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范文10篇

提示范文篇1

2．不要把同行对你的惊奇理解成一种失望或对你的冒犯。他们所表现的惊奇也许仅仅是惊奇而已。不要自以为你的同行对女性有偏见。

3．要考虑到，作为女性，实际上你可能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还有很大的优势呢。许多年以前，荷兰的派克笔公司曾尝试使用女销售员拨打推销电话。这些女销售员比男销售员更顺利地得到了更多的订单。无论是出于惊奇、礼貌、好奇还是出于骑士风度，究竟妇女在这方面占据了独特的优势。

4．绝对不要做那种可能被认为是轻浮的行为。（参阅第一章更多有关这一主题的内容）

5．把美国的女权主义暂时留在家中，因为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进展还没有我们那么快。假如你海外的男客户坚持要替你开门或坚持要餐后买单，就随他便吧。这只不过是他们几十年来的习惯反应罢了。

6．不要生气发火。要明白假如你能在这一系统内工作，会比你对抗这种系统得到的实惠更多。你的工作就是要在你所处的社会文化内完成你公司的目标。

提示范文篇2

摘要：要准确界定国家商品储备的属性、定位和基本功能，必须有一套正确的理论方法作指导，本文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三个方面对国家实物储备进行分析定位，揭示了国家实物储备的财政属性。

关键词：国家实物储备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

储备，是一种有目的的储存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行为，也是对这种有目的的行为和其对象总体的称谓。储备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经济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储备的对象可以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其它无形资产。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限定于国家储备，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实物（物资）储备，即国家作为后备而储备的粮食、石油及其它实物资源。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商品储备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商品储备存在的意义、商品储备产生的原因、商品储备的类型、规模、费用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介，四个环节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经济职能，周而复始。物质产品并不是马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前一个环节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中间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停滞。在生产环节停滞就形成了生产储备，“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储备又分为原材料储备和产成品储备，原材料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物质条件，是企业主动的存储，产成品储备是生产的结果，是违反企业生产意愿的产品停滞，因为企业总是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并为其实现剩余价值。产品在交换（流通）环节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流通储备，流通储备是使市场供求关系得以平衡的必要条件，与生产储备一样，流通储备既是正常流通的条件同时也是流通的结果，作为流通条件的储备是商品连续销售的必要，是销售企业主动的存储，“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而作为流通结果的商品储备大多是流通停滞，商品滞销的结果。消费储备一般是指消费者为了应急或者方便而进行的工作生活物资储备。

分配环节发生在交换价值实现之后，最终消费发生之前，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之间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分配储备，分配储备是没有马上用于消费的资金或物资停滞。由于市场经济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因此分配储备主要以货币形态存在。居民个人把分配所得进行储备就是居民个人储蓄的来源；企业单位的分配储备就形成了企业储蓄；国家把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进行储备就形成了财政盈余；国家使用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购买物资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也可称为国家财政实物储备；国家把外贸所得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停滞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浪费，但是坐吃山空不进行适当的储备又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危险，国家实物储备是没有马上进入政府投资或者消费而是作为财政后备的财政收入，与财政货币储备、社保基金、外汇储备一起构成财政后备。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实物储备形成于分配环节，来源于国家参与社会再生产分配所得的财政收入，不直接以生产再生产为目的，是暂时或较长时间脱离了生产的后备产品，因此国家物资储备本质上属于财政范畴，也可称为财政实物储备。

二、国家财政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国家分配论”是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方面，其区别于其他财政思想与观点的最具特色之处，当数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依据，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揭示出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本质联系。

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人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或财政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储备问题，但是它的理论体系对于储备理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经济以粮食为主体的实物分配年代，实物储备的财政属性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国家无偿参与粮食等物资的实物分配从而形成了实物储备，“皇粮国税”说的就是以粮纳税，金文中的“贮”字，代表了地租与赋税双重含义，体现了租赋合一性质，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以粮食储备的形式存在；在实物分配与货币分配共存的年代，粮食储备来源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财政资金政府采购，当时的“国库”由“粮仓”和“钱仓”两部分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掌握各种物资，国民收入分配不再直接分配实物，而是以货币分配为主，财政收入体现为货币价值形态，国家储备、财政收入主要以货币形式存在，财政占有了货币资金后，将一部分资金形成储备基金，通过商品采购获得所需实物（物资），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

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国家实物储备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和实物积累关系，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稳定和发展的职能而进行的后备性保险性实物积累，是国家财政的实物组成部分。由财政资金建立，是财政资金中停滞的部分，它与以货币形态体现的财政收入一样，是国家财政储备的实物形式，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比货币更重要。

三、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实物储备不仅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实物储备依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物资储备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

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资源配置失灵。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供给（所有权）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它性，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愿意主动向生产者支付对价，也不愿意主动表露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免费搭车”、“公地悲剧”，最后就出现了消费者不愿意表露需求，不愿意支付对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不愿意提供产品，游离于公共产品之外，人人都无车可搭的局面，因此单靠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资本垄断。亚当•斯密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蓝图，“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常是同一切市场模式中最熟悉的模式，即完全竞争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兑争的市场体制是完全分散的体制，有许许多多决策者在生产每种产品和劳务，除了在价格上做些微小的变动外，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价格发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自然垄断没有消失，大量卡特尔组织依然存在，资本垄断日益猖獗，在石油、矿产资源等至关重要原材料领域，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并操纵价格，使得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而是由金融寡头决定。由于交易价格经常大幅偏离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均衡价格，社会总福利受到损害。外部性。外部性是比公共产品含义更广泛的一个概念。所谓外部性是指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经济活动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受损或因从他人处受益而得到额外利润，由于未将这些外部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价格之中，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外部性可分为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公共产品可被视为具有正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于是有了“公地悲剧”，市场机制无能为力。2.收入分配失灵。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使每个人的初始票赋悬殊，市场分配“优胜劣汰、按劳取酬”的标准看似公平高效却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很好的地方，市场分配也很难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公平。如果单凭市场分配而不加以适当的调控，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3.稳定性失灵。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个人的顺周期理性行为往往导致“合成谬误”，进而加剧周期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前景看好，企业盲目扩大投资，个人增加消费，进而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直至形成泡沫经济。一旦生产过剩、经济衰退，企业削减产量，个人减少支出，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很难走出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二）国家实物储备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1954年）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两个本质特征：供给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供给上（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指的是公共产品的拥有不会形成对他人的排斥，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他人对这一公共产品的同时消费，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

市场中的生产者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尽量降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更不会主动储备与生产和经营无关的物资。由此决定了承担着国防建设、赈灾备荒和宏观调控所需的国家实物储备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或者政府颁布法律强制企业承担部分义务储备。国家储备的物资，从供给上看，具有非排他性；从消费上看，具有非竞争性。国家实物储备所提供的稳定应急服务，使全体国内公民受益，个人也无法拒绝服务，政府也无法排除拒绝付费的个人。政府进行物资储备，需要花费公共财政资金，储备不足可能在需要时造成社会危害，而规模过大也会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降低公共财政效率。由此可见，国家物资储备具备了典型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且按照作用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如国防安全、赈灾备荒为目的的战备后备物资和半公共品，如以经济安全为目的的经济调控物资。

国家物资储备的公共产品属性还体现在国家储备的物资不受商品流通规律的制约和支配。商品流通要求加快商品周转，尽量压缩商品库存，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国家储备的物资一般不要求周转快，有些战略性资源还必须长期储存，尽量多储。国家储备的物资的多少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三）国家商品储备的公共财政职能

国家商品储备既然是“公共产品”并由政府提供，它就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理应体现财政的基本职能：

提示范文篇3

［关键词］手术室;安全管理;温馨提示牌

手术室是医院的重要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的好坏和手术患者的安全与否直接影响整个医院的品牌形象。手术室也是一个高风险科室，管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不良事件，甚至危及患者生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医院开始提倡实施院内标识管理，并逐渐发展成标识文化，在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等方面显露出其独特的重要作用［1］。为了提高手术室工作质量，减少差错及事故的发生，我院在安全管理上利用系列温馨提示牌进行警示和提醒，并将其制度化、规范化［2-3］。为护理人员和患者提供安全保障，提高护理质量。现介绍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我院为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甲教学医院，手术科室床位近1500张。拥有洁净层流手术间36个，年手术量近4万台。手术室护士131人(其中男护士5人)，平均27．0岁，大专生90人，本科生40人，硕士研究生1人。护士57人，护师63人，主管护师8人，副主任护师3人，麻醉医生85人。年接收进修生、实习护生200余名。

1．2方法

由各亚专业护理正副组长一起在护士长的指导下，查找科内各种安全隐患，对所有安全隐患汇总、分析、查找原因，并制定对策。建立各种手术麻醉科温馨提示牌系统，制定出安全隐患相关的各种温馨提示牌，并由宣传报道组负责做好各种温馨提示牌。在制作过程中遵循醒目、简洁、实用、保护患者隐私的原则，对温馨提示牌的种类、文字、图案、形状、颜色等进行统一规范［4］。根据各种提示牌在日常工作中不同阶段的作用，分别用不同的颜色作标识底版，从视觉上给予工作人员提示作用如:绿色、蓝色代表安全，主要用于术前患者的核查和重症手术患者的管理;红色具有警示作用，作为仪器设备禁用提示以及感染患者的警示提示;黄色和粉红色分别为手术设备和麻醉设备电源和气源的管理提示。提示牌的制作，简洁方便，使用一般的A4光面纸双面打印过塑即可，术前核查标识用绿色双面打印手术间号;为醒目提示感染标识用红底黑字制作成心型的标识，并注明感染类型，如TP、TB、HBV(+);手术设备的安全管理我们采用黄底红字，提示手术护士术毕关闭手术灯、电刀电源、吸引器、CO2气体插头等;麻醉仪器、设备的电源、气源等拔出标识使用粉色底版绿色字体;高风险患者用蓝底黑字，提醒该患者在离开手术室前，需要亚专业组组长以上教授评估后方可离开。将A4纸分别剪成15cm×20cm和15cm×25cm大小的心形，再进行过胶，在提示牌的上方打1小孔拴上1根10～15cm的涤纶绳子，可悬挂使用。

2温馨提示牌的种类与应用

2．1等待区患者核查提示牌

患者接入手术室，在等待区推床上等待手术时，机动护士对患者进行核查后，将相应手术间号码的标识牌悬挂在推床上，便于手术护士和麻醉医生的辨认，尤其是连台手术时可有效防止错接患者(送错手术间)和开错手术部位，用完后及时归还至护士站的专用布袋内。对于步行至手术室的患者，经核查后，在患者上衣的左胸前贴上标有科别和手术间号红白相间的心型卡片，作为已核查的提示牌。

2．2特殊感染患者的提示牌

患者患有乙肝、甲肝、梅毒阳性等特殊感染时，该手术间应做特别的处理，医护人员应作特殊防护，我们在手术间门上悬挂红底黑字的心形卡，如HBV(+)、HCV(+)、TP\PT(+)等，提示所有医务人员进入该手术间应做好标准预防，也避免给患者带来刺激和恐惧不安。同时保洁人员看到标识牌，会为这间手术室配0．1%的含氯制剂，并在门口铺好含氯制剂的地垫，控制院内交叉感染。

2．3术毕电源、气源退出提示牌

手术结束整理完房间后，巡回护士在手术间外门挂上黄底红字的长方形牌，写明手术间号，手术灯、电刀电源已关闭，吸引器、CO2气体插头已拔出，禁止拔出温箱电源等字样。麻醉医生术后退出电源及气源插座，对不能拔出电源的设备做特殊标识，并在手术间门上悬挂粉色绿字的长方形牌，可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保证次日手术的正常开展。

2．4等待维修仪器提示牌

仪器、设备故障后，在禁用的设备上悬挂红底黑字的“仪器维修禁止使用”的提示牌，以提醒医护人员该仪器禁止使用，否则将造成火灾等严重后果。

2．5高风险患者提示牌

高风险患者提示牌用于患者的风险管理，麻醉开始时及术后送恢复室均需要麻醉专科组长评估后，方可执行所有操作。若组长处理困难，可呼叫上级及主任。

3讨论

为消除安全隐患、杜绝不良事故的发生，保证手术患者的安全，不但要求手术室医护人员严格执行各项核心制度，加强责任心，且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方法至关重要［5］。我科通过全面使用温馨提示牌，大幅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和安全隐患，降低了护理风险，避免了安全核查中的混乱现象，杜绝院内交叉感染以及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温馨提示牌的应用，强化了手术室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医护人员工作的警惕性，是一种将潜在风险事件转移到事前预防的超前管理［5］。手术室护理工作任务繁重、风险高、涉及流程较多，尤其是连台手术较多时，使用温馨提示牌，不仅加强了护士的责任意识，对不同的工作人员均具有较好的提示作用［6］。为保证提示牌的有效使用，每日由专科护理组长和护士长不定期进行检查，从而提高提示牌的使用，消除安全隐患，使护士从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做到忙而不乱，避免差错事故的发生，保证手术患者的安全。同时无形中促进了医护沟通、加强了护患沟通，使麻醉医生和手术护士的关系更加融洽，而且避免了发生不良事件后，医护人员间责任不清、相互推诿现象，另外，也指导了保洁人员的工作。护理温馨提示牌制作简单，造价低，经久耐用，既防水，又一目了然，可重复使用。总之，温馨提示牌在手术室全面应用，能将不良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仅维护患者的权利，也能保障医务人员的自身利益，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郑豫珍，李桂芳，杨玉英．护理标志控制规程在临床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1):66－67．

［2］曾俊，任辉．实用手术室护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5－37．

［3］郝廷静，邓春霞．体位标识牌在眼科护理风险管理中应用［J］．局解手术学杂志，2012，21(4):451．

［4］李玫，曾俊．心形标识牌在感染手术中的应用［J］．局解手术学杂志，2010，19(6):510－511．

［5］张婧，钟燕，王蓉．护理标识在手术室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内蒙古中医药，2011，(30)17:177－178．

提示范文篇4

中国联通漏话提示业务基于呼叫转移的方式实现,当用户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时呼入的电话会被呼转至某个特殊的号码,呼入的用户将会听见“您拨的用户已关机/暂时无法接通/忙”(预定)的提示音,不应对主叫用户产生计费信息。同时呼入用户的号码及时间将被记录,并以短信的形式通知给被叫的用户,以达到及时提示被叫用户漏接电话的功能。

由于漏话提示业务是基于呼叫转移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当用户设置了呼叫转移或者呼叫等待(只针对被叫忙)的补充业务时,中国联通漏话提示系统将暂停对用户的服务,直到用户取消该补充业务。

中国联通漏话提示业务系统结构

1.系统组成

中国联通漏话提示业务系统从逻辑结构上可以分为核心网络系统、短消息系统、漏话提示系统以及营帐系统四个部分,这四部分共同完成漏话提示业务的所有业务功能以及管理功能,漏话提示业务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

●核心网络系统:核心网络系统包括CDMA核心网络和GSM核心网络,主要完成当用户呼叫失败时能将信令接续到漏话提示系统,主要由MSC/VLR、HLR/AUC等组成;

●短消息系统:短消息系统主要由短消息网关(SMG)、短消息中心两个部分组成,同时包含GSM短消息中心和CDMA短消息中心。

●漏话提示系统:漏话提示系统是整个漏话提示业务的核心,它主要负责从接续过来的失败呼叫信令中提取主被叫用户号码、向主叫用户播放相应的提示音、构造相应的漏话提示短消息向SMG发送等,主要组成部件主要有七号信令接入网关、漏话业务处理机;

●营帐系统:营帐系统就是中国联通现有的营帐系统,需要略做改动。用户在短消息注册/注销后,帮助用户自动完成呼转号码的设置和取消。

2.系统各部分的接口要求

漏话提示系统与其他三个系统之间有三个接口:

(1)与短消息网关的接口

此接口采用基于SGIP的协议。

(2)与核心网络的接口

漏话提示业务是基于呼叫转移功能实现的,漏话提示系统作为呼转的目的实体,与核心网之间支持基于七号信令的TUP/ISUP协议,用于传输信令与语音消息。信令采用TUP/ISUP,语音通过E1实现TDM传输。

(3)与营帐系统的接口

通过本地网连接,用于传递结算话单。可以通过FTP或TGP/IP协议进行传送。

中国联通漏话提示系统的业务信令流程

1.不在服务区或遇忙,通知被叫的业务信令流程(见图2)

流程说明:

a)主叫用户发起呼叫。

b)主叫MSO向被叫归属HLB发送路由请求命令。

c)HLB向被叫MSG发送提供漫游号码(MSBN)指令。

d)被叫MSO向HLB回应漫游号码。

e)HLB向主叫MSC返回路由信息,携带MSBN。

f)主叫MSG向被叫局发送TUP信令的IAI消息,其中被叫地址为MSBN。

g)被叫局MSO向被叫手机进行PAGE。

h)PAGE返回,用户状态为“不在服务区或者忙”。

i)被叫MSC/VLR查询该用户是否有补充业务(呼转信息),以及呼转号码。如果VLB中没有该数据,则VLB向HLR进行查询。

j)HLB返回被叫用户的呼转信息设定以及呼转号码设定(漏话提示系统的接入号)。

k)被叫MSC向漏话提示系统发送TUP的IAI消息,其中被叫地址为漏话提示系统的接入号,主叫为原始主叫用户,源被叫为被叫用户的号码。

l)漏话提示系统向HLB发送ATI消息,查询被叫不可及原因。

m)HLR返回用户状态信息。

n)漏话提示系统向被叫MSC发送AOM消息。

o)被叫MSC向主叫局发送ACM消息,搭通主叫局到漏话提示系统的话路。

p)主叫局建立到主叫的话路。

q)漏话提示系统播放被叫不可及原因以及相应的主叫可选菜单。

r)主叫用户听到语音菜单后,按键通过DTMF方式进行选择,假设主叫用户选择通知被叫。

s)漏话提示系统发送免费应答信号ANN,并同时发送短信给被叫。

t)漏话提示系统发送后向挂机信号进行拆线。

.关机时,通知被叫的业务信令流程(见图3)

流程说明:

a)主叫用户发起呼叫。

b)主叫MSC向被叫归属HLR发送路由请求命令。

c)因为被叫用户已经关机,并且HLR发现被叫用户已经设定了呼转信息(漏话提示的接入号)。因此HLR返回给主叫MSC呼转号码。

d)主叫局以TUP信令向漏话提示系统发送IAI消息,其中被叫地址为漏话提示系统的接入号,主叫为原始主叫用户,源被叫为被叫用户的号码。

e)漏话提示系统向HLR发送ATI消息,查询被叫不可及原因。

f)HLg返回用户状态信息。

g)漏话提示系统向主叫MSC发送ACM消息。

h)主叫局建立到主叫的话路。

i)漏话提示系统播放被叫不可及原因以及相应的主叫可选菜单。

j)主叫用户听到语音菜单后,按键通过DTMF方式进行选择,假设主叫用户选择通知被叫。

k)漏话提示系统发送免费应答信号ANN,并同时发送短信给被叫。

l)漏话提示系统发送后向挂机信号进行拆线。

3.被叫空闲通知主叫(见图4)

流程说明:

a)当主叫用户选择“查询被叫状态并在空闲时通知主叫”时,漏话提示系统会向HLR发送ATI信令查询被叫状态。

b)HLR向被叫MSC发送FSI信令,查询该MSC控制下的被叫用户状态。

c)被叫处于关机状态

d)被叫MSC向HLR返回用户状态,被叫关机。

e)HLg向漏话提示系统返回用户状态,被叫关机。

f)此后漏话提示系统不断重复上述动作,知道ATI返回的用户状态告知被叫处于IDLE状态。

g)漏话提示系统发现被叫处于空闲状态。

h)漏话提示系统向短信中心发送短信息,通知主叫。

i)短信中心向主叫用户发送短信息,告知被叫已经可达。

中国联通漏话提示业务系统的业务资费

用户申请开通漏话提示业务的被叫通知功能后,需交纳月功能使用费,月功能使用费按照自然月为计费单位收取,不区分上、下半月,用户定制成功即开始收费。

用户申请开通漏话提示业务后,不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通话费、呼转费、漫游费。

用户在一个月内重复申请本业务时,不累计扣费(只扣一次包月费)。

用户取消漏话提醒业务后,服务立即停止,自下个月起将不会扣除用户的漏话提醒包月费。

提示范文篇5

摘要：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一个新兴的国际法的概念。笔者拟从国际强行法的含义出发，通过探寻其与主权、人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关系，揭示出国际强行法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强行法主权人权全人类共同利益

一、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什么？

强行法本来是国内法的概念，它与任意法相对应，指必须绝对遵守和执行的法律规范。因此，强行法又往往被称之为“绝对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首次正式使用了强行法这一概念：“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体系认定和采纳的基本价值的体现，并不来源于国家的实践或习惯，也不取决于是否取得所有国家的同意。任何单个国家“孤立的”反对，并不能当然构成对强行法的否定。

认定某一特定的规范是否具有强行法的性质，取决于该规范是否获得各国普遍的承认，即“得到国际社会所有实质部分的承认”。在2001年出台的《国家责任条款》中，国际法委会工作组在评注（commentary）中列举了7项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构成违反强行法的行为。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的“强制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强行法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社会全体接受的法，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并不因为这个国家是否接受或承认而有所减损；其次，国际法主体不得以条约、协议或默许等方式来排除强行法的适用；最后，强行法只能被新的强行法规范后替代，不能由国家之间的协议予以更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绝对法）之产生，“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

正是由于其特有的“强制性”特点，强行法规范对国际法的诸多旧有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国际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强行法规范与主权。

主权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较难界定的概念。现代国家的主权论是以民族国家出现和中央集权君主制诞生为前提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主权论的鼻祖，让·博丹（JeanBodin）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创创制出最初的主权理论———“共和国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但是，关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主权是否也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一难题，直到霍布斯那里，才真正得以解决。在霍布斯看来，君主的主权是绝对的和毫无限制的。

主权随着国际社会的巨变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国际联盟成立的正当性到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国际法与主权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中。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对既有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有限制”的要求。

1.强行法的概念大大减损了国家自治原则。自治权是一国依据主权而享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一方面，国家对内的自治权不再是绝对的毫无约束的。“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等对人权严重侵犯的行为被认定属于强行法管辖的范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南非的种族隔离被国际社会认定为非法。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受到强行法的约束。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作为国际强行法的内容，限制国家在自卫与国际组织批准的集体制裁之外实施武力行为。1949年6月，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各国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国际法以及各国主权应服从国际法的原则处理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主权在国际社会中应当受到限制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2.强行法是国际法国家同意原则的例外。强行法的效力及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因其地域、政治、宗教、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上个世纪30年代，法学家乔治·W·基顿（GeorgeW.Keeton）曾经发现，“在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准则对立时，即使主权受到限制，主权国家也能够撤回对限制的同意，就如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从联盟中撤出一样。”

但在面对强行法时，这种撤回将不再可行。

三、强行法规范与人权。

1945年，在盟军刚刚战胜希特勒，进行纽伦堡审判和制定《联合国宪章》时，国际法上的“人权”还是一个新名词。不过，“人权”这一概念在国际法上一经出现，便与强行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是保护“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促成了强行法概念的兴起。以1945年《联合国宪章》为起点，人的价值真正进入到国际法的价值体系。

1948年，为了铭记大屠杀的惨痛经历而制定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首次将人的价值置于国家价值之上，至少在一个方面确定了一国如何对待自己人民是国际法上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适当主题。

1.保护基本人权是维持人的尊严的最底线的道德。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马里旦曾经断言：“人是个人（individual）和人（person）的统一体，个人源自物质，人则来自于精神，任何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尊重人的尊严。”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保护基本人权即是维护人的尊严。在国际法上用强行法规范对人权进行保护，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

2.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相比较处于弱势地位，人权保护的压力不容忽视。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个人价值总是脆弱而渺小的。随着国际道德的警醒和习惯人权规范的出现，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逐渐成国国际社会的共识。之后出现的强行法是对国际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最高规格的保护。这是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不断博弈所取得的成就。

四、强行法规范与全人类共同利益。

核大战爆发的危险、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恐怖主义的猖獗，无一不侵蚀着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面对这些重要的国际议题，在国际法上仅有少量的“软法”来对此加以调整显然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国际强行法应当尽快的进入这些影响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五、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国际宪政”的铺路石。

国家价值、个人价值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三者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则是维持这三者之间平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强行法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其揭示了国际法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早在上个世纪，英国学者休·多尔顿（HughDalton）就曾经预言：“国家神话必须消失，传统刚性形式的国家主权必须逐渐衰减。”在今天，这一趋势得到了印正，成为了现实。并且，随着国际社会“新宪政主义”的出现，国家主权必将受到更进一步的约束。目前，联合国仅仅只是简单的国家的集合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当然，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宪法。但是，作为全人类共同生活的国际社会，应该有、并且也必须有保护个人价值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宪政价值。日本学者筱田英朗在其书中写道：“缺乏强制性中心权威的国际宪政必然需要一致认同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国际强行法，这一新兴的国际法理念，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

[2][英]苏珊·马克斯著《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方志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出。

[3]邱冬梅：《论国际强行法的演进》，《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12版。

提示范文篇6

摘要本研究在计算机辅助小学三年级学生建构两步应用题结构的教学中，对42名学生的错误反应，即时给予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对另外42名学生只即时给予有关结果对错的反馈，以探讨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是否促进学生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理解以及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结果表明：①两班学生对结构的理解以及对解题的自我监视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解题成绩上并无显著性差异；②两班学生的阅读水平对他们的解题成绩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学生的结构理解和解题自我监视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③学生解两步题成绩以及对两步题结构的理解水平与解题自我监视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关键词解题成绩结构理解阅读水平自我预测自我评价

＊＊＊

一前言

小学数学两步应用题是一种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情景相联系、需要学生选择、运用和组合规则来解决问题的任务。它以一步应用题为基础，但不同于一步应用题，要解决它不只是规则的简单套用，而是规则的选择和组合。一步题简单规则的各种组合就构成了两步应用题的整体性结构。学生对这种结构的理解和掌握将有助于他们对当前解题任务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效率。

两步应用题的教学常常被当作问题解决的教学来研究。我国小学普遍采取的教学方式是举例讲解某种类型的组合，然后跟随以大量的练习，并未揭示例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学生对两步应用题基本结构的知识比较零散，未能建构起自己对两步题整体性结构的理解，其结果只会模仿例题去解决某些类型的问题，无法灵活地选用和组合规则去创造性地解决新的问题。建构主义的数学教育观认为，“数学学习并非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个以已有知识经验为基础的主动的建构过程”（Glaserfeld，1991），这意味着“学习数学就是研究数学，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干中学（郑毓信，1994）。因此，两步应用题的教学最好是在一步题的基础上，利用学生的知识经验，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归纳、类推、分类、发现以及解题等活动逐步建构出对两步应用题整体性结构的理解，从而提高他们解决两步题的能力。

建构主义学习论认为，学生是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来建构起对事物的理解的（张健伟，1996）。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各有不同（陈琦，1988），学生的建构也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的（Duffy，1991），因此，每个学生的建构过程不尽相同，是多元化的（Cunningham，1992），并且，学生的建构是在与教师、同学的社会性交互作用中进行的，为利于良好的建构，需要教师不断监视并给予学习过程的指导。

监控学习过程并给以即时反馈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优越性之一，用计算机来辅助两步应用题结构的教学，能即时向学生提示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即时提示能否促进学生对两步应用题整体性结构的建构，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本实验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在计算机辅助小学三年级学生建构两步应用题结构的教学中，对学生的错误反应，即时给予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是否能促进学生对两步应用题结构的建构。

二实验方法

（一）实验设计

本实验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在计算机辅助小学三年级学生建构两步应用题结构教学中，对学生的错误反应，即时反馈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将比只反馈对错评判更能促进学生对两步应用题结构的建构。实验处理是：在对学生错误反应所提供的即时反馈中，控制班只给予对错评判；实验班则还给予具体的有关本题解题过程的提示。实验的主要因变量是结构理解成绩，指学生对两步应用题一般结构的理解；辅助因变量是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指学生在解题之前对自己解该题能力的预测（自我预测）和解题之后对自己解该题效果的评价（自我评价），其水平与学生对两步应用题一般结构的理解水平直接相关联的；参照因变量是解题成绩，指学生解两步应用题的学业成绩。此外，实验的协变量有对应用题文字的阅读理解水平，它会影响解题以及对结构的理解；以及解一步题的成绩，它是学习两步应用题结构的基础。本实验将具体考察实验班的各项因变量是否比控制班高。

（二）被试

本实验的被试为北京市铁路职工子弟第七小学三年级的两个班的学生，共84人。每班42人，其数学教师都是本实验的任课教师，平时成绩基本相等，分别作为控制班和实验班。

（三）实验材料

1.硬件

由25台386计算机组成的小型教学网络。

2.教学软件

本实验用的教学软件是根据建构主义学习原理而设计开发的。软件分为教学和练习两部分。在教学部分，在一步应用题的基础上，用实物图、线段图或文字等信息材料作动态演变，不断提出问题，让学生作出反应，从而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归纳、类推和分类等活动逐步建构出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理解。在练习部分，学生要解一些两步应用题，这些题是按两步应用题的整体结构来安排的，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解题来加深并巩固自己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建构。控制班和实验班的练习部分稍有不同，在控制班，软件对学生的错误反应只作一般性的即时反馈，即只有简单的对错评判或中性术语如“再来一次”等；在实验班，则还包含具体的有关本题解题过程的提示，如“要想求×××，必须先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才能求出最后的问题”等。

3.测试工具

①应用题文字阅读理解测验。由实验教师、同校数学老师、区教研室教研员和研究者共5人共同编制，包括小学三年级学生在数学课中学习的有关应用题数量关系的术语和文字叙述，考查学生正确理解术语和文字叙述的能力，共10题。

②应用题解题测验，有一步应用题解题测验和两步应用题解题测验两种。由实验教师、同校数学老师和区教研室教研员共5人，按教学大纲共同编制。这是学绩测验，测查学生解一步或两步应用题的水平。

③两步应用题结构理解测验。由研究者、实验教师、同校数学老师和区教研室教研员共5人共同编制，测查学生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理解水平。主要题型有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以及匹配题等。主要内容有：区别一步和两步题，识别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改变一步题的条件使其变为两步题，改变一步题的问题使其变为两步题，改变或组合某些条件使其变成各种两步题，改变或组合某些问题使其变成各种两步题，用所提供的条件和问题组合出各种两步题，对应用题进行分类，以及评价某解题步骤的错误类型等。

④对解题过程的自我预测测验，包括一步题和两步题两种。自我预测由被试在读过每一道题之后解决问题之前，预测自己有多大把握完成该题，用三点评定方式作答。其水平的高低用实际做题正确程度与自我预测得分之差来衡定，差值越大，自我预测水平越低。整体得分为所有差值的平均分。

⑤对解题过程的自我评价测验，包括一步题和两步题两种。自我评价由被试在解过每一道题之后，评估自己做得有多好，用五点评定方式作答。其水平的高低用实际做题正确程度与自我评估得分之差来衡定，差值越大，自我评价水平越低。整体得分为所有差值的平均分。

（四）实验程序

1.分组和前测

这两个班都是本实验教师所教，从最近三次数学测验成绩来看，两班无显著性差异。在实验之前同一时间对两班学生进行应用题文字阅读测验、一步应用题解题测验、一步题解题自我预测和自我评价测验。

2.教学实验

教学实验在学校计算机教室进行。两班皆由本实验教师教授（原任课教师）。每班学生两人一台计算机（随即配对），互相讨论，轮流操作（作为合作学习背景）。教学实验分为教学课和练习课两部分，教学课上，教师进行全班同步（所有计算机呈现同样信息）讲解，学生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可作适当反应；练习课上，全班学生进行个别化练习，列式计算两步应用题。控制班与实验班除了在练习中得到不同的反馈外，其他方面如学习内容、过程和时间都基本相同。教学实验时间为8节课，比传统教学节省4节课时间。

3.后测

在教学实验结束后，对两班学生进行两步应用题解题测验、自我预测和自我评价测验、以及两步题结构理解测验。

4.数据收集和处理

收集各项测验数据，用SPSS／PC＋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前测结果差异比较

对两班的实验前测各项结果进行F检验（表1）。由于学生解应用题的能力受他们的阅读水平的影响，因此，在对两班解一步题成绩、解一步题的自我预测和自我评价进行方差分析时，将阅读水平作协变量处理。表1两班阅读水平以及在一步应用题上的解题成绩、自我预测水水平和自我评价水平

阅读水平解题成绩自我预测自我评价控制班X53.1095.711.441.81(N=42)s23.7416.101.791.43实验班X51.9196.191.451.88(N=42)s23.7114.311.401.70协变量F值显著性(阅读水平)-7.36[*][*]1.723.75主效应F值显著性0.050.050.000.02

**P〈0.01

结果表明，两班在阅读水平、一步题解题成绩、一步题解题自我预测和评价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两班的基础水平是对等的。此外，阅读水平对学生解题成绩具有显著性影响（P〈0.01），对解题自我预测和评价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二）实验后测结果差异比较

对两班的实验后测各项结果进行F检验（表2）。由于学生解两步应用题的能力受其阅读水平及一步题题解成绩（原有基础）的影响，因此，在对两班解两步题成绩、结构理解、自我预测和自我评价进行方差分析时，将阅读水平和解一步题成绩作协变量处理。表2两班在两步应用题上的解题成绩、结构成绩、自我预测水平和自我评价水平

解题成绩结构成绩控制班X88.5766.91(N=42)s12.8515.38实验班X92.2674.64(N=42)s9.9513.27协变量F值显著性(阅读水平)4.82[*]2.09解一步应用题成绩32.71[*][*]10.66[*][*]主效应F值显著性3.277.12[*][*]

自我预测自我评价控制班X1.902.09(N=42)s1.931.57实验班X1.051.29(N=42)s1.261.45协变量F值显著性(阅读水平)0.200.31解一步应用题成绩23.17[*][*]12.47[*][*]主效应F值显著性6.97[*][*]6.49[*]

*P〈0.05，**P〈0.01

结果表明，两班在两步题解题成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两步题结构理解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两步题解题自我预测和评价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分别为P〈0.01和P〈0.05）。此外，阅读水平对学生解题成绩具有显著性影响（P〈0.05），对两步题结构理解、解题自我预测和评价都没有显著性影响。而一步题解题成绩对两步题解题、结构理解、自我预测和评价都存在显著性影响。

（三）阅读水平、解题成绩和结构成绩与自我预测和评价的相关分析

对两班在一步题上阅读水平和解题成绩与自我预测和评价的相关进行了分析（表3）。表3两班在一步应用题上阅读水平和解题成绩与自我预测和评价的相关分析

自我预测自我评价阅读水平控制班－0.08－0.19

实验班－0.24－0.23解题成绩控制班－0.46[*]－0.43[*]

实验班－0.70[*][*]－0.53[*][*]

对两班在两步题上阅读水平、两步题解题成绩和结构理解与自我预测和评价的相关进行了分析（表4）表4两班在两步应用题上阅读、解题和结构成绩与自我预测和评价的相关分析

自我预测自我评价阅读水平控制班－0.14－0.06

实验班－0.28－0.27解两步题成绩控制班－0.47[*][*]－0.47[*][*]

实验班－0.67[*][*]－0.56[*][*]结构成绩控制班－0.47[*][*]－0.38[*]

实验班－0.38[*]－0.43[*]

*P〈0.05，**P〈0.01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控制班还是实验班，无论是一步题还是两步题，两班的阅读水平与他们的解题自我预测和评价都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而解题成绩则均与自我预测和评价存在显著性相关。在两步题上，无论是控制班还是实验班，结构理解均与自我预测和评价存在显著性相关。这说明，解题自我监视（自我预测和评价）与阅读水平不存在明显相关，但与解题能力和结构理解存在明显相关。

四讨论

（一）本实验的教学效果以及给予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的效果

从结果可知，两班学生对两步应用题结构的理解以及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不断提示解题过程，加深和巩固了学生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学生对解题任务的认识，因而提高了他们对解题过程的监视水平。这正好说明了在学生建构两步题结构的过程中，不断反馈有关解决问题过程的提示，能促进学生对两步题整体性结构的建构。

但是，从结果可知，两班在解题成绩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其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两班都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条件下按建构主义学习原理来学习两步应用题结构的，因此都达到了满意的效果，两班在两步解题上的平均分都达到了90分左右。第二，两班的学习效果差异以及在解题能力上的差异在这种传统的学绩测验中无法反映出来。

（二）文字阅读水平与解题能力、两步题结构理解以及解题自我监视水平的关系

从结果可知，两班学生的阅读水平对他们的解题成绩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学生解题自我监视以及对两步题结构的理解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这说明学生文字阅读理解能力虽对实际解题有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应用题的学习中，理解题意对表征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对两步应用题的深层结构的掌握、对解题任务的认识并无多大影响，从而对解题自我监视无显著性影响。对两步题深层次整体性结构的理解，可能更有赖于学生头脑中的数学认知结构，更有赖于学生对应用题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三）解题能力及两步题结构理解与解题自我监视水平的关系

从结果可知，学生解两步题成绩以及对两步题结构的理解水平与解题自我监视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其可能的原因是：学生对所有两步应用题的整体性关系和结构的了解，直接影响了他对当前解题任务的性质、类型、难度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这属于与任务有关的元认知知识）。而学生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水平与他对当前解题任务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学生对目前解题任务的认识越充分，其监视水平就越高。因此学生解题能力和对结构的掌握水平都可能与学生对解题任务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说，对所有应用题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解与实际解题以及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都是有关系的。

五结论

1.在CAI下即时提示解题过程对小学三年级学生建构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对于学生的错误反应，即时反馈有关解题过程的提示，和只作一般性对错评判相比，在结构理解以及解题自我监视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断提示解题过程，加深和巩固了学生对两步应用题整体结构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他们对当前解题任务的认识所致；但在解题成绩上并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两班都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条件下按建构主义学习原理来学习两步应用题结构，因此都达到了满意的效果，或者是由于传统的学绩并未能反映出两班在解题能力上的差异。

2.两班学生的阅读水平对他们的解题成绩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结构理解和解题自我监视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这说明文字阅读理解能力虽能影响应用题的解题但对应用题深层结构的掌握以及对解题任务的认识并无多大影响。

3.学生解两步题成绩以及对两步题结构的理解水平与解题自我监视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这意味着，对所有应用题的整体性结构的理解与实际解题以及对解题过程的自我监视都是有关系的。

参考文献：

[1]Glaserfeld,E.V.(1991)RadicalConstructivisminMathematicsEducati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2]郑毓信：问题解决与数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7—50

[3]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

[4]陈琦：认知结构理论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5]Duffy,T.M.(1991)AttemptingtoCometoGripswithAlternativePerspectives,InT.M.Duffy&D.H.Jonassen(Eds.),ConstructivismandtheTechnologyofInstruction:AConversation.(pp.129—135).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Inc.

提示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侵权明知规则提示规则审查义务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生活模式及经济利益上的对接，侵权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因互联网技术上的独有特征，网络侵权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这对侵权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行为法》，结合了我国现存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性，即大多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或平台来进行的情况，从特殊责任主体的角度入手，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特殊规定，并通过灵活运用共同侵权理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实施网络侵权的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加害人，让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提高了被害人求偿的可能性。下文将以提示规则为对象，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文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研究。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集中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该条涉及“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分别规定在第三款与第2款之中，现分析如下。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明知规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1]本款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前半段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之后的规定，其民法学基础为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理论。在国外立法例中，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512（c）（1）（A）（iii）、512（d）（1）（c）条和欧盟关于规定出版者责任的2000年第31号指令第44条，也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活动时，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信息和汇总平台的管理者，是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信息流量巨大、信息种类繁多、更新速率飞快，让其履行同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者一样的审查义务，通过以主动出击的模式去寻找在其平台之上的侵权行为，在经济和效率上已非可能。

但是，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而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因此，本着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主观存有过错且对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帮助行为从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即为明知规则。该规则通过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保障受害人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1、主观过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那么其在技术上的垄断性便天然的要求其承担监管义务。当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其用户存在侵权行为之时，如果其不履行监管义务而将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对于该用户的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放任心理，从而构成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的主观过错。[2]

2、直接侵权行为成立。由于在《侵权行为法》中，作为特殊侵权主体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没有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之人，故而其侵权责任之成立，需要依赖于其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在先成立。因此在明知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已发生了用户通过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符合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件的直接侵权行为。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1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因此，我国民法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客观标准，并不要求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的过错，也不要求这些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此相应，依明知规则，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后，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任由其所运营的平台对该侵权内容进行无限制的传播，那么其在客观上，便实施了通过提供信息平台的方式帮助侵权人达到侵权目标的共同侵权行为。

4、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试图通过网络进行侵权的行为人，由于其通常不具有独立架设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均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达成其侵权目标的。因此，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其所使用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因果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提示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款即为提示规则，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最早由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创立，其第二部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一章，对四种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设计了与其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条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最早引入该规则，目的在于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分割开来。如果服务商满足了避风港条款中的豁免规定，则只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用户本人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因该用户使用其网络服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从而保护和鼓励

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给予其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提示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者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提示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3]

避风港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商消极不作为的理由，如果被侵权人将其受侵害事实告知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其对于在其平台上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便处于知晓状态，因而应自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提示规则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却颇有探讨的必要。

在外国立法例中，真正的提示规则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该规则并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而在我国首先引进提示规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其第十四条、十五条、二十二条第（五）项提到了“涉嫌”和“权利人认为”等词，这些词语的出现，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了初步审查的义务，同时也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了主张“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余地。该种相对模糊的规定，造成了当权利人仅主观认为存在侵权的行为时，便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处理的情况。而每当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通知时，要不然选择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为由，拒绝权利人的主张，要不然由于对通知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从判断，而陷入两难状态。《侵权责任法》对于提示规则的规定更为宏观和开放，而且其可能面对的网络侵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权利人提供了符合法定标准或具有司法效力而非仅具有普通证明力的侵权行为认定文书后，仍然不采取相关行动的，才需要对侵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承担初步审查义务，并让其承担审查不准的后果，那么提示规则将无法真正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和谐发展的效果。

二、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承受之重

（一）以人肉搜索为例，对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一份仅具有事实陈述的通知，告知有人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发动对权利人的“人肉搜索”，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而被要求将该有关内容从其网站中删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面临着对该通知中所提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承担审查正确与否的后果。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将面临在日后法院认定该“人肉搜索”为侵权行为后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如果其认定该“人肉搜索”构成侵权，从而将该内容进行删除，则一旦日后法院认定该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便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被删除内容用户的违约。

事实上，“人肉搜索”本身，作为一项网民通过网络自发寻找所需信息的工具，就如同被合法销售的武器一样，是不具侵权性质的。使用这项工具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才是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么每一起由“人肉搜索”引起的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当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这两种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远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能解决。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对个人和社会均极为重要，其范围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且二者经常交错重叠。因此，纵使人们已经普遍总结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隐私权的内容也在法律中和社会普遍观念中具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当这两项权利的冲突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呈现时，所需考虑的各种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需要经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可作出合理判断，这显然超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此两种权利的复杂性详述如下。

1、言论自由权及其权利边界

言论自由，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是指人人有权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人权，对社会发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弥尔顿在为反对英国政府对出版进行审查而著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于言论自由发现真理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虽然各个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指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有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4]

除了对发现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外，言论自由的作用还在于保障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从而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合理性基础，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独裁。并且，自由的言论可以使社会各个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的相互了解和谅解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政府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上考虑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其中进行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为了使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总结出了几项保护和实施言论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第一，公民表达什么思想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均应由其个人决定，而非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

第二，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应主动保障公众行使自用言论的权利，为其言论的表达创造平等和充足的平台，防止个别媒体或利益集团对言论市场的垄断。

第三，政府的政策应能够促进并保护言论市场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应通过不平等待遇来故意鼓吹或压制某一特定言论。

第四，不排斥政府通过平等的方式，通过言论的方式参加思想市场的竞争。

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权利的边界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即使是如米尔顿一样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人，也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他曾指出：“一切一件事应该允许其自由发表，但条件和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5]而以下三个原则，即为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一，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当其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通常情况下均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共利益本身，通常也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理由。

第二，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此项规则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Schenck案中提出的，其含义在于，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且迫切的危险得根据宪法予以限制。[6]例如在报纸上对政府赈灾不力导致饥荒进行批评的行为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在一群饥民面前鼓动其哄抢粮仓则不再属于合理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第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旨在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必须适当、合理、均衡，并与其所意图保护的利益成比例。在衡量相冲突的权利时，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这些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在个案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法官对类似事件所作出的判决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自我修正。[7]

（2）隐私权及其权利边界

隐私权一词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来源于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合著的《论隐私权》一文。[8]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保护已经不足以保护人的精神世界不受侵扰，媒体的技术发展威胁着会把枕边细语变成屋顶上的大吼。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其人身，这一救济就是承认和保障人有独处的权利。[9]从此之后，隐私作为一项新生的权利逐渐被各国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宪法领域广泛的承认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项规定将隐私纳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侵权责任法》在第二条规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中，明确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恰当的隐私权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权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信仰，是人主体性和自决性的保证。如果没有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使其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个人意志将会严重受到公众意志的左右，而意志的禁锢将是对人的主体性最大的挑战。当人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他就已经不再拥有自决的能力，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10]

虽然隐私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隐私权的内容包含什么，却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如美国等隐私权法律相对发达的国家，隐私权往往也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具体案情中的不同情况而划定出不同的权利界限。在我国，立法未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理论上，虽然各个学说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大致采用一致的标准，如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应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相对克减等，但在具体内容如何确定方面，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于隐私信息的范围问题，就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强调隐私权的内容应主要以权利人自身的意愿为判断标准，凡是权利人不愿意公布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不违反法律公共政策的信息皆属隐私；而客观标准则认为应将个人信息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个人隐私应是指那些与人格尊严直接有关的信息，而与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只有存在滥用的情形，方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还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环境以及道德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各自即已如此复杂，其交错重叠更是要求法官在个案中运用艰深的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然而，这只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权利冲突的一种，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问题的引申——权利冲突

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变化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11]有理由相信，权利冲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势必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类型。

对于权利冲突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1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因素构成，而随着为人们可得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不断扩展，法律也相应日益突破原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刚性模式，通过多种方法，使得利益和法力的结合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3]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从而将权利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法律制度上的冲突。[14]

不过，对于负有审查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当它面对权利冲突时，最关键的问题并非它是怎么来的，而是如何解决它。法律作为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对法律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博弈，其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取舍。[15]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在法律起源时期，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致。[16]由此可见，权利的冲突作为利益和制度的冲突，其解决渠道往往也要诉求至包含了公共政策取舍的法律或司法。

德国的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与美国的双重标准理论，主张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立法或司法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权利位阶的秩序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只需核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位阶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个权利优先的结论。[17]也有的学者认为，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本质是法律的强制力而非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因而权利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如果可以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从如何行使权利的角度，将各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那么权利冲突将不再是一个始终困扰民法学界的问题。

然而，美国法学家范伯格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人的注定权利划出固定不变的界限，以便当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免除审判就可判断是非。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必须尽力作出调节，而不是预先以法规和法令防止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比，始终无法摆脱滞后性的缺陷，我们也很难想象，仅凭法律制度的建构，就能使所有既存的和新生的权利，如元素周期表一样各安其位。而权利冲突也并非只有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少说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亦成为解决权利冲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出现权利冲突现象时，个案的分析较之制度的预先设定往往更具实际意义。然而，当法官的自由裁量取代制度的预先设定时，主观上对利益的取舍很可能与立法者对于价值的判断产生矛盾，个案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再成立。那么这时，与其说解决权利冲突的是法官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悉公平的抉择，还不如说是其中立的地位和公权力的背景，为其解决权利冲突的判决提供了足够的权威。因此，权利冲突的解决，最终是需要通过具有公权力背景的渠道来实现的，私权利主体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步，而没有资格对权利冲突作出单方面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问题的实质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对立，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的膨胀，网络服务提供商日后所可能面临的类似难题，绝不止“人肉搜索”一个。这些难题以权利冲突为本质，源于多种同样为法律所承认的利益之间的重叠，或者干脆源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其解决也根本无法绕过公权力的途径。

三、解决方案的提出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商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法理上均不能承担对权利要求者所提通知的审查义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我国在日后的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辅助措施：

第一，明确权利要求人所提出的通知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从而明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免责条款性质，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利要求人的权利滥用。其实，跟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相似，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对权利人所提出的通知内容进行了规定[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这些规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因此，《侵权行为法》作为总揽绝大多数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性法律，应在其条文或配套规范中规定权利通知内容和形式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收到权利通知时，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能够适用免责条款提供明确的预期，并且也为权利要求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防止其对权利的滥用。权利通知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2、提供直接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以及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站或服务器中的位置；3、权利人应提出被侵犯权利的法定或裁定的权利证明；4、权利人对于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声明，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的损失。

第二，作为总览全部民事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法》，如果想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证明标准进行公约化处理的话，那么具体的规则恐怕也只能成为模糊的原则了，特别是在某些并没有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冲突处理方法的在法律制度中，如人格权，就将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证明标准，因此委诸于自由裁量的程度依旧很高，从而使法定标准的可参考性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权利通知的标准中，引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并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较短时间，如四十八小时的裁定期限，以期通过公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消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面对权利冲突问题时的两难局面。

四、结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敏锐的关注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渗透，并进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原有行为模式的现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该法本着平衡各方利益与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权益相结合的原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特殊侵权主体，纳入到了受害人追偿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又通过提示规则的设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免责事由。

但是，如果我们不厘清提示规则的真正含义，将权利通知的有效性预先作出法律上的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要求，那么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众多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权利通知时，提示规则将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事由，而成为了无形中强加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的审查义务，这无疑偏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侵权责任法》的配套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业已存在法定证明标准的侵权行为，规定明确的权利通知标准和内容；而对于那些权利边界模糊，权利冲突并无法定解决标准的疑难侵权行为，则应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的灵活适用，为权利通知中所提及的侵权行为做出一个初步的权威判断，从而真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权利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一个合理预期，及时将自己排除于侵权行为之外，并帮助受害人遏制住侵权行为的影响。

注释:

[1]笔者认为，此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而非直接提供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直接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内容，则直接构成侵权行为，适用侵权法一般规定即可。本文以下部分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均与本注解意思相同。

[2]“知道”除了“明知”以外，是否还应包括“应知”，学界现在仍有争议。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与本条相类似的提示则规定中，明知及应知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侵权责任法》中，应知虽然降低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但却容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范围泛化，因此在立法中只以“知道”，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予以表述，具体如何适用还有待日后的配套法律措施予以完善。

[3]史学清、汪涌：《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载《知识产权》2009年3月期。

[4]【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页。

[5]【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6]SeeSchenckv.UnitedStates,294U.S.47(1919).nbsp;

[7]例如前述霍姆斯法官对其提出“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的适用问题，从Schenck案到Debs案，再到Abrams案，不断发生着变化，并不断趋向于对言论自由保护范围的扩大和对言论内容的宽容。

[8]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toPrivacy,HarvardLawReview,1890,Vol.4,No.5,PP.193-196.不过有意思的是，引起两位教授写下这篇大作的原因却是当地报纸其他们参加一次聚会中的某些令人尴尬的行为的爆料，可见，自隐私权诞生之日起，便与言论自由权成为了一对永久的冤家对头。

[9]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10]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演绎。

[11]徐爱国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张平华：《权利冲突辩》，载《法律科学》20006年第6期。

[13]马特：《两个“老干妈”，到底谁更辣——权利冲突的个案分析兼评“老干妈”不正当竞争案》，访问日期：2009年12月25日。

[14]梅夏英：《权利冲突：制度意义上的解释》，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15]梁志文：《论通知删除制度——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

[1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提示范文篇8

一、风险提示清单中的问题防范措施

（一）返贫风险。未落实“回头看”“回头帮”工作要求，脱贫后帮扶措施退出；贫困户收入不稳定，产业效果差、失业等造成收入减少返贫，或因病、因灾返贫。

防范措施：

1.坚持低保对象分类管理和定期核查制度，完善低保进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严格按照“户报、村评、乡镇审、县定”的低保工作程序，对城乡低保对象进行全面核查，做到“家家到、户户落、谁入户、谁负责”，确保对象准确，情况清楚。

2.从解决困难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认真落实社会救助法规政策，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养老、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

3.切实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使党的惠民政策及时落实到群众手中，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和关爱，助推精准扶贫落实到位。积极行动，主动作为，扎实推进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顺利进行。

（二）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未按规定进行阳光化公示。对各类检查指出的问题整改不力、应付了事。

防范措施：

1.建立固定的低保公示栏。乡镇、村（社区）全面规范低保公示栏设立工作，各乡镇政务公开栏及所有行政村村务公开栏中设立低保专用的户外固定公示栏，在本村(居)居民相对聚集、醒目的位置由各镇统一制作低保公示栏，总的要求是美观醒目，便于群众阅读，能长期保存。县民政局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社会救助栏中予以公开。

2.坚持“三榜”公示制度。低保救助对象的申报审批过程和保障情况实行“三榜”公示制度，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低保救助对象的申报审批过程：第一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村（居）委会调查评议后的情况，第二榜在乡镇政务公开栏公示（乡镇）审核后的情况，第三榜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社会救助栏公示民政部门审批情况。低保救助对象的保障情况：第一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本村（居）民低保救助对象保障情况，第二榜在乡镇政务公开栏公示全乡镇低保救助对象保障情况，第三榜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社会救助栏公示全县低保救助对象保障情况。 

3公示内容准确全面。低保救助对象的申报审批过程，公示栏的内容既要包括国家有关低保政策，已审批的低保对象的基本情况，也要包括拟上报审批的新申请享受低保的居民情况。

4.固定公示时间。各乡镇、村在每月的10前公示下月的低保保障对象和审核审批对象；县民政局在每月的28日前公示当月的低保保障对象和审核审批对象。公示时间均不得少于7天。

5.严格管理公示档案资料。建立台账，做好低保工作信访核查。建立群众反映的低保相关问题台账，要认真做好登记。对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反映问题的群众，做到件件有登记，事事有结果。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决克服懈怠、松劲、厌战情绪。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组成工作班子，强化措施，抽调政策性强、业务通、定期和不定期的开展核查工作，认真落实“谁入户、谁复核，谁复核、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要求，全面开展入户调查对存在返贫家庭要积极跟踪调查，协同县扶贫移民局落实工作，确保因返贫造成家庭政策及时落实成。

（二）注重核查实效。各乡镇在开展核查活动过程中要认真对照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做好核查工作，力戒搞形式主义、走过场。要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自然减员要及时核减，不具备享受资格的人员要坚决清理出去，形成长效机制，对各类对象开展复核、清理。

提示范文篇9

一、诉讼风险提示的概念

本意见所称诉讼风险提示，是指在法律服务过程中法律服务人员将诉讼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或不利因素明确告知当事人，让其充分认识这种风险并极早做好承受、防范、应对的心理准备，以帮助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二、诉讼风险提示的主体

全县基层法律服务单位，包括各镇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下称法律服务人员）。

三、诉讼风险提示的对象

所有委托、咨询或与委托活动有关的当事人。

四、诉讼风险提示的原则

（一）及时适当原则。法律服务人员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应当及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进行诉讼风险提示，提醒当事人充分注意诉讼（含执行）中可能存在的一切风险，防止当事人因期望值过高达不到预期目的而产生矛盾。

（二）全程提示原则。在接受法律咨询时，应当在解答时向咨询人提出；在代书文书时，应当向委托人提出；或受理辩护业务时，应当在受理前及诉讼过程中向当事人提出。要把诉讼风险提示贯穿于整个法律服务活动的始终。

（三）严谨诚信、实事求是原则。法律服务人员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解答法律咨询，应当认真审查，告知当事人在诉讼或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不得随意表态，不得虚假承诺，不得夸大自己的专业水平，不得夸耀或者宣称自己与司法机关、仲裁机构有关人员具有特殊关系，不得包揽诉讼，不得鼓动当事人进行无实质意义的诉讼，不得煽动、诱导当事人上访或采取其它非正常手段解决争议问题。

（四）收费公开原则。要明确收费标准，向委托人列明收费项目、收费方式和标准、收费数额（比例）、付款和结算方式、退费事由和方式、争议解决途径等，让当事人明白收费项目并心悦诚服的缴费。不得收取办案活动经费，不得假借办案人员名义或者以联络、酬谢办案人员为由，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不得违反收费管理规定或者收费合同约定，向委托人索要规定或者约定之外的费用或者财物。

（五）调解优先原则。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争议是一种更好的结案方式，让当事人知晓调解处结的好处，劝导当事人尽量走调解之路，让当事人主动配合调解，最大程度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庭外和解。要与当事人约定，在人以调解的方式为其解决争议和纠纷时，当事人同样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支付费，让法律服务人员的调解工作更加得到尊重和认可。

（六）书面提示原则。法律服务单位要统一制作诉讼风险提示书，由法律服务人员向当事人公开提示并做详细解释，让当事人在提示书上签名并存入案卷。要案案提示、人人提示。

（七）当事人承诺原则。应当与委托人订立委托合同，并明确约定：在建立委托关系后，委托人不应再采取上访或其他非正常手段处理争议或表达诉求，否则就与之解除关系。

五、风险提示的内容

（一）诉讼时效风险提示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权利的制度。应当告知当事人这一基本制度，以防因失效而丧失请求权。

（二）诉讼证据风险提示

证据是诉讼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委托人必须向人真实地陈述案情、有效地提供证据材料并积极地配合开展工作。法律服务人员原则上没有代为保管证据原件的义务，因此请当事人务必妥善保管。在开庭当日，请当事人务必带好原件和其他一切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免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法律服务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间、时效以及约定的时间，及时提起当事人的注意。

应当告知委托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承担对事实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要告知当事人在双方约定并经人民法院认可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本人向人民法院递交证据材料(含原件、原物)时，应当请人民法院出具签收凭证等等。

（三）财产保全风险提示

法律服务人员应提醒当事人注意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以正确行使权利。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15天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否则，人民法院将依法解除该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法律服务人员应就财产保全申请的作用、条件、风险和责任向委托人说明，让当事人明白，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四）起诉或反诉风险提示

起诉必须是原告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必须由原告当事人在起诉状上亲笔签名或者捺印。法律服务人员应告知当事人对未提出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将不予以支持。对委托人过高的或扩大范围的诉讼请求，应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如果委托人不肯放弃过高或扩大范围的诉讼请求，应说明这种诉讼请求将由委托人承担得不到人民法院支持的法律后果，并应以书面告知，由委托人最后定夺。

要让当事人明白：反诉是针对本诉而产生的相对独立的诉讼行为，同样需要法律规定的证据和理由的支持。没有把握的反诉主张，应劝说其考虑法律风险，慎重提出。否则因申请不当，仍需承担败诉的风险。应告知当事人，人民法院按反诉请求的标的收取诉讼费用，如反诉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反诉人还将承担该诉讼费用。

（五）权限风险提示

要与当事人协商好权限，使当事人明白人的权限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明白一般权限与全权（特别）权限的区别和意义。告知当事人：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而无具体授权内容的，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

（六）申请执行风险提示

在当事人委托事项得到生效判决（或调解）后，要告知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时效，莫因超期申请执行而丧失权利。法律服务人员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协助申请执行生效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并非所有的判决书（或调解书）都能得以强制执行，因客观原因还会有执行不到位的情形，让其及早知晓执行中存在的风险并能自觉承担这一风险。

（七）当事人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提示

存在下列问题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其诉求可能无法实现：

1、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或系伪证而又不可能再有其他有效证据的；

2、当事人的诉求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

3、当事人与其所提诉求无关的；

4、被请求人现在及将来根本无履行能力且无继受履行人的；．

5.其他无法实现的情形。

（八）投诉与举报提示

法律服务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如受委托的人有违法行为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的或对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不满意的，可以与该法律服务人员积极沟通，妥善解决，也可以向法律服务人员所在单位或县司法局进行投诉或举报。

（八）其它需要提示的情形。

六、加强诉外调解，努力化解诉讼风险

诉外调解是防范诉讼风险的重要方法。要建立代调结合工作机制，能调则调，讲求实效，有效避免或减少诉讼风险。代调结合，就是指接受民事委托的人，首先成为案件纠纷的第一调解责任人，对案件先行调解，使专业知识与调解艺术有机结合，积极争取调解效果，努力做到庭前和解。在同一个案件中，如果纠纷各方均从本县法律服务单位委托人，那么各人之间要及时沟通协调，共同制定调解方案，努力做好当事人的纠纷化解工作，争取在诉前和解。为促进代调结合的开展，县司法局成立代调结合协调指导组，负责对全县各法律服务单位调解工作的督导、协调和指导。纠纷各方人所在单位要及时向协调指导组汇报纠纷案情及调解情况，必要时由协调指导组对具体工作予以协调和指导。

七、监督考核

实行诉讼风险提示是做好新时期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保证，为促进工作开展，县司法局将按照《县司法局法律服务监督考核管理办法》、《法律服务机构百分制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监督考核。法律服务人员要认真主动的做好诉讼风险提示和代调结合工作，将诉讼风险提示书、调解工作记录等材料及时归档入卷，做到一案一卷。县司法局要对各法律服务单位诉讼风险提示和代调结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每月检查一次，每季度评比一次，年终进行总评，将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对诉讼风险提示、诉讼外调解工作善于研究，讲求工作方法，取得较好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隆重表彰，对其经验和方法予以大力推广；对思想不重视、工作开展较差的予以严厉批评。同时，严格按照“三制”建设和“四色”预警评价机制的要求，认真进行考核，以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促进工作的开展。

提示范文篇10

内容提要:为因应网络侵权的特殊性，我国《侵权行为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确立了此类侵权责任的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但是，依据该法，提示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承担审查义务，与立法初衷相悖，引发实务中的种种弊端。本文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承担审查义务的能力，因此应该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生活模式及经济利益上的对接，侵权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因互联网技术上的独有特征，网络侵权出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这对侵权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行为法》，结合了我国现存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性，即大多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或平台来进行的情况，从特殊责任主体的角度入手，对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特殊规定，并通过灵活运用共同侵权理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实施网络侵权的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加害人，让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提高了被害人求偿的可能性。下文将以提示规则为对象，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文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进行研究。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集中见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该条涉及“明知规则”与“提示规则”，分别规定在第三款与第2款之中，现分析如下。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明知规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本款规定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前半段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但书之后的规定，其民法学基础为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理论。在国外立法例中，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第512（c）（1）（A）（iii）、512（d）（1）（c）条和欧盟关于规定出版者责任的2000年第31号指令第44条，也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活动时，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理论上，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信息和汇总平台的管理者，是可以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信息流量巨大、信息种类繁多、更新速率飞快，让其履行同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者一样的审查义务，通过以主动出击的模式去寻找在其平台之上的侵权行为，在经济和效率上已非可能。

但是，经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其目的在于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而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理由。因此，本着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主观存有过错且对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帮助行为从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此即为明知规则。该规则通过扩大责任人范围的方式，保障受害人利益，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1、主观过错。假如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那么其在技术上的垄断性便天然的要求其承担监管义务。当网络服务提供商知道其用户存在侵权行为之时，假如其不履行监管义务而将涉及侵权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其对于该用户的侵权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放任心理，从而构成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的主观过错。

2、直接侵权行为成立。由于在《侵权行为法》中，作为特殊侵权主体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仅指没有直接从事侵权行为之人，故而其侵权责任之成立，需要依赖于其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在先成立。因此在明知规则中，已经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已发生了用户通过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符合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件的直接侵权行为。

3、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第1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因此，我国民法中，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客观标准，并不要求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的过错，也不要求这些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此相应，依明知规则，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后，假如采取放任的态度，任由其所运营的平台对该侵权内容进行无限制的传播，那么其在客观上，便实施了通过提供信息平台的方式帮助侵权人达到侵权目标的共同侵权行为。

4、共同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试图通过网络进行侵权的行为人，由于其一般不具有独立架设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因此绝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均是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达成其侵权目标的。因此，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其所使用的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因果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提示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款即为提示规则，在国外被形象地称为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最早由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创立，其第二部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一章，对四种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分别设计了与其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条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最早引入该规则，目的在于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用户的侵权行为分割开来。假如服务商满足了避风港条款中的豁免规定，则只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用户本人需要对其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因该用户使用其网络服务而承担侵权责任，从而保护和鼓励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给予其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提示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者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提示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

避风港规则并非网络服务提供商消极不作为的理由，假如被侵权人将其受侵害事实告知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其对于在其平台上所进行的侵权行为便处于知晓状态，因而应自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因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提示规则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却颇有探讨的必要。

在外国立法例中，真正的提示规则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共同侵权行为成立后的免责条款，该规则并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而在我国首先引进提示规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其第十四条、十五条、二十二条第（五）项提到了“涉嫌”和“权利人认为”等词，这些词语的出现，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了初步审查的义务，同时也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了主张“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余地。该种相对模糊的规定，造成了当权利人仅主观认为存在侵权的行为时，便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其对该“侵权行为”进行处理的情况。而每当网络服务提供商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利通知时，要不然选择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为由，拒绝权利人的主张，要不然由于对通知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从判断，而陷入两难状态。《侵权责任法》对于提示规则的规定更为宏观和开放，而且其可能面对的网络侵权类型也更加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有在权利人提供了符合法定标准或具有司法效力而非仅具有普通证明力的侵权行为认定文书后，仍然不采取相关行动的，才需要对侵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假如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承担初步审查义务，并让其承担审查不准的后果，那么提示规则将无法真正发挥其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互联网和谐发展的效果。

二、审查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无法承受之重

（一）以人肉搜索为例，对审查义务进行分析

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一份仅具有事实陈述的通知，告知有人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发动对权利人的“人肉搜索”，侵害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而被要求将该有关内容从其网站中删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便面临着对该通知中所提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承担审查正确与否的后果。假如其认定该“人肉搜索”并没有侵犯权利人的隐私权，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其将面临在日后法院认定该“人肉搜索”为侵权行为后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假如其认定该“人肉搜索”构成侵权，从而将该内容进行删除，则一旦日后法院认定该行为不构成侵权，那么其行为便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被删除内容用户的违约。

事实上，“人肉搜索”本身，作为一项网民通过网络自发寻找所需信息的工具，就如同被合法销售的武器一样，是不具侵权性质的。使用这项工具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才是决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因此，假如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么每一起由“人肉搜索”引起的案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当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这两种权利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远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能解决。

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对个人和社会均极为重要，其范围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且二者经常交错重叠。因此，纵使人们已经普遍总结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条件，隐私权的内容也在法律中和社会普遍观念中具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当这两项权利的冲突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呈现时，所需考虑的各种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需要经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可作出合理判断，这显然超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范围。此两种权利的复杂性详述如下。

1、言论自由权及其权利边界

言论自由，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是指人人有权以各种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不受非法干涉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明确赋予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础性人权，对社会发展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弥尔顿在为反对英国政府对出版进行审查而著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对于言论自由发现真理的作用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虽然各个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假如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指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有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除了对发现真理具有重要意义外，言论自由的作用还在于保障人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从而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合理性基础，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与独裁。并且，自由的言论可以使社会各个群体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的相互了解和谅解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政府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上考虑更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在其中进行公平的分配，使社会保持和谐与稳定。为了使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总结出了几项保护和实施言论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第一，公民表达什么思想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均应由其个人决定，而非政府或其他公权力机关。

第二，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应主动保障公众行使自用言论的权利，为其言论的表达创造平等和充足的平台，防止个别媒体或利益集团对言论市场的垄断。

第三，政府的政策应能够促进并保护言论市场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应通过不平等待遇来故意鼓吹或压制某一特定言论。

第四，不排斥政府通过平等的方式，通过言论的方式参加思想市场的竞争。

言论自由如此重要，其权利的边界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即使是如米尔顿一样坚定维护言论自由的人，也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他曾指出：“一切一件事应该允许其自由发表，但条件和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而以下三个原则，即为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一，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当其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均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公共利益本身，一般也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合法性理由。

第二，明显且急迫的危险原则。此项规则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Schenck案中提出的，其含义在于，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造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且迫切的危险得依据宪法予以限制。例如在报纸上对政府赈灾不力导致饥荒进行批评的行为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在一群饥民面前鼓动其哄抢粮仓则不再属于合理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第三，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旨在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必须适当、合理、均衡，并与其所意图保护的利益成比例。在衡量相冲突的权利时，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这些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在个案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法官对类似事件所作出的判决往往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也会对类似案件作出自我修正。

（2）隐私权及其权利边界

隐私权一词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来源于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合著的《论隐私权》一文。他们认为，现有的法律保护已经不足以保护人的精神世界不受侵扰，媒体的技术发展威胁着会把枕边细语变成屋顶上的大吼。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救济，以保护其人身，这一救济就是承认和保障人有独处的权利。从此之后，隐私作为一项新生的权利逐渐被各国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宪法领域广泛的承认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项规定将隐私纳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侵权责任法》在第二条规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中，明确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而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恰当的隐私权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权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信仰，是人主体性和自决性的保证。假如没有对个人隐私的适当保护，使其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个人意志将会严重受到公众意志的左右，而意志的禁锢将是对人的主体性最大的挑战。当人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他就已经不再拥有自决的能力，也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

虽然隐私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隐私权的内容包含什么，却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如美国等隐私权法律相对发达的国家，隐私权往往也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具体案情中的不同情况而划定出不同的权利界限。在我国，立法未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进行明确界定。理论上，虽然各个学说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大致采用一致的标准，如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应与公共利益无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相对克减等，但在具体内容如何确定方面，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于隐私信息的范围问题，就可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强调隐私权的内容应主要以权利人自身的意愿为判断标准，凡是权利人不愿意公布且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不违反法律公共政策的信息皆属隐私；而客观标准则认为应将个人信息按客观标准进行分类，个人隐私应是指那些与人格尊严直接有关的信息，而与人格尊严无关的个人信息，只有存在滥用的情形，方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还有随着科技进步、生活环境以及道德观念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各自即已如此复杂，其交错重叠更是要求法官在个案中运用艰深的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然而，这只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权利冲突的一种，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二）问题的引申——权利冲突

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其《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到：“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变化不断要求承认新的权利。”有理由相信，权利冲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其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势必还会出现更多新的类型。

对于权利冲突的成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因素构成，而随着为人们可得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不断扩展，法律也相应日益突破原有的严格规则主义的刚性模式，通过多种方法，使得利益和法力的结合更加多元化。在此背景下，权利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其实就是法律的外壳，即法律强制力，从而将权利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法律制度上的冲突。

不过，对于负有审查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当他面对权利冲突时，最关键的问题并非他是怎么来的，而是如何解决他。法律作为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社会治理模式，他对法律利益的分配，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博弈，其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取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在法律起源时期，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致。由此可见，权利的冲突作为利益和制度的冲突，其解决渠道往往也要诉求至包含了公共政策取舍的法律或司法。

德国的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与美国的双重标准理论，主张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权利在立法或司法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权利位阶的秩序表，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只需核对相互冲突的权利的位阶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个权利优先的结论。也有的学者认为，权利冲突问题与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并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进行转化，权利的本质是法律的强制力而非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因而权利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法律制度上的冲突，假如可以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从如何行使权利的角度，将各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那么权利冲突将不再是一个始终困扰民法学界的问题。

然而，美国法学家范伯格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人的注定权利划出固定不变的界限，以便当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免除审判就可判断是非。往往是在冲突发生之后，必须尽力作出调节，而不是预先以法规和法令防止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比，始终无法摆脱滞后性的缺陷，我们也很难想象，仅凭法律制度的建构，就能使所有既存的和新生的权利，如元素周期表一样各安其位。而权利冲突也并非只有一种形而上的解决途径，“少说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亦成为解决权利冲突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出现权利冲突现象时，个案的分析较之制度的预先设定往往更具实际意义。然而，当法官的自由裁量取代制度的预先设定时，主观上对利益的取舍很可能与立法者对于价值的判断产生矛盾，个案中的“实质正义”也有可能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再成立。那么这时，与其说解决权利冲突的是法官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洞悉公平的抉择，还不如说是其中立的地位和公权力的背景，为其解决权利冲突的判决提供了足够的权威。因此，权利冲突的解决，最终是需要通过具有公权力背景的渠道来实现的，私权利主体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步，而没有资格对权利冲突作出单方面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问题的实质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对立，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运作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的膨胀，网络服务提供商日后所可能面临的类似难题，绝不止“人肉搜索”一个。这些难题以权利冲突为本质，源于多种同样为法律所承认的利益之间的重叠，或者干脆源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其解决也根本无法绕过公权力的途径。

三、解决方案的提出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商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法理上均不能承担对权利要求者所提通知的审查义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免除其该种义务，而代之以权利要求者的证明义务，以达成《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我国在日后的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辅助措施：

第一，明确权利要求人所提出的通知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从而明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免责条款性质，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审查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权利要求人的权利滥用。其实，跟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相似，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对权利人所提出的通知内容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这些规定均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因此，《侵权行为法》作为总揽绝大多数民事侵权行为的基础性法律，应在其条文或配套规范中规定权利通知内容和形式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收到权利通知时，有一个形式上的判断标准，为其是否能够适用免责条款提供明确的预期，并且也为权利要求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防止其对权利的滥用。权利通知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2、提供直接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以及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站或服务器中的位置；3、权利人应提出被侵犯权利的法定或裁定的权利证明；4、权利人对于其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声明，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的损失。

第二，作为总览全部民事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法》，假如想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证明标准进行公约化处理的话，那么具体的规则恐怕也只能成为模糊的原则了，特别是在某些并没有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冲突处理方法的在法律制度中，如人格权，就将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证明标准，因此委诸于自由裁量的程度依旧很高，从而使法定标准的可参考性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权利通知的标准中，引入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中规定的先予执行制度，并针对网络侵权行为作出适当调整，规定较短时间，如四十八小时的裁定期限，以期通过公权力的权威，保证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消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面对权利冲突问题时的两难局面。

四、结论

我国《侵权责任法》，敏锐的关注到互联网对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深入渗透，并进而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原有行为模式的现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精神。该法本着平衡各方利益与最大程度救济受害人权益相结合的原则，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特殊侵权主体，纳入到了受害人追偿的范围之内，但同时又通过提示规则的设置，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免责事由。公务员之家:

但是，假如我们不厘清提示规则的真正含义，将权利通知的有效性预先作出法律上的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要求，那么当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众多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权利通知时，提示规则将不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事由，而成为了无形中强加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身上的审查义务，这无疑偏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侵权责任法》的配套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对于那些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并业已存在法定证明标准的侵权行为，规定明确的权利通知标准和内容；而对于那些权利边界模糊，权利冲突并无法定解决标准的疑难侵权行为，则应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的灵活适用，为权利通知中所提及的侵权行为做出一个初步的权威判断，从而真正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对权利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一个合理预期，及时将自己排除于侵权行为之外，并帮助受害人遏制住侵权行为的影响。

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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