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务范文10篇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1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2

一、什么是“民主点菜”的惠南模式

在我国，“实事工程”通常是指各级政府为广大百姓提供的具体公共服务项目，涉及广大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公共物品，既包括医疗、保障、教育、就业等民生大事，也有道路、公厕建设等具体项目。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为辖区居民办几件“实事工程”项目，这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以往政府部门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大多采取由政府直接设定项目的方式，而较少采取自下而上由居民提议的民主方式。在确定项目过程中，虽然有的也向群众征求意见，主观上也有为百姓办实事的愿望，但由于操作失当以及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实事工程”项目常常事倍功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惠南镇政府调整思路，通过把民主机制引入“实事工程”，使百姓真正认同政府所做的实事。基层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镇人大主席团在当中的作用，怎样使政府、人大、民众在推行“实事工程”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惠南镇在实践过程中探索了一条新路，即采取“民主点菜”的方式，激活民主机制在“实事工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来自百姓的实事工程“菜单”，经过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得票多的前几项工程，便成为政府要上的“实事工程”项目，并由人大代表和群众监督“实事工程”的实施。

“民主点菜”的运行方法主要是：（1）每年10月中旬开始，由镇人大与镇政府、居（村）民委员会通过座谈会、调查等方式向群众征集下一年度政府该办的“实事工程”建议；（2）镇政府进行信息归类、汇总，并根据财政状况，初步拟定下一年度“实事工程”预算草案，即“菜单”；（3）将初步拟订的草案提交年底召开的镇人代会进行票决，由人大代表选择确定需要实施的实事工程项目，同时向社会公开。并由镇政府负责组织实施；（4）在实施过程中，镇人大主席、副主席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程进展，监督工程的实施；（5）年度实事工程完成后，接受人大代表的视察和测评；（6）镇政府在次年人代会上作专项工作报告。

二、惠南“民主点菜”模式的起源及发展

上海市南汇区的惠南镇，地处上海市东南部，位于长江和钱塘江的交汇处，北枕浦东国际机场，南连洋山国际深水港，距市中心42公里，面积65平方公里，人口25万，29个行政村，15个居委会。良好的区位优势为其蓬勃的发展创造的条件。这里，属于改革的前沿区域，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发展态势比较好。当然，惠南镇政府也同样面临着许多乡镇政府所遇到共同难题，比如，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繁重的工作压力，短缺的公共物品，不确定的干群关系，等等。不过，惠南镇的财政状况相对较好，政府改革创新的意识较强，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惠南镇还被上海市南汇区确定为综合改革试点的重点乡镇之一，这些都给惠南探索基层民主改革提供了动力；同时，与其它地方相比，这里老百姓的法律与权利意识相对较强，改革的自觉意识和参与意识、配合意识相对比较好，为惠南进行基层民主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2003年5月，南汇区撤销惠南、黄路镇建制，建立新的惠南镇，由于两个镇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合镇并村后，惠南镇的面积大了，人口多了，问题自然比以往复杂了，尤其是涉及到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教育卫生等与民众密切相关的“实事工程”，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无论政府如何绞尽脑汁都很难让各方满意。“撤乡并镇”成为惠南镇进行改制创新的直接导火线，逼迫着镇级领导进行新的思考，必须尽快考虑解决政府拍板与群众需求相脱节的矛盾。时任镇长徐勤观感到，在有限的财力下，怎样才能真正把资金用到刀刃上，把实事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最好的办法是让群众来选择。这位法学院毕业的镇长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把“实事工程”项目的决定权交给人大代表操办，发挥基层人大理应发挥的作用。这一想法得到了镇人大主席团周华忠的赞同。

2003年10月，一项全新的制度开始在惠南镇酝酿：“实事工程”项目不再由政府决定，转而将权力交给镇人大。在周华忠的积极推动下，镇人大主席团开始要求基层单位和人大代表在群众广泛征集2004年度镇政府应该上的项目。短短数日，即接到群众反馈信息150多条，在此基础上一道涵盖26个项目的政府实事工程“菜单”初步形成，其中有属于环卫和村镇建设的，如黄路地区农村水网改造，公厕建设，有属于农业和社会事业的，如民乐村翠冠梨基地设施建设、黄路学校食堂扩建，也有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居民楼道内安装节能灯、建设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等。随后，镇里召开了人大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就26项“菜单”进行了票决。根据镇上的财力，其中的12个项目获得立项，它们分别是：①改造黄路地区农村水网；②70岁以上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增到36元；③新增就业岗位1900个；④维修、翻建农桥5座，修筑水泥白色路3万平方米；⑤建造村级文化中心3个，社区服务中心2个；⑥创建市级文明示范标志区2个，市级卫生村2个；⑦修筑地下渠道3公里，翻建机井4座，泵站7台（套）等；⑧疏浚河道4条，清除淤泥3万立方米；⑨建设民乐“三高”农田；⑩扩建黄路学校食堂，新建惠南中学食堂；⑾改造公厕4座；⑿建造废品收购站3个。

三、惠南“民主点菜”模式的内容和流程

“实事工程”立项通过人大代表向群众征集信息，然后政府整理形成“菜单”草案，项目由代表“点菜”，交由政府去落实各具体项目，整个实施过程由代表进行监督，结果由代表评估。这样一个基本的流程，经过几轮运行，逐步固定下来。为进一步推动“民主点菜”工作制度化，2007年7月，惠南镇人大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草拟和论证了《惠南镇实事工程实施办法(试行)》草案，7月16日召开的惠南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全票通过了《实施办法》，从而使得“民主点菜”的“实事工程”更加规范。

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如何才能取得突破，各地都在进行探索。惠南镇“实事工程”的推行模式，是经过镇领导深思熟虑的，我们从调查中了解到，当时，镇政府主要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改革，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增强百姓对“实事工程”的认同感。以往“实事工程”主要由镇领导说了算，有时也征求百姓意见，但众口不一，反而增大了工作量。由于政府和群众的视角不尽一致，政府决定的实事与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常常存在一定差距，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群众不领情，不满意，得不偿失。

第二，改变地方权力机关职权的虚置问题。尽管我国地方组织法规定乡镇人大具有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等职权，但人大职权并未得到充分行使，每年一次的乡镇人代会会期一般只有半天或一天，重大事项基本上是走走程序，人大代表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审议发言的机会很少，谈不上对政府财政预算草案进行评头论足。人大作用发挥不出来，不仅不利于我国民主建设的推进，也是造成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和群众不满的原因之一。

第三，寻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切入点。除了政府的立场与百姓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差异外，区域内的百姓由于身份角色不同也会产生观点上的不同，比如，惠南镇的老居民与原黄路镇的居民，对公共投入的要求就有不同的态度。这时，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怎样的手段才能避免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基于上述原因，使得惠南镇政府最终选择了民主投票的解决方案，让人大代表“点菜”，政府负责执行，把“实事工程”的决定权真正交给百姓。

《惠南镇实事工程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实事工程”是指每年列入财政预算且当年计划完成的公共投资项目；工程所需的资金，在镇财政中列支，并应占镇财政当年预算总支出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比例，惠南镇的民主“点菜”工作已经有明确的制度保障。[②]

“实事工程”的操作流程如下：

①征集意见，汇总信息。每年11月左右，由镇人大、镇政府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网上征询等方式，征求百姓的意见，并要求各基层单位和人大代表深入农村、社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在20天左右。将征集到的“实事工程”信息由镇政府汇总、整理和筛选，并由镇人大主席团编制实事工程征询表（菜单）。

②代表“点菜”，形成方案。召开镇人大会议，将实事工程“菜单”发给每位人大代表进行“票决”，投票结束后，按照实事工程项目得票数进行排序，提交镇长办公会议讨论，镇长办公会议根据得票多少和当年可安排财力状况，初步形成实事工程项目方案，并在镇人代会上提交代表审议通过，赋予法律效力。

③组织实施，接受监督。在政务公开栏、有线广播、《惠南通信》等媒体上公布政府实事工程项目的相关信息，镇政府将实事工程分解落实到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确定完成的时间节点，职能部门在人大代表全程跟踪监督下组织实施。年底，镇人大组织代表对实事工程进行视察、评议，并通过效能测评的方式进行评估，在次年的人代会上，向全体代表作实事工程专题报告，主动接受评议。

四、惠南“民主点菜”模式的效果及评价

据统计，从2004至2007年，他们共向群众征集信息800余条，形成“菜单”项目82个，最后由代表“点菜”确定的实事工程有42项，总投资达到2.2亿元，“实事工程”的支出占年度财政预算的30%。除了2004年的12项的“实事工程”外，2005和2007年又分别确立了10项。到2007年上半年，已完成的实事工程包括：新增就业岗位累计达8086个；修筑水泥路面125000平方米；新建和翻建了43座危桥；改造了黄路、海沈地区的14个村自来水管网；连续三次调高了农民养老金；提高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修筑、改造农渠9公里，疏浚河道7条等；改造公厕14个；建成17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和16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等。

群众满意、政府满意是“民主点菜”实事工程在惠南镇取得的直接效应。政府为居民办实事心中更有底了，民心更顺畅了。作为惠南“民主点菜”的主要推进者、镇人大主席周华忠说，惠南借助于上海的优势政策，积累了一定财力，也想为群众做点实事。只有做了实事，政府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我们一直苦于怎样才能做好，如果不能充分了解到群众需要什么，即使做了也是白做。因此，我们的改革动力是很直接的。”实事工程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居民需求主导，普通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改变了以往实事工程由政府主要领导拍板的决策模式，拓宽了基层政府决策的信息渠道，解决了政府决策与群众需求脱节的难题，政府开始转向更多听取人大代表和普通群众的意见，并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从惠南镇人大代表和民众的反映来看，惠南镇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副镇长傅德怀说：“政府为民办事心中更有底了，民心更顺了，社会效果更明显了。”当年任镇长现任镇党委书记的徐勤观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在进行民主“点菜”之后，需要处理的纠纷减少了、能更加集中精力抓其它工作。

“实事工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广大百姓。工程项目涉及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总受益人群达252000余人。其中，村镇道路建设共投入财政资金1156万元，修筑了125000平方米的水泥路面；投入资金750万元，新建和翻修了43座危桥。如今水泥路面基本通到了本镇居民家门口，彻底解决了农民出门难和城乡均衡发展问题，受益人群达10万余人。投入财政资金2700余万元，新增就业岗位累计8086个，完成实事工程6400个指标的126.34%，使公共财政向失地或待业群体适度倾斜，受益达9100多人次。根据代表“点菜”，连续三次调高农民养老金，从人均每月16元调高到人均每月150元，财政补贴资金计720万元，共有3208名老年农民受益。投入资金120万元，改造公厕14处，净化环境的同时，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有近12万常住或流动人群从中受益。在2005—2006年度代表“点菜”中，提高合作医疗报销比例以较高得票列入政府实事工程，财政专项补贴经费由2004年度的833726元增加到2006年的5806484元，报销比例由2004年度的35%，增加到现在的55%，再加上大病统筹报销的部分，有效的解决了农民因病致贫问题，投保人数从2004年的30252人，增加52222人。

为解决本镇各学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整体提高各校办学条件成为代表“点菜”的重点，仅投入在学校食堂、塑胶操场、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达2884万元，使在校的1700多名教职工和23000多名中、小、幼学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黄路学校原属黄路镇，地处城乡结合部，有2100多名学生，由于合并之前的黄路镇财力有限，该校硬件建设一直比较落后，甚至连学生老师就餐的地方都没有。2004年人大代表实地查看后，镇政府随即加大了对薄弱学校的投资力度，当年一座能容纳1500人就餐的食堂在黄路学校落成。接着，2005年和2006年，黄路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硬件配套建设相继被列入政府实事工程。如今，黄路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采取“民主点菜”决定政府实事工程项目的做法，使公共财政真正体现其公共性、民主性的特点，使更多的百姓享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政府的职责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政府只顾自身享乐，必然遭到百姓的唾弃，有人曾提问：“惠南镇政府办公楼陈旧，办公条件差，跟时代不合拍。应该改善办公场所，提高政府形象。”的确，按照惠南的经济实力和工作需要，可以改扩建新的办公楼，但镇政府感到，惠南经济的发展虽然较快，但还未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百姓办实事更需要资金，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花在人民群众急需要办的事情上。至今，镇政府的办公楼一直维持原貌。其实，对于政府的作为，百姓心中还是有杆秤的。

“民主点菜”确定政府实事项目的做法，扩大了民主，丰富和充实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内涵，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尝试，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惠南镇的做法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责任性，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有利于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五、惠南“民主点菜”模式的主要创新点

惠南“民主点菜”是一项可操作性强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明确，流程清晰，改革的成本较低，阻力较小，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技术性改革。惠南镇人大是在镇党委、镇政府和人大代表的支持下，充分发挥了对实事工程的确定与监督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四年多的探索，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已建立起基本的制度框架。这项改革带有原创性。与国内许多基层政府由上级或学者推动的改革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立足于自主探索，在推行了几年后，有关方面才发现了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在渐进实践探索过程中，他们进行了一次内涵丰富的改革，在无明显阻力的情况下迈出了基层政治机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惠南镇的这项改革，是一项多方参与和多方共赢的改革。改革的范围虽只是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的部分领域，但却使多方从中受益，增强了党委总揽全局的能力，提高了人大依法履职的地位，减少了政府执行的阻力，回应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正因为如此，这项改革也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了望东方、中国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角度周刊(香港)、第一财经日报、上海人大月刊、解放日报等媒体，均作了相关的专题报道。

从另一角度看，惠南镇的改革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透明性和程序合法性，由于政府决策是建立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民众认可程度高，有利于通过有序的民主参与化解基层社会经济矛盾，避免这些矛盾升级为政治矛盾甚至社会冲突，改善了广大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周梅燕认为，惠南的重要性在于它凸现了一个转变——“公共品供给由以前的政府主导变为百姓主导”。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提出，中国基层政府的公共预算改革正在起步，惠南的改革是从选定政府的部分项目入手，然后和预算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比较容易让其他地方政府学习，尤其在公共预算改革的起步阶段可能比较容易推广。他认为，公共预算改革不能停留在这里，可以考虑下一步将部门的预算切块拿出来进行改革，例如和民生事项紧密相连的环境、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整块的预算，也可以让老百姓讨论，并最终作出决定。[③]

惠南镇的改革使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可以切实地代表群众反映他们的需求，并审议镇政府的工作报告；闭会期间，一方面通过日常的代表联系机制，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收集各方面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代表视察机制监督实事工程的实施。《惠南镇实事工程实施办法（试行）》中规定：“镇实事工程的实施应当接受镇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如需追加支出，应当经镇人大财经审查委员会审查；必要时，提交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组建人大代表督察组，推进项目实施，评估实施效果。”惠南镇的做法体现了中国乡镇权力机制中人大与政府的相互制约机制。镇人大代表对实事工程项目进行“点菜”、排序、审查、批准，并监督其实施过程和对实施效果作出评估，已经初步激活了人大对公共事务决策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其明表示，“这是我所看到的基层权力格局中，地方人大第一次显示出真正的作用。”[④]尽管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有监督权，但在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这一规则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几乎很少受地方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惠南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为基层民主改革提供了一个参考。惠南民主“点菜”的特色在于，将基层民主决策与基层人大工作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民主改革的路径转型。

六、惠南“民主点菜”模式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较低、服务水平也较低，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未真正到位，社会建设置后，在依法行政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政府的职权、编制和工作程序未能实现法定化，基层政府与各方面的关系没有理顺，条块矛盾突出，有的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腐败现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影响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各种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屡禁不止。公共物品的提供缺乏透明度，基层民主发展比较缓慢，公民参与渠道不畅，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为此，十七大报告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理顺各种关系，提高政府效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目前，各地正在努力探索扩展政府公共服务覆盖面的有效措施，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通过“实事工程”建设，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在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为我们研究我国今后如何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参考价值。

惠南镇的改革属于政权末端的发展。从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基层政权的运作一直是在被学者们称之为“压力型体制”下运行的，各级政府的工作任务层层下压，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级政府尽量将事权下移，最终端只能落在行政链条末端的乡镇头上。乡镇上接国家，下联百姓，使它在实际的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难免受国家和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权的实际作为，同时，乡镇政权是百姓与国家发生直接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百姓眼中，乡镇政权组织代表着“国家”，乡镇政府及其领导者的状态和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乎国家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乡镇政府不仅负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进行经济调控的任务，还要承担诸如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公共物品提供等任务。乡镇政府为了增强地方活力，为了不落后于周围乡镇，还要高度重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没有好的“政绩”，很容易引来各方面的不满。日益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原本就责任无限、职权有限的基层乡镇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乡镇领导者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体制和机制方面创新探索，以摆脱乡镇工作的被动局面。比如有的地区进行了镇级领导的“直选”改革，有的地区采取民主参与的方式解决区域内的种种难题。

因此，惠南镇的探索对其他区域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这就是说，惠南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曾来过惠南，他是温岭“民主恳谈”的主要倡议者，民主恳谈从1999年就已开始，但直到现在也只在新河镇搞过。陈曾试图游说温岭其他乡镇仿效，但往往过了人大主席这关，又过不了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这关。他说：“大多数基层政府都不愿意将预算细化并对社会公开，因为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机动性会减少很多。”陈奕敏认为，乡镇一级的财政总额有限，如果到区、县乃至省市一级，“点菜”执行起来就要复杂得多。“技术上越复杂的东西越不容易推广。”但他对基层民主实验的推广仍充满信心，“今天拿出15%的财政预算民主化，今后就可能是30%，50%。尤其在上海这个城市进行的基层民主改革，就更具有标杆意义。”[⑤]

还有，一个镇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它必须与上级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必须与周围乡镇取得良好的合作。在与上级关系的处理上，正在试点推行“镇财区管”工作可能会使惠南镇的“民主点菜”改革前景堪忧。所谓的“乡财县管”，是指以乡镇为财政核算主体，实行“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并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收支的财政管理模式，其核心内容是“镇财区管镇用”。属于乡镇事权范围内的支出。仍由乡镇按照规定程序审批。由此，有研究者提出，“镇财区管”后由区镇两级共同编制镇预算，并由区级财政部门直接管理镇财政收支，其实质上是保留一级政府一级财权的外壳，基本上取消了《预算法》所规定的乡镇预算管理权，根本无法落实“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法律规定，乡镇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县级政府派出机构。同时，事实上的镇财政支出的“双审批”制，环节增多，势必扩大行政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审查和批准乡镇财政预算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乡镇人大的重要职权，虽然有关文件也规定在上级政府批准预算后，要“履行法定手续”，但其财政垂直管理的意图十分明显，这给惠南改革模式的发展带来困惑。[⑥]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3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合

一、新公共管理

20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各国深受凯恩斯主义理论影响，政府干预加剧，政府职能大大加强。但是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与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之前的政府管理体制难以应对:行政职能的扩展，政府也随之膨胀，机构冗余;官僚主义在政府部门蔓延，行政效率严重受到制约;政府财政赤字严重，难以保证公共服务质量，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日益增加;这些危机严重挑战着西方政府的地位。为应对这些危机，西方国家掀起了一系列的政府改革浪潮，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它主张采用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与方法，以职业化管理，分权，小型化为手段，并以效率、效益、经济为结果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一政府改革运动中，西方各国政府行政效率确实是有了相应的提高，并且在社会管理方面也有了质的改变，相应的缓解了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危机。第一，通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化服务手段引入政府，使得经济活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控制，在竞争机制下，政府活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有所提高。第二，通过政府机构重组来有效应对僵化无效率的科层制管理。尽管科层制曾在公共管理重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在变化迅速、竞争激烈、信息知识密集的时代，它严重阻碍了政府的有效管理。因而，建立精简、高效、合理的政府机构是势在必行的策略。第三，精简程序，改进管理方式。通过精简程序、缩小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废除时效过时的条例、合并重复审批程序和审批制度、简化申报程序和审批手段、发展电子政务等做法来改进公共管理方式。同时对于旧的政府管理模式，人事行政模式通过合同雇佣、与技术机构合作有力冲击着公务员终身责任制，更加突出了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然而，对新公共管理的争议从未停止过。首先，新公共管理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热崇，私营企业管理方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公共部门的公共属性，毕竟政府的运营是无法完全照搬企业的管理模式，效率与结果毕竟不是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其次，政府的公共产品与公共产出是在事实上是很难量化的，总是想要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与公民需求强制性的以数值表示出，难免会产生些许偏差，反而不利于政府的综合协调管理。最后，新公共管理的各种具体措施受到质疑。分权能够提高部门的灵活性，但容易造成本位主义，严重阻碍政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私有化能够有效提升政府部门的竞争力，但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方极易产生寻租现象，导致资源不必要的浪费;结果导向能够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但是如何与公平、公正有效结合还是未知数;放松规制增加了部门的灵活性，但也带来了管理真空地带，而这一地带无论是公共基础还是法律机制可能都不够完善，反而是带来了新的问题;分散化的做法，使得协调工作难以开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小政府”并不是公共行政改革的最佳目标，“好政府”才是公共行政的不懈追求。对新公共管理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是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它确实为之前的政府管理困境提出了些颇具建设性的举措，同时也为之后的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了研究方向。

二、新公共服务

以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以及在新公共管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质疑的理性思考，提出了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的主要观点。

(一)服务而非掌舵

尽管在过去，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手段与方法掌控社会发展节奏，指导社会不断发展，也的确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日益复杂的现今，想要仅仅通过管理而不是满足公众需求，并不能够切实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政府如今的角色并不是要强调政府与公民的依附关系，而更多的是在公民参与积极的社会中，充当“裁判”这一角色，来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且使公民行为不俞越法律与道德所不允许的行为。这就要求政府的公务人员不仅使掌握一定的管理技巧，更要了解中介、协商等新技巧。

(二)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

政府应该以满足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而非仅仅是从政府自身内部的利益集团出发，通过寻租活动满足自身集团需求。因而要重视公民组织或者公民的需求，政府与公民应该不断协商，政府要尽可能根据公民诉求满足不同的利益需求。同时，公民也要做好监督政府行为的工作，使得政府行为在制度内合理运行。

(三)战略的思考，民主的行动

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将不再是唯一的政策制定主体，而是相关各方都应该要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共同制定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是要各个主体共同来执行，政府的适当分权与下放，能够让公民社会有一个质的发展，公民参与积极性提高，并不会打乱政府的工作计划，相反能够为政府的未来规划与行动提供给一个有益的方向。政府充分满足，回应公民需求，竭力为公民服务，又促进公民权益的实现，政府与公民得到了良性发展与互动。

(四)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

尽管在企业中，顾客导向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服务质量，进而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政府不能够完全像企业一样使顾客导向这一方法完全发挥作用。首先，政府很难界定谁是顾客。因为政府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有直接的当事人，还有很多间接当事人;更注重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个人或者某些集团的利益实现。其次，在市场经济中，有些顾客可以凭借自身所拥有的而其他顾客并没有的资源，来与政府讨价还价，进而使其利益能够优于其他顾客而实现。

(五)责任并非唯一的

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仅仅关注效益这些可以量化的东西，更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法律，价值观与公共利益上来。尽管新公共管理提倡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像企业家一样，采用一些企业管理方法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使本就僵硬的管理体制能有所活力，但是这有些将责任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六)重视人而非仅仅重视生产率

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可以通过提高薪水或者待遇等标准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公共组织中，尤其是在现如今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薪酬不可能是唯一一个影响行政官员积极参与行政事务的动机;同样对于公民来说，他们所要求的人身权益也不单单是资金的保障。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提倡的注重经济效益的做法，是无法培养出具有责任心和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的。不仅在政府内部，需要行政长官下放行政权力，与基层行政官员协同处理行政事务;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政府也要给予公民处理公共事务的机会，不但能有效拉近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也能够把关注的焦点普及到更大范围内的公民间。通过分享权力，政府与公民在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协作与支持，就能够很好的实现公共利益。

(七)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

企业家总是试图将公共资金划归个人所拥有。但是，将注重经济效益的企业家精神引入到政府工作中来，只会使得政府的工作是为了满足顾客需求。政府应当明白，服务对象应该是全体公民，政府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工作，得面向宏观整体利益，有的时候利益出发点并不一定是非要盈利的，可以是一种价值观的提倡，可以是公民的诉求。这是与注重企业利润的企业家所不同的。因而政府在今后的治理过程中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而不应该将自身视为单单为盈利的企业家。通过对新公共服务的描述与分析，公民参与，重视公民权与公共利益是其主要支撑点。新公共服务倡导的是政府最大的作用不是对公民的控制，而是对公民的服务，民主的观念要在公共组织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并且新公共服务理论突破了政府失败与市场竞争的视角，重新来定义政府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所担任的新角色。尽管新公共服务是作为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出现的，但与新公共管理理一样面临着不少质疑。对于新公共理论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它所针对的是新公共管理所采用的企业家政府理论，认为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按照经济与效益原则，力求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尽管在节省财政开支上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公共服务始终不是根本目标。

三、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整合取向

关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不能够明确判定孰优孰劣，哪一个能够在未来的公共行动中更具有潜力，哪一个能够更具生命力。两种理论都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又同时存在着不足，但我们更应该将重点放在二者的融合性上而非是二者相互替代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在对当前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公民信任危机以及应对外部变革的挑战上有着显著的效果，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追求经济效益，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对于之前的僵硬式的管理模式有着良好的改善意义，也确实为之后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出现做了铺垫;但在追求对实际问题的改善时，必定要更加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对价值的追求。而从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公民权，民主，公共利益对于21世界出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来说有着新的解决途径，协同治理，平等协商，共同处理公共利益的政治事务等管理新方式都是有着无限潜力的。在当下，基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物质生产的愈发发达，公民的个性化诉求也愈发突出，如何使公共部门满足公民日益丰富的个性化需求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倡导的“为公民服务”的价值指导下，结合公共云服务即借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平台，在网络中掌握各公共部门的拥有的资源与政策执行过程，并以法律与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由公民与其他公共机构选出一公共机构作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机构，能够在有效时间内掌握公民的需求与政府资源的合理输出，以达到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便捷有效的个性化服务等技术手段，有效了解公民的需求;引入公共管理所倡导的结果引导过程的结果导向手段与根据顾客需要而非自身臆测顾客需求的顾客导向的手段，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公民需求有细致的了解，从而有效针对公民需求来进行服务。如果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技术工具的形式，新公共服务可以看作是价值导向的形式，也就是说一架音色极其悦耳的钢琴，还需要一位技术一流的钢琴家，二者需要完美融合，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如果不是将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二者明确区分开来，而是将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工具效率与新公共服务所强调的民主价值二者综合起来，也许会为公共管理提供一个有益的方向。

作者:栗宁远 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珍妮特•V•丹哈特，罗伯特•B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石杰琳．反思与超越: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J］．郑州大学学报，2011(9)

［3］于伟．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比较研究———整合的视角［J］，社科纵横，2007(11)．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4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1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一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规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3公共服务理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霍不斯至马克思，他们对于政府的产生与性质的论述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政府为人而产生和存在这点是共同的。柏拉图将政府的产生和存在当作一种正义或者一种“善的实现”，是人类自觉地通过政府这种组织实践达至幸福的途径，人们“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就叫它做城邦。”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城邦是一个至高而广阔的社会团体，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发展到卢梭时，他提出政府是一种公意。有人们各自让渡一部分权利所订立的契约，本质也是为人民所拥有，为人的目的服务的。霍布斯把政府的本质定义为：“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而与上述不同的是，马克思对政府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划分，发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私有制度下的政府和公有制度下的政府，后者是政府和人民的价值高度同一的政府，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的完全同一。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①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②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③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4启示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5

一、事业单位改革的市场化与服务性

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度迷失于市场化与公共服务之间。它从市场化进程开始到公共服务本质的回归，乃是我国从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改革基本脉络的反映。

1.公共服务的选择

事业单位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公益性。因此，事业单位无论怎样改革，公益性，也就是公共服务的组织属性都不能改变。近年来政府允许一部分事业单位收取一定的合理的成本费用，但一些单位随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过于看重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这必然会侵蚀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得出了“医改不成功”的研究结论，并指出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过度商业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2006年，我国推行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革，开始分年度、分地区逐步地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并巩固和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2008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说明，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医疗改革，回归“公益性”成为走出改革困境破题之选。

2.市场化与服务性的双重选择

要效益，也要公益，市场化和公共服务是事业单位改革缺一不可的双重选择。事业单位要很好地实现公益性目的不能不推行市场化，但事业单位不同于企业，企业遵循的是完全市场化，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遵循的应是准市场化，即在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运用某些市场机制和竞争高效的理念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反过来，在推行市场化过程中不能丢掉公共服务宗旨。事业单位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因而它所追求的效益包括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单位利益和公众利益。一些事业单位将市场化简单等同于经济效益和部门利益，势必忽视甚至损害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的效益包涵了公益，两者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双重选择就成了必然。

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

1.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合理分工

具有强公益性、产品服务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事业单位仍由政府主办而不应市场化，这样是为了保证政府意志的实施，其他事业单位则可逐步市场化或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成非营利机构，以此作为对政府作用的补充。政府应重新确定公共开支的重点，通过把某些单位和行业推向市场以减少政府补贴，将腾出来的资源用于加强对那些真正具有外部正效应和公共物品性质的行业的支持，特别是农业、教育、卫生等领域，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适应小康社会的公共服务的新机制。

2.理顺上级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关系

同一类社会事业应由同一上级政府部门管理，以便协调。对那些需要在发展中统一规划和协调的社会事业实施统一管理，清除部门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应采取如下措施：

(1)强化财务责任制度。把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所有公共资源投入都列入成本核算和预算报告中，如各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政府补贴和税费优惠等，特别是在核算成本时，应将事业单位无偿占有的大量国有土地作为隐形成本考虑在内。从而明确在特定时期有多少资源投入了某一事业单位。

(2)人事计划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事业单位各自特点的科学分配管理、配套措施完善的人事管理体制，增强事业单位的生机与活力，推进聘用制，坚持德才兼备，任人为贤的原则。

(3)为使上级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监督真正起到作用，建议实施绩效管理合约。在事业单位和负责监督的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建立协议，明确绩效标准、明确预算和自筹资金的使用规则，包括预算和财务管理。

3.并非所有事业单位都可以被允许创收

提供最基本公共产品的社会事业承担着政府法定责任，其全部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提供，而不是由机构自己创收。对于部分经费来自政府拨款的其他事业单位，应限制其创收活动。对创收的内容、用途及收入比例也应合理化，将其收入更多地投入公共服务领域而不是全部用作发放奖金福利，同时应消除违规收入和规范其他收入，清理非正式工资和奖金福利等，确保各个机构行为不偏离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目标。

4.分类改革，处理好“归”与“撤”的关系

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必由之路是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事实上分类改革一直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但是这么多年来分类改革的效果一直不太好，其中原因除了我国事业单位数量庞大、类型繁多外，分类改革只归类、未撤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归”与“撤”的关系中，归类是基础、是手段；撤并是结果、是目的。撤并压缩的问题不解决，分类改革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事业单位改革就无法深化。

5.处理好“统”与“活”的关系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6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特征

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才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人力资源管理进而成为社会大众和大小企业关注的重点。人力资源管理有其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人力资源管理缺乏独立性，其存在必须建立在公司、企业和单位等产生的基础上，有了人力资源载体才会有人力资源管理;其次，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自发性。人力资源管理是针对人力资源进行的管理行为，只要有人的集中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在显著功利驱使下、在人的思维和智慧作用下最终出现了基于某种目的的管理行为；再次，人力资源管理有着空间性，不同地区具备的条件不同，区域性差异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不同；最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源管理因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也会有一定差别，体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时间性。

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公共服务创新的联系

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力资源进行统一、科学的管理，有效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公共服务是建立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基础上的服务过程，服务者服务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而服务者服务效率的发挥则与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关联。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服务两者均涉及到对人的思维、行动的分析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可应用于公共服务当中。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是对现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缺陷进行有效改善，公共服务创新则是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为目的，以期在社会和时代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提高公共服务中人与人交流质量和理解度，达到公共服务品质的有效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应用在公共服务创新中，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优势，在公共服务创新中起到巨大作用。

三、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服务中的不足

公共服务的执行主体为人，也就会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而从当前情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服务应用中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水平不高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当前公共服务中的应用率仍不高，其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在公共服务当中，往往单方面注重服务项目和服务品质，未认识到要实现服务项目的拓展、服务品质的提升，除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外，还应当有效应用人力资源管理，对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势整合，将公共服务人员队伍进行高效管理，利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打造完备的人力结构。在确保足够的公共服务人员数量的基础上，通过对招聘、培训和薪酬等方面的有效管理，确保人力结构不断优化。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率降低，往往两者各行其是，未能将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发挥到最大，也就造成整体应用水平不高，公共服务品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落后于公共服务快速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公共服务不仅要在服务项目上进一步拓展，在服务质量上更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公共服务不仅要多元化和复杂化，还需进一步科技化和人性化，对服务细节的要求更高。而就公共服务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应用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仍沿用传统，管理理念落后陈旧，管理方式和手段单一化甚至粗暴化，未能紧跟公共服务快速变化而进行相应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果较差，导致公共服务的工作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质量缺乏保障，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不足，很容易受到公众的批评和指责。（三）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不足无法激发个体积极性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有很大的不足，体现在创新的不足。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创新，创新能力较大，人力资源管理的运行效率也就更高，对公共服务发展的需求也就能够更好满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忽视了创新的重要性，在工作方式上简单粗暴，将固化和呆板的管理模式套用在所有人力资源管理对象中，这不仅造成公共服务人员的个体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还会进一步影响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公共服务水平较差。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是人，在管理思维上未进行有效创新，对人的认识仍传统和落后，也就造成公共服务在创新上的巨大局限。

四、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在公共服务创新中的应用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7

[关键词]教育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政府职责

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而产生的公共物品。政府公共服务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教育公共服务是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一、教育公共服务的意蕴与特性

教育公共服务是指在教育领域提供的公共服务，即是由法律授权的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其他企业单位，在教育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它以满足广大公民(包括被监护人如未成年子女等)及其组织特定的教育需求为宗旨，以教育公平为导向，对公共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为社会培养人才、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社会生产与供给过程。日

教育公共服务是伴随着现代学校和公共教育制度的发展及现代政府主要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而出现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是一种特权，只有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才有权接受教育，即使有一些普通家庭有教育现象和教育行为出现，那也只是私人的事。产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产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发展，要求广大劳动群众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成为合格的劳动者。这一实际需求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政府对教育的投资、组织和管理，随后以政府投资和实行义务初等教育为内容的近代公共教育制度正式形成。但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需要，公共教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都不断努力完善公共教育制度，“伴随着教育权力由家庭转向社会、国家，教育便开始从家庭私人领域的活动变成国家公共领域的事务”。

但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在国家福利主义、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的影响下，传统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范式转变与发展历程。当前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影响下，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教育公共服务作为政府重要的公共服务内容和职能，更应引起各级政府和教育服务人员的普遍关注。

教育公共服务除了具有与其他公共服务一样在提供上的非排他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的特征外，还具有公共性和公平性。其公共性表现在：教育同时服务于学生、家庭、社会文化、国民经济，具有直接使公民个人受益和间接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功能；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教育管理的主体，这些教育管理主体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组织的公共性特征；教育是公共问题，关系到不同群体的利益，不能依靠市场使其达到社会公平，必须依赖国家运用公共权力，通过立法或制订规则的方式解决。其公平性表现在：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和免费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受教育过程平等，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地区教育的软硬件水平也不平衡，但是在制度上应该追求水平的一致，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

由此看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既有利于改革以往教育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又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求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的协调和公平。为此，缩小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政府的工作重点，缩小教育差距尤其是缩小入学机会差距也将成为国家公共教育政策的重要命题。造成教育差距的原因很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首要责任在政府，关键在于建立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的制度，制订更加完善的公共教育政策。

二、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与构建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人和政府公共性服务职能的加强，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内容之一的教育公共服务，必须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把教育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要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观念的创新，就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和责任。满足公共需求，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是衡量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教育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何，关键在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重视经济指标，还要重视教育公共服务建设，重视人文指标；不仅要满足公众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要把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教育公共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

要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观念的创新，就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要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方便人民群众的生活、改进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着眼，创新教育公共服务体制，改进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确定教育公共服务标准和项目。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教育公共服务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改变以往在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方面成本意识淡薄的做法，树立教育公共服务的成本意识和效率观念，强化对教育公共服务项目的经济核算和预算控制。树立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平意识，注意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教育公共服务多样化的观念，努力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公共服务。

但是，政府是教育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教育公共服务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办一切教育公共服务事务。英美等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提高了其效率和质量。而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投资、管理，这种政府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同时还是投资者的“三位一体”的角色，一方面使政府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没能保证教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但超出国家基本提供标准以外的特殊教育费用则由使用者从私人提供者那里购买，基础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都应当算作准公共产品。在这个领域的公共服务，法律应授权政府主导和监督，借助市场机制，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三方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因此，我国应努力尝试建立多元参与的教育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明确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投——管——办——评”分离为突破口，给予各级各类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积极培育各种教育中介组织，推动学校与家长、社区的合作协商；鼓励民间团体或基金力量参与教育事业，扶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或教育团体。(二)实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

教育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是教育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内容。

第一，根据不同教育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供给模式，实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是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例如：对于那些不具备规模经济特点、进入门槛不高，而政府独立承担又有些力不从心的教育服务项目就可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而对于那些带有地方服务性质的教育服务项目要采取“谁受益，谁负责”的策略，提高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投入积极性和投入力度。至于那些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民基本权利的教育服务项目就需要依靠国家公共部门来保障其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政府对教育公共服务的投入。要通过教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创新，实现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要根据我国目前城乡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的情况，提供不同的教育公共服务，采取分步推进，逐步消除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在教育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差别。

第三，要通过教育公共服务体制的创新，不断扩大教育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不断扩大教育公共服务项目的范围，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方面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二是要不断扩大教育公共服务不同群体的覆盖范围，满足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群的公共需求；三是要不断扩大教育公共服务区域的覆盖范围，实现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这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能够扩大服务范围，惠及更多的国民。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建设要切实体现教育服务的“公共性”，更要体现教育服务的公平原则。

(三)完善教育公共服务的监管和评价体制

追求公平性是教育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而建立以中介评估为主导的多元化教育监管和评价体系，是实现教育公共服务公平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目前我国的教育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这样的监管体制极易导致监管规则的制订与执行公正性不强、监管的有效性不强、教育腐败等问题。所以，构建有效的教育服务监管体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实现教育行政部门与监管部门分离，成立独立的教育监管机构。虽然我国各级政府都有教育督导机构，但这些机构主要是针对下级部门和学校，其权力归属不明确，对同级政府部门缺乏制约性。在我们国家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行政监察以其监督的专门性、全面性、权威性而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因此，建议在监察部门下设教育监察部门，这样有利于对教育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在全国人大设立教育法律监察委员会，地方也设立相应机构，组建监督信息网络。

第二，完善教育监管法规。目前我国的教育监管法规还不完备，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现有法律文本中不难发现，有关“监管”的法律规定很少，而且在这些仅有的规定中又以原则性要求居多，缺乏翔实的实施细则和责任分工，不够系统，导致在实际的监管工作中常常出现操作难的问题。所以，完善教育监管法规是对教育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第三，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只有将政府的专门监管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多线形的监督网络，才能有效地对教育行为进行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社会性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对政府某些政策、规定、行为进行调研、评估，并通过舆论的作用，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同时可以引入“专家小组”或“顾问团”等监督机制。因为“专家小组”或“顾问团”常常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教育决策提供建议，他们对于一项教育决策的产生、实施以及结果有着专业的认识，可以通过他们对决策者和决策过程进行监督，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8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1）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丁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澄清》，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1期

4.丁煌。《政府的职责：“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辛传海。《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第2期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9

公共服务理论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从国家职责与社会保障体制的考量、公共服务思想中应运而生。公共服务的概念有“职能说”“目的说”“产品说”“行为说”等不同的种类。总而言之，公共服务将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放在首位，具有促进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思想进步的功能。县级媒体融合时代，创新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仅满足农民获取多样化信息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广播电视在属性上具有媒介渠道分发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独特性，既有公共职能的体现，也包含文化价值观的传输。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由各级政府部门参与监管与建设，是一种职能上的界定，更加侧重于自上而下的以内容与传输为目的的公共服务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核心在于均等化。不同于发达城市的多样传输渠道，在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媒介种类单一，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多数广播电视节目受众定位忽略了农民的需求，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导致城乡之间知识鸿沟日益加剧。作为最基层的舆论阵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沿岗哨，县级媒体进行资源整合，壮大队伍，积极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

县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经典案例分析

在政府的大力发展下，我国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事业蓬勃发展，结合多种平台，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浙江省长兴、青田等县级广播电视在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创新中提供了样本与典范。（一）长兴集团“新闻政务服务”一条龙。2011年4月，长兴县委县政府对长兴媒体资源进行全面整合，组建了长兴传媒集团，历经八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形成全面的现代传播体系，是国内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典范。长兴传媒集团分析传媒生态环境，抢先占据移动平台，组合融媒体、政务、服务、产业等多个方面，以中央厨房建设为核心，组建指挥调度中心，通过多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新闻策采编播一体化流程，多渠道分发多屏联动，形成技术、内容、渠道多方位的深度融合。其中，“掌上长兴”App在聚合新闻资讯的同时，还提供了政务办理和生活便利服务，其中包括线上购物、生活缴费、交管服务等一系列生活配套设施辅助功能，真正实现了“手机在手，全城我走”的公共服务目标。长兴传媒集团在运营自有公众号的同时，还扶持乡镇部门公众号操作，致力于提高乡镇网络工作平台的运营水平。与乡镇部门合作互动，以本土特色为着力点，整合资源，对当地的农事节庆等活动进行包装策划，联手知名媒体全程记录直播、对外宣传，在举办活动的同时融合品牌营销，打破乡镇媒体资源孤岛的封闭信息体系，扩大当地的新闻影响力。举办大型活动的同时兼顾中小型活动，聚焦民意、结合民生，为广大乡镇居民谋求福利。（二）温州广电“应急广播服务”一体化。应急广播体系是国家应急体系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灾情发生时，应急广播动态报道和实时互动能够让居民随时了解灾情状况，避险自救。在灾情的善后处理工作上，也能及时进行部署，有助于稳定群众情绪。在遭遇公共危机时，应急广播体系是稳定社会、积极辟谣、动员组织力量的重要工具。此外，村民们可以通过广播了解国家政策、学习农业知识与新技术，开阔思维，提高眼界。温州交通广播作为温州市的应急广播，坚持“动态广播，服务媒体”的理念，直接对接温州市应急管理局和市公安局等党政事业单位，联合企业、社会应急救援资源提供权威的信息播报和应对策略。温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实现用户多渠道、定制化，音视结合在线收听广播的同时，增设了“高速路况”板块，用户发送具体路名便可即时了解路况，还有语音和文字两种播报方式，方便用户自主选择。“空中车管所”板块，每周一至周五都有车管所警官在线解答群众车辆管理等问题。“帮帮就灵1039”板块已经成为温州市民维权、投诉、咨询的重要渠道。此外，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成立了温州广电市民义工团，由温州交通广播承办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环保、募捐、医疗服务、法律援助等公益活动，荣获首届全国交通广播年度十大公益活动，成为温州市公益活动的金字招牌。（三）青田融媒一站式“同频共振服务”。作为浙江首个省县合作的融媒体中心，青田传媒集团融媒体中心依靠“中国蓝云”技术平台和人力支持，形成省市县三级媒体“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深度融合。省县媒体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借力发展，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成本、服务群众。在浙江广电“中国蓝新闻”App上点击“蓝媒号”可以直接观看、订阅青田县的新闻资讯，省级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也为青田县提升了知名度。依靠省级媒体平台，市县级媒体资源高度整合，实现了转型升级的跨越发展。在浙江广电集团的技术支持下，青田传媒集团打造了本地公共服务和公共信息的交换枢纽——“青田视界”客户端。App内有看电视、听广播、早播报、读报纸、微矩阵等多种获取资讯的方式，方便群众以多样化的形式随时随地了解新闻。同时开设“青田问政直通车”板块，居民可通过网络平台对政府的工作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还可以随时观看受理进程和回复动态。并且设立了行政部门回复排行榜、未回复排行榜、满意度排行榜，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青田爆料”板块使得“公民记者”可以利用已有的移动设备实时进行新闻线索的采集与传送，广播电视机构则以把关人的身份对上传素材进行审核与传播，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提升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工作人员的效率。

县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路径

农村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广播电视节目缺乏公共意识，导致广播电视覆盖面不够，使得农民需求与节目服务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现提出优化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四点建议。(一)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利用多种手段推动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大力建设农村广播电视事业，是促进和完善基层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举措。党和政府职能部门要确保其主导性的中心地位，从更高的政治站位和前瞻视野来引导和服务好人民群众，把基层群众的需求与政府部门的职能相结合，打通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方向，提高农民福利。结合传统基础设施体系，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二）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简政放权，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实现利益收获和品牌推广的双赢效果。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优化产品内容,能有效规避上级职能部门体制机制滞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能改变政府职能部门对广播电视机构约束式的管理体制，促进广播电视机构的市场化、集团化转变，盘活资本。（三）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县级融媒体的主体是广播电视。我们要大力培养并引进新型融媒体专业人才，深入基层扎根县域，解决农村地区融媒体特别是农村广播电视人才匮乏的困境。城乡差异最明显的就是资源分配的多寡，也是城乡融媒体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党和政府部门要牵头制定相关激励政策，鼓励高素质人才和相关专业大学生到县级融媒体工作，带动基层融媒体工作的正常运作。党委和政府部门应当积极作为，通过特聘高级人才、专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或实行交换人才政策，保障县域融媒体掌握最新技术，了解最新动态。（四）因地制宜促进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发挥县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职责，应认清东西部地区及城乡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受众文化知识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关照不同区域位置受众需求的独特性。以免向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受众传递政府官方话语以及精英文化等信息时，出现晦涩难懂的词句造成农村居民在“解码”过程中的理解障碍，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使得原本便民惠民的公共服务本末倒置。所以，应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新闻信息的采集与分发、政务服务功能的延伸与完善，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如面对农村地区，可运用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进行用户信息消费习惯的采集，根据不同村民的需求种植养殖、土地政策、农作物市场情况、农村电子商务等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①何惠萍：《浅谈新形势下加强应急广播建设的重要性》[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年第2期

新公共服务范文篇10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1）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丁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澄清》，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1期

4.丁煌。《政府的职责：“服务”而非“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辛传海。《公共服务：是“顾客主权”还是“公民主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