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范文10篇

文论范文篇1

古文论研究的目的：用与不用之用

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学科创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较单一，那就是作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后来逐渐地转向了为建立新的文学理论而研究⑧。这种转变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为今用”以来，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今用”。因为研究的前提是为了今用，凡能说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华”颀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学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对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属于唯心还是唯物争论不休，而不问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学史的研究以阶级性、人民性、真实性分界，于是有诸如山水诗有元阶级性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这些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用处呢？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了吧。急功近利，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孰得孰失，值得思考。

古文论的研究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设》上提出这个问题；1961年《文艺报》在五、七两期里开展专题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张、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就此发表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诸位先生又发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议⑨。这些讨论，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四十余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现在又提了出来。这次是从“失语症”说起，并且提出了达到重建的途径：“话语转换”。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四十年来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指导思想其实都一样，都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在对待古文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于如何理解“古为今用”，是急用先学，还是把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人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一颗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如何“古为今用”！这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1989、1991年先后两次提到古文论的研究不一定要急于为今所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它可以有助于当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可以有助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史、思潮史、艺术史、社会史、士人心态史的研究。它可以有益于今天，也可以有益于将来。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我们不能把古文论的研究目的理解得过于狭窄，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虽不能直接为生产所用而对于未来生产的发展却至关重要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往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⑩。后来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我却至今坚持这一认识。文化建设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之问都存在着无形的微妙的关系。对于传统的深入认识本身，也就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素养，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许多事物，帮助我们对传统中优秀部分的选择与吸收。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创作，无不与文化素养的深厚与否有关。近年来两岸三地都在讨论国画要不要革新的问题，意见分歧颇大。其实革新是必然的，时展了，审美趣味变了，我们总不能固守原来的审美标准，千年同一模式。当代有成就的国画家，元不是革新者。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吴冠中都是例子。李可染那样表现光和影，吴冠中那样运用线和点，无疑都是对传统国画的革新，但我们仍然在他们的画中看到非常中国式的东西。在李可染的画中是静褴的诗情，有古代诗歌境界的影子；在吴冠中的画中我们感受到旋律和节奏的美。他们的画中都有着浓烈的情思氛围，有生命的律动。我想除了他们的高度的艺术素养之外，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深厚的文化素养，正是他们绘画的根基。而我们看另外一些画家的作品，他们也着意革新，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新变，只有图形而找不到情思韵味的美，找不到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显得单薄、乏味。我曾见过一位有点小名气的中年画家画的一幅人物画。他画的是嵇康，满身鬼气。原来他对嵇康并无些微的研究，只据《语林》所记稚康弹琴遇鬼的故事加以生发。小说家言本不足为凭，却据以把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任个性而轻利禄、风神潇洒的人物，丑化得不像样子。由于缺乏必要的传统文化的素养，纵有笔墨又如何！近年的书法也有类似的情形，行笔与结体是刻意求变了，也挺好看，但就是没有韵味。我非常同意杨守敬关于书法七分天资三分苦功的说法，不过天资之外应该还有文化素养。气质和素养是艺术的生命。我们看王秦之的《哀祸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那一种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完全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气质与素养。当代的林散之亦如此。现在的一些书画家，缺乏的不是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而是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从这里我想到文学理论的对话问题，关键恐怕也不是有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学术层次问题。钱钟书先生不存在“失语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其实用不着忌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界五十年来经过多次的波折，先是闭目塞听，唯尊苏联一家；近二十年来又饥不择食，有的研究者慌慌张张、似懂非懂地塞进许多西方的各式各样的理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先，缺乏消化能力在后，来不及充实自己，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文化积累也还不够，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话，又谈何容易！

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

范畴转换可能遇到的困难

退一步说，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今天确实感到在国际交流中无话可说，需要“急用先学”，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自己的话语。那么，面前遇到的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范畴自身的性质是否为我们提供转换的可能性；一是我们现在对范畴研究的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应用的层次。

先说第一点。许多的论者都提到古文论的最为主要的特色是它的范畴。因此提到范畴的“话语转换”问题。范畴能否转换，我同意陈洪先生的意见，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这困难陈先生认为在于：文论家使用某一概念时内涵并不统一；同一概念，古今含义不同；概念的象喻性特点使得它的义界无法界定11。我这里想就古文论的范畴和命题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的问题，再作一点发挥。古文论中的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有其产生的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学，常常运用古文论中的一些术语和范畴，这是因为，那些术语和范畴适合于说明古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即使如此，要作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仅仅运用那些术语和范畴也还不够，需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用语。如果把古文沦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今日之话语，把它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以说明今日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恐怕难度就会更大。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文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时异、事异，要用同一个标准即使是经过改造的标准）来要求，是很难的，也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语境的丧失使得古文论无法用以评论今日之文学，其实在古代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文学思潮上产生的理论范畴，用以评论另一个文学思潮的文学，也常常存在不贴切的现象。用风骨来论定公安派的是非，用神韵来批评龚自珍的诗，不仅说不清，也不合理。其他许多范畴也有类似的情形。相当多的一部分范畴，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美学要求，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即使一些属于艺术方法的范畴，也并非全都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从最早的诗论范畴说起。赋、比、兴是在诗、乐、舞合一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也还在争论。不过最初的意思，似与乐教有关12。汉人加以改造，给出新的解说，才被用于脱离乐舞之后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但是这改造过的赋、比、兴，也还只是适用于诗歌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当意境创造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追求时，赋、比作为写作方法，就不大适用了。同样，用来评论发展了的诗歌现象，也不易做到贴切。比如，王维、孟浩然的一些诗，兴象玲珑，无迹可寻，很难分出哪是赋、哪是比、哪是兴。若用赋、比、兴去解读，就会解得大煞风景。李商隐的一些诗，你就很难从中看到赋。比、兴的影子。一些固守古训的陋儒不知这种新变，还用赋、比、兴去解读，结果就闹出许多笑话。这是可举出不少例子来的。例如，《昨夜》伤时光之流逝，叹生命之日渐衰老。有的学者认为，若与《夜冷》、《西亭》并读，有“伊人云逝”的伤逝之情13。这是对的。而清人冯浩解此，则谓：“‘流尘’比流言，玩下二句，必慨谗人间之于座主西川者。”14一篇个人的伤怀之作，就这样成了政治遭遇的比附。义山的一些著名的元题诗，抒写恋情，而清代的一些学者，爱用比、兴的评诗模式去作僵化的解读，香草美人，处处附会义山与令狐绚的关系，爱情诗也就成了政治诗。诗歌的表现方法丰富了、发展了，评诗的人却仍然停留在老观念上。义山大量使用象征、暗示、意象的非逻辑组合的方法15，这是他之前的诗歇中少有的（阮籍《咏怀》与之有某些相似处，但阮以恩，李以情，意象组合的方式也不同），仍用传统的批评术语、范畴去范围他的诗，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总给人以怪异之感。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文论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古文论研究者至今对此仍未给予必要的注意。一个范畴，反复使用，说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吧，又不尽然。相对稳定，必须是范畴具有普遍适应的功能，与不同的被批评对象之间相契合。而在许多情况下不是这样，文学创作实际变化了，而文评家的评论观念却是陈旧的。就说这个“比”吧，原是诗歌发展早期的一种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以彼物比此物，喻类之言），应该是原于民歌的一种创造，并无万能之蕴含。由六诗而六义，文评家们都把它当作圣人之遗教16，遂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违抗，从而用于一切诗评，虽不契合也不自知。当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范畴加以申说还是可以用的，如兴。叶嘉莹先生把它作为‘头发感动”来理解，用以分析古诗，不知是否也可用于分析一切现代诗。至于后来出现的一些诗歌批评、诗歌理论范畴，特定的适应性就更强些。往往一个文学思潮过去之后，相应的术语和范畴也就渐归于冷落。其中的一些可能后来还被应用，但含义已发生变化。大致说来，属于某一思潮代表的美学范畴，更具特指的性质；属于艺术表现方法的范畴，较具普遍性。但即使如此，它也往往只适用于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

一定的范畴与产生它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并不适于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那么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呢？从目前所见，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不外是这样几种方法：一、改变语境，把古文论的范畴直接拿来，纳入新的理论框架里，与从西方学来的话语并存，所谓“杂语共生”。已经提到的范畴如言、象、意、道、虚、实、气、神、韵等（这些能否都称为范畴，似尚可研究）。二、用现代话语对古文论范畴加以阐释而后运用。三、改造原有范畴的内涵，而后运用。四、误读、别解，也就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把固有的范畴作新的解释，变成一个既有原含义，又有新含义的范畴。细细思之，这几种转换方法似都存在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种方法，如果把原有的一些范畴纳人新的文学理论阐述过程中，它必须是与所要言说的理论一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范畴是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理论展开的必备部件。如果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它必定与所使用的范畴契合无间，这就要求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可是我们古文论的一些范畴，并不是这样。即以上面提到的那些“范畴”为例，道，是什么“道”呢？有原道的道，有明道的道。如纪昀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17我们是用原道的道呢，还是用载道、明道的道呢？即使用明道、载道的道，那么道的内涵也还有所区别，是哪一家的道。是唐宋人说的儒家之道，还是把那个内涵抽掉，先把它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就是韩愈所说的“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那个虚位的“道”18），然后加进我们今天的思想（或如二十年前说的为政治服务）。如果是按我们今天的要求，载的、明的道是今天政治、思想内容，那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文学的特质、功能、社会角色，不同文体的不同要求等等。道是这样，言和意，虚和实呢？当言与意、虚与实独立言说的时候，似乎并不能构成古文论的独立的范畴，只有当言和意构成言意关系时，它才成为古文论的一个命题。虚实问题也一样。在这些范畴的意蕴尚未弄清之前，即使选择一部分，杂语共生，不要求清一式的民族化，恐怕也不好办。第二种办法较为简单，如果风骨不叫风骨，神韵不叫神韵，而改以现代话语表述，那么原有范畴即已消失，不存在利用的问题。用第三种方法，范畴经过改造。我现在还想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改造，是完全赋予现代含义，还是给进一点新的东西？因此不好妄下断语。不过，我想，如果完全赋予新的含义，那范畴性质己改变，那就近似于第二种；如果赋予部分新的含义，那就与第四种方法相同。第四种方法“六经注我”，这是我国思想家惯用的方法。就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来说，先例多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考虑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性质。也就是说，范畴含义的基本方面与文学创作的实际应大致相对应。如前所述，我国的古文论范畴有的在文学创作发展之后评论古代文学也存在不尽适用的现象，用来评论今天的文学，要它适用当更为困难。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建构，虽也要用于研究和评论古代文学，但主要的还是用于批评或者引导今天的文学创作，这应该是着眼点。今天的文学创作形态已大异于古代文学，给古文论范畴以新解恐怕就会遇到许多限制，可选择的对象，数量不会太多。又由于我国古文论大量的是诗文理论，这些诗文理论范畴许多并不适于用来评论或要求其他文体。最具普遍适应性的一些范畴和命题，如意象、意境、形神关系等，数量有限。这些有限的数量，能否构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不好说了。

再退一步说，假若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改造古文论的原有范畴，为今所用，我们目前也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需要假之以时日。关于需要假之以时日，还有更为重要的另外的原因，我们后面将要谈到，这里只就古文论研究本身说。我们目前古文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我国古文论的了解程度，限制了我们对古文论的利用。急用先学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采用的办法，必须全面的深人的理解才能自如地应用它。所谓自如地应用它，是说能用现代的观念正确解读它，透彻了解其含义，了解其精华之所在；有所会意，有所选择，给以新解而洞悉本源，虽六经注我而在精神上不离六经。前辈许多大师给古文论以新解，大都如此。蔡钟翔先生提到的王夫之、黄宗羲对兴、观、群、怨的解释，王国维对意境的解释莫不如是19。我们近二十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进展，也只是我们把古文论研究的一些重要命题展开了，在一些点上深入了。至于这些命题是否已经都得到满意的解决，回答恐怕否定的居多。即以曹顺庆先生提到的问题为例，也可说明这一点。曹先生说，古文论研究界一直对于“气”的解释莫衷一是，原因是不从根本上即从中国文化的特点上去理解。他说：

其实，“气”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却可以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是气构成和推动了世界的运行和形成了人和自然生命发育生长。由于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具体形态，可以表现为自然、杜会的各种人、物、事，所以中国文化也有相应的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气的医学、气的文学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因为气是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在这个“气的文化”中，我们再来看“文气说”的有关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是气的精华，即所谓气之精所产生的，如果人体内的精气充溢，那么人的思维、智慧必然就旺盛、活跃。所以，其表现干一定的文学艺术形式也就必然有力。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越充盈，他在言语中把气表现得越充分，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越有其艺术的感染力。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才气、文气、气格和作品的气韵的确是本为一体，同出一源，一点也不神秘，而且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而不是在西方逻各斯私心主义的背景上，传统的“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才能显示它丰富的理论内容。20

我引了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涉及古文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曹先生的论述中又让人感到这个问题他已经给解决了。而且这种解决还连带涉及到古文论范畴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有必要加以讨论。曹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学艺术中的气是艺术的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有无，取决于作者体内是否精气充溢。而这样解读，是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才能做到的。曹先生把对于文气的解读与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是否有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我不了解，无法肯否，留待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军事学家去回答。气在我国古代的思想中，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能否把我国的文化称为“气文化”，我觉得似乎还需要研究。记得十年前，是什么都叫做“文化”的，有龙文化、麒麟文化、牡丹文化、竹文化、茶文化等等，不下几十种，而且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闹了好一阵的。文化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用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21从广义说，它其实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制度和物质形态（如文物）。即使从狭义说，“气”也只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并非我国哲学思想的全部。即使只就“气”这一范畴而言，也有不同的理解，儒、道、释各家对气的解释也不同。这不同的哲学基础影响到文学观念上来，对于文论中的气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同。曹先生对“气”的解释，显然是从道家说的，因为他讲的是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那么文论中儒家一派的气说呢？梁肃、柳冕、韩愈的气论，包含有道德修养、道德力量的影响在内，与曹丕等人的气论就有明显的差别。我们要不要承认这种差别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对古文论范畴的清理过程中，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对范畴迸行“话语转换”，就比如说气吧，选取哪一个含义，不弄清楚是不行的。因为选取对象的不同，有可能牵连到我们对于文学的特质、文学的杜会功能的理解角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只有对古文论范畴含义的了解达到相当的清晰之后，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利用它。而这一点，又实在很不容易。曹顺庆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长期的文化失语症，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的低下，……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恩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的不同听致。”22把解读的困难全归之于失语症，有些不公，影响解读的因素似更为复杂。即以曹先生所举《文心雕龙•议对》和同书《夸饰》篇中“风格”一词为例，曹先生批评祖、舒直两先生错把此两处‘讽格’当作西方文论的“风格”，他认为还是杨明照先生说得对，《夸饰》的“风格训世”，“格”应作“俗”，“风俗训世”，就是“讽俗训世”。这问题说来话长！祖、舒直先生的解读当然是错的。但杨先生考定“格”为“俗”，就对了吗？1941年徐复先生在《文心雕龙正字》中就从顾千里校本提出“格”应作“俗”的看法23，杨先生同意了这一看法。其实，这一看法未必对。《夸饰》篇论写法，非论内容，前后文义，皆依此立论。‘“虽《诗风书》雅言，风格训世”，意谓《诗》《书》雅正之言，其风范可为世之法式，亦《定势》所说“模经为式”之意。训“格”为“俗”，义不可通24。目前存世《文心雕龙》有《夸饰》篇的最早本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刊本正作“凤格训世”而非“风俗训世”（前于此的敦煌遗书唐写本《文心雕龙》元《夸饰》篇）。杨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权威，穷毕生之精力，用于《文心》研究，尚且如此，何况我辈！由此可见，罪过不在“失语”、解读能力的低下，当另有原因。古文论本身的特点造成解读的困难，为原因之一，已如前论。是否具备理论思维能力，恐怕也是一个原因。1991年我在《中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中说：“古代文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对它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清理上，对它作理论的阐释与评估，应该是这一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当时是有感而发的，不过并未言明。训估家注释理论著作，往往会遇到麻烦。大师如俞樾，亦在所难免25。要对古文论的范畴作确切的解读，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训练起来的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观念。观念的更新不等于说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去解读古文论，因为现代文学理论观念与古文论范畴不一定都能对应。而是说用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去辨析、判断，用现代的明晰的逻辑和语言，去说明古文论的含义和实质所在。事实上有的学者在这些方面已有出色的收获，如钱钟书、王元化诸位先生。蔡钟翔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中，就有好几本相当精彩，如蔡先生的论自然，涂光社先生的论势等等；近来又有詹福瑞先生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其中对一些范畴和命题的阐释也是相当用力的。但就古文论涉及面的宽广和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许多的范畴和命题还有待进一步去研究、阐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部分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古文论的范畴、命题为今所用的问题，是不是还可以等一等。在这个过程中，古文论研究者加深理论的修养和对于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进展的了解；文学理论学者加深对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了解。二者融通的同时，加强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与理论需要的考察，不汲汲于求用，或者会有大的收获。关于古文论的体系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的古文论有无体系，在什么意义上谈体系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一问题与“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又有着重要的关系，无法回避。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许多的疑问，现在把这些疑问提出来。

我们说理论体系，一般说来，指的是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体系；或者指一个学派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国的古代文论领域，确实存在着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最近还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建立的是一个表面体系化而内里充满经验实证的“体系”，意谓其无体系。这里有一个问题：用实证的方法建立的理论体系能不能算体系？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其理论核心，围绕这核心展开他的作家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观和文学史观。在这些命题下面，又展开子命题，如文学创作论中的物色、神思、凤骨、体、势、味、术等命题。从理论核心到子命题，都有着内在的严密逻辑。怎么能说它没有体系呢？我以为，像严羽、叶燮他们的诗歌理论，也应该认为是有体系的，不过规模较小，也没有刘勰的理论那样严密而已。

从另一个范围说，我国的古代文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个问题就不大好回答。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而且说有的人还占多数，好像说无就有点很对不起自己的祖宗。我目前还想不清楚，只是有许多疑问。比如说，我们似乎未曾听说过哪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一个统一的文学理论体系；只听说过某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若干个文学理论家有其文学理论体系。可能有例外，如前苏联。但那并不是说在他们的历史上只产生过一个文学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被规定为只能接受“这一个”。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的特殊性，终于形成我们的古文论传统里只有一个体系呢？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事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刘勰的理论与严羽的理论，如何把它们捏到一个体系里呢！或者我们可以说，只有刘勰的理论代表我国古文论的精华，而严羽的不算，可以排除掉。如果那样，那公平吗？这是疑问之一。如果从我们认为的角度，把古文论的各色各样的论点，按我们的需要，加以分析综合，构拟出一个体系来（已有研究者这样做了），“六经注我”，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常有。不过，那是“我”的体系呢，还是古文论家的体系？也就很难说了，这是疑问之二。疑问之三，是古代文论的范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体系？这问题也说来话长，似乎是从哲学界谈起来的。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哲学范畴有一个内在的体系。我不懂哲学，本元发言权。但常常有疑问，中国哲学有许多范畴，如道、气、理、心、性等等。学者们认为这些个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完整体系。在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哲学家大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这是事实。可以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共同涉及的命题。同样的范畴，各道其所道。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天差地别！其他范畴也一样。如果我们抽掉范畴的具体内容（就像韩愈所说的“虚位”），把道、理、气、心、性等等，构成一个哲学体系，那么这个由没有具体内容的范畴构成的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呢？恐怕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空壳，是个‘透明的塔”！如果我们把每个有着不同内涵的范畴构拟成一个体系，虽各道其所道，各得其所得，而杂揉之，牵合之，那么这个体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体系吗？哲学范畴如此，古文论范畴更是如此。我想，各家各派的文论家、文评家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我们恐怕也只能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这框架里各人装进各人的东西，各道其所道，各自成其体系。而这框架，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特色，因为他们感兴趣于这些共同的领域，力求通过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此而已！

二十几年前，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这话是常常说的，现在不说了，只说一种。以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也只有一个！我想，要找到这样一个体系，把它“转换”成现代文论体系，怕是很难的吧！

最终我们恐怕还是要面对史实，即面对有着不同理论、不同体系的古代文论来选择我们之所要。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呢？是儒家的系统，还是道家的系统，还是儒、道互补的系统？还是每样都选取一点，只要它有用就行。那么什么是有用的呢？这就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立足于什么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

提出“话语转换”的学者的着眼点，是在国际对话中没有自己的话语。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便于对话。让国际文论界能听到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目的，不能说它不对。但我以为，这着眼点似乎有点错位。理论建设的目的，应该首先想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需要什么。文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待理论的探讨；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探讨都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依据。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很多的，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我们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最好的时期。多元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一些还是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文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还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它的形态看，从创作的动因看，从它的社会角色看，它的特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角色，与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还是受外界诸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的功能与存在价值有没有受到影响？应该如何给它定位？它的社会的角色，从不同的层面看，有没有不同，如从政权的层面看，从社区的层面看，从接受者的层面看有没有区别？左右文学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标准等等，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实的多元化的批评与理论探讨中常常被隐蔽起来了。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各人所掌握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什么样的答案更切合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现实，通过讨论，会明朗起来。即使讨论的结果得出多元的答案，那也会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缺乏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什么样的理论遗产。

我们不能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仅仅理解为对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它涉及到的是如何对待整个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文化遗产里，而巨也遗存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只靠古文论话语的“转换”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加强对整个文化传统的了解，分辨出哪些有用，哪些对今天并无用处。而这些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前些年关于新儒家能够救中国的说法热闹了好一阵子，近来相对沉寂了，但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我们究竟要什么，是文化传统里的人文精神，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说得有些极端，不过在现实生活里也并非空穴来风）？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中庸之道？是要魏晋人的个性张扬，还是要儒家的礼的约束？等等，等等。或者我们什么都要，各人要各人的！文化传统中应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古文论如何继承的问题便无法完全地得到解决。因此我以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尚须积之以时日！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主观条件的问题。要担负建立此种理论的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而我们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一种新的理论的建立，不是单靠技术操作所能办到的，它是对创造者学术水准的全面要求。

考虑到这些，我想，我们可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个六神无主的过渡期，那也不要紧。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要我们以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前进，更快地接近新理论创造的境界。我以为，妨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大敌，是我们自己。我看过一位博士生的论文，他写的是中外文论诗学语言的比较，综论中国、印、欧三大文化系统诗学语言学理论范式的差别。这样一个涉及三个文化系统的大问题，做起来谈何容易！因此就只能凭印象、凭感觉，那结果可想而知，不确切、似是而非的观点便在所难免，如说语言是万物之母，可以化成天下；说我国中古的文学观念是尚质、重道轻文，中古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等等。这样飘浮的研究是无益于学术的前进的。我不是说这位学生水平低，而是说不要急于求成。我有一种感觉，在我们的文学研究领域，有一大批青年学者，他们无论在才华上、知识面的宽广度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这一代（我指的是像我这样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行尸走肉的岁月里，根底既不足，知识面也狭窄的这一代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当能达到中西兼通、有扎实的国学根底、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学术境界。他们中必定有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人，而且会是不止一人，不止创造一种体系。

当然，也必定会有一个先从具体问题解决起的过渡期。

－1999年1月于南开大学之未定居

（作者简介：罗宗强，1931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22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丈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1991年王一川先生在《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中对《爸爸爸》里的人物丙崽的“失语症”迸行了精彩的分析，他说：“丙崽的失语症意味着话语能力的历史性丧失。在两座同样神圣而富于权威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自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不可超越的历史性话语‘空白’之中。”（《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1993年，张新颖先生在《存在的难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中虽未用“失语症”一词，但实际上涉及“失语症”问题。（见其专着《栖居于游牧之地•代后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但他们都不是直接谈论文学理论国际对话中的失语问题，所以我从曹顺庆先生正式谈论此一问题算起。

②20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③张少康：《走历史必由之路一一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④19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⑤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沦》l1997年第5期。

⑥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9－10期。

⑦11陈洪、沈立言：他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⑧参见张海明：《徊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lop年版。

⑨参见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杜199l年版，第5—7页。

⑩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第7—8页。

12王昆吾先生最近提出，六诗中的赋，是用言语传达诗的方式，比与兴，是用欣唱传达诗的方式。亦一说，可参考。见其《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3刘学错、余恕成：《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0页。

14同上书引冯浩《玉骆生诗集笺注》。

15王蒙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参见他的《一篇〈锦瑟〉解人难》，《读书》1990年第9期；《再谈〈锦瑟〉》，《读书》1990年第10期；《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中外文学》1990年第4朔；《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锦瑟的野狐禅》，《随笔》！1996年第6期；《浑沌的心灵场——论孪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李商隐的挑战》，《文学遗产》1997年2期。

16六诗之说，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六义说见于《毛诗序》。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8韩愈：《原道》，《韩昌黎全集》卷11，四部备要本。

21《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3《斯文》第2卷第1期，四ill，1941年10月。

文论范文篇2

要发表SIC论文就要先熟练写作英文论文，很多人论文能够写好，英文也不错，但是两者结合起来也是需求必定的难度的。那么应为论文在编撰的时分都需求留意什么呢？下面小编给我们做了如下总结，期望各位作者在进程中能一往无前。

1.编撰英文论文。被SCI录入的我国期基本上为英文，英文文种优势是论文进入SCI期刊的重要因素。1997年SCI录入我国论文10033篇，其间83%发表在国外刊物，国内发表17%。从语种上看，英语论文占总论文数99.78%，中文论文占0.09%；法、德、俄、日文论文占0.12%。东西方言语差异是中国科技作业者学术作用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大妨碍。

2.英文摘要全面深化，反映研讨关键，着重自己的首创。论文要进入SCI，除投SCI来历期刊处，另一途径是为国外读者引证。因而，英文摘要的编撰显得非常重要。许多作者的英文摘要较简略，没有留意将文章首要内容体现在文摘内，然后影响论文交流。例如“综合多种检索技能优势的数据库检索功能设计”的论文摘要，不只阐明采用了什么技能得出了设计方案？还应阐明这些技能经过怎样的使用？达到了什么作用？体现完成最终目标的首要进程，这样可增加论文被引证时机。

3.参考文献应用。论文应清楚地标示引证，完好给出参考文献。原则上，除了教科书上公认的方程和表达式外，特定的目的、特定条件和问题的推演，只需不是自己的作业，都要列出处，并完好给出相应文献。即使是作者自己以往的作业，也要列出相应文献。这样做既对他人研讨有充沛肯定、免除剽窃之嫌，又能阐明自己的论说根据充沛，也突出了自己在该研讨中的首创内容。

文论范文篇3

写议论文时我们往往抓耳挠腮，勉强为之，也大多空洞无物。如何写好议论文，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积累一定的论据。下面就提供几组典型的理论和事实论据。

理想与立志：

1.人生最富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差耻。（奥斯特洛夫斯基）

2.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

3.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清＊蒲松龄）

4.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5.志当存高远（诸葛亮）6.鸟最要紧的是翅膀，人最要紧的是理想。（谚语）

1.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为减轻工人挖土时的繁重劳动，决心发明炸药。整整四年，不惜牺牲，做了几百次实验。正是被一种崇高的目标所鼓舞，才产生了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崇高精神，发明了炸药。

2.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年轻时便立下“探奇于名山大川”的宏愿。后来多次遇险，几乎丧命，但他始终没有畏惧，最终给人留下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徐霞客游记》。

3.上小学时回答校长为什么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明代李时珍，发现以前药物书中有很多错误，立志要编写一部药物书籍。走了上万里，用了三十多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医药巨著――《本草纲目》。

5.陈涉年轻时，曾经给人作雇工。他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感叹。

教育问题：

1.曾参杀猪教子。

2.在韩国已悄悄进行了11年的以社会上层人物为中心的“不给子女留遗产”的运动，已被公开。这一运动突出向社会做奉献，把财产奉献给社会福利机构，有的会员甚至把自己数亿元的土地捐献给公共机关。

3.统计资料表明，各国小学生每天的劳动时间差距不小：美国1.2小时，0.7小时，法国0.6小时，英国0.5小时，而中国仅为0.2小时。相当多的城市中小学生，上学由父母接送，不会划火柴，不敢开煤气，所谓的劳动只是擦桌子、扫地。

4.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后，没有向父亲伸手，而是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5.狐狸母亲：冷酷中的温情。电影《狐狸的故事》中有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可以外出谋生了，狐狸母亲便开始发了疯似的驱赶它们，不许一只留在身边。

勤奋治学：

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2.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3.天才出自勤奋。（高尔基）

4.A＝X＋Y＋Z

A代表成功，X代艰苦的工作，Y代正确的方法，Z代少说废话。（爱因斯坦）

1.司马光是宋史学家，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历时19年之久。他用圆木做了个枕头，取名“警枕”，意在警惕自己，切莫贪睡。当他枕在这圆木上睡觉时，只要稍一辗转，“警枕”就会翻滚，将他唤醒。然后，立刻坐起，继续奋笔疾书。

2.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3.诗人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4.西汉学者匡衡家贫而好学，夜晚无灯，凿壁偷光，终成知识渊博的学者。

5.著名画家齐白石年逾90，却每天作画5幅。他说：“不叫一日闲过。”他把这句话写出来，挂在墙上以自勉。

学习与思考：

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1.清代大学者、思想家戴震，在老师讲解《大学章句》时，就问朱熹是何时的人，他何以知道二千多年前的事。

2.牛顿对苹果落地的思考，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积累与知识：

1.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2.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唐代李贺，每次出去与亲朋同游，总是带着一个白锦袋，想出妙句，立即写好放进袋里。晚间回家整理，几乎天天如此。

2.蒲松龄于大树下，准备好茶、烟，热情地邀过路人讲述自己的见闻。如此历二十余年，终成《聊斋志异》。

恒心与毅力：

1.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谚语）2.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谚语）

3.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郭沬若）

4.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战国＊荀子）

5.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1.梅兰芳年轻时为了演好戏，每天一大早起床，盯着远飞的信鸽练眼，从不间断，终于矫正了眼皮下垂、眼神不能外露的弱点，成为名扬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2.愚公移山。

3.唐玄奘25岁离开长安西游，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终于到达天竺国。在印度学习14年，44岁步行回到长安，带回了657部经书。

4.世界名著：几十年写成一本。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的时间。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花了37年时间。司马迁写《资治通鉴》花了19年时间。曹雪芹写《红楼梦》花了10年时间。

品行谦虚：

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1.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接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的信，信中指出华罗庚文章中的错误，非常兴奋。

爱我中华：

1.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1.屈原担任楚国左徒，主张抵抗强秦，但楚王听信谗言，将他罢职流放，有人劝他别国去，屈原说：“我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

2.鲁迅为了国家的利益，弃医从文。

3.钱学森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条件，不顾美国当局的阻挠和威胁，来到了刚刚成立的祖国，为祖国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

4.西汉名将霍去病，抗击匈奴屡战屡胜，汉武帝赏他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宅，霍去病慷慨陈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句话展示了他报国的雄心壮志。

学会奉献：

1.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2.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鲁迅）

3.太阳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永远消耗自己。（谚语）

1.席勒为救助了一位想自杀的学生，写下《欢乐颂》赠给他，这位伟人的遗孀后来回忆说：“他活在世上，将整个生命与爱都献给了这个世界。”

2.孔繁森因公殉职时，留下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仅有的8.6元钱，一是他去世前4天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几条建议。

3.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后回国，离别妻儿，隐姓埋名，走向大戈壁。因癌症，病逝。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珍惜时间：

1.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2.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

3.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美＊富兰克林）

4.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乐府诗集》）

5.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鲁迅）

6.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谚语）

1.欧阳修平生做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

腐败与惩恶：

1.包公以廉洁著称。在晚年制定了一条家训：后代若是做官，一定要清明廉政，决不允许伤天害理，贪赃枉法；否则就不是包家子孙，死后不得葬入祖坟。

2.成克杰由于贪污受贿最终判处死刑。

3.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最终判处死刑。

环境对人的影响

1.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贝多芬）

2.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贝多芬）

3.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1.范仲淹为了读书学习，每天晚上煮一锅粥，把粥划成几分，早上、中午、晚上各吃一块，终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2.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3.司马迁受宫刑，著《史记》。

捍卫真理：

1.哥白尼不顾教会的迫害，大胆发表了《天体运行论》，确立了太阳中心说。

2.布鲁诺坚持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

团结合作：

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

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谚语）

3.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谚语）

1.将相和。蔺相如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廉颇负荆请罪。从此，赵国国势更强。

改过自新：

1.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

1.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

2.迷途知返的周处。

诚信与守信：

1.言必信，行必果。（墨子）2.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充）

3.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1.1988年汉城奥运会，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在赛场上出尽风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纪录。然而几天之后，辉煌化为特大丑闻：因服用兴奋剂，成绩被取消，剥夺他选手资格。

2.“狼来了，狼来了！”的教训。在小事上经常失信于人，在大事上人们就会对你持怀疑态度。

议论文论据集

议论文论据集

一、立志

指立定志向。每个人对未来都有所希望和计划，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壮志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向成功迈进。

1、立志多在少年，但宋朝文学家苏洵27岁开始发愤，立志就读，昼夜不息，结果大器晚成，终于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2、我国明代画家王冕，少年放牛时，立志要把荷花佳景惟妙惟肖地画出来。他不分昼夜地绘画，立志不移，后来成为当时著名的画家。

3、越王勾践被吴国军队打败，忍受奇耻大辱，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三年后，他被释放回国，立志洗雪国耻。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打败了吴国。

4、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二、拼搏

指豁出性命，进行激烈的搏斗。比喻尽最大的力量，极度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容国团

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4、贝多芬拼搏成长大作曲家贝多芬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没能上学，十七岁时患了伤寒和天花之后，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又接踵而至，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爱情上也屡遭挫折，在这种境遇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生命的顽强拼搏中，他的意志占了上风，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

5、司马迁写《史记》汉朝司马迁继承父业，立志著述史书。他游历各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不料正在他着手编写《史记》时，遭到了李陵之祸的株连。但他矢志不渝，忍辱负重，身受腐刑，幽而发愤，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写成了鸿篇巨著——《史记》

三、勤奋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汗水是滋润灵魂的甘露，勤奋是实现理想的阶梯。

1、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韩愈

2、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乐府诗集》

3、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徐特立

5、王羲之与“墨池”王羲之是东晋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坚持练字，练完后就在家边的一口池塘里洗笔。这样日复一日，竟将整口池塘的水染成了黑色，像墨一般。于是人们把这口池塘叫作“墨池”，也叫“洗砚池”、“洗笔池”。

6、达·芬奇画蛋（具体事件略）……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7、司马迁从42岁时开始写《史记》，到60岁完成，历时18年。如果把他20岁后后收集史料、实地采访等工作加在一起，这部《史记》花费了他整整40年时间。

8、天才来自于勤奋。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他为了发明电灯，阅读了大量资料，光笔记就有四万多页。他试验过几千种物质，做了几万次实验，才发明电灯。

9、“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工作上的。”——鲁迅

反例：

10、方仲永就是因为没有勤奋学习从天才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四、毅力

指坚强持久的意志。胜利的鲜花在血汗中绽放，荣誉的桂冠用荆棘编织，排除万难，坚定不移，成功属于意志坚定者。

1、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英·狄更斯

2、人要有毅力，否则将一事无成。——法·居里夫人

3、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4、张海迪砺志成才张海迪自幼就患有严重的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身体可算弱小，可是20多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国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1万多人次，作出了巨大贡献，与张海迪相比，我们这些身体健壮的人又当做些什么呢？

5、成就与汗水

①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写字，用尽18缸水，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②李时珍花了31年功夫，读了800多种书籍，写了上千万字笔记，游历了7个省，收集了成千上万个单方，为了了解一些草药的解毒效果，吞服了一些剧烈的毒药，最后写成了中国医药学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

③马克思写《资本论》，呕心沥血，花了40年时间。

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进化论，花了22年时间，写出了《物种起源》一书。

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历经12年的实验，不怕挫折失败，从几十吨的矿物中提取了几克镭。

6、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怕嘲笑，力纠口吃；李白遇老妇，“铁杵磨成针”；司马迁的事例。

五、逆境

指困难，多指不顺利，甚至很恶劣很不幸的境遇。它使人忧愁、痛苦，但也能磨炼意志。杰出人才几乎都经历过艰难险阻，成为生活的强者。

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2、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曾益其所不能。（同上）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举的事例。

4、吴王夫差立志为父报仇，打败强国——楚国；贪图享乐，败于自己曾打败过的小国——越国。

5、经受磨练，方能“称王”球王贝利成名后，有个记者采访他：“您的儿子以后是否也会同你一样，成为一代球王呢？”贝利回答：“不会。因为他与我的生活环境不同。我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但我却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磨练出我坚强的斗志，使我有条件成为球王；而他生活安逸，没有经受困难的磨练，他不可能成为球王。”

6、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六、成败

就是指成功或失败。成功指事业或工作获得预期的结果；失败指遇到挫折，或在斗争、竞赛中被对手打败。人人渴望成功，但在失败时千万不要气馁。

1、失败是成功之母。2、成败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转化的。

3、胜不骄，败不馁。

4、失败往往是黎明前的黑暗，继之出现的就是成功的朝霞。——霍奇斯

5、爱迪生发明电灯，历经了几万次失败，但他始终不气馁，最终发明了电灯。

6、威灵顿失败而不气馁，重整旗鼓打垮拿破仑。（《失败是个未知数》）

七、时间

我们的生命由时间构成，哪怕是浪费一点点时间就是虚掷部分生命。

1、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2、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的时间，跟谋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鲁迅

3、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白日莫闲过，光阴不再来。——陶渊明

5、你热爱生命吗？那么请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具体事件略，可参见“勤奋”中的几例，或自己整理。

八、积累

指事物逐渐聚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习需要日积月累，成就事业也需要积累，不懈地努力奋斗。

积累是一种毅力，是由微小到伟大的必经之路，是成功的前提，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也可证明“毅力”）

2、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3、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4、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5、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6、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

7、李贺虽只活到27岁，但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他的成功在于积累。他随身携带锦囊，一有灵感便记在纸上，放入囊中，晚上再将纸片拿出来整理。这样就积累了许多创作素材，最终成为一位著名诗人。

8、马克思为写《资本论》，阅读了1500多种书，留下了100多本读书笔记。他几乎掌握欧洲一切国家的语言，他在头脑里积累储存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和资料。

九、团结

指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2、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

3、《众人划桨开大船》的歌词内容。

4、将相和的故事。（廉颇与蔺相如）

5、寓言：天鹅、梭鱼和虾在一起共同运送一辆装了行李却不很重的小车。它们三个拼命地拉，可车子丝毫不动——天鹅一个劲儿的往天上飞，梭鱼拼命往水里钻，虾使劲往后面拖。

十、自尊

指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自尊心与自信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自尊心的人，决不会有自信心。自尊是做人的灵魂，是自信、自强的支撑点。只有尊重别人，自尊的法码才能加重。

1、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丁

2、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诸葛亮

3、贫者不受嗟来之食

4、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人折腰”，辞官不做。

5、谢甫琴科是俄国著名诗人。有次沙皇召见他，其他人都弯腰鞠躬，唯有他凛然站立不动。沙皇大怒，责问他。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那么你怎能看清我呢？”

自尊要有一个尺度，面对自己的错误，当别人指出或批评时，不要为了“自尊”、“面子”而坚持错误。

十一、自信

就是相信自己。自信是英雄主义的本质。自信力对于事业简直是一种奇迹，有了它，你的才能便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创造奇迹。

自信是成功的基石，是事业成功，竞争取胜的必要条件；自信，是冷静的自我评估而非妄自尊大。

1、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

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3、哀莫大于心死。——《庄子》

4、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爱迪生

5、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定。相信吧，那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普希金

6、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后，有人炮制了一本《百人驳相对论》，爱因斯坦对此不屑一顾：“假如我的理论是错的，一个人反驳就足够了，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

7、小泽征尔敢于说“不”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有次赴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演奏中发现乐谱出现了错误。但在场的音乐家、作曲家、评委都郑重申明没问题，说是他自己的错觉。他考虑再三，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原来，这是评委故意设置的考题，他也因为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夺魁。

人生在世，凡事唯唯诺诺似乎是最容易了。人在许多场合，能毫不含糊地说一声“不”，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8、伽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居里夫人坚信能提炼出镭；爱迪生发明电灯；中国历史上的有成就者，哪个不是在信心的支撑下获得成就的呢？

十二、进取

倾心努力向前，立志有所作为。进取是一种向上的精神。进取才能获得人生的辉煌；进取心意味着超越平庸；进取应该成为终身之事。

1、只有每天战斗的人，才能享受自由和人生。——歌德

2、贝多芬的事例

3、保尔·柯察金的事例

4、“拼搏”、“勤奋”栏中的一些事例

十三、好问

对不解的问题积极发问。勤学与好问总是联在一起的。

1、学而知，问而广。

2、不耻下问

3、知而好问然后能成才。

4、“学问”二字需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郑板桥

5、清代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书善于发问。（第五册《怀疑与学问》）

6、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发问的精神》。

十四、求知

指探求知识，研究学问。

①求知意味着给黑暗的心灵点起光明的圣火；求知是现代社会参与竞争，成名成才的需要；求知的最大障碍是坐井观天，自命不凡。

②求知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学问是光明，无知是黑暗。——屠格涅夫

2、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3、学无止境

4、在学问上每前进一步，就更接近真理一步。——托尔斯泰

文论范文篇4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公务员之家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文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文论范文篇6

本文拟从20世纪我国“文学概论”教材关键词的视角,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资源何在?其二、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语”还是“得语”?这里,我们对“关键词”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谓“文学概论”教材的关键词,是指能够反映该教材文学观念的重要术语,或是建构该教材框架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指该教材所处的某个时期文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话语。

一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世纪,“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①,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年至1946年为第一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后来,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年,钱新、景昌极译)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质论系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二是创作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体论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等。

1980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40多种。其中80年代前半期所出版的几部教材,如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郑国铨主编《文学理论》(1981)、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基础知识》(1981)和黄世瑜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986)等,还基本上使用着前一个时期的文论话语。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第三次西化浪潮的迭起,大量的新话语应运而生。据统计,平均每年产生800多个新词语,共约有7000多个新词出现⑤。这当然包括新的文论话语在内。从此间所出版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诸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三卷本,1989)、畅广元主编《文艺学导论》(199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2)、姚文放著《文学理论》(1996)、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1998)、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1999)和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2000)等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关键词有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本、话语、符号、主体、客体、再现、表现、意象、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言语、细读、误读、语境和传播等。

至于这些关键词的来源却比较复杂。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也译介了几部外国文学理论教材,但影响似乎都不大。人们感兴趣的只是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984)“内部研究”的理念和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1985)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尽管,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1985)在苏联文论界自成一派,但仍是“意识形态论”的调子,使已厌倦了苏式文论的学者们大减胃口。只有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89)是个例外。当然,严格说它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教材。这部出版于1953年的文论名著,经过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1987)的咀嚼,成为我国正在寻找新路的文论家们的精神食粮。他的文学理论“四要素说”成为一些教材建构体系框架的参照。这个时期人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之上。所以,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988)便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这个时期关键词的来源。此时,从启蒙时期和成熟时期的文论背景下诞生的新一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从西方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去寻找话语资源的模仿行为,而是将目光移向更为广阔的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界。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教材中关键词的来源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要逐一考察起来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只有写出类似韦勒克《批评的概念》那样的专著,才能说个明白。因此,这里只能大概而言了。诸如来源于表现主义文论的有“表现”、“再现”,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有“陌生化”,来源于新批评文论的有“细读”、“构架”、“张力”,来源于符号学文论的有“符号”、“能指”、“所指”,来源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言语”、“历时”、“共时”,来源于接受理论的有“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有“无意识”、“情结”、“原始意象”,来源于原型批评文论的有“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原型”,来源于阐释学文论的有“话语”、“对话”、“视野融合”,来源于对立实用批评文论的有“误读”,来源于女权主义文论的有“反思”、“缺席”,来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活动”、“生产”、“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还有“主体”、“本体”、“本文”、“文本”⑥、“语境”、“意象”、“在场”和“不在场”等话语各家都在用,一时还难以考辨出它们的本源。

总之,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共编撰和出版文学理论教材近百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文论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教材中的关键词大多取自西方文论。由于这些教材也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状况,所以我国现代文论关键词的来源路向也基本上与此相同。欧美文论、苏联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关键词的重要资源。

二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这虽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外国文论话语都是我们主动拿来,而不是人家送来的。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和“殖民色彩”。为什么要去拿?道理很简单:“需要”。所以,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只有两个字:“需要”。

首先,是培养人材、改革教育的需要。明清以来,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文体,流弊日深。诸生的知识视野愈来愈狭窄,不知经学之外还有其它学问,八股之外还有其它文章,更不知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有的考官,以为“贞观”是“西京年号”,“佛寺”是“西土经文”;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甚至有人入了翰林,还闹出“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的大笑话⑦;若有人问起“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⑧,可见其孤陋寡闻到何种地步!因此,近代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教育。当年,康有为曾忧愤填膺地说,这样的教育是愚弄人民,甚至是杀人,“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⑨所以,此时改革教育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是,如何改革?虽议论纷纷,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人们发现:“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不在其炮械军兵,而在其学校也。”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不断引进“西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现代的教育体制。“文学概论”课程的引入和开设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所以,引入西方文论话语和关键词,完全是为了适应培养人材和改革教育的需要。

其次,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明末清初开始以至现代,引进西学往往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徐光启是这样,华蘅芳是这样,现代的学者也是这样。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先行者容闳说,他赴美留学的志愿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1这代表了当时一代学者的共同心愿。因此,引进西学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对内而言,我们需要不需要;二是对外而言,西学有用还是无用。其实,归结起来便是一条原则,即“实用”的原则。这是选择译介对象和判断西学价值的基本原则。徐光启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是为了实用;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文艺美学,也是为了实用。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在诗、文和小说,而在于改良,在于革命自身。至于现代学者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还是为了实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实用”不是用于一己之私,而是用于民,用于国,用于实现富民强国的崇高理想。

具体说,第一个时期所引进的西方文论话语,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满足文学知识启蒙的需求。诸如文学的“定义”、“特质”、“起源”、“分类”等。这方面的问题在传统文论中讲得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处,不成体系。当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个奇迹般的孤例。他受佛经影响,“释名以章义”(《序志》),从定义出发谈论文学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多。我们传统的文论更习惯于在形而下的层面谈论问题,而不习惯在形而上的层面建构体系。所以,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在当时不仅使国人耳目一新,而且在文学知识上具有启蒙的重大意义。至少在这些教材的编著者和受教者的心目中,建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诸如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感情”,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是“想象”,文学的表达媒介是“形式”(文体和语言)等。另一个是满足民族救亡的需求。“五四”时期乃至后来的一段时间,“人生”、“个性”、“国民性”、“时代”、“道德”等是社会文化的热点话语,故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反映了出来。当时,国难当头,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尘外,只从事文学知识的启蒙,而不去从事民族的救亡工作。

诸如“国民性”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话语,也是一个文艺学话语。前者,如海尔巴脱的《国民性及其他问题》,日本学者芳贺的《国民性十论》等。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剖析了日本国民性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说:“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没有将国民性这东西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我国学者的共识。鲁迅先生认为,厨川白村不仅揭到了日本国民性的要害处,也揭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处。所以,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作品,其目的是借“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12,治中国的国民性弊病。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热门话语。后者,日本学者本间久雄将“国民性”作为一个文艺学话语,引入其所著的《文学概论》之中。本间氏的著作于1920年引入我国后,影响很大。曹百川、赵景深、方光焘、夏炎德、薛祥绥、张长弓等人,都将“国民性”一词建构在各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因此,引入“国民性”一词,不仅是社会革命的需要,也是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第二个时期“一边倒”地从苏联文论中引入话语和关键词,也是由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或者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早在20年代,鲁迅、冯雪峰、夏衍、成仿吾、蒋光慈和李初梨等人,就对苏联文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个性”为中心的关键词还占居主导地位,所以苏联文论话语还未进入教材建构。到了第二个时期,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刚刚走上国家领导地位的第一代领导人,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战时文化的色彩并未淡化。于是,这些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苏联文论话语,便成为中国学者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由第一时期的文论话语向第二时期文论话语转换。具体说来,就是文学的本质话语由“思想”转换为“意识形态”,本体话语由“感情”转换为“形象”,思维方式话语由“想象”转换为“形象思维”,表现对象话语由“人生”转换为“社会生活”,甚至还有从“国民性”转换为“人民性”等等。至于体系框架的转换则更为明显。如巴人说,他的《文学初步》(1950)“全书的纲要,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3。类似的情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其中实用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苏联的文学理论是以“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为主流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它产生在苏联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上。与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相比,苏联文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形成了新的文论体系。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与苏联有某种相似性,因而苏联文论成为我国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关键词的主要来源。与上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显得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在本质论(意识形态)、本体论(形象和典型)和创作论(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我国文论家也由此显得更加成熟了。如果说上个时期是文学理论学科的启蒙期,那么这个时期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成熟期了。但是,“”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阶级斗争话语浸染了文学理论教材,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荒漠状态。这当然不能说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错误,而是政治运动干涉文学理论后所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

再次,是为了满足我国现代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前两个时期的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实用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它在文论建设方面的意义。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到来,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文论界真正获得了宽松和自由,开创了理论建设“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在对外来文论话语的态度上,虽然淡化了政治意识和实用意识,却并没有淡化“需要”意识。这时期引入的众多文论话语和关键词,虽不再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但却是为了满足新时期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它基本上是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是恢复和重提过去不占主流的或被扼杀的文论话语,诸如“文学是人学”、“写真实”、“共同人性”、“形象思维”等;二是营造新的话语,诸如方法论的洗礼,性格组合论的提出,主体论的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强调和文艺心理研究的掘进等;三是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后现代文论话语的接纳,诸如“符号”、“本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解构”、“颠覆”和“权力”等。

总之,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西化”,是在适应我国现代社会需要和文论建设自身需要的前提下,由我国学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这里不存在被动接受,也不存在“文化侵略”。正如尼采所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新源。”14当传统文论的话语资源不能够满足文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时,从国外引进新的文论话语是势所必然的历史选择。所以,应该看到,“西化”在我国文论话语现代化过程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目前,人们对此多持贬否之词,是不正确的。试想想,如果没有“西化”,很可能我们还在传统文论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出现将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三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结合本文论题,对“失语症”一说谈点看法。

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关键词是文学观念的载体,理论的含载量颇高,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力。这些关键词既是我们观照文学风景的窗口,又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观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最先都会从关键词中反映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15也就是说,我国现代文论中的新话语和关键词,大都是伴随着文学新潮而引入的。这种情形在过去的百年中,主要有三次:一次是20世纪初,一次是50年代,一次是80至90年代。那么,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从外国文论中引进的新话语和关键词有多少呢?我依据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附录I.《外来术语英汉对照表》16作一统计,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个,其中文论术语有533个,常用文论关键词有126个。此表中文论关键词的内容和数量与本文所论及的关键词大致相符,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百年来引进外国文论话语的实际情形。

这些文论关键词的引进,是通过“翻译”实现的,也就是将外文关键词译成中文关键词。“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交换和对等的双边对话活动。我国学者历来对此态度是很严谨的。1903年,《奏定译学馆章程》中规定:“专科学术名词,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17再说,一个文论关键词的最后译定,往往不是凭藉一人之力,而是经过学界同仁长期商榷、磨合乃至约定俗成的。

比如英文术语“inspiration”在上个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时,开始音译为“烟士披里纯”。当时一些赶时髦的文人,一谈文艺创作,就要大讲特讲“烟士披里纯”。后来,人们才感觉到此种译法非但不雅,而且令人费解。于是,才译定为“灵感”。朱荻先生说:“单从术语翻译的角度来看,把‘烟士披里纯’从音译翻成‘灵感’,是译得极好的。灵感的灵,繁体字灵,从巫。《说文》:‘巫以玉事神’曰灵。照许慎的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所以,灵感这个词的翻译,可谓与柏拉图时代的含义相近,一是有通神的意思,二是与巫有关。”18

又如英文术语“romanticism”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时,最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日语中转译为“理想”,与“写实”相对应。又有人译作“理想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译法。另一种是鲁迅于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采用梵文之意,音译为“摩罗派”或“罗曼派”。又有人译作“罗曼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译法。当时,两种译法难分高下,故并行于文坛之上。直到1930年,才译定为“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作为对话的翻译,就不仅只有外语在场,而且汉语也在场,是外语与汉语之间对等地沟通和交换。两种语言的对话是否成功和有效,关键要看“翻译”的水平。一般来说,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精通两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不仅要“专其学”,而且要“精其学”。所以,翻译者要完成一次对话,便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调动母语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广博知识积累。翻译者代表母语方参与对话,并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将对话的成果固定下来。诸如上文所说的“灵感”、“浪漫主义”等就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对话的有效性,我们组织了下面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是用图表形式进行的。对话的一方是陈慧、黄宏煦主编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另一方是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和《辞源》(合订本)。

序号《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英)》《中国文论大辞典》《辞源》

lLiterature(文学)文学文学

2Imagery(意象)意象意象

3Imagination(想象)想象想象

4Style(风格)风格风格

5Structure(结构)结构结构

6Form(体裁)(体裁)体裁

7Empathy(移情)移情移情

8Taste(趣味)趣味趣味

9Satire(讽刺)(讽刺)讽刺

10Plot(情节)(情节)情节

11Feigning(虚构)(虚构)虚构

12Tone(格调)(格调)格调

13Euphemism(委婉)(委婉)委婉

14Grotesque(怪诞)(怪诞)怪诞

15Humours(幽默)(幽默)幽默

上表纵列II括号中的文字是译名;纵列Ⅲ括号中的文字是该辞典虽未收入,但在中国文论里又存在的话语。

其实,在中文与西文(主要是英文)的对话中,存在着三种情形。一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如上表所列出的15个译名。其中大多数译名语义与西文相近,也有不尽相同的,如“幽默”,它的本义是“静寂无声”。这部分译名最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以为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存在着与西文完全一样的术语。有人甚至将译名与西文等同起来,并认为译名就是西文,西文就是译名。这样就忽视和遮蔽了西文的存在。正确的说法是:译名与西文在语义层面上是大致相近的,但在语言层面上又绝不相同,即西文是西文,译名是译名。如在英文中只有“imagery”而无“意象”,“意象”只是它的中文译名。二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只有另造新词来译它。如“灵感”、“语境”、“解构”、“通感”、“召唤结构”、“期待视野”等。三是模拟西文的音译,如“沙龙”、“罗曼”、“烟士披里纯”、“洛可可式”等。

总之,在以上三种情形中,除了音译是有特殊的需要之外,应该说译者们调动了浑身解数,站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立场上,使用汉语的方式来参与对话。这场对话,汉语不仅始终在场,而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尽管我们在西方文论中引进了大量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大都“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文论的血肉。这是“得语”而不是“失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那么,什么是“失语症”呢?时下议论较多。按我们的理解,所谓“失语”’就是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它是指我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或曰特色)的新话语,去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在这层意思上说“失语”,说“缺席”,都是对的。但是,这与我们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得语”之因,并不一定会结出“失语”之果。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者和使用者,都不需要为“失语症”负责。我国从东汉以来曾大量译介佛经,佛学话语已浸透到中国文化话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语”,倒是带来了汉语的极大繁荣。所以,“失语症”不应该记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帐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①⑧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37、38页。

②1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729、638页。

③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④傅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3版。

⑤引自张宏梁《科技词语:飞入当代文坛的彩蝶》,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⑥对于“本文”和“文本”,国内学者一般不加区分,常常混用。在西方文论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索绪尔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就是所指(事实、存在),而“文本”只是能指(语言、符号)。如果按这样理解,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文本”,而不是“本文了。

⑦⑩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56页、951-952页。

1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2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260页。

13毛其庆、谭志图汇辑《文艺理论教材史料汇编》(内部刊印,1981),第23页。

14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

15《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文论范文篇7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性欲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性欲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性欲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色情传播，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残雪.真正的纯文学形势大好[N]，中国文化报，20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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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电视剧；琅琊榜；艺术特色

一、引言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美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重点都在于其对中国文学发展以及中国艺术精神的塑造所产生的影响；而对于中国当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对影视作品思想情感内核与人物形象塑造等层面的探索，鲜少存在将当代影视艺术作品与中国古代文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究的尝试。而针对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结展开探究，恰恰可以在更深入地挖掘中国古代文论价值的同时，达到更好地指导当代影视艺术创作的效果。

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艺术想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想象”二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远游》，“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①。”这里的“旧故”兼指故土及故人，大意为“思念故土旧友而驰骋想象啊，长长地叹息着擦去泪水。”而后曹植在《洛神赋》中也提出“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②。”而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许多优秀的文论家也都曾对创作主体在艺术创作中运用想象产生的作用提出过真知灼见，其中对“想象”较为明确而系统的诠释则是由陆机的《文赋》开始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八极”是八个伸向极点的方向，用以指地平线以内的整个世界和万事万物；“万仞”（字面意思指大约两万五千码）强调上下之距离。这说明艺术家在进行创作之前需要一个反思过程，从而使自己达到内心自由的超脱境界，只有摆脱一切束缚，方能文思泉涌。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留下了“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论述。在神思过程中，创作者不仅仅把物当作单纯的他者、客体，而是主动参与到物中。而在“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一部分中，“虚静”则是“神思”产生的条件，培养和酝酿文思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使心神达到虚静的状态。此外，严羽、叶燮等人也都提出了关于艺术想象的观点。以上观点在当今的电视剧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以电视剧《琅琊榜》为例，试从其背景设定与人物塑造两个角度分析艺术想象理论对该剧艺术特色的影响。（一）架空的历史背景设定。人们常说“电影的本质是造梦机器”，其实当下的影视剧也同样是要“造梦”，或者说借由艺术创作打造出一个自成一体、逻辑自洽的天地，营造出一片幻境。电视剧《琅琊榜》由海宴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原作并非是还原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展现出一个集国恨家仇与权谋争斗于一体的纷乱世界。整个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大梁王朝”实际上主要借鉴了南朝的第三个王朝——南梁，但为了能够表达得更为自由，故事背景并不明确限定在这一时期。因此，虽然剧中人物个个汉服飘曳，但国家的地理区域、政体建制等却都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朝代，作者在此建构的是一个繁杂的、带有传奇性质的、非真实的世界。（二）理想中的人物塑造。在架空的历史背景设定之外，该剧的想象意味还体现在对于剧中人物，尤其是男主角梅长苏的形象塑造上。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梅长苏的人生经历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先是因梅岭惨案，从曾经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转瞬间坠落人生低谷，在经历过碎骨拔毒的痛楚后，被迫隐姓埋名。多年后，出于洗清冤屈的愿望和挽救国家危亡的责任感，他毅然选择重返阔别已久的帝都，以病弱之躯苦苦支撑、扶持好友靖王。历经了重重磨难，在挽救颓势的同时也终于使旧案得以昭雪天下。梅长苏所做出的这一切并不为自己能够求得虚名与财富，只是为了寻找真相和匡扶正义。他以超人般的意志力、强大的责任感、宽广的胸襟、所向披靡的无穷智慧、无人能敌的盖世才华以及各种通向成功的机遇，被受众戏称为“杰克苏”式的超级人设。这些存在于想象中，或者说是普通大众愿望中的“超人”，也是创作主体对于现代性人类社会理想的一种表达，充满浪漫主义情怀③。虽然观众或许可以在历史上为梅长苏这一人物找到类似的原型，但却与剧中人相去甚远。实际上，创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所运用的大胆的艺术想象及种种创作手法，寄寓着主体想要传达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念，也为观众营造出一个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虚实相生的完美人物形象，同时实现了影视作品的造梦功能。

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艺术意境

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周易•系辞上》提出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庄子》也曾提到“得意而忘言”。而真正首次明确提出“意境”二字的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他在《诗格》中提出“物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突出强调了艺术创作中“意境创造”的地位。皎然在《诗式》中曾提出“取境”一说。刘禹锡则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司空图在《诗品》又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还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则有“兴趣”说和“妙悟”说。清代王夫之围绕情景关系，提出“情中景”“景中情”以及他所推崇的至高艺术境界，亦即景与情的高度结合——“妙合无垠”。王国维则是中国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这里“意境”即是他所说的“境界”。在当代的广播电视艺术创作中，以意境理论指导创作,从意境理论范畴探究电视剧本体美学已经成为我国电视剧创作和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当下中国电视剧创作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借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艺术意境的相关技巧,有意识地提炼审美境界，既可以凸显作品独特的审美品格,也是在电视剧创作领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彰显文化个性的一个途径④。电视剧《琅琊榜》在画面布景构图、色调搭配、服装礼仪、配乐音响等方面均注重运用虚实相生的创作技巧,营造出朦胧的美感，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首先，在画面构图和背景上，以古朴典雅的美术技法打造出水墨画一般的质感，工整大气的构图在古装剧中十分难得。运用框架构图（即“框架＋人物”），在对称画框中，运用衣着清雅的人物点缀其中，二者相得益彰；或者利用人物主体本身的不对称排列，使画面更有张力。此外，还擅长运用空镜进行精致特写（例如“孤灯对孤月”、宫墙官邸、亭台轩榭等）。其次，在色调上，前几集中出现的琅琊阁、琅琊山等整体色调以淡色为主；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在梅长苏开启“宫斗”之后，整部剧的色调又发生了改变，之后的剧情中均采用暗色系为主要的背景基调⑤。此外，在服装礼仪上，《琅琊榜》中人物服饰妆容的选用充满了传统文化韵味，例如梅长苏的服饰大多以淡雅为主。最后，该剧中呈现的传统礼仪同样使得画面具有雅致的美感。由此不难看出《琅琊榜》对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理解吸收与灵活运用。

四、“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和谐美感

中国古代美学一直十分重视和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被极力推崇的艺术创作所要追求的审美标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思想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以“通变”“情采”“隐秀”“物色”等关系阐释了艺术辩证法。可见“和谐”成为《文心雕龙》文论批评体系的价值源及文论批评观的核心思想，建构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和谐”观，形成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⑥。《琅琊榜》在背景的布局安排上十分严谨，通过黄金分割比进行画面切割、平行、错位，展现出了浓浓的和谐之美。许多“人物＋景”的画面中，人物的服装色调都能与环境达到协调。此外，画面整体色调也十分和谐，展现出浓郁的古典气息。例如在梅长苏开始运筹帷幄、设计“宫斗”后，画面均采用暗色为主的色彩基调，与故事情节的紧张感相呼应。但一些恰到好处的明亮点缀又很巧妙地消除了过于沉重的感觉，使得整个画面自然而和谐。可见中和的审美观对于创作和设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历久弥新，通过不断的继承吸收与融会贯通，为当代的广播电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审美理想和追求，而汲取其中的精髓也为影视剧作品注入了更深刻的内涵与更持久的吸引力，引起观众的无尽回味和反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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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范文篇9

水利工程建成后，预计2010年年调水量为110亿立方米，主要用来解决沿线20个大中城市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分配分别为40%、38%和22%。这样可以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用水指标的分配总原则是：改善区域的缺水状况、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用水效益、改善城市环境。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各城市的人口数量差异大，基本状况和经济情况也不相同，各城市现有的生活、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用水情况不同，缺水程度也不同（如表所示）

二.问题的分析

2.1关于背景的分析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且分布很不均匀，南方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占到全国的80%以上，而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水资源十分匮乏，许多学者调研提出要彻底解决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不需采取跨流域调水，即“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末正式动工，此举将极大化解北方城市的供水压力，在为工业服务业提供水资源的同时，也将大大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环境，它不仅可以长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其长远的社会和生态效益更无法估量。

2.2问题一分析

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给出2010年每个城市的调水分配指标，使得各城市的总用水量情况尽量均衡，我们考虑让每个城市都能供上足够的水，首先假设110吨全部用来解决这20个城市的用水问题（其中包括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尽量均衡”的意思就是说让更需要水的城市多得到供水。由此为了更好的分配110吨水资源我们分别预测2010年的人口，工业情况以及服务业情况，再假设人均生活用水量，万元，服务业用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均保持不变，即可预测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其服务业用水的情况，再根据相加求和即可得到该城市总用水量，再根据求权重依次分配。

2.3问题二分析

由于各城市的基本状况和自然条件不同，对相同的供水量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要注意到，每个城市的工业和综合服务业的发展受产业规模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的增长这一特点，我们采用logstic模型进行分析。工业产值及其服务业均可用灰色系统模型进行预测。

三.模型的建立

3.1预测2010年人口的模型

3.1.1模型的假设

1）假设各个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不变。

2）假设个个城市间人口数相对平衡，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3.1.2符号说明

1）x（t）为第t年某个城市的人口数

2)r（x）为自然增长率，是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

3.1.4模型的求解

为了对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世界人口数做出预测，我们首先根据所给的数据依次求的全部城市的人口数。记为x=x（i，t）为第i个城市在第t年的人口。

将2000年看成初始时刻即，则2001为，以次类推，以2010年为t=10作为终时刻。用函数（5）对表3.1.1中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运用Matlab编程得到相关的参数，可以算出可决系数（可决系数是判别曲线拟合效果的一个指标）：

3.2预测2010年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2.1模型假设

1）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也按logistic模型增长。（经过大量的资料证明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在前面是逐渐的变大，后逐渐变小这符合logstic模型的增长趋势。）

3.2.3模型的建立

把上面第i个城市第t年的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分别记为I(i，t){industry}S（i，t）[],则把第i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模型中的x（t）改写成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总产值的logstic模型。

3.3综合调水问题

3.3.1模型的假设

1）个城市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2)假设个城市人口，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增长率保持不变。人口用水量不随时间变化，工业万元增长用水不变和服务业万元用水不变。

3）水只能一次性利用，不考虑循环利用。

4）个城市都处于缺水状态，都从外地调水，之间并不存在互不调水的问题。

为了使最大限度的使该地区的经济达到快速发展即

已知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服务业用水分配时所占的比例0.4，0.38，0.22

所以得

我们将人的生活用水按个城市所占人口平均分配，即

设人均产值为k则

（其中x为工业产值，y为综合服务业产值，rwei人口数）

设第i个城市的人均产值增加为

则

令为第i个城市在第n年的人均产值

（式中的n不是次方，而是第n年的含义）

设c为贫富差距，（一常数）为起初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C定义为

为了不使贫富差距拉大我们要求

则得到一个规划问题

目标函数：

然而，我们考虑到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工业用水以及综合服务业对水的污染程度有所不同，我们的出了第二个模型如下

3.3.4模型二的建立

三者对单位体积的水所带来的污染程度（污染后单位体积的水的净化费用）分别记为，则总的污染损失

四.模型的求解

4.1生活用水的分配

生活用水我们按人数平均分配已知生活水的比例0.40，则

五.模型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5.1模型的检验

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发现人均产值在变小，人民生活用水质量不会差异很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

5.2模型结果分析

结果较为准确，到2010年20个城市工业调水最多的是第20个城市

六.模型优缺点分析

6.1模型的及其不足之处之处

模型一中按城市人口平均分配生活用水，虽然有所不足，但是能化简问题，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模型一可以看成模型二的特例，当很小时，可以忽略。的值要具体分析应用，由于地域不同可能会不一样。

模型没有考虑增速变化的情况，而且没有考虑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在全国实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相信的值会越来越小。

6.2模型的优点

1）用logstic模型人口，预测工业和服务业较为准确，因为增长率按照时间在降低，就像美国的经济一样，总有一天会出现停滞状态，也就是说增长了最后会变成0，但是不是说绝对的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变化而已。

2）本模型考虑了环境污染的问题，用单位体积净化的成本来表述污染的程度，此处为本模型创新之处。

七.模型的改进

7.1关于2010年个数据的预测

可以用灰色系来预测2010年的工业产值及其综合服务业总产值，由于计算复杂所以采用简单的logstic预测。

7.2关于线性规划模型

计算过程中遇到了的的大小，可已经一步修正。

7.3运算运用矩阵

可以用matlab7.0直接求出二十个城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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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名媛诗归;作者考辨;特征;价值

导语

《名媛诗归》是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所编的一部历代女性诗歌作品总集。全书收录自上古神话人物皇娥嫘祖《清歌》至明代王微《留别林天素》,共约350位女诗人,1600首作品。前有题名“景陵钟惺伯敬父”所作《古今名媛诗归叙》。

《名媛诗归》作者考辨

关于《名媛诗归》作者是否为钟惺,一直以来多有争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宫闺篇什,汇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禛《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

清人朱士楷也说:“不知《名媛诗归》乃吴下人伪托钟惺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辩?又向来坊间有《明诗归》,更俚鄙可笑,亦托名竟陵,又足辩耶!”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尚不足为信,理由如下:

(一)清代官修大书,凡有前人成书为基础的,总是对前人成书进行贬低或秘而不宣,以抬高新修官书的身价。对明代作家、作品更是多有诋毁。

(二)而证明《名媛诗归》是钟惺所编的亦有以下几条理由:

(1)《诗归》收古逸诗至晚唐诗共三千三百余首,而其中所收女诗人,以唐代为例,仅12家,作品12首,其中对女诗人作品评点极简(多仅有一句总体评点),与其评男诗人作品不对称。钟惺很可能对妇女作品另作一书专门收录。

(2)对比《诗归》、《名媛诗归》评语,亦可找到些依据。

《唐诗归》中长孙皇后《春游曲》钟云:“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圣德”,则天皇后《如意曲》钟云:“老狐媚甚,不媚不恶”,郎大家宋氏《拟晋女刘妙容婉转歌》“情在一字”,相对应篇目中,《名媛诗归》的评语都引用了《唐诗归》中的全部评语,且更具体详细地加以评论。

针对不同作品,《唐诗归》和《名媛诗归》的评语也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

论诗观念。如名媛诗归》中长孙皇后《游春曲》有“诗中连用井上、薝边、花中、树上,一气读去,不觉其复。可见诗到入妙处,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声八病之说,至此却用不着”;《唐诗归》中王维《赠刘蓝田》有“厚甚,为此一句不入律内,然盛唐人不拘”。两书都讨论了诗歌内容与诗律的关系,并且都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

评诗关键字:《名媛诗归》中评语如深细、厚、雅、气、幽、真、艳、庄、淡、情、清、孤等词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以“深细”为例,《名媛诗归》有“何等深细”(《游春曲》),“亦觉观1物之细”(《秋风函谷关应诏》),“可见诗贵深细”(《赋得北方有佳人》),“入事俱细泽”(《游嵩山》,“即深于体物矣”(《池上竹》),“穿字说出深曲”(《寒食城东即事》)等。

《唐诗归》有“散字,写景细”(《桃源行》)、“四字甚深”(《西州诸公见过》)、“此尽字说得深”(《饭覆釜山僧》)、“极真极细消人宦况”(《休假还旧业便使》)等。

(3)都注重对诗句用字的评点。如《名媛(下转第100页)诗归》“三字有孤赏,独赏之意”(上官婉儿《其八》),“怕字、类字、当字,俱丑”(《其十一》),“今日两字,用来挻然,入口自能知之”《其十二》),“失却二字,惊情痴语”(蒋蕴《赠郑姑意》),“烛用香字亦奇”(《白蜡烛诗赠人》),“握荡二字,说酒亦有意味”(《谢人送酒》),“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江采蘋《谢赐珍珠》)等。

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名媛诗归》应该是钟惺所编。

《名媛诗归》特征

(一)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

《名媛诗归》大抵按诗人所处年代先后进行排列,而不在乎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唐代为例,《全唐诗》将则天皇后列于徐贤妃前,因为按地位而言,武后要高于贤妃,而《名媛诗归》将贤妃列于武后之前。

(二)《名媛诗归》小传

1,小传的内容包括叙述家世、人生事迹,对其德行评价,说明成诗背景,以及注明姓名之他作,概括诗歌风格等。

德行评价。武后小传“然性多淫乱,嬖幸诸臣,紊乱朝政”,对其诗亦有“造语造想,必使□奇尽露,可以想其心手之辣”、“专欲以巧取胜,不知其为妖矣”、“老狐媚甚,不媚不恶”,当然对诗句中值得称道之处也给予肯定,如评语“低字稠叠纷披,确然其览,非形容如此。然尤在捶字,生得有力”、“入事俱细泽”等等。

成诗背景。如江采蘋“帝每念之,时在在萼□□,夷使贡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盖从于此”。

注明他作。卷十杜恙妻赵氏小传有“一作刘氏”,卷十蒋蕴小传有“一名馥”。

概括诗歌风格。刘令娴小传中有“辞甚凄怆,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萧韶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上官婉儿小传中有“又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诸篇,采丽益新。时属辞者大抵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昭容力也。”

(三)《名媛诗归》评语

这是《名媛诗归》区别于当时其他女诗集的最大特征。这些评点不但可以让读者更易于理解诗歌作品,领悟其艺术魅力,而且在无形中构建起女性创作价值的评论体系。《名媛诗归》的评论是由《古今名媛诗归叙》、小传、句间评语及终篇评语共四个层次构成的。《古今名媛诗归叙》是评语的纲领。钟惺在此提出了两个关键词:"自然"、“清”。

句间评语是主体部分。这部分是整部《名媛诗归》最精彩的部分,是研究竟陵派诗论的重要资料。卷九评赵氏《拟古》“骤雨满空来,当轩捲罗幕”为“入口亦觉凉气飒然”,评“度云开夕霁”为“度云二字,有升眺清远,势尽川陆之意”,评“孤鸾伤对影”为“伤对影,便幻,若止说伤影,便直”,评“摇心欲何托”为“摇心,‘摇’字妙,泛泛无所适从也,用遥远‘遥’字,便恶俗极矣”。

篇终评点,一般是对诗作的整体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如赵氏《拟古》,其篇末评点为“清适自喜,正以平静为古,拟古中有慷慨深兴一流,却似此和正,亦不失为温纯之质也”。这正是《叙》中所言“三百篇,……唱为怀人之祖,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的具体运用。

《名媛诗归》的文献价值

(一)文献价值

1,它是一部通代的妇女诗歌作品集,是明代诸多女诗总集之一。对女诗人作品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竟陵派在明末的兴盛,而使女诗地位迅速提高,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2,保存了女诗人作品字句的不同版本。对比《名媛诗归》卷九和《全唐诗》卷五如下:

结语

《名媛诗归》是一部具有较大价值的总集,它是自嘉靖年间起日益兴起的女性文学结集和研究的代表作品,然而对这部作品集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展开。本文只是浅略地对其作者、成书及文献价值作了些梳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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