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范文10篇

行贿范文篇1

单位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行贿的危害范围、严重程度、腐蚀能力势必超过自然人行贿，单位在经济往来中给付、收受回扣的行为比比皆是且屡禁不止，单位行贿刑事司法实践与犯罪现实情况出现脱节。立法机关精心设计的单位行贿罪没有予以高效适用，没有起到刑法规范预防性、警示性、实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经由刑事司法实现“基础性的刑法规范收益”。行贿犯罪刑法理论亟须基于刑法解释设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定标准。

一、单位行贿意志的分析与判断

在行贿犯罪的语境下，应当赋予单位犯罪意志整体性主观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法解释。从逻辑上分析，单位成员先形成个别行贿意图，然后通过客观途径整合为单位行贿意图。在此流程延展过程中，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个别行贿意志渐次被单位行贿意志吸收。整体性的单位行贿犯罪意志主要表现为：（1）在单位领导决策后，由业务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负责、业务员具体执行回扣给付的指令；（2）单位内部章程、工作手册、备忘录、合同等书面文件明确规定或约定了销售产品的扣率；（3）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部门主管在授权范围内，未经集体讨论，单独进行的、满足单位不正当利益要求的贿赂决定等等。（4）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支出。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查询系统，以此为基础建构单位行贿间接故意判断规则。根据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覆盖各级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行贿犯罪的单位和人员。各级检察机关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一般属于被动接受有关单位查询；少数操作较为成熟的检察机关，也只是向有关招标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取消行贿单位的投标资格或者扣减信用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行贿犯罪档案相关的工作机制，不仅需要及时将已经查证属于的经营单位职工行贿的相关信息纳入系统，而且应当将之明确告知行贿人所在经营单位，督促该单位强化财务制度和业务管理，有效杜绝行贿行为的发生。如果经营单位在检察机关告知后仍然多次发生经营单位职工行贿案件的，就应当认定单位放纵、漠视其成员的行贿行为，主观上符合单位行贿的间接故意要件。单位行贿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单位给予回扣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是不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单位不知个别成员行贿促销固然欠缺单位行贿罪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单位销售部门成员频繁从折扣中提取部分“公关费”且经检察机关告知后并未整顿的事实，足以说明单位明知无法控制巨额折扣的贿赂趋向，却纵容单位成员行贿。单位对其成员具有监督管理责任，单位成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单位。从行为逻辑上分析，单位领导在业务活动中从事代表行为，单位成员从事职务行为，然后通过内部管理机制整合为单位行为，应当由单位承担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单位成员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因此，“告知行贿事实—仍旧继续行贿—间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断规则符合单位犯罪与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

二、单位行贿行为的组织与执行

单位行贿实行行为的客观表征与自然人行贿实行行为如出一辙，因此，司法机关无法从客观方法直接求证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的界限要点。但是，单位行贿组织与实施的程序性特征能够成为辅助性证据，侧面分析印证是否存在单位行贿的事实。单位行贿行为通常按照单位设定的回扣、手续费给付规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单位行贿行为通常不是由一人完成，而是需要单位内部的几个人、甚至单位内部人员与单位外部人员共同完成。这便要求单位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照章办事”。一旦在支付贿赂过程中发生数额、对象、渠道的变化，一线操作人员将层层反馈，以便单位及其管理层能够及时权衡不正当利益与贿赂犯罪的行为风险、刑罚成本，顺利抛出“应急方案”。较之单位行贿而言，自然人行贿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任意性，犯罪环节转换粗糙、人员配置简单，缺少领导与分工。行为人根据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引诱受贿与给付利益的有效方法。单位行贿的程序性决定了实施部分犯罪行为的非核心单位成员无需因为单位犯罪的双罚制而承担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主要是由于该单位成员仅仅完成了一般性的、阶段性的分配工作，在整个行贿流程中处于不具刑法实质判断价值的边缘环节。单位中的自然人对于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行贿犯罪行为一般没有选择与放弃的权利，这均视先前的岗位设置与部门主管的安排而定。在客观上实际参与单位行贿犯罪的行为人必然大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例如，单位出纳虽然直接将现金或是支票从单位划出、打入贿赂相对方处，但其可能并不了解该支出行为在整个贿赂程序中的犯罪性意义，不能将之认定为行贿人；经理助理在附回扣销售中认识到了行贿犯罪的性质，并且提出异议或者明确表示不愿参与，却因服从领导关系、岗位关系不得不继续参加，在整个程序中保持消极态度、处于消极地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犯罪。而单位核心成员属于单位行贿程序中的决策者、指挥者、直接实施者，或具体设定行贿计划，或与受贿人反复接洽，或想方设法变换形式给付财物，抑或构思不正当利益蓝图——上述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可以被填充到刑法预先设置的构成要件中进行规范评价。不同位阶的单位核心成员基于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程序性表征出相应的行为特质。以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等决策层成员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表现为同意、默认或放任；部门经理、业务主管、项目负责人等管理层成员的行为表现为策划、指挥、评价、临时应变决策；办事员、业务员等执行层成员的行为表现为直接实施、操作或参与。

三、单位行贿利益的归属与辨别

刑法条文并没有明确将利益归属作为单位犯罪的法律特征。司法解释亦仅在有限层面肯定了利益归属要件的遴别意义——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是，刑法理论一直将其视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界限，认为单位犯罪必须为本单位谋取利益。我们认为：利益归属于单位未必是所有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却是单位行贿犯罪至为关键的决定性要件；利益归属要件在廓清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界限的语境下起到了实质性作用。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行贿罪；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3条又强调：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行贿罪定罪处罚。这说明完成行贿后取得的不正当利益等各种形式的好处能够带来进一步的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行贿，归个人所有的，是自然人行贿。

行贿范文篇2

一、查处行贿案件的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的现象。

1、行贿案件立案传唤少。目前贿赂犯罪十分猖獗，但检察机关以行贿罪立案侦查的案件普遍少见。如我院三年来共立案侦查受贿案件41件，但无一起以行贿罪立案侦查传唤的，立案侦查甚少，必然形成以通知谈话形式询问涉嫌行贿人居多的局面，而缺乏法律威摄力度，以致于涉嫌行贿人心理压力比较轻松，询间时间大大拉长，导致法定的十二小时以内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2、侦查取证难。多数情况下，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在查证受贿案件时，行贿人是必然调查的重要证人，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供证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给办案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行贿人不作证的原因，除有时是受到受贿人及其亲友的恐吓或利诱外，多数情况下是有其自身的多方面考虑。一是怕一旦作证会牵连自己，怕自己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立案查处；二是有的行贿人已经谋取到了所要谋取的利益，对受贿人存有感恩心理，从而不愿作证；三是有的行贿人自知自己是证人而非案件当事人，司法机关难以奈何自己而有恃无恐，拒绝作证。

3、方法措施少。一方面涉嫌行贿人工作流动性、职业变动性大，对那些主观上试图逃避检察机关，侦查的涉嫌行贿人侦查人员会普遍感到方法缺乏、措施无力、难以对付；仅在今年一年，我局在办理贿赂案件中，就有二起行贿嫌疑人故意躲避、至今仍在潜逃中的情况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很少对涉嫌行贿人以行贿罪立案侦查，因而许多传唤等侦查措施及法律手段都得不到及时、有效使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进行。

二、查处行贿案件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现象的主要原因。

1、检察、法院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表现方式与立法理解尚缺乏统一的认识，我国新《刑法》第395条以立法形式将“为谋取不止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其目的是为了把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的行为排除在外，然而，目前行贿行为大多发生在经济交往中，一些单位或个人不顾法律规定，对参与经济交往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以财物贿赂，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等手段，使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洞开方便之门，以达到他们实现不公平竟争，谋取本单位或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竟争所谋取的利益，其行为表现是否己经符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特征，政法部门则缺乏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以致于侦查部门因难以确定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的性质，而对某些行贿案想立而不敢立，担心立了今后处理不了，从而造成目前贿赂犯罪居高不下的局面存在。而对行贿犯罪立案侦查少，对涉嫌行贿人不能采取有效侦查手段等不正常状况，也使某些行贿人虽被多次查找、询问，但仍我行我素，行贿之愈演愈烈，进一步诱发了某些意志薄弱者因受贿而犯罪。

2、侦查部门对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不够正确灵活。行贿人在行贿案与受贿案中，其所处位置、所起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身份特点，如在行贿案中，行贿人处于被审查地位，主要就其行贿犯罪事实作出交待并接受法律处理，其身份为犯罪嫌疑人，但在受贿案中，受贿人系被审查对象，行贿人则处于案件关系人的地位，主要就受贿人的犯罪事实作出负有法律责任的证言，其身份为涉案证人。

在目前侦查实践中，侦查部门在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上往往强调或夸大了涉嫌行贿人在受案中的证人身份的作用，生怕追究涉嫌行贿人的责任会造成行贿人不配合或对行哨事实故意隐瞒而不利于受贿案件查证的后果，忽略了涉嫌行贿人往往表现为态度上“软”时间上“拖”方法上“缺”措施上“缩”。该立案的不立案，以调查代替侦查；以谈话代替讯问；该采取法律措施的也不采取，侦查锋芒锐减。这不但影响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对查处受贿犯罪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3、“以人立案”方式对涉缣行贿人侦查工作具有不相适应性。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案件都采取“以人立案”的方式立案侦查，即通过初查查明犯罪嫌疑人之后再决定是否立案，并采取侦查措施。过于后置的“以人立案”方式在侦查过程中，可行性较差，有不少弊端。

一是它对于已经发现犯罪事实而行贿人尚未寻找到或不确定的案件难以及时立案侦查。一般而言，行贿案除有一部份是因受贿嫌疑人案发而被带出外，另一部份是受贿举报线索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行贿人尚不确定，故难以“以人立案”方式立案侦查。二是它束缚了侦查人员的手脚，直接影响到办案效果。侦查人员在查找涉嫌行贿人和收集证据过程中，难免会惊动方方面面。此时因尚未立案，传讯等一些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就不能及时运用，这给行贿人留下闻风逃逸或与受贿人串供补证、攻守同盟的机会，对办案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它容易给善后处理带来副作用。如果对某个涉嫌行贿人“以人立案”一旦在侦查阶段因一时取不到可靠的犯罪证据或案情有所变化需作撤案处理时，往往会出现有关人员“讨说法”的难题。

三、要解决侦查行贿案件中所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对策。

1、更新观念，提高效率，积极推行行贿案中的“以人立案”与“以事立案”并举摸式。现行《刑诉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也就是说，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几乎安全相同的侦查权。侦查部门既可“以事立案”又可“以人立案”，两种立案方式并举，这样做一是有利于行贿案的一切侦查活动都依法进行，于法有据，与现行《刑诉法》的规定相吻合；二是有利于一旦发现涉嫌行贿人即可迅速采取传讯等侦查手段与法律措施，提高破案效能；三是有利于在案情发生一定变化时，处于可进可退、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

行贿范文篇3

一、何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定义构成的一个必备要件。如何理解刑法中“不正当利益”的含义呢？

在我国1979年刑法第185条关于行贿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出现“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这说明当时刑法的制定者对行贿人的主观故意并没有限制。两高于1985年在联合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第一次对行贿罪的主观故意作了规定，该解释“关于受贿罪的几个问题”中第4条第1款规定，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应按刑法第185条第3款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两高的这个解释已经超出了1979年刑法行贿罪本来的规定，是一种扩大解释。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6年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又作了另一种解释，该解释“关于贿赂案的立案标准”中第2条第2款规定，行贿罪是指为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而非法给付财物的行为。对于利益的解释又没有了“非法”的限制。这种前后矛盾的条文给执法带来了混乱。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统一，该法“关于贿赂罪”中第7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也是“不正当利益”第一次出现在关于行贿罪的正式立法规定之中。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关于行贿罪也是如此规定的。

第一次对“谋取不正当利益”含义作出解释的是两高《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该通知于1999年3月4日，其中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也是如此。

按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此处所谓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通过的各种具有强制力的规定或决定；法规应包括三部分，一是指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而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称为行政法规；二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称为地方法规；三是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此处的“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国务院各部门规章，所指的是国务院各部、各专门机构制定、颁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上述范围中的“国家政策”如何理解？“政策”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法律用语，《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它的解释是这样的：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政党的概念较为容易理解，如何理解“国家”？国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需要机构或团体来具体实现它的意志，我国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包括了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等等，是否这些机构都可代表国家呢？如我们珠海市所实施某些特殊政策是否也可认为是国家政策呢？笔者认为，两高解释中的国家政策只能理解为党中央、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所制定的政策。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刑法条文来理解，新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此条文对国家的规定就限制为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刑法总则的精神应贯穿适用于分则条文，更应适用于两高的司法解释；其二，从两高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政策是与法律、法规、规章等并列，其范围应理解为与上述文件大致相同。因为政策无论是制定程序的严格性，还是其效力的稳定性都不如后三者，如果将政策范围理解为大于后三者，就会为以后的执法带来混乱。从两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规章的利益，这可以称为利益违法；二是谋取违反上述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可以称之为程序违法。

利益违法是指行贿人意图通过行贿所达到的目的违反了上述规定。如行贿是为了走私、逃避刑事责任等。认定利益违法，首先判断的是行贿人所违反之规定的合法性。我们知道，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效力是分层次的，宪法的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第三层次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人大所制定的地方法规，第四层次是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所制定的行政规章。各层次之间的后者的规范不能与前者的规范相冲突，否则就会失去效力。因而，如果规章或法规与宪法、法律相冲突，就会失去效力。此处的冲突是指规章的规定与宪法或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相冲突。如果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违反了规章，但并不为法律所禁，仍不能称之为利益违法。如果行贿人违反了政策规定而法律法规规章并无明文规定，如何理解？政策作为国家或政党一段时期内的准则，是法律溯源的一种，实行一定时间后可以成为法律。同时政策也是国家或政党意志的一种灵活表现，是对法律适用中滞后性的一种补充，因而笔者认为，对违反政策的行为仍应认定为利益违法。

利益违法类的行贿罪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因为行贿人的主观目的就有极大的反社会性，因而无论是两高的司法解释，还是最高检的立案标准，都将为谋取非法利益的行贿罪列为打击重点。

所谓的程序违法是指，行贿人意欲通过行贿所达到的目的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或政策、规章的规定，但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为其获得利益所采取的手段却违反了法律、法规或政策、规章的规定。如在建筑工程招标过程中，行为人虽符合投标条件，正常招标也有可能中标，却通过向有关人员行贿的方式暗箱操作，使自己中标。这种行为就违反了招投标的有关程序规定，数额较大的应构成行贿罪。

在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如何理解“谋取”？笔者认为，此处的“谋取”，是行贿人的一种主观意志的表现，它是对违反国家法律等规定的积极追求，因而当行贿人向有关人员给付财物表明其“谋取”的意志时，其行为已经完成，至于其主观目的最终能否实现，并不影响对其行贿罪的认定。

二、经济往来中“回扣”性质的认定

在经济往来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的，按新刑法规定，应以行贿论处。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应一概而论，应从其回扣款的来源加以分析，经济往来中存在着交易双方、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交易款物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等。我们分析回扣款的来源，就应首先确定交易是否成立，即判断双方是否处于同等的地位，因为新刑法关于给予回扣按行贿论处的前提是在“经济往来中”，如果是在日常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确定了交易的真实存在，我们就要判断交易中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判断出回扣款的来源，即回扣款的所有权性质。假如此款来自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对方，是因为交易完成后其自愿感谢而付出的，那么回扣款的所有权性质就是属于相对方所有，此时相对人的行为就是行贿。假如交易双方在正常的交易之外，又虚立名目，或是提高交易数额，使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多付出款物，此时相对人虽然仍是以回扣的名义将此款交予国家工作人员，但其行为性质并不是行贿，而是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的共犯。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付出的款物的所有权属于国有资产，回扣只不过是贪污的一种手段。

三、行贿罪与受贿罪的联系

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的关系，有的同志形容为鸡与蛋的关系，即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笔者认为，这种论断失之偏颇。行贿罪与受贿罪并非不可分离。一）行贿罪与受贿罪同时存在的。例如行为人为谋取走私等非法利益而行贿，收受其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的，就同时存在了行贿罪与受贿罪。

（二）受贿罪成立而行贿罪不成立的。这种情形还有几个不同的表现形式：①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目的并非谋取不正当利益，依据新刑法的规定，其行为并不能构成行贿罪，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为其谋取正当利益的行为则可以构成受贿罪；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向行为人索取财物的，依据新刑法规定构成受贿罪。但对于被索贿人来说，则可能有不同的结论。如果是虽然被勒索，但最终没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自然不可能成立行贿罪；③上述情况下，给予了财物，如何认定？我国新刑法第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从刑法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果被索贿人所获得的是正当的利益，则不存在有行贿罪的可能。如果被索贿人最终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也不是行贿。但如果被索贿人最终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则应该认定为行贿罪。

（三）存在行贿罪而不存在受贿罪的。如前所述，行贿罪中当行贿人向有关人员给付财物表明其“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志时，其行为已经完成，至于被给付财物的相对人（即国家工作人员）的态度并不能影响其行贿行为的成立。相对人的态度只能决定受贿罪是否成立。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影视作品中所乐意描述的情形：行贿人携巨款深夜探访某执法机关领导家，言明如果放行某违法人员或某些非法财物，还可贡献更多的财物。领导马上厉声责令行贿人收回巨款，行贿人灰溜溜地出门而去。这种情况下，如果行贿人所行贿款物已经超过了行贿罪的立案标准，其行贿罪就应成立了。

四、行贿案与单位行贿案的区别

我们一般所说的行贿，主要是指自然人行贿案。依据我国新刑法第393条的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构成单位行贿罪。本文之所以要将这两种行贿行为区别开来，一是因为司法实践中两种行为有重叠的可能，二来是因为两者的立案标准存在非常大的差别。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行贿案的立案标准为一万元以上，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在一万元以下。而对单位行贿案则规定立案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我国新刑法中的单位所包涵的范围很广，对其范围界定最明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个方面：①单位的范围包括了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了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一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私营企业的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是符合法人资格的才可以称为单位。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这种要求；②个人为实施犯罪而设立的企业，不是单位；③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行为人所有的，也不是单位犯罪。

笔者认为，在认定单位行贿犯罪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司法解释第1、第3点的内容规定。如行贿罪发案比较集中的建筑行业，许多建筑企业为私人拥有，其建筑资质并不能参加某些项目的投标，这些企业便挂靠在某些具有投标资质的企业名下，后者投得标书后就转给私人企业经营，只是收取管理费。这时所发生的行贿行为就要依据不同的情况而定。首先，如果是发生在开标之前，且行贿行为得到了挂靠企业的支持或默许，笔者认为，就应定性为单位行贿，因为此时行贿行为是以挂靠单位的名义而出现，挂靠单位为了谋取以后的管理费，也是积极争取中标，对于私人企业的行贿行为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也是体现了挂靠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的意志，所以这时应认定为单位行贿。第二，如果是发生在中标以后，建筑项目已经转由私人企业经营，对于挂靠企业而言，此时的利益仅仅是收取管理费，对于那些两者合伙为骗取建筑费用而行贿的，仍可以认定为单位行贿。第三，中标以后，私人企业为谋取其他利益而行贿的，则与挂靠单位无关，应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而定性。如何理解司法解释第3点的“盗用”？不问自取视为盗，但对于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存在“问”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以企业的名义对外活动。笔者认为，要认定“盗用”，应与司法解释后面的“违法所得归行为人所有”联系起来，只有具备这个前提，才能确定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并非单位的意志，而是其个人非法占有犯罪目的的表现。

五、行贿多次能否作为定罪的情节

两高《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3条第1款规定，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属于严重行贿犯罪行为，我们理解，这里的“多次”是指多次向同一人行贿，因为多次向不同的人行贿在同一条文中还有规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第5条第2款仅仅规定了向三人以上行贿属于虽行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也可以立案的一种情形，对照两者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行贿人多次向同一人行贿，两高《通知》中是作为一个严重情节认定的，而依据高检的规定，则不是如此认定。

多次行贿能否作为一个定罪情节而认定，笔者认为，可以。我们将某一类行为定性为犯罪，是因为这一类行为符合了我国刑法中总则的规定，符合了刑法分则中各类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在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认定嫌疑人的主观要件？我们可以从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其中行为的次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多次从事法律禁止的行为，表明了行为人对于犯罪目的的追求，是对法律禁止的一种蔑视，这一情节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使其行为性质发生了改变。如我国新刑法规定，多次盗窃是构成盗窃罪的一个条件。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1款规定，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

六、行贿犯罪的预防

行贿罪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它直接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肌体，危害了社会公正的司法环境，应严肃查处。在加强打击的同时，预防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提高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拒贿觉悟，使行贿人无可行贿之处。

行贿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央选拔任用干部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失责追究的四项监督制度和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规政策为依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视频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坚决遏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努力为明年县、乡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二、方法步骤

按照省、市委的统一部署，整治工作从2012年9月开始到2012年12月基本结束，整治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部署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认真安排、组织好相关文件的学习。采取集中传达、专题讨论、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等形式开展学习宣传，广泛宣传开展严厉整治工作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意义，认真组织好对中央《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12]15号)文件、省实施意见的学习和省、市委整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准确把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集中整治的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全面落实集中整治工作各项任务。学习中，要把选拔任用干部四项监督制度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法规和《廉政准则》等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作为重点内容。

第二阶段：自查自纠阶段(10中旬至10月底)

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通过召开组织生活会、政治理论学习、专题讨论等形式，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认真检查，深刻反思。10月底前，凡是存在行贿受贿行为的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主动向纪检、组织部门作出专门说明或自觉上缴财物。对逾期不纠正者一旦查明，将按照党纪政纪从严处理。

第三阶段：排查线索查办案件阶段(10月中旬至11月底)

认真梳理排查。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要采取边排查边查办的方法，分别对2008年5月以来受理存查的信访举报件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梳理出的涉嫌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行贿受贿问题的线索，认真进行甄别和排查，提出具体办理意见，并填写《买官卖官问题线索登记表》，按照有关要求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室、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实行举报专办制度。对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专用举报电话（0564—4032801）受理到的群众举报反映线索，要随时报部领导阅批，组织及时查核，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对于反映的情节比较具体、线索比较清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举报必须进行调查处理，也可会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处理；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举报，需要组织部门配合的，组织部门协助查核；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将加强配合，严肃查办。要对拉票贿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按照“两个一律”的要求，进行坚决的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查实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行贿受贿行为的，及时给予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并全县通报。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阶段(11月底至12月20日)

认真总结提炼整治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转化为工作成果，全面推广到强化干部监督各项工作中。特别是要加强对典型案件的综合分析，总结教训，探索规律，健全制度，努力形成防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的长效机制，切实取得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制度成果。2012年12月20日前，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对本地本单位整治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室、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三、政策界限

根据《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文件规定，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以谋取职务的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财物的行为，属于行贿行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的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而索取、非法收受或者变相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受贿行为。在自查自纠阶段，能够在10月底前向纪检、组织部门主动说明情况，向纪委党风廉政室、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主动上缴财物的，视情节轻重适当从轻处理或免于处理。之后，对经查实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行贿受贿行为的，一律先予停职，再根据情节轻重进一步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过行贿手段获取的职务一律无效。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人员，不得在领导班子等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其任职安排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整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我县决定成立“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和指导全县整治工作的开展，听取整治工作汇报，确定核点，研究处理意见。县委副书记王源成同志任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段贤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陶良慧，县法院院长洪晋生，县检察院检察长张文波，县委组织部部长吕习明，县纪委副书记王晓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夏季等同志为成员。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

五、工作要求

各乡镇党委、县直单位党组(党委)要积极开展对全县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学习宣传，各单位一把手要带头学习，并认真组织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把关于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纪律要求和违纪后果向干部讲清楚，教育广大干部自觉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真正做到教育在前，预防在前。

一要严格查核工作责任制。对干部选拔任用行贿受贿行为集中整治和今后干部选拔任用中行贿受贿问题查核工作，每一件都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举报查核情况报告要由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亲笔署名。对反映买官卖官问题的举报，要一查到底。对反映的问题，要深入调查，经查属实的，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要坚决纠正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倾向。

二要加大典型案件通报力度。要充分发挥案件查处的惩戒功能，对中纪委、中组部通报的12起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案件，以及我县近期查处的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件，要及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以警示教育干部；对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特别是网络、媒体热议的案件，要适时适度向社会公开，以匡正视听。对发现的问题，要查实一起、剖析一起、通报一起，以取信于民。

三要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要建立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对整治工作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要迅速处理、妥善应对。问题属实的迅速处理、公布结果，与事实不符的及时公布真相、予以澄清，防止恶意炒作，消除负面影响。同时要坚持内外有别、把握分寸，未经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公开案件查核的具体情况。

行贿范文篇5

一、从刑法的基本理论而言，行贿罪本身具有独立性

1、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而言，行贿罪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具有惩罚性的形式要件，也是成立犯罪的最基本的要素。刑法中的每一种犯罪都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衡量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看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对向行为的存在，而是应该看它是否符合自身的犯罪构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刑法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向犯，任何犯罪都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犯罪构成单独成立犯罪，而不需要也不是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作为必要条件。刑法理论上另一视为典型的对向犯——重婚罪也是如此。只有在重婚的双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或自己有配偶而重婚的行为才能双双构成重婚罪。如果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显然就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作为重婚罪的对向犯来定罪。如果不知情的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根据对向犯的理论，明知重婚的一方也不成立重婚罪，这是刑与法的规定明显相悖的，也不利于培养正义、纯朴的感情。行贿受贿犯罪的成立也是如此。

受贿罪与行贿罪有着各自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应看其主客观要件是否具备。受贿罪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其直接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其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或者索取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损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自然故意地实施这种行为。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行贿罪的基本客体表现为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次，行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贿人向国家公职人员实际交付财物的行为。再次，行贿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和法人。最后，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这种行为，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比较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向关系，但同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论是在受贿罪还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法律都没有要求必须以相互对方的行为为成立的必备要件。所以，我们在认定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时，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遵循犯罪构成的基本原则，从案情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正确定性。

2、从行贿受贿罪既遂形态的性质而言，行贿罪不依赖受贿罪而存在

根据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刑法理论上把犯罪既遂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对于结果犯而言，不仅要求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对于行为犯而言，只要求完成法定的犯罪行为即可以构成犯罪的既遂。

根据刑法对行贿受贿犯罪规定的表述，我们可以说，行贿受贿犯罪应该属于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受贿罪的成立，特别是索贿型受贿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一定实际收受到财物，也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人具备主体身份，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其国家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就受到了侵害，按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即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而不论是否存在相应的行贿行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贿罪是行为犯也不为过。况且，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还存在被勒索人“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刑法第389条第3款明文规定不成立行贿罪的情况。同时，对于成立行贿罪而言也是如此。根据刑法第389条的规定，行贿人只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即成立行贿罪，而并不论受贿人是否已经收受下行贿人的财物。实际上，只要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即已侵犯了国家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行贿罪成立的主客观要件，所以我们也可说，行贿罪从其构成既遂性质而言，也应该属于行为犯，只要存在刑法第389条规定的行贿行为，不管是否存在或完成了相应的受贿行为，都可以成立行贿罪。

所以，从刑法理论上来讲，认为受贿罪与行贿罪是互相对应的必要共犯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二、从成立受贿罪的角度而言，不一定存在对向的行贿罪

一般而言，既然成立受贿罪，一般意义上的行贿方应该是存在的。但这种行贿是否属于刑法调控和惩处的范畴，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只有符合刑法规定的行贿罪的行贿行为，才能作为受贿罪的“对应犯”而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大量的与受贿罪同时并存在的得贿罪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只成立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

1、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但勒索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

根据行为人收受财物的方式，受贿罪又可分为索贿型的受贿罪和单纯收贿型的受贿罪。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行为人只要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勒索、索要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可以构成受贿罪，而被勒索人如果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不构成行贿罪，所谓的行贿受贿犯罪的对向关系也就隔断了，对于这一点，刑法第389条第3款作了明确的、特别的规定。

国家公职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公正性和廉洁性，这种公正性和廉洁性又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表现出来。国家工作人员的索贿行为突出反映了行为人以权谋私的强烈愿望和贪婪性，并且往往带有对他人的要挟、强制性质，使他人慑于其手中的权力而不得不提供财物，以满足其要求，较之单纯的收贿型的受贿罪具有更大的客观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85条对索贿型的受贿罪和单纯收贿性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别作了规定。在单纯收贿型的受贿罪中，刑法不仅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且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成立受贿罪，这种规定较之索贿型的受贿罪要严格得多。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有索取他人财务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即可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而不以行贿方是否提供财物、是否成立行贿罪为要件，这就从立法上排除了成立受贿罪必须以成立行贿罪为条件的可能。刑法的这种规定也是与索贿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紧密联系的。

从被国家工作人员勒索财物的一方而言，如果被勒索人虽被勒索了财物，但同时他也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刑法仍将这种情况规定为行贿罪，因为行贿方与受贿方仍然已经完成了权与利的非法交易，符合刑法对行贿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被勒索人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则被勒索一方不构成行贿罪，就会出现只有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因为：第一、被勒索一方没有侵犯行贿罪的客体——职务的不可收买性。行为人并不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或主动地收买国家公职的公正性与廉洁性，也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权与利的肮脏交易；第二、被勒索一方在客观方面不具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法律允许的；第三、被勒索一方不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所以，如果被勒索财物一方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就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当然也就不成立行贿罪，故刑法第389条第3款对此作了特别规定。

2、为谋取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构成行贿罪，但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得以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区别行贿罪与非罪的关键。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否合理，刑法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仍维持立法的原状，充分表明了如下立法精神：即考虑到了法治生存所需的本土资源。在我国当前的社会风气下，毋须讳言，只要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包括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在思维模式上总是与给付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的财物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实际生活中未必如此。导致这种不正之风存在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受贿方，所以刑法不管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只要是其利用了职务之便，在收受他人财务之后实施的，都构成受贿罪。对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方，对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避免打击过宽，以集中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同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有利于分化瓦解行贿受贿的攻守联盟，从行贿一方获取宝贵的行贿受贿的证明材料。

由于刑法规定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必须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如何正确界定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范围也就成了认定行贿罪的关键。所谓不正当利益，理论界对此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指的就是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或者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包括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利益；第三种观点是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也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该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利益。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不正当利益等同于非法利益，对不正当利益作了狭义解释，缺乏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把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所取得的利益也包括在内，显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正当利益肯定包括非法利益，问题是是否包括不确定利益。不确定利益又称可得利益，是指根据政策、法律，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采取合法手段都可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由于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所以往往带有一定的竞争性。典型的案例如，一个招干名额三人竞争，其中一人通过行贿的手段取得了招干指标，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无疑会构成行贿罪。笔者认为，行贿人如果为获取不确定利益而行贿，应该成立行贿罪，不确定利益应该属于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理由是：第一，不确定利益尚处于不确定状态，行贿人为了获取这种利益，通过腐蚀国家公职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种行为对于国家和他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将不确定利益划为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符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出有利于发挥刑法作为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第二，从刑法文理解释的角度而言，“正当”的字面含义不仅指实质纯正、形式符合规范，而且从程度而言，要求不仅是“当得”利益，简而言之，这种利益不是行为人以为能得到的利益，而是根据法律、政策和善良的民俗以及自身的条件，恰好由行为人应该得到的，才算得上是“正当利益”。行贿人也只有是为了获取这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才不与受贿罪形成对向犯。行贿人若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不确定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仍可构成行贿罪。

三、从成立行贿罪的角度而言，也不要求存在对向的受贿罪

如上所述，行贿犯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只要行贿人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既已构成行贿罪，而不论行贿人是否实际谋取到利益，也不论受贿人是否愿意或实际收受到了财物。正是因为刑法对行贿罪性质的这种规定，就从立法上隔断了行贿罪一一对向的必然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下列情况中，往往只成立行贿罪而不存在受贿罪。

1、在直接行贿中，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贿赂的主观故意

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收受（包括索取）贿赂的意图，是行为人构成受贿罪主观方面的第一位要素。如果没有收受贿赂的意图，不可能成立受贿罪。具体而言，又可分为几种情况：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当场拒绝接受行贿人的财物，行贿人最后将财物拿走的情形就是国家人员既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也没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当然也就不构成受贿罪。但行贿人只要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即可成立行贿罪；第二，行贿方不听劝阻，死推硬放将行贿的财物留放在国家工作人员处，国家工作人员及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或国家工作人员碍于情面，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贿赂暂时留下，待行贿方离开后，迅速交由有关部门处理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收受到了财物，但主观上不具备收受财物的故意，客观方面也表现为将收受到财物交给有关部门，显然也不构成受贿罪。但对于行贿方而言，主观上认为国家公职的公正性与廉洁性是可以收买的，客观上有行贿的行为，如果其追求的是一种不正当利益，根据刑法的规定，仍然成立行贿罪。

2、在介绍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收受贿赂的

行贿范文篇6

关键词：商业贿赂行贿规制处罚

TheEconomicAnalysisofCommercialBribe

Abstract:Theeconomicbribeisveryrampantinthewholeworldatpresent.Especiallytherearemanycasesinchina,sotheeconomicanalysisofcommercialbribeisverynecessaryandimportant.Thisarticleshowsthecauseandeffectandsolvingwayofcommercialbribe.Andpointoutitsconstructionandformfromevolutionaryeconomics.Atlastwegivesomesuggestionaboutit.

Keywords:commercialbribe;collaboration;regulation;penalty

一、引言

从朗讯事件到最近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iagnosticProductsCorporation（以下简称DPC）和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由于该公司曾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普)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因而被罚款480万美元。，我们着实看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触角之长、威力之猛、动作之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从采购供货到招投标，都存在着很严重的商业贿赂情况，美国企业的例子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商业贿赂行为并且找到减少和治理商业贿赂的办法。

据透明国际估计，全球每年因为贿赂和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2000亿美元。中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选择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正因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所以，会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经济健康发展；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商业贿赂的手段纷繁多样，从巧立名目以“宣传费”“车马费”“劳务费”给付现金，到提供实物，以及提供居室装修、安排国内外旅游考察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其中以财物给付最为常见。这使得商业贿赂行为人所采用的违法手段越来越隐蔽。而且大量的事实表明，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据工商部门介绍，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企业的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确时很困难。另外，由于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所以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导致一些企业成功躲避法律的制裁。

商业贿赂毕竟是一种由于利益而产生的行为，因此对其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原因、探明过程并且找到治理和减少商业贿赂的办法，就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尤其是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着药品价格虚高，医药行业和医院存在着很多商业贿赂行为，所以本文的分析对于改进和完善医疗体制，治理商业贿赂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本文中，第二部分主要对于商业贿赂和腐败作了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描述了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的定义以及商业贿赂的危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分析我国转轨经济中商业贿赂的形成和自强化的情况是第四部分；对于商业贿赂中行贿和受贿的原因分析作为第五部分；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的对于商业贿赂具体行动方式的分析是第六部分；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商业贿赂的规制和处罚治理机制。

二、文献回顾

有关于腐败与行贿的经济分析可见于一般的经济学期刊中，ShleiferandVishny(1993)的研究指出官员的腐败和受贿对于经济会产生更大的不利影，Mauro(1995)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对于腐败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其研究表明腐败和受贿行为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JenniferHunt和SoniaLaszlo（2005）年在研究论文探讨了腐败和行贿的原因和受影响的群体。而在有关于商业贿赂的研究方面Svensson（2003）发现越是收益大的公司就可能会进行更大的行贿，Kaufmann和Wei(1999)的研究指出企业往往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为了尽快得到批复而支付贿赂，这种行为经常出现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中。

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政府的腐败问题，往往以官员和其人对企业进行索贿为研究内容。而对于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的分析目前还比较少，因此本文以商业贿赂行为作为切入点，对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三、商业贿赂及其危害

（一）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定义

商业贿赂（Bribery）：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有三：（1）主体是经营者，赌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3）手段有两类，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

佣金（Commission）：指卖方或买方支付给中间商买卖或介绍交易的服务酬金。专业的贸易中介公司，在业务时，通常由双方签订协议规定佣金比率，而对外报价时，佣金率不明示在价格中，这种佣金称之为“暗佣”。如果在价格条款中，明确表示佣金多少，称为“明佣”。

折扣（Discount）：卖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给予买方的一定比例的价格减让。使用折扣方式减让价格，而不直接降低报价，使卖方既保持了商品的价位，又明确表明了给予买方的某种优惠，是一种促销手段、如数量折扣、清仓折扣、新产品的促销折扣等。比如每件20美元CIF纽约减5%折扣。卖方在开具发票时，应标明折扣，并在总价中将折扣减去。

回扣：国家工商局公布施行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给回扣下了定义，即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给予和收受回扣的，以行贿和受贿论处。以行贿和受贿论处，是指以商业贿赂论处，而不是直接以贿赂罪论处，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危害

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商业贿赂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正当有序的竞争能较准确地反映市场需求，生产者能够据此合理安排生产，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这势必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另一方面，商业贿赂为不法经营者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可能，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一大诱因，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业贿赂特别是医院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中的腐败贿赂行为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冲击。当前，我国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普遍虚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给予医院采购主管人员的高额回扣，提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并转嫁到患者身上，大大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造成很大冲击。商业贿赂已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允康认为，随着商业贿赂这样的“潜规则”形成气候，必将出现大批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的企业经理、采购、供销人员和政府官员。

商业贿赂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现有的商务环境：不行贿很有可能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法规的制约。两难之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商业贿赂还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能想象，一个依靠商业贿赂发展壮大的企业，能打造出真实的竞争实力，一个漠视正常市场游戏规则的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长远发展。

商业贿赂还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导致增长乏力，产业升级困难。一些拉美国家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因其经济秩序混乱，经济领域的腐败盛行，导致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停滞，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受到抑制。商业贿赂不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内伤”，而且也引起国际舆论对我国商务环境的不利评论，进而影响我国国际形象。

四、转轨经济中受贿腐败行为的自增强情况

在有关于腐败和贿赂的经济理论中，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腐败的收益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认为的在同一个组织或社会环境中有多少其他人也可能腐败。这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中，要想对腐败的人进行审计核查是很困难的（Lui，1986；Cadot，1987；AndvigandMoene，1990）；其次，一个腐败分子往往想和其他的腐败分子相互影响继续进行腐败活动（Sah，1988）；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寻租和收受贿赂的社会中，相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正常受益来说寻租产生的回报是比较高的（Murphyetal.，1991，1993；Acemoglu，1995）。这些机制都使得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

TokeS.aidt（2003）在文章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阐述这种自增强情况，他首先设定一个被雇佣的腐败的人，其对于一个企业的税收具有一定的控制权。而且当其腐败行为被监管者发现时他自己能够通过行贿来防止被解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腐败的监管者的比例和腐败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使腐败者的比例成为内生变量，并且假设所有的人和监管者都有可能腐败和受贿，但是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抵制贿赂的成本，这种成本可以被理解为内在化的道德成本，并且根据累计密度函数来分布的；同时假定，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为对人的罚金，表示为对行贿企业的罚金，表示为人的私产收益；因此和不接受贿赂的收益相比较，可以求出受贿的人的比例表示为：。因此其文章表明：如果大多数的人和监管者都是有腐败倾向的，那么收受贿赂的行为就会较为普遍。因为，如果腐败行为被发现，那么当事人可以通过行贿来贿赂监管者从而得到不被惩罚的机会。这样越低的就代表越多的人会参与到腐败和贿赂活动当中，从而产生一种腐败和贿赂的自我强化机制。

为了能够更好地描述我国转轨经济当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演化发展，我们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复制动态博弈模型来表示我国转轨经济中风险中立的经济人通过演化博弈如何形成商业贿赂的潜规则。

顾名思义，所谓潜在的受贿群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这些特殊资源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对潜在的受贿群体来讲，贪污受贿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它可以满足腐败分子在权力、金钱、美色、精神与肉体上的享受。

首先假设一个集体或社会团体内部个体的初始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诚实者既不接受贿赂的群体，记为，采取诚实策略个体的比例为1-n（）；另一类受贿者（不诚实者），记为，这类个体的比例为n，并且（1-n）+n=1。团体内部成员都是同质的，所有成员不能凭其行动来判断他属于哪一类个体。因此，成员之间的博弈过程属于对称的演化博弈。共同体内部既不是信息完全对称，也不是信息完全隔离，而是处于有噪音的真实世界中。

为受贿者受贿被反贪机关发现而所受的损失，为收受的贿赂量，为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0<x<1)，为委托人给诚实者的额外奖励。个体行动一类是诚实行为，记为，普通个体倾向采取行为；另一类是受贿行为，记为，不诚实个体倾向采取行为。

B

B1（诚实）B2（受贿）

aa

b+ec+m-xf

C+m-xfb+e

dd

A1（诚实）

A

A2（受贿）

根据上述腐败与否的博弈关系，我们不难构建关于潜在的腐败群体之间博弈的进化动态规律，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结论如下：

（1）团体内部诚实行为的纯战略演化稳定。

诚实个体采取诚实行为的预期效用为，不诚实个体采取诚实行为的预期效用为，根据演化稳定成立的条件，团体内部诚实行为实现纯战略演化稳定的条件为：

即（4—1）

这意味着，在演化博弈中群体要实现演化稳定的合作纯策略，群体中受贿者的比例必须低于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诚实者采取不诚实策略的概率，即，也就是说当群体个体数量保持一定时，群体中不诚实者的数量必须小于可能采取受贿行动的诚实者的数量。

（2）团体内部受贿行为的纯战略演化稳定。

诚实个体采取受贿行为的预期效用为，不诚实个体采取受贿行为的预期效用为，，团体内部受贿行为实现纯战略演化稳定的条件为：

即（4—2）

这意味着，在演化博弈中群体要实现演化稳定的受贿纯策略，群体中受贿者的比例只需低于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受贿者采取诚实策略的概率，即，也就是说当群体个体数量保持一定时，群体中受贿者的数量只需小于可能采取诚实行动的受贿者的数量。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条定理及其推论：

定理1：如果一个团体内部存在受贿现象，即（别人诚实自己不诚实的收益大于别人诚实自己也诚实的收益），则纯粹的诚实行为无法实现。

推论1：在我国转轨经济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小部分的受贿群体，而且当时腐败受贿所带来的收益较大即当时情况下较大。

定理2：如果一个团体内部所有成员都是自利的理性人（），则纯粹的不诚实行为极可能出现，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况，在最开始对于诚实工作者的额外奖励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额外的奖励，因此贿赂行为逐渐稳定演进。

五、对商业贿赂双方选择贿赂原因的初步经济分析

对于商业贿赂来说，由于存在设租和寻租的“经济人“（分散性采购或招标主体和供应商以及投标者），企业所有者赋予采购主体或机构的经营权力在实际运行中被扭曲，“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脚”踩住，所有者的资金被浪费，产生商业贿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商业贿赂中的寻租包括设租与寻租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例如采购中的设租是指采购方利用权力对采购全过程进行控制，人为设置需求障碍，进而营造获得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与条件；采购中的寻租是指供应商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供应特权以占有租金的活动。

本文借鉴并扩展了Jnnifer?hunt和Sonia?laszlo（2005）构造的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在模型中增加了项目价值的考虑因素，并且认为这种项目价值实际上是一种期望收益的折现值。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存在两个局中人，一个是招标者或采购方的人，这里我们称之为资源拥有者，另一个是供应商或投标人；他们在一个两阶段博弈中行动。资源的所有者对于他所提供的资源具有垄断权，他首先采取行动，决定是否要向供应商进行索贿的暗示。如果他没有暗示索贿，那么其在这两阶段中诚实地进行工作。如果他向供应商暗示需要贿赂，那么这个信息将传递给供应商，并且我们假定他能够决定贿赂的数量。接下来，另一个人及供应商决定行贿与否，如果他不行贿，那么资源所有者的人将会在第二阶段通过工作刁难或者取消供应商的采购计划。首先，如果招标人或者采购者在两个阶段都是诚实的，那么其通常的每期行动成本为，其从结果中获得的每一期效用为。这样，一个诚实的采购者或招标人两期的总效用为：

（5—1）

当考虑是否按时并索要贿赂时，采购者必须要考虑它是否能够诱使供应商在第二阶段行贿。如果供应商在第二阶段行贿，那么采购者在第二阶段的效用就变为：

（5—2）

如果供应商在第二阶段不行贿，那么采购者或招标人将会偷懒或者工作中懈怠，即在第二阶段不付出成本，同时其效用为。这样，在贿赂提供的效用高于其成本时，即时，采购者或招标人宁愿选择收受贿赂而不愿在第二阶段毫无所获。这样，资源人接受贿赂的效用条件应满足：

（5—3）

为了能够使供应商行贿，资源人首先要发出一个对供应商有吸引力的暗示。如果供应商行贿，他将从得到资源人的尽职努力效用，得到实践和效率的效用，同时得到预期的成功机会；如果拒绝行贿，那么它只能得到节省地未行贿效用，这里、是独立的。如果，那么供应商将选择行贿，这表示为:

（5—4）

从式3和式4可知，如果两局中人都选择贿赂，那么一定存在，即供应商从被精简的工作过程和希望的收益中得到的效用要大于不贿赂所得到的效用。这可能是因为资源人工作程序中的拖拉或者手续的繁琐，或者因为这一项目或供应的商品对供应商来说有很大的时间价值。

假设资源人从贿赂中能够最大化其效用，选择最大的贿赂为：（5—5）

这里将式5代入式2，可得资源人的效用为：

资源人将会通过比较两个阶段中腐败与不腐败所得到的效用而采取行动，当时，其将选择诚实即不收取贿赂，这可以表示成：

（5—6）

资源人有高的顾虑（即高的）时，他将选择诚实；当他能够给供应商更有价值的东西时，他就会暗示索要贿赂。在这一部分，资源人有可能被所有者或者所有者管辖的监视者发现其受贿行为并被处罚，发现的概率为，如果被发现他将被罚款，因此，如果暗示索贿，他有可能面临着的损失。通过将代替，从方程（5—5）和（5—6）就可以看出结果，如果或者都很高的时候，贿赂和索贿的行为就会减少。

当资源人不能明确知道项目对于供应商或招标人的价值，但知道其分布时，一个风险中立的索贿者会最大化他的贿赂收益。假设服从。如果资源人索要贿赂，当

（5—7）

时，供应商将会付出贿赂。而供应商行贿的可能概率为：

（5—8）

资源人将会拿到最大化的贿赂为：

（5—9）

有一阶条件可得：

（5—10）

再通过求解式5—8和式5—10，可得供应商行贿的概率表示为：

（5—11）

因此，从索贿中所期望得到的总的贿赂收益为：：

（5—12）

因此，只有当：

（5—13）

时，即资源人有较高的顾虑（）他才会选择诚实工作，不索取贿赂和私利。

当时，不管是资源人还是供应商都不会考虑贿赂问题（此时的角解将不会变动），如果，资源人将会选择诚实不索贿。

当，资源人将会选择要求贿赂，他选择令的角解，即使所有的供应商都行贿，从而可以得到：

（5—14）

在这一解中其效用为，当时，资源人才会选择不索贿，这样表示为：

（5—15）

在这个对商业贿赂初步的分析里，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看出：当掌握着资源和决定权的人能够观察到供应商的顾虑和他们的考虑因素时，在选择供应商或者是投标人的时候，会根据对方的实践价值和项目的价值进行一定的权衡，或者对其进行索贿甚至是“敲诈”。而同时供货商或投标者也会相应为了得到项目和节省时间价值而采取行贿的行为。

六、对商业贿赂过程和方法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对更为详细的情况进行分析，当企业采购或招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供应商或投标人，我们对这种更为现实的情况进行经济分析。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买者和个风险中立的卖者，买方企业在这里就是采购方或招标方，它雇用了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员工，即买方企业的人。

贿赂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受贿者将受到惩罚，送贿者被惩罚为，如果存在合伙者也牵涉其中的话，他也要受到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判刑或者类似的刑罚，此时意味着处罚并不是对于委托人企业的补偿，同时，当贿赂被发现的时候，最初的支付价格也要得到执行；不同供应商或卖方厂商对于这一项目或交易的供货成本是独立的，厂商的成本为。

（1）两个供应商或投标者的情况

这里定义和分别为不同的出价，并且。那么受贿者和行贿者可以得到并分享的剩余收入应该为没被发现是两个出价的差额减去被发现时受到的惩罚。可以表示为：

（16）

我们假设受贿者可以分到的剩余收入为，没有牵涉腐败并赢得竞争的厂商其收入为：，（17）

卷入贿赂的厂商期望收入为：

（18）

当满足下面这个条件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会发生。

在这一阶段中，具体的商业贿赂过程是这样的：由于存在着（）的贿赂空间，因此人会利用其信息优势将项目的投标价格告知给行贿的企业，因此行贿方能够提高其供货价格或者提高其投标价格，从而使得自己从中获益；而同时人也将得到商业贿赂，分享一部分价格差的收益；或者在买方企业采购过程中，不同的供货商进行报价，人也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与一家供货商相勾结提高供货价格，并从中得到贿赂收益；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行贿，企业也会以大于其成本的价格来获利。

（2）存在三个供应商或投标者的合谋情况

当存在三个或以上的供应商的情况下，人和赢得项目的投标者就不能单独勾结了，此时他们需要和第二个供应商进行合谋，这可以通过对第二个供应商行贿使其退出或者太高出价来实现。如果这种合谋实现，那么赢得项目的供应商将会以第三个供应商的高价来赢得项目。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将会分享勾结贿赂的所得。

假设，那么由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共同分享的剩余为：

这里，，，分别为对于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的惩罚概率。我们在假定三方各自分享的比例为同时分享比例之和为1，即。

现在一个没有参与合谋和商业贿赂的供应商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当他参与和合谋进行商业贿赂的时候，他的效用函数变为：

那么第二个参与合谋的供应商即使失去了项目，他也能得到贿赂为：

如果商业贿赂存在着明确的收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行贿的条件满足时，商业贿赂就会发生，即成立时，商业贿赂行为就会按照上面所描述的方法来发生。

七、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建议

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商业贿赂猖獗横行也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外商投资和国际形象。在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各行业、各部门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非正当利益联合体，其危害日甚，。商业贿赂所编织的利益人际关系网，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超脱市场法规之上的潜规则和交易惯例，致使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失序、失灵，市场竞争不是优胜劣汰，而出现反向的扶劣排优的淘汰现象。这必然严重阻碍和延缓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本文首先通过利用腐败的自我增强理论和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的演化情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没有能够很好的针对腐败和贿赂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同时也没有对诚实的工作者采取额外的奖励，总的来说在转轨的初始阶段，我国没有重视贿赂行为的危害。在经济转轨中，大多数人通过效用比较分析选择了受贿和腐败的策略，这导致在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贿赂的潜规则。对腐败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的重点在破解支撑商业腐败的潜规则。必须打破由商业贿赂形成的超法规、超市场的潜规则。对于商业贿赂的潜规则决不可轻视，它上有既得利益集群的支持，下有受小恩小惠的社会群众基础。从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商业贿赂和腐败的潜规则形成时，也产生了一个相当程度上大的受贿的团体，因此破除潜规则首先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秩序，公开、公正、公平的新交易规则，以取代旧的经济秩序、旧的交易规则和潜规则，实现平稳而快速的新旧经济秩序和新旧交易规则的过渡和转换，以利经济社会健康而和谐的发展。目前浙江省提出给在任期内廉洁的公务员提供廉洁保险，在他退休以后可以得到高达30万元以上的奖金，这种额外的奖励将会有助于减少腐败和受贿行为的发生，因此在企业中为了遏制商业贿赂行为，也可以考虑给企业人实施期权激励措施。

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不可搞成仅仅治标的权宜之计，而必须在专项治理的基础上，乘胜追击，决战到底，形成治本的百年大计。治理商业贿赂的治本之道，就是逐步建立和完善长效的治理机制。与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不同的长效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包括经济制度体系、法规体系、教育体系等一系列的基础建设。在这方面，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例如香港廉政公署近两年推行‘商业道德推广计划’，尝试接触所有在港的上市公司，提高他们的防贪防贿意识，加强在预防和教育方面的推广工作。这是值得借鉴和仿效的。

参考文献：

1．Acemoglu,D.(1995).‘Rewardstructuresandtheallocationoftalent’,EuropeanEconomicReview,vol.39,pp.17–33.

2．hleifer,A.andVishny,R.W.(1993).‘Corrup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08,pp.599–618.

3．ReprintedinWilliamsetal.(2000)vol.1,chapter13andinShleiferandVishny(1998)chapter5.

4．Murphy,K.M.,Shleifer,A.andVishny,R.W.(1991).‘Theallocationoftalent:implicationsfor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06,pp.503–30.ReprintedinShleiferandVishny(1998)chapter3.

5．TokeS.Aidt.ECONOMICANALYSISOFCORRUPTION:ASURVEYTheEconomicJournal,113(November),F632–F652._RoyalEconomicSociety2003.PublishedbyBlackwellPublishing,9600GarsingtonRoad,OxfordOX42DQ,UKand350MainStreet,Malden,MA02148,USA.

6．Murphy,K.M.,Shleifer,A.andVishny,R.W.(1993).‘Whyisrentseekingsocostlyto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andProceedings,vol.83,pp.409–14.ReprintedinShleiferandVishny(1998)chapter4.

7．Mauro,P.(1995).‘Corruptionand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0,pp.681–712.ReprintedinWilliamsetal.(2000)vol.1,chapter14.

8．Kaufmann,D.andWei,S.J.(1999).‘Does‘‘greasemoney’’speedupthewheelsofcommerce?’,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7093.

9．Svensson,Jakob.“WhoMustPayBribesandHowMuch?EvidenceFromACrossSectionofFirm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8(February2003):207–30.

10．Andvig,JensChristianandKarlOveMoene.“HowCorruptionMayCorrupt”.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Vol.13(1990):63–76.

11．Cadot,Olivier.“CorruptionasaGamb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Vol.33(1987):223–44.

12．Lui,Francis.“AnEquilibriumQueuingModelofBribe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3(4)(1985):760–81.

13．Sah,R.K.(1988).‘Persistenceandpervasivenessofcorruption:newperspectives’,YaleEconomicGrowthCenterDiscussionPaper560.

行贿范文篇7

注重思想教育，提高防行贿能力

1、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政治素质。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这充分说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搞好廉政法规制度教育，使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受住行贿者金钱、利益、美色的考验，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是反行贿斗争的思想基础。

2、弘扬社会正气，建立反行贿的舆论氛围。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方针、政策及决心态度，及时报道这方面动态。切实做好可能诱发和滋生行贿受贿现象等负面影响的防范宣传教育工作，鼓励和弘扬勤政廉洁的时代先进精神，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人们自觉形成一个反腐败的良好的社会基础。

3、繁荣先进文化，倡导健康文明社会风气。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崇尚廉洁、反对腐败为重点，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健康、文明、向上的社会生活新时尚。

规范经济管理，消除行贿温床

1、要尽快健全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全国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成立由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小组，行使决策、授权和仲裁权，由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具体采购工作。要加强监察部门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权威性，坚决根治地方保护主义和暗箱操作行为。在政府公共采购环节把好关，堵住贿赂漏洞。

2、从源头上治理行贿工程。公共采购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市场、公共建设市场是行贿受贿的易发地，政治权力应从市场中退出来，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关系，不参与市场竞争，行政机关应做好以下工作：（1）对工程、供货、劳务承发包时，应把有关计划、发包、结算工作分别委托给不同单位进行；（2）行政机关应在行政和业务的范围内，对工程合同的承发包工作进行监督，以避免受非正常因素的影响；（3）行政机关应检查供货商或竞标者是否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人们对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有可能导致他被取消竞争的权力，这种严重的错误主要是，经过证实，该供货商或竞标者向准备或正在执行发包程序的行政机关或个人许诺提供或已提供了好处；（4）在适当情况下，应在建筑劳务或其他内容的有偿合同中加入反腐败条款，规定因行贿或受贿情况给委托方带来重大损失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5）供货商或竞标者一旦曾经有过向执行发包程序的行政机关或个人提供过好处，即取消企业竞争权及列入不可靠企业名单录，使其长期无法正常生存。

3、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从市场失范和政府失灵相关的角度来，政府应当干预经济，但政府不应当过度干预经济。这就决定了凡是市场能够办好的事情必须由市场自身解决，政府只做市场永远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应着力做好以下事情：加快市场化进程，实现政企分开和明确经济职能；从微观层面看，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宏观面看，加快制度创新的进程，也是政府重新界定经济职能的进程。政府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明确，会导致行贿行为的盲目和无所适从。

4、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免疫系统。行贿行为犹如病毒，在免疫系统完善的健康肌体内，病毒就无法生存和繁衍。这一系统要求：一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宏观，企业内部自己管，切断政府官员审批企业业务搞权钱交易的路子。二是办事过程的透明化和程序化，在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行政机关要照章办事，发现刁难，拖延或设卡子，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三是完善公务员制度，包括公务人员的招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等。四是实行帐号支付系统，减少现金流通，以个人身份证的号码，作为银行帐号，所有的收入都要进入帐号，这样可使每个人都受到金融监督。

健全法制体系，依法治理行贿

1、建议制定《廉政法》、《防止贪污贿赂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等具有统领和指导功能的法律。同时要加快行业立法，制定出《新闻法》、《举报法》、《监督法》、《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重大决策失误追究法》、《公共工程建设法》等行业性法律法规，使行业活动尽可能有章可循，将反腐败工程纳入法制化建设。从源头上堵塞国家公务员插手经济领域捞取好处的漏洞，使想行贿的人不敢行贿。

2、应从立法、司法上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查处行贿犯罪，改变惩治受贿、行贿犯罪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

（1）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中，要从治本的原则出发，对于行贿罪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处，以期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司法人员要转变行贿罪是轻罪的观念，克服查处行贿犯罪失之于轻的现象，树立从源头上治理贿赂罪的意识。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无论大案小案，只要行为人触犯法律，就要惩处。重点打击7种行贿行为：a、行贿多次多人，数额巨大的；b、严重妨碍行政与司法公正的；c、为走私、逃税、骗税的；d、为非法办理金融证券业务并造成重大损失的；e、为非法获取工程、项目的开发承包经营权并造成重大损失的；f、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并造成严重后果的；g、其他情节严重的。

（2）完善现行刑法行贿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第389、391、393条规定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但还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一必要构成要件才能构成行贿罪，否则即使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也不构成行贿罪。笔者认为，“不正当利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非法利益；b、利益本身的不正当，即利益本身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在这里，不正当不一定违法；c、利益获得手段的不正当，即采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禁止的手段而取得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本身是否正当；d、不正当利益应是可确定的，不包括预期利益或未来利益；e、不正当利益是否真正获取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二，刑法第389条行贿罪的贿赂内容，建议应由“财物”修改为“财物和其他财产利益”，包括动产、不动产、文化艺术品（有的价值连城）、亲属生意、移居国外、性贿赂等。

第三，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对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应以行贿论处。在这里应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和手段，不管哪种形式的行贿行为，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不存在普通行贿罪和特殊行贿罪的区别。

第四，应注意个人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区别，这里的“单位”应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类性质的公司（不论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企业（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如果仅以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来判断是否是单位，在当今经济形态多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法律空白，单位行贿罪虽然也是通过直接责任人员实施，但它是由单位研究决定，并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了单位的不正当利益，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而个人行贿罪是为了本人的利益由本人直接实施。如果虽然以单位名义行贿，但将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其行为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为自己谋取了利益，此时，对行为人应以个人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行贿范文篇8

单位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行贿的危害范围、严重程度、腐蚀能力势必超过自然人行贿，单位在经济往来中给付、收受回扣的行为比比皆是且屡禁不止，单位行贿刑事司法实践与犯罪现实情况出现脱节。立法机关精心设计的单位行贿罪没有予以高效适用，没有起到刑法规范预防性、警示性、实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经由刑事司法实现“基础性的刑法规范收益”。行贿犯罪刑法理论亟须基于刑法解释设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定标准。

一、单位行贿意志的分析与判断

在行贿犯罪的语境下，应当赋予单位犯罪意志整体性主观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法解释。从逻辑上分析，单位成员先形成个别行贿意图，然后通过客观途径整合为单位行贿意图。在此流程延展过程中，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个别行贿意志渐次被单位行贿意志吸收。整体性的单位行贿犯罪意志主要表现为：（1）在单位领导决策后，由业务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负责、业务员具体执行回扣给付的指令；（2）单位内部章程、工作手册、备忘录、合同等书面文件明确规定或约定了销售产品的扣率；（3）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部门主管在授权范围内，未经集体讨论，单独进行的、满足单位不正当利益要求的贿赂决定等等。（4）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支出。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查询系统，以此为基础建构单位行贿间接故意判断规则。根据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覆盖各级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行贿犯罪的单位和人员。各级检察机关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一般属于被动接受有关单位查询；少数操作较为成熟的检察机关，也只是向有关招标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取消行贿单位的投标资格或者扣减信用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行贿犯罪档案相关的工作机制，不仅需要及时将已经查证属于的经营单位职工行贿的相关信息纳入系统，而且应当将之明确告知行贿人所在经营单位，督促该单位强化财务制度和业务管理，有效杜绝行贿行为的发生。如果经营单位在检察机关告知后仍然多次发生经营单位职工行贿案件的，就应当认定单位放纵、漠视其成员的行贿行为，主观上符合单位行贿的间接故意要件。单位行贿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单位给予回扣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是不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单位不知个别成员行贿促销固然欠缺单位行贿罪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单位销售部门成员频繁从折扣中提取部分“公关费”且经检察机关告知后并未整顿的事实，足以说明单位明知无法控制巨额折扣的贿赂趋向，却纵容单位成员行贿。单位对其成员具有监督管理责任，单位成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单位。从行为逻辑上分析，单位领导在业务活动中从事代表行为，单位成员从事职务行为，然后通过内部管理机制整合为单位行为，应当由单位承担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单位成员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因此，“告知行贿事实—仍旧继续行贿—间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断规则符合单位犯罪与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

二、单位行贿行为的组织与执行

单位行贿实行行为的客观表征与自然人行贿实行行为如出一辙，因此，司法机关无法从客观方法直接求证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的界限要点。但是，单位行贿组织与实施的程序性特征能够成为辅助性证据，侧面分析印证是否存在单位行贿的事实。单位行贿行为通常按照单位设定的回扣、手续费给付规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单位行贿行为通常不是由一人完成，而是需要单位内部的几个人、甚至单位内部人员与单位外部人员共同完成。这便要求单位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照章办事”。一旦在支付贿赂过程中发生数额、对象、渠道的变化，一线操作人员将层层反馈，以便单位及其管理层能够及时权衡不正当利益与贿赂犯罪的行为风险、刑罚成本，顺利抛出“应急方案”。较之单位行贿而言，自然人行贿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任意性，犯罪环节转换粗糙、人员配置简单，缺少领导与分工。行为人根据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引诱受贿与给付利益的有效方法单位行贿的程序性决定了实施部分犯罪行为的非核心单位成员无需因为单位犯罪的双罚制而承担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主要是由于该单位成员仅仅完成了一般性的、阶段性的分配工作，在整个行贿流程中处于不具刑法实质判断价值的边缘环节。单位中的自然人对于是否实施、如何实施行贿犯罪行为一般没有选择与放弃的权利，这均视先前的岗位设置与部门主管的安排而定。在客观上实际参与单位行贿犯罪的行为人必然大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例如，单位出纳虽然直接将现金或是支票从单位划出、打入贿赂相对方处，但其可能并不了解该支出行为在整个贿赂程序中的犯罪性意义，不能将之认定为行贿人；经理助理在附回扣销售中认识到了行贿犯罪的性质，并且提出异议或者明确表示不愿参与，却因服从领导关系、岗位关系不得不继续参加，在整个程序中保持消极态度、处于消极地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犯罪。而单位核心成员属于单位行贿程序中的决策者、指挥者、直接实施者，或具体设定行贿计划，或与受贿人反复接洽，或想方设法变换形式给付财物，抑或构思不正当利益蓝图——上述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可以被填充到刑法预先设置的构成要件中进行规范评价。不同位阶的单位核心成员基于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程序性表征出相应的行为特质。以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等决策层成员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表现为同意、默认或放任；部门经理、业务主管、项目负责人等管理层成员的行为表现为策划、指挥、评价、临时应变决策；办事员、业务员等执行层成员的行为表现为直接实施、操作或参与。

三、单位行贿利益的归属与辨别

刑法条文并没有明确将利益归属作为单位犯罪的法律特征。司法解释亦仅在有限层面肯定了利益归属要件的遴别意义——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是，刑法理论一直将其视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键界限，认为单位犯罪必须为本单位谋取利益。我们认为：利益归属于单位未必是所有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却是单位行贿犯罪至为关键的决定性要件；利益归属要件在廓清单位行贿与自然人行贿界限的语境下起到了实质性作用。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行贿罪；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3条又强调：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行贿罪定罪处罚。这说明完成行贿后取得的不正当利益等各种形式的好处能够带来进一步的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行贿，归个人所有的，是自然人行贿。

行贿范文篇9

论文摘要：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但是笔者发现在查处的各种行贿和受贿犯罪中行贿行为很难被查处。笔者认为这与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关。因此本文就此开展论述，在文中从两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作为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设置不合理。提出只要是谋取利益不管“正当”或“不正当”均应定性为犯罪，之中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入手说明“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也为犯罪，同时提出“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也有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从现行刑法的行贿罪打击不力，取证难，查案难，入手指出当前刑法的行贿罪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设置不合理性。最后，综上所述充分论述将“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性犯罪的可行性。提出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出立法构想即做出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行贿罪的法定刑法，笔者赞同倾向于轻罚论。

关键词：本质特征实践可行性构想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国家工作人员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原因，但行为人有恃无恐大肆进行行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来，行为人行贿数额从几千元上万元、其至上百万、千万元之巨，愈演愈烈，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行贿与受贿是对向性行为，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因此，在惩处受贿的同时，必须打击行贿犯罪活动。”⑴然而现在的立法在打击行贿犯罪活动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力不从心。现行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此条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进行行贿的，才构成行贿罪，刑法才予以打击。而行为人在为谋取正当利益时的行贿行为都不规定为犯罪，不进行刑事制裁，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上的混乱。笔者就此作以论述。

一、“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

修订后的《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权，领土完善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定义是对我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犯罪构成。犯罪概念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属性？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成立需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的具体标准规格。如果犯罪构成离开了犯罪概念，不与犯罪概念相连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就会把握不了犯罪本质，从而不能很好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也不能正确地认定一个具体危害行为的具体法律特征。同样，如果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构成，那么与犯罪概念也就成为没有依托的空洞的理论抽象。那么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密不可分的连接点或桥梁是什么呢？那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的侵犯，实质上也是犯罪本质特征一种具体表现和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破坏，是对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又必须借助活生生的具体内容，也即是犯罪客体来揭示其内涵。⑵“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客体上，由犯罪客体做出最后的价值评判”。⑶“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本质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体对于深刻认识犯罪体质，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量刑，从而达到罪刑法定实现刑法公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⑷由此可见，一种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足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犯罪性。

众所周知，行贿罪的客体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为人不论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或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其行为本身都有已造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和亵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之所以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就是因为看中了其所处的地位和手中掌有的权力。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的本质在于其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为国家所雇用而依法履行公务，其报酬只能由国家以薪金的形式支付。此外，不应当接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给予的任何财物。而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的行为是对其公务行为的收买，对其公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行为人以正当利益为目的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只能说明其主观恶性要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行贿行为轻，仅对量刑有影响，有意义，并不影响其严重危害社会性的实质。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受贿罪不应以“当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接受了贿赂就是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⑸只不过是与行贿罪相比，任何目的（不当和不正当）的行贿行为是从外部对国家工和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因此，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当然，我们不能反驳说，因为刑法没有将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样的话就等于什么问题也没有回答。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而已。

以上仅就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对行贿客体的侵犯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这是直接造成的危害。其实，一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还不只是对客体直接的侵犯，还包括间接造成的后果。为谋取正当利益之行贿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滋长了行贿行为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造成了权力的异化变质。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消长同步的。行贿行为的泛滥，必然造成受贿行为的成灾，从而更进一步加剧权钱交易的频度和程度。

2、造成了社会公众心理负担。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认定，办任何事情（正事和非正事，大多数情况下是正事）都需要“送礼”，否则根本办不成事。其与行为人的经常行贿而刑法对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行为的“宽厚仁慈”是分不开的。人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正道”。因此，在大多数人民不富裕的情况下会因此失去很多应得利益的，因为“没钱办不成事，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3、破坏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党，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而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行为严重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降低了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人们认为其是金钱政府，而不是为民政府，久而久之只能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4、阻碍了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发展。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成设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应该身体力行，做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模范，而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促长了国家工作人员对物质的占有欲，从而动摇了其依法行政的信念和观念。

当然，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到底是无奈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都有不影响其对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收买性质。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救济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过广过深，我们应当顺应当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国际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谦抑原则的表现。⑺我们认为，刑法对谦抑性并不是让刑法在新的危害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谦抑是指力求的最少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⑻其要义就在于将刑罚权的行使限于必要的干预，即要求刑法对禁止行为与致任行为的范围确定具有合理性，将没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范的行为犯罪化固然有违谦抑原则，而将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制的行为非犯罪化也同样是与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的。况且非犯罪化是针对度犯罪化的矫正。过度犯罪化现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范围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实行非犯罪化的客观必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⑼但至少可以说，我国刑法并不是处处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行为具有以上所论述的那样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有继续深入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动用刑事法？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否则，与刑法中犯罪概念实质定义理论不符合。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实践中的困惑

从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犯罪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官员纷纷落马成为阶下囚的同时，行贿人（包括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大多数都逍遥法外，以致造成了他们侥幸的心理，从而也更进一步加速成了受贿犯罪持为的急剧攀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储槐植教授指出，我国刑法网不严主要表现在罪状设计过多附加目的条件，诸如“以非法销售为目的”、“以牟利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以出卖为目的”、“以报复为目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等达20处之多，数量之大在各国刑事立法中实属少有。立法者的动机是缩小打击面，诚有可取，但考证作为至观因素的目的徒增公诉机关的证明难度从而导致作恶者逃脱法网概率上升的局面，这是立法技术上的失策。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法网不严还表现在罪名设定看重主体的内心起因，典型事例是关于财产所有权刑法保护的方法，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这四个罪名的分产有两层标准，一层是主体身份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前2项与后2项的区别），另一层是行为动机（前2项之间的以及后2项之间的区别）……定贪污罪还是定挪用公款罪，定职务侵占罪还是定挪用资金罪，麻烦出自主心态。刑法将贪污（以及侵占）与挪用（公款、资金）分罪规定，根据是主观心态不同，学界的通说认为贪污（侵占）经非法占有为目的，挪用（公款、资金）以非法使用权用为目的，即擅自动用但准备日后归还还而不具有永久占有的。刑法条文虽未明写这样的目的，但理论上说基本符合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刑法贵在可操作性强。据此要求。凡行为特征能够确定犯罪性质的就无需另附心态要件（例如“XXX目的”因为行为人的想法难以被公诉机关证明，相应地也就容易成为作恶习者脱逃法网的借口。⑽反观我国的行贿行为立法也有目的条件，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刑法规定为行贿罪和谋取正当利益之目的（在这里，我们拟定它是另一种行贿犯罪）。由此使我们进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却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打击不力，甚至个别地方，一年办了几个受贿案件，却办不成一起行贿案件，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遗憾。在实践中，对行为人进行行贿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不难查证，但查证其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特别是没有谋取到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同时也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可以判断行为人的目的。但我们认为那只是一个推理和判断，有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准确掌握（明显违法犯罪行为除外）的。在目前的立法体制下，要证明一个人犯了行贿罪，不仅要证明其有行贿的行为和事实，而且要证明其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结果是怎么也查不清楚，也许明知他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但证实不了，到头来放纵了行贿人；另一方面即使证明了他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口供”定罪的现象，从而利于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辩解，最终结果也是打击不了行贿人。司法工作人员的普通心理是宁查10起受贿案件，也不愿意查一起行贿案件，往往查不成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立法者的思考。

三、“为谋取正当利益”与“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为犯罪之可行性

我们知道，利益一般情况下可分为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利益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因。需要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和必然要求，引起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人类普遍的逐利心理具有客观性质。首先，逐利心理是人类生存这一需要和满足的矛盾统一的意识反映。但我们凭借考古资料和现代人的逻辑理论推论分析早期人类的生存心理时，得出来的结论近乎荒谬：人类的这种心理现象很难同野生动物的生理本能区别开来……其次，逐利心理是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的能动反映，当作自我一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着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要求。人们是在长期地维持本能需要的努力之中，与其说民族部落之间的弱肉强食是为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更是为了使胜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生活得更好些。民族内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阶级的产生，只能说是为一部分人充分发展和完善自我需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绝不能说另一部分被压迫者发展和完善自我的需要已经泯灭。因此，每一个正常人，普通存在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从而普遍地存在着逐利心理……再次，社会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湮灭是个人利益的充分发展和完善阶段。假定从将来的一个社会阶段开始，人们改造和转化自然的能力足以使社会能够提供满足每一个成员的特殊要求（是高级的，发展了的需要），那么还有没有个人的利益可言呢？只要我们承认每个人相对其他成员都有是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相貌、形体、特殊的心理、情感、特殊的素质、爱好和志趣等等，则社会的成员总体，依然只能被视为抽象意义的同一体，每个人仍然存在着特殊的追求和满足……社会越是发展每个成员越是把社会看作自己的私有物。从而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和谐地被统一起来，人们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同时，最清楚地表现为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过程。⑾“人们奋斗争取一切，都有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⒀客观存在的逐利心理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行贿都有其目的。当然包括正当利益目的和非正当利益目的，绝对没有单纯的行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谋取非正当利益构成犯罪另当别论），我们不必在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煞费心思，可以大大节约司法资源。以谋取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一个主观方面的要体，只要证明其有行贿行为就行，而不必去证明其为谋取利益之目的，因为，利益是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为都具有的。没有无目的之行为。也许有人说，个别人进行行贿只是一种感情投资行为，而此根本谈不上正当否。但是我们细细分析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向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投资绝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投资，而是为了将来获得某种利益，采取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不惜重金拉拢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在行贿时，并没有且明确的请托事项。看起来像是建立感情，其实质毫无疑问是为以后谋取利益创造条件。⒁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可以更有力地查处行贿犯罪行为，从而进一步遏制受贿犯罪行为的不断蔓延。

不过，我们要注意区分赠与和行贿。行贿是抛饵钩鱼有求于对方的犯罪行为，而赠与是表示致意无求于对方的礼尚之举，不能认定为犯罪。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主观目的不同，行贿是行为人为了使对方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取利益，具有以贿买权的性质；而赠与则是为了增加亲友情谊，具有礼尚往来的性质。从上述论述可知主观目的判断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根据实践，要划清二者的界限，应当结合双方感情交往的程度，给付财物是否附备件，给予财物的数额或价额，给予财物是否公开，给予财物是否出于自愿等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分别对待。

四、完善行贿罪立法构想

在对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进行了上述论述和阐述后，我们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以下立法构想：

（一）行贿罪之定义界定

我们建议对行贿罪作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其主要法律特征为：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行贿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给予的，也有转手间接给予的，有事中给予的，也有事前或事后给予的，有明示给予的，也有心照不宣给予的；有主动积极给予的，也有由对方索取被动消极甚至无奈地给予的，如此等等。

3、本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且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我国公民或在我国境内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

另一方面就是行贿罪数额起点问题，按照现行的行贿标准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予以立案。但是我们认为应该降低其数额起点，与受贿标准一样，做到对行贿犯罪打击的“严密”（储槐植教授在《议论刑法现代化》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定义，意即对一个犯罪的规定要做到周延，我国刑法曾遍存在不周延现象，主要是司法解释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击行贿犯罪，使公众认识到行贿与受贿具有同样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廉洁性的实质，消除社会公众“行贿正当”的错误心理。

（二）行贿罪之法定刑

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刑法学理上曾有两种观点：即重罚论和轻罚论观点。所谓重罚论，即主张将行贿受贿一并追究，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其主要理由是：一、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受贿罪。二、本来行贿受贿“一对一”的证据难以查寻，凭行贿人检举揭发也是徒劳的，除非没有获得利益（包括正当和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可以做到，一般情况下行贿人所获取的利益要大于付出的利益。因此，让其揭发受贿者也是不切实际的。轻罚论者也从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进行分析其必要性：一、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受贿罪相比较轻。二、为政清廉要指的主攻方向，是同受贿犯罪作斗争。如果对行贿罪量刑过重，不利于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主动揭发受贿。笔者同意后者观点，但对其理由分析并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受贿犯罪轻，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行贿人的“不遗余力下败倒的，笔者赞同轻罚论的观点基于以下理由考虑：一、刑法理论一直认为，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刑罚的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对行贿犯罪惩处的关键不是对其重罚的问题，而是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行贿者。二是刑事政策考虑，对行贿罪制定较轻的刑罚。并与受贿罪相比有一个较大的从轻幅度，对分化解行贿，从而解受贿的确能起到一定积极作出。因为，量刑过重势必使行贿、受贿者产生生死与共的消极作用。因而导致司法机关被动。因此，作为与行贿人的一个交易条件，对行贿人处以较轻的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益的。最后，从外国刑事立法中的法定刑来看，对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的国家，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尚无一立法例，而对于受贿罪的最高刑罚规定为死刑的不乏其例。绝大多数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都属轻刑制，并且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相对来说，行贿轻于受贿。⒂当然我们认为对行贿进行轻罚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即是说对行贿人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应以罚金刑为主。这样一方面使公民认识此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造成公众失衡的心态（毕竟目前中国的法治进程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同时也适应国际刑法趋势。

据此，对行贿罪法定刑这样规定：因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包括谋取非法利益巨大（当然达不到犯罪程度），用公款行贿的及其它情形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行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xxxx年10月版，第640页

2、赵炳贵，犯罪客体概念之新诠，《法学家》（京）xxxx.6.68

3、李文燕主编《中国刑法学》，中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xxxx年版第83

4、游涛，论我国犯罪客体的概念，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安研究），xxxx.2.63

5、游伟、肖晓祥，论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为他谋取利益”—现行立法及其与理论、司法的冲突研究，《政治与法律》（沪）xxxx.6.20—22

6、孙立红，也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再认识，《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xxxx.4

7、俞梅荪，世界之交：我国刑法的现实与趋势，《山东法学》，xxxx.4

8、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1992年第6页

9、陈兴良，《当代刑法新视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xx社第6页

10、储槐值，议论刑法现代化，《中外法学》

11、张循理，利益论九讲[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版第7页

12、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2卷）第82页

13、司马迁，史记（卷129）

行贿范文篇10

关键词：本质特征实践可行性构想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国家工作人员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原因，但行为人有恃无恐大肆进行行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来，行为人行贿数额从几千元上万元、其至上百万、千万元之巨，愈演愈烈，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行贿与受贿是对向性行为，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因此，在惩处受贿的同时，必须打击行贿犯罪活动。”⑴然而现在的立法在打击行贿犯罪活动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力不从心。现行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此条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进行行贿的，才构成行贿罪，刑法才予以打击。而行为人在为谋取正当利益时的行贿行为都不规定为犯罪，不进行刑事制裁，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上的混乱。笔者就此作以论述。

一、“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

修订后的《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权，领土完善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定义是对我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犯罪构成。犯罪概念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属性？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成立需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的具体标准规格。如果犯罪构成离开了犯罪概念，不与犯罪概念相连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就会把握不了犯罪本质，从而不能很好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也不能正确地认定一个具体危害行为的具体法律特征。同样，如果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构成，那么与犯罪概念也就成为没有依托的空洞的理论抽象。那么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密不可分的连接点或桥梁是什么呢？那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的侵犯，实质上也是犯罪本质特征一种具体表现和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破坏，是对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又必须借助活生生的具体内容，也即是犯罪客体来揭示其内涵。⑵“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客体上，由犯罪客体做出最后的价值评判”。⑶“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本质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体对于深刻认识犯罪体质，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量刑，从而达到罪刑法定实现刑法公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⑷由此可见，一种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足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犯罪性。

众所周知，行贿罪的客体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为人不论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或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其行为本身都有已造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和亵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之所以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就是因为看中了其所处的地位和手中掌有的权力。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的本质在于其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为国家所雇用而依法履行公务，其报酬只能由国家以薪金的形式支付。此外，不应当接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给予的任何财物。而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的行为是对其公务行为的收买，对其公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行为人以正当利益为目的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只能说明其主观恶性要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行贿行为轻，仅对量刑有影响，有意义，并不影响其严重危害社会性的实质。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受贿罪不应以“当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接受了贿赂就是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⑸只不过是与行贿罪相比，任何目的（不当和不正当）的行贿行为是从外部对国家工和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因此，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当然，我们不能反驳说，因为刑法没有将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样的话就等于什么问题也没有回答。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而已。

以上仅就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对行贿客体的侵犯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这是直接造成的危害。其实，一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还不只是对客体直接的侵犯，还包括间接造成的后果。为谋取正当利益之行贿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滋长了行贿行为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造成了权力的异化变质。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消长同步的。行贿行为的泛滥，必然造成受贿行为的成灾，从而更进一步加剧权钱交易的频度和程度。

2、造成了社会公众心理负担。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认定，办任何事情（正事和非正事，大多数情况下是正事）都需要“送礼”，否则根本办不成事。其与行为人的经常行贿而刑法对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行为的“宽厚仁慈”是分不开的。人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正道”。因此，在大多数人民不富裕的情况下会因此失去很多应得利益的，因为“没钱办不成事，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3、破坏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党，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而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行为严重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降低了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人们认为其是金钱政府，而不是为民政府，久而久之只能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4、阻碍了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发展。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成设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应该身体力行，做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模范，而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促长了国家工作人员对物质的占有欲，从而动摇了其依法行政的信念和观念。

当然，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到底是无奈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都有不影响其对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收买性质。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救济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过广过深，我们应当顺应当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国际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谦抑原则的表现。⑺我们认为，刑法对谦抑性并不是让刑法在新的危害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谦抑是指力求的最少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⑻其要义就在于将刑罚权的行使限于必要的干预，即要求刑法对禁止行为与致任行为的范围确定具有合理性，将没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范的行为犯罪化固然有违谦抑原则，而将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制的行为非犯罪化也同样是与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的。况且非犯罪化是针对度犯罪化的矫正。过度犯罪化现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范围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实行非犯罪化的客观必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⑼但至少可以说，我国刑法并不是处处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行为具有以上所论述的那样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有继续深入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动用刑事法？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否则，与刑法中犯罪概念实质定义理论不符合。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实践中的困惑

从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犯罪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官员纷纷落马成为阶下囚的同时，行贿人（包括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大多数都逍遥法外，以致造成了他们侥幸的心理，从而也更进一步加速成了受贿犯罪持为的急剧攀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储槐植教授指出，我国刑法网不严主要表现在罪状设计过多附加目的条件，诸如“以非法销售为目的”、“以牟利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以出卖为目的”、“以报复为目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等达20处之多，数量之大在各国刑事立法中实属少有。立法者的动机是缩小打击面，诚有可取，但考证作为至观因素的目的徒增公诉机关的证明难度从而导致作恶者逃脱法网概率上升的局面，这是立法技术上的失策。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法网不严还表现在罪名设定看重主体的内心起因，典型事例是关于财产所有权刑法保护的方法，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这四个罪名的分产有两层标准，一层是主体身份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前2项与后2项的区别），另一层是行为动机（前2项之间的以及后2项之间的区别）……定贪污罪还是定挪用公款罪，定职务侵占罪还是定挪用资金罪，麻烦出自主心态。刑法将贪污（以及侵占）与挪用（公款、资金）分罪规定，根据是主观心态不同，学界的通说认为贪污（侵占）经非法占有为目的，挪用（公款、资金）以非法使用权用为目的，即擅自动用但准备日后归还还而不具有永久占有的。刑法条文虽未明写这样的目的，但理论上说基本符合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刑法贵在可操作性强。据此要求。凡行为特征能够确定犯罪性质的就无需另附心态要件（例如“目的”因为行为人的想法难以被公诉机关证明，相应地也就容易成为作恶习者脱逃法网的借口。⑽反观我国的行贿行为立法也有目的条件，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刑法规定为行贿罪和谋取正当利益之目的（在这里，我们拟定它是另一种行贿犯罪）。由此使我们进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却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打击不力，甚至个别地方，一年办了几个受贿案件，却办不成一起行贿案件，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遗憾。在实践中，对行为人进行行贿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不难查证，但查证其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特别是没有谋取到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同时也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可以判断行为人的目的。但我们认为那只是一个推理和判断，有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准确掌握（明显违法犯罪行为除外）的。在目前的立法体制下，要证明一个人犯了行贿罪，不仅要证明其有行贿的行为和事实，而且要证明其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结果是怎么也查不清楚，也许明知他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但证实不了，到头来放纵了行贿人；另一方面即使证明了他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口供”定罪的现象，从而利于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辩解，最终结果也是打击不了行贿人。司法工作人员的普通心理是宁查10起受贿案件，也不愿意查一起行贿案件，往往查不成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立法者的思考。

三、“为谋取正当利益”与“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为犯罪之可行性

我们知道，利益一般情况下可分为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利益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因。需要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和必然要求，引起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人类普遍的逐利心理具有客观性质。首先，逐利心理是人类生存这一需要和满足的矛盾统一的意识反映。但我们凭借考古资料和现代人的逻辑理论推论分析早期人类的生存心理时，得出来的结论近乎荒谬：人类的这种心理现象很难同野生动物的生理本能区别开来……其次，逐利心理是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的能动反映，当作自我一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着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要求。人们是在长期地维持本能需要的努力之中，与其说民族部落之间的弱肉强食是为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更是为了使胜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生活得更好些。民族内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阶级的产生，只能说是为一部分人充分发展和完善自我需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绝不能说另一部分被压迫者发展和完善自我的需要已经泯灭。因此，每一个正常人，普通存在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从而普遍地存在着逐利心理……再次，社会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湮灭是个人利益的充分发展和完善阶段。假定从将来的一个社会阶段开始，人们改造和转化自然的能力足以使社会能够提供满足每一个成员的特殊要求（是高级的，发展了的需要），那么还有没有个人的利益可言呢？只要我们承认每个人相对其他成员都有是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相貌、形体、特殊的心理、情感、特殊的素质、爱好和志趣等等，则社会的成员总体，依然只能被视为抽象意义的同一体，每个人仍然存在着特殊的追求和满足……社会越是发展每个成员越是把社会看作自己的私有物。从而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和谐地被统一起来，人们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同时，最清楚地表现为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过程。⑾“人们奋斗争取一切，都有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⒀客观存在的逐利心理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行贿都有其目的。当然包括正当利益目的和非正当利益目的，绝对没有单纯的行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谋取非正当利益构成犯罪另当别论），我们不必在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煞费心思，可以大大节约司法资源。以谋取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一个主观方面的要体，只要证明其有行贿行为就行，而不必去证明其为谋取利益之目的，因为，利益是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为都具有的。没有无目的之行为。也许有人说，个别人进行行贿只是一种感情投资行为，而此根本谈不上正当否。但是我们细细分析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向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投资绝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投资，而是为了将来获得某种利益，采取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不惜重金拉拢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在行贿时，并没有且明确的请托事项。看起来像是建立感情，其实质毫无疑问是为以后谋取利益创造条件。⒁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可以更有力地查处行贿犯罪行为，从而进一步遏制受贿犯罪行为的不断蔓延。

不过，我们要注意区分赠与和行贿。行贿是抛饵钩鱼有求于对方的犯罪行为，而赠与是表示致意无求于对方的礼尚之举，不能认定为犯罪。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主观目的不同，行贿是行为人为了使对方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取利益，具有以贿买权的性质；而赠与则是为了增加亲友情谊，具有礼尚往来的性质。从上述论述可知主观目的判断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根据实践，要划清二者的界限，应当结合双方感情交往的程度，给付财物是否附备件，给予财物的数额或价额，给予财物是否公开，给予财物是否出于自愿等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分别对待。

四、完善行贿罪立法构想

在对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进行了上述论述和阐述后，我们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以下立法构想：

（一）行贿罪之定义界定

我们建议对行贿罪作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其主要法律特征为：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行贿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给予的，也有转手间接给予的，有事中给予的，也有事前或事后给予的，有明示给予的，也有心照不宣给予的；有主动积极给予的，也有由对方索取被动消极甚至无奈地给予的，如此等等。

3、本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且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我国公民或在我国境内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

另一方面就是行贿罪数额起点问题，按照现行的行贿标准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予以立案。但是我们认为应该降低其数额起点，与受贿标准一样，做到对行贿犯罪打击的“严密”（储槐植教授在《议论刑法现代化》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定义，意即对一个犯罪的规定要做到周延，我国刑法曾遍存在不周延现象，主要是司法解释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击行贿犯罪，使公众认识到行贿与受贿具有同样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廉洁性的实质，消除社会公众“行贿正当”的错误心理。

（二）行贿罪之法定刑

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刑法学理上曾有两种观点：即重罚论和轻罚论观点。所谓重罚论，即主张将行贿受贿一并追究，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其主要理由是：一、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受贿罪。二、本来行贿受贿“一对一”的证据难以查寻，凭行贿人检举揭发也是徒劳的，除非没有获得利益（包括正当和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可以做到，一般情况下行贿人所获取的利益要大于付出的利益。因此，让其揭发受贿者也是不切实际的。轻罚论者也从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进行分析其必要性：一、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受贿罪相比较轻。二、为政清廉要指的主攻方向，是同受贿犯罪作斗争。如果对行贿罪量刑过重，不利于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主动揭发受贿。笔者同意后者观点，但对其理由分析并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受贿犯罪轻，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行贿人的“不遗余力下败倒的，笔者赞同轻罚论的观点基于以下理由考虑：一、刑法理论一直认为，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刑罚的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对行贿犯罪惩处的关键不是对其重罚的问题，而是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行贿者。二是刑事政策考虑，对行贿罪制定较轻的刑罚。并与受贿罪相比有一个较大的从轻幅度，对分化解行贿，从而解受贿的确能起到一定积极作出。因为，量刑过重势必使行贿、受贿者产生生死与共的消极作用。因而导致司法机关被动。因此，作为与行贿人的一个交易条件，对行贿人处以较轻的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益的。最后，从外国刑事立法中的法定刑来看，对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的国家，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尚无一立法例，而对于受贿罪的最高刑罚规定为死刑的不乏其例。绝大多数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都属轻刑制，并且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相对来说，行贿轻于受贿。⒂当然我们认为对行贿进行轻罚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即是说对行贿人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应以罚金刑为主。这样一方面使公民认识此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造成公众失衡的心态（毕竟目前中国的法治进程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同时也适应国际刑法趋势。

据此，对行贿罪法定刑这样规定：因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包括谋取非法利益巨大（当然达不到犯罪程度），用公款行贿的及其它情形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行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0月版，第640页

2、赵炳贵，犯罪客体概念之新诠，《法学家》（京）.6.68

3、李文燕主编《中国刑法学》，中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

4、游涛，论我国犯罪客体的概念，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安研究），.2.63

5、游伟、肖晓祥，论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为他谋取利益”—现行立法及其与理论、司法的冲突研究，《政治与法律》（沪）.6.20—22

6、孙立红，也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再认识，《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

7、俞梅荪，世界之交：我国刑法的现实与趋势，《山东法学》，1999.4

8、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1992年第6页

9、陈兴良，《当代刑法新视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社第6页

10、储槐值，议论刑法现代化，《中外法学》

11、张循理，利益论九讲[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版第7页

12、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2卷）第82页

13、司马迁，史记（卷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