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影响范文10篇

消费影响范文篇1

关键词：消费金融；居民消费；VAR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外循环”发展。该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带来巨大成功，但长期来看，存在着一系列隐患。例如，过度关注国外市场而忽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过分依赖国际环境，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风险较大。近年来，面对投资和出口的巨大不确定性，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环。作为拉动国内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消费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阶段研究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1.模型设定。本文选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PVAR模型表达式如下：（3）其中，i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不同时间，j表示滞后阶数，ε代表扰动项。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选用2013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CCL）反映消费信贷情况，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ZC）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NCC）分别反映城乡居民消费的实际情况，用人均可支配收入（Y）反映居民收入情况。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为避免异方差问题，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模型所用变量变为LNCCL、LNCZC、LNNCC、LNY。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均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各变量的水平值均为不存在单位根的平稳序列，满足后续建模的条件。2.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结合LR、FPE、AIC、SBIC、HQIC这五个信息准则进行综合考虑。在0—3阶滞后期这五个指标的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LR、FPE、AIC、SBIC和HQIC均选择滞后3阶为最优滞后阶数，因此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2。可以看到消费信贷余额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格兰杰原因，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是消费信贷余额的格兰杰原因。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二者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同样，消费信贷余额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消费信贷余额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反过来也会对消费信贷余额产生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互影响。4.估计PVAR模型。为使后文分析结果有效，本文对模型做了稳定性检验，从图1可以看出构建的P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均在单位圆内，模型是稳定的。图1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在检验了模型的稳定性后，本文对PVAR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模型，其变量系数的意义难于解释，部分参数的显著性不能通过检验，因此这里并不对系数意义进行分析，而是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ZC）、农村居民消费支出（NCC）受消费信贷余额（CCL）和人均可支配收入（Y）冲击的响应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1）、（3）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消费信贷余额的冲击呈现正向响应，且在第三期达到峰值（0.033772），说明消费信贷余额的增长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且这种促进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最大，第三期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开始递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消费信贷余额的冲击同样呈现正向的响应，并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值（0.035704），说明消费信贷余额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第三期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减弱。对比发现消费信贷余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信贷余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减弱的幅度更小，即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消费信贷余额的依赖性更强，黏性更大。可能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居民面临着较高的融资约束，其对消费信贷有着更强的敏感性，由消费信贷引起的信贷环境的改善能够释放更大的消费支出。由图2（2）、（4）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冲击呈现正向响应，且均在第2期达到峰值，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

（三）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消费金融对居民不同种类消费的影响，探究消费金融对居住消费支出和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影响的差异性。选取的变量包括居民居住消费支出（NYC）、非耐用消费品支出（FNYC）和个人消费信贷（PCL），时间区间为2013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其中，个人消费信贷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居住消费支出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采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进行消费金融对居民居住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构建的BVAR模型方程如下：yt=C+B1yt|1+B2yt|2+1+Bpyt|p+εt（4）其中，yt=YNYCt，FNYCt，PCLtYT，εt为残差向量，B1，|，Bp为被估计的系数矩阵。1.单位根检验。由表4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居住消费支出（NYC）、非耐用消费品支出（FNYC）和个人消费信贷（PCL）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变量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均为不平稳序列。将原序列进行差分后，所有变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所有变量服从一阶单整，因此基于一阶差分后DNYC、DFNYC、DPCL建立BVAR模型进行研究。2.协整检验。为防止伪回归现象，要对DNYC、DFNYC和DPCL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根据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期为2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迹统计值63.27远大于5%时的临界值29.80，拒绝存在0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至少有一个协整向量，DNYC、NFNYC与DPYC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个人消费信贷是居民非耐用品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保证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有效性，对模型做了稳定性检验，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模型稳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当对个人消费信贷施加一个脉冲冲击时，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呈现正向响应，且在第2期达到峰值（94.55663），即个人消费信贷增加对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后快速递减直至为0。个人消费信贷对居住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呈现正向响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在第2期达到峰值（49.01832），随后快速减弱直至为0。个人消费信贷的增加会促进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的增长，从影响程度看，个人消费信贷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更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个人消费信贷可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消费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农村居民收入较低且资金来源较为单一，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对消费信贷有着更强的敏感性，由消费信贷引起的信贷环境的改善能够释放更大的消费支出。另外，个人消费信贷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消费信贷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更大。随着近些年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居民更加依赖花呗和京东白条等消费信贷进行提前消费，且消费以食品、服装和日用品等非耐用品为主，更加注重消费体验和提升生活品质。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延伸消费金融市场，丰富并深化消费金融领域的结构性供给。目前消费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家电、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上，被用于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信贷比例较低，存在消费金融结构性供给失衡的问题。因此要提升非耐用消费品的信贷供给比例，以适应市场需求。另外，要发展非银行性的消费金融公司。我国消费金融规模一直在快速增长，目前已形成商业银行、持有牌照的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主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但绝大部分消费金融机构都是由商业银行主导的，而传统商业银行消费信贷模式因授信成本过高等会制约消费金融的发展。因此要积极推动非银行性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丰富消费金融机构，增加市场活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龙海明，钱浣秋.消费信贷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平滑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18（5）：38-46.

[2]阮小莉，彭嫦燕，郭艳蕊.不同消费信贷形式影响城镇家庭消费的比较分析[J].财经科学，2017（10）：30-40.

[3]王勇.通过发展消费金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J].经济学动态，2012（8）：75-78.

消费影响范文篇2

本文作者：金晓彤戴美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台湾地区老龄人口休闲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

1．工作周数减少与弹性工作周数造成休闲时间增加;2．16～60岁以上人口假期天数的增加;3．提早退休人数的增加;4．以家庭为主的休闲范围增加;5．可支配收入数量的增加;6．地方性、区域性、国际性交通运输、可及性、机动性的改善;7．社会与人口趋势的改变;8．流行与趋势的改变。［13］参考此分析模式并借鉴Kotler［14］对消费者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研究，本文将台湾地区老龄人口休闲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政治因素提升老龄人口休闲产业发展速度政治因素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之消费方式、内容、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15］以休闲观光产业政策为例，台湾地区于1968年颁布“加强发展观光事业方案纲要”，次年又制定并公布“发展观光条例”，此两个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充分显示出观光产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过10年境内旅游企业的市场经营与开拓，加之1979年开放居民出境观光、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政策、2001年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2003年实施公务人员强制休假、2008年两岸周末包机及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2009年两岸直飞航班及2011年正式开放并扩大试办大陆人士来台自由行等重大政策变革，均可看出观光休闲旅游产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顺应台湾地区人口老化时代的来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已将银发族休闲旅游产业作为六项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二)经济因素刺激老龄人口休闲消费需求张凌云、房蕊指出，对出境旅游需求而言，人均GDP是一个基础性的、普适性的宏观经济指标。［16］台湾地区居民人均GDP在1981年尚不足3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1992年首度超过1万美元，并于2005年突破1.5万美元，之后一直维持在1.5万美元以上。台湾“内政部”2009年“国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全体居民对财务状况的满意程度为57.2%，其中65岁以上者满意度较其他年龄层高。老年人的所得与休闲消费范围呈正相关关系。［17］依据东方在线E－ICP2009调查发现，49.7%的受访者把钱花在休闲应酬玩乐上，1.7%的受访者将钱花在旅游上，其中60～64岁受访者当中，约有7.9%乐于将钱花在旅游上。［18］可见老龄人口随着其所得倍数跳增，其休闲旅游消费的意愿也随之明显提升。(三)现代科技因素提高老龄人口休闲消费的质量Witt和Goodale在家庭生命周期与休闲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指出，为人父母阶段，通常没有足够时间从事休闲活动，过多的家庭义务成为休闲的主要障碍。［19］随着年纪增长，承担家庭义务的角色弱化，休闲活动的意识就突显出来，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心。但此时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老年人对于休闲场域的选择会倾向体力负荷较少的临近场所。目前，台湾地区公园、运动场、小区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各式各样新的休闲产品，如wii、ps2、epc、mp3、iphone、ipad、ipod等，让老年人能够轻松愉快地在家里或临近的场所享受各式休闲娱乐活动，有效提升了老龄人口休闲活动的质量。(四)法律因素保障了老龄人口休闲消费的现实性休闲与“戒严”时代的社会氛围相背。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之后，整体社会氛围由紧张严肃转向轻松自在，居民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也趋向活跃。1998年试行隔周休两天，2001年正式实施周休两天，大幅增加全民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同时，2000年修订并于2001年实施的“劳动基准法”第30条规定，劳工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两周工作总时数不得超过84小时，在缩减工作时数的同时，间接促成了闲暇时间的增加。再则，如“公务人员退休法”第5条、“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4条及“劳动基准法”第54条皆明确规定，65岁为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延后雇员的退休时点。加上某些机关组织为降低人事费用所制定的优退条令，亦促使员工自愿提前退休以提早享受退休后的休闲生活。这些相关规定让一直以来模糊不清的工作与退休时间的界限及提前退休所带来的效益趋向明朗化，直接或间接地对老年人休闲消费起到了保障作用。(五)社会观念扭转老龄人口对休闲的负面认知东方社会强调节俭与勤奋是固有的美德，但凡与此相背的行为如“休闲”、“娱乐”等极易被贴上“不努力工作”与“浪费金钱”的负面标签。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健康状况及生活满意度呈现正向关联。阮慧娟认为，在高龄化社会，休闲生活的规划对退休银发族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20］汤幸芬等指出，休闲是成功老化的必要元素。［21］在整体观念的演变下，台湾居民对休闲娱乐的看法也由最初认为是放纵的负面行为，转而与健康、快乐等正面价值挂钩。如散步、健行、旅游等娱乐性活动均可直接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早已深受大多数老年人所喜爱;而像跳伞、潜水等一直被视为年轻人专属的户外游憩活动，也在全民越来越健康的前提及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下，成为新一代老年人跃跃欲试的挑战项目，扩大了老年人从事休闲活动的广度。综上所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台湾地区老年人的休闲观念与休闲行为产生了质与量的双重飞跃，加上环岛交通运输的便利，为老年人休闲旅游的进行带来更多方便，让老年人得以随心从事自己所喜好的休闲旅游活动。

对大陆老龄人口旅游市场开发的几点思考

银发族参与旅游活动不但能为社会带来经济收益，而且能对自身产生增广见闻、平衡生活压力、防止身体机能快速退化及促进身心健康等多重功能。［23］鉴于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及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重要性，两岸政府主管部门均应在兼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指数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措施刺激老年人进行休闲旅游消费，以提升老龄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据前文分析，台湾老龄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均有赖于台湾地区有关部门从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社会等多角度的纵深投入，而这对于大陆老龄旅游市场的开发极具启示与借鉴意义。2000年以来，大陆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剧，2010年大陆老龄化率为13.3%，老年人有1.78亿，预计2030年老年人口将翻一番。目前，大陆正在着力推进“积极老龄化”，但老龄人口文化生活仍旧单调贫乏，为此，大力促进老龄人口旅游消费，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大陆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推动大陆老龄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借鉴台湾老龄旅游市场开发的成功经验，为大力开发大陆老龄旅游市场提出相关建议:(一)制定明晰的老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与管理细则顺应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当局“人口政策纲领”第17条提出需建构完善老年经济安全体系及老人照顾服务体系，《人口政策白皮书》也再次确定老龄化问题为台湾地区当前三大人口政策方针之重点项目。KenDychtwald在2005年指出，未来的5～25年间，人数最多、权力最强大的两亿人市场即将来临，21世纪“新老年”强势族群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24］此现象已在台湾得到印证。经由台湾地区十年来的实际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伴随经济水平的提升与休闲时间的增加，投入休闲旅游的意愿与费用也在逐年攀升，其中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历年所进行的重大旅游政策变革。200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当前总体经济情势及因应对策会议”指示，将“观光旅游”、“医疗照护”、“生物科技”、“绿色能源”、“文化创意”及“精致农业”定位为6大关键新兴产业，并请相关部门研拟具体推动策略，其中观光旅游更明列为6大新兴产业之首，足见观光产业对于台湾地区发展的重要价值，由此将老龄旅游产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台湾的一系列相关做法相比，大陆老龄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虽然一直是向前推进的，但各项发展政策与具体的管理条例却并未随之明朗化。“十二五”期间，大陆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老年旅游，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将成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的重点。为此，借鉴台湾当局的成功做法，制定明晰的老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与管理细则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有助于相关企业掌握先行者优势，抢占银发族旅游市场开发的先机，开发适宜于老龄人口的旅游产品与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二)有计划地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与保障水平，以提升老年人的旅游消费意愿与消费实力就业困难、收入减少及支出变大是老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25］老年人由于多数均已退出社会劳动的分工，故在消费能力方面受到的收入水平的客观限制大大高于其他年龄层。任远指出，1990年中国大陆老年人口的76.2%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金的收入。［26］即使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收入也只及原来工资的50%或70%，虽然此一收入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有限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对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仍具有相当程度的限制，这种客观经济条件上的不安全感促使老年人对旅游的价格更加敏感。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老年福利制度的日趋健全，弥补了老年人收入不稳定的缺憾，让老年人得以无后顾之忧地享受旅游带来的高附加值享受。就目前台湾的具体做法而言，首先在老年人个人方面，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在麦当劳、肯德基等年轻人聚集的场所二度就业，轻松的工作、单纯的环境及年轻的氛围，能让老年人在活化细胞之余获取些许的经济收入。其次在社会方面，有计划地落实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开办“国民年金”，强迫年轻人每月从薪金中拨款为自己的老年生活预先储蓄。此措施的优点在于不影响既有的财政运作前提下，保障老年人晚年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时避免债留子孙的后遗症。与此相比，大陆老龄人口基数庞大，若要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给予老年人定期定额的经济补助将造成财政支出的庞大负担，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故可借鉴台湾经验，设法丰富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以保证老年人在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降低对未来生活的风险预期，进而愿意拿出一部分积蓄进行旅游等精神需求方面的消费。(三)融入高新技术元素，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旅游产品与服务老龄人口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群体，如果按大众的需求来提供服务，将招致老年人对旅游产品或服务的总体评价降低，影响旅行满意度，所以旅行社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应该考虑它的便利性、保健性、安全性、适宜性。［27］目前，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老龄旅游项目或活动均应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度假和养老旅游为辅，两岸旅游业者也都要在有形的餐饮、宾馆、交通及景点的安排上，以及无形的关心及服务的提供上，发挥各自所长，尽可能地满足银发族的旅游需求。然而，在顺应科技发展潮流方面，台湾地区的老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了前列，如前文所述，公园、运动场、小区活动中心等逐步配备了新式休闲产品，如wii、ps2、epc、ipad等，这有效提升了台湾老龄人口休闲活动的质量。台湾地区旅游业界并不满足现状，而是更进一步督促企业将这些高科技产品与老年人的需求相结合，设计操作更简单、屏幕更简洁、字体更清晰、按键更容易、价格更亲民的老龄文化用品，以引导老龄消费者接受这些高科技产品，丰富他们的旅游活动与文化体验。将这些高新技术及产品融入老龄旅游项目及产品的开发中，将有益于老龄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换言之，现代科技因素同样适用于旅游项目和产品，未来有关部门及旅游企业应探索加大老龄旅游公益活动或营利项目中科技元素应用的比重，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旅游消费带来的欢娱。(四)积极转变老年人的旅游消费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在不断更新。他们一方面期望更多地参加各种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等活动，另一方面又受传统“轻自己、重子女”的思想制约，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钱，形成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思维模式与消费理念。因此，虽然两岸低龄老人受当下社会潮流的影响颇深，消费观念与往昔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从整体看，大多数老年人仍旧崇尚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价值观，反映在消费问题上，一些老年人虽然有外出游玩的愿望，也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但最终还是在传统消费观念的约束下，放弃了旅游消费支出，这在大陆老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此，大陆各级政府在完善老年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规范老年旅游市场秩序的同时，应进一步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充分发挥基层部门和老年群众组织的作用，帮助老年人树立崭新的消费理念，引导老年人将手中的积蓄用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上。只有老年人的消费观念随着代际更替实现更新，才更有可能促进其休闲旅游消费的进一步提升。

消费影响范文篇3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关系检验从对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各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就是协整关系，通常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于检验两个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回归残差平稳性的检验方法，称之为EG检验；另一种是用于多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通常称为Johensen检验，或JJ检验[6]。由于本文涉及多个变量，因此，运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极大似然函数（Logl）、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我们选取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JJ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为1。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常数项约束在协整空间内且协整方程有截距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一个检验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只有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即变量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对变量进行OLS回归。通过协整回归可以发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χ1t），居民消费价格指数（χ2t），消费结构（χ3t），居民消费倾向（χ4t）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χ5t），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额（χ6t）回归系数不够显著，从回归结果中剔除，协整方程的回归结果与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对协整方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文化消费对收入的反应并不敏感。通过协整方程我们可以看出，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的提高对文化消费的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收入的回归系数并不高，仅为0.709，小于1，与我们经验认定的文化消费的高收入弹性并不吻合，这主要与该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有关。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在此情况下，即使收入水平增长也不能促使文化消费支出的明显甚至同步变动，可见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总体收入水平是导致文化消费支出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第二，价格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较大，弹性较高。这主要基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尤其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价格的涨幅反应敏感，当价格水平上涨一个百分点，文化消费支出就下降1.818个百分点。第三，消费结构对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居民收入总体有限的情况下，某些方面占有资源越多，对文化消费支出影响也就越重，当前，河南省文化消费支出的消费结构弹性较大，一方面说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尽合理，某些方面的过度开支，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产生了排挤效应。第四，消费倾向仍然是文化消费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消费受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影响较深，虽然，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跟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传统文化观念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是目前，总体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农村仍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地方。第五，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小。从变量检验结果看，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额没有通过检验，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保障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而是因为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及文化娱乐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仍然较低，即使此类投入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增长的幅度有限，农民不会感受到生存环境的明显变化，因此，反映到具体的消费行为上，也就比较微弱。

3.误差修正模型上边的分析显示了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长期稳定关系背后也隐含着短期的波动，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反映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我们用滞后一期的残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检验各变量间的短期均衡关系。我们用Eviews6.0计算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各项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表明，农村文化消费的支出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文化产品价格、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倾向等四因素影响，而由于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情况和农村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其投入的微量增长对农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能形成明显的影响。而对农村文化消费支出影响较为明显的四个因素中，除了消费倾向与消费文化、消费习惯等思想观念有关外，其余三个因素均与收入水平有关。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农村文化消费的启动与升级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要实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文化消费，是比物质消费更高层次的消费，其消费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只有衣食无忧之后才能去考虑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发展农村文化消费最根本的就是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货币支付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加强他们的消费欲望，最终把对精神文化消费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2.引导转变消费观念，抑制消费结构的偏倚现象当前，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部分消费支出的比重过大，消费结构过度偏倚，这其中又以建房和婚嫁两项支出的增长最为显著，也最为浪费。先看建房，农村居民建房攀比心理比较严重，盲目地求大、求高，既不美观又造成巨大的浪费，不少地方农民拿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全部积蓄用来建房的事比比皆是，据我们调查，实际上许多农民本身也不愿意如此，无奈受农村不健康的风气所迫，被动跟风。另外婚嫁也是农民的一大重要支出，不少地方，农民一生的花费都主要集中在建房和为孩子娶媳妇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过度偏倚对农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文化消费水平低下，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对此农民本身也抱怨很多，无奈大势所趋，形势使然。压缩这样的消费支出显然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引导，消除农村消费中的盲目攀比，求高求大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农村消费结构中的过度偏倚现象。比如在建房上，利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正在实施的村庄规划，以“够用”为原则，统一面积、高度等建房标准。而对于婚嫁，要在人口政策上，大力宣传引导，优化农村的男女比例结构，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善不健康的婚嫁习俗，提倡节俭、庄重的婚俗礼仪。

消费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高职院校;消费行为

近几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主义思潮不断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飞速发展，网络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种便捷的消费和支付的手机应用的出现，更是使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变得更加迅速与广泛，身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必定也会受到影响。当代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尚未建立一个独立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抵御消费主义思潮的能力和社会环境影响的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形成不良的消费观。消费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收集探求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其原因，并探讨相应的应对方法，为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

一、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

为调查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影响，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了972份调查问卷，三年制高职院校的大三学生要进行校外的顶岗实习，因此大三学生不在随机调查的范围内，其中大一的有效调查问卷511份，占总数的52.57%，大二的有效调查问卷461份，占总数的47.43%。现根据两个年级学生的调查问卷调研数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进行统计分析。(一)消费水平。根据调查问卷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中来自农村、县城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8.91%、10.49%和10.6%，整体家庭月收入较低，在1000以下的占16.67%，1000～3000的占41.77%，3000～5000的占26.23%，5000以上的占15.33%。将在校期间平均月消费分为低于1000、1000～1500和1500以上三个档次，所占比例分别为19.16%、34.05%和6.79%。由此看出，高职院校学生整体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整体消费适度，只有极少部分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过高。(二)消费结构。通过调查高职院校学生在基本饮食、购置生活用品、形象方面、学习方面、消费娱乐等几个方面，调查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结构。基本饮食方面，消费在500元以下的占36.73%，消费在500～800之间的占43.83%，消费在800元以上的占19.55%;购置生活用品方面，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41.46%，在100～200之间的占42.59%，在200元以上占15.94%;形象方面包括化妆品及衣物方面的花费，每个月形象消费在0～200区间占71.91%，在200～500元区间占20.88%，在500～800元之间占4.22%，在800～1000元之间占1.34%，在1000元以上占1.65%;学习方面，每个月学习消费在0～200元之间占95.88%，在200以上的占4.12%;消费娱乐方面，200元以下占62.65%，在200～500元区间占34.88%，在500～800元占1.65%，在800元以上占0.82%。因此通过消费结构的数据显示，把基本食品消费在800元以上认为消费较高，占比19.55%;把学习消费、形象消费、休闲娱乐消费、购置生活用品消费在200元以上称之为消费较高或不合理消费，分别占比4.12%、28.09%、37.35%、15.94%。统计后，综合这五组数据的平均值为21.01%。由此，可以初步认为，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有21.01%的人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消费不合理或出现消费主义倾向。(三)消费方式。一是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通过电视购物的学生占1.65%，通过实体店购物占9.05%，通过电话购物的占0.93，通过网络购物占88.37%，说明网购已经成了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的消费方式。二是调查了在消费购物日，例如“双十一”、“京东618”等，高职院校学生是否会消费，发现有66.87%的人表示会购物，有33.13%的人表示不会。通过在评价周围同学的消费方式时，认为有17.9%的同学经常消费，花费大，认为有31.48%的同学偶尔消费，有47.53%的人认为周围同学消费合理，认为3.09%的同学消费节俭。可见，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学生会受到互联网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在进行消费时有10.49%的学生认为朋友和同学的意见十分重要，64.71%的人认为朋友和同学的建议一般重要，认为不太重要的占15.84%，8.95%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因此朋友和同学的建议在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在调查外出就餐时是否存在过度消费时，有4.32%的经常出现过度消费，有51.44%的学生偶尔发生过度消费的情况，只有44.24%的同学从不进行过度消费。三是通过调查显示有71.5%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使用过花呗、京东白条等分期支付软件，其中有14.51%的学生会经常使用，这样很容易引起过度消费，从而导致信贷危机。(四)消费观念。调查数据显示，有75.72%的学生赞成无论何时都应该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但分析结果显示，有49.38%的学生认为周边的同学存在浪费现象，并且在消费的时候，有51.95%的人会制定计划，还有48.05%的人并不会制定计划。在想要消费却没有足够的金钱时，有11.73%选择向父母要，有1.75%选择向同学借钱，63.37%的同学会通过攒钱后购买，使用信用卡、花呗等分期支付的方式的占23.15%。在进行消费之后，有4.42%的学生会出现后悔的情况，消费过后偶尔会后悔的占68.42%，只有27.16%的学生在消费过后不会后悔。因此，虽然高职院校学生认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但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与之并不一致。综上所述，虽然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适度消费占主流，但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消费中也存在消费主义倾向。

二、高职院校学生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原因

(一)高职院校学生自身的特殊心理。高职院校学生大多年纪较小，心理抵抗外部坏境影响的机制较为薄弱，自制力较差，约束能力较低，又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在没形成合理且科学的消费观念的情况下，极容易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一是高职院校学生在高中时期学业十分繁重和休闲时间较少，上大学之后失去父母的监管，突然变得相对自由，一时间容易受到从众心里的影响从而变得迷失和放纵自己。二是高职院校学生具有极强的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但分辨能力较弱，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对高职院校学生充满着吸引力，产生兴趣想去尝试，商家利用这点来诱导学生进行消费，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三是高职院校学生正是树立自我意识和消费观念的重要时期，在虚荣心和攀比心理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享乐主义，将高额消费作为炫耀的资本和彰显个性和品味的方式，从而导致盲目消费，甚至通过一些信用贷的软件，产生过度消费，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迷失自我，不利于正确自我意识和消费观念的形成。(二)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不断地提高，为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消费方式也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向享受性消费发展，随着消费方式的转变，崇尚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观念逐渐被淡忘，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受到了追捧，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尚未成熟，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下，对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容易接受“负债型”消费，使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分期乐等一些系列信用贷软件进行分期付款式消费，学生之间互相攀比，奢侈型消费变成了炫耀的资本，甚至有些学生选择一些不合法校园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三)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不足。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在形成价值观和消费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对于消费观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的教育，部分思想政治课程并没有联系实际案例，单纯地照本宣科，削减了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使学生对于消费主义思潮的了解较为肤浅，不够深入，因此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蚀。健康的校园氛围对于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养成也十分重要，有些校园忽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使消费主义思潮在校园里面传播，导致校园文化无法正确引导高职学院学生抵抗消费主义思潮。家庭消费教育不足也是高职院校学生受到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重要原因。高职院校中有极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农村，由于生活的压力，很多家长背井离乡打工赚钱，无法留在家中陪伴孩子，从而对孩子产生愧疚，导致家长用金钱进行弥补，无论家庭情况怎样，都会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通过这种溺爱使孩子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家庭中家长的消费方式对于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家长的消费观不科学，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养成错误的消费观念。(四)新媒体的渲染与误导。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5G网络的推广和新媒体的涌现，使内容制作、信息和传播变得更加便捷与快速，消费主义思潮的传播又迎来一个高潮。各类自媒体，例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利用学生比较喜欢的流行文化和方式，推销自己的产品，刺激学生消费，网红利用自己IP的影响力转化为巨大的商业价值，形成各种网红产品引起消费欲望。利用流量明星代言，为品牌加大影响力度，形成粉丝经济，通过流量明星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鼓励粉丝消费。各大购物平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购物节，如“双十一”、“618”等刺激学生的追求时尚潮流的想法和盲目跟风的心理，从而产生不理性消费。高职院校学生辨别能力较差，消费观念很容易被误导，新媒体宣传的享乐主义，渗透进高职院校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学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观念。

三、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措施

(一)加大社会对于正确消费观念的引领。勤俭节约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生活在经济发达，生活便利的时代，对于艰苦奋斗的认识停留于表面，信念意识淡薄，因此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思潮趁虚而入，因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应在全社会进行宣传引导，通过宣传典型人物事例，树立时代楷模，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风尚，引导高职院校学生树立合理、科学的消费观念。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消费观念养成的重要阶段，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灌输是抵御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途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伸和升华，是增强高职院校学生辨别能力和形成正确消费观念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和途径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加深高职院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融入到行为之中，消除消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二)增强高职院校对学生消费观念的教育。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可以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观念的建立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防止消费主义思潮在校内部传播，不仅要加强消费观念的相关教育，还要加大力度进行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健康的校园文化，把握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理念。一是学校要进行消费相关知识的教育。学校要开设和消费心理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在以讲座和主题班会作为辅助，引导学生建立在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增强辨别能力，培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二是学校要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学校要组织开展一些与消费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辩论比赛、趣味知识竞赛、论文活动等，丰富课余生活，引导学生做好消费规划，减少攀比盲从行为。(三)发挥家庭在培育正确消费观念的作用。家庭作为学生的教育的起点，家长在消费观念的教育中起到模范引领的作用，家长应改掉自身不良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通过在家庭中营造合理科学消费的家庭氛围，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避免进入消费误区，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二是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和学校所在地的物价，适度地给予学生生活费，不能溺爱孩子，杜绝毫无限度的满足孩子的需求，防止孩子养成贪图享乐的习惯。三是家长要时常与学校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生的生活动态，出现异常的消费情况时，及时与辅导员沟通，做好家校联系。(四)强化新媒体的正面引导。新闻媒体作为传播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途径之一，为防止消费主义思潮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影响，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进行约束和监管新闻媒体，营造积极健康的媒体环境。1．提高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随着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成为媒体人的门坎变得越来越低，随着短视频的流行，每一个人都可以制作并短视频，提高媒体人的综合素质，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2．加强新媒体平台对于作品的内容审核。规范和健全平台内容审核制度才能抵制宣传享乐、奢侈和攀比等有明显消费主义倾向的宣传。3．高职院校可以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在学生中的应用率十分高，因此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对学生进行理性消费教育，进行舆论引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和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应引起各方的重视。社会、高职院校、家庭和新媒体四个方面应发挥教育和引导作用，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合理和科学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我国已进入了经济迅速提高和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高职院校只有更好地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不利影响，才能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家输送更多优秀的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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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影响范文篇5

关键词：消费者；创新性消费；消费目的；消费态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现阶段的消费行为，再也不是只满足人们吃饱穿暖需求的消费行为[1]，而是追求产品外观、性能等多方面的消费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都是不理性的，只要满足消费者喜好，就可产生消费行为，造成冲动消费的现象经常发生，为此提出消费者创新性对积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本文从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方式以及影响消费行为的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理性的创新性消费，可以减少冲动消费现象的发生，购买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还可以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产品革新速度，以生产出符合大众审美的产品，加快我国企业现代化进程。

1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行为的方式

消费者创新性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超前的消费方式。消费者希望以同等的价格购买到最新的产品，对产品的更新换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者的创新性消费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种行为方式，消费者早就制定了购买计划，只等产品一上市便进行购买。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通常是保持理性的，只想购买最新的产品，不会形成冲动消费。消费者所看中的产品除了具有产品的一般功能外，往往还具有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先进的技术，以独特的造型或先进的功能吸引消费者购买[2]，一些品牌产品甚至会引领该类产品的最新潮流。新型产品的这些特点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方式，满足消费者追求新型产品的需求，因此，人们大多数积极消费行为的方式都是受到消费者创新性的驱使。创新性消费是消费者对有关产品做出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消费者在思考该消费行为是否为合理消费行为过程中的有效感知，这一过程对消费者消费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创新消费者的消费意识是影响消费方式的重要原因，通过比较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外形和技术的创新结果，随时调整消费行为的方式，以确保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积极的、有意义的。消费者的创新性越强，就会对产品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主观消费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正向的。消费者的创新性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方式，具有创新意识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产品的升级换代看的比较重要，因此对产品创新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技术创新，提高了消费者的产品审美水平，对产品创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与消费者消费行为方式的转变形成良性循环。

2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行为的程度

消费者产生消费行为的原因，就是对产品的喜欢与需求。由于最新研发出的产品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完美的外观，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整与升级，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创新性的需求，深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就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频率，进而增强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程度。越是新颖的产品就越容易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创新性越强的消费者也就越容易喜欢创新性产品，促成积极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创新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都是正向的，消费者一旦喜欢或是需求某一产品，就会直接产生消费行为，增加消费行为的概率。消费者的创新性会引导企业生产出更具新颖特点的产品，以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消费者可以向企业提出相应的创新建议，描述自己心中理想产品的结构特征，企业整理成有效的知识结构，在能力和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允许的前提下，创新产品理念，满足消费者创新性的需求。消费者的主观创新性越强，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程度也就越高，产生消费的行为也就越多。在这些具有创新性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中，因为受其创新意识的影响，希望购买到创新性强的产品，这种消费态度也会不断提升企业对产品技术的重视程度，研发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以进一步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促成积极消费行为。创新性的消费者具有超前的消费意识，所要消费的涉猎面较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途径也在不断增加，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太容易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主要由消费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从而可以增强消费者直接展开消费行为的程度。

3结束语

本文从消费者创新性对积极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结合创新性消费理论，从消费行为的方式和消费行为的程度两方面的影响结果分析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行为的积极影响。创新性消费行为不仅能减少消费者冲动消费的现象发生，还能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1]龙成志,卿前龙.消费者可持续性知识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品牌可持续性感知为中介[J].中国流通经济,2017,31(7):91-102.

[2]廖俊云,黄敏学,彭捷.企业虚拟品牌社区参与对消费者社区承诺的影响研究[J].管理评论,2017,29(10):73-83.

消费影响范文篇6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消费；OLS方法

一、引言

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居民退休后的生活经济来源问题，减轻在职职工的储蓄压力，从而增加现期消费支出。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理论研究方面，Barro（1974）基于代际转移理论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不会产生影响。Wilcox（1989）基于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居民未来的养老金收入一般是相对稳定且可预估的，而一项可预期的收益对居民消费所起的促进作用很小。李建英等（2018）提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进行转轨时，在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导致居民对未来养老金收益率存在较低预期，从而为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富足稳定，居民倾向于增加现期储蓄、减少消费。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多依据理论模型或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论证。Melvin（2005）利用追踪调查法研究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能拉动家庭的消费支出。王翠琴（2020）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使用2010～2017年共8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为中国健康与养老第四期追踪调查数据，于2020年9月正式对外公布。CHARLS数据库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持运营，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国45周岁及以上家庭和个人的信息。文中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去除缺失值以及奇异值的样本外，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401个。（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包含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日常生活消费、衣着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医疗消费。以上述5种分项消费支出能够对居民消费进行全面分析。2、解释变量。本文将居民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解释变量，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参加赋值为1，未参加赋值为0。3、控制变量。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代表个体以及家庭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方面，主要包括了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庭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居民的户口和家庭规模。（表1）CHARLS问卷调查中涉及消费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展开，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我国居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年均值为63，283.731元，说明45岁及以上的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医疗消费在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均值中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农业户口占比仅为28.5%，从这可看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三、实证结果分析

如表2所示，模型1把家庭总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总体消费支出更高；户口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为负向关系，这表明城镇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更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高，所以其消费水平也相对高于农村居民；家庭规模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是由于家庭人数越多，所涉及的各项花销越大，二是因为家庭人口数多，有工作收入来源的人也相对更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其家庭的各项消费。户主的年龄越大，其家庭总消费支出越少，一般认为，户主的工作收入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户主年龄越大，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要求匹配值会更低，所得到的工作收入也会相对较少，其消费支出也会相对变少；性别对家庭消费总支出影响不显著；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当户主为已婚且与配偶居住状态时，家庭总体消费支出更高；户主的受教育情况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家庭消费总支出越多，一般认为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工作收入更高，所以其家庭消费支出也会随着变高；户主的健康状况对家庭的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表2）本文以各分项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到模型6中分别进行了检验，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除了对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及衣着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外，对其他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各不相同。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其食品消费支出更高，这是因为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居民其消费的心理压力更小，所以在食品消费方面会更多，不同于模型1的是性别对食品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当户主为女性时，其家庭在食品消费支出方面比户主为男性的更多；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家庭食品消费更多。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户口对日常生活消费有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对日常生活消费有正向影响、年龄对日常生活消费成负向影响，跟模型1中这3个因素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但受教育情况对日常消费呈负向影响，其中缘由还有待后续深入探讨。在模型4中，户口、年龄、性别对衣着消费呈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对衣着消费有正向影响，这表明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上更多，年龄越大，花在衣着消费上的钱更少，户主为女性时，衣着消费更高，家庭人员越多，衣着消费更多，这也与实际是吻合的。在模型5中，我们可以得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其在文教娱乐上消费会更多，可以认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其经济实力更好，所以在该项消费上也更多，户口和婚姻状况对文教娱乐消费为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对文教娱乐消费为正向影响。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其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家庭对退休后的健康生活更加关注，因此其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也会相对应的增多。家庭规模、年龄对医疗消费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成员越多，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比家庭成员少的更大，所以其医疗消费更多，而年龄越大，身体抵抗能力、自我修复能力都会下降，身体出现问题的情况更多，所以在医疗消费方面的花销也更大，健康状况与医疗消费呈负向影响，这与现实情况以及常识是吻合的，身体越健康，自然在医疗上的消费更少。

四、结论及建议

消费影响范文篇7

关键词：双通道心理账户；消费决策；消费挥霍程度；影响因素；痛苦消减

研究基础

本文主要变量包括消费习惯、双通道心理账户、情绪状态和消费决策，在研究基础中将阐述主要变量的内涵，试图把握变量间关系，从而有利于问题的提出。

（一）双通道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体现了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的认知过程，它是指人们在做出消费决策之前评价消费行为花费的成本以及带来的收益，并根据整体效用决定是否做出消费决策。而双通道心理账户是有关心理账户的理论之一，主要聚焦于支付现金带来的负向作用、消费利益带来的正向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作用。现金成本将带来消费的痛感，而获得商品将带来消费的快感，两者互相叠加形成消费效用。因此，在双通道心理账户中主要存在两种作用，即快乐消减作用和痛苦消减作用。快乐消减作用是指消费带来的快乐被支付现金带来的痛苦消减的程度，痛苦消减作用是指支付现金带来的痛苦被消费带来的快乐消减的程度。而快乐消减和痛苦消减的程度随着商品特性、个人特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个人的快乐消减程度较小，而痛苦消减程度较大时，其在消费决策中感受到的快乐大于痛苦，因而通常会做出更多消费决策。反之，当个人的快乐消减程度较大，而痛苦消减程度较小时，其在消费决策中感受到的快乐小于痛苦，因而通常会做出更少消费决策。在不同商品中，个人感受到的快乐消减、痛苦消减程度同样有所不同，因此这也决定了面对不同商品，不同个体将做出不同消费决策。李爱梅等（2012）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对于消费者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先付费后消费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小，而先消费后付费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小；奢侈品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大，而生活必需品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大；吝啬型消费者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大，而挥霍型消费者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大。惠钧阳（2020）探究了移动支付方式对消费者双通道心理账户与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选择移动支付的消费者而言，面对扫码与付款码支付两种方式，其一般存在不同的双通道心理账户系数，这一系数对消费行为与后续体验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选择付款码支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进行非理性消费，同时更易获得快乐感受。

（二）消费习惯

消费习惯是指个人在生活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消费规律，通常来说，个人以往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以及社会总消费水平都将影响消费习惯。而消费习惯将对每一次消费决策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个人更喜欢熟悉的事物或场景，而厌烦不熟悉的事物；同时消费习惯是基于个人情况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因此通常能够做出最合适的消费决策。在以往消费习惯的研究中，共经历过五个阶段：通过消费频率探索消费习惯，如对某个商品的消费频率；通过划分频率强度探索消费习惯；探索不同频率强度的消费者特征，如收入、价值观等；探索消费习惯形成的原因；根据消费习惯制定相关营销策略，通过迎合消费者达到营销目的。由此可见，在消费习惯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将消费频率作为反映消费习惯的指标。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消费习惯具有多种维度的内涵，如消费挥霍程度能够体现个人习惯的消费金额和频率。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消费挥霍程度代表消费习惯。

（三）情绪状态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在个人认知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便是情绪状态。多数研究认为，个人在消极情绪下的认知决策更谨慎，对事物的评价更客观、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在积极情绪下的认知决策较不谨慎，对事物的评价通常高出事物的本质。悲伤情绪则是刺激个人进行消费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其希望通过其它行为补偿自己，因而便会试图借助消费削减消极情绪，激发积极情绪。因此，此时的消费者更容易做出与平时相反的消费决策。根据宝洁研究院研究数据表明，95%的消费者购买行为是非理性购买，只有5%的购买行为出于理性，这说明了非理性情绪主导了个人对消费行为的选择与判断。而在商业实践中，多数商家已经广泛采用情绪策略来刺激个人消费行为，如通过激起焦虑情绪售卖相关产品。目前在探讨情绪状态对消费决策影响的研究中，对情绪的划分更加细致，如悲伤、快乐、平静等。有研究表明，在悲伤情绪下，个体更依赖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决策，这可能是因为在悲伤时，个体认为自己当前没有准确做出决策的能力，因而通常更愿意借助以往的判断。而在快乐情绪下，个体更愿意收集更多信息以准确做出判断。将这一结果推论到悲伤情绪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便会发现，当个体处于悲伤状态时，其更依赖以往的消费习惯决定本次消费决策。当个体处于快乐状态时，其会全面考虑商品特性以做出更好决策。因此，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有不同决策特点，从而影响个体的消费决策。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通过对现实情况和变量概念的把握提出研究假设，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设置情景实验以获取分析数据。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挥霍并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个体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当个体在以往消费中较为吝啬时，表明个体更愿意积攒钱财而非消费，因而可推断其通常不会做出消费决策。而随着消费挥霍程度的增加，表明个体以往的消费行为更频繁，因而可推断其更容易做出消费决策。因此，过往消费挥霍程度能够正向促进消费决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决策。在双通道心理账户中，个体将为购买商品付出金钱、丧失快乐计为成本，而将购买商品带来的快感计为收益。在做出消费决策之前，个体将比对购买商品的成本和收益以形成消费效用，并根据效用决定消费决策。根据前文所述，双通道心理账户可划分为快乐消减、痛苦消减和消费效用。快乐消减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因付出金钱成本而使得快乐减少；痛苦消减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因获得快感而使得痛苦减少；消费效用是指快乐消减和痛苦消减的叠加。因此，当个体需要做出消费决策时，便会根据以往消费挥霍程度决定本次消费的快乐消减程度和痛苦消减程度，并得出最终消费效用，以此决定是否做出消费决策。由此可见，消费挥霍程度需要通过双通道心理账户才能对消费决策产生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双通道心理账户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认知决策路径不同，因此便有可能影响最终消费决策。由于个体是追求快乐的，当处于快乐状态时，其不需要从消费中额外获得快乐，因而此时的消费决策更理智；当处于悲伤状态时，其需要通过消费追求快乐，因而此时的消费决策更不理智，更脱离以往的消费习惯。因此，在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消费决策有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情绪状态调节双通道心理账户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目的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探究在顾客消费实用品时，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其二是探究双通道心理账户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其三是情绪状态在双通道心理账户的中介作用中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将探究有调节作用的中介关系，主要包括：探究双通道心理账户如何影响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探究情绪状态如何调节有中介作用的变量关系，以及调节在何时产生影响；深化对消费挥霍程度与消费决策关系的理解，探究在哪种情况下关系最强，哪种情况下关系最弱。

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情景实验法收集研究数据，实验过程中共召集了422名被试，其中男性135名，女性287名。422名被试在5年之内未参与过类似实验，同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能够完成实验中的操作。之后将422名被试划分为高兴情绪组、平静情绪组、悲伤情绪组，剔除未能成功诱发其情绪的被试，以及对实用品的理解与其他人不一致的被试，最终剩余被试378名，男性112名，女性266名。在正式实验中，通过播放特定视频诱发被试的特定情绪状态后，观看结束后回答关于被试的消费挥霍程度、消费决策、双通道心理账户和情绪状态评定等问卷。之后由被试选定是否购买该商品，以及购买该商品后的心理感受。在整个实验完成后，共收到114份高兴情绪组问卷、129份悲伤情绪组问卷、135份平静情绪组问卷。

（二）实证分析

在完成问卷回收后，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将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从而初步检验假设，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消费挥霍程度与消费决策的相关系数为0.177，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与消费决策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情绪状态与消费决策的相关系数为-0.174，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情绪状态与消费决策确实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快乐消减、痛苦消减、消费效用与消费决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2、0.443、-0.591，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双通道心理账户与消费决策确实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消费挥霍程度与快乐消减、痛苦消减、消费效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4、0.119、-0.208，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与双通道心理账户确实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情绪状态与消费挥霍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129，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情绪状态与消费挥霍程度确实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相关分析初步确定了研究假设中的关系，因此可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进行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检验。在检验过程中，首先需要检验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是否显著；其次检验消费挥霍程度对双通道心理账户的作用是否显著；再次检验双通道心理账户对消费决策的作用是否显著，以此判断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最后检验情绪状态与双通道心理账户的交互项对消费决策的作用是否显著，以此判断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本文首先检验以快乐消减为中介变量时的变量关系，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可知，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153，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决策。消费挥霍程度对快乐消减的作用系数为-0.204，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抑制快乐消减。在同时引入消费挥霍程度和快乐消减后，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变为0.049，系数不再显著；快乐消减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502，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快乐消减显著抑制消费决策。由于消费挥霍程度的作用不再显著，说明快乐消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情绪状态*快乐消减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039，系数不显著，说明当中介变量为快乐消减时，情绪状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之后将检验以痛苦消减为中介变量时的变量关系，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可知，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161，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决策。消费挥霍程度对痛苦消减的作用系数为0.108，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痛苦消减。在同时引入消费挥霍程度和痛苦消减后，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仍然为0.108，系数显著性略有下降；痛苦消减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418，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痛苦消减显著抑制消费决策。由于消费挥霍程度的作用依然显著，说明痛苦消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情绪状态*痛苦消减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063，系数不显著，说明当中介变量为痛苦消减时，情绪状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之后将检验以消费效用为中介变量时的变量关系，数据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172，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决策。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效用的作用系数为0.188，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效用。同时引入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效用后，消费挥霍程度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变为0.049，系数不再显著；消费效用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572，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效用显著抑制消费决策。由于消费挥霍程度的作用不再显著，说明消费效用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情绪状态*消费效用对消费决策的作用系数为0.023，系数不显著，说明当中介变量为消费效用时，情绪状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综上所述，H1、H2成立，H3不成立。

结论

消费影响范文篇8

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本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12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结果。这次监测的对象是在调查前一个月之前来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区（县）户口且年龄在16～59岁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临时工地等非正规场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近似地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此次调查的样本选取属于“混合抽样”，即样本城市的确定采用主观判断的非随机抽样，而样本城市内部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样本城市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纳入，兼顾流入人口较多的地级市、县级市。本次监测共选取全国106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及24个县级市①。在样本城市内部，本次监测在居委会、行政村、由具体企事业单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组中随机抽取个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对象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样本量约为10万个。下文如无特殊标注，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本文所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解释变量有两个以上，因而本文考虑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构建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还需结合数据情况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具体化，并进行数据的基础处理。1.被解释变量（y）。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为明确研究重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镇购房（包括已购商品房和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的样本。其次，根据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特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家庭而不是农民工个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燃料费、维修费、暖气费等。再次，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对数。由于对零值无法进行取对数的运算，常见做法是剔除为零值的观测值，或者给存在零值的变量的各观测值统一加上一个足够小的正数修正后，再对其取自然对数。由于1元对于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来说足够小，给其各观测值统一加上1，对数据估计的精确度影响不大。2.解释变量（ix）。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基于上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众多，且各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本文将依据以下原则选择解释变量：一是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性高的变量不同时选入模型。二是变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变量优先选入模型。三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影响因素的变量，但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差距较大的应舍弃。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配合被解释变量及虚拟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较大数值和零值的各观测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和说明详见表1。此外，从积差相关矩阵来看，“有无劳动合同”同时与“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三个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较高。由于劳动合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的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往往还在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中设置解除劳动合同的种种条款，加之劳动合同的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因而有无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未来收入预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归前将“有无劳动合同”这一解释变量从模型中剔除。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模型的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变量进入方法为强迫进入法（Enter），即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由软件SPSS17.0运算得到。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来看，修正后的R2为0.363；样本量为67397①；F值为2261.305（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全部解释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420～0.973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028～2.380之间，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t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4个显著，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年龄”不显著；在5%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6个显著，不显著的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本文对各解释变量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进行排序，以比较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具体参数估计结果及各解释变量重要性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二）实证结果分析1.流入地收入影响大，而在老家的收入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影响程度最大。单位提供住房，是指单位或雇主提供免费或收费的住房，即使是收费的，其收费水平一般来说也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水平，均可视为农民工的一种实物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居住支出，而且会增加外出租房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租房消费意愿，因而“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是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货币收入，它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其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从而增加居住支出。“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主要是指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此次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货币收入中，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29%，而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71%。“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这一解释变量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较低，与其在流入地的收入相比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生活中农民工一般不会将老家的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反而是将流入地的收入转移到老家消费的情况较多。2.家庭同住人数影响较大，年龄比来流入地时间的影响小。“流入地家庭同住人数”对居住所需面积、是否住在宿舍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正常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居住消费支出则越多。此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估计值为正，验证了上述推断。“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与“年龄”的影响均显著，但前者影响较大，而后者影响较小。“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的估计系数为正，是因为农民工来到流入地的时间越长，往往稳定性越强，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付能力和意愿也较强，居住消费支出也越高。“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说明农民工年龄越大，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越低，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年龄大的农民工消费倾向更低、与农村联系更密切、回乡意愿更强等。3.代表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影响较大。“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反映了流入地城镇的人口密度、住房价格等住房市场情况，因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与地级市或地区、县级市相比，人口密度较大，住房价格较高，因而住房消费支出水平也较高。以河北省为例，省会石家庄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11449人/平方公里，地级市唐山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496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4.6倍；再以四川省为例，省会成都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513.62人/平方公里，地级市绵阳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778.34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3.2倍①。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行政级别低的城市。而人口密度越高，则住房供求关系越紧张，住房价格也越高，因此，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支出也随之增加。4.非住房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影响较大，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流入地家庭月食品支出”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居住支出也较高。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其生活水平较高，因而居住条件较好，居住支出也较高；二是在消费档次趋同的情况下，较高的食品支出是由家庭同住人数较多造成的，因而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面积大，居住支出也较高。“子女个数”反映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子女个数多意味着家庭教育支出高。该变量估计系数为负，是因为在收入、储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教育支出高，非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就会相应缩减住房消费；而且对教育支出的预期，往往也会提高农民工家庭的储蓄水平，可能进一步造成其住房消费减少。5.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影响为正。从作用机制上看，社会保障多，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出应该有正向影响。但是，模型估计结果是，“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虽然系数为正，但影响程度不高。“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民工群体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较低，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为29.7%；二是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其单位和雇主更愿意给他们购买工伤保险，这就造成了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事高危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面临的风险更高，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医疗等方面支出增加，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住房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的正向影响程度不高，与农民工的社保覆盖率较低、保障力度不足有关。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者的比例，依次为23.7%、32.1%、2.7%。6.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影响均显著，且基础教育作用更强。“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反映了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的情况，而“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反映的则是继续教育中技能培训的情况。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两者均显著。“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水平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较大，而收入对居住支出则有正向作用。但是，“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与预期不同。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低，而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往往又是基础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此次被调查的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者的比例只有16.4%，其中，未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又占到了61%，工作技能培训的正向作用被基础教育水平较差的负向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工作技能培训本身存在内容、深度等方面的问题，未能对农民工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因而导致“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7.老家资产（自建房、商品房）的负向影响显著，但作用较小。“老家有无自建房”、“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影响较小，且两者作用为负。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农村住房制度并未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农民工在农村的土地和住房并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只有少部分地区通过拆迁补偿、宅基地换房等方式，使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货币收入或资产。老家的自建房作为家庭资产难以有效变现，因而不能提高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增加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老家自建房或商品房的存在，农民工家庭与老家的联系更为稳固，老家的住房和土地是农民工家庭的一种保障，老家的住房还是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其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替代。2010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结果表明，在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中，有23.1%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农村建房，19.2%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城镇买房，两者合计达42.4%。这表明，相当多的农民工宁愿将更多的支出用于老家宅基地上住房的翻新及新建，或是在老家县城及周边小城镇购房，也不愿意在改善工作城市自己的住房条件上多花钱。

消费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

医疗保健消费是为了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的保健需要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行为和活动［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保健服务应用而生，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由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也随之上涨。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201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4．47元增长到2469．20元，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9．40％增长到了11．02％。据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受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性别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全面了解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因素，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产品消费能力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找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为推动吉林省健康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1现状调查

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取600位居民并对其进行问卷发放以及访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8份。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医疗保健产品使用频率高。在所有调查者中，15􀆰22％的调查对象表示，长期使用医疗保健产品；47．4％的城镇居民表示，偶尔使用医疗保健产品，而其余37．37％的城镇居民则表示基本不用医疗保健产品。（2）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在每月平均用于医疗保健消费的调查中，花费100～299元的城镇居民最多，比例达35􀆰99％；其次是消费0～99元及以下的城镇居民；而消费300及元以上的三项合计占比29．24％。（3）信息来源多元化。城镇居民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的途径主要以网络、亲戚朋友和医生、药师推荐为主，人次分别为234人次、232人次和232人次；通过电视广告和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4）消费渠道多样化。在购买医疗保健产品方面，40􀆰3％的城镇居民是通过药店；40．5％的城镇居民是通过医院；选择在医疗保健产品专营店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城镇居民有38．6％；27．1％的城镇居民选择在超市、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购买的医疗保健产品。（5）产品功能需求多样化。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对各种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均有需求，如：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抗疲劳、美容、各种疾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等，其中对免疫调节的需求最大，40．5％购买过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

2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结合吉林省自身状况，利用Ex⁃cel2016、SPSS22．0进行数据的录入，对变量进行进行χ2检验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文化程度。Hayes等（2016）以澳大利亚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后认为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人们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政府会加强对教育的资金投入，这有利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同时也使得民众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愿意花更多的钱投资在医疗保健上［2］。韩雪梅、王增福（2015）通过分析2011年的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等，得出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3］。经检验，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吉林省城镇居民是否消费保健产品上有显著性差异（χ2＝40．781，P＝0．001＜0．05），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由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较高文化水平的居民对自身健康重要性的认知较高，所以他们更愿意并且能够接受更多的新型健康理念，从而增加对自身健康方面的投资。二高学历会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机会，所以更多高学历的居民有能力去享受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三随着知识储备的提高，居民对疾病的认知更加清晰，从而能够正面的应对各种疾病，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所以，文化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2）健康状况。通过分析得出，不同健康水平的吉林省城041镇居民在对医疗保健产品的偏好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67．701，P＝0．0000＜0．05）。且健康水平相对较差的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的偏好程度更高。结论显而易见，健康状况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现出有着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差，人的身体免疫力就越低，患病概率也就越大，从而对健康的追求也随之增加，所以，他们愿意支出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3）收入情况。Reeves（2016）分析了美国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收入对其有所影响，并得出弹性范围介于0．2和0．8之间［4］。刘晓红（2011）选取2002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数据，借助ELES方法进行研究得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在0与1之间变动，从而得出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达到提高医疗保健消费的目的［5］。据分析可得，收入与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χ2＝32．669，P＝0．008＜0．05）。其原因可能为，一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这便会使得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因而收入越高的城镇居民在健康方面投资越多。但很明显，较前两个因素，该因素影响程度相对较低，0．008＞0．001＞0．000。其可原因可能为低收入水平的居民由于消费理念、居住环境等因素，身体素质较差，更容易患病，对医疗保健也有很大的需求，也需要更多的支出，所以低收入和高收入均可能对医疗保健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3政策建议

为促进吉林省医疗保健消费的相对支出，引导吉林省城镇居民理性消费，同时为了提升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切实彻落实我国提出的大健康战略，笔者结合本次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居民个人应该增强对相关政策的关注意识并主动去了解学习有关知识。这样居民不仅能够提高防范医疗保健诈骗或过渡宣传的能力，还能提升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程度以及保健意识。目前，大部分居民仍停留在有病才去治病的阶段，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就是“花冤枉钱”。但其实定期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定期体检不仅可以使居民更全面的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还可以使居民早发现疾病并做到早期治疗，以提高疾病的治愈率。（2）生产、经营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相关企业要诚信宣传。居民对国家医疗保健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信息不够了解，造成居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来源不对等，所以企业应该全面贯彻诚信的营销理念。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应该在严格依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更加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从而更好地保证产品的质量，降低在生产过程中不合格的医疗保健产品的生产率。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企业也应该严格的规范员工的销售行为，必要时应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禁工作人员夸大产品效果，在广告宣传方面，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广告管理法，做到不夸大、不暗示。（3）提高居民收入。尽管收入水平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但是仍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也随之不断提高，但是其增长率却低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应该继续提高居民收入仍然非常重要。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越明显，在做到有病治病的同时，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保健消费，做到提前预防。（4）增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相应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所欠缺，且部分居民还停留在有病才去医院治疗的阶段，体检、疾病防治等观念还未得到全面的普及，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指数，需要使其彻底从思想上转变观念，从而提高精神生活。首先吉林省有关机构应该加强对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宣传教育，普及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短期内使居民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从而提高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其次，从长远来看，我国应继续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文化程度，使其在思想上得到根本的转变。（5）政府应该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从而防止消费者跌入不法分子的陷阱中。政府应该规范医疗保健市场，使得医疗保健市场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化、规范化。在应对不法商贩方面，政府应该严厉政府应该严厉惩罚非法商贩，将基层监管人员及时配备到位，从根本上截断不法行为，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对于市场来说，行业准入的低门槛和高利润，会导致非专业为利润而涌入市场的企业，所以相关医疗保健监督管理机构应该增强对医疗保健市场的把控，加强对网络宣传以及媒体广告制作、审查和批准的力度。再者，医疗保健质量参差不齐，产品鱼龙混杂，监管制度不完善，对违法行为调查不充分，虚假、违法宣传的证据不易被发现，导致市场混乱加剧。在处理相关的医疗保健市场的问题，政府应该关注私人使用官方权力的现象，坚持“打击腐败，促进诚信”的原则，采取正确的选择和就业取向，并禁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净化医疗保健市场，减少从中的损失，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吉林省医疗保健支出。

参考文献：

［1］秦美娇．医疗消费的研究与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8（08）：27⁃28．

［2］Hayes，A．＆A．Chevalier．Education：AssociationwithhealthcareexpenditureinAustralia［J］．HealthPolicy，2016，24（8）：152⁃184．

［3］韩雪梅，王增福．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5，2．

［4］Reeves，A．＆M．McKee．Healthcare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inDevelopedCountries［J］．AdvancesinEco⁃nomicsandBusiness，2016，4（2）：76⁃93．

消费影响范文篇10

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1．本文采用以下计量模型来分析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C=A+αDI+βRE。其中，C为消费需求，A为自发性消费，DI为可支配收入，RE为房地产价格，α为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β为房屋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对上述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lnC=A+αlnDI+βlnRE+εt。本文的居民消费需求、可支配收入和房地产价格分别选取2000—2010年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选取2000年以后的数据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但是1998—1999年，真正的住房实物分配总体上并没有停止，同时由于土地市场的滞后制约了中国住宅市场的全面建立，所以导致在2000年之前，中国住宅业市场化程度很低。从2000年开始，以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中国住宅业的市场化程度才得以提升。〔14〕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下面用协整检验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目前，计量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各种检验平稳性的方法，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均不能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它们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各变量的二阶差分在1%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lnYP，lnYT，和lnC均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性。3．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方程:lnC=0.697340+0.870683lnDI+0.025228lnRE(10.64952)(28.15170)(0.697116)R2=0.999577DW=2.400807F=9447.400然后对回归后得到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ADF统计量为－3.686364，远小于1%的检验水平，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序列lnC、lnDI和lnRE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从上述估计结果来看，在长期中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弹性是0.8707，消费的房屋资产弹性是0.0252。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可支配收入增加1%，引起消费需求增加0.8707%;房屋价格上升1%，引起消费需求增加0.0252%。说明从长期来看，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房屋资产对消费需求只有非常微弱的影响。4.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及检验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证明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ΔlnC=0.000654+0.825691lnDI+0.069568lnRE－1.335899et－1(0.048157)(7.120216)(2.341576)(－3.767674)R2=0.934046DW=1.230623F=28.32399从估计结果来看，在短期内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弹性是0.8257，消费的房屋资产弹性是0.0696。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内可支配收入增加1%，引起消费需求增加0.8257%;房地产价格上升1%，引起消费需求仅增加0.0696%。说明从短期来看，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房地产价格上升对居民消费需求仅产生微弱的影响。此外，通过估计结果还可以发现，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上升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超过长期。

房地产价格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结果分析

从上文的实证结果来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房地产价格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都非常小，可见在我国居民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下面文章就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1.房地产价格上升对已有住房居民的影响在我国，对已经拥有一套住房的居民来说，房屋大多是自住性质。因此，由于居民要用于家庭自住，无法立即变现自己的房产，所以尽管房地产价格在持续上涨，但是对于这部分居民来说也只是虚拟资产，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并不会刺激这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果此时居民由于居住需要购买面积更大的住宅，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保留原有住宅继续购买新的房产;二是卖掉现有住宅再购买新的房产。在第一种选择中，由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居民需要偿还更多的贷款才能购买自己的第二套住宅，因此必然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而增加储蓄。在第二种选择中，假使居民能够卖掉自己的住宅变现了房产，但是由于居住需要，他们在卖掉自己的房产之后又面临迫切购买新住宅的需要，所以此时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还会使居民为购买面积更大的新的房产而拼命储蓄，所以这部分居民为了改善居住质量也必然会增加储蓄而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仅拥有一套住房的居民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并不会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对于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住房的居民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财富效应。但是在我国由于受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有些房屋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因此对拥有不能变现房产的居民来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也只是带来虚幻的财富增加，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对于拥有两套及以上可以变现房产的居民来说，由于这部分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小，属于高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他们增加的消费需求有限，也不可能引起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的大幅度增加。2.房地产价格上升对没有住房居民的影响对于没有购买住房的中低收入居民来说，由于住宅是用于满足基本的居住需要，因而对这部分人群来说具有购买的刚性需求。而当前我国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非常有限，没有住房的居民为了购买自己的住宅，面对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必然会拼命节衣缩食，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没有住房的居民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为负。综上所述，由于没有住房或只拥有一套住房的中低收入居民占我国人口的比重很大，因此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财富效应非常微弱，这与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