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体制范文10篇

退出体制范文篇1

破产清算风险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风险，也注定了大部分风险企业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并以失败告终。破产清算方式是指当风险企业经营状况不好且无法扭转时，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而进行破产清算以收回部分投资资金。我国2003~2011年通过股份回购退出风险投资的比例从14.9%下降到3.2%左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一般情况下，当风险企业出现无法达成预期经营目标、财务情况恶化、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无法获得新的投资、市场反应冷淡等严重情况时，一般不能通过IPO或者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风险投资，风险企业只能选择清算，同时也就标志着风险投资的失败，但是很多公司不得不选择清算退出，因为这是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最佳选择。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风险投资自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至今不过20多年的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较，无论是在投资的模式上还是相关法律法规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风险投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收获的同时也遭遇到不少挫折。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风险投资行业缺乏大量的专业人才，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其他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对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尚未做好法律上的充分准备由于发展时间短，我国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方面,还缺乏一套系统的法律法规，目前阻碍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主要是缺乏股份流通和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相关法律主要包括:《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证券法》、《公司法》等。《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主要涉及的是企业破产程序,且相关条款不利于风险企业破产清算。《公司法》中诸多条款也不利于风险企业的发展和股权流动,如“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的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采用回购退出方式；再如“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时除外”，如果按照这项规定，风险投资人无法要求被投资企业回购其持有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所以为了建立规范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政府必须修改当前的一些法律条文或出台新的法律，使之能跟上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2.缺乏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风险投资是一个跨越金融和科技两大领域的经济活动，对人才的要求很高，要求相关人员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如风险投资、相关行业专业知识、评估、审计等。现阶段,无论是在投资理念还是在实际操作能力方面,我国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总体能力在逐年的提高,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特别是在风险投资的退出过程中,需要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兼具的人才。在我国同时兼具管理、学术理论、资本运作等多方面知识的专业投资人才远远赶不上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需要。

3.缺乏专业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我国目前中介机构按所提供的服务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一般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另一种是特殊中介机构,包括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大多特殊中介机构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有浓郁的政府背景。而一般性中介机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制约了一般中介机构发展，因此我国一般中介机构的成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风险投资退出障碍的对策

1.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法律条件修改现行法律中不符合我国风险投资现状和风险企业发展的条款,例如修改现行《公司法》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资本结构、销售增长率、净利润率、发行后股本总额等条款。如适当下调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使更多的中小型风险投资企业能够取得上市的资格；其他方面如在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时，政府应该鼓励大中型企业对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兼并收购，并给予这些大中型企业税率上的适当优惠或者贷款的利息优惠等。

2.为风险投资行业培养专业人才风险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对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有行业内有实践经验但是缺乏理论知识的从业人员，应该对他们进行专业知识系统性的培训，同时引导他们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知识；对于有理论知识但是缺乏实际经验的人，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参与实践的机会，参与到风险投资的各个程序当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此外，国内同行之间要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还要利用利用国际合作的机会，与国外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学习，吸纳国外的先进经验。

3.建立规范公正的中介机构风险投资市场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需要一个专业且公正的中介市场为其服务。从理论上来说，中介机构在风险投资退出中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提供中介洽谈服务；二是提供研究和评估服务；三是投资银行根据风险企业的条件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包装，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何时以何价格上市。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快培育各种顾问机构，强化风险投资运作中律师事务所、会计评估机构等社会中介发挥作用的力度，并鼓励我国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积极介入风险投资领域，为风险投资行业出一份力。

结语

退出体制范文篇2

目前的证券公司强制退出措施中，有明确法律或规章依据的主要是责令关闭和停业整顿，实践中还有吊销证券经营资格、撤销、托管、行政接管等作法。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机制比较混乱，概念的运用随意性较强，缺乏必要的界定，各种措施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梳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机制缺少《证券法》或者至少是行政法规的权威认定，同时又没有专门的破产清算程序予以配合，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制度。

由于没有专门的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法律制度，甚至也没有更宽泛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法律制度，当下对于经营状况恶化的高危证券公司主要采取由监管机构主导的、以责令关闭、债权收购/登记和业务托管/转让相结合的行政性退出方式。这种方式被形象的概括为“行政破产”，其基本内容和步骤是：（1）由证监会宣布对问题券商行政关闭或撤销；（2）对个人债权由人民银行再贷款，同时地方财政做担保，予以收购；（3）对机构债权包括银行贷款登记在册，由新设的实业公司或另一家券商承担，或者等待清算偿付；（4）分割业务与牌照，把问题券商的业务、客户及牌照分别转给其他券商。

这种行政主导的退出方式主要着眼于压缩系统风险，防止危机扩散。但是，这种退出方式是以中央银行的大量再贷款为基础的。在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被陆续撤销、接管时，为弥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漏洞，中央银行分别提供了15亿、14.5亿和80亿再贷款；而根据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将系统性的用于补偿问题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的个人债权人和客户，预计用于收购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再贷款就将达到600亿元。在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是把券商对个人的负债转变成券商对中央银行的负债，债务风险从个人转移到中央银行身上。尽管从短期看，这有助于压缩系统风险和保护个人投资者的资产安全，但终非治本之策。在本质上，这种方式只是暂时缓解风险，不断转移与积累矛盾，而不是在化解风险。无论是行政接管还是中央银行再贷款，证券公司现有或潜在的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彻底核销，它们仍需挂在账上等待偿还，所不同的只是坏账从一个帐薄转到另一个帐薄，其后果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越积越重，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也越积越高。从长远来看，证券公司危机中的客户资产安全不可能一直依赖中央银行或中央财政来保障，而只能通过合理的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和相应的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来实现。

在一定程度上，国务院制定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该条例在现有破产程序之外确立了一套针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谓撤销是指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时，应予撤销。金融机构被撤销时，由人民银行、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股东的代表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清算组向人民银行负责并报告工作。清算组的职责主要包括：（1）保管、清理被撤销的金融机构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2）通知、公告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确认债权；（3）处理与清算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有关的未了结业务；（4）清理债权、债务，崔收债权，处置资产；（5）制作清算方案，按照经批准的清算方案清偿债务；（6）清缴所欠税款；（7）处理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8）代表被撤销的金融机构参加诉讼、仲裁活动；（9）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对金融机构被撤销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0）办理其他清算事务。在清算期间，清算组可以将清算事务委托给人民银行指定的金融机构（托管机构）办理，托管费用列入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清算费用。金融机构的清算财产首先用于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财产用于清偿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债务。

事实上，目前的证券公司退出程序，基本上是《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的框架下进行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明确规定只适用于人民银行（现在是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关闭/撤销程序虽然可以比照或者类推，但毕竟缺乏依据，亟需正名。第二，既然是“撤销”，那么这套程序只能由监管机构启动，证券公司、客户或其他债权人均无权启动，因此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破产清算程序。

退出体制范文篇3

[关键词]运动员;运动员退役;退出机制

竞技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的主体和基本单元，在我国专业运动员管理体制下，国家不仅应高度关注成长中和辉煌中的运动员，对于那些即将退出竞技体育舞台的运动员也应该予以重视，通过适当的政策形式体现竞技体育的公平与和谐。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竞技运动员的管理机制不仅要有正向的进入机制，即选拔运动员，使其进入到竞技体育领域的机制;还必须有反向的退出机制，为竞技运动员开辟一条退出通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的合理衔接，使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成为流动的活水，防止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淤积沉淀，为竞技体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在政策指令性退役安置向自主择业转变的形势下，运动员如何退出原来的竞赛和训练状态，怎样退出以及选择什么方式退出，运动员退役安置政策是否合理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关系运动员发展的关键，又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竞技运动员的退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竞技体育机制不仅进入机制要合理，退出机制亦要合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的以!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精髓的举国体制为竞技体育腾飞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制胜法宝。多年来，在举国体制下以国家专业队为龙头，以省、区、市专业队为中坚力量的一条龙式运动员培养模式选拔了数以万计的青少年进入到竞技体育领域接受专门培养成为专业运动员;同时，每年又有为数众多的运动员，因为年龄、伤病、运动成绩上不去、主观放弃等等原因而终止训练，退出原来所从事的竞技体育领域。随着退役运动员的逐年增多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初国家包分配的指令性政策安置之路已经越走越窄，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退役下来后得不到安置，找不到工作，成为了运动队的包袱。邹春兰、才力这样的前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们退役后迫于生活压力干起了搓澡工、门卫，而类似这样的退役运动员还大有人在。这些由于不合理的退出所带来的不良社会问题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构建合理的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合理的运动员退出机制是从根本上对运动员的人性关怀

由于年龄、伤病等原因运动员必然会退出原来所从事的竞技领域，因此，建立合理的退出过程和方式就显得非常必要。不论运动员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绩，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将面临退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退役运动员总数则高达27.9万。运动员的退出不等于退休，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生。对退出过程和方式的选择将影响运动员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可见对运动员退出竞技领域的关注就是对运动员真切的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运动员退出竞技体育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元帅就指出!对运动员不是关心一阵子，而是关心一辈子。前乒乓球世界冠军、现任人大委员邓亚萍和著名短道速滑运动员叶乔波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呼吁改善运动员退役安置政策，提高退役运动员福利。中华体育基金会亦表示运动员退役应体现以人为本，发扬人性的光辉。

(三)研究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学术界有过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运动员退役心理调整方面。如王进(2006)宋红毅%(2008)等人探讨了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心理状态和就业观念等退役安置问题。第二，运动员退役安置途径方面，于文谦&(2004)，汤跃(2006)等人认为应通过政策扶持、社会支持、加强退役运动员继续教育等扩大就业渠道。第三，在运动员退役后生存与发展的理论研究方面，叶乔波((2007)提出建立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体教结合进程、拓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渠道等对策。第四，从建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闻又文)(2006)，朱超巍(2006)等人提出退役运动员安置货币补偿措施、建立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险的构想。以上几方面的研究针对运动员退役这一社会现象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角度进行了有益地探索。但是，现有文献中还没有从制度层面上以探讨运动员退出机制为主的研究。目前对运动员合理退出机制的系统研究尚未深入，相关管理实践也处于反复试探与摆动阶段。

二、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原有行政性指令退役安置制度的弊端已显现

不可否认，行政性指令安置可以解决少量精英运动员退役后的工作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那些拿过世界冠军、全国冠军，受人瞩目的明星运动员来说，运动队安不安置也无关痛痒，社会上有大量公司、单位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而处在金字塔中下层的大量运动员和一些边缘项目的运动员由于受关注程度不够，他们的退役安置则困难重重。应该承认，对于运动员的退役后路问题，有关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毫无疑问，指令性安置只能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要真正对运动员的出路和发展负责，必须改革运动员退役管理体制，建立运动员退出机制已凸显其重要性。

(二)目前存在的!形式退出并非真实退出

运动员如果认为不能获取优异运动成绩，在训练和比赛中将失去最重要的内驱力。竞技运动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心理压力会呈现一种几何递增的状态，越是水平低的运动员压力就越大，就越是容易选择退出。而退出训练场并不意味着真正退出，大量运动员只是停止训练，在原运动队等待分配。据调查，安徽等8个省(区)待安置运动员占在队人数的比例平均为28.9%。宁夏自治区优秀运动员编制350人，退役待分配运动员185人，甚至有的运动员在运动队中待分配年限长达21年+。在全国，无法适时安置的退役运动员的比例是40%，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200名运动员一旦离开运动队就立刻失业。在这个群落中，因为年龄和伤病的原因而生活艰难者，显然会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目前这种以行政指令性政策安置的130%&()+王进:从过程理论观点探索我国运动员的退役(，)退役意识、心理状态与应对策略的调查，体育科学，2006年第7期，第47-54页。王进:从过程理论观点探索我国运动员的退役(.)社会支持与退役教育的构想，体育科学，2006年第8期，第17-24页。宋红毅: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的研究运动员就业观念的转变，体育世界(学术)，2008年第3期。于文谦，李强:转型时期竞技运动员的退役与继续教育问题，体育科学，2004年第7期，第16-18页。汤跃，孙焕红，何铁钢: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思考，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3期，第23-24页。叶乔波: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理论实践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闻又文: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货币补偿实施办法的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72-74页。朱超巍，苗苗:关于发展我国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和就业保险的思考，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年12期，第10-12页。陈林祥: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体育科学，2004年第5期，第8-11页。李海鹏:!金牌工厂的退役安置难题，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运动员退役体制事实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形式退出换来更多的运动员!下岗，既不能真正解决运动员的出路，又侵蚀了政府提供给训练、竞赛以及现役运动员的!补贴，最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国家对运动员带有倾向性政策的效力，不能真正体现国家对运动员的关爱。

(三)竞技运动员退出的关键在于!补偿机会成本的退出

经典经济学原理指出，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这种成本就称为机会成本。对于那些到了上学年龄的运动员来说，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放弃了学习机会，而对于那些成年运动员来说，他们参与训练所付出的成本则还包括工作机会和金钱等。按照人体生理规律，各生理器官在20岁前后达到机能状态顶峰，适当的运动可以使这种顶峰状态维持几年，或者在未来几年内使这种顶峰状态降低很少。因此，每一名运动员都将面临着退出以前所从事竞技领域的境地。为提高人力资源的成效就必然也必须为运动员建立一条适当的!退出通道。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指令性安置既不能满足广大运动员的需要，在实践中又存在着重重阻力，那么我们给运动员提供什么样的退出途径才能做到运动员满意同时又具备可操作性呢?按照补偿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原理，竞技运动员的退出应有两层含义:一是竞技运动员实际退出原来所从事的竞技领域;二是运动员获得机会成本补偿的退出。这里的关键则是运动员在获得因为从事专业竞技运动训练所损失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包括学习机会补偿、就业机会补偿和货币机会补偿等。通过补偿运动员参加训练竞赛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既能真正满足运动员的实际需要，又能给运动员打开多扇退出之门。建立以!补偿机会成本为关键点的退出机制是实现运动员真实有效退出的合理途径。

三、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的构建

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是建立在补偿运动员因参训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从运动队和运动员两个角度建立包括退出监管、退出时点、退出形式与去向和退出政策与法律保障等内容，使运动员在适当的时候合理有效地退出竞技体育领域。

(一)退出监管

目前，运动员的退出是在教练员意志主导下的被动选择。教练员往往根据经验来安排运动员是否应该继续练下去或者是退出。运动员是否真到了非退不可?在什么情况运动员可以选择退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评估体系必不可少。我们是否可以从运动员参训时间与运动成绩的双向比较、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可被替代的情况等方面制定标准，形成运动员退出评估体系，指导队员退出。同时，作为运动训练的主体，运动员的参训意愿是其积极主动投身训练的内在动力。因此，在运动员退出的问题上还要充分考虑运动员自我意愿。建立在补偿运动员机会成本的基础上的竞技运动员退出机制，应充分考虑运动队双主体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因素，在监管上采取在运动队主导管理下，运动员主动参与相结合的办法，为运动员提供真实有效的退出途径。

(二)退出时点

对于现代大多数运动项目而言，竞技运动的特点及激烈竞争决定了竞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短暂。许多职业运动员从小投入运动训练，参加各种水平的竞技比赛，逐步达到他们运动水平的巅峰。有的选择在此时隐退，转而从事其它的职业或者继续接受文化教育;有的则经历巅峰水平的回落，逐渐被淘汰出局;只有极少数的精英运动员退役后可以继续从事教练或者运动队管理的工作。竞技运动员的退出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理论上来说，在运动员从事竞技训练的每一个时段都可能出现运动员退出的情况。由于全运会及奥运会的影响，进入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一般至少以四年为一个长期的训练周期，如成绩不理想或发展前景不大时运动员就会决定退役。但目前出现运动员过早退出的现象，应引起重视。很多项目的运动员在进入优秀运动队后两年即退役，有的训练时间甚至还不足一年，这对运动员个人、国家的投资、运动队伍的建设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于已取得优异成绩的精英运动员和尚有潜力可挖的运动员退出要慎重。由于目前我国运动员退出评131程龙，李汉超:对广东省游泳运动员退役年龄结构的研究，体育科学，2004年第7期，第9-11页。[J].Quest，1983，35:1-11东岳论丛Mar.，2010Vo.l31No.32010年3月(第31卷/第3期)(DongYueTribune)估不尽科学，运动员退出往往凭借教练员的经验和运动员的意愿，有可能流失了一些尚有潜力可挖的运动员。有研究表明，不同项目的运动员分别在14至22岁之间达到个人的竞技高峰，并可保持4至8年不等，然后才逐步下降，如果训练水平高或个人条件好，还可以远远超过这个年限。如美国著名铁饼运动员、连续四届奥运会冠军A/厄特一直参赛到50岁仍投出了优异成绩。研究运动员退出时点要注意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尽可能防止优秀运动员过早退出;(2)加强对运动员退出评估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研究;(3)慎重对待精英运动员退出;(4)考虑运动员退出年龄与运动成绩的关联性。有学者指出运动员退出年龄与运动成绩成正相关，即运动成绩越好，运动员退出时的年龄越大。

(三)退出的形式与去向

在一般理解下，人们都把运动员退出同退役联系起来，认为退出就是退出运动场，不再从事与竞技运动相关的工作。但是，实际意义上的退出应该包含更多的含义，而退役只是人才退出机制中最后的环节。完整的退出机制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为了在竞技赛场上持续的实现运动员与项目匹配，对那些现有项目运动成绩不理想的运动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转项、培训、换岗或退役等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运动员退出在最后退役之前还存在这样一个缓冲带，包括项目调整、岗位调整或接受再培训等。为补偿运动员参与训练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运动队可考虑补偿运动员参训所付出的经济机会成本、工作机会成本和学习机会成本，另外，运动员也会对自己进行!自我补偿。相对应，运动员退出的形式就有四种，即货币补偿退出、安置工作退出、学习补偿退出和自我补偿退出。根据这四种运动员退出形式就可以从多个渠道为运动员打开!退出之门。通过就业补偿的形式，运动员可在行政指令安排下转行，退出竞技体育领域;或者，对于水平特别高的大龄运动员，可采用留队任教或担任运动队行政人员的办法实现个人角色的转变。采用货币补偿的形式，根据运动员的运动成绩并结合参训时间给运动员发放!退役费。采用学习补偿的形式为运动员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渠道，运动员或进入大学学习取得所学专业文凭后再进入就业渠道，或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促使转行就业。实际上，在运动队带补偿性质的以上三种退出形式之外，还有一种!自我补偿的运动员退出形式。运动图1竞技运动员退出形式与去向员通过自我努力去实现自己梦想，进入到其他行业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运动员对过去参训的一种自我补偿。也就是在体育人生以外重新界定自我，寻找自己的另一个人生角色。例如著名体操运动员刘璇靠她良好的形象和极高的知名度进入演艺圈发展，!体操王子李宁则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运动休闲服装公司，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由于这种!自我补偿具有明显的个人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先验事例不具有大面积推广的可能性，因此，要着重鼓励运动员自主创业，为他们提供点对点的帮助，在建立退出机制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此，运动员的退出形式主要有四种，见图1。对于运动员退出去向的统计，钟秉枢(1998)对奥运选手样本的调查表明，当教练员和出国的人合计占了退役人员的63.9%，从事其它专业技术工作的仅占0.8%。而优秀选手样本中当教练员的只有21.2%，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人数占了23.2%，上大学的占42.3%%。另据统计&有超过60%的优秀运动员选择货币安置的形式，总体安置的标准全国平均为6万元左右。建立以补偿!机会成本为关键点的运动员退出机制，灵活运用货币补偿退出、安置工作退出、学习补偿退出和自我补偿退出的形式，重点为运动员提供学习机会和途径，对运动员进行就业培训，从根本上提高132%，1994程龙，李汉超:对广东省游泳运动员退役年龄结构的研究，体育科学，2004年第7期。钟秉枢:成绩资本和地位获得我国优秀运动员群体社会流动的研究，体育科学，1998年第3期，第45-49页。陈林祥: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体育科学，2004年第5期，第8-11页。动员的就业能力。运动员退出的四种形式并不是孤立的，相互间存在着许多联系，比如对有的运动员可能就会用到多种补偿形式来使运动员妥善退出。从现有运动员退出的情况来看，似乎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即明星运动员多采用学习补偿和自我补偿相结合;高水平运动员多采用学习补偿和就业补偿相结合;初等水平运动员退出则多采用货币补偿的形式。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法律与政策保障

我们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运动员的就业问题，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专门对运动员就业进行扶持。1980年，民政部、原国家劳动总局和原国家体委就联合颁发了关于招收和分配优秀运动员等问题的联合通知。对运动员工作补偿退出，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政策，据统计，全国在役运动员约14000人，正常年度待安置的运动员约3000人，遇4年一次的全运会年，待安置的运动员达4000~5000人。在货币补偿安置方面，2002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中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2003年8月，人事部、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再次联合印发了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自上述两个文件印发至2007年4月底，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共安置退役运动员约12000人，其中货币化安置约6200人，货币化安置经费总额约为2.2亿元。为了促进运动员伤残保险制度的建立，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8号)，其17条规定:!00体育、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要研究制定非职业化运动队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对优秀运动员的激励机制和伤残保险制度，解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这为新时期做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题指明了方向。在促进运动员就业方面，2007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管理纳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这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办法提出了3条运动员退役就业的优惠政策:一是取得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应聘各类体育事业单位的体育工作岗位，可直接考核、免试录用;二是体育部门使用公益金资助建成的体育设施所在单位，必须安排一定比例岗位聘用退役运动员;三是取得优异成绩且有教师资格的退役运动员，应聘各类学校体育教师、体育教练员岗位，可以直接考核，面试录用%。这一办法的出台从政策上鼓励运动员积极学习培训，发挥自己才干以取得工作机会，从政策层面保障了学习补偿的可操作性，鼓励了运动员采用自我补偿的退出办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些政策的出台从不同的角度为运动员的退出安置提供了保障，但政策的关注点主要是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经济补偿方面，对于学习补偿的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还没有对运动员自我补偿退出的配套政策。另外，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以有效延长运动员运动寿命。同时，针对运动员退出竞技体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有必要在体育法中具体涉及，运动员退出的法律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退出体制范文篇4

严重超编的公务员队伍

据报道，随着中国改革的一路推进，很多人的工作都成了泥饭碗，只有公务员还稳稳当当捧着铁饭碗。而经过几次加薪，公务员现在的待遇也算优渥。福利待遇更是一流，按照公务员法，公务员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国家包下来。隐性福利更是多多。

虽然近几年行政体制改革也一直在推进，但公务员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有关数据显示，过去几次机构改革，机构似乎精简了，但官员总人数却呈增加趋势，平均每次机构改革，财政都要增加15%的开支。中国公务员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只进不出，公务员在未来几年中将严重超编。

行政体制改革一路推进却总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今年3月31日，国家公务员局低调挂牌，直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公务员法》的具体实施机构，将集中考虑国家公务员管理的问题，是对公务员录用、培训、考核、奖励、监督、惩戒的专门机构，因为它的职能单一，便于对公务员的管理。这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工作规划》中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意味着国家可能从2014到2014年建立并完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以确保公务员队伍的高度专业化。但公务员到底如何正常退出，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历史上凡是涉及吏治的改革阻力都非常大，因为吏治改革往往牵涉许多人或集团的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体制的惯性很强，现在是想推进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建立，但能不能按设想实施，是个问题。困难不只在设计本身，更在于实施。有中国，即使有了实施细则，中国的法律也常常会受政策文件影响。

有空间的退出途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公务员的正常退出，现在大概有七种途径。”“试用期满不合格取消录用、开除、辞职、辞退、退休、解聘、在职死亡。”如果完全按照《公务员法》，开除、辞退和退休其实大有文章可做。

《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工作年限满30年的；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但现在自愿退休的人很少。宋世明认为：“在公务员辞职的最低服务年限上，应当适当考虑利于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这一要素。第二是在公务员自愿退休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没到法定退休年限，可以让他走，给他适当的利益补偿。这样以提前退休方式退出的公务员数量会大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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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回顾及所取得的成绩

信贷工作是农发行业务工作的中心，信贷政策的调整准确地反映出农发行在执行粮改和购销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1994年农发行建行以来，信贷政策就在不断调整。1998年4月前，国家对粮棉收购资金供应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财政、企业和农发行分级分部门负责制。1998年，国务院实施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发行确立了“收一斤粮（棉）、给一斤粮（棉）的款，销一斤粮（棉）、收回一斤粮（棉）贷款本息”的信贷政策。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棉花和部分地区的一些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农发行对非保护价粮棉的收购明确了“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信贷政策。2001年国务院决定实行“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宏观调控”的粮改政策，农发行制定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信贷原则。2001年7月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后，农发行对棉花收购资金供应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开户企业重新进行贷款资格认定。农发行坚决贯彻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主动适应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及时调整、完善、细化信贷政策，认真做好以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保证了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效：一是保证了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打白条”问题，促进了国家粮棉收购政策的贯彻落实；保护了农民利益，支持了农业发展；二是扭转了1998年4月前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突出的局面，实现和保持了当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目标，大大减少了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损失，减轻了财政压力；三是明显提高了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与前几年相比，按可比口径，企业收购等量的粮棉，农发行新投放的收购贷款明显减少，节约了信贷资金，减少了向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缓解了基础货币发行压力；四是促进了粮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以及经营效益的提高。目前，我国粮棉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正在不断深入，粮棉购销政策进入了较大调整和变化时期，粮棉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的对象、条件和环境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二、农发行存在的必要性

（一）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重视和保护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这对农发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而粮棉生产，又是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完善粮食保护价收购、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确立一个粮食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把粮食流通全部推向市场，这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第一，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第二，农民增加收入目前主要还是来自粮食。第三，保持社会稳定主要还是靠农村。同时农业又是个弱质产业，客观上需要国家政策给予一定的保护。国家放开粮棉购销市场主要是针对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放开并不等于对粮棉生产不予保护。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对粮棉产业进行保护。现在因为这个产业很重要，同时比较效益低，要发展就得有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包括政策性金融手段。现在国家对粮食流通体制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仍然是一个完善的问题，是一个继续坚持的问题，是一个逐步调整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

（二）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2002年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点抓好的其中一项工作是：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棉市场。农发行的外延发展，近几年呈现的是业务范围变窄、贷款规模下降的格局。1998年农发行连续划转了扶贫开发和粮棉附营业务，专司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责。粮改的市场化趋向，特别是今年主销区实行取消粮食定购、放开粮食价格和粮食市场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加快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步伐，收购资源总量减少，购销主体多元化，主销区农发行大多出现了新发放贷款与贷款规模双减的情况。然而，贷款规模下降恰恰是封闭管理取得成效的标志；特别是收购贷款下降和调销贷款的增加，说明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日益形成。农发行在内涵发展上，主销区地方储备普遍调增，财政贴息贷款所占比例提高，基层行完成业务经营指标的压力减小。农发行外延和内涵的发展为资产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粮食流通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棉流通体制，使国家掌握着充分的商品储备，能够在日益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吞吐自如。在整个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储备政策、价格政策等，需要借助一家政策性银行来落实。国务院从全局出发，让农发行只管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农发行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农发行资产质量的提高仅仅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良好开端。随着金融和粮食流通改革的推进，农发行还应被赋予新的使命。

（三）政策性贷款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只能逐步进行

农发行目前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是建立在粮食购销体制基础上的，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深入，农发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政策性贷款逐步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既定政策，对于促进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垄断经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农发行来讲，政策性贷款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后，有利于减轻工作压力，解决人员少与业务量大等矛盾，从而集中精力加强对储备和粮油收购资金的封闭管理。但放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就不能这么看了。从一方面看，粮棉主产区由于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属于支柱产业，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和保护。从另一方面看，商业银行遵照效益原则，资金投入要选择高效产业。在粮棉大省，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要支持粮棉生产，商业银行即使有意愿，也没有实力。一个是效益取向，一个是资金实力，决定了商业银行不可能对粮棉生产给予有效的支持。同时由于历史的、政策的等多种原因国有粮棉购销企业经营不景气，包袱重；资产负债率高，机制不活是普遍现象，自身也缺乏相应的筹资能力。多渠道收购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国有粮棉购销企业仍是棉花购销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业政策性金融全部退出，粮棉主产区卖粮难的问题就会重新出现，不利于国有粮棉购销企业改革和经营，不利于农发行存量贷款保全

因此，目前农业政策性贷款在粮棉主产区完全退出商品粮棉经营领域时机上不成熟，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农业政策性金融仍应在粮棉主产区继续发挥其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和支持保护作用。但粮棉非主产区，可以先行一步退出。

（四）加入WTO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是弱质产业，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入WTO后，农业更加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在WTO框架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在性质上属于政府行为，即是一种财政行为或准财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发行是财政的延伸），相应地，支持方式也被限制于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信贷投入。所以，入世后，随着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方式的改变，农业政策性银行会有更大的作为。

三、国外的做法

从国际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如美国最近通过了《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大幅度地增加本已庞大的农业补贴）。日本的情况很突出，它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完全是政策性银行。丹麦农业抵押银行具有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性质。美国也有农业政策性银行。

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简称印度农发行），成立于1982年7月12日。印度农发行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效的信贷扶持及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涉农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来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印度农发行享有印度储备银行赋予的一部分监管合作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的权利，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农村金融领域的中央银行。

四、今后展望

（一）完善各项政策

一是完善信贷政策，加大信贷资金对农业投入力度。降低对粮食、棉花收储企业的贷款利率。粮食、棉花收储企业经营效益低下，对其信贷投入应体现一定的政策性。目前国家在利率上没有体现出对农业的支持和优惠，仍同城乡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致，造成粮食棉花收储企业负担过重，贷款利息支出偏高。应降低其贷款利率；体现出国家对农业的特殊扶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研究在WTO框架允许范围内，重点建立一套有效的“黄箱”补贴机制，充分利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通过完善有效的信贷政策措施，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结合起来，不断增加对农业投入，构建农民收入安全网，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农民的利益。二是完善配套政策。在我国订单农业等没有大量实施的情况下，粮食购销企业和银行很难把握“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因此，必须对“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政策加以细化和配套。

（二）完善效益和分配机制

效益和分配机制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一家政策性银行来说，政策性目标固然比较益型目标重要，但效益目标仍是一个硬约束。如果效益性目标完全从属于政策性目标，就很难对政策性银行进行评价。政策性目标也难以实现。总之，政策性银行要讲政策，也要讲效益。

（三）建立业务进入和退出机制

由于政策性金融具有阶段性特点，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的调整，农发行业务经营范围必然要出现阶段性的调整和变化，随之会出现农发行业务的进入和已有业务的退出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农发行业务进入和退出机制也很有必要。农发行业务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大，同业务进入相比，业务的退出更敏感。但对银行来讲，退出机制的核心是退出业务的债权债务处置问题。在目前状况下，农发行债务主要来自央行的再贷款，债务的处置基本可以随债权的处置作相应的处理，最终核减农发行在央行的再贷款规模。但从长远来讲，随着改革深化，政策性银行贷款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必将减少，农发行的筹资渠道得到相应拓宽，在这种情况下，农发行的债务处置会比较复杂。一般来说，是将主要依赖财政的注入或建立特殊准备金冲抵。在债权处置方面，则可以按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但无论怎样处置退出业务的债权债务，必须从国家制度安排上给予保证。此外，在退出机制上，还要注重把握退出时机问题，尽量减少退出成本和代价。农发行的业务进入机制要同改革和发展相结合，除严格执行国家业务调整政策外，应考虑不断拓展中间业务和边缘业务，从单纯提供贷款的传统业务，向运用多元化的金融手段发展，加大为政策性目标服务的力度和广度。

（四）建立信用担保保险制度

退出体制范文篇6

一、银行实施信贷退出的难点分析

1、地方行政干预及保护主义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政府客户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因缺乏全局观念而只顾地方利益，不积极配合银行实施的信贷退出政策；还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不愿理睬旧账，对于银行的债务问题往往采取推卸和逃避的态度；而有些政府插手的历史遗留债务，由于其背景复杂、牵涉的人及利益大，在企业重组时，政府往往愿意站在企业的那一边，甚至还帮助企业逃债；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在筹建项目时向银行贷款，可在项目建成后却以各种理由占用信贷资金不愿归还。这些都是导致银行在实施信贷退出机制过程中出现难点的重要因素。

2、缺乏良好的经济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企业客户方面，目前企业的运作资金大部分都是贷款而来的，一些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0%，其中银行负债占全部负债的85%,一部分企业将信贷资金作为其垫底的流动资金，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较强，银行是难以将这部分资金收回的；当有些企业有其他投资想法时，，企业为了逃避银行的监控，往往会采取隐瞒的方式，然后以虚假的财务信息继续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用以投资其新项目，保证新项目的正常运行，这样一来，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不容易收回了；还有一些企业本身还贷能力就较差，一直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在还债，实际上债务越积越多，在银行要求信贷退出时，便找各种借口推辞或者找各种理由申请继续贷款，这使得银行的退出计划难以继续进行。

3、缺乏良好的信用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不讲诚信、逃避银行债务的情况。有些企业缺乏诚信观念，在借款后不按时归还贷款，甚至想长期性地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在企业最初稳定发展的阶段，与银行还能保持正常的借贷关系，一旦企业遇到风险，便转移资金，拖欠银行的贷款迟迟不肯归还；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制度尚未完善，亦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银行与企业的借贷关系，这样就使得一些诚信观念和道德意识淡薄的企业有机可趁，拖欠甚至逃避银行的债务。

4、缺乏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在银行的贷款中，有部分是政策性的贷款，其缺乏完整的贷款资料和档案资料，甚至连当事人都难以找到，致使银行的信贷资金退出非常困难；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地方法院在受理银行起诉企业的案件时，往往会倾向企业那一方，使银行难以打赢官司，即使赢了官司也难以依法完成收贷的工作。

5、银行自身的问题使银行信贷资金难以退出银行信贷人员在认识上有障碍，一般认为不良贷款的收回工作相当困难；近年来，尽管各大专业银行在信贷管理上投入了更多的心思，但是效果甚微；银行的分配机制和人员素质等内部环境也影响着信贷资金的正常退出。缺乏专才、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信贷人员责任重大但是自身的收入却相对较少，导致信贷退出人员缺乏工作热情，进而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有效退出。

二、银行实施信贷退出的对策探究

1、建立健全的信贷资金退出的激励机制将银行信贷退出工作的进度与其利润任务和资产质量考核指标联系起来，对按时按量完成工作的银行实行奖励制度，等比例或适当减少当年利润任务和资产质量任务，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对工作出色的信贷退出人员进行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有效而持续地开展使信贷退出工作。

2、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首先我们采取集中退出与分步退出相结合的退出机制，对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出方法，对那些已经不能正常经营、出现较大风险的企业采取集中退出的方式；对于基本还能维持经营的企业采取分步退出的方式。其次采取适度退出和适时退出相结合的退出机制，银行在实施信贷退出的时候必须从实际出发，正是存在和历史遗留问题，保持退出计划的连续性，应当按因户制宜、因行制宜的原则安排计划，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要确定科学合理、风险可控、符合客户实际的退出计划与授信管理方案，不能死退，更不能退死，要通过其他银行产品继续做好客户关系维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客户的监督，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实况，在合适的时机对企业实施信贷资金退出。

3、完善银行内部考核和监督机制完善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要把退出企业的实际基本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对其采取相应的信贷退出方式，在内部考核的同时依靠审计监督来实现资产质量的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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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市场退出机制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有所不为，要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着较多市场退出障碍，直接影响国有企业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本文以中央有关精神为指导，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这一问题作以探讨。

一.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及其影响

1.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是客观的存在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市场退出障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观念的问题。在亏损国企摆脱困境过程中，政府力求扭转亏损国企的局面，对很多应退出市场的国企仍是增加贷款和政策扶持，“死马当活马医”，有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层等既得利益者也不愿让该退出市场的国企退出。二是机制的问题。因为缺乏一个完善的退出通道，国企中积淀下来的许多历史问题，还有国企退出市场后人员安置和不良债务的处理等问题很难解决。强制性退出只能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大面积退出要受国家财力的限制。

由于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这些年积淀了一大批早就应该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蒋黔贵，2000）。根据国家经贸委的数据，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申报的企业关闭破产项目就有1045户，需要核呆1107.27亿元；需要关闭破产的资源枯竭煤炭、有色、核工业铀矿山有124户，涉及职工141.6万人，仅安置职工需中央财政新增补贴93亿元。可见，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障碍很严重。

2.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构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

由于低效率企业无法及时从市场中退出，而且还要增加贷款维持其存在，这样只能造成低效重复投资、产品供给能力相对过剩，从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同时真实利率上升，企业负债加重，还本付息压力加大，经营更加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及收入预期随之下降，总需求也下降，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失灵。如此形成一个内生性的，自我加强趋势的通货紧缩过程。由于有效退出机制的缺乏，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也被坏企业拖垮。从整体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率积累性地恶化。造成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亏损（余永定，1999），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在适度提高总需求的条件下，通过低效企业的退出自动恢复市场的赢利性（赵农，2000）。

3.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严重影响了国企改革与脱困

在竞争性市场领域中，企业要面临各种风险。由于决策失误、管理有漏洞等原因，企业可能产生亏损。国有企业也是如此。但是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使国企亏损面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而且在联合、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中很可能让亏损企业拖垮盈利企业，形成亏损蔓延的趋势。政府为了救助亏损企业，向银行施压，继续向亏损企业贷款，有时名义上是对盈利产品的打包贷款。但实践证明，把这种有限的信贷资源贷给亏损企业，造成盈利企业信贷额度相对减少，间接减少了盈利企业的利润，而亏损企业的亏损却仍在继续，并形成一种黑洞式的亏损源。这就构成国企效益的整体性下滑，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成绩也被抹杀。数据表明，1994~1999年，国企整体效益在加速下滑。

4.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阻碍了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

自由退出是对被错误配置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基本条件。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自由退出条件，就缺少了纠正错误决策的机制，就缺少使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向生产率较高的领域转移的途径，从而不可能接近帕累托佳境。这样看来，自由包含着巨大的社会财富（盛洪，1999）。退出障碍造成大量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被配置到各种低效率部门，用来生产无市场无发展前景的产品，由于这类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小于1甚至接近于0（蒲宇飞，1999），所以企业竞相降价并没有带来需求的上升。这种对大量资源的占用，事实上是要从非国有经济转移资源并作为对国有经济的补贴，在现实中主要体现在银行坏帐、资本市场上的“坏股”，非国有经济的“综合税赋”事实的不断提高（樊纲，2000）。

1998年，非国有部门创造了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也就是说，国企占用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不足30%，GDP不足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20%。可以说，国企改制（破产、出售、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樊纲，2000）。该退出市场而未退出的国有企业，正如经济机体中的积瘤耗费着资源，还恶化着机体的生命力。“切除积瘤”已经是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

5.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当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由以前的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也就是从以前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向卡而多最优原则转变，这样势必伤及一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调整的难度加大。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运用优胜劣汰机制进行主动退出和积极调整，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关闭破产一批，做大做强一批，搞专搞精一批（王万宾，2000）。

不论是衰退产业的调整、过度重复建设后果的消化，还是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把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都需要一个好的退出机制。退出障碍严重，是企业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严重，某些领域存在过度竞争的重要原因。消除退出障碍，是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突破，产业调整、企业重组和人员流动就会有根本改观，整个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将会得到显著改进（刘世锦，2000）。

可见，国有企业市场退出障碍事实上已成为整个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障碍，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是消除退出障碍的对症药方。

二.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现行模式

如果否认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存在，那便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自从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来，国企退出市场是有法可依的，只是这些年在具体的执行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经过十多年实践的摸索，国家已经颁布和下发了有关关闭破产的法律、政策法规共25个，而且在操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做法，可以说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初具雏形。

1.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含义

市场退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企业关闭破产，不再向市场提供商品。二是指企业被兼并、收购或重组后失去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变成别的企业的一个生产单位，但还在向市场提供商品。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退出就是关闭破产，而且关闭有较多的行政命令倾向，由市场优胜劣汰选择的市场退出应该只能是破产。在有色行业资源枯竭性矿山关闭破产工作中，一开始叫关闭，但缺少法律依据，操作有难度，后来正式改为破产，以后就把关闭和破产不严格区分，统一叫关闭破产，就是国家以行政命令关闭停产后，实施破产，其实质就是破产。

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含义则较广泛，应有两层含义：一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国有企业的出售、兼并、破产构成的退出机制；二是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一套机制。我们这里讨论的应是第一层含义，而且国企出售、兼并、重组等在实践中并不十分成功，在理论上不一定是严格的市场退出，所以现行退出机制主要以破产机制为主。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更广义的退出，可以用来完善现有的退出机制。

2.如何选择从市场退出的国有企业

选择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总体要求，二是市场选择，优胜劣汰。

由于我国国企退出障碍的存在，使大批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没有实现退出。如果单纯按市场选择退出，现有的退出机制没法全部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总体安排，分轻重缓急，分步骤有序退出市场。在退出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实现计划性退出向市场选择退出转变。

3.对实施国企市场退出的具体操作

党和政府处于组织领导的地位。在关于资源枯竭矿山实施关闭破产的中办发［2000］11号文件中规定，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负责政策衔接和协调服务。由于国企的许多历史积累的矛盾错综复杂，“解铃还需系铃人”，党和政府是必然的组织领导者，只有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才有可能处理好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消除退出障碍。目前政府部门对国企的市场退出工作很重视，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把兼并破产工作放在2000年下半年八项工作的第二位。各级政府部门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力做好兼并破产工作，在实践中去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司法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履行自身职责，维护法律的尊严。主要有破产申请的受理，破产宣告和成立破产清算组，进行破产清算，在职工安置后召开债权人会议等。司法部门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共同依法实施破产。破产申请要先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然后提交人民法院。法院受理后按法律条文进入有关程序，并在开庭宣告破产同时成立破产清算组。清算组负责破产企业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主管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具体操作以法律条文和有关政策文件为依据。

三.现行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现行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历史遗留的矛盾如何解决；二是破产后各种资源如何配置。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下面分五点来说明。

1.全力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这包括做好职工思想工作和按政策把职工安置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历史较长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做不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国企部分职工思想观念陈旧，总认为大中型国企不会破产，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再加之这些年企业效益下滑，收入低，储蓄少，而自身忽视学习，缺乏在市场竞争的知识技能，所以很可能对破产一时接受不了，便很容易把对企业领导的埋怨，对政府有些官员的不满，以及自身对前途的担忧等复杂情绪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不良情绪的蔓延，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静坐等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从破产企业蔓延到非破产国企，形成一种传播放大机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国企职工从上而下的周密细致的思想工作务必做好，要充分发挥党群组织的作用，把问题消化在萌芽阶段。必要时也要采取果断措施，以防事态扩大。

就企业破产的原因，破产政策法规等问题要向职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把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工作作为整个破产工作的核心。对政策法规中没有涉及到的特殊问题要及时研究，拿出相应的政策。

2.资产清查与变现

这项工作关系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资产清查必须严格仔细，清查后的资产要入库、查封，同时注意保存、保养完好。资产变现，也包括债权追索，要组织专人下力气做好。资产变现后主要用于安置职工和清偿债务。资产变现通过公正评估、公开拍卖、公开竞价等方式，达到变现的公正、公开和卖到最高价。资产变现工作容易受行政命令左右，搞暗箱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研究和实行科学变现方法是一项重要的课题。由于职工只关心自己安置费用和政策问题，不易形成对破产清算组的监督，上级政府部门也难以实行有效监督。利用资产变现犯罪，发“国难财”者必须严惩。

3.债务清偿

债务一般由几部分组成：欠政府税收、欠银行贷款、欠国企债务、欠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债务等。关键是要处理好清偿敏感性债务问题。敏感性债务主要是指欠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债务，一般来说每家债务额小，涉及户数很多。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国企领导层与民营和私营企业的一些关系，这种敏感性债务量能占到较大的比例。敏感性债务偿还比例可以影响这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甚至个人财产的存灭。处理不好也易引发不良的社会问题。欠国企、银行、政府债务可以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解决。

4.企业的社会职能部门移交地方管理

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房产、公安等部门，应在政府协调下成建制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但由于地方政府也面临机构压缩、精减人员，这项工作在实际中并不顺利，需要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找到可行的办法。可以在将富余人员剥离后再移交，但要有严格的政策依据。

5.资产重组与资源的再配置

出售的资产，以及带资安置职工的资产等可以在政府协调下，以资本为纽带，组成新的非国有企业，生产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

具有专门技术的职工可以在人才市场或劳动部门指导下重新就业。缺乏专业技术的职工在政府再就业工程中进行培训，再找就业机会。

四.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一种合理的社会机制是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是在纸上写出来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还要依赖于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实践和理论分析。

1.加强宏观经济战略的指导

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应该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完善退出机制，把部分国企退出市场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结合起来，主动退出，以退为进，以退促进，少数国企的退出换来的是资源向更好的企业配置，带来的是整个经济的良性发展。国企的退出市场不能局限于关闭破产机制，还要发展成为效益好的国有经济成分从某些竞争性行业实现战略性退出，形成一个广义的国企市场退出机制。

这就要求加强对宏观经济战略研究和对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研究，深入实际，把实践经验及时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快国企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2.进一步完善法律环境

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仍没有通过修正案，需要抓紧通过并付诸实施。随之《公司法》也需要完善，还有《国有资产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社会保障法》等需要出台。近年来出台的二十余项政策法规也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只有法律环境不断完善，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有可能实现由政府主导退出向市场主导依法退出转变，才能利用法律武器惩治破产犯罪，悍卫国有资产。

3.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环境

主要包括完善有关财税制度、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建立国企改革专项基金。

在财税制度上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支持国企改革和调整的稳定的资金渠道。国企破产退出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这个障碍不消除，国企退出市场机制只是一句空话。在财政补贴上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因为国企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贡献，改革总要付出成本，而且多消灭一个亏损源，社会总财富会上升。

在金融体制改革上，要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调整信贷结构，促进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实行国企兼并破产政策，企业关闭破产涉及的银行呆坏帐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应由有关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核销（蒋黔贵，2000）。在银行坏帐准备金比率可以根据国有经济的总体信用水平适当提高，以确保核呆资金来源。

社会保障体系是重中之重，社保体系不健全，仍是一个重要的退出障碍。要通过财政收入、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特种国债、开征社会保险税等多种方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好用好社会保障基金。尽快在企业之外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多种保险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在现有国企实行只负责就业工资支付而不负责失业生活保障，消灭“下岗”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前消除企业的市场退出障碍，以便及时退出。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提出将国有企业退出中获得的收入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国企在战略性调整中解决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困难问题。虽然破产国企不可能在退出中还会有大量收入（财政、银行不补贴、不核呆已很难得），但通过盈利国有企业退出所得建立专项基金的设想仍有必要，这样可以更快地消除退出障碍，推进退出机制的完善，总的产出仍会大于投入。现在不投入，只能越亏越多，损失更大。

4.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来完善退出机制

资本市场充分发展使大型企业的退出更易于操作。利用资本市场可以拓宽退出机制的思路，实现直接退出与间接退出相结合。

公司上市后可以实现间接退出。对于不能马上退出的国企，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的操作，逐步转让股权，最后完全退出。这样可以平稳退出，减少社会的震荡，而且变现价值较高，还可以充实到专项资金中专用于解决退出障碍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做法属于广义的国有经济成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可以用来完善退出机制。

5.利用中介机构来完善退出机制

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如果有充分发展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破产操作的很多具体工作都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来做。由于中介机构的市场服务性质，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简化破产清算工作，便于实现公正、公开、高效。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可以交给资产评估机构来做；资产变现可以拿到产权交易市场和公开拍卖市场去做；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可以到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协助解决；甚至随着实践的积累，很多具体操作可以请教专业咨询公司。这样的话，退出机制使更加完善了，便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

6.综合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建立全方位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政府机构（政策、财税、社保）、党群组织、法律机构（立法、司法）、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市场中介机构等都在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种社会组织在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时要统一认识，以国有经济改革大局为重，使退出机制不断地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成为公正、公开、高效，真正能为人民和国家利益服务的易于操作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国企市场退出机制不单单是退出企业的具体操作，更多的是创造一个国企易于退出的环境，企业经营现状好坏不用考虑，而更多地考虑如何解除企业的社会职能性负担，如何化解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纠缠不清的政府与企业以及企业与职工的依存关系，如何消除国企市场退出的障碍，如何转变国企干部职工的陈旧观念。否则合资、出售、兼并、上市退出等措施不能有好的效果。这里所说明的是不光有三维空间的退出机制，而且有时间上的前瞻性，形成一种四维空间机制，不但要完善，而且要发展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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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华仁（2000）：《在全国经贸委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8月第15期。

退出体制范文篇8

法，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现在我讲三点意见。

一、组织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的主要政策精神

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年至20**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76．6％，包括嫁接改造调整企业823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1480户等。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6622户减少到3757户，企业资产总额由1387亿元增加到6422亿元，增长了3．6倍。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国有资产总量成倍增加。

建立国有困难企业帮扶制度。我市十分重视解决困难企业的问题，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建立了困难企业帮扶制度。市财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国资委会每两年评审一次困难企业，以保障职工生活、支持就业再就业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为重点，对困难企业及其职工给予免税、工资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照顾。各方面在加大帮扶困难企业工作力度的同时，采用嫁接调整改造和破产重组改制等方式，帮助部分困难企业找到了解困和发展的新路子。经有关部门评审的困难企业，由**年的1750户减少到20**年的1018户。

积极探索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新渠道。**年以来，我市有55户企业按照国家下达的指标实施计划内破产，有65户企业实施依法破产，共安置离退休人员和在册职工15．5万人。企业实施计划内破产要有国家下达的指标，企业实施依法破产要具备破产的条件，而大部分困难企业没有国家下达的破产指标或不具备依法破产条件，因此难以通过破产渠道退出市场。这些企业无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要支付职工工资等费用，拖欠职工的债务无法解决，可变现的资产不断消耗，维护职工基本权益的条件越来越差；所有企业都是长期亏损，每户年均亏损126万元，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为了有效保护职工权益，使不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退出市场，市政府于20**年了《关于困难企业整体分流安置职工和退出市场的意见》，（津政发〔20**〕108号）。由此，我市建立了企业退出市场的第三条渠道。两年多来，有201户企业按照上述文件的政策退出了市场，7．8万名职工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其中5．2万名职工进入托管中心，企业拖欠职工的8．6亿元债务得到了彻底解决，职工生活和社会保险有了长期稳定有效的保障；企业亏损户数相应减少，机电总公司有59户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总公司整体由亏损转为盈利。

修订完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政策制度。在组织困难企业通过三条渠道退出市场的过程中，计划内破产企业要执行国家统一政策，依法破产企业要执行国家统一政策和地方配套政策，而退出市场企业要执行地方政策。这些政策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由不同部门制定的，妥善安置职工的政策不统一，为职工提供管理服务的办法不完善，保障离退休等人员生活长期稳定的制度不健全，资产处置和资产变现的政策不配套，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成本普遍不足等，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为此，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研，对企业和职工的数据资料逐户进行分析测算，以确保职工合法权益和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为中心，在深入研究统一政策制度、完善管理服务办法、多渠道筹措资金、规范企业退出市场规程等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主要精神是，争取在20**年至20**年的三年内，组织1018户不具备存续条件的企业，以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为前提，通过计划内破产、依法破产和退出市场等三条渠道依法退出市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和谐天津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充分认识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的重要意义

积极做好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是全面落实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精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妥善安置三类企业的全体职工，是切实保证职工合法权益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我市现有的1018户企业，共有职工56万人，其中离退休人员33万人，包括离休人员2314人，退休人员33．2万人；在册职工23万人，包括在岗5万人，不在岗18万人。妥善安置三类企业的全体职工，涉及离休人员和退休人员，工伤人员和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精简退职人员和企业退养人员，以及大龄职工和年轻职工，主要有五项任务。一是逐笔核对企业与职工的债务，用企业筹资加政府补助的办法，彻底解决企业积欠职工的所有债务，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各市属集团公司和各区县老干部工作部门，要做好离休干部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各市属集团公司和各区县建立职工托管中心，做好退休人员、“4**0”人员以及符合条件伤残职工和丧失劳动能力职工的托管工作，落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贴和生活费补助等政策。四是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以及我市制定的生活补助费标准调整机制，为精简退职人员和企业退养人员预留生活费，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五是鼓励就业再就业，企业接纳转移劳动关系人员，对不符合进入托管中心条件的人员和年轻职工实行分流安置，理顺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全面促进就业再就业。妥善安置三类企业的全体职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完善的政策和周密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研究解决各个群体的实际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为三类企业退出市场创造条件。

支持三类企业依法退出市场，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市坚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在历时8年完成第一轮国有企业嫁接改造调整后，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嫁接改造调整，国有企业改制面不断提高，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为不具备存续条件的企业开辟退出市场的渠道，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市现有的1018家三类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多数是无产品、无设备和无经营的“空壳”企业，账面总资产388亿元，总负债458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118．1％。支持三类企业依法退出市场，可以盘活企业资产，减少长期消耗性开支，促使不具备存续条件的企业彻底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从而有效地集中社会资源，促使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深化改革，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做好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是构建和谐天津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多年来，我市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以职工为主体，尊重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维护和实现职工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动员组织职工积极投身于企业改革和发展。我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任务，支持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促进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当前，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上升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做好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要求我们坚持以职工和企业为主体，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工作程序，以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为前提，组织三类企业依法退出市场

做好困难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是事关广大职工切身利益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为前提，组织三类企业依法退出市场。加强组织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把事情办好办实。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计划安排。市政府、各区县政府和各企业主管部门分别成立领导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科学制定工作计划，不断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以妥善安置全体职工为前提，做好三类企业依法退出市场工作，确保职工、企业和社会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工作任务。市国资委、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和市国土房管局成立工作班子，指导企业制定方案，做好方案预审、方案审批及审计监督等项工作，加强资产和资金管理，定期对职工安置和再就业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各区县、各集团总公司负责本区县、本行业的工作，帮助所属企业搞好资产清算、债务清偿、安置职工方案制定等工作，加强托管中心建设，做好进中心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

充分发扬民主，规范运作程序。三类企业妥善安置职工和依法退出市场工作，要坚持公开透明，实施方案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上级工会组织要参与职代会的全过程，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各集团公司负责指导企业制定方案，企业变现资产要真实准确，职工安置方案要切实可行，缺口资金要确保到位。计划内破产和依法破产企业破产终结后，工商部门依法办理企业注销手续。退出市场企业在妥善安置全体职工和处理与银行等法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后，要关闭统计、财务等账户，工商部门依法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退出体制范文篇9

关键词：民营银行；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纳什均衡；分析

一、引言

目前关于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增量改革，一种是存量改革。前者以徐滇庆为代表组建民营银行的改革，认为组建民营银行，对原有的金融体制产业巨大冲击，有利于金融领域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不必通过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将民间资本引入金融市场。可以重新进行制度安排而没有不合理的制度约束，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统一通过市场来选择经理人员；没有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等。后者以王自力博士为代表，认为组建民营银行会成为能人们竞相追逐的烫手山芋，或成为各利益集团为自己服务的融资场所，并可能产生金融三乱。在短期内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将不可能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优先选择。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民营化改造方式替代新设立民营银行没有理论和政策障碍，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本文认为，前者更具有优势和可行性，理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体制外增量改革是可行路径；对原有银行制度的改革持续了较长的时间，而未见明显效果，组建民营银行增量改革的优势绝不劣于存量改革；市场经济机制完善化的趋势是银行业市场化。当然，组建民营银行也不能完全治愈几十年银行业发展的顽疾，但却会减轻症状，并为以后的综合治理提供正确的机制路径。

我国是体制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套用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发展模式，必须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及增长的体制特殊性，探求出一套适合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模式。2005年2月，国家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规定，为民营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和保障。[1]因此，对民营银行的发展，尤其是初期发展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的研究，对民营银行长期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本文从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民营银行市场准入机制分析

(一)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博弈分析

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金融抑制和投资抑制的经济现象，这是传统经济体制或目前经济体制转轨的一种显性表象。国有商业银行附带着的是国家或政府的利益，它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的，还控制资本的流向，并在宏观上体现政策制订者的意向。国有商业银行想拥有大量的资金形成资金需求，而储蓄者又对国有商业银行有着国家信任存在大量的资金供给，供求相等或略有差异都会出现基本均衡(注：银行业还应当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它们的改革可以形成民营银行的增量,因此它同组建民营银行有着同等的功效,将之并入民营银行的增量,不再单独考虑,以简化理论分析｡)，而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对资金的需求是极大的或无限的，而在基本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资金供给是有限的，这在短期内也存在着一种均衡。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一定吸纳资金，储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金供给的纳什均衡(吸纳，储蓄)。

当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者还未出现的时候，处于垄断状态(我们暂且不考虑一直存在的地下或半地下的民间金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高枕无忧，即使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很低，仍然不必担心储蓄者改变策略不来储蓄。但是当竞争者如民营银行出现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储蓄者可以选择不到国有商业银行储蓄，而到民营银行储蓄，其仍然可以受益(并且收益大于零)。则原有的纳什均衡被打破了，储蓄者一定不储蓄，不论国有商业银行吸纳还是不吸纳，即(吸纳，不储蓄)和(不吸纳，不储蓄)是新的纳什均衡。

对于民营银行和储蓄者而言，民营银行和储蓄者的纳什均衡必然是(吸纳，储蓄)，在不考虑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就是一个显然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对资金的竞争成为关键。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对资金都有两种策略：进入、不进入和限制、不限制。这是一个优超战略，民营银行的进入策略收益严格大于不进入策略的收益，而国有商业银行的限制策略的收益严格大于不限制的策略收益，因此，结论必然是(进入、限制)，因为任何一方的不进入或不限制，必然会使另一方占领市场，拥有资金并获益。

(二)民营银行市场进入的效率提高模型分析

民营银行的市场进入对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正面效应。首先我们来建立一个民营银行市场进入的模型，以分析民营银行进入的利好效应。该模型有以下四个假设：(1)银行有传统垄断主导部门(国有银行)和增量部门(民营银行)；(2)国有商业银行部门是价格制定者，而增量部门是价格接受者；(3)国有商业银行的边际成本低于民营银行的边际成本，且是平行于横轴的直线；(4)民营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需求线都向右下方倾斜，且民营银行的需求弹性大于国有商业银行需求弹性。[2]

在没有民营银行进入，只有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条件下的贷款数量和利率决定如图1。

在图1中，国有商业银行根据的原则决定贷款数量，利率由贷款数量Q=D(r)来决定，按照MR=MC的原则确定的贷款数量是Qm1，利率是rm1。需要指出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体制的原因，不是完全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于盈利状况的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可能MRMC。

图2中民营银行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大于国有商业银行的需求曲线弹性，因为民营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较为深化，利率的较小变化便会引起贷款数量的较大变化。同样，按照MR=MC的原则确定的贷款数量是Qm2，利率是rm2。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Qm2的数量大大小于Qm1的数量。

图3是考虑了民营银行进入的总的贷款数量的利息率的情况，需求线的弹性介于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需求弹性之间，按照MR=MC的原则，民营银行的贷款数量和利率分别为Qm3和rm3，并且Qm3=Qm1+Qm2，rm3<Rm1。由此可见，民营银行的市场进入使得利率降低贷款数量增加，对与资金的资源配置而言是优化了，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但目前我国已经准许民营银行的进入市场(即存在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或是条件)，民营银行的进入机制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和长期发展的博弈关系的问题了。

三、我国民营银行的退出机制博弈分析

不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民营银行，作为经济主体，只要是在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着进入和退出的问题，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进一步说，民营银行需要进入和退出，国有商业银行同样需要进入和退出，这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才能趋向于优化。

在市场经济中必须要有退出机制，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就是市场进入和退出的原则，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作为经济主体都要遵循这样的机制原则。

民营银行方面的专家徐滇庆以台湾开放金融的教训指出，如果缺乏准入法规，就会出现大企业与银行勾结的现象，造成金融混乱；如果没有退出机制——只进不出，令金融往高风险运行上走，则会造成“挣了钱归自己，出了事请政府救”。[3]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矩阵对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之间关于退出与承担风险的博弈进行分析。两个博弈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有两种策略：退出和不退出；对于政府而言也有两种策略：少承担风险和多承担风险。对于政府而言，少承担风险的收益要严格大于多承担风险的收益，这是优超战略。而国有商业银行选择退出的收益必然少于不退出的收益。之所以收益不为零，是因为退出并不是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退出，而是部分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其总收益相对于不退出只是减少而已。因此(不退出，少承担风险)是最终的纳什均衡。

民营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类似，最终的均衡是(退出，少承担风险)。如果这个均衡策略不是最终结果，政府应当采用可置信威胁，不退出不可以，必须退出，则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只能选择(退出)，政府选择(少承担风险)，策略(退出，少承担风险)这是最优的，则市场竞争实现帕累托最优。而我国城市信用社的发展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就是要健全银行的退出机制。银行也是企业，不能适合社会发展、不能为储户创造利益的银行就应该退出。按市场机制运行自主运作，不受政府干预，这是民营银行的优势，当然应当以健全的信用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前提条件。

四、我国民营银行市场准入中存在的问题

(一)道德风险

在设立银行的审批机构和民营银行的发起者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道德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设立银行的审批机构很难掌握民营银行建立的真实初衷。因为的确存在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老板，想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从社会敛财，为原有的企业发展融资。在浙江的一些企业如吉利集团、奥克斯集团、大东南集团等，建立银行时的确是“为了我们以后公司的发展和获取贷款方便”，“但后来觉得银监会对股东贷款的规定与我们的想法不符，所以就退出了。”由此可以看出，避免道德风险是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一个难题。

(二)寻租及内部人控制

由于民营银行准入审批权掌握在某个部门手中，一般会导致寻租现象，这使很多不具备开办条件的银行进入市场，从而为将来民营银行的总体发展留下隐患。民营银行一般是自发组建，资本来自民间，其在股权安排上容易出现两种不利的股权现象：一是股权过于集中，导致少数人控制银行；二是股权过于分散，众多的股东之间相互冲突，导致事实上的经理人控制。这两种现象都会造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一些民营企业负债投资和控股银行的动机不纯，意图通过关联贷款或以其他形式占用银行的资金。收紧对民营银行与关联人士的信贷以及他们之间的其他金融往来的监督和控制，必要时要由股东作出避免关联贷款的承诺。

(三)民营银行投资者的素质低引发的民营银行经营效率低下

现代商业银行的业务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款和贷款业务，日益复杂并广泛应用的派生产品和电脑技术，已改变了银行的运行模式，使它成为一种技术性很强、完全依靠科学和严密的管理制度运行的行业。现代商业银行不是一般人所能经营得好的。如果经营不善，出现了巨额不良资产，受损害的就不仅是投资人，还有众多的储户。因此，民营银行并非谁持股多谁就能当上银行董事长，企业就能经营好，它需要董事长具有银行经营管理等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目前为数不少的企业经理缺乏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经历，难以胜任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工作，会给民营银行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风险——收益、损失的悖论

由于对利润最大化的强烈追求，民营银行对高风险运作和金融创新有着强烈的冲动，极易出现过分注重资金回报而损害其他人利益包括社会利益的情况。民营银行如果过分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一旦投资失败，绝大部分损失将由股东承担。如果由此导致银行破产倒闭，损失则将最终转嫁给存款人或者存款保险公司，甚至政府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利益的损失。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也是一个风险——损失、收益的怪圈。

五、完善我国民营银行进入退出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银行的市场准入、退出法规

在市场准入法规中要规定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诚信状况、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有关条件。民间资本可发起组建民营银行，只要各项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就可以注册登记，金融管理部门只是审核是否确实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对申请开业的民营银行进行审核，如对银行的公司治理机构的审查，对民营银行最低资本金的审查等。但严格监管主要是法律法规，而不以行政监管为主，因为不以法律监管为主的行政监管很容易造成过度监管，因此，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以及监管必须以法律化为主进行监管。同时要实现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以防止监管的负面效应。在机制监管法律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当局要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考核、评价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状况的指标体系。

建立有问题金融机构退出机制，进一步优化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筹建全国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建立破产法（注：目前,尚未出台有关银行破产的法律､破产清算等法律程序｡新的破产法正在审议过程中｡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第163条中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制定民营银行退市的法律条款，以保证民营银行市场退出的合法性，对民营银行的破产加以制约并对储户等对象加以保护，同时，明确民营银行市场退出的技术支持。总之，银行监管当局应依法对民营银行的接管、重组、兼并和破产实施监督管理，做到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市场化和法制化。

(二)完善民营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加快人才队伍的培养

我国金融市场混乱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因为基本制度不健全，政策多变，出现了逆向选择等现象。在完善外部法律等制度的同时，更要完善内部企业管理制度，有效防止寻租及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必须健全，从制度上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能够独立地行使各自职权。银行筹建的董事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以代表社会对民营银行进行监督。

此外，加强民营银行管理，强化其规范经营，人才也很重要，必须加强培训和教育。尤其是对现有的民营银行家进行有关现代金融知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培训，提高银行经营者的素质，提升其水平。当然也可以从香港、台湾和国外吸收已经有相当经验的高素质的留学人员参加创办民营银行或担任民营银行的董事长或行长。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事实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发展民营银行所必须的，对加深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是必要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中设立保险机构，强制地或自愿地吸收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缴存的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财务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它是发展民营银行必需的制度，西方国家的银行发展经验表明，这是解决银行盲目扩张、保护储户利益的好方法。

目前我国不同类别银行间风险和内控机制差别很大，因此，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应当分步进行。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形成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规范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通过建立存款保险计划、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初步形成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性框架。

退出体制范文篇10

加强干部宏观管理，必须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建立和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有效机制，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改革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实行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的分类管理。

在学习借鉴中国历史上实行的“官”与“吏”分类管理、西方国家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分类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干部分类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是进一步健全党政干部、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分类管理体制。二是对党政干部队伍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领导类干部和业务类干部的法制化的分类管理。

二、科学设定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标准，合理设置领导职数。

根据各级领导班子应具备的职能和承担的任务，对领导班子结构标准进行科学设定。要根据领导班子应有的功能，对不同级别、类别的领导班子提出不同的任职能力要求；要根据领导班子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来组建各种不同结构类型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要对党委领导班子和政府领导班子的结构类型作出清晰界定；要针对承担任务的阶段性变化，对领导班子结构适时作出相应调整，进行结构转型；要根据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研究制定系统完备的领导干部职位规范，明确职务所需的任职条件，加强职数管理，减少职数设定随意性和职位角色的模糊性。

三、实行任期制、任届制和任职年龄限制，在领导干部中普遍实现有限任职。

目前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中，大多数职务没有明确的任职时间限制、届数限制和任职年龄限制。一些干部，只要不到退休年龄，就一直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间转岗；有的不能在党政领导班子任职，也要到人大、政协安排，使得“能下”的措施长期难以实行。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规范的领导干部有限任职机制。一是实行任期制。领导类干部担任同级党政领导职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0年。在任期内未能提任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不得留任或转任其他领导类职务，并从领导干部序列中退出。二是实行任届制。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者，可以连续任职两届，每届任期为5年。三是实行任职年龄限制。按不同职级分类，所任职务级别低，任职年龄界限就低；所任职务级别高，任职年龄界限就高。超过规定的任职年龄界限，未能提拔担任上一级职务的，无论任职时间和任届期数是否已经达到规定的上限，都要从现任领导岗位上退出。

四、建立领导干部任职资格考试制度。

要把德才兼备的复合型领导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革。一是根据职务特点和履职要求，实行不同层次、类别和级别的领导干部任职资格考试，以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拔优秀领导人才。经过规定程序，获准参加相应领导职务任职资格考试者，经考试合格后，即取得上一层次领导干部任职资格，由组织部门列入后备干部队伍，按照统一管理原则，实行分门别类的动态管理。二是把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与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统一起来。在任用领导干部时，由组织部门根据空缺职数和职位的要求，在相应级别的后备干部中，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择优向党委提出选拔任用或依法推荐任用的人选。未能通过资格考试并取得任职资格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三是按照国家关于公务员录用和晋升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业务类干部的考试方法，实行干部资格考试和晋升考试制度。

五、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结合制度。

要完善职务晋升渠道，继续坚持职务晋升、特别是领导职务晋升在多种干部激励手段中的重要地位，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加以落实和管理。要完善职级晋升渠道，进一步加大职务与级别的对应等级，将现行的干部级别按照“一职数级、上下交叉、高职务设少级别、低职务设多级别”的原则进行合理增加，体现职级与职务的对应关系，拓展干部发展空间，增强“级别”在干部管理中的激励作用。要完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渠道。在干部队伍中建立各个层次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职务享受不同的工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