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范文10篇

特区范文篇1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

没有经济特区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试验田，作为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活剧。

敢闯敢试、杀出血路：解放思想的“探索者”

1977年，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尽快让群众富裕？怎么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时代。1978年4月，广东、福建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利用邻近港澳等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邓小平听说后，高兴地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特区“摸着石头过河”，但“探索者”也受到争议。1984年，邓小平决定到特区去看一看。看到深圳由过去“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成“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看到企业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看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他又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当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部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特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济特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特区这一“最大的解放思想、最大的改革开放”，正是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连接着深圳与香港、全长不足50米的“罗湖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眼里，是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当年，封闭多年的内地人走过“罗湖桥”，不仅看到了牛仔裤、蛤蟆镜、收录机，更看到了浪急潮涌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而跨过罗湖桥的香港人，看到的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气魄，看到的是内地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变化。深圳发行了新中国最早的一张股票“深宝安”，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厦门利用外资修建机场、组建地方航空公司、成立合资银行；珠海的技术入股、跨境工业区；汕头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

28年间，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27.3%；2007年，珠海的工业总产值是1980年的1370．5倍；2007年，海南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是20年前的36倍；上海浦东新区2007年GDP达2750亿，是1990年全上海的3倍！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专程来到深圳。在莲花山高高耸立的邓小平塑像前，他希望中国的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上海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前景的航空枢纽，周边城市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大上海”；深圳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与毗邻的香港共建“深港创新圈”；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也风生水起，欣欣向荣，共同显示出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自主创新、和谐共进：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经济特区还能不能“特”下去？人们在关注中国的经济特区，中国的经济特区也在思索着自己的新内涵、新定位和新走向。

2003年4月，总书记来到深圳，要求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作用仍具示范效应。

特区范文篇2

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

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见表1）

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

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

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

WTO规则的变迁、演进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双重性质，是两种正式制度的制度结晶体。但对加入WTO者来说，则明显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征，尤其对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而加入WTO者本国原有的制度则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两者既存在着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在WTO规则与本国原有的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两者不一致时，或当WTO规则与本国原有制度由于各自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造成两者不能兼容时，则均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现实表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具有强兼容性，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经济绩效的差异即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由此引出。

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与WTO规则同样既具有兼容性较强的一面，同时更有兼容性较弱的一面。说其兼容性较强，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非经济特区而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说其兼容性较弱则是指相对于WTO制度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市场经济不发达而言的。经济特区较强的制度兼容性与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制度优势、经济绩效优势和地位的优势；并构成经济特区今后的“特”之主要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WTO规则而言，各国的内在制度均属“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强弱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参差不齐之分，而无本质上的区别，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

三、强化经济特区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与WTO正式制度比较形成的各国的制度虽属“非正式制度”，但各国的制度又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国家的制度兼容，将面临WTO规则与本国的正式制度兼容和与本国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两方面的难题。而由于WTO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于屈从地位，并应努力改变本国现存制度，以适应WTO制度，强化整个制度的兼容性，达到加入WTO提高经济绩效的目的。此点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特区概莫能外。比较而言，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WTO规则均有较强的兼容性，而非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在制度兼容性上则明显弱于前者。但两者的制度兼容性与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需变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罢了。

WTO规则的强制实施的特征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原正式制度必须服从于WTO规则，形成新的正式制度安排，而这一新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时效性。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者的功能决定了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在这种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优势，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性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这就要求经济特区政府必须迅速及时地对现有正式制度进行清理和整顿，具体包括各种规则和契约，以及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尽力缩小WTO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偏离程度，减少制度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同时，这将再一次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进行诠释。

经济学认为：对经济绩效的考察，应集中于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上。因为，经济绩效最终要落实到经济行为者的决策和努力上。所以，在考察制度兼容性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激励因素便成为首要的因素。因此，经济特区政府在新的正式制度的安排过程中，要注意新规则的目标与其成员的偏好和利益的一致性，充分体现制度的激励功能。经济特区政府在此方面大有

可为。另一个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是监督费用。由于经济行为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降低监督费用，成为保证制度以较低成本运行的关键。降低监督费用的约束机制属于制度的实施机制范畴。实施机制是制度的内在构成部分。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使违约者望而却步。制度的硬度是实施机制好坏的函数。在中国建立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并不难，关键在于制度的实施保障。国人的权利观（等级权利观，而不是西方人的权利相互制约观）、人情观往往使一些制度软化、甚至形同虚设。国人在实施制度时喜欢讲灵活性、弹性、例外（实质上是特权）等等。经济特区人在此方面的观念虽与非经济特区人有一定差别，但也并不十分明显。能否在制度面前做到人人平等是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否硬性还是软性的基本标志。因为构建稳定的、“透明的”政策法规，稳定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是摆在入世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的惟一选择。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但制度规则是不能交易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违约的成本将是高昂的。

特区范文篇3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是男性生殖器官的毛病，我们称之为男性的特有病种。可见，男子要想健康长寿，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特区”。

◆忌早恋及过早性生活

一般而言，男子到二十四五岁才发育成熟，如果早早地过性生活，性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耗损其精，易引起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成年后易发生早泄，阳瘘，腰酸，易衰老等。

◆忌性生活过频过密

适度的性生活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心境与体验，对身体与养生均有好处，但是，如果恣情纵欲，不知节制，生殖器官长期充血，会引起性功能下降，易引起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阳痿，早泄，不能射精等毛病。

◆忌不洁性交

男子的不少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等，与不洁性交有关；不洁性交不但容易使自己染病，还会把病虫害传染给妻子甚至孩子，危害极大，切不可抱侥幸的心理而为之。

◆忌天天穿牛仔裤

医学研究证明，男子的生殖系统要求在低温下最好，经常穿牛仔裤，会使局部温度过高，使精子形成不良。

◆忌不讲性器官卫生

讲究性器官卫生不只是女子的事，男子也应同样重视。尤其是包皮过长者，要经济清除包皮垢，因为包皮垢不但易引起阴茎癌，也易引起妻子患子宫颈癌。

特区范文篇4

本文作者：黄喆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存在的不足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授权立法制度仍未完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有争议，而且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数量的增加，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法规冲突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一直以来，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因其权限范围的不明确而常被学者所诟病，即使在《立法法》颁布以后，也未能从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深圳市通过颁布《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列举了其授权立法的立法事项，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但《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毕竟是地方性法规，只能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内适用，并没有彻底解决经济特区立法权限不明确的问题。一是在授权立法决议中，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立法事项，使授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二是深圳经济特区变通立法的权限不明确。即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法规，既没有列举可变通的事项，也没有做出任何禁止性的限制，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随着各类法规、规章的增多，法规冲突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成为了其授权立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一，授权立法与法律相冲突。如国家在某些领域出台了相关法律后，深圳经济特区却没有及时废止原有的经济特区法规，造成了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的冲突。第二，授权立法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即在深圳经济特区获得双重立法权后，有可能导致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发生冲突，应如何适用，《立法法》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二)部门立法利益化倾向严重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所涉及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并由此导致了立法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成为了提高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的关键。但现行的立法程序更多的是赋予了部门立法的权力，而较少涉及其责任，使得部门立法缺乏有效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的结果是弊大于利。一方面由于部门自身利益的驱使，会使各部门在将立法视为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导致立法的部门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承担立法任务的各部门为追求立法效率，而常常忽略了立法的民主性。如《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应当”公证的事项。其中包括房地产赠与和继承。这种强行公证的规定给公证机关带来大量的公证费收入，但却为公民房地产的赠与和继承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政府规章和拟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草案的程序规定》等法规、规章对立法过程中征求意见的规定，都是偏重于征求有关政府部门和上级部门的意见，对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的，则仅限于“草案的内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权益，或对深圳特区有重大影响的”情况。非“重大”的情况都不需要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2］50由此可见，部门立法在立法的专业性和效率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部门立法现象过于普遍则会导致法规的公正性和民主性都有所削弱，而且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的做法极易造成法规冲突。因此，对于部门立法，应从立法程序上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部门滥用立法权和保障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三)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缺失公众参与是现代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与公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法规制定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以保证立法活动的民主性和法规内容的正当性。但在当前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公民参与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公民仅仅可以在立法起草的阶段参与到法规制定中，而立法的审查和公开等阶段则无公民参与的规定。二是对于听证会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只规定“涉及较多企业和公民利益的”才举行听证会，显然是为听证会的召开给予了过于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公民在立法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往往因过分追求立法效率而忽略了听证的环节，或是将听证会的召开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要求，对于公民的疑问任意推脱而不予答复，实际上并未听取和采纳公民的建议和意见。三是立法信息公开制度有待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包括立法文件公开、立法程序公开和公布法规等，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在立法文件和立法程序信息公开方面仍有待完善。四是立法机关对于公众参与立法的实施状况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这是公众参与制度存在诸多漏洞的最终原因，缺乏了相应的责任机制，立法机关并不需要为其在公众参与制度中的过错行为承担任何的义务和接受任何处罚，导致了公众参与环节在实践中难以全面有效地开展。(四)个别法规内容有失公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目标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应当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缺少了对公平的维护，法将失去其权威性，也难以得到公民的遵守，在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应当平衡好利益与公平的关系，绝不能为追求利益而牺牲公平。但在现存的深圳经济特区法规中，却存在着为追逐利益而忽视公平的情况。如1993年7月24日深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规定，转让人超过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时间30日仍不交付房地产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也就是说，转让人延期交付房地产不超过30日的，受让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决定又将30日改为90日。有关部门要求修改的理由是，延期交付房地产超过30日的情况经常发生，受让人都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势必对特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了促进特区房地产发展，立法允许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延期交房90日，并且在违约期间限制购房人要求解除合同。［2］53，54以上规定既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又与公平正义的基本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是值得商榷的。

完善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思考

(一)完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充分有效行使双重立法权解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现存问题，关键在于明确授权立法的权限。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立法事项的规定。从现有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限的规定来看，对于立法类别和形式的规定是较为明确和具体的，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可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但却未能具体列举出具体的立法事项，只规定了“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这种限制方法的灵活性很强，给予了经济特区立法极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但却在操作性、控制越权立法和减少法规冲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总而言之，现有的权限规定的方法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范围界定应采取原则性规定和禁止事项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列举出经济特区法规禁止涉及的事项，以增强经济特区立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减少立法活动的争议，并从源头上解决法规冲突的问题。此外，这也有利于解决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交叉行使所造成的法规冲突问题，以促进双重立法权的有效行使。(二)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控制部门立法倾向从理论上讲，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应当在立法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但实际上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以市场经济法规为主，其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相关政府部门介入过多，再加上部门利益的驱使，导致了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削弱了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部门过多介入立法活动，除了导致法规内容产生不当的部门倾向外，还会极大的削弱立法的民主性，使法规成为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工具而缺乏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服务性，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且由于各部门在立法活动中过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将最终导致经济特区法规冲突的现象加剧，极大地阻碍经济特区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要解决部门立法的倾向，必须加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具体地说，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些必须由政府业务部门起草的法规项目，要主动提前参与法规草案的论证工作，协调法规起草中各部门之间的分歧，指导处理法规起草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说服有关部门以整体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对一些容易产生部门倾向的法规项目，尽量不让部门起草，而由人大或其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如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实务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专门的立法研拟小组起草法规草案。［3］而且，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应当贯穿于经济特区立法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立法经费作为保障。(三)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增强立法的民主可以使制定的法律更加符合实际，为保障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民主性，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是其重要途径。对于完善现有的公众参与制度，笔者的建议如下:首先要健全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减少举行听证会的条件限制，凡涉及公民利益的法规制定，在有必要时均应召开听证会，而不应将听证会的举行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立法中。立法机关还应当保障听证参加人、利害关系人充分行使权利和充分发表意见，让立法机关能够及时了解事实、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其次要逐步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机关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立法信息，保证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完善立法信息公开，扩大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范围，有助于充分地发挥地方立法积极作用，实现人民对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监督。最后要建立地方立法辅助制度。立法机关应当重视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专家座谈会或论证会，不仅有利于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能增强法规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建立立法辅助制度，首先要明确辅助人员的职责范围，确定立法辅助人员的配备方式，以确定适当的辅助人员。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立法助理办公室来负责立法辅助人员的管理。总之，公众参与立法是现代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保障公民能够参与立法，并为法规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才有利于保证法规内容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且能有效地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四)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立法监督立法监督作为立法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应当明确监督的主体、形式和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经济特区法规需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形式为备案。但从授权立法的理论出发，其授权主体的范围是欠妥的。深圳经济特区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立法权，并代表授权主体行使部分立法权，其立法行为应直接对授权主体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而现有的监督主体是多元化的，既违背了授权立法监督的理论要求，又不利于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责任和权限。再加上单纯的以“备案”作为监督形式，导致经济特区立法都是备而不查，造成了立法监督的缺位。而对于监督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并无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从主体、形式到内容都不尽合理，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改革现有的监督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从监督主体的确认上，宜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关，改变以往监督主体分散且分工不明的状况。第二，监督方式应由单一的备案制度改变为备案审查制度，使以往对于经济特区立法“备而不查”的情况得以改善。第三，应当明确立法监督的内容，一方面包括对立法内容的监督，即对经济特区法规、规章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立法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强调依法立法。通过立法内容和程序的监督，能有效地保障法规内容的公平合法，减少法规冲突的发生，并促进立法活动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控制部门立法的利益化倾向。

特区范文篇5

一、关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适用的地区，限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老市区，或者经过国务院特案批准的地区；适用的企业，限于在上述地区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适用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

二、关于老市区的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所指的老市区，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市区。除了国务院另有批准的以外，不包括这些城市所管辖的县及其城镇。

三、关于《暂行规定》公布以前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涉及的税收条款如何处理问题

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其中涉及税收的条款，都应当按照税法规定执行。对于在《暂行规定》公布前，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涉及税收的条款，严于《暂行规定》的，可以从公布之日起，改按《暂行规定》执行；对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涉及税收的条款，不符合税法规定而修改合同确有困难的，可以由企业将情况报告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后，专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审核，酌情处理。在《暂行规定》公布后，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所涉及的税收问题，都应当按照税法有关规定和《暂行规定》执行。

四、关于特区企业再投资退税问题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只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其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期限不少于五年的，经过申请，批准，才可以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款的40%；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作者，或者独立经营企业的客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特区或内地再投资，由于税法和《暂行规定》都没有退税的规定，不好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的税款。

五、关于《暂行规定》公布前已按税法规定征收的预提所得税是否退税问题

《暂行规定》第四条"本规定有关所得税的减征，免征，自1984年度起施行"一句中的所得税，仅指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老市区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在汇算清缴1984年度所得税时，可以按照《暂行规定》减征，免征所得税。至于中国境外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取得的所得，在《暂行规定》公布前，仍应按照原规定征收预提所得税，不存在退税问题；在《暂行规定》公布后，可以从公布之日，即1984年11月15日起，按照《暂行规定》减低的税率征税。

六、关于企业管理机构和实际经营，作业场所不在一地如何征税问题

企业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老市区设立管理机构，而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设在其他地区的，应当按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所在地的有关规定征税；企业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设立管理机构，而其经营，作业场所设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老市区的，也应当按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所在地的有关规定征税。

七、关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的税率问题

根据财政部(83)财税字第88号文件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客商独立经营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的税率高于工商税税率的，可采取减税的办法，减低到现行工商税税率相同的水平征收。利改税以后，工商税已经废止。因此，客商在特区，开发区和老市区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独立经营企业都应当按照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工商统一税税目税率表》上规定的税率纳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核实，上报财政部批准，酌情给予定期减税照顾。对于利改税以前，按照原规定已经减低税率征税的企业，可以暂不变动。

八、关于特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特区内销售征税问题

《暂行规定》经济特区部分第(七)条"特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本特区内销售的，各种矿物油，烟，酒等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特区人民政府也可以自行确定对少数产品照征或者减征工商统一税；其他产品都不再征收工商统一税。"这一规定，是指在特区管理线建成以后实施；在管理线建成以前，仍按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关于特区企业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者组装的产品内销征税问题

特区企业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组装的产品内销，除照章征收产品出厂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外，还应补征进口环节原材料，零部件的工商统一税。

十、关于耐用消费品征免税的问题

特区企业进口的货物，在管理线建成以前，属于生产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配件，交通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工商统一税；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耐用消费品照章征收工商统一税。

“耐用消费品”是指国家限制进口的计算器，录音录像磁带复制设备，录音机机芯，自行车，收音机，电风扇，汽车，摩托车，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电视机显像管，成套录像设备及录像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照相机等。

十一、关于对特区企业购进内地企业已税组装件组装成整机出口的征税问题

特区范文篇6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文化产业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特区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page_break]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特区范文篇7

1977年7月，邓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治舞台之后，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途径。他把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广东，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的一把火。①这年11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要求广东多创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提出一个供应香港、澳门农副产品的方案。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要用旅游养旅游，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要等中央。②邓小平对广东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谈话，内容涉及到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诸多方面。尽管当时全国形势还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意味深长地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看准了，可以先干。他在广州点的这一把火，对广东恢复和落实各项政策，搞好对外开放，建立外贸基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8年春夏间，邓小平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路子。他和党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和考察组，赴日本、港澳、东欧和西欧5国访问和考察，决心打破闭关自守或半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出访前，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出访后，他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并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作出决策：一是引进这件事要做；二是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③。4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插话中指出：“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要善于去做……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以进养出，进口多少，出口多少，要一桩一桩地算，加强经济核算，加强管理。”④.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李先念等，也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以进养出”战略的最初萌芽。这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重点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强调放手利用外国的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最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郑重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中央和邓小平要求广东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工作。为此，广东省于同年6月下旬提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随后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并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和批准。这年10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同意国家交通部《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据此，广东省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五位老工商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华侨、华商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①他进而提出：“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②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③邓小平的批示对广东省的领导人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干部看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于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的构想。同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招商局在蛇口开办事宜。他还指示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回去和、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邓小平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④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这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的场所，按照国际惯例，创办贸易合作区。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究竟是办贸易合作区，还是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⑤。邓小平以“杀”字来形容试办特区，令人发聋振聩。这一方面显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气概，另一方面也显示试办特区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只有前仆后继，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把特区办好。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其目的是发挥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①。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首先，邓小平研究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说：“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②同时，邓小平还以“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作为历史依据，倡议创办新时期特区。尽管这两种特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但仍有共同之处，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划出一块或几块地方，进行某种尝试，通权达变，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次，邓小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大胆借鉴海外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现在世界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中国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才能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时代潮流。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增加创汇，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为党中央和邓小平所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4个经济特区的决策，而且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其后，又接受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邓小平说：“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④这一称谓的确定，明确地规定了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任务。

二、从1980年8月到1988年4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形成的阶段

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和经济的运动，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的运动而逐步形成的。笔者认为，1984年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的题词和随后发表的谈话，可视为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这是一次思想大飞跃。以下几点，是构成特区思想形成的基本元素。（一）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经济特区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是经历了几番风雨、几番坎坷才茁壮地成长起来的。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试办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议之词。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有一段时间，海内外更有人异口同声地说试办特区“失败了”。当年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曾感慨万分地说：“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⑤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也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①.那时，经济特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中过来的。党中央和邓小平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当特区艰苦行进、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决策层对广东、福建两省创办经济特区工作，再一次给予明确支持。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②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出马，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他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他分别为3个特区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③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回京后又作了重要谈话，给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对办好特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后来他又多次阐述了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等等。1985年6月29日，他对阿尔及利亚外宾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④同年8月1日，邓小平在对日本外宾谈话时指出：“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⑤这两次会见外宾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肯定了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性质。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特区存在的问题。他与外宾谈到深圳特区时指出：“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⑥由于邓小平在发展方向上及时加以引导，因此，中国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二）经济特区坚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对中央负责人发表重要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扩大厦门、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给海南岛以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地区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邓小平提出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因此普遍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⑧（三）明确了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⑨邓小平提出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不仅科学地指明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特区建设的方向与任务。特区通过外引内联，一是利用特殊政策，将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引进特区，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并逐步向内地进行辐射，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起到试验和示范的作用。二是通过特区这个窗口，了解国际市场变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便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轨。三是世界各国通过特区，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对外政策和投资环境，加强中外的经济合作。（四）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特区创办时，深圳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集”，一度利用优惠政策进口商品向内地倾销，获利颇丰。海内外议论纷纷，致使特区形象受损。这显然不符合试办经济特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为此，中央和广东省要求深圳等特区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在3年内将深圳特区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但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邓小平接到这一信息，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①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特区按照邓小平这一指示，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积极打进国际市场，多出口，多创汇，终于闯过了以出口创汇为主这一关。1987年6月，邓小平十分欣慰地对外宾说，“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②对此，中共元老陈云和李先念都加以肯定。陈云说：我们“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③。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在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其中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

三、从1988年4月至90年代前期，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由形成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特区的具体实践，深刻地总结了特区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称其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要素。（一）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在总结原有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气魄，提出并决定创建海南特区省和开发上海浦东，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下大决心“再造几个香港”。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外宾宣布：“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④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中央赋予比其它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从深圳等4个特区扩大到海南特区省，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飞跃。海南是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和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省份，在一个仅次于台湾省这么大的范围内兴办特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广度和深度，实堪称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壮举。当海南决定将洋浦港成片承包给外商开发，遭到国内外某些人强烈反对，甚至指责此举为“卖国行为”，“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在“洋浦风波”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审阅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呈报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作出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①。明快而果断地平息了“洋浦风波”，使海南特区得以持续发展。.1988年6月3日，邓小平提出了“再造香港”的战略构想。他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②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③后来他还多次谈到“再造香港”问题，这是其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突破。香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国际化程度较高，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中心之一。邓小平提出“再造香港”，就是要借鉴和利用香港对外开放的经验，促进内地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邓小平“再造香港”，其目标除海南洋浦外，他更看重的是上海浦东。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④他第二年视察南方时，再次以检讨的口吻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⑤邓小平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⑥。基于这一考虑，他敦促中央和上海加快开放和开发浦东。“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浦东后来居上，全国形成了“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的局面。（二）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从特区成立之日起，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某些人的思想，长期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和最高标准。邓小平南方谈话，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抓住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明确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以特区生产力发展作依据，通俗而深刻地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严厉地批评那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空谈姓“社”姓“资”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标榜唯我主张才姓“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作风，痛斥那些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不仅从理论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三）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试验，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必然要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因此而认识不清，产生困惑，务必先要搞清姓“社”还是姓“资”，才敢迈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①他十分赞赏深圳特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正确地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把它上升为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他主张，第一，“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新课题，没有什么经验，全靠摸索前进，只有敢于冒风险，大胆地闯，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来。第二，“不搞争论”。这是避开守旧派攻击的巧妙一招。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特区新的实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评头品足。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如果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本里是否说过或怎么说，老是争论不休，就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时间争掉，贻误发展时机。邓小平从本质上总结深圳特区的建设经验是敢闯，这一科学总结，过去多次特区工作会议以及粤、闽、琼三省五个特区经验总结中从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这是对特区经验的肯定，也是特区增创新优势的强大思想武器。（四）经济特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邓小平倡议试办经济特区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这就决定特区的建设，一是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国家拨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特区必须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所谓“蛇口模式”，就是主要靠招商局向香港银行借钱发展起来的。二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走向外向，就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以及外向型企业，加强与外商的合作，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需要按照国外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因此，深圳特区在建立初期，就提出它的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而海南建省在制定大特区发展战略时，就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根据邓小平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指示为导向的。以市场调节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做法，对特区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五）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世纪80年代初，在建立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在与广东同志谈话中就提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要两手抓的问题。第二次南方谈话，他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并进一步指出“两只手都要硬”。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③他提出应当借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为搞好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④。另一方面，强调要重视党的自身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他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⑤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为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四、中共对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特区范文篇8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文化产业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特区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特区范文篇9

1引言

我国经济特区可分为传统经济特区和新特区两大类。传统经济特区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5个经济特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传统经济特区较好完成了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

新特区指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防止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设立的具有某项特殊的经济功能，国家给予其特殊政策的经济性区域，主要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近几年新设立的几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传统经济特区相比，新特区有几点不同。首先，成立深圳等传统经济特区是为了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发挥窗口、试验、示范功能，而新特区的成立主要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和体制性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设区地的经济发展：其次，传统经济特区着眼于沿海地区的发展，目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新特区则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国家给予传统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几乎相同，无明显差异，而新特区的特殊政策则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地区不同特殊政策也不同。

2铸统经济特区的发展趋势——以深圳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提高，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特区的发展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经过30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深圳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如何转危机为机遇，我们认为应该加快“四个转变”。

2.1区域功能由特区功能为主转变为以国际化城市为主。创办经济特区以来，深圳由从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现代化特大型城市。与此相适应，深圳已由过去一个单纯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向一个区域性大城市转变，功能由过去单纯的经济特区功能(主要指经济功能)向多元化的城市功能转变，发展路径从主要依靠特殊政策向提高整体素质转变。作为传统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的未来发展不应该仅从经济特区的角色来筹划，而应该从区域性国际性城市发展角色来定位。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的定位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深圳把自己定位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是可行的。深圳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是内地唯一海、陆、空国际口岸都具备的城市和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世界市场双向流动的咽喉，已初具国际性城市的雏型。深圳的内外条件足以支撑其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因此，深圳应抓住”国际化”这个目标，争取在新一轮全方位和深层次对外开放中抢得先机，使自己尽快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在继续巩固工业化和高科技产业方面优势的同时，在市场化、服务化、国际化方面加大力度，使自己成为内地进入香港、东南亚乃至世界的跳板和香港、东南亚乃至世界进^华南乃至中国的桥梁。

2.2经济战略由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为服务经济为主。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往往是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尤其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深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153美元。根据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在这一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休闲时间增加和人均寿命延长，人们开始由物质产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但深圳服务业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8年，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第三产业对整个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从世界看，国际化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多在8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占70％以上。可见，深圳服务经济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未来20年，是深圳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快速增长期。深圳应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实现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

2.3发展重点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30年快速发展，深圳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起飞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全面现代化建设阶段。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深圳经济发展快，社会转型早，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复杂，承受的压力更大。只有坚持“四位一体”综合发展、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克服“短板效应”，增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全面强化和提升城市功能，加快促进城市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深圳在经济实力、城市建设、法治环境、开放程度、文化软实力、城市辐射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机，经济较其他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争当“四位一体”综台发展、协调发展的先进城市，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上做出新贡献，闯出新路子。

2.4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现代化进程不仅是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更是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来诱导资源配置，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深圳特区的崛起之路，几乎就是在政府的支持、帮助甚至直接规划、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深圳崛起的背后，政府这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仅是特区建设的整体组织和管理者，是特区安全和效率的保障，而且是特区开发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特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直接动力。深圳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深圳过去主要靠政府主导，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主要借助外力促进经济发展，现在发展的动力条件已发生变化。一是过去主要靠经济优惠政策，现在应该依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软环境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即要苦练内功。二是过去主要靠政府推动，现在应该转向靠市场运作。三是过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现在应该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圳特区在政府主导下曾经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深圳速度”，未来深圳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在市场主导下创造出经济发展的“深圳效益”的路子。

深圳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由租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克服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更多地通过提高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技术进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3新特区未来发展趋势——以滨海新区为例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新阶段形成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环渤海区域发展乃至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从全国来看，滨海新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承担者，肩负着在更新、更高、更科学的产业发展基础上，在新时期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与当年的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各自区域中的龙头地位一样，滨海新区作为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享有国家赋予的五大政策优势：①综合改革实验，在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方面给予政策扶持，②建设东疆保税港，提高对外开放的等级，③财税优惠政策，对于高科技产业和自主研发产业实施鼓励政策：④金融改革，是全国的金融创新基地；⑤在土地的流转、出让、转让以及小城镇建设方面享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

上述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滨海新区蕴含着的勃勃生机和发展潜质，2009年一季度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完成716.95亿元，增长22.3％，增速快于天津全市6.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399.64亿元，增长54.9％，快于全市12.8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完成1657.45亿元，增长10.3％：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2.79亿美元，增长23.9％，快于全市3.8个百分点，其他主要指标均刨历史最高水平。这显示出滨海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三增长极特有的发展潜力。

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相比，滨海新区的后发优势集中体现为政策优势、错位发展、高端产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撑上。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时候，天津并没有过度攀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是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科技创新、构建总体发展战略上做文章，进而保存和凝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先行地区相比，天津在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上，具有明显的继起性和延时性，当其他地区处于经济高峰时，天津经济则处于周期过程中的上行区间，进而表现出与其他地区的互补性和后发优势。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滨海新区应该在以下方面显示出自己的超前意识和发展方略，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当好排头兵。

3.1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于首位。大力引进和加快建设高水平重大项目，壮大综合实力，提高发展水平，对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滨海新区近年来所表现出的发展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项目战略的有效实施。通过大项目带动，不仅见效于经济的总量扩张，而且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落户滨海新区的空客A320飞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100万吨乙烯、1000万吨炼油、中兴通讯基地、中船重工造修船基地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不仅为滨海新区注入了蓬勃的发展活力，而且有效地避开了经济危机对传统加工制造行业的冲击。以政府为主导，借助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撑，继续推进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项目投资，应该成为滨海新区反周期的经济发展方略。

3.2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战略。从迎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以更高的起点、更大的视野、更新的理念，抢占新的制高点。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壮大化工、汽车、现代冶金等优势产业规模，振兴和发展装备制造业，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构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高智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转移，以此形成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带动和引领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

天津高新区2005年3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2008年5月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先进集体”。试点期间，高新区健全了园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完善了园区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了以研发、孵化、产业化发展三大基地为主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与转化体系，形成了自主创新高地。试点园区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突破12000余件，2008年专利申请达到3577件，占全市比重超过40％，目前。年专利申请量突破3500件，专利申请年均增长47％，发明专利占比超过60％，在全国54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三。软件著作权登记累积达到480件，占全市总量的50％；驰、著名商标达到16件，取得了大幅增长；实拖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单位达到100家。涌现出一批以曙光计算机、子午线轮胎成套生产设备、干细胞提取与存储技术等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产品和技术，为推动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3以新发展模式赢得新竞争优势。能否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脱颖而出，取决于是否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未雨绸缪，以全新的理念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滨海新区脱颖于其他先行经济区域，不是靠规模、效益，而是在实现科学发展、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环境友好、产业循环方面的身体力行，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这不仅在全国占据了领先地位，而且迎合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形成了产业互生共存、布局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坚持集约、节约、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模式，构建和形成稳定高效的生态工业示范体系，在资源使用上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通过海水淡化、风力发电和中水利用等项目的实施，构建以节约发展、清洁发展、持续发展为特点的循环经济示范区，无疑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特区范文篇10

要推动与实现两岸经济特区的对接与合作，海峡两岸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放，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的最重要精神是“先行先试”，要充分体现政策的特殊性、开创性与先试性，即在规划或选定的特区内率先实施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开放政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学术先行，政策跟进”。目前两岸学术界可率先就推进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并由有关机构负责，在海峡两岸轮流举办两岸特区发展与合作论坛，建立平台，进行机制化的两岸经济特区学术交流，同时就两岸经济特区转型、发展进行探讨与相互借鉴，为两岸经济特区的实际合作创造理论基础，提供知识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运作机制与平台。目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在宏观层面有两岸经济合作工作小组，中观层面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合作，在微观层面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但对特区或园区这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合作，还没有建立专门运作机制与平台。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是由特区、地方政府或是当局哪级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两岸经济特区初级合作是由地方政府或园区共同推动，尚没有两岸之间的特区合作协商。

未来两岸应将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纳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之内，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与推动两岸特区合作事宜。以实现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为发展方向。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应是阶梯式的，有不同层次与不同水平的合作。第一层是两岸经济特区的一般性交流与合作。第二层是两岸经济特区内以产业为主的经贸合作。第三层是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开放范围更大并有制度对接的高水平特区合作。可以说，制度对接与合作是两岸经济特区是否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而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应是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重要目标与方向。目前台湾努力发展自由贸易港区与自由经济示范区，均属于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经济特区。祖国大陆多个地区也开始积极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包括北京、厦门、天津、吉林等均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可见，推进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合作应是未来规划的重要方向。

(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路径与方式

在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中，是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区“先行先试”，重点推动，还是大范围的、无规划的全面展开，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与方式。显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区或园区合作比较可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大致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具体如何选择，取决于两岸当局的政策制定与两岸协商的共识。较稳健的做法，宜从“一对一”合作方式做起，即海峡两岸经过协商，选择一个经济特区或园区作为试点进行推动，然后再推广。同时，还涉及两岸不同性质经济特区合作的选择。是进行产业差异性大的特区进行合作，还是选择同质性高的特区合作，值得讨论。

(三)处理好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三个关系

在推进两岸经济特区的对接与合作进程中，需要处理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两岸经济特区合作与现有经济合作制度框架的对接。海峡两岸已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正在积极努力签署海峡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为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与市场开放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先行先试”的空间。两岸需要就特区合作做出制度上的安排，提供制度保障，即需要制订专门的政策来推动。重点不是特区的关税减免或税收优惠，而是市场的更大开放与经济自由化，减少制度与政策上的限制，提供较区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二是处理好两岸特区合作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关系。两岸特区应取开放式合作模式。设立两岸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以实施特殊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政策开放是对区外、境外所有企业，显然不是针对两岸企业的。即使祖国大陆设立的一些专门针对两岸合作的经济特区或园区，也不限制港澳及海外企业的进入，同样适用优惠政策与相关规范，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台商享有优先权即“同等优先，适当放宽”。这也说明，两岸经济特区的合作不具排他性。因此，两岸经济特区合作是一种开放式的特殊区域经济合作，而不是封闭式的单纯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即使专门设立两岸特区或园区，也会不排斥其他企业的进入与合作。台湾在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规划时表示，推动与祖国大陆特区对接，也争取与日本特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