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范文10篇

庭审范文篇1

实现庭审功能和价值目标，需要一种合理的结构和机制，其构成要素即庭审的原则，即“指定方向，但保留余地的‘最优化规定’”。作为一个原则体系，庭审原则可以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构造庭审格局，形成审理基础的结构原则；二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遵循的操作性审理原则；三是法官裁决案件应当服从的裁判原则。作为一种“三方组合”，庭审的结构原则含：1、法官独立。法官在审判中不受干涉，只服从法律。2、法官中立。一是利益规避；二是角色分离；三是法定法官。3、司法至上。法官因裁判职能和结构地位，对诉讼过程有权威性作用并生决定性影响。4、诉辩平等。要求平等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被告人成为诉讼主体并获得诉讼关照；辩护权的肯定和保障是诉辩平等的重点。刑事庭审的审理原则包括：1、审判公开。尤其应妥当处置审判公开与相关利益的冲突：一是根据公共利益需要限制公开审理。二是实行局部不公开的审理制度。三是在审判公正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关系中，对审判公开的方式作适当选择。四是建立诉讼笔录的公开制度。2、直接言词。要求实际上的法官“在场”而非缺位，要求口证辩论。3、辩论质证。审判须以双方的攻击防御为基础，采用抗辩举证和质证。4、集中审理。审判应持续进行，一气呵成，以实现迅速审判和正确裁判。刑事庭审的裁判原则包括：1、诉判同一性。要求法院审判受起诉范围的限制。2、证据裁判。刑事裁判须以事实为根据，而认定事实，应凭证据，3、依法裁判。反对任何枉法的、违法的，以及无法律根据的任意性裁判。四、有利被告。在信息有限而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作出“疑义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其意识预设是：宁纵无枉。

刑事庭审的结构可分为前现代结构与现代结构。前现代结构包括1、弹劾式与纠问式结构；2、前现代的混合式结构。3、反理性的特别审判结构。反理性结构的特征是法官不独立；采用非人道和反理性的方法获取供词和证词，并将其作为定案根据；任意的，无程序保障的庭前羁押；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被告人丧失了主体地位，并无辩护和辩解的权利。现代刑事庭审结构在具有符合理性的一些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可分为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审判结构，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审判结构，以及所谓“混合制”结构。在客观真实、诉讼公正、诉讼效率以及对诉讼条件和资源的要求方面，不同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制度借鉴方面，要认识所得往往和所失相伴，审判方式“混合”后仍具有一种基本倾向和特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向当事人主义借鉴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趋势。

我国新的庭审结构（即庭审方式）在庭前程序、庭审程序、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审决机制等方面均具有独特性，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研究我国庭审模式必须注意我国庭审制度的运行条件和背景。在我国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受到本土资源的顽强抵抗、限制和改造，其中包括文化、政策、制度和实际资源的四大限制。造成不彻底的实质化、不充分的对抗性、不完全的平等制以及不够规范的操作方式。而运行中的最大矛盾是控辩式程序与追求实质真实的冲突。改革完善庭审制度的目标模式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灰色模型，改善的主要路径是磨合、调合与局部和全局的整合。

庭前程序的改革向贯彻排除预断原则迈了一大步，同时照顾了新旧制度的衔接以及司法的现实，但仍存在排除预断的立法意图未达到，庭前法官了解案情不全面可能造成“预断的扭曲”，庭前审查的内容不确定，以及实体审查不能排除而可能导致新的“庭审走过场”。根据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条件，借鉴国外的制度，可实行“三步走”的庭前程序改革。第一步是实行全面移送材料、建立审前讨论会制度等改良性措施；第二步是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减少材料移送内容，实行基本的程序审；第三步是待条件成熟，建立预审制度，并且实行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切实贯彻排除预断原则，。

庭审调查和辩论程序中，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庭审顺序如何确定。就此，第一项原则是有恒有变——被告、被害人应首先询问，其余视情灵活安排调查顺序；第二项原则是先控后辩，举证依次进行；第三项原则是控辩审结合确定具体案件的调查顺序与方法。法官“主导庭审”的提法不妥。二是诉讼异议和诉讼辩论制度。在庭审调查中提出和裁决诉讼异议对庭审的公正性和有序化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诉讼异议制度的突出特点是法官的积极干预。诉讼辩论可分为调查阶段的辩论和辩论阶段的辩论，两种辩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功能。三是证据移送和庭后“默读审判”及相关问题。目前条件下一定程度的“默读审判”还无可厚非。庭审笔录制作和查阅核实制度应当适应庭审制度变更的需要而改进。四是公诉变更。检察机关有改变、追加和撤回公诉的需要和权利，但应不妨碍辩护权的行使同时在某些环节应接受司法审查。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后再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

庭审范文篇2

一、组织开展专项调研的基本情况

专项调研从年3月到8月，前后历时近6个月，分为前期准备、旁听和总结三个阶段。本次专项调研共有56名147人次的市、区人大代表以及区人大机关干部参加。共旁听18件案件，涵盖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类案件，其中，刑事案件8件，占旁听案件总数的44.4%；民商事案件4件，占旁听案件总数的22.2%；行政案件6件，占旁听案件总数的33.3%。旁听案件全部都是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在组织开展专项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制定方案，明确任务。旁听庭审是人大监督“两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有效抓手，因为庭审是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是客观评价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依法履行审判和公诉职能水平的重要窗口。因此，为组织开展好这次专项调研，我们首先认真制定了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了组织领导、调研的具体内容、旁听人员组成、旁听案件数量、旁听的方式、时间安排和要求标准等，明确了这次专项调研的任务是通过旁听案件的庭审，了解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的司法情况和水平，体现监督与支持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推进本区“两院”队伍建设，提高“两院”审判和公诉水平。

（二）加强组织，形成合力。常委会领导对这次专项调研工作十分重视，加强组织并形成合力。一是组成了乔德华副主任为组长、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代表工作室派员参加的专项调研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本次专项调研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四个旁听小组，组长分别由内务司法工委、城建环保工委、财经工委和代表工作室的领导担任。有三位常委会副主任参加了旁听活动。二是为提高代表旁听水平，常委会针对庭审法律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组织了庭审知识培训和示范庭观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旁听小组在庭审结束后还组织旁听代表对审判和公诉情况进行评议，肯定亮点，指出不足，这为代表在闭会期间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提高代表履职水平创造了条件。

（三）注意沟通，互相支持。在专项调研中，我们注意与“两院”进行沟通、反馈，使这项工作得到了区法院、检察院的重视和支持，同时也增强了“两院”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和加强自身监督的积极性。在前期准备阶段，我们与“两院”进行沟通，征求对专项调研工作计划与方案的意见。“两院”按照常委会要求，派出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领导对参加专项调研的人员进行培训，法院还就我区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向内务司法工委作了专门汇报。“两院”还专门召开或利用有关会议，要求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以专项调研活动为契机，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努力提高审判、公诉工作质量。在旁听阶段，法院及时将开庭排期表登录在市人民法院网上，同时传真至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以便我们通知旁听人员前往旁听。对旁听人员针对某些案件或庭审发表的意见，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员及时加以说明和解释。

由于领导重视、组织认真、各方支持，使专项调研工作顺利开展，增强了人大监督“两院”工作的实效。

二、专项调研中“两院”庭审和公诉工作的成绩与不足

（一）成绩

通过专项调研，我们认为我区法院庭审、检察院公诉工作总体情况是好的，审判、检察人员能够较好地履行法定职责，具有较高的审判和公诉业务水平，作风较严谨，形象良好，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落实“公正与效率”的要求

我区审判、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判、检察工作改革的要求，以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为目标，围绕提高审判、公诉质量，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庭审和公诉改革。法院全面实行排期庭审，有利于加快庭审节奏，提高庭审效率；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以及审判人员的认证，基本实现了从“纠问式”到“诉辩式”的过渡，体现了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居中裁判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落实合议庭和独任审判人员负责制，依法强化了审判组织在庭审中的功能；继续推进各类案件的繁简分流，简化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的讼累。法院、检察院相互配合，进一步推进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在刑诉法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审理方式无异议的部分案件，采用简化审理的方式，提高了庭审的效率。

2依法开展各项诉讼活动，较好地体现了程序合法的要求

我区法院能够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判活动。比较及时地在公告栏和网上开庭公告，执行公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旁听案件公开审理的制度，增强了庭审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了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的自觉性。审判人员能够较好地按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审理案件。对于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律明确规定以外的案件，一律坚持公开开庭审理。能够明确告知诉讼当事人包括申请回避、自行辩护及最后陈述等各项诉讼权利并予以平等保障，较好地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总体做到了按公布的时间开庭，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及其人的身份。庭审进程有序，阶段清晰，过程完整。

3重视队伍建设，庭审和公诉能力较强

通过专项调研，我们认为“两院”在队伍建设方面卓有成效。整个专项调研表明，我区审判、检察人员具有较强的综合业务能力与司法素质。审判人员能够较好地引导诉讼参与人依法进行诉讼活动，引导当事人当庭举证并主持质证，正确地归纳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控制庭审节奏，限制与案件无关问题进入庭审范围，较为及时制止诉讼双方及旁听人员出现的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表现出较强的驾驭庭审能力。合议庭人员能够主动配合，相互协调，使庭审活动进程有序。检察人员出庭公诉能力较强，能够熟练地运用法理依据有针对性地指控犯罪，对证据进行清晰分类并说明证明内容与目的。能够运用法律论证罪名与量刑情节，针对辩论焦点进行答辩，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较好地依法履行公诉职责。

4注重文明公正，司法形象良好

我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在庭审中能够按规定着装，法庭形象端庄大方。在庭审过程中使用普通话，用语规范流畅，表达通俗易懂，文明得体。检察人员宣读起诉书时庄重严肃，审判人员能够平等处置双方当事人行使的诉讼权利，展现了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应有的公正、文明、公平的司法形象。

（二）不足

在总体上肯定我区庭审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审判、检察人员在庭审中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个别审判人员驾驭庭审能力、检察人员出庭公诉能力不够强

个别审判人员驾驭庭审能力需进一步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合议庭审判人员参与审判不够积极，人民陪审员作用发挥还不明显。二是个别审判人员在引导当事人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时节奏还显拖沓。三是个别审判人员对于情绪激动的当事人的过激言词及行为制止不够有力。个别检察人员出庭公诉能力不够强，表现在有的检察人员由于准备不足或者能力有限，与对方经过精心准备的辩护人交锋时处于下风。个别检察人员应变能力不强，在辩护人提出新的辩护观点时，引用解释法律条款的能力相对较弱，说服力不是很强。

2庭审规范不够统一

个别庭审中，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的内容不完整。审判人员入庭时旁听人员是否应全体起立、公诉人员在出庭公诉时是否应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所有的旁听案件中做法不统一。有的庭审中向当事人展示证据速度过快，影响当事人对证据进行确认。在刑事案件开庭中，法警向被告或律师出示有关证据，还没有回到值警位置时，审判人员就发问或进行下一程序，显得过于急躁。

3法庭当庭宣判率不高

因各种原因，审判人员要在庭审后一段时间才能择日判决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旁听的18例案件，当庭判决的只有3个案件，占旁听案件数的16.6%，其中刑事案件2件，民商事案件1件，行政案件都没有当庭宣判。

4其它问题

一些案件临时变更开庭时间没有及时在人民法院网上进行更正。个别庭审没有按时开庭。个别审判人员庭审时坐姿不够端正。有的审判人员庭前准备不充分，对案情不够熟悉。有的审判人员庭审时注意力不够集中。有的女性审判人员发问、检察人员公诉时声音不够响亮，语速较快，使当事人或者旁听者难以听清。个别检察人员在公诉中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说明不够充分，如某案中认定的凶器为两把刀，但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只出示其中一把，对另外一把没有做出说明。

此外，法庭硬件设备还存在不足，如书记员使用的电脑普遍较为陈旧，敲击键盘时声音较响。有的法庭空间过于狭小，旁听席位过少。

三、相关建议

本次专项调研中发现的我区法院、检察院在庭审和公诉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认为这些不足有不少客观原因，但相当部分是由于部分审判、检察人员在思想认识、司法观念和业务能力上的差距所产生的。这些应当引起“两院”领导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强化思想教育，进一步树立司法为民理念

司法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要求，其重点在“司法”，本质在“为民”。“两院”要强化思想教育，使审判、检察人员正确把握司法与为民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严格司法与文明司法的关系。要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本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有关司法为民的要求和措施，并体现在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体现在每一个审判、检察人员的一言一行之中。

（二）继续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庭审能力和出庭公诉能力

不断提高庭审能力和出庭公诉能力是审判、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两院”要针对在庭审活动中审判、检察人员能力和素质上的不足，进一步强化专项业务培训、庭审实际锻炼和业务能力考核，努力提升审判人员的驾驭庭审能力、当庭判断能力和检察人员公诉举证能力、应变能力、辩论说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区庭审、出庭公诉水平和质量。

（三）进一步加强庭审、公诉规范化建设

庭审范文篇3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确认被告人沉默权，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我国原来的刑事庭审采用职权主义方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鉴于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先判后审"，难以做到公正审判而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被害人就指控事实进行陈述；讯问被告人和向被告人发问；控方举证，接受辩方质证和法庭审查；辩方举证，接受控方质证和法庭审查；控辩双方发表总结辩论意见；合议庭评议和宣判。与原来的庭审方式相比，现行庭审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庭上对于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宣读和物证的出示等活动，不再由审判人员包揽，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但审判人员仍然有权对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决定休庭并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不过这种发问和庭外调查仅仅具有补充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式举证和辩论，因而庭审过程呈现出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法官居中听证和裁判的"外观"。这可能是实务上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辩式"的主要原因。从限制检察院庭前移送的案件材料的范围、对有关罪或非罪的证据与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调查、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调查职权等方面来看，我国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与日本、意大利改革后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具有相似之处，似乎是"汲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合理因素"而改造了传统的"强职权主义"庭审调查方式。但是，与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大陆法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和日本、意大利的新型混合式刑事诉讼相比，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无论在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旧的庭审方式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则是这次庭审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和合议庭"当庭认证"三个方面。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准确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是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三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侵犯了辩护一方的质证权和辩护权

在改革前的庭审制度下，检察院起诉时必须一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可以在开庭以前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法庭上的辩护。为了防止审判人员通过庭前阅卷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解决"先判后审"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的起诉方式由"全案移送"改为"复印件移送"，即检察院在按照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而只需要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原来以实体审查为主变为现在的以程序审查为主。立法者希望以此迫使审判人员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活动，以便做出正确的裁判。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配套性地建立起证据开示制度，检察院掌握的控诉证据除了向法院移送的部分以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给辩护人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合法的渠道能够向辩护一方公开。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开庭以前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之后，再经被害人或证人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这样，辩护律师能够在开庭前看到并且掌握的证据材料，实际上基本上限于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哪些是"主要证据"？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据此，检察院可以自行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合法地"隐瞒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证据。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3条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主要证据"的含义，将它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的这种"司法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人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义"！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面证据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反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质证更加有效，从而使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如果公诉人只是部分地宣读了起诉时移送的某项"主要证据"的一部分，辩护人除了再宣读另外一部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对此进行质证？以这种基本上走过场的形式进行所谓的"质证"，怎么能够保证法院的判决"忠于事实真相"？。

检察院之所以能够"依法隐瞒证据"，除了传统的诉讼观念的影响之外，首要原因在于立法者对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基本精神不够了解，以为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仅仅注重程序公正，而对真实发现漠不关心。其次，是因为对于"先判后审"的矫枉过正，立法者似乎以为，为了防止审判人员庭前阅卷，应当要求"庭前什么都不要看，一切证据都到庭上见"。实际上，现代当事人主义早已摒弃了"司法竞技主义"，它要求在公正程序下尽可能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从而引导出实质公正的结果。正是诉讼观念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导致了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相适应的证据开示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参见孙长永：《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与证据开示》，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同时，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庭审是由一整套非常精致的规则体系调整的诉讼过程，基于程序上的当事人推进主义和实体上的当事人处分主义，正式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是保证庭审公正、高效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和"审前动议"程序以及英国的"答辩和指示听证程序"（pleaanddirectionshearings）和"准备性听证程序"（preparatoryhearings）等，都是这样的争点整理和庭审准备性程序。中国的刑事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发现"实体真实"的传统，也不应在追求程序公正的名义下牺牲必要的诉讼效率，而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明确控、辩双方的争议事项，把程序性的争议（如关于证据的可采性等）尽可能地解决在开庭以前，使正式庭审真正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并保证控辩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准确地做出实体裁判，而不至于撇开法定程序在法庭以外去发现所谓的案件事实。

二、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不符合对抗制审判所固有的控辩平等原则

法官审问被告人是近代以来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基础，我国改革前的庭审也采用了这种程序。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开始讯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据此，庭审调查一开始对被告人的讯问，主要是由审判人员进行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立法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讯问工作主要由审判人员进行，不利于审判人员居中听取双方意见，从而造成代替公诉人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存在对案件包揽过多的问题"；二是"不能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有鉴于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讯问被告人的方式上进行了改革，现行法第155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样，就以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为主的做法取代了原来的以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为主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与原来的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一样，是一种"强制讯问"程序。虽然这种讯问并无法定的强制方法作为后盾，但公诉人在讯问之前通常都会警告被告人"应当（必须）如实回答"，必要时法官也会提出类似的警告。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如果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或法官的提问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在侦查、起诉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而供认有罪，而在庭审中却当庭翻供，最终一旦被法院判决有罪，将因"认罪态度不好"而受到从重处罚，被告人并没有权利仅仅因此而提出上诉。更重要的是，由于基本上废除了原来的案卷移送制度，而证据开示制度却未建立，辩护律师参与化程度又非常低，被告人在接受公诉人的讯问和决定是否回答之前，根本无从知道控方究竟有没有证据、有多少证据、有哪些证据。因此，被告人是在对于"控方案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讯问的，被告人对于回答还是不回答以及如何回答根本没有做出理性决定的充分自由。由于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承袭了原来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程序的强制性，但削弱了被告人做出回答的证据基础，被告人在改革后的庭审过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被进一步"客体化"。因此，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看，与其按照现行法的规定接受公诉人的首先讯问，还不如按照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接受审判人员的首先讯问。

笔者无意反对改革庭审中对被告人的讯问方式。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以审判人员为主讯问被告人所产生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因而对此加以改革是完全有必要的。日本、意大利在改革刑事庭审方式时也对此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它们在改革之后都不允许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而且将讯问程序从证据调查之始移至证据调查之后或者末尾，以充分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同时防止审判人员和公诉人过分地依赖被告人的当庭陈述（特别是有罪供述）。传统上采取当事人主义庭审方式的英美法国家更不允许检察官或控方律师在控方举证阶段讯问被告人。为什么我国要改成以"公诉人讯问"为主这种方式？对此，立法者的解释是："公诉人是代表国家在法庭上起诉和证实被告人的罪行，为了更好地揭露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论证其犯罪行为应予追究，本款规定，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这一解释明显带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它所暗含的逻辑前提是"被告人都是有罪的"，而且"被告人通常都会做出有罪供述"，因此，为了便于公诉人对此加以"揭露"，应当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参与起草立法草案的学者则认为："在讯问被告人方式上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避免审判人员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直接对抗。……改由以公诉人和辩护人为主讯问被告人的做法，使审判人员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审判人员客观地对待和判断被告人的供述，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03页。审判人员果真能够如此"超脱"或"客观"吗？

实际上，在对抗制庭审方式之下，由实质上处于原告一方当事人地位的公诉人"强制"讯问处于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被告人，是违反控辩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即使在职权主义刑事庭审中，公诉人也只能在被告人表示愿意陈述的情况下，在法官审问被告人之后作补充询问。中国立法者在改革刑事庭审方式的当初，仅仅注意到审判人员讯问被告人可能造成程序不公，而没有预计到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更加不公正。因为审判人员至少在理论上被推定为"中立的"司法官，对于他讯问被告人的行为至少可以抱有一种"应当公正"进行的合理期待。与此不同，公诉人尽管在法律上被刻意塑造为"司法官"，要求他"客观公正"地执行职务，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他毕竟是被告人的直接对手，由他来首先"讯问"、"直接讯问"被告人，不可能期待有什么"公正"可言，而只能是把被告人作为追究的对象和怀有敌意的"控方证人"对待。而且下一步的庭审调查如何进行，都将根据被告人怎么说来确定。由于现行法对于被告人的庭前陈述如何进入法庭调查没有设定任何条件限制，被告人在回答公诉人讯问过程中所提出的任何辩解，都会因为公诉人随时"宣读"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秘密讯问嫌疑人之后所形成的"讯问笔录"《检察规则》第336条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据此，是否宣读"讯问笔录"、何时宣读、宣读哪一部分，完全属于公诉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而变得苍白无力。因此，本来应当是对于检察院的犯罪指控能否成立进行审查的法庭审理，变成了以讯问被告人、印证被告人当庭是否讲实话为中心的"片面追究"过程。把审判人员在这种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的讯问与被讯问过程中的消极听证视为"超脱"或"客观"，实在是对"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对抗制审判原则的严重曲解。因为"公正的法庭审判建立在控辩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的前提之下，而如果一方过于软弱，另一方过于强大的话，法庭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裁判者也就必然倾向于强大的一方，并形成与其主张相同的裁判结论"。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390页。

要解决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引起的程序不公问题，根本途径是确认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沉默权，废除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强制讯问权，并相应地调整整个庭审调查程序。调整后的庭审调查程序一方面要考虑被告人自愿陈述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对于审判人员形成正确心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被告人行使沉默权时法庭审理顺利进行的客观需要。对此，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方案，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之前，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沉默权，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公诉人询问的，公诉人才能首先询问被告人。如果被告人表示不愿意回答公诉人的提问，公诉人应当通过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或宣读书面证据材料或出示物证等方法，逐项证明公诉犯罪事实。在公诉人、被害人举证完毕之后，由辩方举证。如果这时被告人表示要站在辩方的立场上向法庭陈述案情的，首先由被告人陈述或者辩护人向被告人进行"主询问"，然后，公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人、共同被告人的辩护人有权进行"反询问"，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询问被告人。

第二种方案，应当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而决定是否允许公诉人首先询问被告人。被告人对于某项指控表示认罪的，公诉人有权首先询问被告人，但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被告人对于某项指控表示不认罪的，公诉人应当首先进行控方举证，待控方举证结束之后，轮到辩方举证时，被告人有权自愿陈述，并按照"主询问"、"反询问"的顺序接受辩护人、公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人的发问，法官也可以补充询问；被告人如果不愿意陈述案情的，也可以始终保持沉默。

在两种方案中，如果被告人拒绝回答"反询问"或者审判人员的询问，合议庭在最后评议时可以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但是，不得仅仅根据被告人的沉默或者对具体提问的拒绝回答而直接推断被告人有罪，也不得把沉默、拒绝回答具体提问作为从重判刑的根据。

两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对现行法的改动较小。但在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当庭陈述案情，公诉人有可能直到辩方举证阶段才清楚，庭审中的波动较大。第二种方案更接近于日本的做法，其基本精神在于保证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证据调查程序充分体现控辩平等原则，禁止把被告人作为控方证人对待，但公诉人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的举证压力增大。由于现行法并没有以强制手段要求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公诉人的提问，因而只要法院随着其独立地位的增强而在司法政策上加以调整，通过司法解释民主精神的不断积累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就可望逐步实现第一方案。第二种方案则必须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才能落实，因而实施难度较大，但从刑事案件的审判实行"繁、简分流"的原则和对抗制审判必不可少的"正当程序"精神来看，这一方案应当说更符合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总体趋势。

三、合议庭"当庭认证"，导致认定事实上的"裁量纠问主义"

"纠问主义"本来是封建集权制时代欧洲大陆和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司法审判方式，其突出特点是法官在认定事实上的主观擅断和肆意裁量。近代以来，各国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均对事实裁判者的司法裁量权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主要措施是：（1）事实的裁判者对任何证据的认定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根据没有在法庭上调查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2）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事实的裁判者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做出明确的判断，并说明理由。（3）合议制审判的案件中，合议庭或陪审团对证据的判断必须经过适当的集体评议程序。（4）事实的裁判者只有在听取控方的全部证据（只限于英美法）或者控辩双方的所有证据之后，才能本着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合理的判断，以期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不得对案件事实发表倾向性的意见，或者对于案件事实做出"部分认定"。

我国现行刑诉法和《法院解释》对于法官在法庭上如何审查判断证据没有任何规定，庭审方式改革过程中，首先在民事、经济审判实务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当即认证"或"当庭认证"的说法，随后推广适用于刑事审判过程中，并且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肯定。如1998年7月1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当即不能认定的，可以休庭合议后再予以认定；合议之后认为需要继续举证或者进行鉴定、勘验等工作的，可以在下次开庭质证后认定。"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的公开审判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其中第5条明确要求："法庭能够当庭认证的，应当当庭认证"。尽管学界对于"当庭认证"的含义尚有不同理解参见胡锡庆、张少林：《刑事庭审认证规则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464页。，但从最高法院的上述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不难发现，"当庭认证"实际上就是"当即认证"，具体又有"一证一认"和"一事（一组）一认"两种方式。前者指对每一个证据经过举证和质证之后，合议庭当场做出是否采信和确认的判断，并公开宣布；后者是指对一个方面的案件事实有关的几个证据经过集中举证和质证后，合议庭当场做出是否采信和确认的判断，并公开宣布。所谓"采信和确认"不仅包括证据能力问题，而且包括证明力问题，而且主要是证明力问题，其本质是判定证据能否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即举证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是否成立，尤其是在"一事一认"的情况下，"认证"实质上就是认定部分案件事实。表面上看上去，"当庭认证"似乎是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之后才宣布的决定，具有"依法裁判"的外部特征，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姿意妄断的表现。为了把它与法定的纠问主义相区别，笔者把我国基于法官裁量权而实行的认证姿意称为"裁量纠问主义"。其"纠问性"和"反程序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在对抗制审判中，关于证据能力问题的争议原则上应当在开庭以前解决，而不应当在对于本案事实的审理中"中途"停顿来解决程序争议，否则，本意在于审理本案指控事实是否成立的程序就会被程序争议的"岔道"所冲淡。我国法律和有关法律解释对于证据能力本身就缺乏必要的规范性限制，对于如何调查与证据能力问题相关的程序事实也没有任何可供依据的程序规则，况且合议庭当场也无法进行充分的合议，仅仅根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并不充分的争辩就对证据能力问题做出判断，难免过于草率。

第二，关于证明力的问题，在证据调查阶段只能就个别证据逐一进行质证和辩论，争辩的焦点在于证据的可信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而单个证据通常并不能自我表明其是否真实可靠。因而"一证一认"显然是违反判断证据的经验法则的。考虑到多数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没有机会在开庭以前接触控方证据，以及普遍不懂法律和诉讼程序这些事实，即使是被告人当庭表示没有异议的证据，合议庭用"一证一认"的方式进行"认证"，也不符合"忠于事实真相"的职责要求。

第三，如果是将一个案件事实分为若干片段进行分组举证、质证和认证，那么"当庭认证"更是违反辩论原则的。因为合议庭通过"一组一认"的方式确认证据时，已经对案件的部分事实做出认定，这样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于这一部分事实的辩论权，导致被告人和辩护人到了总结辩论阶段"无理可辩"的局面。难怪实践中出现有的辩护人"拒绝辩论"甚至以当场退庭表示抗议的场景。实际上，在"一组一认"的认证方式下，往往一个案件的证据尚未调查完毕，合议庭已经通过认证的结果向辩护人、公诉人和旁听群众表明了自己的心证：被告人是有罪的。

第四，"当庭认证"使审判长必须在每一证据或每一组证据的认证之前与两边的合议庭成员"交头接耳"，在排除了法院与检察院及合议庭成员之间开庭前非正式接触可能性的前提下，这种以"耳语"两三句作为"合议"的方式，并以此决定控辩双方有严重分歧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甚至当场确认部分案件事实，往往只是审判长的个人擅断，带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这一点不会因为审判长或合议庭成员个人素质的提高而有任何改变。

庭审范文篇4

为了保障法庭纪律，上述试行规则同时规定有五种人不准参加旁听，即：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醉酒的人；被剥夺政治权利，正在监外服刑的人和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人；携带武器、凶器和其他危险品的人；其他有可能妨害法庭秩序的人。

对于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审判长和司法警察等有权劝告制止；不听劝告制止的，经审判长决定，可以没收胶卷、录音带，或者责令退出法庭，直至依法追究责任。

前不久，某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其中有一名被告的儿子佟某也来旁听庭审。开庭时，书记员依法宣读了法庭纪律，其中就有关于当事人和旁听人员在庭审过程中，未经法庭许可，不准随便发言、插话的内容。

庭审范文篇5

关键词：庭审举证；方法策略；技巧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负有举证责任。所谓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认定其有罪的责任。检察机关能否顺利实现公诉职能，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打击犯罪，公诉人的庭审举证是重要环节。如果举证不力，就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导致法院不支持公诉人的指控，而判被告人无罪，使公诉失败。所以公诉人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证据状况，注意运用相应的举证策略与技巧，提高举证的效果，以达到举证的目的。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浅见。

一、庭审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诉法规定了7种证据，但对举证顺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第157条规定公诉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二)举证当中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显得杂乱无章。

(三)举证不全面，该举证的没有举证，不该举证的却详细举证。

(四)举证时没有对证据合法性证明力作出说明……等等。

二、庭审举证的方法策略与技巧

(一)巧妙安排举证顺序，扩大举证效果

在庭审中，公诉人若想胜诉，举证顺序的安排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公诉人论辩的效果。一般来就，举证顺序应具有逻辑性，所举出的证据应环环紧扣，在法庭上如何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先出示什么证据，后出示什么证据，应巧妙安排，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一般策略是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后物证，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宣读书证……等顺序举证，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但实践中具体案件各有不同，其采用的举证顺序也应有区别。

1、一人一罪的案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时，可按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先后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各种证据。

2、共同犯罪的案件，公诉人应先对主犯进行举证，再对从犯进行举证。对共同犯罪中不认罪的，应该运用迂回举证的方法，先对认罪的被告人进行举证，扫清，待犯罪事实被法庭确认以后，再集中出示各种证据，全力攻克拒不认罪的被告人。

3、对于有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的案件。应先举证直接证据。后举证间接证据。

4、对于有矛盾证据的案件，公诉人应首先向法庭出示有利指控犯罪的证据，并使有利证据形成一个稳固、合法、有效的证据体系，之后再向法庭指出矛盾证据不可信，应予以排除。

5、对于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案件。在进行举证时，应首先宣读被告人曾经供述过的记录在卷的被告人供述笔录，之后再宣读直接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存在的事实证据以及其犯罪时使用的实物证据。

6、对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要首先举证构成犯罪的证据，然后是罪重、罪轻的证据，最后才是量刑情节等其他方面证据。

(二)应注重举证的条理性

所谓条理性就是要求公诉人举证时根据案情的特点和证据性质将事实和证据进行分门别类，然后有条不紊地向法庭举证。

1、按序分段举证法。就是根据案件发生、发展中的自然停顿为标准，将整个案件划分成若干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要证明的问题和证明这些问题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按照一定顺序(如先主后次，先重后轻，先言后物后书证等顺序)分别列举的方法。按序分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组证据材料相对集中出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证明力强。对于同类数罪案件，则以每一次作案作为一个举证单元，在出庭支持公诉一些重大复杂、证据较多的疑难案件时，采用这种方法效果明显。首先，它既有效克服一次性调查，一揽子举证造成的事实和证据不能及时准确相互对应的弊端，也防止了一事一证，举证零散，不易归纳总结等现象；其次，这种方法便于法庭及时果断地采纳证据，接受指控，也可使旁听群众准确、细致地了解案情，从而大大加快庭审节奏，提高工作效率。

2、连环举证法。就是指公诉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把依法获取的每一个能够证明案件某一局部情况或者个别情节的间接证据，依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必然联系，按照先后顺序串连起来，组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然后采用逻辑推理、组织、出示证据的方法。运用时应注意：首先在举证中注意论证每一间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都能证明案件的某些情节；其次严格遵守举证的先后承接顺序，防止前后颠倒；再次注意论证所有间接证据协调一致，环环相扣，构成体系，并且能够排除对所证明事实的任何合理怀疑。

3、综合举证法。有些一个被告人犯有多起犯罪事实或者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某些证据在该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中均有证明力，或者能够证明多人共同犯罪，如果在讯问完一个犯罪事实或一个被告人后就将该证据使用一次，就会造成重复多次使用，给人生硬、机械之感。如果在讯问完所有犯罪事实或被告人之后，将该证据综合使用一次，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增强庭审效果。

4、集中举证法。一般来说，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或几个问题是控辩论的焦点，对于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诉人人举证将可适当从简从略。对于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公诉人将所有能够证明该事实和犯罪的证据集中起来，先主要证据后次要证据，先直接证据后间接证据，逐一向法庭举出，并加以适当说明，阐明该证据的来源及可靠性，所证明的内容等。

5、选择举证法。是指公诉人在举证时，对数个证明同一犯罪事实情节的同类证据相互比较，从中选择出一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证据，详细列举其全部内容，对其余证据则只作简单说明，不再详细列举内容的举证方法。这样举证的好处是简明扼要说明问题，不仅可以节省诉讼时间，而且还能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6、编号举证法。公诉人根据案情特点和证据性质，可将证据分门别类逐一编号，庭审举证时就按照编号逐一举证，特别是某些物证较多的案件，可将物证逐一编号并贴上标签，举证时逐一地说明物证的来源、固定方法及特征加以举证。编号举证法可以有效地克服一案众多证据杂乱无章、或同类物证易混现象，使举证工作井然有序。

(三)应保持举证的节奏性

公诉实践中，一些公诉人重视了举

证的策略和条理性，却又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即忽视了举证的节奏性，如举证时不分主次和详略，关键情节一带而过，而无关紧要的情节却一条不漏地列举，让合议庭和旁听听众听后搞不清他举证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要论证的重点是什么，也不能集中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举证的效果。因此举证应保持节奏性。

所谓节奏性是指公诉人在举证中根据案情结合辩护规律确定举证重点和非重点，相互地控制好快慢、轻重节奏，确保重点问题的举证。在决定定罪量刑的重点问题上可放慢举证节奏，加大举证力度，突出重点，从而收到扼住要害的显著效果。具体地说，在举证中。公诉人首先应注意捕捉牵一发动全局的犯罪情节。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及类似伤害案中的伤害程度、盗窃案中的盗窃数额等重要问题。其次，公诉人应选择犯罪中实施阶段为重点。因为实施阶段是犯罪过程的中心阶段，它不但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纽带，而且也是犯罪意图外化，形成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根据阶段。再次，共同犯罪案件选择主犯为重点，抓住主犯就能把握案件主线，比较顺利地定罪量刑。第四，选择易成为辩论焦点的地方为举证重点。归根到底，讲举证保持节奏性就是强调公诉人举证要紧紧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分清主次，详略得当，突出重点。

庭审范文篇6

一、庭审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模式界定

新刑诉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集中表现在重新配置控、辩、审职能，改变过去由法官直接调查证据的方式，确定了控辩双方向法院举证，同时不排除法官调查权的庭审方式。并围绕这一变革，修改了法院在庭审前作实体性审查的程序。新的刑事庭审方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庭审方式，它即具备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形式特征，又不乏职权主义的技术性因素，同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我国这种新的庭审方式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庭前程序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庭前程序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既非原来制度中的庭前实体审，又不是作为对抗制诉讼必要组成部分的程序审，而是独特的以程序审为主，不排除实体审的庭前审查方式。

新刑诉法通过后，有不少人称新庭审方式中的庭前审查是程序审，理由是依据刑诉法第150条，法官只需审查起诉案件符合审判的形式要件，就可开庭审判。但问题在于：案件移送方式并非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机关在移送证人名单、证据目录的同时，还须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显然未贯彻排除预断原则，法官具备在庭前作某种程度实体审的条件与可能。也就是说，法官庭前审查的内容及处理方式本身就不得不使法官超越形式而关注实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国刑诉法并未设置专门的“预审”程序，也未设置与庭审法官完全分开的预审法官（用以解决起诉审查、证据准入、证据开示等问题），由主审法官直接进行庭前起诉审查，在目前的起诉方式下，势必要关心案件的实质性内容。再从司法实务看，法官为了把握庭审，普遍在庭前认真研读主要证据，从而难以完全避免庭前预断。

第二、庭审程序的特殊性。表现之一是独特的庭审阶段和庭审程序设置。从国际上看，除了开庭后的调查身份、宣布权利等前期活动外，就“实质性”庭审活动，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大体采用“两段式”。我国原刑事庭审即采用此种方式。英美等国的当事人主义庭审则不同，其庭审阶段在多数情况下可简单概括为“三段式”。我国新刑诉法对庭审的推进和阶段划分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大陆又不同于英美的独特的做法：“实质性”庭审活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开始，然后直接进行证据调查，包括：（1）被告人、被害人对案情作出陈述并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向被告发问；（2）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证人发问；（3）出示物证、书证和各种笔录等证据；（4）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从上述程序大致可以看出：其一，新庭审虽借鉴了控辩双方举证调查方式，但对开庭陈述刑诉法未作明确规定：其二，根据新刑诉法，辩论活动可以在庭审调查中随时进行，而且除证据调查中随时进行的辩论外，在举证完毕后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论阶段，既所谓调查中的“小辩论”和辩论阶段的“大辩论”；由引可见，我国采取的既非大陆国家的“两段式”，又非英美的“三段式”，而是一种兼及两类的较为独特的阶段和程序规定。

表现之二，是庭审中法官职权主义因素与对抗制因素的共存及独特的混合。为了加强诉讼的公正性和审判性，此次刑诉法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类似对抗制的证据调查方式，以控辩举证为主代替了法官包办证据调查，因此已具有了对抗制庭审的某些基本特征。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和有利于寻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的因素。突出表现在法官不是消极的听证，他在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调查证据。

两种因素的共存似乎是现代庭审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我国新的庭审方式“混合”二者的方式较为独特。它突出表现在法官的调查职权强大而且缺乏限制，法官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揽举证尤其是代替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询问，这种情况在一些刑事审判实践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的规定，法官具有庭外调查的职权，这种庭外调查核实相对于庭审无疑是一种补充性的调查，一般是在某一事实对裁决具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不确定之中，或者双方对某一事实的举证明显相互排斥而当庭一时无法判断其真伪时，这一权力才由法官予以行使。然而，法官调查由庭内延伸至庭外，而且这种调查核实不受控辩双方意志的制约，也未规定控辩双方在场和参与，却是实行当事人主义的控辩举证制度的其他国家一般不具有的。这种做法固然具有可能进一步查清实体真实之利，但由此而取得的证据是否需要出示？如何在法庭出示？需不需要质证和怎样质证？一系列问题难以合理解决。

第三、诉讼主体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在我国新的庭审制度中，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等诉讼主体享有特殊的权利义务并因此而具有特别的法律地位。

首先是被告人的双重诉讼地位。双重诉讼地位，是指被告人在诉讼中既为诉讼主体又是诉讼客体。作为诉讼主体，他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并以此与控诉方作诉讼对抗。但在我国刑诉法中，被告人口供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来源。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在庭审中，有讯问被告人的专门程序，在此，也未赋予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程序中，被告人作为讯问调查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而成为诉讼客体。

英美刑事诉讼中，肯定公民“不自证其罪”的权利。除非当事人自愿放弃，对事涉本人的犯罪调查“有权保持沉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维系当事人对抗的平等诉讼结构。在现代职权主义诉讼中，也普遍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尤其是在审判阶段的沉默权，甚至一般不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从被告人的保持沉默推导出对被告不利的结论。我国刑诉法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主要是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应当说我国刑诉法就被告供述义务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否认，这种规定对查明案件情况是有利的，尤其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刑事侦查的技术能力不强，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将破案和定罪放在口供上。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除了容易导致“口供主义”，发生侵权现象外，还突出表现在常常出现“老实供述定罪”、“奸滑不供无罪”这样的司法悖论。而且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客体化，使诉讼的结构难以维持其平衡。

其次是被害人的当事人化。从一般法理上看，公诉案件因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实际成为公诉案件的“当事者”，被害人不具有诉讼当事人地位。但此次刑诉法修改，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修改。在法庭审判中，被害人享有讯问被告、询问证人、调查其他证据并要求法庭调取新的证据以及在庭审时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等当事人权利。实际上诉讼权利与被告人基本对等，同时因刑诉法没有规定控辩双方对被害人的质证，因此其诉讼义务少于被告人。被害人的当事人化，直接影响诉讼的格局。使两造对抗、法官听讼的“三方组合”的传统结构因被害人作为诉讼一方的锲入而为之改变。这可能有利于对被害人个体利益的保护，但增加了诉讼量，延长了诉讼时间，同时增大了法官主持审判的难度。

再次是检察官法律地位的特殊性。新刑诉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已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这种监督不是任意性的，其内容和方式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然而作为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它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不存在一个不允许监督的真空或禁区。庭审活动亦同，刑诉法虽然废止了当庭监督的规定，但该法第169条仍然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据此，检察院具有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的职责和权力，虽然监督的主体是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提出的对象是法院而不是合议庭，但出庭的公诉人在不违背规定情况下不能不负有特定的监督职责，也就是注视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行为，从而为本院的监督提供依据。否则，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无法实施，无从谈起。可见，在新的庭审制度中，检察官仍有较为特殊的法律地位。

第四、审决机制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审判法官及合议庭的裁决权仍然受到审判委员会甚至法院行政首长的制约。现代刑事诉讼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要求直接参与审判听证的法官和其他裁决者对审判案件作出裁决，为此，在司法制度上确立了法官独立的原则，在审判程序上肯定直接原则和言词诉讼原则，在证据制度上实行自由心证。然而，由于受法官素质、法院体制等限制以及服从政策一致性的要求，为慎重处理某些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刑诉法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明确体现了院长、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行使审判权的制约和监督关系。而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的原则，为这种特殊的审决机制提供了法理基础。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主要根据合议庭的汇报进行，因此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间接审理制。由于离开案件的直接审理，尤其是考虑到审委会成员虽然一般说来有更丰富的经验并属法院之精英，但仍然只具有一种有限的理性能力，未经直接审判而凭报告和某些书面材料的审阅即作裁判，也可能会有失于悖、有失于偏。

通过以上对我国庭审制度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产生两点评价性看法：

其一，我国目前的庭审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法。它是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注：我认为这种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可称为超职权主义。如被告人的如实供述，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以及庭审中的其他一些非对等性程序设计和允许书面证言使用等规定，已经超过现代职权主义的要求，而属我国特有的强化国家职权运用的制度。因为现代职权主义仍要求形式上的控辩平等和手段对等以及贯彻言词诉讼和质证原则等。）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目前制度改革的走向是较多的吸收和借鉴了当事人主义，但还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类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而应当看到与其有重大区别。我们只是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性设置，由于保留了对实体真实的顽强追求，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因素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刑事诉讼借鉴当事人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我国，目前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远未达到日本的程度。例如，最重要的诉讼当事人——被告人，其诉讼地位的两重性使其尚未实现真正的“当事人化”，而检察官的特殊地位也使其难以被命之为诉讼“当事人”，法官依职权且超越当事人主义的法官角色概念而调查证据还是十分普遍和重要的；而正当程序理念与当事人处分原则没有贯彻。

其二，上述三种因素虽经揉合仍具有机制性冲突，目前庭审模式还具有过渡性及相当程度的需改善性。刑诉制度与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应当实现机制统一，线条流畅。修改刑诉法，无论是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还是坚持以职权主义为特征的固有传统，都要注意其“技术合理性”，实现诉讼机制的协调统一。然而，新制度仍然存在机制冲突问题。这种冲突表现在所谓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矛盾。具体体现于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与职权主义的侦查起诉方式的冲突，以及庭审中的对抗制因素与保留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因素产生的矛盾。

例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虽然肯定辩护律师为“诉讼主体”，但就基本法律关系而言，是以被告人为“实质主体”，因此，在对抗制诉讼结构中，不会有强制性的“讯问被告人”一说。因为这与被告人作为一方实质主体的地位相悖。新法律在采用具有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的同时，却仍然保留“讯问被告人”的制度，而且由于改法官主问为公诉人主问，在被讯问人不享有沉默权的情况下，对抗制的平等精神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同时，审判方式与侦查方式也存在矛盾。我国的刑事侦查，不采取“弹劾制”侦查观，而是比较典型的强调侦查机关权力运用的审问式甚至超审问式模式，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可以直接决定对嫌疑人作较长时间的拘留，不需司法令状而直接实施搜查、扣押、邮检等强制性侦查手段。在这些问题上不采取“司法令状主义”，可以称之为“侦查便宜主义”。不过由于律师介入的提前，这种“单方侦查”状况有某些改变，但仍不能改变侦查权十分强大而且缺乏控制与辩护权弱小的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平等地进行诉讼对抗很不现实。

在出现机制性冲突的同时，新的庭审制度中某些技术性设置还不尽合理，存在庭前程序薄弱、作证制度不健全，以及技术性规则缺乏等问题，（注：参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新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评述》，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1997年第1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目前的庭审方式带有一定的过渡性和需完善性。也就是说，为了内在机制的统一协调，以保障制度的有效运作以及保证法律所欲保障的利益得到较好的实现，它将面临新的发展变化

。笔者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为了有效控制犯罪而使审判制度回到或者在实际上保持职权主义类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庭审方式，完善配套制度。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可能会走进一步借鉴对抗制诉讼的某些技术设置的道路，这也将会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刑事司法的一般性国际标准日趋一致起来。

二、新庭审方式的生存困境及运行效应

我国目前庭审模式的形成有理性设计、传统惯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法制必须适合一定的社会状况的原理，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以及今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主要有：

（一）文化限制

诉讼形式作为特定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是该社会文化的产物。如英美诉讼中的对抗制就植根于他们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美国文化中的对抗性显然与其诉讼的对抗制是相适应的。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却有别于英美的对抗制传统。日本学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他将中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称为上诉或保护性诉讼模式，而将西方的诉讼称为竞争性诉讼模式。（注：野田良之：《比较法文化学》，《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4期。）这两种诉讼类型由根本理念的不同而形成如此的区别。我国法文化学者梁治平先生指出，“对抗需建立在某种文化的共识之上，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87页。）

中国文化的非对抗制倾向，必然影响对抗制诉讼方式的引入。对抗制的要素即使通过立法成为形式上的体制要素，也难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彻底贯彻。这种情况体现在：辩诉双方的对抗程度有限，而趋向于寻找妥协和协调的方式；被告人更愿意通过协商的方式以求得控诉机关宽大处理。尤其表现在证人不愿当面指证，不愿意面对面地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因为这样作似乎有悖于与人为善的传统观念。这种情况在庭审实践中已经十分明显。这使法庭不得不较多地使用难以质证，具有传闻性质的书面证言，使得抗辩求证的对抗制精神难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体现自由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制）难以彻底和有效地施行。

（二）政策限制

民众重视安定而不太重视自由的心理和现实的政治结构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原因，强调社会安定，重视法律秩序的维系以及主张“安定压倒一切”还是政府基本的取向。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政府始终坚持“严打”方针，坚持“从重从快”，以有效地震慑和抑制犯罪。使对抗制因素的引入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控制犯罪需要司法一体化，即侦、检、审三机关互相配合以有效完成诉讼作业，这使得对抗制所需要的司法分权和制约制度难以充分贯彻。二是“从重从快”要求程序比较通畅，障碍较少，而对抗制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通过诉讼设置程序障碍，防止效率过高，因为最大的司法效率往往意味着最大的司法暴虐。三是有效震慑和抑制犯罪需要司法的快速高效，因为对犯罪的惩罚越及时，刑罚所发生的威慑和教育作用就显著。然而，真正的对抗制庭审较之法官职权主义缺乏效率，因为它贯彻“当事人主导”原则，而且实行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一个案件通常需要多次开庭。国家刑事司法政策与对抗制诉讼制度及其理念的冲突，至少在短时期内，会产生以生以政策抑制体制的效果。为了有效贯彻司法政策，职权主义和超职权主义可能成为实际上主导诉讼制度运行的内在精神。

（三）制度限制

庭审方式及庭审制度的运行必须放在国家刑事诉讼制度、司法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其一，我国实行的是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及其体现这一原则的诉讼制度，并未确立“司法至上”的原则和体制，这使对抗制诉讼所需要的强大的司法权威难以确立。而且法院体制行政化，实行“司法工匠制”而非“大法官制”，也影响这种司法权威的确立。其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制度将影响庭审模式和庭审制度的运行。它从两个方面妨碍了对抗制精神的贯彻：一是对抗的基础是诉讼当事人的平等，而检察官与被告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和法律手段上的非对等使得对抗制基础难以确立：二是对抗所需要的法官中立及司法至上因检察监督而难以有效实行。虽然法律已经限制了检察官的庭审监督权，但这种监督并未完全取消，检察官在某种意义上对法官形成的“上位关系”，使法官控制当事人举证和辩论的诉讼指挥在效力上受到影响。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显出。其三，从刑诉制度的整体状况看，刑诉法虽经修改，但究其基本精神，仍然适应于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十分重视对犯罪的打击控制，因此仍然以职权主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的超职权主义为主导。这必然影响庭审方式，甚至使具有对抗制意味的庭审设置在实践中变形为类似职权主义型的庭审。

（四）资源限制

司法资源，这里包括人的资源和物的资源。准确意义上的对抗制诉讼，与其说是一种“大众产品”，毋宁说是一种“奢侈品”，它需要高素质司法人材的参与以及高耗费物质资源的保障。庭审的实质化和庭审的抗辩性，要求法官、检察官、律师能在有限的庭审时空作出正确的判断、敏捷的反应，并充分调动各种知识、经验和技能。然而在目前甚至今后相当时间内，我国法律人员的素质难以达到这种要求。物质资源的问题也许更加突出，证人出庭的补偿因各地的资源短缺难以保证，对证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也因物质条件的不足难以有效实现。控辩式庭审对取证的更高要求也因条件有限而难以充分达到。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我国在追究、控制犯罪方面的物力、人力以及人员素质条件的十分有限，而这方面的任务又十分繁重，需求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们还很难采取彻底的侦查、充分的调查取证，尤其是获取“外部证据”来有效地打击、控制犯罪，国家司法系统为了完成犯罪控制使命，就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即牺牲某些利益，包括适当抑制被告人的抗辩能力，以防止对控制犯罪保护社会这一重要利益的损害。（注：例如，修改刑诉时时未肯定被告人的沉默权这一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仍然确立其供述义务，可以说，就是在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所作的一种偏向后者的权衡。）

在提出上述限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新的庭审方式在其运行及其模式形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矛盾，是对实体真实的追求与控辩式诉讼程序的矛盾。发现客观真实，实现实体公正，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目前，一部分法学家正在阐扬程序的独立价值，不仅出现了实体、程序并重的主张，更有人认为我国应当学习英美法，强调“程序先于权力”，“程序重于实体”。这些观点的阐扬，作为理论主张，用于冲击和矫正我国传统的轻视程序的倾向，应当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时期的实际生活中，从总的情况看，在社会价值观上，程序还很难与实体抗衡。老百姓所关注的、党委和政府所关心的，人大所监督的，还是法院是否定错性、判错刑、杀错人。至于程序上有什么错误，只要不发生大的问题则不认为是很重要的。而法院自身也是适用类似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判错案，至于程序上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则是次要的。目前法院系统正在强化的“错案追究制”，进一步强化了审判人员在保证实体公正上的责任。这种强化，也使得实体真实与控辩式程序的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实行控辩式诉讼，应由控辩双方在法庭举证，法官主要承担听证和裁判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证据裁判原则”，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举证进行裁判，只对证据事实负责，不对客观的、实体的真实负责。但法官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责任，迫使他运用职权超越辩诉双方去查明客观真实。在检察官不能有效履行或者法官认为检察官不能有效履行或全面履行其举证责任时，他就不可避免地去运用职权进行调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当调查程序的主角。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诉讼中对实体真实的强烈追求倾向，使依靠控辩对抗来推进和完成诉讼的机制受到很大的阻碍，法官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做法成为不可避免。

上述限制，突出表现在限制和制约了我国新的庭审方式的运行效应，即降低了新庭审制度中“形式理性”（即制度本身的逻辑合理性）的含有程度，使其限于一种“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突出表现在：

其一，不彻底的实质化。法庭审判克服“走过场”，即“制度虚化”问题，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是本次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应当说，随着庭前审查的程序化以及法庭控辩举证的确立，庭审实质化已在一定程序上实现。然而，这种实质化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一是因为法官庭前审查不排除实体审，而且未实行庭前审（即“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的制度，开庭时法官已对案情和证据有一定了解；二是由于审判委员会介入审决程序，某些案件以非直接审理方式作出裁决，导致庭审“虚化”；三是强烈追求实体真实的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如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制度以及法官在庭下、庭后审阅证据的做法等，使庭审实质化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在目前的制度模式中，庭审的实质化必然是不彻底的。

其二，不完全的平等制。诉讼结构应当是一个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决的“等腰三角形”结构，虽然刑事诉讼中控诉与辩护方的实际能力可能存在差别，但对抗制强调程序上的平等性，即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手段对等。然而，由于受到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与制度的影响，受到检察监督制度的制约，受到被告人相对客体化倾向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采取了限制出庭检察官的监督权、强化被告人的辩护权、加强法官的诉讼指挥作用等，增强了程序的对等性，增强了庭审程序中的“诉讼主义”，但这一问题仍然未获得根本解决，控辩双方的平等仍然是不完全的，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其诉讼资源，包括地位、权利和能力都显然优于辩护方。

其三，不充分的对抗性。我国刑诉法修改，强化了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强调了控辩对抗的因素。显然是对对抗制诉讼方式的一种借鉴。主张对抗制的诉讼法学家认为相互对立双方的观点交锋，即抗辩求证，是寻求真理的最佳途径。但另一方面，这种诉讼中的竞技性，也有可能使竞赛双方为取胜而有意无意地掀起模糊法官视线的烟尘，影响其对实体真实的发现。然而，无论其利弊，由于上述我国社会文化中“和谐”精神的贯彻以及政治的、国家政策的因素等，非对抗的、法官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因素仍将顽强地生存于庭审制度和庭审活动中，这就使得控诉方与辩护方的诉讼对抗较为有限，例如，由于侦查程序仍然是以信赖国家侦查机关为基础，并不存在一种“双轨制”的侦查程序，（注：所谓双轨制侦查，是基于限制和监督国家警察权力运用，而允许私人侦查与国家侦查同时展开，并相互制约的侦查体制。参见何家弘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第26—30页。）律师取证时间、取证条件、取证手段有限，还难以运用辩护证据与控诉方充分对抗。

其四，不够规范的操作方式。由于庭审制度中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以及我国固有的做法这三种因素的共存，将导致一定的机制冲突，如诉讼平等与不平等的冲突，当事人主导与法官职权运用的冲突等，这种冲突将妨碍诉讼操作方式的规范化。加之目前的庭审方式缺乏一些必要的技术性规则，也容易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无序化。这些因素将使庭审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例如法院对起诉的庭前审查如何操作，庭审中法官与控辩双方的关系如何设置，其诉讼作用如何分配，被害人参加诉讼以后调查与辩论如何进行，证人出庭什么情况下是必须的，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庭前证言代替等，这些问题都尚未而且难以作出规范化的确定，实践中各地往往有不同做法，而且都有某种依据。操作方式的不规范，妨碍了庭审技术化、精密化及合理化程度的提高，可能损害庭审的效率以及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方面的效益。

三、改革完善刑事庭审制度的目标模式及路径

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完善，是受到多种条件制约的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在对我国法治化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所谓“本土资源论”，有的人称为“法治保守主义”。即强调法治必须立足于“本土资源”，对外来制度的继受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继受能力和继受条件，反对过分强调法制的“普适”性。另一种可称为“拿来主义”，或“法治激进主义”。强调人类文明基于共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要求的普遍性，主张采用法律移植的方法，通过理性化法制的引入改造传统社会，将其尽快拉入现代法治的轨道。与之相应，在刑诉法的改革问题上，也出现了“适应论”和“适当超前论”两种主张。前者强调刑事程序适合目前的“国情”，后者着眼于发展而主张刑诉法相对于目前的社会条件可以适当超前。笔者认为，从我国刑事庭审制度改革的实例看，在不具备大的体制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法制“移植”实际上是难以实行和奏效的。因为社会并未给它提供一个实施的基础，而且大量的反作用因素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本土资源”是法制的改革和操作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基本因素。不过，考虑“本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对其消极迁就，而要考虑本土资源也具有相当的“柔韧度”，即对外来因素的“可能容纳性”；同时，外来法制在理性化基础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再采用“渐进”方式，适当抑制本土资源中某些不适合现展的因素，强化其推行法治的条件，即采取积极的“本土资源论”，这使任何理性化法制的推行成为可能和必要。在这种主张的基础上，笔者就完善我国刑事庭审制度的目标模式及路径与方法提出以下设想：

（一）改革完善刑事庭审方式的目标模式：灰色模式与中国色彩

改革完善刑事庭审制度，其目标模式是充分兼顾任何具有合理性的刑诉制度都确认和追求的基本价值：保障实体真实，遵守正当程序，实现诉讼效率。因为真实是裁判的生命，而正当的法律程序是对刑事诉讼中基本人权的保障，诉讼效率则为实现刑事司法保卫社会的使命所必需。由此而确立的目标模式，就应当是一种“灰色模式”。然而这种灰色观实际上是任何理性化刑事诉讼的制度设置的理念基础，它并未回答我国改革完善刑事庭审方式目标模式的特点，即“特有的色彩”问题。尤其是要回答在价值冲突的情况下的价值选择问题。例如，是奉行实体真实——实事求是原则，还是在否定或部分否定实体真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坚持“程序公正第一”。

要追求实体真实，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就不能不注意两点：第一，是对审判中的程序法规则须作合理设计，不能过分地妨碍对客观真实的发现。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司法条件

下，将侦查材料完全排除于审判程序之外，即采纳有人建议的“侦审中断制”，这虽然有一定的法理合理性，但鉴于中国刑事司法目前的实际条件，如果这样做，将使相当一部分本可证实的案件得不到证实。因为侦审中断，意味着审判中全部重演侦查的取证过程，除了国家的资源难以承担外，还因目前的作证制度不健全，法制条件不佳等原因，完全抛开侦查时所获人证，仅依靠公开的庭审将很难实现控诉举证的目的。第二，是在审判活动中，法官负有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责任，因此不能完全消极地对待自己的审判职能，他应适当运用职权，在辩诉双方举证的基础上努力去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由此而建立的诉讼模式当然就不是纯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而属前述三个因素混合型。应当承认，只要注意技术上的合理性，混合型体制也是可能并有效的，目前借鉴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日、意、韩等国就是根据本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传统，仅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当事人主义，而且采用了不同的要素组合形式，从而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混合型诉讼模式。

中国的庭审制度的改革，已经由刑诉法的修改而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然而在这个基础模式之下，尚存在一个具体方式的选择问题。除具体模式的选择外，还存在一个对目前的庭审模式作必要而且可能的进一步改革完善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注意本文第二个大问题所论述的对庭审制度的运行限制因素。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力求一步步地创造条件，提高制度的合理化水平。由于条件的具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制度的改革也应当是渐进性的。

（二）我国刑事庭审制度完善途径：磨合、调合与整合

由新刑诉法勾勒的新的庭审制度，在操作的实践中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它即不能象传统方式那样令司法人员驾轻就熟，又不能使人们学着国外一种既存而且成熟的模式依葫芦画瓢。如何对这种制度进行实际的操作，是中国司法制度建设和诉讼法制建设的一个难题。加之1996年修改刑诉法所确立的制度还存在相当的过渡性和有待完善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庭审制度？笔者认为，磨合、调合与整合，是完善我国刑事庭审制度的必由之路。

磨合，是指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及其他诉讼主体通过实践逐渐适应新的制度，逐渐相互协调，在实践中求同存异，在各分歧点上，通过磨合性实践，找到一些各方较能接受的也相对合理可行的方法，以消除内耗与摩擦，保证制度运行的必要效率与效益。

为有效实现磨合目的，司法机关和其他诉讼主体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法制原则。必须根据刑诉法的规定进行操作，不能突破法律和曲解法律。依法，包括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依据法律的精神这两个方面。如公诉人的法律地位和职能，此次刑诉法修改为避免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的直接冲突而修改了原法律的庭审监督条款，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和新的规定，某些检察机关仍坚持公诉人兼法律监督者，在庭上直接提出监督意见的做法似有不妥。又如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范围，鉴于此次庭审制度的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庭审“走过场”，实现庭审实质化，从而要求法院的庭前审查主要是程序审，并以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先入为主，那么，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范围就应适当限制，而不宜太宽。尤其以复印件内容太少不予受案似与法律精神不合。二是合理化原则。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实践中应当根据合理的原则，即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在遵守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有利于发现客观真实；而不应过分的考虑部门的权威和权力。三是可行性原则。由于前述实际条件的限制，某些似乎合法也合理的东西不一定就能办得到、行得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某些证人不出庭甚至拒不到庭，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就因此而不审判，而应当寻找某些替代办法，在不突破程序公正的最低标准的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处理，有效完成审判。

调合，是指中央和地方的政法各机关在人大、政法委的协调下，通过调查研究，就一些有分歧的问题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形成执行刑诉法的细则性规定，在诉讼活动中，各诉讼主体均遵照执行。磨合是必要地，但如无统一方法又容易造成各行其是，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几家的分歧难以在实践中自行协调，这势必造成不断的扯皮，影响司法的效率与效益。因此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即审判中心体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由多方协调形成比较一致的执行意见，然后统一遵照执行是必不可少的。经过反复的协调磋商，高法、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于1998年1月19日制定颁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文件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起诉时移送材料的内容、询问证人顺序的决定、法院调取证据、公诉证据的移交、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等与庭审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应当说，这些规定基本合理。但所涉及问题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刑事诉讼各主体之间协调关系的一个文件，用于解决彼此间分歧较大的部分问题，而对于主要涉及各主体自己的操作方式，彼此间矛盾不十分突出的，则多未涉及（主要采用各系统自行制定的实施细则来解决）。然而经协调统一形成明确规定，无论这些规定是否合理，至少可以防止矛盾和扯皮，保证庭审的效率。

庭审范文篇7

关键词:刑事一审;庭审;实质化

现今，随着我国刑事案件审理复杂性、多样性的提升，司法体系建设的完备性尤为突出，做好刑事一审庭审的实质化改革，将成为刑事案件一审庭审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国未来阶段更好开展刑事审查、推进刑事庭审体系完善的重中之重。

一、刑事一审庭审诉讼的实质化内容

刑事一审庭审诉讼是对刑事案件的直接反馈，可以明确的掌握控诉方及被控方的基本需求及情况，为后续阶段的庭审审理，做详细的案件分析与审理，因此，刑事一审庭审诉讼的实质化推进本质意义在于提高庭审结论有效性，为刑事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与科学化开展布局奠定坚实基础。（一）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体系。制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可对，司法流程化管理形成有效规范，从而保证司法系统标准化运转。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体系，实际上是运用司法审核核心引导，发挥庭审的公平性、科学性以及合理性优势，以此维护司法权威，推进庭审裁判的实质化演进。刑事一审庭审更为注重案例审理逻辑性，对此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体系，将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刑事案件取证基础，提高案件查明的真实性，为刑事一审庭审提供更为有利的司法审理条件，有效杜绝形式化审理对司法判决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确立符合现行司法审理标准的实质化庭审体系。（二）树立庭审实质化的裁判的诉讼理念。刑事庭审一审裁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后续阶段庭审审理走向，为保障司法审理过程中的裁判公益性与合理性，裁判者必须将案件审理本身作出明确的审判规范，使现有庭审裁判双方及多方所提供的证据、言词及法庭辩论重心均可处于固定的司法审理环境，一方面遏制外界因素对庭审裁判公平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可推进司法审理条款的标准化落实，使庭审实质化可以有效服务于庭审多方，而非因控方及被控方等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必要的形式化误差。同时考虑到刑事庭审内容的差异性，案件审理标准的刻度化执行，难以符合现阶段的司法庭审裁判需求，要从案件调查结果对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必要性做深入解析，选择最适宜的方案开展刑事庭审的司法裁判方式，进而运用有限的诉讼资源发挥更高的司法庭审功能性。

二、刑事一审庭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刑事一审庭审对于大宗案件的审理，可充分保证其公平性、合理性与科学性，但对于小宗案件的审理，则受到资金不足、人员不足及审理流程繁复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实际问题，需通过一审庭审的实质化推进予以解决，从而形成完善的刑事一审庭审裁判审查机制。（一）庭审证明过程形式化严重。庭审证明的提供是明确庭审方向的重要标准，同时亦是裁判者对庭审控诉方及被控方所涉及司法内容裁决的关键节点，所以庭审证明的提供，根本意义控诉方履行证明标准对被控方进行指证的基本依据。纵观我国近年来刑事一审庭审案件，庭审证明的提供通常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例如在对某段宣读证言笔录的摘取过程中，通常有断章取义之嫌，难以切实的按照笔录内容对全面性阐述，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庭审证明流程，但就庭审证明的公平性而言，形式化特征较为明显，不符合庭审公平性原则。（二）庭审证据内容审查不足。1．庭审证据内容审查的重要性。证据内容对庭审司法判断结论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司法管理体系下，证据在庭审司法判决中突显的尤为重要。庭审证据内容审查的不足，是我国现阶段各地区刑事庭审形式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首先，司法程序上对小宗刑事案件正确内容审查投入不足，小宗刑事案件审理通常存在一简再简问题，导致小宗刑事案件庭审公平性偏差严重。其次，刑事一审庭审裁判流程相对复杂，部分案件内容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为降低司法控诉成本，通常地方庭审机构难以对细节化的证据内容取证做规范，因而造成庭审证据审查的不足。2．庭审证据内容审查不足事实案例。例如江苏某地对一起故意伤人刑事案件的审理调查，初期审查材料中控方与被控方系邻里关系，于某日下午，控方即甲方称其在居所内施展音乐才华，由于其声音优美引起邻居被控方乙的妒忌，因此产生语言摩擦，控方称：由于被控方乙口齿不灵，言语激战中处于下风，因此持刀入室对控方甲展开人身攻击，并进行殴打，但却无法提供事实证据，而被控方则称：是控方首先扰民，在正常沟通干预无效的前提下双方产生激烈语言摩擦，致使控方首先强行闯入被控方居所内携非法人员对被控方本人及其家属进行行凶殴打，经查被控方身体多个部位存在不同程度的皮外伤及淤青，但在庭审过程中，控方仍出具某知名医院医生的伤病证明，证明称其在近期有因外力引起的腹部软组织损伤，由此认定控方为被害一方，同时控方一再强调被控方品德败坏常有蓄意伤人之嫌。后因控方证据充足，而获赔被控方2万余元人民币。后续经笔者联系相关司法人员深入调查取证分析，得出事实结论，控方首先扰民，并至被控人家中首先行凶，另外控方人员多次参与黑社会性质活动，同时找至某医院医师吕某为其作伪证，后证实医师吕某为控方直系亲属，被控方在控方黑社会性质团体威胁逼迫之下，不得已撤销证据，最终导致刑事庭审结论颠倒是非黑白。3．庭审证据内容审查实质化改革必要性。综合以上案例，庭审证据内容审查的形式化，实际上无法避免外界因素的干扰，进而使刑事判决结论发生严重偏差，而对于此类错判误判，同时难以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予以上诉或改判，又被控方家庭经济条件不足，难以保证庭审辩论的公平性，所以刑事庭审证据内容审查的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刑事司法判决公平开展的一大阻碍，需制定一系列的庭审实质化措施予以改变，实现刑事一审庭审的公平公正。

三、针对刑事一审庭审问题的解决

刑事一审庭审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严谨、证明不全面、裁判不规范及证人出庭难度较大等多个方面，因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庭审严格证明的主观作用、强化卷宗审理强度等多方面着手，使刑事一审庭审权威性充分保证。（一）发挥严格证明在庭审中的重要作用。严格证明在庭审中，可进一步规范证明取证的方式方法，从最基础环节上严格履行证明义务标准，以此克服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弊端。为严格的履行证明标准，必须在刑事庭审证明方面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解决。第一，要将传统意义上控方的概括、宣读等举证方式进行更变，在有争议及争辩事实的证明内容上做科学取证，保证控诉及被控双方的合法权益。第二，要严格的对控方所提供的证明、证据及人证等做深入审查与调查，注重对言词严密性的检查，并明强化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归属执行力，全面的分析证人出庭作伪证的事实可能性，进而运用严格证明规范庭审证明的各项细节，加快刑事一审实质化推进。（二）加强卷宗审理、言词审理及证据审理规范强度。加强卷宗审理的规范强度，可遏制违规操作或暗箱操作的庭审裁判风险。当前，我国的庭审审理对卷宗的审理，通常遵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本质是确保卷宗审理有法可依，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法律司法执行的束缚性，庭审裁判中常出现因规定标准执行力不足，而导致的司法审判束手束脚问题，从而被部分控方利用成为其把控庭审裁判方向的导向索，为避免以上情况发生，卷宗、言词及事实证据的审理，应根据审理对象做适量的科学调整，以免法律规范成为刑事庭审形式化的庇护伞。对此应摆脱对卷宗材料的高度依赖，将证人出庭、证据调查信息、证明调整以及双方辩词等作为庭审裁判的主要参考，而卷宗、言词材料等，则可作为案件疑点分析的理性依据，而不应作为庭审裁判的实际导向，以便为被告人提供有效辩护，使控诉双方的基本权益均通过庭审实质化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

四、刑事一审庭审实质化途径

刑事一审庭审实质化推进应重视证人责任、当庭裁判责任、维护控辩公平等三个方面问题，有效杜绝刑事一审庭审形式化，本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的辩论平台，使刑事一审庭审实质化的实现成为司法体系建设与完善的重要基石。（一）证人出庭作证归责优化。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在刑事庭审方面比率较高，出庭中伪证、假证问题也相对较多，归根结底是与控方与被控方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而使其无法正确的对事实经过及证明过程进行阐述。对此要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归责管理，强化责任管理制度，将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因、证明内容、证明事实等做更深入的取证调查，必要时应为出庭证人提供一定的保护，证人出庭期间应尽量避免与控方与被控方的敏感接触，针对其存在的利害关系要在出庭前做统一梳理。如证人无法正常出庭，则应阐明影响其出庭作证的主要因素，由法官及裁判团体做最终裁决。（二）当庭裁判保障体系优化。刑事一审庭审对案件审理周期性需求较高，对此提高刑事一审庭审审理效率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在确保庭审公平性的同时，要维护司法庭审权威性，所以当庭裁判结论不应单方面由法官进行一言裁定，要对当下裁判结果交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当然庭审的当庭裁判法官的执法经验较为丰富，但在部分问题上个人的思想意识通常存在一定偏差，此时保持理性判决将是当庭裁判判决的核心管理，必要时应针对案件本身建立临时监察组，对关键性的判决内容开展分析研究，通过裁判团体的多方面参与，共同得出符合司法执行标准及当前事实的最终判决。（三）确立控辩平衡保障机制。小宗案件的被控方通常处于弱势群体，其根本依据在于，在同等条件环境下若非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弱势群体通常无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小宗的刑事案件问题，简而言之，弱势群体受经济困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刑事纠纷方面不具有积极主动性，因此，建立平衡的控辩机制尤为重要，是为弱势群体在刑事案件庭审中，提供一个公平的司法申辩平台，从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刑事一审庭审的形式化问题，使刑事庭审可以落实到实质化的事实事件当中。首先，应由司法机构对刑事案件涉及的多方，提供足够的法律及资金援助，为庭审判决预留足够的公平控辩空间。其次，要重视对案件问题本身的分析，根据事实情况方放宽部分庭审标准，但不应影响到主观的判决结果。最后，需通过后续阶段的取证调查，提供完善的证据体系支持，确立严格证据审查与庭审控辩联动管理标准，保证刑事庭审一审实质化的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1]李降兵、张薇．迈向应许之地:人证出庭作证改革之实证考察——以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法院示范庭为分析样本//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上）——全国法院第28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2017．

[2]熊秋红．刑事庭审实质化与审判方式改革．比较法研究．2016(5)．

[3]赵世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与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的二元博弈及路径分析．萍乡学院学报．2017,34(5)．

庭审范文篇8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年参加法院工作，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二年来，审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质量高、速度快。今年截止到十月份已审结案件120余件，案件质量、结案数均列××区法院榜首。她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90以上得到调解，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高度赞扬。连续十一年被评为鞍山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先后六次被评为办案能手，三次被评为人民满足干警，曾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同志审结的案件质量高、速度快在××区法院是有名的。她从事刑事审判12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千余件，无一错案和超审限案件，也因此连续6年被评为办案能手。她审理案件，严格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不办错一案，不错判一人。为了澄清一个犯罪事实，她曾不辞辛劳到发案地核实证据；为了一个证据能否采用，她曾反复查阅资料。她有一个夙愿：决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丝疏忽办错一件案子。正是她的这种认真、细致劲，使得她审结的案子至今为止无一错案。

××同志在严惩罪犯的同时，非凡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始终坚持依法调解，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原则，并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如她受理的孙某、韩某故意伤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因为各种原因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一直得不到解决，导致他多次到法院、检察院、大大、政法委等部门上访，成了法院的上访钉子户。此案分到××手里后，××仔细阅卷，了解了案情后，她先找到被害人，做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告诉他四处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叫他写好起诉状，交到法院，法院会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接着××又找到两名被告人的家属，反复做他们的工作，终于家属们被××的诚心所感动，说袁法官，就冲你对工作的这份态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最后，经过××的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和解协议，使这一历经几年的棘手案件化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原、被告双方都很满足。被害人到法院取赔偿款那天，带着特制的锦旗送到法院政治部，表达对××的无限感激之情。

同志们经常评论××有“一拳一手”。“一拳”是说她敢于出重拳，对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严惩不贷，手不软。“一手”是说她有爱心助贫困，对犯罪分子家属的生活困难，时刻挂在心上，这是法院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所罕见的。罪犯王某与妻子口角，一气之下，点燃了自家房屋，不仅烧毁了全部家产，也危及到左邻右舍的财产，因此触犯了法律。此案开庭审理后，××了解到这场大伙使王某家的房子和生活用品都化为灰烬，王某的妻子、孩子连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便从自家拿了10余件衣服和几双鞋送给王某的妻儿。王妻回到家乡，逢人便向人讲述袁法官的关爱，说现在她才知道什么叫“人民法院了。”罪犯张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其孩子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就用自己的工资为张某的孩子交了学费。少年犯平某，家住外地，与养父母不和，离家出走，因盗窃犯罪入狱。判刑后，养父母不闻不问，连行李也不给送，××从家里拿来一套行李送到看管所，平某感激涕零，表示决心改造，重新做人，报答法官的关怀。

××经常说，丈夫犯罪，妻子、孩子没有犯罪，犯罪分子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把爱心献给她们，暖和一下她们失望的心灵，即为稳定社会做出了一份贡献，同时也有利于犯罪分子真心改造，重新做人。××的爱心，像春风化雨滋润着罪犯家属的心田，她把党关心群众的一贯政策落实到了自己承办的具体案件上，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庭审范文篇9

一、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个人素质。

首先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政治观念，大而言之，是要在思想上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小而言之是要积极主动与市委和院党组保持一致。十月份我参加了市委组织部安排在市委党校为期一个月的乡科级理论研讨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与政治修养。保证自己在思想上和党保持一致性，强化了廉洁自律的自觉性。通过学习使自己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升。

其次，在业务学习方面。审判工作是一项高度专门化和技术性的工作，要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方能胜任法官职业。一年中，本人能虚心向身边的同事请教，认真学习了《物权法》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提高了自身业务水平，为开展好审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审判职责。

首先，以公正司法促和谐。人民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丝，在审判中确保公正的实现是法官的神圣职责。一年来，本人以公正司法促司法和谐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做到实体公正，在审判过程中做到正确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做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护。在审判过程中切实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坚决杜绝侵害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事情的发生。迟来的正义就是不公正，一年来所办案中无一超审限。截止目前全年审结109件民事、行政案件，其中调解26件。基本上做到了案结事了，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以实现司法和谐。

其次，文明司法树法官形象。文明司法就是要求法官文明办案，坚决杜绝办案中的不文明行为。我们的人民群众是朴素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懂得太深刻的法理和复杂的法律条文，在他们眼中，与其直接打交道的法官就是代表了法律，法官形象就代表了法律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案过程中态度平和，进行换位思考。一年来在庭审过程中举止庄重、语言文明，杜绝以权压人，盛气凌人，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法官形象，真正做到司法为民。一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分校的师生三次来我院参加本人主持的庭审，效果良好。

第三，外宣方面，一年中本人有一篇简报在**广播电视报上刊登。有五篇案例在**日报以案说法栏目中刊登。向上级法院报送了两篇民商事案件分析及关于民商案件存在问题的调研文章。

三、廉洁自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审判工作是比较寂寞与清贫的，这就要求法官怜惜职业荣誉，务必清廉如水，方能不辱胸前的天平，身上的法袍，让领导放心令百姓满意。身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能准确界定自己的社交、娱乐、生活圈，保持“慎独”的本色，不结交不可结交的人，不光顾不应涉足的场所，不做超越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一年中本人未接收当事人的礼金，多次拒绝当事人的请吃。

庭审范文篇10

一、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前的程序

（一）罪状认否程序

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可以做出三种答辩：有罪答辩、无罪答辩和不予争辩的答辩。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经法官查明答辩系出于被告人自愿的，对于已经认罪的指控既不再进行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官应当确定开庭日期，准备正式审理。在正式的法庭审判开始前，法官需要就一系列的程序事项进行必要的准备，如对于控辩双方可能提出的排除某一证据、要求对方展示证据等方面的申请，法庭应尽可能在开庭之前解决。控、辩双方也需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如调查走访证人、收集证据、开示证据等，有的准备工作可能还需要法院参与或者由法院就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裁定，如审前动议、审前会议等。

（二）挑选陪审员程序

在美国因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入正式审理程序的案件，通常由陪审团进行审理，除非被告人放弃陪审团审判，法院在第一审程序时必须召集陪审团。为了组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联邦和州的法律规定了两种程序机制：一是随机的初选程序。随机挑选的陪审员经过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必要的调查与反馈程序之后产生一份名单，书记官根据这个名单准备候任陪审团的名单，然后通知这些人到庭。二是严格的“庭选”程序。到庭的候任陪审员经法官告知案件的性质和双方律师对陪审员之后，必须在法庭上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能成为真正的陪审员。经过上述程序筛选后，候任陪审员的人数达到法定的陪审人数时，本案的陪审团就正式组成了。

二、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后（在这里，我将仅就陪审团组成后的法庭审判程序而言，大体上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开场陈述

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向法庭所作的第一次陈述，其陈述在各司法系统是一致的，即检察官先陈述，辩护律师后陈述。

检察官的开场陈述是为了告诉陪审团指控的性质、案件的发生经过，简述支持控诉的证据。目的使陪审团更好的了解案情。

辩护律师的开场陈述则说明主要的辩护要点，总的意图是使陪审团对控方的案件产生疑问，说明被告人无罪。辩护律师出于诉讼策略考虑，也可以放弃作开场陈述。在少数州，也允许辩护律师等到控方证人作证结束以后、辩方举证开始以前作开场陈述。

控辩双方做开场陈述时，应当清楚、简要地说明本方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明确下一步举证的方向。因此，双方所陈述的案情必须有相应的可采证据支持，所提到的证人和证词必须在庭审中兑现。不得涉及缺乏可采证据支持的事项以及被告人的性格、特征，也不得使用争论性或高度情绪化的语言。否则，法官可以应对方的异议或者依职权予以制止，并在必要时对陪审团提出相应的忠告。

（二）起诉方举证

在开场陈述之后，起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以支持控诉，包括出示物证和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之前，应当宣誓或以其他方式保证如实回答提问。首先由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目的是使证人说出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展示证据。直接询问中不能提出诱导性的问题。

然后，由辩护律师发问，这称作交叉询问，其目的在于暴露证人作证的缺陷和不足，向陪审团揭示证人的不可信。在辩护律师交叉询问之后，起诉方还可以进行再直接询问，以重新聚集被交叉询问推翻的证据堆，恢复证人的可信性，澄清证人证词中的模糊之处。

辩护律师也可以再交叉询问，继续攻击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以及证人本身的可信性，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可以反复进行数轮，直到无可再问或没必要再问，但各管辖区均规定了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的范围，限制进行再直接或再交叉询问的机会。在整个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期间，双方律师都必须遵守证据规则，如果触犯了一项证据规则，无论是询问的方式，还是证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反方都可能反对，陈述反对的理由，然后提问的律师可能简短地说明正当理由或以更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或回答问题应该经法官允许。然后法官决定证据规则是否被触犯。如果法官不同意，反对提问或回答律师的意见。法官就否决反对证人继续回答，如果法官同意询问或回答的律师意见。法官就支持反对，询问的律师必须提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反对证人的回答，法官会建议陪审员不必理睬这个回答，一些案件因为证人的回答可能对案件的审判结果非常有利，律师于是提出无效审判的动议。

总之，交叉询问的规则相复杂，其过程往往非常冗长，但美国诉讼法高度评价这套证据调查方式，认为它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最佳装置。

当起诉方出示了所有的证人和证言并认为这些证据已充分地证明罪行，起诉方就歇诉。审判到了这一阶段，被告方常规地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并没有出示支持罪行各个要件的证据。惟一的公正裁决只能是宣告无罪。一些情况下，若起诉方准备不充分，审判时潦草地出示证据或案件确实存在，直接动议裁决就被接受。结果被告人被宣判无罪而审判马上停止，然而，大多数案件，这个辩护动议如辩护方常规地提出动议那样，常规地受到拒绝，只有当辩护方申请没有得到法官批准时，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三）辩方举证

对辩护方传唤作证的证人，同样由辩护方和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刑诉中，被告人既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也不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因此，除非被告人希望作证。否则，不要求被告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言。

（四）辩论

证据调查之后，由控辩双方作总结辩论。起诉方首先作辩论发言，按照对己方最有利的观点，对证据进行总结和辩论，由辩护方作辩论发言，对起诉方的辩论发言作出问答，陈述于被告方有利的事实和理由，揭示对方举证中存在的矛盾和疑点，强调法律要求控方举证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才能给被告人定罪，否则应裁决无罪，起诉方在辩护答辩后可以就其中的争论点予以反驳，无论起诉方还是辩护方进行辩论发言，都不允许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发表个人的评断，根据双方的举证和辩论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是陪审团的神圣职责和权利。

（五）法官指示陪审团

由于陪审员是法律的外行，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主持庭审的法官要对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陪审团的职责和义务；与案件有关的法律；由证据引起的争议；解释有关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除此之外，许多州授权法官对证据作出评论，但一些州却禁止这样做。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特别是辩护律师，还可以请求法官作出特定的指示，对此法官必须决定是采纳还是拒绝，或者作必要修改，甚至为此法官要召集进行非正式的磋商。

（六）陪审团评议

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由法官指定陪审团长或告知陪审团选出一名陪审团长和一名副团长，然后全体陪审员进入评议室进行评议，由陪审团长主持。陪审团评议秘密进行，内容保密，不准任何人进出评议室。而且不管评议结果如何，此后不能对评议活动进行法律调查。关于陪审员在审判期间或者评议期间是否需要集中住宿、与外界隔离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各地做法也不一。有的允许陪审员回家过夜或者度周末，许多州将此问题留给法官裁量决定。

（七）陪审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