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范文10篇

谈话节目范文篇1

对于现代大众传播而言，受众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结构出来的。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社会团体成员和大众传播媒介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诠释关系在文化上的意义。传播的文化研究认为，和社会分工与经济差异一样，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种种历史过程都足以对受众的媒介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J.Fiske&J.Hartley,1978）。考察电视的收视行为，应该有两个向度或者双重视点：作为一种仪式，“看电视”这一活动赋予家庭内部生活某种和外部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关联；作为一种消费过程，“看电视”也是文化传递的方式（DavidMorley,1992）。与此同时，电视对于拓展公共论坛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空间具有重要的贡献，电视谈话节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电视谈话的话题涵盖面十分广泛，便越来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观众产生影响，而电视谈话中出现的言行，也越来越作为新的文化形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分享的一种重要文化经验（RaymondWilliams1990）。通过对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电视受众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电视产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较之于《东方直播室》“主要强调一种谈话的氛围和仪式”（沈莉1999）——“谈话”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实话实说》更具有市场化背景下现代电视节目生产的自觉意识：从话题甄选、谈话层次设计、有关资料的准备、记者前期调查、嘉宾的选择与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与现场组织策略、大屏幕使用、灯光设计、现场乐队功能、现场多机摄录和后期编辑等，各环节的实施和有机协调多体现出对海外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而且借鉴得十分到位，专业化程度很高——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仅是作为一种仪式和氛围的“谈话”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谈什么”和“怎么谈”——话题的市场“卖点”和谈话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业界人士称作“犹如邻居大妈家的儿子”，使得节目在“生活化”的同时凭添了许多“娱乐”成分：即使是社会意见和民间舆论的表达，在这个节目中也因为语言的机智幽默和生动活泼而增添了单纯的娱乐色彩。《实话实说》开始作为一种“类型”（FORMAT）节目的市场化运作，影响中国电视界，进而影响受众。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谈话大行其道，和其他大众媒介产品一起，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当中受众的文化选择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征。

海派电视谈话节目的地域文化特点

上海是一个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点突出的城市。尽管作为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市场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紧密性，大陆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显示出上海的媒介产品和受众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走红的情形下，重新相继推出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1998年10月）、《城市心情》（东方电视台1999年4月）和《走进心世界》（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时，有线电视台的各个专门频道，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先后推出《评头论足》、《看球评球》等影视类、体育类的谈话节目。此外还有东方电视台每周末的沪版《非常男女》——娱乐性谈话节目《相约星期六》，和幼儿游戏类谈话节目《欢乐蹦蹦跳》。这些节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本地观众，《有话大家说》的收视率目前已远在《实话实说》的本地收视率之上。（参见[表1]）

文化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可称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融合了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和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充分地体现出在受众和电视产品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话大家说》的节目定位是“大众话题评说”，虽然从话题处理和主持人的表达技巧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地方版”，但和《实话实说》的文化取向和风格非常不同。从《有话大家说》的编导阐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国，北京人被公认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们的头脑有名。但是，做了几期《有话大家说》节目之后，我们惊异于发现了上海人潜能的另一面——能说会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们不善于调侃国家大事中的条条框框；却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提炼待人处事的准则。

上海人不是雄辩家，我们务实，用一些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老百姓的大实话。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在逐步“接轨”……①

《城市心情》则以“理解都市情感，沟通凡人心灵”为主旨，试图“为城市人带来一种‘新世俗关怀’”，在话题设计和节目风格上较《有话大家说》更具有都市白领情趣；《走进心世界》发挥教育电视的特点，以“心理分析指导”的方式探讨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现实生活。

从个人收视情况看，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受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岁至59岁的城市市民群体（参见[表2]）。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城市文化品性的主体人群。因此，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尽管在电视谈话走红之前，屏幕上一种十分兴盛的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节目——大学生电视辩论，但至少在《有话大家说》当中，真正的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谈话高手，却不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而是平民百姓当中的中年人。②这不仅和生活阅历有关，也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观众的城市文化需求相关。

话题选择：电视受众与电视产品的文化依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从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看，从《东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话题选择，大都集中在社会热点上，而进入成熟阶段则逐渐分化：《实话实说》正在“改进社会生活话题节目类型的同时，发展人生体验话题的节目类型”。④上海的电视谈话话题则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以及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德。（参见[表3]、[表4]）即使是同类话题，《实话实说》一般围绕个案展开，而上海各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则更趋于群体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话大家说》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经历公厕革命”、“家电故事”、“股民故事”，有关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话题“嫁在上海”、“什么样的女性最幸福”，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道德的话题“戳穿马路‘阿乍里’”、“说话要说普通话”、“自行车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时尚消费话题“追风网球”、“透视内衣橱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与受众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有话大家说》2000年的收视率几乎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电视谈话节目收此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⑤

简短的结论

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业内的批评家们因此而认为，在笛卡儿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这个大众媒介时代，恐怕只能是“我上电视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受众的深度参与，更加强化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电视产品和电视受众之间除了消费产品—消费者相互依赖关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样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在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海派文化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有话大家说城市心情实话实说

1网络故事（生活方式）畅想未来

2人体模特儿（文化观念）漫游未来我的儿子太潇洒（消费观念）

3出国打工记（生活方式）聪明的烦恼（青少年教育）

4我与电影（娱乐）“保险”保险吗（社会观念）强子（个人奋斗经历）

5自行车被偷后（社会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过年话吃（生活方式）没完没了好心情（娱乐）新世界（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7初九话酒（生活方式）读本好书过个年（生活方式）

8我在马路边拣到……（社会公德）文明养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长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几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讨债人的苦恼（法律）洋雷锋（社会道德）住家男人（家庭关系）

11网上消费谁来保护（法律）

类别（%）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其他

有话大家说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实话实说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释：

①/yhdjs

②应启明，谈话常识，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影电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⑦资料来源：陆云鹏，上海地区谈话类节目个人收视率分析，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⑧资料来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栏目组

⑨资料来源：同上

参考文献：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良荣，陆晔，从《东方直播室》看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王元化，《东方直播·文化篇》序，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电视节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上海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报告1999

谈话节目范文篇2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作为将人际交流引入电视传播的产物，谈话节目的出现，实际上搭建起了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平台，适应了转型社会中大众相对宽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释放欲求。“谈话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④借助谈话节目所提拱的话语平台，大众可以实现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获得情感代偿。同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现代开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安全、有效的渠道获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体验。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窥探和知晓他人想法与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电视节目，常常倾向于向受众灌输一元化的结论。这种传播方式的专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了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尊重个性的多元交流平台，隐含着民主、平等、包容的传播理念，能极大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谈话节目这个平台，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领略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内容，并分享讨论公共事务、行使人文关怀的精神满足。可以说，谈话节目既富有人际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三、以受众为本位的对象性传播

当前，大众早已不再满足媒体整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有了参与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企盼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间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时代变革的电视媒体，积极适应这一变动，自觉将镜头转向普通社会阶层，尝试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过节目平台让社会关注和知晓。这些无疑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长提供了有利契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⑤可以说，本质上立足于受众本位的谈话节目的发展，顺应了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可以说是颇具有对象性传播特质的节目品种。对谈话节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谈论及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形而上探讨，都只会让观众远离了电视节目。因此，谈话节目从现身之初，就体现出引领人们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可贵理念，针对分化为不同群体的节目受众的需求，确立自身的定位及节目选题。

纵观当下谈话节目，总体上讲，不外乎平民化谈话节目与精英型谈话节目两大类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平民化定位的谈话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则主要向平民百姓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爱为出发点，努力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水平靠拢。如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在内容的选择上侧重于百姓关心的情感纠纷、家长里短及平民视角中的国计民生；节目风格以平凡为美，注重原生态表现生活，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而对于精英谈话节目而言，前沿性话题，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识含量，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对话》栏目，其知识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质，就赢得了投资者、企业精英和业界专家等一批社会精英人士的喜爱。此外，随着一批娱乐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谈话节目在分众化传播的道路上也越显成熟。正是这种基于受众本位的对象性传播，使得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牢牢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受众。

四、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相对于其它主持人型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其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电视谈话节目的“看点”，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晓的话题本身（热门事件、热门现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对谈话进程的富有个性化风格的把握，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较之其它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观众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广的影响力。谈话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要产生闪光的思想亮点，需要主持人用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积极引导，激发嘉宾对话题的热情和兴趣，并充分调动场内场外观众的情绪和思维。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现场所展现出的语言能力、个性魅力、学识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元素。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是凭借自己个性化的、本色而真诚的主持艺术，构筑起与嘉宾和观众平等交流、沟通的桥梁的。因此，那些与栏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维敏捷，善谈会谈，富于独特个性和成熟风格的主持人，始终是牢牢吸引观众目光的核心节目元素。

其次，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个性化的看法、想法及临场表现也往往成为节目的重要“卖点”。谈话节目原本就是侧重表现人际交流的节目形态，对于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人际交流场域中话题各方的即兴对白和不可预知的临场表现，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当然，谈话节目，不仅仅是“谈话”这一样式。如今的不少谈话节目，还常常发挥电视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资料、音乐音响、图片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元素，在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场态化结构中被适时呈现出来。这使得谈话节目节目的“可视性”得到了有力发掘，审美感和艺术性极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谈话类节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外，还时常采用穿插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沟通方式，使整个节目互动性更强，内容也更丰富、充实，不仅仅“听”起来精彩，“看”起来也更富有意趣。

诚然，伴随着电视谈话类节目在各地的竞相涌现，当下的谈话节目也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给广大观众造成了多、滥、劣、俗等不良观感。特别是时下“跟风”办节目所造成的数量泡沫，在给谈话节目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稀释了节目精品的存在，破坏了观众的收视印象和收视口味。因此，提升谈话节目的品位，创新谈话节目的亮点，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谈话节目，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注释

①②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第214页。

③宋民：《谈话节目定位与错位》，/tvguide/tvcomment/wtjj/dsrshss/10342.shtml

④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⑤石长顺：《当代电视实务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谈话节目范文篇3

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较为特别的电视节目类型，它以面对面、零距离和即兴谈话（所谓的脱口秀）为主体。口头语言的趣味性、话题的吸引性、谈话的深刻性和对观众产生的思考性以及对影视蒙太奇的“排斥性”为其显著特征，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以及它对大众的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强烈关注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虽然不长却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形态。那么，究竟什么是电视谈话节目呢？其内涵与外延又是什么呢？

1、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

目前，对于谈话节目的定义并没有一种非常权威的说法，国内大多数的定义都是基于对《实话实说》模式的感性描述。按照传播学理论的观点，谈话是一种人际口语传播活动，包含了这种活动的参与者、谈话内容和交流方式，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信息交流手段的“以交谈的方式”。没有把“交谈”和“交谈的方式”准确地区分开来是电视谈话节目界定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很容易忽视谈话节目自己的特点，从而把它与“交谈式”的其它节目类型即“谈话节目”与“谈话因素的节目”混为一谈。

张泽群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人（包括特邀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室里就某一问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阐述和讨论观点的节目。”这一定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的“遥控器”角色，但对谈话节目的空间限制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电视谈话节目完全可以走出“象牙塔”般的演播室，回归嘉宾真实的生活空间。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吴郁对谈话节目下的定义是：“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对现象的描述，显得过于琐碎。

笔者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正常谈话状态下，在一定的空间里，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对某一话题进行议论、探讨、评说、抒发，借助电视媒介进行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主要包含如下一些要素。

①以谈话为主要内容

电话谈话节目应该以谈话为主要内容，或者说电视谈话节目是“主要围绕谈话组织起来的”节目，它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节目的看点就在谈话本身，这个要点提醒我们，做好谈话节目，着眼点首先要放在如何经营好谈话上面，而不是谈话以外的其他元素。

②谈话是无脚本的

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应该是一种无脚本的，带有即兴色彩的谈话。这种即兴色彩既体现了电视媒体具有的即时传真功能特色，以一种真正“电视的”形态表现出来电视谈话节目独特的魅力，又适应了观众希望通过电视实现社会交流的要求。

③谈话是在严密设计基础上的即兴发挥

电视谈话毕竟是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任何无主题、散漫式的谈话都不应该划入严格意义的电视谈话节目的范畴。表面上的即兴发挥必须建立在严密设计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不能“放任自流”。

④以电视媒介为载体

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也区别于广播谈话，电视谈话节目以电视媒介为传播载体，是视听双通道信息输出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

2、电视谈话节目的本质

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因为人是构成传播活动的两极，所以“传播是各种各样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它通过人类生活中最常见,最亲切，最便捷的交流方式——谈话，以文学，艺术，社会，人生，情感，命运为话题，以关乎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人文批判为内容，从而启迪心智，化育情感，帮助人们怀抱精神追求的兴味去创造并且享受生活。

二、现代谈话节目的特点：以《鲁豫有约》为例

1、主持人的明星化

“明星”一词最早应该源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据说是华山仙女的名字。《太平广记》中就有仙女明星“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之说。后来，明星也用来专指金星。因为金星是较亮的星辰之一。后来人们就以“明星”来比喻成绩卓越、才华出众的人。随着时间的演化，明星被用来称呼那些在各个领域卓尔不凡的成名或成功人物。就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来说，他们应该说是介于名人与明星之间的一类“特殊人物”。

（1）似明星又非明星

笼统地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为娱乐明星显然有失偏颇，他们之所以备受瞩目，主要因为他们身处电视媒介，而媒体界又的确是个制造明星的摇篮。与其他类型的明星不同，主持人既是电视节目打造出来的，也是观众普遍认同的结果。

谈话节目经常被冠以主持人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颇有些明星效应的味道。例如《鲁豫有约》《杨澜访谈录》等。以主持人的名气带动节目的收视率，以节目声誉提升主持人的名声，两者相得益彰。以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陈鲁豫这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为明星，但是，在观众的心目中，他们又的确是不折不扣的明星。

（2）师出名门，才华横溢

陈鲁豫出生在北京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家庭，从小对语言非常敏感。198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英语系国际新闻专业，五年的专业学习，为主持事业打了坚实的基础。她1991年5月参加中央电视台青年业余主持人大赛荣获第一名，由此步入电视领域。1991年-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多种类型的固定栏目以及大型专题节目和玩会。1994年被评为全国最受欢迎十佳主持人。1995年被评为华语电视界金奖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1996年3月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先后主持《凤凰早班车》《相聚凤凰台》。陈鲁豫加盟凤凰卫视以前是中央电视台旅游节目主持人，凤凰卫视中文台担纲主持的节目有：《音乐无限》《凤凰早班车》《香港回归世纪报道----60小时播不停》《戴安娜王妃葬礼直播》即时旁述，《一点两岸三地谈》《VIP会客厅》《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2000年曾被选为“2000年最佳女主持”。

师出名门的陈鲁豫诲书不倦，身上洋溢着脱俗的知识女性气息，她是一个美女主播更是一个才女主持。

（3）年轻化，精英化

年轻化、精英化是现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别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杨澜到陈鲁豫，从沈冰到许戈辉，从白岩松到胡一虎等等都是年轻面孔。这些所谓学院派的年轻主持人正在成为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队伍的精英骨干，他们凭借流利的英语展开访谈，其双语主持风格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信息反馈表明，年轻观众占了很大的比重。

2、访谈对象的名人化

《鲁豫有约》的访谈对象几乎覆盖了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娱乐。其中，几乎每个被访对象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拔尖人物，也就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抑或是名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标杆示范作用。2009年初，李咏担任主持人的电视谈话节目《咏乐汇》也沿袭了这种嘉宾精英化和名人化的创作思路与表现风格，事实证明，卓有成效。

3、内容丰富多彩

（1）嘉宾必须有与众不同的故事

《鲁豫有约》每期节目所采访的嘉宾都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感悟。观众在分享嘉宾的喜怒哀乐、人生经验的同时，对人生与社会产生思考与反省。对于《鲁豫有约》而言重要的不仅是嘉宾多为名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有故事的人。《鲁豫有约》在寻求公众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共鸣点，提供了个人心理需求社会思想的辅助以及个人窥视他人心里秘密心态的平台。

（2）话题选择的特殊性与敏感性

《鲁豫有约》对于边缘另类人群、见证历史的焦点人物、失意英雄等类别话题的选择使其显得与众不同。例如，在《拉拉的故事》里，鲁豫请来了生活在重庆的一些女同性恋者。同性恋作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尤其是女同性恋这样一个弱势群体，通过电视谈话节目的表达形式进行沟通、倾诉与探讨，面对面的交流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改版后的《鲁豫有约》更是拓宽了话题选择的范围，加大了对当下热点问题和焦点新闻的关注度，如针对风靡一时的选秀节目而推出的“选秀故事”；关注整容的“我为整容狂”。以及之前节目中的“人体模特”和“胖美人旋风”等等，这些紧贴人们日常生活热点的话题受到观众的欢迎也就尽在情理之中了。

三、由《鲁豫有约》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策略

1、《鲁豫有约》改版前后对比

（1）表现形式与播出方式的多样化

鲁豫曾说过，要把自己的谈话节目打造成中国的《奥普拉秀》，这在《鲁豫有约》2005年改版之后应该说初现端倪。

例如，节目播出量从周播改为日播，由原来单一在凤凰卫视播出到在凤凰卫视与全国28家城市电视台共同播出。

节目形态上，从一对一主持人走出去式的专访到把讲述对象请进演播室的谈话；“周末版”《鲁豫有约》没有固定的演播室，没有现场观众，由鲁豫和嘉宾一对一的谈话；“日播版”《鲁豫有约》则把谈话改在1200平米的演播厅进行，现场观众达300多人。

（2）节目内容的多元立体化

改版前《鲁豫有约》寻找、接触、访问的是一个个过去在历史时期站在风口浪尖的焦点人物、失意英雄、边缘人群或经历重大变故的人。在众多的谈话节目中，《鲁豫有约》就是凭着这一点脱颖而出的；改版后《鲁豫有约》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更像身边的家长礼短，但这种家长礼短中又透着很多文化、社会、道德的信息。这种基于改成日播的谈话节目而扩大题材的考虑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档有着比较高的文化品味的栏目的这种低姿态，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悲哀。

（3）节目制作机制的市场化

改成“日播版”后的《鲁豫有约》由专门成立的能量影视传播公司制作发行，这是凤凰卫视第一次转换节目制作体制。《鲁豫有约》节目的广告不再由凤凰卫视广告部统一销售、播出和管理，改为栏目组自己与赞助商、广告商联系取得冠名，栏目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制播分离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透过《鲁豫有约》改版的前生今世，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档优秀的电视谈话栏目生存发展的背后的艰辛与无奈，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在追求品牌化、知名度、公信力和美誉度等方面的两难境地。

2、节目本身所具有的发展优势

（1）采访风格

主持人是最容易被识别的栏目标志，也是观众依赖性很强的节目元素。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提到陈鲁豫时这样说道：“为何嘉宾面对鲁豫时总能够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原因有三，一个是她准确的提问，提问是记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是及时真挚的感叹，鲁豫把握的都很准确；第三个就是她的温和的聆听。“鲁豫在采访过程中，善于用一种体贴、温柔的态度拨动嘉宾的心弦。”比如在《“神奇教练”马俊仁》这期节目中，鲁豫从对马俊仁对弟子的感情出发，简单的说了一句“你觉得都是小孩”，触动了嘉宾的心弦，马俊仁言不由衷地说出了堆积多年的心里话。

“邻家女孩般”“谦和的倾听”是鲁豫在做《鲁豫有约》这档谈话节目时为自己打造出来的个性化标签。现在已经进而成为鲁豫个人的形象化标签了，观众提到知名主持人陈鲁豫就会产生的“品牌联想”。鲁豫独特的采访风格是《鲁豫有约》与其他电视谈话节目最大的“差异化”，也是该节目的一个特殊看点。

（2）沟通技巧

人格化传播的特定形式要求主持人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冲破大众媒介所造成的受众情感障碍，营造一个充满亲近感和人情味的传播环境。人们在面对摄像机时往往不能像在通常情况下放松自然的进行沟通或交流，有的人也许还要刻意地维护自身的形象，这些都会使他们在表述观点时词不达意或避重就轻。鲁豫就努力营造“很宽松很真实，没有被侵犯的氛围。”比如在鲁豫采访现代著名儿童文学家梅志老人时是这样开头的：“来，梅老您坐在这儿，我们打扰您休息了，您是不是中午都要睡一会儿啊？”一个令被访者很和谐的谈话就此开始了。梅老说：“不要紧的，我恐怕配合不好。”自然而然地引入了围绕梅志老人写的《胡风传》和《我陪胡风坐牢》这两本书的回忆之中。

（3）“讲故事”的方法

李德来（光线传媒副总裁）谈《鲁豫有约》时说道：“在国内的谈话节目中，《鲁豫有约》是唯一的可以消除所有嘉宾在这个栏目里不同身份的，有一些栏目专门是明星，有的专门是平民，但是在《鲁豫有约》这个栏目里，包容度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全民访谈的节目。”为什么《鲁豫有约》节目能有这么大的包容度呢？笔者认为这完全归功于当初栏目内容定位时时提出的口号---“说出你的故事”。

“说故事”保证了选题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人人身上都有故事，陈鲁豫曾说过：“说故事的人不一定是名人，原则上是一个曾经大起大落、身上有故事的人,重要的是他的故事能给人以启迪。”判断约请嘉宾的标准是“故事”而不是“身份”，这让《鲁豫有约》的题材真正达到了“用之不竭”的程度。

3、改版后所面临的问题

（1）日播的节目量----节目制作面临巨大的压力

周播的节目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每一次的制作，改成日播节目之后，为了赶凑备播的节目量，往往会拉长一个选题的播出时间，制作成上下甚至是上中下集的形式，如对张惠妹、周华健、张学友等娱乐明星的采访。考虑到明星效应本身的吸引力，制作成了三期节目播出，精彩部分相对就不会特别突出，节奏也会稍显拖沓。

（2）播出平台大制约相对也大

话题对于一个谈话节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崔永元把困扰《实话实说》话题最大的问题归结为“禁区”，他说：“我们有很多宣传的禁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困扰。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没法谈。”《鲁豫有约》之所以能很快地在众多谈话节目中吸引观众的眼球，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凤凰卫视海外媒体的话语空间优势，让观众在节目中看到了大量央视大台里看不到的人物，但由于节目现在的播出范围扩展到了全国20多家省级城市电视台，话题的选择上很难打出能吸引人的“擦边球”了。

（3）制播分离---盈利成为根本前提

制播分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自筹资金制作节目和维持整个节目组健康运转，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将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四、电视谈话节目发展之我见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兴起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势头迅猛。虽然不乏精品佳作，但就整体情况而言，的确存在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展望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发展前景，巨大潜力尚待开发，在话题设置的广度、交流探讨的深度以及状态过程展示的现场真实程度等方面亟待改进语提高。一言以蔽之，电视谈话节目要想保持畅销的良好势头，除了找准话题，深挖内涵和节目包装之外，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节目的品位，保持节目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之势。

1、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话题选择比较拘谨和狭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谈话节目选题不太敢过多地涉及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虽然大多数电视台都遵循“三贴近”的选题准则，但是，这种贴近却与观众的内心期待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某位公民在转让火车票的时候，多加了27元的成本费，被铁路警方以非法倒卖有价证卷起诉，这位公民大惑不解，当庭质问法官，火车站售票处办理退票收取20%的手续费算不算倒票行为？我们的电视谈话节目一旦遭遇此类选题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小心翼翼，生怕越雷池一步。

（2）参与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的人不愿或者不敢说真话

嘉宾、观众乃至主持人不敢说真话，顾忌太多，生怕招惹麻烦。比起《鲁豫有约》的宽松环境，我们的主持人、嘉宾包括现场观众普遍觉得缺乏必要的话语空间，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思维与表达。说到底，这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所谓处事哲学在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样是关于火车票的案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第一时间》的“马宾读报”得到了较好的表现，其他谈话节目对此却噤若寒蝉，无人问津。

（3）高举个性化的旗号，大行雷同化脸谱化之风

在电视节目创作领域，适度的模仿与借鉴无可厚非，尤其是本土化式的模仿也不乏成功的范例（比如《快乐大本营》、《非常6＋1》）。但是，在信息时代，看电视似乎已经演变成人们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观众不停的换台，其间隔只有3到5秒钟。加上电视频道繁多，电视节目娱乐化、感官化倾向养成了受众的浮躁心理，在这种情形下对电视谈话节目的要求无疑更高了。由此个性化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和应对策略。遗憾的是，克隆、模仿之风叶悄然而起，主要表现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选题雷同、手法相似，就连场景的布置也近乎一致，如此，何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又如何不让观众大倒胃口？

那么，我们的电视谈话节目如何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迎接各个方面的挑战，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地进而步入良性发展之路呢？笔者经过认真调研，缜密思考，特此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全面提升主持人涵养，逐步推行主持人负责制

主持人一方面是节目的组织者，同时又是一个栏目的形象代表。不夸张地说，主持人就是栏目的核心和灵魂。从目前情况来看，主持人整体水平不高，非常成熟的主持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既有主持人的问题，也有主持人的发挥空间特别是用人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主持人没有魅力，谈话的魅力自然就受到影响。一个好的主持人需要有较强的现场把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亲和力，特别是对所谈论或要进行的节目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遗憾的是，有些谈话节目主持人，对话题既无了解又无体验更无热情。倾听别人的谈话，要么听不见、听不进，要么就是听不懂。总之，一个好的主持人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不仅要真诚、睿智，而且还要有幽默感、同情心。实际上现在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出色的主持人往往都在这几个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我认为，主持人必须是一个“亲切、亲近、亲和”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有知识有涵养的人。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逐步推行主持人负责制才会落到实处，《鲁豫有约》的主持人陈鲁豫等优秀分子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样板。

2、推进栏目个性化进程，打造风格鲜明、个性突出的品牌栏目

一个高收视率的栏目必定是风格鲜明、个性突出的。栏目的个性是综合性的，是完成后的印象。具体操作应该是在策划时就定下基调，从选题、报道方式、镜头画面到主持人的外形、学识、气质都应考虑周全，使它们协调一致。成功的结果总是栏目与名记者、主持相得益彰。在此，林木定位至关紧要。栏目的定位与栏目的个性化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栏目的定位有两类，一类是栏目受众定位，另一类是根据选题范围定位。纵观我国成功的电视栏目，其实现栏目个性化的途径不外是：以内容制胜的，例如《今日说法》；以栏目选题的独特角度而取胜的，例如《对话》《面对面》。惟其个性突出、风格鲜明才有可能打造出令人百看不厌的品牌栏目。（央视的《艺术人生》《焦点访谈》等就是知名栏目、品牌栏目）

3、实行制播分离，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

目前，电视市场呈现的是一个不等边多角形的形态，节目制作与播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此，深圳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徐奔奔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笔者也认为，电视节目以商品的形式走向市场应该是一种不容逆转的趋势。为了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采取全社会办电视的作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确切地说就是采用制播分离的生产模式，打破原有的电视台垄断节目制作与播出的格局，形成一种以质量求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局面，把电视节目作为产品推向市场。当然，分工必须十分明确，电视台把握舆论导向关口，甚至初步确定选题方向，影视节目制作公司按需供货。同时也可以采取由节目制作机构依据市场需求，也就是观众的收视需求，自行确定节目式样和内容，电视节目播出机构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购买。如此，通过良性竞争产生的节目就一定会更加接近社会、贴近生活、亲近观众，也才能产生更加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结语

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为不同观点、多种声音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既是中国电视节目体制与理念革新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证明。电视谈话节目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传递着出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感受与思考，记录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与话语的流变，同时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笔者认为，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相对于国外电视谈话节目占到其电视节目播出总量的40%，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竞争必定会更加激烈，这就要求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者们必须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与时俱进，科学决策，果敢行动，把此种节目类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经过不懈努力，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笔者对此坚信不疑。

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得第一手资料，笔者认真观看了大量谈话节目，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与理论著作。由于水平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特别是从理论高度层面的理解尚显粗浅，不足和偏颇在所难免，恳请老师指正。

参考文献

张泽群《脱口而出—浅谈电视谈话节目》1996年5月17—19

王怡林《脱口成“秀”》2006年1月

曹牧星《对访谈类电视新闻节目的一点思考》2006年第05期

王铮《解读<艺术人生>》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P21-2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二版

徐舫州徐帆《电视节目类型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苗《解读电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潘知常孔德明《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王婷《电视谈话节目创作散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谈话节目范文篇4

1954年美国NBC推出《今夜》栏目,开创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先河。中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于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自此,在中国大陆上刮起一阵谈话类节目的旋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从此中国电视进入了“谈话”时代。

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存活期都很短。2005年,《实话实说》正式从央视一套“搬迁”至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崔永元则告别《实话实说》。后来他坦承,当初离开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节目进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期。但崔永元后来另起炉灶的《小崔说事》,也难续《实话实说》火爆的“神话”。《实话实说》还算幸运地“存活”着,国内更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却不得不匆匆离去。如沪上开播不足一年的新闻辩论节目《撞击》,终因收视率差强人意而黯然“下岗”。一些谈话类节目在短暂的风光之后便黯然退出电视舞台,更多的则还在苦苦支撑着。其原因主要在于:1.国内谈话类节目题材单一;2.观众对于谈话类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众口难调,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受众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观众对其电视节目总是褒贬不一的。据统计,我国各式各样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已达数百个,能让人记住的不过是《面对面》、《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少数名牌节目,而这些节目被记住的原因更多的在于主持人而非谈话内容。然而,谈话类节目想要吸引观众,想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在于“谁来说”,而在于“说什么”。

与国内的访谈类节目“短命”相比,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往往经久不衰。比如开创访谈类节目之先河的美国NBC电视台推出的《今夜》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访谈类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对国内访谈类节目在制作理念和方式上缺失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二、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困境

当然,无论一个节目曾经是如何受欢迎,收视率是如何火爆,都有周期性,先来看一个例子:

《奥普拉·温弗瑞秀》是全球最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名字几乎可以和脱口秀划上等号,不少名流以上她的节目为荣。《奥普拉·温弗瑞秀》创办于1986年,不到一年时间,节目时间就延长到1小时,并以主持人奥普拉的名字命名,此后连续23年火爆荧屏,其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中的霸主地位一直不可撼动。23年来,数百位欧美国家的明星、名流上过她的节目。温弗瑞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她善于倾听,她能从嘉宾的发言挖掘出更深入、更有趣的话题,从而与嘉宾形成真正的互动。但是日前有报道称,这档美国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将于2011年9月9日停播,届时正值该脱口秀节目开播25周年。因为“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欲另起炉灶,创办自己的有线电视频道。《奥普拉·温弗瑞秀》是美国电视行业最能“敛财”的谈话节目。其停播有多方面原因,节目与电视台的合同将于2011年秋季到期,节目经费减少也是重要原因。

再看国内,名噪一时的《实话实说》在崔永元担任主持人时收视率曾经达到惊人的70%,成为催生众多谈话类节目的催化剂。然而,通过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实话实说》繁荣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隐患,除了崔永元的离去这个原因之外,谈话内容的空洞,素材话题的缺少,模仿多于自我的创新都奠定了它最后的没落。对比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在国外谈话类节目是一种“秀”(talkshow),众多的娱乐元素、玩笑及主持人的幽默往往可以吸引住观众的眼球。但国情的不同注定了国内观众与真正的脱口秀无缘,也注定了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只有创新而非模仿才能长久不衰。

中国的电视人当然早已看重了娱乐这一重要的元素,但是过于娱乐化往往使谈话类电视节目变得庸俗不堪。中国是世界上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庸俗电视节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着巨大的市场。虽然庸俗的电视节目往往存活不了多久,但是急功近利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为了吸引观众哪怕是短短的时间,不断推出此类谈话类节目,也是现在的电视观众对于谈话类节目不感冒的原因之一。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将媒体从业人员分为三大类,他认为素质最高的是报纸人,其次是广播人,素质最差的是电视人。在这里我不妄加评论中国电视人的素质,但他们急功近利的表现不仅仅将谈话类节目,更将电视传媒推向了悬崖边。

娱乐化也有娱乐化的规则,纵观国内外媒体成功的范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吸引大众的除了娱乐节目和影视节目外,还有就是新闻,尤其是在国外,即使是严肃的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这就是要求新闻报道要善于采用另类的手法,也就是要具有个性。一个个性鲜明的节目,容易引起观众的注意,而当这种个性恰好能够满足观众的品位和需求时,节目就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性,这样节目就有了品牌效应,有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这样才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重要的娱乐在于创新,而不在于乱搞庸俗,中国的电视节目缺少的就是创新,就是能吸引观众眼球的新东西。

比起由《实话实说》带起的谈话类节目的鼎盛期,现在的谈话类节目在银屏上的占有率已经大大缩水。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谈话类节目对明星青睐有加,而真正关注社会热点,在谈话中能够引人深思的,例如《锵锵三人行》、《新闻1+1》之类的节目少之又少,更多的则是像南京电视台的《有请当事人》之类的“闹剧式”谈话类节目。当然,《有请当事人》也拥有着自己的收视群体,拥有自己的制作模式,但随着“70后”、“80后”渐渐成为社会主角,“90后”也具备辨别能力,此类节目的生存确实不容乐观。

《非诚勿扰》作为目前最火的谈话类节目,由之前的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到现在四平八稳的节目风格,不失为谈话类节目转型成功的范例。《非诚勿扰》采取的方式是鼓励男女嘉宾进行观点交锋,把相亲交友节目打造成情感真人秀,把演播大厅变成展示人性的舞台。于是,几乎每期节目都有嘉宾语出惊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我的手只给男朋友握,其他人握一次20万”等大胆言辞不胜枚举。节目制作人在节目的困难期认识到,优秀的节目并不是搏出位、走钢丝,而是以情感为重点,重塑节目风格,使《非诚勿扰》悬崖勒马。但是更多的谈话类节目却继续博出位,更有甚者把马诺请来当主持人,以她为卖点,这样的节目确实令人无语。

在谈话类节目中收视群体最大,当然也是最令人诟病的当属情感类谈话节目。“不是上吊的,就是喝药的,要不就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吵架的,反正就是第三者、离婚啥的……”网友明子谈到目前国内部分情感类谈话节目时,表示“惨不忍睹”。之前提到的《有请当事人》就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情感类谈话节目确实需要贴近生活,靠近市民,可是“市民化”不等同于“市井化”,贴近市民的真情实感、令人振奋的感人事迹少之又少。央视10套的《讲述》节目走的就是温馨路线,虽然情感路线单一,但是这种积极的情感方向也正是这个有些浮躁的社会所需要的。动辄第三者插足,几个子女争遗产,诸如此类的内容确实显得过于市井了,可以有,但不能全都是。为了博取观众的青睐,情感类访谈节目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你要煽情,我就给你煽情,用当事人的坎坷经历赚取观众的眼泪,赚取收视率,故而就出现了造假现象,曾经红极一时的《心灵花园》就因造假而被广电总局勒令禁播。部分情感类谈话节目刻意煽情、热衷暴露隐私的不良倾向也不时挑战着观众的忍耐力。节目的诚信度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质疑。

三、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缺失

谈话类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划分,可以分为四类:新闻时政类、社会生活类、情感交流类、专业话题类。每一类谈话节目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定位,收视人群最广的是前三种。在种类繁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类节目怎样才能吸引观众,我想创新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电视节目最缺乏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还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构思与想法。一味地模仿只能框住节目的发展范围,限定节目的发展路线,这样的节目发展是不健康的。谈话类节目切忌跟风,你做相亲火我就做相亲,你做婚外恋火我就做婚外恋,这样的风气只会使观众越来越厌恶此类节目。

谈话节目范文篇5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传播模式决定其谈话现场的特定场景和氛围。传播过程的展开依托一定的社会场景，“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或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场景的区别会影响到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现场来说，正如张颂先生提出的，场景是“实境”与“虚境”的结合：主持人在和现场的嘉宾交流是实境；通过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是虚景。对此，约书亚·梅罗维茨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媒介平台使“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场景”，谈话现场是物理场景。媒介创造出的是“信息场景”。谈话现场的这种虚实结合的传播场景构筑了新的交往模式和传播模式。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是没有虚境的，交流对象总是可感的，确定的；电视媒体给电视谈话节目增加了“虚境”，而对这个“虚境”的感知和把握往往体现了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崔永元讲过自己早期作为主持人参与《昨日童星》节目录制时的一个疏忽：“有个嘉宾说到张嘎子，我就想去看照片，上去了，把照片拿下来，自己看看，再给了别人”。如果是普通人际交流这一系列动作毫无问题，但当时导播立即指出，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照片拿过来，在镜头前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完以后，再拿过来给观众”。显然，这个所谓的疏忽就是忽略了电视的特性，没有顾及到场外观众对看照片的视觉需求，只让自己和现场观众看清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目的传播效果。媒体创造出的这个信息场景从本质上区分了生活中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即使被大家认为是最像生活中面对面传播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从本质上和生活有了距离，不仅多出了一个信息场景，原来的物理场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场景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制约。虚境传播决定了实景传播的性质和目的，实境传播是虚境传播目的的执行。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传播关系也是复杂的，是一对对传播关系的有关联的叠加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传播的网络，是一个组织传播的现场。“是否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信息交流，是区别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员是作为节目的一员参与其中的，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场外观众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用图来显示谈话现场的人员状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平面代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右边的平面代表场外观众接受信息层面，在这个立体三角形中，先是谈话现场平面有三组一对一的传播关系：主持人←→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嘉宾←→现场观众；每组传播关系又和剩下的那个倾听对象形成了新的传播：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嘉宾、嘉宾和现场观众←→主持人，这六对传播是有及时反馈的，沉默、掌声、笑声、语言都是反馈的形式。再看连接两个平面的传播关系，两个平面之间听不到反馈。每一个现场的人员组成元素都会单独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受众、嘉宾→受众、现场观众→受众；而现场的每组交流又会共同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和嘉宾→受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受众、嘉宾和现场观众→受众，最后现场所有成员集体和受众形成了传播关系：主持人和嘉宾及现场观众→受众。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关系实际是两个交流过程的嵌套，即现场构成的每对交流关系又通过电视平台和场外观众构成新的交流关系，正如卞之琳《断章》里描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谈话现场，各参与成员有明确的分工，同时话语权也有不同的等级。这也是组织传播的特征，因为人际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往往是平等的。虽然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都参与节目的录制，但是他们节目参与的程度、在节目中的地位、话语权力大小是不同的。在谈话过程中，主持人始终掌控着谈话的主动权，控制着话题走向。他有提出问题，适时转换话题、打断谈话的责任和权利。比如崔永元曾在不同场合谈过他如何打断谈话而不伤害观众的妙招，当然他这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拒绝，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拱手让出谈话现场的控制权。嘉宾则只有决定是否回答的权利；现场观众为了配合节目的录制，也只能在主持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拥有话语权。

在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制作的全过程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谈话现场是整个节目制作流程的一部分，并且受其传播模式的严格制约。电视谈话节目不是把私密的人际交流公布于众，而是“将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变得更加公开。”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解释的：“‘公开一公开’的事件是指那些在电子媒介的帮助下超越了空间一时间的范围，每个人都可能接触。”。因此，只分析谈话现场的面对面是不全面的，“大众传播人际化”和“人际传播的大众化”观点显然都有只针对谈话现场这个片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概括如下：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其传播方式组织内和组织外传播两个部分，谈话现场是组织内传播，而组织外传播就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规定着谈话现场组织传播的目的；根据大众传播的目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流程有充分设计和规划；传播场景是对策划文案的一定程度的再现和灵动发挥，传播场景中每个个体都是节目制作团队中的成员，依照大众传播目的的规定性，以组织中的特定的身份进行沟通，享有与特定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

认识清楚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对提高节目质量有重要启示的。

节目组的品味决定着谈话现场组织的氛围。谈话现场组织虽然是经过策划团队和主持人反复商定的结果，但是这个临时组织常常只存在几个小时便被解散了，伴随着强烈的灯光的炙烤，录像机的监控，让这些关系复杂的成员畅所欲言，形成融洽的交流气氛，难度可想而知。对谈话现场组织的有力支撑和掌控其实更多地来源于现场背后的团队的力量——节目组。组织“能创造意义，具有价值观和规范，因其共同的事件和仪式而代代相传”，所以一个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崔永元多次谈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人文精神”，认为这种组织文化才是节目品位的保障，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品味不是在谈话现场形成的，不是靠技巧支撑的，它更多地来自整个节目团队的文化品味。《艺术人生》的制片人王峥在谈到团队精神时总结为“用艺术点亮生命”，这是他们整体制作群体的价值取向的体现。通过屏幕我们看到的是谈话现场的气氛、格调，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节目制作集体的品位。既是策划又当过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阿忆说：“主持人临场把握固然重要，但幕后方案的力量是决定因素，它可以限制明星嘉宾的矫情和嚣张。这种结构非常像是，幕后预案布好沟渠，主持人像个拿铲的农民，嘉宾的话语水流沿着预定沟岸行走，遇到临时阻塞，农民就用铲子轻轻疏导引流。”

谈话现场的组织气候影响着节目品位的体现程度。普尔和麦克菲把组织气候定义为“不断由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和再产生的集体态度”，在谈话现场，组织气候就是指谈话的氛围，这是一种看不见、说不出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氛围，它会对淡话参与者的心理起到某种暗示作用。现场气氛的和谐融洽程度决定了大众传播的效果。谈话气氛不仅感染着现场参与者，还能延伸至屏幕外，吸引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个临时短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交流方都是良好交流氛围的缔造者，只不过其间存在权限、功能的差别罢了。主持人要善于激发嘉宾的自我表露的欲望，善于在嘉宾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斡旋，使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充分表达，崔永元无疑是调节现场气氛的高手，而《对话》节目高素质观众的参与对现场水乳交融的氛围的形成功不可没。

以上两点，应该作为电视工作者打造优秀电视谈话节目的参照。

谈话节目范文篇6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人际传播；角色传播；大众传播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们希望能有一种融洽的谈话氛围，彼此间坦诚地交流观点，倾诉感情，就像在自家客厅中与朋友聊天一样，撇去别的社交场合过多的修饰，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在此，就把这种体现真实的氛围，称为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一个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客厅氛围的还原过程。

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个体面对面的交流并非使谈话者理所当然地处在人际传播之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其本质是独特个体间“我与你”的交流。电视谈话节目平民化的走向，对于“人”的关注，恰恰是对人际传播本质的追求，这也是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真意所在。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

电视谈话节目属于大众传播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值得讨论的是，它属性中的另一个因子是角色传播还是人际传播。

作为由职业传播者制作，专门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传播的节目样式，电视谈话节目当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一般属性，其表现有：传播对象面广量大，构成复杂等。

同时，电视谈话节目的另一个表征是节目现场人与人的谈话。但据此就可以说在谈话现场形成了人际传播吗?当然在人际传播的多种表现中，有“面对面交谈”这种形式，但这种表现并非是人际传播的本质体现，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体间面对面的交谈是构成人际传播的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如此，透过纷繁的表象，是何种品质使人际传播成为其自身呢?

现有的人际传播学论述，虽表述各有不同，但大多强调人际传播中个性的体现(或曰个体间彼此的了解度；或曰对关系对象心理学信息的了解等)，“对何为人际传播最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①

“个体间”的交流是人际传播的重要观念，当然这里的“个体间”是心理而非仅物理所指。以此为区别，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提出了“我与你”的人际世界和“我与它”的事际世界。“我与你”皆为个性的人，非角色，非面具，而“它”则更多地表现为角色和欲求的工具。②

人际传播体现个性，是“这一个”；角色传播基于彼此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承担的义务，是“类”的化身，在其间个体掩饰个性。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除大众传播这个属性外，它的另一属性既可能为人际传播，也可能为非真正人际意义的角色传播。

本文所论述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正是源自对真正人际传播的追求，努力形成一种真诚、朴实的谈话氛围，尽可能化解指向角色关系的作用力，达成人际间心与心的交流，是“我与你”的体现，而非“我与它”。

二、作用于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两大因素：谈话关系范围的划定，谈话者彼此的了解度

电视谈话节目与真正客厅中朋友聊天的区别，就体现在“客厅”与“朋友”二词中：与“客厅”相对应的是，电视的大众传播属性，使谈话无限扩散，即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关系范围难以划定；与“朋友”相对应的是：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彼此往往缺乏了解。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化解这两股指向角色传播的作用力，实现真正人际传播。应被还原的电视谈话节目是可被还原的。

下面结合人际传播特性③、大众传播特性和电视谈话节目的实际操作，对此予以论述。

1.日益包容的社会语境，突破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中关于“关系范围划定”的悖论，使得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实现真正人际传播成为可能。

“关系范围的划定”是指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会将彼此归属到某一个以特定方式交流的群体中。这种范围界限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这种他人存在，不单指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存在，是对交往扩散的一种预期。例如在某一群体范围内可以交流的内容，考虑到他人在场，传播内容相应会发生改变。

理想状态下的电视谈话节目，即还原了客厅氛围的电视谈话节目，同时具备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属性，但这两种传播对于“关系范围划定”而言，似乎存在一个悖论，这也是产生背离人际传播，指向角色传播作用力的原因之一。

从人际传播角度分析，客厅中朋友间的倾心交流，其关系范围划定是明确的，据此对交谈内容扩散可作较为准确的预见。由于排除了关系的输出，对深层“你和我”交流而作的自我披露，具有较小的危险性。

但是，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要还原客厅氛围，首先就要面对谈话节目大众传播特性对于谈话者心理的重大影响。大众传播传播对象面广量大，构成复杂的特点，使得“他人在场”具有最广泛的意义。谈话者不仅要面对现场这个“小传播场”，更要考虑到经大众传媒传播后的社会“大传播场”。所以关系范围划定的界线几近消失，因此在对传播扩散进行预期后，顾及“自我披露”可能的后果，谈话者在交谈时更倾向于呈现一种正式关系。人际关系划分的排他性与大众传播关系的广泛性，兼容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往往导致角色关系的呈现。

但“他人在场”导致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离心力，并非具有决定性。正如过往的社会生活形成了“讷于言”的传统性格，随着现今社会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与深入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人们更加真实和务实。从另一种思路来考虑“他人在场”，人们自我表达，传递“我是谁”的要求，通过大众传媒恰恰可得以更广延伸。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最近20年，电视谈话元素得以极大拓展。“更多的人有更大的空间开始自信地说着更真实的话。”④

2.还原“我”，找寻“你”，突破个体间因彼此不甚了解而带来的束缚，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实现真正人际传播。

罗洛夫介绍了几位学者关于在彼此了解过程中发生作用的三类信息：有关文化、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信息。

文化、社会学的信息来源于对一个人文化背景和社会归属群体的了解。这两项相对于心理学信息，较为外显与易于获得，但同时又都是对于“类”的信息，可得出的往往是关系对象的社会角色。使个性人得以突出的是在文化和社会学信息基础上，对于人心理学信息的掌握。正是此种心理学信息，使角色关系过渡到人际关系。

相对于客厅聊天中彼此的熟识，电视谈话节目参与者往往素不相识，或了解肤浅，大多数时候连文化、社会学信息这个层面都达不到，更谈不上心理学信息。在此种情况下，与关系范围划定一样，谈话者作深层次的“我与你”的交流，进行自我披露是有风险的、困难的。所以此种作用力的指向是彼此间的角色关系。只是角色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划分是一种心理划分。正如心理活动的隐蔽性一样，心理划分没有明确的外在界限。这有时会使角色关系的表达类似于人际关系。

要摆脱这种作用力，使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从角色关系回归到人际关系，卸去彼此间角色的面具，形成真诚、朴实的交流，还原客厅氛围，在于对“我”的还原和对“你”的找寻。

谈话节目主持人，一定要做到“诚”，即布伯所说的“我”，而非“它”。研究表明，对方对于自己的态度，往往是自己对对方态度的反馈。所在，若节目主诗人让人感觉是在“做秀”，即节目主持人强烈暗示这是一种角色关系而非人际关系，那么谈话参与者也必然将彼此的关系定位在角色的层次上跟着主持人“做秀”，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人际交流。在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过程中，谈话节目主持人自身就应处在一个真诚的状态，从而感染其他谈话参与者，得到亦为真诚的回应。恰如白岩松所说：“把‘主持’缩得更小，把‘人’放得更大。”

谈话节目主持人还应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这与真正人际传播的指向是一致的。“人际传播的基本特性，是说者与听者传播关系的完整性……保持心与心对话的听，这样，倾听之后，我们才能向人与人相互理解的目标迈步。”⑤所以这里的听，非单指耳之听，更指心之听。对于谈话节目主持人说，首先重要的不是自己说了什么，展示了自己多少口才，而是在于能使嘉宾、观众摆脱偏离客厅氛围的离心力，促进其意见表达与感情交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是对谈话参与者的尊重，也是对其陈述的鼓励。“传统上把好的倾听界定为，有效的思考，有效的解释，有效的评价他人的意义。”⑥

同时谈话节目要找寻那些真诚的谈话者，即“你”。对此，《实话实说》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实话实说》的执行策划在寻访嘉宾候选人时，不仅要考虑他们的观点和语言表达能力，甚至要掌握他们的全部资料、个性特征、谈话方式。这样，一方面可将那些修饰过多，尽说官话、套话的人，尽可能控制在谈话现场之外，先期排除可能的“它”；同时从对谈话对象信息获取这一角度讲，有利于在文化和社会学信息基础上，获得谈话者心理学的信息，进而使其从“类”中分离，成为独特的个体，推进关系进入人际交流层面。

三、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语言符号标志：谈话者“复杂代码”的使用

我们可根据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使用的语言符号，验证是否还原了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

巴塞尔·伯恩斯(BasilBernstein)(1975)认为人们在谈话时使用的符号可分为三类：有限词汇代码、复杂代码、有限句法代码。⑦

“有限词汇代码”(lexicalrestrictedcode)是一种仪式性(ritualistic)代码，其交谈内容人人都能预料到。例如见面寒喧时，中国人乐于谈论饮食，英国人热衷于谈论天气。这种谈话往往四平八稳，并不透露谈话者意图，只是遵循某种文化习俗，如果交往双方刚刚结识，那交谈内容更是肤浅。这种代码往往与角色关系结合在一起。

宣明栋在《〈实话实说〉的实话》中一段幽默的表述，可引来注解“有限词汇代码”；“大多数人只能在带锁的日记本写思想。许多人又会觉得麻烦……于是就不写了，后来就不想了，见了面只会问：你吃了吗?”⑧

电视谈话节目的交流若只停留在“有限词汇代码”层面上，无疑没有进入客厅氛围。

与角色传播使用“有限词汇代码”相对应的是，真正人际传播使用的是“复杂代码”(elaboratedcode)。复杂代码既表达意图也揭示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双方或多方在谋求进一步了解、更深层交换意见时就会使用复杂代码。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实现“复杂代码”，而彼此“复杂代码”的使用，是主持人、嘉宾、观众真诚交流的表现与结果。

“有限句法代码”(restrictedsyntactical)是在一个关系内部使用的仪式性语言代码。它与有限词汇代码一样，极少表达意图或揭示个性，但原因不同。相对于前者的无意表露，有限句法代码是由于双方相知甚深，已无需再予以说明。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熟人圈里的“典故”，一个群体中的习惯语。这种语言对于群体外的他人来说，很难了解其真正含义。

电视谈话节目不能只停留在“有限词汇代码”层面上，当然节目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进入“有限句法代码”层面，这样会使小场中其他谈话者，或是大场中的受众不知所云。不过谈话者也可能讲一些小范围、小群体内的“典故”或习惯语，为使交流顺畅进行，应及时予以解释。

综上所述，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实现从角色传播到人际传播的转变，实现“我与你”的真诚交流。契合了人际传播真“我”、真“你”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体现出一个开放时代的胸怀，表达着现代传播的理念。

注释：

①②⑤⑥王怡红：《人人之际：我与你的传播——读〈是桥不是墙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此文介绍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传播系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Stewart)编辑的《是桥不是墙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BridgesNtotWallsABookabout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

③［美］迈克尔·E·罗洛夫著，王江龙译：《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25页MichaelERoloff,INIERPERSONALCOMMUNICATIONTheSocialExchangeApproachSagePublications,Inc1985(27-30)。美国学者迈克尔·E·罗洛夫(MichaelERoloff)总结人际传播特性有四：a.人际传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关系中b.人际传播受制于彼此的了解度c.不同的交流关系导致交流符号类型各不相同d.人际传播具有功能性，即它总是为一某一目的服务。

④钟倩：《论电视节目中“谈话”元素的复归》，《金话筒月报》，总第27期。

谈话节目范文篇7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①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更是一个感情表达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无论在观念意识上和情感态度上，还是在传播视点和传播手法的表达上，开放型的电视传播都打破了以往“我传你受”的单向关系，使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的状态，进一步引入了人际传播机制，使得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二、构建大众话语空间，拓展公共领域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它从一开始就给受众带来了一个健康的交流空间和多视角的文化碰撞。从其本质来讲，电视谈话节目形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大众话语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③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

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大众话语空间，让普通人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电视媒介为大众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说为大众构建了一个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厦，一个谈话的场所，具有社会公共空间的性质，提供了可以发展谈话节目的大众话语空间，在培养观众的话语习惯，给予社会一种良性推动上具有其他节目形态所不及的作用。”④

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式，在宽松和开放的聊天气氛中，一个崭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初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是对逐渐消逝的社会空间的一个拯救，拓展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三、确立民本文化风格，弘扬人文精神

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谈话节目使得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话题设置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台”，⑤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文化风格。一批以普通大众、寻常百姓为主体的电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往事》、《聊天》、《讲述》、《荧屏连着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极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寻常故事，讴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视角和纪录风格。节目将平民百姓请进直播室，让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的方式审视着世俗社会人们的悲欢离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电视的传播当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进电视。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观众，而逐渐成为能够向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

对平民主义的追求，是中国电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下的一种回应，更是人对媒介自身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实话实说》选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叙事方式，是一个最大众化的节目。节目中平民百姓走上荧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袒露自己的心迹和经历。

电视谈话节目除了体现一种对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关注社会的变迁，更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与尊严。

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我们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关怀，通过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与爱，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在于让人看到人，还在于让人看清人，充分体现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和维护。

四、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舒缓精神压力

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满足“倾听”的需求，另一方面张扬“倾诉”的魅力，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谈话”这种方式更是让社会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大众文化途径直接参与进来，以对话、谈心等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尽情倾诉心中的喜悦、烦恼、困惑，甚至是愤怒、不平。同时，谈话节目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倾诉的现实空间，以谈话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对平凡人生的种种智慧的洞见以及他们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态度。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聊天搬上荧屏，同时将丰富多彩的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从信手拈来的话题出发，肆意发挥，天马行空……无主题的漫谈正如朋友间聚会的闲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的节目定位，尽情追求当下世俗的快乐，满足了受众追求娱乐的文化心理需求。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这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与“电视”这种现代最普遍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有效地满足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心理需求，解除了经济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困惑，让他们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种种迷惘中缓解和解脱出来，也获得一种文化舒缓。同时，它还把普通人悲欢离合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人也同样有烦恼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表述方式的创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达意见的权利。总而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电视节目竞争的规范有序，一个真正的公众平等对话、开放交流沟通、众声喧哗的电视谈话时代终将到来。

注释

①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②朱菁：《从谈话节目的崛起看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J】，《电视研究》2001年第1期。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谈话节目范文篇8

关键词谈话节目生活真实话语方式

电视谈话节目，是指由主持人、嘉宾以及观众围绕某一社会话题在谈话现场共同进行谈论的一种节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备稿，而是脱口而出，因而在港台也被形象地称为“脱口秀”。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这些年来，各地先后也涌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谈话节目，如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虎一席谈》、湖南卫视的《新青年》、重庆台的《龙门阵》等等。这些节目具备了相对成熟的节目风格，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在社会上也较有影响力。毫无疑问，谈话节目的“发达”，在我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谈话节目到底有哪些“招引”人的魅力呢？电视谈话类节目“风行”的背后，究竟又联系着怎样的社会语境和俗世生活情怀？笔者拟从人文的视野，就此做一番简单探讨。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作为将人际交流引入电视传播的产物，谈话节目的出现，实际上搭建起了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平台，适应了转型社会中大众相对宽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释放欲求。“谈话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④借助谈话节目所提拱的话语平台，大众可以实现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获得情感代偿。同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现代开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安全、有效的渠道获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体验。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窥探和知晓他人想法与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电视节目，常常倾向于向受众灌输一元化的结论。这种传播方式的专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了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尊重个性的多元交流平台，隐含着民主、平等、包容的传播理念，能极大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谈话节目这个平台，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领略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内容，并分享讨论公共事务、行使人文关怀的精神满足。可以说，谈话节目既富有人际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三、以受众为本位的对象性传播

当前，大众早已不再满足媒体整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有了参与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企盼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间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时代变革的电视媒体，积极适应这一变动，自觉将镜头转向普通社会阶层，尝试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过节目平台让社会关注和知晓。这些无疑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长提供了有利契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⑤可以说，本质上立足于受众本位的谈话节目的发展，顺应了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可以说是颇具有对象性传播特质的节目品种。对谈话节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谈论及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形而上探讨，都只会让观众远离了电视节目。因此，谈话节目从现身之初，就体现出引领人们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可贵理念，针对分化为不同群体的节目受众的需求，确立自身的定位及节目选题。

纵观当下谈话节目，总体上讲，不外乎平民化谈话节目与精英型谈话节目两大类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平民化定位的谈话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则主要向平民百姓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爱为出发点，努力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水平靠拢。如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在内容的选择上侧重于百姓关心的情感纠纷、家长里短及平民视角中的国计民生；节目风格以平凡为美，注重原生态表现生活，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而对于精英谈话节目而言，前沿性话题，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识含量，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对话》栏目，其知识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质，就赢得了投资者、企业精英和业界专家等一批社会精英人士的喜爱。此外，随着一批娱乐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谈话节目在分众化传播的道路上也越显成熟。正是这种基于受众本位的对象性传播，使得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牢牢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受众。

四、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相对于其它主持人型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其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电视谈话节目的“看点”，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晓的话题本身（热门事件、热门现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对谈话进程的富有个性化风格的把握，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较之其它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观众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广的影响力。谈话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要产生闪光的思想亮点，需要主持人用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积极引导，激发嘉宾对话题的热情和兴趣，并充分调动场内场外观众的情绪和思维。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现场所展现出的语言能力、个性魅力、学识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元素。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是凭借自己个性化的、本色而真诚的主持艺术，构筑起与嘉宾和观众平等交流、沟通的桥梁的。因此，那些与栏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维敏捷，善谈会谈，富于独特个性和成熟风格的主持人，始终是牢牢吸引观众目光的核心节目元素。公务员之家:

其次，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个性化的看法、想法及临场表现也往往成为节目的重要“卖点”。谈话节目原本就是侧重表现人际交流的节目形态，对于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人际交流场域中话题各方的即兴对白和不可预知的临场表现，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当然，谈话节目，不仅仅是“谈话”这一样式。如今的不少谈话节目，还常常发挥电视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资料、音乐音响、图片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元素，在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场态化结构中被适时呈现出来。这使得谈话节目节目的“可视性”得到了有力发掘，审美感和艺术性极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谈话类节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外，还时常采用穿插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沟通方式，使整个节目互动性更强，内容也更丰富、充实，不仅仅“听”起来精彩，“看”起来也更富有意趣。

诚然，伴随着电视谈话类节目在各地的竞相涌现，当下的谈话节目也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给广大观众造成了多、滥、劣、俗等不良观感。特别是时下“跟风”办节目所造成的数量泡沫，在给谈话节目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稀释了节目精品的存在，破坏了观众的收视印象和收视口味。因此，提升谈话节目的品位，创新谈话节目的亮点，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谈话节目，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注释

①②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第214页。

③宋民：《谈话节目定位与错位》，

谈话节目范文篇9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

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更是一个感情表达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无论在观念意识上和情感态度上，还是在传播视点和传播手法的表达上，开放型的电视传播都打破了以往“我传你受”的单向关系，使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的状态，进一步引入了人际传播机制，使得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二、构建大众话语空间，拓展公共领域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它从一开始就给受众带来了一个健康的交流空间和多视角的文化碰撞。从其本质来讲，电视谈话节目形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大众话语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③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

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大众话语空间，让普通人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电视媒介为大众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说为大众构建了一个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厦，一个谈话的场所，具有社会公共空间的性质，提供了可以发展谈话节目的大众话语空间，在培养观众的话语习惯，给予社会一种良性推动上具有其他节目形态所不及的作用。”

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式，在宽松和开放的聊天气氛中，一个崭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初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是对逐渐消逝的社会空间的一个拯救，拓展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三、确立民本文化风格，弘扬人文精神

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谈话节目使得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话题设置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台”，⑤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文化风格。一批以普通大众、寻常百姓为主体的电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往事》、《聊天》、《讲述》、《荧屏连着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极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寻常故事，讴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视角和纪录风格。节目将平民百姓请进直播室，让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的方式审视着世俗社会人们的悲欢离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电视的传播当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进电视。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观众，而逐渐成为能够向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

对平民主义的追求，是中国电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下的一种回应，更是人对媒介自身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实话实说》选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叙事方式，是一个最大众化的节目。节目中平民百姓走上荧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袒露自己的心迹和经历。

电视谈话节目除了体现一种对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关注社会的变迁，更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与尊严。

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我们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关怀，通过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与爱，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在于让人看到人，还在于让人看清人，充分体现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和维护。

四、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舒缓精神压力

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满足“倾听”的需求，另一方面张扬“倾诉”的魅力，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谈话”这种方式更是让社会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大众文化途径直接参与进来，以对话、谈心等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尽情倾诉心中的喜悦、烦恼、困惑，甚至是愤怒、不平。同时，谈话节目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倾诉的现实空间，以谈话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对平凡人生的种种智慧的洞见以及他们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态度。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聊天搬上荧屏，同时将丰富多彩的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从信手拈来的话题出发，肆意发挥，天马行空……无主题的漫谈正如朋友间聚会的闲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的节目定位，尽情追求当下世俗的快乐，满足了受众追求娱乐的文化心理需求。

谈话节目范文篇10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人；语言；节目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中国电视的一种节目形态，严格地讲，它要到2001年才有资格庆祝5周岁生日，因为它的最有代表性的栏目——CCTV的《实话实说》就诞生在1996年的3月16日。但是如同国内其他许多电视节目一样，电视谈话节目在我们这里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神速，《实话实说》问世并大获成功之后不久，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也就是《实话实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便相跟着纷纷面世，一时间电视里你说我说他也说，弄得全国各地荧屏闹嚷嚷好不热闹。

然而正如一些电视学者所担心的那样，“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要导致一哄而下”。在《实话实说》效应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省台市台不知上马了多少谈话节目，可是能笑到最后的却并没有预先希望的那么多。幸好，在这个问题上数量并不意味着一切，那些顽强生存下来，并不断向高峰攀登的谈话节目，已经渐显未来电视媒介支柱节目端倪。不是吗？下面所列这些节目，有哪一家不是当作“拳头产品”、“朝阳类节目”来经营的？这些节目包括：《实话实说》、《相约夕阳红》、《十二演播室》、《五环夜话》、《朋友》、《影视俱乐部》（以上中央电视台）、《国际双行线》（北京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东方直播室》（东方电视台）、《北方直播室》（黑龙江电视台）、《周末沙龙》（河南电视台）、《有话好说》（湖南电视台）、《女性时空》（广东电视台）、《羊城论坛》（广州电视台）……

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一下大作家托尔斯泰老先生那句至理名言。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说，失败的脱口秀各有各的失败原因，成功的脱口秀，却一定是找到了通往成功的共同路径。若透过成功案例将这条通往成功的路径加以显影，便清晰可见构筑这路径的不可缺少的两大元素——人和语言。

笔者1999年曾有幸应邀参加了某市电视台一档电视谈话节目试版的录制，并且作为准嘉宾得以敬坐前排。那期节目的话题是“某城是我家，清洁靠大家”，所选嘉宾有市环卫局负责人，环卫工人一名，市精神文明办负责人一名，普通市民一名，现场观众则既有环卫工人，又有高校学生，还有一些普通市民，主持人则是电视台的一位名闻全市的靓女型综艺节目主持人。录制开始后，主持人在乐队的欢快乐曲和观众的被指挥下发出来的掌声中迈着优美的步子“闪亮登场”，登场后开始背诵大段事先写好的开篇词，然后像介绍歌手赛评委一样介绍四位嘉宾，介绍完以后就开始“请嘉宾发言”，再然后就是“请现场观众谈感想”，最后是请环卫局领导作总结性发言。这样的谈话节目，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试版，同时也是绝版。这当然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反面例证，举在这里只是想表明我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是决定一档电视谈话节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然，这里的“人”并不是单指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人，而是包含了以下这几个层面的人——

首先是策划人。CCTV《实话实说》能够一炮打响，它的策划班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战功显赫的班底里，成员来自方方面面，有学者、作家，也有记者、编导、制片人，其中有几位如今早已是名声在外，比如时间、杨东平、郑也夫、宣明栋、关秀等。据说现在这个早期的策划班底已经“瓦解”，“挂牌营业”的是一个新的班底。我们所以在这里不吝文字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主要是他们的“脑力激荡”——策划活动，就是对中国电视发展史来说也堪称功不可没。其“功”，从节目学的角度来考察，不仅仅在于引进了一种当时观众从未见过的电视节目样式，还在于他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的人的魅力。换句话说，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调动人运用语言，借助电视这一先进传媒，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

“人”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层面，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层面，其作用在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中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当然，这个层面实际上也涵盖着作为反应者和合作者的节目嘉宾和现场观众，只是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我们这里才把主持人当作聚焦的首选目标。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双料制片人时间就曾撰文说：“中国传播语言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依靠的正是电视纪实语言的魅力，做这样节目的主持人的素质异常难得，既要幽默机智，又不能出格；既要自然真诚，又能深入浅出和善于引导。可以说，没有崔永元就没有今天的《实话实说》。”而一位叫邵艳的观众则在来信中说：“崔永元的主持给人一种新的感觉，显示出了中国男人的魅力，不同于有些主持人的夸张、装腔作势，崔永元给人真诚亲切之感。”(2)

崔永元既然这么“能”，那我们不妨多说他两句。

崔永元的成功曾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论形象，任何恭维的语言都显得虚假，说者和被说者彼此都能接受的惟一的一个说法就是：“小崔你长得，啊，还挺群众的。”的确，形象不是崔永元的优势。在崔永元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中央电视台见过任何一位“国嘴”是眼睛一笑就眯成一条缝，嘴角歪向一边，而且衣服从来就没有合身过，再亮的名牌服装，经他一穿，都会变成大众化了，就连他自己都说他长得是有点对不起观众，“属于打入敌人内部那种”。不过话说回来了，脱口秀的主持人在形象上又有哪一位是倾国倾城一露面就迷倒一大片观众的呢？我们从近往远了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的马东，在秉承其父马季先生机灵头脑的同时，也继承了“圆鼓隆咚的外型”；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问题就更严重——如果说头大身小还不是什么毛病，那么习惯性的“抿嘴奸笑，还有点色迷迷的”，可称得上是大毛病了吧？美国的两张脱口秀大牌形象上更是一个赛过一个：红遍美国的《奥普拉·温芙瑞脱口秀》（TheOprahWinfreyShow）的温芙瑞，作为黑人女性，她既无明眸浩齿，也无娇媚身段，虽经8个月努力成功减掉72磅，体重仍属重量级；《大卫牙擦骚》（LateShowWithDavidLetterman）的主持人大卫·菜特曼形象更是“惨不忍睹”——头发少而秃，牙齿参差不齐，笑起来满脸“沟壑”，声音能把狼招来。

问题是：形象并未影响他们拥有大量的观众，而且是忠实的观众！

把观众对他们的喜爱仅仅归为对满屏幕的挠首弄姿的俊男靓女的“心理逆反”，显然不够全面；把他们的“拔地而起”仅仅概括成是“人类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躲清闲的做法。当务之急我们认为是首先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受到观众欢迎和喜爱的。

以崔永元来说，他虽貌不惊人，但是自有观众喜欢：街头巷尾的大妈大叔觉得他就像邻居家的二小子，年轻观众就当他是儿时的玩伴、校园里的同桌、当兵时新兵连里的战友、单位里的同事。如此一来，看上去就感到亲切，想起来就感到心态平衡。如果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头发整齐锃亮，再讲一口官话套话，说不定观众当场就会“失望大逃亡”。同样，假如有一天窦文涛整了容，温芙瑞如歌王杰克逊那样换了肤，莱特曼戴上假发“拉了皮”，那么，观众还能认同认可他们吗？

这也许不是什么问题，观众真正在意的实际上只是他们的“内存”。或者，换个说法，观众真正深层感受并乐于永远感受并享受的是主持人的内在魅力，而不是外在形象。而这也正是一个有思想有品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孜孜以求的。加以分析的话，这种内在魅力的构成离不开以下三点的支撑：

其一，双向交流的模式。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学“枪弹论”的真正终结者。在我们每周都能见到的《实话实说》里，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现场观众，再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这里没有也不需要“权威的”、“唯一的”或“专制的”、“高压的”传播者，在这里，大家一起交谈、交流、交锋，最后在通过谈话所创造的语言“场”的作用下，达到信息、观念、情感的沟通、互融、生成。时间说：“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交给老百姓。这既符合电视纪实美学的要求，也是现代传播的理念。”(3)崔永元在这方面把握得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说在早期崔永元还有话语自我倾泻的欲望并时时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如今的他在这方面已经可以做到收放自如：需要的话他可以长篇大论，不需要他可以惜话如金，比如在《日子》和《家》那两期节目里，他就恰当地采取了诱发—倾听—感悟—交流—表达这样的谈话模式，既得体又深得人心，节目效果非常理想。

其二，纪实电视的理念。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并非偶然。中国电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首先是其本身具备了关注社会的能力；其次是电视人生成并积聚了关心和记录社会生活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最后，是社会舆论环境的高宽容度。当社会舆论的宽容度可以达到电视谈话节目所要求的临界点的时候，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产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便到来了。电视谈话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最根本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它必须严格遵循纪实的电视理念。在纪实性的谈话节目里，如果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现场观众人人都是面具遮掩假话连篇，那么这档节目的可视性就可想而知了。这里的纪实，不一定是不见真理不罢休的深刻挖掘，也不一定是连一个哈欠都不放过的细枝末节的忠实记录，而是另外一种主张及其延伸，即：尊重人的权利，让人开口说话，并把这话语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正是在这个理念之下，《鸟与我们》的那期节目里，头一次进中央电视台上《实话实说》的北京胡同养鸟老伯在挨了大家一顿环保教育之后，还敢鼓足勇气表达自己的困惑；“听来听去，我有点纳闷，好像是养鸟的不如不养鸟的爱鸟。”这才是可以引起掌声、笑声和回味的谈话话语。而作为主持人，任何“上帝的姿态”和“贵族化的话语”都会让观众“敬而远之”。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这里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依靠真诚和主持技巧使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和观众愿意说话和愿意听人说话，并且能够实话实说或者积极而真诚地有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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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主持谈话的能力。像《实话实说》这样的即兴型的谈话节目，无论对嘉宾、观众还是主持人，都是一种考验。即兴节目绝不能事先有台词，事先能做到的准备只能是思路，只能通过问题使讨论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而提问又不能横空出世、前后不沾，必须衔接得恰当、巧妙、有趣，因此也就必须在既定的思路的基础上即兴发挥。这是郑也夫他们当初策划这个栏目时达成的一种共识。

主持人主持能力表现在节目录制中，以及前前后后的每一个阶段上——录制前是对话题、嘉宾的把握和铺垫；录制后，则是对主持过程的反省和对主持效果的反馈。而最见主持功力的，则是在录制过程中主持人的表现。具体说来这种能力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策划方案的理解能力。如果这档节目实行的还不是主持人中心制，那么主持人就涉及到与策划配合的问题。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般在节目组里对策划内容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但如果你每次都把策划殚精竭虑搞出的方案精髓弃而不顾，而沿自己认定的轨迹拼命“跑偏”，那么结果便是要么策划走人，要么是主持人“下课”。能够有像窦文涛那样运气的人并不多。当初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总裁刘长乐先生策划推出的是一本正经的谈时论事的“斋谈类”谈话节目，但经窦文涛之“嘴”，这个节目已经“面目全非”，已经变成了一个“荤谈”、“戏说”天下大事小情的《锵锵三人行》。刘老板虽然有一次曾对好友表示“都不敢看文涛主持的节目了”，但并没有停止对这个节目的扶持。(4)

第二，选择节目嘉宾的能力。选择嘉宾常被当做是策划人的职责，然而若深入追究，我们会发现大权其实是由谈话节目主持人“独揽”——他不一定决定最终人选，但是在节目中他却有权让谁开口说话，让谁保持沉默。郑也夫在反省《实话实说》所走过的道路时说：“如果说《实话实说》节目比同类节目质量略好一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挑选嘉宾上更慎重、苛刻、下工夫。”(5)应该说，在嘉宾选择上，《实话实说》也走过许多弯路。在节目的早期，由于过于倾向选择专家学者名流，而忽视了平民百姓，因此在节目里那些缺乏鲜活气息和生命力的话语很难剔除干净，刻板、干巴、模式化、冗长、没有风趣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实话实说》嘉宾选择的最终成功应该是得益于后来嘉宾人选的生活化、平民化和多样性。自从后来《实话实说》调整了嘉宾选择的原则和方向，真正的平民百姓才得以进到节目里来。令专家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过几句话的普通人，在这里说起话来，不仅朴实健康实在，而且还经常是妙语连珠，着实为中国的谈话节目吹进了一股清新鲜亮的风。比如《日子》中的那位高大权，《家》中的黄月和她的工人丈夫，《结婚的钱由谁来出》中的那位农村大嫂，《父女之间》的父亲和女儿，以及最近一期的那位“洋雷锋”丁大卫等，他们完全出于自然的表现却每每为当期节目带来亮点。在嘉宾选择上，《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可谓用“情”最专，节目自开播以来，以窦为轴心的几个“三三组合”中的几位主要人选几乎就没怎么变过。当然，这些人选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嘉宾中的梁文道、张坚庭、马家辉、郑沛芳、潘洁等，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而且在本行当里也是小有所成。与我们不尽相同的是，西方的许多谈话节目则格外看重嘉宾的知名度和传奇色彩。《大卫牙擦骚》热衷于邀请政界要人、演艺明星、体坛精英以及社会上身怀五花八门绝技的各界人士；温芙瑞在节目里则对那些对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有兴趣的嘉宾更感兴趣。但我们认为在西方的所有脱口秀节目里，在嘉宾选择上最值得借鉴的要数NBC的《今夜谈话节目》。这个节目的嘉宾选择有自己的一贯做法；每期选4至5位嘉宾，一些人很著名，一些人不那么有名，另一些人则完全没名；组合方式通常是：一个歌手，一个喜剧演员，一个平民，一个知名人物，一个大众文化分析家如社会学家，由他来分析节目话题所涉及到的社会、民族、文化、政治或性的问题、趋向。《今夜谈话节目》在美国被认为是电视谈话节目之源，多年来长盛不衰，这与其嘉宾选择的原则、标准和方向恐怕不无关系吧？

第三，谈话的把握能力。虽然主持人的个性在任何谈话节目中都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谈话节目成功的真正关键却是“谈话”本身。谈话节目是以传递和交流信息为主的，但观众在收看的时候却往往只为了娱乐。(6)这就对主持人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持人对谈话的把握能力一般又可以细化为这样几项：

其一，对话题的把握能力。在接受美学看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同一个话题，不同的主持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关于的话题，在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里，他以生动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诫人们“珍惜生命，远离”。而窦文涛在他的《锵锵三人行》里，则与嘉宾讨论吸毒的滋味到底有多美。温芙瑞则从自己年轻时被骗吸食大麻和戒除的经历说起，谈论的可恨但并不可怕，努力给人们一些积极的启示。同样是讨论“撒谎”的话题，崔永元以孩子的说谎为谈资，窦文涛则从克林顿说谎的“肢体语言——摸鼻头”说起，莱特曼则在节目里干脆拿克林顿的撒谎和性丑闻开涮。单从对话题的把握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主持人的思想观念个人兴趣，还可以看出他所主持的谈话节目的价值取向。

其二，对现场的把握能力。也就是在节目的录制中营造谈话“场”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主持人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具体到主持过程中，又可分为：（1）对嘉宾和现场观众情绪的调动；（2）对谈话走向、深度与节奏的控制；（3）对现场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所谓谈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以语言为工具、手段和目的“刺激—反应—刺激—提高—再刺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主持人的话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不仅善于调动嘉宾或现场观众说话的积极性，还善于使他们所说的话“升级”、“深入”。他的办法很多，形象点说，他有时是挠痒，有时是揭短，有时是“热情‘扬’‘抑’”，有的时候迫不得已也下下套子，还有的时候对方滴水不漏，他只好采取对对方的见解或观点进行故意的“歪批”“曲解”，使对方因着急纠正而表达出更多，却没想到这正中了小崔的“圈套”。有时，双方火药味太浓，观点相左的两个方面冲突在即，这时，小崔又得出面调解，当一把和事佬、消防员，可又不能把火全浇灭了，否则节目就没法录下去了。莱特曼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为了采访第一夫人希拉里，他提前好多天就在节目内外放风说希拉里不敢到他的节目里做嘉宾。此招果真好用，没多久，希拉里就坐到了他的那张著名的沙发上。为了来个下马威，莱特曼一张嘴就扔给了希拉里一根“带刺的骨头”——

莱特曼：你现在搬到了纽约，住进了毫宅，有没有发现每天都有傻瓜开车路过你家门口，冲你的房子大喊大叫啊？

希拉里：有啊，可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呀？

莱特曼：（松领带、扭脖子、吐舌头、摇头）……

莱特曼知道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便不再造次，谈话也回到了正轨。希拉里则真正感受到莱特曼这盏“不省油的灯”的“刁蛮”，打心眼里不敢怠慢，回答问题和发表见解都拿出十二分的精神。这正是莱特曼所期望的。

其三，与节目其他环节的沟通和配合能力。小型谈话节目场面小，环节少，控制容易，主持人主持时涉及的部门也不多。大型的电视谈话节目要更加复杂一些，主持人除了要与策划和编导部门沟通外，还要在节目现场与灯光、音响、乐队、剧务等其他部门互相配合。在现场，乐队其实也是一个“有思想情感”的成员，它常常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同时又是调节空气营造气氛的高手，明智的主持人从来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崔永元就明确表示过对小乐队的感激，因为小乐队常常“救他的驾”——为他解围。莱特曼与乐队的调侃，更是他的深夜谈话节目的一个大有卖点的环节。

在上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论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魅力及其源泉。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也不妨跟这些主持人们学一手，他们总是在每期节目的最后说上几句精彩的结束语。我们不是“国嘴”，因此要说的也只是人人皆知的几句老话：

“腹有诗书气自华！”

“功夫在诗外！”

“艺无止境！”……

注释：

①时间：《〈实话实说〉的诞生与成长》，见《〈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P8

②《观众来信及来电摘要》，同上书，P409

③同①，P8

④《凤凰周刊·试刊号》，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3月，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