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放范文10篇

投放范文篇1

乙方：

为了北奥数码事业的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双赢的原则共同建设北奥数码系列产品的终端网络形象，共同打造“北奥”数码行业一流品牌。

一、宗旨：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积极开拓无限商机。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给予1.5%的比例作为乙方的地方性广告形象和促销费用。

2.2、甲方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免费提供一定比例的广告宣传品。

2.3、甲方免费提供“北奥”的VI手册(VI光盘)予乙方，以作为乙方地方性形象建设的统一资料。

2.4、除本合同书规定外，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终端市场建设的情况作相应的政策和决策，并要求乙方严格遵守。

2.5、甲方有权对地方性广告的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进行审核、审批及管理。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3.1、乙方享有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费用的权利。

3.2、乙方有义务垫付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制作和地方性促销活动的费用。

3.3、乙方务必按甲方的VI手册（VI光盘）上统一的商标、颜色、图形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不得擅自更改。

3.4、乙方务必对自己区域范围内的“北奥”终端形象进行管理：

3.4.1、制作给予二级商（经销商）的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务必保证展示时间达壹年以上。

3.4.2、海报的展示时间务必达两个月以上。

3.4.3、乙方不得将任何品牌的广告品布置在甲方的展柜或展架上，也不得将任何品牌的产品摆放在甲方的展示柜内（上）或展架上。若有违反者，经甲方查实将重新审核对其广告宣传品的发放，并要求其作出书面检讨。

3.4.4、若乙方不管理或管理不善造成甲方终端形象损坏，经甲方查实，将从其信誉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制作费用。

四、广告和促销费的申请：

4.1、乙方在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示柜等）或做促销活动前，务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参见申请表），经甲方相关部门审核和审批后方可实施。

4.2、乙方在提交申请促销活动申请表的同时，务必附带本次活动的效果预测报告，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3、乙方在提交申请形象制作申请的同时，务必附带形象位置的相关平面图和周边的建筑物及街道。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4、乙方在提交申请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刊等）申请表的同时，务必出示电视台的相关收视率或出示报刊的发行量及覆盖率，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五、费用报销和相关依据：

5.1、乙方务必出示形象制作（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柜等）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形象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2、乙方务必出示促销活动现场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活动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本次促销活动的总结报告、促销品样品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3、乙方务必出示与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社、广告公司）签定的合同、广告片、报刊的原稿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和总结报告。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六、费用报销的期限与方式：

6.1、一个季度报销一次，第二季度第一个月的一至十日为结算日。

6.2、甲方用等额的货款冲抵乙方垫付的广告和促销活动费用。

七、合同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存档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执行。

注：本广告投放合同仅针对北奥数码产品，原VCD产品不计在内。

甲方：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乙方：

代表：代表：

投放范文篇2

关键词：信贷投放;宏观调控;河南省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八成，信贷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贷调控也应成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合适的信贷增速并非易事。自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以来，各央行出现了在经济低迷期间激进宽松、经济繁荣时却不收紧的倾向[1]。信贷力量有可能成为触发或者加深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占全球信贷的比率已从5%大幅提高到25%，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信贷过度膨胀和货币过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以来，信贷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额保持在10%左右，信贷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续走高，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关系，确定适合我国信贷投放总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秦宛顺、郭世邦[3]指出，适度贷款增长率是指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货膨胀下运行所需之贷款增长率。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决定了适度贷款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并运用1953-1989年的数据得出我国适度贷款增长率为9.71%-16.05%。曹协和[4]认为，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贷款总量的增长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户工业监测企业为样本，调查发现样本企业银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资需求，与企业产销增长趋势不相匹配。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经济波动必然伴随着一个信贷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与信贷增长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Tornell&Westermann认为信贷繁荣多数会逐渐减速，但有时会强化金融系统脆弱性，引发货币和金融双危机[7]。肖威[8]对中国近年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的。张翼[9]等检验了信贷投放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幅波动的信贷投放不仅有悖于我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设计了平滑信贷投放波动逆周期调整模式。现有文献探索了适度的信贷投放内涵，对信贷投放数量与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联系。总的看来，多数学者认为信贷周期影响着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明显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试图用月度数据更细致地描摹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单位根检验

研究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表征经济的起伏，但为更加细致地描摹经济和信贷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月度指标，故而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代替GDP，记为Y,部分月度的数据缺失，本文取前后邻月的平均值，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用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作为信贷投放的指标，记为L，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统计报表。用CPI同比涨幅来表征物价的波动，并简记为P,数据源自万德资讯。以下分析均借助Eviews7.0来实现。不少经济变量具有非平稳特性，所以在实施有关分析之前，本文运用增广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对所研究的变量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四个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能够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这四个变量序列是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考虑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一）约翰森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约翰森检验（JJ）法，由于变量多于两个，本文采用后者。由于JJ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需先确定VAR模型结构稳定性，选择合理滞后期，本文采取AIC和SC值最小原则选择滞后期数。协整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所分析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Y=0.301647L+1.570046P（0.15574）（0.65070）在协整关系成立的条件下，上式反映了3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的估计系数表征了贷款投放、物价指数对产出（工业增加值）的弹性。从长期看，贷款同比增速（L）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0.30个百分点，CPI同比涨幅（P）增减变动1个百分点，将引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同向变动1.5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贷款同比增速和CPI同比涨幅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具有推动作用。信贷周期不但有可能直接引致经济周期，亦有可能通过推高物价指数从而强化经济周期。（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对所研究的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上，工业生产（Y）不是信贷投放（L）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统计意义上经济周期并不会导致信贷周期；信贷投放（L）是工业生产（Y）的格兰杰原因，信贷投放的波动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起伏。物价（P）、工业生产（Y）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繁荣和价格上涨有相互强化的趋势，意味着宏观调控必要性显著。信贷投放（L）和物价（P）亦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意味着货币非中性，同时信贷投放也会通过影响价格进一步强化经济周期。（三）误差修正模型。在检验协整关系成立之后，本文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在长期均衡状态偏离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Y）、贷款同比增速（L）、CPI同比涨幅（P）之间的动态修正机制。VEC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结果来看，方程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值，符合预期，表明存在负反馈修正机制，即当指标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下一期的变量值会向均衡值靠拢。本文的模型中，每发生1个单位的偏离，工业增加值（Y）、贷款投放（L）和物价（P）将分别以0.002、0.003和接近于0的速度加以纠正，促使整个系。统回复长期均衡状态，但由于系数的绝对值较小，所以不能单纯依靠系统自我修复，而要积极采取适度干预措施，因而金融宏观调控仍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四）方差分解方差分解就是把所研究变量预测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用来描摹各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轨迹，从而揭示一个变量的运动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冲击，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系统内其他变量的冲击。图1（a）（b）（c）分别给出了Y、L和P的方差分解图。从图1（a）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的预测方差主要是由其自身扰动所致，信贷投放（L）和物价（P）的贡献度合计不超过5%，说明经济发展受其自身规律影响较强，短期内信贷调控影响可能不明显。从图1（b）可以看出，信贷投放（L）的预测方差也受自身扰动主导，但贡献度迅速由首期的接近100%下降到17期的40%左右，其后趋向于稳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Y）和物价（P）对L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由首期的接近于零迅速攀升，总体看经济发展（Y）的贡献度提高更快，说明信贷投放有顺经济周期的倾向。从图1（c）可以看出，物价（P）的预测方差在初期主要由其自身扰动引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贡献度较快衰减，在第16期下降到50%左右，其后稳定在这一水平。信贷投放（L）对P的预测方差贡献度一直不高，来自经济发展指标（Y）的贡献度则随时间上升迅速，说明短期内经济的活跃程度对物价影响较大。从方差分析结果来看，信贷投放对经济发展的的刺激作用有限，这和协整方程中信贷投放（L）的系数较小相一致，表明我国信贷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处于高位，信贷刺激的边际效益已经较低。但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结果，信贷投放是物价的格兰杰原因，过多的信贷投放有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避免信贷投放大起大落，有助于实现“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四、对适度信贷投放的讨论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为同比增长数据，因而协整方程大体反映能够保证经济金融系统均衡的信贷供给水平。2017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5%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近3年的工业增加值与GDP同比增长的实际组合，本文推测，要实现7.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工业同比增长率也要达到8.7%左右，本文把工业同比增长率测算的范围确定在8%-9%，同时把CPI增幅确定为2%-3%。根据上述关系，结合协整方程推算出适度的信贷投放增长率（见表5）。在较高目标增长率和较低通胀率环境组合下，信贷投放的增长率的上限是19.53%。从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2009年2月CPI数据跌入负值区间，同业增加值同比数据呈现断崖式下探，在此情况下，河南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信贷投放增长率连续14个月同比增长超过19%，最高的2009年12月份增速达到29.60%。信贷的强力支持稳住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但其后引发了较明显的通货膨胀，2010年7月至2012年4月CPI同比涨幅连续22个月超过3%，最高值出现于2011年6月，达到7.2%。因而，货币信贷投放过度偏离均衡水平的后果较为严重，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依靠信贷刺激，而要切实地实施供给侧改革，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2017年，河南省GDP增速和信贷投放增速两者相差9.59%。也就是说，信贷的“池子”已处于高水位，但目前仍不断向其“注水”，进一步推高了信贷余额与GDP的比值。信贷过度膨胀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为通货膨胀的动力，因而本文认为，信贷投放的速度取表5描述的均值——10%较为合适，理由如下。一是信贷增速符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步幅。以往我国确定货币供应量一般在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2013年第3季度以来，我国GDP增长与物价升幅之和在10%左右徘徊，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应控制在10%左右。与之相适应，信贷投放增速也应大体保持这一水平。2017年上半年，河南省的贷款同比增速达到了17.5%左右，大大超过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贷款扩张速度与整个经济金融发展不匹配，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向信贷领域集中。二是符合落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较此前的提法，更强调了“中性”。“中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实际利率中性。二162018.1是基础货币总量中性，流动性注入只为弥补缺口。就流动性而言，余永定认为如果广义货币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GDP增长速度>0，这个差额也可以作为流动性过剩的衡量尺度。信贷投放增速控制在10%左右，基本保证了余永定所指的差额接近于零，从而体现“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实现了货币供应量层面的“中性”，也有助于实现利率层面的“中性”。三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去杠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处于较高水平，估计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更高。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累积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可能就是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要促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必须创造中性的货币环境，在信贷“紧平衡”中引导企业摒弃“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多依靠结构优化、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四是符合国际货币政策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压低金融市场利率，促使信贷市场的增长。随着各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启动或者正在酝酿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我国信贷同比增长31.74%。应该说，当时的措施是应急之需，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转时候，应退出并逐步消除临时措施造成的影响。但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月度贷款增量均在万亿元以上，上半年增量和6月份增量还是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若考虑地方平台存量贷款置换因素，实际贷款增加更多。目前，其他国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也给我国贷款增速向常态回归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币汇率将承压，我们将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模型分析简要结论：经济增长、贷款投放和物价水平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信贷增速影响着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程度，说明对信贷增速进行调控是合理的。同时，误差修正模型提示，经济-物价-信贷系统偏离均衡水平后向常态回归需要较长时间，说明了对信贷干预的必要性。根据协整方程，本文给出了9种情形下信贷投放的增长速度，认为信贷增速保持在10%左右更有利于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五、政策建议

投放范文篇3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

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

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

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

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

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投放范文篇4

近年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对优化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农村信贷供应与需求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农村信贷的投放力度。

（一）农村信贷供需中存在的问题

1.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适应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农村经济已由过去单一的粮棉油种植逐步向多元化发展，生产周期相对较长，但目前的小额农贷期限都是三个月到半年，最长不到一年，这与农作物生产周期不协调，尤其是农民在产品结构调整时，“深加工”、“精加工”产品所需期限更长，多为1—3年，期限上的不对称，使部分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容易形成逾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效用的充分发挥。

2.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不适应当前规模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目前，支农贷款单笔金额较小，而规模养殖大户所需贷款一般存在急、频、大等特点，小额农户贷款难以满足其要求。另外，农户贷款手续较繁杂，金额较大的需经上级机构审批，与当前规模农业生产不相适应。

3.县级金融机构对辖区乡镇企业的信贷投入明显不足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强调信贷资金的风险控制和集约经营，加大了对新增贷款的审查审批力度，集中资金支持优势行业、大中型骨干企业，导致基层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权限越来越小，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造成县域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

4.支农再贷款的发放助长了基层信用社的依赖思想

由于历史的原因，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包袱沉重、资金实力与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差，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国家为发展农业、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帮助农信摆脱困境，采取发放支农再贷款的信贷政策对信用社给予支持。但这不同程度地助长了一些基层信用社和工作人员的依赖思想。每到再贷款到期日，有的农信社要求基层人行即收即放，倒换借据；每当国家下达支农再贷款，一些农信工作人员不管当地是不是需要，都是要了指标再说，存在着国家的资金、不要白不要的思想。

（二）影响农村信贷投放的因素

1.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邮政储蓄的管理和改革相对滞后，现行监督体制和财务制度导致基层邮政储蓄成为监管盲点，中央银行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导致社会资金畸形集中，造成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当地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原因是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过高，直接导致人行利差倒挂，邮政储蓄局揽储积极。近几年来，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占全部城乡储蓄存款的比重一直呈增长趋势；邮政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全部储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从1996年的10.4%增加至2001年的40.4%，其中2000年占比高达54.4%；邮政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储蓄存款，县级邮政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更快。邮政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农村资金的严重分流，影响了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特别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信贷投放力度。

2.农村信用环境较差

乡镇企业和农民信用观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投放的积极性。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前期，一部分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从农行和信用社，贷款后赖债不还，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大量死滞沉淀，使得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增贷款审批严格，造成其基层机构信贷授信额度小，资金上存较多，形成农村信贷资金瓶颈，目前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靠农村信用社“孤军奋战”。

3.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

目前信用社对额度较大的贷款都需要借款人提供有效的抵押、保证担保，但目前存在的抵押、担保难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小额农贷的发放。目前小额农贷的抵押物多为房产、车辆，但当贷款出现风险时，抵押物变现难。加之抵押手续收费过高，农民不愿缴纳这笔费用，造成抵押手续不规范，形成无效抵押。而随着担保纠纷的逐渐增加，农民为他人作担保也日趋谨慎，导致农户贷款担保难度加大。

4.支农贷款利率仍相对过高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特别大。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风险高，农民收益低，尽管今年国家调低了再贷款利率，但农信社对农民贷款实际执行利率较基准利率可上浮到50%，从调查情况看一般都是上浮40%-50%.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调整和受资金来源的制约，贷款投放能力下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的主要融资渠道，农户贷款主要靠信用社来支撑。这相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生产而言，一些农民仍然感到利息负担过重，他们认为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也要在利率上给农民充分的优惠。

（三）政策建议

1.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投量，投放渠道和期限结构

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多元化、集约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民生产经营活动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信贷需求也随之多样化。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支农工作要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必须把握农村市场需要和农民信贷资金的需求状况，不断调整支农的范围和重点。一是要把信贷资金支持粮、棉、油等基本农作物始终放在突出位置；二是信贷投量数额逐渐增加；三是要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信贷投放渠道，积极支持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市场需要、效益好、有销路的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继续做好“联农桥”富民工程、助学贷款、小额农贷三项重要支农工作。四是期限结构要进行调整，适应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的需求。

2.加大支农资金投入力度

人民银行要积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辖区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种养业为基础、以加工增值为重点、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化农业。各金融机构要优化投入，调整信贷结构，把促进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建设有机结合，大力支持特色经济，积极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农村信用社更要充分利用国家支农再贷款政策，积极支持农户小额贷款需求，支持优势林果业、畜牧业、花卉业及重点蔬菜基地建设。

投放范文篇5

1.中国古代立法规定。投毒自古有之,古代将毒称之为“毒蛊”。所谓的“蛊”,照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又引申为一切毒害。刑罚严苛的后魏太武帝为惩治蛊毒者,规定“蛊毒者,男女皆斩,并焚其家。”[1]《唐律》中则明确规定,“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并同时规定其同居家口,虽不知情与里正知而不久的,皆留三千里[1]。明律中规定“投毒杀人者绞,知情卖毒药者流放三千里。”可见投毒行为在古代就已经被认定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只是当时投放的“蛊毒”和现代的“危险物质”有所区别。

2.国外及港门相关立法规定。日本刑法规定由污染净水罪、净水投毒罪等罪名的行为导致人死伤的,和伤害罪相比,依照较重的刑罚处断[2]。德国刑法规定行为人通过向被掌握的水源、水井、管道或者饮用水储藏器中投放毒物构成公共危险的投毒罪[3]。澳门刑法则规定行为人使用毒物又或者使用任何阴险之方法或显现实施危险罪的方法必须要加重惩处[4]。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于投毒行为都进行了加重处罚。

3.国内立法规定。刑法修正案(三)中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在原有97刑法的投毒罪基础上增设的。根据两高司法解释: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指行为人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安全的行为。从解释上看,新罪名除了包含原有投放毒害性物质外,还涵盖了其他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投毒罪仅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种类型而已,从这点而言投毒罪并不等于投放危险物质罪。

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特征

1.客体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历来都被认为是除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外的刑事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类犯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侵犯的是公共安全,这一点在刑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何谓“公共安全”却有争论:学界通说“不特定且多数说”,该说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5];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不特定或者多数说”,该说认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就是公共安全[6]。“不特定说”,该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7]。

上述观点均认为公共安全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分歧在于“特定多人”是否属于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就是指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即就是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既包括了不特定多数又包含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如果人为地将特定多数人人为地割裂开来,势必不利于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笔者赞成张明楷教授的“不特定且多数说”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当行为侵犯的仅是特定的少数人的权益时则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构成相对应的罪名。

2.客观方面特征。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于法律并没有对投放的方法和工具进行限制,实践中一般认为“投放”主要是针对公共食用、公共饮用或者公共场所投入、注入、邮寄、搁置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如果仅仅是只针对特定的个人则不属于本罪的“投放”。学界普遍认为本罪属于危险犯,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投放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物质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而不要求必须发生实际危害结果。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不特定多数人的死伤或公司财产的重大损失,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至于是出于复仇、泄愤、嫁祸于他人等动机均不影响该罪名的成立。

4.犯罪的主体。通说认为本罪为一般主体,即根据刑法总则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不满16周岁犯投毒罪是应当负刑事任的。那么14～16周岁的人实施投放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物质是否要承担刑责呢?有学者认为,投毒罪被投放危险物质罪所吸收,主体年龄要件上也是相同的,这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还值得商讨?笔者认为,在处理此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区分,如果投放的为毒害性物质,应当承担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如,投放的是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则不符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投毒行为,则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三、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相关罪名的界定

1.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名的界定。两罪名都是新增设在刑法修正案(三)中的,理论上容易界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认定困难实例。如,2009年下半年,乌鲁木齐连续发生了多起使用注射器针扎无辜群众的恶性事件,并造成社会恐慌。对于类似的案件法院是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论处的。假设行为人用装有传染性的病毒的针管向特定人注射,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如,在公众场合针对不特定的人群实施针扎行为则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所投放的物质性质。

2.投放危险物质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定。从腐竹中的吊白块、鸭蛋中的苏丹红、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再到地沟油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上演。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是否可以依照投放危险物质罪定性呢?正如学者所言:“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毒行为,此种行为危害的也是公共安全,由于此种行为已被刑法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因此,对这种行为只能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而不能按投毒罪处理。”[8]不容否认,二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两罪在客体是不完全相同,前罪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后罪侵犯的不仅有公共安全同时也是对国家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侵犯;行为发生的领域也不同,后罪主要发生在生产、销售环节,对于非这两个环节过程中则不能定性为此罪;犯罪主体也有所不同,前罪只能是自然人,后罪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单位。

3.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为进行恐怖活动而实施投放危险物质的区别。采用投毒行为有着易于得手,难以防范,导致的社会危害大,也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之一。立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何谓恐怖主义犯罪,国际上普遍以“不特定性、恐怖性、政治性”作为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特征。因而实践中要注意区分,如果投放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目标,危害公共安全则应该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如果投放行为仅是针对特定目标而事实上又未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宜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刑法虽未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明文界定,但是刑法第120条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如果投放行为是为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作准备实施的,应当进行数罪并罚。

4.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重大环境责任事故罪名的界定。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危害后果看和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些类似都危害了公共安全。江苏盐城胡文标一案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定性,这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赞成者认为,企业排污后果严重,必须严厉惩罚;反对者认为,判决结果加重了排污的处罚力度对本应适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名却变更为投放毒害性物质,这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究其辩论原因主要在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行为人主观方面存在分歧,即主观上是否包含故意,学界对此有“只能是故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只能为过失”[9]。笔者赞同“过失说”,通过刑法对两罪处罚上可看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只有过失,不包括故意。在盐城一案中行为人在明知排放出去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还是任其排放,这已不再是过失心态而是放任的间接故意,从这点来说,判决结果并无不妥。

四、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刑事责任

投放范文篇6

“投放危险物质罪”源自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以下简称《修正案》三）第1、2条对1997年刑法第114、第115条所规定的“投毒罪”的修改。根据《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刑法第114条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5条第1款被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据此，有以下几项刑事法理问题值得考究。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参考文献：[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4]参见张庆旭：《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2期[5]参见周振晓网文：《刑法修正案（三）罪名问题刍议》

投放范文篇7

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与危害对象。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禁止性管理秩序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及公私财产安全。犯罪对象是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毒害性”物质，系指能对肌体发生化学或物理化学作用，因而损害肌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如氯化钾、氰化钠、砒霜及其他各种剧。[1]“放射性”物质，系指含有核素的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可自然衰变，同时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如y射线、中子射线、K射线等，其放射性质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财产、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物质。[2]“传染病病原体”，指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疾病的致命微生物或寄生虫，如炭疽杆菌、能引起斑疹伤寒的普氏立克次体、蝇蛆等。[3]

关于犯罪对象，本条除列举规定了上述对象外，还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用词。可见如何解读这里“等”字涵义，实际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划一的问题。对于“等”字，按照《辞海》的解释，名词之后的“等”字有二义：一是表示未予穷尽所列同等事项；二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据此，对本法条中的“等”字应取其前义还是后义，尚待研讨。有学者撰文认为，对现行刑法分则中的诸如此类的“等”字，如取其前义，则涉及到犯罪构成问题，亦即涉及到对未予列举事项的犯罪认定问题，因而应由立法机关对此类“等”字涵义加以立法解释；也可由司法机关先行司法解释、再由立法机关认可并生效适用；并认为如行为未曾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仅仅涉及量刑问题，则可直接由司法机关加以解释。[4]此一观点，我们认为固然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有一点尚需明确，那就是任何有权解释，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均有赖于一定的学理解释作为其得以从内容到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的理论前提。特别是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一定的学理解释更是不可或缺。有鉴于此，对修正案本条提到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内涵，我们的解释是宜取《辞海》的前义解释。理由有二：

一是基于“法有限、情无穷”的常理。这里的“情”既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及其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及其人工合成物质在结构、种类上的日益变化、增多和繁杂；也包括案情的复杂和多变。

二是与本条的内在文理、逻辑结构相吻合。就本条的表述可见，本条所含的“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绝不是用作“所列多种事项的刹尾”。这是因为，凡用作“多种事项的刹尾”者，其“等”字涵括的对象理当是复数的、多项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一起参与这一次聚众斗殴的还有张甲、李乙、王丙等3人”中的“等”字――其涵括的对象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概称其3人，因而这里的“等”倒是符合《辞海》的第二义解释。与此相反，从上下文看，本条罪状所表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涵括的对象不是复数的、多项的，而是仅仅与上述每一种危险物质相对应且并列的。因而从文理的逻辑结构看，本条的“等”字，乃“未予穷尽所列全部事项”之意。综上，本条罪状所述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中的“等”字，系指本条尚未穷尽与其开列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全部物质。基于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应为：（1）毒害性物质；（2）放射性物质；（3）传染病病原体；（4）其他与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危险性相当的物质。

本罪的危害对象是不特定的他人或不特定的公私财产。“不特定的”危害对象，指事前未曾完全谋定的、事中随机撞上遭害的概括性危害对象。这正是本罪与（以投放危险物质的方法）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主要区别。诚然，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否则显然无法投递到一定危害对象之手。然而，“邮寄”的对象是特定的，不等于“危害”对象是明确而具体的。这是因为，是否特定，应当根据一定罪案的不同酌定。在以“邮寄”方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场合，其“邮寄”的对象仅仅是其旨在危害整个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恐慌的、社会众多危害对象之一而已，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病原体如炭疽杆菌等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的病原体，一般药物很难干净彻底地灭绝之。更何况，就拿其“邮寄”对象而言，这一对象也是既特定又不特定的。称其特定，是就其邮址的明确性、人名的确定性而言；称其不特定，是就其人选的敲定上看，这也是非特定的。即他/她之被选中也有其随机性、概括性、谁碰巧被“看中”谁倒霉的“不特定”性的一面。如其行为人决意以“邮寄”传染病病原体的方式来杀死某一特定的他人，例如蓄意以此方法来杀死其仇家，则该行为人本身本是以此方法来杀人。如其传染病病原体并无强大的蔓延力和传染性，并易于为药物杀灭、行为因而未危及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如未曾导致死亡后果，则属杀人未遂）；如其邮寄的传染病病原体属于有极强蔓延力和传染性且不易杀灭的病原体、行为已经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者，则该行为属于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与本罪法条的竞合，鉴于其危及公共安全的特性，宜按本罪定罪处刑。

二、本罪的客观特征。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抑或投放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投放”，包括随机邮寄投放、本人直接置放或空投于特定装置、场所等多种方式。

按照《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的规定，本罪的既遂形式有二：其一、不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尚未达到“后果严重”者。例如因为行为人邮寄炭疽杆菌的行为，已经导致少量的不特定他人感染疾病并引起社会恐慌、但不致引起不特定的他人重残后果者。此种场合，行为人构成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尚未导致严重后果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二、严重结果犯。即因其行为人所实施的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行为，已经导致不特定的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果者。这属于“刑法”第115条和《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所规定的加重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根据上述修正案第2条的规定处以更重的刑罚。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年龄。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犯“投毒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在14周岁以上。本罪系《刑法修正案》（三）对1997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毒罪”修改而来，因而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也应当在14周岁以上。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的规定，凡犯“放火、爆炸、投毒罪”者，其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14周岁以上，不问其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不严重结果犯”还是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严重结果犯”。有鉴于此，由投毒罪修改而来的本罪也当如此，即无论其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刑事责任年龄一概为年满14周岁以上。由此表明了我国从严打击此类犯罪、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的立法法意。

四、本罪的罪过形式。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例如在置放危险物质时，明知某种物质带有毒害性、放射性并很可能泄露出去、危及社会公共安全而依然行为并放任这种危险后果发生者，行为人仍属故意犯罪，构成本罪。

然而，在论及本罪罪过形式时，有必要强调，由于《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系对1997年刑法第115条的修改，基于此，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实际上也随之修改了。就是说，依据1997年刑法第115条第1、2款产生的“过失投毒罪”也随之修改而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因而，但凡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缘故，导致其过失地投放了危险物质、危及公共安全者，应构成“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本罪。

五、关于本罪罪名的概括和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就故意罪名看，1997年刑法典第114、第115条原本含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5种罪名。而今，由于《修正案》（三）对投毒内容的修改增进，原有的其他几罪虽可不变，投毒罪名却须修改。因为原刑法第114、115条中的“投毒”两字已被扩充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因而再以原有的“投毒”罪名显然不能科学而全面地涵括其中的“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对罪名的修改意见，一说认为，可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分解为不同的罪名。即分别定性为投毒罪、投放放射性物质罪、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罪。二说认为，可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综合概括为“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理由是其中的“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均属有毒有害物质，且这一罪名较为简洁精练。同时，由于修正案在列举了上述三种物质之外，还有一个概括性的用语，即在“传染病病原体”之后加上了“等物质”，因而如按上述第一种方案定罪，似乎没有穷尽全部罪名，因而第二方案似更适宜。[5]第三种观点系陈泽宪教授所提，他认为综观高法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现行刑法中好几种具备类似危险性的罪名，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所指的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物品，均被该“罪名规定”概定为“危险物品”，因而直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比之“投放有毒有害性物质罪”更科学合理，且能与高法的上述罪名规定精神相吻合。综观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这是因为：

首先，如上所述，采用上述第一种罪名分解法，不仅存在不能穷尽全部犯罪对象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同一种“投放”行为的再分解问题。关于罪名的分解，刑法学术界较为通行和认可的作法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划分新罪名。例如盗窃和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对象相同，行为不同，就被设定为不同的犯罪。当然也有将此行为设定为综合罪状、选择性罪名的情况，例如刑法第34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即是。但此种罪名法毕竟少见，而且实践中，对此综合罪状，还可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择定不同的罪名。因而，在行为都是“投放”的情况下，似不必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确定罪名，而况行为的对象又未予全部列举规定出来。为此，宜将其多种对象、包括未予穷尽的对象作一本质性概括，并将其设定为“罪名”昭示的“行为”的对象――例如此种将多种对象概括为“危险物质”并名之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罪名法即属之。

其次，根据刑法第130条、第136条的罪状内容可见，被上述最高法院的罪名规定概括为“危险物品”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刑法修正案》（三）中提及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没有涵括进去者仅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的“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而“传染病病原体”也好、“等物质”也好，其危险性都与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相当，因而“传染病病原体”及其“等物质”完全能够被包容于“危险性物质”这一上位概念之内。

最后，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都在提到“投毒”或“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之后，接续提到“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对象和方法上的“危险性”，是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三）相关条文中设定的几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共相性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概定《刑法修正案》（三）设定的本罪，更加准确、简洁、科学且照应到了类似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第1377页。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No.3

投放范文篇8

1.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适应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农村经济已由过去单一的粮棉油种植逐步向多元化发展，生产周期相对较长，但目前的小额农贷期限都是三个月到半年，最长不到一年，这与农作物生产周期不协调，尤其是农民在产品结构调整时，“深加工”、“精加工”产品所需期限更长，多为1—3年，期限上的不对称，使部分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容易形成逾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效用的充分发挥。

2.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不适应当前规模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目前，支农贷款单笔金额较小，而规模养殖大户所需贷款一般存在急、频、大等特点，小额农户贷款难以满足其要求。另外，农户贷款手续较繁杂，金额较大的需经上级机构审批，与当前规模农业生产不相适应。

3.县级金融机构对辖区乡镇企业的信贷投入明显不足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强调信贷资金的风险控制和集约经营，加大了对新增贷款的审查审批力度，集中资金支持优势行业、大中型骨干企业，导致基层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权限越来越小，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造成县域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

4.支农再贷款的发放助长了基层信用社的依赖思想

由于历史的原因，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包袱沉重、资金实力与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差，正是在此种情况下，国家为发展农业、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帮助农信摆脱困境，采取发放支农再贷款的信贷政策对信用社给予支持。但这不同程度地助长了一些基层信用社和工作人员的依赖思想。每到再贷款到期日，有的农信社要求基层人行即收即放，倒换借据；每当国家下达支农再贷款，一些农信工作人员不管当地是不是需要，都是要了指标再说，存在着国家的资金、不要白不要的思想。

（二）影响农村信贷投放的因素

1.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邮政储蓄的管理和改革相对滞后，现行监督体制和财务制度导致基层邮政储蓄成为监管盲点，中央银行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导致社会资金畸形集中，造成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当地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原因是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过高，直接导致人行利差倒挂，邮政储蓄局揽储积极。近几年来，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占全部城乡储蓄存款的比重一直呈增长趋势；邮政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全部储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从1996年的10.4%增加至2001年的40.4%，其中2000年占比高达54.4%；邮政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储蓄存款，县级邮政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更快。邮政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农村资金的严重分流，影响了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特别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信贷投放力度。

2.农村信用环境较差

乡镇企业和农民信用观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投放的积极性。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前期，一部分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从农行和信用社，贷款后赖债不还，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大量死滞沉淀，使得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对新增贷款审批严格，造成其基层机构信贷授信额度小，资金上存较多，形成农村信贷资金瓶颈，目前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靠农村信用社“孤军奋战”。

3.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

目前信用社对额度较大的贷款都需要借款人提供有效的抵押、保证担保，但目前存在的抵押、担保难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小额农贷的发放。目前小额农贷的抵押物多为房产、车辆，但当贷款出现风险时，抵押物变现难。加之抵押手续收费过高，农民不愿缴纳这笔费用，造成抵押手续不规范，形成无效抵押。而随着担保纠纷的逐渐增加，农民为他人作担保也日趋谨慎，导致农户贷款担保难度加大。

4.支农贷款利率仍相对过高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特别大。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风险高，农民收益低，尽管今年国家调低了再贷款利率，但农信社对农民贷款实际执行利率较基准利率可上浮到50%，从调查情况看一般都是上浮40%-50%.由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调整和受资金来源的制约，贷款投放能力下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的主要融资渠道，农户贷款主要靠信用社来支撑。这相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生产而言，一些农民仍然感到利息负担过重，他们认为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也要在利率上给农民充分的优惠。

（三）政策建议

1.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投量，投放渠道和期限结构

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多元化、集约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民生产经营活动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信贷需求也随之多样化。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支农工作要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必须把握农村市场需要和农民信贷资金的需求状况，不断调整支农的范围和重点。一是要把信贷资金支持粮、棉、油等基本农作物始终放在突出位置；二是信贷投量数额逐渐增加；三是要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信贷投放渠道，积极支持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市场需要、效益好、有销路的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继续做好“联农桥”富民工程、助学贷款、小额农贷三项重要支农工作。四是期限结构要进行调整，适应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的需求。

2.加大支农资金投入力度

人民银行要积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辖区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种养业为基础、以加工增值为重点、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现代化农业。各金融机构要优化投入，调整信贷结构，把促进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建设有机结合，大力支持特色经济，积极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农村信用社更要充分利用国家支农再贷款政策，积极支持农户小额贷款需求，支持优势林果业、畜牧业、花卉业及重点蔬菜基地建设。

投放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瓶颈

一、吉林市金融精准扶贫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2018年3月末，吉林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7.3万人，实现脱贫退出4.9万人，脱贫率为67.1%；贫困发生率由3.6%下降至1.2%；省级贫困村109个，实现脱贫出列68个，出列率为62.4%。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脱贫率均超过了既定的“双60”目标。（一）银政合作，深化金融助推脱贫攻坚战略。一是涉农金融机构与政府扶贫部门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完善金融扶贫融资担保、风险缓释等配套措施，探索完善贫困农户信用评定方式和评价标准。二是涉农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户，简化贷款程序、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开办贴息贷款，为其实现脱贫致富提供资金支持。三是金融机构与政府扶贫部门进行密切沟通，及时掌握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总结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为落实金融精准扶贫政策创造条件。（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吉林市涉农金融机构创新开展“支农再贷款+扶贫”授信模式，减轻贫困农户利息负担。特别是结合实际找准金融介入特色扶贫工程的切入点，满足不同主体差异化金融需求，紧密结合扶贫产业项目，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出金穗增信脱贫贷、惠农易贷和扶贫贷等小额信贷产品，运行“合作社+贫困户”、“信用+补充担保”、“银行+保险”模式，支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生产并带动贫困农户脱贫。（三）设立脱贫基金，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2016年吉林市人民政府设立了“吉林市脱贫基金”，与涉农金融机构合作助力推进脱贫攻坚战，以建立“造血式”扶贫的帮扶机制，加快贫困农户产业脱贫步伐。通过政府引导、部门筹措和社会扶贫捐赠等方式共筹集基金0.2亿元，基金由合作银行按照10倍的比例放大贷款额度，促进脱贫致富项目的实施。截至目前，吉林地区共发放脱贫基金贷款894笔，总金额2亿元，带动贫困户7695户。（四）开展贫困农户评级授信，避免信贷风险。按照《吉林省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地方政府扶贫部门牵头、农商行配合，乡镇驻村工作队、村两委负责人组建初评小组，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摸底调查，为有贷款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信用评级工作，并发放《吉林省贫困户信用评定贷款证》。截至目前，吉林地区共发放贫困户信用评定贷款证11225册。

二、吉林市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投放情况

吉林市各家金融机构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文件精神，加大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投放力度，扶贫效果明显。截至2018年3月末，吉林市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9亿元，同比增长130.4%。其中：按承贷主体和用途划分，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1.6亿元，同比下降31%；单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7.3亿元，同比增长380.3%。按期限划分，短期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6亿元，同比增长130.8%；中长期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3亿元，同比增长130.8%。按担保方式划分，信用贷款余额为6.5亿元，同比增长483.9%；保证贷款余额1.2亿元，同比下降38.7%；抵（质）押贷款余额1.3亿元，同比增长62.5%。从贴息情况看，截至2018年3月末，吉林市金融精准扶贫贴息贷款余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844.8%。其中：个人精准扶贫贴息贷款余额0.06亿元，同比增长24.1%；单位精准扶贫贴息贷款余额4.1亿元，同比增长940%。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扶贫贷款看，截至2018年3月末，吉林市家庭农场及农业专业大户贷款余额为0.6亿元，同比增长6900.6%；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余额0.2亿元，同比增长280%；农民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余额0.3亿元，同比增长23.2%。2018年一季度吉林市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累放额为0.8亿元，同比增长131.4%。其中：按承贷主体和用途划分，个人精准扶贫贷款累放额为0.3亿元，同比增长5.9%；单位精准扶贫贷款累放额为0.52亿元，同比增长581.3%。按担保方式划分，信用贷款累放额为0.5亿元，同比增长296.8%；保证贷款累放额为0.07亿元，同比下降56.9%；抵（质）押贷款余额0.24亿元，同比增长350.2%。

三、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投放中的瓶颈所在

（一）信用环境建设不乐观，制约了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投放积极性。一是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建设信用环境、完善社会保障系统等方面出台了诸多措施，但贫困区域受涉及面广、人员分散等客观因素制约，依然存在信息技术滞后、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二是基层金融机构人力、精力有限，服务半径难以全覆盖，贫困农户信用信息采集难度大，信用评分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借款人信用程度，面临较大的金融违约风险。三是贫困户由于长期接受政府资助，依赖心理严重，整体诚信观念不强，导致金融机构在扶贫贷款授信时顾虑重重。（二）扶贫贷款的有效抵（质）押物不足，影响了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可操作性。目前扶贫工作主要采取发展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措施，这些措施普遍具有资金需求量大、生产周期长和自然条件风险大等特点，加之授信对象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屋所有权等有效抵押物的价值难以界定，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农村土地归属和流转规则不清晰、不确定的问题，因此金融机构安全经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与精准扶贫贷款政策性、惠民性的特征之间存在错位，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可操作性受到制约。（三）扶贫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阻碍了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投放的主动性。金融精准扶贫虽然是金融机构的一项社会责任，但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决定其必须遵循信贷投放的一般规律，满足授信基本条件，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效益，因此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的关键是各级财政能够全方位解决信贷担保及风险补偿问题。但目前政策性担保和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速度缓慢，覆盖面有限，扶贫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尚未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在全面考量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愿投入过多的扶贫资金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四）金融扶贫信贷产品供给欠缺，难以体现扶贫信贷服务的全面性。一是目前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使得金融精准扶贫基本以小额信贷为主。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单一化，无法满足农村企业和贫困农户多角度、多方位的金融需求，金融资源作用和扶贫效果大打折扣。二是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少、服务设施落后、服务理念陈旧，服务水平和层次较低，金融服务功能难以全覆盖。扶贫政策与金融政策不能相辅相成，不能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四、对策建议

投放范文篇10

投放期数：两期，建议5月和8月

预计费用：25万

一．各品牌广告投放统计分析

统计了部分国外国内著名品牌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间的广告投放。表一是选择媒体的种类和全年投放次数。表二是全年广告投放时间分布。

品牌名时尚先生周末画报世界时装之苑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

奥德臣7期8期02期6期

康纳利6期11期000

巴宝莉3期6期5期00

登喜路7期9期2期00

波士5期5期4期00

表一投放广告次数

品牌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

奥德臣1、3月5月9月10、11、12月

康纳利3月4、5月9月10、11月

巴宝莉3月4月9月0

登喜路3月4、5月9月10、11、12月

波士3月4、5月9月0

表二各品牌在时尚先生刊登广告时间分布

二．主要媒体的介绍

时尚先生：北京时之尚公司。包括时尚先生在内共有13种刊物，国内外男装品牌多在时尚先生、时尚芭沙、男人装上刊登广告。

周末画报：中国本土创办的一份具有国际化的周报，在国内周报刊物种最知名。一份周报中分成新闻版，财富版，生活版，城市版，别册5本画报。在广州5块钱一份。

世界时装之苑：中法合作出版，公司在上海。该杂志时国外知名杂志ELLE的中文版。

中国民航：中国民航总局创办的刊物，现在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航空杂志，且近两年民航杂志中广告费用大幅上涨，服装品牌的广告已经很少了。多时地产广告，白酒，饰品等广告。

广告形式标准报价（元）广告形式标准报价（元）

封面折页1062600最后单页182500

第一跨页695800封三跨页365000

第二跨页605500封三222500

第三跨页515300封底555500

目录开始前跨页444500前1/2部分全页205500

目录页254000前1/2部分跨页370000

目录间跨页420500后1/2部分全页152500

正文开始前跨页396800后1/2部分跨页276000

最后跨页330600软文108000

注：08年时尚先生广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