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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商法典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14:06:40

统一商法典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1

第一，灵活性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第1—102条（1）开宗明义的规定：“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灵活的解释表现为各州可以解释法条；灵活的适用，表现为各州以及当事人对法条的采纳。这种灵活性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灵活性还在具体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一方面规定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一方面又规定本法规定的善意、勤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

再如，《统一商法典》一方面是为了使各州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归于统一，为商事交易行为作出总体性规定，另一方面又允许各州对法典作出修改，各州最高法院对法典作灵活解释，并且对体现灵活性法典有意识的留下的空隙，对法律的补充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法典》第1—103条规定：“在本法没有具体条款予以排除的情况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项原则，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人、禁止反悔、欺诈、虚伪说明、胁迫、强制、错误或破产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法的补充”（注：潘琪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有引文均采此译本。）。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规定：“本法是一部旨在统一其领域内法律规范的一般法”（第1—104条），整个法典是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甚至法典第1—109条关于标题，明确规定：“本法各条的标题均为本法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条款的独立性，如果法典的任何条款或其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被判决无效，此种无效不应影响本法的其它条款或其适用，除非此种无效必然导致该其它条款或其适用的无效。在此种意义上，本法的各条款是独立的。并且，“如果一项交易同时与本州和他州或它国有合理联系，当事方可以协议，选择本州法律或它州或它国法律作为确定他们权利义务的法律”（第1—105条）。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要“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更加简洁”，商业交易行为可以采取灵活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了必要的限制，第2—201条是对货物买卖合同采取形式的限制，第8—319条是对证券交易的限制。第9—203条是对担保协议的限制，第1—206条是对其他动产交易合同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被称为“诈欺法规”。第2—201条规定的合同形式要求，反欺诈法，明确提出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如果缺乏充足的书面材料，合同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但是，一项业经商定的书面合同条款，即使有书写疏漏或错误，不因此而失去证明效力，但是只能在不超出此种书面材料所标明的货物数量的范围之内强制执行。在商人之间，如果一方寄出足以对抗另一方的用以确认合同的书面文件，且书面文件在合理时间内由另一方收到，收到方如果未在收到后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拒绝其内容，该书面文件在对抗收到方时具有证明效力。其它方面的有效合同，如货物系专门为买方制造，且不适于卖方在正常业务中向他人出售，且卖方在得知对方毁弃合同之前，已经实质上开始其制造活动或已为履行此合同而另外承担了义务，且情况合理地表明货物确系为买方而准备；或者被要求强制执行的一方在法庭上以答辩、作证或其它形式承认已订立买卖合同，此种情况强制执行的程度不得超过该方所承认的货物数量；或者货款已支付且已被接受，或货物已收到且已被接受，此种情况合同只能就有关部分货物进行强制执行。并且第2—202条明确规定，书面文件构成的最终意思表示，不得以任何口头协议加以反驳。第8—319条关于投资证券反欺诈法，规定证券买卖合同只有当存在由被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或其授权人或经纪人签名的书面材料，足以证明已订立按确定价格或按确定方式计算之价格买卖确定数量的特定证券的买卖合同；或者证券之交付已被接受或价款已获支付，但合同只在此种交付或付款的限度内可强制执行；或者被申请强制执行的人在合理时间内收到了上述足以对抗寄送人的确认证券出售或购买的书面材料，并且他在收到该材料后10日内未能寄送出对其内容予以拒绝的书面答复；或者被申请强制执行人在其诉状或作证中承认或以其它方式在法庭上承认，已订立按确定价格或按确定方式计算之价格买卖确定数量之特定证券的买卖合同。只有符合上述各种情况，方可通过诉讼或抗辩获得强制执行。第9—203条规定，只有受担保方依协议占有担保物，已支付对价，并且债务人对担保物享有权利，担保权益才附着于担保物，并获得对抗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强制执行。另外第1—206条还规定了法典未另作规定的动产的反欺诈法，该条对价值超过5000美元动产买卖合同，作了限制，规定除了货物买卖合同、证券买卖合同、担保协议，一项动产买卖合同，在救济金额或价值超过5000美元时，如果缺乏书面材料证实，当事方已达成买卖合同，且合同规定了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法，且合同规定了可合理辩认的标的，且被要求强制执行的当事方或其授权人已在合同上签名，合同则不可通过诉讼或抗辩予以强制执行。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适应现代要求，充分肯定了协议的效力，除了大多数场合不以任何方式明示地对协议效力加以改变外，并且通过第1—102（4）的规定进一步给以强化，明确规定法典的某些条款包含有“除非另有协议”或类似词句，但这并不意味着未包含此类词句的其他条款的效力就不可以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另一方面，法典又对协议效力作了各种限制，除了第1—102条（3）所作的限制外，第1—105条对当事人选择适用法作了限制，明确规定，“相反之协议，只在所规定之适用法（包括冲突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效”。第2—402条对卖方的债权人对已售出之货物的权利，第4—103条对不得通过协议免除银行由于缺乏善意或未能行使正常注意而引起的责任，也不得通过协议限制因此引起的损害赔偿，第6—102条对大宗转让的限制，第8—106条对证券发行人的法律约束，第9—103条对担保权益的法律约束，该条（1）（b）规定：“担保特物中担保权益的完善以及完善或不完善的效力，受主张担保权益为完善或不完善所依据之最后事实发生时担保物所在地的法律约束。并且法典第1—203条关于善意的义务，规定法典”范围内的任何合同或义务，当事方均须以善意作出履行或寻求强制执行“。这一规定一方面赋予了立法、司法极大的灵活性，当法典的条文结合交易实践其根据特定条款规定，无法得到一个符合衡平观念的结果时，或者交易实践一个特定的案件，仲裁或法院处理案件引用善意义务，既可以不损害法典特定条款的规定，又使案件的处理不失公平，因此，人们把善意义务称为”安全阀“。既然是”安全阀“，有灵活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诸多限制。例如，法典第1—205条关于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的规定，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所从事之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

一方面《统一商法典》第1—106条关于灵活提供救济，明确规定应为使受损方

尽可能地恢复到另一方充分履行义务时他本应达到的状态而灵活提供本法所规定的救济，例如，第2—703条规定了卖方的各种救济，第2—711条规定了买方的各种救济；另一方又对救济提出了必要的限制，如第1—106条规定，如果《统一商法典》或其他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受损方无权就间接损失或特别损失取得赔偿，也无权取得惩罚性赔偿。以卖方采用转售货物的救济方式为例，买方违约，卖方可将有关货物或未交付的剩余货物转售，但是转售是以善意和商业上合理的方式。只要卖方接受这种方式，转售行为受其约束，卖方即有权对转售价格与原合同的差额及其它附带损失取得赔偿。如果是卖方违约，买方可以“补进”货物的方式救济，但是补进货物也应当是以善意和商业上合理的方式。凡是以善意及时地以合理方式购买或订立合同，购买本应由卖方提供货物的，买方有权从卖方处取得损害赔偿，数额为补进价格与合同价格差额，再加上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

《统一商法典》的灵活性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法典的根本性原则。这一原则准确的体现了《统一商法典》的立法宗旨，准确地体现了统一、简洁、明确和现代化的要求。灵活性与商行为如水和鱼，以规范商行为为内容的现代商法，灵活性原则是其必然选择。现代商法的现代性，表现为规范的均衡性，没有灵活就没有均衡，灵活没有均衡必然酿成无序，均衡只有在灵活中才能实现。

第二，现代化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第1—102条规定的“本法典的基本宗旨和方针是：（a）使调整商业交易的法律”“适应现代要求”。现代化原则是《统一商法典》区别于此前一切商法和商法典的根本原则，也为新的商人习惯法区别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提供了根本标准。现代化原则在《统一商法典》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既表现为立法理念，也表现为立法体例，更表现为法典的具体内容。

首先，立法理念的现代化。《统一商法典》的“首席报告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卢埃林，他曾在德国居住多年，对德国法有深刻研究。为什么一个对德国法深有造诣的学者，却起草出一部不同于德国法的《统一商法典》，一是美国国情；二是法律理念；三是学者的品格。现代法律理念，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法律原则，“功利效益”的理性认知状态，是《统一商法典》赖以存在的现代法律理念。对卢埃林的评价过去往往停留在他如何给《统一商法典》注入了某些德国法的思想，忽视了他从美国国情出发对现代法律理念的选择。法律理念是一部法典的总开关，他熟悉大陆法，驾轻就熟完全可以选择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的理念，如果这样商法将仍旧停留在近代商法的时代。他为什么选择现代法律理念，有社会的原因，必须看到也有他个人学术品德的原因，这种学术品德集中到一点就是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局部的，而是根本的创新，根本的创新意味着革命。假若卢埃林没有勇气？背叛他熟悉的、陈旧的体系，他与其他起草人就不可能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商法体系。因此，评价卢埃林的创新精神，更具现实性，更有针对意义。卢埃林以现代法律理念起草《统一商法典》是非常自觉的，可以说处于一种理性状态，但他对自己对社会上可能存在习惯势力，还是不放心的，担心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向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的框架内滑行、回归，于是他又以第1—103条设下防线：“在本法没有具体条款予以排除的情况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各项原则，包括商人法和涉及合同能力、本人和人、禁止反悔、欺诈、虚伪说明、胁迫、错误或破产的法律，或其它使合同生效或失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法的补充”。《统一商法典》现代化原则，是法典现代化理念的体现，是法典的必然选择。

其次，立法体例的现代化。现代法律理念不仅包涵现代法律原则，也包涵现代法律体系、模式、意识等的理性认知状态。以现代法律理念统率的《统一商法典》，其立法体例也是现代化的。从编目、用语、取舍等，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功效的法律理念在编目上体现，则是易查、易找、易于适用，从而节省时间。《统一商法典》以条，其符号为§是编列数码顺序的单位，每条编号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该条所属的“篇”的顺序数，如果该条的第一个数字是1，说明该条是属于第一篇，第10篇则占开头的两位数字，即10.为表示篇的数字更为清楚，在篇的数字后加一个短的横线，横线之后的数字表示条所属章的序号，然后紧接着是条的序号，各章的条均未超过两位数，一般以“01”、“02”……两位数表示。一条如果又分为项，以带括号的数字在条的数字后表示，如1—102（1）表示第一篇第一章第二条第一项。如果一条内项下再分款，款用带括号的小写的英文字母（a）（b）……加以表示，如1—102（1）（b）。法典中五、六、十篇未分章，则将“1”固定在章的位置，条、项、款则与其它各篇相同，如第六篇第四条第1项第3款，表示的符号则为第6—104条（1）（c）。为适应租赁的发展，法典增设了这方面的内容，1987年产生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租赁》，简称为vcc2a，其序号表示为：2a－103条（1）（b），即第二篇租赁的第1章第3条第1项第2款。法典采用的这种编号制度，显然既简单，又便于人们援引、检索、适用。这既是功效的要求，也是科学的表现。科学性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统一商法典》是一部总体性的法典，尽可能地将商事交易行为这一共同规范的主题的规则涵盖其内，但不象以往的法典那样求大、求全，法典除了编目以外，其它方面同样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法典能有所不为，在于它选择了一种自我补充的机制，集中体现为第1—103条的规定。正因为法典能有所不为，才使法典能有所为，构建了一个以买卖为形式、以资本经营为内容的现代商法典，才使应该规定的内容规定得那么具体，那么周到，那么贴近交易实践，那么具有可操作性。功效的法律理念的体现是全方位的，例如，法典第七篇把过去的《统一仓单法》和过去的《统一提单法》结合起来立法，简化了条文，理顺了体系。其他将第三篇中许多与商业票据有关的条文通过组合加以集中，第九篇有担保的交易剔除了许多对不同保证手段所作的不同法律规定，使之形成为一个对单纯的各类保证手段作出同一法律规定的法律制度，除了使法典更为简洁外，明显地提高了法典的使用效率。再如一般规定与定义性规定，总则一般性定义和各篇定义性索引，总则规定的一般定义有46项之多，各篇还有其定义和定义索引，如第二篇买卖第2—103条除了规定适用于本篇某些章的其它定义及其索引外，还规定了其它各篇中适用于本篇的定义，并且明确规定第一篇中的一般定义和解释原则适用于本篇通篇。设定相互参照条目，条文简洁，便于检索，使用效率高，使法典条目之间相互呼应，维护了法典的统一性。功效的法律理念全方位性，表现在诸如法典与条约、法律的关系，如第7—103条规定：“美国的任何条款或法律、本州的任何法律、依据此种法律制定的费率表、货物分类表或条例，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效力优于本篇”。其他诸如在交易领域内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恰当设计，整个法典在动态中保持稳定的创举，制定法与普通法、衡平法关系的处理都准确地体现了现代商法的理念，充分说明现代化原则是法典的根本原则。

再次，法典内容的现代化。从一般定义到具体条文全方位的追求现代化。以第2—104条（1）“商人”的定义为例，其规定为“指从事某类

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它方式表明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作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这一的规定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各国普遍采用的以交易为职业的职业标准，还表现在要求商人具有特殊素质和技能的标准，更表现在作为商人要承担严格责任的标准。如第2—314条关于默示担保、商销性、行业惯例的规定。只要卖方系从事某种货物交易的商人，他对该种货物的商销性的担保即为买卖合同中的默示担保。并且对商销性作了具体规定，只有达到下述标准才具有商销性，即根据合同所提供的说明，货物应在本行业内可以不受异议的通过；并且货物如果为种类物，应在说明的范围内具有平均良好品质；并且货物应适用于该种货物的一般使用目的；并且货物每个单位内部或全体单位之间的种类、质量或数量应均匀，差异不超出协议许可的范围；并且货物应按协议的要求装入适当的容器，进行适当的包装和附以适当的标签；并且如果容器上或标签上附有保证或说明，货物应与此种保证或说明相符。这一规定使现代商人同中世纪的“等级”商人划清了界限，也与近代“身份”商人划清了界线，给现代商人赋予了“现代”的内涵，即要求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提出了默示担保、商销性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用语，联系第2—104条关于“商人之间”是“指交易的当事双方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规定，科学地界定了商人与消费者，用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更新了近代商法形式上的平等保护，使现代商法摆脱了近代商法关于民事、商事的困挠，使商法的现代性更为鲜明。法典在界定货物的同时，还界定了期货。不是现实存在并已特定化的货物称为“期货”。如此简洁的规定，却把买卖从特定的货物的简单交易、一次性交易和现金交易，推进到现代交易，使买卖法成为现代买卖法。过去，人们往往以近代商法的思维来判断《统一商法典》，买卖局限于货物的范畴，甚至认为有关银行、投资证券等内容，同货物买卖的主题联系得不紧；也有的认为法典有两个中心，即货物销售中心及货款清偿中心；还有的单纯地从法典的每一篇的内容与原来单行法的关系找渊源等，这些都不可能揭示整个法典的内在的有机联系，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些单行法的拼凑。也不能揭示整个法典内容的现代性，规范资本经营，规范起主导作用的金融市场，是《统一商法典》内容现代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它区别于近代商法的根本标志。当然法典的这些内容正是法典现代化原则的全面体现。

第三，惯例、协议优位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在第1—102条（2）（b）：“使商业作法能够通过习惯、行业惯例和当事方协议不断获得发展”。这一规定成为《统一商法典》始终具有生机活力的源泉。这一规定为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向新的商人习惯法演进提供了一条可以具体操作的通道。这一规定为习惯、行业惯例、当事方协议所作的定位，准确地揭示了现代商法的本质。

首先，分析对习惯、行业惯例、协议的定位。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把“通过协议改变本法条款的效力”，用“契约自由原则”加以解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解释限于当事人有“最大的订立或不订立契约的自由，以及商订契约条款的自由”（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这一解释仅规定了当事人订立契约及商订契约条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被动的，并没有从主动积极方面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改变法律条款。并且当事人商订的条款限于契约条款，涉及的面狭窄，《统一商法典》是全方位的赋予当事人协议可以改变的条款是“本法”的范围之内。契约自由人们往往理解为一个法域，而不是一个方面或一类法域，《统一商法典》的协议改变法律条款效力涵盖的是整个商事交易这一大类法域。协议效力的条款被《统一商法典》规定在第一篇总则的第一章第2条的位置，是开宗明义的，因为第1—101条是对简称的规定。这一条规定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定了法典绝大多数规范的性质，确定了整个法典的属性，为整个法典作为市场交易基本法既定了性也定了位。它可以使我们从深层次上加深对“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法，商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注：[美]伯尔曼著，贺卫芳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的理解。我们只有从这一高度认识协议优位原则，才能恰当理解这一原则的价值。

其次，分析惯例、协议之间的关系。根据第1—205条（3）的规定，当事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和当事方所从事的行业或贸易中的行业惯例，或当事方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行业惯例，使协议条款产生特定含义，并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的效力优于当事人的协议，对协议条款起补充或限制作用。所谓交易过程，有的译为交易常规作法，是指特定交易的当事方在此交易之前作出的，可被合理地视为构成一种当事人双方共同的理解基础，以解释他们之意图和其它行为的一系列行为。因此，理解为常规法、习惯并无不可。所谓行业惯例，是指进行交易的任何作法或方法，只要该作法或方法在一个地区、一种行业或一类贸易中已得到经常遵守，以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在现行交易中也会得到遵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在合理的情况下，应将协议的明示条款与适用的交易过程或行业惯例作一致解释，如果此种解释不合理，明示条款的效力优于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交易过程的效力优于行业惯例。例如，卖方为从事某种货物交易的商人，他对此种货物商销性的默示担保是当然的，是交易的惯例，如果未经排除或修改，协议与惯例应作一致解释，即具有相同的效力。如果有明示条款对惯例有排除或修改，如对适当包装的修改等，明示条款的效力优于惯例，即协议的效力优于惯例。另外，履行中履行地的行业惯例，应作为解释协议该部分之履行的依据。

再次，分析惯例的适用问题。《统一商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行业惯例的成文化，不少条文就是惯例的转述。实践中，此种惯例是否存在及其适用范围，应作为事实问题加以证明。如果可以证明此种惯例已载入成文的贸易规范或类似的书面文件中，对这些规范或书面文件的解释权归法院。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2

一、法律移植

对于国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经验，法律移植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借鉴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点会消失殆尽，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经济程序，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国际比较法法学会主席克雷波教授关于法律移植论述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领域，法律规则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念的，在财产法或劳动关系法领域的某些社会价值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的法律移植，即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这种价值的其他法律管辖区中，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商务活动领域，并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别。以至于不同国家的观念就不能交错繁殖。”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商法是直接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经济生活的需求，符合经济主体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为美国法律的产物，更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联合国的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在对《统一商法典》进行研究后指出：《统一商法典》作为一个基础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第九篇（即担保篇）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中最为现代化、最为合理和最为完整的担保制度。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亦不明确，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选择以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立法模式，则在立法技术上不必拘泥于民法中基于家庭人身和财产关系形成的各种伦理性原则，而是更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使之受之于商法基本原则及调整手段的约束，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需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正如施米托夫所论述：“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识。这个法律部门相对来说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压力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商法能够比其他法律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惊涛骇浪，在瞬息万变的风浪中始终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

《美国统一商法典》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贯穿着立法者的哲学思想。现实主义注重法律的实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以此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理想主义则强调法律自身体系的完备与严谨，制度的周密与无懈可击，以此作为立法的最高要求。《统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现实主义的法学的代表，针对美国普通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的最新发展，对商事交易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创新，实现了简化交易手续、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时，法典的起草人运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则性条款、弹性条款的规定，力求实现法律的严谨与周密。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的现实色彩比较突出，立法的动机往往来自于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细”，“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导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具体体现。这一立法思想对于迅速制定大量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过分偏重于现实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响立法质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呈现出的体系不协调、法律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等现象大多与此有关。因此，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应当重塑法律思想，应当具有全局立法观念，以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便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

三、法律经济分析方法

对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手段是从美国开始兴起的，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充分运用，即强调用交易费用等概念来对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进行分析。正如美国法学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为尽可能地增加经济价值和财富而设计的。法律强制的主旨或标准在于为将来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创造动因。”

现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正是这种商法与经济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决定了对商法进行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与经济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今天，应研究交换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对商法的内在需求，以及商法应如何对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从中找出它的规律性，并使之意志化、法律化，从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这种分析手段虽然难以兼顾法律的社会价值，但对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商事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做为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以效益为其主要价值。商事法中出现的一些与经济效益相悖的法律规定，是与立法目标不相符的，是制约法律功能发挥的。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来创造和维护，这就决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时，运用经济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从而要求立法者树立效益观念，在具体制度制定上，尽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营利性要求，对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分析，突出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益增长。

四、商事惯例地位和性质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世纪商人法在美国的复苏，这表现为：

（1）法典的主要渊源是商事习惯和惯例。

（2）法典规则是在对商事习惯和惯例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不是凭空制定的。

（3）在实用主义法律观念的推动下，美国法官在审查商事案件的事实时，开始对“僵硬”的法律规则进行改造并逐渐承认商事交易中的习惯性规范，进而确认贸易习惯和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

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国际惯例在我国被区分为：

（1）作为法律的国际惯例即上升为国际法的惯例，如条约。

（2）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及地位的国际惯例———即现代商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的“国际惯例”。

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国际惯例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服从于法律或者整个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备独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与普通规范力。

国际惯例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协调和统一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开始逐渐抛弃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对国际商事关系的

法律调控中，已开始放弃单纯的国内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商法规则来支配他们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想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控将进一步摆脱国内法律的桎梏，逐渐趋向统一。而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的关于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无论是在含义、性质、适用范围和条件等方面，还是在理论与实施应用中，均存有缺陷。为促进国际商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在今后立法中对国际商事惯例做出更科学、更具国际性的规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中国长期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没有机会参加有关国际经济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处于被动的执行、被动遵守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地位，以致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发挥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投资等有关的商事法律极为薄弱，有相当部分领域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许多弊端。加入WTO，中国法律将面临调整。因此，应借鉴美国商事法典中开放性、能动性和具有保护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据WTO法律体系和国际商事惯例，制定和完善现代化的能与国际商事交易接轨的商事法律体系。

六、商法典与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对于保障司法审判人员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匮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

庞德指出：“法律是科学的，意在尽量消除司法过程中的人为误差，排除贪污腐化和尽量减少法官无知或肤浅所产生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适应严格执法的要求情况下，不能强调法官在创造所谓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应该严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需要尽快制定颁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3

[关键词]动产担保美国统一商法典物权法定主义

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被广泛认同为美国统一商法典各部分中最具革命性和最成功的一编。在其公布半个多世纪后，其发起者仍认为其“在功能和概念上是最全面、最彻底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中所包含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改革家作为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动产担保法现代化的基础。其中一些概念已影响到国际动产担保领域的发展。”我国物权立法紧锣密鼓，急于功成，相关国际组织也提出了依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模式改革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浅薄，就我国物权法中如何对待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经验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演进

“直到19世纪初期，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担保方式仅为两种：不动产按揭与动产质押。”质押在美国也是最古老、最简单的动产担保制度。由于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押妨害了标的物的利用，有悖于充分发挥资源效率的经济原则，19世纪20年代之后，美国普通法上开始发展起动产按揭，许多州的成文法使之合法化。其后，随着商事实践的发展，又出现了附条件买卖（ConditionalSale）、信托收据（Trustreceipt）、贷款人的留置权（Factor''''slien）、应收账款的让与（Assignmentofaccount）等多种动产担保形式。

在美国，包括动产担保交易在内的商事立法权主要属于各州，各州间不甚协调的商法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法律障碍。为了顺应经济、商贸发展的需要，美国工商界早有统一各州商法的呼声，及至19世纪末形成强大的统一商法运动。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共同成立了统一商法典起草委员会，由卡尔·卢埃林（KarlLewellyn）教授任总报告人。其中第九编（动产担保交易法）由格兰特·吉尔摩（GrantGilmore）教授为报告人。在起草第九编时，主要起草人格兰特·吉尔摩和阿利森·邓纳姆（AllisonDunham）竭力摒弃传统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历史的、概念化的分类方法并导入功能方法（functionalapproach）。因此，该编原来的设计不是分别修订和完善动产按揭法、附条件买卖法等特别法，而是草拟一系列的特别法以各别调整主要的融资类型，如商用机械、消费品、农产品、存货和应收账款、无体财产。随着其工作的进展，他们发现：这些各别融资交易间共通之处超过了相异之点。于是他们决定起草统一的法典以涵盖所有的动产担保交易形态，其中并对各别融资交易的特殊内容作出特别规定。

1952年美国统一商法典正式对外公布，截止1968年，除路易斯安娜州之外，其余各州均通过了统一商法典，1972年该两会又通过了统一商法典1972年文本，对第九编进行全面整修（但其基本理论、结构、范围仍保持不变）。其后，统一商法典又出现了一些文本，但第九编除了一些为配合其他编之修改或增订而作的一些细小的修改之外，基本未变。像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如果法律不能跟上其得以正常运行的环境的变化，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将有过时而被废弃的危险。有鉴于此，美国法学会和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1990年聘请了一个研究小组对第九编的条文进行仔细研究并提出修改建议。该小组于1992年提出了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了1993年成立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至1998年夏天，该起草小组先后召开了15次起草工作会议，并向美国法学会和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提交了第九编修正案草案。美国法学会和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在其年会或其他许多场合讨论修改了该草案，最终形成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修正案1998年正式文本。美国法学会于1998年5月在其年会上通过了该文本，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同年7月在其年会上也通过了该文本。此后该文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性修改，其正式评论亦于1999年1月推出，其后亦作了一些技术修改。至2001年7月1日该编生效之日时，已有4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该编。至2001年12月31日其余各州均通过了该编。

二、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制度特色

通观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特色：

（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

对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历史的简要考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以下简称第九编）起草者的目标是将繁杂的动产担保法律组合成一个整体，提供一个简单而统一的结构，使种类众多的现代担保交易得以较少的成本和较大的确定性展开。由此，起草者的思路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总报告人卢埃林是与霍姆斯、庞德齐名的法哲学家，是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其法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指导起草统一商法典的主流思想。

在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第九编的制度一再强调社会现实的重要性，认为现代和社会急需担保交易以融通资金，对于各种已见萌芽的交易事实，寄以审慎的研究。例如，大多数州一向反对在存货上设定担保权，起草者认为社会经济生活既已广泛需求此制度，且不顾法院之排斥而一再援用，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对之予以确认。第九编之制定注重法律实际运作的功能，更甚于形式上的区别。同时，条文的制定亦反复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为了让社会现实得以自由发展，第九编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担保权，任意依现实需要订定合同。

概而言之，第九篇就是为所有从事动产担保融资交易的当事人以及受其影响的当事人制定了一部完善的行为准则，依照这套游戏规则办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方便当事人充分发挥各种动产担保的功能，从而为搞活融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立法者并兼顾了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定型化与系统化，充分利用成文法的特点，对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法律关系和具体规则进行了统一的规范，使之成为美国统一商法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法典的起草人并运用了成文法的大量立法技巧，如一般条款、弹性条款的规定，力求实现法律的严谨、周密。由此体现出本编起草中的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应注意，美国各州依美国统一商法典颁行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成文法典，不属直接的法律渊源，尚须经由法官的解释才能调整规范社会实践。反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其逻辑性和体系化并不如大陆法上的成文法典，这也验证了两大法系之区别。“两大法系的不同之处通常被生动地描述为有如逻辑方法与经验方法之间、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之间、理性法则与经验法则之间的不同。”

（二）交易类型化上的功能方法与担保交易的一元化

在第九编起草者的眼里，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化，并不重要。第九编避开了被大多数动产担保国内法所采纳的形式上的物权法定主义，它依务实的观点而展开，不管交易的形式如何，只要在市场上起着相同的功能，就应适用相同的法律。起草者关注之重点在于各种交易的共同之处——均有基本相同的功能，即通过合意赋予债权人某种动产权利，使之将该财产视为债务不履行时的救济的来源。交易的结果而非形式或权利产生的方式，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功能方法”（functionalapproach）。

第九编最具革命性的特质就是一元化的担保概念，以代替此前受各别法律调整的多种担保手段。确定某一交易是否属担保交易的功能方法的核心是担保权。这一被概念化的术语即涵盖了美国此前的几乎所有“债权人在担保物上的权利”，诸如动产按揭、附条件买卖中的（法定）所有权、质押中的留置（占有）权等。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第37项对担保权作了界定，即“对动产或者不动产附着物所享有的用以担保债务之清偿或者履行的权利”。第9-109条规定，本编适用于“依合同在动产或不动产附着物之上创设担保权的交易，其形式若何，在所不问”.第9-202条规定，“不管动产所有权归属于担保权人还是债务人”，本编均适用之。很明显，在确定是否存在担保权并进而决定是否受第九编调整时并不仰赖于动产所有权的归属和交易的形式。

由一元化的担保概念所导出的统一化的一套术语和一个法律机制，更加明晰了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如统一商法典之前就当事人的称谓即五花八门，第九编上的债务人此前的称谓包括按揭人、出质人、附条件买受人、应收账款让与人、信托收据受托人等等；第九编上的担保权人此前的称谓包括按揭权人、质权人、附条件出卖人、应收账款受让人、信托收据委托人等等。第九编即将之统一化为债务人和担保权人。第九编1998年全面修正时，为了更加明晰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又对原债务人作了债务人和主债务人的区分，并明确了各自的内涵，以防杜概念理解上的分歧。

（三）制度的创新性与规则的任意性

美国统一商法典出台后，其第九编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在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均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除了美国因经济一体化因素强行推销自己的法律制度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九编真正突破了传统的动产担保体制，是一部真正的人造法律。它虽然借鉴了由法律和商事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但其许多规定均突破了传统普通法系的樊篱，如动产的分类、对价的概念、登记制度的设计等等。同时，相较大陆法动产担保物权制度，它也突破了大陆法系物权法上以“类型”固定和“内容固定”为核心构造的物权法定主义，而是另辟蹊径，采用求同存异的立法技术，将各种担保制度的个性特征消解到最小程度，仅在因标的物的差异或担保权实现方式上的差异不能化解时，方作出单独的规定，以示区别。其余内容都作为共同适用的通则一体规定，以担保权的设定、公示、实行等关于正当程序的详尽规定，作为获取大陆法系物权法定主义维护交易安全，实现交易便捷等积极效用的工具。它也突破了大陆法系财产法上以所有权为前提而演绎其法律逻辑的做法，摒弃了所有权的概念，对担保物所有权的归属不作考量。对于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中有关权利、责任及救济方式的规定，也不以所有权的归属为基础，从而既避开了学术界在所有权转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又保证了制度规范易于实施。

第九编对具体制度之创新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担保权的效力及于嗣后取得财产、以功能为价值取向的优先顺位制度体系、通知登记制度。其中，优先顺位制度体系之设计不受法学理论的支配，而纯以服务于动产担保交易当事人为目的，不仅允许高风险的评估，而且同样折射了市场交易的实际。同时，现代融资实践中的弹性，使之有必要构建通知登记制度以摒弃此前的文件登记系统所具有的制度钢性。

契约自由原则自始至终贯行于美国统一商法典，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就是法律”、“解释契约必须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第九编亦不例外。物权法制度的强行性非独大陆法如此，英美法亦不例外。第九编之设计充分考量了这一因素，将不动产担保和法定动产担保排除于其调整范围之外（在不动产担保，因其标的物——不动产之性质多体现国家的管制而必须以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予以调整；在法定动产担保，体现了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强行干预），只调整合意创设的动产担保交易，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同时对动产担保交易的类型化不以权利形态（如动产按揭、质押），而以担保物的性质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物权法定主义类型强制的弊端，赋予了当事人相当的意思自由，只要依循第九编的设定、公示担保权的程序，当事人即可依具体情事分配其权利和义务，并可创设新的担保形态。不过，第九编有些规则不得依特约而排除，如大部分优先顺位规则，以及当事人的善意、勤勉、合理谨慎义务。

正是由于第九编充分体现了简化、功效、自由、灵活、统一这种担保立法的价值观念，才使它能够迅速得到美国各州的普遍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的影响，成为各国纷纷效尤的对象。

三、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之检讨

――以功能方法为核心

已如前述，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最大特色乃交易类型化上的功能方法以及一元化的担保概念。基于功能方法，担保权被定义为单纯功能性的术语，即动产之上设定的担保债务履行的权利，由此形成了一元化的担保概念，以代替此前制度中起主要作用的复杂的担保形态。

（一）功能方法与移转权利型担保

众所周知，概念法学主导着大陆法国家的法制演进，同样它也支配着大陆法国家动产担保法的发展，功能方法在其中只占据次要位置。融资交易的双方不得不将其交易适用于这一原则所导出的僵硬的法律框架。基于物权制度之体系化构造，许多大陆法国家拒绝承认有体动产之上可以设定非移转占有的担保权（违反动产物权的公示原则），这也构成了现代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朝着理性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对大陆法国家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法外演进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动产抵押制度之缺失，移转权利型动产担保几乎占据了制度发展的全部位置，已使传统大陆法上的动产质权制度在实务中的使用急剧降低。不过，这一演进着实给大陆法学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着实考验了概念法学的思辩能力。在移转权利型动产担保，所有权是动产担保的手段，而传统大陆法的“所有权至上”理念如何考量？移转权利型动产担保是法外发展的物权形态，但如何解释物权法定主义之类型强制？移转权利型动产担保实行之时，债权人可直接行使所有权，此与流质契约又有何分别？如此等等，大陆法学者殚精竭虑，相关文献之多，已有目共睹。我国物权法立法和民法典编纂是否应包含移转权利型担保，亦在考量之列。

依功能方法来过滤大陆法上的动产担保制度，我们可以发现对动产（含权利）质押等移转占有型担保这一传统的担保形态纳入其中没有问题；对于动产抵押等非移转占有担保而言，至少在我国没有疑问。但对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移转权利型担保，依功能方法分析，在美国应适用动产担保交易法，但大陆法国家对此却不尽相同，虽多有实务之演进，但成文法不足，其适法性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具备，引进功能方法是否可以解决大陆法国家的这一问题？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功能方法是如何将移转权利型担保纳入动产担保交易法之调整范围的。第一，关于让与担保，英美普通法上的按揭即可视为其等同物。从其本义观之，按揭是一种债务人通过将特定财产权让渡与债权人的形式实现担保债权目的的物的担保方式。由此可见，动产按揭在英美普通法上即为担保形态之一，依功能方法将其纳入动产担保交易法，并无障碍。第二，关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传统普通法认为买卖合同之当事人可以约定在买受人给付价金之前标的物之所有权或财产权仍由出卖人保留。依英国买卖法规定，买受人在给付价金之前在标的物除有占有权以外无其他任何财产权利，由此，这一交易被认定为买卖，与担保交易无涉。但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对这一交易的定性与此截然相反，将其明定为担保交易。出卖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保留所有权是为了担保价金之偿付，由是，出卖人就有了“担保债务履行的权利”，即应受动产担保法的调整。交易以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这一事实在将其类型化为担保交易时并不重要。第三，关于租赁交易，功能方法在将其类型化时须审视出租人和承租人的相互关系以确定其是否构成担保交易，对此，功能方法之适用颇费周章。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二编之一（Article2A）将租赁界定为，以一定对价为条件将有体动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移转。但该项随即规定，意在保留或设定担保权的，不属租赁，体现了功能方法的作用。如将交易界定为租赁，承租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权益仍限于占有和使用，其余所有其他权益均仍属于出租人；如将交易界定为担保交易，承租人所享有的权益除了占有、使用标的物之外，还享有支付完对价（租金）后即享有该标的物的完全的所有权，此外，交易性质的界定与税收及会计规则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区分真正的租赁和伪造成担保的租赁，至关重要。但区分两者，谈何容易。美国法院即对依功能方法判断当事人的意图倍感困惑。

下面我们来看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态度。魁北克民法典中与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之“securityinterest”相对应的概念是hypothec，是指动产或不动产之上设定的担保债务履行的物权，它代替了民法典之前的担保形态中的绝大多数，但非全部。魁北克民法典在采用功能方法对交易进行类型化时，并没有毫无限制地全部接纳。普通法系学者在使用功能方法对附条件买卖（所有权保留）进行类型化时的概念上的一百八十度地改变对于魁北克民法典的起草者来说实在太难了。他们拒绝在概念上将所有权保留同化为担保物权，出卖人保留所有权条款的效力得到了完全的承认，不必再概念化为在买受人的所有权上创设担保物权。因此，在价金全部受偿前该标的物不属于买受人的责任财产，并不受买受人之其他债权人的追及。但为了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权利，出卖人必须公示（登记）其权利。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上作为担保交易的租赁，在魁北克是不可能规定为担保权的。魁北克民法典有专章规定实物租赁和融资租赁。魁北克民法典没有任何条文表明在决定租赁的法律适用上功能方法起着决定作用。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权利与所有权保留中的出卖人及担保权人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同样的限制。魁北克民法典并没有将出租人的追索权限制在“要么取回租赁物，要么诉请给付剩余租金”上，也没有规定取回租赁物的出租人应受担保权人以物折价抵偿规则的限制。很明显，魁北克民法典的起草者们认识到了租赁也有一些与担保权以及所有权保留合同下动产担保交易相似的特征，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出租人须公示其权利才能对抗第三人。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若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公示，承租人即视为租赁物的所有权。由此，承租人在租赁物上设定的担保权有可能优先于出租人的所有权。

基于传统民法上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以及担保权的定位，魁北克在继受功能方法的同时，加入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可谓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很好的混合物。魁北克民法典的规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竭力规避的惟概念论和权利类型化的影响。其认为，适用于动产担保交易的功能主义与适用于买卖、委任、租赁的功能主义两者间无孰优孰劣问题，没有必要将前者放在首位。交易客体和内容的功能类型化并不反对确认当事人不同目标间的相对重要性，并由此导向多样化的规则体系。例如对于那些功能上起担保作用但无所有权移转的潜在必然性（融资租赁即其著例），即受担保权公示规则的约束，但不受实行规则的控制，对于可能与某种担保形态相似但财产因素占据主要地位的交易，如寄售、让与、互易、租赁、借贷，则留由特定规则各别调整。

移转权利型担保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担保物权的概念。大陆法传统的担保物权机理是在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之物上设定定限物权以为担保，担保权人对担保物只享有担保物权（定限物权）。而移转权利型担保的担保机理是在债权人所有之物上设定担保，担保权人对担保物享有所有权，但此所有权只起担保作用，担保权人不能为担保权之外的处分。移转权利型担保制度创初俟始，由其突破物权法定主义，赋予当事人在资金融通上的自由度，尤其是突破大陆法对集合动产、将来取得的财产设定担保负担的限制，被实务界所广泛采用，其实行程序简便并无须移转担保物的占有，使其克服了不承认动产抵押制度国家的制度缺陷。

我国法上是否应引进此制度？移转权利型担保制度之设是为弥补不承认动产抵押之缺陷而创设，至今未被大陆法国家成文法所采。我国在创制担保法之初，即已认识到动产抵押之重要性，而突破传统担保物权体系，而在担保法中明文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该制度虽在施行中遇到登记机关配套运作之滞阻等障碍，但其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不可否认。我国物权法立法要做的事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动产抵押制度，简化设定程序和实行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以使该制度为实务界所广泛采用。

由于移转权利型担保权的制度缺陷，采行该制度的国家无一不对之加以一定的限制，如移转权利型担保权应予公示，实行时不得直接取得所有权，而强加于担保权人以清算义务等等。如直接引进该制度，将对传统民法体系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传统财产法的理念，概以所有权为中心，然后推及其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性质效力等，换言之，即皆以所有权为前提而演绎其法律逻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1章让与担保的制度内容来看，让与担保仍需公示且公示为其生效要件（第281条）；其实行时仍需履行清算义务（第286条）。可见，其所让与之“所有权”仍只起担保作用，且该制度设计并不能发挥让与担保原来的优势，与一般担保权之公示、实行并无实质区别，两者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让与担保权之绝对优先性（实行其所谓的“所有权”），但仅此并不足以作为引进让与担保之理由。可采的路径是，债务人依买卖合同取得标的物之所有权，同时，在该标的物之上设定价金担保权，法律赋予该价金担保权以“超优先性”，即可具备该制度所具有的优先于其他担保权而受偿的特质，同时重构担保权公示制度和实行制度，以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登记制度和实行制度满足各种担保权的公示和实行需求，充分发挥让与担保之设定和实行较易，并能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优势。果若如此，将较直接引进移转权利担保权并加以改造要容易得多。

对于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等移转权利型担保，本文作者主张不应将其作为担保形态予以构造。我国合同法已对这两种制度作了规定，虽然制度内容不无考量的必要，但亦无必要将其重构为担保权。即使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上，这两种“担保”也只适用其中的部分制度（如公示、优先顺位），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担保。本文作者以为，既然如此，不如仍维持其现有制度框架，但明定其应依担保权之公示要求而为权利之公示，即具有特定的优先顺位。果若如此，即可克服这两种制度广为学界批评的隐蔽性问题。

（二）功能方法之取舍

由美国的功能主义到魁北克的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结合，我们大约看到了交易类型化功能方法的不确定因素，如在回答担保权的功能性定义时就有相当程度的混乱，这应归功于北美式功能主义。

首先，分析者总是企图在交易中寻找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使之足以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担保交易，进而受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调整。于是，诸如财产上的非转移占有的权利产生了“表面所有权”的危险等诸如此类的情形，倾向于将之类型化为担保交易进而受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登记制度的控制，即使该交易实际上远离担保交易世界，这种倾向仍然存在。在解决了公示问题之后，该解决方案使下面一种考量难以理解：所有权和担保权的不同，要求其对因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分离所造成的“表面所有权”问题作出不同的反映。而且，担保交易的类型化离普通的理解越远，就越存在当事人不希望适用动产担保法来调整他们之间的交易的危险。

第二，功能主义已经导致了某些真正的所有权被有意识地置入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之框架内，尽管只是基于有限的目的。这些权利被视为担保权，表明尽管起草者讨厌所有权分析，但仍将所有权与担保权当作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过，立法技术的使用，如将本“不是”的东西认定为“是”，本身就是一种“形式胜于实质”的表现，进一步地模糊了所有权与担保权的区分。

第三，功能主义之周围同样充满了矛盾。功能主义对财产权概念的抛弃并不像担保权的功能定义给人的印象那样绝对。教条地观察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条文，我们可以发现，担保债权人对于其他债权人的优先性仍是基于财产权的概念展开，且以之作为正当化的工具，其中之机理仍是“担保权是动产之上的物权”.功能主义所做的仅是模糊了附着于不同种类担保权上的财产权利之间的界限，在债务人整个财产之上享有担保权之人与未受清偿的出卖人在特定财产上所保留之所有权在概念上具有同样的地位，都受“登记优先”规则的约束。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也认识到必须限定功能方法之底线，“超优先权”规则即其著例。不同种类担保权之间的优先顺位不再以担保权形式上的类型化和其物权特征为依据，而依其登记或公示先后而定。

如何克服功能方法之弊端而吸收其优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功能方法之实质在于探求交易当事人的真意，防杜当事人规避法律对担保交易的强行性规定（如公示要件、实行方式、优先顺位）。反观大陆法对法律行为的解释理论，可以发现两者实乃异曲同工，引进它并无多大阻碍。统一的担保权概念在大陆法上亦有对应语，约定动产担保物权这一上位阶概念即是。但大陆法对约定动产担保物权之设定又有“种类固定、内容固定”的限制，我们所要考量的是，约定动产担保物权是否一定要“种类固定、内容固定”？此涉及物权法定主义问题。

四、动产担保与物权法定主义

动产担保制度在大陆法属物权法范畴，在英美法系属财产法和商法领域，两者间虽制度迥异，但在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上“私法自治”之受特别限制在两者间并无多大分别。“物权法定主义”非为大陆法系所独有，“19世纪的思想观念直接导致了财产权数量（种类）上的限制，其范围更是充满刚性，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不例外。”大陆法国家鲜少将物权法定主义成文化，而英国1925年财产法却将之定为明文，可见一斑。在大陆法系，因奉行物权法定主义，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受到类型固定和内容固定之限制，其发展颇费周折；在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物权法定主义已被摒弃，动产担保交易得依当事人自由意志而创设，但仍需经由特定程序和方法，且受法定规则之限制。由是，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均受限制仍为两大法系之共同特点。

研究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至少在大陆法系，物权法定主义是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法定主义”，是指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必须严格遵行的立法主义，就刑事法律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罪刑法定主义”，在民事法律领域，最重要者莫过于“物权法定主义”。采法定主义的原因，乃在于其规范内容与国家或社会的政策与安全息息相关，故不容国家或社会之分子任意自由发挥。但法定主义在理论上并非绝对不可动摇，若坚决贯彻执行，其可能发生的流弊有：第一，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社会生活永远在演进之中，“法律公布之时，即落伍之始”；第二，特定的法定主义，乃依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而制定，若该社会生活背景条件于此后消灭时，其法定主义势无存在之必要，否则便造成一个时代错误。

物权之创设，本有“自由主义”与“法定主义”之别。前者对于通常债的关系，允许当事人依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赋予其使用、收益权以物权效力，如普国私法赋予当事人已登记的不动产租赁权以物权效力。后者由法律明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物权法定主义肇始于罗马法，现今多数国家的立法例采之。我国立法上虽未明确规定物权法定主义，但学说上一直承认，且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更将之定为明文，如获立法确认，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但物权法定主义在目前之经济条件下如何运作，或者其存废，“殆为备受检讨之问题”。

物权法定主义之存在的主要立法理由在于物权别异于债权的特质——效力的排他性，其内容如何，直接与一般第三人发生利害关系，因而其种类与内容不得不以法律限定之。此外物权法定主义之立法背景尚有二个：第一，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变化较小，往往数百年累积的变化不及工业社会短期内所发生的变化，而且社会生活简单，财产的类型较少，交易数额小，交易方式简单，故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安定性，物权法定主义正好满足此要求；第二，农业社会教育不够发达，法律知识不够普及，当事人创设物权的能力较低，“又恐创设之制度不符合诚信原则者，当事人或第三人难以分辨，而受其害。”

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是否仍坚守物权法定主义，颇值怀疑。第一，物权与债权区分已非绝对化。物权法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物权与债权在立法上的明确划分。民法上区分物权与债权，虽早在罗马法已开其端，但是到了19世纪萨维尼重建罗马法体系，才被赋予鲜明的哲学基础——人是自由的，物是不自由的。物权与债权的主要区别在于效力的排他性，但这种排他性是立法者特别许可的，体现了立法者更深层次的良苦用心。物权与债权之区分已随着“物权的债权化”、“债权的物权化”趋势而渐趋模糊。就现实生活中的权利，给予一个恰当而严密的归属是很困难的，除了典型的物权和债权之外，其他权利的性质处于物权与债权之间的强弱过渡中。担保物权是物权（所有权）价值化的型态之一，其与债权之间的区别尤为模糊，“物权价值化之结果，乃是以债权形态出现，尤其是债权与担保物权结合后，债权因而强化，并使担保物权同其命运，为债权所支配。物权本优先于债权，但债权挟其金融优势，与担保物权结合后，反可推翻用益物权，处此情势，债权已非昔日阿蒙，债权之优越地位，遂卓然确定。”“物权严守法定主义的结果，使得私法自治只实行了前半段，规范财产流转的契约法标榜自由，规范财产分际的物权法则充满强制。但民事财产法实际的发展，却显示债与物的不可切割，绝不只限于担保物权的‘从属’而已，这也证明为德不卒的契约自由已造成民法回应社会变迁的重大局限。此所以德国学者检讨物权法的发展趋势，无不强调和鼓吹物权的‘债权化’，也就是自由化”。同时，物权的公示方法为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有效方法，公示方法如灵活运用，则大可降低利害关系人受害的可能，是为债权依一定的公示方法亦可转化为物权。如此，物权法定主义之主要立法理由大为动摇。第二，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生活变化多端，财产种类日益增多，交易数额巨大，交易方式亦层出不穷。在这种多变的时代里，法律最主要的性质应当是保持弹性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此与农业社会之情势大相径庭。第三，现代社会之教育发达程度非往昔所能比，当事人之法律意识渐增，其创设物权便利交易之能力较高。总而言之，绝对的物权法定主义不足可采。

物权法定主义在确认物之归属、调整物之利用等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确有其可取之处。但在物权法定主义下，如所规定的物权种类或内容确能符合社会需要，固为最理想的设计。但事实上不可能。大陆法系民法多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制定，立法之时立法者的预见能力有限，未能就其所设计的物权种类及内容妥善地作有展望性的规划，且当时多处于近代商品经济或农业经济阶段，所设计的物权种类多系因应当时社会之所需，当然不能适应现代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如农业社会多重视不动产，动产之价值较低，立法当时即未能考虑动产亦有设定抵押权的必要，即使允许其设立抵押权，对抵押人而言亦无多大助益。但在现今市场社会，动产之价值日增，举凡机器设备、医疗器材、船舶、航空器等，价值在不动产之上者不在少数，使这些动产上的融资担保的必要性大为提高，于是为避免受物权法定主义之类型固定的限制，在各国特别法上专门规定各种动产抵押权以应急需。但应看到，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对新物权形态的需求并不能依立法来有效地解决，以我国目前“牛步化”之缓慢立法现象而言，实有缓不济急之感。同时，我们注意到，某一物权制度之设虽合于当时的社会需要，但延至今日，已与社会严重脱节。我国台湾永佃权制度即为如此。“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时社会经济之发展。”学说或实务即对此展开探讨，在保留物权法定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第一，对于物权法中某些并非强行性法规的规定，直接以合同形式予以变更；第二，为了使新的物权种类能在物权法定主义下得以生存，将旧物权种类作扩大解释以适用于新生的物权形式；第三，对法律未规定事项之习惯，承认其法律效力，认为习惯作为法律渊源当与法律有同一效力；第四，承认社会中已形成习惯的物权形式的效力。

本文作者认为，物权法定主义既在禁止物权的任意创设，同时避免不良的物权制度影响社会经济的进步，因此，不得依合同变更物权内容、不得依习惯创设物权实乃物权法定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上述观点无异于否定物权法定主义。如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欲创设新的物权种类，除立法之外，实难以通过其他方法使其取得物权地位。我国的民法法源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不大相同。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如“宜粗不宜细”、“需要什么，制定什么”等）的特质，造成我国民法法源中法律层面上的规范意义较弱，而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层面的规范意义较强，同时不承认习惯（法）的法源地位。因此有学者主张：“对于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如具有相应的公示方法，也应当予以承认。”这是基于我国民法法源的特点，对物权法定主义之“法”所作的从宽解释。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4

「关键词」风险/风险负担/物权变动模式

一、引论：买卖合同中需要分配的风险

风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常被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注：在经济学上，所谓风险是指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换言之，即指人们因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引起的后果与预定目标发生多种偏离的综合。）在合同法上，广义的风险是指各种非正常的损失，它既包括可归责于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损失，又包括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损失；狭义的风险仅指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带来的非正常损失。

合同风险制度是合同法的中心问题之一。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问题，在买卖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买卖法的目的就在于把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各种损失的风险在当事人之间适当分配。”（注：冯大同：《国际货物买卖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设计或承认了不同的分配策略。比如对于可归责于买卖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风险，一般经由违约责任制度来进行风险的分配，而对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风险，又根据风险对于债务人债务的影响程度，将此类风险进一步区分为导致债务履行困难的风险和导致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其中前一类风险，无论是交付标的物的债务还是支付价金的债务，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后一类风险，则只有非支付价金的债务方可发生。对于前一类风险，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运用情事变更原则，进行风险的分配；归属于英美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英美法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则动用“合同落空”制度进行风险的分配。对于后一类风险，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运用风险负担规则来进行风险的分配；归属于英美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英美法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动用“合同落空”制度来进行风险的分配。

本文力图通过讨论物权变动模式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之间的关系，揭示物权变动模式对此类风险的转移或分配立法设计的影响。

我们的讨论，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问题，是仅限于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的负担问题，还是也包括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换言之，买卖合同中的风险，是否仅限于所谓的价金风险，即仅仅解决当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债务履行不能时，买受人是否应当支付价金这一问题？

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学者大多对此持肯定见解。如法国合同法理论认为，当债务的不履行系因不可抗力造成时，债务人的义务既被免除，那么，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也被免除？如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物意外毁损，买受人是否仍应支付价款？此即是所谓风险负担问题。（注：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德国合同法上，风险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货物发生损坏或灭失时买方是否有支付价金的义务，这个问题被称为价格风险“Preisgefahr”。（注：[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日本学者也认为，合同风险制度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分担意外风险的法律制度。其关键在于解决一方在遭受风险损失时，是否有权向对方要求对待给付的问题。（注：[日]北川善太郎：《中国合同法与模范合同法》，载《国外法学》1987年第4期。）

曾参与旧中国民法典起草的史尚宽先生认为：“给付不能非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而生者，其债务消灭。然对待之请求权是否亦随同消灭，发生问题。如对待给付之请求权亦消灭，则因给付不能之损失归债权人负担。此损失究由债务人或债权人负担，为双务契约上危险负担问题。”（注：史尚宽：《债法总论》，1978年版，第569页。）梅仲协先生也持相同见解，他认为：“在买卖契约，所谓风险负担，并非指物之负担，应由何造当事人负担而言，在此情形，应依一般之原则办理，即物之灭失，应由物之所有人，自任其咎也。兹之所谓风险之负担，乃指债之关系成立后，因事变致标的物于灭失或毁损，此项不利益之结果，应由何方当事人负担而言。质言之，即在此情形，买受人是否尚须负支付价金之义务也。”（注：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340页。）可见，两位先生认为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仅考察“因事变致标的物灭失或毁损”对买受人的对待给付义务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对此表述得更为直白，他认为：“所谓危险负担，乃指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其价金之危险，由谁负担而言。”（注：黄茂荣：《买卖法》，1992年版，第539页。）这一认识也得到了大陆学者的认同。（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70页。认为：“所谓风险负担，是指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不能履行时，该损失由谁负担。”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21页。认为：“‘危险负担’，非指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而是指‘价金风险’。”）

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对此则持否定见解。英美学者对于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的理解较此要广泛得多。对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债务无法履行时，会产生哪些风险，美国学者A.L.科宾（Corbin）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如果合同当事人所允诺的特定履行成为不可能时，……允诺进行履行的一方……，应由其承担损失其财产价值的风险（因为他是财产所有人）。同时，他还要承担不能获得约定交换物（如价金）的风险。另一方当事人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即他可能得不到合约履行本来可以给他带来的利益；对这种利益他无权提起诉讼，不管它是多么的确定。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不承担无故支付价金的风险。如果他未获得住房，或者货物……他就不必支付价款。”（注：[美]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可见，对于英美合同法学者而言，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既包括货物灭失的风险，也包括支付价金的风险，还包括履行利益、期待利益丧失的风险。

那么，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否有必要作为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问题来单独讨论，换言之，在买卖合同中，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是否具有独立的问题意义？依照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学者的观点，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只须依照“物的风险由所有人承担”的原则处理，即可迎刃而解，（注：梅仲协先生即持此见解。前引梅仲协书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并不因以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为背景，就有所变化，因而并无单独讨论的价值。这一认识，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不妥，因为由所有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几已成为民法上的公理，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第一、买卖法作为交易法，买卖合同作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法律行为，其交易本质所引起的所有权归属的变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内含着不同的所有权归属的认定规则，买卖合同所引起的所有权的变动，必然会使以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为背景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一般原则的适用，由于需要考虑所有权变动所引致的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换，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样。不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物权变动模式为思考的基础，不以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为研究背景，就难以正确把握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因而关于标的物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并没有也根本无法解决买卖合中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及其最终确定的问题。

第二、尽管学者一再强调，物权关系与债之风险本属两回事，一方不能履行，对方应否为对待给付，应由债之关系决定，所有人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丧失物权，不得因此而决定对待给付请求权的有无。（注：史尚宽：《债法总论》，1978年版，第570页。）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分配，直接影响着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使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的分配。这是因为包括买卖合同在内的双务合同中，当事人双方的给付义务具有牵连性，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分配，必然会对双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带来影响。换言之，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分配，必然会对因此而带来的债务不能履行的风险的分配产生影响，一般的规则是：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给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哪一方，该方当事人就要承担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致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施米托夫先生甚至认为：“问题的真谛在于，‘风险’一词仅指承担风险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必须承担货物损坏或灭失的责任，而不得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承担责任。风险承担者的金钱债务的调整则是基于其他的考虑……从上述观点看，未涉及价金风险的国际规则比涉及价金风险的规则更为可取。”（注：[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在第9章“买卖合同”中，关于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规定，只规定了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问题，而未涉及价金风险的负担问题，这似乎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施米托夫先生看似偏激，实则颇具合理性的见解。

第三、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所有人负担，并非金科玉律。《瑞士债务法》以及《美国统一商法典》都经由立法设计，使标的物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此外，一些新型的交易方式也已经对该项原则提出了挑战。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种交易方式下，所有人对标的物拥有所有权的唯一目的，就是担保债务人价金的支付，而债务人一般在交易之初，就占有标的物，并可对标的物进行使用收益，享有所有权的期待权。（注：详请参看拙著：《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在此背景下，仍由所有人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有失公平。因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一般都认可，尽管买受人尚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在标的物交付之后，由其负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第四、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既包括了导致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又包括了导致债务仅能部分履行或迟延履行的风险，这就使得对债务履行不能的风险的讨论，难以涵括所有类型的对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讨论。

综上，本文认为，对买卖合同风险分配问题的探讨，理应将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问题纳入视野，而不仅仅是考察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致债务无法履行的风险的分配问题。正如施米托夫先生所言：“如果只把风险视为价金风险，则风险这一法律概念的真正特征就没有揭示出来。”（注：他认为由国际惯做法发展起来的贸易条件，如《经互会交货共同条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共同条件》、《统一商法典》等都是从广义看待风险这一概念的。而《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第96条的规定：“如果风险已转移给买方，他就应支付价金，尽管货物已经损坏或灭失……。”则是价金风险。这一点并不表明《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与其他国际规则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仅表明该统一法公约的起草不是很高明的。参看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译本），第324～325页。）实际上，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第20条、《英国1906年货物买卖统一法》第22条、《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509条、《法国民法典》第1624条、《德国民法典》第44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73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142条等即是关于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规定。

二、本论：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买卖合同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毁损、灭失，所造成的标的物的损失由谁来负担，即是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问题。对此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就动产标的物而言，大致有两种立法例，一种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相统一；另一种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相分离。但无论是哪一种立法例，关于风险负担的规定都是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经由特约予以变更。而且都可从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去发掘其立法设计的本意，去评判其立法设计的优劣。

我们先研讨第一种立法例，即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从世界范围来看，采此种立法例者无疑居于主流地位，归属于大陆法系或在此问题上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以及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等都采此立法例。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罗马法对于现代民法的巨大影响和内在感召力。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差异，使得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就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转移在法律的具体规定上又存有差异。《法国民法典》就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依据该法典第1583条的规定，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在买卖合同成立时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注：为了弥补这一规则的不足，法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适用下列原则：1、如果买卖的标的物是种类物，则必须经过特定化之后，其所有权才能转移于买方，但无须交付；2、对于附条件的买卖，如实验买卖，则必须待买方表示确认后，所有权转移于买方；3、买卖双方可在合同中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与此相适应，并依据该法典第1624条的规定：“交付前买卖标的物灭失或毁损的责任应由出卖人或买受人负担的问题，依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章的规定”，使得该法典第1138条第2款的规定即成为确定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转移的一般规则。根据该款规定，对于特定动产的买卖，（注：对于种类物的买卖，由于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合同成立之日并未转移，而是在该标的物特定化之时转移，只有在这时，风险才由买受人承担。此时，标的物风险负担的移转仍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保持一致。）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标的物所有权即行转移，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也一并转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关联，并最终在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上，采所有人主义。考虑到法典关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规定，系属任意性规定，因而当事人可以经由特约予以变更，使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相分离。《意大利民法典》以及《日本民法典》就物权变动也采债权意思主义模式，在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和确认规则上，与《法国民法典》类似。

《德国民法典》就物权变动采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将交付行为作为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成立要件，因而就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与所有权归属相关联，其立法表述自然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第446条第1项第1款规定：“自交付买卖标的物之时起，意外灭失或意外毁损的危险责任移转于买受人。”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则一致，并最终在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上，采所有人主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物权变动亦采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就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规则，与《德国民法典》相似。

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在《1893年货物买卖法》中，将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原则上系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图，而非出卖人的交付行为，因而关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规则为：“除另有约定者外，卖方应负责承担货物的风险直至财产权移转给买方时为止。但财产权一经移转给买方，则不论货物是否已交付，其风险均由买方承担。”（注：《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第20条第1款。）该项规则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移转相统一的立法意图。

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采所有人主义，其合理性体现在：（注：孙美兰：《论国际货物买卖中货物损失风险的转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

第一、所有权是最完整的物权，只有所有人才对该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才是该物的最终受益人。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然有权享受利益，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是买卖合同的主要特征和法律后果，而从根本上说，风险或利益都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是所有权的法律后果，是从属于所有权的东西。当标的物所有权因买卖合同发生转移时，风险自然也应随之转移。

第三、风险转移的直接法律后果最终体现在买方是否仍应按合同规定支付价金的问题上。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方承担价金支付义务的根据是卖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只有当卖方按合同规定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买方后，风险责任才由买方承担方为合理。

有学者对于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统一的立法例提出批评，认为该项规则是一项陈旧的规则，指出风险移转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所有权的移转则是一个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此，以所有权的移转来决定风险移转的作法是不可取的。主张将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与标的物风险负担分离，转而采标的物风险随交货转移的理论。（注：施米托夫：《出口贸易》，对外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冯大同主编：《国际商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本文认为，此种批评，仅对于就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系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意图的《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是有效的，由于在前述立法例中，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并无特定的外部表征，从而使得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引致诸多纠纷。但对于就物权变动采物权形式主义的《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以及就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的我国民法，该批评无疑是不适当的，因为此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之下，所有权的移转、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移转皆与标的物的交付相统一，使得风险转移的时点清晰可辩，有效防止了无谓的纠纷。

将动产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分离的立法例。有代表性的是《瑞士债务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

瑞士民法就动产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系于交付行为的完成，但依据《瑞士债务法》第185条的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已特定化货物的风险于合同成立时即移转给买方。从而将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负担的移转相分离。

美国就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曾经一度采所有人主义，（注：有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就标的物毁损灭失致合同履行不能的风险负担，采所有人主义。史尚宽：《债法总论》，第570页。本文认为，此见解似有不当，风险负担的所有人主义系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至今仍在采用、美国曾经一度采用的分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规则。）即规定货物的风险，在当事人未有特约时，随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移转。本世纪初美国制定的《统一买卖法》承袭了《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的规定。但在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时，起草人认为所有人主义太难掌握，太不明确，易导致纠纷，不利于货物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注：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载《法学前沿》第2辑。）卢埃林说，《统一商法典》在货物的风险转移上完全不用所有权的概念，从而使得风险转移的规则变得清楚明确，几乎不可能产生误解。（注：《纽约法律修改委员会1954年报告》第160～161页，转引自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当然，美国立法上所出现的这一变化与其货物所有权移转的立法模式有关，包括《统一商法典》在内的立法都采取把合同项下的货物的确定作为所有权移转的标志这一原则有关。在美国，只要合同项下的货物确定了，特定化了，即使货物仍在出卖方手中，货物所有权也移转给买方。这种货物所有权移转的立法模式，颇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典》的债权意思主义，货物所有权的变动并无明显的外部表征，此时如果将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随同货物的所有权一并移转，就难免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因为货物的特定化往往取决于卖方，确定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时间常常难以准确把握，对买方来说就更加困难。（注：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统一商法典》的起草人把货物的风险负担与所有权予以分离，力求把损失风险主要看作是一个合同问题，而不依赖于哪一方对货物拥有所有权或财产权。（注：[美]约翰M、斯道克顿著，徐文学译：《货物买卖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该法典第2-509条的规定，包括了合同双方均未违约时，标的物损失风险的基本确定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围绕着货物交付的二种可能情况制定的。这二种情况包括：

第一、当合同要求或授权卖方承运人发运货物时，如果合同未规定卖方在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卖方将货物适当地交付给承运人后，风险即转移给买方，即使卖方保留了权利；但是如果合同规定卖方在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且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仍由承运人占有期间作出适当的提示交付，则只要卖方作出此种适当的提示交付，使买方能够取得交付，损失风险即于此时转移给买方。

第二、当货物由货物保管人掌握且不需移动即可交付时，损失风险在下列情况下转移至买方：买方收到代表货物的流通所有权凭证；或货物保管人确认买方拥有占有货物的权利；或买方按第2-503条第4款第b项所规定的方式收到不可流通所有权凭证或其他交货指示书。

第三、除了前述两种情形，如果卖方是商人，则风险在买方收到货物后转移至买方；否则，风险在提示交付时转移至买方。

该条同时还确认，当事人的约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该法典就有关试用的条款（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27条就试用交易中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作了专门规定，确认：除非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在买方对货物表示接受后，损失风险由买方承担，但假如买方通知卖方，他作出了退货的选择，退货的费用和风险则由卖方承担。然而，如果是可退货销售，那么除非有相反约定，与正常销售同样条件下的损失风险就应当由买方承担。假如买方选择了退回货物，又没有另外的约定，那么，退货的费用和风险应当由买方承担。）和违约时风险承担的条款的特别规定，同样具有优先效力。（注：参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509条。）

英国也开始接受《美国统一商法典》所新确定的此项原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尽管由于各国内法对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以及各国商人对国际贸易惯例的有关理解分歧很大，未能对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作出具体规定，但仍然对货物的风险负担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从该公约第4章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来看，明显是将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移与货物的交付相关联。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5

「关键词」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4.目前，有一些对商法、民法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表述，其视角是立足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造成的，是不科学的。具有典型性的一种表述是：“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或者滥用简称的“民商法”。这种表述准确地揭示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框架内商法与民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陈迹，同时也反映了民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处境，不得已地采取“傍大款”的方式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商法和民法来说，都面临一场真正的、深刻的法律革命，而“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民商法”这种反对法律革命的论断，本质在于阻挡这场深刻的法律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5.面对科学发展观掀起的这场法律革命，涉及商法与民法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法律渊源看，只有法律、法规和具有法的意义的习惯，才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并且依次法律的效力递降，并且法律被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我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商法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宪法之下一位阶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的关系；第三，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在部门法之间能否由一个部门法统帅另一个部门法；第四，惯例的地位。

6.市场经济适应价值规律，以分散主体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要体现这种要求，从其产生直到今天，惯例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商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是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是市场交易实践的产物。今天，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向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公平”、“灵活”、“便捷”的特性，深人人心，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法国、丹麦、前南斯拉夫、瑞士等，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商业习惯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不仅承认商业习惯，而且对于商人们之间普遍适用的“交易作法”和“贸易惯例”给予法律的确认，并且在市场交易关系中，首先适用包括惯例的商自治法，这就区别于《日本商法典》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国际惯例”。这方面法国有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贸易惯例”；并且在美国存在着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蹉商和制定”.而市场交易惯例可以有效地导向商人（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形成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市场交易法律秩序。

现代商法在适用上有一个前提，即假定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商人与商人之间进行的，因为“商人”指经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他因雇佣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而”商人之间任何其双方当事人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人之间的交易。一是把消费者排除在商人之外，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主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或为此种使用而购买的货物“不是为了市场交易，消费者是不具有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二是在网络时代，商人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者技能，包括网络技术优势，而消费者处于技术弱势地位。凡此种种均要求给予消费者以特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此，现代商法摆脱了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的适用困境。三是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科学合理的商人标准，有效地摆脱了近代商法繁琐的界定。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商人不可能拿出时间学究式地探讨近代商法诸如必然商人、应登记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大商人和小商人、拟制商人、表见商人等诸多商人概念。商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专家，不仅是赋予商人的荣誉，更深层次的是要商人承担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责任，如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等一系列责任的设定。作为专家它要求每一个商人应当而且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而不问是否实际具有，它准确地反映了新经济时代对商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激励商人竭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的市场交易领域的专家。现代商法商人的”‘人’包括个人或组织“（《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20l条）：”单数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复数词具有单数含义“（第1—102条）。这种简明科学的界定，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将商人分为法人、自然人。并且法人又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又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社团法人又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还有什么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等等。我国商人在如此繁琐的法人概念面前一头雾水，弄不清究竟什么是法人，谁是法人，导致曾有人误认为法人就是犯法的人，坚决拒绝充当法人。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法制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并且现代商法适应现代市场交易，在法的适用／顷序上也根本有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现代商法首先适用的是商自治法；其次适用的是商法特别法及本国签字承认的商法条约、协定；最后是按照立法程序，对现代市场交易主体和现代市场交易行为所作的基本规定——商法法律及法典。商自治法在商法适用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现代商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自治法包括：一是公司、企业制定的章程；二是合同条款；三是惯例等对商人市场行为起导向、约束的行为规则。

7.关于法典。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思维，形成了法典崇拜，认为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产生了多达一万六千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表现为《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表现为《德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法律职业者使用的一个基本工具；表现为《民法典》既然包罗万象、尽善尽美，因此禁止人们公开评注。以民法为核心，显然不能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因为商法是一种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从内涵说既包括商法典，也包括商法典之外的商法法律、法规、规章、惯例；从外延上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地区以及国际上通用的商法规则。它不盲目崇拜法典，而着眼于以世界范围为市场的市场交易实践。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应从商法起步。因为商法已经成功地提供了统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一国的统一、地区的统一和世界范围的统一。方式一是公约、条约、协定；二是统一法即示范法；三是统一规则，即示范性的标准条件。其中示范法是商法统一的典型形式。并且科学地解决了一国商法统一与全球商法统一的关系，如我国明确要求市场交易主体要“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共同法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如果思想不解放，没有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固守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发现共同法的。

8.关于法官。在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架构中，拿破仑皇帝等极少数人具有立法垄断权，法官只能在审判权限内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法官被认为是机械地操作的“低能”、“弱智”的“工匠”。我国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尤其对我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以此为由而充分论证在我国制定德国式的《民法典》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第一，人和法的关系。如果说法是公正善良的艺术的话，它顶多是一件艺术晶，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需要人去再创造，再演绎。正如一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则是在忠于乐曲、剧本的前提下对作品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审判如果没有法官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使法律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的。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宋鱼水式的优秀法官，优秀的法官理所当然的是忠于法律的审判案件的艺术家，而不是机械执行法律的“弱智”、“低能”的“工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即便出现电脑量刑，鼠标也不可能代替法官的智慧。基于此我国对审判机关给予了充分信任，明确提出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第二，在我国要强化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也急待改变一些人心目中被扭曲了的法官形象，赋予法官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6

「关键词」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7

关键词：信用证欺诈例外违法例外保兑信用证美国统一商法典

信用证已成为金融和贸易领域重要的结算支付工具。确保信用证具有快捷、可靠、经济和便利优点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则便是独立性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无论商业跟单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应与该信用证据以产生或作为该信用证基础的其它合同、协议和安排相互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的实质是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独立性原则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例如，从专业分工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双方的商人对买卖的商品十分内行，他们擅长于货物的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包装、装运方式等事项。然而，商人们对信用证付款条件和各种付款单据的审查以及如何实现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卖方付款等事项则不够熟悉，这些单据和金融事务的处理则是银行的专长。正是由于独立性原则的存在，使得信用证与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隔离开来，并保证银行只负责处理信用证下代表着货物或服务的单据和付款事项，而将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或服务本身的问题留给商人们负责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信用证交易中的专业分工原则和效率原则。

虽然信用证的独立性非常重要，但独立性原则并非一项无例外的原则。首先，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信用证的第五篇第5—109条和其它国家的判例、司法解释，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materialfraud)，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受益人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排除了独立性原则在此种条件下的适用，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这种特殊规定和作法被称为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fraudexception)。除了欺诈例外，本文还将分析介绍一种新的例外，即在某些情况下，因基础交易中的严重违法行为而停止或免除开证人履行其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这种有别于欺诈例外的第二种例外被称为“违法例外”(illegalityexception)。

一、欺诈例外

1、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

卖方将没有价值的废旧物品充作正常货物发运给了买方。卖方的职员向买方透露了上述信息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买方根据这些证据要求开证行拒付受益人卖方的提示。这是通常导致援用欺诈例外的典型事例。那么，面对买方的上述要求，开证行应如何处理呢?对此，UCC第5—109条(a)款(2)项规定：开证人只要善意行事，即可兑付或拒付提示。也就是说，只要本着善意的原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兑付或拒付，而不是必须拒付。这条规定的原因在于，买方可从开证人的拒付中获得直接利益，所以买方为了促使开证人拒付而提交的受益人卖方欺诈的证据缺乏完全的客观公正性，需要由开证人作出善意和独立的判断。如果开证人驳回了买方的拒付要求，则买方此时还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法院禁止开证人向受益人卖方付款。

虽然允许买方突破信用证独立性的限制，利用受益人在买卖合同这一基础交易中的严重欺诈去阻止开证人履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但这种突破必须满足两项基本条件。第一，开证申请人买方必须证明受益人在基础合同履行中实施或参与了严重欺诈。这一条件表明，凡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从事的欺诈(例如卖方以外的承运人、托运人、报关行等实施的欺诈)或未达到严重欺诈的一般欺诈均不符合本条件的要求。第二，开证申请人买方还应说明法院禁付令或类似救济措施的必要性。不同国家的法院对信用证禁付令或类似救济措施的实施会规定一些不同的程序性条件，例如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除了满足这些程序性条件外，法院通常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进一步说明禁付令或类似救济措施的必要性。所谓必要性是指买方应说明，如果不采取禁付令或类似救济措施，将会给它的利益造成难以挽回或无法弥补的损失。由于买方除了要求法院采取禁付令或类似救济措施外，买方自己也可以通过直接起诉受益人卖方的方式，追讨卖方以欺诈手段从信用证项下取得的付款。所以，要满足禁付令的必要性这一条件并非轻而易举。

2、保兑信用证中的欺诈

除了上述一般信用证交易中出现欺诈问题外，保兑信用证业务中遇到的欺诈问题会更加复杂。本文将就其中常见的两类欺诈问题作一分析探讨。

第一类问题是，当受益人卖方构成严重欺诈时，作为开证申请人的买方能否要求保兑行停止向受益人履行其保兑付款责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UCC第5—107条的正式评论第1项指出：“凡本篇出现‘开证人’与‘信用证’的任何地方，都应把‘保兑人’和‘保兑书’也放到其中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专门规定欺诈例外的UCC第5—109条中的“开证人”一词均可由“保兑人”一词替代，使得开证申请人按该条要求“开证人”止付信用证的权利同样适用于“保兑人”。因此，开证申请人可以要求保兑行拒付受益人的提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UCC第5—107条(a)款和相关判例法，开证申请人不能要求保兑行拒付受益人的提示。理由如下：首先，从UCC第5—107条(a)款规定来看，保兑人仅对开证人享有权利义务，如同开证人就是申请人，而保兑人只是应开证人要求并由其承担责任开立信用证。这一规则实际上只在开证人和保兑人之间创设了一种等同于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没有在开证申请人和保兑人之间创设任何法律关系。其次，由于开证申请人与保兑人之间缺乏直接法律关系，判例实践通常不接受开证申请人对保兑人的起诉，包括开证申请人要求保兑人止付信用证的诉讼。另外，这?止鄣慊谷衔绻市砜ど昵肴酥苯幼柚贡6倚邢蚴芤嫒烁犊睿票氐贾乱胁辉覆渭颖6艺庖徊焕蠊W苤壳敖饩錾鲜龅谝焕辔侍馍形廾魅吠骋坏亩邸?BR>第二类有关保兑信用证业务的问题是，受益人卖方提示的单据表现记载与信用证严格相符，且保兑行对单据或货物实际状况不知情，当保兑行在此条件下向受益人履行了保兑付款义务并向开证行要求偿付时，开证申请人买方能否以受益人卖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交货义务中严重欺诈为由阻止开证行向保兑行进行偿付。UCC第5—109条(a)款(1)项对这一问题作了否定回答。该条规定，如果提出兑付要求的是已善意履行了保兑责任的保兑人，那么即使单据属于伪造或带有严重欺诈，开证人仍应兑付提示。因此，即使受益人卖方在履行交货中存在严重欺诈，但只要保兑行善意向受益人履行了保兑付款义务，则开证行仍应向保兑行进行偿付。进一步来讲，如果开证行在此情况下兑付了保兑行的提示后，能否转向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进行偿付呢?对此，UCC第5—108条(i)款规定，开证人只要在符合第五篇的条件下兑付了提示，就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作出及时有效的偿付。由于上述开证行对保兑行提示的兑付正是依照并符合第五篇第5—109条(a)款(1)项作出的，所以开证行仍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作出偿付。在此情况下，如果开证申请人买方要想追回自己的损失，则只能以交货不符或欺诈为由另行对卖方提起买卖违约或侵权诉讼。

从以上分析来看，当受益人在严重欺诈条件下向开证行提示时，可供选择的立法政策有两项：第一，允许实施了严重欺诈的受益人卖方拿到货款；第二，阻止开证行兑付信用证，使严重欺诈的受益人得不到货款。此时的合理选择显然是第二项，这也正是欺诈例外的价值所在。而当保兑行善意兑付了受益人严重欺诈的提示并向开证行要求偿付时，可供选择的立法政策也有两项：第一，允许善意的保兑行拿到偿付款；第二，阻止开证行兑付信用证，使善意的保兑行得不到偿付。此时的合理选择只能是第一项，它反映了解决上述第二类问题方法的正确性。

二、违法例外

首先，此处的违法例外只限于因基础合同的违法性而导致信用证本身的支付功能受到限制。它是指允许以基础合同交易中出现的严重违法去阻止或限制本应独立于基础合同的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使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在此特殊条件下产生例外情况。因此，违法例外与信用证本身的违法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有些国家的法律对开证人的资格、开证金额有严格限制；还有的国家因贸易制裁或外交危机而颁布法令，禁止本国银行向特定外国的受益人开立信用证。如果信用证违反这些限制或法令，则会导致该信用证本身的违法，并因这种违法而使信用证无法正常履行。因此，就其本身违法的信用证而言，是无法适用独立性原则保护它的效力或维持其正常履行。

在探讨违法例外时还应看到，从广义来讲，基础交易当事人的违法性质和程度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也包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等。例如，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普通药品的买卖合同，并以此申请开证行开立了付款信用证。然而买卖双方实际交易的货物则是数千公斤违禁的可卡因。当卖方向开证行提示时，其单据的表面记载仍为普通药品并与信用证条款严格相符。开证行付款前得知了本案单据项下的货物不是普通药品而是可卡因这一实情。进口大量的可卡因已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开证行在已知的情况下仍然付款，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从犯。本案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能否以基础交易中的严重违法为由突破独立性原则的限制，允许开证行停止履行信用证本身的付款义务。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独立性原则除了已有的欺诈例外，应否再确立本案条件下的违法例外。对此，目前的立法尚无直接的明确规定。但有关信用证最系统的成文立法“UCC第五篇”第5—103条(b)款规定：本篇中任何规则之规定，其本身并不要求，也不否认同一规则或相反之规则适用于本篇未加规定的任何情况或任何人。有专家认为，这条规定意味着，UCC第5—109条允许以基础交易中的欺诈排除和限制独立性原则的欺诈例外?嬖颍⒉慌懦夂头袢弦曰〗灰字械男淌挛シㄎ扇ネ黄贫懒⑿栽颍佣瓷鑅CC未加规定的违法例外规则。因为现有的欺诈例外立法实际上已允许以避免开证申请人买方的私人利益受到严重欺诈为由去打破独立性原则的约束，那么以防止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为目的去打破独立性原则约束的违法例外规则更应得到支持。除学者观点外，英国和德国的一些案例也已承认和使用了违法例外这一新的规则。

综上所述，独立性是信用证得以正常运作和被广泛采用的法律基石。独立性原则的重要功能是将与信用证交易有关的商人和银行的工作分工限定在各自最擅长的专业领域，以确保信用证付款的可靠和高效。而欺诈例外和违法例外的实质是要求银行去处理和评判超出自己金融专业以外的基础交易中货物、行为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造成信用证的支付成本增加、支付时间拖延和可靠性降低。因此，除了欺诈例外应符合严格的条件外，所谓的违法例外目前也仅限于基础交易双方涉嫌犯罪的严重刑事违法，而不宜扩大或滥用。

注释：

1.本文引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五篇均指经1995年修订的《统一商法典》“第五篇—

—信用证”。以下将美国《统一商法典》简称为“UCC”。

2.GeraldT.Mclaughlin,LetterofCreditandIllegalContract,49OhioSt.L。J.

P1197.

3.“提示”(presentation)一词是信用证业务中的专门术语。其含义是指为获取信用证项下之兑付或价值给付而向开证人或指定人交付单据的行为。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8

关键词：信用证欺诈例外违法例外保兑信用证美国统一商法典

一、欺诈例外

1、欺诈例外的基本条件

2、保兑信用证中的欺诈

除了上述一般信用证交易中出现欺诈问题外，保兑信用证业务中遇到的欺诈问题会更加复杂。本文将就其中常见的两类欺诈问题作一分析探讨。

第二类有关保兑信用证业务的问题是，受益人卖方提示的单据表现记载与信用证严格相符，且保兑行对单据或货物实际状况不知情，当保兑行在此条件下向受益人履行了保兑付款义务并向开证行要求偿付时，开证申请人买方能否以受益人卖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交货义务中严重欺诈为由阻止开证行向保兑行进行偿付。UCC第5—109条(a)款(1)项对这一问题作了否定回答。该条规定，如果提出兑付要求的是已善意履行了保兑责任的保兑人，那么即使单据属于伪造或带有严重欺诈，开证人仍应兑付提示。因此，即使受益人卖方在履行交货中存在严重欺诈，但只要保兑行善意向受益人履行了保兑付款义务，则开证行仍应向保兑行进行偿付。进一步来讲，如果开证行在此情况下兑付了保兑行的提示后，能否转向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进行偿付呢?对此，UCC第5—108条(i)款规定，开证人只要在符合第五篇的条件下兑付了提示，就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作出及时有效的偿付。由于上述开证行对保兑行提示的兑付正是依照并符合第五篇第5—109条(a)款(1)项作出的，所以开证行仍有权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作出偿付。在此情况下，如果开证申请人买方要想追回自己的损失，则只能以交货不符或欺诈为由另行对卖方提起买卖违约或侵权诉讼。

二、违法例外

在探讨违法例外时还应看到，从广义来讲，基础交易当事人的违法性质和程度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也包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等。例如，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普通药品的买卖合同，并以此申请开证行开立了付款信用证。然而买卖双方实际交易的货物则是数千公斤违禁的可卡因。当卖方向开证行提示时，其单据的表面记载仍为普通药品并与信用证条款严格相符。开证行付款前得知了本案单据项下的货物不是普通药品而是可卡因这一实情。进口大量的可卡因已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如果开证行在已知的情况下仍然付款，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从犯。本案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能否以基础交易中的严重违法为由突破独立性原则的限制，允许开证行停止履行信用证本身的付款义务。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独立性原则除了已有的欺诈例外，应否再确立本案条件下的违法例外。对此，目前的立法尚无直接的明确规定。但有关信用证最系统的成文立法“UCC第五篇”第5—103条(b)款规定：本篇中任何规则之规定，其本身并不要求，也不否认同一规则或相反之规则适用于本篇未加规定的任何情况或任何人。有专家认为，这条规定意味着，UCC第5—109条允许以基础交易中的欺诈排除和限制独立性原则的欺诈例外规则，并不排斥和否认以基础交易中的刑事违法为由去突破独立性原则，从而创设UCC未加规定的违法例外规则。因为现有的欺诈例外立法实际上已允许以避免开证申请人买方的私人利益受到严重欺诈为由去打破独立性原则的约束，那么以防止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为目的去打破独立性原则约束的违法例外规则更应得到支持。除学者观点外，英国和德国的一些案例也已承认和使用了违法例外这一新的规则。

注释：

1.本文引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五篇均指经1995年修订的《统一商法典》“第五篇—

—信用证”。以下将美国《统一商法典》简称为“UCC”。

2.GeraldT.Mclaughlin,LetterofCreditandIllegalContract,49OhioSt.L。J.

P1197.

3.“提示”(presentation)一词是信用证业务中的专门术语。其含义是指为获取信用证项下之兑付或价值给付而向开证人或指定人交付单据的行为。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9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关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讨论是颇为热烈，在这些讨论中，学者围绕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关系展开了颇为详实的论述。而我个人认为在探讨商法的法律地位时仅探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可，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实无探讨之必要。因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议过大，故本文对商法法律地位之探讨仅讨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实务准备，使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赞同。其实，商法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并不取决于商法已经得到了形式意义上的独立，而在于商法是否足以具备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必要特征以及是否有必要存在。

一、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商法在我国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商业极不发达，在法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更无所谓的独立的商事立法。直到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洋商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洋商人诉讼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领事审判权的存在，每有纠纷，洋商即可依其本国法诉诸各该国驻华领事予以裁判，而华商则因无法可依，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听凭地方官吏任意裁断，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

（二）商法在我国的曲折发展

1904年清末政府制定和颁布《钦定商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进程。它名为商律，实则仅包括作为商法总则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两部分内容，其他各商事法规均付阙如。此外，清末政府还颁布了破产律和银行通行则律等。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初期颁布了《公司条例》与《商人通例》几部商事法规之外，由于内乱频频，政府更迭频繁，无瑕顾及立法建制，因此，商事立法少有建树，正式颁布的法规也多具有暂行性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成果丰富，只短短几年时间便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六法体系。但在商法编订体例上，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反清末以来制定统一商法典的传统做法，改而建立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同时实行单性行的商事法。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新时期商事法规的宗旨和任务便是配合国家政策将私有的商品经济逐渐转变为公有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经济，最后消灭商法本身，因而商法在这段时期经历了摧毁性的打击。[1]

（三）改革开放后商法的新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确立，我国立法机关相续颁布了《海商法》（92年11月7），《公司法》（93年12月29），《票据法》（95年5月10号），《保险法》（95年6月30），《合伙企业法》（97年2月23），《证券法》（98年12月29），《个人独资企业法》（99年8月30），在此之后，《保险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特别是2006年《企业破产法》等相继修订。这些单行商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商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关于商法的几种立法模式

（一）国外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民商分立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即既制定民法典，又制定商法典，商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商行为法模式，商人法模式和折衷商法模式三种。2．民商合一模式以瑞士为代表：即只制定民法典而不制定商法典，把商法的有关内容看作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规定于民法典中，要么规定于单行法中。3．示范性质的统一商法典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商法典只具有民间示范法性质，对全美并无法律约束力。4．单行商事法模式以英国为代表：没有典型的商法典，更没有独立的商法典，而是在总结有关商事习惯和判例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单行商事法。

（二）我国关于商法立法模式的几种观点

1．民商合一论：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科学的构造，而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商法在法律体系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只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民事特别法范畴，民法是对民事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而商法则是对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别法，两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2．民商分立论：在商事关系高度发达的今天，再把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就欠科学了，而且十分不利于商法制度的完善和商法观念的形成，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商法和民法一样，都是我国私法领域的两个基本法，是两个并行的，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不是商法的普通法，商法也不是民法的特别法，它们都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立的法律部门。3．经商合一论：商法与经济法均以企业为规范对象，两者有很多共同属性，因此商法应是经济法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包括在经济法之内的法类别之一，并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2]

三、对商法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思考

（一）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比较

1．历史条件：商法，产生于近代自由竞争经济；民法，产生于古代简单商品经济；经济法，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2．调整对象：商法，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民法，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3．法律性质：商法，私法公法化；民法，私法；经济法，公法。4．规范着眼点：商法，技术性；民法，伦理性；经济法，管理性。5．价值取向：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追求效益；民法，以公民个人利益为本位，追求公平；经济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6．调节机制：商法，意思自治；民法，意思自治；经济法，宏观间接管理。7．立法原则：商法，强制性与任意性结合；民法，任意性；经济法，强制性。8．形成过程：商法，习惯法发挥重大作用；民法，某些情况下有习惯法与成文法之分；经济法，与习惯法关系无关。9．稳定性：商法，修改较频繁；民法，稳定；经济法，修改最为频繁。10．适用范围：商法，国际性较强；民法，区域性民族性较强；经济法，目的性较强。11．责任承担：商法，过错责任，也大量实行无过错责任；民法，一般实行过错责任；经济法，多种责任承担方式。

（二）商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商法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从法理上来讲，划分法律部门基本的或首要的标准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即一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我个人认为，叶必丰教授的观点比较合理。他认为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具有量和质的规定性。在质上包括三种，即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量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从而决定一国法律部门的划分，其中第一层次的利益关系由一般社会规范调整，第二层次的社会关系分别由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调整，第三层次的社会关系则都有刑法调整[3]。主张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商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商事关系不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一社会关系因为有了一些特殊性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话，那么将导致法律部门的泛滥，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失去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法的出现远早于商法，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当时已明确了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商法独立于民法不是因为其与商法相比有多么大的特性，而是在于商人阶层的出现危及到教会的利益，教会对商人持打压态度，并不可能将其利益用法律加以保护，而商人又成立了团体，制定了规则，形成了习惯法，这就阻碍了将商法纳入民法体系的步伐。此外，商人成为世俗统治者财力的支持者，世俗统治者不得不对商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加以特别保护。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和法国将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亦因为商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期间起了很大作用，统治者不得不对其利益加以特殊保护。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确立，商人的特权也逐渐被取消，商人的特殊利益已不复存在，商人失去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更不能有任何特权。这就使民法规则可适用于一切人，民法的原则可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适用法律的困难。[6]

无论怎么争论，民法与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普通法与特别法的说法即已承认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同一法律部门中始有此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中是没有这种关系的。如果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某一事项商法有规定的适用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之普通规定，这种援引不在少数，这似乎影响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立性。

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其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之特别法。我国应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因其具有特殊性，在学理上有对其继续进行专门研究之必要！

参考文献

[1]王志文，《中国商法百年》[J]，《比较法研究》第二期

[2]范键、王建文，《商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

[3]叶必丰，《论部门法的划分》[J]，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三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454页

统一商法典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