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防卫权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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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防卫权范文篇1

【关键词】：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缺陷;紧迫性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一经公布，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议焦点。仅称谓就有无限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特殊防卫权之分，毋宁说因条款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观点碰撞。“无过当”即“无限”，所以笔者将“无过当防卫”归入“无限防卫”中，不再另行分析。下面笔者就以该条款的称谓为切入点就有关问题阐述一些粗识浅见。

一、理论概说

（一）称谓

由理论界对该条款称谓的激烈论争可以看出对该称谓界定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对条款含义的理解。法的生命体现在其适用上，而广大人民群众对法的理解则直接关系到法的适用效果。对称谓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无限防卫权”和“特殊防卫权”上。

1．无限防卫权说。自该条款面世后，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进而认为在正当防卫之外，法律赋予公民以无限防卫权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此论者对该款含义进行解释时，往往直接引用法条内容来对其定义，据此提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理论的重大突破。

2．特殊防卫权说。该说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是公民在符合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所行使的防卫权，“与第一款相比较而言，如果后者称为一般防卫权，前者可以称之为特别防卫权的规定”。[1]该说从称谓上抛弃了“无限”的字眼，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该说从本质上讲仍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别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同第1款是并列关系。[2]

从以上两种学说可以看出，无论是“无限防卫权说”还是“特殊防卫权说”，均把刑法第20条第3款视为同第1款相并列。换句话说，都认为该款规定的防卫权的行使不必受到第2款必要限度的制约，“特殊防卫权”从本质上讲等同于“无限防卫权”。笔者姑且把这两种学说都称为无限防卫权，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来考察确定该条款的确切含义。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界也有不同表述：第一种表述为，“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种表述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而没有必要限度限制的权利。”[3]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两种表述均主张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的限制，从本质上讲都将“无限”锁定在防卫行为的限度上。由此可见，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之要求是无限防卫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换句话说，对防卫行为的手段、强度、后果等不做任何限制。

乍一看来，这种赋予防卫人“无限”处分的权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无限”权利是建立在侵害人人权处于崩溃边缘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侵害人实施了损害防卫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就立刻沦为防卫人任意实施防卫行为的针对者，其人权瞬间损失殆尽。这种“无限防卫权”思想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

从无限防卫权的起源来看，它是与正当防卫相伴而生的。有史料载明，最初行使正当防卫权没有限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无限防卫”。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年—公元前1750年）第21条规定：“自由国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雅典法规定：“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约公元前5世纪）第8表第12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合法。”[4]从中国古代法典中也可探寻无限防卫权的踪迹。《周礼•秋官•朝士》说：“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可见，这个时期的无限防卫权适用于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体现了无限防卫权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即缺乏法益均衡性。

及至封建社会，无限防卫权开始有了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如《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者，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即告诉人们未经允许私闯他人住宅、车船、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在当时打死是无罪的，此处强调了时间条件——必须是“其时”。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阐述正当防卫的性质，把正当防卫视为天赋人权之一，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除此之外，个人权利是无限的，任何人不得干涉。这种观点导致了无限防卫权思想。”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据当时的情况，如果用别的手段不能击退侵害者，那么，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合法财产，也可以用杀死侵害者的手段来保护。”

到了20世纪后，个人权利的法律精神被法的社会化精神取代，有了防卫限度的定位，无限防卫权的立法逐渐消失。现代关于防卫权的立法均将其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或将其限定于防卫人特定主观原因范围中，或将其限定于反击特定犯罪的客观范围中。所以无限防卫权由于其不合理性在理论上已经被淘汰，在立法上也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通过对无限防卫权含义及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看出，防卫权是统治阶级为了弥补统治资源匮乏、能力不足，而将一些公权力私化的表现，但为避免权利私化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各国统治者均在承认正当防卫合法化的同时又对其采取限制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就越发达完备，法治的精神越是深入人心，公民的防卫权行使的范围也就越益窄小。因而，与日益发达完备的正当防卫制度相比较而言，防卫权的范围不是扩大而是日益萎缩。”[5]所以，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并不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将其定性为无限防卫权无疑是错误的，会引人产生“防卫没有限度”的错误思考，是绝对不可取的。

（三）20条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防卫权的性质和含义

要从根本上理解该款所规定的防卫权的性质，就应当对其立法背景及原意进行探究。

在1997年刑法制订时，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观念深入人心，但因种种原因，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暴力犯罪不断增多。人们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时又受到很大束缚，因为当时关于正当防卫立法“可谓谨慎有余、大胆不足，对正当防卫权如何不被滥用考虑的较多，而对于怎样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力同不法侵害行为斗争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同时，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之必要限度把握的过严，并存在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了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防卫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于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严重挫伤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

王汉斌在谈到1997年刑法增设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太笼统，在实际执行中随意性较大，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时把歹徒打伤了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以防卫过当追究刑事责任，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由此可见，该款的立法原意在于鼓励公民同犯罪行为做斗争，纠正立法粗疏，增加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立法者是在正当防卫的大前提下增设该款的，第20条三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孤立地看待刑法第20条第3款，势必会断章取义，得出无限防卫权的结论。

从立法背景及立法原意可以看出，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对第1款的补充，且都受第2款关于防卫限度的制约。刑法第20条第3款是正当防卫制度中的特殊规定，在前提、保护权益以及对象范围方面有特殊的规定。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透过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立法者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总体设计，是意图通过实体条款的细密化、明确化来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从而促进实践中防卫案件适用的公正性。”因此，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称谓比较妥当，表明了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包容于第1款的特殊规定，当然，同文章开头提及的“特殊防卫权”应有本质的区别。所谓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规定，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受到特定严重暴力犯罪侵害时，可以采取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方法保全自己的权利。

二、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

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即特殊防卫权的成立需具备哪些条件。鉴于特殊防卫权的特殊性，对其构成要件要谨慎对待，防止出现权利滥用。理论界对其构成要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三要件说”以对象、主体、时间三个作为构成要件，“四要件说”以前提、对象、时机、主观方面四个作为构成要件。笔者综合各家的观点，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整理，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可分为以下四个：

（一）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现实存在

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现实存在是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客观前提条件，是特殊防卫权的“特殊”之处，使特殊防卫权有可能从一种应然的权利转变为一种实然的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将特定暴力侵害限定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范围内，可见这些暴力侵害行为实施时，往往具有合法人身权益受损的危急性、紧迫性，防卫人在仓促、紧张的状态下，往往很难准确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无法慎重选择与侵害行为相适应的防卫措施，因而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免责。

1.“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含义辨析

（1）“行凶”。此处“行凶”一词在理论界争议颇大，在论及特殊防卫权条款的缺陷时无一例外地被提到，关于其含义将在下文探讨。

（2）“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四种情形是特殊防卫权条款明文列举的四种犯罪。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是具体罪名的看法基本上得到认同，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法定的可以进行特殊防卫的情形，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即是指分则条文规定的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刑法第239条的绑架罪。从这些犯罪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都是性质严重的，直接针对基本人身安全的犯罪，如不进行防卫，那么受害人就有可能承受“伤亡”的不利结果；如果进行防卫，那么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侵害人的“伤亡”同其自身可能遭受到的侵害结果具有相当性，并未超过“必要”限度。在此，“伤亡”不等于“过当”，因为“伤亡”本身就是限度。

其次，“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包括转化犯的形式。所谓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具备了某种情形，刑法明文规定不再以本罪论处，而是按照刑法另一条文规定的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况。分则中符合要求的转化犯主要有三种：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41条第2款转化为强奸罪；刑法第269条转化为抢劫罪。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不应包含在其中，因为该种转化中行为人大多只是以凶器相威胁，有的只是为实施其他犯罪而携带凶器，并未使用该凶器，所以应排除在外。

最后，关于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笔者赞同“包括说”。因为以这四种手段实施的犯罪，同样具有严重、紧迫地危及公民合法人身权益的性质，因而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特殊防卫权范围之外。

2.“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

一般认为，“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宜做扩大解释。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不能穷尽所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所以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模式，从而有利于司法裁量。

（1）“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这一规定揭示了特殊防卫权所限定的犯罪的共同特点，即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才有可能引起特殊防卫权的使用。“严重”指出了程度，“危及人身安全”指出了限定条件。进一步分析得出，“危及”是即将损及，尚未损及，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紧迫的状态；“人身安全”的理解在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即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自由。

（2）“暴力犯罪”。这是对防卫权的使用所限定的犯罪的又一个共同点，它揭示了这类犯罪的性质。“暴力犯罪，指采用武力手段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恫吓、殴打、捆绑，以造成被害人精神恐惧及人身危险，从而达到犯罪目的的行为。暴力行为有很强的破坏力，在运用上有突然性、猛烈性、攻击性，对人的心理能够瞬间产生强制性并可能最终导致被害人生命丧失，健康受损。从分则规定来看，范围很广，有时直接将暴力犯罪字样规定在罪状之中，有时则隐含在实行行为之中。判断是否为“暴力犯罪”要求司法者行使自由裁量权，通常要结合行为危险性、法定刑幅度等予以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暴力”不包括“以暴力相威胁”，仅指外观上可见的暴力行为。否则，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可能使认定更加困难。

综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程度、性质上同前面所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相同的。为了便于理解和司法实践的操作，立法者将几个特例列举加以明确。

（二）行使特殊防卫权的时间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时间段内进行特殊防卫行为，才是正当和有效的，否则就可能承担责任。所谓“正在进行”，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确定“开始”和“结束”的时刻就显得尤为重要。

1.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开始。关于“开始”的观点主要有“进入现场说”、“着手说”、“直接面临危险说”、“综合说”等。多数学者赞同“综合说”，即一般应以着手实施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但“在特定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特殊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就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含义，特定暴力侵害开始的标志应是合法人身权益受到“严重危及”的时刻。“综合说”显然符合“严重危及”的标准，故笔者也认为采综合说较合适。

2.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结束。何为“结束”，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侵害行为停止说”、“侵害人离开现场说”、“危险状态排除说”等。特定暴力侵害结束的标志有：一是侵害者自动中止了侵害，危险排除；二是特定暴力侵害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侵害者被制服或其他客观原因；三是侵害行为已经完成且侵害后果不能挽回。笔者结合结束的标志，认为“危险状态排除说”较为合理。特定暴力侵害开始预示着防卫人骤然进入危险状态，什么时候危险得到排除，也就表明“严重危及”状态的结束，自然也就宣示特定暴力侵害的结束。

（三）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对象条件——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

同正当防卫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一样，特殊防卫要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是侵害者以外的其他人。特殊防卫权是以立法形式赋予公民在危急情况下“私力”救助的权利，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不得滥用伤及无辜。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特殊防卫权能否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否定说”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实行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因而不具有可特殊防卫性。“肯定说”认为即使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因为其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也应当允许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笔者赞同“肯定说”，因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本身就要求一种紧急状态的存在，在面临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时，防卫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难以脱身的境地，采取一般防卫难以保护合法人身权益于周全，进行紧急避险又缺乏现实可能性，若不允许被侵害人防卫，难以保持利益上的平衡，有违特殊防卫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犯罪”，原则上应是对客观事实和违法性的“中性评价”，而不涉及对侵害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应将“犯罪”解释为“行为”。

（四）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观条件——特殊防卫意图真实存在

由于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自然会同正当防卫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构成要件也多以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为大前提，然后才凸显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确立，“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防卫人缺乏主观限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同样要求有防卫意图的存在。

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对其防卫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所应具有的心理态度。”[6]包括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两方面的内容。

1.防卫认识。即行为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对其面临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事实因素的认识。

首先，防卫人应当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前文已经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是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防卫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产生保护合法人身权益的意识。如果产生认识上的错误，如对实际存在而误以为不存在的特定暴力犯罪进行了“防卫”，即偶然防卫，就不能成立特殊防卫。

其次，防卫人应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即认识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益面临受侵害的危险，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马上受到侵害。认识到这一点，防卫人才可能积极采取行动进行防卫。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况太过急迫，防卫人根本无暇准确判断侵害的性质及程度，所以不要求很准确，有抽象的、事实上的认识即可，而不要求有法律上的认识。

2.防卫目的。即防卫人追求合法权益不受特定暴力侵害的心理态度。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为其内容，以损害侵害者为其手段。

这里防卫人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防卫认识、目的的确定，实施“足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的防卫行为。要考虑周全并且准确做到把结果控制在必要限度以内是很难的，于是就涉及到限度的合理设置问题。“相当说”考虑了这一实际问题，提出较为合理。

三、缺陷和完善建议

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并存，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弊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可以鼓励公民制止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增强司法实践可操作性是毋庸质疑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立法者主观意志。我们应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找出缺陷和不足并积极地完善。

（一）缺陷及评析

1.关于“行凶”。提及特殊防卫权规定的缺憾，“行凶”总是首当其冲受到质疑。这一生活化的语言一次又一次被视为特殊防卫权条款的致命缺陷，其含义不明的状态也一直成为特殊防卫权司法适用的障碍。如何理解“行凶”，直接关系到防卫行为的定性，关系到特殊防卫权的行使。

学界对行凶的含义探讨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学说：

⑴故意伤害说。认为“行凶”应专指故意伤害，即“故意伤害他人致使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殴打不在此列。”[7]这种观点是关于“行凶”的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⑵杀伤说。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行凶’，乃对他人施以指致命暴力的、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也即“杀伤他人的行为”，但是这种杀伤行为并非显而易见，也不具有确定犯意，换言之，是指一种“具有杀死或致命伤害他人的不确定犯意”的行为。[8]

⑶暴力说。该说中又分两种观点：一是暴力犯罪说，认为行凶是与“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性质相同严重的暴力犯罪。[9]二是使用凶器暴力说，认为构成无过当防卫的行凶，仅“限于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具体是指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行为。”[10]

第一种观点是从“行凶”的汉语本意上来理解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将“行凶”解释为“指杀伤人的行为”；三环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语言大典》将“行凶”解释为“打人或伤人”。可见，“行凶”在汉语中的含义基本上可以统一为“杀人或伤人（打人）”。既然条文中已明确了“杀人”，那么“行凶”显然是指“伤人”了，具体到刑法中即是故意伤害。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将“杀人”等同于故意杀人罪，将“伤人”等同于故意伤害罪所得出的结论，这种逻辑上的简单等同有其不合理之处。

其一，如果“行凶”是故意伤害罪，是立法者想要特殊强调的罪名，那么为什么要舍简就繁，不直接规定为同后面的罪名相并列的故意伤害罪，却要煞费苦心的地引进非法律术语的“行凶”一词呢？

其二，如果“行凶”解释为故意伤害罪，则会出现对故意伤害重复规定的矛盾。条文中“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显然是一种立法上的便宜之计，是为了弥补列举方式的不可穷尽性的尴尬。既然故意伤害情形没有被列举，那么自然可以包含在“其他”的规定之中，那么将“行凶”限定为故意伤害显然出现了重复规定。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在立法工作中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种解释不够科学。

第二种观点是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提出的，该说主张“行凶”在主观上是一种“不确定犯意”，在客观上则是“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比较合理，分析全面。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有细微的矛盾：即该说一方面强调“行凶”犯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强调杀死或故意伤害他人的坚决性，具体表现在“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这样显然说不通。实际上该说仍是倾向于将“行凶”具体化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也有不科学之处。

第三种观点将“行凶”界定为暴力行为，但对暴力的阐述均显得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操作性。具体分析，“暴力犯罪说”将“行凶”界定为暴力犯罪的集合，是个包容性的概念，又犯了重复规定的错误。“使用凶器暴力说”将暴力限定为必须使用凶器，排除了未使用凶器的暴力行为，没有考虑到防卫人的实际情况，同实际案情不相符合，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人身权益。

由以上评析可以看出，“行凶”是种暴力行为，但又不能界定为刑法典中的具体罪名，否则会导致“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将“行凶”解释为具有暴力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性、非犯罪性的侵害行为，才能避免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相冲突。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1]我们知道，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行为如不符合刑法典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行凶”的规定使防卫人可以对“不是犯罪”的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条款中，“行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不易界定性，有违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更是不易为司法者所掌握，有违立法者设立该款的初衷。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杀人、强奸、抢劫、绑架”已经包含了可实行特殊防卫的绝大多数情形，“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完全可以满足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需要。所以，“行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2.关于特殊防卫权的主体界定。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特殊防卫权的主体是公民，这样的规定从刑法公正角度考虑欠妥。笔者同意将特殊防卫权主体严格限定在“自我防卫”的范围内的观点。

同一般防卫一样，如果以防卫人受到侵害为标准，可将特殊防卫权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自我防卫；一类是未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非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防卫他人。在适用特殊防卫权条款时，自我防卫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从防卫结果的角度考虑，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设置科学、合理；他人防卫则有漠视不法侵害人合法权益的嫌疑。深入分析如下：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定暴力侵害时，受害人和非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差别。“人在激情状态下，认识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笔者认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受害人的心理状态就处在激情状态下。从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可以看出，特殊防卫权人面临的是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体现的显著特点是防卫行为的紧迫性，即侵害就在眼前，瞬间可能成为现实。对受害人来讲，根本无暇对暴力侵害的行为性质、程度作出理性判断后选择实施不会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大多受害人表现的极度错愕，思想混乱，对防卫强度难以把握。而非受害人则往往有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能力，能够对不法侵害的性质和危害结果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和预见，进而实施“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前文已经述及，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也要求防卫行为要保护的合法权益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法权益损害大体相当。但由于情况紧急，不苛求防卫人对侵害行为准确、及时的判断，只要有事实上的认定即可，因此对造成的结果可以“等于或略大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权益，也认为是“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即“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考虑，没有特定心理状态的第三人成为防卫主体似乎不很合理,意味着他可能在稳定的心理状态下可以对侵害人实施“略大于”的防卫行为，这就有可能使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3.关于行使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

该问题涉及到司法实践，要求防卫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之后，负有证明自己行为正当的责任，体现了“权利有限”的原则，是对行使特殊防卫权的限制性规定。据《法国刑法典》第329条之规定，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的，都属于正当防卫。[25]但防卫人必须提出证明自己无责任的证据。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该证明责任，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

根据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两部分。举证责任是提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责任。由于不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所以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是充分说服裁判官员，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责任。控诉方和被告人都要承担说服责任。

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就是证明责任，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发现无过当防卫的证据的前提下，若提出无过当防卫主张的，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否则无过当防卫的主张就不能成立。该观点有待商榷。被告人作为追诉对象，一般没有能力和机会承担举证责任，一般只需在法庭上提出观点并指出对方漏洞、加以说明即可，也即只承担说服责任即可。让其承担举证责任不现实，也不利于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被告人作无罪或罪轻辩护时，不需承担举证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利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及免除刑罚处罚，但这种权利不能转换为义务。”由此可见，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仅承担说服责任是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合理性的。

（三）完善建议

针对上述缺陷及相关分析，笔者对无限防卫权条款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1.在条文中删掉“行凶”一词。“行凶”的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将特殊防卫权适用的范围尽可能放宽，希望达到对一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的理想状态。但“行凶”的规定消极性大于积极性，完全可以考虑将其从条文中删除。

2.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将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体限定在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的范围之内。

3.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对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加以规定，笔者支持对被告人只规定说服责任的立法思想。

4.最后，多有学者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语言表述不够法律化提出完善建议，如“伤亡”改为“伤害或死亡”；“不属于防卫过当”改为“属于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该提法有合理性，因为法律毕竟有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应当维护。

综上所述，特殊防卫权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补充，弥补了公力救济的滞后性，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它不是西方“无限防卫权”的复活，而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情形，是补充规定，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我们要客观公允地评价特殊防卫权，立足于国家现实国情，同时也注意其发展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意义，甚至产生其可以代替刑罚权的错误认识；也不能一味着眼于其缺陷大加批判，认为其是构成严重暴力犯罪的诱因。针对其法律规定的缺陷要积极寻求完善之道，从而使之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1]段立文.对我国传统正当防卫观的反思[J].法律科学，1998，（1）.

[2]王作富，阮方民.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规定的研究[J].中国法学，1998，（5）.

[3]陈兴良.正当防卫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0.

[4]北京大学法制史教研室.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76.

[5]田宏杰.防卫限度的理性思考[J].法学家，1998，（4）

[6]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44.

[7]杜宝庆.无过当防卫的法律适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3）.

[8]屈学武.正在行凶与无过当防卫[A].高铭暄.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2.

[9]马登民，王东.新刑法精解与适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2.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2

[关键词]：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缺陷及完善

一、引言

1997年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据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确立了无限防卫权。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从无限防卫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限防卫权的基本特征一是缺乏法益的均衡性，二是无必要限度的要求，而我国新刑法该款的规定并不具备无限防卫权的这些特征，并提出“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1]但笔者认为，就该条的规定而言，立法者对无限防卫行为的程度及后果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应该说无限防卫权在我国已经刑事立法化了。下面结合我国新刑法的规定就有关无限防卫权的基本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以及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者们发表了很多观点，如黄明儒的观点[2]，姜伟的观点[3]，陈兴良的观点[4]等。结合他人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并对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的一项权利。对这一概念可作如下理解：（一）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的无限防卫权，而是相对的无限防卫权，即它只能发生在“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特定的条件之下，如不具备这一特定条件，则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是一种正当防卫权。依照新刑法规定，在上述条件下实施防卫行为，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那么这种防卫无疑应当是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也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要求。（三）无限防卫权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权，我们习惯把新刑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称之为一般正当防卫权，无限防卫权与一般正当防卫权相比较，其特征朱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因条件不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职能在特定的情形下行使，而一般防卫权的行使只要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可适用；二是限度条件不同，一般防卫权的形式，要求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即是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则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既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5]

明确了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之后，那么其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何在呢？众所周知，刑法因犯罪而存在，并且刑法具有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然而刑法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保障手段又有其先天的不足，即对权利保护的滞后性，尤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如合法权益遭受正在进行的急迫不法侵害时，这一不足显得尤其明显。虽然事后可以使不法侵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毕竟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优势是无法挽回的，如人被杀死。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防卫权这种依靠公民自身的力量实现权利自保的权利，也就自然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得到了确立。例如，《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被杀，则杀死他应该认为是合法。”我国古代《汉律》中也有相似的规定：“无故入人楼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者，无罪。”目前的《印度刑法典》第10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6]世界各国无不鼓励本国公民充分利用法律所规定的防卫权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国，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刑事立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1979年制定的刑法虽然在第17条对正当防卫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该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立法模式仍属于有限防卫的范畴。该法第17条这样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该法对正当防卫的防为限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以致理论上长期处于争鸣状态，时践部门在适用时做法也极不统一，往往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把握过于严格，并且“存在着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7]从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例如，受害人在受不法侵害时，将歹徒打死或打伤，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而同时，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居高不下，暴力犯罪日益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因此，如何惩治犯罪降低犯罪率，以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97年在对刑法的修订中，不仅放宽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且还确立了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就是鼓励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防卫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纠正过去司法实践中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普遍偏严的现象。”[8]

三、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以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无限防卫权，虽用“无限”加以修饰，但其实质仍然是正当防卫权。因此，无限防卫权在使用过程中同样要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非法侵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防卫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人身安全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等。然而在人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中，人身安全权利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权利得以存在的前提，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还谈什么别的呢？况且侵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即时性和紧迫性的特点。法律只有对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作出更及时、更直接的保障性规定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所包含的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所以，只有在这类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除此之外的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财产权利和公民其他权利的犯罪，用非暴力的方法侵犯一般人身权利的犯罪如侮辱诽谤罪等，以及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一般暴力犯罪，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2、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必须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首先，暴力犯罪行为必须是实际发生的客观存在，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而非无限防卫人主观臆断的行为，否则就是假想防卫；其次，暴力犯罪必须正在进行，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什么是“正在进行”？一般应理解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但同时还包括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直接面临不可避免的某些状态，因为有些危险的暴力犯罪行为虽然还未曾着手实施，但已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当时的实施情况，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实施防卫则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如果乙拿枪欲枪击甲，拿枪行为并不是杀人行为的着手，可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甲若不及时地主动地实施防卫，势必会错过防卫的最佳时机，难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要求任何时候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等到其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才实施防卫，则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认为对于暴力犯罪的实施迫在眉睫，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当然，对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严把握。

3、行使无限防卫权时，防卫人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从正当防卫的理论上看，正当防卫之所以被认为是排除犯罪性的正当行为，不仅因为正当防卫在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利益，而且还在于防卫人在主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意图。行使无限防卫权也不例外，它要求，一方面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存在。如果不对之实施防卫，自身的人身安全则会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防卫人在主观上应具有制止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所以，在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出于故意伤害对方的心理实施侵害但客观上与防卫效果巧合以及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防卫意图转化为犯罪意图的情况下，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于缺乏主观条件的正当性，不能认为是行使无限防卫权。

以上明确了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应该加以注意。

（1）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包括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对这类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客观上看，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同样具有侵害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无限防卫人的无限防卫权。然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暴力侵害行为，毕竟不同于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其行为本身在刑法上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认为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人而实施了无限防卫，应当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人是明知对方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一般不应当允许进行无限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实施无限防卫权。（2）相互斗殴中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相互斗殴行为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认识不一，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相互斗殴均属于不法侵害，不存在一方合法一方非法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正当防卫可言；另一种意见认为，相互斗殴也有前因后果，先动手的为不法，后还击的为合法；第三种情况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从因果关系、情节发展、性质转化等方面来分析。[9]我的观点是不管相互斗殴的起因如何，相互斗殴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双方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均缺乏防卫意图的正当性。因此，相互斗殴中不存在正当防卫，更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相互斗殴结束后，一方出于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斗，退避不予还手，若是主动报复一方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对方的人身安全时，被侵害方被迫进行反击，此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不能再作为相互斗殴对待，被侵害方应当被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

四、无限防卫权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完善的几点看法。

对于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国中肯的看法，有人认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化有损新刑法的进步性，不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不利于对犯罪人教育、改造；[10]有人认为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主体界定为公民，有失偏颇；[11]还有人提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在刑事立法思想上崔在许多误区，并建议取消无限防卫权的有关条款。[12]下面我主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1、“行凶”一词含义不清

“行凶”一次含义不清，也不属于法律用语。暴力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都可属于行凶行为，然而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行凶”与上述这些犯罪并列的规定方式上看，“行凶”显然又将上述这些犯罪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

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3]既然“行凶”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个涵盖多种暴力犯罪手段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包含在另一个含义更广的“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概念之中，而没有独立表述的必要，因为根据形式逻辑规律，同一个法条中不宜出现两处具有包含、重叠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在者说，“行凶”一词并非罪名，将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罪名并列在一起，显得不是太协调。所以，还是删去”行凶“一词为好。同时将现实生活中常发生的典型的”重伤“这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像杀人、抢劫、等犯罪一样单独列居，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操作。

2、“…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表述容易引起歧义。

对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前一种理解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无论使用暴力方法或非暴力方法，均可行使无限防卫权。后一种理解认为，无限防卫权只能适用于使用暴力方法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上述犯罪，对于非暴力方法的上述犯罪则不适用，因为使用非暴力方法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14]我赞成第二种理解，因为第一种理解容易造成无限防卫权的滥用。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把对该款的理解加以明确。

3、第二十条各款的位置设定得也不太合乎逻辑。

从法条之间的关系来看，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第三款规定的是特殊条件下的正当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这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两者规定的都是正当防卫权，本质是相同的，所以第三款的规定同样要受到第二款规定的限制。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三款分别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一般防卫权与无限防卫权均是正当防卫权，不存在防卫过当。所以如果把第二款与第三款调换一下位置，把无限防卫权的规定紧贴在一般防卫权之后，用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作为对行使一般防卫权和无限防卫权的限制，这样一来，整个条文才更显得合乎逻辑，科学合理。

4、无限防卫权可能被滥用，变成某些犯罪人实现其非法目的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新刑法既然允许防卫人在受到暴力侵害时可以不守防卫限度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防卫者的要求，做是防卫人之享有防卫权而不承担热哲人的极端。[15]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某妇女将被害人骗至家中杀死，然后未遭强奸现场，谎称被害人要强奸她，自己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将其杀死。一旦发生这样的案件，由于被害人死亡，若是没有其他证据就难以对该妇女问罪。所以，应当增加防卫人的证明责任。例如法国刑法典第329条规定：（一）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二）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防卫人须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法律责任。借鉴与此，建议我国刑法中也加入类似规定以防止无限防卫权被滥用。

五、结语

无限防卫权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关无限防卫权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不规范到规范，从非科学到科学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对无限防卫权的利弊进行反思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刑事立法中，确立无限防卫权的是是非非，也许人们会永远讨论下去，但是从人类同犯罪作斗争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限防卫的权利，不仅人类昨天需要它，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这一神圣权利，无限防卫权带给人们的是福音而不是祸患。

但是我们同样要明白，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风气、公民的防范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有效手段，长期不懈的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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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4]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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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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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卢勤中《无限防卫权与刑事立法思想的误区》《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3]刘艳红《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一词的理论考察》《刑事法学》2001年第3期。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3

关键词：无限防卫；防卫意图；防卫不适时

1无限防卫的概念

一般而言，无限防卫有绝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与相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两种。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无限防卫即绝对无限防卫,它是指无任何条件限制的正当防卫，具体表现为：于广度上，该种防卫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不法侵害，即防卫范围的无限制；在深度上，该种防卫没有限度的限制，它允许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可采取任何方法和手段来对付不法侵害者，对其造成的任何结果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即不为过当。而相对意义的无限防卫则是指一定条件限制而没有限度约束的正当防卫。它允许防卫人在遇到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付不法侵害而不负刑事责任。鉴此，剖析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的规定，仅仅是在防卫限度方面不受限制而已，并非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即无限防卫权的行使，除了防卫限度无限制外，必须遵循防卫的起因、时机、对象、主观等要件。因此，我国新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是一种相对的无限防卫。本文也基于此来阐发和论述无限防卫的。

2无限防卫的构成要件

2.1主观要件

无限防卫的主观要件，即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是指无限防卫之防卫人认识到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的暴力犯罪的侵害，并希望以防卫手段制止不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安全的心理状态。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对于认定某行为是否为无限防卫具有重要的意义。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包含防卫认识与防卫目的来两方面的因素。

（1）防卫认识。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在面临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时，对暴力犯罪的基本事实因素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非法暴力侵害，受愤怒或紧张的情绪影响，防卫人认识外界的视野会大大缩小，理解事物本质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另外，在紧急的情况下，防卫人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的认识和认真的判断。所以要求于防卫人过多或过细，既不妥当，也不现实。但是，认识能力的削弱，并不等于认识能力的全无。事实上，防卫人对不法侵害的基本事实因素还是能够认识的。

（2）防卫目的。防卫目的是指防卫人在防卫认识的基础上而决意采取防卫手段，制止严重的非法暴力侵害，以保护人身安全免受不法暴力侵害的心理愿望。从其始合法权益得到满足的时空距离而言，防卫目的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直接目的。它是指防卫人针对非法暴力侵害所实施的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非法暴力侵害，以使该暴力侵害被迫停止或归于失败。此乃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直接目的，抑或是防卫的初级目的。②根本目的。即通过制止不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权的安全。它是防卫人实施防卫所希望达到的根本目的和最终愿望。

2.2客观要件

（1）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暴力犯罪是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没有暴力犯罪也就无从言及无限防卫。然而，暴力犯罪的外延是很宽广的。事实上，并非对一切暴力犯罪都可以实施无限防卫。它有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

起因要件质的规定性——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侵害行为的性质而言，无限防卫必须是针对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一般的不法侵害行为。此为无限防卫区别普通防卫的特征之一。从犯罪的手段而言，无限防卫必须是针对暴力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非暴力犯罪行为。所谓“暴力犯罪”，是指非法使用暴力，侵犯合法权益的极端的攻击性行为。从暴力犯罪所侵害的权益性质而言，无限防卫权必须在发生了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时候才能实施，对于仅仅危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侵害，只要这种侵害没有危及到人身安全，则不允许进行无限防卫，而只能进行一般防卫。

起因要件量的规定性——特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侵害人身安全暴力犯罪的暴力程度而言，无限防卫只能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涵盖面而言，无限防卫只能针对特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我国新刑法第20条第3款是采用列举加概括式的立法形式规定的。然而，无论是采取列举式，还是采取列举加概括式，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无外乎是指以下几种情形：

①关于“杀人”犯罪。杀人犯罪绝大多数都表现为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实施的。然而，在有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杀人的目的。

②关于“故意伤害”犯罪。和杀人犯罪一样，故意伤害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实施的，但也有采用非暴力手段实施的。并且，故意伤害又有轻伤害、重伤害及伤害致死之别。因此，并非对一切故意伤害犯罪均有无限防卫权，只有对行为人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故意伤害犯罪行为，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③关于“抢劫”犯罪。行为人在实施抢劫犯罪时，其采取的犯罪方法通常表现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而只有当行为人使用暴力手段实施抢劫时，方可能严重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而当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或其他强制手段抢走公私财时，则不可能直接严重危及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因而防卫人不能对其行使无限防卫权。

④关于“强奸”犯罪。行为人出于奸淫的目的，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时，其犯罪行为才会严重危及妇女的人身安全，当行为人采用胁迫手段或其他强制手段强奸妇女时，如利用从属关系、教养关系、师生关系等强奸妇女，利用妇女患病之机、昏睡之机、醉酒之机或冒称妇女丈夫而强奸妇女时，行为人通常没有使用暴力，因而其行为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故对这种类型的强奸犯罪的不法侵害者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⑤关于“绑架”犯罪。绑架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采取暴力手段绑架的，自然适用无限防卫，然而，对于行为人以欺诈的手段将他人带走，然后将其加以扣押的绑架犯罪，或者偷盗婴幼儿的绑架犯罪等，由于行为人在实施欺诈的过程中，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因而对采取这些手段实施绑架的行为人不能实施无限防卫。

（2）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是指可以实施无限防卫的时间。无限防卫的实施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时才能实施。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侵害处于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之时。因此，认识无限防卫的时间，关键是确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之不法暴力侵害的开始与结束。

①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开始。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开始之前，无限防卫的起因要件尚不具备，从而不发生无限防卫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这种非法暴力侵害尚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或许是因为虽有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但尚未达到“严重危及”的量的程度。因此，对于尚未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普通防卫，对于预备行为，则不可实施无限防卫，当然，也不能实施普通防卫。②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终止。正确确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终止，可以明确地界定无限防卫的终止时间。对于非法暴力侵害的终止标准，笔者认为应该以非法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人身安全的严重危险性是否排除为准。这一观点符合立法精神，与设立无限防卫的立法目的想吻合。它把握了无限防卫的本质，即排除非法暴力侵害对人身安全的严重危险性。根据排除危险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危险的终止，即是无限防卫的防卫时机的消失。

（3）无限防卫不适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法暴力侵害正在进行是实施无限防卫的时机要件。因此，凡是缺失无限防卫时机要件而实施的所谓的无限防卫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无限防卫不适时。它有三个特征：第一，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无限防卫之防卫意图，即主观上不具有制止非法暴力侵害、保护人身安全的目的，而是具有故意犯罪的目的。第二，行为人攻击的对象是将要实施不法暴力侵害的人或者是曾实施非法暴力侵害的人。第三，“防卫”行为是在不法暴力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实施的，因而此“防卫”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2.3无限防卫的对象要件

无限防卫的对象要件是解决防卫人应当对什么人进行反击的问题。由于非法暴力侵害是通过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非法暴力侵害就是要制止非法暴力侵害人的行为能力，因而，无限防卫的对象必须是非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对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无限防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异议。可否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否实施无限防卫在理论界争议却比较大。笔者认为，对不满十四周岁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和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两类人不能实施无限防卫，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他们实施的任何行为，在刑法上是无意义的。不符合无限防卫的起因条件。当然，如果防卫人不知道暴力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人时，对其可以进行无限防卫；如果防卫人明知实施严重不法侵害的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则不能实施无限防卫，而且，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应尽可能的避免。但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或者迫不得已时还是可以实施普通防卫的。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4

[关键词]：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缺陷及完善

一、引言

1997年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据此，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确立了无限防卫权。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从无限防卫权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限防卫权的基本特征一是缺乏法益的均衡性，二是无必要限度的要求，而我国新刑法该款的规定并不具备无限防卫权的这些特征，并提出“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1]但笔者认为，就该条的规定而言，立法者对无限防卫行为的程度及后果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应该说无限防卫权在我国已经刑事立法化了。下面结合我国新刑法的规定就有关无限防卫权的基本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以及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者们发表了很多观点，如黄明儒的观点[2]，姜伟的观点[3]，陈兴良的观点[4]等。结合他人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并对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的一项权利。对这一概念可作如下理解：（一）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的无限防卫权，而是相对的无限防卫权，即它只能发生在“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特定的条件之下，如不具备这一特定条件，则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是一种正当防卫权。依照新刑法规定，在上述条件下实施防卫行为，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那么这种防卫无疑应当是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也应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基本要求。（三）无限防卫权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权，我们习惯把新刑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称之为一般正当防卫权，无限防卫权与一般正当防卫权相比较，其特征朱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因条件不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职能在特定的情形下行使，而一般防卫权的行使只要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可适用；二是限度条件不同，一般防卫权的形式，要求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即是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而无限防卫权的行使则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既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5]

明确了无限防卫权的含义之后，那么其刑事立法化的价值取向何在呢？众所周知，刑法因犯罪而存在，并且刑法具有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然而刑法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保障手段又有其先天的不足，即对权利保护的滞后性，尤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如合法权益遭受正在进行的急迫不法侵害时，这一不足显得尤其明显。虽然事后可以使不法侵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毕竟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优势是无法挽回的，如人被杀死。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防卫权这种依靠公民自身的力量实现权利自保的权利，也就自然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得到了确立。例如，《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被杀，则杀死他应该认为是合法。”我国古代《汉律》中也有相似的规定：“无故入人楼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者，无罪。”目前的《印度刑法典》第10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6]世界各国无不鼓励本国公民充分利用法律所规定的防卫权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国，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刑事立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1979年制定的刑法虽然在第17条对正当防卫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该条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立法模式仍属于有限防卫的范畴。该法第17条这样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该法对正当防卫的防为限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以致理论上长期处于争鸣状态，时践部门在适用时做法也极不统一，往往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把握过于严格，并且“存在着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7]从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例如，受害人在受不法侵害时，将歹徒打死或打伤，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而同时，社会治安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居高不下，暴力犯罪日益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因此，如何惩治犯罪降低犯罪率，以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97年在对刑法的修订中，不仅放宽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且还确立了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就是鼓励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行使防卫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纠正过去司法实践中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普遍偏严的现象。”[8]

三、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以及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无限防卫权，虽用“无限”加以修饰，但其实质仍然是正当防卫权。因此，无限防卫权在使用过程中同样要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行使无限防卫权必须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非法侵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防卫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的人身安全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等。然而在人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中，人身安全权利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权利得以存在的前提，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还谈什么别的呢？况且侵害人身安全的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即时性和紧迫性的特点。法律只有对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作出更及时、更直接的保障性规定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所包含的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所以，只有在这类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除此之外的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侵犯财产权利和公民其他权利的犯罪，用非暴力的方法侵犯一般人身权利的犯罪如侮辱诽谤罪等，以及非危及人身安全的一般暴力犯罪，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

2、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必须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首先，暴力犯罪行为必须是实际发生的客观存在，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而非无限防卫人主观臆断的行为，否则就是假想防卫；其次，暴力犯罪必须正在进行，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均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什么是“正在进行”？一般应理解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但同时还包括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直接面临不可避免的某些状态，因为有些危险的暴力犯罪行为虽然还未曾着手实施，但已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当时的实施情况，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实施防卫则会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如果乙拿枪欲枪击甲，拿枪行为并不是杀人行为的着手，可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甲若不及时地主动地实施防卫，势必会错过防卫的最佳时机，难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要求任何时候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等到其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才实施防卫，则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认为对于暴力犯罪的实施迫在眉睫，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当然，对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严把握。

3、行使无限防卫权时，防卫人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从正当防卫的理论上看，正当防卫之所以被认为是排除犯罪性的正当行为，不仅因为正当防卫在客观上保护了社会利益，而且还在于防卫人在主观上具有制止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权益的意图。行使无限防卫权也不例外，它要求，一方面防卫人已经认识到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存在。如果不对之实施防卫，自身的人身安全则会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防卫人在主观上应具有制止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所以，在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出于故意伤害对方的心理实施侵害但客观上与防卫效果巧合以及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防卫意图转化为犯罪意图的情况下，致人伤害或死亡的，由于缺乏主观条件的正当性，不能认为是行使无限防卫权。

以上明确了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条件，但在实践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应该加以注意。

（1）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包括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对这类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从客观上看，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同样具有侵害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无限防卫人的无限防卫权。然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暴力侵害行为，毕竟不同于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其行为本身在刑法上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我认为如果防卫人确实不知道侵害人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人而实施了无限防卫，应当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反之，如果防卫人是明知对方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一般不应当允许进行无限防卫，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法躲避侵害，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实施无限防卫权。

2）相互斗殴中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

在司法实践中，对在相互斗殴行为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能否行使无限防卫权的问题认识不一，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相互斗殴均属于不法侵害，不存在一方合法一方非法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正当防卫可言；另一种意见认为，相互斗殴也有前因后果，先动手的为不法，后还击的为合法；第三种情况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从因果关系、情节发展、性质转化等方面来分析。[9]我的观点是不管相互斗殴的起因如何，相互斗殴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双方均有侵害对方的故意，双方的行为均缺乏防卫意图的正当性。因此，相互斗殴中不存在正当防卫，更不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相互斗殴结束后，一方出于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又重新主动侵害对方，而对方不愿再斗，退避不予还手，若是主动报复一方的行为已严重危及对方的人身安全时，被侵害方被迫进行反击，此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不能再作为相互斗殴对待，被侵害方应当被允许行使无限防卫权。

四、无限防卫权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完善的几点看法。

对于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国中肯的看法，有人认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化有损新刑法的进步性，不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不利于对犯罪人教育、改造；[10]有人认为新刑法将无限防卫权的行使主体界定为公民，有失偏颇；[11]还有人提出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在刑事立法思想上崔在许多误区，并建议取消无限防卫权的有关条款。[12]下面我主要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1、“行凶”一词含义不清

“行凶”一次含义不清，也不属于法律用语。暴力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都可属于行凶行为，然而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行凶”与上述这些犯罪并列的规定方式上看，“行凶”显然又将上述这些犯罪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3]既然“行凶”本身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个涵盖多种暴力犯罪手段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包含在另一个含义更广的“其他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概念之中，而没有独立表述的必要，因为根据形式逻辑规律，同一个法条中不宜出现两处具有包含、重叠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在者说，“行凶”一词并非罪名，将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罪名并列在一起，显得不是太协调。所以，还是删去”行凶“一词为好。同时将现实生活中常发生的典型的”重伤“这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像杀人、抢劫、等犯罪一样单独列居，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操作。

2、“…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表述容易引起歧义。

对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可以理解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前一种理解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无论使用暴力方法或非暴力方法，均可行使无限防卫权。后一种理解认为，无限防卫权只能适用于使用暴力方法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上述犯罪，对于非暴力方法的上述犯罪则不适用，因为使用非暴力方法并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14]我赞成第二种理解，因为第一种理解容易造成无限防卫权的滥用。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把对该款的理解加以明确。

3、第二十条各款的位置设定得也不太合乎逻辑。

从法条之间的关系来看，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第三款规定的是特殊条件下的正当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这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两者规定的都是正当防卫权，本质是相同的，所以第三款的规定同样要受到第二款规定的限制。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三款分别规定的是一般防卫权、防卫过当、无限防卫权。一般防卫权与无限防卫权均是正当防卫权，不存在防卫过当。所以如果把第二款与第三款调换一下位置，把无限防卫权的规定紧贴在一般防卫权之后，用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作为对行使一般防卫权和无限防卫权的限制，这样一来，整个条文才更显得合乎逻辑，科学合理。

4、无限防卫权可能被滥用，变成某些犯罪人实现其非法目的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新刑法既然允许防卫人在受到暴力侵害时可以不守防卫限度的约束，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防卫者的要求，做是防卫人之享有防卫权而不承担热哲人的极端。[15]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某妇女将被害人骗至家中杀死，然后未遭强奸现场，谎称被害人要强奸她，自己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将其杀死。一旦发生这样的案件，由于被害人死亡，若是没有其他证据就难以对该妇女问罪。所以，应当增加防卫人的证明责任。例如法国刑法典第329条规定：（一）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二）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防卫人须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法律责任。借鉴与此，建议我国刑法中也加入类似规定以防止无限防卫权被滥用。

五、结语

无限防卫权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有关无限防卫权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不规范到规范，从非科学到科学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对无限防卫权的利弊进行反思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刑事立法中，确立无限防卫权的是是非非，也许人们会永远讨论下去，但是从人类同犯罪作斗争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无限防卫的权利，不仅人类昨天需要它，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这一神圣权利，无限防卫权带给人们的是福音而不是祸患。

但是我们同样要明白，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风气、公民的防范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有效手段，长期不懈的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刘艳红、程红《‘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当》《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65页。

[2]黄明儒、吕宗慧《论我国西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刑事法学》1998年第8期第30.

[3]姜伟《新刑法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法学家》1998年第3期。

[4]陈兴良《正当防卫论》1987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页。

[5]周加海、左竖民《正当防卫新型疑难问题探讨》《刑事法学》2001年第11期第46页。

[6]转引自邓小刚《略论无限防卫权》《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3页。

[7]同[4]第186页。

[8]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9]彭卫东《正当防卫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同[1]。

[11]韩轶《特殊防卫权主体之审视》《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

[12]卢勤中《无限防卫权与刑事立法思想的误区》《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3]刘艳红《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一词的理论考察》《刑事法学》2001年第3期。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5

【关键词】：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缺陷;紧迫性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一经公布，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议焦点。仅称谓就有无限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特殊防卫权之分，毋宁说因条款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观点碰撞。“无过当”即“无限”，所以笔者将“无过当防卫”归入“无限防卫”中，不再另行分析。下面笔者就以该条款的称谓为切入点就有关问题阐述一些粗识浅见。

一、理论概说

（一）称谓

由理论界对该条款称谓的激烈论争可以看出对该称谓界定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对条款含义的理解。法的生命体现在其适用上，而广大人民群众对法的理解则直接关系到法的适用效果。对称谓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无限防卫权”和“特殊防卫权”上。

1．无限防卫权说。自该条款面世后，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进而认为在正当防卫之外，法律赋予公民以无限防卫权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此论者对该款含义进行解释时，往往直接引用法条内容来对其定义，据此提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理论的重大突破。

2．特殊防卫权说。该说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是公民在符合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所行使的防卫权，“与第一款相比较而言，如果后者称为一般防卫权，前者可以称之为特别防卫权的规定”。[1]该说从称谓上抛弃了“无限”的字眼，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该说从本质上讲仍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别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同第1款是并列关系。[2]

从以上两种学说可以看出，无论是“无限防卫权说”还是“特殊防卫权说”，均把刑法第20条第3款视为同第1款相并列。换句话说，都认为该款规定的防卫权的行使不必受到第2款必要限度的制约，“特殊防卫权”从本质上讲等同于“无限防卫权”。笔者姑且把这两种学说都称为无限防卫权，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来考察确定该条款的确切含义。

（二）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关于无限防卫权的含义学界也有不同表述：第一种表述为，“无限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种表述为，“所谓无限防卫权是指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而没有必要限度限制的权利。”[3]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两种表述均主张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的限制，从本质上讲都将“无限”锁定在防卫行为的限度上。由此可见，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之要求是无限防卫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换句话说，对防卫行为的手段、强度、后果等不做任何限制。

乍一看来，这种赋予防卫人“无限”处分的权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防卫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无限”权利是建立在侵害人人权处于崩溃边缘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侵害人实施了损害防卫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就立刻沦为防卫人任意实施防卫行为的针对者，其人权瞬间损失殆尽。这种“无限防卫权”思想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

从无限防卫权的起源来看，它是与正当防卫相伴而生的。有史料载明，最初行使正当防卫权没有限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无限防卫”。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年—公元前1750年）第21条规定：“自由国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雅典法规定：“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约公元前5世纪）第8表第12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合法。”[4]从中国古代法典中也可探寻无限防卫权的踪迹。《周礼•秋官•朝士》说：“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可见，这个时期的无限防卫权适用于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体现了无限防卫权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即缺乏法益均衡性。

及至封建社会，无限防卫权开始有了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如《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者，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即告诉人们未经允许私闯他人住宅、车船、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在当时打死是无罪的，此处强调了时间条件——必须是“其时”。

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阐述正当防卫的性质，把正当防卫视为天赋人权之一，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除此之外，个人权利是无限的，任何人不得干涉。这种观点导致了无限防卫权思想。”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据当时的情况，如果用别的手段不能击退侵害者，那么，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合法财产，也可以用杀死侵害者的手段来保护。”

到了20世纪后，个人权利的法律精神被法的社会化精神取代，有了防卫限度的定位，无限防卫权的立法逐渐消失。现代关于防卫权的立法均将其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或将其限定于防卫人特定主观原因范围中，或将其限定于反击特定犯罪的客观范围中。所以无限防卫权由于其不合理性在理论上已经被淘汰，在立法上也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通过对无限防卫权含义及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看出，防卫权是统治阶级为了弥补统治资源匮乏、能力不足，而将一些公权力私化的表现，但为避免权利私化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及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各国统治者均在承认正当防卫合法化的同时又对其采取限制的态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就越发达完备，法治的精神越是深入人心，公民的防卫权行使的范围也就越益窄小。因而，与日益发达完备的正当防卫制度相比较而言，防卫权的范围不是扩大而是日益萎缩。”[5]所以，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并不是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将其定性为无限防卫权无疑是错误的，会引人产生“防卫没有限度”的错误思考，是绝对不可取的。

（三）20条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防卫权的性质和含义

要从根本上理解该款所规定的防卫权的性质，就应当对其立法背景及原意进行探究。

在1997年刑法制订时，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观念深入人心，但因种种原因，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暴力犯罪不断增多。人们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时又受到很大束缚，因为当时关于正当防卫立法“可谓谨慎有余、大胆不足，对正当防卫权如何不被滥用考虑的较多，而对于怎样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力同不法侵害行为斗争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同时，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之必要限度把握的过严，并存在唯后果论的倾向：凡是发生了死亡后果的，一律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不问这一防卫后果是否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于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严重挫伤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

王汉斌在谈到1997年刑法增设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太笼统，在实际执行中随意性较大，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时把歹徒打伤了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以防卫过当追究刑事责任，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由此可见，该款的立法原意在于鼓励公民同犯罪行为做斗争，纠正立法粗疏，增加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立法者是在正当防卫的大前提下增设该款的，第20条三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孤立地看待刑法第20条第3款，势必会断章取义，得出无限防卫权的结论。

从立法背景及立法原意可以看出，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对第1款的补充，且都受第2款关于防卫限度的制约。刑法第20条第3款是正当防卫制度中的特殊规定，在前提、保护权益以及对象范围方面有特殊的规定。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透过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立法者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总体设计，是意图通过实体条款的细密化、明确化来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从而促进实践中防卫案件适用的公正性。”因此，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称谓比较妥当，表明了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包容于第1款的特殊规定，当然，同文章开头提及的“特殊防卫权”应有本质的区别。所谓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规定，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受到特定严重暴力犯罪侵害时，可以采取导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方法保全自己的权利。

二、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

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即特殊防卫权的成立需具备哪些条件。鉴于特殊防卫权的特殊性，对其构成要件要谨慎对待，防止出现权利滥用。理论界对其构成要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三要件说”以对象、主体、时间三个作为构成要件，“四要件说”以前提、对象、时机、主观方面四个作为构成要件。笔者综合各家的观点，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整理，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可分为以下四个：

（一）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现实存在

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现实存在是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客观前提条件，是特殊防卫权的“特殊”之处，使特殊防卫权有可能从一种应然的权利转变为一种实然的权利。刑法第20条第3款将特定暴力侵害限定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范围内，可见这些暴力侵害行为实施时，往往具有合法人身权益受损的危急性、紧迫性，防卫人在仓促、紧张的状态下，往往很难准确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无法慎重选择与侵害行为相适应的防卫措施，因而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免责。

1.“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含义辨析

（1）“行凶”。此处“行凶”一词在理论界争议颇大，在论及特殊防卫权条款的缺陷时无一例外地被提到，关于其含义将在下文探讨。

（2）“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四种情形是特殊防卫权条款明文列举的四种犯罪。对其含义的界定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是具体罪名的看法基本上得到认同，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法定的可以进行特殊防卫的情形，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即是指分则条文规定的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刑法第239条的绑架罪。从这些犯罪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都是性质严重的，直接针对基本人身安全的犯罪，如不进行防卫，那么受害人就有可能承受“伤亡”的不利结果；如果进行防卫，那么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侵害人的“伤亡”同其自身可能遭受到的侵害结果具有相当性，并未超过“必要”限度。在此，“伤亡”不等于“过当”，因为“伤亡”本身就是限度。

其次，“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包括转化犯的形式。所谓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具备了某种情形，刑法明文规定不再以本罪论处，而是按照刑法另一条文规定的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况。分则中符合要求的转化犯主要有三种：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41条第2款转化为强奸罪；刑法第269条转化为抢劫罪。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不应包含在其中，因为该种转化中行为人大多只是以凶器相威胁，有的只是为实施其他犯罪而携带凶器，并未使用该凶器，所以应排除在外。

最后，关于是否包括以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为犯罪手段实施的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笔者赞同“包括说”。因为以这四种手段实施的犯罪，同样具有严重、紧迫地危及公民合法人身权益的性质，因而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特殊防卫权范围之外。

2.“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

一般认为，“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宜做扩大解释。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不能穷尽所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所以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模式，从而有利于司法裁量。

（1）“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这一规定揭示了特殊防卫权所限定的犯罪的共同特点，即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才有可能引起特殊防卫权的使用。“严重”指出了程度，“危及人身安全”指出了限定条件。进一步分析得出，“危及”是即将损及，尚未损及，生动地展现了一种紧迫的状态；“人身安全”的理解在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即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自由。

（2）“暴力犯罪”。这是对防卫权的使用所限定的犯罪的又一个共同点，它揭示了这类犯罪的性质。“暴力犯罪，指采用武力手段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恫吓、殴打、捆绑，以造成被害人精神恐惧及人身危险，从而达到犯罪目的的行为。暴力行为有很强的破坏力，在运用上有突然性、猛烈性、攻击性，对人的心理能够瞬间产生强制性并可能最终导致被害人生命丧失，健康受损。从分则规定来看，范围很广，有时直接将暴力犯罪字样规定在罪状之中，有时则隐含在实行行为之中。判断是否为“暴力犯罪”要求司法者行使自由裁量权，通常要结合行为危险性、法定刑幅度等予以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暴力”不包括“以暴力相威胁”，仅指外观上可见的暴力行为。否则，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可能使认定更加困难。

综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程度、性质上同前面所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相同的。为了便于理解和司法实践的操作，立法者将几个特例列举加以明确。

（二）行使特殊防卫权的时间条件——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时间段内进行特殊防卫行为，才是正当和有效的，否则就可能承担责任。所谓“正在进行”，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确定“开始”和“结束”的时刻就显得尤为重要。

1.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开始。关于“开始”的观点主要有“进入现场说”、“着手说”、“直接面临危险说”、“综合说”等。多数学者赞同“综合说”，即一般应以着手实施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但“在特定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特殊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就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含义，特定暴力侵害开始的标志应是合法人身权益受到“严重危及”的时刻。“综合说”显然符合“严重危及”的标准，故笔者也认为采综合说较合适。

2.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结束。何为“结束”，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侵害行为停止说”、“侵害人离开现场说”、“危险状态排除说”等。特定暴力侵害结束的标志有：一是侵害者自动中止了侵害，危险排除；二是特定暴力侵害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侵害者被制服或其他客观原因；三是侵害行为已经完成且侵害后果不能挽回。笔者结合结束的标志，认为“危险状态排除说”较为合理。特定暴力侵害开始预示着防卫人骤然进入危险状态，什么时候危险得到排除，也就表明“严重危及”状态的结束，自然也就宣示特定暴力侵害的结束。

（三）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对象条件——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

同正当防卫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一样，特殊防卫要针对特定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是侵害者以外的其他人。特殊防卫权是以立法形式赋予公民在危急情况下“私力”救助的权利，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不得滥用伤及无辜。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特殊防卫权能否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否定说”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实行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因而不具有可特殊防卫性。“肯定说”认为即使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因为其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也应当允许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笔者赞同“肯定说”，因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本身就要求一种紧急状态的存在，在面临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时，防卫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难以脱身的境地，采取一般防卫难以保护合法人身权益于周全，进行紧急避险又缺乏现实可能性，若不允许被侵害人防卫，难以保持利益上的平衡，有违特殊防卫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犯罪”，原则上应是对客观事实和违法性的“中性评价”，而不涉及对侵害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价，应将“犯罪”解释为“行为”。

（四）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观条件——特殊防卫意图真实存在

由于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自然会同正当防卫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构成要件也多以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为大前提，然后才凸显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确立，“违背了正当防卫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防卫人缺乏主观限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同样要求有防卫意图的存在。

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对其防卫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所应具有的心理态度。”[6]包括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两方面的内容。

1.防卫认识。即行为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对其面临的特定暴力侵害行为事实因素的认识。

首先，防卫人应当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前文已经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是特定暴力侵害行为的存在，防卫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产生保护合法人身权益的意识。如果产生认识上的错误，如对实际存在而误以为不存在的特定暴力犯罪进行了“防卫”，即偶然防卫，就不能成立特殊防卫。

其次，防卫人应认识到特定暴力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即认识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益面临受侵害的危险，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马上受到侵害。认识到这一点，防卫人才可能积极采取行动进行防卫。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情况太过急迫，防卫人根本无暇准确判断侵害的性质及程度，所以不要求很准确，有抽象的、事实上的认识即可，而不要求有法律上的认识。

2.防卫目的。即防卫人追求合法权益不受特定暴力侵害的心理态度。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为其内容，以损害侵害者为其手段。

这里防卫人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防卫认识、目的的确定，实施“足以”制止特定暴力侵害的防卫行为。要考虑周全并且准确做到把结果控制在必要限度以内是很难的，于是就涉及到限度的合理设置问题。“相当说”考虑了这一实际问题，提出较为合理。

三、缺陷和完善建议

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并存，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弊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可以鼓励公民制止暴力犯罪保护合法权益，增强司法实践可操作性是毋庸质疑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立法者主观意志。我们应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找出缺陷和不足并积极地完善。

（一）缺陷及评析

1.关于“行凶”。提及特殊防卫权规定的缺憾，“行凶”总是首当其冲受到质疑。这一生活化的语言一次又一次被视为特殊防卫权条款的致命缺陷，其含义不明的状态也一直成为特殊防卫权司法适用的障碍。如何理解“行凶”，直接关系到防卫行为的定性，关系到特殊防卫权的行使。

学界对行凶的含义探讨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学说：

⑴故意伤害说。认为“行凶”应专指故意伤害，即“故意伤害他人致使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殴打不在此列。”[7]这种观点是关于“行凶”的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⑵杀伤说。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行凶’，乃对他人施以指致命暴力的、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也即“杀伤他人的行为”，但是这种杀伤行为并非显而易见，也不具有确定犯意，换言之，是指一种“具有杀死或致命伤害他人的不确定犯意”的行为。[8]

⑶暴力说。该说中又分两种观点：一是暴力犯罪说，认为行凶是与“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性质相同严重的暴力犯罪。[9]二是使用凶器暴力说，认为构成无过当防卫的行凶，仅“限于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具体是指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行为。”[10]

第一种观点是从“行凶”的汉语本意上来理解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将“行凶”解释为“指杀伤人的行为”；三环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语言大典》将“行凶”解释为“打人或伤人”。可见，“行凶”在汉语中的含义基本上可以统一为“杀人或伤人（打人）”。既然条文中已明确了“杀人”，那么“行凶”显然是指“伤人”了，具体到刑法中即是故意伤害。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将“杀人”等同于故意杀人罪，将“伤人”等同于故意伤害罪所得出的结论，这种逻辑上的简单等同有其不合理之处。

其一，如果“行凶”是故意伤害罪，是立法者想要特殊强调的罪名，那么为什么要舍简就繁，不直接规定为同后面的罪名相并列的故意伤害罪，却要煞费苦心的地引进非法律术语的“行凶”一词呢？

其二，如果“行凶”解释为故意伤害罪，则会出现对故意伤害重复规定的矛盾。条文中“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显然是一种立法上的便宜之计，是为了弥补列举方式的不可穷尽性的尴尬。既然故意伤害情形没有被列举，那么自然可以包含在“其他”的规定之中，那么将“行凶”限定为故意伤害显然出现了重复规定。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在立法工作中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种解释不够科学。

第二种观点是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提出的，该说主张“行凶”在主观上是一种“不确定犯意”，在客观上则是“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比较合理，分析全面。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有细微的矛盾：即该说一方面强调“行凶”犯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强调杀死或故意伤害他人的坚决性，具体表现在“致命暴力”且“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权益”，这样显然说不通。实际上该说仍是倾向于将“行凶”具体化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也有不科学之处。

第三种观点将“行凶”界定为暴力行为，但对暴力的阐述均显得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操作性。具体分析，“暴力犯罪说”将“行凶”界定为暴力犯罪的集合，是个包容性的概念，又犯了重复规定的错误。“使用凶器暴力说”将暴力限定为必须使用凶器，排除了未使用凶器的暴力行为，没有考虑到防卫人的实际情况，同实际案情不相符合，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人身权益。

由以上评析可以看出，“行凶”是种暴力行为，但又不能界定为刑法典中的具体罪名，否则会导致“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矛盾。也就是说，只有将“行凶”解释为具有暴力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性、非犯罪性的侵害行为，才能避免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相冲突。有学者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11]我们知道，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行为如不符合刑法典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行凶”的规定使防卫人可以对“不是犯罪”的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条款中，“行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不易界定性，有违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更是不易为司法者所掌握，有违立法者设立该款的初衷。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杀人、强奸、抢劫、绑架”已经包含了可实行特殊防卫的绝大多数情形，“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完全可以满足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需要。所以，“行凶”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2.关于特殊防卫权的主体界定。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特殊防卫权的主体是公民，这样的规定从刑法公正角度考虑欠妥。笔者同意将特殊防卫权主体严格限定在“自我防卫”的范围内的观点。

同一般防卫一样，如果以防卫人受到侵害为标准，可将特殊防卫权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自我防卫；一类是未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非受害人实施的防卫，即防卫他人。在适用特殊防卫权条款时，自我防卫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从防卫结果的角度考虑，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设置科学、合理；他人防卫则有漠视不法侵害人合法权益的嫌疑。深入分析如下：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定暴力侵害时，受害人和非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差别。“人在激情状态下，认识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笔者认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时，受害人的心理状态就处在激情状态下。从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可以看出，特殊防卫权人面临的是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体现的显著特点是防卫行为的紧迫性，即侵害就在眼前，瞬间可能成为现实。对受害人来讲，根本无暇对暴力侵害的行为性质、程度作出理性判断后选择实施不会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大多受害人表现的极度错愕，思想混乱，对防卫强度难以把握。而非受害人则往往有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能力，能够对不法侵害的性质和危害结果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和预见，进而实施“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前文已经述及，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也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也要求防卫行为要保护的合法权益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法权益损害大体相当。但由于情况紧急，不苛求防卫人对侵害行为准确、及时的判断，只要有事实上的认定即可，因此对造成的结果可以“等于或略大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权益，也认为是“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即“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考虑，没有特定心理状态的第三人成为防卫主体似乎不很合理,意味着他可能在稳定的心理状态下可以对侵害人实施“略大于”的防卫行为，这就有可能使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3.关于行使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

该问题涉及到司法实践，要求防卫人在行使特殊防卫权之后，负有证明自己行为正当的责任，体现了“权利有限”的原则，是对行使特殊防卫权的限制性规定。据《法国刑法典》第329条之规定，将夜间越墙或破窗侵入住宅者杀死、杀伤或击伤；将暴力行窃者或暴力抢劫者杀死、杀伤或击伤的，都属于正当防卫。[25]但防卫人必须提出证明自己无责任的证据。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该证明责任，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

根据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两部分。举证责任是提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责任。由于不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所以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是充分说服裁判官员，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责任。控诉方和被告人都要承担说服责任。

有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就是证明责任，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发现无过当防卫的证据的前提下，若提出无过当防卫主张的，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否则无过当防卫的主张就不能成立。该观点有待商榷。被告人作为追诉对象，一般没有能力和机会承担举证责任，一般只需在法庭上提出观点并指出对方漏洞、加以说明即可，也即只承担说服责任即可。让其承担举证责任不现实，也不利于无限防卫权的行使。“被告人作无罪或罪轻辩护时，不需承担举证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利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及免除刑罚处罚，但这种权利不能转换为义务。”由此可见，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仅承担说服责任是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合理性的。

（三）完善建议

针对上述缺陷及相关分析，笔者对无限防卫权条款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1.在条文中删掉“行凶”一词。“行凶”的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将特殊防卫权适用的范围尽可能放宽，希望达到对一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为进行特殊防卫的理想状态。但“行凶”的规定消极性大于积极性，完全可以考虑将其从条文中删除。

2.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将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主体限定在直接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的受害人的范围之内。

3.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对特殊防卫权的证明责任加以规定，笔者支持对被告人只规定说服责任的立法思想。

4.最后，多有学者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语言表述不够法律化提出完善建议，如“伤亡”改为“伤害或死亡”；“不属于防卫过当”改为“属于正当防卫”。笔者认为该提法有合理性，因为法律毕竟有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应当维护。

综上所述，特殊防卫权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补充，弥补了公力救济的滞后性，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它不是西方“无限防卫权”的复活，而是正当防卫权的特殊情形，是补充规定，要受到必要限度的制约。我们要客观公允地评价特殊防卫权，立足于国家现实国情，同时也注意其发展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意义，甚至产生其可以代替刑罚权的错误认识；也不能一味着眼于其缺陷大加批判，认为其是构成严重暴力犯罪的诱因。针对其法律规定的缺陷要积极寻求完善之道，从而使之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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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作富，阮方民.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规定的研究[J].中国法学，1998，（5）.

[3]陈兴良.正当防卫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0.

[4]北京大学法制史教研室.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76.

[5]田宏杰.防卫限度的理性思考[J].法学家，1998，（4）

[6]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44.

[7]杜宝庆.无过当防卫的法律适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3）.

[8]屈学武.正在行凶与无过当防卫[A].高铭暄.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2.

[9]马登民，王东.新刑法精解与适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2.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6

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都是将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作为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标准。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在时间上的联系：要实施正当防卫就必要有不法侵害在先，因此决定二者在时间上是顺延的。正当防卫的时间起点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以前，也可能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重合，甚至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时间终点以后。因此，只从不法侵害一方面可能不易对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进行区分，而要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两个角度进行区分。

例如，抢劫中，被害人一直被暴力挟制，被害人只有在抢劫完成，侵害人放松警惕后才有可能实施防卫，保护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要从防卫人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一，实施防卫可排除危害状态或者减少危害程度；其二，防卫行为从一开始实施就一直连续不断地进行，中间并没有中断；其三，根据当时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判断，具有紧迫性，无法等待公力救济，只有实施防卫行为，才能完整、及时的挽回损失。符合这几点要求，即可认定，防卫行为在时间要件方面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

当然，倘若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不法侵害已经完全结束或者危险状态虽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便不能再实施防卫行为，否则，将视之为事后防卫，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这样的限定，是因为制裁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是国家机关的职权。合法权益的维护主要还应当由国家机关依职权进行。

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关系中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是符合保护正当防卫者的立法意图，从正当防卫角度出发，给予防卫人应有的时间宽度，可以更好地及时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公共的、公民本人的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二、关于特殊防卫权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国家设定无限防卫权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保护，鼓励和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分子进行警戒和震慑，同时避免行使正当防卫者受到不应有的惩罚，挫伤公民积极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导致公民防卫权滥用的危险。某些防卫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条款实施“无限度防卫”，出于报复心里仍然置不法侵害人于死地，造成“故意防卫过当”。这种以强暴制强暴的做法显然与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不相符。

杀人，抢劫，强奸犯罪均属于结果犯，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犯罪形态，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在进行”，即从实际“着手”至结果发生之前，根本来不及判断伤害意图，使得《刑法》第20第3款规定的犯罪范围不清晰，“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含义不明了，条文中使用“行凶”产生的歧义，在实践中带来不必要的争论。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这就是说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不一定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也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量概念，而是相对的量比较。要正确地界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将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各方面加以比较。此处的“明显、重大”已是在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条款已明确防卫人拥有在遇到杀人、强奸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且急迫必需的情况下，行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权利。此时仍设定无限防卫权，只是增加了防卫者的放纵心理。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使行为人能够预期自己的行为合法与否，一字之差，就会导致法律的命令规范，禁止规范及义务规范的范围相距甚远，何况“罪刑法定”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性质。所以，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限制，使具体的行为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注意控制自己防卫的方式及反击力度，否则，一旦防卫过当，便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无疑启发人们形成无限防卫的认识，其可能将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况且正当防卫是一种紧急行为，本来紧急行为是指正当法益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时，作为其补充许可个人行使自为，如除此情形之外赋与个人更加广泛地紧急行为权利的话、则反而会导致侵害法秩序之可能，在法的救济方法比较完备的近代国家，以紧急行为为由阻却行为的违法性，都必须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的体现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和保护防卫人，应该在适用法律时正确理解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并结合客观需求，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而不是简单地规定无限防卫权。

摘要：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阐述。

关键词：正当防卫问题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赵秉志，肖中华.正当防卫的适用.警视窗.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7

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都是将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作为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标准。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在时间上的联系：要实施正当防卫就必要有不法侵害在先，因此决定二者在时间上是顺延的。正当防卫的时间起点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以前，也可能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重合，甚至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时间终点以后。因此，只从不法侵害一方面可能不易对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进行区分，而要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两个角度进行区分。

例如，抢劫中，被害人一直被暴力挟制，被害人只有在抢劫完成，侵害人放松警惕后才有可能实施防卫，保护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要从防卫人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一，实施防卫可排除危害状态或者减少危害程度；其二，防卫行为从一开始实施就一直连续不断地进行，中间并没有中断；其三，根据当时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判断，具有紧迫性，无法等待公力救济，只有实施防卫行为，才能完整、及时的挽回损失。符合这几点要求，即可认定，防卫行为在时间要件方面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

当然，倘若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不法侵害已经完全结束或者危险状态虽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便不能再实施防卫行为，否则，将视之为事后防卫，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这样的限定，是因为制裁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是国家机关的职权。合法权益的维护主要还应当由国家机关依职权进行。

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关系中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是符合保护正当防卫者的立法意图，从正当防卫角度出发，给予防卫人应有的时间宽度，可以更好地及时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公共的、公民本人的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二、关于特殊防卫权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国家设定无限防卫权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保护，鼓励和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分子进行警戒和震慑，同时避免行使正当防卫者受到不应有的惩罚，挫伤公民积极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导致公民防卫权滥用的危险。某些防卫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条款实施“无限度防卫”，出于报复心里仍然置不法侵害人于死地，造成“故意防卫过当”。这种以强暴制强暴的做法显然与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不相符。

杀人，抢劫，强奸犯罪均属于结果犯，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犯罪形态，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在进行”，即从实际“着手”至结果发生之前，根本来不及判断伤害意图，使得《刑法》第20第3款规定的犯罪范围不清晰，“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含义不明了，条文中使用“行凶”产生的歧义，在实践中带来不必要的争论。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这就是说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不一定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也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量概念，而是相对的量比较。要正确地界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将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各方面加以比较。此处的“明显、重大”已是在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条款已明确防卫人拥有在遇到杀人、强奸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且急迫必需的情况下，行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权利。此时仍设定无限防卫权，只是增加了防卫者的放纵心理。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使行为人能够预期自己的行为合法与否，一字之差，就会导致法律的命令规范，禁止规范及义务规范的范围相距甚远，何况“罪刑法定”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性质。所以，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限制，使具体的行为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注意控制自己防卫的方式及反击力度，否则，一旦防卫过当，便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无疑启发人们形成无限防卫的认识，其可能将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况且正当防卫是一种紧急行为，本来紧急行为是指正当法益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时，作为其补充许可个人行使自为，如除此情形之外赋与个人更加广泛地紧急行为权利的话、则反而会导致侵害法秩序之可能，在法的救济方法比较完备的近代国家，以紧急行为为由阻却行为的违法性，都必须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的体现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和保护防卫人，应该在适用法律时正确理解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并结合客观需求，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而不是简单地规定无限防卫权。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赵秉志，肖中华.正当防卫的适用.警视窗.

[3]鲁兰.北大法律信息网.2002-10-28.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8

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都是将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作为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标准。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在时间上的联系：要实施正当防卫就必要有不法侵害在先，因此决定二者在时间上是顺延的。正当防卫的时间起点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以前，也可能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时间终点重合，甚至可能在不法侵害行为时间终点以后。因此，只从不法侵害一方面可能不易对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进行区分，而要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两个角度进行区分。

例如，抢劫中，被害人一直被暴力挟制，被害人只有在抢劫完成，侵害人放松警惕后才有可能实施防卫，保护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要从防卫人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一，实施防卫可排除危害状态或者减少危害程度；其二，防卫行为从一开始实施就一直连续不断地进行，中间并没有中断；其三，根据当时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判断，具有紧迫性，无法等待公力救济，只有实施防卫行为，才能完整、及时的挽回损失。符合这几点要求，即可认定，防卫行为在时间要件方面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

当然，倘若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在不法侵害已经完全结束或者危险状态虽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便不能再实施防卫行为，否则，将视之为事后防卫，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这样的限定，是因为制裁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是国家机关的职权。合法权益的维护主要还应当由国家机关依职权进行。

从不法侵害与正当防卫关系中区分正当防卫与事后防卫，是符合保护正当防卫者的立法意图，从正当防卫角度出发，给予防卫人应有的时间宽度，可以更好地及时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公共的、公民本人的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二、关于特殊防卫权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国家设定无限防卫权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保护，鼓励和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分子进行警戒和震慑，同时避免行使正当防卫者受到不应有的惩罚，挫伤公民积极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导致公民防卫权滥用的危险。某些防卫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条款实施“无限度防卫”，出于报复心里仍然置不法侵害人于死地，造成“故意防卫过当”。这种以强暴制强暴的做法显然与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不相符。

杀人，抢劫，强奸犯罪均属于结果犯，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犯罪形态，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在进行”，即从实际“着手”至结果发生之前，根本来不及判断伤害意图，使得《刑法》第20第3款规定的犯罪范围不清晰，“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含义不明了，条文中使用“行凶”产生的歧义，在实践中带来不必要的争论。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这就是说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不一定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也不是一个绝对、独立的量概念，而是相对的量比较。要正确地界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将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各方面加以比较。此处的“明显、重大”已是在放宽对防卫限度的要求，条款已明确防卫人拥有在遇到杀人、强奸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且急迫必需的情况下，行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权利。此时仍设定无限防卫权，只是增加了防卫者的放纵心理。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使行为人能够预期自己的行为合法与否，一字之差，就会导致法律的命令规范，禁止规范及义务规范的范围相距甚远，何况“罪刑法定”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性质。所以，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限制，使具体的行为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注意控制自己防卫的方式及反击力度，否则，一旦防卫过当，便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无疑启发人们形成无限防卫的认识，其可能将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况且正当防卫是一种紧急行为，本来紧急行为是指正当法益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时，作为其补充许可个人行使自为，如除此情形之外赋与个人更加广泛地紧急行为权利的话、则反而会导致侵害法秩序之可能，在法的救济方法比较完备的近代国家，以紧急行为为由阻却行为的违法性，都必须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

由此可见，为了更好的体现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和保护防卫人，应该在适用法律时正确理解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并结合客观需求，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而不是简单地规定无限防卫权。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赵秉志，肖中华.正当防卫的适用.警视窗.

[3]鲁兰.北大法律信息网.2002-10-28.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9

一、正当防卫的历史渊源

二、防卫要件与正当性

三、正当防卫制度的根据：原权和派生权的结合

四、正当防卫权的来源：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协调

五、正当防卫在犯罪构成评价中的地位

论文摘要

正当防卫从形式上看与犯罪行为都是加害行为，通常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而后者则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纵观古今中外，特定情况下的防卫行为，因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成为刑法保护的行为。我国刑法也将之明文规定为合法行为。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经历了一个无限防卫、有限防卫、有限制的无限防卫的过程。正当防卫在犯罪构成评价中有着重要地位。从正义与秩序的对立统一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这种行为为法律所允许的道义根据，也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在赋予公民正当防卫权利同时，又从意图、起因、客体、时间、限度等方面为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律要件。这些要件及其本质决定了该项制度的正当性。正当防卫其权利根据源于民法所认可的防卫权，由此，派生出了通常所谓的制止权、合理损害权、特殊防卫权、免责权等，正当防卫是这些权利的结合。正当防卫制度的成立，也反映了在解决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冲突时，公力救济的有限性和私力救济的必要性，二者结合，使得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处于相对合理配置的平衡状态。正当防卫本身是一种权利行为，正当防卫在整个犯罪构成评价中的地位，应当在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外得到解决。

关键词：正当防卫；犯罪；必要限度；行为人

关于正当防卫，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为，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式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者造成损害乃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必然属性，是正当防卫的应有之义。客观上也有利于消除公民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的后顾之忧，鼓励其放手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通过主动反击以达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虽然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从形式上看与犯罪行为都是加害行为，但是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差别。犯罪行为是侵害合法权益、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而防卫行为是公民正当行使防卫权的行为，是为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有利于社会的行为，故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我国刑法学界将这类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称作“排除危害性行为”、“排除违法性行为”或者“排除犯罪性行为”。但有的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是“由于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符合犯罪构成”。

也是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中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正当防卫的法定的建法阻却事由之一。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正当防卫包括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执法防卫等情形，属于合法辩护事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正当防卫被看成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一。

一、正当防卫的历史渊源

正当防卫作为法律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是指无故入人室宅舍，上人车船，索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杀之，无罪。这是公然允许对有盗窃嫌疑者，可以立即杀死。而在《唐律》中“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当防卫在中国封建法律确定时期的基本标志。《后周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清律》有“妻妾与人通奸，而于奸处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者，勿论”的规定。在古代西方也有类似规定。如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果于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人者是合法的。《汉穆拉比法典》规定：“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东西方古代法律对正当防卫规定的共同点是允许对侵害者实行报复和私刑，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是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特点有二：一是将正当防卫视为紧急情况下的自力救助；二是以个人为出发点阐述正当防卫性质，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在近代西方法制史上，最早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是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该法典第6条规定：“防卫他人对于自己或他人生命伤害而杀人时不为罪。”这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泛指行为的外部特征虽象是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仅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而且还有利于国家，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排除，被认为是合法的。《德国刑法典》第53条也规定：“由于正当防卫而不得不为的行为不罚。”“自己或他人遭受现在和不法的侵害时，为了抗拒侵害所必要的防卫称为正当防卫。”

但随着人类生活的日益社会化和对社会权利重要性的注意，法律开始强调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时不能侵犯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不能影响社会其他成员行使同样权利，即要求个人在正当防卫时不能过当，以至正当防卫从最初的无限防卫思想开始向有限防卫思想转变，主张个人享有自卫权的同时应以不危害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限，正当防卫权应实行一定的控制。而到当前在社会不法侵害增多而公力救济不足的情况下，突出个体利益、强化个体防卫权的无限扩大又开始突显。

二、防卫要件与正当性

科学合理的防卫要件是防卫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并取得正当性的前提。防卫意图、防卫起因、防卫客体、防卫时间和防卫限度几个方面的法定要求，是我国正当防卫的几个基本要件。

（一）防卫意图指防卫目的符合刑法的规定。刑法上要求构成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必须是防卫人具有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特定目的。如果目的不正当、不合法，只是在行为的形式与外观上符合防卫的要求，同样不能得到刑法上正当防卫的评价。在司法实务中，挑拨防卫、巧合防卫、相互打斗，由于目的不正当而不能成立正当防卫。（二）防卫起因是指必须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现实存在不法侵害是实施正当防卫的客观前提。（三）防卫客体的特定性指正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实施。只能损害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这是防卫客体特定性的一个基点。从正当防卫的性质及其针对的对象出发，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对不法侵害者人身的防卫和对不法侵害者财产的防卫两种情形。任何为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行为而针对第三者利益所进行的“防卫”，都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对此，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包括主观认识、客观危害等），分别以故意犯罪、假想防卫（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紧急避险论处。（四）防卫时间要求有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和正在进行性。（五）防卫限度要求反击力度的有限性。防卫不法侵害虽然属于正当之举，但它同样应当有所节制，必须把握适度。任何不受制约的反击行为，即使其出发点是正义的，最终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各国刑法在有条件地赋予公民防卫权的同时，又毫不例外地对正当防卫的力度及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作出了一些限定。反击力度的有限性，既是防卫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成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正是刑法产法对正当防卫成立的要件的要求才赋予其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我国有的学者把正当防卫称为排除犯罪的事由或正当化事由。

正当防卫的正当性还有其道义根据，即正义与秩序的对立统一。正义是法律的首要价值，是一切法律原则都应该追求的价值目的。秩序也是法律的价值，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规则性。秩序本身体现了正义的要求，没有秩序的社会是无所谓正义的。秩序是法律的内在价值，正义是法律的外在价值。侵害权利行为是非正义的，而保护权利行为不管是国家实施还是个人实施，都具有正义性。保障功能和保护工能为刑法的两大基本功能。正当防卫是正义与秩序、保障与保护对立统一、综合作用的产物。只有从正义与秩序的对立统一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正当防卫应当被法律允许，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法律对正当防卫的成立又有一定要求。

三、正当防卫制度的根据：原权和派生权的结合

正当防卫的根据，源于民法所认可的防卫权。防卫权具有社会救济和法律救济的蕴含，社会救济是指社会提供一定条件保障权益主体权益的恢复、实现，法律救济是由国家赋予主体救济权来保障原权，防卫权的补充性在于补充国家抗制违法犯罪的不足。

防卫权是由最初的无限制防卫本能，到奴隶社会有限制的防卫权，封建社会膨胀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无限防卫权，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严格限制的防卫权，随着社会日益文明化、法治化，法律的逐步完备保证了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分散在公民手中的防卫权发挥作用的范围日益狭小，在个人权利丰富化与多样化的同时，个人防卫在抵抗犯罪时的作用越来越小。

正当防卫权虽然是法律赋予公民的重要权利，但必须以一定的法定条件为依据，即正当防卫人应具备必要的原权为基础。首先，正当防卫的存在是以某种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为前提条件，没有不法侵害的存在，也就没有正当防卫的存在。他是为保护合法权益（人身或财产权）而派生出来的一种非独立的辅助性权利，在没有不法侵害进行时，只能是一种期待的可有的权利。其次，正当防卫的实际行使和有效行使，必须以防卫人具备一定的资格和能力为秘要条件。正当防卫权通常以防卫人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和天然自卫能力权两个原权利内容的基础。基于这些原权会产生以下派生权利：（一）制止权：正当防卫人为维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可以根据不法侵害的急缓、轻重、强弱方式和手段，采取相应阻却方法，以阻却不法侵害继续进行而享有的对不法侵害进行反击的权利。（二）合理损害权：正当防卫是正与不正的较量。在较量过程中，往往为了使不法侵害停止下来，面对不法侵害的攻击危险，采取一般防卫方法难以制止的情况下，享有反击不法侵害人直至使其受到损害而失去继续侵害能力的权利，是制止权的延续和发展。（三）特殊防卫权：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有些不法分侵害处于即时、快速和凶狠状态，如果不采取过度的防卫行为，有可能被不法侵害行为剥夺性命等严重危害或由于防卫人受到不法侵害的攻击，出现惊愕、刺激、恐怖等意思失控情况。为此享有的致使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权利，是合理损害权的延续和发展。（四）免责权：正当防卫的“正当性”决定了防卫的“免责性”。只要防卫人在防卫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反击度，不至于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明显的重大损害，转变成了反向的不法侵害，就属于合法的范畴，享有免责的权利。

四、正当防卫权的来源：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协调

从法哲学基础来看，“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的基本精神。当社会主体的权利，无论是财产权利，还是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公力救济手段或两种手段并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突然发生不法侵害时，往往来不及借助公力救济，此时私力救济显得尤为重要。正当防卫就是在发生严重不法侵害情况下，法律赋予社会个体重要又不可或缺的私力救济权。

在史前社会里，人们保护生命权、继承权、财产权的本能也就转化为防卫和复仇的习惯，这种习惯经当时原始社会秩序的认可，也就成为习惯性的防卫权和复仇权。国家出现后，作为执行公共事务职能的机构，承担起了保护公民权利的任务，虽然国家权力的设立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目的和最终归宿，但权利与权力之间也存在着对立关系，因为，国家行使保护公民权利的权力，往往只能在事后实施，对于正在进行侵害权利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既然国家无法在这一特定时刻对正在受到侵害的权利予以有效的公力救济，便只能由公民个人行使私力救济权。理解这一点，才可以理解现代社会里国家为什么允许公民以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方式保护权利。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倡导自然法和天赋人权，把正当防卫视为人类出于本能需要而享有的一种天然自卫权，因此，允许个体为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无法获得公力救济的紧急情况下，有权对不法侵害人采取杀死、伤害等类似的暴力防卫手段，甚至对于轻微的侵害也可以采取剥夺侵害人生命的最严厉的防卫手段，将个体防卫权利上升到无限的程度。

但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化大生产和法律调整社会的领域日益之泛，法意识的社会化导致以社会本位的法替代个体本位的法，而现实也决定个人权利总要受到一定限制才能维护整个社会权利，否则个体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关于正当防卫权也必然由过去以个体权利为基础发展到以社会权利为基础确立正当防卫的法律内核。将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截然分开的法律不是一部完完美的法律，因此正当防卫制度应有效地协调和解决两方面的权利冲突，使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正当防卫法律制度在选择它所要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对于这种选择所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权利的损害不应该予以忽视。因此，在面临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冲突，正当防卫制度应按照一种能够避免损害其中任何一项权利的方式来配置两者的关系，使正当防卫权的内核处于个体利与社会权利合理配置的权利平衡状态。

五、正当防卫在犯罪构成评价中的地位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无罪的理论根据虽然有其共性，但对正当防卫在刑法学体系中地位的处理却不完全一致。两大法系刑法理论在犯罪成立要件体系之内解决正当防卫问题，把正当防卫视为免责化行为：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问题只能在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之外解决，把正当防卫视为权利行为，这说明正当防卫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大陆法系刑法之所以在犯罪成立要件体系之内解决正当防卫问题，是因为其犯罪构成理论为递进式结构，即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的三个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有三个要件同时具备，才能成立犯罪，缺少一个要件，犯罪即不能成立。正当防卫问题，是在确定了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之后，进一步确定行为是滞具有违法性，是否存在阻却违法事由时得到解决，即如果该正当防卫行为符合阻却违法事由的要求即不构成犯罪。违法性阻却事由，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例外地被排除的情况。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就把正当防卫作为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

英美法系刑法之所以在犯罪成立要件的体系之内解决正当防卫问题，是因为，犯罪构成理论为双层模式，在这种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个是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二是责任充足条件，即是否有合法辩护事由存在，正当防卫就属于合法辩护事由之一。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以积极要件结合的方式构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将包含有正当防卫的消极要件直接作为犯罪成立的两个要件之一，从而使正当防卫问题在其双层模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内得到了解决。

我国刑法之所以在犯罪成立要件的体系之外解决正当防卫问题，是因为，犯罪构成由四个方面的要件――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构成。具备了四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就具有犯罪属性成立犯罪，缺少其中一个要件，即不构成犯罪。正当防卫属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缺少其中一个要件，即不构成犯罪。正当防卫属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把正当防卫规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行为根本不具备犯罪构成条件。即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人，主观上不仅没有恶性，不存在危害社会的故意和过失，相反，其主观上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客观上正当防卫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它是同违法犯罪做斗争，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支持和鼓励。不仅如此，我这刑法理论对正当防卫还主张权利侵害说，认为正当防卫不仅不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一种权利行为，如“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这些不同的表述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将正当防卫当成一种权利，认为法律不容许对权利侵犯，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对受到侵害的权利予以保护。保护权利通常情况下应由国家进行，但在事态紧急时，则容许个人以自己的力量保护权利。

总体说来，正当防卫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法律制度，原因就在于正当防卫具有坚实的法学根据和道义根据。现实中，正当防卫不但赋予公民以合法的防卫权，而且可以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起到警告、震慑作用，给不法侵害者带来一种恐惧；可以警告社会上那些企图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可以使公民认识到正当防卫的意义，鼓励公民以此为武器与一切不法侵害行为做斗争，从而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因此，正当防卫对于维护国家安合，保护公共利益，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弘扬社会正气，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恩慈，《论正当防卫制度的历史起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3〕陈妮，《正当防卫的理论根据和法律地位》，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5〕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

无限防卫权范文篇10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制度，是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强有力的武器。对于国家也起到了稳定发展防止犯罪的作用。对与每个人来说，起到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合法权益，积极与犯罪做斗争。但是，在防止行为时要根据对自己的不法侵害的行为实际进行正当防卫，如果超出了一定范围，就会出现防卫过当，也就造成了自己犯罪。正当防卫也有特殊情况，如无限防卫等。长期以来正当防卫的标准一直是法律界争论的主要焦点。在本文中主要以正当防卫的、防卫过当的和其他防卫三方面的情况来进行了一些阐述。

本文还列举出了如逆防卫等的一些情况，是否合乎法律和道德的统一，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无限防卫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鼓励和保障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对于保障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威慑犯罪分子,制止和预防犯罪,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正当防卫的标准是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有关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正当防卫的基本内容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正当防卫属于正当行为中之一种，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但是行为人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我国1979年刑法①典第17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1979年刑法第17条虽然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但是规定得相当原则、笼统,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行为的构成条件,尤其是必要限度上掌握过严,把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当作防卫过当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正当防卫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为了鼓励公民自觉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更好地保护被侵害的利益,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作了修改。

新刑法②典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两个概念比较,新刑法的规定在被保护利益的主体上增加了“国家”,在被保护的对象上增列了“财产”,在防卫对象上,明确规定为是“不法侵害人”。这样,新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概念的规定,较1979年刑法典中的规定更趋全面和科学，也更加完善。

（二）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为避免正当防卫被利用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借口，对正当防卫的成立做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中包括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主观条件，及限度条件。

1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指存在着具有社会危害和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

（1）必须有不法侵害存在。（2）不法侵害并非仅限于犯罪行为。不法侵害的范围，应该该包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3）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至于不法侵害的程度，通常限于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4）不法侵害通常应是人所实施的。

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对臆想中的侵害进行防卫，属于假想防卫。对于假想防卫，应视行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予以不同的处理

2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行。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状态。

对不法侵害的开始，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进入侵害现场说。此说认为，侵害者进入侵害现场即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2）着手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行为的开始就是不法行为的“着手”，正当防卫在不法侵害着手时进行的。（3）直接面临危险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的开始应该指合法权益已经直接面临不法侵害的侵害危险。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进行，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二是不法侵害的实行迫在眉睫，合法权益将要遭受不法侵害。（4）综合说。此说认为，一般应以不法侵害着手实施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正当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时，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以上四种观点，综合说是最为全面，最接近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最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应在实践中作具体分析，可以是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中，也可以是行为已经结束而其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是有些情况下，虽不法侵害所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则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正当防卫的结束，可以是不法侵害人自动停止或不可能继续进行，也可以是不法侵害已经既遂且不能及时挽回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失。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前或结束后进行的防卫行为则是不适时的。

3对象条件：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不能及于第三者，至于不法侵害者是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对于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实施的不法侵害，只要具有紧迫性，不管事前是否知道其为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都可以对其进行防卫反击。但在防卫手段上应有所节制。

4主观条件：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是指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不是出于上述目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因此，下列三种行为，不是正当防卫；1防卫挑拨。是指行为人出于侵害的目的，以故意挑衅、引诱等方法促使对方进行不法侵害，尔后借口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2相互的非法侵害行为。是指双方都出于侵害对方的非法意图而发生的相互侵害行为。3为保护非法利益而实行的防卫

5限度条件：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何谓必要限度，有三种观点：

（1）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所谓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是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上要基本相适应。（2）需要说。认为所谓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是防卫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只要所造成的损害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不如此就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即使防卫在强度、后果等方面超过对方可能造成的侵害，也不能认为是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3）相当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原则上应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

二防卫过当的特殊情况

防卫过当是针对正当防卫而言。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人，采用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以防止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侵害的行为，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合法的行为。但是防卫的合法性又受着一定限度的制约。防卫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危害的，就是防卫过当。就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正当防卫是否过当，以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为标准

防卫过当是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行为，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必须认真地分析判断其防卫行为是否具有防卫过当的特征。结合司法实践，本人认为防卫过当的特征主要有：

1防卫过当行为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防卫过当行为是在防卫不法侵害过程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它是在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被迫防卫性的情况下实施的过当行为，这种过当行为防卫强度，在制止不法侵害的过程中，没有全面地衡量不法侵害的强度，没有约束和控制防卫行为的强度，只是片面地根据侵害行为的方法、手段、工具和后果等因素来决定防卫强度。在一般情况下，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方法、手段、工具、后果等对防卫行为的强度的影响是很难大的，但它不是全部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它不能脱离整个行为事实、行为过程而独立存在，甚至于在防卫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总是要受行为的目的、行为人的特点、作用力量的程度以及作用的部位等因素制约的，因此，我们在确认防卫强度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一定要坚持全面分析、结合判断。一切单纯、孤立的以防卫的方法、手段、工具或者后果，机械地与不法侵害的方法、手段、工具或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仅片面，而且它也与以事实为根据的构成犯罪必须是主、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原则相违背，很容易陷入客观归罪的泥坑中。当不法侵害停止以后，防卫行为是否也随时终止，这也是衡量防卫行为是否受到控制或约束的一个表现。当不法侵害停止以后，防卫行为没有彻底终止的行为是防卫过当，就不是正当防卫了。

2防卫过当是有罪过的行为。防卫过当不仅是行为强度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有罪过，或者是故意、或者是过失，这是防卫过当的主观条件。认为防卫过当只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罪过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人的思想意识支配行为，因而不仅不同性质的行为是不同的思想意识的表现，而且同一性质的行为如防卫过当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当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我约束性所造成的防卫过当的情况下，一般地说，不是行为人直接故意的表现，而是意接故意或者过失的结果。因为违反防卫强度自我约束性的行为，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所造成的过当，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但不是希望或追求防卫的强度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虽然有时这种行为是明知，但对后果也仅仅是放任；有时这种行为虽然是应当预见可能出现的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由此可见，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所造成的防卫过当，是行为人主观上的间接故意或过失的反应。

3防卫过当是具有犯罪特征的行为。防卫过当的行为，必然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也是达到了违法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所以我国刑法才规定了防卫过当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有这样一个案例：村民王××与村民于×系同村人，二人因日常琐事素有矛盾。1998年6月的一天傍晚，于×饭后从自家走出，当他来到村头时，正好看见王××赶着马车过来，于×故意挑衅，漫骂王××，王××于是停下车来与其争论。于×见王××不服气，顿时恼火，自知身强体壮，将王×打倒在地，并继续殴打。王×一边躲闪，一边从地上捡起块石头打向于×，于×被打倒在地。这时王×从地上爬起后，又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砸向躺在地上的于×的头部，到致于×当场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王×与于×在打架过程中，动用石头将于×砸死，有故意伤害的动机，后果严重，已成伤害致人死亡，故判处王×有期徒刑事处分14年。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只是对王×的行为性质与原审法院不同。二审认为，王×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只是所采取的手段和强度超过了必要限度，因而按伤害罪从轻追究刑事责任，故判处王×有期徒刑事犯罪2年，缓期3年。

根据新刑法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王×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是正确的。因为于×将王×打倒在地，属于不法侵害，对此，王×用石头砸于×属于正当防卫。但当王×从地上爬起后，又用石头砸尚躺在地上的于×时，其防卫行为的强度显然明显超过侵害行为的强度，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危害。所以，说王×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造成于×死亡，因此王×应该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三其他防卫的特殊情况

（一）假想防卫

是指一个人由于想象和推测，在认识上产生了错误，把实际上不存在的侵害行为误认为存在，因而错误的实行了防卫，造成他人无辜的损害。对于假想防卫而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适用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解决，即如果属于行为人主观上能够预见的，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应按过失犯罪处理；如果属于行为人当时不可能预见的，则按“意外事件”对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注意的是：对实施假想防卫的行为人，被害人有权实行正当防卫。

（二）事前防卫

即对于只是流露侵害意图，或者处于犯罪预备状态，尚未构成直接面临的威胁的行为进行先行防卫。对于这种行为可以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严密防范，不能“先下手为强”。对于事前防卫，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三）逆防卫

是指犯罪人为免受来自于防卫人正在进行的不当防卫的侵害，在必要限度内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近年来，学界对正当防卫的讨论已告一段落，特别是立法上对如何完善及优化受害人的正当防卫权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而对于侵害者合法权益在不当防卫（即防卫过当及防卫不适时）威胁下可能受到的侵犯，各方的关注较少。

（四）无限防卫

新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伤害人伤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关于特定情况下的无限防卫的规定。

无限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状态。刑法鉴于目前社会治安的实际善和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确立了无限防卫原则。这对于鼓励人民群众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运用法律武器保户自身的合权益，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一规定，只要是符合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暴力犯罪内容实施的防卫行为，即使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为法侵害人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其防卫行为是合法的，不负刑事责任。

四结论

正当防卫制度例来都是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热点，特别是新刑法在正当防卫制度中增设了“无限防卫权”后，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反应更加强烈，褒扬称颂成为主旋律。虽然该项权利对保护防卫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对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一定的威胁。同时作为保护犯罪人合法权益的防卫过当条款也受到相当冲击，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刑事立法、司法理念的扭曲具有直接关。虽然逆防卫与公众观念格格不入，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即一般道德的观念与先入为主的观念，都不能拿来观察社会事实”，而且“如果这个现象是病态的，我们就有科学的论据，证明我们的改良计划是正确的。”因此，着眼于维护犯罪人合法权益，保障犯罪人人权的主旨，熔铸现代刑事立法及司法理念，建构逆防卫理论体系以弥补现行正当防卫制度的不足以及取消对必要限度的放宽、对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进一步明确化都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因为“哪怕是对一个可能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是否也有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意识和勇气？这一点看似微小，实际上却关乎法治的根本。”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79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五号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文中称为新《刑法》。

参考文献

1、《刑法学》张明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刑法基础论》杨春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