修改应以人为本，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己经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己发生深刻变化。以人为本，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要把公民、当事人视为刑事司法诉讼的主体，尊重和维护其做人的尊严，保障和维护其基本权利，决不能再把公民和当事人看作刑事诉讼的客体而肆意处置。以人为本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把它视为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合适的。

“以人为本”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不能狭隘理解为“以个人为本”。刑事诉讼法修改还要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兼顾各种诉讼价值，在保护人权与惩罚犯罪、公正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保持适度平衡。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要体现现代性和具有前瞻性，但是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条件，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二、再次修改应通盘考虑，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修改中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并注重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以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在现行宪法框架内进行，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按现代诉讼理念，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消积、被动、中立，与其它司法机关之间不应主动配合，这样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隶属于行政机关，不应属于司法机关。但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法院并列为司法机关，存在两虎相争的格局。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方面应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宪法中的这些规定，虽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宪法的最高权威在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尊重，刑事诉讼法不管如何修订，都不能出现同宪法明显矛盾的条款。

三、再次修改应考虑周全，条文数量应该有所增加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考虑到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次不是全面大改，只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太多、非改不可的地方进行修改:凡是可改可不改的都暂时不做改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虽然修改了一百四十多条，但原来的体例和框架仍被保留。学界认为此次修改，比较准确的提法可算作“中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条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条文太少，许多程序规定的相当简单，许多情况下出现容易产生歧义。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较少，不便于操作，于是公检法三大机关又分别制定了本部门的“实施细则”。主要有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规定》和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三家的内部规定分别是468条，367条和355条，加起来共有1190条，是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条文的四倍。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7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法检查日程安排，以及县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要求，现就我县司法行政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情况向检查组汇报。

一、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情况

自《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实际，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行政系统的正确贯彻实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执法检要性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是国家用以惩罚犯罪、保证刑法实施的基本程序法律，它在国家的法制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年×月×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进一步健全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合理调整，完善了辩护制度，加强了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完善了强制措施。特别是庭审方式方面，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是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管理好刑罚执行机关规范执法，管理好律师队伍在提前介入诉讼及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办理好各种刑事案件，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贯彻工作

《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我县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制宣传职能，配合上级业务部门的工作步调，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活动。选派精干业务骨干赴省、市参加法律学习培训班。随后，县委普法在全县普法骨干培训班上，将《刑事诉讼法》纳入培训班学习内容，并在全县干部职工中进行学法考试，各乡镇、各部门以这些参训人员为骨干师资，按照一级抓一级，层层开展培训，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广泛宣传。除组织好学习培训外，还以以案释法、知识竞赛等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在学习贯彻中，律师队伍还参加了“模拟法庭”的审判实践活动，对刑诉法中赋予律师辩护权进行实践操作，达到了很好的学习宣传效果。通过学习培训，使干部群众理解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规定有了初步了解，为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加强律师执业监督管理，确保律师在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

刑事辩护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保障律师权益，有利于充分发挥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维护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目的。为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促进司法公正，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在贯彻实施刑诉法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结合律师行风评议、律师执业执纪教育整顿等活动，加强队伍法纪教育和素质建设，促进了执法观念的转变。通过严格执法执纪和办案程序，办案质量有较明显提高。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县律师共办理刑事辩护件，其中法律援助件。

一是开展了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年，按照中央和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维护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目标，坚持“三个结合、三个为主”的集中教育整顿方法，即：教育和惩治想结合，以教育为主；司法行政机关督导与律师事务所、律师自查自纠相结合，以自查自纠为主；查处违法违纪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以建章立制为主。认真解决我县律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律师工作在依法治县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采取学习教育、依法查处、严格监督、改善环境等措施，以“三个教育”即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以及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三个规范”即规范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和规范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为主要内容。通过半年的教育活动，我县律师队伍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诚实守信的观念等方面都有所增强；有关律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得到健全和完善；律师事务所的内容管理得到加强；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得到严格规范；没有出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现象；律师执业环境有明显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集中教育整顿的成果和我县律师队伍建设的成效。

二是开展了律师行业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在开展律师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律师行风评议活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律师行业风气的评议和监督。评议活动采取“面向社会、群众参与、评议系统、覆盖行业”的工作方法。借助社会力量推动行风建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自查自纠、公开服务承诺、公开举报电话、广泛征求意见等方式，在监督管理机制和运作状况、案件收费、内部管理等各方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共发放征求意见表份，收回份，通过测评，群众对我县律师行风基本满意，测评等次为良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成果，强化了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全体律师严格行业自律，树立了良好的行风。

四、贯彻法律，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促进司法公正

法律援助制度对保障社会贫弱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权利而履行的宪法义务，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实施法律援助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于年×月×日正式挂牌成立。在中心的运作上，我们一是健全制度，全面保障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二是抓好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三是强化服务，立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自中心成立以来，共办理援助案件件，其中刑事援助案件件，民事援助案件件，共计免收法律服务费约多万元。通过中心办理的一批刑事法律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从根本上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外地打工者也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实践表明，发展法律援助工作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二、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与有关执法机关的工作协调联系不够好，出现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不够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诉讼中律师提前介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工作协调关系，存在律师介入难的问题。如会见难、阅卷难等。

第二、法律援助经费困难，工作保障不够好。

由于目前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还执行得不够好，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加之我县财政困难，造成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了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司法公正理念。要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

二、下功夫抓好队伍素质建设，切实提高依法办案水平。要把队伍的素质建设，尤其是政治素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常抓不懈。

三、加强协调配合，增加必要财力投入，保证《刑事诉讼法》正确有效实施。在恪尽职守、依法履职、相互监督制约的基础上，加强互相配合，强化程序公正意识、诉讼效率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保障律师、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的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8

1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同种类的犯罪也呈现出了智能化和科技化的特点。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就对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刑事诉讼的程序完善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作为法律教学工作者，特别是公安院校的法学工作者必须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改革教学方法，解决刑事诉讼法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单一，缺乏新颖性。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大多采用单一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公安院校亦如此。单一的讲授的教学方式只能单纯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但是却很难培养学生的主动应用知识的能力。尤其对于公安院校的学生来说，主动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将法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要求更高。如果刑事诉讼法的教师在教学中采用单一的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这样会使教学与实践脱节，难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难以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目的不明确，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单纯地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而不注重对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方式，违背了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目的。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既具理论性又具应用性的重要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也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然而，在现实的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大多重视单一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够重视对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是学生在工作过程中，不会“用法”，不会“执法”。

（3）教师缺乏实务经验，对实践性教学的指导力不强。目前阶段，法学教师更关注于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不能主动地在实践中寻到问题、发现问题、更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对于法学教师，尤其是公安院校的法律教师来说，不仅要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更应该具有丰富的公安实务经验。然而，现实中，大多数法律教师把精力投入在理论研究中，导致了自身公安实务经验的欠缺，因此也就很难对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3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基本原则

3.1坚持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院校的毕业生在实践工作中，必须具有很高的执法水平，同时也必须具有熟练运用所学的法学知识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对于公安队伍而言，办案经验的积累对于执法能力的加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对于正处于公安院校接受正规学历教育的学生来说，法学理论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强调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中的实践性教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实践性已经成为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的一个共识。为此，应该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多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并尽可能结合多媒体教学和开展模拟法庭等教学手段。这样才能增强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的实践性。可以说，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在传统的只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要重视刑事诉讼法的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必须以学生实际的执法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作为判断实践性教学成功与否的标准。

3.2坚持刑事诉讼法教学的与时俱进与理念教育相结合原则

执法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提高执法水平，顺应新的执法环境。同时，作为公安院校毕业的人民警察不仅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娴熟的执法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坚定的政治素养和执法理念的培养。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必须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因此也就决定了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教育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首现要注重忠诚理念的教育。其次，必须注重法治理念的教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这个基本要求的指导下，在公安院校的刑事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法治理念的培养。

4刑事诉讼法教学手段的新思考

4.1讲授教学与讨论教学相结合

讲授教学是让学生对于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认知，熟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程序的基本手段，能够为学生系统地掌握和领会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学生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系统性的知识的掌握，讲授的手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强调讲授教学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结合讨论教学的手段。讨论教学的方式能够充分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学生可以通过参与讨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通过讨论交流解决问题，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理解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有很大的作用。

4.2案例教学与模拟法庭教学相结合

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选择有针对性的案例对学生进行教学，不仅能够使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充分消化和理解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有显著的效果。同时也可以为模拟法庭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结合模拟法庭的教学模式。在模拟法庭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角色的协调，使学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在模拟法庭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并且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9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刑事诉讼法制中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涉及经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所适用的刑事程序是否公平正当。除此之外，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在国内法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与该国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宪法具有最近的渊源关系。刑事诉讼法制与政治体制的这种“近亲性”，使其对全球化趋势中的反应略显迟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刑事诉讼法制的全球化趋势，而是应当注意刑事诉讼的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表征和固有逻辑，勾勒出其特有的发展脉络。

一、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表征与实现机制

概括地讲，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频频变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两个重要表征。

1.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现代刑事诉讼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高举人权保障的大旗，对旧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围绕着人权保障这一主旨重构了现代刑事诉讼。在上世纪中叶战争结束后，在重建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对战争中刑事诉讼对人权践踏的反思，再一次将追求人权保障作为新一轮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基础。一部刑事诉讼法的近现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权保障不断完善的历史。崇尚人权保障是两大诉讼模式的共有理念，两大法系在人权保障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权保障的实现机制不同。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强调公权力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对被追诉方权利的实现承担了大量的照顾义务，通过积极的行使职权，发现真实以惩罚犯罪、澄清无辜。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人权保障的任务主要由被追诉方个人承担，通过赋予被追诉方大量的诉讼权利并辅之以顺畅的救济机制得以实现。

二战后的人权保障超越了原则与口号意义上的价值而逐步走向具体化，显示出对刑事诉讼体制的巨大调控作用。一方面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已经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具有完整的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对各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完善具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从各个具体国家来看，人权保障也是各国完善诉讼法制的中心。美国通过上世纪6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基本确立了在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欧洲大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主要是通过《欧洲人权公约》加以规定的，特别是通过欧洲人权委员会与欧洲人权法院保证了“人权法”的实施。许多欧洲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谴责性判决后被迫修改以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意大利于1988年的修法和法国于2001年的修法以及英国于1998年通过《1998年人权法案》都是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人权法”的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一种飞跃，“人权法”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法律类别，而仅仅是要规定一些国家在使用刑事的或非刑事的处罚、治安措施或者社会防卫措施时所不能逾越的界限。[1]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法就是强调公权力追究犯罪的界限问题，强调没有不计代价的发现真实，强调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顺应人权保障的历史趋势，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提高了人权保障的水平，具体体现在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免于起诉，废除了收容审查，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将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为防止“先定后审”改革卷宗移送方式，由全卷移送改为仅移送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完善了庭审方式，部分的吸收了对抗式庭审的积极因素等等。

2.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公约的确立成为刑事诉讼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签署起，国际社会就共同关注的人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交流与合作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签署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其中刑事司法领域作为和平年代侵犯人权的最危险领域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后者是迄今为止最集中全面地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的文件。[2]此外随着国际社会区域化进程的加快，欧洲、美洲、非洲分别通过了人权公约，这些公约在各自区域内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欧洲人权公约》及其实施状况为典型代表。《欧洲人权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起草，在其中规定了大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要求的公民权利，同时欧洲人权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由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欧洲人权法院，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判例建立起来的，各国受到人权法院判例的影响纷纷进行立法与司法改革。欧洲人权法院推动下的欧洲刑事诉讼法制走向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刑事诉讼全球化、国际化的良好范例。

以上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渊源于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在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诉讼规律和基本准则，这些公理性的认识涵盖了大部分人类刑事司法活动的智慧结晶。国际公约中对刑事司法准则、诉讼权利的规定鲜明地体现了这些诉讼规律与诉讼理念，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十四条就集中表明了刑事程序的进行所应遵循的基本标准：不受任意逮捕或拘束的权利；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公正审判的最低标准为告知指控、充分辩护、受审时间不无故拖延，有权获得辩护与法律援助、有权提出证人与质询对方证人、有权获得翻译、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要求复审的权利等等。《公约》不仅详细规定了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基本人权，而且还设计了详尽有效的实施机制以保证《公约》对成员国的国内法发挥作用，实现公约签订的初始目标。比如《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在国内立法和其他措施中采纳规定的各项权利，并且建立“确能付诸实施”的违权救济机制，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公约》权利的人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和其他救济，《公约》还要求成员国必须按照《公约》规定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执行《公约》的情况，接受委员会的监督。[3]截至2000年10月，已有145个国家批准和加入了该《公约》，《公约》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影响也正在逐步扩大。总之，完备科学的公约内容为刑事诉讼全球化提供了基本标准，而通过对成员国实施公约的监督极大地推进了刑事诉讼法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趋向一致。

3.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融合为分析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尽管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是各国刑事诉讼学者在探讨问题时所通用的一种分析模型，但各国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界定、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利弊等问题都存在重大的分歧。特别是二战后两大法系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的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使二者之间的界分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两大诉讼模式之间如何求同，又如何存异这一问题就成为我们观察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有效视角。

从两大诉讼模式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绝非简单的英美当事人化。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多种原因，我们对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了解相对较少，这种知识上的缺乏极易导致对职权主义模式的诸多误解，甚至将职权主义等同于纠问式诉讼，等同于有罪必罚，等同于发现真实，等同于践踏人权，等同于落后保守，而一谈到当事人主义就是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保障人权。这种两分法是十分不科学的。实际上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是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地的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是指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主张、证据进行裁判，对应大陆法系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是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4]关于当事人主义较无争议的优点有二：一为司法裁判者的中立超然而使程序正义得以较好的实现；二为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这种对抗制的主要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美国比较刑事诉讼学者将其概括为三点：一为容易导致检察官滥用权力，从而使被害人及被告人的权利均缺少保障；三为诉讼耗费时日，被迫以认罪协商代替审判；三是诉讼以胜诉为目的，证据常常成为秘密武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律师技巧决定审判的结果。[5]为克服这些缺陷，自70年代起，美国逐步开始参照大陆法系对对抗制制度作出若干修正。两个修法的主要方向，一是参考大陆法系制度，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中立官署的角色，二为扩大证据开示的范围，证据开示逐步由单向开示走向双向开示，发展为真正的证据交换。英美法系借鉴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另一表现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公诉制度的建立。实际上美国在建国之初汉有采用英国的私诉制度而改采公诉制度，主要也是受到法国检察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原则，也就是国家负责追诉犯罪，排除私人追诉的理念被证明是符合人类刑事司法的发展规律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逐步趋同的另一表现是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来看，英美国家的成文法化趋势十分明显。在美国，早在1947年，福兰克福特法官曾写道：“1875年之前提交到最高法院的争诉中，有超过40%的案件是以普通法为判决依据，50年后这个比例降至5%，到了今天，不依据法律就能解决的案件几乎是零”。[6]英国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刑事程序革命，至80、90年代形成了立法高潮，其变革范围几乎涉及到刑事诉讼的方方面面，而且这种以成文法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做法仍在继续。英美法系在有些领域的成文法立法建设方面甚至超过了大陆法系国家，比如英国自1985年起就对司法监听管制立了法（通讯阻截法），而当时法国主要是通过司法判例确认了这样的做法。[7]以上仅是两大法系趋同的部分表征，实际上对两大诉讼模式在较量与融合中凸现出来的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更为细致具体的诠释体现在近期几个主要国家与地区刑事诉讼立法的变革以及若干刑事诉讼实践发展动向两个方面。

4.近期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的发展趋势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两个重要表征。近年来俄罗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均进行了修改。其中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变革始于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修正，至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法国于2000年6月15日通过了第2000-516号法律，对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达142个条文的修改；意大利于1988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混合型诉讼模式；英国通过1984年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1994年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1996年的《刑事诉讼和侦查法》，对其刑事程序进行了重大变革；德国分别通过了1992年的《抗制违法之烟毒麻醉药品交易及其它组织犯罪法》、1993年的《减轻司法负担法》、1976、1986、1987年的几部刑事诉讼修正法、1986年的《被害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了重大的更新；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自1995年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修订，分别于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共进行了6次修正。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具有不同的修法目的，限于本文的篇幅与主旨在这里不再——评析，但通过比较、分析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近期立法动态与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把握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进程，其中较为明显的共同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审前程序成为各国立法的重要内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均认识到审前程序的完善与否对整个刑事程序的运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坚持审判中心主义，侦查程序只是审判程序的准备。目前这种传统认识正在逐步发生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几十年来针对审前程序尤其是警察活动作出了大量判例，加强了对侦查程序的控制。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未进入审判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审前程序的调查结果与检察官的裁量权的行使成为了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重要因素，审前程序的作用愈发重要。英国近期的修法特别是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在兼顾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两项价值的前提下，规范了警察侦查活动，侦查程序作为英国法上的一个独立阶段的趋势逐步明朗。此外英国审前程序的另一项重要变革就是对庭审前准备程序进行了完善，许多改革前需在庭审中解决的争议、处理的事务大量的移到庭前准备程序中，在法官的主持下予以解决，虽然刑事诉讼仍然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但英国日益强调由法官主持重点突出的庭审前准备程序。[8]法国法在2000年的修订中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增设了自由羁押法官与预审法官并列，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审前程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原因有二：其一，侦查程序大体上是一种单方追诉程序，而且刑事诉讼中的大部分强制措施主要适用于此程序中，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极为突出，因此各国无不关注侦查程序的法制状况；其二，审前程序在各国实际案件处理当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量的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即被分流。英美国家的辩诉交易自不待言，即使是奉行“法定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在严重的犯罪态势与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前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便宜原则”的运用，逐步扩大检察官不起诉案件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案件截停在法院的大门之外。

(2)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得到确立。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称之为“法官保留”，在英美法上称之为“令状主义”。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台湾刑事诉讼法也在1997年的修改中将羁押决定权收归法官所有，2001年又将搜索权收归法官，相应的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逐步缩小。法国预审法官由于身兼二任而备受批评，为防止侦查权与强制处分决定权交叉滥用，新近的修法专门设置了自由与羁押法官，负责决定被追诉者自由的限制与剥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3)被害人地位得到提高，其权益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美国自1965年至1985年20年间形成了保护被害人的高潮，各州纷纷立法保护被害人，确立了犯罪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制度，据统计全美陆续有39个州通过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至1983年时已有至少500个“被害人、证人协助及服务方案”。[9]德国1980年通过的《被害人保护法》对改善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迈进了一大步。英国自1997年起在被害人保护方面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增加拨款，完善告知程序，建立“社区法律服务机构”等等。2002年提出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就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权益提出更为宏大的举措。[10]法国法在2000年修正中，在总则中加入了保护被害人权利原则，同时在该法第二篇专门规定了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比如加强了对被害人形象与尊严的保护，保护被害人的信息知悉权，提高救助受害人协会的法律地位，完善民事求偿程序。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也进一步扩大了被害人的权利，在法典第42条具体规定了被害人享有的22项诉讼权利，其中包括提供证据，了解案件材料，经许可参加侦查行为，出庭参与法庭审理，对法庭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上诉等一系列重要权利。

(4)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世界各国面临的犯罪问题发生了新变化。这表现在：犯罪数量大幅度增长，司法机关负担加重，而且有组织犯罪、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复杂犯罪形态层出不穷。针对这些犯罪状况，各国一方面如前所述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尽可能在审前程序中分流案件；另一方面加强了侦查机关对付犯罪的侦查手段，赋予侦查机关诸如监听、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侦查权力。比如英国通过《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警察的权力，而且按目前政府提出的立法目标，未来英国的刑事司法改革重心会倾向于对犯罪的抗制和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为对付严重的有组织犯罪，2001年英国通过的《侦查权力规则》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便衣警察、线人、直接监听或侵入式监听等秘密侦查方式。[11]又比如德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多部立法，针对控制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提出了种种对策，如由联邦总检察长集中管辖该类案件；针对新型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还创制了查缉网络追缉、人事资料对比、运用科技仪器、卧底侦查、拉网缉捕等新型侦查措施。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针对恐怖主义纷纷通过法律，加强了打击恐怖犯罪的力度。这一举动也对各国的刑事追诉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与罪状认否程序逐步得到推广，自愿协商以及处分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1988年意大利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协商程序。修正后的台湾刑事诉讼法第451条之规定也正式引入了认罪协商制度。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典对于刑罚不超过5年自由刑的案件规定了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经过法庭审理即做出判决，相应的减刑幅度至少为原刑期的1/3。在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实务界一直也在使用一种“非正式的认罪协商”制度，即控辩双方秘密约定，法院根据被告的自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例中认为实务界发展出来的经由协议、约定、谈判而终结诉讼程序的做法，只要不侵害到调查原则、罪责原则、平等原则、意识自由原则，即该协议不违反基本法的规定。[12]

二、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参酌刑事诉讼全球化进程，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进程中，我们认为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更新人权保障观念。目前有两个因素阻碍着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是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主体泛化的观点，即认为刑事诉讼既应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应保障被害人、社会公众的人权；二是执法观念上“重打击轻保护”，以及侦破案件的手段长期停滞不前，致使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限制律师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应当着重强调保护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而对于集体人权、社会人权的保护只是刑事诉讼附随的社会效果，是经过刑事诉讼的大部分程序后决定适用刑罚时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本身是一个产生决定的过程，而并不是决定本身。强调诉讼中的人权而非泛化了的人权概念，对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问题同样适用。基于保持诉讼结构中的控辩平衡理念，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对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程度都持谨慎态度，对被害人的保护大多采用诉讼外措施。实际上被害人保护运动大多只是涉及社会服务项目、补偿等问题，而真正赋予被害人诉讼权利如独立的上诉权的做法在各国立法例中毕竟是少数的做法。如果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无限拔高，再加上公诉机关的强大力量，弱小的被告人势必会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处境，控辩平衡的诉讼结构也将受到破坏。对于第二个问题，刑事诉讼中侵犯人权的现象，从现有的案例与报道来看，主要是集中于侦查阶段。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侦查行为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因而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将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审前程序乃至整个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把握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契机，将加入《公约》作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外源型动力。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正处于批准准备阶段。对于我国法律中与《公约》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或抵触的规定，我们应尽量避免使用保留条款，而应积极研究并适时修改国内立法，尽量达到公约所要求的人权保护状况。目前我国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对《公约》的批准构成障碍而急需修改或完善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完全体现与贯彻。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废除人民检察院的免于起诉，明确定罪权归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与无罪推定的实质内涵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无罪推定原则所要明晰的证明责任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加以规定，在司法实践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法官随意分配证明责任的现象。(2)《公约》规定的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证人的权利和对不利于己的证人进行质询的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保护不周。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得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肯定”，加之有关证人保护、补偿、制裁的法律规定的欠缺，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制约庭审方式的瓶颈。另一个问题是被追诉方的质询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约束基本上属于空白，这就使被追诉方的质询权极易遭到法官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无需阐明理由，也没有救济措施。(3)我国现有的审判前的拘留与逮捕程序与《公约》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之一就是羁押时间过长，拘留长达37天，逮捕后的羁押更是可以长达数年之久；表现之二是羁押率高，审前非羁押成为例外；表现之三为拘留措施作为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手段，没有相应的机制满足由“审判官或者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审查这一《公约》要求；表现之四为《公约》第9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在我国法律中并不存在，审前羁押的救济机制十分薄弱。针对这种状况，未来立法的完善方向应考虑缩短法定羁押期限，贯彻比例原则，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最长羁押期限，对拘留、羁押的决定权实行法官保留，同时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如保释制度的适用程序，减少审前待审羁押的人数。(4)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205条的规定，允许在判决生效后再次提起对被告人不利的诉讼，这与《公约》第64条第7项确立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相抵触。(5)批准《公约》的最大障碍在于《公约》第14条第3项所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回答”义务，也就是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的沉默权问题。

3.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目前我国完善诉讼程序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我国刑事程序与司法制度的完善面临着许多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正在积极解决的问题，我们有理由从刑事诉讼全球化的大潮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通过自己的积极探索为世界刑事诉讼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诉讼程序部分而言，审前程序应当成为进一步推进刑事诉讼法制改革走向深入的突破口和重要阵地。完善的路径应以公诉权为核心，以检警一体的思路重构审前程序；在侦查阶段应区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贯彻比例原则，同时对强制侦查行为原则上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对新型的侦查方法应当及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化，对监听、秘密侦查、测谎、诱惑侦查等措施的性质、效力予以明确；进一步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不起诉处分的范围；总结“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成功经验，修改法律，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建构完善的多功能的庭前准备程序，通过设立类似于庭前会议形式的审前协商程序，为庭审的集中有效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审判程序的完善中，应考虑在满足了相关的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条件下，借鉴罪状认否程序，简化庭审程序，实现诉讼经济。

【参考文献】

[1][7]［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15.63.

[2][3]程味秋.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9.39.

[4]［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12.

[5]吴巡龙.美国对刑事诉讼两造对抗制度之修正[J].法学丛刊(185).

[6]宋冰.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

[8][11]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中英刑事审前程序研讨会纪要[J].政法论坛，2002,(4).

[9]林辉煌.建构犯罪被害人之司法保护体系－美国制度之借镜[A].刑事诉讼之运作[C].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371.

新刑事诉讼法范文篇10

县司法局关于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的情况汇报

(2006年3月3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法检查日程安排，以及县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要求，现就我县司法行政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情况向检查组汇报。

一、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情况

自《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实际，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行政系统的正确贯彻实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执法检要性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是国家用以惩罚犯罪、保证刑法实施的基本程序法律，它在国家的法制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进一步健全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合理调整，完善了辩护制度，加强了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完善了强制措施。特别是庭审方式方面，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是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管理好刑罚执行机关规范执法，管理好律师队伍在提前介入诉讼及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办理好各种刑事案件，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贯彻工作

《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我县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制宣传职能，配合上级业务部门的工作步调，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活动。选派精干业务骨干赴省、市参加法律学习培训班。随后，县委普法在全县普法骨干培训班上，将《刑事诉讼法》纳入培训班学习内容，并在全县干部职工中进行学法考试，各乡镇、各部门以这些参训人员为骨干师资，按照一级抓一级，层层开展培训，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广泛宣传。除组织好学习培训外，还以以案释法、知识竞赛等理论联系实际的形式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在学习贯彻中，律师队伍还参加了“模拟法庭”的审判实践活动，对刑诉法中赋予律师辩护权进行实践操作，达到了很好的学习宣传效果。通过学习培训，使干部群众理解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规定有了初步了解，为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加强律师执业监督管理，确保律师在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

刑事辩护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保障律师权益，有利于充分发挥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维护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目的。为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促进司法公正，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在贯彻实施刑诉法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结合律师行风评议、律师执业执纪教育整顿等活动，加强队伍法纪教育和素质建设，促进了执法观念的转变。通过严格执法执纪和办案程序，办案质量有较明显提高。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县律师共办理刑事辩护238件，其中法律援助52件。

一是开展了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2004年，按照中央和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维护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目标，坚持“三个结合、三个为主”的集中教育整顿方法，即：教育和惩治想结合，以教育为主；司法行政机关督导与律师事务所、律师自查自纠相结合，以自查自纠为主；查处违法违纪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以建章立制为主。认真解决我县律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律师工作在依法治县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采取学习教育、依法查处、严格监督、改善环境等措施，以“三个教育”(即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以及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三个规范”(即规范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和规范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为主要内容。通过半年的教育活动，我县律师队伍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诚实守信的观念等方面都有所增强；有关律师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得到健全和完善；律师事务所的内容管理得到加强；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得到严格规范；没有出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现象；律师执业环境有明显改善。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集中教育整顿的成果和我县律师队伍建设的成效。

二是开展了律师行业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在开展律师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律师行风评议活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律师行业风气的评议和监督。评议活动采取“面向社会、群众参与、评议系统、覆盖行业”的工作方法。借助社会力量推动行风建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自查自纠、公开服务承诺、公开举报电话、广泛征求意见等方式，在监督管理机制和运作状况、案件收费、内部管理等各方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共发放征求意见表100份，收回96份，通过测评，群众对我县律师行风基本满意，测评等次为良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成果，强化了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全体律师严格行业自律，树立了良好的行风。

(四)、贯彻法律，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促进司法公正

法律援助制度对保障社会贫弱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权利而履行的宪法义务，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实施法律援助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于1999年9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在中心的运作上，我们一是健全制度，全面保障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二是抓好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三是强化服务，立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自中心成立以来，共办理援助案件97件，其中刑事援助案件72件，民事援助案件25件，共计免收法律服务费约10多万元。通过中心办理的一批刑事法律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从根本上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外地打工者也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实践表明，发展法律援助工作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二、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与有关执法机关的工作协调联系不够好，出现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不够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诉讼中律师提前介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工作协调关系，存在律师介入难的问题。如会见难、阅卷难等。

第二、法律援助经费困难，工作保障不够好。

由于目前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还执行得不够好，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加之我县财政困难，造成法律援助经费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了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司法公正理念。要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

(二)、下功夫抓好队伍素质建设，切实提高依法办案水平。要把队伍的素质建设，尤其是政治素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常抓不懈。

(三)、加强协调配合，增加必要财力投入，保证《刑事诉讼法》正确有效实施。在恪尽职守、依法履职、相互监督制约的基础上，加强互相配合，强化程序公正意识、诉讼效率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保障律师、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