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范文10篇

新村运动范文篇1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做法、成果及存在问题

（一）新农村开始的背景。韩国新村运动起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在上世纪50、60年代，韩国因南北战争和秩序混乱等原因，经济发展处于瘫痪状态，人均GDP不足100美元，农村人口占到80%。直到70年代，韩国农村8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房，70%的农户点的是煤油灯，一些群众吃不饱，甚至于靠草根来维持生活，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的国家之一。在60年代遇到大灾之后，一些村子的群众为了过好日子，自发组织起来维修通往乡村的公路。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在视察工作中发现这些典型后，产生了开展新乡村运动的想法。开始时由政府向全国3.2万个村子每村发放335袋水泥，要求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有一半的村庄利用这些水泥集体整修了村庄、房屋、灶台、水井等，还有的村庄将水泥分给了各家各户，也有三分之一的村子水泥被浪费，政府在检查的基础上，对做得好的村子增发了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通过差别支援，倡导自立精神，帮助穷困村的群众向富裕村发展，促进了新村运动的全面开展。当过小学老师的朴正熙总统亲自将“勤勉、自助、协同”确立为新村运动精神，并且谱写了《新村之歌》。歌中唱到：“清晨钟声响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你我咱们快起来，建设我们的新村。美好家园咱新村，以我们力量造起来。”还设计制作了有三片绿色叶子、黄色背景的新村运动旗帜和徽章，有新村指导者标志服装。就这样，全国上下唱着《新村之歌》，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通过改善环境，传授技术，增加收入，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随后，他们将新村运动向城市、工厂延伸，动员了全国上下的强大力量，终于创造了“汉江奇迹”，让韩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一起成为亚洲“四小龙”。

（二）主要做法。韩国新村运动是以精神开发促进经济开发的运动；是民官合作、农工并行的运动；是以培养新精神、改善环境、增加收入为课题，以农民、指导者、公务员为主题、以新村教育、宣传、事业管理评价为战略的运动。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精神改革、环境改善和所得增大为核心。在新村运动开始的时候，韩国采取的是全面平均扶持的办法，给每个村子发放335袋水泥，要求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村子使用合理，收效明显。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村子的群众有良好的协作精神，有一个良好的指导者，关键是勤勉、自助、协作。于是他们从振奋民众精神入手，宣传贫穷不能怪老祖宗的思想观念，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协同一致过好日子。新村运动因此也被称为“过好日子的运动”。勤勉、自助、协作的繁体字中，有6个“力”字，就是说过好日子要靠自己努力。时至今日，象征新村精神的新村运动旗帜仍然在一些企业、机关悬挂，目的就在于激励大家，振奋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实施一系列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生产环境的公益项目。因地制宜地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拓展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目前农民收入中一半来源于非农产业。在农民冬闲的时候，把整个河川等项目承包给农民，增加他们的收入。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发挥新村指导者和政府公务员的推动作用。一切以农民为主体，这是韩国新村运动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在项目实施方向选择和确定上，由新村指导者召集村民大会，在村干部和政府公务员的协助下，开展新村建设。韩国的村长(他们叫里长)由村民选举产生，属于半公务员性质，有一定的报酬。新村指导者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发展生产中的先进典型人物担任，他们没有报酬，但是在乘车、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有优惠政策，特别是每年政府都要召开新村指导者大会，对优秀指导者进行高规格的表彰奖励，颁发部级的勋章，在各地作报告介绍自己的事迹，对特别优秀的还可以聘任为各级公务员。对公务员要求更加严格，每村确定一名公务员，要求至少每周到村里去两次，对他们深入乡村的情况，详细记录，每周由民众进行评价，年终进行考核，好的进行奖励，并把业绩作为录用、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公务员考试中也有新村运动的内容。对领导新村运动中成绩突出的公务员，升级考试中有加分政策。这样，农民、新村指导者、公务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推动新村运动的强大动力，促进了新村运动的快速开展。

三是以教育、宣传和评价管理为手段，确保新村运动的健康开展。针对农民中存在的保守落后思想，韩国新村运动中注重了对农民的教育。内容包括事例教育、精神教育、讨论教育和生活教育。组织新村运动中的先进个人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让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各级新村运动研修院对指导者进行培训。在培训期间，学员还要深入附近农村进行现场调查，参加当地建设，然后开展讨论，畅谈自己的想法和体会。在各级研修院，学员和研修院的老师共同遵守严格的生活制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和传递新村精神。在宣传方面，韩国十分重视，作为新村运动的主要方面，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宣传，设计制作了新村运动的徽章和旗帜，谱写了《新村之歌》广泛传唱。政府决定每月1日、15日为全民打扫环境卫生日，群众唱着《新村之歌》积极参加活动，有效激发了民众的热情。在评价管理上，韩国政府将全国的农村依据8个指标(目前已经有20个指标)进行考评，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基础村、自助村、自理村，并且在1970年制定了发展规划，计划全国所有的村子到1981年全部达到自理村标准。经过努力，这一目标提前两年于1979年全面实现。由于每次升级政府的支援都会增加，因此农民的积极性很高，推动了农村的全面升级。

四是以全民参与作保障，注重调动全体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村运动发源于农村，但是在开展起来以后，就逐步变成了全民参与的运动。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企业经理、学生、军人都要参与其中。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训的人员中，不仅是新村指导者，也有上述方方面面的人员。当然这些人员参与的方式各不相同。如学生组织进来帮助邻居的活动也是参与新村运动的形式之一。一些大学教授组织起来，开展建设新村方面的研究，也是参与新村运动。一些工厂创办职工学校，让工人分批上班、学习，这就是“工厂新村运动”。通过学习文化，增强了信心，提高了工作效率。城市新村运动主要在于建设新的精神秩序、行动秩序和环境秩序。

（三）新村运动的成果及存在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培养了民主决策的习惯，扩大了农村社会的间接资本和出口，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积极性和国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使韩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世界12大经济强国之一。当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推进过多，农民的自发性、创造性不高；在战略上缺乏长远眼光，也存在不太科学的形象工程，还有运动之初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解不足等问题。

二、韩国新村运动值得借鉴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时代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参与民众的素质差异，因此在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过程中，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一要把教育农民放在首要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因此上要把教育农民放在首要位置。首先要激发农民的建设热情。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把自己的村子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总目标，这个目标需要广大农民的不懈努力。因此在教育农民上，我们需要做更加细致的工作。针对目前存在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不清楚、方法不掌握、路子不开阔等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把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设想打算教给农民，把成功的方法传授给农民。在基层区镇办，要把教育培训的重点放在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上，让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榜样，起到示范作用。对一些相对贫困的村子，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鼓起信心、传授致富技能、转变传统观念、改进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

二要实行合理的奖励扶助政策。从目前看，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会有一定数目的投资，特别是中央财政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上，投入会逐年增加。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也都在等待观望上级的投资。也有一些地方开始了向上“跑项目”，从争取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开始，力求给自己的地方多切一块资金。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争取办法，必然会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甚至于出现锦上添花的事情，产生新的投资不平衡。而这与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和谐的建设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政策设计上，政府应当高瞻远瞩，做好协调与平衡工作。在“普惠”的基础上，按照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原则，把有限的投资用到刀刃上。特别要对那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在加大扶贫开发投资力度的同时，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规划、分步建设，防止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人力和资金浪费。

三要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是农村的主体，离开了农民的参与，新农村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在项目选择、规划设计、项目实施、资金筹集、项目评价、成果考核等各个方面，都要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选择，请农民参与规划，引导农民按规划实施，注意调动农民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建设成果要让农民评价，让农民受益。如果只图形式上的村容整洁，搞一些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那就有违新农村建设的初衷。特别是在具体指导上，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功用，从制度上保障群众意愿得到体现，群众利益得到保护。基层公务员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也要始终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诉求。

四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层次推进。在不同的基础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分层次推进。要总结不同条件村子建设新农村的成功路子，区别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防止提出一些超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急于求成的高指标，出现大拆大建，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在目标确定上，应当既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当然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子，也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确立更高的标准，让大家富而思进，共同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三、关于当前胶南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及几点建议

从中国情况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这是中央围绕新阶段“三农”问题提出的新目标。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日本在60年代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70年代搞了“新村运动”。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2.6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超过40%，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俱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根据“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作出的科学决策，其重要意义在于把“三农”问题置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一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的生产经营能力；有利于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那么，具体工作中，我们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呢？

就全国而言，各地的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建设新农村的标准应该是有差别的。就胶南而言，经济综合实力和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的第31位和第17位，综合实力跃居全省县级市第4位，再加上我们的区位优势、环境优势明显，我建议应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两个重点、促进一个集中、把着眼点落实到提高农民素质上来。

一是围绕促进城乡一体化这条主线，不断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要推动区域经济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阶段，向以都市新区、镇驻地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区域经济转变，以此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不断增强二三产业的带动力，特别是要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及旅游业，聚集人流、物流、信息流。第三产业就业弹性高，吸收就业范围广，如果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多2倍至3倍，就单纯旅游业来讲，一个摊点可以富裕一家农户，一处景点可以致富一个乡镇。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公务员之家:

二是要突出两大重点。一手抓好都市新区建设，让都市新区成为当地老百姓务工经商、创业就业的新平台，成为胶南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家园。都市新区建设，应该融入科学的理念，有超前的眼光，特别要高标准建设好水城，推进生态立市，提升城市品位。另一手抓好旧村改造。特别是城中村和近郊村的改造问题，政府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积极引导，尽快启动。旧村改造，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村民利益，又要坚持合理规划，改出一片新居，改出一片产业，改出一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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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新村运动的发动是为了加快现代化进程。朝鲜战争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于“南农北工”的经济格局3和“国父”李承晚“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4的方针，韩国现代化速度非常缓慢。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提出了“先建设、后统一”的方针5，“现代化”取代了“反共”并统帅一切，6经济发展成了政府的首要目标。朴正熙想以此改善军事政权的合法性，他常说，“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7为此，必须要大幅调整既有的农业政策，这似乎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的共同经验：在进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化初期，农业必须要对经济成长做出很大贡献，为使传统农业能生产工业化所需的大量盈余，它的结构和内容都要改变。8最初，朴正熙采取了牺牲农民发展工业的高速现代化政策。对此，时任总统秘书室长的金正濂先生也直言不讳地予以承认。9农民利益最大的牺牲表现在粮食的低价收购上，政府的收购价格几乎每年都低于市场价格，以便给城市工人提供低价食品，提高工业利润和资金积累。10但这种做法被指责为背叛了1963年“农业第一”的口号，11他看起来并不像自我标榜的“农民之子”那样关心农民。

真正促使朴正熙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发动新村运动的因素是农民的选票。尽管朴正熙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但当时韩国的政治气候并不适合独裁统治。他在军事政变时只是一个陆军少将，在韩国尚没有绝对权威。政变成功后，青年军官们推举原陆军总参谋长张都英担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总统尹普善继续留任。待到张都英辞职后朴正熙才被支持者推选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尹普善总统也因反对“政务净化法”辞职后，朴正熙才代行总统职务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12后来迫于民众及美国的压力，朴正熙又制定新宪法，恢复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制和总统直选，并于1963年以文职当选总统。他要想长期执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报复，也不得不参加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农民是当时韩国最重要的选举力量，谋求连任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1967年大选前两年，韩国尚有55.1%的农业人口，在发动新村运动的1970年即1971年大选前夕，韩国也仍有44.7%的农业人口13。加之韩国实行完全平等的一人一票制度，农民与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完全平等。因此农民选票的流向将直接决定总统大权的归属，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农业政策是否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将决定着他们在大选中的胜负。1960年代中期朴正熙推行的牺牲农民加快现代化的政策很快就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户与城市居户的收入比值从1965年的99.1%降到了1967年的59.6%，141967年成为了韩国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差距不但成了知识分子共同讨论的话题，也更是1967年大选的敏感问题。15朴正熙的连任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野党候选人尹普善以高价收购低价卖出的双重粮价和化肥半价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农民选票。在1967年大选――韩国成立后最公正的一次选举中，朴正熙只获得了51.44%的选票，险些丢掉总统宝座。16其支持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工商界和军界，很多过去支持他的农民把票投给了对方。为挽回颓势，迎接1971年大选，朴正熙于1970年发动了新村运动，并采取了边建设边改善的推进模式。因此有人评论说，“新村运动只是延长其专制统治，改善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17

二、农民经济权的改善：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

经济权是一个很重要但却不常见的概念。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谓经济权是指公民有通过参加工作或国家提供帮助而获得相当生活水准、免于饥饿的权利。18与该公约经济权相对应，新村运动发动时韩国农民受到宪法保护的经济权主要有经济平等权、迁徙自由、择业自主权、财产权及与之相关的征收征用补偿权、工作权和生活改善权等内容。19新村运动发动后，农民经济权有了较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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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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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国新农村建设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根据韩国国情和农村实情，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上一世纪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加剧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

（三）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农业萧条、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的统治，加上残酷绝伦的朝鲜战争，使韩国国土成为一片焦土，城市、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艰难，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的贫民、难民、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战争废墟和贫民窟。在农村农民因生活所迫，打架、酗酒、偷盗、欺诈、，饥寒交迫，离家出走，家破人亡。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农业、改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人们因战争而贫困潦倒，他们又为了生存偷盗和倒卖军需物质，民心衰竭到低谷，人人不满现实，相互猜疑、诋毁，甚至相互出卖、仇视和发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和温馨，贫富差距使政府公务员和民众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和不信任，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与居住环境条件成为农民家族生存的第一需要。

（四）农村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农民生活困难，民心衰竭，民风浑浊，农村的黄毒赌偷等社会丑恶现象应有尽有，农民有一点钱就喝酒、、打架，乡风恶劣到极点。加上官商勾结、军政勾结、警匪勾结，社会腐败污浊，人们望天兴叹。农村基层政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管理混乱，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勤勉、善良、互助、合作等社会美德。农村环境污染严重。韩国人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首尔市郊的臭水沟，一见到有人来，从八旬老奶奶到娃娃，拿着瓢子从茅草屋走出来乞讨，臭气熏天的水沟几里外都能闻到味道。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

为解决光复后的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根据研究表明，韩国37年的新村运动中，自1970年到1984年15年间的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有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有2年接近城市居民收入，就是说有9年接近和超过城市居民收入，1980年以后，因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与扶持，农村消费水准逐渐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据统计，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达7.2万亿韩圆，年平均投入5177亿韩圆，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担11%，其余32%由民间团体和公司承担。按投资项目分类计算，生产基础建设占22.2%，增加农民收入42.8%，改善福利和环境条件占27.5%，精神启蒙教育占2.8%，城市与工厂的新村运动占4.7%。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这15年内完成的。

进入上一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首尔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据最近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的民意调查，在政府与国民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中新村运动运动都排在第一位，根据首尔大学的民意调查回答应继续继承和发展新村运动的人占总人数的73.8%，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只占19%。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从1974年到2004年先后有133个国家派出41610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

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国家为目标，以勤勉、自助、协同、奉献为精神理念，以脱贫致富为动力，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显示出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如合作精神、勤劳致富、官民一体、学者参与、民主决策和以农民为主体等，把东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全体国民的共鸣，成为国家宝贵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取得了综合社会效益。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行政官员在办公室预先策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形成的。

（一）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通过启发农民从改善身边的生活环境，脱贫致富开始，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政府扶持，官民一体，成为建设家乡和新农村的自觉行动。农村的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大大改善，农业基础和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农产品实现了有效供给，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体系得到改进和完善，城乡、区域差距基本缓解，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齐心合作，民主讨论，增加收入，增强了改变自家和家乡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开始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新村运动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从新农村建设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从1970年到1984年的14年时间完成基本框架和任务，再过4年成功举办了“88首尔奥运会”，再过5年举办了大田世界博览会，再过9年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这一过程中，用新村精神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和国家发展动力，逐步构建了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经济发展每隔1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人均GDP从1970年的200美元达到1985年的2000美元（1988年举办奥运会时达到2800美元），1995年实现了1万美元，虽然经过此后的金融危机，但成功度过难关，从1997年的6千多美元到2005年达到1.6万美元。

（三）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韩国学者总结新村运动时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农村建设、新国家建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辉煌成就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精神理念、内在动力和社会实践的体现。新村运动长久不衰，并能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的原因在于新村教育，建立健全了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教育机制，与时展同脉搏，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公民的发展需要，这是不可能用简单数据和模型说清楚。

（四）官民一体和“民主导”：韩国新村运动在发展初期是以“官主导”，产官学众齐心团结、积极参与，后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步转变为“民主导”，韩国的学者登上了政府总理、部长和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的舞台，国家的依法行政更加科学化。即使是财政投入也逐步走向“民主导”，在初期1971年投资额的122亿韩元中政府和居民负担比例是33.6：66.4，而到了1978年的7074亿投资额中这一比例变为10：90，显示出新村事业各村自立、自助，事业规模也逐渐扩大。仅在发展初期（1970年——1978年）8年时间内参加新村运动的新村指导员就达到27.8万人，公务员30万人，190多所大学学生参加支援者服务活动，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达2170万人，超过半数的国民参与了新农村建设。总统和各级公务员都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经常与农民和市民对话，拉近了官民的距离，改善了干群关系，克服了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了政务公开、民主协商的社会机制。农民从政府公务员和专家、学者的言行举止中深切感悟到政府与公职人员的诚信和辛劳，产官学众大家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五）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以往学者的教学和研究严格按学科分类和发展，很少顾及社会热点问题，新村运动的开展，感召和聚集了广大学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新村与新国家建设，把专业研究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学问脱离社会现实的难题，各大学和研究所纷纷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所（会），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有关新村运动的论文就达1860篇，190多所大学参加新村建设。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问题，再把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验证，好的经验和技术加以推广，提高了政府科学决策和运作效率，政府公务员树立了尊重科学和学者的风气，全社会尊重科学和人才的风气蔚然成风。

（六）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不管初期发展目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与变化，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难题，也克服了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在发展中的差异和东西方文化存在的相互撞击和冲突带来的诸多复杂矛盾，圆满地实现了平等、和谐、诚信、文明的公民社会。并且在跨入世界文明国家后，如何处理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走向成熟的制度文明，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也找到了很好的答案。让全体韩国国民通过一次次考问、自省，感悟到不能只为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违背世界文明规则的道理，知道了在自我批判、自省自律的痛苦过程中才能诞生一个文明成熟的国家和民族的深刻道理。

四、借鉴韩国经验，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难题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任务，而是我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今后几十年的中心工作，更是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各部门今后的中心工作。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总书记、总理亲自领导和过问这项工作的缘故。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确有很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更加开放、开阔、开明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思考我国“三农”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和对策，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实践，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好经验、好办法，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不可能在原和生产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基础上再有什么政策性开创和突破一样，必须依靠来自最基层的经验和做法，依靠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来自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系统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是相辅相成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更加关注和学习邻国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出自好奇和追求时尚，而是我国自身的实际需要。经过分析和比较，发现了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找到了应该避免和防止的试行错误，更加领悟和坚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气。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时总统亲自发动、宣布，由内务部具体负责，各部委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后来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由退居二线的政府总理、部长（都是专家、学者）、学者担任会长，下设新村指导者中央协议会、新村妇女会中央联合会、工作单位和工厂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文库中央会、新村金库联合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新村日报等，上述机构逐渐成为民间或法人代表，独立行使其社会职能，至今韩国全国有20、30万名新村指导员，成为韩国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人员，为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和做法，由党中央亲自负责，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可以委托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具体负责，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市、县、乡、村成立相应的对口负责单位（为节省人力，可以挂靠），职责、任务落实到人。在中央领导小组内，成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会，专兼结合，主要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调查研究和各级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出咨询报告。

（二）完善财政投入体制：为避免层层划拨财政经费后，层层被消化和削弱的现象，中央财政由中央新农村领导小组直接负责，通过专款专用、专款配套、直接到村或农户等多种方式，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管理体制。有些经费可以兑换成物质，直接支援农村和农户，才能调动农村和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些财物支援过程中，各级政府公务员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专家、学者紧密配合，并监督、检查，直接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不断矫正和改进以往政策和做法，为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和不断完善、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决策失误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各项制度：韩国在上一世纪90年代总结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强调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鉴于这种教训，我国在组织实施时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委托新农村建设研究会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在制定实施规划、分类指导、政策研究、投入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矫正机制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运作制度和机制。专家、学者们要与农业部门的职能、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紧密结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要摆脱书院式的封闭研究，学者们也可以帮助各级政府摆脱脱离农村实际的“办公室预案”和“办公室行政”，真正为农村建设和农民实际需要办实事、办好事。

（四）充分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在农村选举一些有热心、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农民为农村建设的指导员，并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可以直接向任何一级政府领导反映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想法。由他们组织村里的农民制定自己的建设方案，及时和乡村政府的方案核对并协调、统一。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韩国之所以从“官主导”转变为“民主导”，是因政府人事换届、政府权利难以控制、政府行为和长官意志容易抑制农民的创造性等弊端之故，能否真正调动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文明政府深深懂得学者参与研究出的政策要比官员自己编出的政策科学；学者的评价比官员自己的评价社会置信度高；农民发自内心说好，比官员说好要可信得多的道理。组织人事部门也走出考试加演讲加打分的“办公室预案”，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人才，改进工作。

（五）推动体制创新：与新农村的建设业务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委有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全国供销总社等，如果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积极支持和参与，很多事情都会顺利，但各部委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很有可能变成新瓶装陈醋，还是那一套，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和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纷纷亮相，政府攀比“烧钱”，收效却不佳。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一阵风、一刀切，但又不能走老路，各行其是，各自扩张和点缀自己，要有国家统一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各行各业紧密配合，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旋律。教育部重点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继续教育。农业部实行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和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尤其是通过农科教结合实现制度创新，教育部、科技部等其他部委紧密合作与支持。农科教结合是来自我国基层的成功做法，是中国版的新村运动，有很好的经验，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和光大。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己的银行——农协银行能否建立健全，是解决农业企业化、农村金融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成功的新村教育，成功地把新村运动上升（升华）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国家层面，成为国民永不枯竭的精神与奋斗动力。二是建立健全了韩国版的“农科教结合”模式，即集农林部科技教育行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为一体的机构农村振兴厅，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有效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体系之一，韩国农林部的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这里，这是一次制度创新。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全国农协，这是农业发展的组织保障，是农民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家园。

（六）善始善终，与时俱进：由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和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由几届政府来接连完成，不能受政府人事换届的影响，是党中央制定的国策，必须善始善终，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和总结各地、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教训，矫正原有的政策、做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既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经济和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相适应，与世界文明接轨，同步发展，不仅能解决好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过渡中的问题，还能为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填充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美好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村研究会，《新村运动论文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新村运动范文篇5

一、中韩新农村建设异同比较

1、相似之处

（1）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中国当前农村中面临的许多宏观方面问题，韩国在1970年代初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村劳力剩余，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农村年轻人鄙视和离弃农业，等等。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的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仅0.6亩。而据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乡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亩。

（2）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各个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矛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严重程度均超过韩国新村运动当初起步时的状况。如，197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为55.3%，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5%。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会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韩国由于工农业和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存在就业难、学潮、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新增劳力就业困难，老百姓普遍觉得上学难和贵、看病难和贵，购住房难和贵，部分官员贪赃枉法，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2、差异之处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而现今我国许多地区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高。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和主要矛盾也明显不同，当年韩国新村运动要解决的是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建设新农村，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基础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2）农业保护水平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发展资金。近年来，全国各地虽已陆续取消农业税，但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很少。这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中国相比，韩国农业经营规模也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但韩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却不低。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额补贴。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对国内农产品实行高保护价格。长期以来韩国对农产品进口高额征税，并且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韩国农产品价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

（3）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国则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地农村中兴起并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便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新村运动”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引以为鉴的问题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经济、社会和人文背景相似，韩国新村运动的许多好经验，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奖勤罚懒”激励机制、健全高效的指导、研究和培训机构、社会各界广泛、积极参与等，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借鉴和吸纳。对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绍和谈及。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1、“新村工厂”计划，违背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

1973年韩国提出“新村工厂”计划，推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农村工厂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同时，还试图以此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但工业布局有其客观规律性和科学性，农村交通不便、产品运输成本增加、新村工厂普遍存在吸收劳动力困难问题、掌握技术后的熟练工不断向大城市流动、带来农村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新村工厂”。新村工厂计划最终放弃了。

2、农业过度保护，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自由发展贸易冲击

长期以来，韩国对进口的农产品课以很高的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在韩国的进口农产品中，100%以上高关税的农产品多达142个。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关税、减少补助、开放农产品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韩国的大米种植农户的收入将减少10%-40%左右。事实上，1995年以来，开放贸易体系已对韩国农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这些年来韩国政府采取给予农民农业补贴等许多优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几乎没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农户的负债率直线上升。很多农户举债过日子，甚至有人认为韩国的农家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新村运动范文篇6

一戒急于求成，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彻底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生产方式的现代化，需要长期奋斗，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因此，建设新农村，不能短打算，而要长谋划；落实任务时，要抓好开局，从紧迫的事做起，并依据生产力发展和财力增长的状况，逐步推进，防止盲目蛮干，揠苗助长；尤其不能以运动的方式搞建设，如果大轰大嗡，层层加码压指标，相互攀比赶进度，甚至为了达标而不惜举债，那就不是造福群众而是祸害群众。

二戒简单化，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首先要突出生产发展的中心地位。我国农业的现有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使农业更多地具有现代化的品质，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只有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上狠下功夫，新农村建设才算抓住了根本。如果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理解不全面，简单化，就很容易把新农村建设简化为村容村貌建设。因为生产发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等都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长期任务，但村容村貌的改善倒可在短期内见效的。搞一番突击，来一个旧貌换新颜，是一些热衷于“政绩工程”的人的轻车熟路。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村容村貌建设。改变落后的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和条件，非常重要。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单打一，应当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农村建设。

三戒政府包办代替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而政府则主要起引导和扶持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创业积极性。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繁荣”的前提是“放活”。“放活”就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破除束缚农民自主创业的各种思想的、体制的障碍，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氛围，从而激活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不竭动力。

新农建设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基础设施的改造，村居环境的改善，等等，都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不能按照城市小区的模式去套。干什么，不干什么，要按照村民自治中“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来决定，不能继续过去行政命令的老办法，搞强迫执行、强制摊派。

[理论界]

新农村建设应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向城市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新农村基本建设优化论坛”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收入的提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长期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把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

“中国有8亿多农民，5亿多城市居民。假如有一个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就减少了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从而增加了一个消费者，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了。”林毅夫解释到，由于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单纯靠增加农业生产，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国外的历史经验证明，惟有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出来的劳动力一方面由农产品供给者变为产品需求者，另一方面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耕地面积增加扩大经营规模，农民的人均收入才能长期持续地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对上述观点也表示认同。他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缓解了农村资源环境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重要实现形式。农民转为市民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惠及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在城市稳定就业、长期生活的农民逐渐完成由农民向工人、村民向市民的转移。要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防止进城农民失业又失地，变为城市贫民，形成贫民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全国政协常委萧灼基认为，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9亿人，富余劳动力1.5亿人，每年还要新增600万人。由于农村现有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劳动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解决的主要办法是逐步把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同时应注意到，由于城镇劳动力也在自然增长，城镇的就业岗位有限，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能逐步进行，预计在“十一五”期间，每年转移人口为900万人。

[新建议]

摆正建设新农村

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

要认识到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为反哺农业、带动农业提供经济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反哺和带动。今后我们要努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化、城镇化。

建设新农村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首先，建设新农村的首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农业。这既可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农产品供给和劳动力支撑，又可以拉动消费，增加工业企业收益，加快工业化步伐。其次，新农村建设强调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可以实现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推进城乡制度的一体化。这既有利于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夯实城镇化发展基础。

国家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城镇化的基础上，而城镇化又必须建立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农村的发展，城镇化就失去了支撑。有人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占用了农村的发展资金和农民的廉价土地，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也有人认为城市化才是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违背现代化的规律，进而主张把城市建设好，把农民转移到城市就行了，不一定要搞新农村建设。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中国既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绝不能把城镇化和农村发展对立起来。

主张放慢城镇化步伐是违背规律的，而主张放弃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显然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试想一下，我国有13亿人口，且每年还要增长千万人，要把他们都转移到城镇谈何容易。即使我国现代化再发达，农业依然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农村依然是祖国河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进一步说，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不可能在短期内都转移到城镇就业，而我们又不可能完全等到高度城市化以后再来建设农村。因此，为了避免农村发展滞后拖城市后腿，为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兼顾农村，实现城乡同步建设、协调发展。

[新视野]

我国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发展道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人均耕地数量同发达国家比相差甚远，而且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一些田地特别是南方的水稻田基本上还是使用手工工具耕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推广西方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农业模式是不现实的。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能够通过科学的种植和管理培育出优质绿色农产品的，就是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的前途在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与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机械化大农业，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园艺小农业，特别是绿色生态农业。提供绿色产品的生态农业，估计将是未来的主流农业，我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我国应当在发展机械化大农业的同时，扶持和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重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目的主要在于求效率、要高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目的则在于求质量、要增值。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现代化大农业的情况下，我国积极发展精耕细作的园艺型绿色农业，可以赢得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优势。

[域外传真]

韩国的“新村运动”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新村运动”一时炙手可热。但是，“新村运动”的真相究竟如何？特编发此稿，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新村运动”。

1970年4月22日，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旱荒对策会议上发起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但是，新村运动除了农村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成效。1979年11月朴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急速落幕。

起因：城乡差距扩大威胁可持续发展。上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却不过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

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之初，政府为了让居民自愿参与，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到了1972年，工作内容扩张到增收和精神启发，继而转变成“政府主导”。政府强化了各级公务员的职责，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市)-面、邑(相当于乡镇)]，要求各级公务员责任到人，各负其责。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1973年-1974年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

在新村运动之初，大部分投资由普通居民来承担。比如1971年的居民负担比政府投资多了两倍，1972年的居民负担增加到总投资的83.7%。为了引导村与村之间的竞争，政府采取了“拣选支援”的战略。但随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政策的实施，投资财源逐渐转变为政府承担。

成果：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1971年，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全国80%以上的农家都是茅草屋，马路、桥梁、渠道、供水设备等基础设施也都落后不堪。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政府推进了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给水设备建设等项目，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农村电力供给量不过24%，到1979年达到98%。这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79年，农村道路建设超过当初目标，达到61201公里。通过推广高产种子，农家经济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同时还节省了农村劳动力并增产粮食，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据统计，1970-1980年期间，农户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10.5倍。

三是重视教育和培训。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提高市民素质、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弊端：政府主导造成农户负债更加严重。通过新村运动，农村生活环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得到了改善，但负面影响也不小。

首先，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推进方式，虽然有利于高效率地推行国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顾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地区差异而强求一律的推进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过程中不能保障农民的自愿，许多自愿的工作也变成了官办，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过分依赖。

其次，新村运动并没有大规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却造成严重的农户负债。因为新村运动推动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农民不得不改造自己的房子或屋顶，他们不得不承担严重的负债。1970年-1980年，农户平均负债由1万6千韩元增加到34万韩元，增长21倍。

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是在新村运动结束后才实现的。经过上世纪后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韩国迅速实现了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农民收入增加更为迅速。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3050万韩元，20多年里又增长了11.3倍。

新村运动尽管很快地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然而，极为有限的政府投资加上中央政府主导的推进方式，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和农村结构。更由此产生了农户负债、劳动力转移和对中央政府依赖等问题。近几年，韩国农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缓，农村空心化、劳动市场波动和城市贫困等又成了新的问题。**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10多个百分点。

“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总的来说，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与目前韩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不同。土地产权不清、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城市化程度低、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从韩国的历史经验看，我国政府必须下决心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政府应采用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解决农村隐性失业问题。

另外还要认识到，发展农村经济，最本质的还是农民权利问题，具体就是农民财产权、农民自由迁徙权和农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等三方面的问题。只有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具体政策才能制定出来。在制定具体政策的过程中，韩国新村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而另一些做法(如政府干预过度等)则是需要避免的。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韩国农民的自组织程度。统计表明，至1994年5月，韩国农协有农民组合员200万人，单位组合1359个，特殊农协44个。韩国农协已成为保护和推动本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被韩国人称为“国民的生命库”。

就此而言，新农村建设参考韩国，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就目前来说，对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存在诸多误读。

其一，“新村运动”被认为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不可否认，韩国经济发展一直有政府主导的因素，但绝不仅仅是政府主导。韩国“新村运动”是政府注入资源、激发民间充分参与的过程，农民始终是建设的主体并且以制度保障这一地位。比如，在村庄建设中，建设什么项目，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而是由农民充分讨论作出选择，也由农民自己来组织实施。政府则在硬件方面予以配套支持。村庄建设的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

新村运动范文篇7

5月12日至5月26日，我有幸随鸿举市长率领的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日本、韩国。特别是韩国新村运动及日韩农协的做法，对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现将日韩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日韩两国农协发展总体概况

访问期间，我随团先后访问了日本广岛农协、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农协），考察了日本广岛安佐南区塑料大棚栽培、韩国现代农业，拜会了两国农协高管人士并与之进行了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韩国新村运动及日本、韩国农协发展的认识。

韩国新村运动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并延续至今，是韩国在城乡失衡的背景下由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韩国新村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历程，70年代主要是精神启发、创新经营、改善环境和帮扶贫困；80年代主要是对农业机械进行改造升级，实现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共助；90年代主要是发展部级服务组织，对农民福利进行改革；21世纪以来主要是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农业，近来又发起了第二轮新农村运动－－泛国民的“城市关爱农村”运动，核心是推进“一社一村”结对子，组织一个企业或学校对口一个村，帮助农村进行宣传、采购其农副产品，组织城市义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农业旅游观光活动。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实施了三类工程项目，即改善生活环境条件项目、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项目、精神启蒙项目。新村运动实施初期，改善生活环境条件项目主要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整修村内小巷以及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发展生产和提高收入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改造、合作耕种、发展养殖业和牧业、普及农业新技术和高产优质品种、建立新村工厂、发展非农产业等，精神启蒙主要是指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40%的村不通汽车，80%的农户不通电，80%的农民住茅草房。经过40多年的持续发展，目前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这一运动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关注，“新村运动”已列入《大不列颠大辞典》，称之为“汉江奇迹”。据介绍，韩国新村运动已成为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原创：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到2004年，人均国民收入由70年代初的70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4000美元，增长了200倍，城乡居民收入为1：0.84，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日韩两国都建有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协。日本ja农协是由集结人出资、自主性的非盈利法人组织，在全国拥有872个分支机构。农协向入会农民收取会费，年终按投资分配利润并接受会员监督。其职能主要包括：一是统一为入会农民购进农药、农用器材等农业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二是进行经济指导性工作；三是开展以金融为主的信用、储蓄贷款以及农业保险、医疗服务等。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确保安全放心的国产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二是发挥区域农业“指挥塔”作用；三是开展支持区域合作的有关活动；四是提供城乡交流所带来的农业价值；五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韩国农协成立于1961年，目前大约有24000名成员及1327个分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农业服务机构。它不仅组织农产品销售，而且在器材购买、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流通化以及农业信用合作社等领域有广泛的业务，在韩国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通过农协进行的市场份额占整个韩国农业流通的40%，由农协为主组建的农业银行目前在韩国整个金融界排名第一。韩国农协发展贯穿于新村运动全过程，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平均化、农业机械化升级改良、农业产业化机构改革以及农民福利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突出的是，通过农协的作用推进了农村合作社事业，根除了农民承受不了高利贷的现象发生。

二、韩国新村运动及日韩农协发展的成功经验

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实地考察企业和农协，亲眼目睹韩国的农村发展面貌，其主要经验是：

（一）精神改造立意，把农民发动起来。上世纪60年代，韩国城乡差距巨大，农民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农村无序现象普遍存在。自70年代韩国政府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启动新村运动以来，韩国农业农村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亚洲除日本、我国台湾省之外农村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国家。韩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崛起得益于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成功得益于对国人的精神启发。新村运动初期，他们通过机制创新，在农村大力培育“勤勉、自助、协同”精神，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整个运动营造了强大的思想氛围，纯正了民风；尔后，将乡村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类，通过分类补贴来鼓励先进和鞭策后进，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热潮。21世纪以来，又启动了“城市关爱农村”运动，通过城乡互动感化农民，使带有很强“官办”性质的运动转变成了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进而形成了农村建设的持久动力。

（二）环境整治破题，把农村美化起来。运动之初，韩国政府选择了农民最关心、最急需的环境整治作为新村建设的突破口，使政府和农民的意愿一开始就处在高度一致的和谐氛围中。第一年政府无偿向每村发放335袋水泥，提出了拓宽村庄马路、改良屋顶、修缮院墙、挖井引水、建设公共洗衣场、架设桥梁、拉线安电、设置堆肥场、整治溪流、整顿卫生环境等十大项目建议，由农民自行选择实施；之后的若干年来始终不渝坚持推进，农村基础建设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整理耕地、整治河川、修建道路、开发农业用水、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修建乡村会馆及敬老院等诸多方面，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韩国，农村基础设施趋于完善，房屋、道路与城市相比毫不逊色，河道、沟渠、山坡都经过了人工处理，“四合院”的农家小院环境优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条条标美公路直通农户，路不见弃物，山不见裸土，处处洋溢着和谐气氛。

（三）农协内外联动，把农业组织起来。日韩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提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高度发达的农协组织，一方面增强了生产者应对大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农民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农协坚持一手联农户，把千家万户的生产者集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与会员同甘苦、共命运，使脆弱的农业坚如磐石；一手联市场，农民通过农协主体与市场及企业谈判，影响力更大，谈判力更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通过参与农协组织，由于交易数量的增加，在农产品销售上往往处于卖方市场，而在农资购买上又处于买方市场，改变了农民的弱势地位。此外，农协与政府及其农业主管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机制，共同研究商讨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在金融信贷、农业保险、农村医疗、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行政力量助推，把资源整合起来。日韩两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农民自发和社会组织，众多积极因素及一系列健康机制的形成，都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推动。首先，他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运作体系。如韩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专门机构，实行公务员对新村建设指导责任制，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人每周到村里指导不少于两次，并对落实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先后参加组织发动的人员总数达到11亿人次。其次，构建了强力的财政“反哺”体系。近40年来，韩国政府对农村的投入累计达20亿美元；值得重视的是，政府1倍的投入吸引了3倍的社会资本，如此次前往的韩国孢川市蛟洞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累计投入约19亿韩元，但其中政府投入仅6亿韩元，其余资金均来自于银行贷款和农民自筹。同时，韩国政府也注重从政策上构建支农体系，如在村镇规划建设中，他们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争取一些国际组织的贷款等。第三，注重发挥农技服务作用。两国在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素质培训、生产良种供应等方面建立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正是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场发起于农村的运动仅经过短短五年时间，就延伸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引起全体国民的共鸣，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三、两国考察后的几点体会

鸿举市长亲率代表团赴日韩考察农协及新村运动，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优于两国农村建设初期情形，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为我所用，从中也得到一些启示。

（一）必须坚持城乡一体，突出科学协调发展。日韩两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经历了从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如韩国，上个世纪中叶，主要力量还集中在工业基础和城镇建设上，城乡之间处于失衡的非良性状态；70年代以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在政策取向、资源配置、舆论导向上倾向农村，并从行政的角度建立了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不仅促进了农村发展，而且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增加了国家的整体实力。经验告诉我们，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城乡融合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最高境界。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积蓄了一定的城市能量，初步具备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是重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日韩两国农业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与农民自发、自立与自强息息相关。“我们做就成”、“我们一定要成功”成为每个农民的信念，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真正发挥了主体作用。在与今天的日韩农民交谈中感到，他们没有丝毫无赖与自卑，相反，充满了作为一名农民的荣耀，处处彰显出创业热情和发展活力；正是这种力量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前，尽管我市广大农民积极拥护新农村建设，但少数农民的主体意识还较淡薄，工作被动、消极等待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任务，是依靠宣传、机制、政策的力量唤醒农民、启发农民、感召农民、激励农民，大力培育农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内动力。

（三）必须坚持依靠科技，突出产业支撑作用。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科技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1967年，韩国科技人员用粳型和舢型水稻成功培育出ir667稻种，由此掀起了以普及新稻种为中心的大米自给运动，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绿色革命”的新篇章。当今韩国，农业科技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生物技术、水稻新品种、大棚温室栽培技术、计算机及遥感技术等广泛运用到农业各个领域，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产品自给率，而且大幅提升了优质率。日本亦是如此，贫乏的资源阻碍了广度发展，但科技的力量却促进了深度开发，大面积的黑土、泥炭土及泛碱土生长出了财富。日本和韩国依靠科技发展产业、依靠产业富裕农民、依靠农民建设农村的经验可资借鉴。

（四）必须坚持先易后难，突出改善农村环境。韩国新村运动从基础建设入手，逐步向增加农民所得、改善社会福利待遇等纵深发展。他们在建设初期，以物质供给为诱因，根据农民所需对房屋、道路等设施进行了改造建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在广大农村营造了珍爱环境的思想氛围。我市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若干年来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使广大农村暴露出太多的薄弱环节。在政府和农民投入有限、农村环境卫生较差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事情做起，如房前屋后清洁卫生管理、道路修建及整治、房屋改造、恢复植被、禁赌等等，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使农村面貌有大的改观，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大的改善。

（五）必须坚持集约发展，突出创新经营体制。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日韩两国农民应对市场的成功经验是组建农协，通过壮大经营实力来提升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日本ja农协不仅负责会员的产品销售和农资群购，而且将功能拓展到报刊杂志、旅游观光、保险、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为每个会员创造财富、提供服务，农协的作用在会员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强有力的显现出来。我市受传统观念影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根深蒂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脆弱无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产业把农民集结起来，凝成一个整体，增强产业的竞争实力。

四、对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

他山之石可攻玉。从日韩经验可以看出，我市按照中央提出“二十字”新农村建设方针制定的总体发展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实施“千村推进、百村示范”工程是切实可行的，今后工作的关键是完善规划、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狠抓落实。为此，建议在“六个强化”落实上进一步下功夫。

（一）强化“一种理念”，实现城乡联动。城乡统筹发展理念是决定我国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建议继续做好六篇统筹文章，真正实现城乡联动。即：统筹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统筹城乡劳动力结构和人口布局的优化，促进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统筹城乡社区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促进城乡建设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统筹主城区加快发展与远郊县地区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体制一体化。

（二）强化“三百工程”，发展现代农业。坚定不移地推进“三百工程”，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当前，建议突出三点：一是突出优势产业，始终围绕优质生猪、柑橘、粮油等重点，打造支柱骨干产业；二是突出分类指导，从城郊型、丘陵型、山区型、库区型思考现代农业发展途径；三是突出“一村一品”，以100个示范村、900个推进村为重点，促进高效特色农业发展。

（三）强化“三农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加快推进农村人才资源整体开发，是新农村的重要保障。当前，建议重点强化对农民的中长期培训，一方面，合理调整教育结构，普及农村高中（职业）教育；同时，从农业部门的角度抓好三个方面的培训工作：一是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为每个示范村培养1—2名具有中专学历的实用人才、分别建立1所农民科技书屋；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三是强化基层农技服务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工作实的基层农技服务队伍。

（四）强化“四位一体”，创新经营体制。探索建立龙头企业、农技服务体系、产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四位一体”模式。原创：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二是着力培育重专大户，促进产业大户向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三是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充分发挥农技服务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建立农科教、处站所相结合的机制，增强农技推广效果。

新村运动范文篇8

为了推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局按照“六小四有”的总要求，对体育新村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制定了方案，落实了责任，强化了措施，建设了一批体育新村。我局按照有体育组织网络、有体育健身场所及体育设施、有体育活动安排、有体育赛事、有体育业务培训的“五有”标准，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推进体育新村的建设，把体育服务体系覆盖到农村，把体育健身场地建到农民身边，培育了一批体育新村。

主要做法（突出“四抓”）

一、抓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局重点抓了18个体育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建了17个篮球场，18个300平方米以上体育健身休闲广场，还建有室内体育健身活动室，购置了篮球、乒乓球、橡棋、羽毛球等体育器材。同时，申报并审批了13个省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了体育进村庄、进农户，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健身条件，为农民健身提供了平台。

二、抓体育活动的开展

我局要求各乡镇根据本地特点、特色和体育传统，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每年至少举办1—2次农民群众乐于参与的特色体育活动。2008年,在南塘都口体育新村举行了体育新村运动会，韩坊乡举办了农民运动会，五去镇举办了篮球赛等体育赛事。大多数乡镇和村都组织农民举办了体育活动或体育赛事，每个体育新村都有一支体育活动队伍，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氛围。

三、抓体育业务的培训

为使农民掌握一定的体育技能，使农民广泛参与体育活动与体育赛事，我局经常深入到基层举办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近年来，在农村基层共举办了4期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业务素质。

四、抓体育组织网络建设

镇、村二级都建立健全了体育组织网络，乡镇成立体育健身领导小组，领导班子中有专人分管体育工作，配备了体育健身指导员，建有1个以上单项体育协会或业余体育代表队。村配备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并组建了农村体育活动队伍,在农村实现了有人管体育，有人抓体育，有人参与体育。

主要成效

通过抓体育新村建设，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农民体育健身意识明显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建设的热情。

二、农村体育组织网络更加健全，实现了农村基层有人管体育，有人抓体育。

新村运动范文篇9

为了推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局按照“六小四有”的总要求，对体育新村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制定了方案，落实了责任，强化了措施，建设了一批体育新村。我局按照有体育组织网络、有体育健身场所及体育设施、有体育活动安排、有体育赛事、有体育业务培训的“五有”标准，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推进体育新村的建设，把体育服务体系覆盖到农村，把体育健身场地建到农民身边，培育了一批体育新村。

一、抓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我局重点抓了18个体育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建了17个篮球场，18个300平方米以上体育健身休闲广场，还建有室内体育健身活动室，购置了篮球、乒乓球、橡棋、羽毛球等体育器材。同时，申报并审批了13个省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了体育进村庄、进农户，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健身条件，为农民健身提供了平台。

二、抓体育活动的开展

我局要求各乡镇根据本地特点、特色和体育传统，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每年至少举办1—2次农民群众乐于参与的特色体育活动。年,在南塘都口体育新村举行了体育新村运动会，韩坊乡举办了农民运动会，五去镇举办了篮球赛等体育赛事。大多数乡镇和村都组织农民举办了体育活动或体育赛事，每个体育新村都有一支体育活动队伍，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氛围。

三、抓体育业务的培训

为使农民掌握一定的体育技能，使农民广泛参与体育活动与体育赛事，我局经常深入到基层举办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近年来，在农村基层共举办了4期裁判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业务素质。

四、抓体育组织网络建设

镇、村二级都建立健全了体育组织网络，乡镇成立体育健身领导小组，领导班子中有专人分管体育工作，配备了体育健身指导员，建有1个以上单项体育协会或业余体育代表队。村配备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并组建了农村体育活动队伍,在农村实现了有人管体育，有人抓体育，有人参与体育。

通过抓体育新村建设，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农民体育健身意识明显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建设的热情。

二、农村体育组织网络更加健全，实现了农村基层有人管体育，有人抓体育。

新村运动范文篇10

一、XX村的基本情况

XX村曾是普安镇的边远贫困村，全村幅员4.4平方公里，辖16个社725户2526人，耕地2432亩，森林2328亩。省市县各级各部门高度关心重视大理的发展和开发，并根据大理的客观实际，先后被确定为“XX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百村试点示范村”、“XX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省级财政新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建设示范村”、“XX省美丽乡村试点示范村”。通过几年来干群的共同努力，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幸福美丽新村初见雏形。

二、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情况

（一）全面完成幸福美丽新村的项目建设

根据群众自主、村民委员会自治、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确定大理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的监管，确保工程质量，现已全面完成了综合服务中心办公楼、大理唐居毅文化广场、大理养老及留守儿童健身娱乐场，篮球场羽毛球场、XX大理朝贡贵妃千年古荔枝旅游保护景点、唐居毅国学大道景观亮化美化、大理美丽乡村旅游观光停车场、大理新村天然气供气、大理美丽乡村网络信息建设、大理业态旅游农家乐、大理生态农业园区产业十个项目的建设任务。

（二）努力实现“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建设目标

1.打造主导产业，形成产业优势

按照打造“运动休闲旅游、生态观光大理”的发展定位，大理村突出抓好了1600亩“独居川南冠首、堪称米乡珍珠”的冠英大米和1800亩茵红李、核桃、优质桃等为主的种植业，以及以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良商品猪养殖场”为带动辐射全村出栏生猪3000头、出笼家禽12000只的养殖业。基本形成了一村一品，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2%，为群众致富奔小康提供了产业支撑。

2.发挥城郊优势，增加农民收入

带领村民在抓好主导产业的同时，一方面重点为XX、柏溪、水富就近城市生产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一方面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务工、经商、办企业等领域。2015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2150元。

3.改善人居环境，人民安居乐业

结合村民的住房现状和经济条件，积极组织动员群众新建住房和改建旧房，旧民居改造，改厨、改厕、改圈率100%；本着村民为主、财政补贴、社会捐资的原则，积极扶持帮助困难群众消除危房50余户；按照省级财政新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建设的要求——配套新村聚居点建设，新建聚居点住房两幢50套，20间生产经营门面房，全村人均住房面积达40平方米以上；基本解决了农村危房户、无房户、困难户的住房。

4.抓好硬件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2014年新建730平方米村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大楼（村公所），内设社区两委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综合培训中心；计卫中心；综合调节中心；文体管理中心；天然气管理服务站；通讯、监控管理办公室等，办公设施齐备，办公人员落实；社会人士投资700多万元新建的大理综合学校容幼教和九年义务教育为一体，现有教职员工43人，学生751人，村公所综合培训中心，学校多媒体教室能进行党员干部及村民农村适用技术等多方面的培训，村医疗站和医务人员落实；农村养老保险100%到位，服务农村、惠及农民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全面覆盖。

5.加强文体设施建设，繁荣农村文化

自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群众自愿、财政补助、社会捐资，先后兴建24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新建60平方米的唐君毅文化管理办公室，修建文艺舞台一个、文化墙2个；购置健身器材5套，乒乓桌、羽毛球等体育器材4套，购置电视、音箱、投影2套；成立老年文艺宣传表演队，购置文艺表演设备及服装，成立大理老龄学校。积极开展了“大理新农村建设文艺表演”，XX市文体局“送文化下乡表演”，XX县“送电影下乡放映”，“大手拉小手”活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6.强化民主管理，保持社会安全稳定

按照党中央提供的“依法治理”要求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村民自主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制定编辑出版了《XX村村规民约》，村民组张贴，村民每户一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和安全隐患的排查。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反邪教工作。及时调解民间民事纠纷24起，把问题矛盾解决消化在萌芽状态，无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依法治村成效好，村民对治安满意度达98%。

7.尊重客观实际、美化新村村庄建设

鉴于村民居住和生产劳动分散，以及打造“运动休闲旅游、生态观光大理”的客观实际，本着“三打破、三提高”的要求，重点区域宜聚则聚，个别区域宜分则分，突出建设美丽村庄。2013年新修新村聚居点1处、环形硬化公路2公里、新建国学大道800米。2014年新建聚居点居民住房两幢50套、生产经营门面房20套、企业生产加工用房3870平方米，聚居点初具雏形。投资150多万元，栽植绿化树、行道树2000余株，安装太阳能路灯。投资 50多万元为村民栽种桃子、李子、苹果及花卉苗木，硬化入户路4500多米，基本达到了新村村庄硬化、美化、亮化，聚居度达50%以上。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近年来，新建并硬化村社道公路18公里，以及渝昆高速公路冠英收费站到大理进出口通道1.2公里，产业园及联户路硬化4500米，公交站及停车场一个，公路社社通，入户率达到85%；兴建精修水库、山坪塘15口，渠系2500米，人饮机井25口，自来水供应站1个，沼气池100口；完成“长治”七期工程450亩和农网改造工程，安全饮水、供电普及率达到100%；新建移动通讯机塔2个及光纤通讯，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达90%以上；安装天然气管线，群众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能源。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的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9.抓好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建设境优景美的幸福新村

自2006年起，全村先后消除草危房160户，620间，撤除闲置旧房、偏棚、圈舍50间；抓好村院治污、治乱、治脏等环境整治和庭院的绿化美化，农村院落整治覆盖率达100%。新建垃圾池、垃圾堆放场、污水处理池各一个，落实清洁环保工4人和垃圾运输车一辆，对垃圾及时清运处理，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90%以上。

10.科学编制新村规划，大理新村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