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范文10篇

一、无限度化生存的当代危机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几百年间，由于其无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积出当代人类全球化生态危机。这种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首先表现为生命系统出现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生命的这种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直接来源于：(1)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动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滥杀；(2)生命的故乡――森林，日益变成了沙漠；(3)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对生命系统的全方位侵袭：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仅使水变成了有毒物质，而且更空气变得不干净与不清洁：“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清洁的空气，只得把清洁空气包装起来送给他们。在城市中安装起像电话间的氧气室，使居民可以花钱呼吸氧气。这难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将出现的情景吗？我们是不是如此地破坏了自然给予我们的遗产，因而我们将死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1］(4)化学药品和化学工业品的广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个“癌变的世界中”［2］

其次，整个地球上的生存资源系统遭到根基性的破坏，生命与生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使它们之间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环境危机就是个标志：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3］

其三，整个人类社会制度、财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对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会制度、劳动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断地制造着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即既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掠夺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对立；也表现为权力与责任的分离性对立，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化对立；更表现为知与行、说与做的分裂性对立。(2)奴役与控制的行动原则，制造出人与自然对立和人与社会的疏离：“考察一下在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观念中，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是使人们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问题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种强迫；不再是人们相互关系中，基于客观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一种极端的和隐蔽的用偶然和恐惧来控制的机构，它没有客观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机构所作的任意决断来解释法律；不再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傲慢地把权力植于无限制的奇想之中。在这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样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这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由野蛮的力量所控制。”[4](3)物质与精神的对立。马克斯．韦伯曾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一种不确定性的口气预言道：“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5］韦伯这番话似乎是时针对当代人类而论的：期望成为物质的巨人的同时，却过早地变成了精神的朱儒。

二、无限度观念的源流：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泛滥

形成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根本推动力是人类自以为是的无限度论观念、信仰和价值原则。

一、阅读义务之论证

（一）阅读义务背景：格式合同

张新宝教授曾言：“当我们的民法、合同法教科书还在津津乐道于阐述具有古典平等、自愿和公平色彩并且略带几分早期交易烙印的合同法概念的时候，当我们的合同法还堂而皇之地将合同定义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的时候，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实践却冲破法学家们的理性约束和国家立法框架，用定式合同（格式合同）开辟了自己新的发展道路。”訛譹格式合同之出现改变了传统合同模式，由于缺乏协商过程，消费者需要通过必要的阅读了解合同内容，以做出真实意思表示。

（二）消费者阅读义务之应然性

首先，合同是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达成的合意。格式合同虽为商品、服务提供者所拟制，但其本身仍为合同。不应因买卖双方的缔约能力不平等，忽略合同实质中买卖双方法律人格平等的事实。消费者选择与商家缔约，并不受商家的强迫，因此仍是基于己之真实意思表示。故消费者没有任何理由在不阅读合同的情况下进行缔约，否则有违其真实意思，不可能达成合意，合同无法成立。其次，交易应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诚然，商家在交易过程中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消费者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人格平等的一方，消费者应充分尽己之能力，维护交易的顺利进行。再次，利益的衡平考量。消费者不应以己方在格式合同拟制过程中所丢失的磋商机会，要求商家无限的进行告知。反而言之，商家亦不能以拟制格式合同为优势，肆意地要求消费者无限地阅读合同，立法规定有关商家在格式合同中的提请注意义务，即为佐证。虽然现实中出现了许多商家利用合同诓骗消费者的案例，但若因此无限放大商家的提请注意义务，而刻意忽略消费者在促进交易正常化中所必须担负的责任，既以偏概全，又有违商品经济良性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国内立法上的回应—有条件的阅读行为

没有谁怀疑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也没有谁怀疑曾经创造20世纪中国文学又一次辉煌的新时期文学有其一定的限度。可是，若问“高”，高在何处？“限”，又限在哪里？这两个无法自证清楚的问题也在大家从不质疑的确信中因为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而不甚清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凿的：基于可比性理论的考量，没有谁会冒失地把它们生硬地拉扯在一起；而究其实，这是两个具有相当关联度的问题，而有没有可比性，比较双方轻重的权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比较者能否找到阿基米德那个足以撬动地球的支点。这两个问题萦绕在笔者心中确实有些年头了，那么能否对其作点实证分析，倒很是期待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伤逝》的深度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限度

鲁迅的《伤逝》孕育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大时代的产儿，两者的创作时代虽然不同，但创作背景相似，都是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创作思路相似，两部都是爱情悲剧，都试图从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但各自视界的广度和深度却相差甚远。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被认为是“新时期婚姻伦理小说中最有分量的篇目之一1980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1）。这不奇怪，因为性禁忌是“”十年高压统治下突出的文化症候，爱情禁区的突破无疑是思想大解放的最佳突破口之一，这篇小说确实抓住了新旧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能否敏锐地抓住一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固然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艺术功力之一，但更见功力之处还在于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化反思力度和深度，那么在这方面，这篇小说表现如何呢？小说悲剧主人公沈存妮的母亲菱花和妹妹荒妹都是在即将成为买卖婚姻牺牲品的关键时刻为党的政策所拯救。因为前者的婚恋故事发生在“”前，那时，落实在法律文本上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理念就能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后者的婚恋故事则发生在“”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渐渐吹醒了大地，也吹醒了青年男女婚恋自主的意识；惟独存妮与小豹子的恋爱故事不前不后，正好发生在“”的非常岁月中而成为悲剧。这样，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沈家两代人中三位女性（菱花、存妮、荒妹）的不同命运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上锁定了“被爱情遗忘”的悲剧实质是极左的悲剧，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个荒诞岁月中的荒诞政治。这固然没有错，问题就在于这样的识见仅仅停留在政治政策的水平线上，与当时社会普遍的反思力度和深度相差无几。其思想蕴含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当极左政治结束时，其有限的认识价值自然让位给历史文献价值。无论小说叙事水平达到了怎样炉火纯青的地步，30年过后的今天，勾起我们重读这部小说兴趣的主要质素恐怕还是怀旧情绪。与此不同的是，鲁迅的《伤逝》有三层悲剧性结构，相应地也有三层悖反性的结构意蕴，每一层思想意蕴无不超出“五四”社会的普遍认识水平。经过近90年风雨磨砺后的今天重读它，依然给我们多方面的思想启迪甚至灵魂的深层震动。两性关系同样牵动着五四时期社会解放最敏感的神经，新文化先驱们为传统婚恋悲剧破局所开出的良方无疑是婚恋自主，可是鲁迅的《伤逝》却敞开了完全不同的思维向度，它给读者第一层震撼就是，涓生与子君自由恋爱的婚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婚姻。新文化、新道德与传统文化、旧道德之间的矛盾对立正是文本的第一层结构，涓生与子君以婚恋自主的新式理论否定传统，其结果并不是传统被否定，而是他们反被传统彻底否定：婚姻解体，子君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他们走在大街上，不由得会“全身瑟缩”，那就是传统社会的无形压力。压力是抽象的、无形的、无时无刻的，但也有具体的、有形的。涓生被解聘，就是他们遭遇传统社会的最致命的一击，正如王富仁所说：“假若没有外界的更大压力的话，涓生原来是可以依靠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理智的道义观念将二人的表面和睦关系支持下去的。”（2）《伤逝》的第一层结构似乎在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固然是好东西，却并不能够保证自主婚姻的幸福；更深一点说，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转化，应然也好、必然也罢，但如何转化？怎样转化？路在何方？道该如何走？这是已然走在现代化路上的中国人至今懵懂茫然的问题。

五四新文化有三大发现，即人、女人和儿童的发现。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说的正是“女人的发现”，她给予我们的震撼实在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试想古往今来，中国女人少年从父、中年从夫、老年从子，何曾有过“自我”！然而，就在全国知识界为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喝彩的时候，鲁迅再一次振聋发聩地警告我们：出走后的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3）。子君正是中国的娜拉，而中国娜拉比挪威娜拉的命运更要凄惨百倍，因为我们发现“子君在父亲的家门外仿佛找回的自我却又丢失在丈夫的家门内”（4），勇敢无畏的子君在丈夫的家门内，依然是男主女从、夫唱妻随。她为自己豢养的一只叭儿狗取名为“阿随”，无意识中也道出了自己无法抗拒的命运，试想她自己不也就是其丈夫涓生的“阿随”？叭儿狗离开人就无法独立生存，丧失自我的子君同样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和空间，被丈夫涓生抛弃的子君只能回到自己义无反顾走出的父亲家门内，除了死，她还有别的活路吗？《伤逝》由夫与妻的矛盾对立所构建的第二层结构告诉读者：女人自我发现是一回事，女人自我实现则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程，在男性导师涓生们启蒙下而觉醒的子君们没能完成这项任务，也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事实上，当初高喊“自我权力”的子君对于“自我”的无知，正像高喊“革命”的阿Q而对于“革命”的无知是一样的，其声音中蕴涵着丰富的反讽意味。《伤逝》以“涓生手记”的独特形式叙事，而涓生是悲剧当事人，另一个当事人子君已经死了，只能是被言说的沉默者，这一匠心独具的设置必然使涓生扮演着双重角色的身份：自审与被审。在自审层面，涓生以忏悔的方式伤子君生命之逝，可作为惟一当事人的涓生显然不是可靠的叙述者。因此，把涓生推向审判台的读者才配称得上是合格的读者。这样，在涓生的自叙话语与读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场就是《伤逝》的第三层结构。从这层悲剧结构中，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涓生实质上是一个逃避忏悔的忏悔者。涓生忏悔的情感强度无可指责，却没有实质性的“忏悔”内容。涓生的叙述把读者带进云山雾海中，其结果居然是：子君之错了了分明。当涓生忏悔自己的罪孽时，居然一口咬定自己之罪罪在说出真实——已经不爱子君了，子君不再是自己的真爱！说出真实何罪之有？即便有罪，罪也在不敢直面真实却敢直面死亡的子君。究其实，涓生说出的并不是“真实”而是“真实的谎言”！当涓生被解聘前，生活尚过得去的时候，涓生说自己爱子君；当子君死后，涓生又说子君是自己的真爱；惟独当自己被解聘后、无力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生活陷于无法自拔的困顿时，却一口咬定自己不再爱子君，子君不是自己的真爱，涓生显然是在说谎！可涓生为什么要说谎？因为他同样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子君的悲剧直接根源于自己的“负情”，子君的死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涓生到底爱不爱子君，而是涓生根本就没有正视自己罪孽的勇气！不敢正视便只有“逃离”，逃离在“真实的谎言”中，而“逃离”之后便是“遗忘”。涓生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逃离”和“遗忘”曾经是“阿Q”的祖传法宝，如今已是知识分子的涓生改头换面地拾起了这两个法宝，所不同的仅仅就在于阿Q只会用却不会表达，因而也不太会包装，只是本色地使用这件宝贝；而涓生不仅会用，也很会表达，因而也会包装，因此冠冕堂皇地使用这件宝贝。呜呼，涓生的灵魂!但不论如何包装，也无法掩盖“强梁者藉着它可以杀人不见血，懦弱者为了它虽被杀而亦有冤无处诉”（5）的悲剧本质，而这其中的“它”指代的就是“爱情、自由、民主、平等”等诸如此类“五四”热血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宝贝，而“强梁者”和“懦弱者”则分别指代涓生和子君。这也就是说，作为启蒙者、精神导师、社会脊梁的涓生在本质上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杀害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杀人的工具则是“爱情、自由、民主、平等”。换言之，人类社会无数先驱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普世价值、普渡苦海的舟楫同样可以成为绞杀“爱人”的凶器。所以说，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阅读《伤逝》，让我们不得不时时警醒自己，手里哪怕有一丁点儿权力，也一定要警惕自己不要误用、乱用这丁点权力，以免伤害无辜，伤害自己身边人乃至最亲密的爱人。无怪乎鲁迅真诚地祈祷自己的作品速朽，我们又何尝不祈祷《伤逝》的速朽，因为《伤逝》速朽的时刻就是鲁迅确信“万无破毁希望”的“铁屋子”终于到了破毁的时刻，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大同理想的幸福时刻。总之，《伤逝》如烟如雾的叙述中蕴含了相当复杂且深远的思想。简言之，其多层结构分别为读者探讨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转化、女性解放以及思想启蒙者的自我反省、自我解剖乃至人性的黑洞等问题提供了多层面的思考平台，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均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决不会在短时期内让位给历史文献价值，这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与认识的超拔性；相应地也照见了新时期作家思想眼界的局限性。

二、张弦对鲁迅叙事传统的承传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结构设计固然标示了悲剧作者的反思限度，然而这并不影响其结构内部精彩纷呈的细节刻画和场景叙事；不过，其亮点大多数是鲁迅叙事传统的承传。母亲菱花在处置女儿荒妹的婚姻大事时，不得不威逼利诱地劝女儿接受一桩买卖婚姻，因而突如其来地遭受“要把女儿当东西卖”的谴责，而谴责者就是自己的女儿。可是，菱花自己在做女儿时，却是婚恋自主的执著追求者，是买卖婚姻勇敢无畏的反抗者，为了嫁给山里的穷小子沈山旺，曾理直气壮地谴责父母“要把女儿当东西卖”，这种悲剧循环所折射出来的深厚的悲剧内涵自然让我们眼前一亮。不过，掩卷沉思，这依然是鲁迅叙事思维的延传。鲁迅说：“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6）而在《狂人日记》诗意的叙事中则是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被吃者只要逮着机会便一转而成为吃人的人。在“看/被看”叙事模式中所呈现出来的人与人的普遍关系则是：看别人与被别人看；时时在看、也时时被看；人人都在看、人人也都被看的奇特景观。在否定之否定结构中，则是“否定者恰恰遭遇着否定者的否定，批判者同时也站立在被批判者的行列中”（7）叙事景观。不过，虽是鲁迅叙事思维的承传，但张弦叙事思维的限度依然很明显。在他的小说中，曾经反抗包办婚姻的菱花如今之所以包办女儿的婚姻，主要还是因为贫穷，因为极左政策所造成的贫穷，不言而喻的就是，一旦极左政策被取代，极左思维被清除，人们就不再贫穷，悲剧就可避免。这与鲁迅的循环悲剧中所展示的文化传统的强大思维惯性、人性不可捉摸的黑洞、文本性思想以及多层结构性体制的复杂纠结，以及因此复杂纠结而生成的永恒的苍凉、虚无和绝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代人类的全部生存危机产生的哲学根源是无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支撑力，是其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共谋；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中心论、物质幸福目的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21世纪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的危险处境，必须创建起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支撑的、融会贯通人类精神原创智慧、体现人类时代精神要求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新型哲学思想的整体认知方向是“万物有灵”，其基本生存法则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标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幸福观；其社会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是（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生态主义和（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当代与后代之）整体互动原则。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个有边有限的世界里，这是因为，整体之于个体始终是无限度的，而个体之于整体则永远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种、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终是个体之于整体，所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限度的世界，当我们的行为与活动超出了世界所给予的限度，必然导致整个世界生态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灾难性根源。本文即是从此出发，通过在考察形成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无限度论认知－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尝试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观、伦理理想和行动原则，以为当代人类消解生态危机提供新的视野、态度和方法。

一、无限度化生存的当代危机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几百年间，由于其无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积出当代人类全球化生态危机。这种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首先表现为生命系统出现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生命的这种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直接来源于：(1)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动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滥杀；(2)生命的故乡――森林，日益变成了沙漠；(3)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对生命系统的全方位侵袭：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仅使水变成了有毒物质，而且更空气变得不干净与不清洁：“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清洁的空气，只得把清洁空气包装起来送给他们。在城市中安装起像电话间的氧气室，使居民可以花钱呼吸氧气。这难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将出现的情景吗？我们是不是如此地破坏了自然给予我们的遗产，因而我们将死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1］(4)化学药品和化学工业品的广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个“癌变的世界中”［2］

其次，整个地球上的生存资源系统遭到根基性的破坏，生命与生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使它们之间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环境危机就是个标志：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3］

其三，整个人类社会制度、财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对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会制度、劳动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断地制造着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即既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掠夺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对立；也表现为权力与责任的分离性对立，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化对立；更表现为知与行、说与做的分裂性对立。(2)奴役与控制的行动原则，制造出人与自然对立和人与社会的疏离：“考察一下在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观念中，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是使人们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问题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种强迫；不再是人们相互关系中，基于客观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一种极端的和隐蔽的用偶然和恐惧来控制的机构，它没有客观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机构所作的任意决断来解释法律；不再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傲慢地把权力植于无限制的奇想之中。在这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样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这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由野蛮的力量所控制。”[4](3)物质与精神的对立。马克斯．韦伯曾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一种不确定性的口气预言道：“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5］韦伯这番话似乎是时针对当代人类而论的：期望成为物质的巨人的同时，却过早地变成了精神的朱儒。

摘要；后实践哲学是为着对实践哲学的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实践哲学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张力的存在是极其微弱的，既缺乏社会实践背景现实的有力铺垫，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论承接的维度。后实践哲学的限度体现在时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偏见，对实践哲学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对实践哲学本土化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向度衔接的漠视和浅见。

关键词：实践哲学；本土化；后实践哲学；限度

为了实现对实践哲学的超越和批判，后实践哲学认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化方案的意义，提出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由于超验维度的消解而导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的批评。在后实践哲学看来，只要足够地彰显了所谓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实践哲学的以天人合一为潜在视野的一元的世俗主义的诠释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谓的用以诠释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视野是否是后实践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义的一元化解释方式是否合理?所谓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是否真如后实践哲学所说的那样神奇?它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澄清是非推动理论创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后实践哲学的限度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价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实践哲学虽然一般地肯定其社会改造和历史创造的伟大作用，但主要地还是将其认定为一种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马克思的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或社会改造的思想(尽管是所谓伟大的思想)，而应当理解为欧洲社会有机体所滋生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质上却是错误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阶级性，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将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视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虽然，现代化问题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马克思实践哲学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在丧失形上原则情形下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方案，但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已然跨越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其飞跃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摆脱彼岸自我异化形象的压制和此岸尘世异化的束缚，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虽然受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制约，但是作为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否定的未来社会难道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吗?显然，这一观点确实是失当的。

当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感”的产生虽然有现实人文环境的挤压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下,就文学而言的“文学性”的内涵发生了膨胀、扭曲或游离,以至文学的内涵发生变化,外延发生移位了。所谓文学性问题,其实是探讨“什么是文学”的一种方式,它试图辨析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同时从逻辑上提出了“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的问题。“文学性”问题之所以重要,理论家们之所以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往往并非真正确认哪些文类包括在文学之内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时代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而是在于探讨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规范作为志业的文学研究活动。因为文学性研究可以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阐明文学的基本风貌,能够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文学研究。

一、西方的“文学”形成于19世纪,“文学研究”成型于20世纪;而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则是在20世纪初民族文化与学术随着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工程)从古典一步步卷入现代的结果。至少在20世纪以前,传统文学尚未完全从文化领域中析出,专业的文学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理解,有着较为稳定的内涵。虽然并未运用“文学性”这个词,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古人的观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学的内涵也比较复杂,但潜在的“文学性”指向却依稀可辨。在儒家经学话语中,文学性指向在先秦两汉时期定型为“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主文谲谏”等礼乐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内涵。在被后人说成是“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性指向“错采缕金”、“声偶为文”的语言形式和文体样式。在唐宋道家释家文论话语中,文学性指向“法天贵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镜花水月,羚羊挂角”的“兴会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蕴。到了元明清各类文论话语那里,文学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牵挂于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或者落实为古文家的“气盛言宜”,或者收缩为儒家学者的“文德忠恕”、“修辞立诚”而已了。

20世纪对于西方与中国来说,可谓是文学研究全面体制化的时代,往往被人们称为“批评的世纪”。就20世纪西方上半叶而言,“文学性”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和理论导向,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使文学进一步从社会文化系统中逐渐分析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系统,乃至文学理论(批评)的亚系统。不管科学主义文论还是人文主义文论持如何不同的文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学性”的大致确定和默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大系统中文学研究的版图呈现出大体清晰和稳定的面貌。此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出“文学性”术语,英美新批评提出“文学本体论”,功不可没。它们将内涵确定为文学语言自身或文体形式等,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基本范式,影响巨大。

随着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开始,中国的文学研究开始出现。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黄侃和鲁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潜在的“文学性”指标来把握文学,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解、文学主张和发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内涵。“五四”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势的变化,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蓬勃发展,一步步体制化,文学研究先后沿着西方化和苏俄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性的内涵也渐趋复杂和细化,并富于高度的现代性张力。80年代以来,在西方范式影响下,“文学性”举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审美活动,故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或特征,逐渐成为共识。如同先锋派写作一样,文学理论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急先锋的作用。表面上,这种文学理论研究相对于新中国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边缘化,但自主化与自律化的努力却有着非常浓重的现实内涵和历史内涵,即采取与社会或政治隔绝的方式,转而从另一整体生活的、审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现实。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纪之交,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逐渐加强,文学理论获得了自主性和相应的现实性。人们反思单一主体思维的独断性,注重主体间的对话,文艺学开始走向开放、多元和对话,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纪下半叶,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兴起,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指向发生激烈而根本的变化,即从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的关注,一步步转向人类学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辞性和现实的文化批判。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加强和文化语境的保守化,文学理论和批评趋向于把文学看作是作品与产品的结合体,即把文学作为具有审美风貌的作品的视角,与文学作为机构和产品的视角融合起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与此同时,在罗兰·巴特式的神话学批判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出现“革命化”倾向,试图解构资本主义文化实践,为工人文化正名,“文学性”开始反叛自身,开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出现了“后现代”、“全球化”、“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理论风潮。这些思潮鼓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义、消费主义、媒介主义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论一步步抢占现代或后现代思想的后台,并把“文学性”等同于“装饰性”,把“审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语境”。所以,这里的逻辑就变成:文学=审美=装饰=媒介=感受=消费=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权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学终结了,死亡了,而“文学性”、“审美性”开始了全面的后现代统治,文学研究据说要开始其他领域未曾开创的事业,把“文学性”研究贯彻到所有的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领域。

在这种“文学性”全面统治的声浪中,刚刚引入中国、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出现“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费化”走向。这种“文化研究”虽然欲远宗20世纪60年代要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名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但如果近以美国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文化研究”为学术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则必然认同“文学性”的普遍统治,从而要求覆盖或取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于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刚刚获得自主性的氛围中,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经验和教训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据说80年代以来以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探讨方向的文艺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里与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艰难,与资本金钱或权力专制调情、欲拒还迎、投怀送抱的理论共谋而已。

〔摘要〕刑法规范作为一种必要的犯罪控制方式，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为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刑法进行犯罪控制的功能发挥是有限的，不仅是刑法的谦抑性使然，还包括强力制裁带来的负效应问题和犯罪治理方式单一化的弊端等。因此，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应在犯罪控制与公民自由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充分发挥犯罪预防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规范刑法的正义价值取向，关注民众的权利与需求，培育民众的道德规范，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犯罪控制；刑法；功能；限度

人是社会中有理性的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独存。社会要求从事社会活动的个人或团体必须遵守其规则或秩序，并通过各种控制手段对人的活动进行指导、评价、教育，以使人的行为和社会期待相符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刑法对于保障社会团体和睦昌盛的共同生活有着无可争议的必要性。通过对犯罪人的刑法惩罚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最经常、最广泛使用的有效方法，因为道德、赔偿、法律义务并非总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法益保护。社会共同体为维护其基本价值和保障其团体内部法治安定的利益，往往需要借助刑法秩序和刑罚力量才能得到满足。但刑法规范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性规范，有学者曾说，压制性法律带来的是机械的社会团结而非有机的社会团结，因此，在制裁犯罪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一、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趋于强化

为适应时代变迁、深化改革、社会治理等需要，刑法在理念、政策、立法等方面都有所调整。在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扩张趋势较为明显，刑法更为及时、深入和广泛地介入社会风险的防范和管控中。在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刑法立法趋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过去几十年刑法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刑事法律管辖范围逐步扩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为契合打击犯罪，保障公共安全，稳定社会秩序，我国将更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化，显现出刑事立法的扩张性趋势。如自1997年刑法修改以来，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界限和范围逐步扩大，具体体现在：一是增设新的罪名，如将危险驾驶、恶意欠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等行为入罪；二是对一些已有的犯罪通过增加犯罪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等，扩大打击范围；三是取消一些犯罪的限制条件，以降低入罪门槛；四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和增加从重处罚情节等使刑罚趋向严厉〔1〕。从刑法修改的内容上看，绝大多数是犯罪化，体现了应对新生危害社会行为、加重刑法控制力度的趋向，如在以下几个领域更为突出：为维护公共安全，扩大了惩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范围；为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完善了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为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加大收买被拐儿童犯罪处罚力度；为加强社会管理，新增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等罪名。（二）刑法惩罚功能突出。我国在面对社会变革中矛盾积累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时，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或问题的机制，非刑事法律与社会管理创新手段对社会的调节功能在一些领域显得不足，导致人们对刑法控制功能的依赖。再加上刑法工具主义以及重刑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使得人们对刑法功能出现片面化的追求，希望通过强化刑法惩罚功能提升刑法的威慑力，实现对刑事犯罪的有效打击。惩罚是刑法处罚的内在属性，是一切刑罚都具有的共性，刑法的惩罚性主要是通过对犯罪人的某种利益或者权利的剥夺而实现的。刑法处罚功能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罚的趋重化。如增加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加犯罪的加重情节，增加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等。二是刑罚方式的多元化。由于犯罪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传统以监禁刑为中心、种类相对单一的刑罚体系正在完善，突出了刑法的惩罚功能。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预防性措施，修改了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修改了缴纳罚金的方式，完善了不同刑种数罪并罚的规定。（三）传统刑法的风险转向。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在科技、医疗、交通、食品卫生等领域，由于社会风险的日益凸显，使得传统刑法控制应对不足。一些风险行为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态度也影响刑法控制的决策，从而促使刑法在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中予以调整和平衡。风险刑法在价值取向上更突出安全价值，力图在保障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寻求自由与安全的平衡。传统刑法的规范以规制实害犯、结果犯为核心，而对危险犯、行为犯的规制则较少。风险刑法规范要求人们更加谨慎地行为，虽然不排斥结果犯的价值，但出于预防的目的，则更多考虑对危险犯、行为犯的规制，抽象危险犯、过失犯、预备犯等制度技术受到更多重视。由于不再依赖实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及影响大小，刑法可能会更早地介入法益保护，对犯罪的防范更加积极。如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犯罪中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将网络犯罪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独立入罪，都体现出刑法防线的前移。另外，刑法在规制领域方面也不断扩展，如对一些曾经运用行政手段、道德手段治理但效果不很明显的领域，刑法会适度介入，特别是在社会诚信领域也要运用刑事手段对失信、背信行为予以惩治等。

二、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发挥的局限性

【摘要】当代人类的全部生存危机产生的哲学根源是无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支撑力，是其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共谋；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中心论、物质幸福目的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21世纪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的危险处境，必须创建起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支撑的、融会贯通人类精神原创智慧、体现人类时代精神要求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新型哲学思想的整体认知方向是“万物有灵”，其基本生存法则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标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幸福观；其社会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是（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生态主义和（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当代与后代之）整体互动原则。

【关键词】限度论生态理性生生精神限度生存限度生存原则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个有边有限的世界里，这是因为，整体之于个体始终是无限度的，而个体之于整体则永远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种、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终是个体之于整体，所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限度的世界，当我们的行为与活动超出了世界所给予的限度，必然导致整个世界生态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灾难性根源。本文即是从此出发，通过在考察形成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无限度论认知－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尝试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观、伦理理想和行动原则，以为当代人类消解生态危机提供新的视野、态度和方法。

一、无限度化生存的当代危机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几百年间，由于其无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积出当代人类全球化生态危机。这种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首先表现为生命系统出现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生命的这种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直接来源于：(1)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动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滥杀；(2)生命的故乡森林，日益变成了沙漠；(3)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对生命系统的全方位侵袭：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仅使水变成了有毒物质，而且更空气变得不干净与不清洁：“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清洁的空气，只得把清洁空气包装起来送给他们。在城市中安装起像电话间的氧气室，使居民可以花钱呼吸氧气。这难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将出现的情景吗？我们是不是如此地破坏了自然给予我们的遗产，因而我们将死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4)化学药品和化学工业品的广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个“癌变的世界中”

其次，整个地球上的生存资源系统遭到根基性的破坏，生命与生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使它们之间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环境危机就是个标志：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

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生态文明法治文明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1]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2]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在第二款、第三款中分别规定了防卫过当和无限防卫权的问题。本文从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条件入手，对正当防卫的成因进行深入探讨，以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为重点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进行界定。

关键词：正当防卫起因条件必要限度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条件、原则和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如果要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切实保护正当防卫行为，必须对正当防卫的起因和必要限度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来保证正当防卫制度的最终实行。

一、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由于正当防卫是采取使不法侵害人受到一定损害的方法来保卫合法权益的，因此法律规定实施正当防卫行为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条件，以避免滥用正当防卫权利而给社会带来危害。

1、只有在不法侵害行为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