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范文10篇

失去范文篇1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40年冷战的时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40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80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bourgeois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构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50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1949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在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1982年第14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这样的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猬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理论的不足吗？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10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1987年，世界银行对1965到1985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40％。从1980到1985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8．9％，印度为5．2％。80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1979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1985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1958年的“三面红旗”、“”；1966年的“”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70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循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1976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onal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

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1953－1957年）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1949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1958－1960年）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1961到1965年的“调整时期”很像1988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1966年“”爆发，又恢复“”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1976到1978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1987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1988年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基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制约，地方的、个性特性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地方）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一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的时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如威信如日中天时的“”，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4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1987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在“”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1984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1949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50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40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40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80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700名农村儿童和10－15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料厂工作10－12小时（最坏的有长达16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1元人民币。成人为3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缀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9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60到80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80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1949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也一段长时期中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朝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它们在国内的人作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道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Baran,A.G.Frank,E.Feder和P.Rey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失去范文篇2

失去应有监督的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2次受贿677万余元。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万元，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失去应有监督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以一句“名言”流传至今：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能管得着的了。胡建学说得如此直白大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一把手”的权力行使，缺乏起码监督的实际情况。

失去应有监督的四川简阳市原市长王善武，虽然尽可以在别人面前充大爷，但在行贿者面前却只能当孙子。一个行贿老手在酒酣之际，竟拿王善武作赌注：叫他15分钟到，王善武就不敢16分钟来。于是，当场拨电话，“不一会儿，王善武就匆匆赶来。”

失去应有监督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在以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命名的县，大行收受红包礼金之风。据调查，向其送红包礼金，全县乡局单位无一“空白”，全县科乡级以上干部无一“死角”。有一年收的红包礼金，就相当于靖宇县当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

因此，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赋予监督职能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一个具有哲学理念的权力监督思路。赋予监督机构独立的监督职能，其实质是监督机构以监督主体的地位独立行使监督权力。这一职能的核心是独立性。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其中包括：监督机构具有与同级党政权力机构相对平等的权力主体地位；人事任免除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外，其他人员的人事任免由监督机构独立行使任免权；财务经费管理与同级财政脱钩，由上一级财政按年度纳入预算，由监督机构系统内纵向划拨管理使用；独立行使执纪办案、刑事立案、司法审判等权力。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失去范文篇3

“商务”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名词存在了100多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商务信息的流通需要通过书信、电话等流通渠道进行信息交流，利用运载工具实现货物和金钱的流通。当互联网这一全新的渠道出现，信息交流渠道的变化导致了商务本身的延伸。电子和商务两个名词连接在一起。

在互联网发展比较早的美国，电子商务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先进时代的标志。

由于传统的商业运营和商业环境的成熟，造成了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的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电子商务发展在互联网的初始概念“第四媒体”被完全的抛弃之后。因为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媒体，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就像是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一样，全新的工具会改变一个社会的表现和发展。所以，商务在加上了电子之后，应当体现出更大的活跃性。但是，事实并没有象蒸汽机一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激发因素。由于成熟的庞大的社会体系，各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造成了的互相制约，使电子商务成为了概念和预期的代名词。曾经风光的b2b、b2c、c2c等等模式，让人们欣喜和悲伤。

转眼来看中国互联网的风起。为了在新的时代不至于落后，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在无数的勇敢的探险者开拓下出现了。

网上拍卖市场，实际上属于c2c的范畴，任何人可以将属于自己的东西卖给别人。在中国先有eachnet和clubcity从事，而后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可以提供此项服务。复杂的如同完整的拍卖公司，简单的就是一个bbs。

网站通常会建立一个交易平台，由用户在上面进行自由的交易。成熟的赚钱模式是收取每一笔交易的佣金。如果有了巨大的个人物品流通市场，网上的个人物品拍卖还是非常的红火，网站就可以从这里获得大量的收入，集少成多。网站同时也需要对每一个用户进行跟踪和评估。欺诈是难免的，这也是最让网民担心的。一旦欺诈出现，网站的责任就没有那么的简单了，建立了平台，那上面发生的一切就与你有关了。所以，对网民的信用评估浮出水面。利用评估来保证交易的安全系数，用一个简朴的标准来衡量信用价值。网站其实有点无奈。

在美国，个人物品拍卖市场的成熟和广泛造成了网上拍卖的红火，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形成进行二手物品的买卖习惯，尤其是刚刚口袋里有了点儿钱的时候。另外，中国的互联网主要用户是年轻人，一般的年轻人是没有什么真正有点儿价值的东西能够出卖的。

所以，在中国，个人的物品交换好象永远不是电子商务中的宠儿。

b2c和b2b方式，曾经是最辉煌的亮点。但当它们不能给投资人带来几何级的现金增长时，被抛弃了。这种方式中，网站会作为零售商或者是商城管理公司的角色出现。这里出现的商品一般是具有行业统一标准的物品。比如电脑相关产品、图书等。

网站从商必须有两点的切入，一是具有商品销售的丰富经验，二是具有较高的网站知名度和丰富的网站运作经验。两个切入的方式，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在互联网在中国引入的时期，传统的商家并不了解网络，对电子商务没有形成概念。尤其是进行电子商务运作，需要的投入巨大，使传统企业并不积极。在1999年和2000年的上半年，对电子商务市场最积极导入的是网站。网站开始自己组织货源，自己开发配送渠道，自己解决支付的问题。这个时期的网站如8848、新浪、搜狐、e国等等，都开始自己建立网上购物频道，选择ems等物流渠道。网站开始用一个后来者的身份用比商家高几十倍的成本销售一罐可乐！可以说，这就是“电子”加上“商务”。同时，一些传统的商家也意识到了电子商务的商机，利用自身的深厚从业经验，开始在“商务”上加“电子”。比如北京的电子商城和西单图书大厦。但是，由于此类公司并不具有网站的职业素质，并不善于将自己的网站发扬光大。所以，网上的销售成为了传统商业的附属。

失去范文篇4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40年冷战的时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40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80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bourgeois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构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50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1949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在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1982年第14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这样的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猬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理论的不足吗？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10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1987年，世界银行对1965到1985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40％。从1980到1985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8．9％，印度为5．2％。80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1979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1985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1958年的“三面红旗”、“”；1966年的“”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70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至实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循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1976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onal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

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1953－1957年）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1949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1958－1960年）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1961到1965年的“调整时期”很像1988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1966年“”爆发，又恢复“”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1976到1978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1987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1988年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基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制约，地方的、个性特性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地方）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一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的时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如威信如日中天时的“”，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4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1987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在“”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1984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1949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50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40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40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80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700名农村儿童和10－15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料厂工作10－12小时（最坏的有长达16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1元人民币。成人为3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缀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9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60到80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80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1949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也一段长时期中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朝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它们在国内的人作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道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Baran,A.G.Frank,E.Feder和P.Rey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失去范文篇5

在互联网发展比较早的美国，电子商务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先进时代的标志。

由于传统的商业运营和商业环境的成熟，造成了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的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电子商务发展在互联网的初始概念“第四媒体”被完全的抛弃之后。因为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媒体，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就像是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一样，全新的工具会改变一个社会的表现和发展。所以，商务在加上了电子之后，应当体现出更大的活跃性。但是，事实并没有象蒸汽机一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激发因素。由于成熟的庞大的社会体系，各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造成了的互相制约，使电子商务成为了概念和预期的代名词。曾经风光的B2B、B2C、C2C等等模式，让人们欣喜和悲伤。

转眼来看中国互联网的风起。为了在新的时代不至于落后，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在无数的勇敢的探险者开拓下出现了。

网上拍卖市场，实际上属于C2C的范畴，任何人可以将属于自己的东西卖给别人。在中国先有EACHNET和CLUBCITY从事，而后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可以提供此项服务。复杂的如同完整的拍卖公司，简单的就是一个BBS。

网站通常会建立一个交易平台，由用户在上面进行自由的交易。成熟的赚钱模式是收取每一笔交易的佣金。如果有了巨大的个人物品流通市场，网上的个人物品拍卖还是非常的红火，网站就可以从这里获得大量的收入，集少成多。网站同时也需要对每一个用户进行跟踪和评估。欺诈是难免的，这也是最让网民担心的。一旦欺诈出现，网站的责任就没有那么的简单了，建立了平台，那上面发生的一切就与你有关了。所以，对网民的信用评估浮出水面。利用评估来保证交易的安全系数，用一个简朴的标准来衡量信用价值。网站其实有点无奈。

在美国，个人物品拍卖市场的成熟和广泛造成了网上拍卖的红火，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形成进行二手物品的买卖习惯，尤其是刚刚口袋里有了点儿钱的时候。另外，中国的互联网主要用户是年轻人，一般的年轻人是没有什么真正有点儿价值的东西能够出卖的。

所以，在中国，个人的物品交换好象永远不是电子商务中的宠儿。

B2C和B2B方式，曾经是最辉煌的亮点。但当它们不能给投资人带来几何级的现金增长时，被抛弃了。这种方式中，网站会作为零售商或者是商城管理公司的角色出现。这里出现的商品一般是具有行业统一标准的物品。比如电脑相关产品、图书等。

网站从商必须有两点的切入，一是具有商品销售的丰富经验，二是具有较高的网站知名度和丰富的网站运作经验。两个切入的方式，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失去范文篇6

我们不禁要问：“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经历了那么多教师的辛勤培育以及家长们千方百计的努力，他们的自信心为什么却越来越脆弱？”

一、教育之过

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培养着人的才能，挖掘着人的潜能，帮他们塑造着自我，另一方面也在使一部分人自暴自弃，逐渐遗失着自信，成为摧残孩子心灵的“刽子手”。曾经有一位小学生，当老师问她为什么不报名参加学校舞蹈队时，她却怯懦地回答：“老师，我不想去。”老师惊愕，问其根底，她说：“幼儿园老师说我不是学跳舞的料。”原来，这个结论缘于一次排练庆“六一”的节目时，老师教了几个动作，别的小朋友都学会了，只有她还没学会，于是老师把她换了，并随意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的老师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宽容，我们的这位小学生也许不会从此这样轻视自己了。

让我们再来一起回忆一下那个有名的罗森塔尔实验吧。罗森塔尔和他的同事对这一所学校的每名学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最后开列了一份名单，并将其神秘地交给了两位教师：“这些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而你们这两位老师，也是该校中最优秀的教师，这些孩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大有发展。

其实，这份名单不是根据孩子的素质也不是根据他们的评价，而完全是随机取样而成的，上面那些话也是地地道道的一堆“废话”。但是，怪事却产生了。几个月后，两位心理学家再去测验，结果发现——“单”上有名的这些孩子的成绩提高的特别快，其他孩子的发展呢，却都有所不及。“谎话”换来了真实的效果，这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与老师的偏爱心理有很大关系。因为在遗传素质正常的情况下，导致儿童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儿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二是教师的主导作用。两者缺一不可，两者的唤起与调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制于一点——教师的偏爱心理。被老师默认为“优等品”的学生，其一举一动老师都觉得可爱，对孩子热情地不厌其烦的加以指导；相反，那些被老师默认为“次等品”的学生，一劣百劣，即使他们在某一方面有良好的表现，老师也会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他们是在有意讨好老师的虚伪表现。于是，那些受到老师喜爱的学生，在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话语的激励下，他们的自尊、自信、自制、自强会比别的孩子表现得更为强烈，主观能动性于是得以最大限度的调动。而其他孩子呢，因为老师对他的冷漠、视而不见而自惭形秽，甚至自暴自弃。这样，老师的偏爱使一些孩子成为“暴发户”，却使另一部分人成了“牺牲品”。

我在上小学时，因为贪玩常常忘了写作业，学习成绩虽然还可以，但不是出类拔萃。记得刚入中学报到的那天下午，我领着妹妹去扫树叶来当作做饭的燃料。偶一抬头，见路上走来了今天上午我才认识的中学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屈正平老师。当时害羞的我已经来不及躲起来了，只好给老师打了个招呼。屈老师下了自行车，微笑着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是咱班最聪明的。虽然升入中学的成绩不太理想，但我相信你的实力！”老师不经意的几句话，直说得我热血沸腾，那时的我暗下决心，一定成为最棒的让老师为我骄傲，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人。开学后，老师还安排我当了语文科代表，屈老师说：“在咱们班里，你若干不好，谁也干不好。好好努力吧。从那时起，老师会有意识的让我在语文课上回答问题，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听听咱们的科代表怎么说？”那时，我为了在语文课上有不俗的表现，从语文老师那里借了很多的课外书来阅读，我的每一次作文也不敢马虎了，篇篇都是作为范文在同一年级里来读，从此我的名声大震。科任老师们也记住了我的名字。我再也不敢贪玩了，每天读书很勤奋，第一次期中考试名列年级第五名。屈老师鼓励我说：“我说的没错嘛，下次争取拿第一名，好吗？”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正是屈老师的一次次鼓励，激起了我的勇气和自信。初中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师范学校。那一年，我们学校的成绩位居全县第一名。现在回忆起来，老师讲解的知识也许已经忘了，而老师的充满激情的话语却永远鼓励着我。

但是，在教学中，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有幸成为老师偏爱的学生。幸运儿毕竟只是其中的微乎其微。而大多数学生则在老师的漠视中而成为“刀下鬼”。其自信被扼杀，个性被泯灭。不是师之过，又是孰之过？

二、父母之过

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一个幼小的孩子要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去圆父母未圆的梦。有些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希望孩子比别人优秀，而在孩子进入学校以后，从小学到中学，经过一次次考试的洗礼，一次次考试后的排名，当面对孩子不理想的成绩单时，有的父母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是责怪、打骂、抱怨自己的孩子太笨了。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当老师问为什么家长没在成绩单上签字时，孩子把衣服掀起来，指着身上的累累的伤疤说：“看，签在这了。”看了这则笑话，我们真的笑不起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这些大人们似乎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孩子优秀的成绩当作我们炫耀的资本，把孩子糟糕的分数看作是自己莫大的耻辱。在孩子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却那么吝啬我们的宽容，那么吝啬我们的热情。而且，即使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由于某些师长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重视智力，而忽视孩子品德、心理的发展。导致某些孩子缺乏责任感、狭隘、自私、孤僻、冷漠、任性、自卑、嫉妒等不健康心理。其实，孩子即使学习成绩不好，也并不说明孩子就完了。在人生的竞技场上需要的是一生的较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小学时竟然是个“坏孩子”。普京上课时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家庭作业经常赖着不交，因而经常遭到老师的训斥。他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优秀，在苏联时代的五分制学习成绩中，他的算术和自然只得了三分，而绘画更是只得了二分。所以，作为父母，完全可以不给孩子施以心理重压，我们最爱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对得起辛勤培育你的老师吗？其实，我们只教育孩子对得起他自己就行了。当记者采访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母亲时，说：“你一定为你的儿子哈里·杜鲁门感到自豪。”她说：“不错，我为我的儿子哈里·杜鲁门感到自豪。但是，我也为另外一个儿子自豪，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在哈里·杜鲁门母亲的眼里，不论是万人之上的总统，还是田里挖土豆的农夫，他们都是母亲的儿子。只要各得其所，自食其力，她都会为儿子感到自豪。如果我们中国的父母们都能有杜鲁门母亲的宽广的胸怀，也许我们身边的一些悲剧就能少一些。

失去范文篇7

但是，在教育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游戏的精神却在不断的枯萎，游戏却非常贫乏。从教育刚刚产生时的丰富的游戏教育形式，到后来的与游戏无缘，教育中的游戏日渐少见，学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戏的踪影，直到今天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在日益地远离着游戏，在教育面临着变革的今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史，看看我们的教育是怎样失去了游戏这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强人们对教育与游戏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细致地考察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戏？教育需不需要游戏？

对于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是怎么解释的。在《辞海》中，对游戏是这样解释的：“体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娱乐的一种。有智力游戏(如下棋、积木、填字),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搬运接力),竞技性游戏(如足球、乒乓球)。游戏一般都有规则,对发展智力和体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⑴娱乐活动。如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的体育话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⑵玩耍：几个孩子正在大树底下～。”很显然,在权威工具书中,游戏被认定为娱乐和体育的手段,与正经事不相容,“游戏人生”就是娱乐人生,就是将严肃的人生视为儿戏,自然就难以被我们所接受。

而荷兰学者胡伊青价的《人：游戏者》这本书的定义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②更进一步，胡伊青加还把人直接定义为：“人：游戏者”把人看作是游戏者。随着今天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直接从游戏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质特征。

今天，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学者，把游戏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甚至认为游戏是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石中英在《教育哲学导轮》一书中，在谈到人的形象时，就把“游戏人的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制造人的形象”作为三大类之一，与其他两类人的形象相提并论。并认为作为“游戏人的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人人都爱游戏”，“人人都生活在游戏当中”，“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成为’自己和‘看到’自己”。他深刻地看到了游戏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活动中游戏状态的缺乏是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游戏的精神应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③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可以让人们重新看到教育中游戏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有人更进一步，竟直接认为“教育即游戏”。④把教育作为游戏来看待，揭示了游戏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写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记主席勒的那句著名的话：“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人与游戏关系的命题,对于我们考察教育中的游戏因素极具启发意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是在一步一步的丧失了游戏的。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教学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教育中的精神，游戏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逐步失去了它的领地的。

首先。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把游戏赶出了学校。

在西汉时期，经过了文帝和景帝奉行“无为”政治和黄老之学，人民经过了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但社会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最主要的表现是思想上的不统一，各种学派、各种思潮泛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斗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到了汉武帝时期，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汉武帝首先希望在思想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董仲舒作为一代大儒，便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一需求，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汉武帝毅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儒家学说之外的其它各派学说，全部“绝其道”，将儒家学说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学派，在汉朝以前，儒家学说与其它学派一样，并没有取得高于其它学派的地位，与其它众多学派的地位一样，不被统治者看中。在先秦，尽管孔子和孟子极力向各国的君主们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怀着极大野心的君主们，竟没有一个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秦朝，统治者所采纳和实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张，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线，走的是一条暴烈的治国之路。在汉初，统治者有鉴于秦的暴烈，则奉行了黄老哲学，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但是，“无为”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之中也蕴藏着各种尖锐的矛盾。而“以史为鉴”是古代所有统治者制定基本国策的基本参照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才在汉武帝手上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张。“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诉我们：“仁者，爱人。”“仁”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爱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发现，确立了人在儒家学说中的至高地位。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带有伦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这点上，孟子说得更为具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种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那种具有个人独立人格的自由的关系，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的君臣、长幼之类特征的人伦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个体的人，只不过是那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扭结。

这种人际关系，很明显，它是以尊卑、等级为特征的，体现在教育中的师生之间，就是绝对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关系。在这方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最好的注脚。师生之间婉若父子。在教师面前，学生必须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听从。明代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学规，有一条规定：学生“各宜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会馔，毋得有犯学规，违者痛治”；“各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充军”。⑦教师呢？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容不得学生在他们面前活泼泼进行游戏式的学习活动。因为那是不严肃的，是不尊的。

在儒家思想看来，“师”就是“师”，“生”就是“生”，不要说师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游戏之类的教与学活动，就是学生们之间，也绝对不允许进行什么游戏活动，否则就是不成体统，不懂规矩。在这一点上看来，儒家教育思想是绝对排斥游戏活动的。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下，我们中国人养成了一种“老成温厚”的性格。中国人向来都讲究做人方面的“温、良、恭、俭、让”之类的君子风范。对于读书人而言，琴、棋、书、画一向被人视为高雅的事情。作为读书人，在他们的业余爱好当中，一般而言，都把这四件事情作为自己的饭后茶余最好的消遣。游戏，则绝对在他们的排斥之列。再说，这也是谦谦君子的风范，讲究的是以理智压倒情感，不论大人小孩，一律都要一本正经，不得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失去礼节。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任何一个受教育者，就基本上成了小大人。一个个老成持重，缺乏天真活泼的少年特性。

而游戏，则是基本上排斥老成持重，拒斥一本正经的。所有的游戏，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体现人的个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游戏之中见本性。”有的人，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可是，一旦到了游戏场，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所有本性，全都暴露无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本性给隐藏起来的原因。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感染、熏陶下，自从儒家思想获得意识形态的入门证书，被奉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的教育中，一向都缺乏游戏精神和游戏活动。

可是，就在“独尊儒术”之前，中国的教育中，竟不乏游戏教学。

在先秦时代，祭祀作为一件国家大事，一直都被看作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后人称之为“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常用的方式就是宗教仪式。据荷兰学者胡伊青加的考察，在古代的许多民族当中，都有以游戏之类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那富有韵律的唱词以及仪式上的舞蹈等等，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游戏。中国也不例外。在西周，祭祀知识的教育属于礼教的范畴，因为祭祀是讲究礼节的。“‘礼’必须用‘乐’配合，大司乐的职掌是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⑧“德”“语”“舞”三者结合，游戏的色彩特别浓厚。被中国古代人特别看重的所谓“射”的教育，则更是在活动中进行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游戏的特征，都可以视为游戏，但其中的很多活动，都是游戏性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教育，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训练与比武的过程，有着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一点，史书都有记载，在此不再多论述。

在墨子的教育方法中，游戏之类的教学，是他常用的。我们主要从《墨子·公输》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子墨子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攻城之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接着，他便告诉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久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推测，墨子在此之前，主要运用了模拟性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他假设了战例，有敌我双方，进行攻守训练，否则，他的弟子何以就能使用他的那些守城之械？这就是典型的游戏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墨子是那个时代进行游戏教学的杰出代表。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可是，到了汉代以后，游戏教育就基本上不见踪影了。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讲究如何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记诵的教学。一般都是由一位“生乎吾前”“术业有专功”的先生，传授儒家经典。而且，一些庸师们只会照本宣科，照搬权威注解，进行枯燥的教育教学。“逑者，逑也。”式的先生非常普遍。《牡丹亭》中的那位老先生，当学生问道“君子好逑”的“逑”什么意思时，先生竟回答：“逑者，逑也。”这样的教育，有何游戏可言？有何活泼可言？人的个性、创造性等等，全都给泯灭了。

直到今天，这种照本宣科式的教育，不是仍然还占据着我们的课堂吗？游戏，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莘莘学子。

其次，科举考试，则从制度上将游戏拒于校门之外。

肇始于隋朝，成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我国一千多年来学校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它在世界上首次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进身的台阶，使中国的一大批布衣人士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激发了读书人发奋读书，努力求学的上进之心。使一些人，一辈子用心于科举考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读书为什么？宋真宗的诗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最好地表达了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⑨在整个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中，科举考试，一直是学校教育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标。金榜题名，也成为所有读书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他们可以忍受任何困难，只要有朝一日能够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西方学者李维在其所著《中日两国现代化因素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文人学子，宁愿熬受‘十年寒窗’的苦楚，埋头研读索然无味的经书，学做机械式的八股文章，而一次复一次地去参加在未来是成功与失败甚难预料或把握不定的赌注，以图获取功名，光耀门楣，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过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生活。‘科举、做官、发财’变成这个社会中上进的三步曲和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公式。其结果致使许多迂腐的儒生，将一生的生命整个投入无止境上午考试准备中，而一无所获。”⑩莘莘学子们，为了他们的功名利禄，耗尽了自己的心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板凳须坐十年冷。”等等，都是对那些在漫漫求学路上攀登者的鼓励与描述。为了能“金榜题名”，他们宁愿忍受那许许多多的学习中的痛苦。在民间，还流传着“哭文章”的说法。那意思无非就是说：文章是哭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这些，都在向我们表明：传统的教育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是根本排斥游戏的。更多的，是痛苦。

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科举制度，作为一千多年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形式，甚或是教学方式方法乃至学习的方式方法，都无不体现着它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它向全社会宣告：只有符合这一制度的教育才是受欢迎的、有价值的。钦定的教材，铁定的内容，逼得天下所有的求学者都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记与背之中；也逼得教师不得不以单向度的传授方式进行教学。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点：绝对地排斥游戏，排斥愉快！

“所有游戏活动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游戏者都‘高兴愉快地参加游戏’和游戏的自我满足。”“游戏着的人是完全摆脱了一切压力的人。”“游戏状态是有意识活动的创造，人在其中是在实现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必需的目标”。⑾游戏的参与者，都是自己自觉自愿地加入游戏队伍之中的，并没有谁有意强迫谁去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游戏，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高兴又愉快的，并不是带着“苦瓜脸”与游戏拌始终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去仔细观察一番孩子们游戏时的情景，就再也清楚不过了。而古代的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学子们，从那些描述中，我们能发现一丝一毫的“自觉”“自愿”与“高兴”吗？游戏的目的，就在于游戏本身，而不在游戏之外。这也是游戏区别于其它任何活动的重要特征。古代，为了功名与利禄去求学，这本身就不具备游戏特征。游戏的快乐在于游戏的过程中，而不在于游戏目的的实现。象小孩玩过家家，那兴趣，百分之百的在于过家家这游戏的过程本身的乐趣，游戏结束后，什么外在目的也没有。玩了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游戏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游戏一场空”是对游戏的最为恰当的描述。得到的，是快乐，是乐趣，是性情的陶冶，是个性的形成。

游戏中的学习，是没有外在压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学习。曾经在山东电视台看到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四岁小孩，能流利的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背起来还浑身是劲。听他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过是在小孩玩耍中边玩边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种游戏，边玩边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那位老师要求孩子边玩边背《三字经》《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诗词。孩子边做游戏边唱，效果极好，记得特别牢，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科场上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学习的故事。鲁迅先生当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狂人在读书时，所读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史上，其实只写满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与“乐”无缘。

最后，实用理性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让中国教育排斥了游戏。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谓的实用理性，是以实用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说，对于任何对象，我们中国人都以是否实用的眼光来看的。换句话说，一切以实用为标准，为目的。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读书戴顶”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发奋求学的目的。这些宏观上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容纳游戏的蛛丝马迹。相反，都是排斥游戏的，与游戏水火不相容。再从微观的视角来看，结果也一样。所谓微观的角度，指的是求学者的学习过程。虽然我们很难在史书中发现这样的实例，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戏剧的剧本。还是以《牡丹亭》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来解释“君子好逑”中“逑”的意义时，先生所传递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只要记住了，背下来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费光阴，心有旁骛，达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学习，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戏剧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读或写；弟子呢？则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在读，在写。那场面，非常严肃，容不得弟子门有半点随意。可是，当先生一旦有事暂时走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们打打闹挠、玩游戏，孩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古代所谓的“闹学”，其实就是孩子们对那种太过于功利，过于实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学有所得，每个时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学习结束时，学生都要向先生“交书”（背诵），“交”不了“书”，即背不出，那就要受处罚：罚跪、拧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骂。

这便是实用理性给教育带来的恶果。因为游戏的无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无缘渗入教育。

当然，中国教育几千年，我们始终很难发现有明显的游戏的特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个封建的社会。因为在那个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那种具有个性的，富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个人；统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时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戏。没有游戏的立锥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戏，重要是方法意义上的，偶尔也涉及精神领域。

注释：

①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②〔荷兰〕胡伊青加《人：游戏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页。

③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页。

④黄行福《教育即游戏》，《江西教育科研》2002年第11期。

⑤转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页。

⑥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页。

⑦转引自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页。

⑧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页。

⑨《论语·卫灵公》。

⑩转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页。

⑾[奥]茨达齐《教育人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4、172页。

失去范文篇8

在我接受咨询的案例中，有一名在大学非常出色的女生，可工作不久被辞退了，她非常消沉。面对没有太多工作经历的她，我建议她把成功的经历追溯到她的大学生活。她学习成绩优秀，每次听大课的时候喜欢坐在第一排，她喜欢挑战自己，喜欢跟老师呼应回答问题。在我们的交流当中，她慢慢领悟到自己久违的自信。面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不就如同在“第一排”吗？在追忆中，她慢慢地找到了自信。

在工作中，有不少人面对公司突然提出的解职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习惯性地自我贬低，失去自信。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面对突然失败的退缩行为，实际上是面对应激反应的一种心理“自我保护”，这种情绪可以保障身体各器官正常工作,不至于遭受更大的影响。但这种暂时性的自卑、怀疑，超过一个月，甚至自暴自弃觉得再也不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会影响心身健康。

其实，我们不妨学学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尝试突破自我时，如果试举重量超过自身承受的杠铃时，杠铃在没有达到规定位置前，大脑接收到警告信号，身体就会停止发力，放弃这次冒险，以求保护肌肉组织不被拉伤。这时教练会让运动员选择比失败的重量稍轻的分量再次尝试，获取成功的体验。慢慢积累成功经验，一点点增加分量，直到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再次冲击曾经失败的纪录，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教育心理学也告诉我们，成功的经验是可以被复制、迁移的，人类一旦掌握了一种学习规律，就有可能利用到他所需要的类似场景中。所以，面对职场信心缺失，心理咨询师最常用的是唤醒曾经的成功经历，然后运用迁移原理，进行类比达到认同，以最终提高自信。

失去范文篇9

在我接受咨询的案例中，有一名在大学非常出色的女生，可工作不久被辞退了，她非常消沉。面对没有太多工作经历的她，我建议她把成功的经历追溯到她的大学生活。她学习成绩优秀，每次听大课的时候喜欢坐在第一排，她喜欢挑战自己，喜欢跟老师呼应回答问题。在我们的交流当中，她慢慢领悟到自己久违的自信。面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不就如同在“第一排”吗？在追忆中，她慢慢地找到了自信。

在工作中，有不少人面对公司突然提出的解职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习惯性地自我贬低，失去自信。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面对突然失败的退缩行为，实际上是面对应激反应的一种心理“自我保护”，这种情绪可以保障身体各器官正常工作,不至于遭受更大的影响。但这种暂时性的自卑、怀疑，超过一个月，甚至自暴自弃觉得再也不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会影响心身健康。

其实，我们不妨学学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尝试突破自我时，如果试举重量超过自身承受的杠铃时，杠铃在没有达到规定位置前，大脑接收到警告信号，身体就会停止发力，放弃这次冒险，以求保护肌肉组织不被拉伤。这时教练会让运动员选择比失败的重量稍轻的分量再次尝试，获取成功的体验。慢慢积累成功经验，一点点增加分量，直到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再次冲击曾经失败的纪录，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教育心理学也告诉我们，成功的经验是可以被复制、迁移的，人类一旦掌握了一种学习规律，就有可能利用到他所需要的类似场景中。所以，面对职场信心缺失，心理咨询师最常用的是唤醒曾经的成功经历，然后运用迁移原理，进行类比达到认同，以最终提高自信。

失去范文篇10

关键词：供应链信用体系

0引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信用也是伴随着这两者相互作用的不断深化而产生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1年担保论坛上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

1信用关系在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1.1信用在供应链这种多法人的联合体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供应链这种界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准企业组织，存在着大量的委托关系，一味沿用传统管理中的基于行政隶属的方式将使运作成本急剧攀升，最终将超过供应链经营模式可能带来的利益。信用作为供应链这种联合体的黏合剂和运作润滑剂，可有效提高供应链的经营效率和效益，它将强化企业和联合体之间的依存性以增加联合体的凝聚力。这里成员对整体的信任是一种前景和能力信任，这是以供应链自身的把握市场机遇、适应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为基础的，成员相信合作将带来的市场、品牌、资源获取能力的整体提升是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良好出路。而联合体对成员的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忠诚信任。

1.2供应链联盟组织的特征决定了信用的重要战略意义以美国范德比特大学教授理查德·L·达夫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供应链是企业向外界延伸而形成的“组织间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关系是由一系列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行政隶属关系基础上的，而供应链企业群之间是通过一系列契约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契约规定了供应链内各个合作伙伴的责、权、利。对供应链这种非隶属性组织传统的命令和控制功能因隶属关系的消失而失效和终结，这并非说供应链中就不需要控制和适当的命令，只不过由于管理主、客体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和调整，领导与控制建立的基础不同，一个为行政隶属关系、一个以相互之间的施信与受信为基础。尽管对合作的最初战略意图每个企业可能都很明了，但面对合作过程中非法收益的可获性，企业要在最初整体战略意图和自身眼前利益之间做出选择。

2供应链成员间信用的培养

2.1供应链联合体要具备明确的战略目标——信用的生命力源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独立法人在市场生态环境中是为适应一定的形式而选择加入供应链联合体的。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企业的任何一项战略决策都是基于一定的市场预期，这就意味着供应链这种经营模式本身具备给企业带来美好前景的潜在能力，一方面它强化了联合体内成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形成了对潜在加盟者的吸引而产生更多的加入意愿，这是供应链成员优化的重要前提。明确的战略使命是在供应链和成员之间形成信用的基石，使命越明确、可行并且带来的预期利益越高，成员付予供应链联合体的信用额度就越高，对供应链的高忠诚度是减少和避免成员违约以及预防不道德商业行为的重要保证。

2.2限制加盟成员的素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供应链健康信用的免疫机制由于供应链这种运作模式是将不同的利益主体栓在一起，因此若有成员信誉不佳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声誉，一个有低劣商业信用史的新加盟商很有可能诱发失信连锁反应继而产生供应链内部信用危机而使整体信用恶化，为此必须严格审查加盟者的信用水平。大量的研究表明,具备一定的信用是维持团队稳定的基础，并且一个有相对一定信用基础的利益联合体在不受到恶意冲击的情况下是有较强稳定性的，而严把加盟者信用质量关就尤为重要。针对供应链联合体的存续性和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这一潜在的博弈过程进行模拟，艾可斯已做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并利用计算机对这一合作过程进行了分析。第二种类型可能更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即具有合作意向(一定的信用基础表示)的有限次博弈。大家都是独立的法人，但同时又都属于一个特殊的组织，各自支付函数的相关性、可变性决定了合作的必要性。在组织上要存在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并确保失信给当事者带来的收益小于惩罚，这就使得“一报还一报”成为占优策略，而合作能在友善、可激怒和一定的宽容度规则中进行。供应链联合体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要严格控制加盟者的信用、素质，加强对加盟商的挑选，致力于从信用及与其相关度较高的要素方面的调查取证。

3供应链成员间信用体系的建立

3.1供应商与零售商转变观念，建立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零供双方都要转变其传统的零和竞争观念，要坚持双赢互利的合作原则。零供双方都必须放弃片面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想法，而转变为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并明确企业的利润应该通过供应链管理来获取，而不是从渠道伙伴身上去获取。同时零售企业也不应该把渠道伙伴作为竞争对象，竞争应该更多地体现在不同的供应链之间。供应链内部的供应商与零售商就应该形成持久战略伙伴的观念，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致力于优化整个供应链的功能，强化共享利益，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3.2供应链成员共同制定政策、规范及奖惩措施在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其它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是建立在核心企业有能力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构建和领导现有的供应链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提高整体效益，并让自己分享收益的前提下。在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反应模式中，就集中表现为零售商的主导作用。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供应链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在社会信用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成员之间制定的协议和对协议的遵守就非常重要。零售企业应该利用其核心地位，组织整合供应链上的资源，供应链成员共同制定商业道德规范和公平交易制度，并给予相应的奖惩作为协议能顺利实行的保证。比如零售商应带头规范合作信用；与制造商休戚与共，共同维护市场价格体系；共同研究顾客需求，共同制定业务规划，密切协调产销衔接；开发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OEM协作，降低双方营销成本。各成员之间通过协议、合同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保证供应链的相对稳定性，从而加强互相的信任，使得信用机制能良好运行。

3.3加大企业信息透明度，优化业务流程对企业来说，透明度意味着供应商随时对销售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从而能够及时补货。在现代的买方市场中，零售商因为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获取顾客反馈的商品信息，已经在供应链中拥有着越来越强势的地位。想要建立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零售商不可以将这种地位作为盘剥供应商的筹码，而应该及时准确地向供应商反馈信息，起到在供应链中良好的信息传递作用，保证供应链上信息流、物流、商流、资金流的顺畅。透明和公开的业务流程可以使合作伙伴更多地了解彼此的需要、偏好及对问题的看法。在零供关系上，只有零售商实现对供应商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才能激发供应商的积极性，培养其忠诚度，也才能真正协调生产计划，实现与客户或供应商的即时沟通，实现供应链的准时制造和高效运作要求。

参考文献:

[1]杨松，林曙光.供应链中的信用关系形成机制[J].营销策略.2003(6):22-23.

[3]赵倩.论供应链管理的信用建设[J].诚信建设.2007（5）：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