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10篇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1

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

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

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

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

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

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2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

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

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

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

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

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3

1.中国古代立法规定。投毒自古有之,古代将毒称之为“毒蛊”。所谓的“蛊”,照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又引申为一切毒害。刑罚严苛的后魏太武帝为惩治蛊毒者,规定“蛊毒者,男女皆斩,并焚其家。”[1]《唐律》中则明确规定,“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并同时规定其同居家口,虽不知情与里正知而不久的,皆留三千里[1]。明律中规定“投毒杀人者绞,知情卖毒药者流放三千里。”可见投毒行为在古代就已经被认定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只是当时投放的“蛊毒”和现代的“危险物质”有所区别。

2.国外及港门相关立法规定。日本刑法规定由污染净水罪、净水投毒罪等罪名的行为导致人死伤的,和伤害罪相比,依照较重的刑罚处断[2]。德国刑法规定行为人通过向被掌握的水源、水井、管道或者饮用水储藏器中投放毒物构成公共危险的投毒罪[3]。澳门刑法则规定行为人使用毒物又或者使用任何阴险之方法或显现实施危险罪的方法必须要加重惩处[4]。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于投毒行为都进行了加重处罚。

3.国内立法规定。刑法修正案(三)中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在原有97刑法的投毒罪基础上增设的。根据两高司法解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行为人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安全的行为。从解释上看,新罪名除了包含原有投放毒害性物质外,还涵盖了其他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投毒罪仅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种类型而已,从这点而言投毒罪并不等于投放危险物质罪。

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特征

1.客体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历来都被认为是除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外的刑事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类犯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侵犯的是公共安全,这一点在刑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何谓“公共安全”却有争论:学界通说“不特定且多数说”,该说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5];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不特定或者多数说”,该说认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就是公共安全[6]。“不特定说”,该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7]。

上述观点均认为公共安全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分歧在于“特定多人”是否属于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就是指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即就是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既包括了不特定多数又包含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如果人为地将特定多数人人为地割裂开来,势必不利于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笔者赞成张明楷教授的“不特定且多数说”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当行为侵犯的仅是特定的少数人的权益时则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构成相对应的罪名。

2.客观方面特征。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于法律并没有对投放的方法和工具进行限制,实践中一般认为“投放”主要是针对公共食用、公共饮用或者公共场所投入、注入、邮寄、搁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如果仅仅是只针对特定的个人则不属于本罪的“投放”。学界普遍认为本罪属于危险犯,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投放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物质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而不要求必须发生实际危害结果。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不特定多数人的死伤或公司财产的重大损失,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至于是出于复仇、泄愤、嫁祸于他人等动机均不影响该罪名的成立。

4.犯罪的主体。通说认为本罪为一般主体,即根据刑法总则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不满16周岁犯投毒罪是应当负刑事任的。那么14～16周岁的人实施投放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是否要承担刑责呢?有学者认为,投毒罪被投放危险物质罪所吸收,主体年龄要件上也是相同的,这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还值得商讨?笔者认为,在处理此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区分,如果投放的为毒害性物质,应当承担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如,投放的是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则不符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投毒行为,则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三、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相关罪名的界定

1.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名的界定。两罪名都是新增设在刑法修正案(三)中的,理论上容易界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认定困难实例。如,2009年下半年,乌鲁木齐连续发生了多起使用注射器针扎无辜群众的恶性事件,并造成社会恐慌。对于类似的案件法院是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论处的。假设行为人用装有传染性的病毒的针管向特定人注射,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如,在公众场合针对不特定的人群实施针扎行为则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所投放的物质性质。

2.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定。从腐竹中的吊白块、鸭蛋中的苏丹红、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再到地沟油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上演。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是否可以依照投放危险物质罪定性呢?正如学者所言:“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毒行为,此种行为危害的也是公共安全,由于此种行为已被刑法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因此,对这种行为只能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而不能按投毒罪处理。”[8]不容否认,二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两罪在客体是不完全相同,前罪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后罪侵犯的不仅有公共安全同时也是对国家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侵犯;行为发生的领域也不同,后罪主要发生在生产、销售环节,对于非这两个环节过程中则不能定性为此罪;犯罪主体也有所不同,前罪只能是自然人,后罪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单位。

3.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为进行恐怖活动而实施投放危险物质的区别。采用投毒行为有着易于得手,难以防范,导致的社会危害大,也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之一。立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何谓恐怖主义犯罪,国际上普遍以“不特定性、恐怖性、政治性”作为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特征。因而实践中要注意区分,如果投放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目标,危害公共安全则应该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如果投放行为仅是针对特定目标而事实上又未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宜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刑法虽未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明文界定,但是刑法第120条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如果投放行为是为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作准备实施的,应当进行数罪并罚。

4.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重大环境责任事故罪名的界定。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危害后果看和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些类似都危害了公共安全。江苏盐城胡文标一案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定性,这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赞成者认为,企业排污后果严重,必须严厉惩罚;反对者认为,判决结果加重了排污的处罚力度对本应适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名却变更为投放毒害性物质,这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究其辩论原因主要在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行为人主观方面存在分歧,即主观上是否包含故意,学界对此有“只能是故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只能为过失”[9]。笔者赞同“过失说”,通过刑法对两罪处罚上可看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只有过失,不包括故意。在盐城一案中行为人在明知排放出去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还是任其排放,这已不再是过失心态而是放任的间接故意,从这点来说,判决结果并无不妥。

四、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刑事责任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4

“投放危险物质罪”源自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修正案》三）第1、2条对1997年刑法第114、第115条所规定的“投毒罪”的修改。根据《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刑法第114条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5条第1款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据此，有以下几项刑事法理问题值得考究。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参考文献：[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4]参见张庆旭：《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2期[5]参见周振晓网文：《刑法修正案（三）罪名问题刍议》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5

(一)理论基础

在我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依托于“空白刑法”这一特殊立法技术来完成。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1．保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

任何一部法律都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从而无所适从。要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就不能动辄对原有的条文恣意地进行增删或改动。而使用“空白罪状”这一立法技术后，就可以实现对某一行为违法与否交由行政法律规范来衡量，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刑法的安定性。

2．是弥补刑法滞后性不足的需要。

法的安定性要求必然导致法律呈现滞后性的“诟病”。环境领域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变化较快，而罪刑法定原则又要求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在环境刑法领域就会出现法律规范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通过使用“空白罪状”，将环境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委托给较为灵活的环保行政法律规范，这样做有利于适应形势的变化，顺应了打击新型环境犯罪的需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刑法滞后性之不足。

(二)具体表现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概念的行政从属性和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1)概念的行政从属性指的是环境刑法规范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多是直接援用行政规范。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有关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规定，如何界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就需要通过参照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目加以确定。(2)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主要包含两种具体情形。第一种表现为将违反环境行政法规范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中，行为设计多是以“违反……法规”的形式出现，而违反的这些法律法规，多半属于行政法规范的范畴。第二种表现为以违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作为环境犯罪的消极构成要件。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对于“非法采矿罪”的规定即是如此。该条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该条关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形。

二、环境空白刑法适用中遇到的难题

(一)新型环境犯罪案件下空白刑法指引缺失的问题

依据上文，使用“空白刑法”技术能够有效的弥补刑法滞后性的不足，但面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环境犯罪案件，这种弥补性仍显捉襟见肘，仅具有相对程度上的补足性。尽管行政法依其形式的灵活性和立法的广泛性而著称，但面对新型环境违法问题，仍有不足(笔者所言新型环境污染，近年来主要有光污染、热污染，气味污染、低频噪声污染等)。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新型环境犯罪案件因无法可依而惨遭搁置的尴尬境遇。

(二)行政瑕疵情况下的环境刑法如何适用的问题

行政规范及其行为一旦出现问题，法院是否有权对其进行附带性审查，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随之受到影响，对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又该如何判断，这些都是由行政瑕疵本身造成的环境刑法适用中的新问题。在行政法上，行政瑕疵是指作为环境犯罪前置的行政规范或其行为存在的瑕疵。通常包括:行政规范瑕疵、行政规范欠缺瑕疵以及行政处分瑕疵三类。由于行政规范欠缺的瑕疵与前述新型环境犯罪案件下的指引空白具有同一性，因此，笔者所言行政瑕疵只包括行政规范瑕疵与行政处分瑕疵两种。

三、环境空白刑法适用中问题的解决

(一)利用罪名之间的交叉、包容、竞合关系，寻求新的定罪依据

以“污染环境罪”为例，一个新型的环境犯罪案件，如果在环境行政法律规范中找不到违法的依据、空白刑法指引缺失时，可通过罪名之间的交叉、包容、竞合关系，寻找定罪依据。(1)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是危险方法进行的污染环境行为，且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实质或者危险的后果，此时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2)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是过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的，则可按“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3)如果行为人是以杀害他人的目的向外投放、处置有毒有害等危险物质的，分情况可分别按照“故意杀人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二)以法益为向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关于行政规范瑕疵。

行政规范自身有瑕疵怎么办，对此问题我国一直以来关注较少。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对行政规范是否违法认定时难度极大，通常也就不会对环境犯罪的定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将行政规范即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部分———行政立法与非行政立法，加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法院对待二者的态度显有不同。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司法审查中，根据现有的立法精神，可借鉴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做法，即对环境犯罪所依托的行政规范作两分法的对待。如果是行政立法违法，只要在被确认违法以前，行为人的行为都应认定是合法有效。而对于依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行为，法院在追究刑事责任前，可先判断其合法性，再结合行为人是否对环境法益造成的实质损害为标准，共同判断是否对行为人定罪苛刑。

2．关于行政处分瑕疵。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6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刑法语言;科学立法

社会的急速发展促进了城镇化的推进和网络社会的形成，随之刑法规制的对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诸多新事物，单纯依靠解释已无法达成法的使命。处于转型期的刑法也无法保持沉默，十个修正案就是对社会发展最好的背书。我国刑法的制定和修正都过于随意，刑法中叠床架屋现象严重①，个罪关系错乱随处可见②。刑法立法的不严谨，导致了刑法适用的成本增加和刑法效果的减损。这部本身存在诸多“病灶”的刑法，经过十次修正，问题更为显著。本文尝试着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刑法立法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认为刑法修正案方式并不能圆满解决这些问题，刑法需要根据二元分立立法模式进行一次系统的修正。

一、立法观念的错位:工具主义刑法观的泛滥

刑法本质上是一种恶害，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刑法立法不可任性，应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谨慎进行。在刑法理念多元的时代，刑法及十个修正案虽然部分地体现了民生刑法的理念，但通观刑法及系列修正案民生理念没有获得支配性地位，刑法中更多是打击理念，刑法被视作驯服社会的利器，被定位于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有问题的最优手段。刑法468个罪名有467个罪名规定在刑法典中，做到了明确的罪刑法定。罪刑法定的支撑是民主和自由，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罪刑法定包括形式的侧面和实质的侧面，形式的侧面主要约束司法者，然而立法者并不天然亲近公民立场。“现在国家机能的扩大和积极化，特别是特别刑法、行政刑法等领域刑法法规的显著增加造就的。在这样的现代状况里，罪刑法定的形式主张只是犯罪和刑罚由法律预先规定就好，具体内容是否正当无法获得判定。‘实体的正当程序’的想法，源自这样的问题意识，赋予了罪刑法定实质内容。”［1］56随着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深化，不合理的立法的危害远胜于恣意司法，它会导致全体式错误。实质的侧面主要是约束立法者，立法者不可无视人权恣意立法，立法应该明确、处罚应具有实效性。“从沿革来看，实质侧面虽然不是罪刑法定的本来内容，但作为派生原则最近得到了有力倡导。”［2］13我们向来有重刑主义传统，近来社会治安不尽如人意、社会问题复杂多元，很多问题并非刑法所能解决，为了摆出关切的姿态也为了宣泄对特定问题的无奈，一旦出现重大、急迫问题，我们不是去思考合理对策，而是动辄将问题拉进刑法，将本不是刑法的问题强行塞入刑法，刑法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好像一旦把一个问题写进刑法，相应问题就会自然彻底解决，这明显是对刑法性质的误解，也是我们“鸵鸟心态”的暴露，这也是我们诸多政策、法律失灵的无奈写照。“刑法采用刑罚制裁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统治社会的手段。可是，这样的任务的承担并非仅限于刑法。刑法以外的各种各样的法律，甚至是伦理、教育、大众传媒等都能达成相同的机能。”［3］9“为了对付日益攀升的犯罪，刑法在中国社会中成为垄断性的社会控制手段，而前者恰恰正是(至少部分地)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崩溃的结果。”［4］2697刑法实施不过20年，已经修正了十次，由最初个别条款的必要性修正到现在大面积全局性修正，完全突破了《立法法》的规定和修正案的定位，足见刑法修正缺乏必要的制约。刑法修正案八和九事实上已经很难称之为修正案，其对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涉及总论和分论，严格了刑罚执行条件、增设了许多新罪名，已逾越了修正案的范畴。况且修正的条款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使问题重重的刑法典更加臃肿和矛盾。危险驾驶罪(第133条之一)、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第280条之一)、代替考试罪(第284条之一第4款)三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拘役，这些原本不是犯罪的行为，立法者仅仅出于社会管理目的而将其犯罪化。这三个罪名之前，侵犯通信自由罪、偷越国(边)境罪等最高法定刑为一年有期徒刑的是刑罚最轻的犯罪，增设这三个犯罪破坏了刑罚体系的协调性，也进一步扩大了传授犯罪方法罪、窝藏、包庇罪等成立范围。增设这三个罪本是为了加强秩序管理，但立法者显然没有关注刑罚执行之后的诸多不良后果。“至于刑罚的副作用，根据社会学与犯罪学的标签理论，施加刑罚容易对受刑人形成‘烙印效果’，增加其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困难。”［5］9在工具主义刑法观的支配下，重刑主义的传统并没有因现代刑法理念的发展而收敛，尊重人权、保障自由的理念时刻面临冲击。

二、立法体系的混乱:关联性规定之间的断裂

刑法是一个由总则与分则构建而成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照应，互为注脚。总则是对分则共同事项的概括性规定，分则是对具体犯罪行为的描述，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分工使刑法条文兼备了精简性和明确性。同时，刑法中的罪名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犯罪群，罪名之间存在核心罪名和补充罪名的良性关系，刑法的每一项规定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一项规定作为原点，其前后上下都有诸多呼应条款。即使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条款，也有着潜在的关联，这种关系在特定案件中会被激活并浮现。在刑法及修正案中，总则与分则、罪名之间的脱节错位并不鲜见，这破坏了刑法的体系性和谐，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1.总则与分则的断裂一个条款的修正，应关切到相关条款的协调性调整，从而使被修正条款与配套条款顺利接轨，如此才能使被修正条款获得生命力拥有体系性活力。仅对某一条款修正忽视整体变动的诉求，会产生修正制造断裂的怪现象。简单而言，会产生越修正越混乱的困局。刑法中存在多处因总则与分则修正而引起的断裂，急需进行一次系统调整。“只要分则不存在特别或例外规定，在解释分则时，应当注意分则和总则的协调。”［6］4同样，在修正刑法分则时，也应注意分则与总则的协调，防止二者之间出现断裂。刑法修正不应有“割据思维”和“条块思维”，这极易导致只顾其一不及其余的“盲人摸象”式自负。“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的一般指导原理，刑法分则的规定应当与刑法总则的规定相协调。但是，现行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有必要加以修正完善。”［7］127修正案中存在多处总则与分则的割裂，使刑法某一条文的表述无法与相照应的条款顺畅对接，这破坏了刑法的安定性和严肃性。第17条(刑事责任年龄)第2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56条(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独立适用):“……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投放危险物质罪(第114、115条):“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对比可知，投毒罪(第114条、115条)已经被《刑法修正案(三)》第1条、第2条修正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随后的《刑法修正案(八)》在涉及的修正条文中都将投毒罪表述为“危险物质”。如第50条(死缓变更)第2款:“……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第81条(假释的限制适用条件)第2款:“……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刑法修正案(八)》第16条)但是，原来与投毒罪相对应的总则第17、56条依然使用的是“投毒”。原本一致性的“投毒罪”在修正案中被修正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未被修正的还依然保留着“投毒罪”的原始状态，修正破坏了体系一致性。“在一个法律秩序中，法律条文具有相同的、和谐的、关联着的思想整体。”［8］74基于分则与总则的体系性考虑，应当将第17条第2款、第56条的“投毒”修正为“投放危险物质”。总则与分则是天然的合作关系，总则是基础，分则是具体架构，二者之间沟通流转具有严密性。“本来仅有分则的规定已经足够，然而为了避免重复，提前将分则中个罪的共同部分以所谓括弧的形式提取出来作为总则。事实上二者并无不同，必须注意它们之间存在的有机关系。”［9］8反观刑法及其修正案，缺乏总则与分则的关照意识，导致二者之间多处断裂。今后不论是修正案还是刑法整体修正，都应融入协调性视角。2.个罪间的冲突个罪间具有体系性竞争和合作关系，这直观地表现在条文用语的相同性、统一性。“法律条文之间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其经常是不完全的法条，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完全的法条。”［10］140个罪间具有一致性，它们共同构建了严密的刑事法网。本应严谨考究的刑法却存在多处个罪关系的错位，即对相同行为做出了彼此冲突的规定，这种由于粗疏立法技术造成的冲突本应被及时纠正，然而却迟迟未收到立法的回应。第109条(叛逃罪)经《刑法修正案(八)》(第21条)修正后，删除了“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从而将本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正为抽象危险犯，降低了本罪的成立标准。作为特殊罪名的军人叛逃罪(第430条)第1款还存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的规定，与一般罪名叛逃罪相冲突。原本两罪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犯罪主体存在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两罪的行为内容完全一致，军人叛逃罪重于叛逃罪，军人叛逃的最高刑是死刑，叛逃罪是十年有期徒刑。原本叛逃罪也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的行为要求，但是《刑法修正案(八)》针对叛逃罪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忽略了军人叛逃罪的存在，致使两罪产生差异。换言之，修正案对作为一般罪名的轻罪降低了成罪要求，却没有对危害更严重的重罪降低要求，不合理显而易见。法律修正案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短视行为制造了更多冲突，让人怀疑修正案的整体水准和可信性。

三、立法语言的粗疏:刑法语言缺乏精准

“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是通过语词订立和公布的。”［11］130立法是语言的艺术，措辞的严谨是法条语言的显著性特征。“无论如何，法律语言是准确的，有这一个优点就足够了;不管什么情况，这就是定论。”［12］339毫无疑问，法律语言是准确的，这种准确性是相对于日常语言而言，对于要表达的法律意识，法律语言多数时候也存在模糊性甚至错误。“法律是用语言表述的，语言所有的缺点在法律中都会表现出来。”［13］86“文本的不清晰可能是因为立法者没有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或者是因为在起草时就存在的某种技术错误。”［14］142我国刑法没有把立法语言提升到一定高度看待，致使刑法用语存在诸多问题。1.法律词汇的错用公民是一个宪法词汇，也是一个法律词汇，其含义是具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国籍的取得和丧失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参见我国《国籍法》)。明晰了公民的含义，比照于自然人包括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公民的范围显然小于自然人。“当法官面临法律术语的解释问题时，必须要通过参考法律术语在其他法律规范中的意思来确定”［15］154，“相比而言，中国宪法中所定义的权利几乎是清一色的‘公民权利’。不过，事实上，许多中国法律都明确表示，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普通法律一般平等适用于境内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如《民法通则》第8条，《行政诉讼法》第70和71条，《国家赔偿法》第33条)。然而，在宪法观念上，从‘公民权’到普遍‘人权’的转变仍有待完成。”［16］133这个问题在刑法上更为突出，刑法文本中除了三个条款外，其余使用“公民”概念的都是表述错误，应视情况换成“私人”、“他人”、“人”等表示全体自然人的词汇。第7条(属人管辖权)、第8条(保护管辖权)、第376条(战时拒绝、逃避服役罪)这三个条款正确地使用了“公民”概念。而以下这些条款“公民”一词是错用，刑法的任务(第2条)，犯罪概念(第13条)，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范围(第92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4章章名)，串通投标罪(第223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2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251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第253条之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第253条之二)。判断法律词汇在刑法中的使用是否正确涉及到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牵扯着刑法的规范目的与部门法的效力，更取决于法律词汇是否获得了权威性认同。整体判断思路是刑法应首先遵循其他法律用语的基本内涵，尤其是被定义了的术语。当法律用语明显存在滞后性或者背离刑法的目的时，才可以对法律词汇作出刑法意义上的理解，但也要符合该词汇的基本意义，不能对社会共识性法律词汇擅自改变内容。2.特定用语背离汉语言表达习惯刑法用语需要考虑汉语的表达习惯，不能脱离汉语言的文法结构、使用惯例、意义凝结等因素的制约，随意制造语汇和修正表达模式。刑法语言作为一种专门性汉语语言，应当符合其基础意义并且遵守基本的适用规则。第162条(妨害清算罪):“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在这两个法条中，对于虚假信息或者虚假事实描述使用的是“虚伪”，这不符合汉语对这个词汇的使用习惯。根据现在汉语表达习惯“虚伪”用于说明人的“假”，“虚假”用于说明事物、资讯的“假”。在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第158条)、逃税罪(第201条)、虚假广告罪(第222条)、伪证罪(第305条)、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第377条)等22个条文，对于“假的”事物、资讯都使用了“虚假”。因此，第162条、221条中的“虚伪”应改为“虚假”，这才是规范的表述。刑法语言的粗疏在刑法中随处可见，需要进行一次刑法规定的文法梳理，在明确了各规定的基本含义后，对法条重叠、错误、遗漏、歧义、模糊等诸多方面进行审查，使刑法尽可能符合汉语规则，也使刑法表达具有规范性。文法表述的审查修正涉及到语法规则、修辞技巧、语用效果的综合考察，还关系到刑法目的、体系结构、专业术语、立法技术等的全面掌握，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如何，对刑法进行一次文法“体检”，有助于刑法实现明确性和稳定性。

四、立法技术的落后:二元化机制的缺失

毫无疑问，我国刑法进入了立法活跃期，往往既有规定还没有被认真研究，新的修正已生效。遗憾的是，系列修正案并没有对刑法进行整体性观察，针对性、功利性的专项立法趋势明显。“刑法也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其逻辑、结构、内容、体系乃至立法技术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尤其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受社会观念、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刑法的这种内在规律更是无法逆转，必须在刑法立法中加以考虑。”［17］立法并不意味着文字的随意堆垒，这涉及到一套成熟立法技术的运作。现行刑法缺乏先进立法技术的指引，尤其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分立并存的二元机制没有被激活。1.非犯罪化机制的停滞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刑法更新的有效机制，犯罪化将特定行为纳入刑法，非犯罪化将特定行为从刑法中剔除，既能保障刑法的有效性，又能保障刑法的均衡性。纵观刑法十个修正案，一直都是沿着犯罪化的方向进行，从修正案一到十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罪等55个罪名。“最近的倾向是处罚的早期化、处罚的严厉化、处罚的扩大化，对产生的这种现象应该注意。”［18］28“刑法并非万能，只能作为附属性的法益保护规范，且只当特定行为危及社会和平的共同生活且非用刑罚不足以制裁，才具正当性。”［5］10“立法脚步的仓促之声，暴露的是立法为追求体系外在的完美而引发的立法内心燥热。”［19］一味犯罪化具有诸多不良后果，会继续打压那些因时代变化而不再具有危害性或者不再适宜用刑法处置的行为，这既侵犯了他人权利又增加了司法成本。系列修正案并没有从实质上推进非犯罪化，《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奸淫幼女罪，并不是对该罪的除罪化，而是对重合罪名的删除，该行为原本就构成强奸罪。“非犯罪化就是对至今已经存在的犯罪种类消减、清除，被害(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在哪里并不明确的犯罪，作为强制手段的刑罚处置并不适当的犯罪，就不应被认为是犯罪。”［1］4聚众淫乱罪，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等原本不构成犯罪，立法出于单纯管理的目的对这些行为进行了犯罪化。将本不应该犯罪化的行为犯罪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诸如会弱化犯罪的否定性评价、会引起公众的抵触、会阻滞正当行为的实施。修正案对犯罪化过于热衷，对于非罪化过于保守，始终不能将那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当初只是单纯管理特定社会秩序的犯罪或者只起到宣示作用的犯罪大胆地除罪化。在刑法中存在大量的“死”罪名，应该及时清理出刑法。一味地追求犯罪化，非但不能有效遏制犯罪，还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最终造成一个大而全却在犯罪预防上全面溃败的刑法。2.二元立法模式的缺失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二元并存、并轨发展，是应对不同犯罪的良策。刑法典规定传统型犯罪，这些犯罪大多数侵害了人们最基本权益，如人身和财产。这些犯罪具有稳定性和国际共通性，受网络社会发展冲击不大，可以相互借鉴的共性多。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型危害行为，确实需要进行处罚的，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建议制定轻犯罪法和附属刑法。(1)一元论严重捆绑了刑法。1997年修订的《刑法》摒弃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希望“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因而“将刑法实施17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正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正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中央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20］363－364。一元论的出发点是追求法治完备统一，但这明显不能适应处置犯罪的客观需要。频繁颁布修正案、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为当前刑法典的困境做了最好的注脚。一元论是一条没有未来的“断头路”，二元论才是未来刑法立法的方向。(2)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立法能够有效缓解一元论困境。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具有刑法典无法比拟的作用，将所有犯罪放入刑法典，会造成行政犯、经济犯违法性判断上的冲突。“我国1998年《证券法》的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共有十六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我国《刑法》中能够找到对应的罪刑条款的只有11条，另外5条(即第176条、178条、186条、189条、193条)在刑法中却无相应的规定。由于这5条附属刑法本身没有具体的刑罚规定，导致在实践中根本无法适用。”［21］183不仅仅是证券犯罪，其他金融犯罪、经济犯罪同样存在刑法典与其他部门法关系的倒错和混乱。“虽然期货交易的基本法《期货法》至今尚未出台，1999年的《刑法修正案》却早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种做法无异于不教而诛。”［22］321－322刑法立法是对犯罪的复写，犯罪的设定模式不能随心所欲，无视犯罪之间的差别，强行推行一种大包大揽的模式，必然损害刑法的权威性。一元化使刑法典膨胀变形，最终会导致刑法的瘫痪，“亡羊补牢”的举措就是采用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分立并存的立法模式。具体操作路径就是由刑法典规制传统型犯罪，如侵害人身权利犯罪、侵害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部分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渎职类犯罪、受贿罪)。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经过筛选以后整体移入《轻犯罪法》。“我国在犯罪概念方面的这种制度性安排与现代人权观点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别。其中重要的是，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包含有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并且，这种处罚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人作出的。然而，现代人权观念要求，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官作出。这些差别，已经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高度重视。”［23］74同时将现行刑法中部分轻罪也移出刑法，如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2条、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第276条之一)、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第280条之一)、代替考试罪(第284条之一第4款)等。大力发展附属刑法，在部门法中规定劳动刑法、环境刑法、计算机刑法、经济刑法等内容。将那些原本属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内容移出刑法典，有利于刑法典定位的回归，有利于合理应对犯罪。经济犯罪、行政犯罪、渎职犯罪、军事犯罪等进行单独立法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果不能对刑法进行二元模式的立法，继续采用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修正，那么未来的《刑法修正案》应将精力放在刑法内在的统一性、体系性方面，重点修正既有条款，删减罪名。

五、总结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7

摘要：现行刑法实施以来，有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争议一直未断，例如“明知故犯”、共同过失、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单位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体存在的问题，刑法是否应当设立该罪的危险犯以及相关的刑事政策等。厘清这些问题对惩治和预防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法理论与实践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明知故犯”；共同过失；因果关系；单位过失犯罪。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刑事立法中对环境犯罪作了规定。早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19条第3款就将国际环境犯罪列入可以引起国家刑事责任的4种行为之一。我国现行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用9个条文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的14种犯罪行为。其中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46条规定了单位犯罪时的双罚制。刑法实施以来，刑法学界对该罪的犯罪构成诸要件一直存在着争议，实践中的认识与做法也不尽一致。本文对其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哉罪的刑法定位

现行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列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这说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要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只不过是特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秩序。即便该罪侵犯了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那也位于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之后，属于次要客体。因而有学者认为其犯罪客体是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也有的认为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法定犯，本质上属于“违规犯罪”，犯罪行为首先是违反了国家的_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其次才是“结果要素”——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从这个角度看，将其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究其本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侵害的是环境权。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以来，“环境权”已经深入人心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并逐步成为各国环境刑事法律保护的主要法益。环境权与公民的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及公私财产权、乃至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休戚相关，国家动用刑法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维护环境资源管理方面的社会秩序。因此，将其列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无法体现环境权法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也很难发挥刑法对环境保护、的强大威慑作用。刑法应该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独立出来，专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罪”，才能准确反映环境资源的特殊价值，凸显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但是，由于还有些涉及环境犯罪条文规定在其他章节之中——例如第152条第2款走私废物罪，如果要专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罪”，则需要对刑法体系作章节之间的重新调整，将这些条文析出并集中规定在“破坏环境资源罪”一章中，因此这样的修改虽然是理想的方向，却可能尚需时日。在调整之前，应当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具体犯罪进行充分的研究，使之得到准确、有效的适用。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一)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

为进一步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的犯罪行为，2006年，我国出台了关于环境违法违纪惩处的3个规定，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使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环境犯罪的认定处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依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规定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后果特别严重”的标准。

然而，由于环境污染原因的多样性——常常是“多因一果”、潜伏性和长期性，即便已经确定了环境污染的后果，对于环境污染行为如何起作用，每个原因力的作用大小等依然难以划分，这样一来，要认定其行为属于环境侵权都存在困难，遑论认定其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了。对此一些学者在对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经过详尽梳理后，主张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采用“推定原则”。笔者深以为然，针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种特殊的犯罪采用特殊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

(二)是否应当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行为犯

鉴于环境污染时间跨度大、司法证明困难与刑事处罚的滞后性，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主张刑法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行为犯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则认为应当慎行。

从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的规定看，我国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一般都是结果犯，只有第六章危害公共卫生罪一节中所规定的第330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罪、第332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第334条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是过失危险犯，而刑法中的危险犯主要是针对比较危急的犯罪，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等犯罪，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既有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又有继发性的(或长期的或渐进性的)环境污染事故，而继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有一个过程，有时长达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仅其危害性相对于上述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较弱，而且，目前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结果”尚难以确定，对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何时可以被认定为“足以引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比较困难，往往被发现时已经是危害结果发生时。

而且，从罪名角度看，既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事故罪”，其犯罪主观方面就只能是过失，如果认为环境污染行为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已经足以处罚这类行为的危险状态或者仅仅是排污行为本身，那就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了，而应当另设罪名，例如“违规排污罪”或“严重超标排污罪”等，其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然而如果这样规定，又会带来新的问题——重大环境污染方面的危险犯是故意犯罪，而结果犯是过失犯罪，不仅在罪过心态方面不协调，而且在法定刑方面也难以衔接。因此，如果要规定重大环境污染的危险犯，在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尚需进一步的论证。

至于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犯，笔者认为条件就更不成熟，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刑法的总体特点是既包含定性因素又包含定量因素，既然该罪危险犯的设立都需要慎行，则“入罪门槛”更低的行为犯的设立更应该小心求证。虽然不规定危害结果因素，只定性不定量的行为犯立法方式非常便利于司法操作，但是它显然是将现行的环境行政处罚犯罪化，其必要性、与刑法、行政处罚法的均衡性都值得考虑。笔者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设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犯，而是强化环境行政处罚、环境刑法的适用质量。

三、单位犯罪主体在刑法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刑法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了单位犯罪，且为“双罚制”。将单位作为过失犯罪的主体加以规定，在我国刑法中还有一些。在现代风险社会，作这样的规定十分有必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排污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是这些生产、经营型单位为追求经济效益，偷排偷放、忽略污染治理所造成的，处罚单位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刑法也有法人过失犯罪的规定。但是我国单位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如何确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个案是否属于单位犯罪。

刑法第338条既可以是单位犯罪，也可以是纯粹的自然人犯罪，那么能否准确界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否属于单位犯罪，关系到是否能够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刑罚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些刑事判决追究了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却由于检察院没有起诉单位，法院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认为不可以追加单位作为被告人，因此没有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个中原因，除了对法律理解的不同，还可能出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经济效益考虑。然而这个问题在任何单位犯罪中都存在，虽有来自造成污染的企业本身、地方政府的压力，司法机关都不应当违背法律的规定姑息迁就，放纵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单位的定罪处罚。

二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理解。

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外，我国刑法对单位过失犯罪采用“双罚制”的并不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适用存在着法定代表人要么“背黑锅”，要么很超脱，以“不知情”将责任一推干净，却任由下属作“替罪羊”的现象。那么，法定人“全面的领导责任”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究竟是什么关系?通俗地说，单位犯罪时，“一把手”是否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此不可一概而论，法定人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并不等于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法定人只有对单位犯罪决定、授权、同意或组织实施，或者虽然事先不知情，事后却默许、放任、纵容了该行为，才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我国对单位犯罪时作为“双罚主体”的自然人主体的表述与英美的立法式有很大不同。英美刑法一般对“直接责任人员”不作特别规定，而是通过具体罪状显示出来，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也是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来体现，例如规定“组织、策划、决定、指使、授意”，或者是“默许、纵容、容忍、放任”等行为方式来界定是否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能因为是法定人没有具体负责实施就可以超脱地置身于事外，也不应当任何时候都将法定人不加分析地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列为被告人。

笔者建议，刑法应当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规定相分离，这样可以对那些查不出单位内部谁指使，谁实际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污染物、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查不出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就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放弃对单位刑事责任的追究，使犯罪单位逃脱法网。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本质上是两回事，单位责任和单位成员责任在构成和追诉上应当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二者并不牵涉或互为前提。我国大量的法定犯都是单位犯罪，为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厘清思路，应当吸收英美对法人犯罪的立法方法——英美刑法也是法人犯罪的最早立法、司法者——取消我国单位犯罪的所谓“代罚制”、“转嫁制”规定，在自然人犯罪中，明确“组织、策划、决定、指使、授意”，或者是“默许、纵容、容忍、放任”者的刑事责任，并规定“单位构成前款规定的，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即可，以消除“双罚制”、“代罚制”、“转嫁制”适用中的混乱现象。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抑或包括故意和过失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抑或包括故意和过失，是任何一篇(部)有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著作或论文的核心问题之一。简要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结论：一是只能是故意，二是只能是过失，三是主要是过失，不排除间接故意。如果从“事故”一词的含义出发，以及从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配置的法定刑出发，很容易反推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心态是过失的结论。但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观方面究竟是什么，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在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中，确实存在着行为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不明知行为性质的情况，例如操作不当泄漏、渗漏到土地、水体或大气中，这当然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在继发性(长期的或渐进性的)环境污染事故中，疏忽大意的过失很少见，行为人的罪过心态大多是“明知故犯”，即明明知道排污不合法，可能或者必然造成环境污染，仍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继续排污。

这种“明知故犯”的心理是否就是刑法上的故意呢?持“故意说”的学者无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将生活中的“明知故犯”概念与刑法上的“故意”等同起来。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明知故犯”当然是“故意”，可是刑法中的“故意”有特定的指向对象，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里“危害社会的结果”是仅仅需要认识到自己排污的行为“会污染环境”，还是必须认识到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换言之，行为人认识到了“较轻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或“一般的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分则条文明文规定的是“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究竟哪一种属于刑法第14条规定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呢?

笔者认为，既然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那么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也就应当是针对此种后果而言。但是，从违法性认识角度看，刑法并不需要故意犯罪中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确切的认识，“明知”无需“确知”，还包括“应知”，即应当知道或可能知道。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危险”可能性时，就属于刑法第14条规定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对刑法中的“故意”认定必须紧密结合具体条文危害结果的规定内容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以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取代对刑法中危害结果的认识。“危害社会的结果”内涵太广泛了，一般的行政违法、民事侵权也可能具有“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却不是犯罪，原因就在于，刑法中的“危害社会的结果”还必须结合分则的具体罪状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以凭着直觉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否则将扩大刑事打击面，有可能将大量的事故罪则都认定为故意犯罪了——交通肇事罪等事故罪中大量的也是行为人“明知故犯”，但显然仍然属于过失犯罪的范畴。

解决了“明知”问题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故犯”的内容及其所反映出来的行为性质。刑法上犯罪主观方面的性质是由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共同决定的，“明知”是前者，“故犯”是后者。但是我们不能将生活中的“明知故犯”内容等同于刑法中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行为人即使是“明知故犯”，也是“故意违规”——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而不包括故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意志因素，对此严重后果行为人虽然“明知”，却轻信能够避免，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否则，如果出于故意心态，则应当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而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主观方面的复杂性，有些学者主张参照偷税罪的立法方式，规定因违法排放、倾倒或处置废物，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实施的，即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这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不适合，因为偷税罪是故意犯罪，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如果说在环保部门查处或进行行政处罚以前，或者在受害人提起环境侵权诉讼以前，行为人出于过失心态排污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如果行为人仍然继续排污，则此时的“明知故犯”内容就已经发生了质变，因为经过行政处罚或民事责任的承担，行为人对自己行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继续排污，显然既不是“对污染结果应当认识而没有认识”的疏忽大意过失心态，也不属于“对污染结果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只能理解为对污染结果的“放任”，即间接故意。对此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不应当认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否存在“共同过失”

既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就不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因为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然而现实中大量的环境污染事故是由数个不同主体的违法超标排污等行为造成的。例如河流的上游、中游数家化工厂、造纸厂的排污行为在下游造成污染事故，如果单个评价，也许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致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是这些数个排污行为的相互“加功”作用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如果难以查明其因果关系，明确其责任的大小，是否可以依据“共同过失”的理论追究所有这些排污者的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如果要追究其中任何一个排污者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分清其责任大小，在认定有难度时可以采用推定原则。但是，不应当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引入“共同过失”的概念而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毕竟这些排污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同时过失”行为，既无共同故意，也不属于共同行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可贵性皆与共同故意犯罪有很大不同，否则违反罪责刑相称原则，并引起罪过心态理论的混乱。

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增加，对数个不同主体所谓“共同过失”的违法超标排污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当首先考虑侵权法上的救济，而侵权法对出于过失而造成的共同侵权显然是存在的。侵权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重视环境犯罪的刑事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同样也有当遵循刑法谦抑的精神，除非迫不得已，则应当转换思路，另觅解决方法。

(三)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可否适用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由于损害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以及证明之困难，各国侵权法对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一般适用无过错责任。在外国刑法中则一般适用于轻罪和违警罪。有学者建议我国刑法学习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明确反对此主张。笔者认为，在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对象、我国刑法的特点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特殊性进行综合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我国不宜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与传统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相抵牾。从人权保障的角度以及我国刑法包含定量因素、刑罚比其他国家的相应要重的特点考虑，我国不应当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从打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功利角度看，我国也无必要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过失，这种低度的罪过心态控方比较容易证明，几乎不存在因为无法证明行为人的过失而放纵犯罪的现象。司法实践中真正存在的问题也无法依赖严格责任的适用来解决——行为人大多出于故意而非过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控方却难以证明其故意的罪过心态，结果本应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认定的却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仍然解决不了这种“重罪结果按轻罪处理”的问题，除非将严格责任适用于投放危险物质罪，才不致放纵犯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重罪，显然不宜适用严格责任。

当前我国并不需要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严格责任的原因还在于，对行为人罪过心态的认定、对排污行为与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都可以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有些人将严格责任等同于过错推定原则，这是错误的。虽然二者都不需要控方证明行为人的过错，但是其区别也很明显：严格责任的抗辩需要行为人证明损害事实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引起，而过错推定原则的抗辩只需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可。显然，对行为人而言，适用严格责任比过错推定更为严厉。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完全可以进行过错推定，将举证责任转移，由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政策——“零容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入，对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其恶果，危害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包括大气、水体、土地等，并带来气候恶化。环境治理的时间比造成污染的时间长得多。可是，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问题再次成为了头号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似乎人人都明白，却又普遍存在着为了经济利益而污染环境、牺牲环境的现象，污染事故乃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普遍存在，环境污染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执法都遭遇了重重阻力。一方面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屡屡发生，另一方面是被依照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与个人寥寥无几。

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巨大，遗患无穷，应当予以坚决的摒弃。我国应当在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公众之中加强环保意识，树立对环境污染“零容忍”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对环境犯罪的独特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和司法。试想，没有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空间，奢谈什么“生存”，遑论“发展”?可以说，环境是前面的“1”，经济发展是后面的“0”。没有了环境这个“1”，经济发展得再快，也是难以为继的无数的“0”，最终会丧失其终极意义。环境污染破坏极易，要恢复却是几代人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实现的。没有环境这个生存空间，只顾发展经济看似给当地GDP增长作贡献，最终必将成为无本之木，难以可持续发展，祸害子孙后代。这也是近2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组织对环境污染行为纷纷重拳出击的原因，例如美国联邦立法对未能尽到环境报告义务和操作要求的行为设有重罪条款，其法定最高刑为25万美元的罚金或者15年监禁或并罚。论文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8

一、土壤污染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一)土壤污染的严重现状。1．“毒土”面积逐渐扩大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重金属污染、以点状为主的化工污染和塑料电子废弃物污染，它们所产生的毒性可通过地下水和管道慢慢渗透到土壤中。2．污染趋势向食品链转移2013年5月，中国广东发现大量产自湖南的“镉大米”，镉中毒和大多数重金属中毒一样，往往在人体反应中呈慢性，要在几十年以后才出现临床病症，“痛痛病”①就是慢性镉中毒最典型的例子。3．经济损失严重大量使用含有化学物质的杀虫剂和催熟剂导致土壤污染，自净能力的减弱，土壤肥力大大不如从前。不管是土壤污染的检测与评估还是之后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二)土壤污染的防治需要刑法。刑法是保障法，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污染土壤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环境权。生态环境的法益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这一法益的受损涉及到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应当纳入到刑法的保护②。刑法则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这一点也为保护土壤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二、我国土壤污染的刑事立法

我国刑法典当中关于规制污染土壤行为的罪名大致有四处。其一，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其二，刑法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其三，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四，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投放危险物质罪。

三、我国保护土壤刑事立法的不足

(一)刑法典中土壤污染罪名的缺失。污染环境罪到底是结果犯还是危险犯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罪名的客观方面只是间接与土壤污染有关，对于一些只是把非法占用农用地当做手段来达到污染土壤目的的犯罪分子来说，定污染土壤罪笔者认为更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二)附属刑法的规定概括、零散。其他环境要素污染防治立法主当中基本上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而且零散杂乱，即使是有提到也只是原则性的泛泛而说。(三)犯罪的主观方面不明确。“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应调整为“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不再将发生重大事故作为结果要件，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矫正刑法对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罪过的认识偏差，使经过修正后的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四)缺乏对环境危险犯的认定。根据两高的解释，没有涉及任何关于危险程度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类某些罪名到底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是数额犯还是情节犯，在立法是不明确的。

四、我国土壤污染刑事立法的借鉴与完善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9

关键词：死缓制度改革；《刑法修正案（八）》；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限制死刑

立即执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该制度大幅缩小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差异，加大了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差异。值得研究的是，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价值到底如何定位？是着重在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还是着重在于加大对犯罪的惩处力度，笔者拟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适用。

一某省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统计资料分析

因为死刑案件的某些数据涉及保密问题，笔者所搜集的数据①，只有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数据，因而也就没有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比例的数据，从而也就无法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死刑与死缓适用比例的变化。（一）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对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非常重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当年对死缓限制减刑还有些拿捏不准，适用总数不高，但2012、2013年的适用总数大幅度提高，说明人民法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适用标准；（2）人民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主要考虑坦白与认罪、自首、赔偿谅解、情感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被害人过错，其中最重视坦白、自首、赔偿谅解三种情节；（3）其他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灵活掌握的标准，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并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综合情节。（二）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刚刚生效，高级法院尚未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明确适用标准，因此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数为零；（2）从2012年开始，高级法院逐渐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并且能够勇于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3）高级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适用标准，最为重视坦白认罪与赔偿谅解。（三）某省法院某刑庭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罪名及适用理由②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坚持了严格限制死刑政策，死刑适用基本上限制在故意杀人罪与贩卖罪，抢劫罪适用死刑是因为中国的刑事立法将抢劫过程中的故意杀人通常仅定抢劫罪一罪；（2）人民法院能够尽快领会刑事立法的精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只要被告人有一点可以怜悯、宽容的情节，人民法院都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的标准，与普通死缓的标准并无实质差异，几乎完全相同。笔者曾对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部分刑事法官访谈，均感觉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与死缓适用标准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更多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时依据法感情、法直觉得出的盖然性结论。遗憾的是，笔者不能得到死刑立即执行、普通死缓、死缓限制减刑的全部司法统计数据，否则将对司法实践的把握更加充分，研究也就更加具有实证基础。

二《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死缓制度改革的学术方案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大约七八年，就有学者提出改革死缓的减刑制度，增加死缓的实际服刑期限。卢建平教授提出，建议修改现行刑法第五十条中将“故意犯罪”作为唯一决定执行死刑的条件的规定，根据法定刑大致将“故意犯罪”分为三档：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严重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较严重的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故意犯罪。如果犯罪人在死缓期间犯有前两档故意犯罪，原则上考虑对其执行死刑；如果犯罪人犯有第三档故意犯罪，一般不对其执行死刑，而在缓刑期满时改判无期徒刑或者25年或30年有期徒刑（为此需要加长有期徒刑的刑期）［1］101。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刑罚结构的完善和协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废除死刑，代之以最长30年的有期徒刑，典型的代表是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军博士。2005年1月，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邱兴隆博士提出我国应当尽快全面废除死刑的观点。对此观点，张军博士认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中国现阶段难以做到，也并不现实，中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加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中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他介绍，司法部最近对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为此，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因为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设立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③。这种观点此后在学界流传开来，得到不少学者包括陈兴良教授的认同，似乎也成为了限制死刑的替代措施。一直以来，学界都对中国刑罚的梯度设置存在疑问，不少学者认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衔接不到位，由于死缓实际上很少被执行死刑，而多数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减刑、假释，一般十多年就可以出狱。于是，学者认为对此应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得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达到20甚至30年。对上述建议，笔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1．提升监禁刑的刑期，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1）监禁刑本身并非没有缺陷。对自由的长期剥夺，尤其是关押罪犯几十年，将导致罪犯彻底丧失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抛弃的策略，与死刑的实质并无差别。这不仅对罪犯来说同样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不人道（借用死刑批评者的思维），而且将导致监狱的安全压力急剧上升，监狱暴力事件必然大幅度上升。（2）我国监狱人口必然大量增加，而且由于对这些犯人的安全级别必须提到最高程度，为此监狱的财政支出必然大幅上升，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同时，把犯罪人关押到“55岁左右”，必然导致监狱出现大量老年人口，更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3）这些老年罪犯在丧失犯罪能力的同时，也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很难想象，那些曾经杀人放火的老年罪犯，出狱后受到社会群众的敌视、憎恨，自身又无劳动能力，如何生存？完全依靠社会救助生活，更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2．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监禁刑的刑期，可能会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料不到的反面效果。本来，论者的意思是要降低我国刑罚总的严厉程度。但是，死刑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社会大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民众报应思想如此浓烈的情况下，笔者担心：监禁刑的刑期设置提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刑却可能并不会因此大规模减少，如此一来，整个刑罚量反而加重，殊为不妥。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为日后逐步废除死刑设置障碍———死刑保留论者将以此为论据辩论死刑存在的最低限度合理性。

三《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制度的改革方案

2011年3月，《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通过，并且对刑罚结构做了重大调整。（1）提升了数罪并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20年提高到25年；（2）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被限制减刑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减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3）将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提高到13年；（4）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假释的，执行原判刑期不能少于13年。研读立法，可知立法者实际上较大幅度地提升了死刑以外的重罪犯的监禁刑期。《刑法修正案》（八）采取了比较折中的立场，仅对重罪犯延长了刑期，而对于轻罪犯则保持原有规定，这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重罪犯的刑期虽然延长，但是延长的幅度并不太大。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立法要严格死缓、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甚至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黄太云对此进行了解释：“由于法律规定的无期徒刑的最低服刑期限过低，导致实践中无期徒刑和死缓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严厉性，造成刑罚结构的动态性缺陷。死缓犯、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短就返回社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会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也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和不安。”［2］从黄太云的解读来看，上述修正主要是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拉开差距，严格对严重罪犯刑罚的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要求实际执行刑期不低于25年（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下）或者20年（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加上二年的考验期，再加上判决执行前的先行羁押期限不能折抵，基本上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犯将被剥夺自由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个罪犯如果25岁被判处死缓，出监狱的时候都55岁了，这个时候的人生危险性大大降低。

四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去理解它。一方面，将它作为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制度。原来被适用死缓的罪犯，不得被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原来被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尽可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这样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同时又通过死缓限制减刑，有效避免公众的情绪性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将它单纯作为强化惩罚力度的制度，即将原本判处死缓的部分案件改为死缓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从整体上说，提升了无期徒刑、死缓的实际执行期限。如果确实存在一以贯之的立法态度，根据黄太云的解读，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死缓的惩罚强度，缩小“生刑”与“死刑”之间的差距。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一种观点而反对第二种观点，即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一）限制死刑的大背景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虽然同属于死刑，但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根据对部分监狱的调研结果，大致在2％以内，可以认为死缓实际上是比无期徒刑更长的自由刑。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近乎一致地认为，死刑应当受到尽可能的限制。但是，限制死刑虽然合乎道德理性，却常常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药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例子［3］。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通过提升死缓的实际执行刑期④，可以在尽可能满足公众报应情感的基础上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获得社会多元价值的协调与认同。如果将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强化对死缓的惩罚力度，不仅不能实现限制死刑的最终目的，反而给社会公众增加误导，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反而可能因为扛不住各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无端加大对传统死缓犯的惩罚。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4］，但在中国现代司法体系中，人民司法有时候会因群体性事件、上访、缠访、闹访等异化为民粹司法，法治过分让位于以被害人为核心的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可能出现与限制死刑立场不符的司法异化。（二）监狱职能的定位我国监狱的传统职能，是惩罚与改造，而且是以改造为主。死缓限制减刑如果不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出发去定位，将对监狱职能造成重大冲击。一个30岁左右心智成熟的罪犯，如果要在监狱中度过将近30年，除非该罪犯深感罪有应得，他必然产生绝望的监狱服刑心理。对于监狱来说，改造的职能将不复存在：改造既不可能，绝望的服刑心理将导致改造不可能；改造也没必要，出狱时都是老年人了，几乎丧失了人身危险性。对于监狱来说，惩罚的职能也将受到重大冲击：绝望的罪犯很难服从管教。最终，死缓限制减刑的罪犯在监狱中唯一可能的就是静悄悄的度过余生，监狱的职能注定将从惩罚与改造变成福利设施：丧失自由的养老院或者社会收容所。同时，监狱的安全压力将大大增加：绝望的罪犯很可能铤而走险。要确保监狱的服刑管理秩序，就必须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定位于那些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只有这样，罪犯从内心里才会产生出侥幸活着的感激之情，才不会产生对抗、对立情绪，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实现监狱的改造目的。

五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适用

刑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这一规定，还有如下问题值得研究。

（一）适用对象

1．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是罪名还是行为有人认为，“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应当是指行为而非罪名，其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7月24日《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5］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理由有下述几个方面。（1）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是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所谓8种犯罪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存在是否定罪的困惑这个问题，而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未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包括死缓。（2）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将上述8种罪名扩大理解为犯罪行为，实际上将使得死缓过多地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将对监狱造成巨大的压力，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监狱需要很高的成本投入，关押绝望罪犯的成本则更高，必须从刑事一体化的立场来理解死缓限制减刑制度。（3）有的学者举例认为，被告人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或者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不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以此证明扩大解释的必要性［6］。我们认为上述例证并不妥当：如果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没必要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杀害被拐卖的妇女，直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即可。何况，犯罪人的目的是拐卖，一般并不存在强奸罪、绑架罪中所谓杀人或撕票的情形。2．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关于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1）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主义组织、邪教组织犯罪”以及“恶势力团伙实施的暴力性犯罪”［7］。（2）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和邪教组织之成员实施除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比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以暴力方式劫持航空器、非法拐卖妇女等”［5］。（3）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首要分子组织他人实施的必要共同犯罪形式，就是有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存在疑问。首先，应当把“有组织犯罪”与“有组织的犯罪”区别开来。什么叫“有组织犯罪”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条（a）规定：“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则不同，是指经过严密组织、精心准备而实施的犯罪。从外延来看，“有组织的犯罪”比“有组织犯罪”宽；从内涵上看，“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而“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次，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做字面解释还是限制解释呢？如果站在提升对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应当做字面解释，即“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包括但不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如果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则应当做限制解释，将“有组织的犯罪”解释为“有组织犯罪”，即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我们认为，应当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对“有组织的犯罪”进行限制解释，避免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界定为《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死缓犯。

（二）实质条件

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刑法规定十分简单，即“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稍微细化，确定为“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相比之下，增加了“人身危险性”的标准。理解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应当首先确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定位。目前人们提出的意见，均沿袭以往探讨死刑适用标准、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标准的老路，即所谓犯罪的主客观情况，如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被害对象、自首坦白立功等量刑情节。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量刑标准仍然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在模糊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模糊的标准，无助于建构相对明确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标准。

1．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

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缓的对象。有的法官认为，下列对象可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被告人一人犯数罪或者多次实施同种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仅次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主犯，且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限制减刑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等等［7］。本来，该法官也同意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针对原来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但在探讨具体适用时，却不自觉地走到了原来的死缓适用对象的老路上去。在笔者看来，刑罚的基本价值取向乃在于正义与人道。基于正义价值观，死刑是国家理性地、冷静地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犯判处的剥夺其生命的刑罚。因此，基于等量报应原则，只有被害人无过错（法律上的过错而非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过错），罪犯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才符合绝对的等量报应原则。基于人道价值观，死刑乃是对罪犯人格的彻底否定，只有当罪犯不具有任何一丝儿值得怜悯、同情、宽容之处，对罪犯适用死刑才是人道的。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上看，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人道价值的体现，是对以往过分严苛的正义观的修正、浸润、软化。基于此，在我们看来，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该是基于正义观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基于人道价值还没达到对罪犯人格彻底否定的程度［8］。

2．死缓限制减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1）单纯基于正义观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但基于人道价值观具有值得怜悯、同情、宽容的情节而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犯罪人是有预谋的在实施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爆炸罪的过程中或者在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过程中，杀害毫无过错的被害人，则应当对罪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里就有三个要求：有预谋的犯罪、被害人毫无过错、刑法规定的7种罪名和一种犯罪类型。因此，由于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因为邻里纠纷等酿发血案的，不符合上述标准，对于此类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自然就更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2）对于有自首情节的罪犯，原则上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自然也不应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送）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比较复杂，但是其目的无非有二：要么出于悔罪，表示认罪服法；要么仅仅是出于功利目的，希望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来说，自首应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理由在于：犯罪分子犯罪（尤其是所谓的死罪）以后，如果不选择自首，而是选择继续犯罪、逃避侦查，公安机关有可能长期难以破案，犯罪分子有可能继续严重危害社会。因此，犯罪分子选择自首的道路，一般来说阻断了社会危害行为的继续，无论其出于什么目的，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都应当通过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鼓励犯罪分子自首。但是，犯罪行为千差万别，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如果有些犯罪分子恶意利用自首条款，在实施重大恐怖犯罪活动以后自首，如果对此也一律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则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也令犯罪分子认为社会正义全部都可以退让。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不能对犯罪行为有任何退让。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除非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否则，一律应当给予自首的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即：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应当一律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但是，在和平时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一个犯罪人再强大，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因此，最终的结论就是：凡是犯罪后自首的，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死缓。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形只有：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以及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即使上述两种犯罪，如果犯罪人主动选择自首，终止其犯罪生涯，也可以考虑死缓的适用，而非必须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的，原则上不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因此一般也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与具有自首情节相似，都是犯罪后的表现。之所以给予立功的犯罪人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仅是因为“戴罪立功”的刑罚传统，更是因为犯罪分子通过自己的立功表现来抵消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然不会因立功表现而减少，但是从价值衡量的角度观察，立功表现增进了社会福利，因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应可以抵消。但是，社会应当有自己的道德和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范围内，必须坚持纯粹的正义观———任何社会都应当有自己不能用于交换的原则。不能因为一个作恶多端、泯灭人性、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的残忍的罪犯揭发了一个犯罪行为、有突出的发明创造，就绝对地免除其死刑的执行。如果这样，那些天才的科学家、神奇的侦探高手岂不是预先就获得了一份“杀人的合法执照”？虽然学界经常将自首与立功相提并论，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重视立功、轻视自首的现象，但是笔者坚持认为：自首与立功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人身危险性也有明显不同，自首的量刑情节的效用应当明显大于立功表现的效用。理由在于：自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生涯、犯罪历程，表明犯罪人不再选择与社会公开对抗的道路；立功表现则并非如此，其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立功表现应当与确有悔改表现结合起来使用，才能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因此，同犯罪分子具有自首情节类似，如果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具有立功表现，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法律应当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当然，在和平时期，一个犯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能够与整个国家、社会相对抗，因此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只要犯罪人具有立功表现，都不应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这里还必须研究一个问题，由于立功表现的从轻效用主要是基于社会福利的考量，因此还必须考察立功表现是否足以抵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连续杀害3名被害人的犯罪人，揭发了一件杀人案的犯罪人，该杀人案中只有1名被害人被杀，此时基于等量正义观的考量，立功表现尚不足以抵消死刑的适用，则此时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仍然符合等量正义观。总之，对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必须严格考察，严格贯彻等量正义观、等价正义观。综上所述，不论是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还是站在提升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对于理解死缓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就应当适用死缓的罪犯。基于此，具有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普通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犯罪人有自首、立功情形的，原则上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无期徒刑，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

作者:甘露 何显兵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注释：

①由于死刑本身的特殊性，其数据多属于保密性质，因此，本文不便明确标引数据出处，但笔者保证数据属亲力搜集，真实可靠。

②本表所统计数据包括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数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个庭分工的差异，该庭在2013年以前不办理贩毒案件。

③《司法部考虑逐步减少死刑张军副部长表示：增设20年或30年的长期刑更为可行》，青岛新闻网，2005年1月18日。

④判决生效前羁押期限不能折抵死缓的执行刑期、加上缓期执行2年的考验期，死缓最长实际执行刑期可以达到30年左右，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参考文献：

［1］卢建平．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C］／／赵秉志．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J］．人民检察，2011，（6）．

［3］何显兵．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张志伟．刑事陪审制度价值的再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5］姜涛．诠释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的限制减刑规定［J］．人民司法，2012，（11）．

［6］刘德法．论我国刑法中的限制减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1）．

投放危险物质罪范文篇10

最近，几起刑事重判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案件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其中贵州贵阳“福海生态园案”，以被告人之一的罗忠福被判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滥伐林木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成为1997年修订刑法以来，我国最为严厉的刑事制裁破坏环境资源行为的案件。江苏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故疑犯、原盐城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合并其他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成为我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诚然，此类案件的重判，表明了国家利用法律武器严惩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和勇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环境刑法在司法操作层面上过“软”的形象。但在这些案件落定之后，面对被滥伐的原始森林和大量珍稀树种、被硬化的森林用地、被污染的河流，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笔者也痛感我国环境刑法总体上仍然偏“软”，对于类似破坏环境的案件未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必须加强我国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

一、加强环境刑法预防功能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刑法的预防功能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处，阻止罪犯再侵害他人（个别预防），并警醒其他人不要犯类似的罪行（一般预防）。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劝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P421)另一方面，应通过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犯罪行为的惩处，预防更大的危害结果发生。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而在第二方面的预防作用则相当匮乏。这集中体现为：现行刑法的环境犯罪9条14个罪名中，多达10个罪名在罪状的表述中，以“严重危害”、“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危害结果作为相应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无结果，无犯罪”，环境刑法沦为一种事后的惩罚性措施，缺乏前瞻性的应急手段。如果是这样，刑法的预防功能又体现在哪里呢，这种状况是否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初衷非常偏离呢?笔者认为，这样的立法取向至少有两方面的危害：第一，没有起到环境刑法在保护生态方面“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环境犯罪的后果具有极其严重性与无法修复性，如果都要等到环境遭到破坏、造成严重危害或重大损失之后，刑法才可以介入，对有些犯罪嫌疑人就缺乏威慑力，他可能采取“切香肠”的方式，慢慢破坏、逐步试探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耐心和公众（受害人）的忍耐力，直到最后造成难以挽回的生态灾难，这时刑法才介入，则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再难恢复了。特别是在现行房地产开发中“潜规则”盛行①，某些地方政府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时的短视取向，使刑法和司法机关在生态破坏造成严重危害之前能够提前介入，就更加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刑法如果能够提前介入，既是国家、社会和受害人之福，也是犯罪嫌疑人之福。第二，破坏环境的危害结果具有滞后性、复合性、积累性、技术性等特征，[2](P297)这使得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定级难度非常大，对确保环境犯罪罚当其罪，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带来很大难度。环境犯罪多以危害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措施应当罚当其罪、讲求罪刑相适应，但是，环境危害结果界定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却使这一原则的贯彻显得如此困难而非理直气壮。难怪在“福海生态园案”审理过程中，几个被告人面对如此惨烈的森林破坏，竟然并无多少悔意，反而觉得“冤”，声称很多比他们严重得多的破坏环境行为没有受到处罚，使很多犯罪行为逃脱惩罚。显然，现行刑法中结果本位主义强化了刑法的惩罚功能，削弱了刑法的预防功能；将结果作为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推迟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时间，环境刑法事实上只是危害结果出现后为平衡各方利益才举起惩罚的利剑，这是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思路的重蹈，客观上为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撑起了一张保护伞，刑法的预防功能被弱化。环境刑法必须扭转事后预防的取向，做到“防患于未然”，加强对一些处于萌芽状态和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破坏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

二、环境刑法应规定危险犯和行为犯

如果将环境犯罪的罪状大量设置为结果犯，那么如何确定区别一般违法和犯罪的临界点?环境刑法的效力就会因此陷入对结果进行技术性判断的泥潭之中而大打折扣。但如果将大量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犯、危险犯纳入刑法的控制范畴，并以此设置罪状，那么如何确定临界点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对于环境犯罪来说，危险犯是指行为人从事某种环境违法行为，存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的、具体的危险，即构成环境犯罪的既遂。行为犯则是指只要从事某种法律规定的环境违法行为，不管其有没有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破坏，就构成环境犯罪的既遂。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没有危险犯的规定，但是却有行为犯的规定，即第339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为了发挥刑法在预防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环境犯罪大多都规定了危险犯。“危险刑法不再耐心地等待社会损害结果的出现，而是着重在行为的非法判断上，以制裁手段恫吓、威慑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3]。如日本《公害罪法》第2条第1款是关于危险犯的规定：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该条第2款是关于实害犯的规定,犯上款之罪而致人死、伤者，应处7年以下的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4]1998年颁布、2003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第1款规定“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第325条a第1款规定“: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噪音，足以危害设备以外的人的健康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5](P160-161)1974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80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或当局的委托，故意污染水域，或以其他方式影响水域，或污染土地或空气，可能：1.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或生命的，或2.危及较大范围内的动物或植物生存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360单位以下日额金的罚金刑。”[6](P73)此种立法体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在预防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防患于未然。然而,我国刑法典有关环境犯罪的立法并无危险犯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缺陷。对于足以造成土地、大气和水体污染的危险犯没有规定，这必然导致刑法在预防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以危险犯与行为犯为主设置环境犯罪的罪状，并不意味着结果无价值，在将环境犯罪的基本罪状由结果犯为主改为以行为犯和危险犯为主的基础上，以结果犯作为加重情节，这种环境犯罪结构的设置的合理之处在于既解决了确定罪与非罪的技术难题，又考虑到了环境犯罪危害程度上的差异。

三、扩大“环境监管失职罪”的适用范围

在贵州贵阳“福海生态园案”中，相关环境行政监管机构的不作为甚至放纵行为也给人留下令人痛心的印象。据报道，从2006年9月违规动工开始，福海生态园项目就一直被人举报，有关部门十余次下发书面通知下令停工，但施工人员高扬的斧头并没有因此放下。2006年9月29日，贵州省林业厅在有人举报的情况下，向林科院、福海公司下达项目停工通知，要求完善手续；2007年1月17日，贵阳市规划局对福海生态园下达停工通知书；4月16日，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下达停工处罚通知书；6月，贵阳打击违法占用林地专项行动中，福海生态园被作为典型项目予以通报；9月7日，贵阳市林业局下达停止非法占用林地通知书；9月26日，国家林业局驻贵阳专员办事处到施工现场调查，并作出停工决定。贵州省林业厅一方面下文要求停工、完善手续，另一方面又默许项目继续施工。[7]可以看出，有关职能部门对于正在进行中的环境破坏行为并非一无所知，相反，正是它们的不作为甚至放纵，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笔者认为，环境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敢于如此，与现行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监管不作为甚至放纵等渎职行为缺乏威摄力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对于环境监管中的渎职行为，一直以来都不缺少刑法的规范。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8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或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5条等相关立法中，立法者继续肯定了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1997年刑法修订时，对上述一系列具体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做了系统的总结，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但是，1997刑法实施后，尽管现实中屡屡见到关于环境监管失职的报道，但司法实践中，适用此罪的案件极少，直到2004年，我国才在湖北武汉出现了第一起官员环境监管失职被施以刑事处罚的判例。[8]但该案从1999年进入司法程序，其间几费周折，历经五年才最终定案，反映了我国环境监管的行政、司法以及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的适用范围过窄，使大量环境监管渎职行为无法适用刑罚处罚。现行环境监管失职罪仅适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形，对于像“福海生态园”这样的案件，尽管林业监管等有关人员具有失职甚至纵容行为，造成了林木的重大损失，但无法适用环境监管失职罪来定罪处罚。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具体的一些环境监管渎职犯罪，如“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等，均只处罚有关国家环境监管人员违法“作为”的渎职行为，而对于破坏环境“不作为”（不尽监管职责或及时阻止危害的扩大）甚至对放纵这种类型的渎职，则找不到适用刑罚处罚的依据。因此，像“福海生态园”这样的案件中，有关监管机关“先原则同意，再补办手续”，没有及时阻止甚至纵容了大规模的森林滥伐行为，但有关部门却以“没有下发正式的批文”为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第二，环境监管渎职罪也是结果犯，使本罪的认定难度加大，没有形成对监管渎职行为的威慑力。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立案标准，环境监管失职需要造成以下后果才予以立案。按照这一规定,认定本罪必须要判断是否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是否有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有这些要件都齐备时,才能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然而现实中,由于环境破坏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的特点，某些环境污染并不是马上能够显现出来。另外,由于环境本身具有无价性的特征,并无“大“”小”之分，在某些场合下,根本无法判断出哪种污染是重大的。这些情形的出现,往往由于“重大”的限定使惩处变得不可能。很多案件也就在这种对损害结果有无、是否构成“重大”、损害结果与监管失职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问题旷日持久的论争中不了了之。很难对监管中的渎职行为形成有效的威慑。第三，法定刑偏低。同样是过失犯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刑在我国的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处于最低的一个档次（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环境监管渎职造成的后果动辄是人员伤亡、大规模的致命疾病和长时期甚至永久难以恢复的生态、文化破环，社会危害性相当大。再者，本罪属于一种典型的业务过失犯罪，业务过失犯罪应当从重处罚，这是普遍接受的一条准则，与其它相近的渎职犯罪相比，环境监管失职罪法定刑较轻，但很难说本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其它相同类型的罪就小，本罪法定刑明显的不合理。第四，本罪的法定刑设置有可能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不利于处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按照现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规定，构成此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理论上,构成此罪的行为人，不仅能够适用缓刑而最终免于“牢狱之灾”,司法实践中也多有判例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形的存在,不仅与环境监管职责的重要性相违背,而且也使本罪毫无威慑力可言,使本罪起不到预防犯罪的良好的效果。因此，为了加强环境监管机关的职责，打击环境监管中各种渎职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必须对我国环境监管失职罪加以改进、完善。第一，拓展环境监管失职罪的适用范围。环境监管失职罪不仅应对监管不力造成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惩罚，对于监管不力或者失职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也应使用本罪进行刑事处罚。例如监管不力或纵容行为造成森林破坏、土地退化等均应予以惩罚。第二，加大对环境监管“不作为”的刑事处罚力度。环境监管失职罪虽说也处罚监管中“不作为”的失职行为，但根据司法实践来看，重点惩处的还是违法的“作为”。在我国，很多项目开发中“潜规则”盛行，必须加强对环境监管“不作为”甚至放纵污染行为的刑罚处罚力度，对于“不及时制止、报告破坏环境行为、不及时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等渎职行为形成有效的刑法制约机制。第三，改变以“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的立法方式，将本罪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作为本罪的一个加重量刑情节予以规定，降低本罪的认定难度，也使本罪的法定刑有层次性，增加本罪的威慑力。第四，提高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法定刑。环境监管失职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3年的最高徒刑不足以给此类渎职行为构成威慑，必须加重适用本罪的刑罚的幅度和强度，减少缓刑的适用。使那些置国家和社会的环境利益于不顾的环境监管渎职者知道，他们因为自己渎职行为真正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巨大风险。这样才能监督他们切实有效的履行自身职责，对破坏环境行为真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