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例范文10篇

为例范文篇1

关键词：医院；工作价值观；工作满意度

当前，国内主流媒体不断爆出医患纠纷，社会不再视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对其责难颇多。而医务人员则感觉工作倦息，缺乏安全感，没有积极性。长此以往，对卫生事业的发展必将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如何激励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自我价值感就成为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探讨公立及民营医院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总体工作满意度相关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医务人员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为医院的管理层面和医务人员的个人层面解决问题提供科学依据。Super…认为，工作价值观是影响个人职业选择和生涯规划的主要因素，可视为价值体系中的一环，凡与工作有关的个人人格特质、需求、情感、内在驱动力、理念、重要性的判断都可视为工作价值观。而工作满意度指个体对所从事工作的一般态度，可以帮助组织进行组织诊断和绩效评估，提高员工的心理健康保障与工作质量儿，也是诊断组织管理现状的探温针。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本研究对江苏、福建省的5家公立及3家民营医院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219份。

1．2研究工具问卷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第二部分为工作价值观问卷，采用洪睿萍编制的问卷，此问卷由七个分量表所组成，每个分量表三题，共2l题。信效度方面，内部一致性CronbachOt系数为0．9492。第三部分的工作满意度问卷采用WeiSS等1976年编写的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问卷(MsQ)简版，共2O个条目。包括内在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三个维度，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衡量“整体工作满意度”。采用Uke~s评分法，从“非常不满意(1分)”到“非常满意(5分)”该问卷在护理研究中的Cronbacha系数分别为：内在满意度0．820，外在满意度0．823，一般满意度0．849。重测信度分别为：内在满意度0．759，外在满意度0．733，一般满意度0．757。

1．3统计分析调查数据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表。

2．2整体工作满意度与价值观的描述分析

两类医院的医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均较低，整体工作满意度均未达满意程度。相对而言，公立医院人员的满意度分数均值高于民营医院。

由工作价值观描述统计结果可知(表3)，公立及民营医院医务人员对于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的重视程度的均值均大于4分(表示“重要”)。而且，公立及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最重视的价值观都是“环境价值”。相比之下，公立医院员工重视程度较低的维度是“自我价值”，而民营医院医务员工重视程度较低的则是“安定价值”。此外，公立医院工作价值观各维度均值均高于民营医院。

2．3医院性质与工作价值观、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以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来预测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以结果分析自变量间是否存在高度相关情况，并予以排除，以保证后面的统计分析更精确(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值见表4)。

可知，在医院性质与工作价值观各维度的相关分析中，医院性质与自我价值呈正相关(r=0．321，P<0．01)，与环境价值、安定价值无相关。在医院性质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中，医院性质与整体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r=0．346，P<0．O1)。

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的相关分析中

整体工作满意度与和自我价值、环境价值、安定价值三个维度，均呈正相关，r介于0．237—0．384之间(P<0．01)。2．4回归分析

2．4．1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由相关分析已知，整体工作满意度与工作价值观的三个维度均呈正相关。已有的研究证明，个人特征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做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工作价值观的各维度对整体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工作满意度的整体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以自我价值、环境价值、安定价值为自变量，采用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检验回归模型的F值可知，回归模型均具有解释变异能力(F=6．173，P<0．01)，此回归模型对工作满意度的总变异解释能力R为25．4％。可知，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价值及环境价值变量能有效预测工作满意度，自我价值及环境价值对整体工作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13值分别为0．304、0．224，P<0．01)。安定价值P>0．05，表明安定价值对于整体工作满意度无影响。

2．4．2工作价值观与医院性质的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医院性质和工作价值观的自我价值有相关，与环境价值、安定价值无相关。因此，将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做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医院性质对手自我价值、环境价值、安定价值等维度的影响程度，分别以医院性质为自变量，以自我价值、环境价值、安定价值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检验三个回归模式的F值可知，回归模型1(F=3．597，P<0．01)具有解释变异能力，回归模式l对自我价值总变异的解释能力R为14．5％。可知，医院性质对于自我价值正向影响(B=0．371，P<0．01)，表示民营医院医护人员对自我价值的重视高于公立医院。回归模型2(F=2．742，P<0．05)，但自变量医院性质的P>0．05，因此，不能认为民营医院医护人员比公立医院更重视环境价值。回归模型3的F值及其自变量的P>0．05，说明不同性质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对于安定价值的重视无统计学差异。

3讨论

3．1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价值观，可以预测其工作满意度工作价值观是个人对工作的需要的体现，从总体上影响个体的工作态度，影响其对于组织的承诺，而组织承诺是员工工作态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由前述分析可知，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价值、环境价值维度的各项目能有效地预测其工作满意度，即医务人员对于自我价值、环境价值的重视程度愈高，其工作满意度愈高。这是因为，当个体了解其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并加以重视后，自然会为收入与职位努力工作。过程型激励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差距理论)认为，如果组织能给予适当的回馈，肯定个体努力后所获得的结果(例如：成就感、薪酬、升迁机会)，会提高其对工作内、外或整体的满意程度。而安定价值并不能有效预测工作满意度，这也符合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安定价值应归于保健因素，缺乏保健因素会造成员工不满意，而增加保健因素仅可以防止不满意，却无法使员工满意。

3．2不同性质医院医务人员工作价值观不同

研究发现，医务人员对于工作价值观各维度重视程度都较高，最重视的工作价值观均是环境价值。这说明，医务人员重视工作时能否与同事产生良好互动及人际关系、组织的薪酬福利分配及其他制度是否完善。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看，这些都属于较高级的需要层次J。相比之下，民营医院医护人员比公立医院更重视自我价值(包括自我成长、自我实现以及尊严取向)，这表示其重视工作时是否能不断获新知与自我成长、发挥创造力、实现人生目标、展现个人才华、满足个人成就感，并赢得他人尊重以及拥有管理权。在环境价值方面，两者重视程度都很高，并无统计学差异。

3．3医院性质影响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两者整体工作满意度均未达到满意程度。医院性质对于员工工作满意度有影响，且民营整体工作满意度高于公立医院。说明民营医院的运作模式，使其员工对于工作独特性、创造性，、工作职责的大小、工作的稳定性、安全感等方面；工作升迁、所得报酬与赞赏、组织的政策与实施方式技术上的督导，以及人际关系的好坏等方面；工作的环境设备与同事的关系的满意度均高于公立医院。已有研究也证明，当个人的需求与组织文化一致时，其满足感最高。

为例范文篇2

不同时期人们对装饰有不同的看法，产品上的装饰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增减，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身边的物品造型在纹饰繁缛的巴洛克风格和极其简约的国际风格之间不断摇摆。机械和工业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产品功能结构的改变和大批量生产方式大大限制了许多原本需要单人长时间处理的雕塑造型，消费品不能还像手工制品一般，其造型无法完全服从制造者的意愿。装饰因为会增加制造难度和成本而被认为是罪恶的，产品造型几乎等同几何形式构成。然而消费者购买产品总是希望自己所用的产品与众不同，在消费需求和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之下，各种装饰性强的消费产品重新占据了市场的显著位置。

无论在什么设计领域，设计者在创作具有美感的设计方案时，都会使用一些共通的美学原则和理念。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在同一时代，不同的设计作品的理念和所追求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产品造型是艺术造型的一种，产品造型的设计与欣赏也遵从一般的美学法则。一件产品与一件纯艺术品一样，都是由断点、边脊、曲面等几个元素组合而成的。利用线条流向、比例、节奏等基本控制手段，对几何元素进行变化、组合，构成视觉的刺激，使人们产生美的感受。

在平面构成的概念上，点是视像最小、最基本的单元。它没有长度、宽度和高度。单个的点因为本身没有大小所以没有能力表达复杂的意义和情感。点在设计美感上的意义在于群集的一组点所构成的图案。因此，点是表现视觉组织规律的工具。点的重复、排列能形成线、面、体。在立体构成概念上，细小的突起或凹陷起着和点相同的作用。当点连续排列时，点的轨迹会形成线。线有明显的长度，但没有宽度和高度。立体造型表面的脊和棱线起着与平面上的线同样的作用。线的不同外形可表达出如强劲、柔弱、转折、跳跃、安静等不同情绪。线条的形态能营造观感，而线条的发展走向能引导视线的活动，因此许多设计行业都会利用各种线来烘托产品特点。

当封闭的线段把空间分割开时，空间便会变成里、外两个面。面是颜色和质感的载体。如果说点因为其小而失去表达情感的能力，那么面在设计美感上便是作为点、线、色彩、质感等的载体。产品造型以立体造型为主要手段，以平面装饰和纹样为辅助手段。立体造型中又以曲面的变化和组合形成正负空间、不同视点下的轮廓变化，以及不同照明条件下曲面的光暗变化为主要表现手法。产品的材料各有不同的物理结构，因而有不同的表现特性。

艺术造型设计过程

一件产品的设计大概可以分为几个过程。首先确定功能需求，功能不单是机械、电路等物理结构所带来的实质效用，也包括外形、色彩、材质所带来的心理效果。功能需求确定之后，便是工程师和设计师各自构思设计方案的环节。饰品是典型的艺术造型产品，笔者以饰品为例，说明艺术造型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传统上，饰品作坊里的工匠一人同时担当设计者和生产者两个角色，直到现在，意大利、法国等地的一些高档饰品企业仍然沿用这种模式。

香港是我国饰品设计和生产的基地之一。香港从1993年开始，采用浇铸法大量生产饰品，开始把饰品的设计分为设计与打板两个工种。饰品设计师专门绘制平面设计图，而打板师傅则以设计图为指导，创造造型优美、充分考虑生产可行性的合金实物样板。这种分工大大优化了饰品设计的人力配置，平均每位设计师每天最多可以设计5款新款饰品，而每位打板师傅每天可以制造1件合金样板。也就是说，已知一家企业的设计师和打板师傅的数量，可以估计该企业单位时间内新产品的开发情况。

饰品设计师确立设计造型的媒介是二维线框图。饰品是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产品。虽然饰品品种繁多，但是相同品种饰品的构造相对固定。同时对饰品花样的处理业内有一套流行的法则，所以饰品外观设计可以将典型外形的表现作简化处理，并使用简练的草图语言。如今，饰品行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饰品设计师开始从手绘转化为采用二维绘图软件，如CorelDraw、AdobeIllustrator等绘图软件，这些软件的优势是绘制等距、等角图形比较准确，绘制组合图形省时，存档容易。

我国的饰品生产

我国所生产的流行饰品以生产方式来区分，可以分为串链和整体合金铸件两大类。串链的生产工艺简单，对新产品开发技术没有需求。先进的数字化设计和产品开发技术主要被运用在整体合金铸件饰品的设计上。合金铸件饰品组合可以用三层结构来表达，分别是最底层的功能部件、合金浇铸的中间层、装饰珠子与油漆构成的表面层。底层和中间层一般由锡焊固定，而表面装饰则用胶水黏合在合金表面。合金饰品的生产流程分为以下几个环节：翻银板—制造生产模具—浇铸合金件—打磨、修整桩口—焊接—表面处理和装饰。

结语

为例范文篇3

关键词：种植业保险；巨灾保险；问题；发展方向

以甘肃的经济举例来谈，农业是它的首要经济基础，同时它是自然灾害频发，灾情面积极广的省份，甘肃种植业的发展好与坏直接决定着他的农民收入水平，稳定性以及经济的发展。种植业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现如今甘肃的种植业保险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去解决，农民对保险的认知度不高，种植业保险覆盖面窄，政府政策不健全，农业生产面临着风险不分散等问题，2004年年底，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仅达到1.67亿元。从这个小例子可看出我国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以及发展并不全面，所以在我看来农业保险的制度的完善刻不容缓。自我国农业保险恢复设立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遵循着产品生命周期的道路，幼稚，发展，缓慢发展，停滞。据我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发表统计2010年，全国的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为135.68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1.89亿元，其中种植业保险保费收入占据农业保险大部分比例，约为79.54%，这说明我国的政策是取得一定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较低比例。现如今的大经济环境下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困境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农民对投保农业保险的投保意识不强

据统计，“十二五”期末，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6.9亿，农业对我国的经济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这些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比例投保保险，1992到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了4.21亿元，到2004年，人均保费还不足0.5元。一旦风险不可避免，农民的收入会受到很大损失，农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农业保险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农业保险保费费率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支持他去投保一份保险。

2.信息不对称，易发生逆向选择

保险人自然没有投保人对自己的土地，种植农作物，环境条件那么了解，即便农民对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人对土地的地形，属性都没有数据来源去支持它对农业保险的业务进行有效的分析，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对其的定损，理赔没有依据。

3.政府的政策不够完善

虽然农业保险使得国家财政压力小，但是政府不能不履行他的职能—宏观调控，农业保险不同于其他商业保险，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损失金额将会巨大，保险赔付率过高赔付也会使保险公司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此项业务甚至停办农业保险。这就更要求财政补贴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对于我国来说农业保险的补贴是逐年提升的，足以显示国家对农民，农业的重视，但是还是不足以维持保险公司的经营。政府的农业保险推进政策发展缓慢，没有相关的立法和规章制度支持它去完善农业保险。而商业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更会使得农业保险的发展受到阻碍。

4.人才供给不足

众所周知人才对一个行业的重要性，对于农业保险市场也不例外，营销人员对于农业保险的宣传不够完善，其次保险人只注重保费的收取，没有关注业务的质量及后续的服务，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不懂得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再者创新型人才不足，农业保险险种单一，保险的设计没有很好的迎合当前的经济环境。因此人才的培育应是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主要面临上述的问题有很多可以解决的措施，捉住问题的关键，对症下药。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经验，增加财政补贴。根据新疆的各地州市2015年农业保险承保情况，国家财政拨付2015年自治区本级配套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1.58亿元，进一步推动新疆保险工作开展。我们国家一直在做出努力。其次国家应出台一些政策，对于在最近提出的巨灾保险的出台应给予高度的重视,2015年10月14日，国务院法制办的保险法修改草案中也提出“国家建立有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制度”。据悉，地震巨灾保险也会马上出台。什么是巨灾保险？巨灾保险即为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巨灾保险制度达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如果不实行巨灾保险，对我国的农业保险的发展构成了一个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多个巨灾保险的试点，包括宁波，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还应以保险人，投保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摒弃私欲，共同为国家的农业保险做出牺牲与贡献，达到双赢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家可以将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发行关于巨灾保险的证券，发挥市场的作用，由于我国缺少相关的法律基础，所以应加强宣传，努力完善法律条文。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人才的力量，俗话说，人能尽其才则万事兴。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我国应该大力培养农业保险的人才，作为国家的潜在力量的大学生更应该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用所学报效国家，政府可以在各大高校建立农业保险试点，增加农业保险的设计大赛，讲座，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我看来，我国农业保险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近几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逐年上升，国家对农业保险高度重视,2015年11月9日农村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农业互助保险人的法国“取经之旅”成功进行，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农业保险会更上一步。

作者:宋楠 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吴婷婷.中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及出路[J].世界农业,2009(3).

为例范文篇4

众所周知，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形式，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一个伟大创举。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什幺样的角色？应当承认，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最初阶段，相当部分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不仅未能很好地履行其应有的组织和推动村民自治的领导责任，反而扮演了阻挠村民自治的不当角色。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近些年来，在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转换角色，主动地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浙江省衢州市航埠镇于2002年开始试行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即是地方政府主动探索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典型一例。本文拟以这项改革为例，就发展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转换问题做些初步的研究。

一

根据制度设计，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四个方面，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四个有机联系、相互配套的环节。然而，由于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四个民主环节不配套的现象，致使村民自治的制度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民主监督环节较为薄弱，使部分主观武断、以权谋私的村干部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唯其如此，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探索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途径，是提升村民自治、发展农村民主的重要路径之一。"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就是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政府创制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村级民主监督模式。

所谓"两监督一赔偿"，就是在村级建立村民代表工作组对村民委员会的村务管理活动进行事权监督、建立民主理财小组对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的经济管理活动进行财权监督，促使村干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办事。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不按规定决策、管理、审批等给村集体经济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它是一项以村级民主监督组织为依托，以追究村干部违规行为的民事责任和过错赔偿为主要内容的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其主要内容有：

1．建立村级监督组织。为了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事权监督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的财权监督，"两监督一赔偿"制度要求在村庄里建立两个相应的监督机构：（1）村民代表工作组。由全体村民代表从村民代表中推选出3名成员组成村民代表工作组。村民代表工作组在村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负责村民代表会议的日常工作，并作为村级事权监督机构主要对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治理行为实施监督。（2）民主理财小组。由村民代表会议推选3名有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村民组成民主理财小组。民主理财小组作为村级财权监督机构对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的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监督，每月对村级财务情况进行审查，监督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的实施。村民代表工作组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产生后向全体村民公示，接受村民群众的监督。

2．明确过错责任追究。为保证村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促使村干部公正、廉洁、谨慎地行使手中权力，预防违规决策、管理、审批行为的发生，"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充分关注了村干部过错行为的责任追究和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第一，实行村干部公开承诺。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全体成员均须分别作出公开承诺：依照法律和制度履行管理职责，对因违规决策、管理、审批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签订承诺书。承诺内容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公开栏等向村民群众公开，接受村民群众监督。

第二，签订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协议书。每位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分别与村民代表工作组、民主理财小组签订《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对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及其工程发包等11类管理活动，因违规决策、管理、审批等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返还责任。

第三，依法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出现管理上的过错行为，村民代表工作组或民主理财小组可责令其更正；如果村干部的过错行为给村集体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要求其立即做出相应赔偿；如果村干部的违约行为造成集体经济损失又拒不赔偿，则村民代表工作组或民主理财小组可以依据《村民自治章程》的授权和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协议，推举组长或副组长为诉讼代表人，代表村集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并规定本届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及其成员违约造成的损失，可以由下一届村民代表工作组、民主理财小组依法提起诉讼。

可见，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是加强对村干部民主监督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积极尝试。根据村民自治的精神和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村民群众有权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及其成员的工作和各项村务管理活动实行直接监督。其目的在于通过群众的民主监督，保证村治运作上合国家法律和政策，下合村情和民意，并富有成效。最主要地是督促村干部的村务管理活动和社区管理者的行为符合一定规范和社区民众的意愿。[1]但是，现行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安排尚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其中最主要地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村级民主监督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构；二是村级民主监督制度缺乏惩诫性制度安排。致使村民群众对村庄公共权力和村干部的监督处于无能为力的弱监或有名无实的虚监状态，村级民主监督因此而成为一种"软监督"。"两监督一赔偿"制度一定程度地解决了上述制度性问题，弥补了现行村级民主监督制度的不足。首先，"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强调了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的建设，使村级民主监督特别是日常性监督有了具体的组织依托和载体。其次，"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强化了惩诫程序性制度安排。明确了村干部行为过错的民事责任，具体设计了村干部过错责任追究的程序等。通过上述创新，弥补和完善了现行村级民主监督制度，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村级民主监督的具体实现模式，促使村级民主监督由"软监督"转向"硬监督"，提高民主监督的效度，从而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二

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所指出："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县、乡党委和政府是关键。"[2]实行村民自治2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其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施和农村民主的正常发展。

应当承认，在中国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之初，有相当部分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受"压力型体制"的挤压，[3]同时出于自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对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抱消极、被动的态度，甚至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加以阻挠，成为实行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之一。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航埠镇"两监督一赔偿"改革中，地方政府主动推动村级民主监督的改革和创新，努力对村干部的谋利型管理和违规型管理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在这里，地方政府实现了角色的根本性转换，即村民自治的被动阻挠者变成为主动推动者。具体表现在：

1．制度文本的设计者

"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形成并非是某些人的主观臆造，而是航埠镇政府在充分尊重国家法律、政策，尊重民众意愿基础上的一个艰辛的创新过程。为使民主监督新制度既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又上合国家法律和政策、下合村情民意，航埠镇政府及其有关领导在制度文本的设计创制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认真研究法律政策。农村民主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以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为此，航埠镇领导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深刻领会村民自治的精神实质，使其改革方案不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相背逆。

第二，细心了解民众反映。从政治学上分析，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民众的认同。所以农村的制度创新务必结合农村实际，考虑村民的意愿。为此，航埠镇领导深入民众之中，细心听取村民群众的意见，并将村民群众的心声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基本依据。

第三，虚心听取专家意见。为使改革方案既合理合法、又切实可行，航埠镇的相关人员在设计和创制"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广泛地征求和咨询了各方专家的意见：（1）多次咨询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2）广泛征求司法部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3）主动请示上级党、政、人大等部门领导的指导。

第四，充分借鉴他人经验。在创制过程中，航埠镇领导还专门组队赴浙江温州瑞安市考察，学习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赔偿制度的经验。正如航埠镇的相关人员所说，"两监督一赔偿"制度是在借鉴瑞安及其它一些地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镇实际逐渐形成的。

正是基于这些工作，使得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基本上达到了上合国家法律政策、下合村情民意的要求。对照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2004年6月22日)，不难发现，两年前试行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在基本精神上与其是一致的。两年试行过程中，农民群众尽管对这项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种种异议，但对于"两监督一赔偿"改革本身是由衷的拥护和支持的。村民群众较普遍地认为："''''两监督一赔偿''''制度是给村民以民主，让村民更好地了解村务、财务"、"让老百姓觉得自己真正地参与了村务管理，真正地当了家、作了主"。

2．改革试点的组织者

在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改革试点工作中，镇政府自觉扮演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

首先，制定改革试点的相关政策。2002年9月18日，航埠镇党委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推行村干部"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实施意见》，对推行"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基本要求、方法步骤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其次，建立改革领导机构。经过镇党委讨论决定，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徐连土为组长，王立平、聂红彬、陈三生为副组长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两监督一赔偿"改革试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再次，具体指导和实施改革试点工作。2002年9月，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上村等4个村庄为首批试点村。10月上旬，专门制定了具体的改革试点方案。10月中旬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分成三个工作指导组，分别进驻4个试点村开展试点工作。他们召开村民座谈会、村三委班子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分层次地进行改革试点的宣传和动员，发动干部和群众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推选出村民代表工作组和民主理财小组两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同时，结合本村实际，制定和完善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委会议事规则》、《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等。接着，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干部分别作出公开承诺（张榜公布），并分别与村民代表工作组和民主理财小组签订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协议书。

最后，培训民主监督组织成员。镇改革领导小组对4个试点村的民主监督组织成员专门进行集中培训，由镇有关领导就实施"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意义、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村级民主监督的相关法律和制度，以及其它一些相关问题做了较全面的宣传教育。

在总结4个村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航埠镇政府又于2003年3月进行了第二批8个村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试点。

3．制度实施的保障者

"两监督一赔偿"制度是以加强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以村干部承担民事责任，实行过错赔偿为内容的一项改革，势必引起部分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思想上有顾虑的村干部的抵触。所以，制度的实施和推进过程需要有强有力的保障。航埠镇政府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自觉地承担了督导和保障的职责。

其一，支持和保护村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两监督一赔偿"制度旨在监督和制约村干部的行为，以确保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在这一制度实施的初期，相当部分村干部存在着思想顾虑，认为这一制度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办事会受到限制，权力会受到约束。同时，也担心自己会因行为过失而受到惩罚，更怕民主监督组织成员趁此机会整治村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极和抵触的情绪，由此形成了制度实施过程的最大障碍。部分当选的民主监督组织成员也因各种因素而顾虑重重。一方面，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与村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觉得认真履行村民赋予的监督职责，似乎有碍"面子"；另一方面，实施民主监督可能会得罪村干部，害怕村干部秋后算帐、打击报复。这种畏难情绪也成为实施"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重要阻力。

在现行体制环境下，农村民主监督运作中村干部与村民群众的对局是一种非均衡博奕。村干部与村民群众在资源和信息等方面均处于不对称状态，村干部因拥有相对优势的资源和信息在博奕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如若"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得不到村干部的理解和支持、配合，其实施过程势必遭遇重大阻碍；如若处于劣势地位的村民群众得不到"外力"的支持，民主监督将难以有效落实，"两监督一赔偿"也只能落得名存实亡的结局。因此，航埠镇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督导和保障这项改革的实施。比如：运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宣传实施"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意义，通过细致、深入的教育和劝导工作，消除村干部的抵触情绪和村级民主监督组织成员的畏难情绪；及时受理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支持和保障村民的民主监督权力；等等。

其二，总结经验、推进改革。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和改革，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航埠镇领导充分意识到"两监督一赔偿"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和完善。因此，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总结试点经验。根据《关于推选村干部"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在首批4个村的试点工作展开后，镇政府及时对试点村的运行情况进行总结检查，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以保障改革的逐步、有序推进。二是督导检查。航埠镇政府非常关注"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在各村的运作情况，加强了督导和检查。并计划建立专门的考核制度，对各村"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考核，并实行相应的奖惩。以考核和激励机制来保证该制度的顺利实施。三是调查研究。为保证这项改革的成功，航埠镇及其上级领导分别于2003年7月和12月，专门请浙江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及其试点工作进行专项调研，请专家把脉。他们充分听取专家意见，接受专家建议，计划进一步完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并以更理性的态度推进这项改革。

总之，在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改革中，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开拓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表现出空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了其在促进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中的特殊作用。

三

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改革并非是偶然性事件和个别性现象。根据我们在浙江农村的调查，像航埠镇"两监督一赔偿"制度之类由地方政府主动施行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近年在其它一些农村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如：浙江台州的"民主恳谈"制度、浙江温州瑞安的村干部过错赔偿制度，等等。特别是乡镇干部，逐渐由过去与村干部合谋侵犯村民权益，转向更多地倾向于依靠和支持村民群众，加强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从被动接受和设法阻挠村民自治，转向主动创新和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并呈现为一种发展趋势。这一农村民主建设中出现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备加珍惜、充分肯定，同时也要求我们准确认识、深入研究。

在当前时期的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缘何转换角色？为什幺要主动推动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究其原因，笔者初步认为主要是下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中央政府对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强有力推动

村民自治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制和乡镇企业崛起二大创举之后，中国农民在政治领域实现的又一伟大创造。对于这项农村改革，中央政府较早认识到了其伟大意义，并给予了极大关注。早在1982年，村民自治刚出现之时，新修订的国家宪法就给予了承认。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民自治的相关问题从法律上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之后，中央政府对村民自治给予了更强有力的推动。199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一指导跨世纪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一决议指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4]11月4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束了十年来试行的历史，进一步地提供了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5]

总之，中央政府对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村民自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实行村民自治视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顺利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必然要求；切实解决"三农"问题，落实党的各项农村政策的重要途径和保证。所以，一再要求各级政府以求真务实的精神，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势新任务，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开拓创新，扎实推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工作。为此，不仅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而且还以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等多种方式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由此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推进村民自治的高压之势，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改革、创新的宏观政策背景和体制环境。如此，推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地方政府作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承载者，势必要以执行中央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特别是政治任务为行为轴心，所以在中央政府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的压力下，航埠镇等地方政府主动进行村民自治的制度创新，健全和完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2．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缺陷

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创新的动因来源于制度本身，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存矛盾与缺陷是制度改革的根本动因。现行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少缺陷，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运作及其效能，迫切要求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唯其如此，地方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通过改革和创新，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无需讳言，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够完善，本身还有许多缺陷。我们在航埠镇调查时，当地政府官员和农村干部、群众向我们反映了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的村民自治制度的种种问题。比如：《村组法》等国家法律侧重于实体性方面的规范，而忽视程序性方面的规范，对应该"怎样做"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实际运作过程无所适从；《村组法》等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化规定，不能适应各地农村多元化的实际情况，难以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切实实施；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不配套，出现了农村民主"选举时热热闹闹，选举后冷冷清清"的现象；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按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全体村民的意愿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管理村务，但村治运作中相当部分村委会干部存在着主观决策、违规管理的行为，缺乏制裁手段；现行民主监督制度存在种种局限，难以对村干部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村干部的不当行为给村集体和村民群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无法追究其经济和民事责任；《村组法》赋予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权力，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由村委会召集的规定而难以实施；等等。[6]这些无疑损害了村民自治的治理绩效，影响村治的正常运行，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并有可能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两监督一赔偿"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一再向我们表明：正是由于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民主监督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带来了农村治理中的许多问题，影响了乡村治理和农村安定。因此，他们在村民自治原则精神指导下，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推行"两监督一赔偿"改革，试图通过这项制度创新活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找到适合村情民意的、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实现形式，将村级民主监督从"软监督"变为"硬监督"，并由此更好地规范村干部的管理行为，促使村干部勤政廉洁、管好村务。同时，也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3．地方政府权衡得失后的理性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边界进行了重新划定。《村组法》明确规定：地方特别是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工作仅限于"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各项农村工作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任务，又必须依靠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去完成。在这一新的体制背景下，为了完成上级的各项任务，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需要尽可能地与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及其干部搞好关系，取得他们的有力支持和配合。正因为这样，在实行村民自治的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一些被学界称之为地方特别是乡镇政府与村干部合谋侵犯村民利益的行为。[7]正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乡村治理因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特别是村级公共监督不力而引发了一系列村干部违规管理、谋利性经纪的事件，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损害了治理效能。我们访谈的多位地方政府官员，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村干部违规、谋利行为的普遍性，认为这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村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加强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航埠镇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事实上，在当前的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下，农村地方政府及其干部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治理的绩效。乡村治理状况是考核地方政府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干部的评价和晋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治理的绩效才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根本利益所在。尤其是在以群众接受不接受、满意不满意为检验政府和干部工作的根本标准的新形势下，以民主为导向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也就成了能够给地方政府及其干部带来巨大政治效应的重要政绩工程。更何况，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村民自治的制度创新，本身是中央政府下达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基于此，航埠镇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作为理性行动者，在权衡利弊和得失之后，选择了改革和创新；选择了与村民群众"结盟"，依靠和支持村民群众加强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选择了扮演主动推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的角色。在特定的意义上分析，这亦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与时俱进，对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

4．村民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

自我教育是村民自治的重要方面。经过20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特别是三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活动，村民群众得到了活生生的"民主训练"。村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村民权利"。作为村庄社区的一员，村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的神圣权利。另外，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普及，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村民群众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尤其是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崛起了一批新型农村精英，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民主、权利意识和参与社区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和财力基础，掌握了较娴熟的政治参与技能。在这些精英人士的动员和组织下，村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提出了维护村民群众利益，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的强力要求。

伴随民主意识的增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村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和社区公共政治生活的要求的提高。而在目前中国农村民主参与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的背景下，村民群众的公共参与活动常常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有时甚至可能演变为群体性的对抗行动，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迫切要求地方政府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创新，将村民群众的民主参与逐渐纳入有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根据航埠镇相关领导的反映，以前，航埠镇村民上访不断，村委会选举中违规现象严重、非理性行为突出，是村民群众非制度化参与较为典型的农村地区之一。

这些因素均成为促使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卢福营:《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3]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中共中央党研究等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为例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诉讼，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信赖真实

自人类发明了诉讼制度以后，发现真实便是诉讼制度的恒久话题，“‘发现真实’作为民事审判或诉讼努力实现的价值之一，可以说具有超越法体系或法文化的普遍意义”。①然而，尽管各国的民事诉讼理论都承认发现真实对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具有重要意义，都认为发现真实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或主要目的，但对于民事诉讼所欲达到的真实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中的真实存在着形式真实与实体真实两种对立的学说。形式真实说认为，民事诉讼原则上实行辩论主义，而辩论主义有三项内容：其一是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须由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不得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其二是当事人之间无争执的事实（指诉讼上自认的事实），法院不必进行调查，而应当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其三是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事实，虽然可以通过证据来查明，但该证据须是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法院原则上不得自行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②在事实和证据均由当事人支配的辩论主义下，法院所能发现的真实，充其量只是形式真实，实体真实的发现只是偶然性结果。实体真实说则认为，将诉讼中的真实定位于形式真实，是与民事诉讼的本质相违背的。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后，就负担起通过审判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的职责，而法院只有查明诉讼前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才能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保护真正的权利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但放弃这一理想，就会动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丧失法院的威信，甚至导致整个裁判制度的自我崩溃。发现真实是诉讼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民对法院寄于的最大希望就是准确地对事实作出认定，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③

英美法系的学者虽然也认为发现真实应当是法院审判的中心任务，但他们认为诉讼不是发现真实情况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中发现真实受到诸多不利条件的限制，如事实审理者必须依赖不完整的信息渊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着主观性，事实审理者可能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事实，法律构成的世界不同于生活世界，④因此，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完全查明事实是非常困难，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真实问题也存在着种种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以达到客观的真实；也有的认为客观真实虽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用它来要求实际的诉讼则是不现实的，在实际诉讼中，应当以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真实或相对的真实作为满足；还有的认为，将实体真实和形式真实作为民事诉讼欲达到的真实均不妥当，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真实应当是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⑤

一、客观真实说

客观真实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苏联的学者首先提出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学说的基础上，作为形式真实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提出的。后来，客观真实被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民事诉讼制度特征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原苏联和东欧学者在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和证据法著作中一般都会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证这一原则。如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克列曼教授认为：“证据制度同真实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法院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实质真实，即实际的真实，苏维埃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学说都服从这个目的。”⑥“客观真实原则就是要求法院采取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确定在客观现实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实际情况，要求法院的判决确实是以从案件的真实情况中查明的当事人间真正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⑦原民主德国教授克利纳等也认为：“举证和必要的证据对审判员的认识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将最终决定能否落实客观真相，而客观真相则是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法权实质的正确判决的起码前提。”⑧

在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客观真实原则具有极高的地位。学者们是这样评价这一原则的：“在最足以说明民事诉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些基本原则中间，首要的一条应当是客观真实原则，这条原则的内容在于：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当正确查明实际案情和由争议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其他民事诉讼原则，目的都在于达到案件的客观真实。”⑨客观真实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主要原则，它是“统辖其他民事诉讼原则的一条原则”[10]

从原苏联和东欧学者关于客观真实的论述看，之所以强调民事诉讼的任务是发现客观真实，之所以特别推崇客观真实原则，其原因在于：

首先，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从本质上区别于革命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沙皇俄国的诉讼制度，应当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而客观真实则是最恰当的区别点。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实行辩论主义，而辩论主义限制法院在诉讼中发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作用，在辩论主义下，法院审理的对象一般只能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受辩论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一般只能够达到形式真实。

其次，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的理论是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实质真实则是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唯物主义，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可以通过证据来把握的。

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满足于形式真实，是由于辩论主义束缚了法官的手脚，法院只能审理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只能就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苏维埃民事诉讼虽然也实行辩论原则，但已赋予该原则全新的含义，即“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是民主的苏维埃诉讼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除此以外，法院积极地干预当事人的这种辩论，也是苏维埃辩论原则的必要因素。这一点，苏维埃的辩论原则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纯粹的’辩论的。……由此可见，所谓苏维埃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就是：当事人有权引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处分证据；检察长有权证明案件的情况，而法院则有权调查对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和收集证据，这两方面的权利互相结合起来。”[11]

客观真实说的确立，除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民事诉讼制度和技术方面原因。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断言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由于责成法院和检察院干预民事诉讼，尤其是要求法院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办法来调查收集证据，确定客观上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国家司法机关积极参与调查事实和证据，虽然无法保证查明每一个案件的事实，但相对于依赖当事人主张案件事实和提出证据的西方国家民事诉讼来说，毕竟更有可能查明事实。

由于受到前苏联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亦长期认为诉讼中证明的任务是确定案件的客观真实，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相吻合。我国学者认为民事诉讼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理由有四点：（1）马克思主义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2）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材料；（3）我国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的司法队伍；（4）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12].

二、法律真实说法律真实说

是我国当前关于民事诉讼真实的一种有力学说。该说认为，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而这一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是法官依照诉讼程序，运用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主要依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和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加以确认的。[13]法律真实说的理论依据是：

（一）法院调查事实的范围原则上由当事人决定

在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是由当事人引入诉讼的，在诉讼中主张哪些事实由当事人决定，除非该事实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不得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更不得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将该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经对方在诉讼上作出承认后，便构成诉讼上的自认，法院一般不会再去调查被自认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否一致，而迳行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14]

事实调查的范围既然由当事人控制，并且法律也承认这种控制具有正当性，那么就等于法律是认同民事诉讼是以达到相对真实为满足的。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大陆法系国家的人事诉讼程序或家事诉讼程序，[15]在这些处理离婚、撤销婚姻、确认婚姻无效、确认亲子关系等事关公益的案件的诉讼程序中，法律以实质真实作为价值取向，因此采取了与一般民事诉讼截然相反的策略，要求法官可以不顾当事人的主张，将其认为需要查明的事实提出来进行调查；法官也可以不顾当事人已经作出了自认，继续对事实进行调查，将经查明的实际发生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法官调查的证据，不限于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对当事人未申请的证据，也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16]

（二）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

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既是一种证明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作为认识活动，要受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支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尽管就人类总体而言，其认识能力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但就处于特定时期的某些或某个人而言，却只有相对的，非至上的认识能力。恩格斯对此已作了非常透彻的分析，他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样又是无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7]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无疑属于对每一具体案件的个别认识，这种认识显然不具有无限性和至上性，就认识的结果而言，常常难以达到绝对的真实。

（三）诉讼证明具有特殊性

首先，诉讼证明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作为审判者的法官无法观察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而只能事后根据证据去推测、判断案件事实，既然是依据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只有在案件发生时留下了证据并且证据被收集以后运用于诉讼，事实才能够查明。不用说证据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运用于诉讼的情形是常有的，一些几乎没有证据的案件也是存在的，如发生加害行为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或者虽然为第三人所见所闻但第三人不愿意作证等。

其次，诉讼的价值具有特殊性。发现真实在诉讼中虽然十分重要，但并非是诉讼中惟一的价值，在诉讼证明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珍视的价值，如效率、程序公正、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其他权益等。发现真实有时会同其他价值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时有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价值，发现真实不得不让位于其他价值，诚如拉伦茨所言：“真实发现固然是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目的，但并非其唯一目标。就像其他法目的，在一定范围内，它必须向其他更重要的目的让步。”[18]这实际上表明了立法者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宁可舍弃真实[19]

再次，诉讼证明的时间具有特殊性。科学上真实的发现并无时间的限制，因而研究者有充足的时间，如果对研究结论尚有疑问，科学家完全可以继续研究而不急于发表其结论。诉讼则不同，必须考虑效率问题，如果为了发现真实而让诉讼长期拖延下去，即便最终查明事实作出了判决，判决也失去了公正性，西方法谚所称“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法院的裁判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作出，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为法院设定了审限，要求法院在审限内审结案件。审限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发现真实，但却有其合理性，因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为了查明真实，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少数案件，就会耽搁对其他案件的审理，从整体上降低司法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廉价的、快速的、大体上符合事实的判决，错误的风险虽有所增加，但对于有效执行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将具有更大的效力。”[20]

最后，证据规则允许法官在未完全查明事实或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裁判。法官在诉讼中有时无法完全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但为了解决纠纷却又不得不对案件作出裁判，针对这一现实中的矛盾，各国的立法者均允许法官依据一定程度的盖然性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盖然性是关于案件事实可能如此而并非必然如此的判断，即使以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也只是反映了很可能如此的一种认识状态，连审理者自己也无法确信事实必定如此，何谈一定能够发现客观真实？在客观真实说尚为主流学说之时，我国司法实务部门以“确实、充分”这一看似严谨但实际上缺乏操作性的标准作为证明标准，而对于以“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持批判和排斥的态度。而现在，我国审判实务已经采用了这一证明标准。例如，在朱杭诉长阔出租汽车公司和付建启赔偿纠纷案中，原告朱杭在癫痫病发作后是自己走下出租车还是进入睡眠状态后被出租车司机付建启拖下车弃于路旁是本案的争议事实。审理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证据进行调查后作出了这样的认定：“对朱杭所患的是癫痫病，被告没有异议。主治医生齐某证明，朱杭的癫痫病大发作后，一般会（不是必然会）进入睡眠状态。被告方既然没有证明此次朱杭发病后未进入睡眠状态，也没有以相反证据反驳‘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的证明，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推定朱杭此次癫痫病大发作后进入了睡眠状态。”[21]

在民事诉讼中，还会出现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现象，所谓“真伪不明”，是指依据现有的证据法官无法确定哪一方当事人关于事实的主张是真实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需要依据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即对关于该事实的主张不予认定并将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判归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此，法院的不予认定实际上也是对事实的一种评价，从裁判结果来说，同法院对事实主张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无二致。证明责任规则的存在实际上表明立法者承认司法者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求司法者在所有案件中都查明事实是无法达到的。

三、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说

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是从当事人对裁判中认定事实的信赖程度来说明诉讼中的真实，具体而言，是指由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依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资料而形成，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在当事人积极参与事实认定过程和知晓法官心证过程的情形下进行的，当事人对事实的认定产生了认同感和信赖感，因而相信或者应当相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22]

由于裁判一刀两断和黑白分明的性质，法院对事实的认定难免会有利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利于另一方，但如果在审理的过程中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给败诉的当事人以充分的程序保障，连败诉的一方也不得不承认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合理合法的，从内心里信服法院的判决。这样，就能促使当事人服判，减少针对事实问题的上诉。

值得信赖的真实，是以下列制度与学说作为基点的：

（一）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

按照王亚新教授的见解，包括大陆法和英美法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是一种“对抗？判定”的诉讼结构。“‘对抗’是指诉讼当事人的双方被置于相互对立、相互抗争的地位上，在他们之间展开的攻击防御活动构成了诉讼程序的主体部分，而‘判定’则意味着法官作为严守中立的第三者，对通过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而呈现出来的案件争议事实做出最终裁断，且这个裁断具有一经确定即不许再轻易更动的强烈的终局性。”[23]这种诉讼结构下追求的真实与职权主义模式下的真实明显的不同。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追求真实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法官，使法官负担起发现真实的职责，因此法官未能充分地调查收集证据而导致事实未能查清，则是法官失职。而在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判定”模式下，提出争议事实以形成审理的对象，提出证据资料证明所主张的事实，是当事人的职责。也就是说尽管事实的真伪最终要由法院裁判来认定，但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资料却要由当事人来提供，若当事人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法院发现真实，他无权指责法院，而要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当事人所经历的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同，但由于当事人在诉讼中已被赋予主张、举证、质证、补充证据、辩论的机会，当事人仍然会认为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会理解法院对事实的认定。

（二）防止突袭性裁判

突袭性裁判是指法院在未能使当事人充分利用程序法所提供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的情形下作出的裁判。突袭性裁判包括发现真实的突袭和促进诉讼的突袭两种基本类型，与认定事实有关的是发现真实的突袭。该种突袭指“未使当事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充分认识、预测法院有关发现真实之心证形成活动，致使当事人就发现真实（确定某事实之存否），未尽充分攻击防御或陈述必要意见之能事”。[24]发现真实的突袭又具体分为认定事实的突袭和推理过程的突袭。前者指“未使当事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充分认识、预测法院所要认定的事实或该事实的具体内容，致使当事人未能就不利于己之事实为充分攻击防御之情况下，受法院裁判。”[25]后者指“未适时使当事人预测法院之裁判内容或判断过程，致使当事人在不及提出有利资料或意见，以避免程序造成劳力、时间、费用之不必要支出或不该有之节省等情况下，受法院之裁判。”[26]这两种突袭在诉讼中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相伴发生。

裁判突袭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危害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故应当防止其发生。防止裁判突袭的方法包括：（1）强调法官的释明权。如法官在调查证据前，应当与当事人共同整理争点，应将法律上、事实上或证据上的争点告知当事人，使当事人能够围绕着争点进行陈述、举证和辩论，使当事人知道是否需要补充陈述相关的事实，知道应当提出哪些证据；（2）心证公开。这是指法官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向当事人适时公开其对待证据事实所获得、所形成的印象、认识、评价、判断，使当事人得以了解法官在现阶段已达到的心证程度。为了使法官相信自己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当事人须提出证据说服法官，而根据自由心证的原则，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评判。法官评判证据和形成心证具有高度的内在性，若不要求法官公开心证，当事人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推测法官的心证情况，这样便不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例如当事人可能因对法官的心证状况估计错误而丧失了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即当事人以为法官已被他提供的证据说服因而不再追加证据，而法官实际上未被说服，实行心证公开则可防止出现上述情形，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官的心证状况，及时实施补充证据等诉讼行为。

（三）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选择程序制度的权利。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选择什么样的程序处理纠纷与其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在程序利用上，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

程序选择权理论认为，诉讼程序的运作涉及到当事人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利益，实体方面的利益主要指通过发现真实维护实体民事权益，程序方面的利益则是指因利用简便的程序或避免使用繁琐的、缺乏实际效用的程序，所节约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程序利益的损害还表现为因程序利用不当造成当事人诉讼外的财产权、自由权的损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常常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为追求发现真实所带来的实体利益可能会减损程序利益，相反，如追求程序利益就可能影响实体真实的发现。如为了发现真实，需要收集某证据，但收集该证据将费时费力，收集所需的成本甚至可能超出胜诉所带来的收益。在此情形下，法院就应当赋予当事人程序上的选择权，由当事人自行决定究竟是追求实体利益还是程序利益。

程序选择权的运用，可以使程序制度更加民主化，也可以提升当事人对法院认定事实的接受和信服的程度。例如，在上述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发生冲突的例子中，法院让当事人自行选择，而当事人选择了程序利益，决定不再收集证据，招致法院在事实问题上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由于这一结果是当事人自行选择的，当事人没有理由感到不满。[27]

四、对各种真实说的评析

综观以上各种学说，可以看出尽管每种学说对真实的界定和解说各不相同，但都不否认发现真实对作出正确裁判的重要意义。重视发现真实既是由民事证据法的根本目的决定的，也是由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尽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需要将目光在法律和事实之间来回穿梭，但适用法律的过程还是可以区分为以下四个步骤：（1）认定事实；（2）寻找相关的一个或若干法律规范；（3）检验得到认定的事实是否满足相关规范的事实构成，并以整个法律秩序为标准，将事实涵摄于相关的规范；（4）宣布法律后果。[28]在这一系列步骤中，认定事实是第一步，只有准确地认定事实，才能发现适合于待决案件的法律并予以正确适用。

事实上，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证据制度都是以发现真实为其重要目标的，很难想象一种对案件事实真实情况漠不关心的民事诉讼制度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各国民事诉讼中关于真实的理念有所不同，发现真实的方法、手段不尽一致，接近真实的程度也有差异，但各国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多数是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相一致的，这一判断应当不会错。

客观真实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而存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一学说是有缺陷的，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浪漫主义而脱离了诉讼的实际，而法学不同于文学，不容有浪漫主义的生存空间。

相比之下，法律真实说及与之相类似的学说之所以得到多数学者、法官的认同，得以在我国取代客观真实说而成为主流学说，主要是由于它们是从诉讼的实际出发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说。

实事求是地说，客观真实说是比较符合我国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的。我国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是一种高度职权化的民事审判方式，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极为强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功能，反对审判人员坐堂问案，要求他们走出法院，到案件发生地，深入群众作全面、客观、周到、细致的调查研究，在真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处理案件。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该法第56条在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同时，仍然责成“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原先支撑客观真实说的理念条件与制度条件趋于消失，如民法是私法，民事权利是私权的观念被重新认识，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受到批判，审判方式中更多地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因素，提供证据的责任向当事人回归，法院逐渐退出调查收集证据主力军的位置，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后来被限定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这一切注定了客观真实说退出主流学说的地位，[29]事实上，无论是民事诉讼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再主张客观真实说了。[30]

其实，主张法律真实未必不利于发现真实。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界定为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或许反倒有利于实现发现真实这一目标，它可以使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保持谦抑的态度，更加理性地、谨慎地对待诉讼证明活动，以减少错误的发生。

在笔者看来，诉讼中的事实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诉讼前发生的事实，如甲借给乙一万元人民币，这一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不依赖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的认识而存在。其二是当事人在诉讼中陈述的事实。案件事实须经当事人主张才能够成为审理的对象，而经过陈述这一环节后，事实便被打上了主观的印记。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还可能半真半假。其三是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这是运用证据确定的事实，是经过证明过程认定的事实。而无论是证据本身，还是证明过程，并非是纯客观的，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自不待言，就连物证这样的实物证据也很难说它是纯客观的，因为用物证来证明案件事实时，离不开当事人对物证与待证事实相关性的说明，离不开法官对两者间联系的认识。证明过程是提出证据、对证据进行质询、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证据调查过程是依法律程序进行的，而法律程序本身就是人为之物。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运用证据、通过诉讼程序合成的事实，已不再是诉讼前实际发生的事实了。尽管科学地设定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合理地，谨慎地运用证据，能够减少认定事实的失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但断言通过证明完全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或者不加区分地把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惟一目标，则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实际上也可以归入相对真实说或法律真实说，因为该学说并不认为追求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的恰当目标。该学说的贡献在于更多地从当事人的立场和利益来看待真实问题，该学说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应当仅从国家的立场或者说只从维护民事法律秩序的立场看待民事诉讼及与之相关的真实问题。民事权益是私法上的权益，民事诉讼制度的利用者归根到底是当事人，法院裁判活动是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服务，符合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赢得当事人的满意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真实观符合保障人权的时代潮流，它为民事诉讼制度增添了几分对人的关怀。

发现真实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能否发现真实及发现真实程度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所支出的费用和花费的时间。鉴于这一成本是由当事人负担或主要是由当事人负担的，[31]在追求真实问题上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这与当下倡导的“司法为民”的理念不谋而合。

发现真实不仅仅是个理念问题，同时也是方法问题，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方法问题更实际也更重要，能否发现真实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现真实，往往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

主张客观真实论者一般都同时强调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职权调查，并且把职权调查作为实现客观真实的前提和保障。而主张法律真实等非客观真实论者一般都主张民事纠纷属于私权性质，因而主要依靠当事人举证，法院不宜过多地负担调查取证的职责。

完全由当事人负担调查收集证据的责任有利于发现真实？还是由当事人与法院共同负担调查取证的责任有利于查清事实？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英美法学者倾向于肯定前者，他们认为当事人亲身经历了纠纷的过程，最了解纠纷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因而最有条件收集证据。另一方面，举证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胜负，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获得胜诉的动机将驱使和激励当事人千方百计地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这方面，当事人往往会比与诉讼没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做得更好。这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言：“这反映了一种信念，即与争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们（当事人自己）具有更为强烈的动力通过全面调查来收集对他们最有利的案件事实。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与案件结果具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因此可以推定，所有相关的事实都会得到呈示，而事实‘真相’也由此得以揭示出来。”[32]

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肯定后者。在这一理论看来，仅仅依靠双方当事人收集证据还不足以查明事实，法官的职权调查对发现真实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法官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因而能无偏见地去收集各种证据。

实行辩论主义的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虽然将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置于当事人及其律师，但同时也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实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如责成法官在诉讼中履行阐明义务，允许法官依职权决定进行鉴定、勘验，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等。

笔者认为，就发现真实而言，在证据的收集和提供上似应以当事人为主、法官给予必要协助的模式为优。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的责任无论如何应当主要由当事人负担，无论是倚重法院的调查取证还是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共同负担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都是不可取的。

由当事人而不是法院负担收集发现真实所需要的证据的第一项理由，是由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民事纠纷是属于私权性质的纠纷，一般只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和公共利益并无直接关系，因而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这一点只要与刑事诉讼相对照就一目了然。刑事诉讼事关国家的公益，因此需要由代表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由他们负责收集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

第二项理由是民事诉讼采用“对抗和判定”的程序结构和“当事人自己责任”的原理，即由当事人通过主张、抗辩、举证、质证、辩论，将案件事实在法庭上展示出来，法官主要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作出认定和裁判。由于对事实和证据负责的是当事人，当事人如果未尽到主张责任和举证责任，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后果。

将收集、提供证据的责任置于当事人的第三项理由是这样选择符合效率的要求。绝大多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他们不仅最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而且往往也掌握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当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民事法律行为产生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当事人与诉讼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追求胜诉的利己心会驱使当事人竭尽全力地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让当事人负担责任的第四项理由是成本方面的。民事案件的数量远远超过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中，民事案件所占的比例最高。[33]因此，如果主要由法官负担调查收集证据的责任，即使把现有的法官数量再增加10倍，也不堪此重任。[34]法院调查取证还意味着诉讼的成本部分从私人转向国家，将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

最后一项理由是防止先入为主。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法官过于积极地介入收集证据的活动，法官可能被早期所形成的印象误导，依据已形成的某种预断来筛选证据，而影响对事实的正确认定。

强调当事人负担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是说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消极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务的角度看，法院协助都是十分必要的。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的权利能否真正得到实现，完全取决于法院在诉讼中是否切实履行了协助当事人的职责。[35]法院的协助职责具体包括：（1）告知当事人有关证据的权利，包括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鉴定、勘验，申请延长举证期限，进行质证等权利；（2）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和当事人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告知当事人需要搜集和提供那些证据；（3）通过审前准备程序，与当事人共同整理事实和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着争点进行举证；（4）在法官对法律关系性质或法律行为效力的认识与当事人主张的不一致时，及时地进行释明，促使当事人依照法官的判断收集和提供证据；（5）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和提供的证据线索，认真地协助当事人调查和收集证据；（6）适时地公开心证，使当事人了解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给当事人追加证据的机会。

此外，鉴于职权调查具有防止和减少真伪不明发生的重要功能，在当事人已尽力举证法官仍无法获得事实真伪的心证时，如果法官认为有条件进一步获得证据，是允许法官采取一定的职权调查行为，还是要求法官直接依据证明责任的负担作出判决？似有必要重新斟酌。[36]在我国审判实务中，一些法院为查明事实，建议双方当事人做心理测试，在自愿的前提下，让他们接受测谎。[37]这种发现真实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注释：

①日本的通说虽然认为辩论主义具有以上三项内容，但同时又认为由于民事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情形下依职权调查取证，所以上面第三项内容仅具有相对意义。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②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新修订2版），三民书局2001年印，第55页。

③[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页。

④参见沈达明编著：《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⑤这是台湾民诉法学者邱联恭先生的观点。

⑥[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中证据理论的基本问题》，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1984年编印，第8页。

⑦[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⑧[德]克利纳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事诉讼》，刘家辉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编印，第58页。

⑨[匈]涅瓦伊等：《经互会成员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10][匈]涅瓦伊等：《经互会成员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11]与法律真实说相通的还有“相对真实说”和“外表真实说”。“相对真实说”认为诉讼证明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又是一种诉讼行为，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不可能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完全一致、绝对真实的程度，事实探知绝对化是民事审判中脱离实际的不正确理念，应予消解。参见卞建林、郭志媛：《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蔡彦敏：《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重新解读》，《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外表真实说”则认为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而应当是外表真实，即法官严格遵守诉讼规则取得证据，并按法定程序审核所做出的合理认定的事实。外表真实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取得证据符合诉讼规则；其二是审核证据和认定事实须经过并符合法定程序；其三是认定事实的思维过程符合人类思维理性。参见张永泉：《以事实为根据之辨析》，《法学》1999年第3期。这三种关于法院在裁判中应当和所能达到的真实的学说都是作为客观真实说的对立物出现的，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12]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13][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88-89页。

[14]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已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因而对待事实和证据，也已经从原先的职权探知主义转向辩论主义。

[15]德国在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定了“家庭事件程序”，日本则单独制定了“人事诉讼程序法”，在这些程序法中均规定实行职权审理原则。

[16]参见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1页。

[1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8][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6页。

[19]例如，为了保护隐私权，需要排除采用在对方当事人家中安装窃听器或摄像探头方式取得的证据，即使舍弃了该证据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必须这样做。

[20]沈达明：《英美论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第96-98页。

[22]台湾大学的邱联恭教授近年来出版了《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程序制度机能》、《程序选择权论》、《争点整理方法》四部专著。这些书中“值得信赖的真实”均有涉及，以下主要依据邱教授的论述，对该学说做些说明。

[23]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4]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台湾大学法学丛书2000年版，第5页。

[25]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台湾大学法学丛书2000年版，第6页。

[26]邱联恭：《程序选择权论》，台湾大学法学丛书2000年版，第28-33页。

[27]邱联恭：《程序选择权论》，台湾大学法学丛书2000年版，第28-33页。

[28]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297页。

[29]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置于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又进一步缩小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因而客观真实说就更加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了。

[30]笔者曾多次询问过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得到的回答均是法律真实。强调法院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比证据主要靠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收集的诉讼模式更容易发现真实，但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够完全达到客观真实。

[31]即使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费用也是由申请调查的一方当事人预交。

[32][美]苏本等：《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3]从我国自1996年以来，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一般为500多万件，个别年份超过600万件。在这些案件中，大约10%左右为刑事案件，2%左右为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数量为88%或接近88%.

[34]日本对人事诉讼案件实行职权探知主义，为此，日本在家事法院设置了大量的调查官，其人数远远超过法官的人数。家事法院共有200名法官和150名助理法官，但却有1500名调查官。以上数据引自冷罗生：《日本现代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35]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当事人查阅和复制由行政机关保管的并非保密的资料也困难重重，证人一般不愿意出庭作证等原因，责成法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至关重要。

为例范文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为例范文篇7

如李青的油画作品《大家来找茬》（图二）系列、或是艺术家杨振中采用了一种影像艺术的形式，让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面对摄像机说：“我会死的”，等等。同一种艺术形式被不同的绘画材料利用，就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时，也能表达出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作为艺术创作者，了解艺术创作中的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的矛盾统一，能够有助于提高创作者选择适合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技巧的能力，提高艺术作品的水平。而作为艺术作品的欣赏者，理解这种关系能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和鉴赏能力。另一方面，每一种艺术创作方法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的艺术观念、一定的社会思潮相关。例如八大山人的画，大多数是以凝练的笔画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对生活的态度。其绘画风格的产生往往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联系。在我的创作中，选择用重复的表现手法表达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状态，我们仔细思考便会发现，我们现代人也许每天就在重复着同一件事情，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每天间歇性的打开手机上的各种软件；疯狂的点击右键刷新电脑屏幕。建构在“重复”之上的艺术品往往表达的就是对生活中重复的无奈。在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元的艺术形式，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更加的抽象，或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定义为怪异。但同时，当我们真正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形式之后，便会发现，真正的艺术是不拘泥于形式的，而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正如那些行为艺术家所带来的作品一样，他们正是试图通过一种让人们震惊的方式来警醒世界，对于这些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我们值得尊敬。“重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意味着无趣、枯燥甚至是没有艺术感，但当我们将这种艺术形式仔细推敲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形式背后隐藏着艺术家们对社会的思考。艺术首先是作用于感官的，在通过感官感受之后才会传达到我们的大脑，引起我们的思考，于是各种各样刺激我们感官的艺术形式纷至沓来，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看到艺术背后所包含的的深意才是最重要的。通过对某种艺术形式的学习与研究，让我们看到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故事，从而指导实践，才是真正重要的，才能使我们具有更加智慧的思维。

创作方法是思想性因素和技巧性因素的有机统一，它不等于技巧、技法、艺术手法，却又离不开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而是利用它们来增添自己特色。艺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对于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作品的欣赏者，了解和研究艺术创作方法，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艺术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而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要将自己置身于时代当中，认真探索和研究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将自己的创作和时代结合，同时，艺术创作方法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的，正是这种变化和无限的组合可能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创造的奇妙魅力。

作者:刘哲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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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范文篇8

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与公共部门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依法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活动。1.1基本特征。公共管理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以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为基本职能，以政府为核心、多元化的开放主体体系。公共管理是政府在考虑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下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目标强调的是社会责任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中更强调公平，在改革与稳定的选择中更强调稳定，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正义。公共管理向社会提供是为保证社会成员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而共同要求处理和实现的事务。这种事务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涉及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公共管理发挥作用机制是通过公共权力或者政治权威来体现的公共利益的优先性。1.2研究内容。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其目的是促使公共管理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公平和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2公共管理中的电子政务

2.1电子政务的含义。电子政务是当下流行政府处理政务最便捷、最快速、最准确的手段，也是一次进行的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改革。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它。一是从信息技术认识，通过网上审批业务来实现政互联网手段来办理业务，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务事项的办事效率。二是从互联网变革认识，是通过网站建立政府和用户群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政务服务事项，用户在网上提交业务等待政府进行审批和管理。2.2电子政务在管理中的应用。河北省人社厅统一经办系统已开发网上申请功能，5月8日，河北省就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就业创业证发放）新增劳动者参加企业社保、工商登记信息。从5月9日起，在做好与就业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加载相关信息比对核实的基础上，S市失业登记和灵活就业登记中全面试行劳动者书面承诺制，极大方便了劳动者办理相关登记业务，有效提高了经办效率。以S市人社局为例，在深化“不见面审批”改革过程中，以电子政务为依托，制定2020年电子政务落实方案。一是2020年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要达到95%。局政务服务事项（三级四同事项）总共175项，已实现网办事项为18项，网办率为10.28%。全力推进“五险集中办公”信息化项目工作。完成了财政评审、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工作，即将进入实质性研发。二是大力推广“冀时办”APP应用，推进人社部门热点领域对接“冀时办”。近期市数据局下发的《关于S市2020年政务服务便民利企提升工程100项民生事项上线“冀时办”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有20项事项，9月底前全部完成。三是断优化提升网上公共服务能力。网上服务大厅截止6月底总访问人次超过6000万次，人社APP注册用户达60万余人，访问次数近千万；在电子社保卡和支付宝城市服务中上线60余项人社业务。政务服务事项开通网办率完成了半年的工作任务，现已实现127项，网办率为72.57%；大力推广“冀时办”APP应用，推进人社部门热点领域对接“冀时办”。

3公共管理中的财政补贴

2019年以来，S中心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以“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为主线，坚持业务工作与党的建设两手抓、两手硬，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为全市就业局势整体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3.1财政支出的含义。财政支出是国家对财政收入进行有计划的再分配的过程，实现国家各项职能有序运转，满足各方面工作需要。财政支出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3.2财政支出的特点。从支出速度来看，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和较快进度，各节点均超出或接近历年最快进度。为实现国家重大事项建成和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动，促进经济发展等提供了支持。国家财政在改善社会民生上，提高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投入，并且三大攻坚战也有了很大保障。中央对地方转的财政补贴也在不断增多，对基层扶持力度加大，有效保证民生，保障基层的各类事项有效运行。3.3财政支出结构和扩大领域。就是不同种类的补贴事项和国家投资占到总支出的比重，是财政支出构成。支出结构也表明国家现有资金在各项资源上的分配与变化的过程，还有国家行使的职能及改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了更加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力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让财政支出流向国家需要建设的地方，加强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同时优化财政收入，加强全社会对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3.4财政补贴政策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我们知道财政补贴能够实现国家各项职能有序运转，满足各方面工作需要。其中我们把财政补贴就业创业单独拿出来说。3.4.1财政补贴就业。S市就业服务中心在多角度、多层面深入宣传青年就业见习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为毕业生提供从咨询、报名、审核到对接、存档的“一站式”服务。同时，择优选择信誉好、科技含量高、留用能力突出的企业为定点见习机构，建立健全了考勤、带班等规章制度。2019以来，全市共有79家就业见习单位成功对接1066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拨付就业见习补贴资金1586.1万元。S市就业服务中心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的首次创业过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帮助和补贴。在有营业执照后，运营半年以上的，给予补贴，市、县〈市、区〉各承担50%。3.4.2财政补贴失业保险工作稳步推进。一是加强失业保险风险防控。S市就业服务中心严格按照“社保基金监督和风险防控提升年”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优化流程管理，对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管的各环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毕。3.4.3财政补贴创业。2019年6月份，对审计中提出的问题及时协调调度各区经办机构和经办银行排查整改，对违规领取贷款人员停止贴息，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加大贷前审查力度，做好贷后跟踪服务，所有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按照省、市“双创双服”有关要求，以全国一流为标准，S市积极开展了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提升活动，通过财政补贴对全市现有创业就业孵化基地进行了规范提升，孵化基地建设取得新突破。重点对S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园进行了高规格提升改造，基地面积由原来的2800平方米提升到1.12万平方米，5月下旬正式运营，可容纳创业实体252户，带动就业3000余人。3.4.4特定群体实现再就业。针对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城镇就业困难人群、下岗职工，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尤其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针对他们这一群体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使得他们掌握到能够傍身的技术，便于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参考文献

[1]高强.管理信息系统在公共事业管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J].今日财富,2021(03):207-208.

为例范文篇9

【关键词】全球化；集团化；市场化

西方的媒体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传媒市场潜力的拓展和扩张，源自媒介工业结构上的链接运动(interlinkedmovements)，其一是集中化(concentration)，其二是集团化(conglomeration)。媒介集团藉由在重要传媒市场上的重大投资行动来增强其主导传媒工业的实力。而媒介控制主要在两个基本层面上发生，一是资源分配的控制，二是经营的控制。资源分配控制所涵盖的领域有：建构整体政策及策略；决定扩张的市场方向；基本的金融政策；利润的分配。经营控制则在较低层次运作，如何有效运用已分配好的资源和如何有效地推进整体政策和策略。①

进入90年代以来，与上述基于集中化和集团化基础上的世界媒介市场的拓展相关，世界媒介行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主要趋势和基本核心有二，一是以大媒介集团的集中垄断为代表的媒介工业的全球化市场扩张加剧，二是整个媒介行业，特别是传统上比较注重自身的国有和公共性质的广播电视业，在取消规则的政策推动下，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②与此同时，中国媒介行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经历从内容生产到运作机制等各层面的深刻变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恰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③在这里，我们以正在兴起的省级广播电视集团为切入点，探讨基于产业驱动的媒介市场重组过程中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电业乃至整个媒介行业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问题，来描述和分析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媒介行业的市场与政策走向：第一，中国现阶段媒介市场扩张过程中，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现阶段的广电集团化如何体现了两者的互动；第二，从产业驱动的媒介市场发展的资源需求看，大量地方性的广播电视媒体，刚刚兴起的集团化运作策略是否能够适应广电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在宏观层面，作为对WTO和媒介全球化策略的应对，中国广电行业经济权利的集中控制是否有效?

一、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的互动

1.始自广电改革初期的行业政策与影响

中国广电业在建国之后，始终是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有计划地按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开办电台、电视台。从行业结构上看，从结束到现阶段，起重要作用的广电行业政策依据是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就媒介制度环境和内部管理机制而言，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起，广播电视的所有制就为国有，无论广播电视台还是传输与发送系统，均由国家经营和管理；第二，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为国有事业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1997年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颁布后广电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指出：“‘条例’根据我国国情，……以国务院行政的形式规定广播电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肯定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行业管理‘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管理体制”④。第三，广播电视媒介多年来处于行业内高度垄断的局面，广电媒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结构均不能打破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在相同的行政区划中也基本上不存在相同行政级别的广电同类媒体的竞争。

自90年代初期以来，有线与卫星技术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行业格局，从地方到全国的广电竞争明显加剧。到目前为止，全国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开办了面向全国市场的上星节目，大中城市入户的有线电视频道一般也多达二三十个。但是，上述行业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原有的“四级办广电”政策导致了行业的重复建设、无序竞争。此外，信息资源、频道资源作为广电行业的特殊资源，在“全面开花”又“各自为政”的现行管理体制下，这些资源的开掘和使用大量存在闲置和浪费的现象。⑤问题之二是，行业定位不明晰造成的广电业与电信业之间的矛盾。虽然，从1997年起，广电部陆续下发了一些改革的重要文件，各路学者专家也纷纷献计献策，部分广电媒介也做过一些尝试，但大都无果而终。而此时电信网和广电网争夺用户的矛盾冲突凸现，发展到极端，1999年广电部门与电信部门在湖南爆发一系列流血冲突。⑥问题之三，则是广电行业定性模糊所致。近年来，广电产业化是一个十分敏感问题。一方面，政府明确广播电视属于第三产业。1985年国家在统计分类上，第一次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定》中将广播电视明确为第三产业。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既要宣传，又要经营。”从国际惯例而言，按照美国最新的“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和欧盟“INFO2000计划”中对产业的定义，电视作为一种产业，连同印刷出版（含软件）、电子出版、电影、录音、广播以及传播、信息服务等等，统称为“内容产业”，是网络经济和传统媒体的很大一个产业。据美国权威金融杂志透露，传媒业在美国是第七大工业，并仅次于电讯业，成为美国增长第二快的产业。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富庶的江浙一带，当地政府已多将“三电(电力、电讯、电视)一草(烟草)”列为支柱产业，迅速增长的电视产业，赫然其中。⑦中国的媒介，无论大小，现在大都靠自身的经营取得生存的权利。直白的说，90%是靠广告经营来生存的。已经是呈现一种“准企业”的特点。⑧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宣传管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广电行业仍属于事业单位性质，这就使之在经营方面只能采取一些表层改革措施，同时，造成了资本进入行业的障碍。

2.新一轮广电改革的政策导向

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包括卫星、数字化、因特网在内的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加剧了电子媒体间的竞争与较量，各类媒介为积聚资产、壮大实力、扩充影响而在行业内外的扩张兼并的市场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需要出发，为了尽可能解决上述种种问题，以促进广电行业发展并使之具有能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能力，同时也对应于国家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和延伸，新一轮广电行业改革在政府、媒介与市场的互动中悄然启动。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82号文件，以下简称82号文件），⑨主要内容是：一、网台分离；二、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三、停止四级办台；四、避免网络重复建设，保持广播电视网的相对完整性和专用性；五、在有关规定出台前，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公司暂不上市，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告经营）和经营单位不得上市；六、保持电信和广电部门的分工，彼此业务不得交叉。

以82号文件为标志，新一轮广电改革的主要政策导向在下述几方面产生了明确的影响。

一是从行业结构上直接促成有线与无线的合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电总局局长徐光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有线与无线必须合并；有线不设台，主要从事信号传输，保留节目频道，实行频道化管理，逐步实现频道的专业化、对象化。⑩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一要求，2001年七月起，全国各有线电视台一律取消呼号，与无线电视台合并运作，使用统一的呼号，统一的台标。合并不仅引发了全国各电视台的频道专业化浪潮，而且为内部管理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带来新的契机。

二是在媒介运作上明确了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性原则。2000年11月17日，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视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确定电子媒体在以新闻宣传为中心，以繁荣创作为重点的前提下，“可兼营其他相关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性传媒集团”。(11)2001年8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具体论述了“实行多媒体兼营”、“实行跨地区经营”等，均为改革的重点。(12)从较早成立的几家广电集团的内部构成看，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已经是集团存在的重要方式(参见表1)。而一旦跨地区经营成为现实，中国广电乃至整个传媒业将重新洗牌，在资源分配和经营控制的不同层面上，产生新的链接、断裂和整合。

表1现有几家省级广播电视集团的构成

名称成立时间构成总资产(亿)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2000年12月21日湖南电台、湖南电视台、节目报、电影制片厂、网络中心、节目中心、音像中心、湖南电广集团公司等30

山东省广播电视总台2001年1月19日山东电台、电视台、影视剧制作中心、广电信息网络公司、广视网站、视网联网站、音像出版社等-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2001年4月20日上海电视台(包括上海卫视)、东方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社、东方网络有限公司、东上海国际影视公司、广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600832)、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上海影城、上视大楼、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大剧院等142

北京广播影视集团2001年5月北京电视台、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歌华文化集团、北京歌华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50

三是广电行业的职能属性和资本运作的问题。事实上，有关媒体行业职能属性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成果的《中国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就鲜明提出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播媒体，应尽快从国家对事业职能范围的重新界定、调整、收缩和转换中，由原先国家包办的事业单位有步骤地转化成生产社会精神产品的自主经营的国有公司制企业。并明确国有事业与国营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依旧保证国家调控力度的前提下，主要在于营利与非营利之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成果的《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指导》，也提出了电视是“产业化的事业”的相近概念。(13)证监会今年刚的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将传播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中，传播与文化产业又主要分为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业等4个大类。(14)但是，学界和证监会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行业文件的有效支持。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被明确认定为事业性质，发行集团和电影集团则为企业性质；为此，在资本运作上，分为不同的情形：“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报业、出版、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融资”；经营部门可成立公司“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发行和电影集团则可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境外资本。(15)媒介职能属性问题的敏感性，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回避行业定性，但又要通过资本运作来推进行业改革的复杂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广电总局的台网分离政策也正在推行当中。即把制作播出等宣传的部分和纯粹的物理网络分离，统一全国的有线电视网，单独组建网络传输集团。但是，网台分离在广电业净化行业功能、理顺内部管理机制的同时，也会带造成电信和广电业的新一轮矛盾。因为网络传输集团今后不光传输广播电视节目，还可以进入电信领域参与电信竞争。电信对广电开放，广电为什么不能对电信开放?而且，新的广电网络传输集团属于基础传输领域，它应该归属信息产业部还是广电总局?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晰。

3.新一轮广电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广电集团化

2000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在甘肃召开的全国广电厅局长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电视体制集团化的要求，不久下发了2000年284号文件，规定了广电集团化的具体内容：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合并；省级、地级、县级三级贯通。(16)2001年8月《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从上述指导性政策的目标看，有线无线合并本身就是集团化的内容之一，组建省级广电集团，无论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还是资本运作，则既是集团整合的目标又需要通过集团来具体实施。因此，组建广电集团便成为新一轮广电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从现实情形看，以省为单位组建集团，整合分散实体，培植区域性实力媒体，已经出现了如湖南、山东、上海、北京、浙江等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无论取何种模式，集团化的动因不外有二。一是来自广电媒介内部的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广告收益为标志、以利润最大化和在新一轮媒介竞争中获胜为目标的市场诉求，一是上述各项行业政策的推动。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示，“国内广电机构正在进行改革、重组，计划组建几个部级大型广电‘航空母舰’。目前，湖南、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试点组建了初具规模的广电集团，以应对加入WTO后可能面临的境外传媒的挑战。”(17)

二、广电集团化能否适应市场需要

1.媒介市场化对广电集团化的要求

就国际传媒娱乐业的发展经验看，其经营策略离不开三个要素：市场、规模和资本。一方面传媒娱乐工业不断地在行业内外进行业务融合和市场整合以形成规模，另一方面，依附在传媒身上的资本以产业资本的形式大规模进入资本市场运作，以获取更多的资本、占领更大的市场。(18)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多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形成包括广电在内的大规模媒介集团的市场条件。面对巨大的媒介市场，不管是全国的媒介还是地方的媒介，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规模扩张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在海外媒介的刺激之下，会进一步增幅扩大。

同时，面对被业内称做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媒介的经济快速增长，大的市场资本也有着同样的市场冲动。从实际情况看，从1996年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媒体关联企业通过改制直接上市，或通过买壳方式间接上市，如中视股份、东方明珠、电广传媒、博瑞传播等。其中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为背景的电广传媒旗下就囊括有视听媒体、纸媒、网媒；而与《四川广播电视》报社有密切合作的博瑞传播也开始从纸媒发展到网媒和IT电视节目制作领域。另外一些原有主营业务较稳健、资金充裕的公司也开始纷纷投资入股传媒领域。2001年，上海强生颁布的董事会决议中表明，强生将成立注册资本为2亿元的“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公司”，大举进军传媒业。一时间，传播文化产业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亮点。(19)

2.中国现阶段政策先行式广电集团化的合理性

与中国媒介改革的每一步骤一样，尽管集团化的市场动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分析组建广电集团的过程时，自上而下的行业政策推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通过行政手段来达到市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是广播电视集团化的有效路径，更是现阶段中国媒体市场化的重要特征。同样，如前所述，组建广播电视集团，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整合。当然，市场本身的需求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比较容易行之有效的基础。以上海为例，由于行政指令与市场需求确有不谋而合之处，并且行政干预在一定条件下切实地带来了市场收益，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会产生进一步行政干预的冲动，表面上，行政指令的通行程度也相对比较高（参见表2）。

有相当的业界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主办主管媒体的政府是资产重组极为重要的主体，这就决定了使用行政手段重组集团草创时期国有资本的合理性：一是在媒体产业化中，宣传实体自身完全由市场机制来促其发展成为一个有规模有影响的产业集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不利于当前主动参与国内、国际的竞争；而现时国有资产所有者一元化的结构，保证了政府有条件也有必要，最起码能以出资人的角色对有关媒体进行重组，并适当集中资源予以重点扶持；二是中国广电行业条块分割严重，对资产和资源的适当集中要涉及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政府或部门，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入和干预将很难实现。(20)

3.现阶段广电集团重组中的困难和隐忧

然而必须注意到，这种通过行政手段整合市场的方式，带有天然的缺陷。行政垄断缺少竞争往往导致低效率，盲目追求规模会忽视成本，特别是，一旦政府目标取代媒介发展目标，则会成为媒介自身成长的极大阻碍。

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广电集团身份定位的模糊。一方面，除了长期以来“事业”与“企业”双重构造带来的(广电)局(广播电视)台之争矛盾加剧，行政隶属体制导致政事（企）难分外，在行政手段催生下，广电集团自身作为市场主体也远未成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产权关系不明晰，难以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产权重组和推动集团自身可持续发展。而且，重组过程中政策指导者基于行业整体利益制定的改革计划，对于大多数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一场不愉快的动荡。从管理层来看，集团化精简，重组管理层，必然造成管理层的人事纠纷；从技术层而言，无线有线合并当中，无线台一向惟我独尊，并不在乎是否收编有线台；拥有网络资源、人员少收入高的有线台，合并之后收入减少、人员下岗，更加反对合并。电台和电视台的合并，造成了电台自主权的缩小和电视台的收入下降。网台分离后，网络公司收取的有线电视费用如何与电视台分成?制作、发行、放映都和广播电视不同的电影厂怎么融入新的集团当中去?合并后财产如何评估、管理，怎么确认股份、设立最高决策层。这在目前的改革中都带来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以及日后的隐患，由于利益的抵触，集团化过程中产生内耗，使得旧有人员、节目、资源优势不能达到最有效率的融合。

其次，现阶段的行业重组在操作上难以面对一些行业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例如，从信号传输市场来看，中国电信是垂直领导的企业，其建设的电信网是统一规划的。而广电部门从广电总局到各省广电厅只有行业指导机构，有线电视的网络是每个城市自己投资铺设的，网络产权结构复杂、网络结构混乱、经营模式多样，这使得中国有线网络公司内部整合存在很大困难。又如各地的有线电视台都是在繁荣电视市场，四级办台时依靠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国家没有过投入，现阶段的合并过程中也存在着产权归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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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匆忙的集团组建，存在一些操作上的技术问题，如电视台企业化设计不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台延请过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家，来做电视运作的企业化设计，更不要谈按国际上标准的ISO9000规范来设计管理框架。(21)

表2上海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

时间标志性事件市场效益

1949年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

1958年3月上海电视台成立

1973年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形成主管局下属一电台一电视台的基本格局财政全额国家拨款，按统收统支的计划模式运作

1979年在全国率先恢复和播出广告首次获得预算外收入60万元，政府财政拨款为455万元

1985年-1986年各台内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86年广告经营收入首次超过财政拨款，分别为1958和1663万元

1987年实行节目生产的社会化协作，内部分台制，形成“一局五台三中心”的格局经营性收入为2388万元

1988年5月上海市财政局同意广电局实施第一轮财政承包经营性收入为2943万元

1992年8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当年度集资2.04亿元

1992年10月/1993年1月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形成同一城市两家同级别电台和电视台并行运作的竞争格局1998年经营性收入为4亿7千7百万元

1995年8月影视合流，成立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经营性收入为8亿多，占全行业总支出的97%

1997年7月由上海市政府正式授权，广电局成为全国第一家地方广电系统国有资产的委托人和管理者经营性收入达15亿元

2000年筹备组建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经营性收入为42.3亿元，营业额27亿元，纯利润9亿元

三、广电集团化能否应对WTO和经济全球化

1.WTO与全球化对中国广电行业的影响

WTO与广播电视有关的是GATS（服务贸易总协议）和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入世，在广电行业做出的承诺很少，正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所认为的，加入WTO，内地广播电视业所受的打击不会很大，随着内地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西文化的交流会加大。他说，根据加入世贸原则，电信是对外开放的，但广播电视网并不开放。当然入世之后，外国进口的电影、电视片，包括合作制作的电视剧，会有所增多，而且交流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这对内地广播电视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有好处。(22)

尽管WTO并不对中国广电带来直接根本的冲击，但全球化无疑已经并且将一直对广电行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广电行业“即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23)，政府在涉外政策方面限制很多。就电视广播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度开放空中电信的政策。自从国务院1993年“不允许收看境外卫星电视”的129号命令以来，广电系统也多次下文，要求严格控制卫星电视的接收。目前，这一限制通过在某些实验地区部分解除的方式得到突破。据东方网消息，在保证遵守中国新闻报道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将有多档外埠电视节目在香港设立面向内地观众的基地，拟于近期进军内地市场，广东成为试点省份。在此之前，本港、翡翠、明珠三大台即一直高居广州电视收视率的前三位。这次进军内地的电视频道共有美国CNN的中文财经频道、香港阳光卫视的历史探索频道、凤凰卫视的财经资讯频道、广东话频道、国际频道、香港无线的TVB卫星频道及澳门卫视旅游台等七家。此前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内地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的节目对内地电视制作产生的影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进入内地的电视频道对内地广电业来说，将是很大的冲击。而广电集团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试图倾全省之广电行业资源，强力打造上星频道，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对抗这些同样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境外频道。

此外，广电行业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另一种可能途径是外资进入电视节目制作领域。广电总局对国外引进电视剧是有限制的，2000年2月，又对引进电视剧的数量、题材、国内制作单位、播出时段等都做出了规定，将所有引进剧彻底驱赶出黄金时段。但是，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为例，当年创收视高峰的仍是两部引进大戏，这说明了引进剧的实力和这方面限制的无力。(24)在电视节目方面，资金进入节目制作领域无疑将比引进剧产生更大影响。尽管目前在我国企业直接注入资金，直接收买广播电视媒体的播出权因其不合法而受到严禁，但广电媒体仍以“广告总”、“特约播出”等方式同企业投资者开展隐形合作。这也暗示了媒介外资金进入媒体是一个不可抵挡的大趋势。(25)2000年初，上海电视台与正大综艺公司共同投资500万美元，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节目制作公司。2000年2月，默多克在天津设立了一个合资的节目制作公司。2001年初，美国时代华纳斥资一亿美元入主香港华娱卫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在香港设立了节目制作中心；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上海成立了STARTV办事处，并具备了中型电视台的所有功能。(26)广电新一轮改革中，除新闻、重要社教节目之外，娱乐性节目制作的社会化将使得外资进入节目制作领域成为必然。由于节目的播出权仍掌握在广电集团手里，因此，外资进入的节目制作公司与集团之间，将发展成为一种紧密程度不一的合作关系。外资进入节目制作领域必然也带来技术、观念的进入，并对省级广电集团产生影响。

2.我国现有的广电集团能否应对媒体全球化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论述的空间化研究的是传播业中企业权利的延伸。这个延伸主要表现在公司规模的增长上——无论从财产、营业收入、利润、雇员人数，还是从股票价值上计算都是如此。同时学者们还考察不同形式的企业集中，包括横向和纵向整合。从经济角度看，整合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集团创造了一个内部市场，使不同下属分支以各自独立的运作体系来完成各自的增长目标。多国经营企业的加速增长是媒介产业空间化延伸的另一种发展形式。(27)这种发展直接导致了巨兽时代的来临——庞大的跨国媒介公司通过生产、发行、放映来完成纵向整合，他们的横向整合跨越了一系列的媒介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他们还通过国际分工，能够灵活、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劳动力、资本、研究与发展成果，进行全球整合；他们的经济权利非常集中。

从世界传媒业的运作策略看，突破地理疆界，开拓国际市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大媒介集团的重要目标。仅以迪斯尼/ABC为例，1998年，其总赢利中有38亿美元即17%来自美国本土以外的国际市场，其中ESPN由于广泛开发市场，1998年的赢利增长了20%，达到约17亿美元。(28)传媒并购已成为国际热潮，出现了传媒强强联手加强竞争力的趋势。如世界最大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以1600亿美元并购世界最大的媒介集团时代华纳公司，两强合并后市值超过3600亿美元。(23)以此为观照，几家地方性广电集团，不仅在总资产上与海外媒介集团相去甚远，而且，由于行业政策、行政级别和行政区划的限制，跨地区兼并的实例尚不存在，跨行业经营的成功个例也不多，向国际市场扩张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集团面对的内容产品和广告市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上在媒介资源分配和利用上由行政级别造成的机会不均，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广播电视市场的良性成长。广电集团在行政限定的地理和级别区域的夹缝中，规划走向国际传媒市场的蓝图，其中的矛盾和困境一目了然。对于今后各个广电集团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最关键的瓶颈正在于此。

四、结语：省级广电集团——泰坦尼克还是航空母舰?

等到集团化尘埃落定之后，作为一个行政催生的市场实体，省级广电集团将对中国广电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它本身作为一艘航行在市场经济中的巨轮，又将驶往何处呢?由于本次集团化政策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目前尚不知对于这些问题有否后续应对措施，以下仅就现状中可以预测的部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作为一般性市场经济实体，广电集团应具有如下特点：一、两个以上的法人实体组成；二、组合以资产为纽带；三、集团与内部法人实体之间以及法人实体之间应建立合理经济核算关系；四、集团的事业管理与资本运营功能应该与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执法功能分开；五、集团应当建立科学、高效的民主决策机构。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目前形成的省级广电集团由于领导层仍属行政指定，其决定方式并不完全依据其市场运营水平，因此，很难说是科学、高效的决策机构。而这种体制内任命决策机构的方式，也部分决定了集团的事业管理与资本运营功能难以与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执法功能分开。组合并非纯粹以资产为纽带而是更多以计划配置为原则，这使得集团与内部法人之间以及法人实体间的经济核算关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省级广电集团集合全省行业资源优势，比起无序建设阶段，无疑具有更大优势推出强势品牌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市场运营上并不能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其次，作为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垄断集团，尤其因为现有政策决定了其对播出机构近似绝对的垄断，省级广电集团的出现使得现有广电市场上集团外力量投资的制作公司面临着不平等竞争，对于本来就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制作力量，这种冲击更为剧烈。

最后，对于广电相关行业，如广告业和媒介调查机构，行业垄断虽然会带来短期内部利益，避免了“四级建广电”时期的恶性广告压价，但是对整个文化大市场的运作将带来一些不利因素。

总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过程，正在呈现出行业垄断基础上的经济权利的集中化。由于横向与纵向整合的程度和方式大大有别于西方大媒介集团高度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现实地看，在广播电视仍然保持“三位一体”的媒介制度环境之下，能够更有效地强化宣传管理的力度，但，若要应对WTO之后国际大传媒集团进入中国的市场竞争压力，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达到的目标有：一、广电媒体成为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二、在确保国有控股的基础上，突破现行的“国有独资”的封闭运行规限；三、全国人大等立法机构对有关文化产业法规(含广播电视法或新闻法)，以及在税收、信贷、利率、上市和节目、设备进出口等方面的相关扶持政策给予尽快制定和配套出笼，并使之尽可能与国际法接轨。在这些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完善的中国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中的集团概念，即以产权和业务关系为联结纽带，以母子公司为主要体制，以优势媒体为龙头，以骨干频道为核心，在联合、兼并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的真正“航空母舰”式的媒介集团。

注释：

①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JanetWoollacott,ed,1982,《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唐维敏等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163-171页。

②EdwardSHerman&RobertWMcChesney,TheGlobalMedia,Cassell1997;赵月枝：《利益公众、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

③YuezhiZhao,1999,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9;黄升民：《重提媒介产业化》，《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④见《人民日报》，1997年9月2日。

⑤剑飞：《集团化：中国电视在困惑与希望中前行(上)》，《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2期。

⑥《乱麻如何快斩——聚焦广电》，摘自媒体之声，

为例范文篇10

[关键词]网络新闻定义影响未来

自从1994年中国开始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网民的数量8年多来一直在飞速增长。据第十二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6800万人，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8.5%。①网络新闻自然开始倍受关注，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SARS危机到“神五”登空，网络新闻因具有资源共享、传播迅速、不受时空限制和交互性等特性而异军突起，日益成为人们获得消息的重要方式，也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新闻”的“舆论监督”。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正是由于网络的传播与网民的参与讨论使得舆论迅速扩大，为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发挥了积极影响……然而与此同时，网络新闻也向媒体的公信力、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发起了挑战。网络新闻的未来如何？可以用尼葛洛庞帝的话回答：“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②这就需要当代人对网络新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预见网络新闻的未来，并科学地构建网络新闻的发展蓝图。

一、网络新闻定义的探讨。

“网络新闻”也像学术界的其它名词一样，对它的定义也是众说并存。

网络新闻是指传受基于Internet的新闻信息——具体来说，它是任何传送者通过Internet或再，而任何接受者通过Internet视听、下载、交互或传播的新闻信息。定义者并不排除网络新闻可以是广播、电视、报纸等其他传统媒介，乃至任何非媒介机构（媒体）的个体依托Internet而的新闻。③

在互联网页面上流动的有关事件的信息。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体诸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相区别的特点在于及时性、滚动性、匿名性、超时空和超文本链接。④

刘京林认为，网络新闻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有人总结了这样两种说法：1.网络新闻是指在互联网上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功能对新近发生的事实所做的多媒体、全方位的报道；2.网络新闻指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其途径可以是万维网网站、新闻组、邮件列表、公告板（BBS）、网络寻呼等手段的单一使用和复合使用，其者（指首发）、转发者可以是任何机构也可以是任何人。⑤

从新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所谓网络新闻就是指各种机构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功能对最新发生、发现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⑥

……

事实上，既然难于给网络新闻下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权威的概念，但同时又难于推翻现有的种种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所描述的网络新闻的范畴都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或实践中作为网络新闻的限定。

二、网络新闻的主要影响。

第一，网络新闻的发展，具体地说是网络虚假新闻的泛滥，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张国荣之死的真实报道竟然遭遇质疑。2003年4月1日傍晚，著名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身亡，大多数受众最早在网上得知了这一消息。当晚，不少网民打电话到网站询问：“这是真的吗？是不是一个玩笑？”⑦网民对这条真新闻的质疑，缘于前不久另一条特大假新闻对网民的愚弄：3月29日中午，一则“盖茨被暗杀”的新闻被国内几家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并快速传播，一时间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大事”。最终核实，此消息为假，实为一场闹剧。一段时间以来，网络假新闻一再出现，“北大校花誓夺世界选美皇后”等假新闻仍让人记忆犹新。最近，随着“盖茨被暗杀”这样的超级假新闻的出现，网络新闻的信任危机也更加凸显出来。

很显然，是虚假新闻导致了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危机，而导致虚假网络新闻泛滥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来说，主要有来自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可以暂且称其为主观虚假与客观虚假。从主观方面来讲，主要是新闻者或是受经济利益（或者是其它利益）的驱使，或是出于某种原因搞恶作剧而有意地假新闻。非典期间有人搞恶作剧，在网上消息说北京的非典有如何如何厉害，北京要封城了……非典病毒是美国的生化武器……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例子。从客观的方面来说，造成虚假新闻（在中国）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大部分的网站都没有采访权，所以这些网站要新闻就不得不从别处转载，而又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无法及时核实新闻的真实性。要解决新闻虚假的问题，关键是要把好新闻的“口”，再确切地说，就是要规范网络媒体，提高其工作者的素质，包括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对于非媒体的新闻者，只能靠加强网络新闻法规来约束之。

但同时也要明确，虚假新闻并不是网络新闻带给新闻界的，也就是说不是网络新闻导致了虚假新闻，在网络新闻产生以前，传统媒体中已经出现了虚假新闻，只是网络为虚假新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传播途径而已。也应该意识到，网络虚假新闻的泛滥不仅会影响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也会影响到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所以新闻打“假”，提升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刻不容缓。

第二，网络新闻的泛“黄”现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得民众的道德水准下降。

在如今的许多网站里，黄色新闻似乎一直在唱“主角”，包括一些门户网站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黄色事业”的“发展”，有时甚至是无孔不入地黄色新闻。经常上网的人会发现，有时黄色新闻会像变魔术似的自己弹出来，设想，此时浏览网页的是一成年人，可能不经浏览或者以健康的心态浏览完毕后将网页关闭，也许对他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如果此时浏览者恰恰是一未成年人或恰恰是一心理不健康的人，那后果如何？不难想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与色情有关的犯罪事件面众了。所以黄色新闻的泛滥直接影响了民众的道德水准，不利于社会和家庭的安定，更不利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产生黄色新闻的主要原因还是“赚眼球”的问题，因为赚到了眼球就意味着赚到了点击率，而点击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钱。就是因为“钱”的问题，许多新闻者不再顾及新闻后的社会影响……

要想铲除网络黄色新闻的根源，从根本上说也得严格控制新闻的“口”，不仅要抓好媒体新闻的“口”，还要抓好非媒体新闻的“口”，做好这一切仍然需要网络新闻法规的完善，同时一方面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另一方面要提高民众的道德素养。这样看来，消灭黄色新闻已经不仅仅是新闻界自己的事情，它需要受众于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这里仍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黄色新闻也不是网络新闻带来的，同样地，网络只是为黄色新闻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方便于传统媒体的途径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反对黄色新闻的泛滥是各种媒体共同的事，而尤其要注意网络媒体的把关。

第三，网络新闻使传统媒体的新闻受到冲击，传统媒体不得不考虑自身今后的生存问题。

先看一下各种媒体在传播新闻时所表现出的自身特点。

报纸是通过调动受众的视觉器官来传播新闻信息，由于其便于保存，所以受众的浏览、阅读较少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但事实上某一份报纸的传阅范围极其有限，覆盖面很窄。

广播则是通过调动受众的听觉器官来传播新闻信息，它强调受众的收听必须是线性的，必须按照节目的安排顺序来收听节目，而且广播新闻严格地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能在固定的某一时间收听某一新闻：必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才能收听到某台的新闻，难于倒检索。同时，广播新闻难于保存，也难于令受众认真专注地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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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作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具有声画结合的优点，同时调动了受众的听觉与视觉器官，比报纸与广播都具有传播新闻的优势。但它的缺陷也是不容置疑的，线性传播的特点使得观众只能按媒体的时间表收看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同样的，电视新闻的传播也受到空间（地域）的限制，还有，电视新闻也是不利于保存、倒检索的。

虽然网络新闻存在如第一、第二所述的缺点，但不得不承认网络在传播新闻方面也有传统媒体不能比的优越性。

网络新闻可以同时调动受众的视觉、听觉，不仅可以像报纸一样实时的新闻图片、新闻文字内容，像广播一样向受众播送新闻，而且可以像电视一样播放活动的视频新闻（大多是电视新闻的网络版）。

网络新闻的优点还表现在网络新闻完全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覆盖面非常广，只要在地球上有INTERNET的地方，受众就可以上网浏览国内国际的新闻，这些新闻可以是当天的，也可以是多天前的，甚至可以是一年前的……网络将倒检索新闻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网络新闻也是利于保存的，只要会基本的电脑操作就可以保存感兴趣的新闻。

另外，网络新闻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使新闻的反馈机制真正成熟起来。受众在浏览完新闻后，只要在其后轻轻点一下鼠标，便可留言发表评论（读者意见），即使有的新闻在时没有设“读者评论”等类似的按钮，受众也可以通过发E-MAIL等简单的方式将意见反馈给新闻的媒体。这种快速的反馈机制是传统媒体不能比的。反馈机制的成熟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有利于媒体根据反馈得来的信息进行业务方面的调整，从而更有效地传播新闻。

提到快速，网络新闻的时效性也是远远大于传统媒体的。这一优点已在对SARS事件、美伊战争、神五升空等的网络新闻报道中凸显了出来。从对SARS事件、美伊战争、神五升空等的报道还可以看出网络新闻的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善于对重大的新闻事件进行跟踪连续快速地报道。

最后，网络新闻的优势还体现在其信息的海量性、改变了在传统媒体中受众的被动地位——传统媒体是将信息推给受众，而网络使得受众可以自主地将所需的新闻拉出来……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网络在传播新闻方面，不仅吸纳了传统媒体的优点，而且还有自身独特的优点（这些优势是传统媒体没有的）。每有新的传播媒介诞生，都会有“狼来了”的呼喊声，但每次都是虚惊一场，结果都是多种媒介共存。这次，网络的出现，传统媒体同样受到了“狼来了”的惊扰，但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网络取代电视、广播、报纸，还是网络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还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共存共荣？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事实上决定结果的不仅是这些媒体本身的发展状况，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也是制约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三、网络新闻的未来。

网络新闻的未来怎样，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但可以对它的未来进行预测（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以下是网络新闻发展的几种可能趋势（只代表笔者个人的观点）。

第一，网络新闻媒体将与传统媒体加强互动与合作。

这在非典的非常时期已经初见端倪，“非典”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报纸的到达率大大降低，传播作用也大打折扣。而电视和网站作为户内媒体的首选，无疑成为非典时期的绝对主角。在共同争夺观众眼球的同时，网站和电视台都非常清楚彼此的优劣势——电视媒体的易用性和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一些背靠电视媒体的网站已经在尝试将这两种优势合而为一。一方面，电视台在尽量发挥自己在视频信号方面的资源优势，借据电视直播优势，央视国际网站的流量在这非常时期得到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多数电视栏目受到户外采编受阻的影响，主动与网络媒体开展互动合作，并且大量引用网络媒体的新闻源。“非典”使得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报纸的网络版、网络广播等等的出现也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的一种表现……如此迹象表明，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一打开电脑便可以同时看电视、听广播并不是梦想。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与合作，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新闻资源，而且还有利于不同媒体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优化内部结构、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网络新闻实行收费制度。

如今，网络新闻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不同新闻网站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经常“撞车”，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许多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所以只好转载其它网站的新闻；另一方面，就是受利益的驱使，“剽窃”别人的劳动果实。事实上，不仅是新闻网站之间存在不负责的互相转载现象，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从网络上转载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关键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注明是转载的性质。这样，从小的方面讲，会影响媒体的业务水平（尤其影响新闻的真实性），滋生新闻工作者的懈怠作风；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一种侵犯版权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对网络新闻实行收费，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剽窃的行为，减少同质化现象，又可以较为有效地保护新闻作品的版权。

但至于网络新闻的收费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则很难预测。以现在中国正极力推广的数字付费电视为例，中国老百姓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接触电视以来，就是在免费地收看电视节目，“免费的午餐”已经深入民心，即使到有了有线电视后，有经济条件的受众只要付少量的钱就可收看到几十个频道，而数字付费电视虽然具有图像清晰等等的优点，但在推广上却连连受阻。原因可能是：受众对收费在心理上会有很大的障碍；大多数受众的经济能力不能承受机顶盒的费用；受众的文化发展水平也在制约着他们对这一新事物的认识水平，可以理解为：并不是数字付费电视不好，并不是经济能力不允许，而是受众无法理解数字付费电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所以网络新闻的收费可以以电视收费为鉴，如果收费也要寻找成熟的时机——要纵观整个收费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否则可能会自掘坟墓。

第三，网络新闻可能会成为受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我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6800万人，如果乐观地看待这个数字，将来网民数量的大量增长是很有空间的（中国有13多亿人，将来上网用户的增加量大约在1300000000—68000000左右）。设想，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部分受众都有经济能力购买电脑，同时大部分受众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电脑操作技巧（现在许多青少年从小学开始就在学校学习电脑，为将来电脑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全民文化水平也有了一定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新闻借助技术的平台，一旦实现了集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形态于一身的转变，就会使网络新闻成为受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这一设想的实现有可能需要十年、有可能需要五十年……它更多地受制于客观环境。

综上所述，网络新闻的产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要走向成熟还需要走过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