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范文10篇

溯源范文篇1

一

青年时期受儒家头脑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布局看法。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异，也便是贤愚差异，把教诲「小人」视为「天」赋予「君子」的政治使命。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承袭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诲的分外存眷。

1913年10-12月，在条记《课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私家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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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给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黎锦熙写信：「自揣固未尝发愤，敷衍宇宙、敷衍人生、敷衍国家、敷衍教诲，均茫乎未定，怎样教书、服务？」信中说他「久思布局学堂，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概为准」。

这封信叙述了他所度量的抱负和议决教诲「救世」的筹划。他说：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迷恋，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这是说，由于「小人」同为「吾宇宙之一体」，君子应「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对「小人」有教诲的责任。

他试图议决教诲来补充人的「天分之不齐，境遇之差异」。他以为4：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尤宜护惜，况且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分之不齐，境遇之差异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几个月后，这种假想议决「准备夜学」得到实现。

1917年10月，一师的弟子布局「学友会」改选，当选为总务兼教诲研究部部长，现实主持会务，并准备夜学。

1917年10月30日，用口语文写出得当工人看的〈夜学招学广告〉，枚举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几件事：「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广告夜学教学的内容、时间等。同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函称：「敝会提倡夜学，原欲防备知识于社会，经尽师范本分。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修业之人，……望老师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议决广告宣传，报名夜校者达百余人5。字串9

1917年11月，在《夜学日志首卷》中，先容了泰西的履历6：

泰西号称教诲普遍，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神经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诲者，而不忍恝置也。

为佐证议决教诲救「小人」的头脑，在上述给黎锦熙信中，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据7：

孔子知此义，故立清静世为钨，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树德、立功、

立言以努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这里所说的从「据乱、升平二世」，进「清静世」，是指汉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近代改造派理论家康有为的「大同观」。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反响出他对康有为主张的儒学传统大同头脑的认同。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大同的寻求。到秦汉之际，《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抱负，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加以阐释，以为人类社会是凭据据乱、升平、清静的序次生长的，封建社会是「据浊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清静世」。他说：「盖自据乱至为升平，升平进为清静，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无差异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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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览全地」，他借用西方进化论，提出的中国近代大同论，创建在历史进化论之上。其目的是驳倒封建制度，推许「天赋人权」，主张推进民主，生长经济，创建新式学堂，作育今众人才。他的弟子梁启超以此作为生长教诲的理论依据：「吾闻之，年岁三世之义，据浊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相互胜，清静世以智胜。」他以近百年来，欧洲列国以智取胜为例，得出了「天下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克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作为兴学的依据，这在19世纪末的晚清黑白常先进的头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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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有为的大同观，承认生长是一个不停演进和历程，但不承认人类社会的生长更是一个不停实现社会变革的历程，有它的范畴性。对康有为的大同头脑，在40年月末，还曾重复提及，年轻时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虽然不再是「打扫国家权利」，而是要在「工人阶级向导和共产党向导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打扫阶级和实现大同。」10字串2

溯源范文篇2

关键词：美术技能摄影技术审美文化

当我们欣赏到古人的绘画、书法、舞蹈、音乐，我们会体会到艺术作为人的技能的美学，因此，中国艺术强调反技术、反人工的所谓境界与品位。西方艺术虽然技术与科学原理都很突出，但是，西方古典艺术与中国艺术一样，也是强调心智结合的技能，西方文化的历史扩散着这个芬芳的希腊美学精神。然而，当我们探索到工具时代的弯弓与快刀，回溯工业时代的产品设计，尤其是当我们研究摄影技术的成熟以及大众化，在技术的背后，莫不是本民族对景点美学的弘扬——这就是我们的“技能”向“技术”转型的美学时代。

摄影，在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时，我们会发现广阔的时代在他的精神审美上的分化，本文将在这个文化分化中寻摸美术史的宏观规律。

(一)摄影技术与摄影艺术

摄影术发明之时，正是西方社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时期，正如蒸汽机、电灯、留声机等十九世纪重大的发明一样，摄影术的发明是技术革命和信息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摄影是什么？它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技术？自摄影诞生之日起，人们就一直围绕这两个问题纠缠不清。摄影是“用光绘画”，是技术和视觉观察力的一种结合，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一说法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在摄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难发现摄影技术对摄影文化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每一次摄影技术的更新与变革，都对摄影文化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美学表述中的“技术”与“艺术”是两组不同的概念，二者并不等同。在“技”与“艺”之间的“术”，显然是基于人的深层文化属性，而不是人的浅表属性。

我们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教育的文化形式——强调“修身为本”、“齐之以礼”、“义以为上”的文化整体观；道家文化强调人本来具有的“意”，这个“意”普遍存在，就叫“道”。也既是说，“技”是人的技能的体现，使人与社会、自然的一种平衡、观照、审视，而“术”只是工具的观点。按照古人的观点，人应当遵循“虚”、“静”、“去欲”、“去己”的训练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人才能实现“德教行为”、“知识体系”、“艺术技能”的目的。因此恰恰只有是“虚”才可以接受万物，而简单的“技术”完全不能达到古人说的关于“艺术境界”的认识。

确切地说，技术与艺术，分化点在于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因此，技术与文化以及艺术与文化，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我们讨论的着眼之处。

(二)文化观念分歧对技术与艺术分化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曹昆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摄影文化是极其广泛的范畴，对于摄影文化的界定至今还没有较为清楚的解释。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也指文明。从文化的概念中明显地看出技术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技术具有文化的属性，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由此可见摄影文化应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摄影艺术文化，另一个则为摄影技术文化。

他说：何谓摄影技术文化？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甚至到了18世纪，西方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就把技术看作是人类文化领域之一并对其展开了研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技术本身和文化是相互对立的，文化论者和技术工匠是两个无法逾越的领域。也有些研究者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文化定义中，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卡普则把技术看成是促进文化进步的手段；怀特把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埃吕尔、F·拉普和李克特等人则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或“一种文化过程”。（[日]栗原史郎：《未来的技术哲学》1987年，第107、81—85页；（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57、100页。）这些研究者多数认为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技术就是一种文化。

（三）根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观点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个视角：

手段论：文化一体，艺术也是手段。这个观点强调技术对文化的作用。在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阐述中，德国批判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最为重要的一位。他竭力推重技术文化的作用。他认为“技术上的更新应受到重视。”他对技术重新进行了界定，技术包括生产、传播的方式，传播的革新，形式手段的变革，还包括物质性的技术手段、工具等。本雅明之所以对技术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体现在他从摄影、电影这些新技术手段发明所受到的强大鼓舞当中。摄影技术的发展进步根植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中，摄影技术不仅表现出有形的物质性特征，而且它还体现出无形的文化特征，它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一部技术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摄影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摄影文化发展的历史。

从达盖尔将摄影术发明公布于众的那一天，一直到数码摄影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以摄影技术改革发展为前提的摄影发展史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时期，分别为机械复制时代、电子影像时代。

环节论：摄影是技术还是艺术取决他的记录功能，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记录的任务，技术是保证社会文化认识、审美、教育的主要依据。因此，艺术就是适当的调节审美活动和技术活动。所有技术都承担着文化的任务，如属于技术的各种艺术活动都涉及感官，不仅承担着文化的任务，也同样力所能及地肩负着社会方面的一些任务，因此，摄影在艺术中地位没有确定，文化主体地位容易丧失，容易被人瞧不起。

各种文化艺术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都承认环境、教育在人性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不过是人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实表明，凡持有不同的文化观的思想家、教育家，就会有不同的艺术思想与实践。由于在文化问题上的假设不同和认识分歧，因而在艺术目的、艺术作用和艺术任务上的主张也有根本的不同，对技术原则和教育及技术方法的选择就会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论乃是艺术的立论依据。具体而言，这里所说的艺术，就是“发展”、“改造”、“塑造”对文化的内容、方法都会各自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摄影”这一概念开始进入艺术范畴。

（四）诉求与追问：机械复制时代摄影文化的反思

记录、复制，乃至技术处理，摄影文化的机械功能引起了人们对摄影艺术以及摄影技术的诉求与追问。相对于其他艺术而言，摄影文化是应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应文化提升的需要而发展的。回溯古今中外的美术文化史，莫不是源于劳动，竟于技艺，化于美学，劳动史、艺术史、美学史具有相关一体的特征。因此，我们说：艺术文化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同一的”，是“异质的”而不是“均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

视觉文化，就是对身体以及文明、竞争的广泛的认识，就是人类悟性的、文明的、行动的基础。古人就认为，自我与世界、自我与宇宙、自我与万物，都可以包容到知觉的意蕴中去。中国视觉文化在树立意蕴上能够包容西方美学的形式以及运作体系，随着国力的增长，摄影艺术运作体系的健全也一定为期不远。那么，如何把我们优秀的文化，发扬到现代艺术的技术和技巧中去，建立自己的艺术科学、艺术训练、美学系统，就成了研究者的追求目标。

相反，西方美学的“机械复制时代”，在德国批判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最先提出后。美学界对机械复制时代，就是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艺术作品与农业社会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工业艺术作品同时具备了其它工业产品的特征，这就是可以在相同品质的基础上无限复制。技能表现向技术复制转化，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摄影艺术的好感，使得摄影成了复制的代名词。

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是区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一个典型的时代特征。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复制技术带来的是大批量的生产和大范围的传播，不光对传统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对传统艺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就曾经断言：“复制技术把复制的东西从传统的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复制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震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震荡。”照相摄影技术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又是机械复制技术的典型代表，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颠覆了传统艺术，迫使绘画艺术走向抽象的表达。“随着照相摄影的诞生，原来在形象复制中最关键的手首次减轻了所担当的最重要的艺术职能，这些职能便归眼睛所有。由于眼看比手画快得多，因而，形象复制过程就大大加快，以致它能跟得上讲话的速度。”照相摄影技术的特性在本雅明的话中得以体现。

遗憾的是，摄影的技术化、商品化，这个物欲文化倾向不仅冲击着摄影艺术，而且严重影响着当前摄影技术与科技发展轨迹。在摄影技术出现以前，传统艺术依赖手工制作，一幅作品完成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艺术作品多数被用于礼仪仪式或宗教活动，这些艺术作品被赋予了膜拜价值。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只能远距离的静观，必然会带有崇敬神秘的感受。因此，传统艺术作品具有原真性、永恒性、权威性、膜拜价值，它还带有个人独特的审美品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势。人们可以用一张底片复制大量的照片，这期间所花费的时间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的时间。照相摄影技术的复制性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是人们触不可及的神圣之物，它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与艺术的关系，艺术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是机械复制技术文化与工业文化的产物，它具有无穷复制性、可修改的特性、可展示性，给众多的欣赏者带来无距离的直接震撼。机械复制也有别于传统手工复制，它比手工制作更加独立于原作，另外技术复制能把原本摹本带到原本无法到达的地方，这些在照相摄影中表现尤为深刻。

(五)重塑现代摄影文化精神：摄影文化的艺术使命

摄影如何塑造现代人完善的人性，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衡量一切艺术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标准应当是：它的现代人性水准，它在传播促进现代人性的成长方面所作的贡献。摄影文化重新建构，其实质在于寻找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完整人性，达到对现代人及现代人性丰富内涵的全面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新的摄影艺术理念。

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中处于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的重要地位。按照重演律的逻辑，劳动技术（指里指广义的劳动技术，包括教育婴幼儿使用各种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借助最简单的工具和手段达到最简单的实践目的）在个体身心发育、个体社会化和个体创造性实践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也同样应该具有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的重要地位。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人类个体工艺结构（亦可称作实践结构）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规律，并揭示其与个体语言、思维结构，文化、科学结构，意志、情感结构以及生理、心理结构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沿着这一崭新的思路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导致从教育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溯源范文篇3

关键词:计量;设备;量值溯源

1概述

计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基础工作，核心是保障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实现量值的准确、可靠，量值溯源与量值传递是实现量值统一的主要途径。高质量完成好科研单位各类计量设备的量值溯源，是评价各类试验装备性能、保证科研试验数据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近年来，随着科研单位各类试验设备设施建设以及试验手段的提升，各类计量设备的数量逐年增加，量值溯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高质量做好各类计量设备量值溯源工作是科研单位计量的中心工作，也是科研单位计量机构抓好计量保障的主要任务。

2计量设备量值溯源的意义和要求

2.1计量设备的定义。根据相关规定，计量设备是指能用以直接或间接测出被测对象量值的装置、仪器仪表、量具和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物质，包括实施科研试验保障和为试验装备配套的测量标准及配套设备、检测仪器设备及系统等。根据这一定义，计量设备主要包括:测量标准及配套设备、仪器仪表、工量具、专用测试仪器设备以及测试系统等。其中，测量标准及配套设备主要由单位计量机构负责建立、保持、维护和使用。各类仪器仪表、工量具、专用测试仪器设备以及测试系统主要由各基层研究室负责保存、维护和使用。2.2计量设备量值溯源的必要性。《装备计量保障量值溯源与传递》中规定了量值溯源与传递的总要求，主要有以下五点要求:(1)装备、检测设备和测量标准的性能参数，均应通过量值传递或溯源的方式，与相应的国家计量基准建立联系，确保被测对象量值的准确、一致。(2)对直接影响到装备、检测设备和测量标准的使用效能、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参数或项目，应纳入到强制检定范围，并制定强制检定目录和强制检定实施计划。(3)量值传递和溯源应符合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的要求。(4)实施量值传递工作应按照正式颁布的计量检定规程、校准规范或其他计量技术文件要求进行，若需要新编制或修改计量技术文件时，应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后方可实施。(5)装备、检测设备和测量标准的量值传递和溯源工作应纳入装备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管理，明确计量覆盖率和计量受检率的目标要求。根据上述要求，计量设备量值溯源和传递具有法制性、强制性和科学性。它是保证仪器仪表量值准确可靠的重要途径，是检验装备是否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正确的、可信的科研试验数据的重要技术基础。

3量值溯源的实施

量值溯源是通过一条具有规定不确定度的不间断的比较链，使测量结果或测量标准的值能够与规定的参考标准(通常是国家计量基准或国际计量基准)联系起来的特性。量值溯源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检定/校准等方式，以保证被计量对象的量值准确一致。量值溯源主要有四种途径:(1)直接送至有资质的检定/校准机构进行检定、校准来实现量值溯源，比如外送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等;(2)单位计量机构建立最高标准(参考标准)，进行内部检定、校准来实现量值溯源;(3)通过使用有证标准物质(CRM)实现量值溯源;(4)当溯源至国家基(标)准不可能或不适用时，应溯源至公认实物标准(标准品、对照品)，或通过比对试验，参加能力验证等途径提供证明。比如一些专用测试设备，在没有溯源的渠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计量比对的形式实现量值溯源，对参数性能提供证明。计量设备量值溯源的实施主要包括确认量值溯源的计量设备、制定下达量值溯源计划、计量设备溯源送检、统计报表等四个环节。3.1确认量值溯源的计量设备。需要注意的是:凡是对检测/校准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影响的计量设备都应纳入需要量值溯源的范围内，不论是主要设备还是辅助设备。具体要求是:每年底，各基层单位应综合考虑本年度所属计量设备的数量情况、质量情况、拟退役报废情况以及下年度试验任务安排情况，安排装备管理员专人进行梳理确认下年度需要溯源的计量设备，提出溯源要求(包括溯源时间、溯源参数以及其他特殊要求，比如是否需要现场溯源等)，经逐级汇总审核后上报。需要说明的是:各单位在确认所需量值溯源的计量设备时，一定要考虑可执行性，建议不要把已损坏的，或拟退役报废的，或者已经封存不使用的仪器设备列入溯源需求表中。否则会影响各单位年度计量受检率。当然，在用的、该周期溯源的也不能漏报、错报。3.2制定下达量值溯源计划。单位年度计量设备溯源计划制定，一般由单位计量机构根据各基层单位上报的计量设备年度溯源需求，结合自身计量参数技术能力以及计量设备溯源途径、渠道和目的，统筹制定溯源计划。为确保年度量值溯源计划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一般在年度量值溯源计划下达前，组织召开溯源计划协调会，会议的目的主要根据各基层单位计量保障需求的轻重缓急，进一步协调明确各单位溯源送检计划的分布、时间要求，在综合考虑各单位任务冲突和可执行可操作的前提下，进行适当调整后下达。需要说明的是:年度计量设备溯源计划是全年计量设备送检溯源的依据，也是主管部门、计量机构和基层单位共同的遵循，计划制定下达后，应维护计划的严肃性，认真执行，不得随意提前或推后送检，否则就将会影响到整个年度计划的完成。3.3计量设备溯源送检。各基层单位仪器设备统管人员应根据下达的年度量值溯源计划，按期送到计量机构仪器统管组，仪器统管组会根据仪器的性能参数，若在单位计量机构测量标准参数能力范围内的，就直接下达到各参数计量检定人员进行检定或校准。如果超出单位计量机构的技术能力范围，将按照就近原则和经济性原则，统一分送地方计量机构溯源。溯源完成后，由仪器仪表组统一取回通知各基层单位统管人员及时取件。需要注意事项是:各基层单位计量送检清单和委托单信息要齐全准确，提前清点好数量、附件，做到送检清单和实物一致。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些单位送检清单比较混乱，要么信息不全，要么清单和实物不一致，要么箱子上是一个名称，里面又是另外的设备，这些情况都时有发生。另外，如是科研任务急需，一定要注明急件，对于急件一般都会优先安排;对于现场临急计量检定任务，根据规定一定要提前填写申请表，明确任务时间、地点、内容，经审批同意后下达给计量机构执行，以免实验室检定任务和现场检定任务冲突。此外，对于测量标准装置，在一个溯源周期内，还应通过期间核查、比对、能力验证等方式监控仪器设备，以实现测量结果的质量保证。3.4统计报表。量值溯源的实施的第四个环节是统计报表，主要包括月报、季报、半年总结及计划调整、年度总结。月报，主要是统计各基层单位计划执行情况，并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通报，督促检定计划完成。季报，每季度统计各单位计划完成率、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下一季度的计划完成。半年总结及计划调整，主要是总结半年计划完成情况，如上半年计划变动较大，一般会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进行半年调整，以确保下半年计划的可执行性。年度总结，主要是总结全年计量设备溯源计划完成情况，通报各单位计划完成率，分析存在的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对下一年度溯源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4量值溯源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4.1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建议。问题一:制定年度量值溯源计划还不准确。根据统计，年度溯源计划未完成大部分原因主要是:(1)计划送检时间与试验任务冲突，无法及时安排;(2)列入计划的部分设备无溯源依据和渠道，或者无法拆卸，不具备检定条件。(3)部分封存和拟退役报废设备未及时剔除年度量值溯源计划，导致部分单位计划完成率不高。建议在编制年度计量溯源计划时，各基层单位能结合设备维修月、试验任务安排和设备状态，合理确定送检设备和送检时间，以确定计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问题二:执行年度量值溯源计划还不到位。这方面由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讲，各单位计量管理人员一般是兼职人员，岗位变化较大，新的计量管理人员普遍存在不了解计量业务流程、不清楚计量工作具体要求、不熟悉计量检定规程等情况，导致送检不及时、数据统计不准确、督促各基层装管员不到位等情况，影响了年度溯源计划的顺利开展和按期完成。建议各单位计量管理人员能相对稳定，同时加强相关计量专业知识的培训宣贯，解决好不懂不会的问题。主观上，一线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计量法规意识还不强，导致仪器设备送检随意性较大，误送、漏送甚至不送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进一步加强计量法规的宣贯力度，及时制定下发仪器设备强制检定目录和工作程序，加强经常性的检查和督导，建立溯源计划完成情况定期通报机制，以确保年度溯源计划落到实处。4.2技术方面的问题和建议。近年来，随着设备建设和科研试验的快速发展，先后配置了大量的特种仪器和专用测试系统，而单位计量机构和国内计量机构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导致部分专用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不能有效溯源。主要原因:(1)国内计量机构不具备计量溯源能力，导致无法进行计量检定。(2)部分专用测试设备是自研设备，还没有校准测试规范和溯源渠道。(3)部分仪器设备安装固定在试验设备上，现场设备拆卸和安装困难，不具备现场在线检定的条件。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溯源问题。(1)进行针对性溯源。从设备使用实际情况出发，计量主管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和计量人员对设备的性能、技术指标(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等)进行分析分类，需要量值溯源的参数或主要技术指标，针对性进行溯源检测。(2)开展计量比对。根据设备的性能和技术要求，根据JJF1117－2010《计量比对》要求，组织技术和管理人员编制作业指导书或计量技术规范，联系各单位对同量程、同等级、同参数的多台比对(三台及以上)或两台比对设备，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性能和技术指标计量比对，其目的是替代设备溯源，比对合格设备标明状态和有效日期。(3)重复测量核查。根据《装备计量保障中量值的溯源与传递》关于设备核查要求，组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制设备作业指导书或计量技术规范，采用设备定期核查的方式，对同一稳定、准确度相当的被测件进行重复测试、稳定性考核，其目的是保证设备的技术性能，重复测量核查合格设备标明状态和有效日期。(4)坚持设备建设和量值溯源同步论证，必要时建立计量标准装置。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方面，对数量不多、单位计量机构计量能力不能覆盖的仪器设备，可以充分借助国内计量机构进行溯源，如果国内解决不了，可以用计量比对、重复性核查的方式进行计量确认，解决溯源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单位计量能力不能覆盖，但在用数量多、且与科研试验数据质量紧密相关的仪器仪表，建议及时建立测量标准装置，以解决外送费用贵、周期长而没有及时送检的问题。此外，针对新建设备，对其计量溯源手段应进行同步规划论证，特别是涉及到特殊环境下、专业性强、行业独有的计量保障需求，应需要提前考虑，必要时可联合国内计量技术机构共同研制校准装置或编制校准方法。

5结束语

聂帅曾说过:科技要发展，计量须先行。计量建设与装备建设要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因此，抓好计量保障能力建设，提高计量保障效能，高质量完成好各类计量设备的量值溯源，确保科研试验质量效率是我们每位科研人员应该需要关注的问题。内而言，主要跨行政区域聘用考评员的，聘用时应当通过考评员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行政部门认可。而且，跨行政区域聘用考评员一般适用于执行次级计量标准的考评，且与考评员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协商后聘用。也就是说，只有条件(2)无法得到满足时，才允许跨行政区域聘请考评员。而接受考评任务的单位，也需要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此时主持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把考核任务下达至单位，由考评单位聘用本单位的考评员执行考评任务。如该承担计量标准考核任务的单位仅满足条件(1)，此时组织考核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须聘请不同单位，或跨行政区域的考评员组成考评组执行考评任务。考评组由有关技术专家和相近专业的考评员组成。

4结束语

溯源范文篇4

1.1RFID系统结构

现阶段技术条件下的RFID系统结构，其构成部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①标签（Tag）：其中的主要材质是耦合元件，内含电子芯片和天线。其作用原理是，通过天线的信号传递功能，实现标签的识别，从而区分目标物体。②阅读器（Reader）：其主要功能是读取或者写入标签的相关信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手持式rfid读写器（如：C5000W）或固定式读写器等；③计算机系统：通过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管理。

1.2RFID工作原理

在RFID实际工作过程中，首先通过天线，在固定的区域发射预先设定好的射频信号，当货物进入磁场后，其上面的标签就会立即被磁场激活。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标签就可以接收到天线发射出的射频信号，从而产生一定的感应电流。在电流能量的作用下，电子标签就会把存储在芯片中的相关信息，发送出去。系统接收天线接收到从电子标签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阅读器解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数据处理。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基本一套完整的系统，是由阅读器与电子标签也就是所谓的应答器及应用软件系统三个部份所组成。电子标签电子标签又称为应答器、数据载体。其主要的作用是标识识别、物品跟踪、信息采集。它具有良好的性能和特点，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其功能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且其智能化程度和加密水平越来越高。按照供电方式的不同，RFID系统分为有源、半无源与无源。电子标签RFID对比条形码七大特点：①快速扫描；②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③抗污染能力和耐久性；④可重复使用；⑤穿透性和无屏障阅读；⑥数据的记忆容量大；⑦安全性。

2RFID动物食品安全溯源系统设计

实施动物食品溯源系统有利于畜产品质量的安全与质量保障。一方面一旦发现畜产品有安全隐患可以立即追根溯源，查出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这样就可以及时保证有问题的产品及时推出流通，降低对消费者的危害。对于食品企业来说，通过这套系统，可以更好地实施有问题产品的召回，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国家的食品监督监管部门来说，可以通过使用这套系统，建立相关产品的质量档案，落实对产品的及时追踪，提高监管的准确率，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存在问题的产品，可以及时让消费者对产品进行追踪，便于稳定民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动物食品溯源系统包括硬件构成与软件构成两部分。

2.1硬件构成

针对动物食品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环节的特点，动物食品安全可溯源系统硬件由计算机、电子标签、读写器等组成。

2.2软件构成

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对畜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具体落实到产品的生产销售，质量安全溯源系统业务流程可归纳为养殖、屠宰、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每一环节下根据动物食品的饲养、宰杀、销售的具体情况，结合RFID动物食品全过程质量监管追溯的要求，又分别细分为若干关键节点、步骤。

3结束语

溯源范文篇5

［关键词］唐僧；形象；演变

唐僧形象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三藏法师传》）到宋元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以下简称《平话》）、《西游记杂剧》（以下简称《杂剧》），再到小说《西游记》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从本事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

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缑氏人也。父慧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时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简无务荣进。加属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识者嘉焉。有四男。法师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召宗人语之。皆贺曰。此公之扬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后备通经奥。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阓之门。虽钟鼓嘈囋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诵习经业。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

玄奘13岁便出家为僧，入寺后，认真学习佛教经典，渐渐悟彻了一些道理。青年时期又到全国各地周游，寻访高僧，钻研佛学，成为全国闻名的高僧。学然后知不足，玄奘越学越觉得佛教道理高深，自己知道的不多，也越觉得国内各种佛经译本缺乏，而且有很多舛错。他决心学习梵文，更下定到天竺圣地求法的念头。

《西游记》中的唐僧，被唐太宗认作御弟，赐名“三藏”，皇帝亲自举行盛大的仪式，欢送唐僧西天取经。而历史上的玄奘出国取经却极其艰难。那时凡出国者，都必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过所(护照)。贞观元年关中闹灾荒，唐政府允许百姓外出逃荒，玄奘就利用这一逃荒的机会，私自离开长安西行。他经过秦州、兰州，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准备从这里出国。但边境盘查甚严，不能出去，在凉州等了一个多月，才在威远法师协助下，出了边境，到达瓜州(今安西)。由于他会外国语言，一路上方便很多。在瓜州结识了西域人石槃陀，并请他当向导，瓜州老人又送给他一匹识途的老马。出瓜州绕过玉门关，进入八百里大沙漠。行走中向导失散，只好一人前进。遇上从来没有的干旱，有一次五天四夜未喝上一滴水，有时晕倒在沙漠中，一阵凉风吹醒，爬起来再走。后来陆续经过伊吾国、高昌国、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龟兹国等。又见到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中亚诸国，到达天竺(印度)。这一艰苦的跋涉，长达一年之久。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余年，走遍了当时的东、西、南、北、中五印度许多国家。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国外游学十八年的玄奘胜利回朝。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迎接他，在长安的朱雀大街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不久，玄奘从长安去洛阳见到唐太宗，开始了他的译经和写作事业。

玄奘西天取经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以及追求过程中所必须拥有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征服困难的能力。对所有人而言，理想都是永恒的存在。他们虽不具备玄奘的信念、毅力和能力，但他们在成功的玄奘身上看到了追求理想的可能和达到目的的力量，进而由好奇变为由衷地钦佩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迸发，其意义完全超越了玄奘本事的具体目的，又正是这种超越了具体目的的意义，使玄奘本事具备了成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价值。

站在文学的角度来说，玄奘本事的宗教色彩和传奇色彩也为文学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土地上，神秘的宗教、新奇的异域一直都是酝酿文学的土壤。尽管玄奘并没有刻意渲染，但他的《大唐西域记》还是在无意中承袭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些传说既被后人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又成为玄奘本事切入文学的重要契机。

宋元出现的佛教文学作品《取经诗话》开始系统地讲述唐僧取经的故事。在这部《取经诗话》中，虚构的故事成了作品的主体，玄奘本事中自然力量造成的阻碍都被妖魔鬼怪所取代，取经的完成归功于神佛的法力和唐僧神话了的“不可思议”的德行，与以前的各种文字相比，取经故事已经脱离历史真实的束缚，走向了神话，正式步入了文学的轨道，开始了全新内容的文学再创作。

二、从《取经诗话》到平话《西游记》和杂剧《西游记》

《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在唐僧形象的演变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部作品更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在摆脱了历史真实的束缚之后，是如何进行形象塑造的。

《取经诗话》中开始出现了“猴行者”这样一个角色。他的主要作用是在唐僧和“大梵天王”之间扮演中介，让唐僧借助他而得到神佛的力量。我们还注意到，孙行者这个形象是不完整的，他的作用仅仅是唐僧的“向导”而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取经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唐僧那“不可思议”的德行（这与《三藏法师传》并无二质）。猴行者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为取经故事增加了几个情节，而在于“出现”这一事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解决“取经——困难”这一冲突的手段。

由于后来的创作者们都注意到了孙行者出现的重要性，所以宋元时期的取经故事中描写孙行者的文字迅速增多，导致了作品各个部分关系的第二次调整。这一次调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造一个既不改变主要戏剧冲突又兼容唐僧和孙行者的内部结构。

《平话》和《杂剧》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兼容”问题。首先，它们减少了取经过程中的传奇色彩，把更多的困难直接加到唐僧师徒身上，让他们充当解决困难的主体，以收到强化主要冲突的艺术效果。另外还增加了孙行者的活动范围和表现机会。其次，用伦理（师徒）和利益（同求正果）的双重标准去协调唐僧和徒弟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依赖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取经行为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最后就是在增强孙行者的个性和作用的同时，使唐僧的性格和行为向引导情节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他的“德行”抽象化，不再是“不可思议”的；其行为逐渐转为平庸无能；与孙悟空经常发生矛盾等等，唐僧已经演变成有机黏合取经故事的结构中枢。

经过上述的改造，取经故事在内容上的主角变成了孙悟空，而唐僧成了结构作品的主要因素。

三、从《平话》《杂剧》到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巨著，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发展并完善了《平话》、《杂剧》中初步形成的人物结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取经故事的内容。

将《西游记》与以前的取经故事相比，可以发现吴承恩在写作中已经确定了一条不可改变的原则，即所有的故事都必须与主要矛盾冲突及新的内部结构存在着合理的逻辑关系。在这个原则下，他又对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性的设计，分别调整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与唐僧的关系，使唐僧从真正意义上成了取经故事的结构核心，唐僧师徒们之间的关系也真正成了联结取经故事的纽带。

吴承恩沿袭了《平话》、《杂剧》中已有的“伦理”（师徒）、“利益”（取经）关系，并且使之得到了稳固和加强。在《杂剧》中，猪八戒、沙僧加入了取经队伍，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机遇，他们本身并没有取经的初衷，他们之所以成为唐僧的徒弟，是打了败仗后不得不受制于人的结果。但是在《西游记》中，以观世音作为中介，猪八戒和沙僧的加入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只有陪伴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经才能获得正果，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样取经队伍的凝聚力大大加强，可以面对任何困难。再加上四个人物间的性格差异，取经故事也必将演绎得更加丰富和生动。

在《西游记》中，作者塑造了唐僧适宜发生“摩擦”的个性。首先，唐僧具有执著追求理想的信念，这是唐僧的主导性格特征；第二，当取经故事向神话发展演变之后，为了结撰故事的需要，唐僧具有了新的性格因素。我们带着演变的意识去看《西游记》中唐僧的性格，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先天秉承（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识）和后天形成（愚蠢迂腐、不明是非）。其中，后天形成的这些性格似乎没有事实根据，但吴承恩这样写的意图却在于个性的冲突。

愚蠢迂腐：第二十四回中唐僧不识人参果，坚持认为是“三岁未满的孩童”而不肯吃，结果引起孙悟空偷果毁树；第二十七回中三番五次轻信妖言，误会悟空，导致师徒关系决裂，一纸贬书休了悟空；第八十四回悲天悯人；第九十一回见佛就拜，使白骨夫人、金毛鼠、犀牛精有机可乘。

是非不明：第五十六回中怪罪悟空“杀死多人，坏了多少生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凶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赶走了悟空，为假悟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第七十二回中不顾悟空劝诫，执意要自己化斋，结果引出盘丝洞的蜘蛛精、黄花观的蜈蚣精。

至此，唐僧与徒弟尤其是孙悟空性格上的矛盾摩擦则已经融入了各个故事的细节之中，成为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溯源范文篇6

(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materialism）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这三种形式的基础都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前提上，并且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地位，同时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们之间的联系由逻辑变成了因果。

(二)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两个归结”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他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2）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才能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才能清楚的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在变化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进程；才能锻造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3）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任何理论的发现和创立，都需要前人的思想、理论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究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发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关于社会历史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其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说，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2）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成完备的哲学，宣告唯心主义的破产。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3）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公务员之家: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4）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给人类特别是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唯物史观可以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正如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三、结语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把注意力主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飞跃式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8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6

溯源范文篇7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溯源范文篇8

摘要：通过对宪法诞生的讨论，对宪法哲学建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成长中功能和目的演变的描述，探析了宪法生长的环境和过程，并对中国宪法未来的宪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公务员之家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溯源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脉络

“艺术歌曲”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区别于民谣而精致的独唱歌曲的通称。现在多指由专业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艺术性强、声乐技巧较高，一般采用美声唱法演唱的声乐作品。它属于抒情歌曲范畴；歌词多采用诗词来表现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创作手段和技法复杂；伴奏占主要地位；音乐会中常常演唱并作为声乐教材的一种歌曲体裁形式。

中国艺术歌曲产生在20世纪初期。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推动。1919年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他们呼唤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制度,宣扬民主与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个性解放，这些为此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促进产生新生进步音乐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新诗界出现了胡适、刘半农等一些注重质朴自然，追求个人情感表达的诗人，他们在吸收古诗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这些因素又为艺术歌曲的诞生创造了文词方面的条件。

其次，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法律等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了西洋音乐中的作曲理论技法，他们冲破传统的主要以单音体系为表现特征的音乐表现形式，向具有和声、复调思维的西方创作方式上迈进，出现了运用西方创作技巧来创作民族风格歌曲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创作中，艺术歌曲的诗性和音乐性得到了充分结合。

另外，一批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如赵元任、应尚能、周淑安等人用音乐会的形式来演绎欧洲艺术歌曲，同时也演唱大量了萧友梅、黄自等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这种音乐会的形式为当时艺术歌曲的推广提供了场所，同时他们在将美声唱法带到国内并逐渐传开的过程中，架起了应用西方歌唱技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的桥梁。这些都为当时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中国艺术歌曲的这种体裁究其源头属于“泊来品”。那么作为西方音乐体裁的艺术歌曲传入我国也近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了。下面我就从三个时期来浅析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

一、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时期

掀起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随着西乐东渐，当时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引用西方音乐的曲调填上歌词，在学堂中教唱,称为学堂乐歌，如李叔同的《送别》、《春游》等，开始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学堂乐歌时代，并成为我国最早艺术歌曲的雏形，当时称这类歌曲为“艺术歌”。

中国近代的艺术歌曲，是在发扬五四精神和继承欧洲这一浪漫主义歌曲传统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早期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青主在德国留学期间，于1920年根据宋代苏轼的词谱曲的《大江东去》成为我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以青主、赵元任、黄自等人为代表的我国艺术歌曲的奠基者创作了一些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和较高水准的艺术歌曲，并且采用了多种声乐体裁。如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上山》、《也是微云》，黄自的《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其中清唱剧《长恨歌》选段《山在虚无缥缈间》曲调委婉，气息悠长,诗韵与音韵相柔和，非常艺术化地再现了诗词的典雅、婉约的风格。再如《花非花》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幽渺深沉，《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点绛唇.赋登楼》的雄浑壮阔。艺术歌曲“从二十到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一段辉煌发展的时期，萧友梅、赵元任、黄自、陈田鹤以及李惟宁、应尚能、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等一批专业作曲家创作了数目可观、又具有较高质量的艺术歌曲”。

综观中国艺术歌曲起步阶段，作曲家们大多都选用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意蕴深远、清新脱俗的作品，游弋在广阔的创作空间，使旋律与歌词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从而创作出诗意盎然、含义隽永的艺术歌曲，明显地体现出德奥艺术歌曲的影响，也凸现出中国艺术歌曲的重要特点。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的炮声震憾了中国乐坛，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异军突起，通过开展左翼音乐运动，使艺术歌曲又得到了新发展，也使人们逐渐对艺术歌曲有了更为广阔地认识与理解。代表作品如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卖报歌》等，冼星海的《夜半歌声》、《黄河颂》等；张曙的《芦沟问答》、《一条心》、《洪波曲》和《丈夫去当兵》。此外，还有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左翼音乐家们创作的艺术歌曲呈现出了以抗战爱国为主题内容，富有群众性、战斗性的特点。而且这一时期，在音乐创作技法上又显露出另一个新的特点，就是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加强了中西贯通，使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进一步融合，创作出许多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富有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如冼星海的《二月里来》，刘雪庵的《长城谣》、《红豆词》等，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艺术歌曲的发展道路。

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发展的时代。一些专业作曲家感受到新生活、新时代的气息，热情地创作了一批反映新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以群体歌唱为特色的群众歌曲。而艺术性较强的艺术歌曲创作虽处于弱势，但却在夹缝中初露生机。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艺术歌曲的创作出现了两股新的音乐创作主流：其一是民歌被改编的艺术歌曲。此时期民歌被改编的艺术歌曲，在保留了原有民歌特有风格的基础上，在曲调和伴奏上给以艺术化的处理，使其质朴中显露高雅，细腻中呈现奔放。尤其是钢琴伴奏参与艺术表现，使歌曲更加完美动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牧歌》、《玛依拉》(1955年)、《槐花几时开》(1955年)、《三十里铺》(1956年)、《五哥放羊》(1956年)、《嘎俄丽泰》(1958年)等佳作。在创作上还出现了丁善德的《爱人送我向日葵》、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我们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生机、国家的生气之活力。其二是这一时期许多专业作曲家为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也广为传颂。如劫夫为诗词谱写的《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丁善德的《清平乐.会昌》、贺绿汀的《卜算子.咏梅》、赵开生与翟希贤分别谱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均传唱至今。到“”后期也曾出现过一批佳作，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与其它音乐品种比较，艺术歌曲在艺术化的探索以及优秀作品创作数量上显得较为逊色。其中，一些作曲家也创作了极少量的艺术歌曲，多以颂歌体裁为主。在70年代末期的艺术歌曲有《北京颂歌》、《千年铁树开了花》，以及钊邦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李焕之的《半屏山》、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生机。“七十年代末所产生的一些作品中就表现出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开拓了艺术歌曲复苏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艺术歌曲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题材的拓展，艺术上的成熟，使音乐语言与作曲技法的运用更为丰富多样。罗忠镕无疑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重要代表，他的《涉江采芙蓉》、《嫦娥》等歌曲都很有深度。在音高组织上运用十二音序列，采用调性与无调性相结合的节奏序列，并在序列结构中隐含着我国五声调式旋律，充分发挥作曲家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使旋律器乐化。他一方面增加了演唱技巧上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在词、曲、钢琴伴奏相结合的总体布局与构思上，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力。理论家们都认为“他成功地创造了‘诗’中所要求的意境，开拓了‘乐’时代的新领域，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三、八十年代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艺术歌曲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比过去30年多了很多，而且在歌词的诗化程度，音乐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如谷建芬的《那就是我》，通过对故乡的小河、水磨、炊烟、海螺等音乐形象的塑造，歌词与音乐都有着令人回味的意蕴，具有诗歌的含蓄美。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融西方宣叙调与旋律歌唱于一体，自然亲切，深切地表达了人民对的思念之情。还有苏夏的《题西山红叶》、刘锡津的《天鹅之歌》等，诗化的中国意蕴，新颖的音乐语言都说明了我国音乐家在探索艺术歌曲表现形式、音乐语言、体裁风格等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革。

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和推广进入了新的高潮。1999年文化部主办第一届“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并推出27首经典曲目；同年7月，文化部中国音协邀请专家就推广艺术歌曲创作举行座谈会；2000年以后又连续推出全国性的哈尔滨之夏艺术歌曲比赛评奖、全国艺术院艺术歌曲创作的比赛评奖及专家论坛等，均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

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繁荣，其突出特点是创新求变，作品更动人，风格更多样，这方面主要以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作曲家群体以及创作出的一批优秀作品为标志。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有施光南、郑秋枫、施万春、尚德义、陆在易等。这些作曲家具有扎实的艺术功底，丰富的生活阅历，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与追求。施光南是这一时期作曲家群体中杰出的代表，他始终把表现人的真情实感作为出发点，创作出来的歌曲不仅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形象鲜明，还体现了深刻的思想性与哲理性，如《多情的土地》、《祝酒歌》等。再如《我爱你，中国》的曲作者郑秋枫还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祖国四季》，其中《春》、《秋》风格大度气派、音域宽广明亮、旋律流畅清新。同时，这一时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作品还有：《,你在哪里》(施光南)、《清晰的记忆》(朱践耳)、《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祖国永在我心中》(尚德义)、《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等。

四、结语

从百年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艺术歌曲始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产生到新时期创作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艺术歌曲，都充分地体现出作曲家们从借鉴、模仿到融会、贯通，从探索、总结到实践、创新的过程。无论是运用泛调性与非调性、无调性或十二音序列技术，还是立足于功能体系、调式体系的传统技法，或者以调性与非调性相结合的原则从事创作，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作曲家们锐意创新，大胆突破的精神，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的风采。所以说，中国艺术歌曲在当代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参考文献

溯源范文篇10

关键词：信义义务董事行为信托文化

一、信义义务源自于衡平法中信托理念

现代信托制度是英国法律最具特色的部分，“信托”一词，在英国早期的衡平法上具有广泛的含义，它被用于泛指所有的衡平关系。人们目前所说的信托制度一般都是指14世纪以后由英国衡平法院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对信托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是“用益”制度，它被认为是现代信托制度的雏形。“用益”的原文是USE，就是使用、利用的意思，它是英国13世纪后出现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即土地所有者将土地转移给另一个人所有，而土地上的收益却归属第三人，这就是用益制度的雏形。在用益制度下，转让人将土地转让给他人设立用益权，在取得财产后，总有一些受让人不履行承诺，而受到损害的人无法得到普通法院的救助，因为普通法认为，土地已经归受让人所有，因此，受害人只得寻求衡平法院的救助。衡平法院并不否认受让人是土地的法定所有者，而是强调受让人有义务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土地。在这之后，双重所有权的观念开始出现，即受托人拥有受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财产的衡平法所有权一受益权；或者说，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所有人，而受益人是衡平法上的所有人。信托本质上就是一种衡平法设计，信托被视为一种衡平法上的义务，而非权力，通过信托受托人为其他人的权益而控制一定的财产，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即持有财产的一方负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处分财产的衡平法上的义务，信任是信托关系的基础。

信义关系(FiduciaryRelationship)是指在一方承诺为他方的最佳利益而行为这样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就处于一种受信人(fiduciary)的地位，他为之服务的一方就是这一法律关系中的受益人(beneficiary)。从本质上看，受信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即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处于弱势地位；一方拥有以自己行为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另一方则必须承受这种被改变的法律后果。法律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利益，防止受信人滥用权力以保护双方的信任关系，就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信义义务产生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信义关系，受信人负有特定的信义义务是信义关系的核心。一般认为，信义义务不是基于法律的技术规则，而是基于道德上的最高准则。受信人不能利用自己的受信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能使自己处于受信人职责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位置，被认为是受信人义务的实质。

从历史上看，信义关系是英国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confidence)事务中，为了确保受信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信义义务关系，到后来，信托法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信义关系则被用来指代所有具有信托关系性质、为了他人的利益履行职责因而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的那些法律关系。如委托人与人关系、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等。

二、信义义务对于公司董事行为的约束

1、作为受托人的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在英美公司法理论中，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体现为关系说和信托关系说，这两种学说的差异只是由于关系和信托关系所隐含的内在概念的不同。董事是公司的人这一观点侧重于强调公司管理者行为对于第三人效力的问题；而以信托中的受托人说明公司管理者的地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受益人在公司财产上的衡平权益。从功能性角度讲，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信义关系，因此，英美公司法上，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采取何种学说，都承认董事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在英美公司法中，公司的高级职员一般包括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特定的地位和确定的职权。他们仅仅是作为公司的人执行董事会所确立的经营方针，根据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权执行公司业务，在公司法上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利。公司的高级职员与公司的关系对内受董事会的控制属于委托授权，对外属于关系，他们是公司的人并且对公司同样负有信义义务。一般来讲，公司董事通常被认为是公司的受托人，而不是一般的人，但是，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同样适用于研究董事的行为；公司经营者或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律上属于公司的人，而非受托人，但是，信义义务的约束同样适用于公司的高级职员。上述分析并非是说受托人是人或人是受托人，只是说两者有某些共同点，即都处于被信任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将某些受信义务加于他们身上。

2、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信义义务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义务，也可以是不作为义务或禁止性义务。积极的作为义务要求受信人在处理受托事务中必须以促进受益人的最佳利益为宗旨，受信人必须履行适当的谨慎或注意义务(dutyofprudenceorcare)；禁止性义务要求受信人在处理受托事物中必须避免利益冲突，尽到忠实义务(dutyofloyath)。忠实义务是受信人对受益人所负担的最根本性的义务，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

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有义务对公司履行其作为董事的职责，其行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行为方式必须使他合理地相信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尽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地位和情况下所应有的合理注意。在英美公司法上，一旦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在决定何种情况下董事须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问题上，一般采取“经营判断准则”。该准则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诉讼上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就董事所作的经营决策提起诉讼时，董事的行为被假定为是以善意和适当注意的方式作出的，原告必须证明，董事的行为属于重大过失或并非诚意地为了公司利益；二是作为一项实体法规则，其含义是董事在其授权范围内采取行动时，他是本着善意并已尽适当的注意，即使这种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害董事也不承担个人责任，股东们也不得主张这一行为无效。如果说注意义务是对董事称职与否所树立的行为准则的话，那么，经营判断准则是决定董事对其经营决策上的失误是否承担责任的准则。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不得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避免个人利益与其受信职责发生冲突是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在英美公司法上，董事的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内容广泛的禁止性义务，还包括在董事与公司之间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交易中利害关系董事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非利害关系董事和非利害关系股东批准这类交易时必循遵循的程序性规则，另外还有董事不得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则等。

从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上看，两者的主要区别可归纳如下：(1)忠实义务的核心在于董事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而注意义务的核心是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者对公司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必须以诚实信用的方式，以普通人应有的注意从事公司经营决策和业务监管，不得怠于履行职责，是其称职与否的标准。(2)忠实义务原则上适用统一的标准；而注意义务在经营董事与非经营董事之间依照其具体负责的业务范围和工作性质适用不同的标准。(3)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原则上不予免除；而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以经股东会批准予以减轻或免除，甚至可以通过董事责任保险机制转移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4)根据英美判例法经验，涉及违反忠实义务的诉讼中，董事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涉及违反注意义务的诉讼中，董事因受经营判断准则的保护而承担较轻的举证责任。(5)从英美公司法的发展趋势看，对忠实义务的规制由过去的绝对禁止转向程序化规制；对注意义务的规制逐步由经营判断准则向注意义务的实体内容予以规制。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忠实义务的独立性。

三、我国相关立法对于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

英美判例法确立了忠实义务主要具有以下两项内容：一为主观性义务；二为客观性义务。前者可以抽象地概括为真诚地以公司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和不受制约地行使酌情权；后者则一般表述为避免利益冲突和不得利用其在公司的地位谋利，具体包括自我交易规避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公司机会利用禁止义务等。美国《示范公司法》对忠实义务作为详尽的列举和规定。我国《公司法》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的基础上，对于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如下规定。

1、董事的注意义务。董事有遵守公司法和其他制定法规定的注意义务。我国2005年《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董事负有遵守公司章程规定的注意义务。新《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董事具有约束力。第三，董事负有勤勉义务。所谓勤勉义务是指董事在担当公司董事职务之后，应该认真履行董事的职责，要对于公司事务加以注意，要尽可能多的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公司事务的管理方面。新《公司法》第113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如果董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是否应当对在他没有出席的董事会会议上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承担法律责任，公司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2、董事的忠实义务。我国新《公司法》中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董事作为公司的人，在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时，不得收受第三人的贿赂、某种利益或允诺的其他好处。新《公司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董事“不得收受贿赂和侵占公司财产”。公司享有由股东和债权人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董事负有维护公司财产完整性的义务。第二，董事不得同公司开展非法竞争。新《公司法》中亦称之谓竞业禁止义务，即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从事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的事业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新《公司法》第149条第4项将上述行为界定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第三，董事不得与公司从事自我交易。董事作为公司的人，不得同公司缔结合同，转让或受让公司财产，由公司对董事提供贷款或就第三人对董事的贷款提供担保，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交易禁止义务。我国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第四，董事不得泄露公司秘密，否则，应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2005年《公司法》在第149条第7项将其修正为：“擅自披露公司秘密”。但是没有就董事违反此种义务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定。第五，董事不得利用公司的财产、信息和商事机会。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不得基于个人目的而使用公司财产、信息和商事机会，否则，造成公司损害的应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我国1993年《公司法》虽然禁止董事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规定董事不得利用公司信息和机会的义务，2005年《公司法》第149条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公务员之家:

四、启示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