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教育范文10篇

新式教育范文篇1

[关键词]近代中国；兴学；模仿；民众参与；不相适应

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变革。如果说思想与政治变革为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则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是“受外力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性的现代化”[1]，在变革过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兴学观念、学制系统来自对国外的效仿；办学经费依靠民间的捐输；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呈现出适应中的不适应。这些特点相互区别，但又密切联系。它们形成于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之中，又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有着现实的参照意义。

一、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药方只贩外人丹”

有学者将近代之初清政府对教育的整顿路径，形象地称为“药方只贩古时丹”[2]。教育中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维惯性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生产力发展乏力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变革，没有为教育变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知识也没有进入教育领域。教育沿着原有的轨道并不断地从固有文化中汲取养料而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辅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发展，社会愈乏发展动力之怪圈。这种状况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变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起步，在被动中模仿或移植着西方社会的某些措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同样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移植范围包括中国以往没有的产业部门或已有但以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移植的产业部门一旦进入中国，便显现出其优越性，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使中国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暴露无遗。新型生产方式所显示的优越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以新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抵御经济侵略、求得富强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愿望愈加强烈。在固有教育难以满足新的生产方式对人才的要求时，变革教育的呼声出现，并急剧高涨。这种舆论与生产领域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壮大了要求教育变革的力量，近代教育开始萌动。

在缺乏创办新式教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开。模仿内容不仅体现在学制系统、教育观念上，甚至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就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学校课程设置而言，几乎是日本的翻版以清末高等商业学堂为例，共设课程18门：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薄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实践、体操。据周学熙《东游日记》记载，这样的课程设置几乎是日本高等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的翻版。见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中等商业学堂所设13门课程中，仅比日本多了理财大义、商业实践，少了速记术，其余则完全相同。见曾治平.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史[M].武汉：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1997.10.；而且“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3]（P214)；至于雇佣洋教习、大批派遣留学生，不余遗力地翻译西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无不显示出“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特点。这种移植国外教育的情形贯穿于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现了与“药方只贩古时丹”相对应的“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状况。黄炎培于1930年代在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对这种效仿国外教育的做法给予概括：

新式教育范文篇2

[关键词]近代中国；兴学；模仿；民众参与；不相适应

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变革。如果说思想与政治变革为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则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是“受外力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性的现代化”[1]，在变革过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教育上则是：兴学观念、学制系统来自对国外的效仿；办学经费依靠民间的捐输；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呈现出适应中的不适应。这些特点相互区别，但又密切联系。它们形成于近代中国兴学过程之中，又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有着现实的参照意义。

一、从“药方只贩古时丹”到“药方只贩外人丹”

有学者将近代之初清政府对教育的整顿路径，形象地称为“药方只贩古时丹”[2]。教育中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维惯性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生产力发展乏力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变革，没有为教育变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知识也没有进入教育领域。教育沿着原有的轨道并不断地从固有文化中汲取养料而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辅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发展，社会愈乏发展动力之怪圈。这种状况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变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起步，在被动中模仿或移植着西方社会的某些措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同样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移植范围包括中国以往没有的产业部门或已有但以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移植的产业部门一旦进入中国，便显现出其优越性，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使中国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暴露无遗。新型生产方式所显示的优越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以新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抵御经济侵略、求得富强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愿望愈加强烈。在固有教育难以满足新的生产方式对人才的要求时，变革教育的呼声出现，并急剧高涨。这种舆论与生产领域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壮大了要求教育变革的力量，近代教育开始萌动。

在缺乏创办新式教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开。模仿内容不仅体现在学制系统、教育观念上，甚至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就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学校课程设置而言，几乎是日本的翻版以清末高等商业学堂为例，共设课程18门：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薄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实践、体操。据周学熙《东游日记》记载，这样的课程设置几乎是日本高等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的翻版。见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中等商业学堂所设13门课程中，仅比日本多了理财大义、商业实践，少了速记术，其余则完全相同。见曾治平.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史[M].武汉：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1997.10.；而且“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3]（P214)；至于雇佣洋教习、大批派遣留学生，不余遗力地翻译西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无不显示出“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特点。这种移植国外教育的情形贯穿于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现了与“药方只贩古时丹”相对应的“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状况。黄炎培于1930年代在他的《中国教育史要》中，对这种效仿国外教育的做法给予概括：

新式教育范文篇3

有学者将近代之初清政府对教育的整顿路径，形象地称为“药方只贩古时丹”[2]。教育中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维惯性有关，但又不限于此，生产力发展乏力是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变革，没有为教育变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知识也没有进入教育领域。教育沿着原有的轨道并不断地从固有文化中汲取养料而得到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辅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发展，社会愈乏发展动力之怪圈。这种状况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变得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起步，在被动中模仿或移植着西方社会的某些措施。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同样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移植范围包括中国以往没有的产业部门或已有但以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移植的产业部门一旦进入中国，便显现出其优越性，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内在驱动力、以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使中国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暴露无遗。新型生产方式所显示的优越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以新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抵御经济侵略、求得富强的主要途径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愿望愈加强烈。在固有教育难以满足新的生产方式对人才的要求时，变革教育的呼声出现，并急剧高涨。这种舆论与生产领域的实践活动遥相呼应，壮大了要求教育变革的力量，近代教育开始萌动。

在缺乏创办新式教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开。模仿内容不仅体现在学制系统、教育观念上，甚至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就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商业学校课程设置而言，几乎是日本的翻版以清末高等商业学堂为例，共设课程18门：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薄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实践、体操。据周学熙《东游日记》记载，这样的课程设置几乎是日本高等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的翻版。见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中等商业学堂所设13门课程中，仅比日本多了理财大义、商业实践，少了速记术，其余则完全相同。见曾治平.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史[M].武汉：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1997.10.；而且“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3]（P214)；至于雇佣洋教习、大批派遣留学生，不余遗力地翻译西书、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无不显示出“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特点。这种移植国外教育的情形贯穿于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出现了与“药方只贩古时丹”相对应的“药方只贩外人丹”的状况。黄

中国最近时期……种种变化，都是外烁的，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这是很明显的现象……吾们先求教育跟上人家，慢想超过人家。宗旨并精神上须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还须择善而从，若并模仿而以为可耻，是永远没有出息的了。[4]

新式教育范文篇4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思潮及其对浙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地合二为一了。

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机构的出现，大开了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24页.

[2]李国祁.中国化的区域：闽浙台地区.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四（1985）年五月再版.第128页.

[3]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咸丰东华续录十[M].光绪二十五年仿泰西法石印.第3页.

[4]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68页.

[5][6]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戍变法（3）[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9.第124页.第971页.

[7]夏东元.盛世危言·商战.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9.第586页.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M].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第259页.

[9]张之洞.劝学篇·序.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第963页.

[10]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总4719页.

influencefactorsoftheeducationalmodernizationofZhejiangandthecharacteristicsofeducationinmoderntimesinZhejiangProvince

BaiJinbiao

新式教育范文篇5

关键词：高中历史；创新式思维；课堂改革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新课程改革提出了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更新教学课程与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推动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高中历史教师应响应素质教育号召，在教学中创新方法，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一、创新式思维对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以课本上的历史知识为重点，只讲解书本上的知识，对于课本外的知识很少涉及，教师不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潜力。在历史教学中，传统教学以知识记忆为重点，重点考察学生的记忆力，忽视培养学生的判断力、辨别能力等综合素质，学生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更无法培养创新意识。因此，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非常不适应于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科技、大众创新的观念，学校和教师应当改变陈旧的历史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二）符合素质教育要求

知识时代的到来，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更应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历史教学课堂中，运用创新式思维可以提升学生的记忆力、理解力，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符合社会需求。同时，创新式思维还能够提升大脑的协调能力，充分开发学生的潜力，同时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创新式思维类别

创新式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它能够打破学生禁锢的思维方式，以活跃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主要有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双向思维三种类别。求异思维是指以不同于寻常的思维方式面对问题，常常能够得到出人意料的结果。求异思维是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由因查果的思路，而是以果为依据，寻求因，最终得到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正是体现了求异思维。

（二）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可以理解为求异思维的一种独特方式，在历史教学中作用巨大。逆向思维简单来说就是反其道而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具有双面性，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传授给学生“非黑即白”的观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我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形象，也有负面形象，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利用逆向思维，全面认识历史人物，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双向思维

双向思维是指不同于正向思维、逆向思维、同向思维以外的思维方式。历史是一门具有可知性的学科，其具有意象远的特点，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中对比现代与历史，达到标新立异的教学效果，就能给学生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双向思维可以让学生全面、完整地看待历史事件，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将历史与地理、政治等学科构成全面的思维方式，从不同角度说明历史问题，能达到活跃课堂，增强学习效果的目的。

三、创新式思维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运用创新式思维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教学效果。为此，高中历史教学应当采取一定的方式，以促进学生创新式思维的运用，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更新教育观念

教学观念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思想，对教师教学工作具有统领性作用，也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核心。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创新式思维，教师首先要更新教育观念，以先进的教学观念为创新式思维运用创造良好的条件。高中历史教师应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将课堂交给学生，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增强他们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辨别，而不是简单的记忆。

（二）采用多种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是实施教学方法的重要措施与重要支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教学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采取多种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比如，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收集素材，激发学生自己探索、自主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高中历史学习更易培养学生的因果思考能力，以及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他们可以全面分析和讲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利用网络收集历史知识，丰富课堂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学习提供素材和依据。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当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构建和谐的学习氛围

在传统的学习关系中，教师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学生处于被管理的位置，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平等，使得学生对教师往往有抵触情绪，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很多情况下，学生因不喜欢某一学科的教师，而不喜欢某一学科，导致该门课成绩不理想。运用创新式思维要求学生与教师建立和谐的关系，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教师由管理者变为引导者，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师与学生间的良好沟通，及时解决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教师还应当活跃课堂气氛，在课堂中设置游戏，比如让学生扮演不同的历史人物，加深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式思维。

四、结语

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创建创新型国家，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针对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忽视创新式思维培养的现状，教师应当更新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构建和谐的学习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式思维，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许大才 单位:安徽省含山一中

参考文献：

新式教育范文篇6

一、师法西方：新式教学法的移植性引进

一般而言，在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所经历的“后发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开明教育家的思想的确代表了一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对教育发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对各种新式教育吸收和采用所起决定因素的，依然主要在政府所制定教育决策中集中体现出来。而这种教育决策中固然有吸纳教育家思想的成分，但更多地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表现为一个政府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政府对各种利益，包括事关国家存亡的国家利益、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损益等以及政府自身的存亡等利益之间权衡后进行选择的结果。一种教育思潮会部分影响政府的教育决策，而政府对各种利益权衡后的教育决策则会主导或左右某种教育思潮的兴衰和实际的落实程度。具体新式教学法的最初引进而言，正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在“教育救国”这种思路的主导下，由于新式教育的作用因为民族危亡被放大，在政府大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动机下而传入中国的。1902年8月15日，“壬寅学制”公布，该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学制系统，其中，对新式教学法（当时被称为“教授法”）做了初步粗浅的规定：“凡教授儿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而害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夏楚之事断不宜施。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力，所当切戒。”［1］（页284）

“壬寅学制”里面关于教授法的规定堪称是中国官方所规定的新式教学法的起源。［2］（页129）“壬寅学制”虽然还没有得到实施就被“癸卯学制”所取代，但其中的这些规定对于“癸卯学制”乃至以后新式教学法的推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1904年1月13日，“癸卯学制”颁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推广实施的学校系统。在该学制的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以及第二十二节里面，对于新式教学法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第十节各教科教授详细节目，该学堂堂长宜斟酌审定。第十一节各教科书详细节目，讲授之时不可紊其次序，误其指挥。尤贵使互相贯通印证，以为补益。第十二节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实不能背诵者，宜于实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第二十二节全堂儿童，其功夫深浅同等、教授同班、编为一学级之学堂，名为单级小学堂；其功夫深浅不同等、教授不同班、编为二级以上之学堂，名为多级小学堂；其功夫深浅虽同等，教授虽可同班，而限于屋舍窄狭，只可将儿童分为二起教授，各占半日名为半日小学堂。”［1］（页301）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国家教育政策的推动，赫尔巴特的五段式教学法率先在清末新政时期经日本而登陆中国，开近代新式教学法在中国小学教育中实验和推广的先河。五段式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前清末新政时候为第一时期，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国内师范学堂为传播渠道，一种则是来源于赴日本留学学习师范归来的留学生。此时五段教学法传播的范围相当有限，正如俞子夷所提及的：“五段法仅仅在讲义或口头谈话中推行，小学课本里很少出现。当然，南通师范实习小学里，五段法是常用的，这种小学，能有几个！”其后第二时期主要通过单级教学传播。第三个时期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传播的方式比较多样。［3］（页219）

赫尔巴特的五段式教学法在中国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后，包括又由日本传入的单级教学法等都新式教学法几乎和五段教学法都有着密切关系。俞子夷在回忆单级教学法被引进的时候曾经讲道：“四人考察团，好比抬一乘绿呢官轿，接来了单级教法，并大张旗鼓，演了两台庙戏。单级只是编排方式，教法实质仍不外日本通行的那一套海尔巴脱的五段法。”［3］（页226）然而，清末新政中，无论是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还是单级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并没有在全国推行开来，“仅在若干都市中的师范附属小学或模范小学试行而已”。［2］（页122）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体的更换也向教育模式的选择在客观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教育成为时代的呼喊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需。因此，新教育由师法日本转而直接师法欧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正如时人所言：“昔日言教育者，曰日、曰英、曰德，今日之言教育者，曰法、曰美；昔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立宪国民，今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共和国民；言立宪故取日、英、德之学制，言共和故取法、美之学制，此今昔之所以不同。”［4］虽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所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仍然采用日本学制，［5］（页203）但在此后民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批留学欧美学生的回国，教育变革越来越表现出师法欧美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教学法的引进上也具体而直观地表现了出来。反映欧美小学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潮被不断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伴随着这些教育思潮的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诸如自学辅导法、分组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道尔顿制、文卡特纳制、设计教学法等也被相继介绍到中国。所有这些新式教学法是在中国新式小学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中被引进的，是一大批进步教育家探索解决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需求而做出的可贵努力，既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新式小学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世界教育改革思潮对民国时期中国小学教育改革的影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型”国家，在对西方教学方法的学习和引进上，表面上积极主动学习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消极、被动甚至是盲目接受的成分。由于这些教学法的自身特点和中国当时文化、师资以及设备等方面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在最初传入中国以后相当长时间里存在着被移植过来之后“水土不服”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读书不能成诵，写字别字太多，算法又缓慢又错误”［6］等方面。最为显著的表现是“新教学方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因此经过一番折腾，弄得劳民伤财，教学质量下降”［7］。从而导致了“新法学校往往为父兄所不欢迎，一般保守的家庭还要送子女入私塾，或自己请塾师，或用塾师来补学校的不足”［6］等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式小学教学法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变异，近代很多教育家都对新式教学法引进和移植中出现的问题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

二、“西化”与“本土化”：教育界对新式教学法本土化的理论思考

作为近代新式小学教学方法推广的重要领军人物，俞子夷在1923年较早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检讨和反思：“我们提创新法的人也要发生怀疑———我们去年编造测验时，的确也觉得小学生读、写、算的成绩太低。难道受过师范教育的小学教员不如开门授徒的塾师，小学校的算术教员不如店面的教珠算吗？还是西洋传来的新教育法不合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只能用旧日的老法吗？……旧法是社会里沿用很久的了；新法输入还不过五十年。沿用的，自然纯熟；新学的，自然生疏。塾师、店伙何时进过特殊的训练机关，然而中国各地教读书、珠算的方法即千篇一律。这就是旧法沿用已久，在社会里成功习惯的证据。新法的教员虽同受师范学校的训练，然而他们方法可以千差万别。———教法当然不宜呆板划一，但是差别到立于反对的地位，大足以证明我们对于新法的确是很生疏而没有彻底！”［6］

俞子夷在对新旧教学法比较后曾深刻地总结道：“旧法只知练习而练习不得法，新法尊重启发而忘却练习。……新法把趣味看得太肤浅了，只在引起学生有趣、开心上着想，没有想法利用学生心底里的本能的趣味；所以学生的依赖性很大，弄得没有刻苦用功类自立研究的习惯了。不就学生固有经验上出发，何以教学？不使学生心理状态准备要学，如何可教？不过教一次材料，总要有一个主要的中心问题，使学生有学这问题的趣味，肯努力求明白这问题。有了这中心，那么种种方法都是好的，都可以帮助学生努力自学的。要是没有这中心，不过像小丑的引人发笑开心罢了。”［8］如果说从表面上看俞子夷主要是在经验层面，针对自己和他人在新式教学法引进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具体思考，那么，仔细推究后就可以发现，他的思考已经涉及了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和西方新式教学方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关系问题，而归根结底则是西方新式教学法在中国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而后，又有很多中外教育家开始从理论层面对新式教学法的本土化这一命题进行反思。

当时，对道尔顿制在中国的推行倡导最力的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对道尔顿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进行反思时强调：“此时我们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本土化。”［9］针对各种新式教学法在传入中国过程中不甚适应的状况，教育家庄泽宣则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10］（页23）其后，庄泽宣更从剖析自身的角度对当时引介入中国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从我这两三年来的观察与所感到的来说，我觉得这些制度改来改去还是牛头不对马嘴，所有的头脑子（连我的在内）都是太西洋化了！所用的名词变来变去，还是那一套，都逃不出西洋的把戏，孙行者的本事虽大，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因此所推的论理，所得的结论，完全是西洋立场。”［11］（页309）

从1862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起步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70年左右的彷徨、徘徊和摸索，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洗礼，教育界对于从西方传入的各种教育思潮和教学方法在小学教学实践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开始能够用较为理智的心态，相对冷静地进行批判性反思。“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出这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12］（页5）。从这个角度看，批判性反思是清醒地认识中国自身教育传统优缺点的一剂良药。在西方新式教学法引进的过程中，面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近代教育家正是从批判性反思的角度，又反过来开始对中国传统教学法中的头绪进行梳理和筛选，从而在以后逐渐改变了以往师法西方教学方法过程中抛弃中国传统教育的合理成分、偏重单纯模仿的“西化”思路。进而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利用实践中对传统与现代的调适，努力在小学教育实践中通过中西教学法的汇通来寻找出适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教学方法。

三、传统与现代的调适：新式教学法本土化的实践探索

传统是“围绕着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3］。传统因素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具体到中国教育传统中的教学方法而言，传统因素也正是数千年来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形成的传统教学方式，其中虽然存在着不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和违背青少年学习规律的“糟粕”，比如不够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单纯注重死记硬背，等等。但也包含着很多符合现代小学教学方法的合理成分，如儒家教学方法中的“因材施教”、“学、思、行结合”、“启发诱导”、“盈科而进”、“专心致志”，墨家的“主动”、“创造”、“实践”、“量力”等方法，都是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中的精华所在。因此，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新式教学方法并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与扬弃，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的小学，割断历史的联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代化并不总是与传统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中国教育近代化正是在对传统教育影响和西方教育认知的双重‘过滤’和‘选择’中艰难地推进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不仅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而且与同属后进国家之列的日本和俄国也大异其趣。”［14］（页11-12）而这一双重的“过滤”和“选择”的艰难推进，与前辈教育家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调适而使西方新式教育逐步走向本土化是分不开的。这一现象，在近代小学教学法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显著的体现。针对西方教学方法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出现的排异反应，很多教育家在当时艰苦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对教学方法“传统”与“现代”的调适，顽强地进行着小学教学方法本土化的探索，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鹤琴就认为，教学方法的改革既要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又要舍弃其不足，同时要注意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应该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地道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15］（页66）以此为指导思想，陈鹤琴提出了“活教育”的教学方法论并进行了持久和有效的实践。“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做”是学习的基础，是“活教育”教学论的出发点。在鼓励学生积极“做”的同时，教师要进行有效的指导，但是，指导并不等于代替，更不是把结果直接告诉给学生，要利用各种心理学、教育学规律，结合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中的优秀成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使学生懂得如何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达到长远和彻底的效果。陈鹤琴的“活教育”教学方法，“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的教育思想”［16］（页467）。陈鹤琴“活教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在近代教育界对小学教育改革本土化的探索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家李廉方则认为：“教育必须改造，直截了当地说，是在质的改造，而不是在量的增加……如果教育的实质，依然是承袭封建社会的形式，或者模仿西洋资产社会的榜样，这样的教育，岂不是愈办愈糟？”［17］李廉方当时为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此前曾经留学日本专习师范，担任过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编纂员、教育部视学会议驻处专员、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工作经历使他不仅对新式教学法在中国不适应的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也萌生了改造西方新式教学法以便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基于此，李廉方依托河南大学的人力资源作为主要师资，借鉴融合了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自学辅导法、德可乐利制等教学法，结合中国内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农村现实，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廉方教学法”。

“廉方教学法”是李廉方先生在开封农村贫穷地区所进行小学教育改革试验时候所创造的一种小学教学方法。“廉方教学法”的出发点是“二年半制”，即要求学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面学完并且掌握教育部规定的四年课程，这对于农村贫苦学生来说，在经济上比较合算。李廉方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改革，采用合科教学的方式，把一些相关的学科合并在一起。比如，把语文和常识两门学科合并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学习文字的过程来掌握知识。体育、音乐、美术等的教学则寓于游戏之中。曾经亲自参与“廉方教学法”全过程的李秉德教授回忆到：“在两处极贫穷的农村和小手工业集中的地方脚踏实地地搞实验。时间把他的方法的效力渐渐地显现出来，事实昭示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在各方面进步都比一般学校快得多。他从整体改造和国情出发，在课程、教学编制、教学历程、教法、学龄和教学时间诸方面的实验与现行的教学体系不大相同，而且效果极佳。”［18］“廉方教学法”的成功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著名的《大公报》在1934年12月29日评论到：“开封教育实验区关于义务教育的新实验，在沉闷的教育界中，可谓放一异彩。……全国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定受最重大的影响无疑。”［19］

正是因为“廉方教学法”的可行性和对中国内地农村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被后来学者列举为抗战前10年间的八大教育实验之一。［20］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是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而发轫的。鉴于近代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北京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碰撞的最早发生地这一现实，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也首先在这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起步并得以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京等大城市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设备及师资均堪称一流的学校，从而使新式教学法本土化探索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极大的反差：“一方面是部分地区新教育理论的宣传，教学方法改革的试验，新教材的编写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更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教育却依然是发展缓慢、冷冷清清，等等。”［13］比如，像俞子夷、舒新城以及陈鹤琴等对小学教学法的改革主要就是在东南沿海这些现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而对于广大内地农村的落后环境则不太适合。而李廉方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开封农村所进行的“廉方教学法”实验，则是现代小学教学方法在相对落后内地农村地区所进行的一项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尝试。这不仅是对教学法实验活动一直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这种畸形地域布局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反动，而且，也是在更深层面上是对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与西方新式教学法的进一步调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小学教学法在内地农村地区的传播。从上面这些史实也可以看出，在近代小学教育改革本土化的过程中，教育家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调适，不仅初步摸索出了适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教学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也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新式教学方法在内地农村地区落地开花，这对于新式教学法的传播和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新式教育范文篇7

关键词：体育；创新

积极推进和全民实施素质教育是实现科教兴国，培养21世纪人才战略的举措，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体育学科为学生提供了独有、开阔的学习和活动环境，对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就成了体育教学追求的目标。

1体育创新的概念

创新教育是指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在我国其核心是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着重研究和解决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体育创新教学是在加强体育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不断吸收创新教育研究成果，高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体育创新的原则

学校体育创新的原则是学校教育客观规律的反映，是教师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实践，达到理想效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是研究学校体育、指导创新式教育实践的依据，下面以三个原则为例叙述创新式教育指导原则的作用。2．1启发性原则：教师在对学生创新教育的过程中，运用启发教育的形式有教育语言针对性的方法、过度性动作提示的方法、技术性动作提示的方法、相关技术指导的方法，其主要作用之一在于启发、引导。只有通过启发式教育，才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其思维，培养其能力。2．2示范性原则：这是指教师应以自身的创造意识、思维能力带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创新型、智慧型的教师才能实施创新教育。只有教师把创新式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将知识和创新思维相结合，捕捉到学生创新思维的闪光点，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2．3民主性原则：创新式教育的民主性原则对教师的要求是：尊重于众不同的疑问；尊重于众不同的观点；尊重于众不同的动作和方法；给学生许多学习和练习机会；忘掉“教师权威”，组织好教学环境；建立良好的教师关系；培养一批学生骨干和学生中的“领袖式人物”。

3体育创新式教育的方法

要使我们的学校教育工作指导思想明确而有新意，就要把创新作为学校体育活动的中心，把给学生的创造性教育作为第一目标。在体育教学的课堂上主要方法有：3．1自动发展法：教师努力创造一种宽松、自由、民主、融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经常进行自我锻炼、自我管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真正做到自觉积极、欢乐愉快，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创新能力就会得到开发。3．2发现引导法：创新贵在发展，要善于发展学生的创新萌芽，把他们的随意创新转变为有意创新。学生经常爱自发性开展游戏创新活动，教师要做有心人，细心观察、发现肯定、热情支持、积极引导、精心培育。例如，过去对后蹬跑的教法缺乏手段，效果也差。我们则把学生在课余爱做的“跨大步”游戏引进课堂，既满足了学生兴趣爱好，又活跃了课堂气氛，教学质量也得到提高。3．3目标追求法：提出一个富有吸引力、具体的奋斗目标，组织大家去追求。该目标可以是建议性的、探索性的，也可以是创新性的。例如，中学女生体育课难上，一位老教师在每学期末的体育课理论试题中总要出一道这样的题目：假如你是体育教师，将如何设计一堂生动活泼的女生课？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像，提出了许多新奇有趣的方案，大大启发开拓了教师的思路。从自己和他人的愿望出发，提出各种新的设想进行创新发明，是目标追求法的一种形式。

4体育创新的组织形式

创新式体育在组织形式上，不是把教学常规当锁链，把知识和运动技术当条文去要求学生，而是重视学生有愉快的接受体育的全过程。因此，无论是每一个运动技术动作的教学、还是教材与教材之间的搭配，也无论是中长距离锻炼中意志的艰苦磨练，还是体育游戏妙趣横生的乐趣，都应设置成一个让学生创造性学习和锻炼的环境。在创新式体育教学中，“练”是教学活动中的主要途径，“学练结合、以练为主”是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可以把体育活动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体育教学的引导层面。它是教师按照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去引导学生上好体育课的重要部分。第二：体育教学的主体层面。它是教师按照预定教学目标具体实施的主要部分。第三：体育教学的调控层面。它是学生在体育运动时生理、心理产生一定负荷后的调整阶段。

5体育创新教学对教师的素质要求

同志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就必须使全社会进一步明确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就是教育。而要实现它，就需要教师具有更高的素质。5．1积极更新观念：教师要研究新情况和社会、时展变化对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增强创新观念，勇于开拓创新，敢于大胆实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不僵化，不守旧，成为一名创新开拓的先锋。5．2善于发挥群体优势：体育创新教学不仅要发挥学科的优势，还要得到各个学科的教师配合，发扬集体的创新精神才能在整体上开展创新教学，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营造良好的创新教学的氛围，不断借鉴、吸收别人的创新教学效果。5．3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体育教学的创新，不能违背体育运动本身的规律，不能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不能违背教学的固有规律。创新教学的实施需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离开了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创新教学成为无源之水，难以真正奏效。

6小结

倡导体育创新教育是适应现代化教育改革的趋势和要求，是落实素质教育在学校体育中具体体现的重要途径，因为它不仅能培养学生的一种创新精神，学到以前未学到的新知识，而且又培养学生动脑、动手、脑体并用的能力。所以它应成为我们体育教育界的共识。

作者:万晓强 单位: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新式教育范文篇8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所，占49.2%.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年10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年9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1916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1%，学生数降至55.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著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年1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年11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

据统计，1912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808人，占77.7%；1914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007人，占73.3%；到1920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以上。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公务员之家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注释：

[1]高奇：《中国近代学制》，《百科知识》1980年第9期。

[2]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2号。

[3]参见《1916年8月—191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新教育》第4卷第5期。

新式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高中历史；创新式思维；培养运用

一、前言

历史是一门丰富学科，从时代变迁到大小人物的发展，各个历史事件中都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化、思想理念的演变。因此高中历史教学应更注重学生思维的提升，从教学方法改进、教学内容创新、思维创新融入等方面提升学生的创新式思维运用能力。将创新式思维运用要点融入到高中历史教学中，改变历史教学死板的方式，使之成为一门“活”的学科，对学生的生活有所启示。

二、高中历史教学创新式思维运用要点理解

1．高中历史教学创新式思维理解。历史虽然以事实为基础，但如何从历史现象深入到底层内涵，从表象理解到实质却需要学生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背诵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是“死”的，发生了的事情，而怎样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规律性的东西，引导生活却需要老师的引导，学生的思索。所以高中历史教学创新式思维的理解是打破表象的历史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思维环节，引导学生体会历史事实下深层次的内容，让学生不易人云亦云，有自己的理解。此外历史是一份纷繁复杂的学科，其中的历史事件事无巨细，要想抓住重点，需要能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从大背景下思考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在思考地过程中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思考当今的生活，从而能将历史学到的内容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对现今的生活起到启发的作用。2．高中历史教学创新式思维运用要点理解。高中历史教学更注重实践，而创新式思维符合实践的内涵，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式思维，让学生能从记忆历史事实中解脱。相反让学生摆脱条条框框的历史事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历史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在培养历史思维后，用辩证及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能用创新式思维思考当下及未来历史的发展路径，从传统的历史记忆中跳脱出来，成为一个具有实践思考能力的人。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创新式思维运用中应注重学生以下两种思维品质的培养：第一，求异思维的培养，求异思维并不是钻牛角尖，故意表现得与他人不一样，而是运用发散性思维，将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应用创新的方法纵观全局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创举就是求异思维的体现；第二，双向思维，这种思维要求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能从全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将历史学科与政治、地理等学科相联系，从多方面进行思考，以求得到更加全面的看法及解决方法。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创新式思维运用

1．构建多元化课堂，提升创新式思维品质。提升学生的创新式思维品质，需要从求异思维和双向思维入手，在课堂中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高中历史教学应注重课堂的多元性与开放性，让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引导教学主体的转变。这可以通过改变上课形式得以实现，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自主探究思维品质提升环节，在学生大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利用自主探究发言的形式，通过学生的自我思考，提升思维品质。例如：在学习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一些同学并不同意课本上片面的评述，而是从现实中的所观所感来思考这一历史人物，那么在课堂中应多鼓励学生这种疑问的提出，让学生畅所欲言，并从求异思维和双向思维两方面引导学生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这种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学生只能安静地听讲，这种创新式思维培养课堂更注重学生自我意识的提升与培养，让学生能主动探究、积极探究、发散性思考。此外，对于课堂活动的设计也可以从多元化与开放性入手，用辩论、小组讨论、历史剧重现、时光回放等上课形式，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发言，提升学生思辨能力。而对于一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还可以组成专题兴趣小组，聚集相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让这些学生引导其他的学生进行思维思考活动，形成良好的历史思维学科气氛，引导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同时，夯实基础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良好学科学习氛围。2．挖掘隐性教学内容，补充创新式思维材料。历史教材只能将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编写出来，而对于一些隐性教材涉及的内容却不多，一般是配以相关的图片和注释，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还需要有额外的补充。因此可以引导学生课后搜集相关的历史素材，在课堂上通过学生间的分享交流，补充相关的历史内容，从素材的完整性，引导学生更加客观地认识相关的历史事件，并指导学生去伪求真，善于辨别历史材料的真伪性，引导学生全面客观看待问题。而对一些学生甚至可以从祖辈父辈的口中、家庭资料中寻找第一手素材，让学生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将课本内容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培养学生全面的思维品质，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思考问题，提升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思维品质。

四、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并不局限于历史事实的教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客观、全面、发展的角度理解历史，并将历史发展与现实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式思维品质。不至于在现今多元化的信息社会中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能应用最基本的历史思考品质，丰富自己对历史发展的见解，从而提升自己的见解，将这种思维品质应用于生活之中，提高学生自我思维品质。

作者:何明 单位:江西省赣州市宁都中学

参考文献：

［1］周志荣．试论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J］．黑河教育，2015，（10）：53．

新式教育范文篇10

清朝前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太学和书院。太学又称国子监,是清代管理全国学校的最高机构,同又是办理大学的教育机关。就是说,国子监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办学实体。应该注意,在科举度的强大影响下,国子监对府、州、县学并没有直接管理责任,它仅是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

国子监的管理体制,清承明制。《清史稿·学校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①国子监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管理监事大臣于雍正三年(1725)始设,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这与明朝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子监仍由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是清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1905年学部成立,国子监并入学部,这时它的作用已大大衰微,基本上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了。

书院是清代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以前,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但清代的书院则直接由各级官府管理。雍正十一年的谕旨明确规定了各级书院的管理体制:“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②根据规定,省会书院由督抚主管,学臣协助之,各府、州、县书院则由地方官管理,经费由官府供给。通过控制书院的师长、经费等,清政府大大促进了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这是清代书院管理的特色。

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此后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高等专科性质的学校,其中著名的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共30多所。这些新式学堂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学堂的管理,清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一般由主办人负责或由总督管理,学校内则设监督、总教习负责领导工作,总教都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例如,京师同文馆名义上由总理衙门的大臣负责,实际上由两位提调和两位副提调管理学生和教职员,总教理一切学术活动。因此,京师同文馆校内的管理已开始分化,与国子监、书院不同。

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领导人在各地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张元济、陈昭常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与书院不同,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维新派创办的学堂一般由创办人负责,和洋务派办的学堂相似。

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最大的学堂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③据此上谕,京师大学堂由皇帝直接派大臣管理。其具体的管理人员,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详细的规定。该章程第六章“设官例”规定如下:

第一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

第二节:设总教习一员,不拘资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

第三节:设分教习汉人二十四员,由总教习奏调,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其西人为分教习者不以官论。

第四节:设总办一人,以小九卿及各部院司员充。

第五节:设提调八人,以各部院司员充。—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务。……”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光绪帝又颁布上谕,要求各省广设学堂。随着学堂的普遍设置,国子监陈旧的管理已不适应需要,其作用逐渐衰微。京师大学堂创立后,其总纲规定:“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规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⑤可见,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大学,同时又有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即京师大学堂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

1905年学部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进入了新阶段。实际上,1905年以前,学部已初露端倪。1903年,张之洞奏请特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原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司大学堂事务,其地位下降一格,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管理京师大学堂,又兼管外省各学堂事务,在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时,其任务繁重,恐难完成使命。再者,京师大学堂也只是一所大学,其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外省各级各类学校,因此,有必要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上《学务纲要》,规定总理学务大臣不再管理大学堂,其下设属官,分为六处: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从学务大臣的管理权限看,他虽不再管理京师大学堂,但仍设专门处负责管理专门学科事务,可见仍管理一部分高等教育。由于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近代正式大学,故另派总监督管理。从此,京师大学堂不再是教育管理机构,而仅仅是一所大学了。

学务大臣设置不久,1905年10月8日,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并请将礼部、国子监并入学部。宝熙的奏折说:窃谓此后普及之教育,日推日广,则学堂之统系,愈重愈繁,欲令全国学制,画一整齐,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济。且当变更伊始,造端宏大,各处学务之待考核统治者,条绪极纷,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拟请饬下政务处,公议速行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纲举目张,实于全国学务大有裨益。⑥12月6日,清政府谕令设立学部,下设五司一厅十二科,如下所示。

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中央教育行政专门管理机关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高等教育由专门司专门教务科管理,该科掌管核办大学堂、高等学部及凡属文学、政法、学术、技艺、音乐各种专门学堂一切事务,并稽核私立专门学堂教科设备是否合度及应否允准与官立学堂有一律权利或颁公款补助等事。从此,学部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成为我国第一个主管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二

综观清代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其发展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加强。在明代,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政府不干预书院的日常管理。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书院的全部工作。书院订有学规,师生共同遵守,利用学规来管理书院的日常工作。清朝初年统治者不重视书院,而且还抑制书院的发展。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才下令在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书院的师长由督抚学官聘请,学生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师生的生活费用一律由清政府拨给学田以学田租金及所赐帑金供给。这样,通过控制经费、师生,清政府实际上把书院办成了省立大学。可见,清代的书院和明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自由讲学的场所,而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其管理受清政府的约束。

自1862年起,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由于创办人如奕讠斤、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清政府重要的大臣,清政府对新式学堂的管理又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学堂就由创办人或总督负责,清政府没有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层次上看,洋务学堂的管理是很松的。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不同,它既是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新式大学,又是中央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促使书院官学化,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对新式学堂的管理,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从分散的形态逐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型式。

第二,呈现出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国子监和京师大学堂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办学实体,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的教育机关,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这标志着办学机构与管理机构的分离。同时,国子监、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仅要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对中小学堂也负有领导责任。教育行政管理呈现出未分化的原始样态。从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到1905年学部成立,京师大学堂不再是行政管理机关,学部内又分设了专门司与普通司,这样,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终于分离。教育功能与管理功能的分离,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门化。

第三,逐步走向系统化。学部成立以前,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实行个人负责制。国子监的管理监事大臣、祭酒、司业、京师大学堂的学务大臣、总教习,都负有管理高等教育事务的职责,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下设有专门处,这可以说是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型,然而京师大学堂不属于学务大臣管辖。1905年学部成立,其中的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标志着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诞生。机构的逐步健全表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性的加强,也意味着行政管理功能逐步得到强化。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对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如书院,并没有实行直接的领导。学部专门司设置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门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向系统化迈出了一大步。在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未分化以前,清朝的官学系统虽然分为高等教育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不同的阶段,但行政管理没有形成具有不同阶段而又相互衔接的体系。学部成立后,其下分设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等,这不仅标志着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也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式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系统化。

三

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势,造成这些趋势的动因是复杂的,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清朝前期,清政府除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明朝没有大的区别。1862年后,新式学堂陆续出现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时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发生变化。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谕令将书院改办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等学。”⑦此后,各省会书院陆续改为高等学堂。新式学堂的推广要求设置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采用适合新式学堂的管理方法,这必然会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事件是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封建教育的核心。在清代,书院的官学化使科举制更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后,科举制成为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严重障碍。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认为科举不停止,学堂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同年八月,光绪帝下令停止科举:“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⑧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经过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书院,废除科举,近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为适应这一变革,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必然要抛弃国子监时代的模式,逐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

其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是高教系统变革的一部分,在清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受当时政治改革的制约。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官僚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主张取“西艺”以补“中学”的不足。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维新派发动了“”。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其它有关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也陆续实行。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后,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廷也逐渐把其管理权限收归中央政府。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一致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这与欧洲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早期发展具有质的不同。西欧中世纪,大学都是民间办学团体,拥有自治权,行政管理不受当地政府及教会的干预,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我国清代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受清廷的控制,其行政管理也受清政府左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政府必然会重视并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的趋向。

最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国子监,或是新式的京师大学堂,或是学部,其管理人员均由清廷委派大臣充任,具有明确的官职品级。尽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几经变化,这一特点却始终未变。西学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创办,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然而对行政管理的影响较弱。学部成立标志着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诞生,但行政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到来则迟缓得多。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02页。

②转引自刘秀生著:《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③⑦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6、55—56页。

④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581页。

⑤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

⑧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