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范文10篇

行贿受贿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央选拔任用干部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失责追究的四项监督制度和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规政策为依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视频会议精神，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坚决遏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努力为明年县、乡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二、方法步骤

按照省、市委的统一部署，整治工作从2012年9月开始到2012年12月基本结束，整治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习部署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认真安排、组织好相关文件的学习。采取集中传达、专题讨论、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等形式开展学习宣传，广泛宣传开展严厉整治工作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意义，认真组织好对中央《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12]15号)文件、省实施意见的学习和省、市委整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准确把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集中整治的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全面落实集中整治工作各项任务。学习中，要把选拔任用干部四项监督制度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法规和《廉政准则》等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作为重点内容。

第二阶段：自查自纠阶段(10中旬至10月底)

各乡镇和县直各单位通过召开组织生活会、政治理论学习、专题讨论等形式，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认真检查，深刻反思。10月底前，凡是存在行贿受贿行为的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主动向纪检、组织部门作出专门说明或自觉上缴财物。对逾期不纠正者一旦查明，将按照党纪政纪从严处理。

第三阶段：排查线索查办案件阶段(10月中旬至11月底)

认真梳理排查。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要采取边排查边查办的方法，分别对2008年5月以来受理存查的信访举报件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对梳理出的涉嫌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行贿受贿问题的线索，认真进行甄别和排查，提出具体办理意见，并填写《买官卖官问题线索登记表》，按照有关要求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室、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实行举报专办制度。对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专用举报电话（0564—4032801）受理到的群众举报反映线索，要随时报部领导阅批，组织及时查核，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对于反映的情节比较具体、线索比较清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举报必须进行调查处理，也可会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处理；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举报，需要组织部门配合的，组织部门协助查核；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将加强配合，严肃查办。要对拉票贿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按照“两个一律”的要求，进行坚决的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查实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行贿受贿行为的，及时给予调离岗位、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并全县通报。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阶段(11月底至12月20日)

认真总结提炼整治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转化为工作成果，全面推广到强化干部监督各项工作中。特别是要加强对典型案件的综合分析，总结教训，探索规律，健全制度，努力形成防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问题的长效机制，切实取得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制度成果。2012年12月20日前，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对本地本单位整治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室、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三、政策界限

根据《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文件规定，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以谋取职务的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财物的行为，属于行贿行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的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而索取、非法收受或者变相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受贿行为。在自查自纠阶段，能够在10月底前向纪检、组织部门主动说明情况，向纪委党风廉政室、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主动上缴财物的，视情节轻重适当从轻处理或免于处理。之后，对经查实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行贿受贿行为的，一律先予停职，再根据情节轻重进一步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过行贿手段获取的职务一律无效。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人员，不得在领导班子等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其任职安排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整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我县决定成立“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和指导全县整治工作的开展，听取整治工作汇报，确定核点，研究处理意见。县委副书记王源成同志任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段贤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陶良慧，县法院院长洪晋生，县检察院检察长张文波，县委组织部部长吕习明，县纪委副书记王晓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夏季等同志为成员。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

五、工作要求

各乡镇党委、县直单位党组(党委)要积极开展对全县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学习宣传，各单位一把手要带头学习，并认真组织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把关于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纪律要求和违纪后果向干部讲清楚，教育广大干部自觉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真正做到教育在前，预防在前。

一要严格查核工作责任制。对干部选拔任用行贿受贿行为集中整治和今后干部选拔任用中行贿受贿问题查核工作，每一件都要明确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举报查核情况报告要由具体负责人和责任人亲笔署名。对反映买官卖官问题的举报，要一查到底。对反映的问题，要深入调查，经查属实的，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要坚决纠正查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倾向。

二要加大典型案件通报力度。要充分发挥案件查处的惩戒功能，对中纪委、中组部通报的12起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案件，以及我县近期查处的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件，要及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以警示教育干部；对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特别是网络、媒体热议的案件，要适时适度向社会公开，以匡正视听。对发现的问题，要查实一起、剖析一起、通报一起，以取信于民。

三要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要建立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对整治工作中出现的突发情况，要迅速处理、妥善应对。问题属实的迅速处理、公布结果，与事实不符的及时公布真相、予以澄清，防止恶意炒作，消除负面影响。同时要坚持内外有别、把握分寸，未经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公开案件查核的具体情况。

行贿受贿范文篇2

按照《中共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重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行贿受贿行为实施方案>的通知》（组通字[2010]号）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了专项整治，现就整治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为切实增强做好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就我局开展重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专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会上，党委书记宣读并签订了承诺书，传达了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10〕15号）、《坚决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关于12起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件的通知》（组通字〔2010〕48号）和《中共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重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行贿受贿行为实施方案>的通知》（组通字[2010]号）精神。局党委书记明确要求按照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坚决抵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筑牢了思想道德防线。

二、加强领导，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接到《中共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重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行贿受贿行为实施方案>的通知》后，我局党委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局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专门负责，主抓此项工作，根据纪检监察和政工科等部门各自的工作职能，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分工，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注重宣传，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我局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进行了认真学习，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认真学习和模范执行四项监督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政策法规，利用电子屏幕、宣传栏、简报和局网站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通过宣传发动，让广大干部职工对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坚定的信心。

四、突出重点，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有效

行贿受贿范文篇3

一、认真贯彻执行《通知》精神

《通知》下发后，即复印发送到每位党组成员手中，利用办公会议进一步传达，认真学习，坚决抵制包括买官卖官在内的用人不正之风，深刻领会《通知》精神，提高贯彻落实《通知》的自觉性。

二、近几年主要做法

民政局近几年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做好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充分酝酿、集体讨论等工作。对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我们采取不定期考察的方式，对基层班子进行考察、了解、监督。局领导组织办公室与有关业务部门或抽调基层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考察组，结合党建工作，结合班子成员任期届满或需要调整时，到所属单位进行考察，取得较好成效。规范考察程序，公开公平进行考察。局机关组织党组会研究组成考核小组由局纪检组组长带队考察。在考察中能够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谈话面达70%）等形式，充分了解干部职工对本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看法。同时，向分管领导反馈沟通考察情况，听取分管领导对班子配备的意见，考察组形成书面材料，报告局党总支书记后，正式提交局党总支研究决定。

三、主要成效

由于我们严格遵守《条例》规定，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得到了系统干部群众的认可，聘用的干部，党组成员意见一致，业务处室满意，工作富有成效。一批德才兼备、业务拔尖、群众公认的年青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充实加强和完善了基层班子。局党总支为改变机关部分干部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单一，工作面窄，难以了解民政系统全面工作的现状，有计划地对机关干部进行轮岗。党组在干部的轮岗、交流、选拔任用中能够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任人唯贤，严格掌握标准。凡在考核和了解到的群众意见大、政绩不突出的干部不提拔、不使用；对不符合干部任免条件的干部不提拔、不使用；真正体现了干部选拔任用中德才兼备。一批群众公认的年轻干部先后提拔到领导岗位，深受干部职工的拥护和信任。

行贿受贿范文篇4

一、从刑法的基本理论而言，行贿罪本身具有独立性

1、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而言，行贿罪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具有惩罚性的形式要件，也是成立犯罪的最基本的要素。刑法中的每一种犯罪都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衡量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看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对向行为的存在，而是应该看它是否符合自身的犯罪构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刑法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向犯，任何犯罪都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犯罪构成单独成立犯罪，而不需要也不是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作为必要条件。刑法理论上另一视为典型的对向犯——重婚罪也是如此。只有在重婚的双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或自己有配偶而重婚的行为才能双双构成重婚罪。如果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显然就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作为重婚罪的对向犯来定罪。如果不知情的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根据对向犯的理论，明知重婚的一方也不成立重婚罪，这是刑与法的规定明显相悖的，也不利于培养正义、纯朴的感情。行贿受贿犯罪的成立也是如此。

受贿罪与行贿罪有着各自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应看其主客观要件是否具备。受贿罪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其直接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其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或者索取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损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自然故意地实施这种行为。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行贿罪的基本客体表现为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次，行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贿人向国家公职人员实际交付财物的行为。再次，行贿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和法人。最后，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这种行为，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比较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向关系，但同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论是在受贿罪还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法律都没有要求必须以相互对方的行为为成立的必备要件。所以，我们在认定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时，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遵循犯罪构成的基本原则，从案情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正确定性。

2、从行贿受贿罪既遂形态的性质而言，行贿罪不依赖受贿罪而存在

根据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刑法理论上把犯罪既遂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对于结果犯而言，不仅要求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对于行为犯而言，只要求完成法定的犯罪行为即可以构成犯罪的既遂。

根据刑法对行贿受贿犯罪规定的表述，我们可以说，行贿受贿犯罪应该属于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受贿罪的成立，特别是索贿型受贿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一定实际收受到财物，也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人具备主体身份，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其国家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就受到了侵害，按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即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而不论是否存在相应的行贿行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贿罪是行为犯也不为过。况且，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还存在被勒索人“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刑法第389条第3款明文规定不成立行贿罪的情况。同时，对于成立行贿罪而言也是如此。根据刑法第389条的规定，行贿人只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即成立行贿罪，而并不论受贿人是否已经收受下行贿人的财物。实际上，只要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即已侵犯了国家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符合行贿罪成立的主客观要件，所以我们也可说，行贿罪从其构成既遂性质而言，也应该属于行为犯，只要存在刑法第389条规定的行贿行为，不管是否存在或完成了相应的受贿行为，都可以成立行贿罪。

所以，从刑法理论上来讲，认为受贿罪与行贿罪是互相对应的必要共犯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二、从成立受贿罪的角度而言，不一定存在对向的行贿罪

一般而言，既然成立受贿罪，一般意义上的行贿方应该是存在的。但这种行贿是否属于刑法调控和惩处的范畴，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只有符合刑法规定的行贿罪的行贿行为，才能作为受贿罪的“对应犯”而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大量的与受贿罪同时并存在的得贿罪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只成立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

1、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但勒索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

根据行为人收受财物的方式，受贿罪又可分为索贿型的受贿罪和单纯收贿型的受贿罪。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行为人只要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勒索、索要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可以构成受贿罪，而被勒索人如果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不构成行贿罪，所谓的行贿受贿犯罪的对向关系也就隔断了，对于这一点，刑法第389条第3款作了明确的、特别的规定。

国家公职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公正性和廉洁性，这种公正性和廉洁性又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表现出来。国家工作人员的索贿行为突出反映了行为人以权谋私的强烈愿望和贪婪性，并且往往带有对他人的要挟、强制性质，使他人慑于其手中的权力而不得不提供财物，以满足其要求，较之单纯的收贿型的受贿罪具有更大的客观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85条对索贿型的受贿罪和单纯收贿性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别作了规定。在单纯收贿型的受贿罪中，刑法不仅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且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成立受贿罪，这种规定较之索贿型的受贿罪要严格得多。在索贿型的受贿罪中，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有索取他人财务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即可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而不以行贿方是否提供财物、是否成立行贿罪为要件，这就从立法上排除了成立受贿罪必须以成立行贿罪为条件的可能。刑法的这种规定也是与索贿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紧密联系的。

从被国家工作人员勒索财物的一方而言，如果被勒索人虽被勒索了财物，但同时他也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刑法仍将这种情况规定为行贿罪，因为行贿方与受贿方仍然已经完成了权与利的非法交易，符合刑法对行贿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被勒索人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则被勒索一方不构成行贿罪，就会出现只有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因为：第一、被勒索一方没有侵犯行贿罪的客体——职务的不可收买性。行为人并不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或主动地收买国家公职的公正性与廉洁性，也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权与利的肮脏交易；第二、被勒索一方在客观方面不具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法律允许的；第三、被勒索一方不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所以，如果被勒索财物一方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就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当然也就不成立行贿罪，故刑法第389条第3款对此作了特别规定。

2、为谋取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构成行贿罪，但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得以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区别行贿罪与非罪的关键。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否合理，刑法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仍维持立法的原状，充分表明了如下立法精神：即考虑到了法治生存所需的本土资源。在我国当前的社会风气下，毋须讳言，只要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包括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在思维模式上总是与给付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的财物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实际生活中未必如此。导致这种不正之风存在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受贿方，所以刑法不管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只要是其利用了职务之便，在收受他人财务之后实施的，都构成受贿罪。对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方，对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避免打击过宽，以集中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同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有利于分化瓦解行贿受贿的攻守联盟，从行贿一方获取宝贵的行贿受贿的证明材料。

由于刑法规定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必须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如何正确界定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范围也就成了认定行贿罪的关键。所谓不正当利益，理论界对此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指的就是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或者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包括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利益；第三种观点是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也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该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利益。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不正当利益等同于非法利益，对不正当利益作了狭义解释，缺乏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第二种观点把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所取得的利益也包括在内，显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正当利益肯定包括非法利益，问题是是否包括不确定利益。不确定利益又称可得利益，是指根据政策、法律，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采取合法手段都可取得的利益。这种利益由于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所以往往带有一定的竞争性。典型的案例如，一个招干名额三人竞争，其中一人通过行贿的手段取得了招干指标，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无疑会构成行贿罪。笔者认为，行贿人如果为获取不确定利益而行贿，应该成立行贿罪，不确定利益应该属于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理由是：第一，不确定利益尚处于不确定状态，行贿人为了获取这种利益，通过腐蚀国家公职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种行为对于国家和他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将不确定利益划为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符合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出有利于发挥刑法作为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引导作用；第二，从刑法文理解释的角度而言，“正当”的字面含义不仅指实质纯正、形式符合规范，而且从程度而言，要求不仅是“当得”利益，简而言之，这种利益不是行为人以为能得到的利益，而是根据法律、政策和善良的民俗以及自身的条件，恰好由行为人应该得到的，才算得上是“正当利益”。行贿人也只有是为了获取这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才不与受贿罪形成对向犯。行贿人若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不确定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仍可构成行贿罪。

三、从成立行贿罪的角度而言，也不要求存在对向的受贿罪

如上所述，行贿犯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只要行贿人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既已构成行贿罪，而不论行贿人是否实际谋取到利益，也不论受贿人是否愿意或实际收受到了财物。正是因为刑法对行贿罪性质的这种规定，就从立法上隔断了行贿罪一一对向的必然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下列情况中，往往只成立行贿罪而不存在受贿罪。

1、在直接行贿中，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贿赂的主观故意

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收受（包括索取）贿赂的意图，是行为人构成受贿罪主观方面的第一位要素。如果没有收受贿赂的意图，不可能成立受贿罪。具体而言，又可分为几种情况：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当场拒绝接受行贿人的财物，行贿人最后将财物拿走的情形就是国家人员既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也没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当然也就不构成受贿罪。但行贿人只要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即可成立行贿罪；第二，行贿方不听劝阻，死推硬放将行贿的财物留放在国家工作人员处，国家工作人员及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或国家工作人员碍于情面，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贿赂暂时留下，待行贿方离开后，迅速交由有关部门处理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收受到了财物，但主观上不具备收受财物的故意，客观方面也表现为将收受到财物交给有关部门，显然也不构成受贿罪。但对于行贿方而言，主观上认为国家公职的公正性与廉洁性是可以收买的，客观上有行贿的行为，如果其追求的是一种不正当利益，根据刑法的规定，仍然成立行贿罪。

2、在介绍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收受贿赂的

行贿受贿范文篇5

注重思想教育，提高防行贿能力

1、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政治素质。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这充分说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搞好廉政法规制度教育，使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受住行贿者金钱、利益、美色的考验，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是反行贿斗争的思想基础。

2、弘扬社会正气，建立反行贿的舆论氛围。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方针、政策及决心态度，及时报道这方面动态。切实做好可能诱发和滋生行贿受贿现象等负面影响的防范宣传教育工作，鼓励和弘扬勤政廉洁的时代先进精神，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人们自觉形成一个反腐败的良好的社会基础。

3、繁荣先进文化，倡导健康文明社会风气。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崇尚廉洁、反对腐败为重点，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健康、文明、向上的社会生活新时尚。

规范经济管理，消除行贿温床

1、要尽快健全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全国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成立由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小组，行使决策、授权和仲裁权，由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具体采购工作。要加强监察部门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权威性，坚决根治地方保护主义和暗箱操作行为。在政府公共采购环节把好关，堵住贿赂漏洞。

2、从源头上治理行贿工程。公共采购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市场、公共建设市场是行贿受贿的易发地，政治权力应从市场中退出来，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关系，不参与市场竞争，行政机关应做好以下工作：（1）对工程、供货、劳务承发包时，应把有关计划、发包、结算工作分别委托给不同单位进行；（2）行政机关应在行政和业务的范围内，对工程合同的承发包工作进行监督，以避免受非正常因素的影响；（3）行政机关应检查供货商或竞标者是否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人们对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有可能导致他被取消竞争的权力，这种严重的错误主要是，经过证实，该供货商或竞标者向准备或正在执行发包程序的行政机关或个人许诺提供或已提供了好处；（4）在适当情况下，应在建筑劳务或其他内容的有偿合同中加入反腐败条款，规定因行贿或受贿情况给委托方带来重大损失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5）供货商或竞标者一旦曾经有过向执行发包程序的行政机关或个人提供过好处，即取消企业竞争权及列入不可靠企业名单录，使其长期无法正常生存。

3、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从市场失范和政府失灵相关的角度来，政府应当干预经济，但政府不应当过度干预经济。这就决定了凡是市场能够办好的事情必须由市场自身解决，政府只做市场永远做不好的事情，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应着力做好以下事情：加快市场化进程，实现政企分开和明确经济职能；从微观层面看，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宏观面看，加快制度创新的进程，也是政府重新界定经济职能的进程。政府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明确，会导致行贿行为的盲目和无所适从。

4、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免疫系统。行贿行为犹如病毒，在免疫系统完善的健康肌体内，病毒就无法生存和繁衍。这一系统要求：一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宏观，企业内部自己管，切断政府官员审批企业业务搞权钱交易的路子。二是办事过程的透明化和程序化，在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行政机关要照章办事，发现刁难，拖延或设卡子，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三是完善公务员制度，包括公务人员的招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等。四是实行帐号支付系统，减少现金流通，以个人身份证的号码，作为银行帐号，所有的收入都要进入帐号，这样可使每个人都受到金融监督。

健全法制体系，依法治理行贿

1、建议制定《廉政法》、《防止贪污贿赂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等具有统领和指导功能的法律。同时要加快行业立法，制定出《新闻法》、《举报法》、《监督法》、《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重大决策失误追究法》、《公共工程建设法》等行业性法律法规，使行业活动尽可能有章可循，将反腐败工程纳入法制化建设。从源头上堵塞国家公务员插手经济领域捞取好处的漏洞，使想行贿的人不敢行贿。

2、应从立法、司法上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查处行贿犯罪，改变惩治受贿、行贿犯罪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

（1）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中，要从治本的原则出发，对于行贿罪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处，以期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司法人员要转变行贿罪是轻罪的观念，克服查处行贿犯罪失之于轻的现象，树立从源头上治理贿赂罪的意识。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无论大案小案，只要行为人触犯法律，就要惩处。重点打击7种行贿行为：a、行贿多次多人，数额巨大的；b、严重妨碍行政与司法公正的；c、为走私、逃税、骗税的；d、为非法办理金融证券业务并造成重大损失的；e、为非法获取工程、项目的开发承包经营权并造成重大损失的；f、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并造成严重后果的；g、其他情节严重的。

（2）完善现行刑法行贿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第389、391、393条规定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但还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一必要构成要件才能构成行贿罪，否则即使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也不构成行贿罪。笔者认为，“不正当利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非法利益；b、利益本身的不正当，即利益本身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在这里，不正当不一定违法；c、利益获得手段的不正当，即采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禁止的手段而取得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本身是否正当；d、不正当利益应是可确定的，不包括预期利益或未来利益；e、不正当利益是否真正获取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二，刑法第389条行贿罪的贿赂内容，建议应由“财物”修改为“财物和其他财产利益”，包括动产、不动产、文化艺术品（有的价值连城）、亲属生意、移居国外、性贿赂等。

第三，刑法第389条第2款规定：对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应以行贿论处。在这里应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和手段，不管哪种形式的行贿行为，必须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不存在普通行贿罪和特殊行贿罪的区别。

第四，应注意个人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区别，这里的“单位”应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类性质的公司（不论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企业（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如果仅以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来判断是否是单位，在当今经济形态多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法律空白，单位行贿罪虽然也是通过直接责任人员实施，但它是由单位研究决定，并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了单位的不正当利益，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而个人行贿罪是为了本人的利益由本人直接实施。如果虽然以单位名义行贿，但将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其行为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为自己谋取了利益，此时，对行为人应以个人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行贿受贿范文篇6

关键词：商业贿赂现状反商业贿赂经济学分析

国家已经把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中央政府何以如此重视由来已久的商业贿赂问题？据国际机构（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发表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商业贿赂情况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商业贿赂事件时有发生。为此中央决定在2006年联合18个部委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整治，那么什么是商业贿赂，它在我国如此盛行的原因，存在的主要危害，如何才能有效地反商业贿赂，笔者从经济学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

一、商业贿赂的内涵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有三：

(1)主体是经营者，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商业贿赂主体的经营者不限于法人，除法人外，还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法人也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

(3)手段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种，财务手段和非财务手段。

二、商业贿赂盛行的原因

1.内部因素

(1)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买方可能行贿。因为产品供不应求，卖者拥有的产品不愁卖不出去，比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这种情况下，众多买者竞相求购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谁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产品，价格不管是否存在管制，买者都有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使用一切可能手段的动力得到某产品，一切可能的手段当然也包括商业贿赂。

(2)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卖方可能行贿。因为产品供大于求，卖者拥有的产品价值的实现经常会遇到困难。众多的卖者竞争数量相对较少的买者，卖者在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自然有了使用一切可能手段达到此目的的动力。一切可能的手段当然也包括卖方行贿。由此可见，无论是买方行贿还是卖方行贿，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商业贿赂行贿者之所以存在的内部因素。至于受贿者，在不考虑被查处的情况下接受他人贿赂的过程本身就是自身利益增加的过程。

2.外部因素

(1)法律规定的处罚不够严厉。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相比，我国有关法律对行贿受贿者的惩罚轻得多。比如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对行贿者惩罚极为严厉，公司一旦卷入贿赂丑闻，面临的不仅是法律上的责任、公司商誉的损害以及巨额罚款，还有大大提高的运营成本。

(2)执法过于宽松。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受贿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实，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控股公司和各事业单位中的广大工作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受贿主体。

(3)行贿受贿取证较难。由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与会计体系不够完善，商业贿赂的形式日趋多样化，手段越来越隐蔽，所以我们对于贿赂罪的调查力度明显偏弱。因此，就会出现子公司在中国行贿逍遥法外，母公司在美国接受惩罚的尴尬局面。

(4)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不到位。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不少企业把法律明令禁止的回扣行为与正常折扣混为一谈。在工商部门查处时，拒不承认自己的回扣事实，对回扣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不以为然。有的企业甚至把工商部门的正常执法行为告上法庭。总之，商业贿赂行为主体，内部有动力，外部环境也造成事实上的许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目前的中国为什么商业贿赂已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

三、商业贿赂存在的危

害商业贿赂存在多方面的危害，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危害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了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效率较高的体制，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外实践上的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具体的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改革开放至今这个目标基本得到实现，之所以说是基本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本应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由于商业贿赂的盛行而变成了由关系网来配置资源的困境。

2.异化了市场主体行为在商业贿赂存在的商业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出现了异化。无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为了获取交易条件或者交易机会他们往往采取贿赂相关当事人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3.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无论是财务手段还是非财务手段进行的商业贿赂通常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商业贿赂被某些学者标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而这个润滑剂构成了产品或服务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这部分交易成本最终要得到价值上的补偿，往往构成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一部分，这就必然增加消费者负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4.国家的税收受到影响商业贿赂的存在使国家和集体蒙受巨大的损失，形成国家、集体财产被私人大量侵吞的后果。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仅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5.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现有的商务环境：不行贿很有可能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法规的制约。两难之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长此以往严重的商业贿赂问题必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

四、有效反商业贿赂的对策建议

从经济理论上说，反商业贿赂行为，对于商业贿赂主体，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其所得的净收益（贿赂所得减去贿赂的成本）小于零还不一定是有效地标志。另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整个社会反商业贿赂的收益要大于其支出的成本。虽然，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个别行贿主体，收益与成本的计量都比较困难，但这两个不等式可以作为我们打击商业贿赂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上，有效地治理我国目前严重的商业贿赂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多种手段齐抓共管：

1.制造舆论，倡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因此有效地反商业贿赂现象，我们决不可以打击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但我们可以利用媒体和政府的力量制造舆论，倡导诚信经营、遵纪守法。

2.加强立法，加大法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程度。我国与商业贿赂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与不合理，势必使大量商业贿赂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曝光、立案和处罚，同时也意味着商业腐败被发现的几率很低。目前正在进行商讨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除了依靠法律明确商业贿赂的范围和制裁措施之外，法律执行力度决定着反对商业贿赂的成败。我们现在的各种法规并不少，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根源就在于法规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当商业贿赂实际上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时，如果相关法规执行不力，那么不依照潜规则行贿受贿的企业和个人反而会蒙受损失，如此一来商业环境根本无法清净。

4.对存在商业贿赂现象的机构加强制约。法律的监督成本相当高，有时候甚至高到难以执行的程度。例如让法律来监督每一个医生是否收受了回扣，实际上是不太可行的。而让各大医院来监督医生则容易得多，如果医院对于接受贿赂的医生严厉制裁，对于行贿厂家的药品拒之门外，那么医生和经销商自然不敢造次。所以我们可以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商业贿赂重灾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减少商业贿赂现象。

5.让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部分国有企业成为商业贿赂的温床，主要是这些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对于成本的变化不敏感。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商业贿赂的存在对于采购方来说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成本的提高将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就会千方百计防范自身的采购漏洞，将工作人员收受商业贿赂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受贿的可能性降低了，行贿的自然就少了。

总之，严重的商业贿赂现象扭曲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异化了市场主体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税收入，同时还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只有根本消除商业贿赂存在的土壤，加大打击力度，我们才能够摆脱商业贿赂的困扰，还中国企业一个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梁东黎刘东著：微观经济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2]杨曼：把脉商业贿赂[N].市场报,2005年12月14日。

行贿受贿范文篇7

段纪委：

按照齐机委联[2005]15号文件《关于开展2005年度领导干部述廉及廉洁从政公开承诺的通知》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为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自觉地接受党内和职工群众的监督，特做如下公开承诺：

坚决做到“六保证、三带头”

“六保证”：

1、保证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不动摇，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无论做哪项工作，办任何事情，要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激励职工自觉学习的积极性。

2、保证用主要精力抓主要工作。做为一名党员干部，对待安全、质量、效益等方面工作，必须要用主要精力去抓，各项工作搞好统筹协调、合理摆布，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3、保证自身无行贿受贿行为。我坚决按照《廉政准则》的要求，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坚决反对行贿受贿，也决不参与行贿和受贿。

4、保证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无论什么场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5、保证不接受他人的邀请到不健康的娱乐场所休闲。要立得住、站得稳，保持一身正气，坚决不受各种侵蚀，坚决落实段纪委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内的有关要求，把“诚”字做为立身之本、做事之基。

6、保证当好职工群众的知心朋友，确实解决职工群众当中的实际问题。工作中，要始终把职工的冷暖挂在心上，真心实意的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切实解决职工中的后顾之忧。

“三带头”

1、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无论社会上的风气怎样、影响多大，对各种不正之风要理直气壮、坚决抵制，不怕打击报复，不怕丢掉“乌纱帽”，更不怕坐牢。

2、带头对违章违纪问题敢抓敢管敢叫真。要坚决克服干部的“三个主义”，对待“两违”要敢抓、严管，决不能姑息迁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遇到困难绕道走。

行贿受贿范文篇8

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经历了逐步发展演变、不断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商企业的领导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发生贿赂行为，行贿受贿双方均会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1997年新刑法除了在分则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了普通贿赂罪之外，还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新增了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164条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两个与商业贿赂相关的新罪名，同时也对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商业贿赂犯罪作了修订，将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行贿对象从“公司、企业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并在商业受贿行为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素，与此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将刑法第163条和164条、《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和第8条的罪名修改为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样的修改，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即把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除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如此，使得医生、教师、裁判等其他单位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11年颁布实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正式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纳入我国刑法规制的范围内。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缺失

（一）构成要件的不足1“.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欠妥刑法学理论界通说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我国刑法将“为谋取不当利益”作为商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这一本质属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不能排除其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以“为谋取不当利益”作为商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会使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商业贿赂的犯罪分子找到躲避法律制裁的理由，虽然对公平的竞争秩序造成了危害，我国的刑法却不能够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2.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未入罪介绍贿赂行为是第三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搭桥、沟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介绍商业贿赂的主体是自然人，从身份上讲，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介绍商业贿赂行为犯罪没有独立出来，但是已经查处的很多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贿赂的双方交易是通过第三人介绍来实现的，而介绍商业贿赂行为在构成特点上不同于一般的介绍贿赂行为。

（二）刑罚制度设计欠合理当前我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行为最高刑是死刑，然而，在商业贿赂领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远没有达到要用死刑来予以惩处的程度，法学界许多专家也在呼吁对于该犯罪的死刑应当予以取消。此外，我国刑法中关于罚金刑只适用数额巨大的商业受贿犯罪和单位为主体的犯罪，对于情节较轻或数额不大的自然人商业受贿犯罪并未规定财产刑。商业贿赂罪是贪利性犯罪、经济型犯罪，这样的刑罚配置不利于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与预防。[3]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资格刑。

立法完善

（一）构成要件的完善1.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商业贿赂罪入罪标准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行贿和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行贿的方式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我国刑法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将谋取正当利益的进行行贿行为不规定为犯罪，将会助长以行贿的方式来谋取各种利益的不良的社会风气。其次，在司法实践当中，何为正当利益，何为不正当利益？这是一个模糊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贯彻执行的。因而，笔者认为应该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限制。2.增加商业贿赂的行为方式应该把经济领域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主体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我国刑法只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斡旋受贿行为作出了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领域中的斡旋受贿行为没有作出规定，不利于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斡旋受贿行为进行打击。并且前文已述及，我国立法并未将介绍商业贿赂从介绍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笔者认为，可以将经济领域的斡旋受贿和介绍贿赂行为合并立法，立法机关可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第18条影响交易罪的第2项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间接的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这样不仅使斡旋贿赂和介绍商业贿赂的犯罪分子获得应有惩罚，同时顾及了刑法的严谨性和完整性。

行贿受贿范文篇9

关键词：商业贿赂；规制；行贿；受贿

一、德国规制商业贿赂的立法概况

1.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的是商业行贿和受贿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第1款规定商业行贿及其法律后果，第2款规定商业受贿，其法律后果是通过参引第1款的法律后果来实现的。具体看来，无论是商业行贿还是受贿，共同的构成要件都包括：

①发生的领域为商业交易过程，这个要件力图把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行政关系与私人之间一次性、非职业性或者长期性的经济关系区分开来，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界定也是如此。

②给予贿赂的对象或者接受贿赂的主体是商业经营企业的雇员或受托人。之所以强调是企业的雇员或受托人而不是企业本身，主要是因为立法者认为企业本身完全有权对自己的商业经营作出特别安排，即以接受所谓的“商业贿赂”来给予特定交易对手相对于其他潜在的交易对手更加优惠的交易条件，而企业本身的这种行为与其称为商业受贿，不如说是以歧视性的交易条件对待交易对手。

③不管是商业受贿还是行贿，都体现在一个非法关系上，即行贿方提供一项利益，受贿方对应地给予行贿方以优待。对于“利益”的理解，德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认识得很宽泛，即一切可以改善接受方地位、而接受方对此并无请求权的内容。至于“优待”，必须首先指向商品或者服务经营，并且使得行贿方因此而获得相对于其他经营者更加有利的交易态势。一项优待能够通过规避竞争中的公开规则并且切断竞争机制，从而损害同业竞争者，即为不法。

从行为的具体方式来看，立法者给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以尽可能涵盖各种行贿受贿。对于商业行贿而言，包括提供利益、允诺给予利益或者给予利益。对于商业受贿而言，包括向他人索要利益、让其允诺给予利益或者收受利益。从行为的后果来看，无论是行贿还是受贿，当事人都将被处以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

2.德国《刑法典》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1997年8月13日德国的《反腐败法》得以通过，《德国刑法典》专门对此增加了第26章“违反竞争法的犯罪行为”，将原来处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商业行贿与受贿纳入其中作为《刑法典》的第299条(注：《德国刑法典》第299条规定了“商业活动中的受贿和行贿罪”条文如下：在商业交易中，商业经营的雇员或受托人为自己或第三人向他人索要利益、让其允诺给予利益或者收受利益，作为回报，在有关商品或商业服务的竞争中，以不法方式使他人获得优待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原来的第12条相比，《刑法》第299条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实体构成要件而言，几乎未作任何变动。变化之一是，将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的先后顺序作了调整，即第1款规定商业受贿，第2款规定商业行贿；变化之二是提高了商业贿赂的法定刑，当事人都将被处以三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注：《德国刑法典》第300条规定：犯第299条之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自由刑。具备下列情节之一的，一般认为是情节特别严重：1、行为涉及重大利益的；2、行为人以此为职业或作为继续实施此等犯罪而成立的犯罪集团成员犯此罪的。)。

3.规制模式变动后的主要特点

从德国商业贿赂立法模式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不正当竞争法调整模式到刑法调整模式的变动过程。变动后的《刑法典》第299条较原来的立法，在商业贿赂立法规制上集中反映在如下特点：

①规制对象上，同时规制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不论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还是《刑法典》第299条，均同时规制商业行贿与受贿。立法者看到，行贿与受贿不能割裂开来规制，特别是不能出现法律对两者做出不统一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如行贿行为构成犯罪而受贿行为不构成。

②调整方法上，从民事救济优先转变为刑事责任优先。原来对商业行贿与受贿的法律规制统一放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下，侧重的是对公平竞争权的保护，法律责任也以民事救济优先。1997年《反腐败法》的通过，表明了立法者认识到经济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应当通过更加有力的手段惩治，故侧重的是对整个经济秩序的保护，法律责任调整为刑事责任优先。特别是将原来一年以内的自由刑改为三年以内的自由刑，可见一斑。

③保护法益上，不局限于单一法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是将商业行贿放在第1款，而纳入到《刑法典》中的第299条是将商业受贿放在第1款，商业行贿调整到第2款，足见立法者认识到规制商业受贿对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和企业主权益的保护作用。德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禁止商业贿赂首先旨在保护诚实竞争者的权益，保护公众利益，还保护公平、正当的竞争机制，但商业受贿者的雇主权益也受到刑法典的保护[1]。

二、我国现行法对商业贿赂的立法规制模式

1.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第1句规定从原则上禁止经营者的商业行贿行为，第2句规定经济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商业行贿行为即回扣。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商业行贿以及回扣都作了解释性或者补充性的规定。

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从事商业行贿的经营者，如给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害，他们可以根据该法第20条请求民事损害赔偿。该法第22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商业行贿者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可以没收违法所得。从上述法律责任可以看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对商业行贿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而并未对商业受贿规定法律责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极有可能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的特质有关。一方面，该法主要是保护公平竞争和制止不正当竞争，而商业受贿本身并不直接损害公平竞争的法益；另一方面，该法主要是设置竞争者的法律责任(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9条第2款：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购买或者销售商品时收受贿赂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尽管也对商业受贿设置了与商业行贿对称性的法律责任，但本身已经超出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的立法框架。)，而商业受贿的主体可以是经营者而不限于经营者。

2.《刑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章第3节“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163、164条，经《刑法修正案》(六)修正后，规定了两个罪名，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一般认为，对于这两个罪名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对正当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也包括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职务或者业务行为的廉洁性的破坏[2]。可以看出，第163、164条具有规定商业贿赂行为刑事责任的功能，换言之，通过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中的经济刑法指引规范，《刑法》第163、164条可以成为追究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商业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规范。

3.两部法律规制商业贿赂的特点比较

比较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与《刑法》第163条、164条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制商业行贿，《刑法》分别规定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两者既有共性，也存在区别，具体表现在：

①两者均可以对经营者从事的商业行贿行为进行规制，但《刑法》并不仅限于经营者所为的行贿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对象是经营者，经济法上的“经营者”概念是开放性的，只要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均成为经营者。《刑法》所规制的对象要宽泛一些，并不专指经营者，而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因为，该罪的客体之一是从公平竞争秩序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满足经济法意义上的个人或者单位经营者均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该罪的第二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仅经营者给予贿赂可以构成本罪，非经营者同样可以给予贿赂破坏单位内部的廉洁性。②两者均规定了行贿的构成要件，但标准存在差异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行贿中发生的领域侧重于商品购销过程，对象是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而该“对方”的法律性质并未明确界定。而《刑法》第164条第1款规制的行贿并不强调发生的领域，对象只能是对方个人，该“对方”具体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注：《刑法》第164条原来只规定了“公司”与“企业”两类，经过《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以涵盖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当然，《刑法》分则第8章将对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单独建立“行贿罪”的罪名，以示与第164条的罪名区别。)。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业行贿的手段可以是财物，但不限于财物，而《刑法》第164条的规定只能是财物。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对商业行贿者的主观状态作出特别规定，但是基于对一般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的分析，行贿人主观上应当具有如下动机，即通过行贿使受贿者给予自己在商品购销中的某种好处。《刑法》第164条要求行贿必须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

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法律责任上并不强调对商业受贿的规制，但《刑法》同时规制行贿与受贿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并没有对商业受贿以及接受回扣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刑法》第163条规定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该罪是一个自然人犯罪，单位本身不能成立该罪。基于保护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1款特别强调了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第164条规定了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三、德国相关立法及其变动对我国商业贿赂法律规制的启示

1.商业贿赂立法规制模式的启示

德国立法及其变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商业贿赂性质认识的出发点有所改变，即由原来的竞争法调整模式转向为刑法调整模式，这对处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对商业贿赂规制的关系，具有比较和借鉴意义。我国现行法采用的是用综合调整方法规制商业贿赂，这本身并无不妥。正如德国规制商业贿赂立法模式的变动，仅仅意味着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和主要的法律责任来源于《刑法典》，并不意味着该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以及其他经营者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丧失作用。但问题是，我国的综合规制模式存在三个缺陷，而这使得综合调整模式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配合功效。

①规制对象不统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22条本身并不调整商业受贿，而《刑法》第163、164条同时调整商业行贿与受贿。对于调整对象的认识不统一，直接导致调整方法与保护法益的认识不统一。这种不统一给法律适用带来了极大的矛盾，如尚未构成《刑法》第163条犯罪标准的一般商业受贿行为得不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裁。

②调整方法不衔接。同样是商业行贿行为，对于民事责任，主要考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他经营者的损害，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则要综合考虑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情节和后果。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将区分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标准交给了相关刑事规范，而《刑法》第164条主要是把数额作为区分标准，这显然与上述综合考虑不符。事实上，不论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还是《刑法典》第299条，均没有把数额作为衡量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

③保护法益不明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者看到的主要是商业贿赂对于竞争制度的破坏作用，因此没有对商业受贿设置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刑法》的立法者看到的主要是商业贿赂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内部职务廉洁性的破坏作用，因此《刑法》第163、164条中的受贿主体只能是单位的个人而不能是单位本身。尽管刑法学界对《刑法》第163、164条侵犯客体的认识有双重客体说(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客体的认识并不统一。其中的双重法益侵害说认为，商业贿赂不仅使得行贿方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相对于其他经营者更加有利的竞争态势，从而破坏了外部的正当竞争关系，而且使得受贿方利用了其在企业中的职务接受了不正当的利益，破坏了内部的工作廉洁性。)，但并未能引导我国立法者像德国立法者和学术界那样，认识到不管是触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还是违反《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都同时侵犯了公平竞争权和组织内部职务的廉洁性(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2条所保护的法益是自由竞争，但也保护同业竞争者和企业主。具体参见：BGH31，211.)。

2.商业贿赂行为构成要件的启示

如果说规制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还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问题，那么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贿赂行为则绝对关乎实质。不论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还是后来纳入到《刑法典》的第299条，对于商业行贿和受贿的构成要件从来都是保持统一性和对称性的。相比之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的衔接性是不高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对于商业贿赂的主体，缺乏协调性。根据我国《刑法》第164条，排除了单位整体接受贿赂的情形。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暂行规定》对商业行贿对象的框定，商业受贿的主体是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如何理解“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有两种可能：一是单位和个人为并列关系，即“对方单位或者对方个人”；二是个人概念隶属于单位概念，即“对方单位或者对方单位中的个人”。换言之，只要商业受贿损及公平竞争，不管是单位以集体的名义受贿，还是单位内部人员以个人的名义受贿，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法律后果上并无差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没有对商业受贿设置法律责任，加之《刑法》又不调整单位受贿(注：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中的主体虽然是单位，但限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该罪又放置在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之下。因此，与本文中探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拓展到单位受贿的可罚性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势必造成在经济生活中单位之间的行贿受贿得不到法律制裁。

②对于商业贿赂的手段，缺乏统摄性。无论是《刑法》第163还是第164条，对于商业受贿和行贿的手段均局限在财物，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除了“财物”还规定了“其他手段”，但从《暂行规定》对“其他手段”的理解，即“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恐怕主要还是指财产性利益。这与德国法中只要“利益”并不问究竟是财产性还是非财产性(注：“授予荣誉称号或头衔、性惠赠、私人机会支持等，均可被认定为非物质性的利益。”具体参见：RG64，291。)的认识相比，还是有距离的。另外，对于商业贿赂的具体行为方式，我国立法基本没有涉及。相比之下，德国法对商业行贿和受贿均给出了三种可能的方式，尽可能地涵盖了从允诺提供(接受)到现实提供(接受)的行为状态，方便了执法和司法的认定。

③对于商业贿赂的目的，缺乏完备性。《暂行规定》给商业行贿的定义其实是同义反复，以贿赂定义贿赂，没有揭示贿赂的本质。《刑法》第163条对商业受贿的规制强调“为他人谋取利益”、第164条对商业行贿的规制强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反映出立法者试图通过受贿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和行贿者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来揭示出商业贿赂的违法性。但这种尝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最为典型的是不能解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何成立行贿行为的动机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成立受贿行为则不需要谋取利益的不正当性；二是如何认识利益的不正当性。德国法完全没有这样的立法条例，而是通过规定了“行贿者给予利益”和“受贿者提供优待”两个基本要件，并分析“利益”与“优待”之间是否存在“违法关系”，从而来判断一项所谓的“贿赂”是否真正地构成违法的贿赂。

四、结论

鉴于商业贿赂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企业内部廉洁秩序，我国和德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均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商业行贿和受贿。从规制模式的选择来看，不论是德国早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后来的刑法模式，还是我国的综合调整模式，其规制目的是共同的，就是保护商业贿赂可能触犯的双重法益，对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途径，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给予行政甚至刑事制裁。但由于公平竞争秩序与企业内部秩序毕竟是两个独立的法益，综合规制模式的设计必须具有较强的协调性、统摄性和完备性，合理安排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调整的商业行贿、商业受贿以及具体的构成要件，便成为立法规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行贿受贿范文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也相应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那就是商业贿赂。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今年反腐倡廉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现阶段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惩治腐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此项工作迫在眉睫，必须深入持久将这项工作搞好，从而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结合检察工作的实际，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谈几点体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购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后，贿赂犯罪规定了八个罪名，而这八个罪名均涉及商业贿赂，他们分别是：行贿罪、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介绍贿赂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根据贿赂犯罪的主体划分，前六个罪名属于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后两个罪名属于公安部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显而易见，检察机关在惩治和查办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肩负的重任可谓之重。

商业贿赂行为通常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为常见的有回扣、折扣、佣金、提成、好处费等，更加比较隐藏的还有咨询费、考察费、赞助费等。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名目繁多的方式还会被不断的“发明”出来，针对贿赂方式的花样繁多，名目不断更新，这就给我们检察机关在查处商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贿赂犯罪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商业贿赂与贿赂犯罪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商业贿赂犯罪在贿赂犯罪中它所占据的面要宽得多，这给检察机关在查处上增加了相应的难度，基于这一点，就要求检察人员要学深学透贿赂犯罪的相关法律，正确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依据，同时我们要拓宽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工作思路及对策，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商业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切实查找犯罪规律和根源。在面临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商业贿赂犯罪，更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商业贿赂行为的界定标准，正确区分各种各样属于、不属于或者疑似的商业贿赂行为，从而正确行使检察机关的职能，要严惩那些滥用职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了个人的利益驱动，不惜一切手段行贿受贿，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行为，对此，我们要不断加大商业贿赂犯罪的宣传工作，同时还要加强与行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及反渎职侵权部门的合作，查处其背后涉及商业贿赂的职务犯罪，只是这样才能使社会经济有秩序、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