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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11:05:38

新村范文篇1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做法、成果及存在问题

（一）新农村开始的背景。韩国新村运动起源于农民自己的创造。在上世纪50、60年代，韩国因南北战争和秩序混乱等原因，经济发展处于瘫痪状态，人均GDP不足100美元，农村人口占到80%。直到70年代，韩国农村8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房，70%的农户点的是煤油灯，一些群众吃不饱，甚至于靠草根来维持生活，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的国家之一。在60年代遇到大灾之后，一些村子的群众为了过好日子，自发组织起来维修通往乡村的公路。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在视察工作中发现这些典型后，产生了开展新乡村运动的想法。开始时由政府向全国3.2万个村子每村发放335袋水泥，要求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有一半的村庄利用这些水泥集体整修了村庄、房屋、灶台、水井等，还有的村庄将水泥分给了各家各户，也有三分之一的村子水泥被浪费，政府在检查的基础上，对做得好的村子增发了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通过差别支援，倡导自立精神，帮助穷困村的群众向富裕村发展，促进了新村运动的全面开展。当过小学老师的朴正熙总统亲自将“勤勉、自助、协同”确立为新村运动精神，并且谱写了《新村之歌》。歌中唱到：“清晨钟声响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你我咱们快起来，建设我们的新村。美好家园咱新村，以我们力量造起来。”还设计制作了有三片绿色叶子、黄色背景的新村运动旗帜和徽章，有新村指导者标志服装。就这样，全国上下唱着《新村之歌》，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通过改善环境，传授技术，增加收入，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随后，他们将新村运动向城市、工厂延伸，动员了全国上下的强大力量，终于创造了“汉江奇迹”，让韩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一起成为亚洲“四小龙”。

（二）主要做法。韩国新村运动是以精神开发促进经济开发的运动；是民官合作、农工并行的运动；是以培养新精神、改善环境、增加收入为课题，以农民、指导者、公务员为主题、以新村教育、宣传、事业管理评价为战略的运动。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精神改革、环境改善和所得增大为核心。在新村运动开始的时候，韩国采取的是全面平均扶持的办法，给每个村子发放335袋水泥，要求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村子使用合理，收效明显。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村子的群众有良好的协作精神，有一个良好的指导者，关键是勤勉、自助、协作。于是他们从振奋民众精神入手，宣传贫穷不能怪老祖宗的思想观念，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协同一致过好日子。新村运动因此也被称为“过好日子的运动”。勤勉、自助、协作的繁体字中，有6个“力”字，就是说过好日子要靠自己努力。时至今日，象征新村精神的新村运动旗帜仍然在一些企业、机关悬挂，目的就在于激励大家，振奋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实施一系列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生产环境的公益项目。因地制宜地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拓展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目前农民收入中一半来源于非农产业。在农民冬闲的时候，把整个河川等项目承包给农民，增加他们的收入。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发挥新村指导者和政府公务员的推动作用。一切以农民为主体，这是韩国新村运动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在项目实施方向选择和确定上，由新村指导者召集村民大会，在村干部和政府公务员的协助下，开展新村建设。韩国的村长(他们叫里长)由村民选举产生，属于半公务员性质，有一定的报酬。新村指导者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发展生产中的先进典型人物担任，他们没有报酬，但是在乘车、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有优惠政策，特别是每年政府都要召开新村指导者大会，对优秀指导者进行高规格的表彰奖励，颁发部级的勋章，在各地作报告介绍自己的事迹，对特别优秀的还可以聘任为各级公务员。对公务员要求更加严格，每村确定一名公务员，要求至少每周到村里去两次，对他们深入乡村的情况，详细记录，每周由民众进行评价，年终进行考核，好的进行奖励，并把业绩作为录用、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公务员考试中也有新村运动的内容。对领导新村运动中成绩突出的公务员，升级考试中有加分政策。这样，农民、新村指导者、公务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推动新村运动的强大动力，促进了新村运动的快速开展。

三是以教育、宣传和评价管理为手段，确保新村运动的健康开展。针对农民中存在的保守落后思想，韩国新村运动中注重了对农民的教育。内容包括事例教育、精神教育、讨论教育和生活教育。组织新村运动中的先进个人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让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各级新村运动研修院对指导者进行培训。在培训期间，学员还要深入附近农村进行现场调查，参加当地建设，然后开展讨论，畅谈自己的想法和体会。在各级研修院，学员和研修院的老师共同遵守严格的生活制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和传递新村精神。在宣传方面，韩国十分重视，作为新村运动的主要方面，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宣传，设计制作了新村运动的徽章和旗帜，谱写了《新村之歌》广泛传唱。政府决定每月1日、15日为全民打扫环境卫生日，群众唱着《新村之歌》积极参加活动，有效激发了民众的热情。在评价管理上，韩国政府将全国的农村依据8个指标(目前已经有20个指标)进行考评，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基础村、自助村、自理村，并且在1970年制定了发展规划，计划全国所有的村子到1981年全部达到自理村标准。经过努力，这一目标提前两年于1979年全面实现。由于每次升级政府的支援都会增加，因此农民的积极性很高，推动了农村的全面升级。

四是以全民参与作保障，注重调动全体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村运动发源于农村，但是在开展起来以后，就逐步变成了全民参与的运动。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企业经理、学生、军人都要参与其中。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训的人员中，不仅是新村指导者，也有上述方方面面的人员。当然这些人员参与的方式各不相同。如学生组织进来帮助邻居的活动也是参与新村运动的形式之一。一些大学教授组织起来，开展建设新村方面的研究，也是参与新村运动。一些工厂创办职工学校，让工人分批上班、学习，这就是“工厂新村运动”。通过学习文化，增强了信心，提高了工作效率。城市新村运动主要在于建设新的精神秩序、行动秩序和环境秩序。

（三）新村运动的成果及存在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培养了民主决策的习惯，扩大了农村社会的间接资本和出口，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积极性和国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使韩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世界12大经济强国之一。当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推进过多，农民的自发性、创造性不高；在战略上缺乏长远眼光，也存在不太科学的形象工程，还有运动之初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解不足等问题。

二、韩国新村运动值得借鉴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时代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参与民众的素质差异，因此在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过程中，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一要把教育农民放在首要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因此上要把教育农民放在首要位置。首先要激发农民的建设热情。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把自己的村子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总目标，这个目标需要广大农民的不懈努力。因此在教育农民上，我们需要做更加细致的工作。针对目前存在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不清楚、方法不掌握、路子不开阔等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把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设想打算教给农民，把成功的方法传授给农民。在基层区镇办，要把教育培训的重点放在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上，让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好榜样，起到示范作用。对一些相对贫困的村子，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鼓起信心、传授致富技能、转变传统观念、改进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

二要实行合理的奖励扶助政策。从目前看，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会有一定数目的投资，特别是中央财政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上，投入会逐年增加。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也都在等待观望上级的投资。也有一些地方开始了向上“跑项目”，从争取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开始，力求给自己的地方多切一块资金。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争取办法，必然会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甚至于出现锦上添花的事情，产生新的投资不平衡。而这与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和谐的建设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政策设计上，政府应当高瞻远瞩，做好协调与平衡工作。在“普惠”的基础上，按照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原则，把有限的投资用到刀刃上。特别要对那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在加大扶贫开发投资力度的同时，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规划、分步建设，防止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人力和资金浪费。

三要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是农村的主体，离开了农民的参与，新农村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在项目选择、规划设计、项目实施、资金筹集、项目评价、成果考核等各个方面，都要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选择，请农民参与规划，引导农民按规划实施，注意调动农民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建设成果要让农民评价，让农民受益。如果只图形式上的村容整洁，搞一些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那就有违新农村建设的初衷。特别是在具体指导上，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功用，从制度上保障群众意愿得到体现，群众利益得到保护。基层公务员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也要始终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诉求。

四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层次推进。在不同的基础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分层次推进。要总结不同条件村子建设新农村的成功路子，区别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防止提出一些超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急于求成的高指标，出现大拆大建，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在目标确定上，应当既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当然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子，也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确立更高的标准，让大家富而思进，共同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三、关于当前胶南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及几点建议

从中国情况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这是中央围绕新阶段“三农”问题提出的新目标。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日本在60年代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70年代搞了“新村运动”。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2.6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超过40%，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也就是说，中国已经俱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根据“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作出的科学决策，其重要意义在于把“三农”问题置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一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的生产经营能力；有利于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那么，具体工作中，我们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呢？

就全国而言，各地的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建设新农村的标准应该是有差别的。就胶南而言，经济综合实力和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的第31位和第17位，综合实力跃居全省县级市第4位，再加上我们的区位优势、环境优势明显，我建议应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两个重点、促进一个集中、把着眼点落实到提高农民素质上来。

一是围绕促进城乡一体化这条主线，不断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要推动区域经济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阶段，向以都市新区、镇驻地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区域经济转变，以此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不断增强二三产业的带动力，特别是要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及旅游业，聚集人流、物流、信息流。第三产业就业弹性高，吸收就业范围广，如果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多2倍至3倍，就单纯旅游业来讲，一个摊点可以富裕一家农户，一处景点可以致富一个乡镇。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公务员之家:

二是要突出两大重点。一手抓好都市新区建设，让都市新区成为当地老百姓务工经商、创业就业的新平台，成为胶南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家园。都市新区建设，应该融入科学的理念，有超前的眼光，特别要高标准建设好水城，推进生态立市，提升城市品位。另一手抓好旧村改造。特别是城中村和近郊村的改造问题，政府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积极引导，尽快启动。旧村改造，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村民利益，又要坚持合理规划，改出一片新居，改出一片产业，改出一片景观。

新村范文篇2

*乡*乡和平村地处城乡结合部，是广元湿地公园的延伸带和南山森林公园的有机组成部份，全村幅员面积13.8平方公里，辖7个组，260户，1108人，有耕地701.19亩，2006年人均纯收入2580元，全村有党员35名，党小组7个。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建设新农村，规划是先导。我们结合和平村实际，科学编制了和平村生态小康示范新村建设规划，制定了用3－5年把和平村建成集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农耕文化体验和中小学生农业知识普及园区和广元湿地公园的拓展地、承接地于一体的建设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机制要新、产业要实、环境要亮、党建要强、农民要富”的新村建设思路，拟定了以“四新一建”（发展新产业，营造新家园，打造新环境，培育新农民，建设好班子）为主的建设重点。

（二）加强领导，高度重视。一是成立了和平生态小康新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新村建设工作的领导。二是建立了示范新村建设定期分析会议制度，坚持每10天召开一次有上级指导部门、乡党委成员、工作组成员、村组干部和农户代表参加的示范新村建设专题会议，及时解决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三是强化督查，严格目标考核。乡党委、政府将示范新村建设列入目标管理，示范新村建设工作一项占和平村全年工作目标分值的80％，并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办法。四是宣传发动，营造氛围。在利用会议、标语、广播等宣传方式广泛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积极组织村组干部、群众200余人次到苍溪、朝天等地参观学习，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完善机制，加强管理。一是完善工作机制。成立了和平示范新村建设工作推进组，由一名乡党委委员任组长、和平村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工作组在村上设立了办公室，工作组成员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指导建设，晚上发动群众。二是实行了乡主要领导蹲点的办法，从新村建设工作开展以来，乡党政一把手坚持每天有一人蹲守在建设现场，确保了示范新村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制定了倒排工期、限时办结的工作推进机制，根据建设规划，严格规定每项工作的完成时限，进行倒排工期，完成一件销号一件，使新村建设工作实现稳步推进。

（四）整合资源，加大投入。一是用好每一分新村建设项目资金，制定了和平新村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成立了新村建设资金理财小组，规定大项开支须通过理财小组讨论通过，对农户的各项补助项目及标准须通过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并即时张榜公布。把有限的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起到了四两拔千斤的作用，充分调动了群众投入的积极性，全村新村建设投入达500余万元，其中项目资金以奖代补投入占18%，农户自主投入达82%。二是创新财政投入机制，加大对示范新村建设倾斜扶持力度，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把农田水利、公路交通、文化教育等涉农项目资金捆绑使用，支持新农村建设。同时尝试建立信贷担保机构，协调金融部门加大对新农村建设资金信贷力度。三是全面推行“一事一议”的筹资投劳办法，充分发挥农民投资主渠道作用，鼓励社会投资兴办公益事业。如在6.5公里梨花大道硬化中，全村群众筹资40万元，人均筹资达500余元，在水利设施建设中，部分组人均筹资达1200余元，使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突出三个特点，抓好三个结合

一是体现生态特点与原有生态相结合。和平村显著的优势就是生态。农户房前有果，屋后有树，绿树环抱，果树拥抱，果园之间有人家，田园中间有村庄，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置身其中，眼前是一副美丽的田园画的感觉，轻松、自然、休闲。基于这些自然环境，我们制定了用3－5年把和平村建设集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农耕文化体验和中小学生农业知识普及园区于一体的广元湿地公园的后花园的发展目标。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结合生态产业这一特色来做特色文章，保持原来的自然风貌不变，在细节上作调整，充分体现自然生态特色。不随意毁一棵树，不填一口塘，不挖一车土，村前屋后绿化，门前庭院补植果树，让创建工作还归于自然。

二是体现实用特点与群众日常生活相结合。我们坚持“不铺张浪费、不重复建设、不脱离实际”的原则，始终把解决群众最需要、最难问题作为新村建设工作的重点。无论是对农户房屋进行穿衣戴帽、拆除部分土坏房、硬化村道、打通组道，还是建圈舍、建沼气、打水井…，每一项都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达到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进一步的改善的目标。

三是体现乡土特点与发展新产业相结合。在规划和建设中，我们把保持本地的乡土风情，突出山村风格，建设田园风光的新农村作为和平村后期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坚绝不搞大规模的新建，重点在于改造、完善和补充，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改水、改厕、建圈等活动开展，使和平村村外“公路成网、水渠衬砌、文化长廊、人畜分离、鱼跃池塘”，村内户户有“自来水、沼气池、电视、电话、卫生厨房、卫生厕所”，基本达到了“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目标。同时，结合农户间、果园菜地间的空隙地带，我们兴建了二十四节气与农事、农家谚语、感恩墙、传统农具展示小广场等文化景点，即指导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又增添了农耕文化氛围，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为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1、完成新村建设规划编制，新村规划编制合理，即符合农村生产生活习惯，又不失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新要求。

2、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全村硬化村道6500米，新建组道2500米，接通断头路23条,硬化入户路4500米，整治山坪塘20口，新建1口，建蓄水池10口，维修抽水站5处。

3、新村容貌初步显现。全村完成改厨、改厕、改水248户，建沼气240口，新建圈舍2030平方米，粉檐座脊192户，粉刷外墙14100平方米，硬化院坝2423平方米，建围墙1540米，拆除低矮破旧房屋50间750平方米，完成了垃圾的清理以及村内外的乱堆乱放清除，规范了各种线路架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4、完成了村文化中心建设，建起了文化大院、计划生育文化大院、平安院落、村卫生室，使村公益公共设施逐步完善，同时建农耕文化景点5处。标志性南山梨园景观大门、梨花景观大道、梨树人家（绿冠春秋、黄金岁月、水晶年华、周家老屋）等景点相继建成。

5、支柱产业进一步壮大，群众收入稳步增加。今年新栽梨树5000株，完成果树技改12000株，种植反季节蔬菜400亩，全村水果产量达到800余吨，蔬菜产量达到1000余吨，仅此两项年产值达270余万元。二是引导农户发展林下产业，全村今年已出栏“跑山鸡”5万余只。三是利用和平村距城近、紧邻湿地公园的区位优势，引导农户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发展农家乐8户。在主导产业的支撑下，2007年和平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120元，其中主导产业收入达到2700元，占到人均总收入的86.5%。

新村范文篇3

从表面上来看，新村运动的发动是为了加快现代化进程。朝鲜战争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于“南农北工”的经济格局3和“国父”李承晚“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4的方针，韩国现代化速度非常缓慢。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提出了“先建设、后统一”的方针5，“现代化”取代了“反共”并统帅一切，6经济发展成了政府的首要目标。朴正熙想以此改善军事政权的合法性，他常说，“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7为此，必须要大幅调整既有的农业政策，这似乎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的共同经验：在进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化初期，农业必须要对经济成长做出很大贡献，为使传统农业能生产工业化所需的大量盈余，它的结构和内容都要改变。8最初，朴正熙采取了牺牲农民发展工业的高速现代化政策。对此，时任总统秘书室长的金正濂先生也直言不讳地予以承认。9农民利益最大的牺牲表现在粮食的低价收购上，政府的收购价格几乎每年都低于市场价格，以便给城市工人提供低价食品，提高工业利润和资金积累。10但这种做法被指责为背叛了1963年“农业第一”的口号，11他看起来并不像自我标榜的“农民之子”那样关心农民。

真正促使朴正熙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发动新村运动的因素是农民的选票。尽管朴正熙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但当时韩国的政治气候并不适合独裁统治。他在军事政变时只是一个陆军少将，在韩国尚没有绝对权威。政变成功后，青年军官们推举原陆军总参谋长张都英担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总统尹普善继续留任。待到张都英辞职后朴正熙才被支持者推选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尹普善总统也因反对“政务净化法”辞职后，朴正熙才代行总统职务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12后来迫于民众及美国的压力，朴正熙又制定新宪法，恢复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制和总统直选，并于1963年以文职当选总统。他要想长期执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报复，也不得不参加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农民是当时韩国最重要的选举力量，谋求连任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1967年大选前两年，韩国尚有55.1%的农业人口，在发动新村运动的1970年即1971年大选前夕，韩国也仍有44.7%的农业人口13。加之韩国实行完全平等的一人一票制度，农民与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完全平等。因此农民选票的流向将直接决定总统大权的归属，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农业政策是否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将决定着他们在大选中的胜负。1960年代中期朴正熙推行的牺牲农民加快现代化的政策很快就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户与城市居户的收入比值从1965年的99.1%降到了1967年的59.6%，141967年成为了韩国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差距不但成了知识分子共同讨论的话题，也更是1967年大选的敏感问题。15朴正熙的连任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野党候选人尹普善以高价收购低价卖出的双重粮价和化肥半价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农民选票。在1967年大选――韩国成立后最公正的一次选举中，朴正熙只获得了51.44%的选票，险些丢掉总统宝座。16其支持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工商界和军界，很多过去支持他的农民把票投给了对方。为挽回颓势，迎接1971年大选，朴正熙于1970年发动了新村运动，并采取了边建设边改善的推进模式。因此有人评论说，“新村运动只是延长其专制统治，改善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17

二、农民经济权的改善：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

经济权是一个很重要但却不常见的概念。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谓经济权是指公民有通过参加工作或国家提供帮助而获得相当生活水准、免于饥饿的权利。18与该公约经济权相对应，新村运动发动时韩国农民受到宪法保护的经济权主要有经济平等权、迁徙自由、择业自主权、财产权及与之相关的征收征用补偿权、工作权和生活改善权等内容。19新村运动发动后，农民经济权有了较大的改善。

新村范文篇4

xxx市xx镇埝水村位于贾家镇城区以东1公里处，新建的“石人”路旅游干线横跨该村1、7、8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地理、交通条件优越。全村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8个党小组，有党员51名。总户数559户，总人口1648人，总耕地面积1812亩。2002年，全村总收入807万元，农民人均实得2757元。村民有种植蔬菜、水果的传统和优势，农业基础设施较好，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初具规模。

2003年，该村被资阳、简阳确定为两市共建的五个示范村之一，同时也是资阳市重点联系指导的文明新村。根据中共简阳市委、简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明新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埝水村实际，制定如下规划：

一、规划实施单位和指导单位

实施单位：xx镇埝水村党支部

xx镇埝水村村民委员会

指导单位：中共xx镇委员会xx镇人民政府

二、规划实施时间：2003年—2005年

三、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建设丘陵地区经济发展示范典型的总体目标，以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着力点，到2005年，努力把埝水村建设成为“石三”路上党支部战斗力最强，生态环境最美，农民群众最富，乡村风情最浓的城镇居民休闲娱乐的后花园，把埝水村打造成石三公路沿线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党建的一个窗口、一个亮点、一道风景。

四、主要目标

——物质文明方面。争取成为“石三”路上的“首富”。全村总收入2003年达1000万元，2004年达到1270万元，2005年达到167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03年达到2952元，2004年达到2967万元，2005年达到3190元；2005年农房建设符合“八个一”标准的500户左右，达91％。全村实现碎石路面6.5公里，硬化路1.5公里。摩托车、家用电器拥有率每年递增5％以上。

——政治文明方面。党支部2003年达到资阳市“五个好”党支部标准。村党支部以“五个好”为目标，不断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增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不断增强。每年确保将3名党员培养成种养业或其他方面的致富能手，每年新发展1—2名思想素质好，年龄在40岁左右，高中（中专）文化的致富能手为党员。注重村级组织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常年保持后备干部2—3名，并对其压担子、交任务，使他们尽快成长和成熟。

——精神文明方面。2003年争创资阳市级“文明村”。认真开展“四五”普法工作，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力争不发生刑事案件；认真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大力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计划生育率达95％以上；不断深化“三户一村”的评选和创建工作，遵纪守法户达98％以上，五好家庭户达70％，双文明户达65％。

——生态环境方面。打造农民新居与休闲山庄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示范典型。认真抓好以优质水果为支撑的绿色产业的同时，对中心村建设“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造型，分年实施，分户实施”。达到远看是林园，近看是花园，细看是文明户的效果。突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以“柳苑”为中心，千方百计再造1—2个高档次的休闲山庄。

五、工作措施

——发展名优水果。三年内将水果发展到1260亩。其中优质桔类500亩，美国金太阳杏子300亩，桃子300亩，梨子100亩，枇杷60亩。各类水果产量达1840吨，产值230万元。采用高桩嫁接的方式改造已老化的柑桔500亩，其中2004年启动200亩。改造资金约15万元，采取向上争取一点，政府补贴一点，农民群众自筹一点的方式解决。

——发展农家特色乡村旅游。以开明、开放的政策，力争每年吸引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新办1—2家农家乐园。到2005年，农家休闲旅游收入实现120万元。

——完善基础设施。实施村级道路碎石化工程，2003年、2004年每年新增村级碎石公路1公里，2005年新增碎石公路1.5公里，全村碎石路达6.5公里；结合农村能源建设，大力发展沼气，筹集资金25万元，年新建沼气220口；筹集资金15万元，年新建山腰蓄水池50口；大力实施有线电话（电视）村通工程，2004年安装100门，2005年180门，总户数达380户，电话入户达60％左右。

——发展个私经济。抓住贾家镇个体私营经济园区核心区位居埝水的机遇，放手、放胆、放心地发展个私经济，特别要在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加强协调和服务。2003年，要确保若男食品公司、嘉信电器公司的投产，今年的产值在200万元左右。2004年、2005年每年争取引进投资额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1—2户，到2005年，全村个私经济产值580万元左右。

——强力推进农房建设。2003年，完成村两委阵地建设（2004年初完善室内装饰、室外绿化、场地平整等配套工程），完成中心村的选址、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农房建设要落实优惠政策，以七、八社为重中之重，每年完成30户的农房改、扩、新建。2004年，有470户左右达“八个一”标准；2005年，有500户左右达“八个一”标准。对暂时改造有困难的农民住房，通过争取帮扶，采取适当点缀、适当包装的方式增加其美感，达到与新建民居协调统一的目的。

——建立专业协会。本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在2003年底，建立水果协会，完善协会章程，对水果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一条龙服务，让农民最大限度的增产增收。与此同时，积极与两市林业部门和农科院校联姻，经常性的储备2—3个具有前卫水平的品种，保持水果的先发优势和品种、品质优势。

——切切实实加强对村社干部的管理。一是要更新选人标准，把“思想素质+市场经济头脑+工作能力+群众基础”作为选拔村社干部的基本标准。新当选的村社干部，年龄原则上在40岁以下，文化原则上在高中以上。二要拓宽选人视野。要把有志于献身农村事业的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外出务工经商回乡的优秀人才，作为培养选拔村干部的重要来源。稳妥探索选派乡镇干部到村任职，打破村社干部由清一色的“庄稼人”组成的旧格局。三要提高干部待遇。对村社干部实行“基础报酬+绩效报酬”的结构报酬制，稳妥推行兼职兼薪，条件成熟时实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村干部兼社长，社长跨社兼职。对村社干部因天灾人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镇上给予适当救济和扶持。与此同时主动关心村社干部的子女升学、参军、就业等问题。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着力创建“五好”村班子，建立并完善滑坡预警机制和黄牌警示机制。二是群众监督。严格规范村务、财务两公开，扩大民主，增大透明度。三是目标监管。坚持每年一次的村干部述职评议和党员民主评议制度，对优秀胜任者继续留用，对基本胜任或不胜任票占30％以上者，出示黄牌，对不胜任票占40％以上者，坚决免职或依法罢免。

——认真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和“四五”普法工作。全村计划生育率确保93％，力争95％，结合构建农副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坚决打击果霸、肉霸、市霸、菜霸，坚决查处各种干扰农民合法经营的行为，狠抓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程，为农村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六、保障机制

——深入宣传发动。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文明新村建设、构建生态民居示范典型的决策，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和自觉行动。闭路电视开设专栏，及时报道、反映文明新村建设进展情况，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形成人人关心文明新村建设，个个为文明新村建设献计出力的良好氛围。

——落实优惠政策，调动农民建房积极性。在落实资阳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农村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基础上，村建、国土部门要根据农房建设需求量，做好土地预留安排，保证农房建设用地。要切实简化办事程序，做到规划点内农民新居建设用地及时报批，对在规划点内农民新居宅基地一律按人均30平方米执行（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对建沼气池的农户，实行多批15平方米宅基地的优惠政策。新村建设规划和户型设计按市建设部门免费提供的15套方案，交村民选择通过后实施。农房建成后，免费办理房屋产权证。积极协调和引导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农房建房给予信贷支持，解决部分农户建房资金不足的问题。

——实行主要领导亲自联系制度。镇党委书记李强普同志亲自联系埝水村，吴远明、李振华同志协助李强普同志。镇党委主要领导定期向联系该村的市委主要领导专题汇报。镇文明新村领导小组每月向市文明新村建设领导小组书面汇报一次，并每月考评一次村上的工作。

——实行项目资金倾斜，确保文明新村建设顺利实施。在不改变农村道路、退耕还林、千万工程、扶贫开发、水利设施、改水改厕、信息网络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对文明新村建设实行政策倾斜，农村能源建设项目的布局和资金使用优先安排在文明新村规划区域内。

——开展校村、企村共建活动。贾家中学与埝水村结成对子，贾家中学帮助埝水村培训村社干部，充实图书资料，建设现代办公体系，构建电子村务；若男食品公司与埝水村结成对子，若男食品公司帮助埝水村寻找企业发展项目，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埝水村的村民进厂务工。

附表

中共xx镇委员会

新村范文篇5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村治的历史变迁。现行村民自治模式的内在角色冲突，可以归为三重层次。我们并指出了村治的两种应有职能及其残缺。在此基础上，主张村治的整合，倡导一种新型的村治观，旨在突破现行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治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不仅要提供政府与农民的中介，也要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中介，实际上在新的形势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更多地与后者相联系。真正从科层化治理走向网络化治理，需要以不同类型的非营利中介组织为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构造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协与合作社的模式，因而得到了本文的特别关注。将供销社、信用社改革纳入村治框架，以农协或农协式的村委会为主体实施村治，可望在相当程度上克服现有的村治冲突与残缺，化解当前农村紧张的干群关系，实现村治的整合即新村治

关键词：村治；村民自治；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

OnNewPattenofVillageGovernance

ChenLinInstituteofPolicyandManage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CAS)

Abstract:

Wehavereviewedthehistoricalevolvementofvillagegovernanceinfirst.Therearetherekindsofconflictsinherentlyinthecurrentvillageself-governingmodel.Wealsopointouttwoexpectedfunctionandexistingdeficiencyinit.Inordertobreakthroughthepuzzledom,weputforwardanewviewpointofintegratingofvillagegovernmentbasedthisresearch.Thekeymeaningandurgentaffairsofvillagegovernancerestwithintermediaryrolenotonlybetweengovernmentandpeasantsbutalsobetweenpeasantsandmarket.Infact,thedailylifeandbenefitsofpeasantsaremoreusuallyrelatedtothelatter.Fromhierarchygovernancetonetworkgovernance,webringthereformofsupplyandmarketingcooperationandcreditunionintotheframeworkofvillagegovernance.

KeyWords:villagegovernance;self-governing;Non-profitorganization(NPO);intermediaryorganization

（一）背景

村治，即乡村治理。村治在中国，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如徐勇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国家行政权不可能对广阔的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的统治，另一方面在于小农经济和宗族社会有一定的社区自主治理功能。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古代也存在自治，即以地方宗族势力为依托的族民自治，其实质是地方乡绅把持乡村的公共政治权力与资源，与国家行政权力共同管理乡村社会,虽然国家行政权从来就没放弃过把统治权下沉到乡村基层的努力[]。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以宗教、宗族、各种商业组织、市场以及诸如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亲朋关系等共同构成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通过进入“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精英取得为其成员所认同的象征性资源(地位、荣誉等)，掌握乡村治理权。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

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会议和村人民政府。1954年宪法取消了村级政府的建制，把乡镇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单位。乡镇以下工作单位为自然村、选区或行政村，由乡人民代表互选产生的主任协助乡镇政府管理乡村事务[]。此后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次把农村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重合起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既是广大农村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工作单位。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公社必须对上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政权的命令，公社主要领导也由上级政权任命。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只是公社的下属生产单位，必须接受公社的集中统一指挥，农民的自主权更被严格限制在极狭窄的空间内[]。公社，从而国家，对农村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汲取权，以充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之需。

一九八零年代开始，承包制普遍推行，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迅速瓦解。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丧失殆尽，集体财产被哄抢一空，公共设施也因无人管理而趋于荒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诸如交通、水利、教育、卫生、治安乃至文化娱乐设施等公共物品的需要开始上升。农村群体出现的利益分化，也需要一个整合机制。

在此背景下，村民自治作为新时期村治的一种有益探索，应运而生。最早于1980年底，广西宜山、罗城两县一些农村就自发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也有的称为管委会、议事会等），以取代原来的生产大队，因为原来的生产大队已经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日益趋于瓦解。随后，四川、河南、山东等省陆续出现类似的组织。1982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对此加以肯定。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第111条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回应。如何看待基层治理模式，这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些省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思路是组建村公所，将行政系统延伸至最基层，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民政部的思路则是加强村民自治，将乡镇对村的法定关系由领导改为指导[]。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区分了基层组织的前后性质，并指明其发展方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提到在乡即原来的公社以下建立村民委员会，并重申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接着在1986年9月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表明，在基本完成政社分开和建立乡政府工作后，国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乡以下的村级组织和体制，由此加速推动了村民自治的兴起。198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依据宪法第111条，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组织机构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等做了全面的规定，在其第三条中明确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这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兴起的明确标志[]。1993年，中共中央7号文件决定：“为减少管理层次，乡镇不再设置派出机构村公所”。此举也为贯彻村民自治的民主自治原则铺平道路。经过多年的徘徊，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以正式颁行，村民自治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村民自治在取得若干成效的同时，也已暴露出某些深层的问题。本文先拟讨论其中的角色冲突，并归之为三重层次；然后，指出村治的两种应有职能及其残缺；在此基础上，主张村治的整合，倡导一种新型的村治观，旨在突破现行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治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不仅要提供政府与农民的中介，也要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中介，实际上在新的形势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更多地与后者相联系。真正从科层化治理走向网络化治理，需要以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为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构造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协与合作社的模式，因而得到了本文的特别关注。其实，农协无非是综合性的合作社，合作社无非是专业性农协，不过综合性中介组织具有专业性组织无可替代的作用。将供销社、信用社改革纳入村治框架，以农协或农协式的村委会为主体实施村治，可望在相当程度上克服现有的村治冲突与残缺，化解当前农村紧张的干群关系，实现村治的整合。

（一）村治的三重角色冲突

1．1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方面从法律上确立了村委会的自治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忘在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但是，按照这一原文，虽其语焉不详，仍然可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倾向于强调基层党组织务必贯彻党的村民自治方针。至于《党章》本身的第三十二条也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在村民自治开始在全国展开不久，中共中央于1990年12月发出《关于批转〈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0年中发19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同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4年中共中央更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强调，“党支部要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村民委员会必须把自己置于党支部的领导之下，积极主动地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现行政策法规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定位，理论上难以解释，实践中更不便操作。根据常识也不难想见，他们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即使利益一致，观点、主张更可能不一致。这样两个权力中心，并无明确分工，各自都有“尚方宝剑”在手，很容易滋生事端，内耗不断。

相比于村党支部，在理论和法律上，也在大量的现实中，村委会拥有更为广泛和直接的民意基础。而村党支部则拥有传统的权威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相当多的地方过度强调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造成村支部过度干预乃至包办村委会工作，将村委会变成了村党支部的辅助组织，使村委会丧失其自治功能，严重妨碍了村民自治的正常运行及其完善和发展[]。另外一些地方诉诸于其他种种制度设计，如交叉任职、“两票制”等等，意在拓宽村党支部的民意基础，使“党的领导”兼容于村民自治的框架。

但是，现有的调和上述两者关系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偶有成功的经验也无普遍推广的价值。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平行结构”的问题，其实从深层来说，却是一个“上下结构”的问题。村委会与上级政府并无隶属关系，而党组织遵循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第十五条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党的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国共产党基层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第十五条更规定，“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第十六条则要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的候选人先经“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执政党，从广义上讲，党的组织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党对村委会的领导和干预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政府行为。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更容易成为上级政府的人。这才是冲突的根源。我们倾向于认为，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相当因素是村级社区与上级政府可能矛盾的反映，以下详加讨论。

1．2村民委员会与上级政府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具体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九条明确，“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第十条，“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第十一条，“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因此，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和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循此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逻辑，自当对下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等。而现实中的村委会，难以避免地，更多精力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办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村公所”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倒也切中实质。

如果真正落实了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摆脱了上级包办或暗中控制，在现行体制下，则还有“尾大不掉、政令难通”的担忧，亦非空穴来风。其实，从法理上讲，村民委员会是否有义务为行政当局“催粮”、“催款”、“催命”，尚且值得质疑，何况这些行为往往处于村民个体利益的对立面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从其语气上说，这种“指导、支持和帮助”可以接受，也应该可以不接受，何况后面还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呢。第四条还写道，“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这究竟是一般性描述还是强制性义务，立法者似乎也是颇费踌躇的[]。如果村委会具有无条件、无止境的“协助”义务，则将在事实上丧失自治地位，至少也是在工作重心上的本末倒置。

现有的案例显示，上级内定人选之外的“黑马”上任后，多能主动示好于基层政府，卖力甚殷，这不妨理解为传统合法性诉求的一种模仿或沿袭，但是，这种惯性难以持久，因为他们将很快发现自身的合法性来源本已足够充分。所以，在所谓村民“民主”自治的旗帜下，乡村精英如果挟“民意”自重，消极抵制乃至积极对抗行政当局，应该不致令人大感意外。对此，不能脱离现实的利益格局，寄希望于个别人的甚么政治觉悟。当然，基层政府不会容忍村委会潜在的“独立主义”倾向，而村民对于唯上是从的村委会的不满也日益滋长。这种角色冲突、“两头受气”的局面，更可能使得乡村精英自甘游离于村治之外，以至于，沉渣泛起，流氓当道。从长期的演变来看，都将严重动摇现政权的根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村委会单纯充当政府与农民的中介，必然遭遇到上述困扰。虽然自治组织代行部分行政职能，在历史上和国际间都是有例可循的，但是往往隐含着一定的交换条件。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之于村委会，欠缺一种类似于谈判协商从而达成合作的机制；同样地，村委会之于农民，也更多是一个索取的机制，少有回报。村治冲突之求解，首当矫正上述不对称的制度安排。下文还将深入讨论。

1．3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通常所谓的村集体云云，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严格说来，哪怕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村是村、集体是集体，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表面上常有重合。如1999年3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载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里至少说明了“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两者不是一回事，否则何来“尊重”、“维护”、“保障”之说呢。

但是，自从解体以来，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及其地位，有关规定较为含糊，莫衷一是。198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有必要保留。中共中央又在《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主张政社分开后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和规模可以多种多样”，其名称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同时规定这种经济组织“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文件中指出：“目前在乡一级，有些根据政社分开的原则设立了农工商联合社等机构；在村一级，有的单独设合作机构，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社与村自治合为一体”[]。事实上，调查显示，名为“农工商联合社”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一级，有的“取消”了，有的则“名存实亡”，并没有机构存在了[]。在村一级，少数地方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两套机构人马、两块牌子的更为少见；大多数地方，则只有村委会，没有另行设置（哪怕名义上的）村合作经济组织。即使在那些自称已经建立或保留了（村级）“合作社”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往往也是只知有“村委会”，而不知有“合作社”[]。从过去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居民小组”，从“生产大队”演化过来的村，已经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以便在名义上，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现在想来，改革之初在推行家庭承包的同时，不忘强调“双层经营体制”与“集体经济组织”，恐怕更多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唯恐被指责为“私有化”、“回头路”，所以差不多是“虚幌一枪”。这与今天面向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农民合作组织，背景和意义迥然不同。

在村一级，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现已有名无实。“村社合一”也好，有村无社也好，原本只要在意识形态上勉强能够自圆其说，应可安然无事。但自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村办企业，往往也假以“集体所有制”之名，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这些企业不少是向村民集资或举债兴办，还有的动用了集体积累乃至征地补偿款等资金来源。有的村办企业甚至涉足金融、房地产等投机生意（在南方似乎并不少见）。可是，姑且不论及腐败的问题，市场本身也是风险莫测的。一旦经营失策、周转不灵，某些村因为村办企业的缘故，负债数千万，人均几万、十几万，亦不罕见。当然，也有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竟然有村支书不堪重负自杀的[]。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这种乡村债务危机，特别是村级债务，成因固然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仅考虑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村民委员会与新生的“村办集体企业”的关系问题。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合法存在历来无需在民政部门、更不必到工商部门取得登记。但是，其本身缺乏严格界定的独立财产和法人地位，村委会能否独立从事民商行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承担何种的民事责任，是不能不有所疑问的。当然事实上，如上所述，村委会动用集体积累或向村民集资创办的企业大量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由此引起的企业经营债务，特别是在需要强行清偿的情况下，其最终的承担者是谁？恰恰因为名为“集体所有制”，很多时候，这些债务由村委会承担，又通过村委会转嫁给全体村民。村民可能在事不关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背上莫名其妙的债务，岂不滑天下之大稽？所以必须理顺这当中的关系。

村委会的首要职责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事实上拥有法定的垄断地位。既然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都应当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机关也不再被允许直接充当投资者，村委会更不宜涉足纯粹的经营活动。如果确有必要和实力投资企业，也要按照《公司法》的规范程序，采取有限责任的形式，明晰产权结构。现行法规虽然承认了村委会的投资主体资格[]，但是，村委会本身的独立财产和法人地位还有待明确。

从根本上说，必须解决“社（区）”“企（业）”分离的问题。社区自治组织，本质上应当是一种非营利组织。这种非营利组织可以持有企业的权益，但其本身有别于企业，更不同于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要避免“与民争利”，亟待确立一般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成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当然，如所周知，迄今为止，村委会充当政府与农民的中介，已属勉为其难，要能起到农民与市场的中介作用，还有很多体制上问题，这正是下文所要讨论的。

（三）村治的两种应有职能及其残缺

本文所已讨论的村治的内在冲突，促使我们对于现行村民自治模式加以反思。村治的应有之义和当务之急，不仅要提供政府与农民的中介，也要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中介，这是村治的两种应有职能。实际上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更多地与后者相联系。众多分散的农户面对大市场特别是垄断厂商，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乃至于软弱可欺，那么，适当组织起来，有助于改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费用，规避经营风险，减少利益流失。合作社或农协就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其实，根据国外的习惯称谓，合作社无非是专业性的农协，农协无非是综合性的合作社，两者时常通用。但是，我国旧有供销社、信用社系统的改革以及新生的合作社、专业协会的发展，并未被纳入现行的村治框架，本文称之为村治的残缺。

3.1合作社的国际经验

合作社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社员同等出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受益、并积极参与其活动。最早出现的罗奇代尔（Rochdale）公平先锋社从1844年成立伊始就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办社原则，并在大体上为后来的国际合作社联盟所沿用[]。目前世所公认的“合作社七原则”成型于199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大会，其主要内容是：自愿与开放的社员制；社员民主管理；非营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自主、自立原则；教育、培训和宣传；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事务。曼彻斯特七原则主要重申了既往的精神，但其中的“自主、自立”和“关心社区事务”仍然不乏新意。

合作社的思想萌芽虽然不无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但其长足的实践完全可以兼容于资本主义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合作社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不过，生产合作社，除了以色列的基布兹等极少数的例外，向来难成气候，其不如流通合作社盛行和持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容易观察的现象。究其原因，生产合作社好比员工集体兼有“股东”的身份，这些权利均不可交易，其与流通合作社的差别，恐不亚于合作社与一般经济组织的差别。经济学理论上的可能解释是，流通环节经过市场过程，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较有保证，合作社在此仍然可以是有效率的；而生产过程的监督成本较高，道德风险难以控制，只能更多地诉诸于“资本雇用劳动并获取剩余”的企业制度。所以，本文着重讨论流通合作社。

流通至少包括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商品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尽可以归类为供销合作社（亦含消费合作社），资金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尽可以归类为信用合作社（亦含保险合作社乃至于住宅合作社）。从广义上讲，各种中介服务性质的协会组织，也是一种合作社，而且就其特征来说更接近于上述流通合作社，只不过这里流通的可能是信息、技术等要素。

公司本质上是一种结社，本文倾向于将合作社、特别是流通合作社也理解为公司的特例。国外公司法并不一定以营利性为公司的当然要件，实际上合作社在多数国家往往注册为非营利性的公司法人。对于流通合作社来说，全部社员兼有“股东”与“客户”的双重身份。作为股东，其所有者权益大致均等无异，因此“民主管理”倒也暗合资本的逻辑；作为客户，其交易惠顾额常有多寡之别，如有“赢利”按此“分红”，本质上应相当于退还资费。“股东”与“客户”各自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均衡的结果只能是，流通合作社本身保持“非营利”的性质。值得指出，国内关于合作社的研究，强调了合作社与股份制的异同[]，却忽视了合作社作为非营利组织同一般企业的区别。

同样是流通合作社，其在农村较之于城市，更为常见和重要，相信这与农村的市场结构有关。众多分散的农户面对大市场特别是垄断厂商，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乃至于软弱可欺，那么，适当组织起来，有助于改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费用，规避经营风险，减少利益流失。虽然从全社会来看，合作社并非主流的经济组织形式，其自身涉及的投资和就业无足大观，但在市场的入口处，特别是相对于宛如一片大海的小农而言，合作社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效。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合作社大有可为。这些合作社几乎毫无例外地活跃于流通领域，兼及农产品初加工、储运环节（后两者其实也属于大流通的概念）。如日本农协自1900年该国颁布《产业组合法》算起，已逾百年历史。作为农产品的主要流通渠道，日本农协对于保障农产品供应居功甚伟；通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以及资金调剂等多方面的服务，大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收入增长；此外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甚至强化了执政党的政权基础，有力保障了政局稳定[]。台湾地区则从70年代开始借助各种农民团体组织发展市场导向的生产，现已逐渐形成了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布局区域化、服务社会化的产销经营格局，其中合作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欧陆国家的情况，因其素有浓厚的合作社传统，更不待言[]。即使在自由经济的大本营美国，据统计，供销合作社达到4073个,成员约402万，信用合作社4073个，成员约402万（1995年）；农村电力合作社和电话合作社896个（1991年）；还有许多更加专业化的合作社，如南加州地区颇为成功的供水合作社。美国4/5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合作社不仅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也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出口农产品的70％，正是由合作社经办的[]。如美国新奇士橙协会，系由加利福尼亚和亚里桑那州6500个美国果农、61个包装公司的自发联合，其成员几乎囊括了上述两州60％-70％的果农户数。这个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民间协会对外使用统一的商标“新奇士”，实行统一价格并每周浮动。协会本身作为非营利组织，只负责全球市场推广和科技改良等[]。随着WTO的日益临近，中国农户面对的直接竞争对手，并非如己的一盘散沙，而将是这样的“联合舰队”。

3.2中国合作社的理论和历史渊源

新奇士橙近年大举登陆中国，给我们最大的震动应该是中国农业制度的致命缺陷。美国的农场主享有周到的信息、技术和经销服务，尽可以安心生产，相比之下，中国本已弱小的农户却不得不单兵作战，容易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我们也有貌似强大的“合作社”系统，但是，中国合作社有其特殊的理论和历史渊源。

马克思认为合作社“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恩格斯称之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经典作家宣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我们对小农的义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为此提供帮助。当然，到那时，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这种转变的一切好处”[]。如所周知，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并无“足够的手段”来实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只能诉诸于国家暴力，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血雨腥风就是例证。小农无可逃脱地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源头[]。合作社也被规约为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则被设定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制）的预备级。

列宁曾对流通型合作社寄予厚望。但他所看重的也是，在暂不触动所有制、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从流通方面把劳动者组织起来，进而通过流通逐步把合作制渗透到生产中去。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乃至进一步提取工业化积累，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竞相追求“一大二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干部以“行政级别”和“政治待遇”为念，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作为计划经济的历史产物，长期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简单地指望他们摇身一变，放下身段全心全意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

3.3农村合作社的改革与困境

其实，新时期农村合作社的问题，早已引起一定重视。以供销社为例，1982年，几乎在废除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的同时，中央已有意恢复其本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着手由“官办”改“民办”，使之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并试图恢复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1984年根据田纪云副总理指示，在恢复上述“三性”的基础上，发起了“五个突破”的改革，即突破劳动制度，突破农民入股限制，突破原来的经营范围，突破原来的服务领域，突破商品购销价格；在财务制度方面也由过去统收统支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基金调剂，向国家激纳所得税，不再承担政策性亏损。1985年提出了“六个发展”，即发展为商品生产的系列化服务，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强调：供销合作社的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总书记在1996年也明确提出，供销合作社要肩负起“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历史重任。1999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出了《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

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供销社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处在农村市场的最前沿，拥有从建国以来苦心经营的庞大服务网络。就全国来讲，现在入股的社员达1.8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0%；拥有一支580万人的职工队伍，各种形式的经营服务网点近100万个。而另一方面，由于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上的深层原因，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供销社对农村市场的开拓力不从心，甚至难以自保。1999年底开始在全国供销社系统开展的“财务挂账”工作，后据媒体报道，所统计出的亏损数额之大超出想象，使人对供销社的存废也产生了疑问。事实上供销社在某些地方已经名存实亡或陷于瘫痪。

至于农村信用社，1984年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时也已提出，“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但直到近年来，在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贯彻之下，才完成了农村信用社同农业银行“脱钩”工作。当前农村信用社同样面临不少严峻问题，突出表现是信贷资产质量差，部分农村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隐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可能一触即发。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官商习气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有所转变，甚至开始实现一些“经济效益”。但从目前的主流方向上看，它们主要不是恢复合作社的性质，而是纷纷化身为经营自主的独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甚至是唯一）追求；更有甚者，在“内部人控制”下，完全以职工或个别领导的利益为转移。有的供销社不遗余力地盘剥农户（往往也是自己的社员），较私商亦有过之；有的信用社则参与高利贷。以农村信用社为例，其对社员的贷款程序、标准与商业银行基本相同，非社员贷款比重占到30—50％[]。至于民主管理云云，亦长期流于形式。所以在农民看来，信用社并非自己的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同样道理，供销社也难区别于一般商业企业。

农村合作社改革的停滞不前难免使人灰心丧气，萌生另起炉灶的念头。的确，在现行体制的供销社、信用社未尽其职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仍然层出不穷。目前大量涌现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就是生动的例证。正如学者指出，“农民合作组织井非就永远躺进了历史博物馆。相反，几乎是与他们扬弃了老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农民立即表现出对于在生产、流通和信用领域合作的浓厚兴趣；然而，一旦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加强双层经营和形成新的合作组织，农民却又仿佛患了‘恐合症’，一时间谈‘合’色变。”何以如此？原因在于，两种组织形式和职能不同，参与人的激励和约束不同。强制性合作组织中的成员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相反自愿合作组织却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个问题[]。非但如此，历史上强制性组织带来的束缚，农民应还记忆犹新；现实中许多地方基层政府热衷领办“几统一”的服务体系，更意在与民争利，甚至几近于强买强卖；当然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准入。现有的供销社、信用社虽然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却在各自的领域享有排他性的专营权，借助其垄断地位将低效、浪费和腐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转嫁到农户头上，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近年来，农业服务费用上升了22%，年均增长9%，这也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户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众多分散的农户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在此情况下，任何新生的流通合作社都是难有作为的。

（四）村治的整合

现在看来，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改革各行其道，都难以成功；要其成功，有待于两者的胜利会师或整合。从村委会来说，两头受气，也是因为功能过于单一。无论为上级政府代收代缴，还是仅仅维持自身的运作，办些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委会都必须直接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资金筹措殊为不易，更容易导致干群的对立。合作社系统，再加上国营粮站，控制了主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基本购销渠道。在这种利益格局之下，村民自治的空间极其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转换思路，将供销社、信用社改革以及新生合作社、专业协会的发展纳入村治框架，在乡村设置综合性的基层农协，确立其法人地位，以农协或农协式的村委会为主体实施村治，就可以同时借助市场中介的机制，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从流通环节获取必要的盈余用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样不太容易遭到农民的抵触，也极大降低了征收成本。

从农村合作社来说，我们长期视之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却几乎忘记，从其历史渊源来看，这个集体并非内部的员工集体，而是当年的“社员”集体。当年的“社员”就是今天的村民。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及其员工之间仍然适用一般的雇用劳动关系，“社员”之于合作社，则应当诉诸于资本的逻辑（虽然这些资本的份额通常比较持平）。所以，农村合作社的迫切问题，是从“官本位”回归社会，重返社区。但是，供销社、信用社的规模多已较大，直接改制为基于村民个人的会员制组织，在操作上很不方便，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结合农协的设置，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譬如，将这些合作社成建制划归农协，或者，合作社以基层农协为其单位会员。

欲加强农协地位，必先充实其法人财产，在改革的起步时期尤其如此。除了上述“收编”合作社的措施之外，还可从农村集体土地中划出适当比例的“公地”，由农协支配，以其出租收入支持社区组织的运行。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宗族自治，不是也有类似于“公地”的制度安排吗？农协也应当是村办企业权益的合法持有者。另外，原来“公社”一级的“集体”资产，在“社改乡”过程中，似乎不知所终，其实大都纷纷演变为乡镇政府所有或实际控制。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主张，撤销乡级政府建制，缩编为乡公所，则应有一些乡镇财产“物归原主”，由农协代领。在县乡机构改革中，如农技、农机、农经之类的所站，也可以精简整顿后整体划归农协，或成为个别“收编”的对象。最后，现在已有人在讨论减持国有股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但是，国有资产净额当中属于历史欠账的部分，除了包含国有企事业原有职工的应提未提的养老金之外，还有在农业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体制下所转移的巨额农村积累。所以，也不妨在国有资产净额中划出一定比例，由全国性农协持有，以加强其行业协调实力。这样做，并无私有化之嫌，还有助于国有企业改革。至于划出比例的确定，并不需要太精确，好比是“肉烂烂在锅里”嘛。

政府以立法方式，赋予农协一定的专营权，隐含地换取农协在行政上必要的合作。譬如，现行的粮食、棉花和化肥、农药等专营权，如果还要有所保留，就可以赋予农协，至少也要确立农协的主渠道地位。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在那里，“农会经收三分之一的生产稻谷，分配五分之四农民使用的肥料。农会办理农业推广计划。”而台湾“政府”的农业改进计划透过农会达与农民。台湾“政府”的责任减轻至仅限于政策制定和辅导监督，而将实际执行之责任交付农会[]。目前台湾农会开展的四大业务，供销(包括供给、运销、仓储、加工、制造、运输等)、信用(包括存款和放款)、农业推广(包括家政改进，农事指导等)、家畜保险(包括疾病预防、疾病治疗、死亡赔偿)等，深入和带动千家万户。

农协有此实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市场化运行。而国家在农村的财政收入，也可以通过农协完成。当然，农村税费本身有一个改革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大力精简税费[]，在归并之后，也尽量不要直接针对农民个人收取。此外，政府的法定义务，如农村基础教育，应由财政确保，不应成为农民的负担。这样农村的官民矛盾可以大为缓解，原来村委会的那种不尴不尬的苦衷，可望消解于无形。至于村委会的名义是否保留已经无关紧要。可将村委会作为基层农协的常设执行机构，以在较大程度上兼容于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可将村委会变成农协的一个内设的社区服务部门，不再直接由选举产生；或者完全取消村委会，最多只设一个礼仪性的村长。

为免农协重蹈传统农村合作社的覆辙，社团民主非常重要。与大陆具有基本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台湾，其农会最早产生于1899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农会会长和重要职位，多为各级行政长官兼任或者委派，农会成为殖民政府控制农产品的半政府机构。有研究者指出：“因长期受日据政府的控制，一切以统治国家的利益为依归，而使其组织和会员关系脱节。以致会员与对农会的业务漠不关心[]。1949年，台湾农会和合作社两大农民组织合并之后，农民组织被地主、商人和退职政府职员把持。195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有一半以上的农会会员不知农会为谁所有，回答农会为农民“自有”的只有一人。1953年，美国教授安德森提交考察报告后，农会被改组，中心内容就是废除了指派农会干部的做法，使所有会员代表，农业小组正副小组长、理事、监事以及业务主管、总干事，都由农会成员以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台湾农会的真正发展是在1953年……将农会交由农民控制，因而会员人数急剧增加，业务数量逐年扩展”[]。现在，台湾的“农会法”规定了自上而下的农会选举制度、规定了各级农会会员代表中，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为自耕农、佃农及雇农。理事及监事会要有三分之二为佃农和自耕农。台湾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这些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村治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事情。如果仅仅通过村民自治的渠道，尚无法把农民的利益反映到诸如“入关”谈判这样的决策过程中去。农协组织，或农协参与的组织却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以澳大利亚农场主联合会中谷物委员会下属的小麦管理委员会(也称小麦局)为例，法律规定设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理事会，其中主席一名(必须是小麦种植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代表一名，小麦种植者代表5名（每州一名），由联邦初级产品能源部任命的专家代表4名，其中一名必须是小麦种植者代表。这个理事会的成员由澳大利亚谷物委员会推荐，联邦政府初级产品能源部部长任命。如果部长认为谷物委员会推荐的成员不合适而不予任命，则由谷物委员会重新推荐。对小麦管理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部长只有任命权，没有推荐权[]。

新村范文篇6

一、加强领导、科学决策，千方百计推进项目建设

一是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场镇新区及新村建设工作，及时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书记同志为组长的场镇新区及新村建设领导小组，科学论证，认真进行场镇新区及新村规划设计。

二是为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制定了项目跟踪服务制，成立了项目推进小组，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三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创新工作机制，打破条条框框，乡内互相衔接沟通，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同时成立了项目监督小组，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建设进度

截止月底，全乡7个村15个居民集中点规划全面启动，设计人员正在加紧基础资料搜集和测绘。新区建设农房修建加紧基建中，配套公共设施5000余㎡土地平整即将结束，占地30余亩的观光农业（红心猕猴桃）示范园正在加紧函接、推进实施中。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新区及新村建设中缺少项目资金。

2、项目实施中民间资金注入难。

3、新区和新村规划中用地矛盾突出。

4、新区和新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资金投入较大。

新村范文篇7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三、突出三个特点，抓好三个结合

四、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1、完成新村建设规划编制，新村规划编制合理，即符合农村生产生活习惯，又不失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新要求。

新村范文篇8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建设幸福美丽新村的总体部署，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总体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1—6月，全县共启动幸福美丽新村建设20个，新培育种养大户170余户、专合组织35家、家庭农场8家，发展特色产业2万亩。一季度，全县实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828元，增长11.2%。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巩固一批、提升一批、拓展一批”的总体思路，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快速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一、突出市场带动强产业，确保农民有好收入。始终把做大市场作为推动基地建设、壮大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环节来抓。一是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立足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打造“经营主体+市场+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探索龙头企业建基地带大户、大户联散户等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采取“强强联合、抱团发展”的方式，重点培育温氏养殖、十陵禽业、丰侨科技、盛品果业、汇强油脂等农业龙头企业，着力提升企业“两个带动”的能力，力争全年新发展各类专业大户200户，家庭农场20家，专业合作社30个。二是稳步推进园区建设。坚持以产业为基础，以点连线、由线扩面，同步推动园区产业、新镇、新村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园区产业功能、城镇功能、生态功能有机统一，力争年内整合各类项目资金1.32亿元，带动社会资本3亿元投入园区建设，努力打造基础功能完善、产业形态多样、市场竞争力强的成长型农业园区。三是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狠抓优质粮油、道地中药材、优质水果、绿色蔬菜、高效经济林、现代畜禽“六大”特色优势产业，以蓬乐路、罗桂路等五条主要公路为重点，逐步形成“五路五带”的区域化产业布局，力争全年新发展现代农业产业5万亩，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产业支撑。四是强化市场服务。充分利用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和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农户提供产品价格、技术服务等信息，提升竞争力；充分发挥电子商务营销优势，通过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市场需求等方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农村产权抵押质押向农民发放贷款，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农村、发展产业。同时，按照“社员制、封闭性”原则，探索建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着力解决银行不愿做、农民做不了的金融服务，探索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新路子。

二、突出农民自主建新村，确保农民住上好房子。始终坚持做到将农民需求、承受能力与新村规划建设相统一、相协调。一是因地制宜抓规划。按照“宜聚则聚、宜散则散、适度聚居”的原则，整体考虑、统筹谋划村落分布、生态保护、人口居住及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实现新村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公共服务规划“多规衔接”，建设具有农村地域特色、乡村田园风光的“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新型村庄。二是“保改建”结合建新村。坚持宜改则改、宜保则保、宜建则建的思路，不大挖大填，不急于求成，不大干快上，不标新立异，不新增债务，稳步推进新村建设。我们将安排专门力量，摸清全县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院落，并对其实行保护性修复。对具有基本功能的自然村庄实施“两池六改”，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力求“修旧如新”。对于新建新村，采取“平地还耕、农房上坡”模式，腾出平地发展现代农业，利用缓坡建设农民新居，既有效提升土地率又同步发展新村。三是着力破解资金瓶颈。实行涉农项目资金捆绑进入、基础设施配套进入、社会资本联动进入，调动社会力量、整合各方资源，多渠道、多方式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新村范文篇9

一、基本情况

中天镇井市村地处乐至县西部，距县城27公里，距资阳市30公里，桂中路横穿而过，阳化河绕村而下，红旗丝绸公司座落其中。全村辖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人口1390人，农业户445户；有耕地1072亩（其中田441亩、土631亩）人均占有耕地0.77亩；有劳动力714人，其中男377人，女337人；全村有党小组4个，有党员39名，有村级活动阵地220㎡；二00四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72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6万元。

二、指导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认真实施六项工程（“党员先锋工程”、“农民致富”工程、“村民文明”工程、“双先”人才工程、“党员电教科技致富”工程，“1＋3工程”），围绕构建布局合理，结构调整生态化、园林绿化特色化为目标，根据该村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打造具有循环经济特色、园林绿化特色和现代文明气息融为一体的鱼果牧生态家园。

三、总体要求

（一）抓好科学规划、进一步完善配套建设。巩固前期建设成果，规划注重“四个结合”:一是与丘陵地区农村党建综合示范带、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突出创建位置，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二是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使之文明新村建设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产业化经营，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收入，最终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三是与改进村社环境和农民的精神面貌结合起来，将文明新村建设同构建鱼果牧生态家园，改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相结合，把农民从过去因小农经济意识而形成的“四乱”（即乱堆放、乱扔倒、乱张挂、乱涂画）的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在外部环境、外部气候的影响下，逐步转变思想，提高其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四是与配套建设相结合。构建文明新村现代化框架。将农村公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卫生网络建设、能源建设等项目向文明新村倾斜，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二）把“五改”、“三建”、“两提高”作为重点。“五改”即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改水就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用水，解决人畜饮水；改路就是把路修到每一个社，把水泥路和石板路连到农户；改厨就是修建节能灶，让厨房整洁、明亮、；改厕就是修建卫生厕所，改变人畜共厕的状况；改圈就是修建新式的畜禽圈栏，做到通气、干燥、保暖、卫生。“三建”即建池、建家、建园。建池就是修建沼气池，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建家就是建好农户房舍；建园就是建好致富庭园，大力发展庭园经济。“两提高”，一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二是提高农村文明程度。

（三）抓好典型示范，增强带动力。在工作方法上，既大胆探索，又稳步推进，更注重实效。立足用现代文明去影响农村、带动城乡文明的共同进步，争取部门支持，走出一条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对口帮扶，以城带动乡的文明新村建设路子。

四、总体目标

全面实现一流的村级领导班子，一流的党员队伍，一流的优质果基地，一流的水产养殖基地，一流的水泥村道，一流的生态民居，一流的治安模范村，一流的文明新村。

五、年度目标

（一）2006年规划

1.培养后备干部3名。

2.发展新党员1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

3.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坚持“”制度，积极开展先锋工程，落实示范户5户，每月开展2—3次电教活动。

4.加强“三村建设”。完善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实行民主决策；搞好每季度一次的村务、财务公开；认真落实畅通工程，保持广播畅通，光纤入户35户，固定电话60部，移动电话250部；加强普法教育，教育面达90％以上；组织村义务巡逻队，开展群防群治。

5.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计生率达到95％以上，新建文化中心户20户，创遵纪守法户230户，五好家庭户100户，双文明户25户。

6.积极推行农村廉政文化建设。

7.加强文明新村民居建设工作，努力构建布局合理，整洁美观，居住舒适的“八个一”生态民居。实现住房改造20户，绿化农户居住环境50户。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新修水泥路2公里，通社路1.5公里（重点是3、5、6社），通户路3公里（重点是1、3、8社）。二是水利设施建设修田埂3000米，修蓄水池20口。三是配套工程，建沼气池60口，打井80口，改厨100个，改厕150所，道路绿化100米，庭院绿化2000米，硬化院坝20个。

9.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建设生态“猪业家园”50户（常年保持存栏生猪30头，出栏80头）常年存栏保持1000头，生猪出栏2000头。二是发展养羊重专户3户，养蚕300张，三是稻田养鱼50亩，网箱养鱼20口，种植无公害蔬菜30亩，优质水果100亩。四是劳务输出2000人。五是达到人均纯收入3233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03万元。

（二）2007年规划

1.依法公推直选村干部，继续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充分发挥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新发展党员2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4名。

3.积极开展党员先锋工程，落实示范户5户。

4.加强计划生育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计生率95％。新建文化中心户30户，创遵纪守法户240，五好家庭户120户，双文明户30户。

5.加强村科技、民主与法制建设。光纤电视397户，固定电话110部，移动电话100部，普法教育面达95％以上，治安秩序良好，社会稳定。

6.新建文明新村民居20户，绿化民居房屋100户。

7.积极推行农村廉政文化建设。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硬化通社0.5公里，通户路1.5公里。二是修田埂1000米，修蓄水池50口。三是配套工程，建沼气池30口，打井60口，改厨40个，改厕160所，道路绿化100米，庭院绿化2000米，硬化院坝40个。

9.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建设生态“猪业家园”达50户（常年保持存栏生猪30头，出栏80头）常年存栏保持1500头，生猪出栏3000头。二是发展养羊重专户1户，养蚕300张，小家禽5000只。三是稻田养鱼80亩，网箱养鱼50口，种植无公害蔬菜50亩，优质水果50亩。四是劳务输出250人。五是达到人均纯收入3561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8万元。

（三）2008年规划

1.加强两委班子成员的学习培训，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班子成员的综合素质。

2.发展新党员3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

3.加强党员队伍的管理、教育。积极开展党员先锋工程，落实示范户8户。

4.加强计划生育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计生率95％。新建文化中心户40户，遵纪守法户300户，创五好家庭户130户，双文明户40户。

5.加强村科技、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会3次，安装光纤电视达440户，固定电话150部，移动电话500部。普法教育面达95％以上。

6.积极推行农村廉政文化建设。

7.新建文明新村民居30户，绿化民居房屋130户。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硬化通社路0.5公里，通户路1.5公里。二是修田埂1000米，修蓄水池150口。三是配套工程，建沼气池50口，打井30口，改厨60个，改厕80所，道路绿化50米，庭院绿化800米，硬化院坝20个。

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922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5万元。

六、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镇、村成立专门领导小组，明确职责、任务，作好组织保障。

2.加大宣传力度。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参与，营造发展环境，努力形成人人关心文明新村建设，个个为文明新村建设献计献策的良好社会氛围。

3.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突出发展生猪、水产、水果、蔬菜、蚕桑等特色产业，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环境生态型、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使农民增收致富。

5.加大招商引资。加强对村“四场”（农贸市场、屠宰场、养鸡场、奶牛场）、“三园”（果园、幼儿园、水产示范园）的管理，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新村范文篇10

一、工作机制运转情况

镇为贯彻“法治文化进乡村”精神，按照依法治村工作要求，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引导乡村村依法自治，帮助健全村组织、民主管理、完善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此过程中，村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率先锤炼，获得“省级法治示范村”称号，村如今也正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姿态创新推进“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力争成为镇下一个法治示范村。

二、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经验和做法

（一）建设法治主题长廊。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定期载入法治宣传专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漫画、挂画，等置于广告牌，观光道两旁，凉亭之内等位置，结合具体事例“说”法，确保法治宣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

（二）建设农村法治图书角。“水景家园”建成后，以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为依托，建立法律图书室，并配备一些常用法律书籍，定期对群众开放，并配备一名专业的“法律明白人”，为群众解决法律疑难，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三）定期开展法治小讲堂活动。成立一支由村主任为首，各组组长为成员的专业的法律宣传队伍，每月开展一次开展法律宣讲活动，宣讲内容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及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法、土地法、农业法等。

（四）加强法治文艺建设。充分利用村妇女文艺队平台，编排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法制文艺节目，深入聚居点，开展法制文化宣传活动，把法治文化理念渗透到群众心里。

（五）结合本地新村人文地理环境特点，大力传播“法为上、人为本、调为先、情为牵、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理念，重点从“法、理、情、德、利”方面进行阐释，利用道德词汇、动漫绘画、典型事例、灯笼、对联、壁画等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树立起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三、问题和困难

（一）群众法治观念淡漠。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受传统法律意识影响，农村群众重视传统礼俗，轻视法律规范，法治观念淡漠，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如部分农村群众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结婚仪式等形式，忽视婚姻登记，由此引发婚姻关系纠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以息事宁人为目的，往往凭自己的权威、经验和习惯来解决，把法律规范抛之脑后，结果却往往是“压下了这头，翘起了那头”。

（二）群众文化生活匮乏。我镇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大部分群众仅能通过电视、报刊等有限的渠道接受外界信息，内容不丰富，形式单一，范围不广。文化活动场所和文化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农村文艺作品缺乏，文化活动品味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致使一些群众转向、搞封建迷信等一些不健康的活动。

（三）农村普法效果不佳。普法宣传教育往往在法制宣传日，逢场之日，在人流量较大的城镇区域开展，在距离城镇相对远一点的村子，在普法的次数和质量上明显下降，个别偏远的如箭杆林村、白马村一年难以接受一次法治教育。普法宣传手段单一，往往以发宣传资料、上法制课、挂宣传标语等传统宣传形式为主，加之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普法宣传内容接受度不高，兴趣缺乏，致使普法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四、下一步努力方向

农村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培育法治文化对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其中，才能有效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

（一）融入新村建设，打造农村法治品牌。村“水景家园”，村“茶苑新居”作为我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改善农村群众居住环境，提高农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产与生活、物质与文化同步提升。在培育农村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把法治文化塑造与新村建设有机结合，根据新村聚居点建筑风格，在新村聚居点高标准建立一批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墙，形成各具特色的农村法治品牌，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得到法治文化的沁润，接受法治理念的传播。

（二）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农村法治元素。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根在农村，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推崇的“仁、义、礼、智、信”，无不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要充分利用皮影、剪纸、山歌、快板、对联等群众基础性好的传统艺术形式，把法治文化的理念与它们有机融合，大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逐渐喜爱法治文化，接受法治文化。

（三）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农村法治内涵。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把法治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弘扬孝道、伦理等传统道德观念，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不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精品范文

1新村委班子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