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范文10篇

史林范文篇1

历史文化是指一定时期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历史文化是城市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人们代代相传的历史积淀。从内容上来说，历史文化包括自然环境、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物、城市生活特征、历史人物和事件。自然环境是指城市中的山水、动植物等，这些虽然是自然因素，但在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人工痕迹，成为城市的特色历史文化景观。城市形态，即城市的道路、地标等，园林设计师通常以这些为题材呈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包括房屋、陵墓、亭台楼阁等。通常我们对城市的生活关注较少，然而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文明，是设计师从生活的角度出发，是城市不同情趣的展现。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城市的文化发展紧密相关，使城市更加具有历史气息，如名人故乡通常有名人的雕塑；历史事件反映了城市的历史，使城市彰显独特的历史意义，如沈阳背部柳条湖地区的“九一八事件”纪念碑。

2城市公园中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2.1能够让观众了解历史

城市园林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通过观察能够让人们了解历史，获得情感的升华，同时，人们在欣赏公园中的建筑时可以回忆历史、反思历史，升华成精神认同，发挥教育功能。在城市公园设计中要有明确的道德方向，如痛斥侵略者的侵华战争、歌颂民族英雄等。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侵略者杀害30多万手无寸铁的同胞，造成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因此不能忘记历史，政府修建了21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以此提醒国人勿忘历史，反映中国人民对历史的态度，来这里参观的游客能够目睹和反思历史中的“南京大屠杀”。

2.2能够让人们怀念过去和憧憬未来

设计师已经认识到历史文化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在观赏公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尊重历史。设计师通过独特的建筑符号将历史事件和文化呈现出来，依托市民的回忆和体会，让市民的内心营造一种独特的感悟。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紧密相关，因此，园林设计中的历史文化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

2.3可以作为城市园林的素材

城市文化不仅包括历史建筑，其意义也不仅止于其想象。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文化是根，是城市中宝贵的历史资源，为设计师们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和素材，成为城市园林不断发展的动力。园林设计者在设计时，首先把眼光投入到历史遗迹及延伸的文化现象上，例如，规划背景园林时可以考虑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背景，如北京龙潭公园；以南京为例，可以依靠南宋古都的历史设计园林。

2.4可以丰富园林的历史内涵

公园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现代城市公园的设计体现了设计师对历史文化的追求，它不是干枯的，而是丰富的、有灵魂的。有内涵的公园不仅仅是一些建筑、植物、山水，而是这些要素的整合体。一个城市的公园如果没有利用城市的历史资源，则这个公园是无意蕴的，游客过目就忘，城市的精神也不能彰显。有历史内涵的公园才是有生命的，才能融入市民的生活，才能给市民带来精神慰藉。

3城市园林中历史文化的呈现原则

3.1地域性原则

地域性是指城市所处地域的气候、植被、地形地貌、历史文化等。气候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与纬度、经度、海拔等因素有关，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我国北方地区冬季较长，冬季人们的活动受限，但也可以开展滑雪、滑冰等活动；南方地区夏季较长，人们多爱游泳。在园林设计中，设计师要根据地域的气候特征开展园林设计，如，可以根据独特的植物造景，设计独特的园林景观。地形包括平原、丘陵、盆地、河道、湖泊等，这些地形在形态上有独特的美，如山西骊山华清池，背靠骊山，风景独特。在我国北方多为平原，地势平坦，而南方多山，地形崎岖，设计师要从不同的地形出发，掌握园林的时空特征。植被是一个地域独特的地理景观，每一个地域的植被都是最原始的、最和谐的景观。设计师在利用植物设计景观时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选择合适的植物。当然，设计师不能勉强把一个地域的植被强搬到另一个地方而破坏该地原有的植物景观。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倾向。我国有南北方差异，北方人务实，性格豪爽，文化粗放；南方人性格内向，情感细腻，文化较为精致。另外，南北方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文化，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是唯一的，都有明显的地域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区域文化之分，并且逐渐成熟，各区域形成独特的文化，如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

3.2时代性原则

园林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设计之初必须考虑为人服务。从历史发展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园林设计水平也越高，内涵也较为丰富，相反在动乱时期园林发展缓慢。在现代社会，园林设计不仅要依据地形、气候、民俗等，还要依靠现代科技，全方位地推动园林设计的发展，在肯定历史的同时也要让人们感受到园林的时代性。

3.3以人为本的原则

城市园林能够展示城市文化、丰富市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在设计时，设计师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服务于人，满足游客的休息、娱乐等需要。

4以迁西东山公园为例分析

4.1地理位置

迁西县东山公园位于河北省迁西县，西北部紧邻建成区，北部靠滦河，西南与西山公园相望，南邻南山公园。东山公园占地158hm2，形似苹果，内部多为山，北部及西北为山体陡坡，中部有平坦谷底，是城市发展的预留地。其植被多为油松，且覆盖率不均衡，有的山体裸露。公园没有景观建筑，北端有居民宅，中部为建设用地，村镇建设向谷底延伸。

4.2自然环境

地质方面，迁西为山间盆地，为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气候方面，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常年为西南风，最高温度40℃，最低温度-25℃，年均降水量778mm；水源方面，迁西地表水主要有滦河、长河、清河等；植被主要有油松、侧柏，果树主要有板栗、苹果、核桃。

4.3历史文化资源

迁西境内有西寨文化遗址，有龙井关、喜峰口等险隘，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公孙瓒、韩当、马永、戚继光、石文华、吴沐卿等。另外，迁西地区还有重要的板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史书中迁西板栗有“紫玉”的美称，迁西人民对板栗有独特的情怀，既可作为食品，也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

4.4东山公园中的历史文化呈现

4.4.1尊重地形

东山公园的地形见证了迁西的历史，只有尊重地形才能更好地呈现历史。迁西公园中的观滦塔利用观滦峰的地形，借鉴塔的经典造型，登塔可观迁西山水，同时观滦塔与周围的松、枫等融为一体，风光秀美。另外，公园内还有市民的活动区，利用山体修建了自行车道，使游客可以在深林中体验探险的乐趣。

4.4.2传统设计手法的运用

在迁西公园中，设计者运用大量的诗词、雕刻，利用景石、木桩等将其展示出来，让游客能够感受迁西的历史，对历史心驰神往。另外，东山公园内的观滦摩崖石刻结合了书法、绘画，把迁西的历史和风土展示无遗，游客在观赏过程中也可以自己题写诗句，增强互动性。在东山文化广场中，设计者利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相结合，广场中景观墙、塑石碑刻等让游客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呈现了悠远的古文化。

4.4.3通古贯今

古时的迁西为兵家必争之地，龙井关、喜峰口等以红黄为基调，让游客看到了古时的烽火。迁西文化纪念区的东山访古让游客似乎看到了迁西的变迁，以时钟象征时间的推移，沿着木制道路前行使游客受到历史的熏陶。

4.4.4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展现

在东山公园中有4个木制构架亭，构成“历史长河”，左边辅以浮雕，叙述迁西民间故事，展示历史人物的一生，让游客对迁西留下深刻的印象。

5结语

史林范文篇2

关键词：现代园林设计；传统建筑元素；历史文化；表达方式；有机融合

所谓园林设计，其实质上是现代建筑物与植物有机结合的产物，具体来说，现代园林设计强调借助园林艺术理念和园林技术手段，完美融合植物与建筑物，是一种能够同时发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绿化工程。但从当前阶段现代园林设计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包括传统建筑元素以及中华历史文化在内的诸多要素，仍然没能充分融入至具体的设计工作中，现代园林设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此，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传统建筑元素以及历史文化于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借此推动园林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现代园林设计中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多年的文化传承中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这使得传统建筑元素丰富多样、风格迥异。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能够形成独特建筑文化的传统建筑类型并不多，同时受到现代建筑理念的影响，如何保护这些传统建筑风格及文化，也逐渐成为了当代建筑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需深入剖析传统建筑元素的构成特点，以期将其应用至现代园林设计中。1.1环境构成元素。所谓环境构成元素，多指传统建筑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观点，即重视了解气候变化及建筑基址，有机融合实现建筑与自然环境。一方面，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多样，包括宫殿、陵墓、景观楼阁在内的诸多建筑类型虽然建筑功能大不相同，但大多数均与周边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因此，借助传统建筑元素开展现代园林设计时，也需要在传统建筑文化中传承人与自然设计理念，其中，除了需充分体现建筑的功能特点，还要详细了解建筑周边的地形、水文情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尽量避免破坏周边地形结构；另一方面，我国四季清晰，每个季节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候特点，在此基础上，传统建筑风格也与当地气候变化特点息息相关，尤其是会综合考虑气温、天气等对植物的影响，因此，在进行现代园林设计时，应尽量遵循“补全风水”原则，在不违背生态法则的前提下开展园林设计，借此在降低建筑成本的同时保障设计符合生态特点。1.2风格构成元素。在传统建筑艺术中，各种类型的墙、门窗、屋顶共同构成了不同风格的建筑类型，因此，在现代园林设计中，也需要借鉴传统建筑艺术的优势，依托不同类型的建筑材料进行搭配来实现不同的园林风格。首先，传统建筑中的墙体不仅强调实用，还重视与景观进行衬托，因此，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同样可使用镂空墙、玻璃墙等墙体类型来与周边景观进行融合，同时，基于不同墙体所蕴含的风格特点，可适当组合传统与现代，借助古朴与时尚的有机融合突出墙体的视觉感；其次，从目前来看，借助传统建筑中的门窗形式来设计园林已成为各园林设计师的共识，其中，现有设计风格只保留了传统门窗设计中木质结构，类似门窗符号等冗余设计已经基本摒弃，这使得园林设计在保留一定古朴感的同时也更加简洁、时尚。1.3空间构成元素。一直以来，园林设计以其灵活性大、空间感强的特性被人们所喜爱，因此，如何借助有限空间展示更多历史文化韵味，是当前阶段园林设计工作者的主要追求。而基于传统建筑风格及文化，空间景观设计得以应运而生。一方面，传统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重视中庭设计，其中，设计者一般会在中庭内设置天井（如图1），并使用天井连接前庭与后庭，这样既满足了通风、采光等应有需求，同时也使庭院更具立体感和空间感，对此，可简化整合天井设计，通过设置类似连接设计来保证园林设计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除天井外，庭院也是现代园林设计中借鉴传统建筑风格的最主要设计之一，其中，庭院不仅能弥补室内活动空间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兼具了遮风、避雨等应有建筑功能，如果再加上巧妙的设计，那么庭院还将承担起提高园林设计整体性的作用。

2现代园林设计中历史文化的应用

自古以来，园林文化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蕴含着饱满的历史文化，同时还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因此，在开展现代园林设计时，也需要充分融合中华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借此来体现园林设计的历史韵味，使其更具人文感和沧桑感。2.1传统道德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无数个哲学先贤孕育出了无数道德思想，而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园林文化。正如中国传统“道器观、重视物”一样，园林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建筑文化，而是应探索如何发挥植物本身所蕴含的意境和情感。同样，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更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具有象征含义的植物种类，借此增加园林艺术的意味与内涵。2.2和谐审美观。中国传统园林讲究天、地、人三者间的和谐共处，就是人与自然、自然与建筑的有机融合，基于此，在现代园林设计中，也要重视调节园林建筑的整体和谐，其中，既要保证建筑的高雅、自然，又要保证景观的整体、合理。

3结语

综上所述，围绕现代园林设计中的传统建筑元素和历史文化元素，综合分析了二者于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其中，面对现代园林艺术的巨大发展前景，广大园林设计师既不能一味盲从传统园林设计理念。也不能彻底摒弃优秀历史文化，不仅要充分发挥现代园林艺术的时尚性，又要传承传统园林文化的朴实性，要做到新老合一，尽量确保园林设计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园林设计工作的发展，才能推动城市建设事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凤英.试析园林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契合[J].现代园艺，2018（6）

[2]武建亭.现代园林设计中对传统建筑元素和历史文化的新思考[J].设计，2016（23）

史林范文篇3

历史文化遗迹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历史积淀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区、城市、社会共同生活人群的集体记忆，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具有不可移动性的遗址、遗存，能够体现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对现代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文化遗迹不可再造，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比较闻名的历史文化遗迹，而忽视了那些散在民间的、名不见经传的历史文化遗迹。吉林西部，特别是在白城市所辖的洮北、镇赉、洮南、通榆、大安等县、市、区境内分布着多处历史遗迹。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一地区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用具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依托一江两河，繁衍生息，留下了一些遗迹遗物，同时丰富多彩的民风和民俗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吉林西部人民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吉林西部历史文化遗迹有待于去保护，有待于展示给世人。城四家子古城坐落于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的洮儿河北岸。古城是一座典型的辽代古城，1961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又被确定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恩地局”位于吉林省洮南市兴隆街中段北侧，始名于清末光绪皇帝赐封札萨克图郡王旗“蒙荒行局”。历经沧桑，几度易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阎宝航、陶铸同志曾驻“天恩地局”办公。几经战乱，除前院“双门照壁”被拆除和后花园被占建房外，无重大破坏，保护尚好。1987年11月，被定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洮南双塔，俗称“双塔子”又名保安塔，为清初十五旗葛根庙的寺前喇嘛塔。双塔距洮南市区9公里，濒临洮儿河，西距辽金泰州城址，仅1．5公里，1981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此遗址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葛根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东南30公里洮儿河左岸，陶赖图山南坡脚下。葛根庙建于1798年，是东北地区最大喇嘛庙，仿西藏斯热捷布桑庙式样的寺庙群，共有梵通寺、广寿寺、广觉寺、宏济寺和慧通寺五大殿堂，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鼎盛时曾有1200名喇嘛，目前庙内共有喇嘛20多名，在每年4月15日的庙会日，参加庙会的人达4000多人。吉林西部及其周边地区还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值得我们去保护、去研究、去利用，这里限于篇幅主要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让大家通过窥一斑而见全豹。

二、吉林西部历史文化遗迹的特点

吉林西部历史文化遗迹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悠久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吉林西部分布着多处历史文化遗迹，在20世纪80年代，对包括白城市区和当时白城地区所属的9个县市进行统计研究，早在一万年以前的吉林西部就有人类活动。吉林西部的所辖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7000年前，而止于距今3500年前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先民勤劳勇敢，机敏智慧，同大自然进行着英勇的搏斗，并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成为我国光辉灿烂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二)地域特色

吉林西部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是新石器时代的左家山文化、昂昂溪文化、富河文化，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大安渔场墓地，隋唐时的方家围子遗址，辽金时的泰州遗址，明清时的永发河遗址，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过程中所留下丰厚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历史文化遗迹激发后人不忘历史，缅怀先烈的情感。

(三)分布较广

吉林西部位于科尔沁大草原东部，这里自古以来具有独特的区域环境，世世代代养育了我们的先民，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20世纪80年代，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和统计:吉林西部有新石器时期遗迹127处，其中，镇赉县有50处，洮北区有4处，大安市有20处，通榆县有38处，洮南市有15处。

三、文化遗迹保护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使得历史文化遗迹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全力保护和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迹，正日趋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们的共识。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注意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在短短的5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2005年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历史文化遗迹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对文化传承乃至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有效途径，应该把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使二者相得益彰，发挥各自的效益。吉林西部历史文化遗迹，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通过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探讨吉林西部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能够对中国东北草原民族文化生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能够把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使之散发着独特的北方渔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够对开发旅游资源等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历史文化遗迹除了具有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科学价值，还具有经济价值。旅游为人们认识、利用历史文化遗迹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利用历史文化遗迹，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和吸收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分工，实现跨学科协作，通过深入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遗迹，探索凝结千百年来该地区民众智慧的历史创造，发掘这一地区文化的深厚底蕴，揭示其中个性化的文化内涵，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献策献力。对悠久的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是打造白城文化旅游业的有益尝试。开发旅游资源不仅集中展示了吉林西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树立了白城新形象，而且向世人充分展现了这一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这一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吉林西部曾是中国东北的政治中心，受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整体来说这些文化古迹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色彩，有着自身的特点。对该地区的历史遗迹进行保护，了解这一地区先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研究内容极为多样，任务极其繁重。吉林西部历史文化遗迹资源丰富，其保护利用已得到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还存在不少差距。加强对这一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对于挖掘区域文化底蕴、梳理文化脉络、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集中体现本地区的特色资源有助于促进和提升该地区文化水平，彰显区域民族文化特色。这对于提升吉林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知名度起着重要作用。建设和弘扬吉林西部文化，开发吉林西部旅游业，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白城师范学院作为吉林西部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有责任和义务来担负起本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责任，热爱家乡，发展家乡，展示家乡，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挖掘该区域文化底蕴，梳理文化脉络，对于促进和提升白城区域文化水平，彰显区域民族文化特色，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聂翔雁 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福山．通榆县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史林范文篇4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最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完全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全面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第一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全面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史林范文篇5

一、林业改革是岳西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岳西县，是一个有着光辉的革命业绩而今却又十分贫困的山区。早在一九土四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展开了革命活动，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人民翻身做主，生活富强，在后来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岳西老区人民无私地献出了一切。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岳西全县为革命牺牲的群众多达一万六千多人，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革命胜利后，在党的关怀下，岳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目前，.岳西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山区，没能摆脱贫穷的阴影。一九八三年白帽区前进乡几个村子的农民没有一家有件象样的衣服，没有一家有条象样的棉被，没有一家床上有垫单;家家都缺粮、缺油、少盐、欠债，贫困状况触目厂凉心，类似这样的地方，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在解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幸福中生活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出同一块土地上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如此贫困不堪的生活。为什么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得以发展的根据地之一的岳西，至今还与贫困为伴呢?这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原因。岳西是个“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山区。.自然地理对于工农业的发展有着许多制约因素。

从工业方面来看，岳西地处大别山腹部，境内群峰矗立，山峦重迭，交通十分不便、(全县尚有十一个乡不通公路)，远离原料和商品市场，造成运输费贵、产品成本高，不利于竞争;山区贫困落后，条件艰苦，待遇低，不仅不利于人才引进，而且造成人才外流;加之位于安徽西南边境，远离省会合肥等发达城市和地区，这就使得市场、信息、科学文化和人才等发展工作所必须的条件与工业发展相脱节，因而岳西工业发展缓慢。岳西工业产值在安庆地区十县中居倒数第一。乡镇工业也很微小。一九八三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仅达七百七十一万元，仅相当于邻县一个乡的产值。

从农业方面看，岳西山多地少，耕地仅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点五，人均耕地仅有六分八厘。并且分布又极不平衡。耕地的数量，使得以耕地为基础的农业发展受到了限制，这决定了岳西耕作业发展的有限性。不利的客观自然条件是岳西工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不切实际的经济指导思想则是岳西经济发展的障碍。在过去几十年的建设.中，岳西没能从本县实际出发，没能清醒地认识山区同平原丘陵地区的区别，而是象平原、.丘陵地区一样，以粮为纲，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六点五的耕地上消耗，把经济发展的风帆系在耕作业这艘无法迅驶的船上，结果是抓了“一分田”，丢了“八分山‘”，农业上不去，人民生活无法改善。

八十年代，县委根据岳西“八山‘水半分田”的实际，逐渐认识到林业是岳西的大业，林业是岳西经济的主体，林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山区经济的兴衰，从而确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新经济方针，决心闯出一条靠山吃山，发展林业的富民之路。对于山区实际的科学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然而认识世界并不等于改造世界。仅仅具有新的经济方针还不能.振兴林业，到目前为止，岳西还是耕作业左右全县的经济局势，林业收入很低，仅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二。是什么东西妨碍山区扬长避短，发展林业呢?是现行的一些不合理的林业政策，是经济工作违背了经济规律。突出的有三大问题:一是林产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二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犷三是分配不合理，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首先，从木材价格来着。在岳西，每立方米杉木和松木的售价分别为六十五元七角和四十八元九角。据计算每亩山场的年收入仅为两元左右，而农业每亩耕地的收入却达九十至一百一十元。由于林木收购政策，是建立在认为林木是自然生长物，而不是林农的劳动结果基础之上的，因而长期以来，发展林业不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严重地违背了价值规律，侵害了林农的利益。

其次，从岳西林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来看，我们受“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影响较重。由于岳西远离发达地区，交通十分不便，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生产力十分低下，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停留在近似原始的“刀耕火种”、手工劳动阶段，加之山多地少，农民居住分散，一隔十几里才有几户农家，因而极不适合于大规模集体经营和劳动。但是后不几年，我们就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乡几年跳了几个阶梯。七十年代中期又搞了一次穷过渡，林业生产关系的这几次变革，是脱离岳西山区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的，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客观发展的必然。(关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具体表现，后面将专门分析。)这是岳西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很少改善，•山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一大原因‘再次，从劳动价值的分配着，没有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林产品实现的利润全部归国家所有，这种利益独占的政策是不符合集体林区特点的，在集体林区里，一切林产品都是集体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在自有的土地上生产的，它既具有商品性的一面，又具有自给性的一面。从商品生产的全过程来看，大部或全部都是集体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结果。因此，林产品实现的利润，是社队集体直接创造的，他们有权分享这•些利益.。国家独几占全部林区利润的做法是欠妥的，这种“农民出力，国家得利”，“光要马儿跑，不让马吃草”的政策，是林区经济效益差的一大弊端。

为了改变岳西林区的落后局面，’前几年岳西实行了、自留山和责任山政策。但责任山的山权、林权、采伐权、出售权四权归队，农民实际上是有责、无权、微利，同农业的责任田比，责任山是，种不健全犷不彻底的责任制。责任山的实行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群众说:、“自留山是亲女儿，十分溺爱.;责任山是小媳妇，百般虐待;公管山是童养媳，苦命难挨。”“责任山.上树象唐僧肉，大家都想吃。”据来榜乡试点调查，“三定”后，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户山林管理较好，而很多农户则吃山不养山，砍树不造林，只图眼前，不顾长远。例如，来榜乡禾丰大队老屋生产队责任山四百三十二亩，“三定”时点数交给群众的七寸围以上的杉树一千九百九十四棵，松树一千一七百五十棵，到七月份只剩下杉树一百八十棵，减少百分之八十八;松树一千一百五十四棵，减少百分之三十五。由于责任山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无实际内容，林农名义上是山场的主人，实际上只有看管的责任，没有任何支配权，从而使得林业生产的经费与管理相脱节，林农的劳动与劳动报酬相分离，农民一无权、二无利，责、权、利不统一。这种所谓的责任山与岳西山区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相脱节，它带来的微小利益亦不能使农民从困苦的生活中走出来。责任山这种经营方式不能有效地调动林农的生产积极性。从上可见，岳西林业生产的长期缓慢发展，是林业生产关系急待调整，经营方式急需改变的显著标志。

二、山林改革的核心:权、责、利紧密结合的“自营山”经营方式建立

改革是林业生产力的迫切呼声，是岳西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怎样改革呢?是裁剪岳西的现实去吻合某种既成的理论，还是尊重现实、了解现实、分析现实，开创一条虽然艰难、但于国于民实惠有利的道路呢?岳西县委选择了后者。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充分认识到，林业生产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是因为现在的林业生产经营方式造成权、责、利的分离，从而严重地压抑了林农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林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而调动林农生产的积极性，搞活经济，解决农民的温饱，为经济振兴做准备，岳西进行了稳妥而又彻底的改革。岳西林业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八四年四、五、六几个月是准备阶段。县委在倾听群众呼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林业改革做了大胆设想，“自营山”经营方式思想逐步形成，六月底总书记批示以后，从七月起林业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实行“两山并一山”，建立了“自营山”，随后通过木材经营管理公司的成立，系统地建立了采伐“一本账”制度，并开放了林木市场;九月初，林业改革的主要任务初步完成，现正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完善的阶段。岳西林业改革的措施，具体地说分三步，但这三步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权、责、利的付予和实现，有机地组成“自营山”生产经营方式。

第一步就是“两山并一山”建立“自营山”。•“自营山”是在林业“三定”的基础上，把自留山和责任山合并起来，由农民植树造林，长期使用，允许农民有林木继承权、经营权和活树折价转让权;但“两权”不放，即山场所有权和采伐批准权。山场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不交给个人，山场不准出租、买卖，不准改作田地，生产队对家庭经营的山林—“自营山”可以进行合理调整。山上的林木须根据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地控制采伐量。

第二步，建立采伐“一本账”制度，以林木经营管理公司为实施和保证机构。在一“两山并一山”工作中，通过实地调查，对每家山林的蓄积量、生长量、可采伐量进行了详细统计，建立了“一本账”。但是怎样实施采伐“一本账”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成立了木材经营管理公司。林木经营管理公司分为县总公司和乡分公司。公司具有经营和管理两种职能，管理，主要是通过掌握采伐“一本账”，实行有计划采伐。乡林木经营管理公司是乡政府领导下的一个经济实体。公司作为采伐“一本账”的执行机构，承办发证、记账、销账业务，收取合理税费。“一本账”内的木材销售是合法的，“一本账”外的木材销售则是非法的。使木材生产计划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从而发挥了计划的指导作用。采伐“一本账”是在保护和发展现有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做到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采伐，因而既照顾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使得森林休养生息，保持生态平衡。由于“一本账”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从而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第三步，破除林业旧有的封闭式经济体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开放林木市场。‘首先，通过各级林木经营管理公司为林农做木材生意牵线搭桥，实行议购议销，另外还允许农民对部分木材进行加工，以增加农民收入。据统计，开放林木市场，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后，四米长、八至十公分粗的杉树和松树，每立方米的价格由八三年的六十五元七角和四十八元九角，分别涨为三百元和一百五十三元，农民平均出售木材收入增加了近五倍。其次，是减少环节。县林木经营管理总公司根据各乡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限额，制定年采伐计划一次下到乡，由乡林木经营公司将计划分配到各社员户，社员采伐后注销计划，外销开出白证均由乡公司办理，减少了审批层次，讲究了时间效益，明确了法律责任。再次，采取多渠道经营。除了乡公司这个主渠道外，当地和外地的木材贩子在认可公司基本价格的前提下，可同公司或社员户直接订货，去做木材的二道生意。多渠道经营加速了木材流通。第四，对以前的多税收进行了改革，公司和个人销售的林木只收原木税10肠、产品税5肠、管理费、育林资金和更改资金各10元/m“。其余的大头都归林业生产者，减少了多层次的“苛捐杂税”。开放林木市场是权、责、利的具体实现;采伐“一本账”是生态效益的保证，采伐“一本账”同开放林木市场的结合就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统一，.而这种统一是通过林木经营管理公司的运动而实现的。

“自营山”生产经营方式产生后，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取得了一系列的效果。首先，乱砍滥伐问题得以解决。以前乱砍滥伐现象持续不断，各种行政手段都采取过，甚至连枪都用_匕了，但无法制止。现在，由于山林是自己的，群众把“自营山”看成“致富山”，因而日夜看护，严惩偷树之徒。另外，市场开放后，树价提高了。以前外地驮树人常年不断，这些使人厌恶的“二道贩子”(往往是乱砍滥伐的一个直接原因)，现在不多了，出现的则是一批懂行的、善经营的木材商，他们如今成了群众欢迎的、加速木材流通的有生力量。其次，农民开始从山上得到实惠，造林准备比以前任何一年都好。再次，真正恢复了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堵塞了林木经营的漏洞。以前，由于林木是集体的，有些干部通过批条子，平调或古用了大量木材，群众敢怒不敢言，而现在林木自有，关系到林农的切身利益，干部批条子，捞油水行不通了。

岳西山林改革的实践充分地说明:(1)开放林木市场同乱砍滥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长期以来，合理采伐与乱砍滥伐界线不清。实际上，只要加强指导和管理，定出什么是“合理采伐”的标淮，农民就会自觉遵守，爱护自己的山林。(2)林木市场一开放，农民可以把经过批准的自’留木材同其它农副产品一样，上市场自由销售。群众看到种树有利可得，就更加爱护树木了。(3)木材市场不开放，山区农民是“种树合法、砍树违法”，没有钱花，只得偷偷砍树，木材不准上市，农民就把大材变成小材，把木材变成烧柴上市卖。现在木材市场开放了，小材、幼树，群众就舍不得砍了。“自营山”经营方式是合理调整生产关系的结果，是岳西人民对于林业发展的一个贡献，它是在计划、税务、工商等部门进行协同配套的综合性改革中产生的。三、‘•自营山”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后，岳西林业出现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局面。现在，全县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亩山场中，“自营山”为一百九十八万一千一百六十六亩，集体经营山为五十万零一百三十二亩，国有山场为四万六千二百六十七亩，大(联)户承包山为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二亩。“自营山”占全县山场总面积百分之八十，“自营山”经营户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强。可见，“自营山”已成为岳西林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主体。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没有内容的空话，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那就是要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基本的因素，一切生产工具都是由劳动者创造和使用的，一切劳动对象都是由劳动者改造和利用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怎样结合和结合得好坏，主要取决于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营山”给林农以林木继承权、经营权和活树折价转让权，肯定了林农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山场由原来的集体经营转为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林农对山林，不仅有看管之责，而且有经营之权，能得到应得之利，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经营和管理、劳动报酬和劳动成果紧密结合起来。责、权、利的有效结合，克服了“瞎指挥”、“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进一步完善了林业生产责任制。“自营山”建立后，农民欢呼跳跃。有一个时期外面谣传“自营山”搞错了，部分农民听后，匆匆跑了几十里山路，专程到县委机关打听消息，并诚恳请求不要改变“自营山”。现在，广大群众一改过去对山林漠不关心的态度，许多乡、村建立了护林组织，，确定了专人负责，普遍制订了乡规民约，联户轮流看管，广大群众管山护林的积极性高涨。群众反映:“山靠人养护，人靠山致富”。

过去，由于林农无权、无利，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植树造林效果差，管理不善，成活率低，护林不力，乱砍滥伐成风，毁林十分严重;采伐的树梢、树段丢在路边腐烂，林农说:“卖不到几个钱，还有你扣他扣，‘轮到我们没有了，让它烂吧，反正都莫想。”仔自营山”经营方式建立后，由于林木是属于自己的，减少了“苛捐杂税”(减少了五种税费)和关卡，木材可以多渠道议价出售卖高价，因而林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首先，林农改变了过去浪费木材的作法，视木材为宝，其次，林农加强了对山林的看护管理，刹住了乱砍滥伐风;再次，积极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可见“自营山”经营方式对山区林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大凡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形式的变化就一定是出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自愿，真正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自营山”建立前，岳西乱砍滥伐成风，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些地方瞒上不瞒下，主动采取了“并山”措施。如首蒲乡沈岭村的山林，原来乱砍成风，无法管理，在县委提出“两山并一山”之前，群众就自动并了起来。再比如来榜乡八三年冬就私下开会讨论，秘密地将原划的五百亩责任山同自留山合并起来，这次工作队进村时，群众就说:“你们来迟了f”’可见“自营山”经营方式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不是少数人包办的，而是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自营山”经营方式真正体现了林农的主人翁地位。“自营山”是什么性质的山?是分山单干、个体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自营山”经营方式是对于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从前面对“自营山，经营方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自营山”经营方式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因为“自营山”_经营方式坚持了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

史林范文篇6

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理解黑格尔与谢林关系的传统形象，说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者，而“这篇独特的论文达到了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顶峰”，是“稀世罕见之作”，是整个德国哲学最富创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为，“谢林真正是整个德国哲学一个时代中最有创造性和跨越度最广的思想家。他从德国唯心论的内部推动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一评论成为谢林复兴中的一个强音。海德格尔在谢林的自由问题取向上将他引为同道，并把谢林思想的任务称为“追问存在的真义”。早在1795年2月4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谢林就说：“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世界的原则。它只有通过自身展示和证明自己”。“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自由。”谢林的自由的体系的任务是思索同一性的根据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建立了一个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恶的形而上学”，通过神智论对神正论的回答，深入到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本体论神学的基础之上。

海德格尔的两部解释谢林的著作对谢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第一部解释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71）不象其两部《康德书》那样富有争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论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它同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神学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神学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学”且“非神学”的。而谢林则是“哲学与神学之间”或者说“调和基督教与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十九世纪的“调和”或“中介”，与其说是现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说是现代哲学的基督教化。“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蒂利希(1886-1965)受谢林的影响最大，他说过，是谢林决定了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发展。在第二部对谢林的解释著作《再论谢林》（1991）中，海德格尔完全将谢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即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神学），尤其是谢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说，对谢林的《自由论文》的两部解释是海德格尔讨论本体论神学主题的重要文本。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从布莱格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整个根本上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本体论与思辩神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结构便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谢林的《自由论文》是哲学史上的毫无争议的一个经典，赫费（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编了经典解释系列中的《自由论文》的解释。从这篇论文中文可以看到谢林的哲学天才和挥洒自如的文笔。谢林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吸取了奥古斯丁、路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还加入了德国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说，谢林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哲学与神学的综合性的概念：既有实在论的因素，又有观念论的核心；既有恶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谢林并未将自由概念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视为人之为人以及哲学之为哲学一直有待追问的问题本身。

谢林的《自由论文》以“对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一句开篇，（《谢林全集》标准编号，第一辑第七卷，I/7，336；汉译，页258）直接提出两个任务：第一，从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感经过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经过意志，最终将其上升为认识、知识、概念；第二，由这一概念开始探讨它与整全的体系的关系，或者说它在整全的体系中的位置。紧接着谢林十分紧凑地指出，自由的概念决不能作为一个从属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这个体系中成为核心。因为，正如谢林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谁如果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的话，谁就必然要把这种感觉贯穿到整个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为哲学的“一”与“全”（I/7，351；页272）谢林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设问：既然自由是与体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种自由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谢林回答道，自由的体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谢林解释道，这是因为圣经本身就证明了自由就是我们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页261）就这样，谢林仅仅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将自己的问题域与问题方式阐述得清清楚楚。

接着，为了论证个体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谢林就将自己一下子推到了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泛神论体系辩护和重新解释的任务之中。海德格尔说：“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整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时也把他们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必须被证明，它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得到其独立性的体系。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不象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对立的，恰恰相反，无限实体只是相对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特殊性，而恰恰要以承认特殊性为前提的。（I/7，344；页266）谢林以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与随后”关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二人的体系。（I/7，342；页264）这样谢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确立了这一体系的实在性。

要克服斯宾诺莎冰冷僵硬的决定论体系，关键的步骤是要给他输入费希特的先验唯心论的鲜活温暖的精神气息，将意志和生成的概念引进整个体系之中。（I/7，350，359；页271，279）我们应该指出这两个概念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就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就象在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信念中一样，莱布尼茨的“永恒生成”的概念认为，没有存在，只有永恒地生成。然而费希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绝对者的“自我”的本质特征，他以对绝对同一者的意志和生成克服了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分裂，这就是德国唯心论的开端。但是费希特将这一同一者视为精神性的“自我”，并由此建立了他的伦理学体系，在谢林看来，他的伦理世界秩序还不过是一种失去了实在性的单薄的体系。（I/7，337；页259）不过，归根结底，谢林认为费希特的观念论的自由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是对斯宾诺莎的片面实在论体系的突破，因此也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他体系区别于斯宾诺莎体系的特征。这就是谢林论文结尾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自由论文》显然还不是谢林所构思的整个自由体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导论而已。

实在性和精神性的贯通是谢林自我担负起来的哲学使命。（I/7，333，350；页255，271）谢林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综合在于“生成”、“意志”、“根据”和“启示”等关键概念上的突破——整个体系自身就是生成的，是基于上帝的原初意志的，是基于作为根据的上帝的，是上帝启示自身的级次，因此，自由才可以从自我扩展到整个自然?—上帝之中。在解释完体系的实在性和精神性之后，谢林着手解释自由概念的实在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完成的，恰如康德本人所说的，只是自由的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康德只是一般性地建立了自由的形式的、先验的原理，远远没有触及自由的实在性，当然更不用提费希特了。谢林建立自由的实在的和生动的概念的关键是他建立了恶的实在性概念，并进一步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的“善的意志”的观念“自由是致善的能力”之上加上了一个“恶”字，并将恶的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自由能力之中，即能善“与”恶（I/7，352；页273）。就此而言，谢林使此前的观念显得仍都是古典的。就象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一样，斯宾诺莎也同样将恶视为善的缺失，因而将二者无差别地置于其理性主义的体系之中。谢林在得到自由的生动的概念之后马上就遇到新的困境，被提高到费希特的唯心论高度的斯宾诺莎体系必须回答最为棘手的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提出的那个经典的问题：“恶从哪里而来？若是上帝存在，那么怎么能有恶呢？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怎么又可能有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谢林首先运用了从康德那里学得的对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分。这是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才能做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分。恶的可能性正是基于人类自由的本质之中，而人的自由又基于上帝之中，因此，在上帝之中必然有人致恶的可能性。难道要象有些民族神话和宗教中所说的那样，在上帝之中存在着一种善与恶的二元论或“双重意志论”吗？谢林在此特别救助于波墨的神智论的神秘主义的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改造斯宾诺莎的上帝的自因概念：一个是艾克哈特和波墨的无根据的、甚至是“无”（的上帝的概念；另一个是波墨的自我分裂的三位一体地启示自身的上帝概念。

“波墨(1575-1624)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波墨哲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最优秀的东西就是上述的新教原则，即把神灵世界纳入自己固有的心灵，在自己的自我意识里直观、认识、感觉过去被放在彼岸的一切。事实上，也是由于有了他，德国才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哲学。”这是黑格尔对波墨的评价。德国现代哲学的起源正是德国神秘主义和路德新教神学，它们使得德国哲学家的民族气质和德国哲学特殊的样式。无论谢林，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是德国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也都是新教神学的哲学改造者。黑格尔和谢林都吸取了波墨的神之自我离异并作为恶的来源，以及三位一体启示在一切事物及其性质之中的思想。虽然是巴德尔在德国掀起了“波墨复兴”，但是谢林是被公认受波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在《近代哲学史》中谢林对波墨同样推崇倍至。谢林不仅采纳神智论的思想建构自己的同一哲学体系，还采用了许多波墨的用语如无根据以及夜与昼，爱与恨等隐喻。在《自由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善与恶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普遍意志和私己意志之间，在存在和存在的根据之间，在人的自由生存与他的本质（上帝）之间充满了波墨式的斗争。

受到波墨的两个概念的启发，谢林在结束了论文的导论（I/7，336-357；页258-277）之后，以区分上帝之中的存在（Existenz）与存在的根据（Grund）开始了正题的讨论。谢林一开始就指出，存在与其根据的区分始于他自己向布鲁诺的自然观念回归的自然哲学，最初见于其《我的哲学体系的解说》之中，稍后见于他和黑格尔一起出版的《思辨物理学杂志》。但是，论到上帝之内而非自然之内的这种区分，主要还是基于斯宾诺莎的思想。根据斯宾诺莎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总在别的事物之中具有某个根据的。从这一思想出发，斯宾诺莎定义了上帝与世界或者说自然的区分，即自因的概念。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在其自身之中具有自身独立的根据。但是，斯宾诺莎的体系也同时暗示，自在的上帝是不完满和不可知的上帝。这也就敞开了通往波墨之路——上帝之中具有某种混沌、黑暗和深渊般的东西，具有某种不是上帝本身的东西，因此，也是上帝必须要克服的东西；并且上帝必须通过分裂和出离他自身才能克服这种东西。这就是上帝之内的波墨式的原始斗争：上帝之内的自然与精神，上帝自身与不是上帝但同时又作为上帝根据而与其一起存在的东西。对于谢林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的自然与活的人的人的活的上帝。在上帝之内的这种创世之前的无时间性（传统称为“永恒”）的、必然性（但同时也是自由）的同一性，只有经过善恶的“两极”分化，再经过自然、精神、爱的“级次”地启示出自身，启示为差异的、级次的世界，才能成全上帝自身的神的理智（原理智）与神的意志（原意志），上帝才真正地、永不停息地“生成为”上帝。谢林认为，只有这样的“二元论”和启示概念，才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如果从谢林的思想来看，蒂利希的上帝作为存在的概念其实并不模糊，上帝作为存在同时既是存在本身，又是存在的根据，又是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根据的存在。

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提前地说，谢林解释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成功之处与其说是神学的，不如说是首先是从其自然哲学开始的本体论的；与其说是引进了泛神论的体系，不如说是通过唯心论的同一哲学和神智论的神秘主义改造了体系的最高的概念，即上帝的概念。这一思路就解释了谢林为何在论文之中多次讨论了同一性、系词、原初的无时间性和无语词性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盛赞谢林的思想达到了最高的本体论神学的高度。

在上帝的神性的自由概念上取得了突破之后，谢林接下去要讨论上帝之内的区分在人之中是如何启示出来的。上帝在自身之内包含他自己存在的根据，由于存在与存在的根据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就不得不又悖论（或辩证）地说，上帝在自身之内既包含他自身，又包含不是他自身的他自身的根据，而这一根据他自己却“尚未”能认识，他渴望能认识到。因此，在上帝平静的被封闭着的内部，孕育着上帝生成自身、从而认识自身的无限的渴望、冲动和原意志。于是上帝从他的根据之中跃出来，就象光冲破了重力，生物冲破了胚胎或种子。这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同时也就是上帝的创世（天、地、人、万物的创造）。上帝的创世就是上帝在自然和人之中展开和启示自身。上帝将自身之内的以原初的爱的意志的纽带所连接的自然和精神，以不同的级次启示在自然和人身上，但并不是以截然分裂的方式分别地体现自然与人之中的，因为按照谢林的自然哲学，自然之中也生育着精神，而人也有其自然。也就是说上帝之内的区分同时在自然与人之中，只是级次有所不同。

上帝恰恰通过人的自由展示他自己的理智与意志、自由与必然性，也即人是上帝启示自身的他者，这是人的级次。人的本质因此就是上帝启示自身的中介或载体，用老柏拉图主义者的语言就是“物质”。谢林在此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人类学化或拟人化了，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只是在人类的原型耶稣基督身上才唯一地启示自身。上帝在人之中所启示的一方面是人的精神性的不断地超越自身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人永恒回归于其自然和根据的力量。正是上帝之中的原初的爱的意志的纽带保护人不被这两种力量所撕裂，相反，还促使二者达到各自的极限。谢林说：“在人类中作为黑暗原则的整个的力，同时也正是在人类中作为光的整个的力。在人类中存在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说在人类之中有两个中心。人的意志既是隐蔽在永恒的渴望中的、还仅仅是在根据上存在的上帝的种子，也是封闭于深处的上帝的生命闪光。”（I/7，363；页283）这句话正是理解《自由论文》的钥匙。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人类之中，自由总是要克服吞噬自己的根据的吸引之火，不断地向上上升，越来越成为纯粹的精神。就如同放纵的人身上存在着疾病的可能性一样,正是在这种本己的精神的意志之中存在着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着精神性的力量统治人的自然的僭越和颠倒。不仅如此，他更可能进一步地要求割裂上帝的爱的原初意志的纽带，成为杀死上帝的最大的恶者，就象尼采的疯人一样。恶的可能性绝不在于物质或感性事物之中，而在于上帝借以启示自身的人的精神性。谢林说，魔王本是堕落的天使长。

在人的自然、人的精神性的自由、上帝的原初的纽带这三个级次，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秩序，或者说存在着“普遍的、根据的”、“本己的、理智的”和“原初的、爱的”三种意志。这一根本的秩序正是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得以成立的三个要素。人的自由要从上帝的神性的自由或必然性来思考，要思考到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原初的归属性或者说互属性。就象一个老柏拉图主义者所持有的那种美妙的信念一样，人的自由并不是最高最广的东西，当然也是不了最深的东西，因为人是神与兽之间的存在物。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性并不是最高最广的东西，就象谢林在批判黑格尔时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他还需要爱的意志和“宇宙灵魂”；人精神性也不是最深的东西，因为它无法到达自己“黑暗的心脏”，就象后来的叔本华所显示的那样。恶的可能性既在于人的自由对于其根据的反叛，也在于人的自由对于其根据的遗忘。因此，即使不必象古老的基督教传统那样将人视为生而背负原罪的存在物，也应该看到人的生存是在危微精一的恶的生存可能性笼罩之中。谢林晚期正从这一“向恶而生”的阴沉和忧郁的基本调性中发展出他的准生存哲学的。克服这种恶的力量就是神性的爱，这种爱既是赫拉克利特的斗争之爱的意思，也是中世纪的荣耀的圣爱的意思，但决不是人的精神性的浪漫之爱。谢林最后以神圣之爱之力扼住了他所钟情的“普罗米修斯的巨人和英雄的意志”。

谢林以恶的可能性证成了人类自由的实在性的同时，也以上帝的神性的自由保证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人的自由被提升到上帝的自由的根据之中保护起来。尽管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是一种本体论神学体系，但是人的自由并未处于其核心，这是因为自由还未被提升到先验的、更不用说本体论神学的高度。人的自由仅仅是精神性的，它基于并归于神性的必然。这就意味着自由决不是人的主体性，而是人归属于自由，分享和参与自由，正如海德格尔所以一直强调的。因此，自由意志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伪概念。尽管自由仍然是生存之谜本身，但是至少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作为有限者的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并且那保障人的自由的神性自由乃是一个作为无根据本身的深渊或无。在谢林这里，人类自由的根据本身恰恰是上帝的无根据性：“黑暗”、“深渊”和“无”，但无论如何这不意味着自然或上帝并不存在的纯虚无。跨出否定本体论神学的自由的消极虚无主义那一步，就只能剩下人的有限性的自由这一积极的放纵的虚无主义了。这一步似乎是继续了被中断的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在转入讨论这种自由概念之前，我们先将《自由论文》中所讨论的自由概念作一个全面的检查。

在解释谢林的《自由论文》时，海德格尔为我们细致地清理出七种自由概念。第一种自由概念是作为无需论证的自我开端（Selbstanfangen），从自身出发（Von-sich-aus-k?nnen），这是一个最古老、最原初的、自发性的自由概念；第二种自由概念是摆脱某物（Freiseinvonetwas），这也是一个为亚里士多德所熟悉的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第三种自由概念是对于某物（Freiseinzuetwas），自我自行关联于某物（Sichselbstbindenanetwas），这是一个肯定性的或积极的自由概念；第四种自由概念是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精神对感性的统治，这是被谢林所批判的在近性主义（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康德）中非常流行的一个非本己的自由概念；第五种自由概念是道德自律的自我持存性（Selbstst?ndigkeit），是自我立法（Selbstgesetzgebung），这就是谢林所批判的康德的形式的自由概念；第六种自由概念是致善与恶的能力，这是谢林自己的自由概念；第七种自由概念是思想史上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提出来的著名的的“既不/也不”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自由”（libertasindifferentiae），这是被谢林所批判过了的一个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它是相对于必然性的可选择的自由概念。在七种自由概念中，谢林的自由概念的深刻是显见的。

在谢林对自由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路线：一种是所谓的唯心论的自由，也就是从人的有限性论证人的自由，无论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从人的道德法则出发，还是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从人的“自我”的绝对同一性出发；另一种是所谓的实在论的有根据的自由，也就是从上帝的自由和意志论证人的自由。前者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去思考何谓自由（以至于神性的自由或自由本身）；后者是从神的启示自身的必然性去思考人的可能性。前者是从有限性去思考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或者说，既非人的自由，也非上帝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的关系。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哲学人类学的路线而言，是神智论或神秘主义的路线，或者叫被恰当地理解的泛神论，其中人作为上帝启示自身的中介。这上升和下降的两条路线交织成了谢林的自由体系的结构。这两个相互交织的路线是谢林的平衡的、与众不同的视角，即如蒂利希所说的相互关联（corelative），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互属（Zusammengeh?rigkeit）。谢林将自由视为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的互属，其中人的自由是上帝的自由启示自身的中介，而上帝的自由同时又是人的自由的根据。这就是谢林的自由概念，它基于对自由的整全的目的性的理解。

谢林的自由概念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恶的形而上学”，更在于它在本体论神学上的前提，也就是谢林所说过的从恩培多克勒一直到歌德的古老的认识论原则：同类者认识同类，人通过己内之神认识己外之神。（I/7，337；页259）而与谢林的自由概念截然不同的从有限性出发所理解自由的概念则认为，这种诉诸直接性与中介性的拟人论、或上帝的形象论、或存在的类比、或神秘主义、或自然神学等等，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在神人之间具有一个无限的质的区别。正如加尔文和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那样，有限者不能认识无限。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象路德和巴特那样，坚持人的自由是一种被束缚的自由；另一种是坚守人的有限性及其有限性的自由，象康德和海德格尔那样。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在“神的暗夜”和“人性贫乏”的时代中，侈谈神性的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谢林的自由概念出发让我们设问：自由是在恰恰以完全自律的原子为系统的纽带的抽象社会中的虚无无根、丧失尺度和目的的自由呢，还是有根据、归属性的和互属性的自由？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意识是，要从现代性的自由概念中清醒地意识到自由的脆弱性、易碎性、有限性和风险性——自由从不是自明和理所当然的，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依然保持为一个巨大的谜。这个谜也恰恰是人的本质之谜，也同样是哲学的本质之谜。

在解释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时海德格尔说：“上帝不是被理解为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制作种种事物，而是被理解为生成着的上帝。那不是上帝本身的、非被创造的自然的根据，它属于生成着的上帝的本质。被创造的自然也不是要被理解为如现在所是的、如我们所见的自然，而是要理解为生成着的、创造着的自然，也即一种自身是被创造的创造物，是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所说的作为被创造的自然的创造的自然（naturanaturansalsnaturanaturata）。人也不是要被理解为那种众所周知的理性的动物，他在地球上忙碌活动，并能分解为自己的组成成分，而是要理解为那种在他自身之中同时是存在的‘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的那种存在者。”我们将简要讨论一下谢林的自然、人和上帝概念的与众不同之处，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谢林的自由概念。

谢林对布鲁诺非常推崇，当谢林开始在德国唯心论之内建立自己的自然哲学时，重返布鲁诺和波墨的传统是对自笛卡尔以来的意识、理性、精神与自然的分裂以及对它的统治的克服。在《自然哲学观念导论》（1797）中，谢林找到了新的认识之路：自然在我们思维中如何为我们而显现，为什么它能与我们的思想不可分地联在一起，也就是说，思维的主体如何成为主体。谢林认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思维和实践行为建立在无意识的自然之上。自然的创造性在意识行为之外，又与意识、理性、精神等有着共同的根据。与黑格尔不同，谢林认为，自然而非思维才是思有同一的根据。存在的同一性和绝对性是不能还原为我思和理性的，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谢林于是以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之分取代了康德的合目的性与机械性之分，指出如果以自我的视角来看，则必然无法达到合目的性的最终根据。据此，谢林批判了康德在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区分所导致的精神对自然的统治以及其自然目的论的根本困境，也同样批判了费希特将同一建立在绝对自我的理智直观而非自然之上。谢林通过对自然现象本身的思辩（如能量守恒、紫外线的存在、电磁现象、生命有机体与疾病、化学反应、级次进化论等）突破了笛卡尔和牛顿的自然观。谢林的思辨物理学是一种不同于古代的活力论或当代的自组织理论的“自然的解释学”，它建立了理解自然、解释自然作为人类意志的根据的原则，因而使评价自然科学成为可能。谢林的思辩物理学、思辩医学、思辩进化论、思辩生物学等都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甚至与约纳斯所说的“进化认识论的虚无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德国哲学传统中只有谢林堪当捍卫自然生态本体论的优先性地位。谢林总是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本体论的关系。谢林将自然视为根据与整全，他与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共同分享一种近乎神性的自然观。在生态问题上，谢林绝对是第一个先知。他的自然哲学对重新建立古老的可以克服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技术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是不可缺少的。

谢林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能是西方哲学中最深刻的理解之一。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将人视为上帝在历史中借以启示他自身的“自由的演员”：“如果我们把历史设想为一出戏剧，参与表演的每个演员都十分自由如意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这种杂乱的表演中的合理的发展过程便只能这样来设想：有一位大师给一切演员制作诗歌，这位诗人写的章句就是各个演员要演的情节，他预先把整个演出的客观效果与各个演员的自由表演协调起来，使得最后一定会真正出现某个合理结局。但是，假如这位诗人不参与他写出的剧本的演出，我们就只是演唱他已经作出的诗句的演员。如果他不是不参与我们的演出，而是仅仅通过我们的自由表演本身，不断把自己启示和表露出来，以至于连他自己的生命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那么，我们自己便是参与整个戏剧创作的诗人，是我们所演的特定角色的亲自编造人。”谢林将人视为上帝在世界历史中启示其自身的中介，作为中介者的人是自身的自由生存的自由的演员。人是自己的自由的命运的热爱者。这是谢林的自由生存论的一面。

在另一面，谢林指出人的生存的恶的可能性。恶的可能性来自人的生存中的无意识的、盲目的、意志的、黑暗的、骚动不安的那个核心：自然和根据的引力。谢林还指出这种黑暗的意志类似于生殖的冲动。恶的可能性就象是燃烧着地狱的毁灭的火焰的深渊，人总是时刻处于深渊的边缘。生存中充满了“畏”。这种“畏”不是对于死亡和无的“畏”，而是对生存中的恶的可能性的“畏”。这种恶的可能性使人实际的生存情调弥漫着悲伤和忧郁。在谢林晚期的实定哲学中，这种准悲观主义的生存情态成为未来存在主义的先兆。

在海德格尔所说的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谢林的“恶的形而上学”中，恶是理解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关键。谢林17岁时的硕士论文就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三章对有关人类罪恶起源的古代哲学命题的批判和哲学分析的尝试》。谢林20岁之前就已经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神义论》烂熟于胸。谢林和莱布尼兹一样，从人类自由的本质入手，思考恶的可能性问题，并依据同一性原则，寻求最后的根据，最终归到上帝。在这五个方面二人是相似的。谢林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理解人的本质的视界，即从善“与”恶来理解人的本质。如果恶是人类本质的不可根除的严峻的可能性，那么，在前善恶的、非善恶的、甚至是超善恶的现象学、生存论、本体论和解释学中，恶的问题的空白与缺失这一症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自由不再追问善与恶的问题，不再追问自己所归属的根基的问题，那么，自由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论证自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谢林忠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认为恶是精神性的，是由人的精神性带入世界的。谢林认为：“恶的东西没有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力量，在恶中存在的东西是善的东西。”（I/7，341；页263）恶如何有力量？那是因为恶的力量来源于善的力量，恶的力量与善的力量同步增长。恶总是借助善的名义和善的方式推行自己的力量。而对于黑格尔而言，恶是一个经验的概念，是反对世界精神和理性的力量，尽管在“理性的狡计”之下看起来好象恶推动着世界历史。维纳?马克斯就谢林观点说：“一，不同于黑格尔，人的本质不可能只是恶，而是恶在人之中显现出来。道德的东西正在于善与恶之争；二，不同于黑格尔，人的精神不可能从恶中解脱出来，人的精神正在于此一整体性的堕落之中；三，恶不仅体现在个体的自由之中，还体现在普遍性之中。这是一种普遍的现实性，也即恶控制着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四，恶也是一种生命力，是生命的自我肯定的形态。因此当历史科学着手研究越轨与偏差的现象时，它自有其合理性。”对于谢林而言，恶首先就不是一个道德范畴，恶是现实存在的，恶的可能性对于生命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它就会是完全死亡、善的沉睡。哪里没有斗争，哪里就没有生命。”（I/7，400；页317）

由于本体论和神义论的恶的问题，人的本质更加难以理解。谢林的本体论神学是从超出人的事物来看人的本质的。对于谢林来说，人是不同于上帝的一个他者，一个上帝启示自身所中介的存在者。人的本质是分有了神性的本质。谢林的上帝概念是与他的自由概念分不开的。谢林是从对斯宾诺莎的自因上帝的批判中发展出来自我分裂和自我启示的上帝，用谢林自己的话说就是，“两极”和“级次”的上帝。谢林的上帝是在理性和观念体系之外的活生生的意志，谢林的上帝概念就是“启示”。谢林说：“这是一个在上帝中被理解的体系，但上帝不是体系，而是生命。”（I/7，399；页316）上帝不仅启示在民族的历史中，还启示在个人的自由中，并且人通过自己的历史，不断地作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而这种证明只能由无限敞开的全部历史来完成。谢林的启示的上帝概念与作为根据的上帝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本体论神学的“根据律”就是上帝的启示，其中最高的争执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的自由与必然性，而人的自由归属于上帝的自由之中。谢林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同一和根据，并且同时也是整全。人不是单独和特出的主宰性的存在者，人属于存在者的实在和整全，《自由论文》的题目中的“相关对象”就是这个整全的意思。最终，谢林将人的自由奠基于上帝的自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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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范文篇7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小说、科举制度、批评

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

中国很少真正的讽刺小说。鲁迅最喜爱的是《儒林外史》。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吴敬梓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用一种夸张的同时又是艺术的笔调，将他所批判的人物的种种可笑、可鄙、可憎或可悲的言行真实地揭示出来，从而使读者认识到产生这些人物的社会的丑恶和不合理。

《范进中举》的故事，见于小说的第三回，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精彩的片断。《儒林外史》在结构上跟一般的长篇小说不同，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情节），而是各以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用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中心思想贯穿起来，加上形式上的前后勾连，衔接过渡，构成一部有着内在联系的完整的长卷。《范进中举》的故事，自成首尾，在结构上简直可以看做是一篇独立的短篇小说。但在思想和艺术描写上却不能跟全书分割。《范进中举》体现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基本特色，这就是鲁迅先生精辟地概括的：“慼而能谐，婉而多讽。”

作品开头写的是范进的主考官周进，因几十年落第，已经六十多岁了，仍未功遂名就。他满腔哀怨，见到贡院，痛哭不已，一头撞在号板上，众人急忙抢救，才算活过一条命来。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再次应试，竟巍然高中，做了钦点广东学道，一举成名。小说就通过他引出了范进。作品写道：“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这便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范进。作者通过周进的眼睛写范进形象的可怜和悲苦，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范进交卷时，小说这样写：周进“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通过衣着形貌的简单勾画，揭示出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鲜明对比。接下去写被录取做了秀才的范进为“恩师”送行，又作了进一步的渲染：一方面，是“学道轿子，一拥而去”，何等的威风、煊赫！一方面，是送行的范进，独自送到了三十里之外，怀着感激而又惶恐的心情，在那儿“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何等的卑微、可怜！这个开头颇具深意。它把两个有着同样伤心史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个因功成名就而飞黄腾达，显赫一时；一个却因科场失意而穷困潦倒，卑躬屈膝。两种不同的气派、景象，构成强烈的对照，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核心，提纲挈领，为后面从更广阔的社会幅度上揭示人们热衷科举的原因及其丑态，打下了基础。

接着作品写范进回到家里，准备参加乡试。他家生活穷困，住的是茅草棚。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出榜那天，连早饭米都没有，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起母亲那只生蛋的老母鸡到集市上去卖，准备买几升米来煮粥吃。这种一贫如洗的悲苦生活，形成了他怯懦的性格。他不安于这种命运，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他既不会躬耕劳作，又不会买卖经营。因此，不得不把改变现状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应举上。但是，每一次赴试都充满希望和幻想，而每一次又都总是失望而归。积几十年的痛苦经验，他已差不多完全陷于绝望的境地：虽然仍旧希望考中，却又几乎完全不相信会真的考中。作者非常真实地揭示了他的这种从生活经验里产生的、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捷报传来，他正在集上卖鸡，邻居找来向他贺喜，小说这样写：“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那身姿、神情，逼真地传达出那种因长期失望而产生的羞愧和怕人奚落嘲笑的微妙的精神状态，写出了此时此刻范进灵魂深处的颤抖。因此，当他面对着那张实实在在并非幻觉的捷报，证实了那梦寐以求却又以为不可能到来的东西真的到来时，这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老弱的心灵，便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他就这样发了疯。联想到刚出场时他那副冻得乞乞缩缩的可怜相和卖鸡时那张凄惶悲戚的面孔，这从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灵魂深处迸发而出的“噫！好了！我中了！”六个字，真是具有一种令人颤栗的力量。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作者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善于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上。这段故事，即不以情节的曲折和矛盾的激烈取胜，而以人物的活脱和讽刺的深刻见长。小说通过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写了各类人物的表演，主要是通过他们自身言语行动的逼真描绘，真实生动地显现其真伪、善恶和美丑的本来面目，而且发掘到人物的灵魂深处。作者并不站出来说一句表示自己褒贬爱憎的话，而褒贬爱憎的感情即已鲜明地体现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绘之中。

作者从人物关系着眼，把范进和周进对比起来写。周进是范进的主考官，却有一段跟范进相类似的伤心史。小说从周进的眼里写范进，写出他一副穷酸悲苦的可怜相，与周进的“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形成鲜明的比照。这样就巧妙地通过人物的衣着形貌向读者展示出人物在科举考试中的不同命运：一个因长期落第而潦倒悲苦，一个则困巍然高中而飞黄腾达。这实际上已为后文写范进的中举发疯，初步揭示出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接着写周进看范进的卷子，一连看了三遍，竟看出“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这显然不是写范进的文章真正做得好，而是表现主考官衡文判卷的毫无凭准，荒唐可笑。这就告诉我们：周进和范进都是几十年没有考中，而有朝一日都莫名其妙地突然考中，就因为有这样迂腐糊涂的考官。这不单是对周进本人的嘲讽，而且是对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的揭露。作者对周进这样简单几笔的描写，就揭示出范进的突然中举虽出人意外，却绝非偶然，而是腐败的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十分荒唐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

范进中举发疯，是极端夸张的笔墨。但由于作者从围绕着范进的环境和人物上，充分地写出了他之所以会发疯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因而又显得非常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范进热衷追求功名富贵的心理和行动都是不由自主的，而是受恶浊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习所支配的。在这里，胡屠户的形象反映了在八股取士的时代，由科举考试所造成的“功名富贵热”，就像病毒一样在整个社会上传布扩散，毒化人们的灵魂。不仅出入科场的士子，就连操刀宰猪的屠户，也都中毒很深。在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对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喜和怒、冷和热的根本变化。范进中了秀才时，他一边来祝贺，一边教训他、骂他，范进想到省里考举人，他嘲笑说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而范进一旦真的中了举人，在他眼里马上就变成了天上下凡的“文曲星”，称呼也立即从“现世宝穷鬼”改成了“贤婿老爷”，连相貌也由从前的“尖嘴猴腮”变得品貌非凡了。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说的一句话：“姑老爷今非昔比”了！这“今非昔比”四个字，写出了功名富贵在他心中的分量，一下子就挖掘到了人们的灵魂深处。

众邻里在这段故事中是一些连姓名也没有的人物，但他们的活动却十分重要，起到了一种从面上渲染烘托的作用。在范进中举以前，一家人穷得快要饿死，没有一个人来关心帮助；而范进中举的消息一传来，他们竟争先蜂拥而出，贺喜、帮忙，送钱送米，献尽了殷勤。通过这些人物前后态度的变化，作者在科举考试制度的背景下，写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此外还写到了有钱有势的乡绅张静斋，也主动来登门“攀谈”，并送来银子和房子。作者就是通过范进周围的人物在他中举前后态度的变化，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整个社会艳羡、追求功名富贵的普遍倾向。正是在这种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形成的看不见然而却是巨大的力量的引诱和挤压下，范进才那样舍身忘命、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举业的成功，穷几十年的精力，直到须发斑白也不肯罢手。这样，小说就十分真实地将范进热衷功名富贵，以及中举发疯的病态心理和病态表现，归结为由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社会环境。这种从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着眼去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写法，表现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现实主义特色。

小说从社会环境出发，一方面描写了范进由这种社会环境决定的辛酸悲苦的命运，另一方面又描写了他从这种辛酸悲苦的命运中产生出来的卑怯屈辱的性格。他每一试赴次都充满着希望和幻想，而每一次都是无例外地失望而归，积几十年的痛苦经验，他几乎已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热切地盼望能够考中，却又不相信自己会真的考中。小说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将范进这种从生活经验里产生的、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描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当他真的中了举，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希望一旦变成现实时，他竟然不敢相信，还以为跟从前一样是别人在欺骗嘲笑自己。当他看到那张实实在在并非幻觉的捷报时，这从天而降的大喜，竟变成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范进那颗因饱经折磨而变得老弱的心灵，便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刺激。于是，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便发了疯。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描写这极度欢乐的一瞬，从而十分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联想到他在出场时考场上那副冻得乞乞缩缩的可怜相，范进口里喊出的“噫！好了！我中了！”这六个字，这从痛苦与欢乐凝聚在一起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六个字，真是具有一种令人颤慄的力量。小说对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是极其夸张的，但由于充分地写出了他发疯的社会原因和心理依据，因而又是高度真实的。

由于作者不仅写出了科举制度外在的种种弊端，而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为科举制度折磨、毒害的人物被扭曲的灵魂深处，因而《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作者现实主义的冷峻的目光，始终不是只看见一些孤立的个别的人，而是投向整个社会的。他从社会环境来写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又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来表现病态的社会。因而，跟全书一样，我们从范进中举的故事里，不仅看到了范进、周进、胡屠户等独具性格、面貌不同的人物，而且看到了一个腐朽堕落的时代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作者对那个热衷功名富贵至于中了邪魔、被社会挤压得灵魂都变了形的卑微可怜的范进，既作了无情的尖刻的嘲讽，又表现出关切的哀怜与同情。小说行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而字里行间却时时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悲愤和哀痛。《范进中举》跟《儒林外史》全书一样，是喜剧，也是悲剧，确切地说，是寓庄于谐，寓悲愤于嬉笑怒骂之中的亦悲亦喜的讽刺剧。通过这段故事，我们可以具体而深切地体会到鲁迅所指出的《儒林外史》“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特色。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惺园退士序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见作品反映现实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资料：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史林范文篇8

关键词：汾河上游管涔山林区军事活动森林减少生态恶化

1.引言

汾河源于管涔山，从宁武县管涔山河源到太原北郊区上兰村为上游，长202公里，区间流域面积7727.1平方公里。包括宁武、静乐、岚县、古交、娄烦、阳曲六市县及太原市尖草坪区。汾河上游处于农牧交错带，历史上多次农牧冲突发生于此，战争频繁。同时由于山西自古地理位置特殊，战火往往烧遍全境，汾河上游又是军事敏感地区，大小战役连绵不断。

山西境内主要战争次数

朝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

外部战争10910717

内部战争101120724

资料来源：李燕如，胡兆亮，《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第6卷，第16期，2001年12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秦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山西境内共发生53次较大规模的同游牧民族的战争，平均每39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国家内部的战争更是频繁，共72起主要战役，平均每28年爆发一场。如此频繁的军事战争，尤其是同游牧民族的军事战争，对汾河上游影响很大，致使该地区森林惨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

2.原始森林时期——夏商周时期

管涔山区人烟稀少，北缘、南缘的河川阶地还都是草原，腹地人迹罕至，原始森林密布。夏王朝注意提倡林业，及至周王朝，其制定的森林管理制度是较为完备的，对山林养护和采伐有一系列明文规定，因此当时的管涔山区森林生长相当繁茂，“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说明当时管涔山区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好。

3.北部拓疆对森林的轻微破坏——春秋战国时期

3.1北部拓疆对森林的轻微破坏

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赵国大兴土木，构筑长城。筑城需要跨越山岭崖壑，那里的林木必得铲除殆尽；动用大批工匠施工，其抬杠架杆、取暖煮饭均需大批木材，因而对森林的破坏不小。公元前305年，雄图大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举兵北伐，拓展并巩固了赵的疆域。之后，为了图谋征服强秦，赵武灵王在宁武、朔州一带大举操练兵马，管涔山地区实际成为赵的兵马大营，森林再度遭损。

3.2森林轻微破坏的影响

由于当时赵国主要从事畜牧业，所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天然植被的破坏较轻，生态环境良好。当时汾河的水量还较大，还有舟揖之利。最能显示汾河水运能力的是史书中所记的“泛舟之役”。对这一事件《左传》中记载说：“晋荐饥，……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泛舟之役。”由此可见，当时的汾河水量大河道深，大型运输船队可逆流直抵今翼城一带，反映了当时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水土流失还较轻微，雨量充沛，河流径流量较大，具有与今日迥然不同的良好生态环境。

4.民族战争渐增对森林的局部破坏——秦汉—南北朝时期

4.1民族战争渐增对森林的局部破坏

秦至三国之际，山西曾多次发生战争，后来到十六国时期，五胡割据和北魏统—北方又多次发生战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平原地区森林因战乱破坏日渐萎缩。秦汉之际，倔起于北方的匈奴常常南下袭扰。当年被赵武灵王拓展为赵国领地的管涔山地区，再度沦为匈汉历年征战的沙场。西汉时期，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和开发北部地区，汉文帝时期就开始了向今吉县、太原以北的牧区移民，实行民屯，同时在今代县以北开展军屯。在吕思勉所著《秦汉史》中，就有“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沟注”的记载。（沟注即指今代县西北的雁门山）到汉武帝时，太原以北的地区，在民屯与军屯的合力开发下，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农区范围向北拓展到今忻州以至大同地区，就连原来“战争频繁，戎马相寻”的晋西北一带,也由牧区变为农牧兼营的地区。在军垦的同时大量移民实边进行民垦，不仅破坏了平川地区的森林，而且山地丘陵区的森林也开始被破坏。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的需要，修建了许多道路，对森林的破坏也很严重。当时煤的开采还不十分普遍，因而砍伐树木用之于燃料就成为当时主要的能源。秦汉时期冶炼业已十分发达，生产兵器和其他器物，燃用木材需要量很大。年长日久也大量消耗森林，这就造成了森林面积的减少。汾河因之在刘聪麟嘉二年（公元3l7年）、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秋、北齐后圣天统三年(公元567年)发生水灾，漂没千余家。

4.2森林局部破坏的影响

这一时期，汾河上游较平坦地区森林因战乱破坏日渐衰亡，管涔山边缘及其以外地区的森林开始被破坏，但尚未涉及总体。管涔山森林尽管局部地区的已有破坏，水土流失有所加剧，但总体生态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尚还可以。汾河远没现今浑浊，而且水量较大，足以行舟，常有许多船只来往于太原以南的河段，呈现出航运繁忙的景象。汉武帝北巡，甚至可以乘大船入汾河下游，汾河遂得“素河”之雅名。

5.频繁的民族战争对森林的大规模破坏——隋唐宋金元时期

5.1频繁的民族战争对森林的大规模破坏

隋——元时期突厥、契丹、女真、鞑靼等少数民族相继兴起，屡屡来犯，战事连绵，对汾河上游地区的森林破坏严重。唐代，晋北宁武、河曲一带，山地森林仍较富饶，岚县、离石、苛岚皆有大片松林，林区“自荷叶坪、芦芽、雪山一带直至瓦窑坞、南北百余里,东西十余里”树木周围还有清澈的水流和大片的草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专门为朝廷养军马的牧监48处，其中仅管涔山区即有天池、元池、楼烦3处牧监。“娄烦监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养马多达几十万匹”（《中国地理》1986年第8期）。楼烦地处静乐县南，唐代是朝廷最重要的军马饲牧基地。从贞观到麟德间，唐朝边境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如此浩大的马群，一年又一年地出没驰越于管涔林海的草滩林地，其对森林的毁损也不小。南宋与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以后，金人为了有效地统治汉人，开始大规模的以部落为单位的移民，并设置屯田军与汉人杂居。金人是游牧民族，对汉人的耕地也让牲畜肆意践踏，影响了汉人的正常生产，权贵们随意侵夺民田。“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广大汉民不愿受金人的剥削和骚扰，有很多人离开了原来耕种的土地，向山西的西北部迁移去另垦山地。北宋时，今岚县、离石一带还基本是林草茂密的山地，尽管这里土地贫瘠，自然条件较差，可是到了金末，已大片被开垦为耕地，这并非农业的发展所致，而是汉族人民为了躲避金人欺压的被迫行为。隋唐宋以来仍继续实行屯田制，汾河上游正处于与北部少数民族毗连的边防之地，所以在该地区军屯面积极大。军屯以发远山为主，使得田越种越高，对林草植被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在每次政权更迭，战事平息后，都要大兴土木兴建都城，大量耗费木材，而都城多在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距山西较近，运输方便，当都城附近的森林用完以后，山西的主要森林地区就面临厄运，管涔山林区也在劫难逃。

这一时期是管涔山地区森林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由于林木的大量采伐、戍边屯垦及农区逐步向北拓展，这里的森林有所减少，林木质量开始降低，但尚能很快恢复再生，森林面积与质量的变化还不显著，森林覆盖率约60％—70％。而到了北宋初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己降到60％以下，到金代进而降到50％以下，元末又大幅度地下降到40％以下，灌草植被也明显退化。

5.2森林大规模破坏的影响

森林的破坏必然影响到生态环境，突出的表现是水土流失逐步加剧，进一步出现的就是生态失衡，旱、洪、雹、冻、风等自然灾害增加。森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的严重，所带来的雨量集中、易发山洪、河道淤塞等问题是引发洪水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洪水灾害频率显著增加：从东汉初建时的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北周末的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共557年，其间山西有记载的主要洪水灾害有3次，平均186年发生1次。从隋初建的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至元末的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789年，其间山西有记载的洪水灾害有20次，平均39年发生1次。隋至元这一时期，洪水灾害频率有了显著增加。这一时期，汾河就发生过大范围的洪灾，可见当时森林植被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水土流失也较为严重。与此同时，汾河水量大减，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活动。水土流失加剧，往昔碧波荡漾，灌溉航运便利的汾河逐渐变成了旱涝无定，水源日渐枯缩，赤足可涉的小川浊流，汾河由盛而衰，由大变小的历史，也是森林植被屡遭破坏，由多到少的历史。

6.北方民族南迁与森林严重破坏时期————明清时期

6.1北方民族南迁与森林严重破坏

明清进入“小冰期”，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向南移动，时常有战事发生。洪武元年元朝残余势力盘踞于苛岚山和芦芽山一带，结寨自固，并一度占据武州。后到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军才将其剿灭。这七年的围剿战、虽然历时不长，但本区的芦芽山、宁武、静乐等地均曾为主战场，破坏极为严重。驻兵时要筑城寨，进兵时要斩林湮谷，围剿时毁林搜查，甚至不惜纵火焚林，使深山、高山邃谷中的森林惨遭破坏。正统十一年，明英宗为防北部胡人南侵，在雁门、偏头和宁武三关实行烧荒政策，管涔山森林破坏惨重。更有甚者，管涔山区的优质杆木名播京华之后，王侯公卿，达官显贵、以及边地驻将士等，都群起而滥伐。一年之内，运抵北京的木材，即不下百十万件。仅仅数年时间，满山林木，已损失了十分之六七。嗣后，大同州县官民，纷纷南下，“日夜锯木解板”，“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木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其状目不忍睹。大约又过了百年上下，原来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已是砍伐殆尽了。自1449年“土木之变”明军大败后，蒙古草原的瓦刺部常常侵扰掳掠，嘉庆时俺答部兴起，屡次入侵汾河上游地区。不少贫民为躲避杀掠之祸，纷纷逃往铁骑不宜至的深山拓坡耕种，维持最简单生活，逐渐有许多人定居下来，也加剧了摧残山区荒草植被进程，水土流失加剧，使森林的自然恢复很困难。明末的崇祯初年，一股农民义军占据芦芽山一带，对该山森林也有些摧残。

自“土木之变”到明末的二百年中，明廷国势逐渐衰弱，对北面的瓦刺、俺答等蒙古各部一直采取守势。在消极防御思想越来越重的指导下，战略上分兵把口、战术上是多筑城堡。整个明朝期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和加固长城、以及城堡等防御性工程。这一时期，明大修长城，“九边”筑成，而“九边”中有其三处于晋北地区，这对汾河上游森林的破坏很大。同时，汾河上游地区也筑了不少防御性堡寨、如宁武守御所管辖的木堡寨、就深入到本区腹地的二马营。远在山区腹地的宁化守御所就辖有14个堡寨。除了较大的堡寨、还在各处分设了许多屯寨。如此反复地建造和扩建城堡营寨等防御工程、皆系“石伐于山，木取于林，甓陶于野”。修造城堡时，所用木材、石料和土方均取自河流两岸，破坏了森林土壤，一旦遇雨、很容易形成山洪。

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元势力的侵扰,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力实行军屯,农田开垦的规模空前。山西位于万里长城内侧,“九边”之中又占其三,因之屯田一实施便首当其冲,明统治者“督责副参游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土,凡山麓肥饶之地,听其自行采择”。为了减轻粮食对军队的压力，避免运输的耗费，稳定戍边部队的军心，明代将过去的“一屯”发展为“三屯”，即在军屯之外，又推行了民屯与商屯。洪武年间，为给边塞和内地驻军开辟军粮来源，规定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山西驻军约有72800人，据永乐以后统计，山西都司屯田8.6万公顷，山西行都司屯田6.7万公顷，共计15.3万公顷。到万历初年，两司屯田数分别达到22.5万公顷和19.1万公顷，共计41.6万公顷，是永乐年间的2.7倍。明代的鼓励垦殖政策，使山西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平原已无弃地，丘陵山区甚至边远山区也都出现了大片的耕地。处于军事敏感地带的汾河上游，吞戍的人数多，森林植被惨遭破坏。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山西吕梁山，唐代已辟作林，至明清时已残破不堪。其北之芦芽山上，原来“林木参差，干霄蔽日”，到明末也都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合河记闻》中记述了芦芽山被毁坏的情景：“元裔盘踞芦芽等山，山木砍伐殆尽，道路四达…由宁化入静乐，俱为坦途。”芦牙山之东为忻州、崞县，近山的地方是不会缺乏薪柴的，可是那时的忻州竟然是绝少薪柴，前后相差，悬殊如此。与忻州隔芦芽山东西相向的兴县，下至清代中叶，当地开垦荒地，举火焚烧“丛翳的山林，始行播种。”《明经世文编》中又说，晋北雁门、偏关之间，山势高险，林木茂密，明代初年起，就视为北边的第二樊篱。可是这样的边防只维持了百年上下，就已经大举破坏，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地的驻军将士，以及本地的土著居民都群起采伐，仅贩运到北京的木材每年就不下百十余万株，满山林木以十去其六七了。后来，采伐的人更是“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大致又过了百年上下，原来一望无际的林木竟被砍伐得荡然无存。据《宁武府志》记载，明朝中后期毁灭的管涔山森林，到了清初，只是“有限山林”，“产木之处无几”。

明前期，森林覆盖率大约还有40％左右，林相尚好，明中叶森林逐渐消失。明后期腹地林木也遭到大量砍伐，几乎消失殆尽。明末时，仅在远高山还有些次生幼残杂林，原始的巨木良材已很难见到，覆盖率仅有15％—20％，灌草植被的破坏也十分严重。清朝时期（公元1616—1911年）。由于大量垦殖，不仅使森林在继续减少，而且灌草植被也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使大量山地岩石裸露，林木难以更新，迫使林区向更加深远的高山退缩，清末时，仅有山脊两侧高寒山头支离破碎的林地尚可算作林区，森林覆盖率降到10％以下。

6.2森林严重破坏的影响

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使这一地区的加速侵蚀变得严重起来，其中以水土流失的加剧最为突出。史念海先生在其《河山集》中称，山西的河流清浊变化，明代最为明显，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以汾河为例，唐代时该河还比较清澈，有“素汾”之称，北宋时仍是比较清的，到了明代就大不一样了，明代的文学家李梦阳有一次路经汾河时，看到的却是“太行西半浊汾流”。由此可见，明清时，管涔山地区的水土流失加剧。由于森林受到摧残。水土流失日益剧烈，汾河水量大减。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而到清代,虽曾有人设想“通舟于汾,制船如南式”,但汾河已无航运之可能了。泥沙大增，甚至于沙石俱下,河道常有决溢之患,这就导致了灾害的频发和河道的改徙。据不完全统计,汾河在明代宣德、正统、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共发生水灾13次。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发生水灾则多达27次。其中乾隆朝9次道也朝6次。越到后期次数越多。改道也越频繁。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汾河在文水境内西徙,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汾水在汾阳一带东徙,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汾河在汾阳又西移二十里,乾隆三十二年(公元l767年)汾水东移,由平遥界不入汾阳县界，第二年,汾河东徒,文水西徙。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汾水西徒与文水合。有时在东西二线上往复变化,有时则劫夺其它河的河道形成新的河道。森林植被的破坏影响了气候的运行规律，因此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率的增加。山西在明清时期，由于森林面积已大量减少，森林覆盖率降到我国古代的最低谷，所以那时山西的自然灾害频率也显著增加，尤其是山西的主要自然灾害——旱灾的发生频率表现更为突出。明清时期是在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之间。据《山西自然灾害》一书的资料可知，这一时期山西的旱灾年数及发生频率分别是：14世纪46次，2.2年；15世纪48次，2.1年；16世纪71次，1.4年；17世纪72次，1.4年；18世纪59次，1.7年；19世纪74次，1.4年。平均发生频率为1.7年。比隋唐宋金元时期（公元7世纪至公元14世纪）的平均发生频率3.3年显著增加。崇祯七至十四年（公元1634—1641年），连旱8年，汾河、浍河、漳河断流，伍姓湖干涸。

7.结论

史林范文篇9

关键词：林业发展；农民增收；经济效益；山区经济

近年来我州林业产业取得较快发展，但我州林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林地生产力较低，科技支撑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少，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低，投资不足，融资困难，林业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程度低，全州森林资源蕴藏的经济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尚未得到扭转，林业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充分发挥我州森林资源的潜力，有效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绿色经济强州建设，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我州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黔西南林业产业的历史沿革

黔西南林业产业在解放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更谈不到林业产业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林业生产，州县都设有林业局，乡镇设有林业站，领导全州人民发展林业生产。先后建立州普晴林场、州板坝紫胶场、兴义市丰都林场、兴仁县梨树坪林场、普安县普白林场、册享县秧坝林场、望谟县纳上林场、望谟县岩架紫胶场、望谟县红水河林场等9个国有经营林场开展营林生产，建立州巧马采育林场、州、县木材公司等11个森工企业进行木材采伐和加工，按国家计划对集体林区的木材、竹材实行统购统销。从1958年后到十年“”，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多变和人口增长，致使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加之重采轻造、只造不管、毁林种粮、放火烧山烧林，森林保存率和成林率较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造林平均保存率只23.69%，据1975年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34.09%下降到18.36%，而且林分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资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长量。

改革开放后，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业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全州各县先后办起了一批乡村林场，到1984年底，共有乡村林场308个，经营面积为50.7万亩，有林业专业户1184户，经营面积20.1万亩，林业重点户2343户，经营面积18.7万亩，联户林场90个，经营面积7.9万亩。

199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作出了十年基本绿化贵州的决定，州委、州政府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了十年基本绿化黔西南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号召。全州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目标，每年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和兑现奖惩。从1991年至2000年十年间全州共完成营造林556.35万亩，为计划任务520万亩的107%，其中飞机播种造林133.17万亩，封山育林267万亩，育苗3.27万亩。同时还建立了清水河、坡岗、龙头大山、仙鹤坪四个州级自然保护区和一批县级生态保护和治理小区。这一时期，黔西南林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林业发展由以获取产品为目的，转为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并重，林业产业结构，林种、树种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加大了造林护林的力度，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防护林比重大幅度提高，望谟县获得“全国油桐之乡”称号，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取得明显成效，林产工业向深加工、产业化发展，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随着国家重点林业项目的投入逐年加大，营造林形成规模推进，森林资源得到快速增长。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由1985年的303万亩和12.3%上升到2010年的1025万亩和40.6%。面积净增722万亩，年均增加36.1万亩，覆盖率提高28.3%，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针对黔西南石漠化面积大的情况，黔西南在治理石漠化方面进行了探索，创造了贞丰顶坛花椒、安龙德卧金银花生态经济型治理模式，兴义、晴隆车桑子生态治理模式，贞丰县获“中国花椒之乡”称号。同时，放开搞活木材经营加工市场，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重点的发展林产工业，把兴办林产工业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来抓。建成一批小型胶合板、刨花板、细木工板、竹材等林产工业和油料、果、药、茶、松脂等加工业产业，林业产业结构得到初步调整，经济实力逐步加强。国有林场、苗圃开展花卉、盆景、栽培经济作物等多种经营和加工综合利用，第二第三产业有所发展，林业产业向林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山区林业综合开发为主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林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林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充分体现，逐步朝着建立完备的生态林业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迈进。

二、黔西南林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全州林业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但同省内及邻近省区、地区相比，我州的林业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对林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缺乏科学认识

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对森林资源具有多种功能缺乏足够的认识，把林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对林业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

部分县市领导抱着“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正绩”的态度，以保护生态为名，不审批采伐木材，甚至砍伐一立方米木材都要县长、书记亲自审批，如此做法，老百姓怎么会有造林积极性，又怎么从发展林业中获得收益？中央提出的分类经营和林权制度改革，让农民通过林改获得责、权、利的想法岂不是要落空。江苏等林业发达地区，放宽对林木采伐的审批程序，林子才会“愈砍愈多”，老百姓甚至用农田造林，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务院不得不下文阻止用基本农田造林。造林（生态建设）和砍伐（产业发展）确实是矛盾的，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们又是相互促进的，只砍不造会造成生态破坏，而只造不砍同样会影响广大农民和投资者的造林积极性，同样影响生态建设，这需要我们的管理者用辩证的思维去科学认识和正确决策，不要让农民自己造林成材后还要“偷砍盗卖”，要使农民真正从林业发展中得到实惠，使我们黔西南真正实现天蓝、地绿、水青、人和。

（二）林业政策支撑力度不够

目前，林业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林业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林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已经成为制约林业产业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尚未建立起适应林业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厚的计划和行政管理色彩。一是林权制度改革滞后，林农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有森工企业和国有场圃改革迟缓，较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三是鼓励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发展林业产业的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大林业、小产业、低收入”问题突出

主要体现在林业产业总产值偏低，林业第二、三产业不发达，第二产业产值偏低、第三产业刚起步，林业产业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低。在用材林的造林树种、林种上，结构简单，虽然近年来作了一定的调整，但还未达到资源充分利用的程度。在经济林品种上，低产品种多，高效品种少；一般品种多，名特优新品种少；鲜果多，干果少。加工业方面，主要还是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精加工少；在服务业方面，主要是花卉及森林旅游，其它服务业发展滞后。

（四）森林资源偏少，质量不高，总量不足

全州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但总量仍然不足，商品性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很少，支柱产业基地尚未形成。全州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3.29亩，人均占有森林蓄积仅5.59立方米，低于全省人均4.2亩、9.1立方米和世界人均13.3亩、70立方米的水平。

（五）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一是林产工业总规模偏小，带动作用不明显；二是企业生产规模小，目前最大规模的奥森纤维板厂年生产能力只有5万立方米，与全国同行业企业比较，属于小企业；三是生产技术水平低，大部分企业采用相对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基本停留在上世纪中后期的水平，相当部分企业的生产设备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四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由于投入有限，科研力量不强，导致林业技术力量薄弱，产品科技支撑力度不够，产品附加值低；五是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由于观念和经济等诸多因素，企业员工缺少继续再教育和定期培训的机会，即使进行过短期培训，效果也不明显。

（六）林业税费过重，不利于农民增收

国家虽然取消了农林特产税，但仅育林基金和维简费就高达20%，还有增值税、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等，累计税费仍然高达30％～40%，在市场价格确定的前提下，这些费用只有由林农来自己消化，降低了农民的纯收入，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林业产业发展。

三、主要政策措施

（一）强化基地建设

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规模的原则，积极争取各级造林项目，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加快低产林改造步伐，大力发展经济林、用材林、原料林、能源林以及野生菌、花卉等林业产业基地，为林业产业发展夯实基础。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新方法，开展商品林定向培育、集约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建立稳固的、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加快现有人工中幼林抚育间伐和低产低效林改造，提高基地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二）培植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林业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各县市要将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为林业产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大力扶持培育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增强企业对产业建设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大对龙头企业的项目立项、土地征用、税收优惠、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质量认证、名牌创建、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和上市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林业龙头企业争创州级、省级和部级重点龙头企业，争创省级、部级名牌（商标）。

（三）深化林业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综合配套改革，积极完善产权处置和收益保障机制，充分挖掘林地、林木生产潜力，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发展林业产业的积极性。推进森林分类经营改革，依法放开放活商品林采伐、运输等相关政策，充分保障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林木处置权；严格公益林的管理，充分挖掘其森林景观、非木质林产品等方面的潜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非木质等林业产业。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管好用活国有森林资源，释放国有林的产业发展潜力。加快发展非公有制林业，鼓励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发展林业产业。

（四）完善森林资源流转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

各县市要尽快建立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做好资源评估、信息、林权变更、林权登记、法律政策咨询等服务。要规范林权流转程序，鼓励林农通过林权流转服务中心平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实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林木的采伐以森林限额采伐制度为基础，积极探索与家庭承包经营林业相适应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完善林木采伐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减少采伐管理上的限制条件，把采伐限额指标落实到符合采伐条件的企业和农户，保障林农商品林的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

（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对木本油料林、特色经济林、生物质能源林、花卉基地建设及科技推广、良种选育、林产品精深加工等投入。州、县财政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对林业产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围绕全州林业产业发展目标，多方争取、筹集发展资金扶持林业产业发展，形成发展合力。同时，要整合现有项目，将各级对“三农”的扶持资金和项目向林业产业倾斜，加快发展步伐。对林业龙头企业及各类经济实体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产品加工业贷款项目等，按照有关政策给予扶持、贴息。

（六）推进林业投融资改革

金融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发适合林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贷款力度和林农的小额信贷力度，并适当放宽贷款条件、简化贷款手续，拓宽林业融资渠道。要积极探索林业贷款抵押、贷款担保的有效途径，开展政策性贷款担保业务，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积极开展以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抵押贷款、wu抵押贷款等多种信贷模式。支持保险机构开展森林保险业务，加快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引导林农参加投保，降低经营林业的风险，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公务员之家

（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各县市要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加大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投身我州林业产业发展。特别要吸引鼓励国内外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投资造林和发展林产品精深加工业。同时，要做好对招商引资项目的服务，认真落实国家对林业发展的各项优惠和扶持政策，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史林范文篇10

【正文】

〔中图分类号〕A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2-0001-05

（一）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于是，在苏共中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党内有人提出：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什么不促使国家消亡呢？1939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回答。他认为，恩格斯是说过，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这一行动，将是它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以社会主义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胜利为前提的。然而，现在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因此，不应当忽视这样的事实而照搬恩格斯的观点，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所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从客观实际出发，明确而正确地提出，在苏联，不仅应当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应当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苏维埃国家，还应当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使国家形式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应当说，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是斯大林和苏共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贡献。如果当时斯大林和苏共不实现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不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国家政权，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就不复存在了。

（二）

历史是个多棱镜。今天回过头来看，斯大林和苏共的这一理论与实践，还有其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问题还有认识不清楚的失误的方面。我们看到，恩格斯认为，国家消亡还有其国内的社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使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从而使国家的存在已完全没有必要，已成为过时的现象。达到这种条件，至少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形成。然而1936年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直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没有达到这种阶段。但是斯大林和苏共却没有认真地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新国家存在和活动的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课题、新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没有切实地加以改正，从而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实践表明，这是苏共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层的重要原因，是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

第一，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新国家还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着和旧政权相类似的某些弊病的问题。

斯大林正确地阐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1]。但是这个新国家还有另一面。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这个“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还提出，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有一个“防止国家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至今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的任务。[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提出了同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旧国家的祸害作斗争的任务。他认为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广泛存在的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工农群众缺乏管理才能和经验，由于旧政权及其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的存在，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特殊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他强调，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同这些弊病作斗争，必须发扬民主，严格制度，加强监督，纯洁党的队伍等等。

然而，斯大林并未认识到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使上述弊病的存在和滋生比恩格斯所预想的还要严重和长久，从而没有遵循列宁的思路，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一贯地进行下去。由于对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断，他把外国谍报机关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以及党政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当作主要的威胁，因此，一味地加强暴力镇压、惩罚和侦察机关，不断地肃清“人民公敌”，清洗干部队伍，滥杀无辜，践踏法制，破坏民主。他也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腐化等现象，但是并没有认真地从制度、体制、机制、思想教育、作风建设等方面去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反，他搞的那些清洗镇压、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作法更妨碍了对这些弊病的认识和克服。所以，这些现象在苏联党政机关中不仅长期存在，在战后的环境中更加滋生和蔓延。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报告曾揭露说：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和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现象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裙带关系之类已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遍，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党政机关的官僚化也达到顶点。据统计，苏联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这个时期苏联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20万种之多。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员会和直属机构正副部级干部有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一件普通公文的传阅也要几星期乃至数月。所有这些不正是列宁所说的“把我们毁掉”的那些东西吗？

第二，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不发达所造成的新国家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难题。

斯大林和苏共，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又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一直未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国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问题。其实，列宁早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已预见到：“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3]应当科学地理解列宁的这个观点。他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否定其革命的进步的性质。但是，列宁的观点告诉人们，经济决定政治，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成熟性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不成熟性，从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1936年的苏联，并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比较低下，只能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不能完全消灭广泛存在的社会阶级差别。人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贫富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还广泛存在着显著的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些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正如列宁所说的“有趣现象”。一个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却要制定和实行一套法规政策来维护这些社会阶级差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各自的权益。自然这不是新国家的目标，它还必须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有秩序地使社会阶级差别归于消灭，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尖锐而复杂的任务，新国家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持正确的政策，就难免发生失误。超越或者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就会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乃至站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对面。我们看到，斯大林和苏共未认识到这个复杂的问题，更没有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一套解决这个任务的有效思路。到了斯大林的后继者那里，天平急速地向党政领导干部倾斜，分配制度的政策变得有利于党政领导的待遇的提高。据统计，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党政领导干部除了享有各种特权之外，其薪金收入已是一般职工的30倍～44倍之多。这就拉大了党政干部与一般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89年～1990年的调查材料表明：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苏共代表工人的只有4%，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只有11%，苏共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与此同时，苏共还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搞“全民国家”，消灭三大差别的名义，不合理地降低脑力劳动者的工资待遇。1940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差别为1:2.1,1960年为1:1.5,1980年又降到1:1.1。这是违背科技革命和时代潮流，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严重错误，是凭借政治权力推行的一种倒行逆施，是造成苏联社会生产发展停滞、社会体制僵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表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已走上了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蜕变的道路。

第三，斯大林和苏共忽视了在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由于分工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成员存在着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客观可能性。

恩格斯阐明：“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4]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基本观点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指针。

人们看到，苏联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变革不可能立即改变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并使其不能再生的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没有超出“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数剩余”的阶段，“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阶段。因此，在苏联社会里，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事实上是在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的“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苏联社会体制下，这个社会群体比之旧社会的官僚阶层还拥有更大的权力，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掌握着支配和管理全部社会经济的权力。这样，苏联党和人民政府就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难题：在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工还必然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如何使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执掌国家政经大权的社会群体不由社会公仆变成为社会主人，不蜕变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自然，后来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比恩格斯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恩格斯所说的两条办法也是远远不够的。但他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从实践经验中找到解决办法的思路，其意义是深远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和苏共对这个问题始终缺乏应有的明确的认识，更没有在实际上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所以，在苏联，这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群体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由于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能够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代表人民利益，基本上保持了社会公仆的本色。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后继者原本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党政机关，挂上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牌子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是为了在苏联这个经济落后、存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社会中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苏联实行的那套僵死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民主与监督的权力结构和干部任职在事实上的终身制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口号，更为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实现升官发财，取得特殊利益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合法的外衣。随着这些人成为苏联社会中那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掌握国家管理大权的社会群体的主体，占据了领导地位，苏联党政机关及其主要工作人员已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形成为一个高踞群众之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对于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存在，目前学界已取得共识，当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是一把锐利的解剖刀。掌握运用它，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出苏联失败的真正阶级原因。

这个特权阶层，照俄罗斯学者博哈诺夫在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俄国史》的估计，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共约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它是由于苏联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不可避免发生的争取必需品斗争从而使许多陈腐东西死灰复燃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在苏联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土壤里由于认识、体制与政策上的失误而生长起来的一个“寄生赘瘤”。它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实质上是压迫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其共同的利益在于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强化给他们带来优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阻碍生产力发展、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僵化过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因此，在苏联垮台前，他们是苏联社会中最强大最顽固最疯狂的反对改革的势力。而当改革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时，他们就运用手中的权力，把改革引上通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并制定有利于自己，将公有资产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的法规政策，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同时又组建代表和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和阶级地位的政治集团和政党，采取多种方式操纵政治权力，成为赤裸裸的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内在的阶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源。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苏联垮台后，在俄罗斯为什么四分之三的新政府官员和三分之二的富翁是原来苏联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同志”了。这是非常需要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

斯大林和苏共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其思想理论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

他们主观地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忽视了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因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观愿望之上，后来又搞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而对于经济文化不发达以及由此产生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则缺乏充分的认识，更没有切实地加以解决，结果积重难返，毁于一旦。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社会，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和弊病，从而只是防范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威胁，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不成熟与存在的旧残余可能发生的腐化变质，结果发生了党政领导集团的变质，导致失败。他们片面地夸大社会革命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客观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也是不能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明：实现共产主义，彻底消除阶级差别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在苏联，社会革命的成功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确实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但是这本身决不等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而他们却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彻底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实际经济前提已经具备，一劳永逸地建立了没有弊病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从而忽视分工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不去认真解决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结果导致苏联党政领导集团蜕变为“特权阶层”、新的剥削阶级，使苏共彻底瓦解，苏维埃政权完全失败。

以上论述表明，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及其后果是惨重的，甚至是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不敢正视这种错误并不善于从这种错误中吸取教训。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和应用时曾深刻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暂，长一智’”[7]。对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这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留下具体的意见。教条式地照搬他们根据发达国家情况所提出的论断只会坏事。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从自己的实践中探索创新，包括从错误中学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8]这个共产主义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和苏共的错误就是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结论却丢弃了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终于酿成大祸。苏共失败后，西方思想界曾风行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失败。其实，这只是一种皮毛之见，反映了他们的偏见，也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事实是雄辩的，深入分析苏共在社会主义及其国家制度问题上发生的失误，不难看出，它恰恰是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恶果。反过来说，它又有力地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不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逃脱不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参考文献】

[1]斯大林论文集：上册[M]．2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12-13．

[3]列宁选集：第3卷[M]．2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756,12-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39．